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黄帝内经的医德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摘要〕《黄帝内经》医德思想来源于诸子百家，但主要汲取了儒道思想的精华。总体上，《黄帝内经》医德思想具有天人合一论的哲学基础、性善论的人性基础和人为贵的价值基础。在这种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黄帝内经》医德思想成为我国传统医德之源，形成学医、行医和传医三个道德维度。这三个维度是一个统一体，从不同侧面展现出《黄帝内经》医德思想的基本内涵。其中，学医之德强调精益求精，行医之德强调以患者为中心，传医之德强调对医学事业高度负责。《黄帝内经》医德思想尽管是对我国古代医者的道德规范，但其精神实质仍然契合当代的基本要求，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有利于强化医学生的职业理想，有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德修养，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关键词〕黄帝内经;医德;医学生;医德思想

医德是医务人员应具备的思想品质、职业道德和应遵循的行为规范，是一般社会道德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特殊表现。《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不仅系统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而且蕴含着医德思想等一系列医学人文精神。《内经》在《素问·疏五过论》和《素问·徵四失论》等一些篇章中，相对集中地阐述了医德思想。但是由于《内经》是一部汇编性质的医学专著，其医德思想的有关论断在总体上交织于各论之中，具有散、简、隐的特点。《内经》医德思想的这种论述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思想光辉。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因此，探究《内经》医德思想，对其思想内涵进行系统性发掘和创造性转化，能够让《内经》医德思想展现出新的时代魅力。

《内经》医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内经》医德思想与诸子百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思想来源于诸子百家，但主要汲取了儒道思想的精华。总体上，《内经》医德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人性基础和价值基础。

1.1天人合一论是《内经》医德思想的哲学基础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讨论的主题。儒道两家均坚持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与自然界密切相关、息息相通。儒家认为“天人合一”的至臻境界就是“致中和”，只有如此万事万物才能各就其位、各随其性而不断发展演变。与此同时，儒家又给“天人合一”赋予了一定的道德内涵，强调君子立德要“四合”，即“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1]，从而培养完美的道德人格。道家更加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庄子在论及天人关系时，明确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31受儒道天人观的影响，《内经》主张天人合一论，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3]1446的论断。在《内经》看来，人的生命源于天地，天、地、人不仅同气、同构，而且同律。因此，人与自然、社会应该和谐与共。在天人合一论的视阙下，《内经》要求医者要通过医学使人与自然、社会“上下和亲，德泽下流”[3]531，即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发掘出人的最大禀赋和潜能，实现“淳德全道，和于阴阳”[3]24的颐养境界，从而使人健康长寿。

因此，天人合一论奠定了《内经》医德思想的哲学基础。它使医者站在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学医、行医和传医，从而使医者学医的目的更加纯粹，行医的视域更加宽广，传医的境界更加高远。

1.2性善论是《内经》医德思想的人性基础

先秦时期，对人的本质的追问，儒道两家均提出了独到的人性论观点。儒家认为“天命之谓性”[4]，把人性看成是天然赋予人的禀赋。孟子更进一步地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就是“仁”的开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5]。由此可见，仁心是人性善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道家认为人性是人先天就具有的至善本性。庄子强调:“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2]397这是在告诫人们，人性是生命的根本，而心地善良、富有道德的人性使生命富有光辉。在这里，庄子从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强调了人性中的道德力量。

儒道两家的人性论虽然在具体表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均肯定了人性中的“善”。儒道的人性论给《内经》医德思想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内经》在《素问·宝命全形论》解答了黄帝学医的原因。在黄帝看来，“君王众庶，尽欲全形”[3]230，即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都希望健康长寿。但是，如果得了疾病而浑然不知并最终无法医治，就会让人非常担忧，即“心私虑之”[3]230。正是由于这种“心私虑之”，黄帝才矢志学医，并问于岐伯、少师等人。当黄帝听到针灸不当可以误人性命时，禁不住发出了“余闻之则为不仁”[3]1279的感叹。岐伯对黄帝学医的评价则是“言其至理，圣念慈悯，欲济群生”[3]805，高度肯定了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医者的仁慈怜悯之心。

从《内经》这种一问一答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内经》对医者的人性要求。《内经》认为，医者要有一颗善心，要做到“仁道”“仁厚”，从而避免误诊误治，甚至误人性命。《内经》的这种“心私虑之”和误诊“不仁”的善念，被后世继承并发扬演变为“医者，仁心”的仁爱情怀。

3人为贵是《内经》医德思想的价值基础对生命的关注是诸子百家讨论的核心话题。

在肯定万物生命为上的基础上，儒道两家都表现出了对人命的敬畏。儒家明确提出了人为贵的观点，《孝经》有载:“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则进一步强调:“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6]与儒家观点相类似，道家也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老子在阐述天、地、人的关系时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7]明确回答了人在自然、社会中的地位，坚持了人本立场，强调了人本价值。

儒道两家对人命的重视，对以人的健康为研究对象的《内经》具有深远影响。《素问·宝命全形论》开篇第一句话就明确强调:“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3]230在具体论及医患双方的地位时，《素问·汤液醪醴论》指出:“病为本，工为标。”[3]129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思想。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人为贵是《内经》医德思想的基本价值理念。

