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记者”:中国语境下的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
摘要：通过对知名新闻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的个案研究，考察中国语境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并尝试用“学者型记者”的概念进行概括：一方面，它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共性，例如自主意识、服务公众、注重事实等；同时又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某些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特定面向，诸如在媒体功能上强调以“理解”推进对复杂中国社会的认知来“服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以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也不认同以“舆论监督”名义出现的“批评报道”；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从而与关注事件、人物、行动为中心的一般新闻报道理念形成区分。本文认为，“学者型记者”代表着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出现是从业者职业独立意识的体现，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新时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学者型记者；解释性报道；新闻专业主义；《三联生活周刊》
文献标识码：A
一、关注“被扭曲或忽略”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已经构成了近年中国新闻改革研究的关键议题之一。学者陆晔和潘忠党指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当今中国新闻改革中是以“碎片”和“局域”的方式呈现的。具体包括如下特征：其一，就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而言，话语建构被限定在新闻业务领域，且在不同语境中共同被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与之相对，专业主义的其他内涵，尤其是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分，在建构过程中或被扭曲或被忽略，且专业主义话语也不被允许用来整合专业社区、确立独立专业人格。其二，专业主义的“普适性”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人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
这一研究结论能够帮助我们总体把握、理解中国大陆新闻业专业主义建构的特征，但如果深入到新闻改革的局部、特定的媒介组织进行观察，会发现：那“被扭曲或者忽略”的专业主义成分恰恰可能构成了从业者话语实践中最为着力的部分。以本研究关注的《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三联”)的工作理论为例，恰是着眼于对媒体功能，记者角色以及职业认同，来表述或规范新的操作技能或专业手段。
就专业主义建构的“中国特色”而言，不少论者大多都承认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是当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重要底色，并且将这种传统在新闻业的体现回溯到近代政治报刊的出现，尤其是张季鸾时代的《大公报》。芮必峰甚至认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新闻从业者既不构成“描述”也不构成“规范”，毋宁说一种带有“英雄情结”的“参与”精神构成了从业者职业理念的主旋律，并将之解释为文化传统中与“士文化”密切相连的“侠文化”，断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还是”。确切与否暂不置论，可争辩的是，这一思维路径与它批评的对象一样，也是总体层面的判断；而就具体实践也可以观察到，至少在新闻改革的某些地带，新闻从业者已经有意识地在反思所谓的“中国特色”，无论在理念还是操作层面，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世、启蒙传统(或者说“侠文化”精神)表现出了一定的疏离感。有从业者就明确指出，记者不是“独行侠”。
我们选择“三联”这份在中国新闻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新闻周刊作为观察对象，试图探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如果说某些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曾经较为系统、清晰、明确地表达过“新闻专业主义”，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就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吗?其二，这一话语实践中有所谓的“中国特色”吗?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那种人世和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如何与特定的新闻实践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是上述研究的延续和对话，因而我们也尝试评估这一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试图用“学者型记者”来概括以“三联”为代表的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学者型记者”不是什么新鲜概念，在中国新闻教科书以及某些记者指南手册之类的语境中，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类似的“专家型学者”)经常被作为一种对记者类型的划分和职业发展的规划，指记者基于长期对某个行业或领域的报道经验而积累下丰富的识见，从而超越了一般从业者。与这种使用不同，“学者型记者”在本文中是中国语境下一种新闻专业主义职业认同的特定类型，涉及三个方面的表述：即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换言之，借助这个构词法上的偏正组合，我们想用它来考察描述：以解释性报道为主要实践模式的“学者型记者”，表达了怎样的一种角色意识和职业认同?与以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其他实践方式下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存在何种共同和差异之处?我们还将探究这一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特定内涵及生成语境，并对其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做初步解读。
二、“学者型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内涵
我们用“学者型记者”这一概念来概括“三联”的新闻理念和职业认同，并非空穴来风。有人曾形容其编辑部中有一种“社会学的野心”，而“三联”新闻理念的主要阐释者李鸿谷如此回应：“如果把一个社会学者变成一个有好奇心的研究者，那么这更符合我对记者的期待”，“如果你做记者这行的话，社会学可能是你用过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历史学者总结历史研究如果要有突破，一般会在两个方面有所进展才能有突破的机会，其一是新材料；其二是新方法。这一理论也非常适合于新闻。”如果对比塔奇曼的研究，媒体从业者往往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日常的实践是在某种编辑部共识下进行协商的结果，那么“三联”的上述表述显然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有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其论及新闻采集也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就微观实践层面，这种差异最明显的体现，是“三联”以解释性报道作为主要的报道策略和模式。一般而言，客观性往往被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志，但若从新闻报道实践着眼，与新闻客观性相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也呈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思考中。例如，解释性报道作为一种特定而重要的新闻实践类型，它与客观报道之间的矛盾，是否也体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中?丹尼尔·C·哈林将这个问题视为新闻实践中的根本性冲突，如何取得一致“一直是含糊的”，而且依赖新闻专业化也“永远无法消除”。
舒德森将“解释性报道”与“告知公众”、“调查性报道”一起列为新闻民主功能的三个首要方面，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区分。学者大多承认在调查性报道和客观报道之间存在着上述记者角色上的张力，但对解释性报道在新闻专业主义中
扮演的角色着墨不多。塔奇曼在研究中亦发现，对记者而言，“客观报道与新闻分析有何不同”，是“公认的最难回答的问题”。就记者的角色而言，相关文献多采取记者角色的中立者和参与者“两分法”，或资讯提供、调查与解释、对立等“三分法”。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对应该扮演“记录者”还是“影响者”的问题并无一致看法，“如果从专业或理想的角度，他们更强调‘记录’，而从现实的语境出发则同样强调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
“学者型记者”的核心定位是“记者”而非“学者”，这体现着“三联”最为基本的职业认同。“三联”传播自已理念的广告语是“记录社会进程中重大的事件”，“记录”的表述显示出“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对自身角色的基本定位：新闻从业者是中立的观察者，而非参与的倡导者或鼓吹者，其从业者对此有清晰的表述：“记者就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旁观者”，“一个中立者”，“记者不是新闻中人与事的直接利益方，他是一个闯入者”，“是非曲直，并不要求你像法官一样裁决，而只需要观察。”与之紧密相关的新闻专业主义另一内涵，即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一个有着基本常识的记者，即使他没有足够的方法论准备，只要他有足够的努力，找到别人没有找到过的材料，相信那些未曾披露的材料本身已经构成了自身的逻辑与结论。”
在此基础上，“学者型记者”的理论意义，恰在于为我们理解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本，在媒体功能上它强调以“阐释性理解”推进对复杂社会的认知为“服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体现在选题、采写、编辑等方面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
“三联”在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中表达出特定的对“中立者”和“记录者”的定位，“一个媒体还是应该对历史或现实有相对纵深的观察、领悟、叙述和方法。这可能是操作者本人或团体所拥有的一种自我使命感。”这种“自我使命感”固然基于新闻周刊的特定操作规律，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国对我们才是最陌生的”，因而，如何通过记者的记录、发现和阐释去推动对“陌生中国”的理解，就成为媒体“服务公众”社会责任的选项之一，而且这种推动背后亦隐含着一种行动：“在这样一个大规模变化的时代”，“媒体真正的责任是去观察这种变化，成为规则重建的一部分力量的来源”。
