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营销、政策执行与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
摘 要：基于全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地区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并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亦是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另一个重要促增因素，具体体现在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等多元化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3)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关键词：精准扶贫;政策营销;政策执行;政策满意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惠及亿万中国人民，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70%，截至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至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1%，比2012年下降7.1个百分点① ①资料来源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参见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43346/1643346.htm，2019-5-20 。中国何以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其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涓滴效应;其二，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战略;其三便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计划。当前，中国的扶贫攻坚战已进入决战时刻，战略导向已从“打赢”向“打好”扶贫攻坚战转变，要切实提高脱贫质量，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众所周知，扶贫政策执行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效益，而农户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便是衡量其政策执行效果的一个重要维度。事实上，如中国若干其他重大政策的执行，扶贫政策的执行亦保持着自上而下“高位推动”与“层级性”、“多属性”治理相结合的特征(贺东航、孔繁斌，2011)[1]，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政策梗阻”与“政策失真”，从整体和全局上保证了扶贫的目标与绩效。但就精准扶贫政策具体执行过程而言，仍然存在诸如识别排斥、精英俘获、民主评议失准、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执行偏差[2]。若不能及时予以纠偏，增强扶贫政策执行的力度，就无法对症下药。
此外，在目前精准脱贫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一些地方出现脱贫不退出、脱贫不摘帽，出现少数贫困群众争相装困、扮贫、哭穷等现象，贫困户心理贫困和精神贫困依然较为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中曾多次强调：“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志智双扶”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因此，政策营销在精神扶贫中起重要作用。正如Hans Buuma(2001)[3]所言：政策营销是政府利用营销观念和策略使政策获得公众接受和支持的互动过程，政策是否能得到公众认可和接受并得到执行是政府政策合法性和施政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政策营销一方面能实现对扶贫政策的宣传和解释，从思想上对贫困群体进行宣传教育，增强其脱贫信心和底气;另一方面试图通过与扶贫群体的互动，了解其实际需求，并有针对性地给予其帮扶，实现从“强制灌输”到“互动磨合”的过程，不仅可以塑造听取民意的政府形象，强化贫困户对政府的信任，而且可为贫困群体积极参与扶贫政策，激发其内生动力，亦是贫困群体满意度的另一重要来源。鉴于此，本文将利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6ASH008)对中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2469户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实证检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从而揭示现有扶贫政策的营销和执行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描述性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及政策意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策营销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运用营销观念、策略、技巧来更好的识别、预判、满足公众的需求，通过诱导来创造政府与公众间的共识，最终实现公共政策与社会需求的互配，使公共政策得到公民的接受与支持(谭翀，2013)[4]。可见，政府通过定位包装政策产品，开辟多元化销路和促销活动，积极为公民推销政策产品，加深公民对政策的理解，并为公民民主参与政策过程创造条件，“开门参与”与“互动磨合”相结合(王绍光、樊鹏，2013)[5]，既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政治权利，拓宽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又使公共政策更能符服务于公民的实际需求，进而建立起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纽带(裴志军、陶思佳，2018)[6]，增加公民对政府政策满意度。地方政府作为精准扶贫政策营销的主体，通过电视、网络、广播、微信、微博、QQ以及线下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宣传扶贫政策，推广新型扶贫方式(张玉强、李祥，2016)[7]，讲好中国扶贫故事(聂雄、谢鸿鹤，2017)[8]，使扶贫同扶志紧密结合(张蓓，2017)[9]，一方面缓解贫困人口存在的“等靠要”思想(王立剑等，2018)[10]、福利依赖(刘丽娟，2018)[11]装困扮穷等问题。另一方面，对贫困户现实需求深入了解，对扶贫政策的含义、措施了然于心，才能有针对性地对贫困户进行推销宣传，亦能使贫困户心甘情愿地接受扶贫政策，张春美、黄红娣(2017)的实证研究亦表明村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内容越了解，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政策效益越好，而扶贫政策知晓程度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刘钰、王璇，2018)[12]。反之，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信息不对称，产生扶贫资源的错置，贫困户的错评漏评等问题(司静波等，2018)[13]，进而降低农户的满意度。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良好的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
政策执行是目标的确立以及适应这些目标的行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Pressman et al.，2008)[14]，而政策满意度是公民对政府政策执行给予其目标和期望得到满足的心理体验(陈磊、廖逸儿，2017)[15]。首先，政策执行的质量决定了政策效果(吴比等，2016)[16]，进而影响到政策满意度。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精准识别是第一步，地方政府在识别时，存在诸如贫困测量方式存在偏差(Ravallion，2008)[17]、识别成本高(刘辉武，2016)等问题，从而导致救助资源误用(Copestake，1992)[18]、精英俘获(Galasso and Ravallion，2005[19];邢成举、李小云，2013[20])、排斥现象(邓维杰，2014[21];雷望红，2017[22])。Alatas 和Banerjee(2012)[23]通过对印度尼西亚村庄的随机试验研究发现，社区瞄准机制有助于提高群众满意度。此外，“公众参与”有助于创新扶贫开发模式，提升精准扶贫成效(沙本才等，2017)[24]，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干群互动(张琳等，2017)[25]，同时，政府做出公众期望的有效回应，政策适应性和扶贫精准性的提高(石靖等，2018)[26]，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会产生积极影响。张广来、廖文梅(2018)[27]发现扩大农户参与与政策执行协商能有效促成扶贫目标实现，提升政策满意度。但在贫困识别的过程中，贫困户参与民主评议亦会导致识别偏差出现(汪三贵、郭子豪，2015)[28]。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是一个扶贫到脱贫攻坚的内在逻辑演化过程，其中“五个一批”的扶贫脱贫方式是关键(王朝明、王彦西，2018)[29]，亦有学者从产业扶贫(王宏杰等，2015)[30]、易地扶贫搬迁、生态补偿、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兜底等具体政策角度研究了与政策满意度的关系(刘兴琴，谢树青，2019)[31]，尽管这些扶贫政策能够有效改善农户绝对收入，却对相对收入与收入满意度的影响较小(刘祖军、王晶、王磊，2018)[32]。在政策落地时会出現政策不匹配、执行存在偏差、资源溢出(刘欣，2016)等问题，亦存在扶贫理念的非系统性、扶贫方式的粗放性以及扶贫主体的缺失性等现象(代蕊华、于璇，2017)[33]，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最后，完善的贫困人口退出机制是精准脱贫的前提(李瑞华等，2016)[34]，然而，退出机制创建的过程中存在“数字脱贫”、缺乏统一退出机制制度体系框架(张琦、史志乐，2016)[35]、忽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唐丽霞，2017)[36]等问题，这些问题若不加以解决，会降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基于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悉数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贫困地区精准脱贫的多元化路径设计与退出机制”(16ASH008)课题组于2016年7月-9月期间对微观农户进行的实地调研。课题组选取了六盘山区、四川藏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武陵山区、滇西边境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燕山太行山区以及罗霄山区等九大连片特困地区中的下属8个省份，18个贫困县，83个贫困村的农户家庭，对其2015年的家庭情况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及入户访谈，直接从农户获取资料、数据与信息。本研究研究主要采用隨机抽样法，在每个贫困村随机抽取约34户农户，一共随机抽取了2802个农户，剔除153份无效问卷后，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649份，问卷有效率达94.54%。关于贫困的鉴定，本文以2015年国家贫困线为标准，也即人均纯收入2800元来划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筛选后分别得到贫困户样本555个，非贫困户样本2094个。该问卷包括九大部分，分别是：农户基本情况、贫困户精准识别现状、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贫困地区致贫原因、贫困地区农户劳动力配置状况、农户生活状况、农户的金融服务状况、政府多元化脱贫政策实施效果、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退出机制。具体调查样本基本特征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二)变量选取及说明