《内经》医德思想的基本内涵

《内经》医德思想是我国传统医德之源，具有学医、行医和传医三个道德维度。这三个维度形成了一个统一体，把医与德有机地合二为一，从不同侧面展现出《内经》医德思想的基本内涵。

1学医之德强调精益求精

《内经》对医者精益求精的学医要求体现在精

研医理、博学强识和理论联系实际三个方面。

①精研医理。《内经》认为医理极其微妙，变化无穷。一名医者，应该认真学习医理，才能掌握医学的真谛。《素问·徵四失论》指出:“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3]779意思是医理微妙高深，能和天地相比，能和四海相配。医者若不能掌握医理，即使老师把医学知识讲授得再清楚，做学生的也会依然糊涂。《素问·方盛衰论》突出了医理的重要性，强调:“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3]794这是教导医者只有掌握高明的医理，才能在行医诊断中取得长久的疗效。反之，如果没有掌握医理，往往就会在诊断时违反医理，乱谈病情，乱下结论。

②博学强识。纵观《内经》全书，其具有“意博、理奥、趣深”的突出特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内经》有一个突出的价值导向，即要求医者应该掌握广博的知识，从而为行医诊断打下坚实的基础。

《内经》在《素问》中先后两次提出医者应该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观点，不厌其烦地告诫医者要广泛涉猎医学知识，使医学“可以长久”[3]759，从而更好地治病救人。在《素问·示从容论》中，黄帝与雷公谈论医道时，黄帝夸赞雷公已经能够“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3]764，实际是托黄帝之言，要求医者博学强识、通晓医理，从而在临证诊断中游刃有余。

③理论联系实际。《灵枢·官能》云:“法于往古，验于来今。”[3]1372强调医者应该取法古人的医术，并善于在临床实践中来检验这些医术的适应性。这在当今看来就是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气候、环境和人体的情况千差万别，行医诊断稍有不慎就会误诊误治。因此，医者要做到“临事以适道术”[3]795，必须把学到的医理和实际相结合。《灵枢·官针》还要求医者在针灸时，要根据针具的不同性能，针对不同的病情而选用适宜的针具。该篇指出:“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3]931说明在针灸治疗的过程中，如果不懂得一年四季的气候加临于人体的具体情况、正邪气的盛衰、虚实证的形成，就不能称为合格的医者，提醒医者在针灸时一定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见，《内经》能够把患者所处的环境和人体的具体情况相互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诊治，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内经》对精益求精不仅有正面倡导，还提出了反面警示，对医者不认真学医以及不追求真才实学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素问·徵四失论》专门讨论了医者临证中易犯的四种过失。其中，“受师不卒，妄作杂术”就属于第二种过失。也就是说，从师学习医术还没有达到毕业的要求就急着行医，必然会导致错误或过失。《内经》之所以要求医者要精益求精，是因为其已经认识到医者独具特色的职业价值:医者爱岗敬业，努力进取，能够“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3]1104，也就是能够实现个人最大化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2行医之德强调以患者为中心

本着“人为贵”的价值理念，《内经》认为医者行医要以患者为中心，做到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即坚持患者至上、注重医患沟通和严谨审慎行医。

①坚持患者至上。《内经》认为医者行医要通过“上以治民，下以治身”的方式，达到“上下和亲，德泽下流”[3]531的目的。在这里，《内经》把患者的利益放在了“上”的位置，即第一位，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了“下”的位置，即第二位。可见，行医之德要首先坚持患者至上。为了把患者至上的理念落到实处，《内经》要求医者要把患者视为亲人。《内经》认为，作为“良工”，如果掌握了医道，拥有了高超的医术，并且与患者关系亲密，像亲人一样，一般的疾病都会治好，除非患者治病不及时。《素问·汤液醪醴论》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这种观点，并具体提出:“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3]129《内经》坚持患者至上的观点，成为当代医务人员“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之源。

②注重医患沟通。关怀和沟通是医德的基本要求。《内经》要求医者在行医诊疗时要特别注重与患者的沟通。首先要考虑到患者的就医感受。

《灵枢·师传》指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3]1104意思是医者行医治病时，要综合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患者的就医感受。在医患沟通过程中，其次还要注重人之常情。《灵枢·师传》指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3]1106这句话旨在强调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医者用患者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开导，告知患病后的利害关系，就能解开患者心中的苦痛。如果医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使遇到了不理智的患者，也一定会听从医者的劝告。可见，注重医患沟通在行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③严谨审慎行医。严谨审慎行医的思想贯穿

《内经》的始终，其代表性的词汇就是“谨”“谨察”以及“审察”。《灵枢·终始》强调，医者在行医时，一定要专心致志，慎之又慎，最好是达到“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3]952的治疗境界。这种境界，就是要全神贯注地给患者诊疗，达到没有私心杂念，甚至连身旁的人发出的任何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出，在临证诊断时应该慎重掌握、不失时机，要做到“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3]235其中，“神无营于众物”就是集中神志，不为其他事物所干扰。这是医者慎重行医的最高境界。