在此前提下，如何观察、记录并呈现这种“阐释性理解”，就成为勾连媒体使命与日常操作规范之间的关键。对“三联”相对纵深的观察而言，重要的是找到解释或分析的框架。这里的“解释框架”并非新闻社会学研究中所谓“Frame”，即“一些心照不宣的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存在，发生了什么，什么重要，以此形成我们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它不是一个新闻从业者隐含的“集体无意识”，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寻找和建立过程，甚至被上升到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新闻方法论的层面；就操作而言，特别是最为典型的封面报道，“解释性框架”实质上是一种利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工具或某种具有理论色彩的概念，形成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动的把握。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展开的新闻实践，与一般对“新闻”的理解存在着甚至是颠覆性的差异。在李鸿谷看来，“新闻一般定义是对变动的事实的报道”，“变动的事实”往往依托“恒定的结构”而成新闻，但对目前剧变的中国社会而言，“变动的事实”背后的某些结构性因素也是变动的，“而且比变动的事实更厉害”。“学者型记者”的日常解释性报道实践，就在为公众理解这种结构性变动提供阐释性理解。于是，“按此逻辑，那些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应当让位于它的背景”，事件背后的制度、环境以及人物，”相对于那些事件与冲突，其实是更大的变量”。
这种新闻价值标准判定上的变化，渗透在“三联”编辑部对封面报道重大题材的选择中，也体现于记者、编辑在新闻采访写作处理材料的筛选、排除、强调、叙事的各个环节中。被作为“三联”封面报道“样本”的一些操作范例，在不断反复的重述中也多是立足于各个具体特定的“解释性框架”如何寻至的过程。仅举一例，在2008年有关“猪肉涨价”的封面报道中，这则在客观报道常规中的硬新闻，被视为“中国社会一起结构性变化的前兆”，报道从事件进入到背后的供需关系，再进入到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变化，再落实到农村政策的变化的政治分析层面。这显然就与将社会新闻作为简单的告知或调查真相就有所不同，由此诸如灾害、事故、群体事件等种种“经典的社会性新闻”，“其实都是我们认识中国巨变的机会”。“三联”还以结构的视角重新理解新闻报道的“现场”，提出了“事件现场”、“行业现场”和“人际网络”的“三重现场”的概念。严格意义上，“三联”所阐述的“现场”是从业者对新闻事件的空间建构，类似于布迪厄所讲的交织着各种社会力量冲突、控制与合作，具有一定历史结构和实践自主性的“场域”概念，用李鸿谷的话来说，“现场由一系列关系结构构成。这些关系结构，如果失去认识，你并不能真正复原现场，也很难说你建立了真正的现场感。”
由此可见，“三联”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与“告知”(客观报道)、“揭丑”(调查性报道)有着微妙的交叠，但亦有重要不同。它与“揭丑”一样，注重对事实的深度发掘，而不似“告知”那般对信息源(特别是官方信源)采取“径直”报道的态度；它与“告知”相似，对报道对象采取一种疏离和中立的观察态度，不像“调查性报道”那般咄咄逼人地介入，它比客观报道更为深入，又比多是围绕“事件”展开的调查性报道更注重“结构”。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时常为研究者所诟病的是，它在组织常规的约束和压力下形成的新闻偏向，即以事件、行动和人物为中心，负面的、超然的、技术的和官方色彩，一些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学者，也由此分析新闻媒介作为社会主控意义的再生产机制，恰是通过“关注事态的直接形态而非其结构性不平等的潜在原因，并强调现有的新闻表述渠道调解冲突的能力”而实现。
由此对照，“学者型记者”的意义或在于，它从一个特定面向推进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例如，它更强调对“事实的结构性变动”的关注，通过阐释性报道推进人们对自身社会生活的深层理解，“观察有别于你生活的东西，对有别于你的生活的那些人和事提供一个解读和方法”。某种意义上，这种“阐释性理解”类似于吉登斯所讲的“双重阐释”，首先通过对事实的搜集采访解释日常生活的理解和建构，然后再将之置于社会科学专业性理论概念的意义框架下进行再解释。或源于此，“三联”敢于声称自己进行的，是一种“知识生产”。
三、“学者型记者”的中国生成语境
“学者型记者”的定位还需要更深入的解读。
首先，作为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定话语实践，它是某种“中国特色”的东西吗?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言，不是。置于世界新闻业的横向坐标下观照，“三联”的“学者型记者”的定位，一定意义上与美国《大西洋月刊》、《哈泼斯》和《纽约时报杂志》等“综合人文杂志”的理念具有共通之处，例如《纽约时报杂志》声称“我们的使命就是通过新闻深化读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坚持“用社会学视角观察一切”；《大西洋月刊》也宣称其“使命”或“传统”在于“确保人们能够理解世界，理解美国”。甚至，某些操作手法也有类似之处，例如，《大西洋月刊》“每个月都会聚焦于一个高度概念化的，非常容易辨识的封面报道”，“三联”也喜欢“造词运动”，喜欢“制造语词、制造话语”，典型如用“三重世界”提炼对马加爵的报道、用“阶级斗争”分析赵忠祥、饶颖事件。
但是，社会情境的不同使得表面相似的理念蕴含着重要差异。美国综合人文杂志可能更注重故事性、人文性和趣味性，再有就如《大西洋月刊》所说的通过“教育公众”提升社会整体的人文素养，但身处中国改革的特定社会情境下，“三联”的“学者型记者”定位，远非如此“优雅”，它首先实践在“三联”从人文色彩浓郁的杂志向新闻杂志的转型中，恰恰体现着从业者对“巨变中国”的一种回应。新闻业自身职业和角色认同的变化，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其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一种浓厚的确立自身专业独立性和合法性的意图。李鸿谷将之总结为从“权力者的提问”到“提问者的权力”的转变，并认为这是三十年来中国新闻记者的群体职业意识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的权力意识开始慢慢减弱”，而“权力意识最简单的标志”，就是那种“自以为很牛的记者”在类似“警方审问”方式下所做的“监督报道”。
“舆论监督”、“批评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新闻业和学术界是三个尚未得到清晰界定的概念，包括党报、都市报、专业类报纸内在的实践主体的多元，也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空间的多元和不稳定性。孙五三从“批评报道”切入研究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结构或制度语境。她认为，新闻改革以来以“舆论监督”面目出现的“批评报道”，基本上是党和政府权力运作中的一个环节，作为一种“治理技术”，“与其说是一种媒介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政府行为”。这一制度性安排也体现在批评报道从业者“明确”、“自觉”的“权力意识”：媒介对社会事务的批评是一种权力；这一权力是党和政府授予的；权力是有限制的，限制来自党和政府而非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心和法律。
这种“权力意识”还伴随着从业者某种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其来源也很复杂，除了由自上而下的权力依附中转化而来“官本位心态”，有实践者还指出了另外两种：其一是试图急切影响社会进程的“精英心态”，其二是以社会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而形成的“草根心态”。无论哪一种，“新闻专业主义”可能被“用来自我标榜或自我神化”，其基本原则“被无数个记者自我制造的英雄故事瓦解了”。
“三联”用“提问的权力”与上述种种保持了距离，这或许得益于其相对“独立”的位置。一般而言，现行体制对“出版业”的管制相比新闻业稍为宽松，“三联”本身的市场化运作又处在这一体制的“体制外”。“学者型记者”将“提问者的权力”最终落实在“事实”上：事实因记者的记录，“而有了被时间和大家检验的可能，我们也因此有了可以接近事实的机会”，“而这才是这一职业合法性的来源”。所谓合法性，是指这一职业存在的终极价值，不是在立场上作为某个党派或利益群体的“喉舌”，而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为公众利益服务”，这正是新闻专业主义“事实至上”的更深层的内涵。借助汉娜·阿伦特关于真理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讨论，在新闻记者对事实的采集传播与代议制民主政治之间建立了紧密关联。处在中国语境下，“学者型记者”意味着既不依凭行政权力迫使现实按照新闻编排的逻辑运行，也提防对事实的理性分析被“精英心态”或“草根情结”绑架。
还不仅仅是媒介体制，社会事实的越来越复杂化，媒介竞争的加剧，也构成“学者型记者”的生成语境。在谈及报道模式从“问责式”向“解释性”转向时，“三联”从业者认为，“媒体自己完成调查的机会越来越少”，况且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中，“问责式报道”要在时间压力下完成，“媒体未必有专业能力”。事实上，美国解释性报道在1930年代出现也可视为报界对“日趋复杂世界”的一种回应，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曾在1933年以决议方式在原则上支持解释性报道：“鉴于重大、复杂、丰富多彩的国内国际大事飞速发展的步伐超过了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鉴于社会各行各业都对公共事务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报业编辑“应贡献更多的精力和版面给说明性新闻、解释性新闻，呈现事件背景，以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时间的发展进程和重要性”。一定意义上，“三联”选择解释性报道建构对“陌生中国”的阐释性理解，并以此作为“学者型记者”的典型体现，本身也体现着这样的现代性因素。
这种现代性之中还包含着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济世传统问题。在新闻传播领域，这或许是一个过于宏大、一直未得到审慎处理的命题，在我们看来，或许更好的提问方式是：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传统一直存在的话，为何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不同代际的新闻从业者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或许可以说，“学者型记者”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启蒙和社会责任意识，但更重要的，是这一传统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下呈现出特定的“创造性转换”。
众所周知，“三联”与邹韬奋先生的事业有着历史渊源关系，其创刊号甚至自视为68年前《生活》的“复刊”和“再出发”。1993年以钱刚为主导的筹备班子曾拟定“编刊总思路”，在办刊宗旨上，“三联”将“继承三联书店的光荣传统，弘扬韬奋精神，成为一本‘人们身边的杂志’和‘一个亲切的朋友’，它将帮助人民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在对继承传统的同时，还提出了以“三界共生”作为独创性，即基于三联书店的传统优势，“三联”将汇聚新闻界、学术界和文学界三方面人才，彼此砥砺和激发，新闻界人才由此获得“深入观察生活现象的新的视角”，学术界“将走出书斋，与生活接榫，为大众运思”。如果将韬奋先生的办报思想之一总结为“殚精竭虑的读者服务”，显然，这个传统也处在不同时代的重构之中。对新世纪的“三联”而言，建构、引领对“陌生中国”的一种特定视角的观察和理解，是其扮演“读者身边好朋友”的时代选择。