本文研究目的是研究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因此如何度量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关键。鉴于此，本文将农户对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满意程度(定距变量)设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李克特五分法(Likert scale)① ①具体设置为：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4，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5分② ②调查问卷在H部分(政府多元化脱贫政策实施效果)设置了“农户对本地区精准脱贫政策实施的评价”，满意程度取值范围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1～5，评价政策在“五个一批”的基础上，分别设置了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生产脱贫、易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发展教育脱贫、社会保障兜底、劳动力流动脱贫、金融扶贫、政府监督以及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总体评价等10个方面的内容。 ，分值越高表明受访者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越高。通过整理、筛选、分类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得到21个解释变量。在本文中主要以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在识别认定与退出脱贫标准、现金补助、精准脱贫政策的类型、地方多元化脱贫政策的实施效果、“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等方面的理解(understand)程度来综合反映政策营销。从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贫困退出机制等三个方面来刻画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其中精准识别，主要是通过对贫困户认定的客观公正、参与民主评议、错评与漏评的情况综合界定;“五个一批”政策执行，主要是通过农户对发展生产脱贫(也即政府通过减税、补贴、资金扶持、组建专业合作社等方式支持引导当地特色种养殖业等规模化产业以及休闲旅游业、传统手工业发展以支持地方脱贫的情况)、发展教育脱贫(政府对当地办学条件、师资队伍以及教育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资金倾斜以及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进行学习与生活补助等情况)、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政府对居住在生存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以及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群众进行搬迁，做好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等工作的情况)、生态补偿脱贫(也即政府对退耕还林贫困户争取优惠的补助标准，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防火员以及支持贫困群众参与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等情况)、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兜底政策中精准的低保政策、精准的临时救助政策、整合医疗资金、特困对象救助等内容落实情况)等五个主要脱贫政策的满意度进行评价来界定;贫困退出机制主要是政府对脱贫仍享受政策、急需却无法享受政策、返贫以及政府定期考察的情况综合界定退出机制的执行情况。此外，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是建立在其体验与感知基础上的一种主观评价，这种评价不可避免地受到农户个体对扶贫政策的偏好与预期的影响，而偏好与预期与农户自身的性别、年龄、人均收入、文化程度、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情况密切相关，因此，为客观测度不同因素对其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农户的基本情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四大维度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如表2所示。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对调研样本特征基本统计结果表明，受访者以男性为主，占总体样本的81.24%，年龄集中在31～50岁之间，约占总体样本的52.85%，呈现出中年为主的特征。户主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口占了总样本的67.57%。受访者家中有效劳动力多为2～4人，占了总体样本的82.18%，一半以上(60.62%)的农户在县城并无亲友。
为了更好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本研究将贫困地区整体农户划分为非贫困户与贫困户两大类，以便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对2094个非贫困户样本与555个贫困户样本的被解释变量以及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非贫困户与贫困户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均值均大于理论中值3，可初步判断贫困地区整体农户对扶贫政策处于基本满意状态① ①按照通行标准，满意度值在1.5分及以下为不满意层次，在1.5～2.5分之间为不太满意层次，在2.51～3.5分之间为基本满意层次，在3.51～4.5分之间为比较满意层次，4.51分及以上为非常满意的层次为标准对满意程度进行定性。 。各变量标准差整体情况偏小，说明观测值离散程度小，数据稳定。从表中可以看出，非贫困户在人均纯收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略优于贫困户，在对政策的理解、政策参与、“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等方面较贫困户更高。
1.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基本描述
如表4所示，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总体评价为3.16分，说明贫困地区的农户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从均值分析来看，在政府主要实施的9种扶贫政策中，社会保障得分最高，为3.47分，其次为发展教育(3.27分)和完善基础设施(3.24分)。相反，得分最低的分别为劳动力流动脱贫(2.68分)、生态补偿(2.69分)。从分布比例来看，农户对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政策感到满意的比例(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仍然最高，占了53.2%，随后分别是发展教育脱贫(42.4%)和完善基础设施(38.2%)。而对精准扶贫政策感到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与非常不满意)的三项分别为易地扶贫搬迁(37.4%)、生态补偿(36.9%)与劳动力流动脱贫(37.1%)。总的说来，社会保障兜底政策是贫困地区农户最为满意的政策，反之，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政策则是其最不满意的政策。
2.精准脱贫政策执行过程基本情况描述
首先在政策营销阶段，据统计，约59.4%的农户对本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不了解，这反映出基层政府对具体精准扶贫政策的营销宣传还不到位、不深入。其次，在精准识别过程中，57.1%的农户认为目前贫困户的认定是客观公正的，64.9%的人表示村民能够参与所在地区贫困户认定的民主评议，而认为当前扶贫政策漏评与错评占了48.5%。在贫困退出机制建立过程中，38.6%的人认为所在地区存在已经脱贫但仍享受扶贫政策的农户，49%的人认为本地区存在急需获取扶贫帮助却无法享受扶贫政策的农户，认为本地区存在退出贫困后又重新返贫的现象的占了40.8%，58%的人表示地方政府会对贫困户的贫困状态进行定期考察，这也反映出贫困退出机制还亟待完善。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所考察的是贫困地区农户的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也即被解释变量是1—5的有序变量，因此本文构建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 Model)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也提供了OLS模型的检验结果进行对比。建立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函数如下：
Y(政府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F(政策执行过程因素，样本人口学因素)+ε(随机干扰项)
有序probit模型是广泛运用于处理多类别离散数据的一种方法，其主要作用是运用可观测的有序反应数据建立模型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潜变量(Latent Variable)(彭爱东、姚娟，2014)[37]。对该模型描述如下：
设Y在1，2，3…，k上取值(本研究k=5)，解释变量X1，X2，…Xi为影响满意度的因素，为避免离散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带来异方差和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将其转化为连续变量Y*。因此Y*与XI有如下线性关系：
式(1)便是有序多分类Probit模型的潜回归方程。由于Y*是无法预测的潜变量，因此它需借助可观测的Y来测量。设δ1≤δ2≤…≤δk-1表示未知阈值参数(也即临界值 cut point)，本研究K=5，因此存在4個临界值δ1、δ2、δ3、δ4，由此可推出Y与Y*的关系如下：
Y=1，如果Y*≤δ1
Y=2，如果δ1≤Y*≤δ2
Y=3，如果δ2≤Y*≤δ3
Y=4，如果δ3≤Y*≤δ4
Y=5，如果Y*≥δ4
因此本研究可建立如下有序probit模型：
上式(2)中，被解释变量Yi表示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其中i表示第i个样本。解释变量为影响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因素，本文设定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两类。核心变量(Policy)主要是指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基本情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四个方面的内容。K和u 分别是控制变量(Personality)和核心变量(Policy)的个数，βk和βu是待估计参数，也分别是控制变量和核心变量的系数，β0为常数项，εi为随机扰动项。
(二)实证分析
