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的人格结构理论撮要
摘要：莱布尼兹最先提出的“微觉”成为二十世纪普遍关注的课题。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区分为前意识系统与无意识系统，又将个体人格描述为自我、本我和超我，二者在逻辑上并不协调。荣格的修正意义重大，他认为意识的中心是自我，个体无意识的核心是情结，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型，其中以自性原型与阴影原型最为重要。两种看似不同的观点可以达成有机统一：人的知性与部分感性知觉属于意识、大部分感性活动属于个人无意识，而超我或志性则属于集体无意识，它们是有机体千百万年适应现实而敞开和发展起来的机能，通过两性交媾而获得传递。
关键词：精神分析学;人格结构;弗洛伊德;荣格;有机统一
莱布尼兹最先提出的“微觉”至十九世纪有了进一步的开掘，赫尔巴特认为研究心理活动有必要划分 “意识阈限”，一些“被抑制的观念”通常存在于其阈限之下;费希纳认同阈限的说法，并将心理活动比喻为“冰山”，未被意识到的是大部分。无意识的研究成为二十世纪普遍关注的课题。这首先要归功于精神分析学派，特别是弗洛伊德和荣格。尽管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分析心理学”，但学界更多将它看作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分支。这一学派一反冯特开创的着重研究意识的心理学传统，转而致力于发掘人类的无意识领域。毋庸讳言，弗洛伊德与荣格的观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也存在互补的可能。这里拟主要探讨两人的人格结构理论特别是关于“超我”和“集体无意识”问题①。
一
弗洛伊德的核心理论，在1920年前可谓是心理动力系统，着重描述意识、前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潜伏、压抑、抗拒、投射和升华之类关系;之后主要为人格结构系统，着重描述自我、本我和超我三者的对立与统一。由于弗洛伊德的观点在不断的发展和修正过程之中，后期又经常从两个维度阐述自己的见解，导致依据不同著作版本的各家对它的理解和把握都不尽一致。有鉴于此，探究两个系统各自内在的关系和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艰难但又甚为重要的问题。
在《精神分析引论》第十九讲(抗拒与压抑)中，弗洛伊德就近取例，对于他所谓的心理动力系统作了较为明晰的描述，我们不妨称之为“两个房间说” [1]233。即人的精神系统犹如两个房间，一小一大，但紧密相连，既有一墙之隔，又有一门相通。
其中处在前面的小房间“象一个接待室”，可称之为“前意识系统”。它由意识与前意识构成，其内容(词-表象)一方面来自外部信息的传入，另一方面来自于内部信息(包括冲动)的整理。这里是理性的、有序的场所，一般都是可以见光的或可“晒”的。不过光线毕竟只能从一个门窗进入，它所照射之处即是此时此刻的清醒知觉，弗洛伊德称之为狭义的“意识”;其他的美术学意义的“阴影部分”可以说是“潜伏”的，由于光线的移动或信息的流动有可能转化为意识，它介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所以被称之为“前意识”。
后面的房间犹如一个庞大的几乎是密闭的储藏室，没有光线进入，不能被意识所觉察，所以是“无意识”(unconscious)系统。这里聚集的是大量的本能冲动，它们充满能量，但是没有组织，相互拥挤在一起，只求达到欲望的满足，不顾及其他，所以是反社会、反秩序、非理性的。早期弗洛伊德认为这里贮藏的主要是性本能，即力比多，后期扩展为包括食、色欲求的“爱恋本能”和主导攻击的“破坏本能”，或者分别称之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从社会角度看，这些本能冲动是丑恶的、不能见光的，如男性具有的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所以尽管有一个门通向前室，但一般情况下必然受到阻拦和“压抑”。
谁来执行对本能的压抑?弗洛伊德认为，在储藏室到接待室的门口站着一个“守门人”，他通常依照社会伦理的规约，对各种要求进入意识的精神兴奋加以考查和检验，也可称为“稽查员”，凡不合规约者一律不予准入;即使有本能冲动在意识松懈的瞬间冒出念头，也一定要将它驱逐回去。对于医生在分析治疗中试图解放病人被压抑的意念，守门人经常发挥“抗拒”的反作用。本能冲动在怎样的情境下才能由无意识系统进入并自由活动于前意识系统呢?这有待于守门人的麻痹与冲动的“化装”，如人们在经历梦境或醉境时就是如此。
在1933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讲》中，弗洛伊德将意识、前意识与无意识之分称为“意识特征的三种性质”，而自我、本我和超我之分则被称为“心灵机构的三个范围”[2]80。意识特征与心灵机构的关系照弗洛伊德看来是错杂的，例如不仅本我一般处在无意识状态，自我与超我的各部分“在动态意义上也是无意识”[2]79。
“本我”(id)是格罗代克受尼采思想的影响提出的概念，指人类本性中非理性的以及隶属于自然法则的东西。弗洛伊德欣然接受并旋即采用，用以指称人格结构中与自我相对立的更根本、最原始的部分[3]171。它储存着大量的力比多，秩序一团混乱。像是一口充满了沸腾着的各种兴奋剂的大锅，充满了本能所提供的能量，但是没有组织，也不产生共同的意志，相互矛盾的冲动并存却不相互抵消。在这里，不存在时间维度，因为其内容实质上是“永恒的”;也不懂得价值判断，无所谓善恶之分，只遵循快乐原则，寻求自由的释放。
“自我”(ego)是指人人都有的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通常讲的意识隶属于它[3]163。如果说本我代表桀骜不驯的情欲，那么自我则代表了理性与机智。从发生学角度描述，自我是从本我接触外部世界时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依托在本我的表层;二者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它的最低级部分和被压抑部分并入本我;人的知觉系统由自我的内核中发展出来，这个知觉系统是它的核心。自我承担着将外部世界的要求传达给本我的任务，遵循现实原则，仿佛一仆侍三主，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的威胁，尽力协调和统一各种心理过程[3]206。
“超我”(superego)又称“自我典范”。弗洛伊德在《自恋导论》(1914年)中最先谈及，在《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1921年)的第七章专论“自居作用”描述了自我典范的来由，至《自我与本我》(1923年)正式提出以与自我、本我并列。按照他的理解，超我滋生于人的俄狄浦斯情结，如一个小男孩一方面依恋他的母亲，另一方面又把父亲作为自己的典范——希望成为他那个样子并取而代之。超我虽然产生于本我却道貌岸然，担当监察角色，主要拥有良心和自我理想两部分，前者常见于心理惩罚而后者则表现为心理奖赏。支配超我的是完美原则。由于它的形成，心理中的最低级部分转变为最高级的东西。
弗洛伊德对于无意识领域的探讨有筚路蓝缕之功，其思想观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著名心理学史家波林盛赞他的开拓精神，认为他不惮修改而使“观念体系”趋于成熟[4]813。不过应该说，真正能准确把握这一观念体系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它充满了矛盾冲突的表述，鲜见有人能使之整一化。其一是心理动力系统描述的含混。由于他赋予“意识”的外延极小，因而常常将前意识也称之为无意识，这样压抑与抗拒就不限于前意识系统与无意识系统之间，似乎也发生在意识与前意识之间，如对梦或口误的解释常见这种情形。其二是人格或心灵结构系统描述的含混。自我、本我与超我之间是什么关系，弗洛伊德自己也缺少明确而一贯的论述，如果读者比较《自我与本我》和大约晚10年面世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讲》第三十一讲(精神人格的剖析)中两幅线描图，就不难看出作者思想观念的游移。其三，对于前后描述的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尽管弗洛伊德本人深知听众或读者普遍存有从逻辑上贯通的期待，但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只好以不同种族的人杂居于不同的地理位置、过着混杂的生活等理由类比予以敷衍，甚至武断地告诫人们“无权期望任何这样和谐的排列”[2]80。然而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宗旨一般是要揭示看似杂乱无序的现象中蕴含的秩序。问题的关键在于，弗洛伊德只看到人类心理的两个层面，且仅注目于两个层面的动力因一侧，因而立论多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之嫌。所谓“俄狄浦斯情结”可能只是某些人的特例，本我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社会习俗所不容的本能冲动，超我固然是人类文化中高级部分的来由，但其本身未必来自人格中最低级的部分，等等。值得庆幸的是，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中，这些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得到了修正。
二
与弗洛伊德一样，荣格也受到叔本华哲学的深刻影响，敢于直面人性的缺陷，承认生命的内驱力在个体生活中的基础地位。但荣格不赞同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而将“力比多”理解为生命力，这样，无意识领域不只是蕴藏非理性的本能冲动，同时含有秩序化和理性的倾向。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般着眼于病态的人格，认为先天的本能冲动和后天的创伤性经验伴随个体的一生;而荣格同时还着眼于健全的人格，认为人具有对完美的渴望，支配其一生能持久地创造的发展。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习惯于用一个人的过去解释他现在的行为;而荣格则主张人的行为兼受过去和未来的双重影响，并且，他认为即使是考虑过去，也不能限于一个人的婴儿或童年时代，还应该追溯其种族根源。基于这些原因，他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实属必然。
两人的种族背景、早年经历也可能影响其学术走向。弗洛伊德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个严厉的皮毛商人，他是父亲第二任妻子的长子，从小就憎恶大他20岁、小他生母仅1岁的同父异母的大哥菲利浦，曾很长时间相信菲利浦是自己的真正生父。早熟、对年轻母亲的依恋和挚爱、对大哥与生母客观上尴尬关系的误读诸因素的结合，于是让弗洛伊德形成俄狄浦斯情结。这种自我分析加上在诊疗实践中发现类似的案例，让他更认为有理由以己推人，将这一情结提升为普遍的存在②。荣格出生于热忱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父亲和八个叔叔都是神职人员，从小的熏陶使他对宗教抱有探求的兴趣。他性格内倾，特别留意于自己的梦境和神秘体验——这一习惯几乎保持到终老。他不否定灵学或超心理学，并说自己的一生是一个无意识自我实现的故事。尽管他的许多经历很像神话(如对炼金术的研究似乎是天启)，但在他看来，神话“在表达人生方面与科学相比更加精确”[5]9。
荣格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贡献特别在于他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理论，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上深入于心灵的第三层面，因而对于人格结构有更为完整而明晰的论述。
所谓集体无意识，是指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本能行为的模式” [6]37。由于人所共有，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它的内容主要是原型或原始意象。荣格解释说，“原型”这个词最早是在犹太人斐洛谈到人身上的“上帝形象”使用的;这个词也可以说相当于柏拉图哲学所讲的“理式”[6]6。在荣格看来，它是人从他的人类祖先甚至前人类的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是那些经历许多世代一直保持不变的经验累积于心中的结果，构成一种对世界的某些方面作出反应的先天倾向。如人类从诞生之日起每天看到太阳的东升西沉，最后凝结在集体无意识中成为太阳神或上帝的原型。由于是以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或模式)存在，主体通常并未觉知，“在内容方面，原始意象只有当它成为意识到的并因而被意识经验所充满的时候，它才是确定了的。”[7]45不过荣格认为有很多原型，如出生原型、死亡原型、上帝原型、大地母亲原型等，甚至可以说，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