四、结语
“学者型记者”是对“三联”新闻专业主义个案研究的提炼，我们主要以其工作理论作为文本和话语分析的对象，结论的有效性支撑尚需更多地沉入到其新闻文本中，考察其“言”与“行”之间的契合或疏离。这一个案也需要来自其他类型新闻实践的比较参照。例如，其特定专业理念并非仅“三联”一家所为，过去十余年间，央视“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诸多媒体的记者都有类似表达，他们要求回归新闻从业者记录、观察的职业本位，恪守记者独立采访、报道事实的角色模式，而且亦注重对变动中的社会结构性事实的分析解释，以之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置于更长时段观察，新闻改革30年来，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在“启蒙者”和“监督者”之间变奏，既描绘、推动了中国新闻与社会变迁历史画卷的成型，又为自身演绎出角色和形象的复杂意象。当“启蒙”自1990年代以来陷入到“自我瓦解”中，当“监督”依然纠结于权力依从关系的主导结构中，或许“学者型记者”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为中国深度报道精英的专业主义理解，增添了一种明确而清晰的“阐释者”的职业认同。相对当下总体的新闻实践，它当然也可被视为新闻专业主义“碎片”和“局域”呈现中的一种，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或轻视它的出现之于中国新闻改革的影响：即使相对来说存在于“边缘”，但在理念和实践尺度上可能具有“中心突破”的意味。因为读者在日常接收和占用这些“阐释性”信息的过程中，人们很可能会“重塑他们的经验疆界”，“修正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理解”，从而“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这种传媒与公众的积极互动，正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构建公民社会多元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孙藜 张志安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充满了波折，好不容易从政党报刊中突围，现在又有迷失在商业化浪潮中的迹象。涉及到国内传播时由于种种因素的约束，基本还是有章可循的，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却常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陆晔和潘忠党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容包含：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①
而国际传播的基本内容为：一是对本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关于国际事务的政策、立场、观点、主张等的传播;二是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的传播。国际传播的根本目标可概括为：塑造国际形象，维护国家利益。②
将以上新闻专业主义与国际传播的内涵作比较，即可发现两者天然的冲突。新闻专业主义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自觉地脱离政治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经济等因素的束缚，免于政治和市场的控制，以公正客观为其职业道德理想，以服务公众为其最高目标。而国际传播由于和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和政治、经济等因素不可能完全切割，媒体站在国家利益或是政府政党利益层面，很有可能操纵事实，与新闻专业主义报道事实为公众服务的目标相悖。
国际传播偏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因素
国际传播偏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因素有多种，有主观故意的，也有无意或客观因素造成的。由于政治博弈的需要，事实经常被操纵。国际传播中，记者的成长环境、价值观和被报道国家往往大不相同，导致文化差异，形成偏见，也会造成报道偏差。有些国家国内矛盾重重，为转移国内视线，就会将矛头对准中国，是中国过度的需求导致某些物品价格暴涨，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廉价鞋帽、纺织品使得美国产品竞争力下降，崗位流失;以及日本新加坡公园里小区内健身设施丢了，也臆断被盗卖到中国了，因为中国对铁的需求量大。
在国际报道中容易流露情绪化倾向，偏离新闻专业主义。这常常是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国内对跨国公司的报道常有这种倾向。
国际传播偏离新闻专业主义的方式
进行议程设置，造成为己所用的拟态环境。人们倾向于关注大众媒介报道的问题，并依据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而确立自己看待事物的优先顺序。比如前阵美日媒体对中国食品安全的炒作，让人觉得“中国制造”统统不行了，其实据统计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欧盟的合格率达到99%，在日本中国产品不合格比例甚至小于美国产品。但由于政治需要，中国产品的质量安全就这样被推上“风口浪尖”，其实美国日本存在比这重要得多的议题。
国际传播媒体惯于采用框架内报道的方式对受众施加影响。受众不可能亲身经历、亲眼看见所有的事情，新闻媒介提供的信息就成为形成认知的主要途径，而媒介对于信息的选取和编辑就形成了一个提供给受众的框架，就好比摄影师的取景镜头，在一片风景中确定自己的角度、光线与构图，呈现自己想要表现的内容、思想与过去。③在框架内报道，带着有色眼镜，凡是涉及对象国的报道都套入既有框架内。
在实践操作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性法则也被操纵。这种操纵方式采用编辑手法，媒体记者通篇采用事实，似乎很客观，找不到一处虚构的事实，但在写作中巧妙组合事实就流露出记者想要表达的观点。看一下法新社对俄国女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遇害的报道，消息开头介绍记者遇害事实，中间为相关背景，最后说该记者由于对车臣的报道引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普京扶植的车臣政府的猜忌，波里科夫斯卡娅还是普京的反对者。结果读者就给引导得出一个结论，普京很可能是记者遇害的幕后主使者。普京上任后，调整俄罗斯的内政外交，渐渐脱离西方的掌控。西方也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样一份报道的出台也可以想象。
渐渐兴起的全球化传播或可部分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
国际传播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但全球化传播或者可以缓解两者的冲突。
全球传播是国际传播的扩大与发展，相比较有以下特点：全球传播更立足于全球性，而非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性;传统的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主要是国家社会及其代表以及各种政府间国际机构，而在全球传播当中，传播主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包括跨国活动团体、跨国企业和众多个人;在传统的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多边关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在全球传播中，许多全世界、全人类范围的问题受到人们的重视。例如和平和发展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是全球传播中的世界性议题。④
如此看来，由于全球传播以上特点的存在，或许使得传播更能接近于新闻专业主义。尤其是在全球传播中，人们关心的对象与范围已不再局限于本国和本民族，而是作为“地球村”的一员而思考和行动，这样国际传播或者能从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思维中跳脱出来，而以大部分民众的利益为念。关于美越战争的报道就是成功的案例，媒体最终摆脱了政府立场，选择报道真相，从而促进了战争的结束，成功地实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
但不可忽视的是，全球传播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是否能在国际关系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保持较理想的平衡，仍是个疑问。
注释：
①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7期
②④刘继南等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页
③李希光 周庆安主编：《软力量与全球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63页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作者：袁志琴
【摘要】文章就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定义和理论要点做了全景论述，订正了对这一理论范畴的混乱认识。并把新闻专业主义划分为实践规约、理论基础、专业标准、职业规范和新闻操守五个部分，对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和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要点分别做了归纳，阐述了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特性和记者的职业精神。
【关键词】传统新闻专业主义;当代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职业标准与规范
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和引导力，让记者处于显赫地位，在民众对其不胜仰慕之余，国内外一些媒体正面临强势集团的操控，新闻专业主义时常陷入危机。在资本或权力大棒的高压下，某些媒体沦为任人驱使的话语奴隶;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新闻人见利忘义，忘记了新闻道德的约束。少数网民用自媒体传发污秽信息，又推动某些记者投入谣言和色情的怀抱，丧失了起码的职业信念。签于此，建构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提升新时代的新闻责任意识，成为各国受众的殷切期望。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
新闻人的职业精神、专业标准和行为准则，构成记者一系列操守，统称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定义①常被似是而非的其他界定所遮蔽——“中立、客观、独立、公正”这些西方老生常谈的概念被列入新闻专业主义定义的主词，而“职业精神”却被驱逐出定义内涵。实际上，新闻专业主义来自新闻工作实践，被新闻挫折不断匡正和厘定，形成言简义丰、圣洁无私的职业追求。
早在1836年，美国《费城公共纪事报》的编辑威廉·麦凯恩就曾概括过“编辑伦理原则”，被当时许多报纸用作“专业标准”。[1]到19世纪后半期，西方无冕之王的狂热煽情，把社会搅得乌烟瘴气，美国大报首先受到群愤夹击，陷入四面楚歌，不得不收手敛迹。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收购濒于破产的《纽约时报》，确定了“绝不污染早餐桌布”的办报原则，把“本报刊发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作为座右铭。[2]1904年《纽约世界报》主办人普利策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为了培养更好的记者，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开展一项运动，把新闻提高到学术性专业层次”。哥伦比亚大学接收了他的捐款，于他逝世后的1912年在刚刚创立的新闻学院招收第一届新闻专业大学生。这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滥觞。
