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名词解释

第1篇：当代名词解释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当代发展与现实解释力

摘 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阐明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并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当代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从最初抽象宏观的叙事方式转向对个案国家及其权力运作的具体化、实体性研究，关注国家发展现实需要和世界政治格局调整，具有强烈现实解释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分析表明，全球化并未改变民族国家的阶级属性;全球文化同质化并未削弱民族国家自身文化的本土化与民族性;跨国组织与超国家集团的发展并未改变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民族国家依然是最为重要的利益主体。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当代发展;现实解释力;民族国家

一、马克思国家理论述要

正如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所认为的那样，其实马克思本人“并未提出一种与《资本论》的严密和见识相媲美的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系统分析。马克思有关国家的讨论，是由一系列不系统的、碎片化的偶发事件的评论、报刊文章、当代历史分析，以及哲学思考所组成”[1]。然而，如果因此而认为马克思没有关于国家的理论就显得过分武断了，因为“他持续关注国家问题。……在他的著作里面，那些围绕国家问题而展开的经典论述显然已经指出了方向”[2]。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理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而国家理论也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马克思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经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国家消亡路径等问题。纵观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马克思国家理论揭示了国家的起源与本质。正如前文所言，马克思对于国家起源与本质的讨论是在批判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家庭与国家的关系，认为是市民社会和家庭决定了国家：“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3]69在初步批判了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这样的结论：市民社会与国家已然彻底分裂，而黑格尔所谓的国家理想主义原则在马克思看来，也仅仅只能算是“市民社会在自己内部建立起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4]罢了。总之，这一原则是清除了关于“市民社会”的自由主义神话后创造的新神话。进而，马克思在重新阐述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认为的国家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3]132，而所谓“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5]274。

另一方面，洞见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马克思所阐述的国家理论之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归纳起来，马克思至少从三个方面陈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一，国家由市民社会所决定。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思想，提出了与之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国家由市民社会所决定。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从主体和客体两个角度分别给出了理由，从主体角度看，国家是由那些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一个又一个个体成员来组成的;从客体角度看，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又要以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其二，市民社会与国家既对立又统一。从对立的方面来看，尽管国家在阶级社会中具有“普遍性”，但是被它所坚守的只是和统治阶级与生俱来的特殊利益，它无力也不愿体现市民社会的普遍利益。然而，国家的存在又不仅只是一个行使权力的机构，更是一个承担公共职能的机构——与此相联系，国家也要致力于为市民社会提供服务，而不能只满足于和停留在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层面;从统一的方面来看，国家得以存在是以市民社会作为前提和基础的，而国家的性质也最终由市民社会的性质所决定。其三，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从国家向社会的回归。国家向社会回归的条件是阶级社会性质的祛除，只有通过祛除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进而祛除阶级之后，国家才会回归于社会，实现两者的真正统一。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社会被命名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5]294。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就国家的消亡以及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国家消亡路径、国家的职能及国家公共职能的异化、国家与意识形态、国家的类型及作用、作为过渡时期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进行了阐析，受本文篇幅及研究主旨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对于国家有着诸多论述，列宁、葛兰西、托洛茨基、卢森堡等人也在事实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陷入沉寂，没有取得什么实际进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才发生了改观，“由于在战后取得很大成功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以及斯大林模式的坍塌，人们的目光重新被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所吸引，并且引发了西方国家理论的若干次复兴”[6]。在这些复兴之中，至少包括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战后国家理论的“第一次复兴”，70年代后期及至80年代初期出现的“使国家回到注意中心”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理论复兴浪潮，以及80年代兴起的以“没有国家的国家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国家理论复兴。而上述国家理论复兴的共性之一在于，“历次国家理论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都是马克思国家理论。……当代国家理论复兴中的那些代表人物往往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的”[7]。

21世纪以来，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问题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2002年，鲁伯特(Mark Rupert)和史密斯(Hazel Smith)合作推出了一部论文集《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而杰索普的专著《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也恰逢同年出版。以这两部著作的出版为契机，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影响正在不断走向深入，并且日益显现出它在全球化时代的独特理论魅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的序言里，两位编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恰逢自由资本主义获得遍及全球的崇拜之际，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各种各样的解释者的思想传统复兴正在被国际关系研究所见证。”[8]这部论文集的作者们①在书中着重研讨了历史文化的不同背景与多种政治运动之间冲突的多维性，多样社会关系在全球化过程之中的表现、全球化时代的阶级政治，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的国家功能与形式的变迁等等，提出了诸如“时至今日，民族国家已在事实上成为了实施全球资本主义战略的重要工具和有效手段”[9];“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始终没有理由相信那些‘超国家’的主权会替代‘地域国家’，更无法想象被这些‘超国家’政治实体所建构出来的民族国家业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经济空间会被必然取缔，走向消亡”;“民族国家并没有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被边缘化和走向‘萎缩’，充其量只是它的一些传统功能发生了转向”[10]等一系列极富启发性的观点主张。

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中，杰索普承认技术、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决定论有所差别的是，他否认了技术、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力对于整个社会的最终决定性。事实上，杰索普在考察作为调节对象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时，在继续接受传统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上，也引入和接受了其他一系列概念，并且综合运用这些概念深入分析了国家、政治、生活世界以及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杰索普运用他早在20年前出版的专著《资本主义国家》(1982)中所提出的“策略关系方法”对于国家概念进行了全新理解：“国家是社会性嵌入的、策略性选择的和社会合法化的组织、制度以及社会力量。它是围绕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所做出集体决定而联合到一起的具有相对统一性的整体” [11]。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杰索普“为我们重新思考国家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理论参照和具有当代水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样本”[12]。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比较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19世纪中叶前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时代，当代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构成了现今时代最为重要的经验事实和典型特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复兴及其在新世纪以来所展现的旺盛生命力，意味着这一理论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拥有无可替代的现实解释力。而且，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复兴也是与该理论现实解释力的提升密切相关的。通过梳理不难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经典马克思国家理论抽象而宏观的讨论方式相比，更多是转向了对于作为个案的不同国家及其国家权力运作的具体化研究、实体性研究。这一转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家发展现实需要息息相关，也与二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也因此得以彰显。

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现实解释力问题，还可以在这一理论复兴进程中的激烈论争中寻求启示。杰索普曾经深刻分析和系统梳理了这一复兴进程及其论争，之后他总结到：“所有这些论争和探讨都在以下方面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把国家从它在社会内部曾经拥有的至高位置上驱逐下来，而只是将它当作一种与其他秩序并列存在的制度性秩序来加以分析。……简而言之，我们普遍认为国家是一个局部的、不稳定的、突现出来的体系，它与其他体系相互依赖，共存于复杂的社会秩序之中。”[13]进而，杰索普概括了当代国家理论研究的五个重要论题，即“各种统治机制及与之相关的明确表达随着政府而兴起;有关领土权、空间、规模，以及国家的论争点;民族国家在所谓的地区化与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未来;国家所具有的弱点或者相对实力;以及国家状态(或者国家身份)的历史可变性”[13]。可以发现，这五个重要议题都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现实紧密相关。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和介入性分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也提升了该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总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依然拥有强大的解释力”[10]。尤其是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二十世纪以来所发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构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挑战，然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却总是能在这些挑战中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新的发展。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我们分析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关照，“它是揭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历史命运的重要分析工具”[14]。

四、理论关照：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

正如我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学界对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问题并未形成共识性意见。毫无疑问，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张力，打破与维持现有主权国家的权力、利益、文化与认同的边界构成了两者张力的直接表现。然而，一旦当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这一视角介入到现实之中，深入剖析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民族国家境遇及其历史命运，就不难形成一个总括性的结论：当代国际社会中的最为重要的行为主体仍旧是民族国家，这一点在现在以及可以预知的未来不会改变。

第一，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阶级基础没有发生改变。前文介绍了马克思国家理论中有关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的讨论，用马克思对于国家的这些描述去观察民族国家可以发现，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福利国家的普遍兴起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作为表象的阶级矛盾看似不如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那么直观和尖锐了，甚至对立阶级之间的边界也正在变得模糊。然而诉及本质，“进入现代阶段，全球资本的积累也仍旧还会在特定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产生政治的和社会的分裂，这些分裂是以阶级的形式呈现的”[15]。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深刻对立在资本全球流动的态势之下更是在全球范围里生成，全球劳工日益被全球资本系统掌控，跨国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正在生成。由此，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阶级基础依然存在，只是阶级对立的形式带有了“全球化”的特点。

第二，西方社会推行的全球文化同质化努力并未削弱民族国家自身文化的本土化与民族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文化职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率先开启了对于国家文化职能问题的探索，其论述让人印象深刻：“一个社会集团要想实现对于这个社会的整体控制，就必须夺取该社会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领导权”[16]。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也认为“国家承担着思想文化的职能，它不仅要努力达成社会共识，还要试图让公众相信：一切生产方式都不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好，对资本有利的就是对社会全体成员都有利”[17]。这些讨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征颇有帮助。在文化的层面上，全球化表现为西方社会利用自身业已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将其主导下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并以此极力祛除其他一切民族国家文化的内部差异与多样性，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和西方化。美国所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其典型代表，而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绝对优势地位，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肯德基、麦当劳也似乎在向我们表明，世界文化的同质化正在形成之中。然而，与此动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本土化也正在显示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文化的多样性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承认与尊重，以至于当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不得不承认“多元文化的世界已经在所难免，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就算出于维护世界安全的考虑，也必须接受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现实”[18]。那么，为什么西方社会的全球文化同质化努力并未削弱民族国家自身文化的本土化与民族性呢?究其原因，全球化在构成对于不同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冲击的同时，也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绝佳的机遇，这种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的趋势是催生出一种“全球文化”。这里所说的全球文化“是指在全球的世界交往中，在相对独立的各国家、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经由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涵化而产生的人类共同文化。这一共同文化并不是建立在各民族国家文化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基础”[19]。显然，这种“全球文化”是在承认和尊重不同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的统一性，而不是消灭文化差异实现同质化。

第三，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利益主体依然是民族国家。国家行使政治统治职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实现，并且极力追求统治阶级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主张。这一点在全球化时代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其一，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组织是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以跨国公司为例，它能够为母国财政收入的增加、国际收支的平衡以及文化的输出提供便利与帮助，因此母国政府也通常会在税收和出口政策等方面为跨国公司提供支持。由此，跨国公司与其母国具有高度一致的利益。跨国公司尽管增加了东道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风险和脆弱性，但也为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增加了就业，推动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其二，民族国家以成员国身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的初衷和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和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当今世界被普遍认为是拥有最高一体化程度的区域性组织，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1)中将自己的宗旨表述得非常明确，那就是“决心把建立欧洲共同体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向一个新阶段，致力于实现遵循全体成员国共同期待的、单个国家难以实现的最大利益”。此外，虽然欧盟始终在进行着打造统一“欧洲社会”的努力，但是又不断强调这一努力方向不以牺牲成员国利益为前提。截至目前，“欧盟依然还是一个‘国家间组织’而不是‘超国家’;欧盟的成员国也依然还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20];其三，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出现哪一种超国家集团可以像民族国家那样得到被统治者的承认，而这些超国家集团也无法为承认它的民众提供可享受的公共产品。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在于这一权力得到了被统治者的承认，而这种承认也是被统治者可以获得普遍意义上的公共产品的基础和前提。究其根本，联合国在安全方面提供公共产品的努力难以实现的核心原因在于这种形式上的超国家权威缺乏“被统治者”的承认。种种迹象表明，“虽然经济活动的跨国性是全球化的典型特征，然而民族国家的存在却仍旧是全球化的基本前提。……就算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对于民族利益的追求依然随处可见”[14]31-32。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出发来解释和介入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历史命运，能够看到如下一些基本事实：民族国家得以确立的阶级基础在全球化时代依然存在，哪怕它的存在方式发生了诸多形式上的改变;“全球文化”的生成以及西方社会推行全球文化同质化的努力并未削弱民族国家自身文化的本土化与民族性，事实上，国家的文化职能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每个民族国家所重视和强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超国家集团的存在与发展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全球利益分配格局，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利益主体。面对这些基本的事实，有学者指出，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既不是对‘更多市场、更少国家’观念的简单移植，也不是预示着民族国家的衰弱，充其量，它只是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民族国家遭到了侵蚀”[10]。更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渐成并没有让世界走向一种‘历史终结’，欧洲激进民粹运动、苏格兰的独立、欧元的失败、阿拉伯世界第二次动荡甚至东亚海域上的擦枪走火，这些猝不及防的事件是否预示着新一轮‘民族国家化’的可能?”[21]这样看来，怎样对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进行“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通过多种途径去重构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国家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才是更具实质意义的事情。

注释：

① 包括亚力简德罗·克拉斯(Alejandro Colas)、司各特·梭罗姆(M. Scott Solomon)、马克·鲁伯特(Mark Rupert)、弗里德·哈里岱(Fred Halliday)、萨克利夫(Bob Sutcliffe)、威廉·罗伯逊(William I. Robinson)、艾伦·伍德(Ellen Wood)等人。

参考文献：

[1]Bob Jessop.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J].I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1：354.

[2]〔法〕享利·列菲弗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M].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122.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

[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41.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刘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历史发展与可能空间[J].江汉论坛，2012，(9)：43-44.

[7]郁建兴.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10.

[8]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 (ed.) Hi stnrio 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M].Routledge， 2002：1.

[9]Bob Sutcliffe.How Many Capitalism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Debates about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M]//In 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e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57.

[10]郁建兴.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7(2).

[11]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Capitalist State[M].Cambri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40.

[12]郁建兴，何子英.从资本、阶级到策略、治理——杰索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J].哲学研究，2006，(9)：17.

[13]〔英〕B.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新进展(续)——各种探讨、争论点和议程[J].世界哲学，2002(2).

[14]冯新舟，何自力.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议题[J].教学与研究，2010(10).

[15]Alejandro Colas.The Class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M]//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 (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New York： Routledge， 2002：191.

[16]杨雪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简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2)：119.

[17]Ralph Miliband.Marxism and Politic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47.

[1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68.

[19]隽鸿飞.全球化：超越民族国家，还是超越民族文化?[J].求是学刊，2002(2)：19.

[20]刘玉安，杨丽华.全球化、区域化与国家主义[J].文史哲，2002(1)：160.

[21]〔美〕张笑宇.全球政治格局“再民族国家化”的可能[J].文化纵横，2014(2)：94.

责任编辑：翟 祎

作者：陈丽芬　于春洋

第2篇：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论争置评

从“实质解释”的提出，到“实质论者对刑法实质解释的倡导和形式论者对这种倡导作出的回应与批判”[1]，再到“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两大阵营理论观点的激烈碰撞，双方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实质侧面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社会防卫机能上;形式的违法性(刑事违法性)、实质的违法性(社会危害性)上;刑法规范的解释限度、出入罪上，都秉持着各自的观点，至今未能达成共识。透过上述争论，在分析这场博弈背后的理论依据时发现，从基础层面出发，对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形成、发展进行剖析，有助于我们探寻这场纷争背后的核心问题。

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产生及纷争

大陆法系构成要件理论大致有以下三种学说：以贝林格(Beiling)为代表的“行为构成要件说”;以梅兹格(Edmund Mezger)为代表的“违法类型说”和以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为代表的“违法、有责类型说”。

基于这三种学说，有些学者曾指出“本来作为价值无涉的概念来把握的构成要件概念，包含着越来越多的价值，更多地包含着主观性和规范性这两种要素。因此，本来被认为具有独立于违法性之机能的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最终埋没在违法性之中......构成要件论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正是构成要件论崩溃的历史。”[2]不同的构成要件理论，产生出了不同的解释论，即“形式的解释论”和“实质的解释论”。

由于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形式解释论者”和“实质解释论者”对构成要件的判断就产生了分歧，因此需延续双方的观点，考察两大解释论的定罪思路和对行为的评判结果，并进行对比，从而找寻分歧背后的核心问题。

(一)“形式解释论者”的定罪思路

遵照贝林格的观点，一个行为，不论其是违法行为还是非违法行为，只要是纯客观的、记述“犯罪类型的轮廓”的行为，就认定其符合构成要件。在符合构成要件后，该行为会进入到第二阶段，即“违法性”的层面进行判断。

违法性包含了积极的违法性和消极的违法性，当符合构成要件且具备可罚的违法性时，该行为才能进入到“有责性”阶段。

有责性又称为责任，当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的行为进入到“有责性”阶段时，若判断过程中存在期待可能性，则产生责任，行为人的行为成立犯罪，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如果缺乏期待可能性，则阻却责任，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

(二)“实质解释论者”的定罪思路

“实质解释论者”认为“构成要件就是违法类型，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具备了违法性的基础。只不过，当出现违法阻却事由时，该行为的违法性被排除。”据此，某一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时，该行为就具有了违法性的征表，就能够推定其具有违法性。如此一来，在违法性这一阶层，所考察的只有违法阻却事由一项。而积极的违法性判断就被包含在构成要件之中，作为一种“实质的构成要件”而存在。[3]当符合“实质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进入到“有责性”阶段后，其判断过程和“形式解释论者”的思路相同。

通过对上述两种定罪思路的解读可以看出，“可罚的违法性”在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中所处的位置，或许是二者在定罪思路上最本质的区别，其需要对某一行为量的程度和质的程度进行实质性判断的。“量”和“质”的程度是否达到刑法法规所规定的要求，直接决定“可罚的违法性”的成立与否。假设当一个行为符合“犯罪类型的轮廓”，但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或者不符合“犯罪类型的轮廓”，当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时，两大解释论的结论或许将是对立的。那么，二者的判断结果真的是对立的吗?

第一种假设。符合“犯罪类型的轮廓”，但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的行为。假定盗取公司一张打印纸的行为，实质解释论者认为：“当刑法的文字表述包含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时，应通过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将这种行为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4]形式解释论者认为：“该行为虽然符合法律文本的形式特征，但并不具有处罚必要性，故应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并且形式解释论并不反对实质判断，更不反对通过处罚必要性的实质判断，将那些缺乏处罚必要性的行为予以出罪。”[5]

第二种假设。不符合“犯罪类型的轮廓”，但具有“可罚的违法性”的行为。以“颜艳红虐童案”为例，该案争论的焦点在于，颜艳红的虐童行为已侵犯了幼童的健康权和人格权，其行为在量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在质上也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确实具有违法性。在“犯罪类型的轮廓”上，颜艳红的行为并不符合我国现行《刑法》相关法条的形式规定。[6]所以，当温岭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颜艳红予以刑事拘留时，有相关的法律工作者感慨“温岭公安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虐童案幼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7]诚然，寻衅滋事罪位于我国现行《刑法》第6章第1节，该章节所处罚的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扰乱公共秩序的，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颜艳红的行为是对他人健康权、人格权的破坏，并非对社会管理秩序、公共秩序的破坏。回顾该案的发生，以及后续的事态发展所暴露的问题，笔者所关注的，依旧是“形式解释论者”和“实质解释论者”对于值得科处刑罚，但无形式规定的行为的判断问题。

有学者指出：“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根本对立在于：在刑法没有所谓刑法规定的情况下，能否将具有实质上的处罚必要性的行为通过扩大解释予以入罪。对此，形式解释论的观点是断然否定的，而实质解释轮的立场则是肯定的。”[8]反驳观点认为：“真正的刑法漏洞是不可能通过解释来填补的，即便某个行为是值得科处的，但只要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就必须得出无罪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形式解释论者和实质解释论者是不会有区别的。”[9]比照两位学者的观点，“法无明文规定”实则包括了“却没有规定”和“隐形性规定”，如果是“却没有规定”的行为，两大解释论的结论则均为“无罪”。如果是“隐形性规定”的行为，则二者都将通过法律解释将该行为“入罪”。

不论“可罚的违法性”是位于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判断，还是位于违法性阶段考察，两大解释论在最终结论上都是一致的。如对同一行为的判别结果总是一致的，只是在考察路径上不同的话，那么二者也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显然，这一结论与我们的经验判断并不相符。那么，学界争论背后的核心问题究竟为何?通过下面这一案例，或许我们能得到一些启示。

二、刑法解释学上的价值观念之争

“朱建勇故意毁坏财物”一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朱建勇为泄私愤，侵入他人股票委托交易账户，采取高买低卖的方式，使他人财产损失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对此，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该案背后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对“故意毁坏财物罪”中“毁坏”一词如何理解。另一个是朱建勇的这一行为是否超出了“毁坏”一词的文义射程。在这两个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毁坏”是指对财物的整体或部分造成无形的破坏或毁坏，从而使此种财物完全不能或部分不能按其本来的用法使用。如果将高进低出买卖股票致使他人财产受损的行为理解为毁坏，那么刑法规定的毁坏一词就丧失了界限功能......，无论对毁坏一词作何种宽泛解释，高进低出买卖股票的行为都难以为毁坏一词所涵摄。该学者还说到：“刑法惩罚的是那些采取‘毁坏’手段使他人财物价值丧失或者降低的行为，如果不是采用毁坏的手段使他人财物遭受损失，那么可以作为民事纠纷来处理，由此限制刑法的惩罚范围”。另有学者认为：高买低卖股票，导致他人遭受数额较大的财产损失(丧失了应有价值)，刑法规定故意损坏财物罪就是为了保护他人财产免遭损失(保护他人的财产价值)时，就有必要将毁坏解释为使他人财物(股票)价值减少或者丧失的行为。显然，前一学者从行为的角度来理解“毁坏”，而后一学者从结果的角度来理解“毁坏”。