1.假设检验。假设1检验：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政策营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运用多种营销交易的方式，挑选适当的政策工具，促使社会行动者做出特定的行为，以实现其共同目标的规划和执行过程(Buurma，2001) [2]。政府通过对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对扶贫政策的内容、作用、类型等多方面进行宣传，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深入理解政策内涵，以期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共鸣，同时也可以充分了解和倾听贫困户的需求，从而促使扶贫政策与贫困户需求实现“互配”，按需有针对性的改进扶贫政策，进而来影响农户的政策满意度。
假设1使用方程(2)作为基准模型，以九大连片贫困地区2649个农户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逐步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模型(2)，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首先对第一个核心变量精准扶贫政策营销对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反映政策营销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宣传能够显著提升贫困地区农户的政策满意度，也即通过扶贫政策的营销与宣传能够加深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understand)，从而从概率上能提升农户政策满意度。但模型(1)是作为基准模型最简单的估计，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通常存在一定的偏误，其原因主要是来自遗漏变量、函数形式误设以及测量误差三个方面(J.M 伍德里奇，2003)[38]。显然，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是农户基于其感知的一种主观评价，还受到诸多因素的潜在影响，因此在模型(2)中引入了基本情况、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遗漏变量，以缓解模型(1)的内生性问题所导致的估计偏误。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估计结果回归系数稍有下降趋势，但总体与模型(1)依然保持一致，也即“政策营销”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也说明在引入更多控制变量后，核心变量政策营销的回归系数估计量将更为稳健。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在进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时，注重政策的营销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能够在政策的落地的同时，使其深入人心，通过推动基层广泛普及宣传该政策，形成地方政府与贫困户的良性互动，提高扶贫对象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排除政策执行的民意障碍后，减少政策执行的阻滞，将大幅提升扶贫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益，进而有效缓解贫困地区的贫困状态，为贫困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由此他们的政策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即假设1得证。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首先变换计量模型，进行了OLS回归，检验结果如模型(3)—模型(4)所示，分析结果与有序Probit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且显著性较好，回归结果稳健。其次，为解决计量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拟引入工具变量。而工具变量的选择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外生性，也即外生于被解释变量(Staiger & Stock，1997)[39];二是内生性，也即工具变量应与解释变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否则将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基于以上两个条件，本文选取了除本人外一个村内其他人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平均了解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计量分析。首先，其他人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平均了解程度不会影响本人的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满足外生性条件;其次，如果同村其他人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度较高，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则也可以通过与邻里交流的方式去增进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因此，满足相关性的条件。因此，模型(5)—模型(6)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工具变量的可识别检验采用Anderson LM统计量，结果显示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弱工具变量的检验采用Cragg-Donald Wald F检验，Stock & Yogo(2005)[40]容忍10%水平扭曲下的对应临界值是16.38，结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检验结果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控制内生性问题。从估计结果来看，与有序Probit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结论基本吻合，但使用工具变量后，与使用前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明显增大，说明变量的内生性使得政策营销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产生向下偏移，从而倾向于低估政策营销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政策营销会提升政策满意度的结论稳健可靠。
假设2检验：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政策执行是将政府如何将政策内容转化为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动态过程。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是通过中央政府高位推动，五级政府层层配合衔接，实现扶贫资源、信息的协调、整合与交换，以达到扶贫政策的绩效与目标。但扶贫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会出现诸如：“精英俘获”、贫困户参与不足、政策无法有效扶持贫困户、对象识别不精准等政策执行偏差问题，而这些种种执行偏差是否会影响贫困地区农户的政策满意度?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是否又能提升农户政策满意度?因此本文接下来将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假设2仍然使用方程(2)作为基准模型，通过逐步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模型(2)，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精准识别阶段，贫困户认定的客观公正(fair)与满意度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评定的公平会显著提高农户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对于“漏评与错评(Omit-wrong)”，其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反映出若扶贫政策中出现的漏评与错评等一系列识别不精准的现象会显著降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同时，在此过程中，“能否参与贫困户认定的民主评议(participation)”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贫困地区农户文化程度整体较低，政治意识尚未增强，缺少积极参与政策讨论认定的热情;另一方面原因是基层乡镇政府在扶贫资源的分配中存在“精英俘获”现象，民主评议所导致的识别偏差相当普遍，正如汪三贵、郭子豪(2015)[41]对乌蒙山片区云、贵、川3省6县60个村1200户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以收入标准判断，民主评议所导致的识别错误接近50%。[57]这严重削弱了农户参与政策评议的热情，同时对精准帮扶与精准考核构成了极大挑战。在“五个一批”政策执行阶段，结果表明贫困地区的五种多元化的扶贫政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尤其是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政策与发展生产脱贫政策的估计系数较其他三类扶贫政策更高，说明农户对这两类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更高，能够更好地帮助其脱贫。在贫困退出机制阶段，“政府的定期考察”(investigation)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定期考察对扶贫政策的精准实施起到的监督和矫正作用，会促使基层组织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证脱贫效果的精准，进而增加农户满意度。然而“脱贫但仍享受扶贫政策”(Re-get)与符号假设存在一定偏差，也即“脱贫仍享受政策”会提高农户的满意度，但这恰好反映了我国现下扶贫攻坚戰所面临的困境：一部分农户自身缺乏主观能动性，自我发展信心不足，既想脱贫，又担心脱贫之后享受不到优惠政策，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退出机制的不够完善，没有及时对脱贫户与贫困户进行即时的数据记录与监控的现状。急需却未享受扶贫政策(Not-ge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也即在退出中出现此种现象将极大地降低农户政策满意度，而退出又返贫(Re-poverty)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约42.2%的农户对返贫情况并不清楚。进一步深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不透明，对于返贫、漏评与错评等现象并未给予高度重视。而一些农户由于文化程度有限、信息不对称以及自身已经脱贫，对于返贫、漏评与错评等现象并未过度关注，因此对其满意度并未见显著影响。通过分别对“精准识别”、“五个一批”政策执行、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的政策执行变量的分析，可见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过程会对农户政策满意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假设2得证。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运用Stata11.0，进行了OLS回归，检验结果如模型(3)—模型(4)所示，分析结果与有序Probit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且显著性较好，回归结果稳健，检验结果分析不再赘述。
(三)进一步讨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是否相异?
