让法治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摘 要：农民富则国家强，农村稳则国家安，农村法治建设是保证农村稳定的坚实基础。没有农村法治建设就不可能有法治国家的实现，只有扬起法治风帆，进入法治航道，让法治思维贯穿农村发展的各个领域，才能保障农村改革顺利进行，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本文旨在梳理加快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剖析当前农村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探索出全国吹响乡村振兴号角的背景下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乡村治理;法治建设;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全面振兴和发展。法治建设的根基在基层、薄弱区域在乡村。乡村治理，法治先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除了推动乡村政治、经济、乡村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发展，更应该注重乡村法治文化的培育和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只有形成良好的法治乡村环境，才能有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及美丽乡村建设得以顺利实施。
一、加快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国无法不立，民无法不治”。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而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基础和关键。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法治乡村建设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乡村治理法治化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加强法治建设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鄉村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基层，是社会的终端和末梢。法治乡村建设，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只有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才能夯实法治社会的根基，筑牢全面依法治国的根基。
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加快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改善农村的法治环境，确保农村和谐稳定、长治久安、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老百姓对法治的渴望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迫切，对司法的公正公平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期待，对知法、守法和用得来法、用得起法以及方便用法的愿望更强烈。法治乡村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如果推进不力，那将一树动百枝摇，对全面依法治国产生重大影响，必将滞后我国法治社会进程。
(二)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
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2020年我国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小康水平的这一目标其最大阻力来自乡村地区，但无法否认的是，乡村也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最大的发展潜力。所以，乡村治理法治化不仅是妥善处理我国乡村问题的关键良方，还是落实“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主要政策保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而发达地区则要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追求公正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和谐共享全面小康就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重点和难点，而法治是全面小康的核心指标。从这个角度上讲，法治乡村建设既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
(三)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当前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突出问题，都需要通过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需要法治来保障。只有通过法治乡村建设，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制度化、法治化的保障。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农村治理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在农村治理实践中，“法治为形、人治为实”现象较为普遍。从普通群众来看，法律意识淡薄、用法意愿低，往往“遇事找关系、办事讲人情、信官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的思想和观念根深蒂固，极个别“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现象滋长了歪风邪气，影响了农村稳定，不利于长治久安。只有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引导到法治的轨道上，树立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依法治“权”、依法维权，遇事找法、公正用法，真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法治信仰，乡村将稳如磐石，才会实现乡村真正的振兴。
(四)乡村治理法治化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有力抓手
乡村治理必须实现法治化，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乡村社会才能有条不紊地运转。缺少了法治保障，自治和德治也将大打折扣，无法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必须推进法治乡村建设，贯彻落实依法治理的理念。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乡村要建成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治理。“治理有效”在实现乡村振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呈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利益冲突显性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各种矛盾纠纷，通过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是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
二、乡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的困境
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中相对独立的治理领域，乡村基础秩序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乡村治理的目标更为复杂和多重化，从而使得乡村治理法治的实现更加艰巨。随着七个五年普法规划的实施，农民的法律意识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用法维权能力也不断提高，法治建设取得可喜成果。但是一些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着村干部“官本位”思想、村民遵循“习惯”先于法律思维、法制宣传教育缺位以及法律服务体系滞后等现象，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进程，阻碍了乡村的全面振兴。
(一)村干部存在“官本位”思想
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配套落后，创业环境和发展待遇不优，导致农村大批人才流向城市。选聘在农村的大学生村官、驻村第一书记等高素质人才服务期满后留在当地的少之又少，村里的村干部以当地有一定威望或者影响的人居多。他们在村里掌握着管辖范围内人、财、物、事的支配权，在村级事务的管理上拥有绝对的权威和话语权。一些村干部存在“官本位”思想，缺乏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本身法治素质不高，遇到问题和矛盾往往习惯于按照传统方式或者自己的意愿办事，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尽可能最大化地用足，也不愿意按照法律的方式来管理村级事务。村干部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和领头雁，如果让传统的官本位、权力至上等思维定势和办事习惯仍然占主导地位，思想一旦跟不上法治社会的要求，就会严重制约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在乡村社会的形成。
(二)村民遵循“习惯”先于法律思维
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观念在乡村地区往往更能够衍生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人情社会、熟人社会，乡村社会更是如此。在聚居的乡村社会，乡村社会里人们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亲戚关系，人情是乡村社会正常运转得以维系的纽带。在这个人情社会里，受传统思想的的影响，人们办事“讲情面”，总是按习惯依据人情处理各种事情，希望通过特定的人情关系实现自己的需求，这往往使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法律采取变通适用。所以，在遇到事情或者有矛盾争议时，村民首先想到的不是有没有法、合不合法的问题，不是寻求法律途径，而是习惯围绕“权”“钱”“情”等因素来寻找问题的解决路径。比如通过比较有威望的第三方(村支书或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等)的主持评判，调解解决问题。不可否认在许多事件中，过去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效率高，而且成本费用相对低廉。但不能忽视的是村规民约其本身具有诸多弊病，在一些方面有违文明进步的思想，其中有些行为甚至会触及法律底线，与法律条文相违背，如此不仅不会助力乡村法治建设，反而与乡村法治建设背道而驰。
(三)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缺位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的惠民政策的实施，农业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绝大多数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改变了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农闲时间相对延长。但是，在农闲时期，村里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家中留守的往往只有老人和孩子，农村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给集中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带来困难。在农村，农民是农村法治建设的主体，推行法制宣传教育，没有农民的参与显然是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的。长此以往，村民因得不到系统的普法教育，導致法律知识欠缺、法制意识淡薄。
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农村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法制宣传教育，对于部分村来说，仅仅是一项软工作，没有硬的考核指标，因为它不像其他工作一样，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有些村对于法制宣传教育仅限于村部内的一两块宣传栏，法制宣传浮于表面，只是村里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农民群众本身根本得不到教育，形成宣传教育“死角”。法制宣传教育自然难以推行。还有一些村经济基础薄弱，法制宣传教育经费紧张，宣传读本的紧缺、宣传设备的落后，都成为制约农村法制宣传的客观原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村普法人员力不从心，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农村法制宣传在广度和深度上大打折扣。
(四)农村法律服务体系滞后
农村法律服务体系是建设法治社会、破解“三农”难题的重要途径。基层政府对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视不够。这是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客观原因。一些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多数人力、物力、财力向经济建设集中，忽视了对地方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由此，他们自然无法了解什么是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对法律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作用也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更谈不上广泛参与了。就中国的大部分乡村地区而言，法律服务机构的数量少、工作效率低，且多数为法律服务所和国家公益性的法律援助机构，缺少权威性的法治机关。此外，由于法律知识的专业性、难度性和就业空间等原因导致绝大多数法治人才流向一二线城市，从事乡村法治服务工作的人才更是不可多得，难以满足乡村法治的需要，村民的法律诉求很难得到满足。由于缺乏统一的法治环境，不但制约了乡村地区和农业产业的发展，而且更是直接对村民的切身利益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法治先行，助力乡村振兴
法治乡村要求乡村治理体系应当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运行，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任何一环都不得与法治的要求相悖。
(一)在立法上，必须关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应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探索完善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改革”“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的要求，增加相关领域的法律供给，或对已不符合发展要求的部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废止。
(二)在执法上，应当进一步完善乡村执法队伍建设，强化对执法工作的监督。一方面，通过定期组织执法人员进行规范执法教育，提升乡村执法队伍法治意识和职业素养，进而提高其行政执法水平，做到规范执法、文明执法。另一方面，健全乡村行政执法机制，推动执法队伍整合、执行力量下沉。明确工作责任，加强对执法工作监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侵权须赔偿。
(三)在司法上，应当进一步提高司法机关办事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实现司法救济。基层人民法院要主动在涉农案件的立案环节提供便捷服务，妥善审理诸如农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农地征收征用等关涉农民重大利益的案件，并加大涉农案件执行力度。人民检察院应加强涉农案件的诉讼监督工作，确保法律正确平等实施，充分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四)在守法上，加大普法力度、完善法律服务体系是关键。
现在农村普法的主要任务，既不是单纯地把法律文本“送”给农民了事，也不是单纯地把法律知识“教”给农民，而是着重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逐步培养对法治的尊崇和信仰，让村民成为“主角”。通过开展法治竞赛、放映法治电影、组织法治文艺节目表演、利用门户网站进行宣传等“接地气”的方式，增强普法工作的吸引力。在法律服务方面，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推动实现法律援助在乡村的全覆盖，增强法律服务工作的主动性，使村民“找得到法”“用得到法”“信得过法”。
结语
乡村振兴，法治先行。理想的法治乡村，要求在立法上合理分配农民的权利，在执法上将农民的应然权利落到实处，在司法上保障农民受到损害的权利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且农民群众能够通过自觉守法、积极守法而获得相应的权利。乡村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助推乡村振兴，法治护航不可或缺，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我们不仅要站位全局来认识，更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勇气脚踏实地抓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有效提升基层“两委”的法治思维和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引导农民群众以昂扬的斗志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触发内在动力，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参考文献
[1] 《浅谈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孙昌乾，《经济研究导刊》，2019年第21期;
[2] 《农业振兴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法制化建设策略研究》;党敏，《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19年5月(下);
[3] 《论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及对策》，涂丹，《法制与社会》，2016(15)。
作者：崔荣方
乡村环境整治，正在全国乡村加速推进。
正如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的审议时所说，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良好生态，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
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正在统筹谋划中科学推进，而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则是第一场硬仗，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支撑。
从东部浙江到西部四川、贵州，从南方广东到北部东三省，农村的人居环境正在“三年行动方案”中迅速推进，而县域，正是主战场。
农村人居环境要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这是三年行动要达成的目标，从生活垃圾处理到卫生厕所普及，县域责艰而任重。
千村示范的浙江范本
将目光投入乡村，进行环境综合整治的，可从两个省进行观察。一为东部沿海的浙江省，二为西部内陆的四川省。一东一西，发达地区与西部内陆，颇具代表性。
浙江省是全国最早展开乡村环境整治的省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15年前在浙江亲自推动的富民工程。2003至2018年，浙江省15年间扎实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的乡村环境整治直击核心：美丽。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丽生活，“三美融合”，一切都着眼着力于美丽，做大休闲农业、生态农业、创意农业、体验农业，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打造美丽家园，带动产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乡村人才振兴时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人和人才是产业的基础，没有人和人才，就聚集不起产业，就发展不起产业;只有让乡村美丽宜居，才能形成吸引力，吸引人和人才扎根乡村，从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浙江省的“三美”乡村环境整治路径，可谓直击核心，着眼于让乡村美丽，吸引人力资本，从而推进乡村提质发展。
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倡导和主持下，2003年6月，浙江在全省启动这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15年持之以恒，一届接着一届地干，浙江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在安吉、德清、富阳、临安、诸暨、丽水、衢州等地，美丽乡村次弟绽放，“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示范县”“整乡整镇美丽乡村”“精品村”“美丽庭院”等一个接一个的出现。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累计有2.7万个建制村完成村庄整治建设，占全省建制村总数的97%，浙江乡村整体人居环境领先全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抓乡村环境整治，让乡村变得更美丽，带来的正是“美丽经济”。浙江的“美丽经济”带来了乡村的振兴，还巨大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2017中国百强县创新发展论坛”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浙江占23席，排名全国第一。
在浙江安吉县，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让村庄美丽起来，让生态产生效益，其乡村风貌与欧洲乡村相比也毫不逊色。“美丽经济”已成为其靓丽的名片，财政年收入从6亿多元猛增至60多亿元。
其实，地处西部内陆的四川，早在2009年，也将治理的目光和重心放在了乡村。那一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全面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决定》，其目的是改善人居环境、容貌秩序和发展环境，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而其目标是到2011年底，全省所有县级以上城市、80%的乡镇、60%的村庄达到“四化”标准，县级及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污水处理率等主要环境指标力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和西部地区领先水平。
经过多年的大治理后，四川逐步形成了城乡容貌改观、环境管理有序、城镇品位提升、发展环境优化、居民素质提高的局面，推动成都建设成为了西部特大城市，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世界最佳新兴商务城市、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中国城市综合实力十强。
在保护中留住乡愁
现代化的中国是从农业农村社会的中国进化而来，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给中国烙下重重的乡村烙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不改的何止是乡音，还有故乡那千百年不变的风貌。是的，农耕时代，乡愁恒久不变，田陌、炊烟，鸡鸣、狗吠，都留下浓重的乡村印记，以至于留下了众多美丽的乡愁诗篇。
可如今，社会的车轮飞速驶过，一日的变化相当于以前数十年的变化，一年甚至数月回乡，就恐怕找不到故乡的影子，沧海桑田的变化，让乡愁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很多90后、00后，甚至不知乡愁为何物，很多人在城镇中不停迁移，甚至来不及看清周边的街道或者店铺，就又辗转到了他方。
乡愁，如今已成了需要保护的珍稀物件儿，再不把乡愁保护下来，乡愁也会消失了。这虽然有点耸人听闻，但保护乡愁，的确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责任。而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就显得格外重要。
“统筹兼顧农村田园风貌保护和环境整治，注重乡土味道，强化地域文化元素符号，综合提升田水路林村风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就明确这样提出，“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保护乡情美景”，其目的，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庄形态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
何止乡村人居环境整治需要保护乡愁，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中也在保护乡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其中的名句，成为生硬规划中最触动人心的经典辞语。
浙江省的乡村建设之所以成为经典和示范，固然与其“三美”理念密切相关。村有千百种，特色、风情各不同。虽然各不同，但发展方向却是万变归一：让乡村变美。以美为宗为归宿为节点，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分类探索、先行先试，建成了一大批“生态村”“民俗村”“花园村”“文化村”。早在2003年4月9日，习近平第一次到湖州安吉调研时，就嘱咐当地干部：“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抓，决不能松懈，更不能反复。”生态理念与“三美”融合，却让一个个乡村美丽起来、生动起来、鲜活起来，让乡村变成一个又一个的美丽花园，并创造出了美丽乡村的休闲旅游经济。
记者注意到，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出台后仅仅两个月时间，广东、河北、贵州等省市也接连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案，一场全国性的乡村大整治在全国县域广泛展开。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事关乡村大振兴的宏大战略，作为中国发展短板的乡村，正在开启新一轮的复兴。
让乡村成为“诗和远方”
对城市而言，乡村就是“诗和远方”。“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陆游的眼中，乡村是生动鲜活的，有了乡村，就有了无穷的向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陶渊明喜爱乡村的一切，深巷中的狗吠，桑树巅的鸡鸣，都让他留恋。没有乡村，何來“诗和远方”。
未来，中国的乡村应该怎么打造?又该如何振兴?是都像城市一样，建成高楼吗?如果城市和乡村都成高楼，让农家上楼，失去庭院深深，乡村之美农家之趣又如何展现?又如何呈现“诗和远方”?
