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任何国家的宪法都存在着自身的基本原则，英国宪法也不例外。从法律意义上而言，最能反映英国的宪政制度特点的基本原则就是议会主权原则。
议会主权原则
产生议会主权原则是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实现政治解放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议会制度的国家，有议会之母之称，创建于13世纪，迄今有70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议会只是国王的附庸品，直到1295年国王爱德华一世为筹集战争的经费，才召集各阶层人士参加会议，这也成为了一种惯例。17世纪以前，英国没有议会主权的概念，议会立法在当时的立法体系和法律渊源中，并不占据突出地位。君主的敕令、法庭也认可习惯法及自然规则超越议会立法，在议会立法与上述法律渊源发生冲突时，议会立法往往被宣告无效。1688年的革命，使得议会在国王的斗争中取胜，法庭也与其站到了一起，进而确定了议会的主权地位。1689年《权利法案》其中规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停止法律的实施，无权废除法律，无权征税，无权在平时征募或维持常备军，并规定维护议员及议会的选举权利、议会议事自由及免责原则等。议会政治上的主权地位由此确立。1688年后，普通法的法官便转而服从于议会至上的权利。因此，议会是至上的立法渊源和法律意志必须被遵守的说法就成为了英国宪法的法律基石。
经典论述对于英国议会主权的定义和描述性说法很多，最常被引用的名言莫过于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为女人和把女人变为男人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句话很形象的道出了英国议会主权原则的特点。英国著名的法学家戴雪对议会主权特征做了最精准的描述，议会主权意味着议会拥有制定或不制定任何法律的权利，英国法律不承认任何团体或个人拥有推翻或废止议会立法的权利。由此可见，戴雪认为只有议会立法在效力上是最高的，无任何力量可以与之相抗争。
新发展随着垄断经济带增强，英国政府的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加之欧盟法的引入，无论戴雪的学说本身，还是英国议会的权限，都经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但是都未曾根本动摇议会主权的基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后，其经济的发展变化反映在政治制度上面，就是国家与垄断的融合。于是，西方国家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硝烟四起的战争，纷纷开始强化本国的国家机器。这样，原来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宪政体制由于立法程序的繁杂而显得缓慢，反而不如以内阁为中心的民主宪政体制那样反映灵敏。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虽然议会下院日益受到政府的控制，但由于议会在法律上的至尊地位，使得它即使在行政集权时代也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政治机构。议会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作用。
自1972年英国议会批准加入《欧洲共同体法案》、1973年1月1日英国成为欧共体成员国以来,议会主权原则就受到了来自欧共体法效力的冲击。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案》承认了欧共体法对于议会立法的优先性。根据《欧洲共同体法案》第2条第一款的规定，欧共体的条约及共同体立法在英国的直接适用的效力;第4款给予共同体法以优先于国内法律的地位，国内法应作符合共同体法的解释及从属于共同体法的效力。根据该法，议会之上被加上了更高的宪法性权威。但是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指出：我们的议会，无论什么时候立法，都愿意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如果我们的议会有意通过一项法律，来与该条约或其中的任何条款脱离关系，或有意进行与此相抵触的立法，那么，我将会认为，遵从议会制定法便是我们法庭的职责。由此可见欧共体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议会主权原则。
因为议会主权原则在这四个原则中是最重要的，所以讲的比较详细，接下来三个原则会讲的相对简单点。
法治原则是现代宪法广泛采纳的基本原则。它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政府必须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范围内活动，不得滥用权力侵犯个人自由。1885年，戴雪在其《英宪精义》中，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法律主治”(法治)的含义。戴雪认为，他有三层含义，其一，非依法院的合法审判，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其二，任何公民和政府官吏一律受普通法和普通法院的管辖，如果由行政法和行政法院来管辖行政违法行为，那就是赋予政府以特权，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三，英国公民所拥有的自由权利并不体现在成文宪法中，而是一种自然权利，既不由任何法律所赋予，也不能随意被剥夺，政府必须有合法理由才可以限制这种权利。,戴雪对英国法治模式的诠释,是基于英国宪法或宪政的传统,大体上体现了20世纪之前的宪政制度的实际,其重视法治的观点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维护个人权利的重要理论。
分权原则相对于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英国并非是个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并不十分严格。但英国宪法仍然大致体现了资产阶级宪法的共同特征，即权利分立。首先国会拥有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效力;并有权对政府行政进行监督。上下院各司其职，彼此制约。1911年《议会法》生效前，上下两院拥有大致相当的立法权，任何法案须经两院通过才能生效。1911年以后，下院成为立法主体，上院的立法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其次行政权由内阁行使，但须向国会负责，接受国会的监督。再次，英王虽然统而不治，但其象征性权力依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对国会和内阁的牵制。最后，司法权由法院掌握，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无经证实的失职行为得终生任职。但是，在理论上，上院仍是最高司法机关，而且大法官同时又是内阁大臣，有权任命各级法官。
责任内阁制在英国内阁是政府的代名词。英国式责任内阁制的发源地。所谓责任内阁制即内阁必须集体向国会下院负责，这是议会主权原则的体现。具体内涵包括：内阁必须由下院多数党组成，首相和内阁成员必须是下院议员;首相通常是下院多数党首脑;内阁成员彼此负责，并就其副署的行政行为向英王负责;内阁向国会负连带责任，如果下议院对内阁投不信任票，内阁必须集体辞职，或者通过英王解散下议院重新选举;如果新选出的下议院仍对内阁投不信任票，内阁必须辞职。
1998年《人权法案》于2000年10月2日在英国正式生效，至此，关于英国是否采纳权利和自由法案的长期的宪法争论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该法案的生效对英国宪法将会产生毋庸置疑的重大影响。通过将《欧洲人权公约》中的大量实质性条款引入英国的国内法，《人权法案》在使个人权利在英国法律中概念化方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
一、《人权法案》生效前的英国宪法和个人权利
英国是没有成文宪法的民主政治的杰出范例。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没有被列入一部“特别重要的”、统一的文件中，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习惯和实践中，它的许多部分由不记录于任何庄严文件中的“惯例”所组成。但这并不是说宪法原则没有成文渊源，许多宪法原则来自于立法机关的法令或者法院的意见。但是这些法定成分在法律制度中没有特殊的地位，不优越于其他法律，可以如同其他法律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被修改或者废除。英国缺乏关于宪法基本原则的权威和全面的陈述，没有必须通过修改以实现宪法变革的法律文件，英国人更典型地偏爱逐渐发展的宪法实践。另一方面，英国是君主立宪政体，有一个所有的政府行为均以其名义进行的世袭的国家首脑———英王。理论上，英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议会，英王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英王只是一种象征，真正的权力在下议院，即由民主选举的议院。戴雪(A.V. Dicey)主张议会主权，议会在其有权制定或者废除任何法律而不受法律限制这一意义上是至高无上的。议会制定的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被任何人或机构变更或废除。议会的一项法案可能会违反道德或者社会规范，甚至可能被认为是“违宪的”，但是必须得到执行。〔1〕虽然戴雪的议会主权的主张被多次争论，但英国宪法学者中的大多数仍然认为戴雪的立场基本上是合理的。