笔者认为，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朱建勇定罪处罚是正确的，理由有三：

第一，“毁坏首先是一种行为，在财物效用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我们还要考察该财物效用的损害是否是由于行为人的毁坏行为所引起的。”[10]这里，陈教授提到了“财物效用”一词。“财物”包括有体物和无体物，指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即可满足人的需要，又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的财物;而效用，是指对于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得到的满足的一个度量。那么，对“财物效用”的理解就应该是：某一具备经济价值性、满足需求性和交换获得性的财物，满足其所有者欲望的能力。如果笔者对“财物效用”的理解是正确的，那股票账户资金的非正常性减少，将会导致股东无法对股票买卖进行正常性操作，满足感自然也就会丧失。也就是说，“财物效用”遭到了损害，而这种损害正是源于他人对该账户所实施的“高买低卖”这种恶意操作行为。

第二，低点买入高点卖出是进行股票交易的正常策略，被告人采用高点买入低点卖出的方式进行交易，显然是有意要使被害人股票账户资金数量减少。将这种行为理解为“毁坏”，并没有超出“毁坏”一词的字面含义，其属于“毁坏”一词的“隐形含义”。前面也提到过，张教授和陈教授对于含有“隐形性规定”的行为，都认为应通过法律解释将该行为“入罪”。所以，高进低出买卖股票的行为是可以为“毁坏”一词所涵摄的。

第三，“故意毁坏财物罪”位于我国《刑法》第5章，如此设置就是为了保护他人财产免受损失。案件中，朱建勇的行为导致被害人股票账户资金减少近20万，使被害人在财产上蒙受了重大损失。所以，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其进行处罚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由于笔者的结论也是将行为人入罪，因此，有人会认为笔者是实质解释论的拥护者，其实不然。举例来说，张教授曾对我国《刑法》第263条第6项中的“冒充”一词进行过解释，解释的结果是，“冒充”包括“假冒”和“充当”。前者是“以假充真”，后者则是“以真充真”。显然，对后者的解释，已经超出了“冒充”一词的文义射程。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张教授的解释前提，既然冒充军警抢劫都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那么以真正军警身份实施抢劫的，岂有轻于前者的道理，但正如张教授自己所言，“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做出扩大解释。”“真正的刑法漏洞是不可能通过解释来填补的。”[11]显然，如果出现以真正军警身份实施抢劫的行为，按照现行《刑法》，则只能以抢劫罪的一般情节定罪量刑。所以，过分追求刑法的实质正义，单从刑法目的的角度出发去解释词语，不仅有损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而且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三、结论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两大解释论的纷争，并非是解释方法之争，实则是建立在刑法解释学上的价值观念之争。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之争，再加上近些年“重构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呼声的加大，令我国刑法学界的部分学者，在推行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同时，将本归属于大陆法系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辩，移植到我国传统犯罪论体系下，并就此展开了莫衷一是般讨论。当然，围绕着两大解释论的纷争，本人这区区千字岂可言明。只求通过此文的基础性梳理，以便日后对该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1]高仕银：《形式与实质：刑法解释论的进路考察及选择》，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6期。

[2]参见[日]西原春夫：《犯罪实行行为论》，戴波、江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3]陈坤：《论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异同》，载《福建法学》2012年第2期。

[4]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5]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6]颜艳红的行为虽不符合我国现行《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60条虐待罪，但符合第246条侮辱罪的犯罪构成。只是这里的讨论是在被害人一方放弃自诉，希望通过公权力对其进行处罚的语境下进行的。

[7]彭刚律师：http：//www.nanxi.me/forum/thread-6267908-1-1.html，访问日期：2014年4月1日。

[8]同[5]，第36页。

[9]同[4]，第61页。

[10]同[5]，第41页。

[11]同[4]，第62页。

作者：温少昊　周时雨

第3篇：碳交易\物联网\云计算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名词解释”

截至2011年2月21日，我们通过对河北、山东、浙江、广东等13个省份2009-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名词解释部分的监测，发现这些词主要分布在低碳环保、新兴产业、民生工作、“三农”帮扶、金融服务、政府改革等六个方面。碳交易、森林碳汇等反映了近年来各省市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努力;新兴产业方面，物联网、云计算、三网融合等词语在多个省份的报告中都有着重强调;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词体现出农村金融改革政策在全国范围的逐步推进，特别是在浙江省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些名词都给予了详细介绍;政府改革方面，财政改革和廉政建设是近些年工作的重点，这些在江西省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省直管县”、乡财县代管、村账乡代理、公务卡等新词解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另外，在广东省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重点关注了流动人口问题和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近些年在广东实施的流动人口管理“一证通”制度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双零”培养模式值得各地借鉴。

碳交易：由虚转实 期待多赢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从整体上研究制定全省绿色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和推动绿色发展。利用森林、湿地、草地碳汇资源和生态品牌，探索建立环境交易平台，推进碳交易试点。——《2010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是《京都议定书》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排减，以国际公法作为依据的温室气体排减量交易。在6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的量最大，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为计算单位，所以通称为“碳交易”。据预测，近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市场。——《2010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碳交易、森林碳汇、低碳经济等名词近两年来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逐渐常态化，“碳交易”作为控制节能减排的合理有效手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10年10月下旬，国务院在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提到，要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

碳交易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歐元上升了81.8%，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可能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近年来，我国对碳交易越来越重视。现已拥有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10年1月底，首个低碳交易市场落户深圳，并且将发展碳交易市场写入本市“十二五”规划《建议》当中。另外，其他许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排污权交易，武汉、杭州、昆明、河北省环境能源交易所也相继成立。

农业面源污染：多措并举 加强治理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加强农业面源污染、城镇大气污染的防治，努力创造整洁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2010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环境污染分为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是指由沉积物、农药、废料、致病菌等分散污染源引起的对水层、湖泊、河岸、滨岸、大气等生态系统的污染。我国农业生产中如使用剧毒农药、过量施撒化肥、不可降解农膜等，都是造成环境面源污染的重要因素。——《2010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农业面源污染正在成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是确立和认真落实中央“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近年来国家经济发展工作的重要内容，在青海等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特别强调。

农业面源污染与点源污染相比，面源污染的时空范围更广，不确定性更大，成分、过程更复杂，更难以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是指由沉积物、农药、废料、致病菌等分散污染源引起的对水层、湖泊、河岸、滨岸、大气等生态系统的污染。我国农业生产中如使用剧毒农药、过量施撒化肥、不可降解农膜等，都是造成环境面源污染的重要因素。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中国水环境质量的最大威胁之一。2010年2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问题，农业部门要求下一步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大力推进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防治养殖污染。第二，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控制农村废弃物的污染。第三，提高化肥农药的利用率，防治流失污染。

2010年，政府部门免费为1.6亿农户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指导服务，推动应用测土配方施肥面积11亿亩以上，配方施肥建议卡和施肥技术指导入户率达到90%以上。同时，加强农药市场监管，鼓励使用高效、安全、低毒农药产品，推广新型植保机械和实用技术，提高农药的使用率。

绿道网：用生态线串起广东城乡一体化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完善文化、交通、供水、供电、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珠三角绿道网，继续推进万村绿大行动，优化人居环境。——《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绿道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常沿河滨、风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内设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景观游憩线路，连接主要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城乡居民居住区等。绿道网即众多区域绿道(省立)、城市绿道和社区绿道构成的网络状绿色开敞空间系统。——《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2010年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战略决策，决定从2010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在珠三角地区建设绿道网，要求“一年基本建成，两年全部到位，三年成熟完善。” 构成珠三角绿道网的主体框架，将绿道打造成为广东省的“标志工程”。2012年后，引导珠三角绿道网向省内东西北地区延伸。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规划建设珠三角绿道网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举措。要让广东绿道成为群众生活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成为充满欢声笑语的幸福路。

同时，广东省出台了《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纲要》提出，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广东拟在3年内建设6条区域观光休闲绿道，构建珠三角绿道的主体框架。据了解，6条绿道连接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区，将200多处森林公园、滨水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历史人文遗迹等串联起来，形成服务人口约2565万、覆盖珠三角全区域的绿道网。

全长2372公里的广东省珠三角绿道网的全线贯通。不仅使脚踏单车游南粤、围绕绿道安排双休日、依托绿色引资招商成为珠三角众多干部群众的生活常态，更带动了广东城乡一体化建设。

三网融合：以开放心态确保目标完成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扎实推进和扩大长株潭“三网融合”试点，逐步实现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和业务融合。——《2011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的相互渗透、互相兼容，并逐步整合成为全世界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现阶段主要是指高层业务应用的融合，通过技术改造，提供包括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2011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推进三网融合发展，对于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拉动国内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从企业和行业角度出发，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进一步开展三网融合的技术条件、网络基础和市场空间，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已进入关键时期。2010年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会议上明确了三网融合的时间表。2010年6月30日，三网融合12个试点城市名单和试点方案正式公布，三网融合终于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国务院2010年10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将三网融合产业确定为未来5年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0年11月在武汉举行的2010年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上传出的消息称，三网融合产业发展前景广阔，相关产业市场规模将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有关专家认为，三网融合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消费者可以实现手机屏、电脑屏和电视屏连贯的信息获取，这将给上游产业带来一个巨大市场。

不过，实践证明，进入执行阶段的三网融合需要真正开放的心态去合作：在上海，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的异军突起使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了三网融合的好处;在山西，电信运营商与广电部门合作，开拓出通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三网合一的新“村通”模式;在杭州，政府希望通過视频、信息、通信业务的融合，打造一个可运营、能盈利的无线网。

物联网：用技术牵引新产业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运用网络技术，特别是物联网技术，推进流通现代化。——《201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指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201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物联网是继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之后的又一次信息产业的革命性发展。物联网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也是各省市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9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无锡高新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时指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在无锡建立中国的传感网中心(“感知中国”中心)，发展物联网。2009年11月在首都科技界大会再次提出发展物联网。各部门、各地区积极响应，纷纷出台各项举措，推动物联网发展。《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年)》和“新一代宽带移动无线通信网”重大专项中均将传感网列入重点研究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物联网的调研，将从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推进市场应用、加强产业协作四个方面支持物联网发展。无锡市大力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国家传感信息中心)，在物联网人才引进、资金、税收、土地等方面对相关企业进行大力支持，吸引了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企事业单位在无锡设立机构。北京着手启动物联网的规划工作，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中关村管委会成立了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其他地区也从制定规划、设立相应机构等方面着手推动物联网的发展。

云计算：落地生根中造就商业现实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加快推进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建设互联网技术试验与应用创新基地、物联网研发和成果转化基地。——《2011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以虚拟化技术为基础、以按需付费为商业模式，具备弹性扩展、动态分配和资源共享等特点的新型网络化计算模式。在云计算模式下，软件、硬件、平台等IT资源将作为基础设施，以服务的方式提供给使用者。简而言之，云计算就是指用户不再需要关心如何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来购买服务器、软件和解决方案，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互联网来购买自己需要的计算处理资源。——《2011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在我国，云计算作为新兴产业受到广泛重视，发展迅猛。2010年山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云计算的研发应用，2011年广东政府报告中称在省部省院产学研合作深入推进下，广东超级计算中心、云计算平台等重大项目进展顺利。

2008年6月24日，IBM在北京IBM中国创新中心成立了第二家中国的云计算中心——IBM大中华区云计算中心;2008年11月28日，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与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管委会签约，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将在东莞松山湖投资2亿元建立云计算平台; 2009年11月11日，全国首家云计算产业协会在深圳成立，当前深圳是全国首个大力发展云计算的城市，现在有100多家企业从事云计算相关产业研究和技术开发等，云计算产业则给深圳信息产业带来新的商机。2010年8月上海公布云计算发展战略，3年内，云计算将为上海新增1000亿元的服务业收入，推动百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转型，培育10家年收入超亿元的龙头企业和10个云计算示范平台。上海的目标很明确：打造亚太地区的云计算中心。

农超对接：在保供给稳物价中提升品质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建立大宗农产品产销衔接体系，开展“农超对接”试点。——《2010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指的是农户和商家签订意向性协议书，由农户向超市、菜市场和便民店直供农产品的新型流通方式，主要是为优质农产品进入超市搭建平台。“农超对接”的本质是将现代流通方式引向广阔农村，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销一体化链条，实现商家、农民、消费者共赢。

[发展现状]：农户与超市直接对接，压缩中间环节，是解决目前农产品销售环节过长、过多的理想模式。商务部2010年数据显示，连锁超市通过“农超对接”流通成本平均降低15%左右。

2009年，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开展“农超对接”，中央财政安排4亿元资金在17个省(区、市)开展试点，鼓励连锁超市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农超对接开展以来，支持产地冷链设施及农产品品牌和认证建设项目205个，带动社会投资40亿元，试点企业直采农产品金额211亿元，培育农产品品牌598个。当前，农超对接仍处于试点阶段，农产品通过农超对接销售的比重还比较低。随着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超市进场费和农产品增值税政策的规范和完善，“农超对接”的范围和效果将进一步扩大。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6.8亿元支持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在8省市31个市县将继续推进“农超对接”等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水权制度改革：中央一号文件力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推进水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2010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水权制度是涵盖水资源国家所有，用水户依法取得、使用和转让等一整套水资源权属管理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定流域和区域内的水资源规划，明晰初始用水权分配，促进协调上游和下游、农业用水和城市用水、经济用水和生态用水等之间的关系，解决好水资源供需矛盾。——《2010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我国是人口大国，保持粮食增长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让人担忧的是，中国水资源短缺形势正日趋严峻，农业用水比例严重下降。201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这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中共中央首次系统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全面工作的决定。这个综合性政策文件，以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大兴水利的明确信号。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日趋复杂的治水新问题，一号文件为中国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创造了条件。

在该文件中，除了提出要加大水利相关投入外，还着力推出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并将其定义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抓手。和土地资源管理一样，水资源管理也将纳入各级政府评估考核体系。

事实上，在此次“一号文件”确定全国推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前，2010年水利部已经选择了山东、江苏、河北、浙江、上海、天津、北京七省市开展先行先试的工作。其中山东省的试点，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山东是我国水资源极度匮乏的省份，年缺水接近40亿立方米，部分地区水资源过度开发已经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硬约束条件。2010年，山东省政府通过了《山东省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办法》，标志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在山东进入了实质操作阶段，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用水总量控制管理的地方政府规章。

“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开创新农村建设新局面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深入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建立幫扶机制，加强农村水、电、路、气等设施建设和改造，继续开展“绿化美化村屯、创建绿色家园”行动，全面改善农村面貌。——《2010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千村示范”是指从2010年起，利用3年时间，在全省选择基础相对较好、人口相对集中、空间布局相对合理、辐射带动作用较强的1000个示范村，集中力量建设，带动周边发展。“万村提升”是指对全省现有1万多个村级单位，重点开展环境整治，改善提升农民生产生活条件。——《2010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2009年10月，吉林省决定实施 “千村示范、万村提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该工程从2010年起，计划用3年时间，在吉林全省选择基础相对较好、人口相对集中、空间布局相对合理、辐射带动作用较强的1000个示范村，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强化基础，完善功能，带动周边村屯发展。

通过实施“万村提升”工程，吉林省将对现有的1万多个村级单位，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开展村屯环境整治，使所有村屯脏乱差得到有效治理，完成以清垃圾、清粪堆、清柴草、清路障，改院、改厨、改厕、改圈，绿化、美化为内容的“四清、四改、两化”综合整治任务，农村环境生态、人居环境和村容屯貌明显改观，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计划到2020年吉林全省基本形成以100个重点镇、3000个中心村为核心的农村产业和人口聚集的功能区，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吉林“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相类似的安徽新农村建设“千村百镇示范工程”以及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等，不断开创我国村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

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农村金融改革还需继续给力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产业，扩大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地方产权交易市场建设。——《201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1.农村资金互助社 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合作制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该类机构只设在乡镇或行政村。——《201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2.村镇银行 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县(市)或乡(镇)〕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规定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201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近年来，随着中央政策的引导鼓励，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各地迅猛发展。这些草根性质的金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生产中的资金需求。江苏、浙江等地为确保农村金融改革的健康发展，积极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规。2009年3月，江苏省出台《关于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若干政策意见》。《意见》从5个方面提出了17条具体扶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根据《意见》，从2009至2012年，除农业保险扶持政策外(另有预算)，江苏省级财政将每年安排不少于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引导和支持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根据《意见》导向，积极开拓农村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将享受包括政府财政性资金存款在内的诸多优惠政策。江苏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财政政策的激励，形成一个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防风险、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2010年10月，浙江率先出台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登记办法》。《办法》明确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企业法人资格，详细规定了申请成立农村资金互助社所需具备的各项要件，同时明确了工商部门、银监部门规范管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协作配合机制。《办法》的出台，将为解决农民创业和农村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资金难的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作为新兴事物，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目前普遍遇到一些困难，例如，村镇银行方面，社会认同度低，吸储不易以及支付结算系统不对接，政策支持不力等问题阻碍着进一步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方面，专家认为目前的法律法规对于乡村微型金融组织而言，存在组建过程太复杂，组建成本和操作成本太高等问题亟待破解。

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政府推动破解融资难题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积极协调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鼓励银行在我省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发展多层次、广覆盖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完善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引导支持金融机构对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给予贷款利率优惠。——《201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是指政府通过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因小企业贷款而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下，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2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而建立的补偿机制。省财政设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市、县财政配套出资，每年按一定的比例共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小企业贷款净增额予以补偿。——《201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瓶颈，是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必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近年来各地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建立和完善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2007年10月，浙江省发布《浙江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小企业贷款担保风险补偿试行办法》，《办法》规定，小企业贷款担保指的是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且担保贷款余额在200万元以下的生产型、科技型和从事现代服务业的项目。2010年8月，山东省出台《山东省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省级财政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补偿奖励机制。此外，山东还将进一步提高小额担保贷款额度，对个人新发放的小额担保贷款的最高额度提高到10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发放的小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提高到300万元。

201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中创造性地提出，在确定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信贷银行时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力度作为审定条件。《条例》还提出，市政府应当建立小型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提升地方创新能力 落实自主创新政策

[政府报告原文]：大力实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完善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设立5亿元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加快推进33个重大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引进132个科技创新载体，组织实施536个重大科技项目，推进省科研创新基地规划建设。——《201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政策性、引导性基金，其宗旨是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逐级放大，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促进国内外优质创业资本、项目、技术、人才向浙江聚集，推进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201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为提升地方自主创新能力，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近年来，山西、浙江等地纷纷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加快发展创业投资事业发展。

2008年8月，由山西省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发起的“山西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运行，机构名称为“山西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通过组建专业性或区域性子基金的方式，吸引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资山西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和科技中小企业，推进山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专家管理、市场化运作”是公司的管理运营原则，以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基金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基金的放大作用，广泛吸引省内外的资金，把投资重点放在列入国家和省发展规划的高新技术项目上，使政府资金发挥出最大效应。

2009年3月，浙江省由省政府授权、省财务开发公司出资5亿元设立的基金运作平台，组建了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推进浙江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资本支持。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简化财政层级 2012年底全面推行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所有乡镇全部推行“乡财县代管”。…… 完善统一规范透明、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省直管县”改革范围扩大到全省所有80个行政建制县(市)，逐步推开“村账乡代理”。——《200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在保证各级既得利益不变的前提下，采取“八个到县”，即体制基数直接固定到县、收入计划直接下达到县、基金收入分成直接到县、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补助直接下达到县、财政结算直接办理到县、资金调度直接拨付到县、各项债务直接落实到县、财政工作直接部署到县;“两个不变”，即市对县支持不变、数据报送汇总程序不变，构建省对县市直接支持的机制，增强县级财政活力。——《200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省直管县”、“扩权强县”等名词也出现在近年来的江西、陕西政府报告中。“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始自1992年，浙江、河北、江苏、河南等省份陆续推行了以“强县扩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2005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改革县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管县’的改革试点。”2009年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则再度聚焦“三农”问题，明确要求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2009年7月，财政部又发布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了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总体目标，即2012年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

这项改革触及我国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区划等诸多方面,必然会有来自原有体制、人和观念的种种障碍,所以要从多方面科学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近些年来，各地按照中央部署，结合实际，积极开展“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例如，2009年江西“省直管县”改革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新增21个试点县(市)，目前江西全省所有80个县(市)都已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2010年5月，湖南地税系统“省直管县”系统交割工作顺利完成。2011年，广东省正式发文确定佛山顺德为广东省首个省直管县试点，由此拉开广东“省直管县”改革序幕。