中国有乡村整治的浙江范本，而经过多年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四川，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在金堂县，就形成了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与中国传统孝善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样本。
2009年，金堂县启动了农村环境治理，通过开展“七乱”治理，农村整体面貌明显提升。自2014年又开启“四改六治理”十大专项整治行动，开展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百村容貌整治，在全县农村全面推行村民自治，注入传统孝善文化，推进环境治理向村庄、院落延伸。以前，金堂县有25条黑臭河渠，经过整治后，15个乡镇几十个乡村的河渠不再污水横流，反而变成了美丽溪河，水质得到净化。在金堂县转龙镇大桥村，这里已是水清如画，蓝天白云，桃红柳绿，小桥人家，处处都是动人的乡村美景。而金堂县，也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水城”。
在金堂县，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环境整治经可供借鉴。金堂本不是富裕县，政府却巧妙地投入不多的资金，“抛砖引玉”，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撬动起更多的乡村资本，共同打造美丽整治的川西坝子，留住“诗和远方”和乡愁。而中国大部分的县域财政并不宽裕，如何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完成三年行动方案确定的治理目标，金堂经验有了可供复制与推广的典型价值。
治点。金堂县对场镇实行清洁公司管、门前商户管、秩序城管管“三管”。聚居点实行“村建户管”，以村民自治的方式，由村委会整合相关资源完善小区绿化和公共活动设施，由小区业委会进行小区清洁和秩序管理。院落整治结合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实行“一方申请二方报到三方会商”制度。散居农户则要求农户做到地清洁、物有序、人精神。
理线。道路沿线治理实行靓化和洁化。即对道路沿线的边坡、乱石等进行清理和平整，并在显要位置栽植观赏树种和具有本地特色的植物，由各村(社区)组织保洁员定期对道路沿线杂草、垃圾等进行清扫。河道治理做到“减排正源、打捞清流、植绿成景、疏浚防灾”。
修面。结合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和农村危旧房改造工作，采取“政府补贴一点”“农户自筹一点”的办法，引导农户进行房屋外墙粉刷等风貌整治。同时启动牛皮癣清理和养殖棚清理工作，改变农户乱搭家禽畜养殖棚、家禽畜散养的不良习惯。
村村注入孝善文化。文化振兴是乡村五大振兴之一，而金堂县从古至今就有孝善之乡的美名，记者在金堂不少乡村看到，很多村建了孝善墙，不少农家的墙上植入了孝善文化，孝善随和可见。在金堂县，还建有一个占地1200亩的主题公园，公园内分为雷锋园、好人园、名人园、孝心湖、诚信林、法治林、友善林七个部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展现当代雷锋事迹、本地好人好事相融合，以园中园、园中林的形式呈现。
从城市到乡村，金堂县还推出了“新二十四孝”评选，“孝子行”“百寿宴”“敬老承诺”等系列民俗文化活动，建有“孝心墙”“孝心湖”“孝心街”等孝善文化地标;组织开展了“孝心示范村”“孝善社区”创建活动，还开展“孝亲敬老之星”“孝亲敬老模范”“好媳妇”等主题评选活动，文化已在金堂县的乡村悄然振兴。
在金堂县的乡村，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川西坝子的美丽与恬静，体味到了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作者：车文斌
摘 要：中国乡村何以衰落又何以振兴的问题是理解当下乡村转型的关键。在生计、社会与文化之外要附加上人这一要素，因为，有人才会有乡村的存续和发展。乡村振兴需要一种使其发生转化的“嫁接隐喻”和“化学反应隐喻”。乡村自身的发展及其并接到世界总体性发展中去的那一共有历程值得关注。村民在当下有一种他们自己的乡村文化选择，对此应保持一种理解的心态，承认他们自身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此来反观我们自身。乡村振兴要与时俱进地注意到乡村农民群体和基层组织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在这个过程之中所发生的一种新的接触、合作与转变，以及由此而带动的一种乡村文化转型的可能性。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乡村转型;文化转型;乡村生活
文献标识码：A
Rural Cultur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Observation Approach and
the Social Practice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ZHAO Xudong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The reason why rural areas in China declined then revitalize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rural transformation. The element of people must be added to those of livelihood， society and cultur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side relies on people.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a “graft metaphor” and “chemical reaction metaphor” to make it transfor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itself and the common course when linking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deserve our attention. Villagers now have a choice of their own rural culture， to which should maintain an attitude of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ir own cultural existence， in order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pay attention to a new kind of contact， coop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easant groups and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ces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rura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it as well.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ulture; rur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rural life
对于乡村振兴，特别是真正有心于中国乡村文化，并关怀作为基础文化上的乡村振兴的人而言，我们可能需要去真正问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什么算作是中国的乡村?其次，乡村究竟何以会出现一种衰落的迹象?再次，基于这样的一种衰落，且总体走向上也许为不可恢复性的衰落，我们又该如何去做一种乡村振兴的实践或实务呢?在这些问题之间，很显然是既相互关联，又各有各的问题意识发生的场景。要想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基于实际观察的详细解答，便有必要在下文之中去分而述之。
一、什么才是中国的乡村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乡村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生计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就生计、社会与文化这三者而言，如果必然要附加上“人”这一基本要素，那可以进一步去推论出，基于“人”的这一要素向度的相互搭配之后而组合出来的三种关系，正是这些关系的存在，或许是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乡村在过去和未来发展历程的一个框架基础。
这些关系具体而言，首先，便体现在了生计意义的人和土地的关系上;其次，体现在了社会意义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再次，还体现在文化意义的人和神的关系上。这三者之间看似各自独立，不可相互化约，但实际上在乡村社会中却又都是有机且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没有一个要素是独自存在而不受其他要素影响就可以发挥其作用的，这具体体现在了如下诸方面，并嵌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可以由此直接地观察到。
首先，看人和土地的关系。在中国乡村社会中，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表现得最为直接，也最为基础的，既不能脱离，更不能将之抛弃，特别是对于一个以农业立国的传统国家而言，情形更是如此。换言之，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之中，生活在那里的人，谁也无法真正脱离开一片人赖以为生的土地而存在。在一种人耕耘土地的文明史所形成的人和土地之间长期而深邃的关系之中，很自然地，也一般不会去怀疑的一点就是，人们会虔诚地相信，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必然是源自于土地。也就是人们会相信，可以从年复一年丰厚的土地播种生产的回报之中去创造出生活中的一切出来，农业因此也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其中，并对土地本身深怀着一种“命根子”一般的基于敬仰和崇敬的辛苦劳作。在许多有关中国人的故事之中，甚至是域外之人对于中国人的整体印象之中，他们最为乐于去讲述的故事也往往是一位即將远离故土之人，在行前会由父亲或母亲给他揣上一把家乡的泥土，以此来提醒他在遥远之地要如何保持对于自己生养之地泥土的眷恋，换言之，也就是对于家的依恋。而在人死之后，传统观念上，根深蒂固地，要尽可能安葬于自家的祖坟之地，假设没有这种可能，至少也要在棺木之上撒上一抔家乡的泥土。而每年祭奠祖先之时，则是要在自家祖坟的坟头上添把新土、压上新纸，以此作为一种对祖先亡灵的最好告慰。因此，在一种文化的观念之中，活着的人、故去的祖先以及家乡的泥土，在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约束之中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不可分离。
对于中国乡村的土地而言，有一种图景是从南走到北以及从西走到东的人所印象深刻的。在那里，大部分的土地无疑都是用来耕作和出产粮食的，对每户农家而言，一点点有限的、真正可以用来耕种的土地很少会是被无端地挪为他用的。如果还有机会去看某个最为“封闭”以及最为“传统”的中国乡村，那里的房屋一定是低矮，面积狭小的，很多时候大约仅可以容纳一家几口人的晚间休息，而这对普通大众的生活而言便可谓是一种满足了。因此，简朴、勤劳以及耐受力便是这样的社会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性格特征。这种不太在意居住空间的大小，更多心思是用在了田地生产上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真正属于农民生活的观念和价值。很显然，并不是人们在心底里不想要更大一些的房屋，而是土地出产的有限性的压力，无形之中也抑制了人们在这方面的“非分”之想，它客体化并象征性地体现在了各种形式的民居建筑之上，它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高、大、上，而恰恰是传统上的低、矮、小。这样一种乡居建筑的传统，它实际上也在空间安排上刻意压缩了人的欲望之中对于居住空间可以无限扩大的各种无意识渴求，或者说这种欲望从来就不曾有过给予其直接表达的机会，而房屋的空间也无形之中限制了这种表达的可能。但这又反过来在无意之中保有了一种可以出产一家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粮食供应的耕地面积的最大化，“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最为真实地深嵌到了一种人和土地的捆绑式的关系之中的。
也可以肯定地说，对于传统时代里的人而言，今天意义上的所谓一大片一大片的“建设用地”的观念是没有的，至于占用出产粮食的农耕土地的非农开发，也是农民思维中原本所无法企及或渴求的，人们生活的一切都是在于如何能够利用最大可能土地的面积去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以此来供应最大可能的家庭生养人口，而不是擁有大而无用仅以用来显示豪华空旷的一处处的居所，这在纯正的农业社会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举目四望，大片绿油油、黄灿灿的农田包裹着数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然后由一条条狭窄的土路跟外部世界相互联结在一起，这便是纯正农业社会中村庄的形态。从华北大平原一直到黄河以南的中原腹地，再跨越过淮河、长江到达长三角、珠三角的极为广袤的南方区域，大片的良田都是这样一点点地通过所谓人力和畜力的农耕劳作模式，一代又一代人的接替和投入，逐渐才有的一种从荒地到农田的农业生产上的拓殖。由数个世代所积累起来的此种观念，支撑着这种根基于土地农业的持久，不会被随意地遗弃掉，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始于农耕并止于农耕的中国乡村生计图景的整体景观。比如，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大平原，恰恰是因为有了都江堰的水利工程，造就了一种旱涝保收的自然供给，而使得这里的农业能够为每一位所谓“川西坝子”之人都提供一种可以安身立命甚至富足闲适的生活滋养。
可以想见，基于土地收益的传统农业，其最大的特征便是可以吸附大量的人口在有限面积的土地上耕作，同时也因为有基于精耕细作的粮食的稳定供应，无形之中助长了一种人口的增加，并且，如果有更为持久稳定的农业收成，这种人口增加的速度必然会加快。可以肯定地说，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恰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才会发挥其强大的约束性效应的。在农业社会之中，大量的人口会依附于土地而生存，土地成为了他们生活得以维持的保证，因此对一个农业社会而言，要去解决的核心问题必然就是所谓的“吃饭的问题”，也就是从农业实际出发如何能够真正使自己富足，并使得生活持续、稳定而有一种坚实保障的问题。
这随之便衍生出如何去处理基于资源分配、交换以及社会再生产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每个中国乡村而言，它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社会，至少在当地人的观念中便是这样认为的。在这样的乡村之中，小到几十人、数百人，大到数千人不等，大家因此而聚居在一起，彼此熟悉，往来密切。在这其中，传统的家族组织往往是此种聚居的核心形态，人们因为血亲关系的缘故聚族而居，形成单姓村，或者以某一家族姓氏为主的多个姓氏的杂姓村，而以现代村委会制度为核心的村落社会组织，则是一种最新形式的乡村组织形式，但它的主干也自然还是建立在基于一个或多个姓氏的血缘村落聚居的传统之上，只是有了现代形态上的一些新改变而已。如果有机会去一个当下的村落走访，也许会发现原来核心的或者最早来到这个村子并以其姓氏命名的村落姓氏人口可能都没有了，但村落以此姓氏为名的名称仍旧沿袭下来。从村落名称变化的滞后性是能够追溯到这个村落最初可能的起源的，这种起源自然也会留存于人们的口头记忆当中，由此，同样可以追溯由宗族以及亲属关系所形成的一种亲属关系网络。而所有这些，都会体现出一种在村落社会之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态和构建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体现出一种彼此互惠依赖关系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实际上，讨论到这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就在于，如何能够使一个社会自身通过某种人群中的组织机制而安定下来，使得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发生过于激烈的摩擦、冲突和混乱，这实际上需要有一种持久传承的风俗以及不可撼动的村社制度的构筑和存续才有可能。但要清楚知道的就是，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之中，冲突和混乱又是时有发生的。如果，在某个村落之中有住得足够久的时间体验，很多日常琐碎的冲突以及各种人际的矛盾也就自然显现出来，呈现在一个人的面前，便不能不去予以面对了。而村落权威人物以及权力机构的存在，必然都会在这些不同的矛盾之中发挥一种极为特殊的冲突化解和秩序恢复的作用[1]