不管与宪法其他方面有关的优点是什么，英国宪法的弹性特征〔2〕会使公民对他们所拥有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制以及他们与国家公共机构的关系产生不确定感，因为权利没有被以任何全面或者易于理解的方式阐明，而且议会主权学说意味着个人权利只有在大多数人容许的情况下才能享有。在《人权法案》通过之前，英国宪法不包含一个“权利和自由法案”，即一个全面列举个人权利的法律文件，也没有一个对国家施以尊重个人权利的绝对义务的宪法的普遍原理。正如赖特(Wright)勋爵在二战期间的著作中所言，在英国宪法下“没有被保证的或者绝对的权利”，“对英国人自由的保护是在民众的较强的判断力和发展了的有代表性的和负责任的政府体制下实现的。”〔3〕
(一)政治责任与人权保护
由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受行政责任和议会审查的政治机制的影响，英国的人权保护主要依赖于自我纠正的民主政治这一观念。通过每隔一段时间定期的选举要求政治决策者去寻求和获得全体选民的同意，选民体制发挥着检查和监督滥用权力的作用。这种对政治责任的强调被英国宪法的两个基本支柱———三权分立和法治所补充，二者被认为是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任意行使权力侵犯的关键。如同英国宪法的大部分内容一样，三权分立学说的出现也是渐进的。这一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4〕4个世纪之后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子爵强调了自由与安全保护思想的重要性：“在像我们这样的宪法里，整个安全倚赖于各部分的平衡。”〔5〕在英国发展的内部权力制衡体制比孟德斯鸠所建议的严格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要复杂得多。立法权被大众选举的下议院(平民院)和非选举的上议院(贵族院)共同行使。行政权不是由独立于立法机关的个人行使，而是由被称为内阁的全体大臣们行使。内阁由首相(按照宪法惯例其必须是下议院的议员)领导，阁员主要来自于下议院议员(他们来自于控制下议院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19世纪，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他的著作中写到，这种“行政和立法权的紧密结合(几乎是完全融合)是英国宪法有效的秘诀”。〔6〕司法独立于议会和内阁，法官不能因国王的意愿而被免职。就司法权而言，也有一些与其他部门相交迭的部分。[!--empirenews.page--] 最明显的，上议院是英格兰、威尔士或者北爱尔兰的民事和刑事上诉案件以及苏格兰的民事上诉案件的终审法院。上议院的大法官(其是内阁成员，在上议院的辩论中代表内阁;当其在立法职位上发挥作用时负责主持上议院)也是司法领袖，有时候在上议院的上诉案件中充任法官。简而言之，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在英国是分散和混合的，而不是严格的分离。除了这种权力分散的复杂体制外，保护权利的另外一个宪法原则是法治。该观念的核心是坚决主张没有人能够超越于法律之上，“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民主进程的限制。”〔7〕正如格里菲斯(J.A.G. Griffith)教授所言，“通过‘法治’，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承认依照已确定的程序而制定和解释的法律的权威性和合理性，我们否认以其他方式制定的‘专断’的法律，以及那种约束法律制定者的法律。”〔8〕另外，法律应当是确定的，任何人的行为在法律没有明确定义为非法时不得受到惩罚。从社会个人的角度来讲，“声明法律的权威高于人类是为了保护公民免于君主和政府的权力滥用。”〔9〕
(二)《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对英国国内法的影响受到二元论宪法学说的限制，该学说将国内法与国际法相分离。内阁首相代表英国签订条约，但根据议会主权的要求条约本身不能改变英国的国内法，条约不是自我执行的。为了使公约权利在英国法院能够实施，公约条款必须具体体现在议会的某个法案中。虽然《欧洲人权公约》(作为国家政府间的一个协议)在国际法范围内对英国施以义务，但是在英国国内法范围内其并没有对议会或者内阁施以义务。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欧洲人权公约》对英国公民是毫无意义的。该公约并不仅仅在国家间创造义务，它还创造与其签字国相反对的可实施的个人权利。该公约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与签字国相反对的)那些权利能够被个人主张：可以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ECHR)提起反对某签字国的诉讼。然而，诉讼得到解决的程序是复杂、缓慢和昂贵的。即使请求者坚持通过这种程序并获得了有利的裁决，但是裁决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只适用于个人请求者，并不约束英国法院的判例。而且，英国没有法律义务去修改或者废除任何被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与《欧洲人权公约》不一致的法律。但另一方面，《欧洲人权公约》又的确对英国的国内法有些影响。例如，该公约被用作帮助解释模棱两可的法规;该公约规定了行政职能的行使;在特殊时候，该公约被用在新的普通法规则的发展上。然而这些作用又是有限的。立法过程允许参考公约这一规则并非是指以公约取代立法，该规则常常屈从于其他较久确定的法律解释的规则，它并不影响该公约签订之前颁布的法规，而仅仅影响后来法案的解释;没有议会意图使其法案符合公约的一般假定。虽然在与公约一致的意义上公共机构可以行使它们的判断力，但是它们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这样做，它们在做出决定时在法律上也没有被要求考虑公约所列举的权利。
此外，法院尽管偶尔会参考该公约，但更多的是以粗略的方式而很少检查公约权利的实质，法官在发展法律时对人权给予的重视也是很少的。总之，该公约———不管其在英国形式上的法律地位是怎样的，显然没有获得宪法地位，甚至连一个非法律的宪法公约都不是。议会和法院很少使用欧洲人权法院的审判规程，在英国法学院中对公约权利的研究在极大程度上也是被忽视的。[!--empirenews.page--]
二、1998年《人权法案》
政府白皮书《带回家的权利[1][2][3][4][5]下一页 ：人权法案》对1998年《人权法案》的规定进行了描述并说明了该法案的目的。其意图是为所有立法的司法解释提供一个新的基础，而不是着眼于废除其中的任何部分。该法案没有像1972年引入《欧洲共同体法》那样直接将《欧洲人权公约》引入英国的国内法律体系。相反，1998年《人权法案》确定了《欧洲人权公约》中特定的条款和规约，称为“公约权利”，并将其作为原则渗透入英国的法律。公约权利包括生存权和不得加以酷刑或使受非人道或侮辱的待遇或惩罚;不得被蓄为奴或受到奴役;享有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公正审判的权利;尊重个人隐私和家庭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权利;结婚和组成家庭的权利;享受公约权利，不得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政治的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的出身、同少数民族的联系、财产、出生或其他地位而有所歧视;财产权;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自由选举的权利。尽管这些权利中的一些是绝对的，但是大多数(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必须与诸如国家安全、公众安全、犯罪预防、健康或者道德的保护，或者其他方面的保护之类的社会利益相平衡。在决定特定的公约权利的范围与含义上，英国法院应当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但是该判例法不具有约束力。相反，英国法院可以自由发展一个独立的人权法学，甚至比斯特拉斯堡法院给公约权利一个更为扩大的解释。然而，尽管《人权法案》规定公约权利应当有效(就在英国宪政体制内是可能的来讲)，但是它对人权法的司法发展施加了一些限制，主要体现在违反权利的主张如何提出以及解决的方式等方面。适用公约权利的方式有所不同，这取决于立法、公共机构的行为或者普通法的规则是否与公约权利不一致。
(一)公约权利与立法
《人权法案》以三种重要的方式影响立法和立法程序。首先，当提出新的立法建议时它给内阁施加义务。该法案规定，当内阁提出一个新的议案时，负责该议案的内阁成员必须宣布该议案与列于该法案中的公约权利是否一致。如果内阁大臣不能确定该议案是否与公约权利相一致，那么他必须予以声明，并且确认“内阁仍然希望议院继续进行该议案”。尽管这可能会仅仅成为一种形式。
《人权法案》影响立法的第二种方式与司法对立法的解释与适用有关。该法案的第3条确立了一条解释规则，用于解释任何时候颁布的基本立法和附属立法———“只要有可能，无论对基本立法还是附属立法的解释和给予效力均应与公约权利保持一致。”〔10〕在这个规定生效之前，法院只有在立法中发现了模糊之处时才会假设“议会想要使其立法符合《欧洲人权公约》”，即使此时，该假设也常常次于其他的法律解释规则。《人权法案》不仅提升了这种假设，使其优于其他的解释规则，而且它排除了在解释立法时必需在参考公约之前找到模糊之处的要求。根据该法案，法院被要求适用这个新的解释规则来对立法进行解释，并给予效力，以便实施公约权利，除非议会法案的条款明显与公约不一致，以至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empirenews.page--] 该法案影响立法的第三种方式体现在第4条。〔11〕《人权法案》第4条授权某些指定的法院在运用第3条的法律解释规则解释立法时，在立法不能与公约权利相调和的情况下，做出“不一致的宣告”。不一致的宣告的效果是不同的，取决于被质疑的立法的来源。如果“从属立法”———该法案所做的一种分类，包括苏格兰议会、北爱尔兰议会以及威尔士议会的法案，以及按照议会所授予的权力由内阁各部门发布的命令、规则和规章———被发现违反了某项公约权利，那么法院可以宣告该立法无效和不能执行，除非该从属立法在起草时议会法案已有效防止了不一致部分被去除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议会的某个立法被发现与某项公约权利不一致，法院可以宣告被质疑的法案与公约权利“不一致”，但是这一宣告不影响被质疑法案的有效性或者可执行性，也不约束诉讼当事人。对于被宣告“不一致”的法案，由行政部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修改。内阁大臣可以做出修改立法使其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补救命令，但该补救命令必须通过该法案中的“快速途径”(fast track)程序而由议会两院批准。这样，《人权法案》所预期的司法审查就与传统的议会主权观念相和谐了。是否修改或者废除一项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立法的最终决定权属于议会自身。