通过前文对整体农户满意度的研究，可以发现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过程的精准能够从概率上不同程度地提升整体农户的政策满意度。随着脱贫标准的不断拔高，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啃骨头、攻营拔寨”的冲刺期，“涓滴效应”所带来的区域增长的“益贫性”持续减弱，表现为“益贫困地区”而非“益贫困户”，因此对新时期深度贫困农户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考量有助于帮助政策制定者了解贫困户所需所想，进而有针对性地提供能够实实在在助其脱贫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鉴于此，本文将贫困地区非贫困户以及贫困户政策满意度进行比较，探讨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以期为下一步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建议参考。
该部分使用方程(2)作为基准模型，通过逐步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模型(6)，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模型对比结果来看，整个贫困地区农户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满意度与非贫困户并无较大差异，但贫困戶与非贫困户对扶贫政策实施具体环节的满意度却有不同。首先，在政策营销阶段，相较于非贫困户对政策理解与其政策满意度所呈现的高度正相关关系，贫困户对政策的理解与其对政策满意度的提升并未见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贫困户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小学及以下的占了总贫困户的86.1%，其中不识字的比例高达44.5%，因此即使地方政府对精准扶贫政策的营销与宣传到位，贫困户自身的文化程度有限对政策内涵、内容、具体操作等缺乏深入理解，甚至一无所知，更多的是从直观感觉角度，看政策有无改善自身的贫困状态以此判断是否满意。
其次，在政策执行的“精准识别”阶段，对“贫困户认定公平”三者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且贫困户的估计系数高于非贫困户，反映出贫困人口对公平评定的诉求，评定越公平，他们对政策执行满意度的概率就会越高。对“是否参与贫困认定的民主评议”(Participation)，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却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特征，尤其是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贫困户参与民主评议与提升其满意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贫困户民主参与程度的扩大从概率上会提升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反映出了贫困户渴望参与民主评议，借此以实现矫正、优化、监督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克服地方政府与辖区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促进精准识别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同时，通过参与民主评议，地方政府与贫困户之间的良性互动所培育出的合作型信任关系，也将促进贫困户乐观和稳定预期的形成(官永彬，2015)[42]。同样也证实了石靖、卢春天等(2018)[24]的实证研究：良好的干群互动关系会有助于贫困户更好了解贫困政策，扶贫干部更加精准的把握贫困户致贫原因，在此基础上精准施策，更有效地帮助贫困户脱贫，继而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1]。而对非贫困户而言，大部分人口已经脱贫或已达到脱贫标准，参与民主评议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实质的好处，另外，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发现，一部分已达到脱贫标准的农户，为持续享受扶贫政策所带来的优惠，争相装困、扮穷，存在害怕脱贫、不敢脱贫的思想，而参与民主评议是以一种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筛选、认定以及再评定的过程，很可能会取缔他们贫困户资格，使其不再接受政府的救济和扶持，因此对于这部分脱贫户来讲，参与民主评议会降低其政策满意度。另外，非贫困户“漏评与错评”(Omit-wrong)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扶贫政策的错评将极大地降低非贫困户的政策满意度。
在“五个一批”政策执行过程中，相较于非贫困户对五种多元化扶贫政策地所呈现出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贫困户仅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与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呈现出较高的满意度，而发展教育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对其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见非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更优于贫困户。一方面反映出随着扶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对贫困户加大了社会保障兜底的力度，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但正是由于政府、干部大包大揽的“保姆式”扶贫，助长了贫困户“打着呼噜也能拿钱”的错误思想，形成对政府扶贫资源的长期依赖，贫困人口自身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也就无法积极主动去寻求机遇，实现脱贫，因此呈现出他们对社会保障兜底政策的满意度极高。另一方面，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缺乏主导产业和集体经济的带动，产业扶贫拉动力不足，增收渠道少，加上一些贫困户身体素质差，文化技术水平低，信息来源少，在市场经济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常常被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所挤压，成为边缘化人群，长此以往，其“勤劳致富”的积极性被严重挫伤，此外教育脱贫虽然是解决脱贫的根本之策，但其投资大，周期长，因此贫困户对需要自身积极主动去实现改变的脱贫政策对其满意度并可见显著影响。
最后，在贫困退出机制阶段，“脱贫仍享受扶贫政策”(Re-get)对非贫困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再次佐证了前文所说，贫困地区部分脱贫农户出于“越穷越能得实惠”的心理，故意隐瞒收入，哭穷扮贫，以求与贫困户同享扶贫实惠的心理，因对于可见非贫困户的“赖贫”倾向。而地方政府的定期考察(investigation)对非贫困户与贫困户满意度的提升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总的说来，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过程对非贫困户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但对贫困户政策满意度而言，其影响尚不显著。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王志章、韩佳丽(2017)[43]：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更多的是“益非贫困户”而非“益贫困户”。且从其他方面来看，与贫困户相比，非贫困户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对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揭示了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并以微观样本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过程对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有助于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是提升农户政策满意度的促增因素，但对贫困户满意度的提升效果不明显。第二，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具体而言，在精准识别中，对贫困户认定的公平与政策的漏评与错评对农户政策满意度会有显著影响;“五个一批”扶贫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整体农户尤其是非贫困户的政策满意度，其中以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政策与发展生产脱贫政策最受欢迎。而对于贫困户而言，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是其最为满意的政策;在贫困退出机制中，地方政府的定期考察会有效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农户对“脱贫仍享受扶贫政策”的现象表现出极大满意，而对“急需却无法享受政策”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第三，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贫困地区农户满意度的提升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创新精准扶贫政策营销方式。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入户访谈、召开座谈会、“茶话会”、“院坝会”、“面对面”、“一对一”等方式现身解释和宣讲扶贫政策，同时强化媒体、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的参与效能，扩大各大媒体、客户端的覆盖率，不断增加精准扶贫政策的曝光度，提升扶贫政策的可见性。尤其对那些文盲或是文化层次低、不便行走贫困户的政策宣传，要逐一上门，采用鲜活的语言详细解读，做到宣传解读国家扶贫政策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不漏掉，同时广纳贫困群体民意，凝聚政策执行的共识，在不是原则的基础上灵活调整与优化政策执行空间，提升政策执行效益。此外，应着重加强对扶贫政策目标、标准、程序、种类、类型适用性等方面宣传，更需要营造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舆论氛围，通过树立身边精准脱贫致富典型，编好传播身边精准脱贫故事，将政策营销与树典型、讲好脱贫故事有机衔接，强化贫困户脱贫主体的作用，引导他们在思想上想脱贫、会脱贫、能脱贫上发力，逐步摆脱精神脱贫、心理脱贫，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脱贫。第二，提高精准脱贫政策执行效率。在“五个一批”“六个精准”基础上，要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把脉，对症下药，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多元化扶贫政策，出台有针对性的脱贫举措，以多样化的扶贫政策应对致贫因素;加大地方政府部门的定期考察考核力度，对扶贫项目安排、资金使用上贪污挪用、优亲厚友、截留私分、虚报冒领等行为严惩不贷，对作风漂浮、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懒政怠政的干部加大执纪问责力度;完善贫困退出机制，严格把控退出的标准和程序，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对贫困户退出进行严格考核，动态管理，实现应保尽保，该退则退，对于已退出的脱贫户给予一定政策倾斜和扶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警惕返贫现象出现，提高精准脱贫户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61-79+220-221.