值得注意的是，荣格所列举一些基本原型大致是成对的，仿佛中国哲学的乾、坤或阴、阳之分。如阿尼姆斯(或称阳性基质，是女性心灵中所带有的男性特征，它的第一个投射对象一般是父亲)与阿尼玛(或称阴性基质，是男性心灵中所带有的女性特征，它的第一个投射对象一般是母亲)，老智者与老祖母，阴影与人格面具等。其中阴影与自性在个体人格和行为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基础地位。阴影原型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根基，很可能是一切原型中最强大最危险的一个，它是人身上创造力和破坏力的发源地，使一个人的人格具有整体性和丰富性。灵感与阴影密切相关。自性是荣格最后“发现”的一个原型，他把这一原型看作是集体无意识的核心，就像太阳是太阳系的核心一样;它将人格的各个方面统一起来，使之成为和谐有序的整体;一切人格的最后目标，是充分的自性完善和自性实现。“人类精神史的历程，便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8]176
在荣格看来，在集体无意识的外层是个人无意识。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同，荣格认为“构成个人无意识的内容有时属于意识，但是它们已然因为被遗忘或者被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9]36。在人与外部世界的信息往还中，一些被自我阻挡在意识门外的体验并没有消失，而是潜伏在个体无意识之中。个体无意识仿佛一个容器，容纳了由于各种原因受到自我压抑或忽视的心理内容，前者如性冲动③，后者如未曾充分注意而遗忘的人物或事物。在个人无意识中，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可以聚集起来，形成一簇簇富有情绪色彩的心理丛，称之为“情结”，它们常常直接缘于个体后天创伤性的经验，又联系着心灵更深层次的原型，如上帝原型当是上帝情结的核心。情结仿佛整体人格中一个个彼此分离的小人格一样，具有自主性，有自己的驱力，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既可能成为人的调节机制的障碍，如心理病患者;又可能是事业成功的直接动力，例如推动一些艺术家的创作。
在个人无意识的外层才是意识，它是心灵中唯一能够被直接地知晓的内容，包括知觉、记忆、思维、情感等。自我是自觉意识的组织，通常是意识的中心，担当了意识的门卫的职能。某种知觉、情感、记忆或观念，如果不被自我承认，就不能进入意识或在意识层面逗留。自我通过对来自内外的各种信息的选择和淘汰，使个体人格保持同一性和连续性。这样，荣格就整体地勾勒出个体的人格结构或人类共有的心理结构：它的最外层是意识，其中心是自我;意识之下是个人无意识，其主要内容是情结，仿佛彼此分离的小人格;个人无意识之下是集体无意识，其主要内容是原型，原型是情结的核心。三者层次分明又相互衔接。
荣格毕生致力于探索心灵的奥秘，努力深入于心灵的第三层面，在一定意义上说复活了柏拉图、莱布尼兹等的天赋观念论。他的学说也遭遇到与弗洛伊德一样的批评，即仅依赖自我剖析和临床观察而不能进行可控制的实验证实;不过这种批评对于人文特别是精神领域的研究未必能得到广泛认同。另一种责难是，荣格认为原型源于人类及其祖先的反复经验而留下的种族记忆，与生物学中拉马克主义接近;辩护者的观点也不无道理：世世代代的反复经验有可能促成基因突变。笔者管见，荣格对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尽管他非常关注非理性领域，且充分肯定情结和阴影原型的重要地位，但是毕竟以“自我”为意识的中心，又以“自性”为集体无意识的中心，明显地偏于从理性(形态的有序性)方面把握人格。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仅以其一为轴心可能失之偏颇④。
三
比较弗洛伊德与荣格的著作，前者多为经验的描述，文学的色彩甚浓，娓娓而谈，循循善诱;后者伴有先验的思辨，哲学与宗教的气息较浓，表达相对质直，逻辑较为明晰。就人格或心理结构的把握而言，荣格的理论更为全面和合理。我们且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统合弗洛伊德的相关观点，并期与东西方哲学的相关研究相贯通。
荣格所谓的意识层，应该包括全部知性活动和部分感性活动的内容⑤。思维(此处指抽象-逻辑思维)是知性的活动，无疑都是有意识的。人们运用语词概念意指对象，力图揭示对象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辨析其真假，这是通常的认知活动;如果关注于善恶，则是通常的评价活动，它是依据个体或群体的需要进行价值衡量。无论是辨识真假还是善恶，“自我”一般都处在中心地位。除了思维之外，来自五官的外部信息虽然是感性形态的，但有一部分传入意识领域，属于感性体验的人体自身的痛感与快感也是如此。
毋庸置疑，感性活动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处在个人无意识层次，未能达到意识领域。人们面对外部世界四面八方的刺激，由五官传入大脑皮层的只是其中获得注意的很小的信息流，绝大部分未能挤入通道;即使进入意识的信息，经过时间的筛选也可能被遗忘，成为个人无意识的一部分。二者在特定场合(如梦境)中有可能呈现出来，让人感到似曾相识。情感属于感性体验，本身极为朦胧且稍纵即逝，所以属于无意识的更多。情感体验中强度很高，特别是给人造成创伤性记忆的部分沉入个人无意识，便形成“情结”，不妨称之为心理疙瘩，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潜在地制约着意识层面的善恶评价，它比外在的观念灌输更有力地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
必须充分估价个人无意识之下的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地位，它应该是个体安身立命和人类文化创造的根本。印度哲人撰写的《唱徒集奥义书》六之八明确肯定它的存在：“一切众生虽同出一生，而不自知其为一。彼神秘之原体，世界以之为精魂。彼乃真实，彼乃自我，彼是汝。”[10]18华夏先哲称它的觉醒为“能通天下之志”。如何使之呈现?《周易·系辞传》的作者倡导寂然感通——这与柏拉图倡导通过回忆才能获得理式的知识极其相似。荣格发现集体无意识在现代心理学史上是一座里程碑。这一发现与他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有关，但他将从印度哲学中引入的“自性”范畴提高到核心地位并不妥当。在印度哲学中，自性属于牝，即坤顺之性，与之相对的神我则属于牡，即乾健之性，以牝或坤为正也就是以形式因为正，不免让动力因边缘化。《白骑奥义书》四之五描述：“有一牝羊，赤白且黑。生子孔多，酷肖其母。一牡爱之，同之欢乐。又一牡羊，乐后舍去。”据吠檀多派著名哲学家商羯罗解释，赤、白、黑三者为喜、忧、暗三德;牝指自性，能生一切;牡为神我，随之入世，受世间乐。[10]69据此看来，荣格所谓的阴影原型属于神我或牡，作为动力因至少应该与自性原型并列才是，能担当二者合题的当是目的因。
我们现在可以说，弗洛伊德所谓的超我其实是从集体无意识中孕育和升腾起来的⑥。弗氏未能深入心灵的更深层次，对“超我”的解说不免左支右绌。如他既称超我来源于“对母亲的直接性对象注情和以父亲为模特儿的以父亲自居” [3]112;又称超我或“自我典范”是存在于自我内部的“一个等级”[3]176。这就将超我与本我、自我扭着一团，即使是巧舌如簧者也解说不清。其实，自居作用可理解为由理想而生，经模仿而成——人们读《居里夫人传》想成为自然科学家，读《马克思传》想成为社会科学家，完全可能无关于俄狄浦斯情结。模仿是经验的，而理想具有超验的性质，其内核当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基于上述，我们看到整体人格的三种不同表述：或借用弗洛伊德的称谓(必须扬弃他的某些界定)，由自我、本我和超我构成;或采用荣格的描述，分别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或采用一般的哲学语词，即知性、感性和志性。由于考察角度有别，它们固然不能相互等同，但是毕竟存在相通相洽的关系。有理由认为，整个文化系统也是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因为个体的心灵结构实乃人类文化的根基和雏形。例如我们可以说，大致与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的科学文化主要遵循现实原则，艺术文化主要遵循快乐原则，而宗教和哲学文化遵循的是完善原则。
心灵结构的三个层面是如何形成的呢?弗洛伊德从胚胎学角度作出的一种解释很值得注意。他将有机体比喻为一个未分化的囊，这个囊对刺激很敏感，它那朝着外部世界的表面正是从这种特定的位置上被分化，逐渐成为一个接受刺激的系统，于是慢慢地形成了眼耳鼻舌等动物界几乎共有的感官。由于外部刺激对囊的表层的不断影响，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个表层的物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硬壳，其表面结构本身有点变得象无机物质。它使外部世界的能量只能以原先强度中的极小一部分进入这层保护层之下的有生命的皮层。的确，现代胚胎学表明，中枢神经系统是从外胚层产生的，大脑皮质是有机体最原始的表层的衍生物。[3]26也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梳理和补充：作为长期进化的产物，宇宙演化的最基本的动力趋向和形式法则已潜存于有机体中，对于人类而言就是集体无意识;它经过长期对周围环境的各种刺激作出反应，于是逐渐形成了感官;在千百万年向更高一层的进化历程中，不断培养分析和综合来自体内外信息的能力，促成新皮层的形成和意识的诞生。感觉与意识，无疑主要是有机体应对外部世界的产物。
据说弗洛伊德在一次谈话中要求荣格永远不放弃性的观念，而要让它变成一个不可撼动的堡垒。应该说，承认集体无意识或深入心灵第三层面并不需要放弃性观念。因为性活动是繁衍生命的活动，无论是志性、感性还是知性，都是千百万年有机体基于本能、应对现实而敞开和发展起来的能力，通过两性交媾而获得传递。单纯从人格角度看，尤其是超我和本我的潜能和趋向均已存在于精子与卵子之中，中国哲学所讲的天地之性、食色之性正是此之谓。自我的特定形态虽然主要是在个体后天形成，其潜能也具有先天性，至少我们容易看到，人的气质之性(气之强弱与智之颖钝)是构成其个性特征的基础。尽管如此，我们没有必要恪守弗洛伊德的理论，他由于坚持泛性论而对很多问题做出牵强附会的解释，且将人性看成一团漆黑，既不符合生活事实，又易造成社会贻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仅从动力因方面考察人格的形成，完全忽视了两性活动传递形式因和目的因方面。所谓攻击与爱可谓是性本能的一体之两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屡屡见到，男孩的无序性与叛逆性(联系着创造)往往表现突出，女孩的有序性和顺从性(表现为守成)较为明显。这无所谓价值之分，恰好可用天地之道的乾、坤二元的各别性质予以合理的解释。
注释：
①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有类似的思想倾向，它强调人格的统一，相信人更强有力地受他所憧憬的未来所影响;认为心灵有一种策动的内驱力，使人格的不同源泉通向一个主要的目标，因此健康人格是一创造性的自我，不断地追求卓越，达到自我实现。限于篇幅，我们将不纳入讨论的范围。
②这里尝试仿效弗洛伊德最为擅长的传记式评述。弗洛伊德曾承认自己有俄狄浦斯情结。
③荣格认为力比多只是到青春期后才具有异性爱的形式。
④“理性”一词有多种涵义，相对于清晰的知性，集体无意识可以被看作是非理性的;相对于有序的形式因，似乎无序的动力因(如阴影原型)也可归入非理性的领域。
弗洛伊德所讲的“意识”大致相当于巴甫洛夫学说的兴奋点，“前意识”则近于抑制区，都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
⑤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中，荣格指出弗洛伊德后期著作“称本能心理为‘本我’(id)，而它的‘超我’则意指集体的无意识”。(《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5页注。)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M].苏晓离，刘福堂，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3]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波林.实验心理学史[M].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
[5]荣格文集·荣格自传(前言)[M].徐说，胡艾浓，译.长春出版社，2014.
[6]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徐德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7]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三联书店，1987.