20世纪20年代，在声讨无冕之王的社会呼声下，西方各大报不得不陆续制定“记者守则”“报道条例”或“伦理规范”，逐渐确立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信条。其内容主要有：(1)新闻事业是一门职业，应有严格的职业操守;(2)媒体应为大众所信赖，传播真实、公正的新闻;(3)报道内容清晰，说理明白、正确而公允，是优秀新闻事业的基础;(4)新闻记者要写出自己心中认为有益无害的意见，引导公众至善至美;(5)新闻压制均属错误，除非是为了公共利益，任何势力都不得阻挠新闻报道;(6)记者避免自我偏见或受他人偏见左右，不因威逼利诱而逃避责任;(7)广告、新闻与社论均应纯洁、积极而健康，达到为公众服务的目的。这七项规约，构成新闻专业主义的传统理论要点，奠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基石。
1919年，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中阐述了记者应有的品德和气节，写道：“伟大之记者，应有大无畏之精神，见义勇为，宁牺牲一身以为民请命，不愿屈于威武而噤若寒蝉。”他提出“重要新闻一追到底，不以谣言为事实，不可受贿、隐瞒事实”等16条要求。在“新闻纸之职务”一章，徐宝璜强调报纸要“提倡道德”“恶者因其劣行登载而受舆论之攻击，善者因其善行登载而受舆论之赞扬”“迎合社会，乃贱者之所为，与敲诈同为不德也”。[3]这些论述，形成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早期理念。
在全球媒体融合时代，“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②的文化基因，成为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精髓。今天，一个国家记者的操守往往在各国产生巨大影响，新闻专业主义具有国际性。但毫无规约意识的新闻人和网民，肆意亵渎新闻的纯洁性，时而散布弥天大谎，时而诬陷他国或他人，新闻专业主义受到严峻挑战。
由新闻实践提出的“仁爱向善、纯洁健康、崇尚公正、仗义执言、自由和法治”等品格和信念，成为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精华，无论职业记者还是公民记者(网民)都应励志以求。这一理论的要点包括：(1)所有新闻媒体都应制定职业规约③，恪守规矩，诚实正直为上，树立为公共福祉奋斗的志向。(2)“每个新闻工作者都应自重、自爱、自强”[4]，唾弃拜金主义，深入民众，伸张公平正义。(3)严禁网络攻击和网络谣言，创建全球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4)记者要以廓清世界、明人耳目、拯人于愚为己任，错误导向如同屠毒笔墨，残害生灵。(5)媒体要尚和合、求大同，不以维护民族的狭隘利益而攻击他国，不以谣言和不实消息制造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以上五个要点，激发各国记者为人类的同舟共济而遵道秉义，投入全球治理的理性大潮。
二、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伦理基石
新闻专业主义直接涉及新闻伦理问题，没有新闻道德及伦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就无法耸立。新闻道德是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准则，而伦理则是新闻道德的理性意识，二者奠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西方古典哲学中，伦理(Ethics)与道德(Morality)存在着传统区别。“伦理观指的是基本原則，道德观指的是实践”。[5]记者或媒体的致善理念，来自新闻伦理意识与新闻道德准则，构成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核心。
新闻伦理一方面体现政治道德的追求，另一方面又有不可忽视的公共道德的性质，因而新闻伦理没有国家或阶级的区别。硬要坚持二者的区别，必然导致新闻伦理的双重标准。不管哪国或何种媒体，不管报道政治事件还是一般生活动态，说假话、欺骗受众，都是违背道德的。基于人类追求真理的天性，不能说本国的混乱是民主的表现，他国的井然有序，则是“民主的缺失”，这种颠倒黑白的报道背离了起码的诚实原则。指责“别”的媒体受到权力压制是不自由的，而美国给媒体“贴标签”、任意审查和打压媒体则是自由的，这种双重伦理标准，实际是以政治偏见玷污新闻专业主义的纯洁性。
坚持真善美是新闻伦理的第一个要素。不道德的行为都违背真善美的追求，蔑视人类公平和美好的价值观。宣扬某人、某个阶级或一国利益可以损害他人、别的阶级或其他国家的合理利益，对任何媒体都是不道德的。新闻伦理的第二个要素是坚持新闻公正，在报道有争议的问题时，应把双方提供的事实和意见都明示出来，让公众做出是非判断。抛出片面报道，蓄意掩盖真相，都是背离伦理和道德的。新闻伦理的第三个要素是坚持科学精神，反映和评价事实要有科学根据。科学面对的是要符合事实、符合规律，伦理坚持的是该不该报道的问题，“该不该报道”首先要看新闻是否反映事实真相，是否符合科学逻辑。新闻伦理的第四个要素是，任何政治报道都要经受伦理考验，以求真、求善为前提，维护社会和人类的共同利益。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媒体不能沉默，更不能说假话，不说假话是坚持伦理精神铁的原则。
在新闻伦理这面镜子前，新闻道德具有社会正面价值取向，要求记者扶善惩恶、惠及社会，以给大众带来好处、希望与快乐为目标。所以，新闻道德是指新闻工作者善与美的行为，作为新闻人的品德修养，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新闻道德具有非强制性，依赖从业者的自我意志来维系，产生于记者的优秀品质和自律。(2)新闻道德与新闻法治属于不同范畴，违背道德，不一定受法律制裁;触犯法律，不仅要受法律惩处，还要受道德舆论的谴责。(3)新闻道德依賴良心驱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才能奏效。作为记者的善意动机，新闻良心由诚实、正直、宽容、仁爱、慈善这五个因素构成，推动记者按照道德准则行事，对违反道德的行为进行自责。新闻道德是对不良报道的软约束，只有真心诚意地接受它，才能转化为新闻人的戒律，成为记者的行为底线。
概括而言，新闻报道有三种戒律：一是品德戒律，不操恶行、不卑躬屈膝、不贪赃枉法，多行善举、廉洁自守、不惧暴戾;二是责任戒律，严禁危害公共利益、破坏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每条新闻都要对受众负责，为服务的媒介机构负责，为国家与社会安全负责;三是职业戒律，新闻陈述不能言过其实、弄虚作假，殃及社会、低俗色情均属职业禁忌。遵循以上新闻戒律，记者同报道对象和受众建立起良好关系，媒体就会赢得高度的社会信誉。
三、当代新闻工作的专业标准和职业规范
新闻伦理和道德不完全等同于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基础，仅对锤炼新闻人的职业理想和道德境界提供指南。新闻专业主义的落脚点实为纯洁的职业精神和完美的职业操守，包括新闻工作的职业目标、专业标准和职业规范。
新闻工作的职业目标体现出高洁的社会价值，引导记者以“成风化人、造福人类”为使命。第一，新闻工作者要推动新闻活动为正义事业服务，向人间播撒“大爱”，达到教化民众和社会的目的。第二，新闻工作者要成为时代的记录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引导人类走向平等、幸福和更加文明的目标。第三，媒体要树立“公共服务”的目标，而不是为某一利益集团、更不是为媒体自身服务。媒体的商业经营具有合法性，但它仅限于发行部或市场部，如果以商业主义支配编辑权和报道权，便成为媒体堕落的开始。第四，新闻职业目标的最高追求是发现和传播真理，让大众正确认识社会矛盾、冲突及其解决的途径。概括地说，“新闻传播事业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新闻传播工作者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担负着神圣职责。”[6]
新闻专业主义不断提高新闻工作职业化的水准，体现严肃、高尚和可操作的专业标准。在西方，最初的新闻工作者来自印刷行业的发行人、工人及学徒，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抄报员，没有专业要求，谈不上专业标准。20世纪前，新闻不是名副其实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不被认为是“专业人士”。新闻工作经过百年历练，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记者地位的提高、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新闻工作才成为成熟的职业，有了明确的专业标准。
这些标准是：具备完整的专业理论、专业教育科目、职业教育体系和人才培训机构;新闻媒体达到相当的数量和规模，分布在社会各个区域，成为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行业;形成数量巨大的从业人员队伍，出现一支行业大军，且有一致的理念和工作技能。这三条是新闻职业同其他成熟的行业的共同专业标准，在当代，新闻职业独有的特色和专业标准却令人神往，富有光彩夺目的神圣性，这就是：第一，新闻媒体构成社会耳目，为社会管理提供动力和方向，成为重要的思想源泉;第二，新闻记者促进各种信息和思想交流，引导人们认识环境和时代，担当人类精神向导的重任;第三，新闻媒体以反映最新的物质与精神现象为己任，作为社会巨变的发掘者，不断把人类引向光明和福地;第四，它是复制世界、引领世界潮流的意识形态工作，具备更加严格的职业规范。只有达到这四条标准才是真正的新闻业，新闻工作者也才是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因而新闻职业规范历来高洁严谨、秉正无私、大义凛然，这些规范的具体要求是：(1)新闻人必须忠于事实，不给大众提供有害和刺激犯罪的东西，不刊播违反科学和生活常识的内容;(2)决不对民众的不幸遭遇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而是关注人民疾苦，为民请命;(3)多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4)报道负面事件要坚持正确导向，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地反映事件处置经过，化解社会沉疴;(5)世界新闻严禁挑唆国际冲突、煽动战争狂热，不许鼓吹民族、种族和宗教仇恨，禁止煽动种族和各种歧视。这五条新闻职业规范，标志着新闻人的重任超越了任何职业的社会价值，不愧是人类精神的领航者和人类苦难的救助者。
四、当代记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
新闻人的职业操守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为准则，体现为新闻采访和报道的戒规。当代新闻操守的准则主要有：(1)尽一切努力搜集确凿的事实，引导受众明情达理、迷而知返;(2)对新闻事实做出诚实、全面的陈述，杜绝不雅之词的阐释;(3)对错误意见不管来自何处，拒绝公布于众，一旦报道，要迅即澄清更正;(4)不参与有害于公众或国家利益的社会活动，如要采访和报道这类活动，要给受众以警示和引导，严防被反社会、反人类的恶势力所利用;(5)决不唯利是图、明哲保身，为获得重要新闻既不行贿他人，也绝不接受任何贿赂。
新闻操守的以上准则需要记者的业务素养来支撑。新闻素养属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技能理性，对新闻操作具有自觉性、知识性、敏锐性、技术性、法理性和科学性，表现为记者的素质、涵养、技能、方法和水准。其中包括高尚的职业意识、丰富的专业知识、谙熟的专业能力与技巧。由此形成当代新闻操守的具体戒规：
探访新闻不使用狗仔队之类的卑劣手段，对黑社会和犯罪团伙的暗访可以隐身潜行，但不能与其合谋共事、参与犯罪。采访新闻不可擅自闯入他人私宅、办公室和非面向公众开放的会议室;不可窃取采访对象的电脑数据、文件或其他资料;不可窃听他人的电话或私下交谈。记录他人的谈话或录音，要征求当事人的同意。对一般公众的正当行为和生活，不管有何重大变故与新闻价值，被采访者声明不准报道的，媒体不应擅自报道，如要报道应隐去真实住址与姓名。