[2]劉斐丽.精准识别政策的僵化执行及偏差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58-65.
[3]Buurma H.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marketing exchange in the public sector[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1， 35(11/12)： 1287-1302.
[4]谭翀.“政策营销”：源流、概念、模式与局限[J].中国行政管理，2013(12)：28-32.
[5]王绍光，樊鹏，著.中国式共识型决策[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6]裴志军，陶思佳. 谁会给政府“差评”：社会资本和生活满意度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基于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数据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18(1)：98-103.
[7]张玉强，李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模式[J].重庆社会科学，2016(8)：64-70.
[8]聂雄，谢鸿鹤.浅谈精准扶贫电视报道创新——湖南卫视的实践与启示[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4)：125-127.
[9]张蓓.以扶志、扶智推进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J].改革，2017(12)：41-44.
[10]王立剑，叶小刚，陈杰.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113-123.
[11]刘丽娟.精准扶贫视域下的城乡低保瞄准机制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8(1)：70-79.
[12]刘裕，王璇.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对精准扶贫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8(8)：98-103.
[13]司静波，黄岩，赵志兴.“精准时代”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偏差与纠偏路径[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8(2)：5-9.
[14]Pressman and Davsky李化杰，丘昌泰， 2008：政策执行的评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5]陈磊，廖逸儿. 提升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的思路建议[J]. 中国行政管理，2017(12)：144-146.
[16]吴比，Ziming Li，杨汝岱，彭超.农村政策执行协商会影响农民的政策满意度吗?[J].中国农村经济，2016(4)：55-69.
[17]Ravallion M. Miss-targeted or miss-measured?[J]. Economics Letters， 2008， 99(1)：9-12.
[18]Copestake J. The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Performance during the Sixth Plan， policy responses and proposals for reform[J]. Poverty in India： Research and Policy， 1992： 209-230.
[19]Galasso E， Ravallion M. Decentralized targeting of an antipoverty program[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4)： 705-727.
[20]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9)：109-113.
[21]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22]雷望红.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1-8.
[23]Alatas V， Banerjee A， Hanna R， et al. Targeting the poor：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onesi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4)： 1206-40.
[24]沙本才，李国治，许超，李正跃.精准扶贫中全过程“公众参与”路径探索[J].安徽农业科学，2017，45(26)：201-202+223.
[25]张琳，童翔宇，杨毅.湘鄂渝黔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效益评价及增进策略——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7，38(1)：177-180.
[26]石靖，卢春天，张志坚.代际支持、干群互动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49-56.
[27]张广来，廖文梅.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赣南原中央苏区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23(3)：185-195.
[28]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29]王朝明，王彦西.中国精准扶贫、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1)：85-90.
[30]王宏杰，冯海峰，李东岳.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分析——基于湖北省松滋市208位农村居民的调查[J].老区建设，2015(8)：14-19.
[31]劉兴琴，谢树青.基于贫困户满意度视角的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价：以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J].贵州农业科学，2019，47(3)：168-172.
[32]刘祖军，王晶，王磊.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农民增收效应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6(5)：63-72.
[33]代蕊华，于璇.教育精准扶贫：困境与治理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7，37(7)：9-15+30.
[34]李瑞华，潘斌，韩庆龄.实现精准扶贫必须完善贫困县退出机制[J].宏观经济管理，2016(2)：26-28.
[35]张琦，史志乐.我国农村贫困退出机制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3)：296-301.
[36]唐丽霞.精准扶贫机制的实现——基于各地的政策实践[J].贵州社会科学，2017(1)：158-162.
[37]彭爱东，姚娟.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农村信息资源配置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6)：58-63.
[38].J.M.伍德里奇，2003，《计量经济学导论： 现代观点》，费剑平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9]Staiger D O， Stock J 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with weak instruments[J]. 1994.
[40]Stock J H， Yogo M.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J]. 2002.
[41]汪三贵，张雁，杨龙，梁晓敏.连片特困地区扶贫项目到户问题研究——基于乌蒙山片区三省六县的调研[J].中州学刊，2015(3)：68-72.
[42]官永彬.民主与民生：民主参与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实证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5(2)：26-37.
[43]王志章，韩佳丽.贫困地区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能够有效减贫吗?[J].中国软科学，2017(12)：11-20.
Policy Marketing、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Satisfaction
WANG Zhi-zhang， HAO Li， HUANG Ming-zhu
(1.Southwest University，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Chongqing 400715， China;
Fudan Universit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School， Shanghai 200433，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olicy market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the policy satisfaction of farmer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by using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nine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China in 2016 with 2649 sampl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ound that： (1)Policy marketing can effectively help rural household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to understand deeply relevant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enhance their policy satisfaction. (2)The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s also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n enhancing farmers' policy satisfaction. It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poverty househol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such as “Five types of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and the poverty exit mechanism. (3)Overall， farmer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re basically satisfied with precision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and the policy market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precision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have a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the policy satisfac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Key words：
policy marke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satisfaction
作者：王志章 郝立 黄明珠
[摘 要] 精准扶贫是我国新时代背景下反贫困的重要战略;社会政策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两者息息相关。精准扶贫目标的完成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政策的实施，因此我们应该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充分调动政府，非政府组织，市场等各个社会主体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将传统“输血”式扶贫转为“造血”式扶贫，找到贫困地区的支柱产业，同时发展社会工作，助力扶贫济困。
[关键词] 社会政策;精准扶贫;输血;造血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1. 120
[
1 社会政策与精准扶贫工作
社会政策是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其核心是解决市场经济下公民的社会风险。对社会政策的研究，离不开“社会问题”“社会排斥”“社会福利”“不平等”以及“贫困”等词语。而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精准扶贫的本质是反贫困，提高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