[8]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
[9]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徐德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10]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作者简介： 胡家祥(1954—)，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台湾《新儒家管理学报》特约编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通讯评委，成果鉴定专家。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和中国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
作者：胡家祥
精神分析是由奧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独特心理疗愈过程。此疗愈过程中的基本程序恰恰与电影理论中内求于心的心理情感、心理活动、心理表达等息息相关，透过针对精神分析的潜意识矛盾、冲突、刺激等的探析能够为电影理论寻获一种由内而外的更高级的创制表现，同时，亦能够为精神分析本身寻获一种将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极易致病的情结向受控的意识域的递进与引领，从而实现针对性的心理释然的疗愈过程。
一、 基于文本的原初应用
(一)精神分析的初步假说与释梦式表达
假说与释梦是弗洛伊德心理应用的一种最基本且最初步的解析，假说与释梦最原初的应用是被广泛地注入到精神分析过程中;同样，在电影理论中假说与释梦的经典案例亦不胜枚举，从广义而言，所有的电影都可以划归为一种针对一场大型梦境的假说与释梦解析，而精神分析过程中的假说与释梦则属于一种释梦意义下的心理释然。[1]相对于电影的人为造梦，人的梦更具自然性、油然性、悠然性，梦的这种特质恰恰是电影理论需要深刻领悟、参照、模仿的堂奥。假说是一种观心、向心、问心式的文本，其所针对的是人性化的表达与人性化的内心，这种假说在精神分析的视阈下，远远要比电影理论更加透彻与深远。而电影理论中的假说则受制于创制技法而显得过于如履薄冰。从释梦进行观察，精神分析中的释梦更具开放性、无极性、发散性，这种针对梦境的释然是电影理论与创制所无力完美表现的，因为即便是后现代电影的极速发展，亦难以将梦境中的释然透过文本驱策着的造梦加以深刻、完美地表达出来。梦由心的文本而造，而电影则需要由梦的文本来缔造。
(二)显意与隐意表达
如果说精神分析理论与电影理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精神分析中的梦与电影理论的造梦。二者在意象化表达方面有巨大不同，精神分析中的梦有着极其模糊的显意与隐意与彼此交织的更为错综复杂的表达;而电影理论的造梦出于电影创制的主观意图的介入与参与，而在显意与隐意的自如转换等诸多方面都无法与真实的梦境相提并论。由此可见，精神分析针对电影理论文本的最大规训，就在于意象化创制方面的显意与隐意的自由转换，显意虽然更加直白、直露、直观，然而在许多意象化表达的情境下，却反而是电影文本创制的大忌，而如果能够将这些显意的文本化的表达透过造梦的隐意技法加以实现，那么，必定能够极大地提升整部作品的意涵。[2]例如，在影片《盗梦空间》中即进行了显意与隐意的精神分析的最佳应用，层层嵌套的梦境，在影史上第一次如此复杂地出现在大银幕上，梦境与梦境层级的跳转令观众目不暇接，而恰恰是这种梦境的层级及其跳转为观众赋予了一种情绪的延伸与情节的延展，从而实现了一种显意与隐意深度融合的心理释然表现。
(三)梦的检查与象征表达
之所以将电影称之为一种造梦的过程，是因所有成功的电影都能够或主动或被动地采取了一种与精神分析中梦的象征性地检查潜意识并反映潜意识略同的技法。[3]基于潜意识催眠与精神疏泄等亦为电影理论带来了一种令观众产生意识麻木，从而引领着观众由共鸣而沉浸，由沉浸而移情地在精神层面上将自我意识与他者意识形成一种形而上的深度融合。观众甚至能在潜意识滑入沉浸的过程中，以主动意识挣脱潜意识，进而实现一种主动意识与影视映像中的虚拟世界并行或平行的更加高级的移情式表达，而欲达致这种境界尚需电影理论在精神分析的高级应用探索方面做更多文本性的深入研究与影视艺术实践等。基于精神分析的原初检查与象征性的表达将这种造梦的过程进行着一种更具形而上意义的梦的愿景反映、重现、升华，唯其如此方能彻底解决电影理论中所谓由沉浸而移情的这一巨大的瓶颈问题。
二、 基于心理的进阶应用
(一)精神分析进阶中的欲望代偿
从精神分析的进阶应用而言，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着巨大的迥异性、差异性、独特性，一旦将这种精神分析的进阶应用成果付诸于影视艺术的光影之中，则由这种进阶技法所塑造出来的角色人物就将不再是同质化与脸谱化的，亦将不再是令观众似曾相识的形象。而基于这种进阶创制的影视艺术作品也由此而获得了一种更加抽象化象征性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如果针对这种独特性进一步深究，则可将其归结为一种心理学抽象意义上的，人性的他者欲望之谜题的终极解答。显然，对于几乎所有的普通人类而言，我们都曾是欲望的奴隶，无论是原生性的欲望，还是外部牵系下的后天的他者欲望等，都会对精神分析进阶意义下的个体产生主动或被动的隐性驱策;而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亦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一进一退的欲望驱策之下表达得多姿多彩丰富。实际上，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电影也常常会出现人性往往置诸于心理之上的误区，人性必须顺位于心理表达之后，而最终才是梦的欲望的代偿与满足。
(二)精神分析进阶中的症候与创伤
精神分析绝非传统意义下的照本宣科式的因循比对，实际上，精神分析如果抛却其表象化与具象化，事实上其是一种内在逻辑的严丝合缝的建构过程，而从更加形而上的哲学视阈而言，其则是一种科学逻辑主导下的辩证逻辑的循因印证过程。因为，针对任何一种现象的精神分析，其所依据的都是剔除了表象化与具象化现象的一个个的关键心理节点，而精神分析的工作就是从这些具有着抽象化象征性的一个个关键的心理节点出发，为心理表达寻获出一系列完整的，由无意识牵系起来的心理活动轨迹所描绘的成体系化、系统化、结构化的章节。例如，在影片《寂静岭》中，表里世界的擘分即为现实与梦境的平行进行了结构化的建构，表世界的基于精神分析的症候表现，恰恰源于里世界的基于精神分析的创伤表达。这种表里虽然在表象化与具象化上擘分为二元不相交的平行世界，却在抽象化象征性上表里如一的高级电影创制技法为影片带来了一种完全超越了庸常表达的影视映像的光影境界。这种光影境界直接与间接地以这种症候与创伤驱策并左右着观众的潜意识恐惧，令观众被深深攫入其中无法自拔。
(三)精神分析进阶中的抗拒与压抑
精神分析的三大支柱即潜意识驱策下的心理机制，以及抗拒与压抑的作用及其重要意义，上文已针对潜意识驱策下的欲望代偿、症候、创伤等心理机制进行了集中的阐释，这种阐释为进阶剖析抗拒与压抑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心理基质。事实上，这种抗拒的精神分析进阶原理能够为电影创制一重一重地建构起层层包裹着的无穷张力，从而能够迸现出一种更加燃情爆绪的压抑反作用力的反弹与抗拒张力的极限迸发，进而能够以一种心理的串谋或共谋移情来彻底改变这种基于心理上的抗拒与压抑下的平衡。这一更高级的技巧同时也是许多电影在创制过程中最喜欢植入的一种心理要素，显然，从精神分析的抽象心理进阶考量，这种心理的串谋或共谋不仅能够令观众在心理驱策的情感、情绪、情志等方面更易出现燃情爆绪的可能性，而且能够令观众在综合娱乐性方面，获得最大化的纳什均衡点的总体收益，由此可见，这种更高级的心理串谋或共谋的电影表达创制，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创制者与观众的心理博弈之后变得越来越成熟。
三、 基于镜像的终极应用
(一)力比多经济表达
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模型中，假说与释梦、症候与创伤、抗拒与压抑等为更进一步直达本质的精神分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心理基质铺陈。从精神分析的基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莱奥塔德的力比多经济的心理本质而言，与精神分析对位的功能叙事等，均可自上而下地细分为电影理论的基本模因元叙事。[4]与传统意识下认为电影理论中的精神分析属于一种被动性过程的认知不同的是，现代电影理论与现代精神分析的深度融合，已足以为观众营构出一种令其获得性入主于其中的影视意象化时空，而观众亦早已不再是被动追寻视听语言的盲目追随者，而是能够在先期共鸣的引介之力作用下，成为力比多的多寡与精神的失稳、失衡、失常状态下的激荡者。显然，这种力比多策略亦早已为电影创制理论引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艺术化表达的重要参照，并为观众建构出一种力比多这一隐性他者欲望主宰下的，远高于文本甚至是心理本身的基于心因性的平行世界艺术化表达的短程镜像。
(二)过敏与症候表达
精神分析相应地对应着电影理论中的视听语言表达，电影视听语言理论上的表象化与具象化，实际上即对应着精神分析的非理论化的直接观察，而电影视听理论上的终极的意象化，则对应着精神分析的理论化了的抽象表达。并且，直接观察的非理论化与理论化之间，更存在着一种由浅表性的症候而深入到更加本质化的深部结构层面表达;实际上即便是拉康亦未能清晰地看到这种浅表性的症候与更深层的表达之间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过程，而其只是为深层表达提供了足够下潜至潜意识的过敏与脱敏的绳索与阶梯，由可直接观察的症候而深入到不可直接观察的结构层面，反而需要更广泛地参照精神分析进阶的抽象化象征性经验。虽然从精神分析的专业化视角客观而言，这种深层次的结构领域是内隐于经验范畴的，但在其被经验探索、发现、揭示的那一刻起，即由经验为其建构起了一种基于精神分析的连续性的莫比乌斯式的一致性镜像表达，并由此已然形成了一种基于意象化的电影理论上的视听修辞干预。这种视听修辞干预的精妙之处，恰恰在于由问题的切分、标示、诠解等而最终释出了一种借由意象化镜像所表现出来的大他者的光影话语表达。
(三)自恋与移情
精神分析与电影理论的莫比乌斯式意象化上的连续性、相通性、平坦性等为光影更进一步的终极表达提供了更为进阶的精神分析与电影理论探索深度融合的基石。影视艺术作品的核心根本性诉求在于以视听语言的光影形式，引导、引领、引系着观众经由共鸣而浸淫于其中，最终达致一种移情入影、移情入戏、移情入梦的至高境界。而欲达致这种至高境界，必须首先通过两道关卡——共鸣与沉浸。电影创制的由文本符码到心理映像，再由心理映像到世俗镜像的一种不断进阶为快速突破这两道关卡提供了完美的基于精神分析的解决之道。[5]这种解决之道是一种系统化的自体精神分析与即时性应用的微观心理处理过程;这一微观的系统化心理处理过程，由光影的牵系而沉浸于精神平行世界之中，并在自我喜好、偏好、癖好的驱策之下，针对影视艺术创造出来的平行世界中的某一人物而进行着自体分析自恋式的移情代入，并最终在共鸣与沉浸的共同作用之下，成功地突破主体间性，从而使观众获得一种入主影视艺术所创造的精神平行世界的潜意识移情能力。同时，影视艺术作品亦为观众赢得了一个短程动力性疗愈的移情契机，并且，透过这种共鸣、沉浸、移情的三位一体，电影创制最终实现了一种针对心理施以精神分析式的疗愈过程。
结语
电影理论与精神分析二者都离不开由文本而心理，由心理而镜像的层级表达，基于文本的假说与释梦、显意与隐意的无缝转换、检查与象征的表达等都为更进一步的精神分析与电影理论的进阶“通假”，提供了高级应用的铺垫。心理作用中的欲望代偿、症候与创伤、抗拒与压抑等则为电影理论的抽象化象征性表达带来了一种递进的路径;而力比多经济表达中的过敏与症候，以及自恋与移情等则更进一步地为电影理论带来了针对意象化代入、心理療愈等的升华表达。
参考文献：
[1]解建峰，林进桃.论宁浩喜剧电影的欲望叙事——兼谈当下国产喜剧片核心价值的建构[J].当代电影，2014(12)：107-109.
[2]王文斌.从草根狂欢到家国叙事——论宁浩商业电影的母题成长与类型焦虑[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1)：47-50.
[3]赵坤.由精神分析理论看希区柯克电影——以《精神病患者》和《后窗》为例[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29(2)：138-140.
[4]程波，辛铁钢.作为电影修辞的“凝缩”与“移置”——兼论麦茨电影符号学的精神分析语义学基础[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8(6)：49-57.
[5]顾振华.《精神病患者》里的梦幻、欲望与凝视——精神分析学对电影美学的影响[J].电影评介，2010(2)：43-44.
作者：桂凯丽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关键词]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科学方法;史学求真;西方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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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越(1962—)，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北京 100875)
中国史学从晚清以后开始渐显区别于古代史学的若干“近代化”特征。王国维说，“道咸以降之学新”[1](卷2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P720)，即指新旧中西诸种因素影响与制约之间中国学术的发展趋向，其中“以降”二字的历时性意味颇为明显，准确体现了中国史学自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趋新过程。事实上，学术变化较之社会变化往往更为平缓滞后，即使19世纪后期被李鸿章称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但史学的“近代化”依然若隐若现，直到五四时期，近代中国史学的真正“变局”才终于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所造成的危机日益严重，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史学的变化总是与客观历史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彼时出现的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对当代史的撰述、对外国史地的介绍等方面的热潮，因为与救亡图强和爱国主义这样的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直接相关而具有近代色彩，但是中国史学主流仍然是传统史学的延续，史学仍然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中。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号召，呼吁“史界革命”。当时的梁启超视史学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2](P1)，此新史学思潮浸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政治诉求大于学术关怀，批判意识多于理性分析。新史学思潮的骤起，既是时代影响史学所使然，也是史学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具体表现。客观而言，近代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之处在于，近代史学受到社会的影响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嬗变趋势，其中包含有近代民族主义、今文经学、进化史观等复杂因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近代化的特征，在各个方面为古代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然而，到五四时期之前，史学主流仍然是传统史学的延续，对史书的校勘、考订、续补、辑佚等工作依然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案头工作，史学尚未获得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独立地位，史学自身从观点、方法到内容都还没有突破传统史学的基本轨迹。
笔者认为，史学毕竟是一门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和学科范畴。近代以来救亡图强、挽救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从外部刺激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趋势，但这尚不具备传统史学转型的全部条件。换句话说，爱国主义激情还不是影响替代学术研究的全部因素，它只是对史学转型起到了一个强烈影响的外部推进作用。然而，近代社会的变迁不可能不影响到史学，史学的真正转型还需要从其理论、观点与方法等诸多史学的内部因素中产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经过19世纪后半期的酝酿、发展，特别是20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新的历史观的引进，直到五四时期对民主与科学的大力提倡，才得以初步实现。五四时期是中国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中国现代史学在五四时期初步建立起来。
五四时期的时代主旋律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P242-243)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词是外来的，但是这两个词所代表的含义和内容，却是中国从上到下所急需的和必需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成为开启中国通往现代化之门的钥匙。
五四时期是思想空前解放、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由于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使人们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定。中西学术交融的趋势，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在五四时期所独具的时代特色中才得以进行。民主和科学的提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遍及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领域。民主和科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在观念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条件，中国现代学术也是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中开始建立起来。