新闻报道不能隐瞒消息来源。对匿名消息来源要严格保密，保护新闻提供者或当事人的人身安全，这仅限于揭露性新闻。引用多方消息来源要保持平衡，不可偏执一方。新闻中的引语除删减多余字句外，不能改变引语的原意，对引语中的关键词句不能有任何改动。
使用他人的文字或作品，必须说明出处，注明归属者姓名，防止记者受到剽窃的指控。转载其他媒体(包括网络)的新闻，要核实报道的真实性，不真实的不能转载。转载时要标示发表该新闻的媒體与写作者或制作者的姓名。
记者写作或制作新闻文本，要抛弃偏见和情感，表达观点除客观理性外，还应向受众明示这是记者的看法。没有调查清楚的事实不能写进新闻，也不能报道推测的事实。报道事件亲历者目睹的事实，一定要加上亲历者简要的直述，不准援引“据旁观者说”“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说”等此类模糊的事实来源。这是西方缺乏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的记者惯用的新闻噱头，借此塞进私货。
报道犯罪新闻，在法庭判决当事人有罪之前，应将其视为无罪者，只能用“嫌疑人”的称呼。没有得到法庭允许，强行报道违法犯罪案件，属于媒体审判。如果司法机构忽视确凿证据而蓄意制造冤案，记者确有事实根据，应毫不犹豫地揭露渎法行为，捍卫法律正义。这不是媒体审判，而是司法监督。以上这些新闻戒规，大多已写进中外媒体的规约中，中外记者多有认同。
五、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动力
(一)媒体要建立自律制度
新闻从业者实行严格自律，是维护和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动力。无论是媒体还是记者个体，都应熟悉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要求，为新闻业输入崇高精神，把自我约束转化为自觉行动。新闻自律属于记者的自我控制，通过自我检查、自我揭露和反省，防止新闻自由和媒介权力的滥用。新闻传播的强大社会影响力，赋予媒体无所不在的“话语权”，这种权力可能随时被亵渎。如果定期进行新闻自律，对滥用新闻“权力”会有遏制作用。
新闻自律既要坚持经常，又应形成制度。通过自律制度克服职业观念淡薄，防止新闻事故和新闻侵权的发生。新闻事故是指失实、歪曲性报道产生的社会恶果;新闻侵权则是记者的采访、报道触犯法律，给社会和他人造成直接伤害。定期检查新闻工作发生的各种错误，激发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是促成新闻职业健康发展的保证。新闻自律要求记者思考和检查违反职业规范的行为，有时需要公开向公众致歉，消除公众的不满和不信任情绪。
在媒体内部定期开展自我批评，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使编辑记者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并持之以恒。媒介机构在行业组织、区域性媒体会议或新闻学术交流中，检查和讨论媒体存在的问题，切磋新闻报道的得失，共同吸取教训。还有，凡产生不良影响的错误报道，都应在媒体上公开披露失误的原因和背景，争取公众的谅解。这些自律制度的贯彻，能培养记者的自我批评精神，把背离新闻操守的报道失范降到最低限度。
(二)主动、谦恭地接受舆论监督
社会对媒体的监督是一种他律，比自律有更大的压力，凡虔诚的新闻工作者不能不听取社会批评。遏制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为，更有效的动力来自广大受众的监督。公众舆论有无数双眼睛，有发现问题的无限能量，经常听取受众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社会批评，是新闻专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
受众对媒体的不道德行为发出谴责，引起相关记者的警醒，能激发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能产生克服报道失误的紧迫感。没有社会广泛的批评，一些新闻工作者难以意识到自己的不良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当少数记者严重损害媒体的良知，媒体内部人士不可能很快发现，但很难逃过广大公众的眼睛。在社会舆论面前，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所有行为都无法遮掩。
媒体的任何不义之举，从新闻传播到经营活动，都逃不过舆论的揭发。如果一家报纸一方面刊出报道围剿某个企业的瓶装水，认为它不如自来水，但同时又推出自己的“小蓝帽”桶装水，这就露出了自身商业利益的马脚。受众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一眼就能看出媒体唯利是图的动机。尽管媒体是一种权力，如果不受舆论这种准权力的监督，就难以摆脱不良报道或商业腐败的袭扰。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公益机构，随时观察受众对自己的态度，主动听取受众的各种意见，是贯彻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措施。广大网民在网上对某家媒体或某一条报道都可能有评论，这是自动送上门的舆论评价，经常查看网络反响，可以得到十分宝贵的意见。媒体也可设置义务监督员，定期向他们请教，认真听取他们的批评建议。对媒体最直接、最关键的舆论评价来自媒体受阅量的变化，这是无声的舆论监督。如果以每季度为固定考察期，报刊的发行量、电视的收视率或网页的点击率显著下降，大多证明媒体的专业水准正在下滑。
媒体时刻警惕社会舆论对自己发起的攻击，设置舆论警戒线，严防出现有损专业品质的行为而招致舆论围剿。多年前，曾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希望到拥有ABC电视网的迪斯尼看看，被该电视网婉拒。迪斯尼人士透露，这样做是为了避嫌，以免ABC电视网以后报道戈尔时引起观众的猜疑。新闻工作者任何有损媒体声誉的行为，都会引发舆论爆棚，谦恭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把社会舆论视为改进报道的镜子，是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有效途径。
(三)借助媒介批评提高专业素养
增强新闻专业主义意识，提高新闻业务水准，离不开媒介批评。媒介批评站在现实与历史的观望台，审视记者的一言一行和重要新闻作品，分析新聞传播的正误，是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更为重要的动力。媒介批评不仅是对媒体的监督，而且是站在学术或新闻政策的高度条分缕析媒体与记者的活动，从科学与实践的角度评价新闻的社会效果。有些专业批评者的评价思想如灼，目光深邃，会让媒体和记者对专业理想和新闻理念有深刻的领悟。
把媒介批评视为一种反思过程和结果，探索媒介传播的得失，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升华和总结。新闻批评家从洞悉现实生活的角度，以专业眼光分析新闻现象，对拙劣的传播内容提出精辟的见解，能够引发编辑记者的深刻反省。媒介批评者以科学理念剖析媒介存在的问题，也为媒体的新闻优化和报道调整拓宽了思路。
媒介批评重视对新闻工作者的品德、操守的评价，抓住典型的负面事例指出他们的道德失范，让媒体人在心灵深处产生震撼。2013年揭露的BBC前主持人萨维尔性丑闻，使整个英国民众感到“震惊、肮脏和愤怒”，来自批评家和民众的讨伐此起彼伏，英国广播公司(BBC)陷入近50年最为严重的信任危机，它不得不对国民公开道歉。批评某家媒体的不良倾向或劣迹，尤其能推动媒体人对职业堕落的认识。
我国大量媒介批评针对的是新闻文本的优劣，分析新闻作品的质量、写作(制作)的形式及其效果，对记者认识和提高业务水准有重要作用。但如果把媒介作品视为唯一的批评对象，很少对编辑记者的报道宗旨、价值观和伦理表现做出透视，媒介批评就会陷入狭窄的空间，无法从根本上改善新闻工作。从总体上看，媒介批评应包括对报道思想、媒体人的精神状态和业务水准的全面评价，因为任何新闻业务水准的提高，首先取决于新闻理念和道德思想——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否完美纯洁。
注 释：
①在百度上查到同这一定义基本相同的解释——“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名词解释定义”中一段文字，一字不差地抄自我的《新闻学概论》(第1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329页。为了避嫌抄袭，此处加注特做说明。
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2月24日)。
③我国1991年制定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2009年最后修订)，是全国各类媒体统一的行为规约。
参考文献：
[1]Yost，CasperSalathiel.ThePrinciplesofJournalism，D.AppletonandCompany，p.159，1924.
[2]刘建明.西方媒介批评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125-126.
[3]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20-121.
[4]习近平.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5]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等.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4.
[6]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论坛.北京共识[J].国际新闻界，2005(6).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
作者：刘建明
目录[隐藏] 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
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新闻学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这些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经历了发展变化。了解这些概念、历史及其变化，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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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美国建国以来，大众媒介逐步赢得了新闻自由——“报业自由”(也称“出版自由”)、言论批评自由(也称“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也称“人民的获知权”或“知情权”)。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美国社会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表达自由的基础上，早期争取新闻自由者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是——我行我素。
然而，报业的出版自由并非人民的表达自由。自19世纪以来，思想家们已经发现，人民之间的权利并不平等。在美国商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那里，私人利益正在侵蚀公共生活。
美国报业从一开始就不是理想的公共精神载体。最初，为政治偏见所左右。后来，它们变得越来越关注广告，越来越注重经济利益。媒介的经济独立和市场运作，产生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公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媒介被赋予极大的特权;然而它却不承诺，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履行对社会的义务，这是说不通的。于是，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M.Hutchins)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在其经典性的《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文件中正式号召新闻媒介专业化。