首先，精准扶贫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属于社会政策的范畴。从广义上讲，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是社会政策的重要方面。精准扶贫五种渠道之一的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就已证明社会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仅如此，国家还提出将扶贫开发政策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两项制度”)进行对象衔接、政策衔接、管理衔接(简称“三个衔接”)，形成精准扶贫与兜底保障相结合的扶贫工作机制，在其他四批中社会政策也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例如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若没有相配套的安置费用补贴，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等措施的实施，恐怕效果不佳。
其次，精准扶贫的本质是反贫困，而国内外历史经验表明，反贫困离不开社会政策的参与。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反贫困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①以解决温饱为主，对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视不足;②反贫困主体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力量薄弱;③反贫困政策封闭，缺乏动态性与开放性;④过分注重“输血”，忽视“造血”，导致贫困地区政府依赖性强，贫困人口自助性差;⑤以行政式扶贫为主，缺乏专业化的反贫困工作方法。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造成贫困原因复杂化，适合扶贫开发的条件不再满足，减贫效应不断下降。面对新的贫困背景，2013年我国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将扶贫重点从区域扶贫转移到家庭或个人扶贫，努力激发贫困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反贫困政策设计也具有了发展主义取向，而且中央近年反复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精准扶贫工作面向贫困群体，与社会政策托底的对象显然是一致的。这体现出国家社会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或不同时代背景下做出的调整，使之既适应我国国情，又适应国际反贫困趋势。
最后，精准扶贫实施所依托的精神思想和价值追求贯穿于社会政策发展理念的始终。不得不承认，经济高速增长是社会政策发展的好基础，正是如此，以往的社会政策无论是经济导向型还是福利导向型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是一种被动式，救助式的社会政策，被认为是经济负担，两者甚至是一种排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扶贫开发政策也依附于经济发展，过分注重“输血”，是一种消极的扶贫。而在新形势下，我们追求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强调权利公平、规则公正，成果共享、共同富裕，利益共容、价值共建;社会政策方面我们追求“发展型”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将社会政策看成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强调社会政策对提高劳动力素质有直接作用，注重对人力资源的投资，重视就业与贫困问题。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由排斥转为良性互动，在这种情况下，扶贫政策也由原来的消极式转为积极式，更加注重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
2 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反思：社会政策的视角
2.1 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旨在消除因户口带来的各种不平等，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成功，很多农村居民并不想转变农民的户籍身份，其中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农村居民感受不到身份转变之后的权利平等，诸如社会保障权益，教育权益等，失去土地等于失去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然慎之又慎。我国现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国家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支付终身并确定了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养老保险制度本应是一种保险性质的制度，而非救助性质的制度，国家每月补助固定55元，即使有所调整也是某个固定的数额，这与社会救助的性质有何区别，农村居民的养老待遇不具有累计账户的收益性，分享不到经济发展成果，养老保险的设计初衷又作何解释。另一方面，精准扶贫首先要求对象精准识别，单纯以一条贫困线作为判断标准实在是难以精准，由此带来的扶贫对象识别认定困难，调查收入不说实话，扶贫措施流于形式，落实不够，定扶贫对象凑指标，随意控制贫困率，填检测表限定收入额度，多的少算点儿故意压低收入等一系列问题，2016年发生在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姑村的杨改兰事件，让这种潜在危机暴露无遗。
因此当下应当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完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养老保险统筹账户与经济发展相挂钩，并建立正常的调整机构;适时建立农村大病医疗统筹保险;取消单纯的以贫困线定标准的做法，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贫困人口自愿申请和村政府推荐的同时引入第三方社会服务(地方民间机构、科研和大专院校等非关键利益相关者)，确保贫困识别过程的公开、公正、透明，并且可核查和可追责，构建包含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2.2 充分调动政府，非政府组织，市场等各个社会主体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
社会政策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责任主体必然是政府，但政府的大包大揽存在效率低，贪腐以及扶贫资金投入不足等的问题。长期以来的扶贫政策将贫困诸多的内涵理解为并不可靠的经济指标，看似力推各相关部委参与，其实政出多门，大大削弱了扶贫的力度;倒三角人力资源结构使政府扶贫力量在贫困地区的可及性很弱，自上而下的计划式运动式扶贫很难精准回应贫困群体的多元化需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教授萨拉蒙认为(Lester M .Salamon)，为了实现实惠建设的目标，政府应当将一些公共服务的任务委托给社会组织完成，而政府只需提供资金支持和负责掌握全局。因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市场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积极互动是非常有必要且具有重大意义的。
2001年，我国在《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中提出，在21世纪初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但直到2006年2月，我国政府才挑选了6家NGO作为大规模投放国家扶贫财政资金的合作伙伴。虽然数量有限，但可以说，这一行动实现了我国反贫困由“政府包办”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第一步。中国NGO覆盖社会政策的各个领域，①通过与公共知识分子、大众媒体的良好互动;②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纽带;③凝结企业家力量的一股绳，并利用现代发达的交流工具，用自己的善行影响着政府决策与行为。从汶川大地震中就可以看出政府与NGO 的默契配合，这为以后的长期合作和NGO自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本，所以在新一轮的反贫困中，必须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扶贫。
2.3 “输血”固然重要，但“造血”更重要，找到支柱产业才是硬道理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主要着眼于实物或现金等“输血”式的扶贫，这种扶贫只能解决一时之忧，却解决不了长久之困，救急救不了穷，反而还会成为农村社会的“矛盾源”，导致“养懒汉”、“等要靠”等诸多恶性后果。正在进行的精准脱贫攻坚战采用惠农政策、社会救助、精准贷款、异地搬迁、富民产业、劳动力培训、发展教育等多重社会政策措施，重点是要在贫困村培育形成适合本村实际的村级主导产业，同时分析致贫原因、因户施策帮助贫困户找到致富门路，实现致富脱贫。甘肃省陇南市成县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和培养电商人才，珍惜和开发电商资源，将群众口袋鼓不鼓作为评判是否脱贫的唯一依据，而不是以卡表册数据为依据搞“数字脱贫”或“纸上脱贫 ”。全县、全市上下举全力支持农村电商发展，党政领导亲自背着当地特产推销，将农民的农产品深加工、再包装并在网上销售，形成了长远持久的经济发展网络空间，最大限度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了真脱贫、脱真贫、增收致富脱贫、发展产业脱贫。
社会政策的实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要正确处理好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将社会政策的运用贯穿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工具性作用。精准扶贫的根本在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改变贫困现状，实现全面小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精准扶贫不只是改变贫困人口今天的生活，更是要谋好贫困人口明天的发展，让贫困群体从总体上告别贫困。对精准扶贫要综合运用社会政策，长远规划，统筹兼顾，实现“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
2.4 发展社会工作，助力扶贫济困
民政部原部长李立国指出，扶贫济困是专业社会工作的核心使命，投身脱贫攻坚战是我国社会工作者的时代责任;2016年国际社工日的中国主题被确定为“发展社会工作，助力扶贫济困”;而且从国际经验和社会工作自身的特点及优势来说，社会工作应该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在实际反贫困工作中发挥作用十分有限，这既有制度建设原因，也有自身队伍原因。制度建设方面，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第一次将社会工作写入反贫困政策，指出“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为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打下制度基础，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大多社会工作者是借助“三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项目参与的，这些项目一般都是短期性的，社会工作者未能制度性地进入反贫困领域，因此政府应该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有具体的制度安排来支持社会工作者进入这一领域。社会工作专业自身队伍参与扶贫开发能力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①理论与现实相差太大，社会工作者接受教育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一般都在城市进行，关于农村的社会工作现实甚是缺乏，特别是难以适应复杂的精准扶贫的要求;②缺乏综合性的应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方法;③对我国已有的反贫困经验了解不够;④对扶贫开发的相关知识了解不足。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工作者必须提升自身能力建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了解农村群体的生活状况，考察致贫的具体原因，系统学习和了解反贫困政策以及国内外历史经验，能够提出自己对精准扶贫的想法，在为实现国家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实现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的人生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倩.发展型社会政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政策评析[J].山西农经， 2016(4)：32-33.
[2]李迎生.推进社会政策与新扶贫攻坚方案的有效衔接[J].甘肃社会科学，2016(4)：1-6.
[3]向德平.包容性发展理念对中国社会政策建构的启示[J].社会科学，2012(1)：70-74.