(二)公约权利与公共机构的行为
《人权法案》第6条确定，当公共机构以与某项公约权利不一致的方式行为时为非法。〔12〕所谓“公共机构”，广义上是指其功能具有公共属性的“任何人”。这一概念囊括了中央、地区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包括行政机构。该法案明确规定法院与法庭应当被认为是公共机构。政府白皮书指出，第6条义务应当扩大至警察、入境检查员和监狱官以及对以前属于公共部门的行为负责的团体(如私有化的公用事业在它们发挥公共职能的范围内)。第7条规定，任何人发现某个公共机构的行为违反了或者意图违反某项公约权利时，可以直接根据该法案提出主张。〔13〕如果法院发现某个公共机构的行为(或者预期的行为)违反了某项公约权利，那么它可以准予这种救济或者补救或者做出命令(在其认为是正当和适当的权力范围内)。在替代性的补救不足以补偿该公共机构行为的受害者时，该公共机构可能会被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质上，该法案创造了一个违反公约权利的侵权行为的新公法。但是，当司法部门执行新公法，按该规定调整立法解释时，《人权法案》对该项权力施以谨慎限制，以便保持传统的议会主权概念。首先，尽管该法案将“公共机构”进行广义的定义以便包括公共和私有团体的广阔范围，但是议会或正在履行议会职责的人被明显排除在这个定义之外。其次，如果受质疑的公共机构的行为被议会的某项法案有效授权的话，那么基于该法案第6条的某个诉讼或者辩护将会失败。
(三)公约权利与普通法
《人权法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公约权利与普通法之间产生争议时确保其间的协调性。这通过明确规定法院和法庭是“公共机构”，有义务以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动而实现。为了遵守该义务，在将普通法原则运用于纯粹的私人间纠纷时，司法必需给予公约权利以效力。该法案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显见的一点是，该法案全部的目的与第6条施于法院和法庭的义务要求当阐释判决的普通法理由时须运用公约权利。当然，这一观点并非无可置疑。 理查德·巴克斯顿(Richard Buxton)爵士认为《人权法案》确定的公约权利的内容与《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的内容是相同的，而且是同源的。〔14〕既然《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仅仅是对抗政府的公法上的权利，而不是对抗其他公民的权利，《人权法案》中的公约权利只有在与公共机构的行为相关而不反对私人行为时才可以被实施。该论点在那些提倡对基本权利采取“垂直”保护方法的人中得到支持：《人权法案》应当仅仅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关，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必须保持在该法律的范围之外，以使私人领域免受国家干涉。〔15〕相反，威廉·韦德(William Wade)爵士主张《人权法案》应当被给予完全的、直接的“水平”作用，即在由普通法规则所定义的私人权利的范围内完全实施。〔16〕其立论的基点在于，国家是由所有的法律关系构成的，法律自身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因而国家行为无处不在，即使对于该法律是普通法时也是如此。法律规范个人之间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威廉爵士将这种理解归于对法案第6条的“字面”解释，法案将法院定义为公共机构，认为公共机构与公约权利不一致[!--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下一页 的行为为非法。那么不管诉讼包括国家还是私人个人，如果某个公约点出现的话，法院的判断必须与该权利一致。大多数英国宪法学者对于《人权法案》对普通法的影响所明确表达的观点趋向于处在理查德爵士和威廉爵士所采取的立场之间。〔17〕大多数人对于该法案“要求法院和法庭以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动(不管是在解释法律还是在宣告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原则上)表示同意。”〔18〕正如默里·亨特(Murray Hunt)的解释所言，“在私人关系不被法律调整的范围内，私人关系不受干扰，但是一旦法律调整这些关系，那么它们就失去了其真正的私人性质。”国家(包括司法)必定要“以支持和保护基本权利的方式”来制定、执行、解释和适用调控这些关系的法律。〔19〕然而，由于公约权利自身并没有设定起因于私人参与者的关系的诉讼新理由，只是可能被法院在解释和适用以前的法律时所依赖，因此《人权法案》的水平作用并非是直接的而是相当间接。
三、《人权法案》与英国宪法
《人权法案》生效后立即被赋予了宪法意义，它对议会主权传统与权利宪章所需要的现代观念的调和被很多人赞誉为“显示智慧的美好的东西”“、议会立法者艺术的精巧的展览会”。但同时，主权概念的通融也意味着法案不能按照许多现代宪法的式样保护基本权利，这一独特特征成为评判《人权法案》对英国宪法影响的良好开端。
(一)非确定的权利
宪法至上是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特色，在最低程度上，这种宪法理论昭示着宪法是区别于并且高于其他法律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并且宪法的修改也必须经由较普通法律更为复杂和严格的程序。如果按照宪法至上的理念衡量，《人权法案》无疑是失败的———其在保护个人权利上仅仅是开了空头支票。该法案没有确定地保护所列举的公约权利：这些权利可以被修改而且该法案自身也可以被下议院的简单多数票废除;该法案没有被赋予特殊的法律地位，不能自动撤销以前与之不一致的法案。尽管《人权法案》要求法院运用法案中所列举的公约权利来调和以前存在和后来颁布的立法，但是法院不能使议会的不一致立法无效，它们只能做出“不一致”的宣告，且不影响其有效性。该法案清楚地允许议会在特定的情况下不考虑公约权利。当某项议案置于议会面前时，负责的内阁大臣可以清楚地声明内阁想要推进该议案，即使其与公约相抵触;并且，当法院宣告某项立法与某项公约权利不一致时，内阁可以拒绝修改或者废除它。总之，正如某位学者所言，“受《人权法案》保护的权利是受议会主权支配的。”〔20〕
但是，如果将其置于宪法至上理念之外，《人权法案》还是有其乐观之处的。虽然《人权法案》仅仅是议会的一个普通法案，但是从政治上讲，废除是不可能的。在英国立宪主义的背景下，宣告立法无效的权力和宣告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权力之间的区别或许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正如霍夫曼(Hoffmann)勋爵所言，“如果法院做出不一致的宣告，那么内阁和议会所承受的使法律一致的政治压力将会是很难抵抗的。”〔21〕或许法院会谨慎地解释公约权利，尤其是在最初之时，并且会通过创造性的解释(而不是不一致的宣告)给予公约权利以效力，以尽量避免与行政部门发生直接冲突。英国立宪主义的稳定性与保守性将会有效地使公约权利免于被废除并且使对这些权利的违反(通过法律可获得允许)在政治上不可行。尽管英国体制因应贵族政治倾向而备受指责，但是议会已经表明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保护它们的责任感。《人权法案》通过要求议会在建议和颁布立法时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特别考虑人权问题加强了这一特征。[!--empirenews.page--] 另外，《人权法案》可以被认为是在美国权利和自由法案基础上的另一种方式的改进，但该法案的范围可能更加广泛。在美国，“国家行为”学说意味着仅仅在对抗政府机构或者私人团体(必须是其行为与政府紧密相连甚至有效地充任了政府角色)之时，权利才可以被主张。而根据《人权法案》，所有“公共机构”的行为均被包括在内，包括范围广阔的非政府组织，如公用事业企业以及法院和法庭。大多数学者相信，公约权利将会促进调整私人行为的制定法的解释和普通法自身的发展。《人权法案》的间接的水平作用与美国(只有很少的例外)的权利和自由法案仅仅是垂直的适用形成对照。
(二)《人权法案》与司法
格里菲斯教授认为，宪法“通过主要机构之间的工作关系而形成”，这些机构“可能很大程度上在它们的构成上保持不变(如果不是它们的成员人数的话)，但是这些关系却在不断地改变”。〔22〕议会与 司法之间的关系便极其深刻地受到《人权法案》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讲，法院一直寻求贯彻议会的意愿，但是在人权领域，议会将会贯彻法院的意愿。”〔23〕虽然议会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做出由“不一致”宣告所要求的立法中的任何改变，但作为“政治事实”，议会会做出明智的反应。《人权法案》体现了基于宪法的从行政部门到法院的潜在和重大的权力再分配。首先，法院在解释角色上发生重大改变。法律解释的目的解释方法将会在适用《人权法案》时被追求，包括“铸造法律至法院认为法律所应当能够达到的程度”。这是对传统的原义分析方法的重大违背。《人权法案》指引法院“只要有可能”则要以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去解释所有的立法，而不必考虑在按照公约解释立法之前首先找到模糊之处。“作为与公约相一致，法院必须解释的不仅是那些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有两种含义时这一意义上产生的含糊的规定，而且还包括那些在上述情况下没有含糊之处，除非对公约权利进行了明确限定。”〔24〕