新闻工作者发展出来的追求信息的新闻专业模式，是世纪之交出现的现象。早在1896年，美国人奥克斯(AdolfOchs)购买《纽约时报》之后，提出“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与刺激性的黄色新闻相对抗。从此新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3年，普立策向哥伦比亚大学捐助250万美元，建立新闻系并设置新闻奖金，以培养和鼓励专业人才。1908年，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诞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订《报业信条》，美国记者公会于1934年制订《记者道德律》。美国的广播(1937年)和电视(1952年)也各自拟定了对行业的规范和准则。在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后的50年间，委员会的多数建议成为新闻界自律的基础。
与自由化的美国报纸不同，美国的广播电视从一开始就受到法律的规范，被要求作公共信息的运载渠道，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便利与必需”。广播电视顺利地投入专业主义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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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
新闻的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
传统上，新闻不是专业(profession)，新闻工作者不被认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专业人士是指有专门知识并组成特定行业的人，他们受过专门的教育，有体面的职业，例如医生、律师、建筑师或教授，受人尊敬，社会地位较高。最初的新闻工作者来自印刷行业的发行人或工人、学徒，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形象不好，经济政治地位也不高。当然，目前的新闻专业与历史悠久的传统专业仍然是有区别的：医学、法律、建筑都有系统的知识体系，专业人士多数来自学术的高层。在就业于传统的专业前，需要专门的训练，通过考试后持证上岗;同行学术评议委员会对其能力进行鉴定，也是专业生涯中必备的程序。这些与新闻专业有所不同。不过，一旦冠以“专业人士”的名称，美国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陡增，职业形象焕然一新，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穿着体面、出入高层，进行社会信息鉴别的把关人、对社会舆论具有判断作用的仲裁者。
新闻专业主义追寻简单的事实(facts)——由此产生新闻的客观性。客观性是一种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定，或机制，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neutral)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
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而良好形象和高度信任，是媒介赢得市场的重要资本之一。
作为消息的发布者和事实、观点的反映者，归根结底，新闻事业是以它的公信度立足的。对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有许多需要破除的“神话”。
客观性被认作“负责的新闻业”的标志。客观性是资产阶级新闻学最重要的价值观，是新闻活动方式的巨大进步。但是，西方学者根据大量证据指出，某些客观报道本身便是有偏见的，尽管这种偏见往往是隐含着的，不易察觉的。而且，新闻事实也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无价值判断的对真实世界的纯客观的反映。新闻不是直接从现实事实中产生出来的自然现象，而是新闻行业的产品，是对客观事实进行高度选择后的解释。
新闻专业主义对政府可见的独立性是西方媒介社会地位的基石。然而，这种独立性并不像媒介人竭力表现的那样真实。美国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视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服务的，是“小骂大帮忙”。而且，大众传播媒介还忽略了自身权力的膨胀。对于这种未经民选而膨胀的“第四权力”，似乎无人能够监督或制约。因此，人民的权利始终是一个问题。
[编辑本段]
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
新闻专业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客观性：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同时，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把关”时要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选择。
②、真实性：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不能仅达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而且必须达到整体真实。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失去了真实，客观便无从谈起，独立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③、独立性：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所以新闻媒介的运作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不应臣服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④自由性：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即“知情权”。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石，西方新闻界也历来以此自诩。在“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强调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和“多元”，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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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
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指出了明显的三项功能：巡视环境、组合社会和传承文化。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则使用了更简洁的表述方式——监视者(watcher)、论坛(forum)和教师(teacher)。自由主义者分配给媒介的“看门狗”(watchdog)任务，是大众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新闻舆论功能。在实施媒介这些功能时，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技巧。
“把关人”模式强调必须发现和散布重要消息。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把关人在作必不可少的抉择时，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取舍。同时，新闻工作者用“客观性”表明其报道的可信性，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地位。
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新闻事业内在的矛盾。不过，它的确为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因此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
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工作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美国新闻工作者将专业的规定内化为对自己的约束，在具有商业和政治双重性质的机构中，他们强调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新闻专业主义者相信进步、理性、普遍的真理或标准，同时，相信跻身于统治集团的可能性，即，他们既有财富和参与权，同时却又是独立的。新闻工作者与其老板讨价还价，赢得了专业的自治。媒介承担着警戒和守望社会的监视职责，把人民的关切、人民的意志传播到各个角落。专业主义者不仅是自己权利的捍卫者，而且是人民权利的捍卫者。媒介经济的繁荣与新闻专业的神圣也很合拍。新闻部与广告经营部相互分离。在“专业主义”的旗号下，美国媒介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客观性从整体上为新闻媒介提供了合法的途径。随着媒介经济来源的改变，新闻的定义和外观也改变了。狂热的观点和表述失去了市场;公平和平衡的编辑方针伴随着客观性的写作方法开始大行其道。在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客观性起先是职业精神的关键信条，后来则成为新闻实践的“策略性程式”——它保护新闻工作者免受各方面的攻击。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职业理念和专业控制模式，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美国独立报刊开始盛行时就已初露端倪。从最初的“新闻精确性”报道的要求，到1986年阿道夫·奥克斯掌管《纽约时报》之后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可以看作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的信念。
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的产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其中包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独立自主的传媒，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它是商业媒体赢利和服务公众利益这两个动因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
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特点有三个：专业性、服务性和客观性。
新闻专业主义还不能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意义，它的应用好包括特定的前提和条件：(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从于公共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官员;
(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利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利或权威的控制。
在新闻业务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是记者该如何面对风险。众所周知，随着新闻业竞争的加剧，千方百计地获得独家新闻早已成为各大媒体的追求，然而在获得独家新闻的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和竞争对手的关系，如何保护为媒体提供线索的“线人”，已成为检验新闻专业主义的“试金石”。竞争中，无论中外许多媒体都开始体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