[4]王思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J].社会工作，2016(3)：3-9.
[5]李迎生，乜琪.社会政策与反贫困：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教学与研究，2009(6)：18-23.
[6]赵丽媛.甘肃陇南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6.
作者：常方瑛
【摘要】当前，巩固脱贫成效、衔接乡村振兴，已经迎来了政策窗口期。为了保证实施效果，精准扶贫各项政策措施需从注重强力推进逐步转向注重政策协同，要重点关注精准识别与子女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的协同、精准施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协同、扶贫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易地搬迁与生态移民的协同、拆旧复垦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协同。
【关键词】精准扶贫 政策协同 政策执行
在“精准扶贫”基本方略的强力推进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减贫难度越来越大，因人因地因户施策的复杂性不断升级。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在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只有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及时调整，出台具有适宜性和针对性的政策，促进政策协同发力，才能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效，进而与乡村振兴战略顺利衔接。
精准识别与子女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的协同
贫困户的精准识别是以户为单位进行建档立卡的。然而当前，我国某些贫困区存在不合理分户现象，即具有赡养能力的子女与父母“分户”，使父母符合建档立卡户标准被纳为贫困户，从而导致贫困户数量虚增。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从法律上规定了子女具有在经济上奉养、生活上照料以及精神上慰藉老年人的义务。但是，法律法规通常较为抽象，并未明确子女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履行义务，且一些农村地区缺少专业的法律援助机构，再加上分户门槛较低，在精准识别过程中出现了“合法但不合理”的分户现象。一些子女通过分户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赡养义务推给国家，让父母享受低保户或建档立卡户的政策红利，甚至出现“一个屋檐下、三个户口本”的现象。同时，由于不合理分户的甄别难度较大、政策处罚依据不完善等原因，一些扶贫干部对此采取默许态度。由此可知，政策协同力度需进一步深化，以减少“钻空子”行为的发生。
精准施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协同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实行分类指导，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要求。对于一些人口稀少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虽然也要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可以适当放宽要求。比如，在一些民族地区普遍实行二胎政策，部分总人口少于一千万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三胎政策。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政策并未严格落实，超生现象仍然存在。在2015年8月—2016年5月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后，大量超生家庭被纳入帮扶范围，大大增加了脱贫难度。
在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方面，“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但这些超生现象严重的贫困户人均收入普遍过低(不足1000元)，在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不愁吃不愁穿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帮扶压力。尤其是义务教育保障和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等所需的经费缺口和人才缺口较大，使得地方政府在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上面对较大压力。事实上，如果政策执行不到位、不平衡，就会影响后续的实施效果，因此需要加大各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协同，形成政策间相互补充、共同发力的有利局面。
扶贫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
2016年颁布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是落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举措，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指导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安排。生态保护等各类环保投资，具有初始性投资高、周期长、低风险、低收益等特性。因此，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力争组建1.2万个生态建设扶贫专业合作社，吸纳10万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新增生态管护员岗位40万个。通过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是实现脱贫目标的重要途径，但部分地方政府由于担心被生态环境指标“一票否决”，采取了“一刀切”式的方法，把区域内导致污染的建筑材料生产企业全部关停，而达标的建筑材料生产企业又未能及时引进，使得危房改造、易地搬迁、基础设施建设等所需的材料成本大幅上升，仅依靠生态补偿的转移支付无法推进精准扶贫的各项工作。针对这些问题，除了要寻求其他转移支付的途径外(如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更要增强生态产业的发展能力，拓宽生态产业的发展思路。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创新方式方法，探索符合本地区实际的政策协同路径。
易地搬迁与生态移民的协同
移民搬迁是在生态脆弱区或贫困地区防范自然灾害和解决贫困共生问题的重要手段。在相关移民补偿政策出台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现边支援服务工程建设、边搬迁安置移民、边研究争取政策的被动局面。移民工作始终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映诉求、争取政策、化解情绪、维护稳定”中负重前行，导致生态移民群众难以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成为贫困人口。随着中央和地方主动探索并出台相关生态移民支持性政策，比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等，移民搬迁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被放在了重要位置，要求实现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与易地搬迁政策的目标一致。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却存在易地搬迁补偿标准与生态移民补偿标准差异过大、不同地区间补偿标准差异过大等问题，导致之前的生态搬迁移民与后续的易地搬迁移民之间存在不平衡。
事实上，对于生态移民搬迁和易地扶贫搬迁来说，更重要的是搬迁户后续配套措施和社会融入问题，这就需要统筹考虑生态搬迁户与易地搬迁户的产业发展基础和就业渠道，实现政策间的延续与协同。
拆旧复垦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协同
对于农村贫困人口来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五个一批”的直接体现。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因地制宜地选择性搬迁，同时也包含后续帮扶、拆旧复垦、公共服务均等化、土地增减挂等多项配套政策，需要各项政策的协同发力。
在一些有悠久历史的贫困地区，传统村落虽然不适宜居住，但却承载着历史传承、文化乡愁，如果按照拆旧复垦的要求，即旧房必须拆除才能进行搬迁和领取补助，那么那些还未开展传统村落普查、未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历史村落将面临拆除风险，尤其是一些偏远落后地区对传统村落保护的认识不足，改造维护又缺乏资金和技术，导致一些百年古村面临被损毁的命运。
针对传统村落的保护，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外，也有《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見》等行政指导意见，但仍缺少专门的法律加以规范。只有尽快实现政策执行各相关方的协同，补充调查完善传统村落名录，才能真正让老百姓“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网，2015年10月16日。
作者：章文光
铅厂镇精准扶贫工作宣传资料
问：精准扶贫对象分几种类型?
答：分四种类型。第一类：扶贫开发对象。指农村有劳动能力、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扶贫标准(2010年不变价，相当于2013年的2736元)的贫困人口;第二类：扶贫低保对象。指农村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我省今年标准为220元/月，月人均补差达到145元)的贫困人口;第三类：纯低保对象。指农村因病因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贫困人口;第四类：农村“五保”对象。指《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的供养对象。
问:铅厂镇是怎样识别贫困人口的?
答：各村在再识别再核实贫困人口时，严格按照“七步工作法”即：农户申请、村民小组评议、组级公示、村民代表大会审核、村委会公示、镇政府复核和县扶贫办批准、村公告以及扶贫对象签字等7个步骤进行识别的。
问：铅厂镇精准扶贫工作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截止2014年底，全镇还有贫困户362户、贫困人口830人。从2015年起，凝聚全镇各方力量，优化整合资金，大力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减少返贫发生，全镇每年实现精准脱贫170人以上，确保到2020年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目标。
问：铅厂镇是怎样开展结对帮扶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从2015年起,利用“三送”工作平台，按照“三送“单位和镇干部在编在岗情况，采取“321”的方式安排结对帮扶干部，确保每个村都有帮扶单位，每户贫困户都有干部结对帮扶。帮扶干部要围绕脱贫成效可持续、不返贫的要求，根据贫困户家庭的实际情况，与贫困户一起制订脱贫措施和计划，帮助贫困户最终达到脱贫目标。
问：精准扶贫的扶持方式有哪些?