公务卡：让公务消费阳光透明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在省级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启动设区市级公务卡制度改革。——《200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是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它既具有一般银行卡所具有的授信消费等共同属性，同时又具有财政财务管理的独特属性。推行公务卡制度改革，是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强公共财政管理的必然要求，是方便预算单位用款、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是提高政府支出透明度、加强惩防体系建设的制度创新。——《200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随着公务卡结算方式改革全面推开，通过公务卡抑制公费开支，将成为我国加强部门公务消费监管的新手段。2007年5月14日，央行和财政部联合召开了全国公务卡应用推广会议，共同推动公务卡在中央和各级地方预算单位的广泛使用。以此为标志，公务卡的应用推广工作将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2008年1月30日，中央纪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召开了“全国公务卡改革试点电视电话会议”，对切实作好公务卡应用推广工作进行了部署。根据部署，160多家中央预算部门和全部省级预算单位将于今年全面启动公务卡试点，到2010年公务卡制度将覆盖我国从中央到县级的全部预算单位。

武汉、深圳等地已开展了公务卡试点工作，上海、天津、重庆、江苏、湖北、湖南、河南、四川、厦门等省市都出台了专门的公务卡实施政策和管理办法。今后，中国银联将加大网络和机具的建设投入，为公务卡的推行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双零”培养模式：在先行先试中实现脱贫致富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珠三角地区职业教育基地建设。推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双零”培养模式。——《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指零学费入学、零距离上岗模式，主要帮助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升学和就业，学生在校期间交替进行课堂教学与企业顶岗实习实训。——《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報告》

[发展现状]：产业升级转移需要技能人才，欠发达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脱贫。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用型人才，才能带动更多人实现就业，更好改善国计民生。

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大力实施社会培训工作，关键靠改革创新。广东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双零”培养模式为各地发展职业教育提供了样本。2006年，广东省教育厅积极探索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双零”人才培养模式，并确定佛山市顺德区为试点单位。2009年6月，广东省首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双零”(零学费入学、零距离上岗)培养模式试点班近千名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顺利毕业，毕业生就业率达100%。目前，广东部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与国外大型教育培训机构建立起多领域、深层次的学历教育合作，在全国走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前列。

“南粤春暖行动”：整合部门资源 着力解决农民工就业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组织“南粤春暖行动”等活动，千方百计帮扶大学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就业局势保持稳定。——《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为在我省务工的农民工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专项行动，包括农民工就业、交通、素质提升、社保、子女入学等十项内容。——《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南粤春暖行动”是广东省为在该省务工的农民工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专项行动，包括农民工就业、交通、素质提升、社保、子女入学等十项内容。这是广东整合各部门资源，着力为农民工就业提供多项服务的缩影，也是2009年至今广东各地市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广东是全国农民工最集中的省份，在金融危机的寒风中，2009年如何保障农民工就业，不但关系到广东的发展，更关系到全国的稳定。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南粤春暖行动”的有关部署，广东省各级劳动就业服务部门积极开展了万场免费农民工专场招聘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对稳定广东就业局势和推动“双转移”战略的顺利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得到了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市级劳动就业服务部门在各市劳动保障局的直接指挥下，认真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促进农民工就业的重要决策部署，在各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以服务农民工为主题的就业专项活动，采取市县镇三级联动的方式，在失业农民工比较集中的镇村、工业园区举办“零收费”小型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农民工就业服务。 另外，一项“技能提升和人才储备计划”也随之开展起来。依托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和乡镇(街道)、企业及社会的各类培训机构，利用现场教学、实地操作、网络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方位的培训，对家庭困难的农民工实行免费培训。

“南粤春暖行动”中，广东广泛收集岗位信息，为农民工提供免费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推荐就业服务，开展“一对一”就业援助。仅2009年一年，广东省免费举办农民工专场招聘会1万场，服务技能型农民工就业达500万人次以上。

流动人口管理“一证通”制度：创新管理理念 破解流动人口管理难题

[政府工作报告原文]：加强社区管理，推进以“居住证”为核心 的“一证通”制度，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和在粤外国人的服务管理。——《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名词解释]：即在全省范围内以居住证制度取代暂住证制度，逐步将流动人口居住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纳入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实现居住证全省通用，一证多能。——《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现状]：为夯实社会管理工作基础，广东省公安机关通过创新管理理念，在全省全面推行以居住證为主要内容的“一证通”制度。这项由“暂住证”到“居住证”的历史性变革，有效提升了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水平，破解了困扰公安机关多年的管理难题。

《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于2010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从而使居住证制度在广东全省全面推行。以居住证为内容的“一证通”制度贯彻了服务至上理念。广东为在粤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传染病防治和儿童计划免疫保健服务等七大类公共服务;办理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还可以享有在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等四大类公共服务;符合一定条件的流动人口享有“入户入学”待遇。另外，“一证通”制度不仅降低了管理成本，还由过去单纯强调流动人口登记申报义务转变为强化流动人口、出租房主和用工单位三方主体的登记申报义务;由过去单纯的“以证管人”向“人、屋、业、证”四位共管的格局转变。

通过实施“一证通”制度，广东省有效破解了流动人口管理这一难题，形成了“严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局面，使外来劳动力流动有序，劳动关系稳定和谐，社会治安控防体系渐趋完善，出租房治安状况逐年明显好转。

第4篇：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词解释全(现当代)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现代文学 新青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时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革运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1918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该刊还广泛译介外国文学。1920年9月，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6年终刊。 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宣扬的是一种反拟古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从不同角度针贬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粗浅的触及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和推行白话文的立场。 "人的文学":

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强调一种"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这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时期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双簧信: 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正式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复古主义者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却暂时没有人公开出来讲话。于是钱玄同把社会上的各种反对意见归纳起来，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写信，再由刘半农写复信予以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借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

林蔡之争:

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出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琴南)。这位古文家极力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又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等文言小说，影射攻击文学革命领袖。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李大钊、鲁迅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林纾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

学衡派:

得名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月刊，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他们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他们以《学衡》为阵地，打着"学贯中西"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攻击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1933年，《学衡》停刊。

甲寅派:

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为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制造舆论，维护反动军阀统治，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经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的奋力批驳，甲寅派很快败下阵。至此，白话与文言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

鸳鸯蝴蝶派: 始于20C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因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等。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这股文学思潮存在时间较长，到1949年才基本消失。这一流派的出现有社会和文学自身原因，在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期间起过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

黑幕小说: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约在1915～1918年间与鸳鸯蝴蝶派前后相继，盛行于上海。当时多种杂志、大小报副刊均刊载这类小说，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中国黑幕大观》及续集。此类小说反映了这一流派作者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的文学观。《中国黑幕大观》洋洋百万言，涉及社会各界人物、事件，但不外乎都是些风流案件、私娼秘史之类，专以揭露阴私、泼污水、进行人身攻击为能。虽然揭露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但在写法上赤裸裸地描绘现实，社会效果适得其反，有些作品还成了军阀、政客相互中伤、攻讦的工具，在五四运动后即销声匿迹。钱玄同、沈雁冰、鲁迅曾撰文加以批判。

文学研究会(第一章)：P13 1921年1月,于北京成立。代表人物：周作人、郑振铎、茅盾(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叶圣陶)、朱自清、冰心、庐隐、俞平伯、老舍、丰子恺等。《小说月报》为代用会刊，还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

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信仰：“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以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为其主要倾向;文学研究会倡导和创作的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问题剧”和反映现实人生的“乡土文学”盛极一时;文学研究会注重翻译，以俄、法及北欧的现实主义名著居多。

影响：它承接了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使之发展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

创造社(第一章)：P13 1921年6月，于日本东京成立。代表人物：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潘汉年、阳翰笙等。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

文艺思想基本倾向是浪漫主义，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学活动，尊自我、重主观、崇天才、讲神会，强调艺术是自我表现，内心自然流露，艺术以感情为生命。他们创作了许多浪漫主义倾向的诗歌、小说及戏剧，翻译也以欧美浪漫主义作品为多。创造社也是具有较多现代主义气息的新文学社团。

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在当时形成双峰并峙的两大新文学社团，使浪漫主义成为当时新文学中和现实主义并峙的两大文学主潮。

1925年“五卅”以后，是创造社后期，郭沫若、成仿吾等主干人物思想变化，提倡革命文学;1928年进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9年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成员多数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新月社与新月诗派 (第一章)：P14 1923年于北京成立。代表人物：胡适、陈源(陈西滢)、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原是一个文化社交团体。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上开辟的《诗镌》为其代表性刊物。和新月社有关的有影响的文学活动，一是新月诗派的活动;二是1928年《新月》月刊的创办。

《新月》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文学是其一个方面。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上提出“健康与尊严”的原则，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文学表现人性的理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曾对他们的原则和理论展开论战。

新月诗派活动分前后期。1926年，徐志摩、闻一多在《晨报副刊》上编《诗镌》周刊，要求创造新诗的新格式新音节，闻一多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新诗“三美”的格律诗理论主张，闻一多、徐志摩及朱湘、饶孟侃、刘梦苇等等发表新格律诗创作，称为“新月诗派”或“格律诗派”，对新诗发展有积极意义。

1931年，徐志摩又创办《诗刊》，后期有陈梦家等等。是年，陈梦家编《新月诗选》，收18人的诗，展示了新月诗派阵营及诗作成就。新月派的小说家有沈从文、凌叔华等。

湖畔诗社(第六章)：P97 1922年3月，成立于杭州，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具有浪漫抒情倾向的新诗团体，主要成员为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等出版合集《湖畔》，同年还出版了汪静之的个人诗集《蕙的风》。文学史上称这四位诗人为“湖畔诗人”。该诗社以写作爱情诗闻名。被朱自清评为“真正专心致志作情诗”的诗歌团体。

内容：爱情诗与自然景物诗都带有历史青春期的特色，清新、美丽。 形式：自由诗、浪漫主义手法;天真、开朗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鸳鸯蝴蝶派(第四章)：P71 指的是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又名礼拜六派(因鸳鸯蝴蝶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而得名)，始于20世纪初，1912—1917年为其繁盛期，直至1949年才基本消失。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小说新报》、《小说大观》等。文学主张是把小说作为“游戏”和“消遣”的工具。这一类文学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总体特征是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代表作品有：徐枕亚《玉梨魂》、李涵秋《广陵潮》、包天笑《上海春秋》等。

其主流为言情小说，有坏的支流如黑幕小说等。鸳鸯蝴蝶派小说内容多为才子佳人恋爱婚姻，接触到婚姻制度不合理，但又常囿于礼教。其中好的有一定社会、艺术价值，但也有许多作品以营利为目的而粗制滥造。这一流派在小说形式、技巧方面有承前启后作用。文学研究会对其游戏、消遣的文学观进行过批判。

问题小说(第三章)：

是“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排头兵，主要在1919—1923年兴盛一时。一般说来，凡是明确地接触某一社会现象或人生现象，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小说，都可谓之“问题小说”。主要作家：冰心、王统照、叶圣陶(叶绍钧)。主要作品：《狂人日记》19

18、《药》19

19、《阿Q正传》19

21、《是爱情还是苦痛》罗家伦、《这也是一个人?》叶圣陶、《两个家庭》《超人》《斯人独憔悴》冰心。

乡土小说(第三章)：P52 指20Y初出现于文坛的一股文**流，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重要作家：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寓居京沪的青年作者。主要作品：王鲁彦《柚子》、彭家煌《怂恿》、台静农《地之子》、许钦文《故乡》、蹇先艾《水葬》、许杰《惨雾》。

抒情小说：P56 在“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相继出现的同时，自叙传抒情小说也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上大发溢彩。自叙传抒情小说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理，侧重作家对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

重要作家：以郁达夫为主的创造社抒情作家群体、王以仁、庐隐、 dan女士(冯沅君)、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语丝社的冯文炳、废名及具有抑郁色彩的许地山等。

主要作品：郭沫若《漂流三部曲》：《歧路》《十字架》《炼狱》;郁达夫《沉沦》;王以仁《孤雁》;庐隐《海滨故人》;许地山《命命鸟》。

小诗：P98 是从国外输入的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一种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短小的篇幅包容了广阔的空间，从外部客观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感觉、感受的表现，自由诗体的句法与章法趋于简约化。

零余者：P57 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主人公大都是“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己，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漓，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 经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象征诗派(第六章)：

象征诗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新诗流，出现于20年代中期，代表诗人为“诗怪”李金发，这时期连出三本象征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以象征、暗示手法营构意象表现内心感受。同时还有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创造社诗人，这时期也致力于象征诗创作，各自出版象征诗集。冯乃超《红纱灯》加强了诗的色彩感，被称为“轻纱诗人”。穆木天、王独清还发表《谭诗》等文阐述自己的象征诗理论见解。

初期象征派几乎与新月派同时出现，他们并没有结成一个团体，也没有专门的刊物，只因都师法于法国象征诗派，才形成有共同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的流派。

闲话风：P39—40 闲话也称“漫笔”，不仅指题材上的“漫”无边际，而且是行文结构上的兴之所至的随意性。“闲话风”是作者与读者的精神对话，作者希望引起读者的共鸣，达到精神的互补，而非趋一。“闲话风”的散文就具有平等、开放的品格，充溢着真率之气，弥漫着自然、亲切、和谐、宽松的氛围。

语丝社：

1924.11成立，以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冯冯炳、俞平伯等。文艺思想接近于文学研究会。《语丝》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文体而获“语丝派”之称。林语堂所创造的那种着重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任意而谈的随笔文体，又称“语丝体”， 鲁迅的许多杂文及散文诗集《野草》各篇均发表于此，形成生动、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语丝》小说家有冯文炳(废名)等。《语丝》于1930年停刊。

《新青年》“随感录”：P114 1918.4《新青年》第4卷第4号起首创“随感录”栏目，专门发表议论时政、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短小精悍的论文——杂文。《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有：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鲁迅的杂文最具有代表性。他们当时带动了许多杂志、报刊，开辟了杂文园地，推动了现代杂文的写作热潮，奠定了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言志派散文：P1

16、117 周作人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话体为主要体式的“言志”小品文的理论，形成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派”散文。

内容：①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即抒我之情，把叙事、说理、抒情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 ②更乐于饮苦茶、读杂书，陶醉于“苦雨斋”阴郁如雨的古典氛围里玄思、冥想，表达“凡人的悲哀”，“在文学上寻找慰安”。

形式：追求自然而隽永，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语言将口语、文言、欧化语杂糅调和，产生一种涩味与简单味，耐人咀嚼。

冰心体：P118 “冰心体”的散文，是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 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所谓冰心“心中要说的话”，简言之即“爱的哲学”，宣扬自然爱、母爱、儿童爱。

语丝文体(第七章)：

在《语丝》周刊上刊载的散文，内容以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为主。内容上“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形式上主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在艺术上主要以文艺性短论、随笔为主要形式。文笔幽默、泼辣，时称“语丝体”。分为两大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的小品文，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杂文。在现代散文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春柳社：P126 1907.2，由中国留学生组织，在东京成立，是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主要成员：李叔同、曾孝谷、陆镜若、欧阳予倩等。搬演了《茶花女》;改编并演出五幕剧《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最早改编的话剧。春柳社在公开发表的《演艺部专刊》里宣称，他们所要创造的，主要是借鉴西方的，以语言、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的戏剧形式，当时称之为“文明戏”。1912年，春柳社成员陆续回国，组成了“新剧同志会”。1914年在上海建立了“春柳剧场”，大张旗鼓地组织职业性演出活动。

文明戏：P127 “天知派新剧”创造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早期创作与演出模式。因形式新颖和内容贴近现实，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为表达对新剧的夸赞，人人纷纷称之为“文明戏”。欧阳予倩在《谈文明戏》一文中说：“‘文明戏’的‘文明’二字用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以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

天知派新戏：P127 1910年底，由任天知发起，聚集了汪仲贤、欧阳予倩、陈大悲等优秀戏剧人才，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职业性的新剧团体——进化团。他们打着“天知派新戏”的旗帜，以《血蓑衣》、《东亚风云》、《新茶花》一炮打响，演遍大江南北。

“天知派新戏”是“广场戏剧”的先河。内容上反映现实，具有教化功能，有功利性。形式上不在固定的剧场内演出。

民众戏剧社(上海民众剧社)：P131 1921.5，成立于上海，汪仲贤首先提议，并联合了陈大悲及新文学界中的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等人。这是“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同时创办了《戏剧》月刊，这也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专门性戏剧刊物。

理论主张：①第一次在中国倡导了民众戏剧的观点;②极力主张创作自己的、适合我们社会的戏剧;③在舞台艺术方面，要求建立新的戏剧观念、表演技巧、导演制度等;④在剧团体制方面，倡导非营业性质，不受资本家操纵，并独立于国家的支配存在，具有艺术实验性质 自由喜悦。

1922.1，民众戏剧社的活动中心由上海转移到了北方，扩建为新中华戏剧协社。

上海戏剧协社：P130 1921冬—1933，是接受“爱美剧”理论的影响，在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演剧团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早期戏剧团体中历史最长的一个，成员最早有应云卫、谷剑尘等，后来欧阳予倩、洪深加入，增添了活力。

1922.1，民众戏剧社转移到北京后，上海戏剧协社成为南方“爱美剧”活动的主力军，直到1933年，长达12年之久。其中洪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①女演员登台演出;②提出严格的剧场管理制度。洪深是早期中国戏剧奠基人之一。

爱美剧：P131 汪仲贤在1920.10,演出箫伯纳《华伦夫人之职业》失败后，于1920。11发表了《优游室剧谈》。1921。1提出了“仿西洋的Amateur”，“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的主张。Amateur音译成“爱美剧”，正式提出了“爱美剧”的理论主张。

陈大悲参加上海民众剧社后，受到汪仲贤的启发，也受到学生演剧活动的鼓舞，于1921。4至8月，在《晨报》上连载了《爱美的戏剧》长文。1922。3，编译出版了《爱美的戏剧》一书，对“爱美剧”的兴趣、起因、剧本、导演、表演、舞台艺术设计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与介绍。

“爱美剧”理论提出后，学生业余演剧活动出现高潮，并成为这一时期话剧运动的中心。南、北分别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爱美剧”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上最初的尝试，是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

小剧场运动：P131—132 起源于19C末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以后风行于英、德、荷兰、俄、美、日等国，这是一次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戏剧，取代在西方剧坛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戏剧的戏剧革新运动，它揭开了西方(与日本)现代戏剧的帷幕，在戏剧观念以及戏剧文学、导演、表演、舞蹈、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探索。

中国的“小剧场运动”：以业余的、非营业性的取代职业的、商业化的戏剧革新运动。倡导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①建立不同于文明新戏的新的戏剧体制，使中国话剧走上正规化、专门化、科学化的道路。②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与建立一整套新的戏剧美学原则与表演体系和模式。创造出了“剧场戏剧”的创作与表演模式，即“大剧场运动”。

第四堵墙：P132 强调再现人生的真相，自然的生活的原态：“舞台上的生活，正如你透过一垛墙看到人家屋里那样”，因此，戏剧的最高目的是创造充满真实生命的“舞台的幻觉”：舞台美术追求逼真的、生活化的效果。

南国社：P134 1926年，田汉与唐槐秋合办“南国电影剧社”;1927年，又将其扩大为“南国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话剧团体，先后办《南国》半月刊、《南国特刊》、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等，开展话剧运动在1928至1929年，多演出田汉创作的剧本。以浪漫主义倾向和感伤情调为其鲜明风格特色。

革命文学论争：P150 指的是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后期太阳社、创造社之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包括国际革命文学队伍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以及对鲁迅、茅盾等进行宗派主义的攻击。鲁迅、茅盾等进行反击，阐述自己对革命文学的意见，批评创造社、太阳社的错误。

性质：这是革命文学内部的论争。

结果：论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下(创造社、太阳社多数成员是党员)停止。 影响：论争提高了双方的思想，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形成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热潮，从而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文艺大众化论争：P152—153 “左联”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展了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①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提出了“大众化——到工农群众中去”，基本上只是个空泛的口号; ②1932年前后，涉及到作家生活要大众化，培养工农作家，重点讨论了采用通俗形式的问题，鲁迅写了《论旧形式的采用》、〈〈拿来主义〉〉; ③1934年，夏天发生过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主要针对文言回潮，围绕文字改革，讨论大众语的改革。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多创作大众文艺作品。

“两个口号”论争(第九章)：

指的是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原因：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

过程：“国防文学”按周扬的说法，指的是：号召一切民族作家，不问他们的阶层，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作品。这个口号团结了一批抗日爱国的艺术家。缺点是，有些作品只强调民族矛盾，忽视了阶级矛盾。 为了补充“国防文学”的不足，由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迅抱病写了《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为总口号，以“国防文学”为具体口号，两个口号并存。但是，因为鲁迅派与周扬派宿来不睦，所以引起了周扬等人的误会，并引发了一场论争。

性质：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 下围绕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

影响：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P154 “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 “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胡秋原在1931.12《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自称“我是一个自由人”，说“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 在《阿狗文艺论》一文中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他尖锐批判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也批评左联。

在左联和胡秋原进行论辩时，苏汶著文以“第三种人”身分声援胡秋原，说“第三种人”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之群”，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要求给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左联和他们开展了关于“文艺自由”的论战。