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考验体现在：
(一) 政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由新闻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我们知道，政治对媒体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作为新闻行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专业主义必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而且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制约是决定性的。
(二) 经济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三) 暴力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暴力威胁是新形势下新闻行业面临的一种新的形势，从现实来看，这种威胁对记者的个人伤害程度已经超过政治和经济因素。
(四)“人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尽管政治压力、经济诱惑和暴力威胁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处理起来可以说并不突然。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面对亲戚朋友的人情、说情，许多新闻人却有说不出的苦衷。“人情”正成为冲击新闻专业主义的另一大因素。
曾庆明
20100103045
新闻专业主义在“正本清源”中发展
——浅谈当代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背景是美国政党报纸的解体和商业报刊的泛滥。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对美国政党报刊时代和商业化报刊时代传媒理念的一种超越。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者遵守一系列新闻工作的行为规范,用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报道新闻,自觉地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它的核心原则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自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西方深入人心,成为传媒人士的某种信仰。同时,在专业主义旗帜的映照下,西方新闻媒体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中国的新闻学者和实践者们近十几年来也对这一理念倍加推崇,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
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指导下，我国的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新闻专业主义也已成为新闻从业者心中信奉的崇高职业理想。然而，由于我国媒体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和媒体市场化的取向，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也收到了一定的冲击，总体来说，新闻专业主义是在不断的“正本清源”中向前发展的。
近年来我国近年来类似“黑砖窑”事件等都彰显出明显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在这些新闻事件中,记者和各新闻媒体在整个事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介逐渐显示出它的“社会公器”角色和“为公众服务”的立场,都是很重要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在黑砖窑新闻事件中，新闻从业者表现出对专业身份的强烈认同和对专业责任感的追求。奔赴山西黑砖窑前线进行采访的记者们，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一直充当着社会观察者和事实报道者的角色,体现了他们所恪守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潜入“黑砖窑”现场进行调查,甚至在当地部门百般阻挠、“黑窑主”扬言要报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地追踪报道新闻,体现出记者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一种高度的专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是公正性、客观性的真实报道,“黑砖窑事件”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中采取的新闻写作或播报中也没有存在对与事件相关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偏向。
不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还不时出现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比较明显的表现是在稍早前的“艳照门”、“重庆钉子户”、“杨丽娟事件”和比较近的“富士康事件”。
“艳照门”一经网络论坛曝光,主流媒体以及各大网络媒体便纷纷介入,不惜以整版的篇幅来报道该事件的详细细节,甚至还给照片中的女主角们一一设立“专栏”,讲述她们的“坎坷情史”。“艳照门”事件的传播,其合法性、合理性打一开始就是值得考量的。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应当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判断出这一事件在媒体上大量曝光对社会对读者尤其对青少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样的做法无外乎是以暴露明星的隐私来刺激受众的兴趣,借此提高发行量或点击率、收视率。
新闻专业主义提出客观性,旨在让媒体恪守新闻信息收集及呈现的平衡性。⑦然而,在社会新闻的实践中,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常常有“哗众取宠”之嫌,从而造成对客观性的背离。例如上半年最受关注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先来看看与关这则事件的新闻标题:3月8日,《南方都市报》以《网上惊现“史上最牛钉子户”》为题独家报道此事,掀开媒体报道的序幕。此后,一系列的报道接踵而至。如《施工现场拍摄到的“骨灰级”钉子户》、《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最牛的拆迁房’将很快消失》。这些题目,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最牛”、“骨灰级”这样口语化的强调性词语,突出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那么,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这其实只是众多拆迁案例中的一个而已,只是它僵持的时间更为长久而已 媒体采用这样的词语,无非就是为了用强调词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种为了博取收看率而
夸大事实的做法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
在“杨丽娟事件”中,媒体前期曾反复报道杨丽娟的家庭状况并不好,因此媒体俨然以“善者”自居,主动“帮助”杨丽娟。从记者最早的随行采访,到《广州日报》和网易共同出资让母女二人从深圳返回兰州办理通行证,最后则是演变成媒体出资鼓励他们再度赴港,从此,在此事之中,媒体便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而是参与其中,成了事件的参与者,为追星事件推波助澜。
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相比，媒体表现出来的媒体霸权是我国常见的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情况。《权力的媒介》认为:“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它实际上是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
2006年8月28日,当《第一财经日报》的头版刊出《报道“超时加班———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遭索赔300万元》的新闻后,各种针对富士康的批评声音迅猛而来，声援“一财报”的各种行动也相继展开。国内部分财经传媒人自发成立“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发表五点声明,公开表示对被告记者方的“全力支持”。网上调查显示,九成网友支持“一财”。有市民向“一财报”记者王佑捐款,表达对其的关心与支持。
在富士康案中,媒体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3000万”、“起诉记者而不起诉报社”这两个问题上。然而,本案的焦点是“一财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是否存在内容的偏差;记者的采访是否存在瑕疵;记者是否存在“先入为主”的偏向;是否按照新闻界的职业操守,对事实进行多方求证。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工作讲求客观性,站在中立的立场,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选择新闻,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讲求真实性,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而在这些一边倒的新闻报道中,他们却忘记了最基本的新闻原则。
同样，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正本清源”中得到了改变。同样是关于富士康“富士康10连跳”，刚开始媒体一边倒地对富士康进行工业批判，职责对员工的关爱不够，制度生硬，缺乏人文关怀。与此同时，一些媒体开始亲赴富士康调查，让富士康员工和富士康官方的声音都出现在了媒体上，民众对整个事件有了全面的认识，而不是简单的舆论一边倒，媒体霸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个新闻行业的追求，已经得到了中国新闻业内的认同。虽然出现了很多有悖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媒体现象，但是新闻界内部通过自我调节，不断地正本清源，正朝着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不断前进。
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把发扬新闻主义伸张正义作为其重要的信条，同时也力求本国国民理解其爱国主义的立场。在某些场合，尤其是在国内事件的报道处理上，新闻主义与爱国主义往往是一致的。但是在战争报道方面，我觉得我们必须对这两种主义就必须做出选择。