内涵丰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狂飙，是促成中国史学转型最重要的推动力。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新、旧史学的冲突和承继，中、外史学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了史学转型的复杂景象，带来了中国史学从观念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更新，并由此动摇了传统史学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理论根基，为现代史学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五四时期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顾颉刚说：“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材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4](《引论》)五四时期史学无疑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五四时期史学自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五四时期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的涌入，无论在规模和系统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其他学问的变化，如文学、哲学和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等，也辗转影响到了史学。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莅列其中，自觉地将中国与西方史学相结合，史学主流力求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显示出了崭新的气象。
五四运动至今已经过去了90年，五四时期中国史学转型过程中所推崇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精神，已经成为影响自那以后直到今天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入认识和讨论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依然具有常新的意义。
一、科学与“科学方法”
“科学”二字在五四时期大行其道。讲求“科学”的历史学，是中国史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赐的直接收获。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大力提倡，使中国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史学的学科独立、史学研究的规范化和规模化等，都与重视科学关系密切。其中最突出的，是从认识论层面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与讨论，以及因崇尚科学而产生的直接效应——“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广为流行。
用科学的标准与规范看待历史学，关乎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即历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这个问题在19世纪的西方就已经成为争议问题。在中国，“早在19世纪末年，主要是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界，对于历史和科学的关系，历史是否能成为科学，以及怎样成为科学的问题，也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介绍和论述”[5](P282)。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涨时期，科学几近成为人们信仰与崇拜的对象。胡适在20年代初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和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6](P2-3)因此，历史学究竟是不是科学的问题，也就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历史学的科学属性还有问题，似乎历史学的地位也就随之下降，假如历史学连“科学”都不是，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尽管如此，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的性质问题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崇信“科学”者大有人在，而历史学是否为“科学”，则难以得到统一的认可。譬如，以梁启超、何炳松为代表，持历史学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历史发展中没有因果律这样的观点;李大钊承认各种科学“自异其趣”，都各自具有各自的特点，史学也是如此，但是他坚信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张荫麟等人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学衡派(以《学衡》杂志聚集在一起的一批学者)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但是把历史发展的本质归结于心理的、主观的，肯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又将其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中;还有一些人则断然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可见，五四时期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讨论已逐渐展开，并基本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个在西方史学界开始出现并引发长时期争论的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又开辟了“战场”。这个讨论本身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说明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已经能够走出旧的道德说教的束缚，获得了其学科独立的地位。只有在史学独立的语境中，对历史学性质的探讨才能成为可能，在思考历史学自身属性与科学之内涵外延的关系和互动中，开始现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普遍性意义。
虽然，在对历史学性质这一认识论层面的探讨中见仁见智，而科学的历史学这一命题在方法论层面却获得了基本一致的认同。提倡科学，重在一种渗透到各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科学精神，而表现出来的，则是对研究中的科学方法的大力提倡。这就是以胡适为代表所提出的“科学方法”。他自述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7](P94)胡适反复强调这样的意思：“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P216)其贡献在于，把中西结合之“科学方法”上升到了方法论层面。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要求建立科学的历史学，尽管对于究竟什么是科学的历史学、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等问题有着不同见解，但是在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这点上，意见基本是一致的。顾颉刚说：“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9]朱希祖认为：“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讲，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10]陈训慈也说：“史学当有条件的采用科学方法，已为必然之趋势。”[11]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给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提供了从事实出发、重视证据、用科学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的思想方法。
获得此种认同的理论前提之一，是摆脱经学束缚的五四时期中国史学有可能纯然将史学“求真”、考辨史料、重现事实作为其“终极”学术目标。时人确信，“科学方法”便是走向这一目标的通途。胡适借古人“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的诗句，强调“科学方法”就是“金针”。“科学方法”的科学二字契合时人对科学的“崇拜”意识，“科学方法”的实际效果是为历史考证方法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科学方法”的内涵是将“历史学拉到朴素的事实的层面上来”。何兆武指出：“五四的功绩在此，五四的缺点也在此。它力图把历史学拉到朴素的事实的层面上来，但事实本身却并不构成其为历史学。历史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实证的，历史学也并非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尽管它并不排斥自己有其实证的一方面;然而归根到底，它在其本性上并不就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也不可能把自己限定在实证的范围之内。证件或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乃是掌握了这些材料的人。”[12](P137)“科学方法”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即通过方法论的认知，把历史学限定为一门实证科学，历史学的“科学”属性便可以得到确认。同样原因，历史学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科学方法”所制约，尽管在正面讨论历史学性质的时候，梁启超、何炳松、张荫麟等人也强调历史学的人文特征，但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科学方法”所标志的历史考证学渐成主流，遂使历史学的“求真”与实证性功能在五四史学得以彰显。
认同历史学的实证性，排斥历史学的非实证性，只见历史理性，未见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中的非理性成分，强调历史事实，忽视历史解释，这便是科学和科学方法带给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认知，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由此起步。
二、“求真”与“致用”
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强调“据事直书”的“求真”精神，但这是囿于传统史学范畴内的。传统的历史考证学以实事求是和无征不信为基本准则，仅从概念上言之，这与五四前后要求为学术而学术、把“求真”作为首要目标的治学宗旨并无二致。不同的是，旧史学在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方面，在观念上和认识上均有诸多的束缚和局限，五四时期史学则是单纯就学科功能而言“求真”。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激烈批判旧史学，但是新史学的目的并非求真，而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P7-10)。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旧信仰，努力打破长期束缚在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桎梏，传统史学中被奉若神圣的儒家经典、传统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说教和旧史学所具有的鉴戒功能、教化功能、资治功能等，多成为五四时期史家所抨击和怀疑的对象。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求真”，始于儒家经典神圣光环的被打破，以及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和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尊重”。
在1911年，王国维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1](《观堂别集》卷4《<国学丛刊>序》，P877-878)王国维所阐述的“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道理，首次从理论上论证了史学求真的必要性。史学致用固然是史学的重要功用，但史学还有着其他一些学科所不具备的“无用之用”的功用，此“无用之用”的功用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史学更重要的功用。无论是“有用之用”还是“无用之用”，“事物必尽其真”、“道理必求其是”才是学术研究的宗旨，因此，史学首先应当追求的是“求真”。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讲求科学，重视材料和证据，史学“求真”更成为多数五四时期史家所信奉与追求的首要目标。过分强调求真就会与致用发生矛盾，一些五四时期史家或在求真的目标下轻谈致用，或不谈甚至否定历史学的致用功能。梁启超说，学者应该“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学问的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13](P78)他以“求真”、“求博”、“求通”为标准来衡量治学，其中又以“求真”为首位。[14](P113-114)顾颉刚则认为，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15](《自序》，P25)
过分强调历史学的“求真”属性是五四时期史学的一个特点。然而，求真与致用是史学相伴而生的矛盾统一体，史学“求真”呼声甚高，则史学“致用”必有反弹，此为二者之间的张力使然。五四时期同样有人重视史学的致用功能、非常关注史学的社会价值。柳诒徵说：“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我所希望于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在乎成为考据家，或历史家，而在乎自己应用。”[16]陈训慈也说：“实则史之范围与价值，断不仅前事之记载，其在学术上之地位，与对于社会之关系，且远在其他社会科学也。”[17]主张史以致用，是就史学的目的和功能而言，柳诒徵等人强调正人心，讲史德，进而阐述史学在伦理道德上的作用，“此点从前道德史家笃主之，言之太过。但前事观摹，足以助吾人之节操，其功效未可全没”[18]。缪凤林说历史的意义是“温故而知今，彰往而察来，畜德而日新，崇善而去恶，生活之超脱，胸怀之扩大，爱国之心发，精进之心生”[19]。
从王国维宣称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到五四时期史家对史学求真的刻意强调，再及一些史家对史学致用功能的重视，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史学功用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把史学求真定于一尊，关注史学的独立性，摒弃史学研究中的一切功利目的，是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对旧史学的一种否定。同时期另一些史家突出史学的致用功能，把史学与个人修养、爱国主义等联系在一起，也不能说是守旧与倒退的表现，他们实际上是将所谓史学的“无用之用”具体化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是史学自身功能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在据事直书与经世致用的张力下求得和谐，但囿于传统史学的诸多局限，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不可能突破传统史学被赋予的种种致用功能，求真也多表现为在某种致用功能规定下的求真。五四前后的中国史学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历史观、史学方法等方面都力图突破旧史学的桎梏，对史学功用的认识也是建立在新的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因此，无论是从史学自身还是与史学相关的各个方面来看，关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已不同于以往，而是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便有可能是某些矫枉过正式的看法，如史学仅在求真，或史学就是致用，这是在新的条件下从理论上探讨这个问题的开始。求真与致用不是对立的，致用是以求真为前提，不能强史以就我，但史学却不能局限于求真。从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总体发展趋向看，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变化趋势表现得十分复杂，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仅就五四时期史学而言，追求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求真”和“致用”交错影响到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走势。