这是一场复杂的论争，一方面，胡秋原、苏汶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倾向;另一方面，左联对文艺与阶级、政治有着简单化、机械论的倾向。

通过论争，左联也检讨了自己“机械论的和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

“左联”：P150—151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1930。3。2成立于上海。出席成立大会的有：鲁迅、冯雪峰、冯乃超、柔石、蒋光慈、田汉、阳翰笙等。刊物有：《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周报》、《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等，接办和该组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

性质：“左联”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组织，明确宣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一翼。 理论纲领：“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的倾向”，并表明要“援助并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做了后来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总结了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友翼作家的”。

影响：左联的成立推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迅猛发展。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下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展，创作了不少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一面鲜艳的战斗红旗，对中国革命和新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春，为了服从旨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左联”解散。 剧联：P

328、329 1930.8，以上海艺术剧社为基础，集合了辛酉、南国、摩登等进步戏剧团体，成立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又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在“演剧大众化”的口号下，努力不戏剧向大众普及。主要剧团：“大道剧社”、“春秋剧社”、“光华剧社”、“蓝衣剧团”。

强调演剧是“一种政治的辅助工作，所以是武器的艺术、斗争的艺术。”他们突破了话剧只能在都市剧院演出的狭小圈子，开始走向“广场戏剧”。

中国诗歌会：P271—272 1932.9，成立于上海。性质：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发起人：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卢森堡)等。上海总会有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

内容：提出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界的意识”。 形式：提出“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主张：①反映大众、时代的社会现实; ②反映无产阶级的认识。这是一个与革命同一步调，以大众化为目标的现实主义诗歌团体。

普罗文学：

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白色恐怖下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但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倾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东北作家群：P238 形成于30Y中期，作品充溢着深沉的力，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北平等地的一些青年作者， 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罗烽、白朗、李辉英等，是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作品反映了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表达对敌伪的仇恨，对故乡的眷恋，对早日光复国土的愿望，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倾向，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粗犷的地方风格。作品有：萧红《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鹚鹭湖的忧郁》、骆宾基《边陲线上》。

社会剖析小说：P237 是以茅盾为首的一类小说，包括沙汀、吴组缃、叶紫等的左翼小说，其特点是：用二元对立的因果关系来表现复杂的社会斗争的。在创作时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维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分析，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主题清晰，戏剧性冲突集中撼人，细节刻画人物雕镂性强，但情节结构呈封闭型，是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小说体式。

京派：P242 30Y以北京为中心的小说流派，沈从文是“京派第一人”，还有周作人、废名、芦焚、林徽因、萧乾、朱光潜等。所以称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当时在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作品较多地在京津刊物上发表。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2个京派文学沙龙，把北大、清华、燕京几个大学的作者松散地组合起来，具有“学院派”的眼光。几代的京派文人活跃于《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这些报刊上。

主张：关注人生，但是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世俗化。多数是现实主义手法，也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散文化、诗化。

小说特点：①创作题材是乡村中国; ②追求人文理想，人的尊严，和谐生命的境界; ③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讽刺体样式。 海派：P247—248 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环境的形成，集中表现在30Y的上海。代表作家：张资平、叶灵凤等。

特点：①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小说注重可读性，迎合大众口味，是一种“轻文学”;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 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 ④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新感觉派：P251 30Y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时的小说流派，以《现代》杂志为主要刊物，是第二代海派。代表作家为穆时英，被称为“海派大将”，还有刘呐欧、施蛰存、叶灵凤等。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源于20C20Y日本的新感觉派。

内容：多表现半殖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是病态生活的描写，以快速的节奏和多变的画面表现现代都市的光怪陆离的生活，刻意追求主观感觉印象。

特点：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来打量上海，即在世俗化、商业化的都市中，极力捕捉新的感觉意象，挖掘心理、潜意识、瞬间体验和感觉，把主观感觉投射到描写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

影响：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在形式技巧上翻新花样。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心理分析小说：P252—253 出现于30Y，以施蛰存为代表，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进行创作。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去开掘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表现人物的变态心理、梦幻心理，表现任务的性压抑、苦闷、变态。

施蛰存在30年代创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代表作品：历史题材：《将军底头》、《石秀》、《李师师》等; 对现代都市女性心理的分析的小说：《梅雨之夕》、《狮子座流星》、《春阳》、《善女人行品》等，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内容和手法。

现代派：

19C末20C初，广泛流布于欧洲。现代派思潮是破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思潮运动，它使人们放弃熟悉的内容和形式。它首先是人们感到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或不合理，对知识、理性、个性、事物的因果关系以及语言本身都产生普遍的怀疑，于是，现代派作家发掘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追求梦境和抽象的瞬间感觉。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想象、意象、通感等。布局谋篇往往颠倒，时间没有了先后顺序，空间也失去了清晰的界线。

现代诗派：P279 30Y，是由后期新月派与20Y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来的，同时还受到欧洲现代派影响。代表诗人：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卞之琳、废名、林庚、路易士、李白凤、金克木等。

戴望舒1929年创作的《我的记忆》成为现代诗派的起点。1932。5《现代》杂志创刊，成了刊载现代派诗歌并使之独立与成熟的重要园地，“现代派诗”也因《现代》杂志而得名。戴望舒、卞之琳、梁宗岱、冯至主编的《新诗》月刊出版，扩大了现代派诗的影响，在19

36、1937年间达到了创作的极盛期。

《现代》编者概括现代诗派特点：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现代派诗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特点。 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

莽原社：

莽原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新文学社团，成立于1925年，由鲁迅发起和领导，以创办《莽原》周刊、半月刊得名。主要成员有鲁迅、高长虹等。《莽原》以提倡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多发表杂文、散文为特色。鲁迅的著名杂文《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及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各篇均发表于此。

未名社： 未名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新文学社团(成立于1925年)，由鲁迅发起和领导，刊物有《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等。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等。未名社以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为主要特色;创作上以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为乡土文学的成功之作。

浅草社、沉钟社：

浅草社、沉钟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具有浪漫抒情倾向的新文学社团。主要成员陈翔鹤、冯至等。1922年创办《浅草》季刊，1925年停刊后，冯至等浅草社同仁和杨晦又成立沉钟社，创办《沉钟》周刊、半月刊，至1934年停刊。沉钟社文艺思想接近创造社，致力于创作，被鲁迅评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论语派：

论语派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现代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以创办《论语》半月刊而得名，尚有《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均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性灵小品，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

美文：

美文的产生与周作人的大力倡导有关，周作人1921年发表〈美文〉一文，提倡多写“记述的”、“艺术性”的美文，王统照、胡适等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等进行创作实践，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独语体：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P 简称“文协”。19

38、3，成立于武汉。这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包括了除汉奸以外的各派文艺家。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抗战期间历时最久的文艺刊物。文协在团结作家抗日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文协成立大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推动作家与现实、群众的联系起了积极作用。

“孤岛”文学：P 从地域而言，是指上海租界，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在日本侵略势力四面包围中，坚持抗日文学活动;就时间而言，是指1937.11上海沦陷—1941.12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止，历时4年多。

“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是：①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文载道、周木斋等发表了许多密切联系现实、是非爱恨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 ②戏剧特别活跃。业余剧团遍布于各学校、行业。于伶《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及上海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注意和民族气节，产生很大社会影响。

七月派和七月诗派：

七月派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艺刊物而得名。《七月》于1937年10月创刊，1941年皖南事变后停刊，并出版“七月文丛”、“七月诗丛”，1945年后，又出版《希望》、 《泥土》等刊物。《七月》等刊物培育了一批青年作者，小说方面有路翎，代表作有百万字长篇《财主的儿女们》。诗歌方面以艾青、田间为首(他们后来进入解放区)，培育了绿原、阿垅、曾卓、鲁藜、邹获帆、彭燕郊、冀汸、牛汉等一批青年诗人，称为七月派或七月诗派。七月诗派以战斗的抗战现实为内容，以自由体诗为主要形式，是贯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中国新诗派”：P448-449 成立：抗战结束以后，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到了北平、天津，继续发表诗作与诗论。同期，南方的杭约赫[曹辛之]、唐湜、陈敬容、唐祈因成为上海《诗创造》的“四人核心”，以后又加入了辛笛。1948年，从《诗创作》中分离出来，创办《中国新诗》，与北方的穆旦等诗人联合起来，组成中国新诗派，提倡“新诗现代化”，即“新传统的寻求”。

主张：①中国新诗派的诗歌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观念：“综合”，即“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 ②强调“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根本改造”，这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反叛性与异质性。 他们的“现代诗”的定义：“现代化的诗是辨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创造的、有机的、现代的”，“现代诗接受了现代文化底复杂性、丰富性，而表现了同样的复杂与丰富”。

当代文学

政治抒情诗：P149-150 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在这种诗体中，诗人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人身份，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思潮的评说与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是强烈的革命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诗体，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加以铺陈。代表诗人：郭小川、贺敬之。

“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

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因创作上有某些共性而被称为“山药蛋派”。马烽、西戎等的共性：①地域：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写的也多为山西农村生活; ②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主张在生活中“不作旁观者”; ③“写实”的风格，作品的思想、形象，来自“当前生活的底层”; ④重视故事性、语言通俗。

新生代诗歌 ：

“第三代诗人”或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如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

内容上，反英雄、反高、平民化成为后新诗潮的总体特征。 艺术上，反意象、反修辞和口语化，是后新诗潮在语言实验方面的重要特征。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原生态口语化倾向构成了对新诗潮经典性的意象语言规范的颠覆。

第四次文代会 ：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是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反思文学：

还是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着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尽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 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寻根文学：

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 "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

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综览寻根小说，这一批作家对自己所寻的"根"究竞是什么，"文化"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等并不甚了然，其对"根"或"文化"的态度也较矛盾，概括地说大致有这样三类：一是持肯定态度,代表作主要有阿城的《棋王》。二是持否定态度，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三是持辩证态度，代表作有冯骥才的《神鞭》

朦胧诗：

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杨炼、芒克、方台、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食指(郭路生)、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等在“文革”中就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后有江河等诗人加入。他们的诗以手抄形式流传。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了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朦胧诗迅即成为一段诗歌潮流，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

先锋小说：

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的同时，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初露潮头，这便是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和《西海的无帆船》(1985)等小说为肇始的“先锋小说”潮流。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改革文学 ：

“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层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含蕴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

归来的诗人 ：

70年代末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诗歌主题从大悲大喜的歌颂、怀念和控诉，转向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最初在诗坛上主要还是50年代、60年代活跃的诗人，贺敬之、严辰、李瑛、邹荻帆、严阵、顾工、雁翼都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他们的诗基本上是50年代、60年代诗的延续，只是诗中的政治内容、政治观点有了变化。随着一批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诗坛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归来”诗人群。他们包括“七月”派诗人鲁黎、绿原、牛汉、曾卓、冀方、卢甸、彭燕郊、罗洛等，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处置的诗人艾青、公木、吕剑、唐祈、唐湜、苏金伞、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胡昭、梁南、昌耀、孙静轩„„，也包括于50年代退出诗坛的九叶诗人。

伤痕文学：

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斑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久，《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得名便源于此。

表现“伤痕”作品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受辱和抗争。一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人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

如何看待这些作品，曾在1978—1979年发生过争论，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逐渐消退，成为对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概括。

“伤痕文学”的主要作品：《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从森林来的孩子》(张洁)。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40年代国统区出现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九人。九叶诗派的特点是：既忠于时代和现实;又忠于艺术创造，较多吸收西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表现艺术和手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的诗里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天安门诗歌运动 ：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严厉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所引发的机缘是政治性的。它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爱憎之情判然，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尤其这些诗歌在1977年以后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潮”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并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

新写实小说 ：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创作方法虽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的感觉;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作家有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

知青文学：

“知青”出身的作家，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创作，在当时获得“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的命名。批评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涵义上并不一律。较普遍的说法是，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如返城以后的情况。

与“伤痕文学”等一样，这个概念专指叙事体裁(小说，或纪实性叙事作品)的创作，表现“知青”的生活道路的创作，在“文革”期间已经存在，但这一概念在80年代才出现，说明它开始被看做一种文**流，具有可被归纳的特征。

70年代末到80年代，发表过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家有韩少功、孔捷生、郑义、王安忆、史铁生、张炜、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柯云路、叶辛、陈村、李锐、肖复兴、竹林、李晓、陆天明、朱晓平、陆星儿、老鬼等。

剧联: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家统一战线组织。1930年成立于上海。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曾担任党团书记。剧联成立后，起草并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先后在北平、汉口等地设立了分盟和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在演剧方面，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其中上海就有艺术剧杜、南国社等。剧联领导的演剧活动，具有革命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色。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动宣告解散。

中国诗歌会:

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性诗歌团体。1932年成立于上海，由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共同发起。主要刊物是《新诗歌》。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中国诗歌会在内容方面主张"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界的意识";形式方面则提倡"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当中去。中国诗歌会成立后，不仅注意诗歌创作，而且注意理论研究。他们探索诗歌大众化的途径，出版"歌谣专号"、"创作专号"加以实践。中国诗歌会对我国革命诗歌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京派:

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论语派:

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民族主义文学: 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黄人之血》。"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

现代派与现代诗派:

现代派得名于1932年出版的《现代》大型文学杂志，主要负责人为施蛰存、苏汶、戴望舒三人。《现代》发表各类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现代》上发表诗歌的人很多，一批诗人从思想到艺术有许多共同倾向，称之为"现代诗派"。现代诗派的首领是戴望舒，主要成员有徐迟、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后又编《新诗》杂志，推进这股现代派诗潮。现代诗派的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这股现代派诗潮，因后期新月诗派向现代派转化，而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被人称之为新诗的黄金时代和成熟期。除现代派诗外，还有现代派小说，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创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说和新感觉主义小说，称之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觉派。

心理分析派: 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施蛰存。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新感觉派:

(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还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孤岛文学:

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沦陷区文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

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小说:

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九叶诗派:

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战国策派:

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延安文艺座谈会:

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 发生在抗战中期。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已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中发生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向林冰的观点。向林冰的观点是:①"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而民间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②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①对旧形式全盘否定;②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时，否认新文艺在形式上存在缺点。郭沫若、茅盾、胡风等在撰文讨论中，都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学习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要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素质。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之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现实主义与主观战斗精神论争:

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

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新秧歌运动:

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讲话》精神在文艺上显示的最初成绩。文艺工作者改变了轻视民间文艺秧歌的态度，与群众一起，指导改造了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1943年春节秧歌闹得热火朝天，涌现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实践。

"随感录"作家群:

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些杂感作者被称为《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陈独秀的泼辣明快，钱玄同的汪洋恣肆，刘半农的爽直幽默与鲁迅的犀利凝重，展现了这一作家群的不同风格。而立论坚实、短小精悍、富于战斗力，则是其共同倾向。

问题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潮流，出现在1919年的下半年到1922年间，代表作家有冰心、许地山、叶绍钧、庐隐、王统照等。他们以五四新文化作为参照，重新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并通过小说的形式加以艺术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作家的"问题小说"广泛地涉及婚恋、教育、就业、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作家们对社会弊端的敏锐感悟，使五四文学具备了强烈的启蒙色彩和理性批判精神。主要不足是由于急于要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生的思考，社会功利的倾斜使其不免带有观念化与抽象化的陋病，人物形象被社会问题冲淡，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代表作有冰心《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

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这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代表作有彭家煌《怂恿》，王任叔《疲惫者》，许钦文《疯妇》，台静农《地之子》等。

自叙传抒情小说: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零余者:

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小诗体:

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徘句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过渡的意义。

纯诗:

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穆木天所谓的"纯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早期象征派诗人提出的"纯诗"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美文:

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于1921年发表《美文》，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王统照、傅斯年、胡适等曾撰文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和周作人自己等一大批作家富有成效的拓荒，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春柳社:

1906年冬由中国留日学生组建于日本东京，因从事演剧活动而在中国早期话剧创始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成员有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等。1907年正式公演《黑奴吁天录》。这是春柳社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创作活动，演出在东京引起了轰动，其影响达于国内。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员陆续归国。1912年初，陆镜若在上海邀集欧阳予倩等人成立了新剧同志会，正式从事职业演剧。它始终保持着春柳社的宗旨和传统作风，因此可算作"后期春柳"。 上海民众剧社:

"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陈大悲、欧阳予倩等十三人。5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总的说来，是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们还介绍了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的声势。民众戏剧社的主要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的发挥，也强调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

国剧运动:

1926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学生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去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纯粹艺术"的倾向;在戏剧表现上，提出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因而赞赏西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进而提出要糅合东、西方戏剧的特点，在"写意的"与"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并预言"再过几十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将要变成介于散文、诗歌之间的一种韵文的形式"。——他们的这一设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终未能实现，但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

社会剖析小说:

以茅盾为首的一类小说，其特点是:表现时代斗争的重大题材，在创作一开始就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分析，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尤其是塑造时代性格，在戏剧冲突强烈的情节中描述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或凸出人物性格的一瞬。在左翼内部，跟随茅盾如此创作的，有沙汀、吴组缃等人。这种小说模式逐渐成为"左翼"文学公认的主流，因而影响深远。 东北作家群:

是指"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代表作有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等。

大河小说:

原是法国文学中的一种形式，特指那种多卷本连续性并带有历史意味的长篇巨著。李劫人曾留学法国，受其影响。30年代中期，他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变迁为基本线索，完成了三部曲式的历史性宏篇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具有宏伟的构架与深广度，被人称为是"大河小说"，其长篇巨著亦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史"。

汉园三诗人: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开明派:

30年代独具特色的一支散文作家队伍，他们大都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同事，30年代又聚集在开明书店周围，有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诸先生。"开明"同人散文家是积极的人生派，热切的爱国者，讲究品格、气节和操守。他们的作品平淡如水，明白如话，却擅于在平凡中开掘生活的哲理，追求高远的情境，严谨而有韵致。

上海艺术剧社: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由郑伯奇、沈端先等发起，1929年秋在上海成立。社长郑伯奇。出版《艺术》和《沙仑》等戏剧刊物及《戏剧论文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新兴戏剧及"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先后组织了两次公演，介绍了法国左翼剧作家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等具有革命倾向的剧目。它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戏剧理论建设，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后浪漫主义:

上海"孤岛"和国统区内典型的通俗、先锋两栖作家，是徐訏和无名氏。这类作家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40年代城市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趣味的提高。有人称之为"后浪漫主义小说"，强调了他们的文学品位，既有浪漫主义理想，又渗入现代主义精神。他们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的手法，抒情的笔调，但又不同于郁达夫代表的前期浪漫派小说，而是更多神秘荒诞色彩。代表作有徐訏的《风萧萧》等。

街头诗运动:

1938年，田间来到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积极提倡"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诗歌。所谓街头诗，就是群众的诗，经是抄写在村庄的门楼、墙壁上或印成传单散发的通俗的政治鼓动诗，也叫墙头诗或诗传单。田间的街头诗最为突出，结构上采用"阶梯式"分行形式，诗句短而有力，节奏感强，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起到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

京派: 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论语派:

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第5篇：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词解释全(现当代)

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会(第一章)：P13

1921年1月,于北京成立。代表人物：周作人、郑振铎、茅盾(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叶圣陶)、朱自清、冰心、庐隐、俞平伯、老舍、丰子恺等。《小说月报》为代用会刊，还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

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信仰：“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以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为其主要倾向;文学研究会倡导和创作的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问题剧”和反映现实人生的“乡土文学”盛极一时;文学研究会注重翻译，以俄、法及北欧的现实主义名著居多。

影响：它承接了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使之发展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

创造社(第一章)：P13

1921年6月，于日本东京成立。代表人物：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潘汉年、阳翰笙等。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

文艺思想基本倾向是浪漫主义，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学活动，尊自我、重主观、崇天才、讲神会，强调艺术是自我表现，内心自然流露，艺术以感情为生命。他们创作了许多浪漫主义倾向的诗歌、小说及戏剧，翻译也以欧美浪漫主义作品为多。创造社也是具有较多现代主义气息的新文学社团。

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在当时形成双峰并峙的两大新文学社团，使浪漫主义成为当时新文学中和现实主义并峙的两大文学主潮。

1925年“五卅”以后，是创造社后期，郭沫若、成仿吾等主干人物思想变化，提倡革命文学;1928年进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9年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成员多数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新月社与新月诗派 (第一章)：P14

1923年于北京成立。代表人物：胡适、陈源(陈西滢)、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原是一个文化社交团体。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上开辟的《诗镌》为其代表性刊物。和新月社有关的有影响的文学活动，一是新月诗派的活动;二是1928年《新月》月刊的创办。

《新月》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文学是其一个方面。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上提出“健康与尊严”的原则，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文学表现人性的理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曾对他们的原则和理论展开论战。 新月诗派活动分前后期。1926年，徐志摩、闻一多在《晨报副刊》上编《诗镌》周刊，要求创造新诗的新格式新音节，闻一多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新诗“三美”的格律诗理论主张，闻一多、徐志摩及朱湘、饶孟侃、刘梦苇等等发表新格律诗创作，称为“新月诗派”或“格律诗派”，对新诗发展有积极意义。