传统上，英国的司法审查被限定于公共机构的行为而没有扩大至议会，且针对的问题也较为狭窄，即某个行为是否是不合理的、违法的或者程序上是不适当的。《人权法案》不仅通过使议会法案服从法院审查而扩张了法院的角色，而且通过均衡性审查(proportional- ityreview)深化了法院角色。欧洲人权法院在根据《欧洲人权公约》审查立法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长期使用均衡性原则，其要求审查：某项立法或行政行为对某个公约权利的限制是否与公约所追求的目标相适应。〔25〕该原则要求对政府行为的目的和方法进行广泛的检查，这与美国法院使用的“中度审查”(“intermediate scrutiny”)〔26〕和“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27〕相类似。尽管均衡性审查从未被英国法院完全排斥，但是它因政治上过于敏感而受到抵制(因为它要求法院用自己的判断来代替根据议会命令做出的政府部门的判断)。随着《人权法案》的到来，均衡性审查事实上成为强制性的，而且上议院已经在适用该法案的早期判决中使用了该原则。[!--empirenews.page--]
(三)《人权法案》与人权文化
在布莱尔(Blair)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创造一个新的“人权意识文化”———得到实现的过程中，《人权法案》起着辞旧迎新的分水岭作用，人权关注将持续地成为英国全部社会信仰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对于社会信仰体制的创建，法律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但是《人权法案》对英国宪法真正的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其将人权语言引进了普遍的公众讨论中。新的“人权文化”不仅影响了大众舆论，而且塑造了制度行为的模式。
在英国，宪法原则如同法律原则一样，在本质上不被认为是全部或者是根本的。黑莱尔·巴奈特(Hilaire Barnett)曾经强调：不管一个国家是否有成文宪法或者权利和自由法案，对个人权利的实际保护并非仅靠参考成文规则来解释。不管保护权利的形式怎样，在任何社会，民主政治进程、政治实践和可上一页[1][2][3][4][5]下一页 接受的政府行为准则都是至关重要的。〔28〕《人权法案》对制度行为和制度心理的影响或许比其对大量的法律学说的影响更为重要。为使公共机构有时间审查他们的政策，也为使法官能够适应迅速推进该法案和《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人权法案》迟延两年才予以实施。这两年经历了一个在政治家、媒体、律师以及整个社会的关于人权问题的史无前例的大讨论。这种讨论直到今天还在延续。人们相信，这种讨论将会有助于改变对公民权利在制度和通俗意义上的理解。由该法案引进到英国宪法中的价值如果能够“被行政人员和立法者适当地主观化”，这些价值将会“为政治和宪法决策贡献一个合理的道德基础”。而且，该法案所创造的权利意识环境将会使议会以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方式行使主权时，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将更加困难。
四、结语
《人权法案》所采取的保护权利的方式可以看作是传统英国人对民主政治的倚赖与美国和德国对司法典型倚赖之间的妥协。尽管该法案保留了戴雪所阐述的议会主权的理论模式，但是它明显扩张了司法角色。20世纪70年代中期，工党内阁在争论是否制定《权利和自由法案》时，主张者强调，一部权利宪章“将会有助于对基本价值的更加系统的关注以及关于它们的更有见识的公众讨论;将会从总体上引起制定、适用和解释法律的相应改变”。〔29〕通过使法官和政府官员对人权问题敏感起来，通过要求他们在行动时顾及公约权利，以及通过将人权概念引入公众日常讨论中，《人权法案》将会达到这些目的。然而，正如黑莱尔·巴奈特所言，该法案的效力将取决于法官坚定地保护和解释公约权利以反对政府侵犯的意愿;取决于政府做出补救命令以确保服从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宣告的意愿;取决于公民个人以怎样的精神在法庭上主张他们的权利。〔30〕最终，人权法案的成功将取决于个人权利在英国的宪法文化中是否处于核心地位。
注释：
〔1〕戴雪：《英宪精义》(A.V.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E.C.S.Wadeed.， 1959，10thed.，p.39.[!--empirenews.page--] 〔2〕英国宪法的弹性特征可归因于英国宪法的“不成文”性和议会主权。因为宪法中的许多内容是不成文的，宪法的界线常常模糊不清，这使得因应社会或者政治发展需要修改宪法时会很便利。议会主权意味着议会取得了不受限制的立法权，议会可以制定、颁布新法律，也可以废除过去的制定法，还有权修改或废除判例法，也有权改变自己的决定，即所谓“没有一个议会能够约束未来的议会行动”。
〔3〕Liversidgev. Anderson [1942]A.C.206，261(H.L.)。
〔4〕参见[英]梅特兰：《英国宪法史》(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8，lsted.，p.20-21. 〔5〕参见[英]巴奈特：《宪法与行政法》(Hilaire Barnett，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Cavenedish Publishing Ltd.，2000，3ded.，p.124. 〔6〕参见[英]白芝浩：《英国宪法》(Walter 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Ed. R.H.S.Crossman. London： C.A.Watts.1872，2ded.，p.10. 〔7〕同注[5]引书，第723页
〔8〕参见[英]格里菲斯：《普通法与宪法》(J.A.G.Griffith， The Common Law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Law Q.Rev.117，2001，p.46. 〔9〕同注[5]引书，第723页。
〔10〕《人权法案》第3条规定：“(1)只要有可能，无论对基本立法还是附属立法的解释和给予效力均应与公约权利保持一致。(2)本条———(a)适用于任何时候颁布的基本立法和附属立法;(b)不影响任何不一致的基本立法之效力，得继续适用或执行;(c)如果(不虑及任何废除的可能)基本立法禁止对不一致的废除，则不影响任何附属立法的效力，得继续适用或执行。
〔11〕《人权法案》第4条规定：“(1)第(2)款适用于法院在任何诉讼中确定一项基本立法的规定是否与公约权利一致。(2)如果法院确定该规定与公约权利不一致，它可以作出不一致的宣告。(3)第(4)款适用于法院在任何诉讼中确定一项根据基本立法所授权制定的附属立法的规定是否与公约权利一致。(4)如果法院确认以下情形，可以发表不一致的宣告：(a)某项规定与公约权利不一致，和(b)某项(不虑及任何废除的可能)基本立法禁止对不一致的废除。(5)本条所称”法院“意指：(a)上议院;(b)枢密院司法委员会;(c)军事法院的上诉法院;(d)苏格兰高等刑事法院(并非初级法院)，或高等民事法院;(e)在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高等法院或上诉法院;(6)本条中的宣告(”不一致宣告“)：(a)不影响法律规定的效力，得继续适用或执行;和(b)不拘束诉讼当事人。
〔12〕《人权法案》第6条规定：“(1)公共机构实施了违反公约权利的行为是违法的行为。(2)第(1)款不适用的行为有：如果(a)该机构的行为符合基本立法的某项或者多项规定;或(b)基本立法或者根据基本立法作出的某项或多项规定不能以与公约权利一致的方式解释或生效的情况下，该机构正实施那些规定或者使其生效的行为。(3)本条中”公共机构“包括：(a)法院或法庭，和(b)任何其职责具有公共性质的人，但是不包括议会或正在履行议会职责的人。(4)第(3)款中的议会不包括行使司法职能的大法官法院。(5)依第(3)款(b)项，在某具体行为中，如一个人的行为属私人行为，其就不是公共机构。(6)”行为“包括不作为，但不包括未实施的下列行为：(a)向议会提出法案的建议;或(b)制定基本立法或补救命令。[!--empirenews.page--] 〔13〕《人权法案》第7条规定：“(1)如果主张某公共机构在某方面实施(或意图实施)违法行为可以通过第6条(1)款：(a)依据本法案到适当的法院或法庭对该机构提起诉讼，或(b)依据公约权利或与任何法律诉讼有关的权利，但只有他是(或可能是)该非法行为的受害人时才可以进行上述诉讼。„„”
〔14〕参见[英]巴克斯顿：《人权法案与私法》(Richard Buxton， 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Private Law)，LawQ.Rev.116，2000，p.50. 〔15〕参见[英]亨特：《人权法案的“水平影响”》(Murray Hunt， 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Pub.L.1998，p.424. 〔16〕参见[英]韦德：《水平状态的视野》(Sir William Wade， Horizons of Horizontality)，LawQ.Rev.116，2000，pp.219-221 〔17〕参见[英]格莱伯，丘伯那：《艺术与金钱：私人领域的宪法权利?》(Christoph Beat Graber Gunther Teubner， Art and Money：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Private Sphere?)，Oxford J.LegalStud.18，1998，p.61;马克斯尼斯：《隐私、言论自由与人权法案的水平影响：德国的教训》(Basil Markesinis， Privac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Bill： Lessons from Germany)， LawQ.Rev.115，1999，p.47. 〔18〕参见[英]莱斯特，派内克：《人权法案对私法的影响：爵士的动议》(Anthony Lester David Pannick， The Impac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 on Private Law： The Knight‘s Move)， 116LawQ.Rev.116， 2000， p.383. 〔19〕亨特，同前注[15]引书，第434-435页。