三、借鉴西方史学与融会中西史学
随着近代以来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视野扩至西方的思想文化领域，到了19世纪末，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渐次输入中国。新史学思潮中包含的进化论观念、对历史学概念与范围的界定、对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的重视、对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讨论等，均与吸收借鉴西方史学有关系。当时输入西方史学还处于最初阶段，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梁启超说，当时“新思想之输入”的特点是：“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批评“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13](P71-72)柳诒徵不满译介者的不负责任，他说：“译寄初兴之时，颇有诵述威尔逊、浮田和民之学说者。威尔逊氏之说有广智书局之《历史哲学》，浮田氏之说有进化社之《史学通论》、文明书局之《新史学》，其中所言原理，多可运用于吾国史籍，惜译者未尝究心国史，第能就原书中所举四史示例耳。”[20](P116-117)
五四时期迎来了输入西方史学高潮。五四时期介绍和引入西方史学已经不是先前那样以从日本转译西方史学著作为主要渠道，而是多由西文原著直接翻译过来。由于从事西方史学输入的人员主要是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他们“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哲衡、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胡适等”[21]。西方史学较之以往更为有系统地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被宣讲于大学讲坛，其规模和内容，与晚清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何炳松译《新史学》)、法国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的史学方法论以及德国的兰克史学。借鉴并融汇中西以建设中国史学的努力也有成效。胡适将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联系于西学中的“科学方法”，从而突出了中西学术间的相通之处，为中西史学的结合起到了具体的示范作用。梁启超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观点，将中国传统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重新整齐阐释，其视野之广阔，见解之新颖，思路之清晰，都值得称道。何炳松做了大量的介绍引进西方史学的实际工作，尤其注重借助西方学理发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
限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原因，五四时期借鉴与融会中西史学仍然存在着种种问题，反映了中西学术交融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当时留学西方或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尚难把代表着西方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介绍到国内。胡适宣传的实验主义，并非当时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德国兰克史学在中国史学界一度被作为实证史学的代名词，这与兰克史学本身其实存在着很大距离[22](P238-279);在西方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时候，中国史学正流行“科学方法”;“尽管鲁滨孙的著作很多，而且风行一时，他的学术地位并不甚高”，“他只是一个历史知识的传播者，而不是一个研究者;他并没有对于某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作出卓越贡献”，“实在他的基本主张并无任何新奇之处”。[23](P3、6)何兆武说：“某些西方近代的重要史学流派的思想和方法并没有(或者很少)被介绍到中国来。新康德学派在西方曾经风行一时，而介绍到中国来的，梁启超之后竟成了绝响;另一个近代西方极有势力的流派，新黑格尔学派，在中国史学界也全无介绍。”[24](P395)
面对形形色色的各家各派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产生有持久影响的并不很多，五四时期的史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真正接受、消化和理解。多数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并未被真正消化便复归于沉寂。如何炳松在谈到通史编撰时说：“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是以努力于通史编纂者颇不乏人。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偏而不全似而非是之通史义例，因之充斥于吾国现代之史著中。”[25](P13)五四时期，除了胡适所倡导的“科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产生明显的影响之外，多数西方史学流派的理论与方法并没有为大多数专业史家所重视，在众声喧哗的五四时期思想学术领域匆匆来去，很少被运用于具体的史学研究中。此外，西方的学术思想也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的，刻意追求和了解其变化发展的内容，并将其运用于中西学术交融中去，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的确难以做到或力不从心，结果便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如在当时西方已认识到唯科学主义所带来的消极作用，而在同时代的中国学术界发生的科玄论战，却以“科学”战胜了“玄学”而告终。
杜维运说：“中西史学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生息。自十九世纪末叶起，百年之间，双方开始交流，而认识未至透彻阶段。”[26](P7)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少有进展，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的强势地位，也使中西史学间处于某种失衡的态势，“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说明五四时期的中西史学交融是以一厢情愿为基础的。固然，近代以来中国史学落后于西方，但是以中国史学的悠久积淀，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我们必须避免把有关历史思维的西方文化传统当作比较的基础。”[27](P119)有效避免在中西史学交叉研究中出现的以中附西的不平衡现象，不仅需要人们用新的视角对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作更深入全面的研究，而且还有待于对中西史学比较本身的理论与方法作进一步的充实与完善。五四时期中国史学为我们开启的一系列新课题，的确让后人深感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集林(下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梁启超.新史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9.[3]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A].独秀文存[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5]俞旦初.中国近代史学界对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最初提出[A].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6]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A].胡适文存(二集卷二)[C].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7]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8]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A].胡适文存(卷二)[C].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9]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J].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号)，1926.[10]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J].北京大学月刊(第1期第3号)，1919.[11]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J].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12]何兆武.历史与理论[A].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C].北京：中华书局，1989.[14]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9.[15]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6]柳诒徵.历史之知识[J].史地学报(第3卷第7期)，1925，(5).[17]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J].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1922， (5).[18]陈训慈.史学蠡测[J].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5).[19]缪凤林.历史之意义与研究[J].史地学报(第2卷第7期)，1923，(11).[20]柳诒徵.史学概论(1926年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讲义)[A].柳诒徵史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1]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J].学术月刊，1996，(12).[22](美)伊格尔斯(Georg.G.Iggers).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A].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附录)[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23]齐思和.新史学·中译本序言[A].(美)鲁滨孙.新史学[M].齐思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4]何兆武.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A].何兆武.历史研究方法论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25]何炳松.通史新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26]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M].台北：三民书局，2008.[27](德)吕森.跨文化比较历史学的若干理论分析[A].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俞 晖】
作者：张 越
黑白中的斑斓梦
——以精神分析学浅析电影《绿野仙踪》
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研究史上一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数艺术作品也是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来进行创作，这些作品往往有着更隐性的含义。1939年版《绿野仙踪》作为一部以“梦”为主要情节的电影，用精神分析学角度剖析，无疑能使人更深入的了解其中的奥秘。整部影片有三个主要矛盾贯穿始终，当矛盾一一解决，主人公便完成了奇异的冒险之旅，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力量。
梦与现实的矛盾
弗洛伊德提出“梦的主角是潜意识”，叔叔婶婶对主人公桃乐丝的吵闹选择了忽视，同时心爱的小狗将被人伤害，桃乐丝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着创伤记忆的。而做梦之前她正在离家出走的路上，恐慌而紧张，于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投射进梦中，进行了二次加工，最终成为一个“伪装”成童话的梦境。
我们能轻易看出，桃乐丝现实中的记忆在梦中环环相扣：其一，桃乐丝日常生活里的人在梦中扮演了与之对应的角色，如三个经常帮助她的男性朋友在梦中依然亲切而友好，帮助桃乐丝;欺负小狗的邻居夫人理所应当的变成了罪大恶极的坏人，故意打破美好的生活;其二，桃乐丝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创伤，虽然在梦里进行了“伪装”，本质依然是相同的，最终达成的愿望也一致，她梦前一直呼喊寻找的婶婶在梦境里也没有投射，依然在梦里找寻;梦中邻居坏夫人作恶多端，战胜坏女还是显性目标。
成人之路上的找寻
梦中桃乐丝沿着无尽的黄砖路，首先遇到了好伙伴稻草人、铁皮人、狮子人，他们分别代表着桃乐丝缺乏的三种品质：智慧、爱心与勇气，故事的隐性目标就是使桃乐丝真正成为一个心智成熟的大人，当桃乐丝领悟到这三种品质，她便长大成人了。弗洛伊德提出，“满足梦者本身愿望的方法之一是将精神或欲望伪装、转换，以“合理合法”的形式传递给梦者”，所以桃乐丝以为自己是在为朋友寻找头脑、心与胆量，其实是帮助自己长大，得到了三种优秀的品质。
当桃乐丝走到黄砖路的尽头，到达了奥兹国。奥兹国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地方，有着统一的色调，森严的警备，整齐的队列与神秘的“大人物”，已然形成了一个小社会。这是桃乐丝在现实里从未涉足过的规范化世界，也是成人的世界，桃乐丝的叔叔婶婶、三个朋友以及欺负小狗的夫人都已经在规范化的社会中，有着成人自律感。桃乐丝并不适应这样的节奏，但她坚持找寻头脑、心脏与胆量，在奥兹国里吃了苦头，打倒坏女巫也困难重重，因此她理解了叔叔婶婶的生活辛苦，想回家的愿望也强烈到无以复加。
自我反省矛盾
桃乐丝在踏上寻找奥兹国之路前，得到了红宝石鞋。有学者认为，红宝石鞋象征着女性的月经初潮，因此《绿野仙踪》的核心是讲述了少女的成长之路。红色一直是一个特殊的颜色：童话《小红帽》中的小红帽穿着红色的披肩和帽子，格林童话《小美人鱼》中小美人鱼也拥有着一头红发，以及安徒生童话《红舞鞋》等童话故事中都有红色元素，而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均讲述了少女的成长之路。
弗洛伊德认为梦中是有着象征符号的，而这大多数象征都是关于性的象征，桃乐丝正是十几岁的年纪，红宝石鞋跟随着桃乐丝，直到桃乐丝意识到自己离家出走的荒唐，意识到叔叔婶婶对她的疼爱，产生了必须要“回家”的想法，红宝石鞋才生效，等于在经历了月经初潮的年纪，标志着桃乐丝正式踏进了成人世界的大门。
而如何利用好成人之后的力量，也给桃乐丝出了难题。奥兹国的魔法师给了桃乐丝智慧、爱心与勇气，却无法用热气球带她回家。弗洛伊德提出在处理梦中的象征符号时，要利用“释梦者的有关象征知识以弥补联想之不足”，因此桃乐丝穿着红宝石鞋却并没有将之与回家相联系，她经过仙女的点播，依靠自己真正领悟到“没有任何地方像家一般”，利用好红宝石鞋，才能真正的回家。
桃乐丝的自我心理矛盾得到了解决，领悟到了自己真正的所需所求，这个心理演变过程是外界无法代替她完成的。当她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家，影片并无交代红宝石鞋，意味着桃乐丝真正完成了自我的反省，更不会轻率地离家出走，有无红宝石鞋的帮助已经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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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师范学院
题目：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与新精神分析理论的异同
姓 名： 李 明
学 号： 1 3 0 3 0 4 0 1 0 7 专 业： 历 史 学 班 级： 2013 级 1 班 指导教师： 吴 节 义
2014年12月25日
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与新精神分析理论的异同
要了解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与新精神分析理论的异同，首先要了解其具体含义，先简述它们的内容。
一、古典精神分析理论
(一)潜意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括意识和无意识现象，无意识现象又可以划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
(二)本能论
本能论构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本质。弗洛伊德认为，本能这个词“代表了所有生于身体内部并且被传递到心理器官的力”，本能是一种决定心理过程方向的先天状态。本能的目的是寻求满足，消除身体的欠缺状态。本能的对象是能满足欠缺状态的事物或手段。
(四)、人格论
1、人格结构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由伊底、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的。
伊底又称本我，它是人格中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的结构。它由先天的本能、欲望构成，能量直接来源于肉体。伊底是完全非理性的，它遵循着快乐原则。