1931年，徐志摩又创办《诗刊》，后期有陈梦家等等。是年，陈梦家编《新月诗选》，收18人的诗，展示了新月诗派阵营及诗作成就。新月派的小说家有沈从文、凌叔华等。

湖畔诗社(第六章)：P97

1922年3月，成立于杭州，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具有浪漫抒情倾向的新诗团体，主要成员为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等出版合集《湖畔》，同年还出版了汪静之的个人诗集《蕙的风》。文学史上称这四位诗人为“湖畔诗人”。该诗社以写作爱情诗闻名。被朱自清评为“真正专心致志作情诗”的诗歌团体。

内容：爱情诗与自然景物诗都带有历史青春期的特色，清新、美丽。 形式：自由诗、浪漫主义手法;天真、开朗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鸳鸯蝴蝶派(第四章)：P71

指的是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又名礼拜六派(因鸳鸯蝴蝶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而得名)，始于20世纪初，1912—1917年为其繁盛期，直至1949年才基本消失。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小说新报》、《小说大观》等。文学主张是把小说作为“游戏”和“消遣”的工具。这一类文学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总体特征是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代表作品有：徐枕亚《玉梨魂》、李涵秋《广陵潮》、包天笑《上海春秋》等。

其主流为言情小说，有坏的支流如黑幕小说等。鸳鸯蝴蝶派小说内容多为才子佳人恋爱婚姻，接触到婚姻制度不合理，但又常囿于礼教。其中好的有一定社会、艺术价值，但也有许多作品以营利为目的而粗制滥造。这一流派在小说形式、技巧方面有承前启后作用。文学研究会对其游戏、消遣的文学观进行过批判。

问题小说(第三章)：

是“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排头兵，主要在1919—1923年兴盛一时。一般说来，凡是明确地接触某一社会现象或人生现象，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小说，都可谓之“问题小说”。主要作家：冰心、王统照、叶圣陶(叶绍钧)。主要作品：《狂人日记》19

18、《药》19

19、《阿Q正传》19

21、《是爱情还是苦痛》罗家伦、《这也是一个人?》叶圣陶、《两个家庭》《超人》《斯人独憔悴》冰心。

乡土小说(第三章)：P52

指20Y初出现于文坛的一股文**流，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重要作家：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寓居京沪的青年作者。主要作品：王鲁彦《柚子》、彭家煌《怂恿》、台静农《地之子》、许钦文《故乡》、蹇先艾《水葬》、许杰《惨雾》。

抒情小说：P56

在“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相继出现的同时，自叙传抒情小说也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上大发溢彩。自叙传抒情小说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理，侧重作家对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

重要作家：以郁达夫为主的创造社抒情作家群体、王以仁、庐隐、 dan女士(冯沅君)、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语丝社的冯文炳、废名及具有抑郁色彩的许地山等。

主要作品：郭沫若《漂流三部曲》：《歧路》《十字架》《炼狱》;郁达夫《沉沦》;王以仁《孤雁》;庐隐《海滨故人》;许地山《命命鸟》。

小诗：P98

是从国外输入的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一种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短小的篇幅包容了广阔的空间，从外部客观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感觉、感受的表现，自由诗体的句法与章法趋于简约化。

零余者：P57

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主人公大都是“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己，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漓，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 经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象征诗派(第六章)：

象征诗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新诗流，出现于20年代中期，代表诗人为“诗怪”李金发，这时期连出三本象征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以象征、暗示手法营构意象表现内心感受。同时还有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创造社诗人，这时期也致力于象征诗创作，各自出版象征诗集。冯乃超《红纱灯》加强了诗的色彩感，被称为“轻纱诗人”。穆木天、王独清还发表《谭诗》等文阐述自己的象征诗理论见解。

初期象征派几乎与新月派同时出现，他们并没有结成一个团体，也没有专门的刊物，只因都师法于法国象征诗派，才形成有共同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的流派。

闲话风：P39—40

闲话也称“漫笔”，不仅指题材上的“漫”无边际，而且是行文结构上的兴之所至的随意性。“闲话风”是作者与读者的精神对话，作者希望引起读者的共鸣，达到精神的互补，而非趋一。“闲话风”的散文就具有平等、开放的品格，充溢着真率之气，弥漫着自然、亲切、和谐、宽松的氛围。

语丝社：

1924.11成立，以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冯冯炳、俞平伯等。文艺思想接近于文学研究会。《语丝》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文体而获“语丝派”之称。林语堂所创造的那种着重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任意而谈的随笔文体，又称“语丝体”， 鲁迅的许多杂文及散文诗集《野草》各篇均发表于此，形成生动、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语丝》小说家有冯文炳(废名)等。《语丝》于1930年停刊。

《新青年》“随感录”：P114

1918.4《新青年》第4卷第4号起首创“随感录”栏目，专门发表议论时政、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短小精悍的论文——杂文。《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有：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鲁迅的杂文最具有代表性。他们当时带动了许多杂志、报刊，开辟了杂文园地，推动了现代杂文的写作热潮，奠定了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言志派散文：P1

16、117

周作人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话体为主要体式的“言志”小品文的理论，形成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派”散文。

内容：①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即抒我之情，把叙事、说理、抒情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 ②更乐于饮苦茶、读杂书，陶醉于“苦雨斋”阴郁如雨的古典氛围里玄思、冥想，表达“凡人的悲哀”，“在文学上寻找慰安”。

形式：追求自然而隽永，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语言将口语、文言、欧化语杂糅调和，产生一种涩味与简单味，耐人咀嚼。

冰心体：P118

“冰心体”的散文，是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 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所谓冰心“心中要说的话”，简言之即“爱的哲学”，宣扬自然爱、母爱、儿童爱。

语丝文体(第七章)：

在《语丝》周刊上刊载的散文，内容以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为主。内容上“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形式上主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在艺术上主要以文艺性短论、随笔为主要形式。文笔幽默、泼辣，时称“语丝体”。分为两大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的小品文，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杂文。在现代散文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春柳社：P126

1907.2，由中国留学生组织，在东京成立，是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主要成员：李叔同、曾孝谷、陆镜若、欧阳予倩等。搬演了《茶花女》;改编并演出五幕剧《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最早改编的话剧。春柳社在公开发表的《演艺部专刊》里宣称，他们所要创造的，主要是借鉴西方的，以语言、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的戏剧形式，当时称之为“文明戏”。1912年，春柳社成员陆续回国，组成了“新剧同志会”。1914年在上海建立了“春柳剧场”，大张旗鼓地组织职业性演出活动。

文明戏：P127

“天知派新剧”创造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早期创作与演出模式。因形式新颖和内容贴近现实，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为表达对新剧的夸赞，人人纷纷称之为“文明戏”。欧阳予倩在《谈文明戏》一文中说：“‘文明戏’的‘文明’二字用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以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

天知派新戏：P127

1910年底，由任天知发起，聚集了汪仲贤、欧阳予倩、陈大悲等优秀戏剧人才，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职业性的新剧团体——进化团。他们打着“天知派新戏”的旗帜，以《血蓑衣》、《东亚风云》、《新茶花》一炮打响，演遍大江南北。

“天知派新戏”是“广场戏剧”的先河。内容上反映现实，具有教化功能，有功利性。形式上不在固定的剧场内演出。

民众戏剧社(上海民众剧社)：P131

1921.5，成立于上海，汪仲贤首先提议，并联合了陈大悲及新文学界中的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等人。这是“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同时创办了《戏剧》月刊，这也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专门性戏剧刊物。

理论主张：①第一次在中国倡导了民众戏剧的观点;②极力主张创作自己的、适合我们社会的戏剧;③在舞台艺术方面，要求建立新的戏剧观念、表演技巧、导演制度等;④在剧团体制方面，倡导非营业性质，不受资本家操纵，并独立于国家的支配存在，具有艺术实验性质 自由喜悦。

1922.1，民众戏剧社的活动中心由上海转移到了北方，扩建为新中华戏剧协社。

上海戏剧协社：P130

1921冬—1933，是接受“爱美剧”理论的影响，在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演剧团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早期戏剧团体中历史最长的一个，成员最早有应云卫、谷剑尘等，后来欧阳予倩、洪深加入，增添了活力。 1922.1，民众戏剧社转移到北京后，上海戏剧协社成为南方“爱美剧”活动的主力军，直到1933年，长达12年之久。其中洪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①女演员登台演出;②提出严格的剧场管理制度。洪深是早期中国戏剧奠基人之一。

爱美剧：P131

汪仲贤在1920.10,演出箫伯纳《华伦夫人之职业》失败后，于1920。11发表了《优游室剧谈》。1921。1提出了“仿西洋的Amateur”，“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的主张。Amateur音译成“爱美剧”，正式提出了“爱美剧”的理论主张。

陈大悲参加上海民众剧社后，受到汪仲贤的启发，也受到学生演剧活动的鼓舞，于1921。4至8月，在《晨报》上连载了《爱美的戏剧》长文。1922。3，编译出版了《爱美的戏剧》一书，对“爱美剧”的兴趣、起因、剧本、导演、表演、舞台艺术设计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与介绍。

“爱美剧”理论提出后，学生业余演剧活动出现高潮，并成为这一时期话剧运动的中心。南、北分别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爱美剧”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上最初的尝试，是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

小剧场运动：P131—132

起源于19C末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以后风行于英、德、荷兰、俄、美、日等国，这是一次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戏剧，取代在西方剧坛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戏剧的戏剧革新运动，它揭开了西方(与日本)现代戏剧的帷幕，在戏剧观念以及戏剧文学、导演、表演、舞蹈、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探索。

中国的“小剧场运动”：以业余的、非营业性的取代职业的、商业化的戏剧革新运动。倡导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①建立不同于文明新戏的新的戏剧体制，使中国话剧走上正规化、专门化、科学化的道路。②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与建立一整套新的戏剧美学原则与表演体系和模式。创造出了“剧场戏剧”的创作与表演模式，即“大剧场运动”。

第四堵墙：P132

强调再现人生的真相，自然的生活的原态：“舞台上的生活，正如你透过一垛墙看到人家屋里那样”，因此，戏剧的最高目的是创造充满真实生命的“舞台的幻觉”：舞台美术追求逼真的、生活化的效果。

南国社：P134

1926年，田汉与唐槐秋合办“南国电影剧社”;1927年，又将其扩大为“南国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话剧团体，先后办《南国》半月刊、《南国特刊》、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等，开展话剧运动在1928至1929年，多演出田汉创作的剧本。以浪漫主义倾向和感伤情调为其鲜明风格特色。

革命文学论争：P150 指的是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后期太阳社、创造社之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包括国际革命文学队伍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以及对鲁迅、茅盾等进行宗派主义的攻击。鲁迅、茅盾等进行反击，阐述自己对革命文学的意见，批评创造社、太阳社的错误。

性质：这是革命文学内部的论争。

结果：论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下(创造社、太阳社多数成员是党员)停止。 影响：论争提高了双方的思想，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形成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热潮，从而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文艺大众化论争：P152—153

“左联”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展了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①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提出了“大众化——到工农群众中去”，基本上只是个空泛的口号; ②1932年前后，涉及到作家生活要大众化，培养工农作家，重点讨论了采用通俗形式的问题，鲁迅写了《论旧形式的采用》、〈〈拿来主义〉〉; ③1934年，夏天发生过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主要针对文言回潮，围绕文字改革，讨论大众语的改革。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多创作大众文艺作品。

“两个口号”论争(第九章)：

指的是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原因：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

过程：“国防文学”按周扬的说法，指的是：号召一切民族作家，不问他们的阶层，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作品。这个口号团结了一批抗日爱国的艺术家。缺点是，有些作品只强调民族矛盾，忽视了阶级矛盾。

为了补充“国防文学”的不足，由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迅抱病写了《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为总口号，以“国防文学”为具体口号，两个口号并存。但是，因为鲁迅派与周扬派宿来不睦，所以引起了周扬等人的误会，并引发了一场论争。 性质：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 下围绕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

影响：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P154

“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 “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胡秋原在1931.12《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自称“我是一个自由人”，说“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 在《阿狗文艺论》一文中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他尖锐批判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也批评左联。

在左联和胡秋原进行论辩时，苏汶著文以“第三种人”身分声援胡秋原，说“第三种人”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之群”，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要求给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左联和他们开展了关于“文艺自由”的论战。

这是一场复杂的论争，一方面，胡秋原、苏汶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倾向;另一方面，左联对文艺与阶级、政治有着简单化、机械论的倾向。

通过论争，左联也检讨了自己“机械论的和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

“左联”：P150—151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1930。3。2成立于上海。出席成立大会的有：鲁迅、冯雪峰、冯乃超、柔石、蒋光慈、田汉、阳翰笙等。刊物有：《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周报》、《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等，接办和该组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

性质：“左联”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组织，明确宣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一翼。

理论纲领：“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的倾向”，并表明要“援助并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做了后来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总结了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友翼作家的”。 影响：左联的成立推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迅猛发展。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下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展，创作了不少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一面鲜艳的战斗红旗，对中国革命和新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春，为了服从旨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左联”解散。

剧联：P

328、329

1930.8，以上海艺术剧社为基础，集合了辛酉、南国、摩登等进步戏剧团体，成立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又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在“演剧大众化”的口号下，努力不戏剧向大众普及。主要剧团：“大道剧社”、“春秋剧社”、“光华剧社”、“蓝衣剧团”。 强调演剧是“一种政治的辅助工作，所以是武器的艺术、斗争的艺术。”他们突破了话剧只能在都市剧院演出的狭小圈子，开始走向“广场戏剧”。

中国诗歌会：P271—272

1932.9，成立于上海。性质：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发起人：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卢森堡)等。上海总会有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

内容：提出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界的意识”。 形式：提出“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主张：①反映大众、时代的社会现实; ②反映无产阶级的认识。这是一个与革命同一步调，以大众化为目标的现实主义诗歌团体。

普罗文学：

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白色恐怖下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但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倾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东北作家群：P238

形成于30Y中期，作品充溢着深沉的力，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北平等地的一些青年作者， 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罗烽、白朗、李辉英等，是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作品反映了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表达对敌伪的仇恨，对故乡的眷恋，对早日光复国土的愿望，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倾向，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粗犷的地方风格。作品有：萧红《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鹚鹭湖的忧郁》、骆宾基《边陲线上》。

社会剖析小说：P237

是以茅盾为首的一类小说，包括沙汀、吴组缃、叶紫等的左翼小说，其特点是：用二元对立的因果关系来表现复杂的社会斗争的。在创作时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维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分析，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主题清晰，戏剧性冲突集中撼人，细节刻画人物雕镂性强，但情节结构呈封闭型，是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小说体式。

京派：P242

30Y以北京为中心的小说流派，沈从文是“京派第一人”，还有周作人、废名、芦焚、林徽因、萧乾、朱光潜等。所以称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当时在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作品较多地在京津刊物上发表。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2个京派文学沙龙，把北大、清华、燕京几个大学的作者松散地组合起来，具有“学院派”的眼光。几代的京派文人活跃于《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这些报刊上。

主张：关注人生，但是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世俗化。多数是现实主义手法，也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散文化、诗化。

小说特点：①创作题材是乡村中国; ②追求人文理想，人的尊严，和谐生命的境界;

③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讽刺体样式。

海派：P247—248

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环境的形成，集中表现在30Y的上海。代表作家：张资平、叶灵凤等。 特点：①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小说注重可读性，迎合大众口味，是一种“轻文学”;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 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 ④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新感觉派：P251

30Y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时的小说流派，以《现代》杂志为主要刊物，是第二代海派。代表作家为穆时英，被称为“海派大将”，还有刘呐欧、施蛰存、叶灵凤等。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源于20C20Y日本的新感觉派。

内容：多表现半殖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是病态生活的描写，以快速的节奏和多变的画面表现现代都市的光怪陆离的生活，刻意追求主观感觉印象。

特点：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来打量上海，即在世俗化、商业化的都市中，极力捕捉新的感觉意象，挖掘心理、潜意识、瞬间体验和感觉，把主观感觉投射到描写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

影响：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在形式技巧上翻新花样。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心理分析小说：P252—253

出现于30Y，以施蛰存为代表，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进行创作。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去开掘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表现人物的变态心理、梦幻心理，表现任务的性压抑、苦闷、变态。

施蛰存在30年代创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代表作品：历史题材：《将军底头》、《石秀》、《李师师》等; 对现代都市女性心理的分析的小说：《梅雨之夕》、《狮子座流星》、《春阳》、《善女人行品》等，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内容和手法。 现代派：

19C末20C初，广泛流布于欧洲。现代派思潮是破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思潮运动，它使人们放弃熟悉的内容和形式。它首先是人们感到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或不合理，对知识、理性、个性、事物的因果关系以及语言本身都产生普遍的怀疑，于是，现代派作家发掘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追求梦境和抽象的瞬间感觉。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想象、意象、通感等。布局谋篇往往颠倒，时间没有了先后顺序，空间也失去了清晰的界线。

现代诗派：P279

30Y，是由后期新月派与20Y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来的，同时还受到欧洲现代派影响。代表诗人：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卞之琳、废名、林庚、路易士、李白凤、金克木等。 戴望舒1929年创作的《我的记忆》成为现代诗派的起点。1932。5《现代》杂志创刊，成了刊载现代派诗歌并使之独立与成熟的重要园地，“现代派诗”也因《现代》杂志而得名。戴望舒、卞之琳、梁宗岱、冯至主编的《新诗》月刊出版，扩大了现代派诗的影响，在19

36、1937年间达到了创作的极盛期。

《现代》编者概括现代诗派特点：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现代派诗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特点。

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

莽原社：

莽原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新文学社团，成立于1925年，由鲁迅发起和领导，以创办《莽原》周刊、半月刊得名。主要成员有鲁迅、高长虹等。《莽原》以提倡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多发表杂文、散文为特色。鲁迅的著名杂文《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及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各篇均发表于此。

未名社：

未名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新文学社团(成立于1925年)，由鲁迅发起和领导，刊物有《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等。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等。未名社以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为主要特色;创作上以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为乡土文学的成功之作。

浅草社、沉钟社：

浅草社、沉钟社是文学革命后涌现的具有浪漫抒情倾向的新文学社团。主要成员陈翔鹤、冯至等。1922年创办《浅草》季刊，1925年停刊后，冯至等浅草社同仁和杨晦又成立沉钟社，创办《沉钟》周刊、半月刊，至1934年停刊。沉钟社文艺思想接近创造社，致力于创作，被鲁迅评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论语派：

论语派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现代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以创办《论语》半月刊而得名，尚有《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均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性灵小品，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

美文：

美文的产生与周作人的大力倡导有关，周作人1921年发表〈美文〉一文，提倡多写“记述的”、“艺术性”的美文，王统照、胡适等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等进行创作实践，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独语体：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P

简称“文协”。19

38、3，成立于武汉。这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包括了除汉奸以外的各派文艺家。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抗战期间历时最久的文艺刊物。文协在团结作家抗日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文协成立大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推动作家与现实、群众的联系起了积极作用。 “孤岛”文学：P

从地域而言，是指上海租界，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在日本侵略势力四面包围中，坚持抗日文学活动;就时间而言，是指1937.11上海沦陷—1941.12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止，历时4年多。

“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是：①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文载道、周木斋等发表了许多密切联系现实、是非爱恨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 ②戏剧特别活跃。业余剧团遍布于各学校、行业。于伶《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及上海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注意和民族气节，产生很大社会影响。 七月派和七月诗派：

七月派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艺刊物而得名。《七月》于1937年10月创刊，1941年皖南事变后停刊，并出版“七月文丛”、“七月诗丛”，1945年后，又出版《希望》、 《泥土》等刊物。《七月》等刊物培育了一批青年作者，小说方面有路翎，代表作有百万字长篇《财主的儿女们》。诗歌方面以艾青、田间为首(他们后来进入解放区)，培育了绿原、阿垅、曾卓、鲁藜、邹获帆、彭燕郊、冀汸、牛汉等一批青年诗人，称为七月派或七月诗派。七月诗派以战斗的抗战现实为内容，以自由体诗为主要形式，是贯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中国新诗派”：P448-449

成立：抗战结束以后，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到了北平、天津，继续发表诗作与诗论。同期，南方的杭约赫[曹辛之]、唐湜、陈敬容、唐祈因成为上海《诗创造》的“四人核心”，以后又加入了辛笛。1948年，从《诗创作》中分离出来，创办《中国新诗》，与北方的穆旦等诗人联合起来，组成中国新诗派，提倡“新诗现代化”，即“新传统的寻求”。

主张：①中国新诗派的诗歌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观念：“综合”，即“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 ②强调“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根本改造”，这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反叛性与异质性。

他们的“现代诗”的定义：“现代化的诗是辨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创造的、有机的、现代的”，“现代诗接受了现代文化底复杂性、丰富性，而表现了同样的复杂与丰富”。 当代文学

政治抒情诗：P149-150

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在这种诗体中，诗人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人身份，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思潮的评说与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是强烈的革命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诗体，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加以铺陈。代表诗人：郭小川、贺敬之。