〔20〕巴奈特，同前注[5]引书，第118页。
〔21〕参见[英]霍夫曼：《人权法案与上议院》(Lord Hoffmann， Human Rights and the House of Lords)，Mod.L.Rev.62上一页[1][2][3][4][5]下一页 ， 1999，p.160. 〔22〕格里菲斯，同前注[8]引书，第42页。
〔23〕582Parl.Deb.，H.L.(5thser.)(1997)1275. 〔24〕参见[英]埃文：《人权公约一体化下的人权发展》(Lord Irvine of Lair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Under an In-corporated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ub.L.1998，pp.228-229. 〔25〕例如，国家对公约第8-11条所列的权利(隐私权、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的干涉只有在符合以下要求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严格符合法律的规定，促进实现合法的目的，并且“在民主社会中是必要的”。最后这一要求意味着干涉必须符合迫切的社会需求，特别是要与所追求的合法目标相适应。为达到目标所使用的手段的精确性必须取决于有分歧的权利的性质和国家干涉该权利的性质。See Olssonv.Sweden， 130 Eur.Ct.H.R. (ser.A) at 31， 11Eur.H.R. Rep.259， 285(1988)。
〔26〕“中度审查”是审查的中等水平，政府必须表明它的行为与促进一个重要目的(有重大意义的目标)有实质性联系(或有很强的联系)。[!--empirenews.page--] 〔27〕“严格审查”是审查的最高标准，政府必须表明它的行为对于促进切身利益(或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完全适合的(或几乎完全必须的)。
〔28〕巴奈特，同前注[5]引书，第10页。
〔29〕参见[英]莱斯特：《欧洲人权与英国宪法，变化中的宪法》(Lord Lester of Herne Hill， European Human Rights and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in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 Jeffrey Jowell Dawn Olivereds.， 1994， 3rded. p.40. 〔30〕巴奈特，同前注[5]引书，第938页。
国王统而不治
这是在确立议会权力至上、议会的权力高于国王的权力的《权利法案》(1689年)实施后逐步形成的一项关于英王权力地位的宪法惯例。
在《权利法案》通过之前，议会本身的存废以及议会通过的法律，往往是以国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国王可以随时解散议会，可以决定召集议会来为其征税，可以很容易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而作为内阁前身的枢密院，只是协助处理政务的咨议机关，国家的实际政务由国王个人决断。
在《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权力至上的宪法原则后，议会享有最高立法权，国王既不能随时解散议会，也不能不经议会同意而立法和征税。枢密院演变而内阁后，内阁全权处理政务，这样，国王昔日在立法和行政方面享有的实际权力，已经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对直接参加议会、内阁活动的兴趣减退。
1714年，德国人乔治一世被加冕为英王，乔治一世本来就是一个庸俗之人，即位时年级又较大(54岁)，加上他不懂英语，因而即位后的前几年，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自己的德国汉诺威领地，很少来伦敦出席内阁召开的会议。有时即使出席了了内阁会议，也因听不懂议员和大臣的发言内容，不能直接在内阁会议上对内阁的议事活动做出实际影响。鉴于这种情况，1717年议会做出决定，国王无需出席内阁议会。
以后，关于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的问题，曾出现反复，在1760年至1820年间，乔治三世曾力图重振王权，但是由于众议院的强烈反对，只得作罢。这样国王就成为脱离实际政务的统而不治的虚君。“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法惯例由此形成。
国王不能为非
这是指国王永远没有是非错误，国家政策中出现的一切错误，都不能归咎于国王，国王永远不对国家的任何政治决策负政治责任。
这一宪法惯例之所以形成，主要原因是：在责任内阁制度形成以后，国王的一切政务活动都是根据内阁的安排进行的，以国王的名义公布的法律和决议，凡不经内阁副署都是无效的。而一经内阁首相或有关大臣副署，国王便不负任何政治责任，其责任由内阁承当，内阁不能将其执政活动中出现的错误责任推诿于国王。
从表面上看，这一宪法惯例似乎是为过往的行为解脱责任，然而在实质上，它是对国王行使权力的限制。因为根据这一宪法惯例，要使国王永远保持没有政治错误的形象，国王就不能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如果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就难免有错误)。这样，资产阶级巧妙地将国王排斥在政治决策之外，由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和内阁决策和行使国家权力。
首相主持内阁政务
由于乔治一世经常不出席内阁会议，议会便于1717年做出决定，国王无需出席内阁会议并主持内阁会议。在国王脱离了内阁政务后，由谁来主持内阁会议、领导内阁工作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721年，乔治一世决定由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罗伯特·沃波尔主持内阁会议，领导内阁行使职权。罗伯特·沃波尔通过掌握内阁会议的主持权，成为内阁诸大臣中权力地位最显赫的首席大臣，此后人们逐渐称其为首相，首相主持内阁政务、领导内阁的宪法惯例便由此形成。今天，人们习惯于把1721年看作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内阁形成的历史年代，把罗伯特·沃波尔看作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内阁首相，并且根据罗伯特·沃波尔当时担任财政大臣职务的情况，形成了内阁首相总是兼任财政大臣的宪法惯例。此外，英国把200多年前罗伯特·沃波尔任首相时在伦敦唐宁街10办公的地点，至今仍作为英国内阁首相主持政务的办公官邸。
首相自行组阁
首相主持内阁政务的宪法惯例形成之后的100多年内，首相只是有主持内阁议会、领导内阁工作的权力。1834年英国内阁首相更迭频繁，先后有4位首相上台。在罗伯特·皮尔就任首相后，感到内阁的稳定，就要组织一个能与首相合作的内阁班底。对罗伯特·皮尔首相便自行挑选政府大臣，进入内阁成为内阁成员，国王则按照首相意见任命。从此，首相自行挑选政府大臣以及内阁(报请英王批准)的宪法惯例由此形成。
内阁失去信任应辞职
议会取得最高权力以后，为使议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与能够被内阁在实际中给予贯彻执行，实现议会立法与内阁施政的一致，就需要由被议会信任者来组织内阁，实行内阁对议会负责的制度。为此，安妮女王在位期间(1702-1714)，总是选择任命议会众议院信任者担任内阁大臣，而议会众议院所信任的内阁大臣，又都属于议会众议院多数党一派，这样便形成了内阁由议会众议院多数党组成的宪法惯例。
1742年，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议会众议院多数议席的辉格党发生内讧，不少议员对内阁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执政方式不满。在野党议员，借此机会，提出了要求罗伯特·沃波尔首相以及内阁集体辞职的议案。在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前后夹击下，罗伯特·沃波尔首相被迫与全体内阁大臣集体辞职，从此创立了内阁的施政方针若得不到议会众议院的支持和信任时，内阁全体成员应该集体辞职的宪法惯例。
首相解散议会众议院
1742年形成的议会对内阁的不信任可以迫使内阁集体辞职下台的宪法惯例，使议会在与内阁的关系中占了上风。这种议会较内阁处于优势地位，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为了平衡议会与内阁的关系，在议会与内阁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制衡的格局，42年后即1784年又形成了内阁首相可提请英王解散议会众议院的宪法惯例。
1783年12月，年仅24岁的小威廉·皮特出任内阁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但是第二年，议会众议院对小威廉·皮特首相提出不信任案，要求首相下台。在这种情况下，小威廉·皮特要求英王乔治三世提前解散未到期的议会众议院，重新选举议会众议员。为了使内阁保持相对稳定，乔治三世批准了小威廉·皮特要求解散议会众议院的要求，下令将未到期的议会众议院予以解散。在随后进行的新一届议会众议院选举中，小威廉·皮特领导的托利党获得议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样新选出的众议院投票支持小威廉·皮特首相继续执政。从此，便创立了议会众议院若不支持内阁时，内阁首相可以提请英王解散议会众议院，重新选举出新一届议会众议院，然后由新选出的议会众议院决定原内阁去留的宪法惯例。
司法对行政权的控制