伊底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它由遗传的本能、欲望构成，肉体是它的能量源泉。
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监督的自我。超我遵循至善原则，即它督促自我加强控制、引导本能冲动，使人的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超我形成于幼儿期，因为光靠自我的力量不能控制伊底的本能冲动，所以，超我的形成是必要的。这些宝贵的思想对人格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影响重大。但是，他过分强调性本能和潜意识的作用，忽视理性意识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作用，为他的人格理论留下了明显的缺陷。
(五)焦虑与心理防御机制论
弗洛伊德在对自我功能以及神经症和精神病根源的研究中，提出了焦虑与心理防御机制的系统观点。
二、新精神分析理论
(一)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学说
埃里克森的阶段论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但他的学说更为乐观，更认同人类积极发展能力的主动性。他认为，如果个体能够积极的加以解决，那么将促进个体形成良好的自我品质，如果个体不能顺利的应对，则会影响个体的进一步发展或是留下问题。
(二)阿德勒-个体心理学 阿德勒的理论强调，寻求控制感、力求完美和克服自卑是人类的本能。当我们体验到自卑时，我们便被追求优越的力量所驱动。他指出，优越并非一定是比他人优越，而是从一种只觉到的较低的位置发展到较高的位置，从感觉到不足到感觉到增强，通过追求能力、控制、完美从而克服无助感。
(三)霍妮-社会文化理论
霍妮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它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的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四)荣格-分析心理学
荣格在弗洛伊德对人类无意识的发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广泛研究了各民族宗教神话之后，提出了一套颇有说服力的人类心灵深层结构理论，并称之为分析心理学。在分析心理学体系中，心灵被当作人格的总体，它囊括一切意识和无意识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荣格认为，作为总体的心灵包括三个层次：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五)对象关系相关理论： 1沙利文-人格意想理论
人格定义：人格是重复的人际情境的相对持久模式，重复的人际情境是一个人生活的特性。人格意象是个人对他们自己或他人在需要满足，或是焦虑中产生的情感、态度和概念的综合印象。沙利文认为，人格意象的想形成开始于婴儿认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婴儿逐渐形成有关“我”的三方面的人格意象，即好我、坏我、非我。 2科赫特-自我对象理论 科赫特认为，不能用里比多投注的目标来解释自恋。自恋是一种个体在童年时的自我心理结构的获得性缺陷，以及随之而来的继发性防御和代偿性结构的建立。科赫特最终抛弃了传统精神分析中的本能模式、采用新的理论模式来说明自恋的发展。科赫特的自我对象理论认为，自我是人格结构的核心，人格发展状况取决于自我的发展状况。
三、异同：
(一)、相同点：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和新精神分析理论都属于精神分析理论，都强调人格的作用。
( 二)不同点：
1.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性本能的动力作用，幼年时期没有得到满足、被压抑的欲望会进入无意识，在无意识中继续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提出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强调早期经验的影响;根据力比多在不同时期投放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将儿童心理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2.艾里克森的新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理性自我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以自我的理性调节作用为核心，提出了心理社会理论，并根据心理社会危机的特点，将个体人格发展过程分为八个阶段;艾里克森认为，通过自我的调节作用，危机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解决，个体相应就形成积极人格成分;心理发展的动力不仅仅在于生物成熟因素，社会的期望也是成长的动力，心理发展不是停止在青春期，而是持续一生的过程。
精神分析人格理论
精神分析以对个体的深度研究为基础，反过来它又可以应用于个体。心理分析论所作的假设是有关所有的人，但它特别关注个体差异研究以及个体整体功能的研究。此外，精神分析足以代表心理动力论，十分重视各种力量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在精神分析论里，行为是各种动机、驱力、需要及冲突之间斗争与妥协的结果。行为能够直接地或通过一种微妙的、伪装的方式来体现动机。同样的行为能够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动机，或同一个人的不同动机。例如，进食能满足饥饿者的需要，也能象征性地满足爱的需要；或是精神分析者满足帮助他人的需要，满足发现心理功能的新方面的愿望，满足对他人私生活的好奇，又或者是这些或那样动机的复合组成。医生在满足帮助他人的需要的同时，也能够解决病人由于疾病与躯体伤害所引起的焦虑。因此，任何行为和目标能在同一时刻满足各种不同动机。行为的这种性质是人格的心理动力学理论的主要特征。最后，行为发生在不同的觉知层面上，个体于是或多或少会觉察到自己各种行为背后的力量。
精神分析关于人的观点，其核心即把人看作是一个能量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能量由此流出，由此转移，或象水坝挡水一样积累起来。总之，能量是有限的，倘若以某种方式释放了，则以其它方式释放的能量也就相应地减少。人用于文化目的的能量抽取自性目的的能量，反之亦然。如果能量在某一表现渠道受阻，他就会发现其它途径，通常是阻碍最少的途径。所有行为的目标都是享乐，也就是紧张的减除或能量的释放。
除了把人看作是一个能量系统之外，还认为人是受性和攻击的本能所驱使。弗洛伊德之所以认为攻击在人类行为中很重要，主要是基于观察，但对观察所作的解释，可见他的哲学观。在漫长而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弗洛伊德在1920 年出版了他关于攻击和死之本能的理论。
除了强调攻击驱欲之外，弗洛伊德还极为强调性驱力，以及这些驱力的表现与社会之间的冲突。重视性表现的压抑，似乎和弗洛伊德及其病人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有关。弗洛伊德认为，追求愉悦的人也就处在与社会、文明相冲突的状况之中。人依据“快乐原则”而作用，寻求各种欲望“毫无约束的满足”。然而，这样的运作方式与社会和外部世界的要求背道而驰。原本要释放在追求快乐与满足的能量，现在必然被压抑并且遵循着符合社会目标的途径。弗洛伊德相信科学活动、艺术追求，实际上全部的文化产物，都是性与攻击的能量以较为直接方式表现受阻时的表现形式。个体与社会冲突的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痛苦和神经症。
总而言之，人是一个能量系统，为性及攻击的驱力所驱动，朝向快乐的追 求而运作（紧张的减除），遵循规律的法则而发挥功能，但是经常意识不到行 为的决定力量，并且基本上与社会对本能表现的限制相冲突。
弗洛伊德自己否认他的精神分析论与哲学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弗洛伊德发现哲学家的思想远离科学的严密性，他把精神分析看是心理学 的一支，科学的一部分。
弗洛伊德建立了一个完备的人格理论，但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所进行的观 察。他明白理论终将会改变，也明白精神分析论对科学心理学的终极贡献就是 他所进行的观察 ，弗洛伊德的观察主要是以对病人的分析为基础的，而且他几乎不用数理的方法在实验室里验证精神分析的一些原理。
精神分析这个词有三个含义：一种人格理论，一种治疗方法以及一种研究技术。
依据精神分析论的观点，精神生活能够以我们对现象觉知到的层次来描述：意识与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觉察到的现象有关；前意识与只要我们注意就能觉察到的现象有关；潜意识则与我们没有觉察到，并且也不可能觉察到的现象有关，除非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下。通过分析梦、口误、神经症、心理症、艺术作品以及宗教仪式等现象，弗洛伊德试图理解潜意识的本质。他发现，在精神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潜意识是不合逻辑的，没有时间观念的，也没有空间观念。潜意识中的现象有流动性和可塑性，这在我们理性而清醒的生活中是观察不到的。但在梦中、在精神病患者的心理表现中，潜意识的表现就变得非常清晰。
1923 年弗洛伊德建立起了精神分析更为正式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来界定，它们代表了人类心理功能的不同侧面。依据理论，本我代表一切驱力能量的来源。个人心理功能的能量起源于生与死的本能，或者是性与攻击的本能，本我依据快乐原则来获得，即追求快乐和回避痛苦。和本我正好相反的是超我，这一结构的功能在于控制行为以符合社会规范，对好的行为给予奖赏，对坏的行为给予惩罚。超我有时在非常原始的层面作用，因此相当不合现实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分辨思想和行动，只要想到某些事情，即使没有导致行动，也会有内疚感。理论中第三个结构概念是自我。本我追求快乐，超我追求完美，而自我则追求现实。自我的功能就是根据现实和超我的要求，来表达并满足本我的愿望。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自我则依据现实原则——本能的满足要延迟到适当的时机，这时将获得最大的快乐并遭受最小的痛苦及否定性结果。依据现实原则，本我的能量可以被阻碍，转移，或者是慢慢地释放，这都得根据现实的要求和良知而定。
弗洛伊德把人看作一个能量系统，所遵循的法则和其它能量系统相同。能量的表现形式可以改变或转移，但本质上还是相同的能量。在这样一个理论构架之下，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过程观点，也与能量的表现、受阻或转移的方式有关。根据理论，所有心理能量的来源都存在于躯体内部的兴奋状态，正寻求表现并消除紧张。这种状态称为本能或者称为驱力，它们是不间断的、不可避免的力量。将本能分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前者包括先前的自我本能和性的本能，后者是指个体具有一种返回无机状态的目的。生之本能的能量称为力比多。死之本能一直是理论中争议较多且最不易接受的一部分，而多数分析学家更多地用侵犯性本能来代替。性本能和侵犯性本能都被看作是本我的一部分。在精神分析论中，本能的特点是朝向紧张的立即解除并以获得满足和快乐为目标。满足的途径是通过外部剌激或物体。精神分析中的所有过程都能够被描述为能量投入到某一事物，（称为“宣泄”，译注）或抑制能量的投入（称为“反宣泄”，译注）。后者即抑制本能的满足，由于这一过程会消耗能量，所以经常努力抑制的人，后来也会感到疲乏和厌倦。本能的表现与抑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精神分析论的动力学基础。这里关键的概念是焦虑。在精神分析论中，焦虑是痛苦的情绪体验，代表对有机体造成的威胁或危险。个人处于这种“悬浮飘渺”的焦虑状态之中，无法把自己的紧张与外界的物体联系起来，与恐惧状态不同的是，个体确知恐惧的原因。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理论有两个。第一个理论认为焦虑是性本能未释放的结果——受阻的力比多。在后一个理论中，焦虑是一种痛苦的情绪，是危险正在逼近自我的信号。在此焦虑是一种自我功能，警告自我要对危险采取行动。 个体发展了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来对抗焦虑。我们在潜意识中发展出一些方法来曲解现实，把真实感受逐出意识之外，使我们不再感受焦虑。其中最原始的一种防御方式是投射，投射就是把自己内心不为外界接受的想法，加在别人身上，认为那是他人的想法。第二种防御机制是否认，可能是对现实的否认。另外一种对付焦虑和威胁的方法是把事件从记忆中抽取出来，或者把情感的成分从记忆或冲动的内容中抽取出来，在这种抽离（isolation）的防卫方式中，冲动，思想或行为并没有从意识中被否认，而是否认了与之相伴的情感成分。采用抽离之防卫机制的人通常也会使用抵消（undoing）之防御机制。在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中，个体有了不为人接受的冲突或想法时，就以承认并表现其反面来防卫。还有一种防御机制是合理化个人对行为重新解释，使其看起来合理且易于接受。最主要、最基本的防御机制，即压抑，压抑就是把思想、观念或愿望从意识中除去。
发展理论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个人以生理发展为基础而经历的各发展阶段；第二是从发生学的观点，强调早期事件对以后一切行为的重要性。
精神分析理论对思考过程的发展，强调从原发思考过程进入次级思考过程。原发思考过程是潜意识的语言，在此现实和幻想是难以分辨的。继发过程是意识的语言，是学习、思维、记忆和现实验证的语言。与些相对应的是自我，以及稍后的超我的发展。
精神分析论中的发展理论，主要是本能的发展。本能的来源在于躯体的紧张状态，大多集中在身体的特定区域，这个区域称为性感带。按照理论，躯体的主要性感带的发展和改变是由生物成因来决定的。分别有三个发展阶段：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对同性父母认同的发展是性器期的重大事件，并且也是一般发展心理学的重要概念。
艾里克森是自我心理学的领袖人物，以心理社会的观点描述了发展的过程而非仅以性欲的发展来描述，划分了八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 ⑴婴儿期（0～1.5岁）：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冲突 ⑵儿童期（1.5～3岁）：自主与害羞和怀疑的冲突 ⑶学龄初期（3～5岁）：主动对内疚的冲突 ⑷学龄期（6～12岁），勤奋对自卑的冲突 ⑸青春期（12～18岁）：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 ⑹成年早期（18～25岁）：亲密对孤独的冲突 ⑺成年期（25～65岁）：生育对自我专注的冲突 ⑻成熟期（65岁以上）：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
精神分析论强调早期生活事件对日后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其它理论则认为 人在整个一生中极有可能发生改变。
应用与评价
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人格的临床理论，强调的是个体差异和对人的深层次研究。此外，该理论的核心是对无意识过程和动机之间相互作用的强调。本书的一 个核心主题就是人格理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反映了观察人的各种方式并与这 些方式结合在一起。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人格理论与心理治疗或改变的方式有 所关联，理论和治疗将反映某些共同的基本假设。我们将考察精神分析的基本概 念是如何反映于对人进行评价的各种途径以及心理疾病的理解和治疗中。
评价——投射技术
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了许多不同的人格测验，但是与精神分析理论联系最 紧密的当属投射技术，主要有两种投射技术：罗夏墨迹测验和主题统觉测验。精神分析理论与投射测验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看：1.精神分析理论强调个体差异和人格功能的复杂组织，人格被看作是一种过程，个体通过这一过程把组织和结构附着在情境的外部刺激之中。在反应的内容和结构方面，投射技术使最大限度的反应独特性成为可能。2.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无意识和防御机制的重要性，投射技术不涉及给反应提供线索的指导和刺激，并且测验的目的和对反应的解释也是隐藏的。3.精神分析理论强调从人格各部分的相互关系获得对人格的整体理解，而并不是把行为解释为单个的部分或人格特征。为了获得对人格的整体性解释，使用投射技术的临床心理学家一般是根据测验反应的模式和组织而不是把单个的反应理解为个人的突出特征。
罗夏墨迹测验是由瑞士精神病学家罗夏编制的，罗夏认为大体上，墨迹测验的资料与对无意识及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解是有关联的，因而他本人也应用精神分析理论对被试的反应给予解释。在对罗夏测验的解释过程中，人们感兴趣的是反应或知觉形成的方式，反应的原因，以及反应的内容。符合墨迹结构的知觉表明了适应现实的良好心理功能水平。但另一方面，不符合墨迹结构的不良反应表明了不现实的幻想或奇异的想法。被试反应的内容造成了对被试人格的多种解释反应的解释并不仅仅根据一个反应，而是从整体反应结果而得出，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然而，每一个反应都对个人的人格提供了假设或可能的解释。随后再根据对其它反应的解释，整个反应模式的解释以及被试进行罗夏测验时所表现的行为的解释来检验这个假设。关于被试进行反应时的行为表现，测验者记录下所有的异常行为，并以此作为进一步解释的资料来源。
最广为使用的投射测验当属墨里和摩根编制的主题统觉测验，墨里认为，TAT 测验是用来揭示无意识的过程和被抑制的趋向。其中所包括的假设就是，被试并未意识到他们讨论的正是自己，因而他们的防御也就可以忽略了。被试在TAT 测验上的反应可以根据墨里的方法也可以根据印象来系统地记分。TAT 测验应用于人类动机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中。TAT测验假设，表达出来的幻想（TAT 图片中的故事）和潜在的动机之间，和行为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这些假设的检验得出了形形色色的结论。幻想既和行为动机的表达有关，也可看作行为动机的替代性表达。所以，举例来说，具有强烈攻击动机的人可能会在幻想（TAT 测验）及行为中表现其动机，但也有可能只在幻想而不在行为中表现出来。投射技术可以用于各种各样的研究目的，可以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其他理论有关。