战争报道史表明，当记者自己的国家卷入战争时，其爱国主义的升华是一个极其自然的心理过程。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失败，更不希望自己的国家灭亡。这种情感的出发点，会使记者自动站在本国政府、军队一边，力求使自己的报道对自己的国家军队有利，并且有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至少不为敌人所用。为此目的，某些记者歪曲事实，掩盖某些真相，就难以避免了。如“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报纸就在标题制作、版面设计等方面尽力诬蔑中国军队，颠倒黑白，将日军描述为正义之师。1937年7月21日，《东京日日新闻》在第二版头条制作一个超大活字标题：三度交战，严惩暴戾的中国军。右边又刊登三段超大标题：我军决然发炮还击/宛平长辛店敌军沉默/无视通牒突然挑战。将保卫国土的中国军人视为 暴戾，而将日军的侵略说成是自卫，这是所谓日本“爱国派”报纸惯用的手法。
正义植根于事实。歪曲事实的宣传与正义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一家以伸张正义为宗旨的报纸，应敢于面对现实，尤其是自己的祖国和盟国在践踏主义的原则时，记者们更有必要将一切重要的事实告知民众，而不能实现双重标准。
战争史上当然也存在这样的记者。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持续一个月的空袭，虽然摧毁了伊拉克大量的军事设施和有生力量，但是也出现了大量的民间伤亡者，其经济设施也大量被毁。对这种明显超出联合国决议范围的行动，只有为数极少的记者敢于报道。能采访越战并且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记者阿伦德对美军硬是把被炸的牛奶厂说成是生物化学厂的做法，大胆地表示了愤慨。
不同新闻写作的教材书，对新闻报道体裁大都有不同的划分方法，这给初学新闻写作的学生或爱好者带来不少困惑，其实也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感到难解的问题。
一
在新闻体裁的传统划分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依据这些划分方法，对不同体裁的界定、区分仍很困难。如综合消息(或长消息)与通讯、深度报道，新闻特写与通讯，描写性消息与特写等等。
第二、对一些功能、性质相近的新闻作品，以不同的体裁进行界定、归类也是没有意义的。仍以综合消息与深度报道为例，两者都是运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包括大量的新闻背景，对一个较为复杂的事件进行报道。这两者都可以说既有综合的特征又有深度的特征。一般来说，综合了才有深度，或者说要有深度就必须综合。这样的区分反而让一些写作者犯糊涂，难以适从。
第三、有些教材的划分方法，在理解上存在着一些矛盾，如《新闻写作教程》(刘明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把新闻体裁归为上下编，即消息和通讯。在消息的编类中包括事件性消息、非事件性消息、描写性消息、分析性消息。在通讯编类中包括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工作通讯、风貌通讯、社会观察通讯、专访、新闻特写。这个方法很简明，但也有些欠妥，如把分析解释性的新闻作品归为消息类，就会与该书中所说的消息有别于其他新闻体裁的本质特点就是简要、概括地反映事实这一说法自相矛盾。
第
四、对新闻进行体裁分类，其目的是服务、方便于写作。这一点与其他文体并无区别，但在新闻写作中重视却不够。
在《当代新闻写作》(尹德刚、周胜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中，作者指出，区分不同报道体裁的依据是表现手法、口吻与人称、结构布局。不同的新闻体裁中，这些因素的构成是不同的，这种判断主要缘于对不同体裁进行的分类比较，是一种结果。要能有效地成为我们进行新闻写作的手段，我们首先要认清新闻报道的目的，因为目的决定方法和手段。况且，以这些依据去区分一些文体，如上文提到的综合消息与深度报道仍比较困难。
二
在初步学习新闻写作时，一个让多数人为难的问题可能就是如何告别以前的写作习惯、定势，许多人在写作中不知不觉走上以前写作的路子，写出来的像记叙文、小说或散文。究其根子，仍在于作者没有十分明确新闻报道的目的，以及这种目的与其他文体的区别。
大概说来，新闻报道的目的主要分三类。一是告知读者是什么，二是告知读者为什么，三是向读者宣传一个道理，对他们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按照这三个目的，可以把新闻报道的体裁分为客观性报道、述评性报道和宣传性报道三大类。下面对这三类体裁略作一些说明。
1、客观性报道。客观性报道是指客观叙述事实，作者不进行任何主观评论，报道目的主要是让读者知道“是什么”。报道只提供事实(包括作为别人的言论的事实)，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旁观者，不发表个人意见观点，强调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其主要功能是让读者了解这个事实，由他自己对该事实进行分析判断。
客观性报道包括消息、专访、调查等体裁。消息分为简讯、事件性消息、非事件性消息、描写性消息等。
2、述评性报道。述评性报道是在客观叙述事实的基础上，可以加入适当的议论，以揭示反映事实的本质、作者的态度看法。这种报道是让读者在知道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知悉为什么、及将来会怎么样。述评性报道强调报道的客观、公正、全面。
我们所说的新闻述评、特稿、深度报道、专题报道、特别报道、特别关注等等都可以纳入这种体裁类型，这些报道的共同点就是可以有作者的主观性评论。再细化功能，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分析说明解释(原因)、总结判断(经验、性质、影响)、预测(趋势、走向)。
3、宣传性报道。宣传性报道是指围绕特定的报道主题，通过对事实材料进行有意识的选择，显现宣扬一种观点、思想，以期影响人们的情感态度和行为。
宣传性报道有明显的价值倾向，目的也非常明显，即去影响改变人的情感态度甚至行为，这一点在以前的报道中较为突出，主要是以创造典型，树立样板为手段制造感召力，进行广泛的号召和社会动员。因此，宣传性报道强调情感情节，写作手法可运用描写、叙述、议论、抒情。
宣传性报道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处理好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关系。新闻价值是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是中立的、客观的，宣传价值则是传播者事先设计并希望事后实现的一种主观意图意愿。可见，在这类报道中，对事实材料选择加工的标准主要参照宣传价值的大小，虽然新闻价值的提高可以提升宣传价值。由于通讯在历史中主要承担了宣传的功能，因此这一类题材实际上就是指通讯。
以前对新闻体裁的划分和界定，主要适用于纸质媒体，这种三分法可适用于任何媒体，这实际上为所有的新闻写作者提供了一个现实、简单、有效的思路。
这种写作思路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通讯这个在传统新闻体裁中除消息之外最为重要的体裁。
三
通讯是在通信技术手段受到局限，新闻(消息)的报道传递不能满足受众需求等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补充、补救手段产生的。而现有的通信技术条件下，如果要详尽地报道一则新闻，消息这一体裁已完全可以胜任。面对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和越来越先进的通信技术，对重大的复杂的事件进程的即时报道、连续报道、或者通过链接的方式展示事件的全貌已成为必然选择。
对于纸质媒介而言，通讯体裁所具有的形象生动性由于互联网的崛起，和电视对新闻报道全新革命和重力打造而魅力不再(通讯以前常借用文学的写作手法、技巧，来生动形象地报道新闻事件或刻画一个新闻人物)，失去了原有价值和优势。现在，对于受众来说，通常情况是在电视或互联网等电子媒介上看到新闻，在报纸上得到证实和解释。纸质媒介转而追求思想性和文化内涵，以此重新建造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一任务已由深度报道这类体裁承担。
从传者、受者的角度来说，提供高纯度的信息，是新闻工作者日益提高的专业主义或职业精神的自然结论，更是受众日益提高的信息鉴别、分析、判断能力的必然要求。在写作手法上，抒情是通讯特有的，但现已基本不用，通讯所着重的情感铺垫和渲染只有在特殊的情形下(如人物通讯，或题材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宣传价值)才使用。
从社会环境来看，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某企业某产品或企业家的正面新闻报道(以人物通讯或工作通讯的形式)会产生广告宣传的效果，从而影响公平竞争。同时，这种新闻报道方式，很容易使新闻从业人员产生新闻腐败。如果说以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通讯中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可以合二为一，不会对社会中的某一群体或个人产生不良影响，两者之间不产生矛盾，那么现在有必要进行细分明确。
如果从本文论述的写作思路出发，就可以把宣传性报道与其他报道明确地区分开来，也能够更好地根据具体的新闻题材，写出主题明确的新闻作品，而不会因为通讯与其他体裁的模糊界定而无所适从。
(作者单位为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作者：刘承武
浅谈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识
所谓新闻专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新闻职业道德外在表现。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职业理念和专业控制模式的思潮，是十九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商业化的大众报刊的兴起而在西方兴起的，它以自由主义哲学思想为核心理念，是新闻自由的媒介实践。对它的理论描述有很多，有的学者归纳出其最主要的两个特征是：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专业性、服务性、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论和技巧，其主要的价值在于维护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另外强调报道的专业性和客观性，以服务为实质。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的反权威精神。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的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
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职业道德中彰显突出。在新闻业务中，新闻专业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记者在面对凶险时体现出的专业和客观，不论是危险的第一战线，还是面对强权的威胁，记者的职业道德就是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保持正义和公道。随着西方新闻职业理念的影响，新闻专业主义内涵逐渐体现在各家媒体的竞争中，成为国内媒体自觉追求的理念，不仅是在新闻业务方面，还体现在其他关系中。
在我国，新闻专业主义依旧承受多种因素的考验。尤其是政治因素，由新闻和政治的关系我们知道，政治对新闻有着决定作用，因此必然会受到政治的制约，另外还有经济、暴力、“人情”等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存在冲击。如何协调这些因素，以至于将新闻真正的做到专业，成为我们一再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我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在我国的新闻记者身上普遍有着传统知识分子浓浓的“底色”，包括入世情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而非真正的专业主义。所以说，专业主义不可能简单的就能移植到我国，文化的自由思潮也是在我国一直无家可归。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形成的工作仍需很长时间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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