2.3传医之德强调要具有对医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内经》为了不使医学事业“散于后世，绝于子孙”[3]1210，对传医之德高度重视，要求医者传医要具有对医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并具体表现在慎重传医、择人而诲和倾己所学三个方面。

①慎重传医。《灵枢·禁服》描写了黄帝向雷公传医时的一个神圣庄严的传授仪式。仪式前，雷公为了向黄帝学医，虔诚地诫斋独宿了两天，然后才于第三天正午时分宣誓后接受黄帝的“歃血传方”。在传授仪式上，黄帝对雷公强调说:“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3]1211为什么中国古人对传授医学这么慎重呢?是因为医学是治病救人的事业，所以传医时一定要审慎而行。反之，如果传医不慎重，就会导致“得而泄之，天将厌之”[3]1296的不良后果。

②择人而诲。《内经》强调传授医学时，要“非其人勿教”[3]52。意思是传医时要慎重选择传医对象，要做到择人而诲，把医学传授给那些热爱医学，并立志为大众谋健康的人。为此，《灵枢·禁服》还特别强调:“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3]1210意思是先师再三告诫，不能传给那种不劳而获、专谋私利的人。《灵枢·病传》探讨了疾病的传变规律以及不同的传变方式对疾病预后的影响。其中，特别指出:“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3]1167这句话强调了传医之德，认为医学可以载入竹帛传于后世，但不能只传给自己的子孙。

③倾己所学。医者传医还要做到“非其真勿授”[3]52，要倾己所学，传授真才实学。《灵枢·玉版》提出“明为良方，着之竹帛，使能者踵而传之后世，无有终时者。”[3]1276这种观点强调医者对掌握的“良方”不能秘而不传，而要把这些“良方”记载在竹帛上，使有才能的人能够继承下来，并世代相传。

《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还从反面强调了倾己所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指出:“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3]570-571意思是遇到适当的学医之人而不教，就会使学术失传，体现不出医学的价值。

《内经》医德思想的时代价值

《内经》蕴含的医德思想尽管是对我国古代医者的道德规范，但其精神实质仍然契合当今时代的基本要求，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1《内经》医德思想有利于强化医学生的职业理想

研究发现，当前大部分医学生存在职业选择上的盲目性，职业认知不足，在选择学医前对医疗行业及个人职业理想与兴趣未慎重考虑[8]，对医疗卫生职业了解的深度、广度还不够[9]。《内经》已经认识到职业理想的重要性，认为医学“此决死生之要”，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医者只有树立“上工”的职业理想，“圣念慈悯，欲济群生”，才能使医学“宣明大道，通于无穷，穷于无极”[3]592。可以说，《内经》关于职业理想的价值导向具有跨时代性。医学生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可以参照学习《内经》提供的“上工”方案。一旦从医就立志终生献身医学，在求学的过程中精研医理、博学强识、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做一名新时代的“上工”。医学院校开展医学生职业理想教育，也可以借鉴《内经》的这种基本要求，通过在课堂上融入《内经》医德思想的基本内涵，在课外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内经》人文实践育人活动，使广大医学生真切感悟我国医德的精神之源，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强化做医学合格接班人的职业理想，为将来成长为一名精诚大医奠定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

3.2《内经》医德思想有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德修养

医学是“精光之道，大圣之业”[3]89，从事医学事业无比光荣和神圣。习近平同志于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时强调，广大医务人员要精心钻研业务，加强医德修养，为人民群众解除病患多作贡献[10]。可以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医德，结合时代要求提高广大医务人员的医德修养已经成为一个重大课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全国广大医务人员勇做“逆行者”，舍生忘死挽救生命，诠释了医者仁心和大爱无疆，赢得了全社会的赞誉。这种赞誉的背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民群众对我国传统医德观的肯定和期许。《内经》医德思想的表述方式和某些论断尽管带有非常突出的时代印记，但其精神实质并没有过时，仍然符合新时代医务人员的基本道德要求。因此，广大医务人员应该强化以《内经》为代表的我国传统医德规范的学习、传承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医德修养，为建设健康中国作出新的贡献。

3.3《内经》医德思想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随着医学的技术化、媒介化、商业化和法制化，我国传统的以道德信任为基础的医患关系逐步向现代医患关系发展和演变。我国传统医患关系的“解构”，使当前医患双方的道德信任被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患关系紧张。医患关系的关键在人，基础是道德。医学的人学本质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属性决定了构建当代和谐的医患关系要以人为本，突出患者的中心地位，以医患双方的道德建设为主抓手，并实现道德与法治手段的相辅相成。《内经》在两千年前就强调“病为本，工为标”，告诫医者要以患者为中心，要坚持患者利益至上，注重医患沟通，为了患者的身体健康而审慎行医。因此，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彰显《内经》医德思想的时代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需要汲取以《内经》为源头的我国传统医德思想的营养，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医德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1]寇方墀.全本周易精读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8:130.

[2]庄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3]黄帝内经[M].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4]论语·大学·中庸[M].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288.

[5]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69.

[6]荀子[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