他的理论最关键部分均来源于对这些病人的观察。在研究过程中，他断定这些病人的心理功能过程和神经失调的人相比并无特殊之处，但在所有人身上，这些过程是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的。因而，虽然他的理论究其来源是以对病人的观察为基础，但精神分析理论也是关于人格功能的一般性理论，而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异常行为的理论。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一切心理疾病都和努力满足滞留于早期某一发展阶段 的本能有关。因而，患有心理疾病的个体仍旧寻求以婴儿的方式获得性与攻击的 满足。但由于本能的满足与过去的创伤有关，所以它将会引起的焦虑以及让自我 处于危险。因而，同样的行为就会引起快乐和痛苦这样一种冲突状态。
总结心理分析的心理疾病理论，即个人在发展中受到的阻碍和欲望与恐惧的 冲突有关。这些欲望和恐惧曾经是儿童时期生活的一个部分，现在又进入到了青 春期和成年期。焦虑是冲突引发的痛苦的体验，个人通过防御机制试图解决冲突。 但是，如果冲突太激烈的话，防御机制的使用就会导致脱离现实的神经症状或精 神病。症状表现了发生在欲望（或驱力）与焦虑之间的无意识冲突。任何一种异 常行为都有冲突的存在，而这样的冲突可以追溯到儿童早期的欲望与恐惧之间的 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说，成人在某些条件下有些方面和孩子是相同的，如同那些 有压力的人可能会变得更加活跃、更令人讨厌。
心理分析的成长理论说明，个体的人格是由于适度的挫折而循着正常的过程来发展。在发展的特定时期，如果挫折过多或过少，人格就不能正常发展从而产生滞留现象。这样一来，无论情境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个体都会不断地重复某种行为模式。
弗洛伊德在早期以发泄催眠法来改变行为。他所持有的观点就是，将受阻的情绪释放后才能解除神经病症状。后来他发展了第二种方法称为“清醒暗示法”这种方法是弗洛伊德把手放在病人的头上，鼓励病人回忆并面对被压抑的过去的情绪经验。以后随着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兴趣渐浓，他把自由联想法作为心理分析的主要方法。在自由联想中要求病人向分析者报告浮现于脑海的每个想法，不要延迟报告，不要隐瞒不说也不要阻止任何想法进入意识状态。梦是通往无意识的“捷径”。通过自由联想，病人和分析者都能超越梦的外显内容而进入梦的潜在内容，进入表现潜意识欲望的的潜在意义
起初，弗洛伊德认为只要使潜意识的想法进入到意识状态来，就足以达到改 变及治疗的目的。这与早期强调被压抑的记忆是心理疾病的基础是相互吻合的。 弗洛伊德后来认识到这不仅涉及到记忆的恢复。更确切地说，对隐藏的欲望和冲 突获得情绪上的领悟也是必要的。心理分析中治疗与改变的过程就是要抓住从前在潜意识里的情绪与欲望，并且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与这些痛苦的体验斗争。
总之，心理分析可以看成一个学习过程，在其中个体重新开始并完成被精神官能症打断的成长过程。有关的原理就是让病人在松弛的环境中，重新面对以前 不敢触及的情绪体验。所应用的方式就是利用病人情感转移的关系，并使之产生 情感转移的神经官能症。情感转移是指病人对分析师产生一种态度，就像他在早期对父母形象所表现的基本态度一样。
在早期与弗洛伊德分裂的许多分析家中，创建了自己的思想流派的理论家有 阿尔弗莱德.阿德勒和卡尔.G.荣格。他们俩都是弗洛伊德在早期的重要追随者， 阿德勒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而荣格则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他 们都认为弗洛伊德过分强调了性本能因而和他发生了分歧。与荣格的分裂对弗洛 伊德来说是件痛苦的事，因为他已经把荣格视为其继承人。也有其它的理论家与 弗洛伊德决裂并创建了自己的流派。但是，阿德勒与荣格是其中最早的也是最著 名的两位。
可能弗洛伊德与阿德勒最重大的区别就在于阿德勒对社会驱力和有意识思 维的重视程度要甚于对本能的性驱力与无意识过程的重视。阿德勒在早期对器官 缺陷及其补偿感兴趣。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某种器官缺陷感的话，他就会努力通 过加强该器官或发展其他器官来获得补偿。阿德勒理论突出的一点还有，它强调了人们怎样对自我的感受做出反应，怎样对把他们的行为引向将来的目标做出反应，以及兄弟姐妹间的出生顺序对其心理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荣格继阿德勒之后数年，于1914 年与弗洛伊德分裂并创建了分析心理学。与阿德勒一样，他并不赞同对性欲的过分强调。相反，荣格把力比多视为一种普 遍的生命力量。他认为性欲虽然是一种基本的能量，但力比多还包括其它追求快 乐和创造性的能量。荣格接受了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强调，但他又加进了集体潜意识的概念。按照荣格的观点，人们将过去几辈人的经验积累于集体潜意识中。集体潜意识不同于个体潜意识，人类有共同的祖先，所以集体潜意识为所有人类共享。集体潜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普遍的意象或象征，也称为原型。荣格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强调了人们是怎样应付相反的力量之间的争斗。荣格的理论还提出了内倾与外倾两种相反的态度。每个人在与世界接触时，其中一种态度会占据优势，而另一种态度总处于劣势。
凯伦.霍妮在德国接受了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她于1932 年移居美国。之后 不久，她与正统的精神分析理论决裂，创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精神分析的训练 程序。霍妮与弗洛伊德最根本的分歧可能在于个体是受普遍的生物因素还是受文化因素的影响。霍妮对文化因素的重视是源于下面这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弗洛伊德对于女性的论述使霍妮思考文化的影响作用；第二，霍妮和另一个精神分析家弗洛姆的交往使她重视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作用。第三，霍妮在治疗中发现，欧洲和美国的病人在人格结构上存在着差异，这促使她更加认识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这些发现还使她得出如下结论：人际关系是所有健康的以及不正常的人格功能的核心。在对神经症的作用方面，霍妮强调的是个体怎样对付基本焦虑。她的神经症理论认为，患神经症的人在对付基本焦虑的三种方式上存在着冲突。这三种类型或神经症倾向被称为趋向他人，反对他人和逃避他人。三者均体现了神经症的本质特征，即个体缺乏变通性及无法实现自我潜能。
沙利文的理论被称为“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 沙利文极为关注在焦虑以及自我意识的发展中，婴儿和母亲的早期关系的重要性。母亲在最早与婴儿的接触中，可能会把焦虑传送给孩子。因而，焦虑就其特征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自我是沙利文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同样有其社会起源。自我的发展来自与他人交往时所体验到的感受，以及来自孩子对他人评价的反响评价或感知。自我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与焦虑和安全体验有关的部分，包括与愉快的体验相联系的“好我”，与痛苦和安全受到威胁相联系的“坏我”，以及与难以忍受的焦虑相联系的“非我”或被拒绝的自我部分。沙利文对社会影响作用的强调贯穿于关于人的发展的所有观点之中。
对理论的评价
我们在评价精神分析理论这个人格理论时，必须记住三点。第一，我们要弄 清楚我们考察的是理论发展的早期还是晚期。虽然精神分析学在强调无意识和早 期事件这个方面一直没有多大改变，但自1900 年《梦的解析》出版到1938 年弗 洛伊德逝世的几十年间，该理论的确有了重要的发展。其次，在评价精神分析理 论时，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考察的是理论的全部还是部分。最后，在评价精神分析理论时，我们必须把精神分析理论与精神治疗法区分开来。
弗洛伊德的重要贡献，应首推他观察的丰富性以及他对人类行为细致入微的 分析。其次是他注意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同时也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解释。 精神分析理论强调表面上相似的行为可能有极不相同的前因，而相同的动机又可 能导致不同的行为，弗洛伊德认识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因此他建立的理论几乎能解释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没有一个理论能像精神分析理论那样解释如此广泛的行为，也很少有理论能够注意到个人的整体功能。
从理论的整体来看，值得一提的缺点主要有两个，第一点有关精神分析理论对人的看法，第二点有关精神分析理论的科学地位。实质上，这两方面的批判都是针对精神分析理论用以解释行为的能量模式和界定概念的方式提出的严重质疑。
经过一个多月来的强化理论学习，让我更深地体会到学习对于实践的重要性，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岗位的工作，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都是最有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总书记在2019年2月27日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中做的序言里说：“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所以，我们年轻干部更应该努力“悟原理、求真理、明事理”，“努力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使思想、能力、行动跟上党中央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
“悟原理、求真理、明事理”，我从一个母亲哺育孩子的视角去看，我觉得就像是：我们吃精细食物，再通过好好消化，然后吸收营养长身体的这么一个过程。
第一，“悟原理”就是要挑选安全健康、营养丰富的真理著作，精读、细读原著和原文，努力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走马观花，也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这次学习，实施方案中明确了具体的书籍和文章，都是经典。我们应该抓住这次学习机会，通过集中学、自学、研讨等丰富的学习形式，好好沉下心来读原文、悟原理。
第二，“求真理”就是好好消化的过程，用我们的大脑，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深加工，反复推敲、思考，让“真理”从枯燥的文字变为丰富“营养”的过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就是我们辨别是非，去粗取精，排除伪科学伪真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一个过程。
我们组织部门的工作政策性强、程序要求严格，因此，我们对政策的解读就一定要精准、一定要细致，还要尊重历史，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要知道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背景、涉及范围、制定依据等等。这样我们才能从容地去开展工作，去指导市直单位和县区开展工作，使工作的开展和推动更为顺利和有效。
第三，“明事理”就是在学习、思考之后，付诸于实践的步骤，就是“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明事理”就是吸收真理所带来的营养、养分，逐渐扩充思维、壮大头脑，让自己成为一个“思想、能力、行动跟上党中央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的党员干部。“明事理”就是要提高党性修养、道德水平、“洞明世事”“人情练达”，就是要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就是要“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就是要担当作为、提高斗争本领。
具体来说，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努力：
一是所作所为为人民。我所讲的“洞明世事”“人情练达”，并不是世故圆滑，而是指通过学习思考，真正明白世事，掌握客观规律;懂得道理，并恰当地处理事情。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我们首先要明白咱们所干的工作、所为的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以前，我听过一种说法，说政府工作部门的工作就是实实在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党委部门的工作太务虚了，感觉与老百姓的生活离得有点远。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问自己，我所做的工作离老百姓的生活远吗?其实不远，为人民服务一点也不遥远，反而它离我们很近。比如咱们做好党建工作，夯实基层堡垒，才能凝聚人心，治国安邦;咱们做好选人用人，才能人岗相适，充分发挥出人才的作用，从而干好事业，造福人民;咱们落实好各项政策，才能发挥利民功效，才能解决矛盾，促进和谐。为人民服务就在我们日常努力的点点滴滴里，只要我们懂人民群众所期所盼所想，只要我们主动担当去作为、去解难题、去办实事，我们的工作就非常有意义。对百姓，对家国，都非常有意义。
二是脚踏实地干工作。习总书记说“干部成长无捷径可走，经风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那天，xx部长指出我们部机关年轻干部存在的两个短板，主要就是欠缺处理复杂问题的锻炼和应对挫折的正确态度。我对照反思自己，参加工作以来，我也熬夜写过4年材料;也有4年时光在七楼走廊上走路带风、跨步小跑;也曾安安静静驻守后栋库房、用心钻研干部档案6年，虽然在每一个不同岗位都认认真真努力过，并成长了不少，但确实谈不上“经风雨、见世面”，因此筋骨自然还不够壮、才干也还谈不上。
前几天，我跟随主题教育指导组组长到xx研室参加他们的“从忠诚看初心”专题研讨会，黄赞校主任谈体会时说，他每天干工作都叮嘱自己“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这种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让我深深地受到了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常说要做“安专迷”的组工干部，安于本职，服从组织安排;专研业务，领会精神吃透政策;迷恋事业，干一行爱一行。但，我想我们同样也需要珍惜时光、珍惜机遇，只争朝夕地全力干好本职工作，才能“不负光阴不负卿”。人生应该像河床上的鹅卵石，无论水流来自哪个方向，都能得到洗礼和磨练。
三是态度谦卑服好务。我们组工干部有一种精神叫做“人梯精神”，竖着是人梯,横着是桥梁,蹲着是垫脚石。其实，人梯也好，桥梁也好，垫脚石也罢，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作对象服好务。原来在办公室工作，是要服务好部机关;随后在档案窗口工作和工资福利窗口工作，是要服务好市直单位和县区，每天都得与各单位负责政工的同志交流工作。xx部长在“从忠诚看初心”专题研讨会上说：“组工干部要讲好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是风向标，都有可能成为大家作为理解政策的依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态度谦卑、谨言慎行，既要开展好工作，又要让人如沐春风。因为，这个春风，是组织通过我们这个窗口吹向干部，温暖人心的。
我有位很优秀的同学，名校博士毕业后分别到两个离家比较近的市州了解“人才引进”情况，最后却选择了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待遇并非最优的市州。问其原因。他说，仅仅是因为另外一个市州组织部门的工作人员态度欠谦和，他说地方官员若都是一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姿态，那是究其根本是不懂得尊重人才、礼贤下士的，那这样的地方是不会给予人才沃土和环境的，个人想要发挥专长，造福地方那也就会更难。
是啊，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那是何等谦卑?曹操光脚迎接许攸，那时何等礼遇?齐桓公不记追杀之仇，拜管仲为相，那是何等胸怀?我们组工干部为人梯、为人做嫁衣，都是为了事业兴旺、为了地方发展，那我们礼贤下士、谦卑为怀才是根本呀。
四是怀德自重行得端。总书记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我们不仅要锻炼自己的德才，更要注重培养自身的贤廉。
前不久，在市纪委“清廉xx”微信公众号中看到一篇题为《xxxx》的文章，讲的是xx管理区原党委书记xxx在留置期间最后一次重温入党誓词，当他读完自己19xx年x月xx日所写的《入党志愿书》后，泪流满面，颤抖地说：“xx年了，重温入党申请书，我是悔恨交加，悔不当初啊。”
是啊!人生若只如初见，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初心，丢掉了本心。xxx的故事告诫我们每位党员干部，怀德要自重，只有行的端、走得正，才能做到无论走多远，都不会迷失自我、丢掉本心。我们若能保持“不忘初心”的清醒、“如履薄冰”的警醒和“一日三省”的自省，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才能自觉知敬畏、律己守底线。
同志们，“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让我们好好“悟原理、求真理、明事理”，把责任扛在肩上，将担当落实到一点一滴的尺寸之功里，安心本职、专注工作、迷恋事业，努力做“安专迷”的组工干部，做“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组工干部。我们的未来可期，民族的复兴指日可待。