。在一个社会之中，如果缺少了此种权威与权力的机构，比如，现在所说的村委会这样的机构，那么，乡村社会的秩序也就很难说有一种真正的自我维持和保证了，日常的混乱和无序，或者“没地方可以讲理了”的混乱，就可能成为是一种常态。并且，乡村社会之中所存在的权威和权力更多都是自致性的，是历史上传承沿革下来的，这往往会是村落之中长时间的积累和传递下来的权威和权力关系。比如，村中的族长、大辈以及各种的民间权威的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同姓氏的、在人口上占多数人的家族在村落支配权上的世代继替等。当然，在村落之中，必然也有一些权威和权力是后致的，或者说后来从外部所直接去赋予的，特别是跟现代乡村社会革命之后的基层组织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权威和权力。比如，受到了乡镇一级政府任命的村书记的权力以及相应的权威和在村中的支配力。与此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就是，还存在有许多可以插手或者干预村落事务的那些外部平衡的制约机构。比如，更高一级的政府组织的存在，它们都在尝试着直接控制和支配乡村事务，它们也都共同属于乡镇这一级的权力和权威机构。
最后，在中国的乡村之中，还必然会有一种人和神的关系存在，这更多是指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超越性关系，也就是超越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上的那些超乎寻常的神灵信仰的关系。当然，这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一种对于土地神的信仰，这一点表面看来和第一点的人和土地的关系之间是至为紧密地联系或重叠在一起的，但实际它们之间又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家有家里的“土地爷”，村有村里的“土地神”，各自有各自护佑和保护的范围，它们超越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上，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比如，逢年过节的祭拜仪式之中，土地神肯定是不可或缺的;还有天神，或者并在一起来祭拜的天地之神;另外，灶台上还会有灶神，火塘有火神，路边有路神，牲畜圈中还有马神、牛神，而粮仓那里还有仓神之类，可谓处处都有神灵的护佑。并且，这些神灵可能又来源多样，甚至就出自社会中的真人真事，结果造成诸神之中无奇不有。在一个最为普通的乡间社会，对死去的世俗之人予以神圣化的过程，可以由信仰之人自己随意地去取舍，任意地加以转化，以所谓的灵验与否为其最高的标准。因此，这种神是无法灭绝的，也无法通过灭绝的方式来消除，所有想要根本铲除这种乡间诸神的做法，最后可能都是徒劳的，没有真正意义可言的。因为，它自身并不是唯一性的，而是因时、因地、因人可以有各种形式的转化的。而这些多样性的神灵自身又相互构造成了一种彼此关联在一起的谱系，随处都可以去观察到。乡村里的小孩子，日常生活之中从长者口中所能够学习到的，不乏关于如何去敬畏这些神灵的各种灵验故事，以及某时、某刻、某地的祭拜仪式之类，这些故事的结构范型，也都必然深深地留存在他们的幼年记忆之中。
不过，在这些神灵之中，最为重要的还是掌管着人的生育的那些神灵，有人会说这些神为“生殖崇拜”，如此，便是一种不算完整和公允的片面之说。实际上，这种信仰包含了使得一个社会可以持久传递和延绵下去的非常丰富的文化象征和意义在其中，在这些神灵之中就包括了各种名称的“送子观音”“老母”以及“奶奶”“仙姑”，等等。这些平实得近乎平常人的名字，實际的功能便是从精神寄托上掌控着人的生育能力，这些神实际上也反映了人对于自身贡献于社会之中的繁衍后代能力的一种渴望。在华北乡村，普遍存在着的老母信仰，就是一种最为普遍的为求得子孙后代所传承下来的生育信仰，此信仰也极为寻常，但人们对此也表现得极为执着和认真。实际上，在民间社会中，传统上人们并不否认生育是一种自然的赋予，但也从来不否认这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赠予，并非完全的自然之力能够真正去实现，否则有些人的“不孕不育”就无法得到一种最为合理的民间解释。在他们的观念之中，当有一种生育的渴望而去求助于神灵的时候，神灵才可能真正应验性地“送子”给当事人，反过来神灵也才能够借求助者的“还愿”行为而有的一种持久性的烟火接续和祭拜。
因此，在一个农业社会之中，人生活之中的三个最为重要的事项，即天、地、人三者都可以被放在一起，经由人神关系而给予一种神圣化，使之成神或成圣，进而服务于人的种种基于社会存在的欲望或需求上的满足，反过来，人的种种欲望，也可以全部映射在这三方面的神灵信仰之上。因此，对于乡村社会所承继的农业文明而言，单一神灵的一神教，对心怀一种“有求必应”的现世人信仰而言是不可理解的，它所要应对的往往是有着多种欲求的人的存在本身，观念中的神没有也不会超越于这些最为普通的人的最为普通的欲望之上。求助诸神之人会因为多神的信仰而随处可安，但往往也会因为极度地向单一信仰上去做一种硬扭转而心神不安。比如，基层乡村社会之中历次的拆庙毁神运动的单一化信仰实践所带来的那种在民众心理上投下的极度焦虑和恐惧。因此，一踏上乡村的土地，最容易为人所感受到的就是“土地”“老母”以及“玉皇大帝”这类民间诸神的身影存在，说它们是宗教性的，但又不会是那么的纯粹，而是跟人们家长里短的世俗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真正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总体上的人与整个世界的存在之间互惠关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转化而已，因此，跟乡村社会自身的需求之间能够相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二、乡村何以会衰落
实际上，一种所谓后发展的乡村振兴，毋庸置疑，乃是由于先前的某种衰落而导致的，一个最为粗浅的道理便是，如果没有之前的衰落，又谈何后来的振兴呢?因此，要解决乡村振兴的问题，首先要去弄明白的便是乡村何以会衰落这个本源性的问题。
总体而言，乡村衰落的根本还是在于人这一社会与文化构成的核心要素上。乡村的景观之中如果没有了人，自然也就会显示出一种萧条和衰落的景象出来。可以去设想一下，各种留守问题的层出不穷，乡村中人去房空、田地荒芜，这如何又不使人梦想到，在未来一种使乡村真正有所改变的振兴发生呢?但人的存在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处在了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显然，如果人有其独立性存在，那么面对一种无法生存的处境一走了之便是，但实际上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容易实现的。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绑定在一起的结合性的关系，它属于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不可分离性的存在，即便偶有分离，也会想尽各种办法使之重新结合在一起，传统中国人对于“落叶归根”意象的塑造和冲动便足以说明这一点，而在农业社会中，这些观念是带有根基性和决定性的。
在此类根基性观念上，才会真正生长出一种人和人的关系。一个人可以暂时甚至永久性地脱离开这种关系似乎并不难，但一群人想要相互脱离开，各自离群索居地生活，那就会变得困难重重，即便是一群人相互真的能够脱离开彼此之间的关系，既有文化观念里所塑造出来的种种社会关系，也无法让人能够真正地相互分离开。犹太人从起源之地就几乎是被打散开来的，这个人群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但是，最终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对于祖先之地的认同，从来不认输地寻求在以色列人的祖先居住之地去恢复自己的一种共同体意识和认同
相对于很多民族的被同化的历程，犹太民族的认同是持久地保持着的，即便是四散于世界的各地，但认同却能够完好保持。最著名的便是在中国的犹太人，特别是居住在河南开封的犹太人，他们的犹太人信仰依旧是强烈的。关于这一点可参阅Michael Pollak： Mandarins， Jews， and Missionarie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n. 1980，第xiii—xxvi页。。同样的，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祖屋尽管因为年久失修，不能居住了，但也不能为此随便推倒而夷为平地，因为对一个血脉不断延续的大家庭而言，那是祖先的护佑之地，一旦丧失或者遭到破坏了，那就自然会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一种牵挂，难舍难分。乡村之人对祖先的祭祀也有着一样的道理，即便人走到了天涯海角，或在海外成家立业，在那里谋求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以及极为舒适的生活，但是，祖先之灵的护佑之情似乎难以使他舍弃对故乡的依恋，不时要回来去祭祖扫墓，或者参与到各种的祭拜仪式之中去。在香港的清水湾半山腰的井栏树村，每隔30年才会举办一回的安龙大醮，在此时间里可以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祖先来自中原腹地的郑姓家族子弟都召唤回村里来，一起去做“安龙大醮”祭拜祖先的礼仪。这就是一种人的要素在文化表达上的复杂性之所在，显然，人并不是独立之人，人首先是社会之人，并且附带的还是一种文化之人，他们因此而相互生活在一起。
不过，从村落农业的现实而言，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各种原因真的离开了土地，作为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社会自然也难逃衰落、衰败乃至消亡的厄运。因此，历代的乡村都必须要靠一种稳定人心于土地之上的意识形态来加以维持，一旦缺少了这种意识形态，逃离乡村就会成为一种潮流，特别是在农业供给不足的时代里，情形就更会是如此。历史上所谓的“流民”群体的出现，往往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产生的。有着两千多年传统的中国儒家传统，其所讲求的便是孝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观念通过一种教化的方式被推行到基层的乡村社会中去，特别是在宋明时期，这种基层的教化之风就更为明显和有力，使得儒家孝道可以深入人心，没有人真正会对此怀有怀疑之心，它也在影响着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但如果某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事件，使得此种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的约束力减弱，甚至是村社共同体崩溃和瓦解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局面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今天的乡村振兴突然开始要重新去重视乡风文明、家风、邻里道德、乡村文化建设，这并非是一种空穴来风的事情，而是所有近代主张乡村建设的努力之根本所在，也就是要用各种的方式和努力借由乡村的道德重建将尽可能多的人稳固地留在乡村广袤的土地农业生产的空间之中。
这种刻意去束缚人于土地之上的意识形态，它的文化逻辑实际上也并不复杂，它的核心就在于去讲好一个故事。比如，在这方面，中国的“二十四孝”是一种故事的讲法，屈原的家国情怀也是一种故事的讲法，而“岳母刺字”何尝又不是一种感人泪下、催人奋进的故事讲法呢?与此同时，朱元璋时代的“路引”制度是一个故事，毛泽东时代的村委会开具“介绍信”进城购物办事也同样是一种故事的讲法，这些故事的讲述的背后总体上都属于是一种控制以及安排人群秩序的意识形态，它们会在特定的时代存在和发挥其效用，保证了有更多的人可以安心且稳定地依靠种植土地而谋求一种稳固的生活，而不会因为土地以外的收益而见异思迁，更不会投机取巧，去寻求其他更容易的生活路径去走，进而造成一种社会结构秩序上的不安定感。
凡是会讲故事之人，他自身便会吸引到更多的人在他的身边，同时他所讲的故事作为一种叙事形式，真正成为了一种可以凝聚人心的意识形态。对乡村社会而言，从由上而下的控制而言，最佳的讲故事方式必须要使得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能够让依靠土地生活的人即便是在土地供给不足之时，也能够安心于在土地上农耕劳作，不会产生离土别乡之心。因此，真正好的农业政策，应该是在讲一个如何能够将尽可能多的人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的故事，也就是人不会轻易地离开土地而谋求其他生活，而是心甘情愿地安乐于土地上的劳作和供养，即便这种供养在人口日益密集之后变得越来越贫乏也不肯思变。实际上，被格尔兹称之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的那种受到了西方研究者广泛批评的亚洲农业生产模式[2]
，它本身恰恰可能又是中国乡村社会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且不可能随意丢弃掉的生产模式[3]
，背后所牢固存在着的则是一种束缚人于土地之上的意识形态，正是因此种模式的坚固存在，才真正可能有更多的人集聚在土地之上从事土地生产，而这是不断试图挣脱农业之累的，习惯向海外发展的西方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甚至可以说，在西方人的观念之中，这是一种浪费以及跟自然所做的没有真正出路的、耗费时间而又无剩余产出的抗争，就像他们文化里所津津乐道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一般的在结果上可能会原地踏步的无意义，而真正的进步和不可逆才是他们的理想。但要清楚地知道的是，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凭借一种开垦以及种植土地的方式已经持续地存活了人类有文明史以来的绝大部分的时间了。
在这样的受到土地束缚的乡土社会之中，人的一切实际上都必然跟土地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就讲好乡村故事的意义上而言，这里必然有着一种人和土地之间紧密相连，二者不可分离关系的故事类型的母题存在。一句话，所有人讲的所有的乡村故事，其背后的深层结构或许也都无法真正脱离开这个母题而存在的，即无意识地都要经由这个母题的结构而有一种所谓乡村故事叙事的展开。美国的文学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随同她作为农业专家的丈夫卜凯来到南京金陵大学，并在那里写就了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書，该书深度反映了这种人和土地之间依附性关系的中国乡土文化的内涵。换言之，人被土地所束缚，同时人也在创造着人必须依赖于土地之上而生活的一种神话，这个西方人视角的中国农民王龙和他一家人生活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既是一种关乎整体中国人命运的叙事，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中国乡村故事中的人和土地不可分离的绝佳母题。
当然，去除人的因素之外，在乡村衰落的途径上，还同样有自然与社会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农业在传统上，乃至于现代，都有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上天的供给的，也就是俗语所说的“靠天吃饭”。观念之中，“天”作为一种自然，它是农业社会存在的根本，也是一种每天生活中真实要去面对的存在。如果在自然条件上，所谓人们心目中的“老天爷”能够保证一年里的风调雨顺，那便意味着秋后会有土地出产的丰收、人民的富足以及社会的希望之所在，反之，如果出现了各种的自然灾害，造成大面积的农业歉收乃至绝收，其最糟糕的结果当然就是发生饥荒，迫使村民背井离乡地逃荒，接下来可能就是成群结队的流民四处流窜、饿殍遍野的衰败社会景象。长时间如此，必然会带来乡村社会结构自身的崩解，因此所带来的混乱，也终将会影响到自身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衰落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历史上有多少次的农民战争，实际上起因可能都是跟这种自然灾害恶果的长期累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为了果腹，可以铤而走险，甚至可以杀人越货，从不吝惜由此所带来的生命代价。
不过，从另一种维度上而言，不时的乡村衰落也无形之中激发了诸多新的非农劳动类型的产生，如各种形式的手工艺人和商人群体的出现。在天灾人祸造成农业减产，无法维持正常生活之时，或者在农闲期间可以有更多时间用于非农的生产之时，乡村里的手艺人、工匠以及小商小贩，靠着自身原本所拥有的一己之长在农业之外挣得收入来补贴家用，以此来辅助性地弥补农业生产上的不足。后来，这种基于农工相辅生产模式的相对于“农”而言的“工”的发展得到了不断的壮大，甚至超出了村落范围，在更大区域内获得了一种认同上的需求，那结果也必然是形成一种远离乡村农业的单纯性的工的需求。这样的不断去扩大非农再生产的发展路径，在现代社会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并非是一种农业社会发展的必然，恰恰是带有一种偶然性，在西方世界是跟工业化的急速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从农业社会的一家一户的作坊式生产直接过渡到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这几乎也意味着是一种前后之间的断裂，很难说是一种直接的前后关联、演进或进化。
更为重要的是，在手工艺人、工匠以及小商小贩之外，还有专门的商人群体会从一种乡村的衰落之中突显出来，成为社会中的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单就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这一举措根本上是释放出了商人群体的真正潜力，原本纯粹的农民，无形之中通过经商参与到了致富之路的开拓上来，“无商不富”所说明的恰恰是农业之外的一种致富逻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改革开放之后基于乡村而崛起的农民企业家们，他们的发家之路的共同性是因为家境贫困以及没有太充裕的农业资源可以去利用，土地瘠薄，入不敷出。这种基层乡村困厄的图景，反倒激发出人们为了活着而不得不去谋求各种活路或生路的计策上的应对性选择。这其中，通过一种货物的交换来谋取中间差价去盈利的商业便属于其中的一种。商人们也许从最初的小贩开始经营，如果头脑灵活，遇到了有利可图的商机，能够转换一下思维，便能够从货郎小贩的角色跃升到老板、商人以及企业家的身份位置上去;如果机遇失去了，未曾把握住获利的机会，即便是赔了本，最终也不过是重新又回归到乡村原本农民身份的位置认同上去，仅此而已。可以说，随处都可见到的那些乡村集市，根本上就是为这种最初的小贩们去准备的，集市也会因为他们风雨无阻的参与交易而变得异常活跃。他们往往是把货物从较远的地方运送到四邻八舍的中心地方的集市之中来进行售卖，很多农业出身的小贩，因此便直接由农转商而成为了专门的商人，这样的人聚集多了，也便会有一种集中性的富有区域性特征的商人群体的出现。而这样的群体，其来源很多时候是跟土地稀少，甚至无地可耕的地理区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浙商以及闽商之类，都是这种困苦环境下面对生活的压力的被逼无奈、别无选择的结果。