三百年前，英国有个法官柯克(Lord Edward Coke)，他勇敢地抵制了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的干涉，保证了司法对行政权的控制。有一次国王把法官都召集到跟前，扬言他要选择几件诉讼案自己来审判。但是首席法官柯克告诉国王，国王无权这么做;根据英国的法律，所有案件都必须在法院里作出判决。国王说：“我一直以为而且时常听说你们自称：英国法是建立在说理的基础上的。那么我和别人为什么不能象你们法官一样以理审案呢?”
“陛下，您说得不错啊!上帝赋予陛下的才学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请皇上允许我恭恭敬敬地向您这么说：处理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货物或其他财物，仅靠人的天赋理性是不够的，而是要按特定的推理和法律判决的。您没有学过您的王国的法律，而审判是只有经过长期学习、长期实践才能对它取得认识的一种技能。法律是金子打成的指挥棒，是审理陛下属民的尺度。正是法律而不是别的，保卫着您的安全与和平。”
“岂有此理”，这为信奉“君权神授”的国王发火了，嚷道：“难道连我也须受法律统治么!莫非要造反啦!”
法官平静地解释道：“陛下，英国最早著名法学家布来克斯通(Blackstone)就曾这样说过：‘国王在万人之上，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这句话后来成了英国司法界的名言。
英王不能与结过婚的人结婚
1936年1月，英王乔治五世死后，根据王位继承法(1701年制定)，爱德华八世继任英王。但是，他继位不久，提出要与辛普森夫人结婚。辛普森夫人是一个有过两次婚姻的女人。当时任英国首相的鲍尔温提出，国王不能与结过婚的女人结婚，如果国王要与之结婚，就应该退出王位。议会通过了鲍尔温提出的议案。结果，爱德华八世因坚持要与辛普森夫人结婚，最后以其退出王位结束这场风波。
任何一部宪法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必须反映一国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宪法基本原则是对这些方面的集中反映。认真、全面地分析和归纳宪法的基本原则，对于了解宪法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类型宪法与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历史联系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世界各国宪法与宪政理论和实践的考察表明，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原则。
一、人民主权原则
主权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人民主权是指国家中绝大多数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法国启蒙思想卢梭看来，主权是公意的具体表现，人民的公意表现为最高权力;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国家是自由的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而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因此，国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治理者只是受人民委托，因而主权只能属于人民。 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日本1946年宪法规定，“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意大利现行宪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在宪法所规定的形式和范围内实现之”;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等等。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质上也就是主权在民。。但这些形式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了。
二、基本人权原则
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社会中的人，因而当人权与某一个体的人相结合时，则不能不打上这个人所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烙印，从而使人权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就人权最原创的意义而言，它在本质上属于应有权利、道德权利。由于资本主义宪法所体现的基本人权原则以资产阶级所有权为核心，因而虽然其宪法规范往往以公民普遍享有人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特点在于以人权的普遍性掩盖人权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宪法则在具体规范中，公开限制少数敌对分子的部分人权，其特点在于以人权的阶级性谋求人权的普遍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在宪法中确认了基本人权原则。虽然在措辞上，社会主义宪法并未直接合作“人权”一词，但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对基本人权的确认。如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就是基本人权的主要内容。
三、法治原则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是
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重要的民主原则。如洛克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使法治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不仅宣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且还规定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这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宪法和法律具有广泛深厚的民主基础，所有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且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坚强的后盾，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有了真正实现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使法治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是体现资本特权的法治，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则是以消灭特权为目的法治。
四、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原则是由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所首创的。马克思指
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巴黎公社所首创的这一原则，被后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奉为一条重要的民主原则，并在各国宪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等等。尽管如此，但由于监督观念，特别是监督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还有待加强，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实践中，权力制约原则的贯彻落实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扩大和立法权的日益缩小，分权、制衡原则也正在日益走向衰落。权力制约原则既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力制约之所以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取决于宪法的逻辑起点和宪法的基本内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均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分权原则。从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实践看，分权原则对于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虽然是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相互倾轧的结果，但分权原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环节。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的日益 宪法基本原则是指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穿于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
是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解释和阐明法律现象(包括宪法现象)还是在改革和观念更新的口号下去兜售和推崇资产阶级和其它非马克思主义的法律学说，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
法是如何起源的?法的本质是什么?