“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 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因创作上有某些共性而被称为“山药蛋派”。马烽、西戎等的共性：①地域：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写的也多为山西农村生活; ②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主张在生活中“不作旁观者”; ③“写实”的风格，作品的思想、形象，来自“当前生活的底层”; ④重视故事性、语言通俗。 新生代诗歌 ：

“第三代诗人”或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如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

内容上，反英雄、反高、平民化成为后新诗潮的总体特征。 艺术上，反意象、反修辞和口语化，是后新诗潮在语言实验方面的重要特征。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原生态口语化倾向构成了对新诗潮经典性的意象语言规范的颠覆。 第四次文代会 ：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是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反思文学：

还是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着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尽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 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寻根文学：

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 "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

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综览寻根小说，这一批作家对自己所寻的"根"究竞是什么，"文化"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等并不甚了然，其对"根"或"文化"的态度也较矛盾，概括地说大致有这样三类：一是持肯定态度,代表作主要有阿城的《棋王》。二是持否定态度，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三是持辩证态度，代表作有冯骥才的《神鞭》

朦胧诗：

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杨炼、芒克、方台、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食指(郭路生)、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等在“文革”中就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后有江河等诗人加入。他们的诗以手抄形式流传。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了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朦胧诗迅即成为一段诗歌潮流，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

先锋小说：

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的同时，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初露潮头，这便是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和《西海的无帆船》(1985)等小说为肇始的“先锋小说”潮流。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改革文学 ：

“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层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含蕴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

归来的诗人 ：

70年代末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诗歌主题从大悲大喜的歌颂、怀念和控诉，转向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最初在诗坛上主要还是50年代、60年代活跃的诗人，贺敬之、严辰、李瑛、邹荻帆、严阵、顾工、雁翼都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他们的诗基本上是50年代、60年代诗的延续，只是诗中的政治内容、政治观点有了变化。随着一批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诗坛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归来”诗人群。他们包括“七月”派诗人鲁黎、绿原、牛汉、曾卓、冀方、卢甸、彭燕郊、罗洛等，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处置的诗人艾青、公木、吕剑、唐祈、唐湜、苏金伞、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胡昭、梁南、昌耀、孙静轩„„，也包括于50年代退出诗坛的九叶诗人。

伤痕文学：

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斑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久，《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得名便源于此。 表现“伤痕”作品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受辱和抗争。一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人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

如何看待这些作品，曾在1978—1979年发生过争论，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逐渐消退，成为对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概括。 “伤痕文学”的主要作品：《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从森林来的孩子》(张洁)。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40年代国统区出现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九人。九叶诗派的特点是：既忠于时代和现实;又忠于艺术创造，较多吸收西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表现艺术和手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的诗里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天安门诗歌运动 ：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严厉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所引发的机缘是政治性的。它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爱憎之情判然，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尤其这些诗歌在1977年以后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潮”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并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

新写实小说 ：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创作方法虽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的感觉;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作家有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 知青文学：

“知青”出身的作家，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创作，在当时获得“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的命名。批评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涵义上并不一律。较普遍的说法是，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如返城以后的情况。

与“伤痕文学”等一样，这个概念专指叙事体裁(小说，或纪实性叙事作品)的创作，表现“知青”的生活道路的创作，在“文革”期间已经存在，但这一概念在80年代才出现，说明它开始被看做一种文**流，具有可被归纳的特征。

70年代末到80年代，发表过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家有韩少功、孔捷生、郑义、王安忆、史铁生、张炜、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柯云路、叶辛、陈村、李锐、肖复兴、竹林、李晓、陆天明、朱晓平、陆星儿、老鬼等。

第6篇：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新民歌运动，1958，是本时期出现的较为复杂的文艺现象，这场运动始于群众自发，但后来转化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全民运动”。实际上配合与反映了当时忽略客观现实规律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绝大多数作品粗制滥造，没有艺术感。在民歌运动的同时，理论上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毛泽东提出：“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作为前提和结论，提出要“开一代诗风”。

政治抒情诗：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1、重大的政治命题，强烈的时代精神。要求诗人服膺政治斗争的需要，诗歌的主题通常是普遍的政治主题，诗歌的抒情主人公是阶级、人民的代言人“大我”。贺敬之《骑在时代的马背上放身歌唱》;

2.高昂的格调和战斗的主旋律。重视能直接产生情感效应的节奏和音韵，使作品适合朗读，强调其斗争性和宣传鼓动。严阵《竹矛》、郭沫若《十年颂歌》;

3.热情奔放的语言。(重视情感效应。)

生活抒情诗：20世纪50年代初对当代诗坛产生广泛影响的具有写实主义的诗体。主要追求如何对生活场景与事件的具体描摹上，表现新的生活风貌和诗人的精神境界。他们的抒情诗中增加了“写实”的叙事因素，往往带有单纯的情节。以闻捷、李瑛、李季为代表，如闻捷的《天山牧歌》，反映新疆哈萨克、维吾尔、蒙古民族解放后的新生活面貌的激情赞歌。

长篇叙事诗：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诗坛从颂歌到战歌的变化使得抒情诗便显得领域日渐狭隘，逐渐形成了一种难以突破的模式。在解放区叙事诗创作成功的一批诗人的“史诗情节”将他们重新带入叙事诗创作。希望告别浮躁，写出内涵深广的诗歌。这些长篇叙事诗大多从不同侧面描绘了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的风云变幻，塑造了不少具有史诗性特征的英雄形象。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李季《杨高传》，闻捷《复仇的火焰》，郭小川《将军三部曲》新散曲体：句式多采用轻捷明快的短句，体式上融合民歌和自由体的形式，以参差的长短句配合整齐中寓有变化的韵律，从而节奏明快、音律优美、活泼而和谐的诗体形式。抒情性散文，也有称艺术性散文、美文。是一种注重抒情、突出作品艺术审美功能，追求诗意的散文。抒情性散文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深厚的传统，现代文学也有不少抒情散文大家，杨牧、秦牧、刘白羽三大散文家。

“杨朔模式”，即(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不足在于表现宏大的政治主题，不可避免的被时代所限，而又因为刻意追求“诗意”，显得做作，遮蔽了生活的真实。“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志”的结构，遭人诟病，有人评价“杨朔模式”为“散文新八股”。叙事散文是一种侧重于写人记事的散文，同抒情散文相比，1949—1962年的叙事散文创作数量相对较少。吴伯萧《北极星》曹靖华《望断南飞雁》菡子《乡村集》等比较有影响。叙事性散文主要是着重会议革命历史中的人和事。

“三家村”的杂文

60年代初政策调整的时期，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吴南星的笔名在北京《前线》杂志上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合写《三家村札记》，“三家村”因此得名。

作者都是敢于坚持真理、勇于针砭时弊的人，他们取材丰富，主题鲜明，感情炽烈、暴露“大

跃进”、“浮夸风”的危害或者答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笔锋尖锐，酣畅淋漓。有邓拓的《燕山夜话》等。 “干预生活”报告文学： 以主题的新颖和表现大胆著名，其报告文学中的议论性语言，深刻有力，具有激情和感染力。影响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人妖之间》，敢于揭示社会的黑暗和问题，喜欢以政论的语调来夹叙夹议。

新编历史剧指以历史时空为背景的创作，即古装戏，并非一定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表现的历史剧，这些戏因此也称为新编古代戏。

现代戏是指剧中故事发生的时间为现代的剧作。新中国最初的现代戏是婚姻家庭领域歌唱新生活嘲笑旧俗的，而且全出现在比较年轻、形式相比之下较为灵活、容易表现现代生活的剧种，有评剧《小女婿》《刘巧儿》，沪剧《罗汉钱》等

革命历史题材剧：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是新中国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题材类型。这种剧本创作于延安文学阶段，自然延伸到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剧作可以说覆盖了整个革命斗争史，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文艺的中国革命史。如陈其通《万水千山》，概括了历时两年跨越万水千山的长征，赞颂了毛泽东、党、红军指导员的崇高的精神、革命情操以及献身精神。

历史题材剧：新创编的历史剧包括写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以历史记载为故事依据的历史剧，也包括以历史为故事背景虚构的理事题材戏，而以前者为主，是历史剧的正宗，形式上，戏曲史表现这种题材的本行，歌剧和话剧也没有技术处理的障碍。以话剧最为突出，如老舍《茶馆》，描写近五十年的历史越来越黑暗，民不聊生，社会已经不可救药，一个新的社会正呼之欲出。

“第四种剧本”：是超越和突破了工人剧本、农民剧本、部队剧本这三种模式化剧本的另类剧本，出现在1956-1957年的短暂时间内，第四种剧本突破了此前为表现政治观念而形成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套路和脱离生活的虚假描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创作思想和实践的一次超越、批判和否定，标志着戏剧文学回到人性和现实主义的道路。如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

地下诗歌：指在文革中未公开发表(出版)，与公开发表的主流诗歌相对峙的、共时存在并产生文学影响的“另类”文学创作。这些诗歌创作者迫于政治原因而转入“地下”、“潜在”写作，并在诗歌的创作观念、创作特征、审美旨趣、审美接受等方面表现出了与当时的主流诗歌迥异的艺术特色，在当时甚至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被湮没、被遗忘的潜流状态但酝酿了 “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

“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1976爆发，它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观，“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集中体现了天安门诗歌的创作成就，表达对周总理的热爱，四人帮的痛恨，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意义：显示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启示了诗歌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壮烈悲愤的风格，朴实生动的语言。

*20世纪70年代，在贵州高原的一个废弃天主教堂里，青年诗人和文艺爱

好者冒着生命危险，被劳改、监禁、处决的厄运讨论文学，写下叛逆者的心声。代表作有黄翔的《火神交响曲》、哑默的《海鸥》。

“白洋淀诗群”: 狭义：白洋淀插队的知青诗人

广义：外围的准白洋淀成员，包括同时期在其他地方插队的北京青年(山西的食指、黑龙江的马佳、内蒙的史铁生)，留在城里的北京青年，后来聚集在民刊《今天》周围的成员(北岛、江河、杨炼等)，新时期后的一部分诗人、作家、画家、电影导演(卢中南、陈凯歌、田壮壮), 以现代诗为其主要标志，抒发这个时代的理性精神。芒克《天空》、多多《致太阳》

“第三代诗”：1980年代中后期，概念源于《第三代诗会》漠视秩序和规范的流派，是对朦胧诗派的反叛，以韩东为代表的“他们”、“海上诗群”、“非非主义”、女性诗歌、撒娇派，“反崇高”和平民意识和世俗化倾向;语言上的“非意象化”(反优雅)与消解深度的口语化倾向;“反文化”与文化重构意识;生命体验与“内审视”的创作倾向;“认识自我”的焦灼与困惑;对性意识与原始生命力的正面表现。推进了当代诗歌的艺术变革的进程，开辟了一个更具艺术活力的诗歌时代。

“归来者”的诗：20世纪50年代因政治、艺术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处置，新时期重返诗坛进行创作的一批诗人。有“反右”扩大化中被错划右派的诗人，如艾青、公刘、流沙河等;因胡风事件罹难的“七月诗人”;由于艺术与政治原因在“文革”之前就相继从诗坛消失的诗人，如蔡其矫和郑敏。特征：沧桑感的“归来”主题;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感伤诗情，悲怆主题;对艺术个性和艺术独创性的重新肯定和追求。

朦胧诗：1980年前后诗坛出现了一批具有创新和探索意识的诗歌，由于人们意识的不理解或难以接受，便称之“新诗潮”、“朦胧诗”，它是新诗坛现代主义思潮的先驱，打破了诗歌线性因果或单向直抒的方式;采用象征主义的手法，代表作家有 北岛、顾城、舒婷。

女性诗歌：(第三代诗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出现，代表诗人有瞿永明、伊蕾等。它不再是“女性写的诗”，而是“写女性的诗”。抒写女性自身丰富而隐秘的内在世界，主题是女性的精神性别，“黑夜意识”的阐述：女性躯体的书写： 自白叙说的方式。

潜流散文: 指“文革”期间与按照文学规范创作的显流散文相对应的一种散文，受客观环境的制约，它们一般以隐藏的方式进行创作且不能公开。特点是情真，是一种个体性话语。代表这个时期散文的创作水平，丰子恺《缘缘堂续笔》、张中晓《无梦楼随笔》陈白尘《牛棚日记》等。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宏观全景式报告文学，19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以宏观全景手法来反映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它突破了以往报告文学写一人一事的单元思维框架，反映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时代精神风貌，发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手法和美学特征，具有篇幅长、信息量大、气势恢弘以及浓厚的调研性、学术性、思辨性等特点。 徐达《哥德巴赫猜想》

社会主义教育剧：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意图教育青年，灌输革命思想的戏剧。代表作：样板戏《红灯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等

革命现代京剧：是“文革”中的艺术宠儿，是标准的革命艺术、无产阶级艺术，他们无不阐发阶级斗争、武装夺权的主题。风格钢筋挺拔、高亢明亮。正面人物“高大全”，舍身忘我地为党和革命事业奋斗献身。主要人物多是无产阶级英雄，一般是党和军队的基层干部。故事叙述往往紧张惊险，富于悬念，穿插得当，少有散软无用的场面。

样板戏：得名于1967年《红旗》1967年第六期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如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工农兵服务。

史传性散文：作为一种具有纪实性和史料性的散文，是以人物的生平事迹作为写作题材的散文文学作品，它包括自传性回忆录和他传文学作品等。一般记录传主亲身经历、回忆旧人旧事，表达对“文革”和极“左”政治的反思和批判。代表作：郭沫若《晚年岁月》、季羡林《留德十年》、韦君宜《思痛录》。

史志性报告文学：指那些有意立足于历史文化，试图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来重新审视历史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代表作:钱钢《海葬》、《唐山大地震》等。

知识分子报告文学：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报告文学。

以徐迟为科学家立传的《哥德巴赫猜想》;随后出现为普通知识分子立传的作品，代表有黄钢《亚洲新大陆的崛起》、霍达《国殇》、黄宗英《大雁情》等。探索戏剧：20世纪80年代，一些剧作家不满旧戏剧单调、枯燥的形式，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戏剧，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思维和技巧进行戏剧革新实验，确立舞台假定性，剧本非理性的结构，夸张荒诞的叙事手法，人物心理可以直接呈现，采用舞蹈、音乐、诗歌、雕刻等多种形式，综合的表演艺术，开辟了中国话剧的新时代。代表作：高行健《野人》、《车站》、《绝对信号》、李云龙《洒满月光的荒原》。

现实主义话剧

指按照传统戏剧手法，着重关注现实生活内容，采用理性的结构，通过对社会人生的外部真实来描写它的本质，叙事真实符合逻辑，能呈现对社会的新鲜感受和深刻发现。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

话剧双峰：指“现实主义话剧和探索话剧合流”的两部代表作：刘锦云《狗儿爷涅槃》、杨健、陈子度、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

“个人化”诗歌：诗人从个体身份和立场出发，独立接入文化处境、处理时代生存生命问题的一种话语姿态和写作方式。它常常以个人方式承担人类的命运和文学的诉求，弘扬个人话语的权利，源自个人话语又超越个人话语。

艺术特色：1注重叙事性，感觉化细节，想象更加丰富。2 语言修辞意识的高扬。反讽、隐喻、引文镶嵌、戏剧化、跨文体、散文化，灵活复杂又具有广融性。“诗的语言是悖论语言” 如欧阳江河的《时装店》。

文化散文：在创作中注重作品的文化含量、往往取材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

物和人文景观，或通过一些景物人事探究历史文化精神的散文。艺术特点：在艺术上，创作主题博大沉雄的气度与表现对象的融会贯通，显现出“大散文“的气象，从而在当代散文中独树一帜。余秋雨《文化苦旅》、张中行“三话”。

先锋戏剧：是80年代探索戏剧的延续，受欧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反叛和解构传统的倾向，有些作品在怪诞形式下透出深刻的人生感悟。如孟京辉《恋爱的犀牛》、林兆华《三姐妹.等待戈多》。

70后诗歌：专指生于70年代的中国诗人概念，最早来自1996年民刊《黑蓝》，代表诗人有蒋浩、姜涛、胡续东等人，有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气息，写作题材日常化，审美趣味个人化、细节化，道德现实化、底线化。

第7篇：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新青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时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革运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1918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该刊还广泛译介外国文学。1920年9月，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6年终刊。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

双簧信: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正式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复古主义者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却暂时没有人公开出来讲话。于是钱玄同把社会上的各种反对意见归纳起来，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写信，再由刘半农写复信予以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借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

林蔡之争: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出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琴南)。这位古文家极力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又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等文言小说，影射攻击文学革命领袖。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李大钊、鲁迅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林纾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

学衡派:得名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月刊，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他们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他们以《学衡》为阵地，打着"学贯中西"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攻击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1933年，《学衡》停刊。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为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制造舆论，维护 军阀统治，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经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的奋力批驳，甲寅派很快败下阵。至此，白话与文言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

黑幕小说:中国近代小说流派 。约在1915～1918年间与鸳鸯蝴蝶派前后相继，盛行于上海。当时多种杂志、大小报副刊均刊载这类小说，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中国黑幕大观》及续集。此类小说反映了这一流派作者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的文学观。《中国黑幕大观》洋洋百万言，涉及社会各界人物、事件，但不外乎都是些风流案件、私娼秘史之类，专以揭露阴私、泼污水、进行人身攻击为能。虽然揭露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但在写法上赤裸裸地描绘现实，社会效果适得其反，有些作品还成了军阀、政客相互中伤、攻讦的工具，在五四运动后即销声匿迹。钱玄同、沈雁冰、鲁迅曾撰文加以批判

新月社: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移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周刊。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纠正了五四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等是新月社的佳作。

语丝社:得名于《语丝》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11 月，1930年3月停刊，语丝社随之消散。《语丝》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机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

浅草-沉钟社:1922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创办《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

莽原社: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以创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而得名。《莽原》提倡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向旧势力、旧文明发起攻击。

未名社: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韦素园、台静农等。这是一个着重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团体，有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从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是未名社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乡土文学的成功之作。

湖畔诗社: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的新诗团体，主要代表诗人有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四人。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并因此得名为"湖畔诗人"。他们写作抒情诗，但最有影响的是爱情诗，风格清新、自然、天真、率直，表现了对传统封建世俗大胆反叛的精神，艺术上也较成熟。1923年，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这些诗作很能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被朱自清称为当时"专心致志做情诗"的四个年轻人。新剧:又称文明戏。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07年，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在欧美、日本话剧运动的影响下，组织话剧团体春柳社，改编演出《黑奴吁天录》等话剧。辛亥革命前后，新剧团体很多，演出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政治戏居多。辛亥革命后，新剧很繁荣，以演家庭伦理戏居多。"五四"前夕，新剧趋向衰落，其原因:一是新剧商品化，迎合小市民趣味，内容庸俗低下，二是新剧都是幕表戏，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分场的故事梗概，由演员上台随意发挥，艺术水平和演技很难提高。"五四"文学革命批判堕落的文明戏，一些戏剧家提出"爱美剧"口号，中国话剧运动由此进入第二个阶段.