但要清楚的是，商人在中国又并非是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独立的市场上的商人而存在的。受到传统农业中人和人、人和地以及人和神的关系的支配，商人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一个独特角色，又会不断地受制于这些社会与文化的要素而回归于乡村社会中来。在中国乡村社会中，特别是沿海的那些到海外经商且人数众多的乡村之中，“华侨”的概念便由此而生。华侨一语实际便是指代真正有贡献于家乡社会，并能够不断回返家乡且回报家乡之人，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就属于是在海外经商而富裕起来的商人群体，他们成为了华侨这一群体的核心构成。甚至也可以说，当下所说的“返乡创业”也是另一种的商农之间关系的转化，除了在家乡土地利用上的便利之外，更为重要的便是乡村社会自身能够牢牢地把出外谋生之人以一种文化象征的方式重新将携带资本的富裕者拉回到了乡村社会并贡献于这个社会。在这里，表面上似乎商和农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很多时候彼此之间甚至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且，在中国乡村中，这种转化还会发生得比较频繁，特别是在乡村衰落的那个时期，情形便更是如此。
三、乡村如何振兴
从一种时间不断消逝或者时过境迁的意义上而言，一个日益衰落下去的乡村根本上是很难恢复如初的。这里恐怕不应该采取一种惯常的“病人隐喻”来加以理解，也就是所谓有病之人通过治疗就可以使病人的身体得到恢复的那种思维逻辑和叙事框架。基于这样的一种“病人隐喻”，曾经的中国乡村的衰落被看成是一种“病态”，同时被看成是一种不应该有的现象，然后借助各种的语言暴力般的人为干预的途径来进行一种所谓的专家诊断，最后再加以医治，给出未来改良的出路，但结果却往往又适得其反，可能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乡村，却被标签化成为问题之后，问题真的层出不穷了。这条路，许多人尝试过，但最终也是走不通的[4]。
对于中国的乡村，在今天应转换一种视角去看问题，相较于“病人隐喻”，对它最应该采取的或许是一种“嫁接隐喻”去理解，方可获得适中可行的解决之路。这也就是如何能够在旧枝干上嫁接一个新品种的嫩芽，使新旧二者之间合二为一，逐渐形成一种更有价值的、为更多人所欲求的新形态出来。在此意义上，乡村振兴无疑有似于这种植物的嫁接，将这种模式转换到乡村振兴上来便可成为一种“嫁接隐喻”，它的意义更多是文化上的，也就是要去尊重乡村自身发展活力中的再生以及創造性转化。而且，在面对极端现代性的乡村衰落之路不可回头的情形之下，它必须要经由一种文化上的重塑而有一种自我价值的再转化、再创造，这才可能是未来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可以去做选择的根本出路所在。
换言之，这也就是要求一种合力的作用，而不是一种各自力量间的分离或分散。或者说是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动与静以及融合与分离之间的一种相互借鉴、重组与合并。同时，我们还可以另外借助于“化学反应隐喻”来对此种乡村社会与文化合并重组的过程进行另一种解说，也就是两个同属于稳定状态的物质，各自都会发生一种分解作用，并通过相互之间的作用而产生出新的分子出来，这必然是要经过相互之间的接触过程而发生的。由此而让我们所有中国乡村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一种启示便是，要把乡村振兴建立在嫁接隐喻以及化学反应隐喻这两种图式之上，才能真正有助于理解中国的乡村，并将这种理解谨慎地运用于乡村振兴的种种实践之中。在一种乡村环境之中，土地和非土地要素的结合、人和机器的结合、农业和商业的结合、乡村和艺术的结合、手工和设计的结合、现代行政和村落事务的结合、乃至于庙宇和另类医疗的结合，所有这些可能与不可能的相互性结合过程，一定会产生出来一些之前世界之中未曾存在过的事物，这就是一种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因为文化从来都是在不断的创造和变化之中而存在着的。
在此意义上，乡村振兴也就必然要有一种创造出不同要素发生结合的新反应的出现，也就是必然会有某种传统要素衰落，而另外一种新的要素涌现出来并变得异常活跃，由此而激发出传统的乡村改造而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基于如上思考，有下面这样一些向度在乡村振兴中是不能不去加以思考的，这或许也将是未来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首先，是要有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新要素在乡村中被引入并发挥作用，以替代不适应新情境的固有的或者传统的要素。其次，是新要素能够真正和传统的要素有一种紧密的结合。再次，就是必然要有一种新形式的乡村文化的表达得以出现，或经由一种转化而能够表现出来。对于乡村振兴途径这样的思考是一种中和性的道路选择，也就是既不太过激进也不太过保守，取其适中而为之，重在各种要素结合之后适应于一种新场景的新创造。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考，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这个案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关于如何有真正的乡村振兴的一些启示。
最近我们在皖西六安乡下做田野考察，那里的叶集区三元镇可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乡镇，它下辖九个乡村和一个社区。在这个自古以来就是勾连起大别山与淮河流域之间交通要冲的叶集区，在当下的时代里似乎无形之中处于乡村旧产业向新产业转变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之中，一切的经验似乎都是以一种新的样貌呈现出来，这里的乡村已经和叶集区以及各个乡镇的发展规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各种形式的特色农业通过乡镇干部的推介慢慢地渗入到乡村农业的生产中去。在我们所集中走访的三元镇，有曾经出了名的挂面生产加工一条龙的传统产业，它原本属于一家一户的手工作坊，产量也有限，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自然更为有限。安徽的叶集区跟河南固始县之间只有一桥之隔，文化上既可以看到一种中原文化的影子，比如，逢年过节“吃面”就成了老辈人最为幸福的一种回忆，甚至孩子满月和老人过寿，挂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叶集通往固始县的接壤地带，还能见到两边的店铺仍旧有做好的挂面在出售，后来还出现了专门以做挂面为产业的村子，今天那里的人们还是照旧要在农闲之时去手工制作挂面。比如，一个位于著名的人工河——沣河边上的名叫沣桥村的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着手工挂面的生产和经营，“空心面”也成为这里的一个特色招牌。但是，如果和这里的乡镇干部聊天就知道，他们认为这种手艺虽然传统，但属于日渐衰退的行业，在整个叶集区，或者在整个乡镇的经济盘子中只占很小的份额。
基于这种衰落的局面，也是为了开拓三元镇的新兴产业，由乡镇组织村民去到湖北黔江学习稻虾养殖的技术，随后回来便在自己的水稻田里引进了稻虾共生模式的小龙虾养殖。养殖的结果，原来每亩水稻的毛收入一般只有一千元左右，现在每亩水稻田同时养殖龙虾的收入都在两千元上下，农民看到了此种新引进产业的好处，都开始纷纷效仿，最有名的新塘村已经有养殖小龙虾的水稻田超过五百亩了。每斤龙虾最初上市一般都要三十几元一公斤，比较而言，收入明显大于原来的水稻田的稻米收入了，并且可以无污染地既种了水稻同时又养了龙虾。现在镇上用一个新的概念来称谓这种新的产业引入的做法，即“一村一品”，也就是每个村子都会有某种代表性的产业在集中发展，由此带动乡村自身在产业发展上的转型升级。这样的做法无形之中改变了乡村的产业结构，而今日的乡村要想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振兴，没有一种可以带来一方致富的实际的产业，所谓的乡村振兴也必然是难于落地、拓展和实现的。
今日的中国乡村已不再是受困于费孝通在其《江村经济》中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土地问题了，土地在乡村村民看来已经开始有些“剩余”了，曾经在这个区域一年两季的稻米生产的情形已经不见了，这里的农民大多只种一季水稻，土地也更多地空余出来，他们宁愿去城里打工，也不愿意再多种一季的稻米。对这里的农民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有更新的技术或产业真正带动他们致富，因此在当地人的眼里，最为急需的便是农业方面的人才，即能够真正留在村子里帮助他们发展新产业致富的那些人才。在稻田里养殖龙虾是一门技术，这门技术是要从外面引进的，另外还有罗氏沼虾以及澳洲龙虾，也都需要从外面引进，这种由外而内的新技术的引进，在一定意义上带动了乡村的产业转型升级。比如，一位在浙江打工挣了钱的双塘村村民陈先生，他便有一种超越其他村民的引进新产业的意识，在考察了一番之后，专门从浙江省农科院引进了吊瓜种植这项技术，生產一种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吊瓜子，据说这种健康食品售价每斤可达50块钱。他为此在村里开办了一家合作社，组织村民一起来种植、生产吊瓜子。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恰是在盛夏之际，进入他承包的百余亩院子之后，就会看到高架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吊瓜秧，一个个的吊瓜已经是快要成熟的样子了。这种对于村民而言省工、省时以及省土地空间的新品种的种植技术或信息，都需要从外面引进来，并要和当地闲置的土地以及劳动力有恰如其分的结合，产生前文所说的“化学反应隐喻”的触碰效应，产生新的行动动力，使当地人能够尽快地发家致富。
实际上，所有这些新发展要素的引入，无形之中都在激发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根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趋利性的农业，这种农业也必然是要依赖于市场的风向标引领带动不能成为规模的传统小农向一条真正可以快速致富的路上去迈进。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振兴必然是要有一种产业的驱动为前提的，对普通的农户而言，在传统的产业无法真正快速致富之时，新引进产业的利益驱动便是最为紧要的，也是要放在第一位去追求的。这种农民要去追求的利益本身，可谓是乡村振兴这台马达的真正动力来源。在这里，我们同时看到了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引进新的乡村产业中的一种“由上而下易，由下而上难”的新的乡村发展路径或模式，也就是凡是乡镇政府或者外面的资本试图要去引进什么，这在当下乡村就变得很容易去实现，但是，要让老百姓自己起来用一种新产业去改变原来的旧产业结构似乎就变得非常困难。这无形之中让我们想起了费孝通所说的“双轨制的解体”，实际上在他所论“乡土重建”的那个年代[5]
，已经是出现了现代国家下伸的力量在起决定性作用了，而那条来自民间基层的由下而上的轨道则是被不断地阻塞，乃至最后因过度淤塞而堵死掉了。这种局面似乎在经历了七十几年的时间里，曾经受阻的双轨制甚至一下子彻底转变成为了单轨制的运行，由此农民的生活也进入了一种上下联动，或者完全由一种自上而下驱动的新发展轨道上来了。
在这一点上，真正显示出来了一种乡村社会最为实际的“富裕上见分晓”，农民对于生活富裕的渴望从来都是那样炙热和强烈的，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四十几年后的今天依旧是如此。此时的国家作为一种坚持“不忘初心”的党—政治理模式，对于它的新乡村路线，或者说真正可以落实到基层的发展路径，也许可以做这样一种概括，即它并不去管人们全体是否真正乐意接受，而是自认为只要能够真正有益于当地人民群众的事情就先行推介出去，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对此予以逐步地完善，并坚持以一种榜样带动的作用或示范效应来时时引导乡村村民尽可能地有一种生活上的前后改变，在此过程中，人们生活中的大部分也自然会随之发生前后的改观。并且，曾经在乡村之中，由商人、小贩以及富裕起来的经济精英所担当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效应在被日益为最新的、可以真正直接进入到乡村治理之中去的、越来越有行动效率和规范的、密集的基层行政所替代，由此，商人企业家群体成为了在乡村之中并非自主，但却可以通过积极主动地介入乡村事务而与基层行政之间互惠共赢地开展各种形式的乡村建设的群体。比如，在当下皖西乡村所开展的“一村一品”的活动中，我们着实看到了在某一个村子之中引入了某一“品”，实际上也就是引入了一种挣钱之路，农民的生活以及单轨政治再难不真正和一种供给式的金钱、资本、金融以及相互的收益最为紧密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了。中国在这个21世纪以来所推行的供给侧改革所真正落实到了实处的就是，它可以让一种自上而下的单轨轨道繁忙而满负荷地运转着，并且每一个参与其中之人都十分小心谨慎，也十分尽职尽责，他们作为年轻的基层干部在精力充沛发挥干劲的同时，也希望在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以及他们本身都能够发生一种明显可观的转变以及绩效增长上有一种效应的发生。
这里，实际上也同样发生了一种我所说的在理解乡村振兴问题上的两种隐喻性的效应，一种是嫁接隐喻的效应;另外一种便是化学反应的隐喻效应。由这两种隐喻性的效应，我们可以预见在当下以及未来的中国乡村，隔一段时间就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新的产业的引入以及旧的过时产业的被替代，而一种新的产业的引入和时间持久的维持，将必然会带来一种乡村固有的农业文化格局的大改变或者说大转型。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一种纯粹传统的东西被堂而皇之地送进了博物馆，我们看到这里由三元村社区所开办的农业博物馆里就收藏有已经很久不用的废弃了的传统灌溉水车、犁耙以及煤油灯等，它们都被锁在了玻璃框中，成为了只能让人审视并勾起怀旧乡愁之物，它们很显然是要被现代人无意识地界定成为一种前现代之物而永久地作博物馆式的收藏了。相对于这种前现代的或者传统的，再或者说是乡土的意识而言，另外一种极为清晰的，在农民意识里不断涌动着的东西便是一种强烈的寻求致富的观念，人们也期待着自上而下的这条轨道所能够供给他们的可以发家致富的产业的尽早降临以及产生前后明显改观的效果。在这一点上，他们像期待着人和神之间关系出现自己之前所投入其中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借由一种新产业的落地生根而能够给他们带来真正收益上的最大预期，这对他们而言，那可谓是一种最为实惠和实际的灵验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看到转化出来的各种新形态之中有着一种后现代的影子在游动着，即一种基于轻奢的旅游消费所带动的乡村文化价值的新提升。尽管在这个皖西的三元镇的诸乡村显现得还不太明显，但从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可知，他们是渴望着这种局面的出现和发挥作用的。此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重新去审视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乡村，在观念上乡村也日益转变成一种现代人生活中最为可以去“逃向”的象征之所，包括这里的绿水青山，也包括新鲜的食品和空气，还有可以使生活真正慢下来的那些乡村的固有文化传统和习俗传承。
在这方面，与之相伴随的又是一种乡村环境面貌的改观，在“美丽乡村”观念由上而下的主张推动之下，一个个的乡村都在尝试着去做环境上的人为设计的改变，这是在乡村之中引入了一种新技术、新理念以及在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效应的结果，由此而有各种对于周遭环境以及生活需求的新设计、新创造以及新生活。我们看到了外观设计犹如原始部落时代那种茅屋式的现代厕所在村中的落户，但厕所里面却是一应俱全的干净整洁的现代设施，而价格不菲的设计和建造，也让人最终辨别不清自己究竟是身处乡村还是在城市之中。还有各种在乡村出现的犹如城市里街头巷尾新安置上来的体育设施以及依山傍水的乡村公园，这些都在使农民的生活内容和意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一时间在乡村的新建广场上跳广场舞成为了一种时髦以及大家乐于参与其中的公共活动项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发现了一种更为有趣的现象。在很多年前，我们在追求一种乡村自治的图景之中，乡村相对外部世界而言是一个封闭起来的世界，即一种跟土地捆绑在一起的“乡土”，但在今天，這种封闭性几乎再也见不到了，各种新的权威和权力的形式，使得这种原有的并非完善的村民自治近乎归于一种沉寂。在这种村民让出部分自治权的同时，乡村自身也因此而得到了诸多的发展上的益处，这恰恰可能是村民乐于举双手去欢迎和同意的缘由所在，这就包括由外而内的通过扶贫项目所实现的道路硬化、通水、通电乃至于通气。在这一方面，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得到了大力地推进，此时村委会的更多行政化的因素得到了增强，乡村的行政管理因为有一种自上而下的介入而有了制度建设上的改观，在此过程中，由乡镇所派出的在村两委中任职的人数也开始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普遍了。因此，村委会的职能更偏重于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命，责权利的分明也使得乡村之中各种新角色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来，因此有了一种积极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机会。