这似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但我国有的学者在今年早些时候撰文宣称：“法高于法律法规，是法律法规必须遵循的规则。事物之所以美好，生命之所以演化，人性中之所以有其善良的一面，均出于自然而受其一定法则的支配，从而形成和谐与平衡，并出现造形的完美。”于是，古老的自然法观点又被堂而皇之地搬上了中国法学论坛。
关于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早就指出过，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反映和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才是法的本质。法不能脱离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人们去凭空杜撰，从这一角度讲，法有客观性。但，法毕竟又是人制定的，是人的主观作用于客观的产物。对于同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由于制定法律的人们所属的阶级不同、立场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法律。从这一方面讲，法又有主观性。至于谈到“法则”，如果指事物本身有一种独立的法则或规则的存在，那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法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反映和描述事物的这一规律，从而制定出反映本阶级意志、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法律来。但我们通常讲的法或法律，绝不是这种“法则”，两者虽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当然，在人们制定法律过程中，也有一定的规则或叫立法规则，可以去遵循，但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任何情况下，不能把人为的法律与事物本身存在的规律等同起来。
有的学者曾正确地说过，美国宪法就是从一个难以驾驭的国家那难熬的实际需要中“逼出来的”“妥协篓子”。它不是在学究式的讨论中产生的，而是在讨论中充满冲突和协调，既进行思想上的交锋，也有幕后交易，一面是崇高的理想主义，同时而搞阴险狡诈的勾当，总之。宪法是在政治纠葛中产生的。显然，作为法律的美国宪法同一切资本主义宪法一样，决不是遵循什么另外高于法律法规的“法则”制定的，而是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和体现，是为了形成资本主义的 “和谐与平衡”，追求的自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造型的“完美”。
有学者认为，从实质而不是从形式上看，宪法总是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一种“约定”，是当事人必须平等地遵守的、是政府治者与被治者的一种“契约关系”。这无疑是自然法学派在关于国家和法的起源问题上的社会契约论。
对于这种学说，连资产阶级学者也早就提出过批评，认为这是个毫无根据的假设，这不是人的自然状态，在一切可以想象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最违背人的天性、最不容于人的感情、最相悖于人的需要，并断言说，人的自然状态是社会和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随着
私有制、阶级的产生、阶级利益对立的出现，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组成的国家来制定、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推行的行为规范，是为了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固然，法律被统治阶级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在制定时，要想方设法使被统治阶级就范，考虑压迫和剥削的限度，当然也照顾到其同盟者的利益和注意其内部关系。但无论怎么说，在对立阶级之间法律不是一种双方的“约定”，也不是一种平等遵守的“契约”。而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体现，是一方依仗国家暴力强加于另一方的。美国一个州的参议员说得明白，在美国“如果你干脆让那些有权势的人为所欲为，你就不会进监狱，就不会陷入困境”。 “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总是有办法通过一项法律，使他们的任何要求合法化。他们总是有办法可以从别人手中夺走财产或权利而不会进监狱”。
在法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发展。离开发展讲坚持，就陷入僵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生命力;但离开坚持讲发展，就迷失方向，就再也不成其马克思主义了。具体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不能再“以阶级计争为纲”;并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在社会上，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新剥削分子，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也必然反映到国内来。在工作重心转移的情况下，将法仅称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有其片面性，但也还不能否认它依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一方面。
今天，如果否认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是法的起源和存在的一个关键原因，否认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宣扬法是抽象的、超阶级的“约定”、“契约”，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法律观。
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统治的二百多年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无疑，其中有的属于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包括对于资产阶级的宪法原理，是美化吹捧、全盘肯定、一切照搬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和我们的经验，去吸取其合理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呢?这是需要我们明确的另一个原则问题。
有的学者提出，“理论问题大抵没有中外之分”，并主张要拿外国宪法学者的理论来“补充和修正毛泽东们所无法了解的宪法原理”。我认为，理论问题虽不能分东方西方，但当今世界却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界。中国人民并非无法了解资产阶级宪法原理，而是借助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思想武器，能透过资产阶级宪法原理的虚假现象，揭示、批判其掩盖的阶级本质。有的学者在说明宪法的来源时，引用某位外国宪法学者的话，即“现代宪法的出现是由于人们需要一次重新开始”，并以此来补充和修正我们所无法了解的宪法原理，说什么“立宪政府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政府权力不能无限，有权不能就有一切，权力必须受限制，而宪法便是授予和限制权力的根本法”。并讲这就是现代宪法的由来。
将宪法说成是由于人们需要一次重新开始，是授权、限权、控权法，这非但没有揭示、反而掩盖了宪法的本质。资产阶级宪法首先是要确立资产阶级统治。列宁曾指出：“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社会主义宪法，“记载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国内和全世界剥削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就是把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如果仅抽象地谈论授权、限权和控权，并未指出是哪个阶级、是谁对谁授权、限权和控权，也没有指明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显然，并没有道出宪法的实质。
联系实际理解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
如果说宪法是国家法律制度的地基和框架，那么宪法基本原则就是整个宪法大厦的地基和框架。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才会形成整个宪法制度;宪法基本原则不确定，宪法制度就不确定;宪法基本原则改变，整个宪法制度就要重新设计了。就像我们现实中的万丈高楼!
任何一部宪法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必须反映一国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宪法基本原则是对这些方面的集中反映。
首先我们要知道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宪法基本原则是指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穿于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
下面就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作详细论述：
一、人民主权原则
主权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人民主权是指国家中绝大多数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治理者只是受人民委托，因而主权只能属于人民。
二、基本人权原则
由于资本主义宪法所体现的基本人权原则以资产阶级所有权为核心，因而虽然其宪法规范往往以公民普遍享有人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特点在于以人权的普遍性掩盖人权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宪法则在具体规范中，公开限制少数敌对分子的部分人权，其特点在于以人权的阶级性谋求人权的普遍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在宪法中确认了基本人权原则。
三、法治原则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是指统治阶级按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是
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重要的民主原则。
四、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力制约之所以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取决于宪法的逻辑起点和宪法的基本内容。
五、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调整和确认经济关系时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主要标志之一。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在确认和调整当前我国各种基本经济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自身实现上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点。
例如之前上海“钓鱼执法”的问题是否就可以联系宪法的基本原则?上海的钓鱼事件，一个年轻人，自断手指以证清白，却被上海有关部门调查“不存在„倒钩执法‟问题”，仍然不能洗清罪名。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也还好理解，但它却偏偏发生在“国际大都市”上海，实在匪夷所思。 “钓鱼执法”反映了太多的深层问题，一定要追究他们对道德的破坏罪，对法律的践踏罪，对人性的伤害罪，决不能不了了之。违反宪法制裁措施的制裁性或惩罚性不够强，使得宪法监督还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权威。从制裁角度来说，无论是撤销违宪法律、法规，还是不批准违宪法律、法规，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制裁性。
任何一部宪法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必须反映一国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宪法基本原则是对这些方面的集中反映。对世界各国宪法与宪政理论和实践的考察表明，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原则。
一、人民主权原则
主权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人民主权是指国家中绝大多数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法国启蒙思想卢梭看来，主权是公意的具体表现，人民的公意表现为最高权力;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国家是自由的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而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因此，国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治理者只是受人民委托，因而主权只能属于人民。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日本1946年宪法规定，“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意大利现行宪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在宪法所规定的形式和范围内实现之”，等等。但这些形式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了。
二、基本人权原则
由于资本主义宪法所体现的基本人权原则以资产阶级所有权为核心，因而虽然其宪法规范往往以公民普遍享有人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特点在于以人权的普遍性掩盖人权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宪法则在具体规范中，公开限制少数敌对分子的部分人权，其特点在于以人权的阶级性谋求人权的普遍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在宪法中确认了基本人权原则。虽然在措辞上，社会主义宪法并未直接合作“人权”一词，但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对基本人权的确认。如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就是基本人权的主要内容。
三、法治原则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是指统治阶级按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是
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重要的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使法治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不仅宣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且还规定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使法治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是体现资本特权的法治，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则是以消灭特权为目的法治。