爱美剧:中国五四运动后兴起的非职业戏剧运动，简称爱美剧。"爱美剧"系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爱美剧"指业余演剧。1921年1月，汪优游在"五四"新思潮推动下，针对文明戏商业化的弊病，首次提出脱离资本家的束缚、仿西洋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的设想，并与陈大悲等13人成立了民众戏剧社。不久，陈大悲著《爱美的戏剧》，遂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于是爱美的戏剧迅速取代已经没落的文明戏，成为20年代初期中国话剧活动的主流。爱美的戏剧运动以学生为主体，中心在北京、上海。它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上最初的尝试，在批判文明戏的基础上，介绍西方戏剧的学说与方法，对中国话剧进行了革新。因而是文明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从理论上使新的戏剧观念进一步完善、具体化，主张"教化的娱乐"等等。

象征诗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作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①运用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传达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觉和印象。②运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现微妙的情境。③依靠艺术形象的暗示来表达感觉和情调。④追求诗歌语言的省略和跳跃。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象征派诗歌后来趋向成熟，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现代评论派: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为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张目，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群众革命运动。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遂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太阳社: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屯阝(阿英)、洪灵非、孟超等，全都为共产党员。"这些《太阳》下的文学者，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同时创办《太阳月刊》，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联成立时，该社自行解散。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其纲领。"左联"的成立，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左联还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代表作家有:蒋光慈、柔石、殷夫、叶紫等。"左联"也存在一些不足，思想倾向上存在"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组织工作方面存在比较重的关门主义和分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许多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革命文学论争:指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到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批判清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鲁迅肯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批评他们忽视文艺的特征、夸大文艺的作用及宗派主义倾向，茅盾也批评他们题材过于狭窄和标语口号倾向。这一论争的性质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论争中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义文艺理论著作，从而为左联成立准备了条件。

文艺大众化运动: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左联时期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大众文学的形式问题，也涉及到内容、语言向群众学习的问题。第三次是1934年，讨论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问题。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拿来主义"思想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普罗文学: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但是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政策等偏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的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革命的浪漫蒂克: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作品有华汉的《复兴》、蒋光慈的《短裤党》。这种现象一出现，立即受到鲁迅的批评;没有多久，也引起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像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人，他们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有所克服;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革命+恋爱小说:英雄儿女的革命加恋爱，是普罗文学许多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时成为流行主题。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与革命冲突的普遍问题，其中孕育着30年代知识新人的最初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种对生活的片面理解与表达。但正是此类小说曾积极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这说明其确实和着时代的节拍，即便是带有浓重理念痕迹的故事与人物，也能投合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兴奋地追求光明的共同心理。

华汉《地泉》及重版:1932年的阳翰生的《地泉》重版，可以看作是左联有计划地清算初期革命文学创作中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事例。《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是初期革命文学中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重版时，瞿秋白、茅盾、钱杏屯阝、郑伯奇四人为之分别作序，对"革命的浪漫蒂克"进行了清算，否定将人物描写变成"时代精神号筒"的简单化写法，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提出新兴文学应当唾弃这样的创作方法，坚决地走向"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由"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提出，而于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艺术方法，认为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那么图解政治概念就是合理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期从苏联引入这一口号，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它方法更加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定的。它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这种艺术的描写还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为了清算"拉普"机械论的文学思想以及"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偏误，所以有强调"写真实"的一面。(传入时有些变形，由于周扬在左联的领导地位，文章几乎给此后左翼文坛对创作方法探求定下了调子，即既吸收了其中有利于现实主义恢复与发展的因素，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机械论的束缚)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1931年至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 "第三种人"展开论争。"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先是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批判提示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同时批评左翼文坛"将艺术随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以后，他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左联"的《文艺新闻》载文批评胡秋原，苏汶即发表文章声援胡秋原。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分别发表《论第三种人》、《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与胡苏二人展开论争。他们批评了胡苏二人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检讨了"左联"机械论错误和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这是论争的重要收获。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家统一战线组织。1930年成立于上海。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曾担任党团书记。剧联成立后，起草并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先后在北平、汉口等地设立了分盟和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在演剧方面，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其中上海就有艺术剧杜、南国社等。剧联领导的演剧活动，具有革命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色。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动宣告解散。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

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论语派: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民族主义文学: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黄人之血》。"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

现代派与现代诗派:现代派得名于1932年出版的《现代》大型文学杂志，主要负责人为施蛰存、苏汶、戴望舒三人。《现代》发表各类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现代》上发表诗歌的人很多，一批诗人从思想到艺术有许多共同倾向，称之为"现代诗派"。现代诗派的首领是戴望舒，主要成员有徐迟、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后又编《新诗》杂志，推进这股现代派诗潮。现代诗派的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这股现代派诗潮，因后期新月诗派向现代派转化，而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被人称之为新诗的黄金时代和成熟期。除现代派诗外，还有现代派小说，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创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说和新感觉主义小说，称之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觉派

心理分析派:(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施蛰存。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新感觉派:(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还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七月派小说: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战国策派: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发生在抗战中期。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已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中发生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向林冰的观点。向林冰的观点是:①"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而民间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②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①对旧形式全盘否定;②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时，否认新文艺在形式上存在缺点。郭沫若、茅盾、胡风等在撰文讨论中，都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学习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要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素质。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之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现实主义与主观战斗精神论争: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讲话》精神在文艺上显示的最初成绩。文艺工作者改变了轻视民间文艺秧歌的态度，与群众一起，指导改造了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1943年春节秧歌闹得热火朝天，涌现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实践。"随感录"作家群: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些杂感作者被称为《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陈独秀的泼辣明快，钱玄同的汪洋恣肆，刘半农的爽直幽默与鲁迅的犀利凝重，展现了这一作家群的不同风格。而立论坚实、短小精悍、富于战斗力，则是其共同倾向。

自叙传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零余者: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小诗体: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徘句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过渡的意义。纯诗: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穆木天所谓的"纯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早期象征派诗人提出的"纯诗"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美文: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于1921年发表《美文》，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王统照、傅斯年、胡适等曾撰文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和周作人自己等一大批作家富有成效的拓荒，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上海民众剧社:"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陈大悲、欧阳予倩等十三人。5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总的说来，是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们还介绍了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的声势。民众戏剧社的主要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的发挥，也强调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

国剧运动:1926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学生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去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纯粹艺术"的倾向;在戏剧表现上，提出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因而赞赏西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进而提出要糅合东、西方戏剧的特点，在"写意的"与"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并预言"再过几十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将要变成介于散文、诗歌之间的一种韵文的形式"。——他们的这一设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终未能实现，但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

社会剖析小说:以茅盾为首的一类小说，其特点是:表现时代斗争的重大题材，在创作一开始就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分析，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尤其是塑造时代性格，在戏剧冲突强烈的情节中描述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或凸出人物性格的一瞬。在左翼内部，跟随茅盾如此创作的，有沙汀、吴组缃等人。这种小说模式逐渐成为"左翼"文学公认的主流，因而影响深远。

东北作家群:是指"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代表作有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等。

大河小说:原是法国文学中的一种形式，特指那种多卷本连续性并带有历史意味的长篇巨著。李劫人曾留学法国，受其影响。30年代中期，他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变迁为基本线索，完成了三部曲式的历史性宏篇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具有宏伟的构架与深广度，被人称为是"大河小说"，其长篇巨著亦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史"。

汉园三诗人: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开明派:30年代独具特色的一支散文作家队伍，他们大都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同事，30年代又聚集在开明书店周围，有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诸先生。"开明"同人散文家是积极的人生派，热切的爱国者，讲究品格、气节和操守。他们的作品平淡如水，明白如话，却擅于在平凡中开掘生活的哲理，追求高远的情境，严谨而有韵致。

上海艺术剧社: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由郑伯奇、沈端先等发起，1929年秋在上海成立。社长郑伯奇。出版《艺术》和《沙仑》等戏剧刊物及《戏剧论文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新兴戏剧及"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先后组织了两次公演，介绍了法国左翼剧作家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等具有革命倾向的剧目。它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戏剧理论建设，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后浪漫主义:上海"孤岛"和国统区内典型的通俗、先锋两栖作家，是徐訏和无名氏。这类作家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40年代城市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趣味的提高。有人称之为"后浪漫主义小说"，强调了他们的文学品位，既有浪漫主义理想，又渗入现代主义精神。他们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的手法，抒情的笔调，但又不同于郁达夫代表的前期浪漫派小说，而是更多神秘荒诞色彩。代表作有徐訏的《风萧萧》等。

街头诗运动:1938年，田间来到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积极提倡"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诗歌。所谓街头诗，就是群众的诗，经是抄写在村庄的门楼、墙壁上或印成传单散发的通俗的政治鼓动诗，也叫墙头诗或诗传单。田间的街头诗最为突出，结构上采用"阶梯式"分行形式，诗句短而有力，节奏感强，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起到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

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家统一战线组织。1930年成立于上海。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曾担任党团书记。剧联成立后，起草并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先后在北平、汉口等地设立了分盟和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在演剧方面，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其中上海就有艺术剧杜、南国社等。剧联领导的演剧活动，具有革命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色。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动宣告解散。

论语派: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新月派: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民族主义文学: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黄人之血》。"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

心理分析派:(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施蛰存。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新感觉派:(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七月派小说: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战国策派: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作的统一叙述。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代表诗人：郭小川、贺敬之

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研究本是一种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美。以美国的格蕾?格林和英国的科拉?卡普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企图“改写所有由男性文化体系衍生出来的种种规范、典律”，“揭开久经压抑、掩藏的躯体、无意识以及文化、语言中的深层欲望”;其分析方法则“结合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斯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论”。我国的女性文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指的是关注女性生存状态与主体思想的文学作品，其作者不一定是女性。 女性主义文学源于英美，带有女权主义色彩，代表人物如波夫瓦以女性关心话题为主题、面向女性读者的文学。

百花文学—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因创作上有某些共性而被称为“山药蛋派”。马烽、西戎等的共性①地域：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写的也多为山西农村生活; ②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主张在生活中“不作旁观者”; ③“写实”的风格，作品的思想、形象，来自“当前生活的底层”; ④重视故事性、语言通俗

新生代诗人“第三代诗人”或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如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内容上，反英雄、反高、平民化成为后新诗潮的总体特征。 艺术上，反意象、反修辞和口语化，是后新诗潮在语言实验方面的重要特征。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原生态口语化倾向构成了对新诗潮经典性的意象语言规范的颠覆。

第四次文代会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是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反思文学 还是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着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尽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伤痕文学 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斑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久，《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得名便源于此。表现“伤痕”作品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受辱和抗争。一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人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如何看待这些作品，曾在1978—1979年发生过争论，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逐渐消退，成为对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概括。“伤痕文学”的主要作品：《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从森林来的孩子》(张洁)。

九叶诗派九叶诗派是40年代国统区出现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九人。九叶诗派的特点是：既忠于时代和现实;又忠于艺术创造，较多吸收西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表现艺术和手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的诗里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寻根文学：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 "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综览寻根小说，这一批作家对自己所寻的"根"究竞是什么，"文化"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等并不甚了然，其对"根"或"文化"的态度也较矛盾，概括地说大致有这样三类：一是持肯定态度,代表作主要有阿城的《棋王》。二是持否定态度，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三是持辩证态度，代表作有冯骥才的《神鞭》

朦胧诗：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杨 炼、芒克、方台、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食指(郭路生)、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等在“文革”中就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后有江河等诗人加入。他们的诗以手抄形式流传。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了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朦胧诗迅即成为一段诗歌潮流，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

先锋小说：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的同时，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初露潮头，这便是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和《西海的无帆船》(1985)等小说为肇始的“先锋小说”潮流。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改革文学“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层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含蕴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

归来的诗人70年代末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诗歌主题从大悲大喜的歌颂、怀念和控诉，转向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最初在诗坛上主要还是50年代、60年代活跃的诗人，贺敬之、严辰、李瑛、邹荻帆、严阵、顾工、雁翼都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他们的诗基本上是50年代、60年代诗的延续，只是诗中的政治内容、政治观点有了变化。随着一批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诗坛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归来”诗人群。他们包括“七月”派诗人鲁黎、绿原、牛汉、曾卓、冀方、卢甸、彭燕郊、罗洛等，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处置的诗人艾青、公木、吕剑、唐祈、唐湜、苏金伞、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胡昭、梁南、昌耀、孙静轩„„，也包括于50年代退出诗坛的九叶诗人。

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严厉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所引发的机缘是政治性的。它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爱憎之情判然，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尤其这些诗歌在1977年以后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潮”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并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

新写实小说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创作方法虽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的感觉;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作家有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

知青文学“知青”出身的作家，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创作，在当时获得“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的命名。批评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涵义上并不一律。较普遍的说法是，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如返城以后的情况。与“伤痕文学”等一样，这个概念专指叙事体裁(小说，或纪实性叙事作品)的创作，表现“知青”的生活道路的创作，在“文革”期间已经存在，但这一概念在80年代才出现，说明它开始被看做一种文**流，具有可被归纳的特征。70年代末到80年代，发表过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家有韩少功、孔捷生、郑义、王安忆、史铁生、张炜、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柯云路、叶辛、陈村、李锐、肖复兴、竹林、李晓、陆天明、朱晓平、陆星儿、老鬼等。

"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的一种新的诗体样式。"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有助于增强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楼梯式"是贺敬之在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融进中国民歌和古诗词的优点，创造的一种诗歌样式。这种形式，诗行的内部按照汉语的规律和特点，像楼梯一样排列，高低交错，字句排列基本对称，句式大体整齐，音顿大致相近，押韵大致相同，有严格工整的对偶和排比，节奏明快，抑扬有致，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抒发充沛激情、增强诗的表现力和鼓动性。

诗体散文』杨朔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在整体构思上通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使描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借奇异的海上幻景展现今日鱼岛生活的兴旺美好;《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山药蛋派""山药蛋派"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是由部分山西作家构成，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一个文学流派;起源于40年代，繁荣于五六十年代;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三里湾》、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胡正的《汾水长流》、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生活，反映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竭力追求小说的平民化、大众化和地域性特色，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因孙犁40年代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而得名;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韩映山的《作画》等;他们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情风俗、英勇斗争和纯美心灵，描绘白洋淀、北运河、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风格上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味，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1新歌剧』1953年起，新中国歌剧开启了专业化和建立剧场艺术的历史帷幕，李伯钊创作的《长征》，是在歌剧舞台上表现领袖形象的首度尝试。

第四种剧本』"第四种剧本"的提法认为要突破"工农兵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的既定框架和公式。杨履芳的话剧《布谷鸟又叫了》，反映了农村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新思想。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赵寻的《还乡记》等作品都属于"第四种剧本"。老舍的《茶馆》则被视为"第四种剧本"中最优秀的剧作。

"归来的诗人"主要指由于政治及其相关的原因，50年代中期以来被迫完全终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70年代末期又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包括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受到牵连的诗人，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和在五六十年代褊狭的艺术观念支配下从诗坛上自觉消失的诗人等。

崛起的一代"主要指70年代末期以后涌现的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青年诗人。具体包括：①延续五六十年代诗歌主流"传统"的诗人，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杨牧等 ②在"文革"中成长的具有反叛和变革意味的朦胧诗人，如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③80年代以后出现的更年轻的诗人，如海子、骆一禾、西川等。

"白洋淀诗群"诗的秘密写作的另一群，是当时的革命浪潮中的"知青"。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

朦胧诗』新时期重要的诗歌创作潮流，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而得名;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有，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等;曾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侧重表达对"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反思，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

"哀悼散文"』哀悼散文"重要作家作品包括：①悼念领袖人物类：毛岸青和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何为的《临江楼记》、杜宣的《刻骨铭心的教诲》、廖承志的《我的吊唁和回忆》、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薛明《向党和人民报告》;②悼念在"文革"中受冤屈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类：楼适夷《痛悼傅雷》、柯岩《哭李季》、丁宁《幽燕诗魂》、黄宗英《星》、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陈荒煤《忆何其芳》等。

反思散文"反思散文"重要作家作品包括：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丁玲《"牛棚"小品》、冰心《怀念老舍先生》《悼念林巧稚大夫》《悼丁玲》、陈白尘《云断梦忆》《牛棚日记》、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北京城杂忆》、黄秋耘《丁香花下》《雾失楼台》《"十年生死两茫茫"》、柯蓝《在记忆的海洋上飘荡》、赵丽宏《死亡余响》、韦君宜《故国情》《似水流年》，柳萌的《心灵的星光》

『诗化报告文学』徐迟"诗化"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包括：①诗的构思：徐迟善于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抓住人物行动的一刹那来谋篇布局，把全景与特写相结合，构成动人的生活画面。如《在湍流的涡漩中》一文，他将周培源在黑暗与光明搏斗之际的悲愁和欢乐，高度集中在一天去写。这种高度"浓缩"、"集中"的写法，打破了一般报告文学的惯例，使它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更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②诗的想像：徐迟的报告文学在恪守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往往具有丰富而奇特的想像，让读者随着作者的神思遐想，看到科技领域中那色彩缤纷、诗意盎然的动人画面。如《哥德巴赫猜想》写陈景润所要攻克的数学命题时，作者把形容它们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充满诗意诗情，使作品具有浓厚的诗的色彩;③诗的文辞：在语言文辞上，徐迟突出地显示了其诗人的气质和长处，努力运用将诗情与哲理高度统一的语言，同时吸取古代文言和"欧化"的语言精华，尤其是古代骈文的排比、对偶和"欧化"长句的运用，从而形成了诗理互渗，描写、抒情与议论熔为一炉的语言特色。如"只见大自然抖开了丝绸，甩开了锦缎，大幅大幅的铺在中国大地上。它们覆盖起一座一座山峰，使整座整座山峰都如同穿上了剪裁合身的最时新的艳丽的衬衫和裙子"(《生命之树常绿》)。

10『"元小说"』所谓"元小说"手法就是打破传统小说关于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明确告诉读者，你现在看到的故事是虚构的，是编造的，是假的，这和传统小说作者极力想让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完全不同。这种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性的技法会产生一种间离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虚构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

11『先锋小说』是指 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作家以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进行的文学创作，代表性作家作品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魏明伦的《潘金莲》等;这些新异乃至怪异的“先锋实验”之作，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和艺术构造，带给人们崭新的审美感受，展露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巨大艺术能量，对人们艺术观念的革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意识流小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的特点包括：①立足于民族性和现实性的思想内容：从《布礼》开始，王蒙大胆吸收"意识流"的表现形式，用人物的心理活动来结构作品，表现主人公心灵变化的历程。《夜的眼》《春之声》进一步表现了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典型情绪和感受。这些小说所表达的主题、思想诸如历史的阵痛、灵魂的扭曲、生命力的压抑、理想的失落与寻找、两代人的精神隔阂与沟通等，都牢固地立足于民族性、现实性，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烙印。②追求题材和手法多样性的创作原则：王蒙意识流小说不像西方意识流小说那样晦涩，在借鉴意识流让大量的感官印象和意识流动进入作品，从心理角度来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等手法的同时，还糅入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如白描、比兴、象征、主观感受与夸张变形、幽默讽刺滑稽、杂文式的嬉笑怒骂、巧合、悬念、戏剧性冲突的运用、作者的旁白与人物的独白、对比、反衬、正衬、空白与停顿、各式各样的心理描写等等艺术手法，使他的"意识流"小说具有开放的品格。③充满诗情画意的文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意象明丽，文风飘逸清新。《春之声》写岳之峰坐在闷罐子车里的印象、见闻、感触，写回荡在主人公耳边的《春之声圆舞曲》的旋律，写出了他心中的希望和在闷罐子车里发现的诗意。《海的梦》写年逾五十的翻译家缪可言失去了青春的海的梦，却窥见了海的魂，生命终于获得了高扬起来的力量："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它们永远和海，和月，和风，和天空在一起"。可以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改造，因而被称为"东方化意识流"。

1『文化寻根』进入 80 年代中期，文坛出现 “文化寻根”热 ，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十年**乃至自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 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新生代诗歌"』被称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酝酿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潮;他们反抗朦胧诗经典化的诗歌理念，具有非英雄和非崇高、荒谬感和随意性、非修辞和口语化等特点;代表性诗人和诗作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他们的诗歌体现出来的"平民化"和"私人化"倾向，张扬了"个人话语"和"私人感觉"的合理性，也暴露了远离史诗意识的诗歌创作在意义上的缺失。

3『"他们文学社"』90年代新生代诗歌团体，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王寅、丁当、陆忆敏、朱文等;共出过9期《他们》杂志;其诗作注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主张诗歌语言要与个人的灵魂、生命体验相对应，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观念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命题;在青年诗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富于代表性和争论性的诗歌论题。

4『"非非主义"』"非非主义"的实验诗歌活动由周伦佑、蓝马等人于1986年在四川组织发起;相对于诗歌实践，"非非主义"的突出活动在于其诗歌理论和主张;"非非主义"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们表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革语言的可能的执信";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项内容的"创造还原";并要求诗歌语言实行"非抽象化"、"非确定化"等"非非"处理等等。

5『"莽汉主义"』"莽汉主义"的成员有万夏、胡冬、李亚伟、马松等。他们受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自称"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往往以嘲讽的、不羁的叙述者形象，十分随意地使用口语。对于"优美"、"崇高"的摧毁和破坏，是"莽汉主义"解构性作品的主要特征。较著名的诗篇有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马松的《咖啡馆》、李亚伟的《中文系》等。90年代伊沙的《饿死诗人》等诗作，是这种诗风的延伸。 8『边缘作家』"边缘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哲学家周国平的《人与永恒》、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还有青藏高原的女作家马丽华、杂文家王小波等。尤其是被誉为"戏谑的智者"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著有散文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他坚持理性、自由的文化立场和活泼幽默、冷嘲热讽的文风，针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写作，给读者以颇强烈的震撼;而且叙述方式独特，显示了在文化转型时期自由主义者的文化思想立场。

9『市井小说』汪曾祺对这个概念有过一些论述，如："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得都是极平凡的人"，但市井小说的"作者的思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对市民生活的观察角度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 10『现实主义冲击波』90年代中期，随着“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张继的《黄坡秋景》及其后的张宏森的《车间主任》、范小青的《白日阳光》等都是其中的佳作。