与之相对出现的一种局面，并且感受更为明显的就是一种传统力量的彻底退出，或者缺乏了其可以继续生存的土壤环境，这也自然带来了一种维持乡村日常秩序稳固性的道德教化力量的缺失，不论是家庭之内，还是村落之内，伴随着资本力量的侵入以及大家基于个体意识的成长，传统道德风气的保持开始令人担忧。像“农夫和蛇”这样的传统寓言故事之中，农民是一善良之人群体的旧有印象在这种道德转型的过程中也逐渐地模糊或瓦解掉了，赛珍珠《大地》之中王龙朴实无华、恪守孝道的形象，也因此而发生了一种彻底的扭转。“农民不都是好人”的观念开始占据着新的话语表述，不孝敬老人、出言不逊、违法闹事者层出不穷，在很多人眼里，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中的那种“披着狼皮的羊”的精于算计的农民形象，在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人们观念中对于农民的判断，素朴的农民非要被装扮上一种凶狠残忍的狼的形象才似乎是真切的。基层参与乡村治理的干部群体对农民的整体认识，很显然在一种传统道德教化渐渐缺失的氛围中体现出了一种无能为力且不可救药的姿态。
与此同时，那些可以留住农民在村中生活和劳作的故事在日常的叙事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人们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不去打工而留守家中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对于年轻力壮的男子而言，便更是如此了。出外打工成为了很多当地农民眼中的“第一生产力”，并且经商和出外打工都在价值上被看成是优于种田农民的，从乡镇所在地城区里有密集的商铺可以看出，这里的人内心之中所涌动着的超越于土地之上的对于现代生活价值的追求。而这样去做所造成的一种严重后果便是农村劳力的供应不足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宁愿更多时间留在拥挤的城市之中，也不肯再回返乡村的家中，一些人已经将一年之中只在过年之时返家一次变成了经常不能回去。而街头巷尾所讲述的留不住人的乡村则成为了一种新的讲述乡村故事的母题和原型。乡村振兴也无形之中在呼唤着能够有更多的人回返到乡村里来，毕竟一条基本的规律便是，人往哪里去走，资金和效益也就自然会往哪里去走
一位曾经的乡镇干部对我讲述，乡村的振兴人气很重要，如果人能流回乡村，很多事情就都解决了。他还形象的比喻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上差不多半个小时以上就要开始想着花钱消费了，因此聚财也是聚人，人气没有了，自然其他的也就不那么容易办到了，结果衰落也是无法阻挡的。，而一种发展的辉煌，也自然地就会在那里得到一种真切的显现。
更为重要的则是，一种新的“官”与“商”相互结合的新模式在县乡两级行政机构的运行之中开始日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便是因为地域差异而引发的地域关系的“招商引资”的制度性安排。我们所调查的三元镇，它在行政上隶属于六安市的叶集区，这里作为经济试验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招商引资工作，核心的做法就是如何能够集中转化农村土地的原初用途，通过返乡创业的机制以及优惠性地吸纳村内企业回村开办新的产业，或者通过各类扶贫项目在村中的设立来带动农民致富。比如，很多贫困村里都设有乡镇资助开办并由承包商来承包的木业加工的厂子，这其中每年都有固定的一部分收益是要交还给村委会作为村集体收入的。由此体现了超越一家一户的碎片化的小农经营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农业发展上的规模效应，从原来的每户人家都要去做的农工相辅的现实应对，开始走向了一种大规模的集团性的农工分离，但这并不是一种彻底的分离，而是各自在寻求一种更大的发展空间，根本还是来自于传统的农工相辅所造下的产业发展的传统之上。比如，在这个区域，基于最为传统的木材集散地的建筑模板加工从一家一户的生产转变成了在叶集经济开发区中的规模生产以及产品的转型升级。这也明显体现出乡村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既有“合”同时也有“分”的产业发展的新业态。在这里，不论是农还是工，似乎各自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加足马力在运行，无形之中在超越原有村落范围而形成了一种农工互补、农商互济的整体性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四、乡村振兴的下一步
在这里，最应该清楚的一点就是，在乡村发展之中，它自身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随着更大世界的转变而发生着一种自身的改变，这多少有些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地球自转也围绕太阳公转。在发展乡村振兴的事业中，乡村自身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并接到世界总体发展中去的那一共有历程是颇为值得引人关注的。很明显地，曾经的乡村可能是被想象成一种桃花源一般与世隔绝的存在。在水路、陆路以及各种信息都不通的年代里，这种自我的隔离或许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可能存在着的，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知道，一个乡村从来又都不会是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而是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乡村既可以是相互封闭而独立的，因为，它有其自身的时空坐落以及那里的生计和生活，但它也有自己开放的空间去接受种种外部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变革历程也便是在此种的封闭、独立以及开放吸收的辩证发展之中而逐步成长起来的，这看来是一条铁律。
因此，从一种回溯的立场上去看，乡村是有一段不断发生自我改变的历程的，就像考古学所说的灰土层的堆积，年代的变化可以从灰土层的堆积中得到观察和猜想。原始的村落跟今日我们所看见的乡村之间显然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但要知道，历史的层积还在那里，并可以借考古学而得到一种细致挖掘，这种层积在当下活态世界中不是挤压出来的，而是体现着一种空间上的分布。一处村落可能十几年前开办了农家乐，因此而吸引到了外地人的游览、参观和度假;但另外一个村落，从来都未曾有过农家乐的经历，一直处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寨门打开，直接步入到了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村里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人们用往来城乡之间的大巴车来接送新一代的旅游者，他们开始不再仅仅注意到吃、喝、住这方面人为安排的农家体验，不再是去农家乐尝鲜，而是要有一种个性化的享受，相对于城市的高楼大厦而言的农田山野的大自然体验。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在这里一下子便可以得到具体的体现，游客的心理感受水准陡然提升，消费能力自然也随之提高，如此，带着从城市而来的一家人留在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了解所谓的大自然，倾听天籁之声，这或许便预示着一种新的乡村振兴号角开始吹响的讯号，这个讯号的意义便是，人们在日益关注于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在关注着情感体验上的自我价值，这当然也是这个时代整体性价值的一种折射，情感在此意义上成为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关怀和关注的对象。由此带来的体验所造成的一种后果便是，曾经生活中处在第一位的吃喝，变得不再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个人寻求放松以及缓解生活压力和内心焦虑的方式成为生活之中最为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在这方面，前者的生存状态如果可以被称之为乡村振兴的1.0版，那么后一种便可谓是乡村振兴的2.0版了。
这种乡村发展模式的升级，显然跟这个时代的城乡关系模式的改善密不可分。这也更能说明，城乡之间一种互联互通的关联性关系的必然存在，这就像一个连在一起的事物的两端，一端改变了，另一端又如何不会改变呢?一条船上的两个人，船头在摇晃，船尾的人又如何感受不到这种摇晃的存在呢?也就是说，城市在经历了包括房地产开发在内的大改变，乡村社会又如何能不强烈地感受到其振动的余波呢?很显然，这种关联性的存在，归根结底是由于乡村它从来就不是一只密不透风的铁皮桶。
在这一点上，乡村振兴是要去避开工程设计思维的，而是要将其看作一处自然景观，随着世间万物的自然生长以及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的改变而能够与人相互适应。因此，自然的村落本身是在变化之中的，同时，因为有人的作为也有其相应的改变。人也是在一个文明阶梯的攀爬中不断去改变其自身的，人创造了这个世界之中能使他们更好去生活的物质环境，包括工具、技术以及种种文化的发明在内，而人也在为这种工具、技术以及文化所捆绑，受其所束縛和拖累，很显然，人们从工具、技术以及文化中所获得了一种效率和自由，便也自然会从其中添加上另外一种的因为对理性和效率的过度追求而带来的种种不自由。这样的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一定是在影响着人们在其中的诸多选择，进而成为了人们要去重新看待乡村的一种观念，改革开放之初的乡村和今日乡村的面貌之间，毋庸置疑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的，而这种改变还会逐渐累加，由此而带来了社会的深度的文化转型。
五、基于文化的乡村生活新定位
可以这样说，20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文化在日益成为正当性的话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也在一种不自觉当中，猛然发现了文化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看似在上下之间每个人都有的一种共同性意识的追求，这也完全体现在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价值规划和认同之中。在此意义上，乡村不再是一处令人想起来便心生畏惧的穷乡僻壤或落后之所，而是一种更多贴上原生态标签的文化展示之所，而传统的文化恰恰蕴藏于其中，并且是无比的丰富。
人们在像追求自己的梦想一般在去追求一种梦想生活的乡村再现，这多少有点像田园牧歌一般的全景展示。在随处可见的农家饭、农家乐、乡村旅游、慢生活、断舍离、佛系、绿色食品、无公害等新名词的背后，是对自认为消失了的传统乡村生活的一种深度乃至过度的想象甚至是假想。由此，一种新的文化的概念重新包裹住了乡村，使之有了一种新的样貌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因此，乡村振兴也被说成是一种文化振兴，似乎曾经的乡村之人，并非那么自觉地就意识到或者特别在意于自己是有文化的，宛若沐浴春风而不知春风究竟为何的感受。而今天遍地开花的“文化下乡”运动，其所追求的就是一种自上而下地向乡村里的老百姓做一种文化上的宣讲，而曾经的在乡村还一直存活着的让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被乡镇文化站特意筛选之后又返回来用以重新“教化”或者引导新的村民的新生活，由此形成一种文化的上下之间的联动、合力以及期待其间一种“化学反应”的发生。
作为一个有着自身文化传承的乡村而言，在我们当下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乡村振兴的话语构建中，应有意识地将文化这一为人所日益觉知到的存在放置在其应有的合适位置上去。从这种文化自觉之中渐渐去明白，不仅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尚还需要有一种文化的定位，也就是要注意到文化在引领人去行动中的独特作用。现在我们注意到，各地基层都在逐步落实“新时代文明实践”机构的建设(在县为中心，乡为站，村为所)，这也许是伴随着乡村振兴而开展的又一次的乡村文化的新定位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乡村需要文化，乡村也真正是有文化的。在此过程中，乡村振兴的实践者或许更应该清楚明白地知道，乡村的文化是最为密切地跟乡村农民的需求之间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还特别应注意到，在我们所调查的三元镇镇政府，有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专门的乡村文化百姓宣讲团，农民自己在乡镇文化站的组织之下自编自演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这些内容中既有传统风俗，比如，借用当地民歌、相声、快板之类的形式，把一些就发生在农民身边的故事编入他们节目创作之中去，然后再由这些乡村文化宣讲团的骨干人物带到村里的乡村大舞台上去表演给农民们看。
这可谓是一种新与旧之间的一种再结合，或者说是乡土民俗和现代生活观念直接接触碰撞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嫁接效应以及化学反应。在这过程中，必然会体现出新的一种人和地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神的关系。在一份署名为双塘村农民文艺创作室徐英志所写的一段自编自演的《群口相声》中有这样一段借用传统民歌形式的表述，这可谓集中体现了一种新旧结合之中的“新乡村爱情”：“乖姐房中玩电脑，情郎田里把秧薅。有心勾郎来种田，种田人电脑玩不好。”最后的结果就是：“俺和情郎赶叶集，来到超市买手机。为了早日配鸳鸯，双方互相发信息。”这是写于2014年11月的一段相声，那时的微信还没有得到真正普及，但是电脑、手机和发短信息已经成为乡村生活的必备了，此时乡村的婚恋观的表达也必然会构筑在这些新的技术手段之上，如果再梦想着从一种传统婚恋观念和形式之中去寻找乡村文化的所谓固化了的求偶婚恋文化已经是不大可能，实际也不再有存在的踪迹了。在这里，新的“情郎”“乖姐”们，无须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约会，也无须写很长的情书信件，相互用手机发送信息就可以完成原来只有在私密空间里面对面才能实现的恋爱过程，这可能就是一种乡村文化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真正去注意到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对于乡村振兴而言的一种真实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对于改变而非静止的把握之中，我们才能真正看到这种新的观念如何反过来去重新安排乡村农民文化的生活定位。
总体而言，上述所有这些本身就是乡村村民在当下时代自认为如此并如此去接受的一种乡村文化及其改变，我们无法去真正予以干涉，这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一种文化选择，我们似乎也没有这份权利去对此横加指责，我们只能是保持一种理解的心态，承认他们的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此来反观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此一点上，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到，乡村振兴并非僵尸一般地去恢复一种本不可以恢复的极度僵化了的传统，而是要与时俱进地注意到乡村农民群体和基层组织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所发生的新的接触、合作、转变以及由此所带动的一种文化转型，这种转型也真正带来了一种乡村振兴的可能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也就不能不逼迫着我们去转换一种注意力，对发生在当下身边的变化保持一种警醒，并对转瞬即逝的乡村变化的符号和讯息保持一种自我警醒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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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旭东. 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8(3)：110-117.
[5]费孝通. 乡土重建[M]. 上海：观察社，1948.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于亦乐斋)
(责任编辑：杨 洋，王勤美)
收稿日期：2020-05-06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再思考”(18YYA01)。
作者简介：赵旭东，男，浙江桐庐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与法律人类学、乡村研究、文化人类学。
作者：赵旭东
——旌德县乡村振兴战略调查报告
张美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农村发展的主战略。旌德县地处皖南山区，全县面积904.8 平方公里，人口15 万，辖10 个镇、68 个村，现有林地面积97.7 万亩，森林覆盖率69.2%，林木绿化率73.1%，素有“山区小县、林业大县”之美誉。旌德县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积极践行这一伟大战略，从机构设置、人才配备、政策保障、财政供给全方位的支持乡村振兴的实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
一、 旌德县乡村振兴取得的成绩：
1、争当“两山”理论的实践者和排头兵。