四、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力制约之所以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取决于宪法的逻辑起点和宪法的基本内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均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分权原则。从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实践看，分权原则对于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虽然是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相互倾轧的结果，但分权原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环节。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的日益扩大和立法权的日益缩小，分权、制衡原则也正在日益走向衰落。
宪法原则是宪法价值的统一体和基础，是构成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宪法原则的性质表现在：一是价值性，即宪法原则体现了宪法国家应追求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体系，指明宪法生活的基本方式;二是原理性，即宪法原则实际上是宪法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由各种原理组成的集合体[1];三是指导性，即宪法原则对整个宪法制度的运作过程起到指导功能，构成宪法制度统一的基础;四是多样性，即宪法生活的多样性在客观上决定了宪法原则存在方式与功能的多样性。
宪法原则的基本功能是指导宪法规范与宪法制度运行的过程和程序，使宪法发展具有统一的基础和依据。具体而言宪法原则的基本功能表现在：提供现代国家构成原理的基础，使国家权力的运行具有统一的基础;提供宪法国际化的事实和价值基础，使宪法在统一的理念下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提供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指导原则与理论依据，是解决社会各种利益纠纷的准则;提供进行宪法解释与宪法判断的标准与认识论的工具;提供宪法价值社会化的基础与形式，使社会成员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感受宪法带来的利益等。宪法原则并不是具体而明确的规则，其内涵由各种抽象的原理组成，有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宪法的基本原则，亦称宪法原则，它是指寓于宪法之中且涉及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根本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综观世界各国宪法，虽然在其文本中并无“宪法原则”这一直接用语，然而在制定宪法时，统治阶级总是遵循着一些基本精神和要求，使这些基本原则和要求贯穿于整个宪法之中，并具体指导着条文的拟订。就世界各国宪法的共性而言，通常认为宪法原则主要包括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和权力制约原则等项。
一、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它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率先倡导的“主权在民”学说，认为国家是由人民根据自由意志缔结契约的产物，所以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属于人民，而不属于君主。1791年法国宪法将《人权宣言》作为序言记载下来以后，人民主权原则就成了资产阶级宪法的最一般的原则。人民主权原则相对于君主专制时代的“主权在君”、“君权神授”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建立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政权，宪法里的“人民”只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绝不可能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主权只能是形式上的东西，而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其宪法实际上也采用人民主权原则。但与资产阶级宪法相比较，其理论基础和实际内容却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宪法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当社会主义宪法确认人民主权原则时，公开地申明自己的阶级立场，鲜明地解释“人民”这一概念的政治内容，明确地规定全体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各项民主权利。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主权原则具有充实的内容。
二、基本人权原则。人权原则最初是作为王权的对立物而产生出来的。在封建社会末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日益膨大，但是他们在政治上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于是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天赋人权学说与之相对抗。这个学说的基本内容是：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既不能被剥夺，也不能被让予。天赋人权学说的产生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并且从政治宣言到表现为宪法原则。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仅国家政权建立在“君权神授”基础上，而且还公开推行等级特权和不平等。随着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强烈要求摧毁君权神授学说，建立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因此，
17、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天赋人权”学说，强调人人生而享有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在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和人权口号的指导下，资产阶级开始进行了争取人权的斗争。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以及革命胜利后，人权口号逐渐被政治宣言和宪法确认为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后，也在自己的宪法中体现这一原则。人权即是作为一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它实际上应包含人的各种不同属性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如生存权、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等等。马克思在谈到人权问题时曾说：“这种人权的一部分是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除了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外，2004年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凸视了我国宪法对基本人权的保护。虽然不同历史类型国家的宪法都确认基本人权原则，但却有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以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所有权为核心，以人权的普遍性掩盖了人权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以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核心，使基本人权原则表明鲜明的阶级性。
三、法治原则。法治相对人治而言，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管理的一种方式，它是
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倡导的重要的民主原则。他们提出了“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同时也产生了法治的思想和理论;当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时，便首创了宪法的先例。法国《人权宣言》宣告：“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当《人权宣言》成为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言时，便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法治原则。而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定各自的宪法时，都普遍接受法治原则，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应得到法律保障，以及反对特权等基本内容，使法治原则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身也只是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前提的平等，实际上是以法律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法治也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事实上，我国现行宪法的内容所体现的法治原则也是显而易见的。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然，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要切实贯彻宪法确认的法治原则，真正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尽快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要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尤其要提高党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四、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就宪法的基本内容来说，不仅保障公民权利始终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而且对国家权力不同部分之间的制约机制也有明确规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权力制约原则主要表现为分权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权力制约原则主要表现为监督原则。
分权原则亦称分权、制衡原则。分权是指把国家权力分为几部分，分别由几个国家机关独立行使;制衡则是指这几个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保持一种互相牵制和互相平衡的关系。分权原则是
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根据近代分权思想确立的。1787年美国宪法就按照典型的分权、制衡原则，确立了国家的政权体制;法国《人权宣言》则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受美、法等国的影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均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分权原则。可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的日益扩大和立法权的日益缩小，分权、制衡原则也正在日益走向衰落。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原则是由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首创的。马克思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巴黎公社首创的这一原则，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奉为一条重要的民主原则，如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等等。由于监督观念，特别是监督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还有待加强，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实践中，权力制约原则的贯彻落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关系
民主与法治原则反映了现代宪法基本的价值体系和目标，构成现代宪法基本精神。在理解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时，我们需要从历史、规则与实践三个方面分析两者的一致性、冲突
与解决冲突的途径。
首先，民主与法治原则在基本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形态上是相一致的。民主原则排除了统治权被少数人或集团垄断的可能性，以国民主权与社会成员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为目标，建立了国家统治原理。法治原则是实现自由、平等与正义为目标的国家功能形态，是依法实行统治的原理。两者功能是相互联系的，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民主原则体现的国民主权、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只能在法治国家体系内才能获得实效性。同时，属于实质法治国家要素的自由、平等、正义价值的实现需要保障平等参与的自由的政治秩序。如没有民主的程序和环境，法治目标的实现缺乏基础和必要的程序。
其次，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的价值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两者不存在冲突，实际上两者是在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在以多数决为基础的民主理论看来，多数人的意志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效力，对其重新进行正当性评价的法治主义是没有必要的。当我们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原则时，法治国家原理则要求对其合理性与理性进行判断，消除民主理念中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非理性部分，使民主与法治之间建立原理与功能上的联系。实际上，民主的自我修正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又是在民主的自我修正中得到发展的。民主与法治的冲突源于两者具有的各自的缺陷，只有在两者的相互结合中才能弥补各自的缺陷，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 再次，在宪法体系框架内寻求解决民主与法治冲突的途径。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在民主价值与法治价值的统一中得到实现的，需要通过一定形式消除影响其统一形态的各种因素，克服两者的缺陷。违宪审查制度是现代社会解决两者冲突的基本形式，各国普遍通过不同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解决民主与法治的冲突与矛盾。违宪审查机关审查范围通常包括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机关之间权限争议、政党解散的审判、宪法诉愿等。对依照多数人意志制定的法律合宪性进行审查表明了法治原则对民主缺陷的克服，实际上反映了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现代民主主义价值。及时地消除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有助于维护宪法体系，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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