11『新生代小说』新生代小说亦称"新状态小说"、"晚生代小说"，是指朱文、韩东、鲁羊、徐坤、刁斗、李冯、王彪、述平、邱华栋、毕飞宇、刘继明等一批年轻作家创作的作品。他们的创作特色：①以当下生活为题材，将个体的生存状态置于显著的地位，描述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挣扎与奋斗，表现人生的坎坷与艰难。邱华栋的《闯入者》、《沙盘城市》，刘继明的《可爱的草莓》，毕飞宇的《生活边缘》等都展现了都市"闯入者"们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但无论是都市的征服者还是漂泊者，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这个"沙盘"里挣扎和拼搏。②作家深刻地展示了现代人的复杂内心，其中有因不堪环境折磨而产生的孤寂和痛苦。如刁斗的《失败的逃遁》，致力描写 "逃遁者"青青被卷入一场离奇的谋杀案的孤寂心理;毕飞宇的《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红豆，无法忍受世人的冷眼，最后精神崩溃而自杀。有展示因环境变化而引发的失落甚至失败的悲哀情绪。如韩东的《于八十岁自杀》中的主人公为生存环境所迫走向自杀;刘继明的《我爱麦娘》、毕飞宇的《枸杞子》揭示了由于封闭落后而造成的悲哀心态。还有一些作品则细致描绘出现代人对生存的无奈与恐惧心理。如刁斗的《状态》以异乡人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寻觅隐身秘方的现代人的变态心理。③在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和人生观念时，作家们着重突出了对欲望的书写。较为典型的如李冯的《招魂术》、朱文的《我爱美元》、韩东的《障碍》等作，他们都涉及到了无视情感取向和道德评判的"性"，而且这种现象在新生代小说中十分普遍。④新生代作家在展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时，十分注重描写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挚，而不那么在乎思想的深刻、情节的曲折，这显示了他们独特的创作风格。不过，他们在消解作品意义时往往走向了游戏和虚无，注重生活原汁的描绘却缺少艺术审美的内涵，造成其整体水平不高。

12『女性文学』对"女性文学"的理解主要倾向于两点，一是更明显地强调女性的性别差异：针对80年代女作家创作的"中性化"、男性化作出反拨，鼓励女作家书写女性独特的身心体验和她们在传统文学中遭到压抑的性别体验。一是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讨论问题，认为女性身份并不是一种生理决定的产物，而是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的文化建构有关。这些理论的意义在于推动作家和批评家对文学与性别的关系的探索持更自觉的态度。90年代的一些女作家如陈染、林白、徐坤、徐小斌、蒋子丹等，都明确地承认自己在创作中的性别立场;她们的作品也对女作家创作的可能性作出了多种尝试。

13『私人化写作』陈染、林白等作家以自恋式的叙述表现了与男性对立的女性世界，传达出女性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具有真正的女性文本特征。继之而起的上海的卫慧和棉棉，她们高扬欲望主义的旗帜，推崇更为彻底的个人趣味和更为极端的自恋、自虐意识，把消解理想、消解女性尊严作为写作的前提，表现出女性自甘“消费”的态度，追求形而下的审美风尚，颇受评论界的严厉批评。相对于其他形态的女性小说，这类小说可以看成是世纪末女性文学的极端化发展，或者是一种变异。

诗界革命：导者有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倡“我手写我口”。

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倡导，重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改变小说是“小道”、“闲书”的传统观念。重要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文界革命梁启超倡导，创造了一种适应现代传播媒体——报纸杂志的新文体，也称“报章体”。

白话文运动：主要倡导者裘廷梁，他历数文言分离之害，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重要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

域外小说翻译：主要翻译者林纾。从1896年《时务报》开始译介，到文学革命前，翻译小说约800种。

文学研究会(简称文研会) 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出版有会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文研会较多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积极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新月社 1923年在北京发起，原是一个带文化沙龙性质的社交团体，主要成员是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欧美留学生。

语丝社1924年成立，因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

浅草社?沉钟社：草社1922年成立于上海，其骨干1926年秋在北京与杨晦组成沉钟社，活动到1934年，人员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创作，被鲁迅称为“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湖畔诗社：922年成立于杭州的新诗团体，成员有应修人、潘谟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他们以“专心致志做情诗”为特色。

“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所谓“失事”就是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所谓“求似”指的是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历史精神。“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使得郭沫若在把握历史悲剧精神的同时，也展开了自己大胆的想象，创造了许多既符合历史精神，又具有虚构性的人物形象。

湖畔诗人(汪静之、应修人、冯雪峰、潘谟华)清新自然的爱情诗创作，都带有历史青春期的特点。1922年出四人合集《湖畔》，1923年出四人合集《春的歌集》;1922年出汪静之《蕙的风》。

“三美论”闻一多在1926年5月发表《诗的格律》一文，提出新格律诗理论主张，核心是讲究诗的“三美”——音乐美：指音节和韵脚的和谐，一行诗中的音节、音尺的排列组合要有规律;绘画美：指诗的辞藻力求美丽、富有色彩、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建筑美：指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均齐，从诗的整体外形上看有整齐之感。

“纯诗”概念的提出 穆木天1926年在《谈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的主张，认为诗有与散文完全不同的表现领域——内生命的反射，潜意识的表现;与散文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及表现方式——“暗示”与“朦胧”，“诗越不明白越好” 《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五四”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散文作家群，在《新青年》、《莽原》、《语丝》等刊物发表议论时政的杂感短文，多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主要作家有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各人保持鲜明风格，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

“冰心体”散文——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蕴含温柔，微带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而“说心中的话”，简言之即是“爱的哲学”，包括母爱、儿童之爱和对大自然的爱。 小剧场运动 1922年蒲伯英、陈大悲主持创办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是我国第一所培养“专门的戏剧人才”的学校:1925年余上沅等恢复了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增设戏剧系，是第一个国立戏剧教育机构，戏剧艺术进入国家高等教育，走向小剧场运动。

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成立：由于共产党的积极促成，1930年3月，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和鲁迅及鲁迅影响下的作家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确定将“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作为左联的基本立场和主要任务。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

论语派:是一个散文流派，因1932年创刊的《论语》杂志得名，后又有《人世间》和《宇宙风》两个阵地。主要代表人物是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幽默、性灵小品文写作。被鲁迅批评为对黑暗现实和作家责任的逃避。自由人、第三种人：“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他们就文艺阶级性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与左联展开论争。“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深刻反映了30年代农村阶级矛盾日益深化、农民迅速破产以及他们走上反抗道路的历史必然。

《春蚕》讲述蚕农“丰收成灾”的现象，老通宝是勤劳俭朴忠厚老实，但也是因循守旧迷信僵化的老一代农民典型，他的儿子多多头则是觉醒中的中国新一代农民的形象化身。 全景式的社会叙述 视野： 茅盾力图以“全方位”的视野反映时代的全貌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

老派市民形象: 老舍写得最好的人物形象是老派市民，如《二马》中的老马，《离婚》中的老张，《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他们虽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际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 批判。《激流三部曲》:

巴金在1931年创作小说《家》(原名《激流》)，1938年和1940年陆续写成《春》和《秋》，合称《激流三部曲》。其中《家》成就最高。作者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描写20年代一个典型的中国旧式大家庭的黑暗、腐朽和没落，展现了青年一代在封建专制文化的传统中或被吞噬，或由挣扎到斗争的不同命运，揭露封建专制的罪恶和它必然走向末路的历史命运，

展示新生力量崛起的时代主题。

曾树生：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她健康、漂亮、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无法忍受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守旧婆婆的恶语中伤、早熟的儿子的沉默寡言，本能地企图摆脱这种压抑，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和感情的折磨。最终，还是受不住生活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出一种反传统 、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特征，具有丰厚的审美内涵。

汪文宣：和他的妻子曾树生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由于战争、由于贫困与疾病和仰人鼻息生活的折磨，他们的思想、性格、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汪文宣为了保住薪水少得可怜的工作，受尽欺负也不敢反抗。在家庭中，被夹在争吵的婆媳之间左右为难又无力解决，终于在贫病交加和妻子离去的痛苦中死去。

《憩园》: 1941年，巴金返回离别18年的故乡，生发感慨，创作了《憩园》。小说写一所大公馆新旧两代主人(杨梦痴/姚国栋)共同的悲剧命运，揭示寄生生活对人的腐蚀。从《家》到《憩园》，可看到中国旧家庭变迁较为完整的图景。艺术上很有特色，故事曲折，文字哀婉，笔调舒缓，标志巴金文风的转变。

第8篇：中国当代史名词解释

1、 七届二中全会：1949 年 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并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报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七届二中全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为迅速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 ， 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2、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

至9月30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会议还选出了由180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3、 《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的施政纲领，是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大宪章，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实际上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4、 “一边倒”：所谓“一边倒”，是指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坚

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其实质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它完全是一条政治路线。它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

5、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条约共有6条，主要内容为：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任何国家的侵略与破坏和平;当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盟国之进攻时，另一方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同盟、集团与行动;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将进行彼此协商;双方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中苏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经济援助，进行经济合作。条约于同年4月11日经批准后生效，有效期30年。

6、 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亦称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

是一场朝鲜与韩国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政府之间的战争，同时美国、中国、苏联等18个国家也以不同程度地卷入这场战争。是在冷战背景下的一场实际战争。

7、 土改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是指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制度改革斗

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8、 镇压反革命运动：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活动活跃。反革命分子进行种种破坏

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证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950年冬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2年底镇

反运动基本结束。镇反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残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破坏活动和反革命复辟阴谋，安定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援了抗美援朝、土改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9、 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0月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后，各地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与官僚主

义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10、一五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亦称“一五”计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从1953年到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该计划由中共中央周恩来、陈云主持制定。

基本任务

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其中包括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以及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

为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将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成就

计划所规定的建设任务，于1957年底完成。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对个体农业、手工业以及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定。

存在的问题

忽视了农业发展。

1956年出现的全局性冒进，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紧张。

对个体农业、手工业以及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快，留下了后遗症。

11、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

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2、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国共产党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这一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准则。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下半年由毛泽东提出，1954年为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准，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来估计十五年左右时间完成，但在实际执行中，于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接着又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13、1957年整风运动：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

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14、反右运动：中国1957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后，

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

15、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

“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16、1958年南宁工作会议：1958年1月南宁工作会议，大力批评反冒进，并同时提出了经

济计划工作要搞两本帐：中央有两本帐，一本帐为必成，一本为期成;地方两本帐，以中央的期成帐为必成，自己再制定期成帐。

17、大炼钢铁：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

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 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7年11月，毛泽东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

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 ，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18、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成立初期，生产资料实行过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过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19、庐山会议：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

在江西省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是要落实1959年主要计划指标，认为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主要次要的，成就是主要的。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在全党全面展开。彭、黄、张、周被免去职务，中共高层再次出现变动。

20、第二次台海危机：1958年初中国完成福建军用机场的建设、鹰厦铁路通车

 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

 8月23日炮击金门

 7月31日-8月3日赫鲁晓夫因长波电台与潜艇联合舰队事宜秘密访华，中方未通告炮

击金门的决定

 台海危机期间响尾蛇导弹问题

21、“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

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期是在城市“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期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统称为四清运动。针对目标是要教育普通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清理基层干部。

22、四清运动：简称四清，是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得一场政治运动。四清运动最

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

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农村的四清运动与城市里的五反运动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3、中苏论战：中苏论战，是60年代中国际共运中的重大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它的发生，是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的结果;就中国方面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变化的结果。中苏论战的实质，既是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论战对全局指导上日益“左”倾的中国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仅迅速发展，而且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24、三线建设：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

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

25、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

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是由于毛泽东同志错误的估计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而发动的，被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6、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由一群单纯、

热血沸腾和政治挂帅的大、中学生组织起来的，随着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如火如荼地展开，红卫兵运动逐渐远离了它的初衷，从而严重地困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正常次序的维护。

27、上山下乡运动：是指的是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共产

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28、珍宝岛事件：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击退苏联军队入侵

的战斗。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在这次事件中，苏联政府称珍宝岛属于苏联，反诬中国边防军人侵苏联，并且公布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珍宝岛无可争议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有中国边防部队进行巡逻。苏联的所谓“抗议照会”是推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强盗逻辑。

29、《中美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在阐明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各自看法和立场、承认中美

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后，强调指出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郑重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双方还认为，大国相互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联合公报》中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

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并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

施。

联合公报还规定，双方将为逐步开展中美贸易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

体育和新闻等领域的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并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30、改革开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

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31、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建议。中央领导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讲话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32、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一方面是指国家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

经济交往;另一方面是指放宽政策，放开或者取消各种限制，不再采取封锁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场所的保护政策，发展开放型经济。大力发展和不断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以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取代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促进经济的变革，使我国经济结构由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发展出口贸易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特别是有助于企业技术改造的适用的先进技术

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特别是更加积极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兴办中外合资、中外

合作与外商独资企业

积极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

发展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与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

设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以带动内地开放

33、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

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34、反右倾运动：“反右倾”运动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一场“反

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党政军机关。这次运动连同之前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的批判都是完全错误的，是建国以来我党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错误。在政治上它使中国共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使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理论上，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发展。在经济上，打断了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中国共产党内已有所克服的“左”倾思想和“左”的行动再次泛滥，并延续更长时间。

第9篇：世界当代史名词解释

布雷顿森林协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后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7月来自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会议上通过三个协定，《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议定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认了“两个挂钩”原则，即美元与黄金挂钩以及资本主义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从而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奠定了美国在战后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霸权地位。

富尔敦演说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市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反苏反共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称苏联的扩张已构成对西方国家的威胁，东欧已被苏联用“铁幕笼罩起来”。他鼓吹英美结成军事同盟，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此演说被认为是美国及西方阵营发动对苏冷战的前奏曲。

马歇尔计划

1947年6月5日，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说欧洲处于战后经济复兴时期，为了确保欧洲现存的社会制度，美国必须向欧洲提供援助。马歇尔全面援助欧洲复兴的设想，被称为马歇尔计划。通过援助使欧洲国家恢复了经济，美国因此加强了对欧洲的控制。美国的霸权地位在欧洲确立起来，解了西欧的燃眉之急，是杜鲁门主义的延续和扩大

莫洛托夫计划：

苏联为对抗马歇尔计划而于1947年7—8月间与东欧各国签订的一系列双边经济贸易协定的总称。此举的目的是形成苏联与东欧各国间的经济网络，使各国对外贸易被限制在苏联、东欧地区内部，以此减少东欧国家与西方国家市场的联系，淡化马歇尔计划对东欧的影响。西方国家将苏联的上述举动冠以当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名，故有此称。在双边协定基础上，苏联与东欧国家于1949年1月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最终形成经济领域的东西方冷战态势。

第四点计划: 也叫“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美国杜鲁门主义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是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连任总统发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第四点主要行动原则”，故名。计划称美国将给“不发达国家”以技术援助和投资，帮助它们解决发展经济中的困难。其目的在于：以此抵制苏联对落后国家的影响，与苏联争夺“中间地带”;同时以此控制受援国经济，排挤老殖民主义势力，将广大亚非拉国家纳入美国霸权范围。

经济互助委员会

1949年1月，为了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苏东六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成立了经济合作机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经互会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表现形式。经互会的成立，把社会主义国家从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抗衡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封锁的重要阵地，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诞生。

九国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

1947年9月22—27日，在波兰举行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联、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法国和意大 利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言明确指出：世界已经分裂为两个阵营，要求各国共产党制定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苏联从政治上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协调各国间的内外政策，以对抗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冷战攻势的重要措施。

柏林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英、法 4国因对西柏林法律地位的争执而引起的三次国际危机。第一次发生于1948年，是冷战开始后其中一个最早发生的危机，其导火线为1948年6月24日苏联阻塞铁路和到柏林西部的通道，至1949年5月11日苏联宣布解除封锁，停止行动之后，危机缓和。第二次发生于1958年，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美法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驻军，后来以苏联让步完结。第三次发生于1961年，苏联重新提出西柏林撤军要求，事件以苏联在东柏林筑起柏林墙作结，美苏关系以苏联冻结柏林问题而得以缓和。

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攻击苏联是极权国家，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杜鲁门提出的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过去美国把苏联称为盟国，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现在，杜鲁门公开宣布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杜鲁门主义”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尼克松主义：70年代，美国陷入了内政外交诸多困境时期。为了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总统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战略，即所谓的“尼克松主义”。 “伙伴关系”、“实力”、“谈判”的原则是尼克松主义三大支柱。其实质就是：在美国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适当收缩，减轻内外压力;通过缓和对苏关系，扭转战略上的被动;通过改善对华关系加强对苏的制约;通过维护均势，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尼克松主义是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产物，企图在美国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仍然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星球大战计划

也称为总统战略防御计划。1983年3月，里根发表为战略防御体系倡议的讲话。1985年，美政府正式宣布该计划，表明美国决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由于主要以太空为基地，所以称为“星球大战计划”。根据此计划，美国将从1985-2015年分四个阶段建立由陆基定点防御系统和太空反弹道导弹组成的多层次多手段的战略防御体系，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友不受苏联核导弹的危机。该计划从1985年开始，预计2005年完成。该计划于1993年因技术和资金原因正式放弃。

苏共二十大

1956 年 2 月 14-24 日，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主持大会并作苏共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提出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些新观点。这次会议确立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方针，开始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尝试。苏共20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宣告了斯大林主义的终结。不仅改善了苏联国内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而且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苏共二十大对苏联和国际共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阿拉木图宣言》

1991年12月21日，由苏联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的首脑会议上签署《阿拉木图宣言》，确认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3国签署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宗旨和原则，宣布 “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苏联将停止存在”。《阿拉木图宣言》的签署实际上意味着苏联的解体。

《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

日本和美国继《日美安全条约》后的又一军事同盟条约。 1960年1月19日日美双方于华盛顿签订了《新日美安全条约》，6月23日生效。 条约共10条，主要内容为：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使用军事基地;日美两国将通过“有效的自助和互助”，“维持并发展它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日本领土上日美任何一方遭受武装进攻时，双方将“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条约的有效期为10年。在条约期满时，1970年6月23日，佐藤荣作内阁通知美国政府，宣布自动延长该条约的有效期。新日美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但未彻底摆脱于美国的依附关系。新条约使日本政府基本上恢复了对国家的统治权，日本获得真正的独立。

新东方政策

1969年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后，放弃哈尔斯坦主义，转而推行的改善与苏联、东欧等国关系的外交政策;新东方政策的基础是缓和、均势和联盟;新东方政策有三重目标：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同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到1973年底，新东方政策全面形成并实行;新东方政策以实现德国统一为目标，是联邦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重新发挥重要作用的开端和标志。

撒切尔主义

1979年保守党人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她的社会经济政策被称为“撒切尔主义”。 其核心是奉行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福利制度; 限制工会权力等。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取得有效的成果,但同时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也存在问题。长期推行紧缩政策，使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

布拉格之春

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捷克斯洛伐克党制定了行动纲领，系统而深刻地阐明了改革方针，提出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在经济方面，主张实行权力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市场机制，鼓励竞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自治。在政治方面，改革党的职能和领导方式，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和党直接管理行政的现象;保障国家行政机构、代议机构和书法机构的独立性;改革选举制度，确保公民的选举权等。这一改革触犯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1968年8月20日，苏联领导华约五国悍然侵入捷克斯洛伐克，迫使其放弃改革。

蒙巴顿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印度人民反英斗争高涨的形势下，英国殖民者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1分)于1947年6月公布“蒙巴顿方案”，(1分)根据居民宗教信仰，把印度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并让一些王公土邦自行决定加入前者或后者。(2分)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都表示接受。该方案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取得了自治领的地位，后来赢得了独立，结束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但也为印巴日后的长期冲突埋下了伏笔。 77国集团

发展中国家为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反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而形成的国际经济组织。七十七国集团形成于1963年。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七十七国集团”因此而得名，并一直沿用至今。1998年该集团的成员国已增加到133个，但仍沿用了七十七国集团这个名称。其主要活动方式是在每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召开之前，举行部长级会议，协调立场，研究对策，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做准备。七十七国集团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推动南北对话和国际经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霍梅尼

是伊朗伊斯兰什叶派领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反对世俗政权，反对君主制。主张应排除东西方发展模式以及君主政体，建立一套伊斯兰秩序，把伊朗建立成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由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 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是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建立的军事集团组织，简称北约。1949年4月4日与加拿大、英国法国等12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该组织最高司令历来由美国将领担任。北约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合作，协调立场，加强集体防务，每年举行各种联合军事演习。北约拥有大量核武器和常规军队，是西方重要军事力量

华沙条约

1955年5月14日，苏联与东欧七国针对美英法决定吸收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一事，在华沙签订《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同年6月生效时正式成立了军事同盟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总部设在莫斯科。该组织的成立是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的标志。规定了在缔约国受到了欧洲任何国家或集团的威胁时，每一缔约国都应该用任何方式给予援助。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缔约国在布拉格举行会议，华沙条约正式解体

冷战

二战后美国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的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作为冷战的结束。冷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也即是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华沙组织之间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对抗。这场全面的“东方对西方”的战争并未真正爆发，西方都尽力避免发生一场全面的“热战”。德国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争端的焦点，特别是柏林。“冷战”政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统治集团，遏制、破坏社会主义，镇压人民革命的一种重要手段 万隆会议

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尼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洲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亚非会议。。由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发起，邀请阿富汗、中国等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不结盟运动

是一个拥有115个成员国的松散的国际组织，它成立于冷战时期，成员国奉行独立自主、不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任何一个结盟的外交政策。联合国中三分之二的会员是该组织的成员国，全球人口55%也生活在不结盟运动国家。不结盟运动定期举行首脑会议，不结盟一次最早可追溯到1954年印尼总理尼赫鲁在斯里兰卡发表的一场演说中。尼赫鲁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之后在1955年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与会的29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向世界表明自己不愿意卷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而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主、消除贫穷和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目标。万隆会议是不结盟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