旌德县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一手抓绿水青山，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绿色文明创建为抓手，着力打造生态文明的旌德样板;一手抓铸就金山银山，紧扣五大发展理念，打造健康产业，重点抓好“健康制造”“特色小镇”、“全域旅游”、“文创会展”、“银龄康养”等产业。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勇当两山理论的排头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7年被国家环保部选为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旌阳镇成功入选国际慢城组织，成为安徽省首个获此称号的县城。
2、党建引领，配强村两委班子。
扎实做好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工作，把一批思想素质好、带富能力强、办事公道正派、热心服务群众、廉洁奉公守法的优秀村干部选入村两委班子，起到领头雁的作用。比如路西村村书记黄晓本就是一位非常实干，有思想，有眼光的村书记，在他的领导下路西村千年古树得以保存，空中茶园经营有道，全村初步形成了生产区、生活区、生态区层次分明、井然有序的发展格局。村集体经济通过招商引资、外包，发展欣欣向荣，每年给路西村集体经济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是旌德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这与路西村领导强有力的引领带动作用分不开。
3、率先推行林长制，守护绿水青山。
2017 年6 月，旌德县率先在全省县级层面推行林长制。林长主要承担本行政村范围内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大力宣传林长制，全面落实各项保护管理措施，定期上报林长制工作进展情况，协助乡镇林业站管理生态护林员。旌德县现有林地面积97.7 万亩，森林覆盖率69.2%，林木绿化率73.1%。全县紧紧围绕“增绿增效、管绿护绿、用绿富民”的目标，各村书记亲自担任林长，肩负起守绿增绿的重大责任。新安晚报、安徽网的记者在旌德县采访时看到，在县城和通往乡镇的道路上，有很多诸如“林长制，林长治，不砍树，能致富”之类的宣传牌。旌德县围绕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继续实行产业转型，从原来的‘砍树’，向现在的‘看树’发展，发展一些经济林，增加林业的附加值，多方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同时适当照顾贫困户让他们加入森林的管辖与看护，以增加其收入。
4、勇于改革创新，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旌德县在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省前列。率先开展了“抓股改，促三变”改革，2017年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2018年2月份率先颁发了全国首本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不动产权证书，发放首笔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抵押贷款。村集体产权改革后，农民们每年都能获得一笔分红收入，为今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开了个好头，成为全市乃至全省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先锋和典范。
二、旌德县乡村振兴存在的不足
1、主导产业不强，持续增收乏力。
主导产业不强，农民经营性收入难以快速增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形势不容乐观。作为一个山区县城， 过去乡村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近年虽然某些乡镇发展了一些特色产业，比如宣砚小镇的宣砚，云乐镇的灵芝产业，但还不够集中壮大，尚未完成完整的产业链。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后，很多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有限，去年曾经有些村每年每人分红只有十几块钱，还不够缴纳保洁费，这不利于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也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不符，需要继续探索村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的途径。
2、农产品销售渠道不够畅通
旌德是个山青水绿，资源丰富的地方，主要农产品有灵芝、石斛、茶叶、优质大米、葛根等山货——这些农产品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绿色商品，越来越紧俏。很多游客来乡村旅游见到这些恨不得多买一点带回去，旌德县文旅委主任许文玉向我们介绍，一些游客跑到老百姓家里去找这些农产品，可见其受欢迎程度。如何让这些农特产品快速便捷得走出去，为更多的人所知所喜?销售渠道和方式上可以多元化多样化一点。
3、农业劳动力缺失
农业劳动力支撑能力不强，农业劳动力缺失问题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占近60%，严重制约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受规模宏大的城市化影响，乡村人口依然处于外流的状态，在路西村在籍人口只有1500多人。更别提人才了，很多大学生村官来了不久也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
人才的断档容易造成政策缺乏连续性，影响美好乡村与乡村振兴的进程。
4、农民收入有待于增强。
据统计，2017年旌德县农民年收入平均大概是12000到13000万元。旌德县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路西村一年最多的收入也就45万，但是全村1500人，人均下来每人也就300多元，和发达地区村集体收入动辄几万不能比。不断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依然是旌德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只有农民富裕了，生活变好了，才能更加安居乐业，建设美丽家园。
三、深化乡村振兴的具体对策建议
1、注重顶层设计，科学规划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而乡村规划则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是实现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改善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抓手。乡村建的好，规划很重要。乡村规划首先要注重顶层设计，每个集镇，每个村庄，都可以制定符合自己实际的规划，但是这些局部规划必须与全县乃至全市的总体规划协调一致，既互补又有差异，避免雷同。根据乡村振兴的总体部署，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互补发展。比如云乐镇大力发展以灵芝为核心的产业;比如宣砚小镇，以宣砚为核心，打造宣砚经济文化产业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推广。
凡事预则立，不予则废。规划不能照抄照搬，应当结合旌德县的县情、民情、特点，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发挥旌德的优势，寻找自身的亮点。要科学规划乡村空间布局，继续强化环境保护治理，加强产业融合创新，加快推动绿色经济升级发展，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打造新时代美丽旌德样板。
2、做好招商引资和重点项目引领作用
乡村振兴、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都需要巨大的资金，这些资金不可能全部由政府承担，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农户、金融机构，多渠道获得资金支撑，尤其要重视重点优质项目的引领作用。兴隆镇三峰村悠然谷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利用社会资本的例子，三峰村口有一个水库，水库清澈见底，空气清新，优美的自然生态吸引了来自苏州张家港的投资商顾雪丰。他说一次自驾游来到皖南古徽州，被这里的好山好水所吸引，就萌发了在这里投资建设生态度假区的想法。目的是将这里原生态的食材送进大城市，让更多的人分享青山绿水带来的健康食品和健康理念。悠然谷前期投资5000万。目前已经对外营业，吸引了周边众多的游客，拉动了集体旅游的发展。生态度假区的建设，还有力带动了三峰村脱贫的步伐。
旌德县正在启动的重点项目还有田园综合体一号项目、灵芝主题公园、冰雪文旅城等等，这些重点项目一旦建成必然会进一步带动旌德乡村发展。
3、加强核心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旌德县最大的优势就是绿水青山，旌德县各级领导干部对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意识都非常强，并非常善于保护、利用这一巨大优势，积极谋划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强县富民。目前已经发展出以灵芝、茶叶、宣砚等产品为核心的产业链，已经初具备规模和品牌效应，不仅在经济效益上带动了当地的发展，在文化效应上也为旌德发展乡村旅游增加了丰富的内涵与色彩。
4、重视政策保障与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绝对不是刮一阵风，而是我国转型期提出的一项伟大战略，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举措。必须从政策上确保其长效机制。尤其要处理好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城镇化、特色小镇之间的关系，要明确这几大战略的提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消除城乡差距，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乡村建设得宜居宜业宜游，如果在执行中出现了冲突与矛盾，那必须要理清思路，疏通关系，统一到乡村振兴的大布局下来。
5、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盘活农村资源 乡村振兴重在富民。邓小平提出到本世纪末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最终止目的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生活好起来。——这是一切规划与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属点。由于历史原因，旌德县一些乡村经济基础薄弱，缺乏有力产业带动，农业，农民收入与兄弟县市相比还处于中等偏下。今后这些落后村镇要奋起直追，结合实际，寻找本地的特色产业，多渠道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引入优质项目，让农村资源活起来，让农民荷包鼓起来。
6、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让农民收入倍增
在一些旅游景点和村镇是不是可以设立农产品专柜或者类似的固定销售点，让游客们可以比较方便得购买到旌德的农产品。大力支持农民依托特色产业开设网店、微店，让农民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牢牢盯住低收入农户，推动农业产业富民项目落地生效。政府也可以为农产品搭建平台、畅通销售渠道，通过线上线下，为比较偏僻的乡村地区的农特产品搭建一条流通的高速公路，让这些绿色产品走出去。比如，与京东、淘宝等知名电商展开合作，开设农特产品馆，助力农民扶贫和乡村振兴。
旌德县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有序，思路清晰，分步推进，重点突出。 在“两山”理论、绿色发展、生态立县理念的指引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县下好“美丽乡村、全域旅游、集体经济、精准扶贫”一盘棋，全方位，立体化践行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努力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必然成就美丽旌德的安徽样板。
【导语】2018各省遴选考试在陆续进行，由于遴选考试信息非常繁多，中公公务员遴选考试网会及时公布最新的遴选考试信息，便于考生查阅。
文化兴乡村兴，文化强乡村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文化兴盛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如何实现乡村文化兴盛?笔者理解，需要在“六乡”上下功夫。
守“乡土”，寄“乡愁”。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两大空间载体，城市和乡村相互依存、互动共生、不可偏废。浓郁的乡土气息，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基本特征。相对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城市，乡村更让人流连忘返的是独具韵味的乡村格调。离开了门前屋后的半亩方塘，离开了邻里乡亲的闲话桑麻，乡村就真正会变为“回不去的故乡”。推动乡村文化兴盛，一定要不离“乡土”、守护“乡土”。一方面，守护乡土文化之“形”。既保护利用好古镇古街、祠堂民宅、古树名木等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保护利用好民俗风情、传统技艺、乡乐乡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乡村文化更多一点“泥土的芬芳”，更多一点“时光的味道”，成为人们乡愁的寄托。另一方面，守护乡土文化之“魂”。对农耕文明所孕育并长期存续于乡村社会的价值理念、人文精神、伦理规范以及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人们从中寻找到心灵的归依和精神的原乡。
乐“乡民”，淳“乡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而且要求更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期盼有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要积极适应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民求知求富求乐求美的新变化，把文化舞台上的聚光灯更多地聚焦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他们书写、为他们抒情、为他们抒怀。要着眼“标准化均等化”，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把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尽可能多地嵌入乡村，融入生产生活，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成为村民的“家常饭”。要依托自然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等产业，让城里的人愿意来、让乡下的人留得住，实现就业和富民。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用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风化人，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树“乡贤”，立“乡规”。乡贤文化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推进乡村文化兴盛，要注重对当地传统乡贤文化进行挖掘整理、转化创新，延续传统乡村文脉，使之成为富于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品牌，从而增强当地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还要积极培育新乡贤文化，充分发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在鼓励发动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同时，还要积极建立完善乡规民约，成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红白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引导他们在民间事务调解、监督与服务、遏制陈规陋习、倡树文明新风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新时代新起点，只有不断丰富乡村文化内涵，让乡土文化温润乡村“精气神”，才能让乡村焕发生机和活力，让乡村更美丽、村民生活更美好，实现永续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标志着当代中国从农耕经济主导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经济主导的城市社会转型出现了拐点。说明经过40 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有了质的突破，距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百年目标越来越近，这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事。然而，农村的发展却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短板，与城市相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最为突出。不仅表现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还表现在农村的治理水平不足以及农村落后的思想观念与传统精神文化、道德伦理的式微。本文所探讨的农村精神文化困境就属于这类问题。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与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极度短缺，以及全社会对乡村文化价值认识的偏差，导致了乡村文化的空心化、虚无感和缺少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能力。农村思想文化精神和道德伦理的缺失让全社会感到不安和忧虑。