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是目前见到的西方最早的开拓性后勤理论专著，作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乔治·赛勒斯·索普，于1917年出版。西方的军事和后勤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甚高。英国1980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该书提出“战略、战术、后勤三位一体的结构”强调“后勤当然的职能就是提供战争的一切手段，即人力手段和物力手段”，打破传统的后勤狭窄概念，使后勤的含义扩大到“包括战争财政、舰船建造、军备生产，以及战争经济的其他方面在内”，是西方十九世纪以来后勤理论的重要发展。美国著名后勤学家亨利·艾克尔斯在《国防后勤学》(1959年版)一书中称索普这本“写得很出色的小册子”，是“研究后勤理论和原则的首次尝试”，并指出：直到1945年在(美国)海军学院图书馆中发现此书五本之前，它几乎或甚至完全未引起
《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共十二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十一章，主要依据以往战争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三次战争的经验教训(拿破仑征俄之战，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从理论上探讨后勤在工业化时代的战争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战略、战术同后勤的相互关系;军队与后勤的组织体制及其领导，管理方法;和平时期后勤的战争准备和国家的战时生产准备及其动员。第二部分着重论述如何适应战争需要，加强后勤官兵训练教育问题。
索普在这本书中反复论述的基本观点是：后勤与战略、战术一起构成战争科学的三大分支，现代战争的准备和实施必须有相应的后勤保障(包括国家动员全部资源)、后勤保障制约着战略、战术目标的达成，关系着战争的进退与胜负;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进步引起了作战手段、战争规模及其物质需求与消耗的变化，由此扩大了后勤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提高了后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战争已进入工业化的时代，后勤必须象商业部门那样，建立合理分工协作的组织体制，采用科学的经济管理方法，培养有知识的专业人才，精打细算，注重效率，避免重复和浪费。
如他认为，“战略之于战争，犹如情节之于戏剧，战术可比之为演员扮演的角色，后勤则相当于舞台管理、置办道具及担当演出的种种维持工作”，它虽然默默无闻，但为成功的演出所必不可少，就战争而言，“任何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都要从后勤的角度加以解决”，忽视后勤的结果，付出的代价更高。他强调后勤“应被承认是一门科学”，并批评只谈战争科学而“闭口不谈后勤”的军事家是对战争的实际和后勤“一无所知”。在他看来，拿破仑侵俄战争的失败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后勤工作是战争活动的“一大独立方面”，没有组织好后勤协调工作，也是后勤的一大失败。而在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中，胜利的一方都是后勤组织得较好的一方。他强调战争“规模庞大，涉及众多的部门，要把国家的各种资源转化为作战手段，以保障战争的准备和实施，一旦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它就成了一个武装的民族——每个人不是直接投入战斗就是参与保障作战”，经济因素和后勤因素以及国家战时动员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影响越来越大。“战争中，交战国家在资源动员方面的竞争空前激烈，看来只有最能经济地使用其资源的一方，也就是谁最能从其资源的耗费中获得最大效果，最善于选择最经济的武器等等，谁才能赢得战争”。他预言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哪一方拥有最后的后备人力和最后的财力，哪一方才能打赢这场战争”。他反复说明，“现代战争已丧失神秘性和骑士精神，而与商业性及工业化发生了密切联系，并因之而使商业性方法适用于战争”;为此，他十分重视军队和后勤的组织体制、实行“集中控制、分散执行”的原则，精确分工、密切协调、发挥下级和下属人员的主动性，加强各项工作的科学管理和通
过正规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等问题，强调“研究理论后勤不能不探讨后勤组织的各个部分怎样才能有效工作的理论，一个组织的各个部分都要有效率”，“有知识，才能有效率”，“基础教育，对复杂的现代战争中的士兵来说，是发挥他们的最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他还以商业部门和现代工业生产的经验为依据，提出“联合是很大的节约”，陆、海两个军种(当时还无空军军种)的通用武器装备要实行标准化，统一组织生产、供应，在其它方面，也要实行联合和统一管理，如军服生产的合并，医院与卫生机构的合并等等。
索普的这本后勤理论专著距今已近七十年，尽管战争与后勤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书中论述的某些基本观点和历史分析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特别对于研究后勤理论的发展历史有较大的价值，特全文翻译出版，供参考。需要指出的是，索普是资产阶级后勤学家，他在书中的不少观点，如战争观问题，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另外，该书在学术理论上也有不足之处，如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后勤相互关系的论述缺乏深入的科学分析等等，望读者阅读时注意研究和鉴别批判。
还需要说明的是：《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书名，过去有的译为《纯后勤——战争准备的科学》。考虑到索普在此书前言中的解释，“理论后勤”(“纯后勤”)指的是对后勤的理论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与“应用后勤”相对应，故采用了现在的译名。序言
乔治·赛勒斯·索普 [美国]
拿破仑从未使用过“Logistics”(后勤)这个词。当然，就象他当时运用过战略和战术的原理一样，他也运用过他那个时代的战争所必需的种种后勤原理。但是，当他确认战略和战术显然是战争活动的两大独立部分时，他却没有认识到(或者为时太晚时才认识到)，后勤工作乃是战争活动的第三个独立部分。
然而，说来也怪，我们今天在图书馆中所能找到的名副其实地论述后勤的唯一经典文献，却是出自拿破仑麾下一位杰出的军官之手。那就是若米尼男爵，他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单独用整章篇幅论述了这个主题。 [ 译者注：指《战争艺术概论》一书第六章：“阵中勤务”，原文为Logistics，应译为“后勤”。 ]
几乎每个平民都熟悉“战略”和“战术”这两个术语，几乎每个有见识的爱国志士都知道：战略涉及的是调动和使用全国武装力量的总计划，而战术涉及的是战斗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单就那些专讲战争科学和战争艺术的书籍闭口不谈后勤的事实作出判断，无可争议的一个结论就是军事家们自己对后勤几乎也一无所知。虽然有些作者说过：后勤工作是战争活动的三大领域之一，但他们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而且即或有所说明，也无非是谈到运输和补给而已。
若米尼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只消一看他列入后勤工作范围的种种活动之后，人们就会产生如下怀疑：留给战略和战术的活动，究竟还能有多少，(实在微乎其微)。但是这位男爵的说法是值得人们认真考虑的，因为大家记得，他在法军征俄之战中曾担任拿破仑的军史官，这就使他得以了解战争史上最闻名的一次后勤失败的全部事实。
后勤如此不受学术界的注意，它在战争文献中论述得如此之少，其中道理是很容易说清
楚的。战略之于战争，犹如情节之于戏剧;战术可比之为演员扮演的角色;后勤则相当于舞台管理、置办道具及担当演出的种种维持工作。对剧中情节和演员技巧激动不止的观众，往往会忽略隐藏得很巧妙的舞台管理的各种细节。在目前戏剧演出的条件下，要是认为导演的作用以及布景更换人、道具管理员和灯光技师的作用，即使不比演员的演技更重要，至少也是相等的，这很难说有什么不正确。当然，上面所说的，已是戏剧演出晚近发展的情况，因为早期演剧，演员几乎不得不全部依靠个人的表演技巧，去创造那些使人有真实感的地点和时间的幻觉。导演手法、制作精巧的布景、机械化的道具及其无懈可击的效率，都是戏剧艺术新近才增添的东西。
后勤学而今在战争科学中受到重视，就如舞台管理在剧院中之受到重视一样。原始部落之间的战斗，是在受到挑衅时一触即发的行动，事先既没有预定的计划，也不需要准备特殊的战斗手段。这就是说，当时只涉及到战术。及至有了多次战斗的经验之后，有些聪明的战士才向伙伴们建议，如果战前预有计划，就会占有对敌优势。这种计划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了策略。策略越来越多，其间又经过精心改进，一直发展到交战不再是一天之内就见分晓的单个战斗，最后的结局只能指望一系列战斗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最早、最简单的多次性的连续战斗中，我们看到了战略科学的萌芽。一旦交战不再是一场短暂的一触即发式的战斗，战前也就需要或多或少地加以组织并准备作战手段，或者实施某种行动策略。如：必须准备好隐蔽地点、埋伏、交通运输工具，并为服军役期限更长、不能靠打猎为生的武士们提供给养。战争的这一发展阶段标志着后勤工作的开始。不难想象的是，在早期的武士看来，上述后勤工作并不如他们的战略(或计划)重要，而计划又不如实际的战斗重要，因为只有短兵相接才能直接影响战斗的结局。战略、战术、后勤三者之间的先后次序尽管至今为人们所公认，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历史的推移，战略越来越多地夺取了战术的荣誉，后勤则已跻身于战略和战术两者之间。(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不断改进了作战手段，新型武器陆续投入使用的结果，使得后勤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与此同时，在战争科学这个总题目下，战略和战术谈论得很多，而后勤至今却未被承认是一门科学。
所有现代战争的作战记录都大声抱怨这种疏忽：历史周而复始，战争接踵而来，而传之于世的却是作战手段准备得很糟的种种故事。战争已经工业化，因而战前的训练和战争的准备也变成了商业那样的活动，而且规模庞大，涉及众多的部门。它同商业活动一样，为了确定恰当的分工、估算应付局势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以及为了避免重复和浪费，这一切都是能在事前进行分析的。后勤之所以默默无闻，还可以用另一个事实来加以解释，那就是战争本身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四个世纪中， [ 作者注：I·S·布洛克：《现代武器与现代战争》序言。 ] 有三千一百六十五个年头发生了战争，其中有案可查的战争约为八千次; [ 作者注：J·诺维柯：《战争及其公认的好处》，纽约，1911年，第14页。 ] 但人们必须承认，战争的发展是缓慢的。我们现在知道，可以认为是作战环境的自然条件有以下五种，即：陆上、水上、空中、地下和水下。迄今为止，只有第一和第二两种环境中的作战行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他都还处于试验阶段;空战还不可靠，只能起辅助作用，水下战争的情况也一样，地下战争由于使用了战壕和坑道，只能说小有发展。待到各种环境都能得到充分利用，战争的发展才会令人满意。而本世纪以来的迅速发展已经能使人们对新的战场作出生动的设想;地上和水上的作战行动已产生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佳效果，对达到战争的最终目的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在陆上和水上遇到的阻力比起地下和水下来要小得多。当空战的方式和方法得到大大发展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就将更多地集中到地下和水下。等到各种作战环境都能得到
利用，那时战争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艺术。
我们从许多方面得到的启示是：走向全世界和平的道路在于使战争手段臻于完善。只有使人们不敢发动战争，和平才能到来。作好战争的准备，人们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其时交战双方都没有机会发动一场成功的进攻。要是各国的战争准备都能达到攻方制服不了守方的地步，才能使人们无穷无尽的精力投向其他生活乐趣方面去，而不会让他们的同胞在工业和战争上受到损害。到那时候，衡量世上成就的标准将从夺取而变成为同胞服务。我们还看到，现代战争已丧失神秘性和骑士精神，而与商业性及工业化发生了密切联系，并因之而使“商业性方法”适用于战争。近百年来，每一次战争的教训，都突出了商业性因素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民族在和平时期象是一个工业的蜂窝，所以一旦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它就成了一个武装的民族——每个人不是直接投入战斗，就是参与保障作战。在这项艰巨任务中，为要有效地工作，就必须“协同配合”。凡是要完成的任务必须遂一地分门别类，凡是分配完成各项工作的人都要妥善安排，以免造成重复和浪费。这一切几乎完全是属于后勤范围之内的工作。如果甲国正在准备战争，它不可能将它的大部分准备活动隐蔽起来;它搞军备的大部分费用必定要为公众所知;由于军队庞大，即使一年或两年之内也不可能训练成功，而军队的存在是保不住密的;最小的军舰，也要在造船厂建造好几个月，至于大型军舰则要造几年之久;即使是打防御战，没有隐蔽在远海岛屿中的前方基地，也不容易奏效。这一切都必须预先筹划，及早着手建设。
此外，同哪些国家结成联盟，通常也要早作安排;还要开展教育运动，政治家和教育工作者要向人民讲话，唤起国人对民族灾难或国家“命运”的普遍关注。准备战争的活动就象一个实际的宣言那样，要把自己的目的说得一清二楚。乙国如果能有总参谋部那种形式的现代机构，它就能了解甲国的种种活动，并将甲国的平时活动与甲国上一次战争之前的情况加以比较，就能对甲国的意图作出可靠的判断。乙国的总参谋部还能搞到甲国在战争爆发之时及战争尔后各阶段资源转化为作战手段的材料，并对之进行分析。掌握了这些材料，乙国还要估计它本身的资源转变为作战手段的程度，以对付甲国的战争准备。此时我们面临的任务便兼有战略和后勤这两个方面，那就是：战略制订利用己方兵力的计划，而后勤则为它提供必需的手段。
后勤学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也可以使用“理论”后勤和“应用”后勤这两个术语。“理论后勤”是对后勤的理论进行科学的研究，亦即对后勤在战争科学中的作用、范围及其一般的组织，进行科学的探讨。而“应用”后勤则是以“理论后勤”为基础，根据一般的原理，具体研究诸如进行战争准备时后勤的分工和战时如何进行持续保障等问题。因此，介绍“理论”后勤用不了多少篇幅，而“应用”后勤包含的问题很多，诸如给养及其他补给品的后勤、运输后勤、战争财政后勤、造船后勤、军火制造后勤，等等。
行政理论学作业题
作业一：
一、单选1C2C3C4C5D6C7B8A9B10C11B12D13A14B15C
二、多选1ABE2ACD3ABC4BCD5ABCDE
三、填空
1、行政学、理论学
2、民主与公正、当好社会的公仆
3、勤政、防止国家和国家机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4、方向的、强度的
5、输送新知识、传递新信息
四、简答
答：理论是在人类社会群体生活中生成的一种原生性的，具有自然特征的社会关系;它没有公共伦理、私人伦理之分;它既包含了人们之间因关系的亲疏所表现出来的清晰浓重与淡化与模糊，也包含了人们的行为应合乎的条理，有秩序和符合情理之意。
道理与伦理不同，这是对“人伦之理”的反映，是以种原则和规范的形式出现的行为准则。道德反映着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形成系统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它有公、私之分。
2、P21-2
33、P26-27
4、P6
45、P77-80
五、论述
1、P21-2
32、P50-5
53、P84-87
作业二：
一、单选1C2B3D4B5C6D7D8A9B10C11D12B13A14C15C
二、多选
1、BCE2AB3ABCDE4ABDE5ABCD
三、填空
1、行政良心，行政良知
2、行政人员个人，行政管理这一特殊职业从业者全体
3、有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经济和社会协调
4、效率，公正
5、行政条例、规章， 伦理道德禁令
四、简答
1、P92-9
32、P94-9
53、P1
314、P13
55、P155
五、论述
1、要点：(1)两者的概念P90，P92
(2)两者的关系 P102行政良知是形成行政良心的途径，反过来，行政良心又是行政良知的根据。
(3)如何发挥作用a)当我们做任何事情与涉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所发生冲突时，都应选择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 b)我们在从政中，做出决策时，一定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P98;c)我们在施政过程中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违社会主意道德;d)我们要逐步提高自己的行政效能，以促进行政行为的改善和行政效能水平的提高。
2、从四方面答
(1)P137(2)P139(3)P140(4)只有把制度建设好了，才能增强人民服务的意识，服务意识是终极价值;只有„„才能让从政者在施政中做到公正，遵守好公正原则;只有„„才能遵循效率原则，提高工作效率。
3、P163-165
作业三：
一、单选1C2A3A4B5C6A7D8C9D10C11C12D13D14C15C
二、多选题1ABCD2ABD3ABCDE4AB5ABC
三、填空
1、社会价值，自我意识
2、导向与示范作用，惠及社会
3、自我塑造，自我完善
4、欲望和行为，理性
5、道德要求，伦理规则和道德标准
四、
1、P184-188
2、P190-19
13、P198
4、P205-206
5、P228
五、
1、P179-18
12、P222-22
33、P235-238
作业四：
一、单选1C2D3A4B5C6D7D8C9B10A11B12C13A14C15C
二、多选1ABCDE2CE3ABCDE4ABCDE5ABCE
三、
1、内隐性，稳定性
2、信任关系，当务之急
3、社会评价，自我评价
4、社会舆论，行政人员内心信念
5、指导，规范
四、
1、P260
2、P270
3、P279
4、P306-308
5、P315-318
五、
1、P259-26
52、P29
53、P3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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