解读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刻领会为什么要用“乡村”的概念替代“农村”概念。这就是把乡村看成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在一个更高更长远的层次上，实现当前乡村的品质发展、融合发展、全面发展，使乡村现代化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应合了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昭示了乡村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内涵中，“乡风文明”不是为经济振兴助力的次要方面，而是乡村建设的初心、旗帜和方向。我们应该认真梳理乡村的历程和文化的基本价值，反思乡村文化的基本规律。从乡村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来探索乡村的未来。
一、当代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机遇
当前乡村文化困境有目共睹。其根源就在于思想观念。不少人以现代化的理论想当然地解释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认为农耕文明所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中国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城市建设抽走了乡村的劳动力和土地，所以乡村的衰落是必然的，甚至正是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果。建设农村、改造农村的目标也是把乡村建设成城市。这样畸形的观念忽略了当前乡村的客观现实，忽略了广大农民的根本诉求，也忽略了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非但没有带动广大乡村， 相反给农村带来了破坏，在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衰落、农民在精神观念上进退失据。面对强势的“现代”，农民不再珍惜祖辈传下来的文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不再固守物质和文化家园，亦步亦趋地跟在城镇化列车后面踉跄前行。现实的乡村无法安顿农民的灵魂，进而也无法安放一个有五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灵魂。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乡村文化困境。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不能用理论说服人们，乡村必须为城市牺牲，传承了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必须让位给“现代文明”。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灭了乡村，更没有那一种理论说得清中国的乡村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命运。从情感上说，拥有6 亿多乡村原住人口、绵延5000 年的乡村文明都衰亡了，拿什么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进入新世纪后，中央把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全面，直至形成具有完整体系和长远意义的乡村振兴战略。总书记曾用一个很“文艺”的词表述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乡愁”。这个“乡愁”所指称的意义就是，无论怎样的发展，都不能抹杀乡村精神，不能抹杀传统文化和自然生态，既要留住青山绿水， 又要传承传统文化。乡村文化复兴的任务，就是让“乡愁”切实落地，让传统文化延续下去、把绿水青山保护下来。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乡村文化的复兴，就要是重新激活乡村的活力，让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以复兴和重建。不是简单地回到从前，更不是推倒重来，再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乡村，而是在复兴传统的基础上，满足广大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重建新的乡村精神和乡村理想，唤起农民的文化自觉，培育新农村建设的合格人才。这才是乡村文化复兴的要义所在。
二、认识乡村文化的价值 作为一个以农耕开国的民族，中国的乡村文化创造并保存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农耕技术、农业遗产，还形成了一整套价值、情感、知识和趣味文化系统，除了领先世界的精细化、生态化的农耕方式，以及生产出高品质的食物外， 更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道法自然”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命本体的参悟智慧。也正是由于这种追求和谐稳定安详从容的农耕文明土壤，才孕育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海纳百川”等特质的中国文化。在与天、地、人的交流中，中国先民创造了敬天法祖、崇德向善、仁义忠孝、节俭循环的生活智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可否认，乡村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和脉。
这些乡村文化传统资源，因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劳动方式、民族习俗文化、历史发展机缘等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个性化，二是多样化。样态丰富的乡村文化使我们民族拥有了活力无限、源远流长的强大基因库。
回顾近代历史我们知道，虽然中国屡遭强权侵略，但国家没有灭亡，民族没有灭亡。那是因为在根本上，强大的民族文化基因库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使中国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依然有先进分子以自身文化信念为支撑， 在挫折和屈辱面前没有丧失自信，反而愈挫愈勇，奋发图强。我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在用自古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底气和元气，获得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 特别是进入21 世纪后，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世界生产体系，也在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中逐步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对比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发现了一条共同的规律， 就是无论哪一个发达国家，都没有完全消灭传统文化、乡村文化。现代化不是为了消灭乡村， 更不是与自然界对立对抗，而是促进城乡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多元共生、全社会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这个思想资源，原本就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因此，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当我们对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达到这个认识程度以后，文化主流话语就发生了重大的转化：即从近代以来要建立一个和西方一模一样的“现代化”，到如今建立对自身文化敬畏和尊重的“文化自信”， 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价值尤其是乡村文化价值必然回归。
三、从乡村自身着手推动文化复兴
乡村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融合?文化的各个层面是怎样的关系?建设怎样的乡村文化? 这些问题根源于对乡村归属与定位的认知。乡村文化建设，首先是乡村本位，让广大农民受益。只有农民受益，才能继续维系乡村的稳定，使乡村得以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乡村文化是由农民创造的，又是为农民所用的文化。它的社会功能就是让全社会、特别是农民能分享更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成果，让每位农民都有足够的获得感，并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凝聚起来。只有农民成为乡村文化的主体，乡村文化才能发挥更广泛的作用，进而滋养全社会。这是乡村文化自信的根基。
(一)尊重乡村、农民的文化需求与文化创造
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看，乡村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源。如果仅仅以城市化的标准来衡量乡村，可能会得出乡村比城市落后的结论，但以文明观点而论，乡村则有另一套价值。因此， 复兴乡村文化，最要紧的不是彻底否定，而是发现、维系和恢复原有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与世界观，使之与现代价值相嫁接、相融合，生长出新的价值。所以，以乡村为本，以农民为本，是发展建设乡村文化的根本依托。
只有依托乡村自身、依靠农民自觉行动， 才能挽回乡村的衰败，激发农民的自尊和自信， 也才能塑造适应现代社会、具有内在动力的乡村文化。当然，乡村文化不能为乡村所独有， 但是，乡村文化一定要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提供精神滋养，树立为乡村人所认同、所遵从的价值观。进入乡村的任何人，应该对乡村怀有敬畏和尊重之心，在尊重乡村与农民的前提下， 在理解农民的前提下进行建设。对于乡村而言， 恰恰还要更加尊重乡村的文化，守住乡村的根基，塑造乡村文化的尊严。
(二)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创新乡村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中对乡村治理的设计是三治统一：法治、德治和自治。如何在治理中打通主流文化、本土本地、传统文化之间的通道， 让文化发挥沟通、交流和凝聚作用，是当前基层干部、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从乡村的实际出发， 必须找到村民无法自己解决、只能依靠政府和村庄共同体才能解决的问题根源，在价值观上进行切实的引导，提出符合实际、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捍卫和滋养乡村的文化根基。通过激活乡村自有的文化内涵来动员人民，形成文化的向心力、感召力和无形的约束力。
我国古代经典《礼记? 王制》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1]， 这个意思就是政府治理不要轻易改变本地的风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因为乡村本身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在其生存规则中，国家法律是基本底线，日常的行为规范又是以世代相传的不成文的“老规矩”或非正式的“村规民约”为基本制约的。乡村的稳定与和谐，要把以这些非正式规则为基础的，把这些普通村民都乐意共享、与时代相适应的传统文化资源发掘出来， 形成德治、法治与基层民主自治体系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现代治理体系。
(三)保护传统文化基因，传承民族文化
乡村由独特的自然环境、作物植被、生产方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生活样相、村落格局、民居建筑、语言器具等构成了乡村的传统文化资源。灿烂的农耕文明支撑了古代中国的繁盛，至今也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如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公布的31 项“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名录中，中国有11 项，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被传承和使用着。自2014 年起，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和财政部一共公布了四批4157 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各地也相应公布了多批次地方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是中国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最新贡献。除此之外，我国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散落在乡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化载体，也是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抓手。
保护乡村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屹立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的必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必须以民族文化为根基。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它体现一个文化大国深远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及致力坚守与传承中华文明传统的意志。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恰恰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复兴的契机。而民族文化的根脉就在广大的乡村。在长远来看，乡村文化是保证中国文化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并重获世界尊重认同的必需条件;传承保护传统文化，必须传承保护乡村文化。
四、从城乡优质元素互动促进文化复兴
从历史发展趋势看，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确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但是，现代文明社会自有现代文明的弊病。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研究，即便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曾经遭遇经济发展的“八次危机”，这些危机都是通过向乡村释放产能、向乡村转移人口、帮助乡村发展来化解的。[2] 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化的压力，也是推进现代化的动力。乡村一次又一次向城市输送土地、粮食、人才和劳动力。没有乡村的支持，就没有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在当前社会格局中，向农村投入物力、财力，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有超越经济价值之上的意义。不但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乡村，而是乡村的多重价值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当然，这个引擎不是自然而然地显现的， 也依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激活乡村文化元素，与城市形成互动。
(一)给乡村温度，促进城乡文化互动融合
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是一种城乡互动视域下的文化，既区别于城市，也区别于传统乡村。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大趋势仍然是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但在实践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乡有差别， 而不是有差距。不是城乡对立，而是融合发展、均衡发展和共同发展。城乡文化交融，应该是互相促进、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因此，促进城乡进一步互动，实现城乡优质文化良性互动、相互融合、共建双赢才是正途。
在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块情感的出发地和归属地。这就是“乡愁”和“乡情”。但是，搞建设不是写抒情诗，城市或乡村都不是乌托邦、桃花源，不能过分浪漫化。到今天为止，乡村仍然需要城市文化激发活力，需要先进的经验和方法，以及大量活泼泼的人才。建设乡村新文化，必须动员社会参与。在顶层设计上，在政策制定上，要让更多农民工、大学生、复员退伍军人、退休人员在“乡愁”、“乡情”的感召下，满怀报效乡梓的志向，携带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返乡、下乡创业发展或下乡居住。他们是新乡贤，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到来，将激活乡村的新活力，把乡村文化带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保护自然生态，筑牢生态文明的最后屏障 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方略，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整体命运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对于中国的乡村尤其如此，因为中国乡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型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有许多重要经验和规律需要挖掘，需要在现代文明话语中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可惜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对现代化技术的盲目崇拜，使这一套传统几乎被丢光。今天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生态传统，眼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依靠原有的乡村生态优势， 借助生态文明战略的东风，直接将它们带入生态文明的阶段。这个优势也被西方学者关注到。如美国生态学家小柯布所提醒的：“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这个机会是中国独有的领导世界的机会。”[3] 这个提醒可谓语重心长。
总书记所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是核心观念，具体落实在生态建设实践中，就是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化。这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新课题。乡村生态建设不仅可以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资源汲取智慧，也将为解决世界性生态难题提供良方。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思路的转换，也是一次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再次确认。“生态宜居”的前景就是在加快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同时，保持乡村的自然生态，让乡村所蕴涵的生态文明价值逐步显示出来。不仅是用乡村旅游的方式吸引都市人观光休闲，而且也将吸引城市人群参与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城乡的深度融合。
总之，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在于把农村建设成新型农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农村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总体上看，乡村不会全部消失，乡村的文化价值也不会消失。我们必须认识和了解乡村文化之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意义。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把我们的根留住，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我们今天怎么做，明天乡村就是什么样。所以，乡村的未来，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己手上。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为我国的乡村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和问题，其中振兴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题中应有之义。振兴乡村文化，将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支撑，重建社会信任，满足广大乡村人民群众心理需求。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就曾描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形态：“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乡”指明一种地缘和血缘上的范围;“土”则表示这一社会形态赖以维持和延续的生存方式。这种植根于土地，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村屯，与城市文明有着“和而不同”的伦理规则。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一度出现了荒置、“空心”等问题，甚至在一些中心城市、大城市周边的县、乡也出现了从物质生活到精神面貌都反差极大的状况。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农”工作与乡村建设的高度重视和统筹部署。乡村振兴旨在通过乡村的建设发展激发乡村的内在潜能，塑造村庄的现代化风貌，并使农民重返乡土秩序的和谐。同时，也将现代文明的因子引入乡村，对传统乡村的各种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并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农村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发展的有机整体。
乡村文化是维持乡村秩序的重要基础。传统文化的碎片化、地域过疏化、地方空洞化等已成为影响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一些农民对乡村日积月累的乡情已逐渐淡薄，乡村文化的公共性出现了衰微的迹象。我国是一个几千年农耕文化植根深厚的农业大国，如无法有效解决当下农民故乡意识淡化、“向城而居”的问题，政府即使有再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难以真正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但也应该看到，有些农村文化生活的“主体”成员虽然常年背井离乡，但这反而唤起了他们的“乡愁”，激发了他们参与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各种乡村仪式活动的热情。为此，乡村文化的建构，应当以政府为主导，以广大农民为主体，以重建文明健康的农民公共文化生活为核心，最终形成农村文化“管理以县为主、协调服务以乡为主、建设以村为主”的新格局。
实现乡村振兴，从客观上说，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工程;而从主观上讲，则是一个重建社会信任的工程。激活乡村的自治传统，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关键。当前，乡村道德失范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的物化、功利意识等侵蚀拆解了传统道德，小农意识的文化心理阻碍了现代道德的生成，导致乡村社会道德的断层。因此，要通过教育与疏导、文化自觉、村民自治等方面来重塑乡村道德。一是各级党政组织应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文化振兴发展规划;二是需对各类文化组织进行整合，实现城乡联动、上下呼应、文农结合;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培养一批懂农业、爱乡村、爱农民的文化骨干;四是要培养农民积极主动的公共参与意识，引导他们文明理性的参与行为，重塑乡村社会关系，共同致力于乡村的善治之道。
无论基于何种考虑，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是设法留住年轻人。须知当下不是农村人想往城市跑，而是由于乡村的衰落，人们才跑去城市。故而，在城乡开放互通的氛围下给农村青年以本土发展创业的更多机会，正是破解这一突出问题的治本之策。而在应对地域过疏化问题时，虽然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曾提出将农村打造成一块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磁铁”，以吸引农村青年返乡就业，但此举很难在短时间内奏效。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老年人都将作为我国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在乡村共同体内，老年人长期充当着乡村家族长者和村落管理权威的角色。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科技迅猛进步、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下，村落昔日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突出表现便是乡村老年人权威的衰落。“老有所养”是党的十九大所传递出的亲切而温暖的声音，为人们描绘出了幸福的蓝图。“敬老、爱老、乐老”是人民幸福的直接体现，而文化养老则是关注和满足老年人精神、情感和心理等多样化需求的主要方式，是实现敬爱老人和乐龄文化的重要途径，是农村老年人安心养老、清心养老、快活养老的理想目标之所在。
党的十九大为解决城乡结合这一命题找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把金钥匙，吹响了建设美丽乡村的时代号角。正如总书记强调的，“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美丽乡村的关键是要让人们过上一种延续着历史与传统、记得住乡愁、看得见希望、握得住幸福的现代生活。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乡村建设中，我们应当充分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创新机制，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辟建休闲小镇和特色产业基地，进一步推动乡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使乡村成为绿色发展、特色发展的美丽乡村。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今天，我们倡导着发展多姿多彩的文化，坚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我们生活在一个活跃、丰富文化的时代。然而，在走向和谐文化的道路中，我们是否忘了在农村的土地上，有被我们“遗忘”的农村文化，他们正在悄无声息地消失着。在消失的背后，其本质问题就是农村教育制度的不完善。
农村教育是乡村文化的根。发展农村教育，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农民工子弟就业难的问题，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经济、文化发展。
教育制度的不完善，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多数小学被废弃，教学质量低，师资不稳定，经费投入效率不高;另一方面，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教育无保障，由于家庭困难、就业前景不乐观导致辍学现象严重。
振兴农村教育，发展乡村文化，必须合理调整农村教育资源。重点建设方便村民、设施好的学校，创建寄宿制学校，从实际出发，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联村办寄宿制学校;利用废弃、闲置的学校服务于周边村民，如办幼儿园、当地村委会、临时教学点等。
振兴农村教育，发展乡村文化，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帮扶力度。进行战略重点转移，从以硬件设施建设为主向教师培训、现代化教育设施软件建设;增加财政投入并提高投入的效率，让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作用。
振兴农村教育，发展乡村文化，必须大力宣传教育文化。通过广告、标语、手册宣传先进文化，提高村民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保护特有的传统文化，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活动，以多种公共生活形式深入到民心。
振兴农村教育，发展乡村文化，必须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关心农村教育。利用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对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充分利用“义教工程”、教育建设等项目，完善学校的各项设施。
解决好农村教育的现状，为充分利用各方面条件，努力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积极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创造条件。只有这样，农村文化才能生根，才能为社会主义特色文化注入新活力。
底蕴
【2018江西军转干申论范文：实施乡村文化振兴 厚植乡村文化底蕴】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发展，也体现在文化的振兴。如今很多农村地区民风凋敝，乡村道德滑坡严重，赌博攀比之风盛行，对乡村文化是致命的伤害。不仅不利于农村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会影响乡村的发展，不利于乡村振兴。因此，唯有大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才能保留乡村文化的精华，厚植乡村文化的底蕴。
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完善公共文化建设。农家书屋是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农家书屋是繁荣农村文化的既有阵地，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载体，是农民群众学文化、长技能、强本领的精神粮仓。乡村文化振兴要不断完善类似农家书屋的公共文化建设。一方面，在乡村大力推广农家书屋，提供满足农民需求的书籍，给予更多有用信息。另一方面，大量修建文化礼堂，组织文化下乡活动，带给群众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活。同时，利用当地文化站，进行专题讲座，传播优良的乡土文化。
乡村文化振兴要加强乡村道德建设。如今乡村道德滑坡带来了精神危机，群众赌博成风，攀比之风盛行，导致家庭分崩离析，还会导致乡土文化受到影响，不利于良好的民风民俗的弘扬。因此，加强道德建设至关重要，一是挖掘典型人物，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党员、乡贤和村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树立良好榜样。二是制定村规民约，根据每一个村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约，限制不良的行为。三是大力弘扬乡村道德，建设“善行义举四德榜”，村委会与有赡养老年人义务的家庭签订《孝老爱亲责任书》。加强乡村道德建设，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化。文化的产业振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化的发展振兴要运用市场化、产业化的手段，才能保持生命活力与创新力。为了更好的发展文化产业化，一方面要大力挖掘文化的特色，发展创意文化，利用当地乡土文化、红色基因文化、优秀家风文化，打造特色文化群。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文化+”重视“文化+旅游”，“文化+市场”、“文化+产品”等产业化。同时，加大文化产业的科技投入，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引进高端人才，利用云技术等方式形成文化产业化的科技支撑。
乡村振兴只有抓住文化振兴这个魂，才能真正激发振兴的动力。乡村文化振兴只有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建设，加强乡村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文化的产业化，才能提升文化底蕴，传承优秀的乡土文化，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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