答：全镇贫困人口根据致贫原因和发展需求，精准识别，科学分类。
1、对“低保户、五保户”等农村因病、因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由政府实行托底保障;
2、对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扶贫户、扶贫低保户，采取“产业扶贫”、“产业+就业”扶贫、“培训+就业”扶贫等组合式的“一户一策”帮扶方式，助其按脱贫计划脱贫。
问：目前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有哪些?
答：从2015年起连续三年，按户均1亩的目标对有能力、有意愿、符合种植发展条件的贫困户，每户扶持种植1亩刺葡萄，由君子谷公司提供2年以上规格的安全种苗，费用由县财政和君子谷承担，其中每株种苗县财政补助10元，不足部分由君子谷公司承担。并由君子谷公司与贫困户签订每市斤刺葡萄不低于1.25元的保护价收购协议，县财政补助每户贫困户搭建棚架费用4000元(其中，棚架材料实物补助3000元，人工费1000元)。贫困户种植刺葡萄面积超出1亩的，超出的种植面积享受《崇义县刺葡萄产业发展办法》(崇办发„2015‟2号)的扶持政策;贫困户发展油茶产业的，新造或低改油茶林1亩以上的，新造林每亩补助600元，低改每亩补助300元。
市、县、乡干部50问“一口清”
1、什么是精准扶贫?
答：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
2、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背景是什么?
答：十八大结束不久，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时指出：“帮助困难乡亲脱贫致富要有针对性，要一家一户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2013年11月3日，总书记在湘西调研扶贫工作时，明确提出扶贫工作“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抓住重点，不断提高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2013年9月中旬和10月上旬，李克强总理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扶贫工作时，都对精准扶贫和建档立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2013年4月，汪洋副总理在甘肃省调研考察扶贫工作，提出推进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必须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2013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明确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和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的工作要求。
3、什么是“六个精准”? 答：(1)对象精准。全市2014年537个贫困村、47.85万贫困人口为基本对象，并按照“三对面、三签字、两评议、两公示、一公告”的程序进行贫困户识别，做到户有卡、村有册、乡镇有簿、县有档、市有信息平台。
“三对面”即：入户调查面对面、收入测算面对面、群众评议面对面;
“三签字”即：入户调查表上调查员与调查户同时签字认可、收入测算表上调查员与调查户同时签字认可、评出的贫困户本村组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签字认可;
“两评议”即：村民小组全体群众评议、行政村村民代表会评议;
“两公示”即：村委会公示、乡镇政府审核公示; “一公告”即：县区扶贫办在县政府外网公告。 (2)目标精准。按照贫困村“七有”(有主导产业、有专业合作社、有培训室和卫生室、有敬老院和幼儿园、有综合性村民活动场所、有金融网点覆盖、有综合商业服务、有良好村容村貌)、贫困户“八有”(有安全住房、有安全饮水、有基本农田、有增收产业、至少一人有技能资质证书、有基本社会保障、家有余粮、手有余钱)的目标要求，把年度减贫计划细化到具体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分年度确定减贫目标。建立起以建档立卡为基础，脱贫到户到人的核算体系，使减贫效果落到人头户头，改变过去那种根据抽样调查推算减贫人口的做法。 (3)内容精准。根据贫困地区路、水、电、房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需要列出“需求清单”;对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按照因病、因灾、因学、因婚、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等精准分类致贫原因，提供给行业部门列入年度计划。
(4)方式精准。把各项扶贫措施与建档立卡对象挂钩，逐村、逐户制定年度帮扶计划，集中力量，合力攻坚。每个贫困村必须有扶贫规划、脱贫计划、工作台帐和县级以上领导联系、驻村工作队帮扶、科技人员指导。每个贫困户必须有基础台帐、帮扶计划、脱贫措施、增收项目、资金扶持、干部帮联。
(5)考评精准。严格落实中组部、国扶办《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甘肃省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和《庆阳市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的考核办法》，把贫困村整村脱贫、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和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提高，作为县(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扶贫工作的主要考核评价依据，考核评价结果作为领导班子调整配备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6)保障精准。把扶贫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最大政治和责任担当，强化县级主体责任，实行责任、权力、资金、任务“四到县”制度。充分发挥全市重点工作督查组的作用，把精准扶贫作为核心督查内容，采取定期不定期、定点不定点、明查暗访等形式加强督促检查，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综合性督查，年终进行集中考核和综合评估。
4、什么是“1236”、“1+17”和“1+20”?
答：“1236”扶贫攻坚中“1”即“一个核心”，就是持续增加贫困群众收入，确保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以上;“2”即“两个不愁”，就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3”即“三个保障”，即保障扶贫对象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6”即“六大突破”，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易地扶贫搬迁、金融资金支撑、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素质提升突破。
“1+17”：2015年6月9—10日召开的全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会议上，出台了“1+17”精准扶贫方案，包括《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和17个专项精准扶贫工作方案。
“1+20”：为了贯彻落实好全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会议精神，与省上“1+17”精准扶贫方案目标、任务相对接，庆阳市及时制订出台了“1+20” 精准扶贫方案，包括《中共庆阳市委庆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和20个专项精准扶贫工作方案(交通、安全饮水、易地搬迁、危房(窑)改造、贫困村电力电覆盖、草畜产业、瓜菜产业、苹果产业、林业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电子商务、教育扶贫、卫生计生、文化扶贫、社会救助、劳动力培训输转、金融扶贫、干部人才、贫困县考核、驻村帮扶管理方案)。
5、精准扶贫的范围是什么?
答：国家在全国划分了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甘肃省内有六盘山片区、秦巴山片区和藏区“三大片区”，以片区内58个集中连片特困县区为主战场，统筹17个插花型贫困县区。我市环县、华池、镇原、宁县、合水、庆城、正宁七县列入六盘山片区县，西峰区列入全省17个插花型贫困县区之一。
6、庆阳市精准扶贫的对象有哪些?
答：按照省扶贫攻坚行动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制定的《甘肃省2013年度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截止2014年底，全市八县(区)精准扶贫贫困村有537个、贫困人口有47.85万。
7、庆阳市精准扶贫的目标是什么?
答：①集中攻坚阶段(2015—2017年)：到2017年底，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300元以上，其中扶贫对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200元以上;年均减少贫困人口10万人以上，全市贫困发生率下降到8%以下。贫困地区贫困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目标。②巩固提高阶段(2018—2020年)：到2020年底，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000元以上，其中扶贫对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00元以上;全市贫困发生率稳定在5%以下，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基本完成农村小康主要监测指标，与全省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8、精准扶贫的任务是什么?
答：把减贫目标、帮扶措施、脱贫时间细化到每一个贫困村、每一个贫困户，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9、精准扶贫“十大要件”是什么?
答：①领导精力要集中到扶贫攻坚上;②财力支出要使用到扶贫攻坚上;③项目布局要倾斜在扶贫攻坚上;④基础设施要优先在扶贫攻坚上;⑤工作作风要展现在扶贫攻坚上;⑥排忧解难要着力在扶贫攻坚上;⑦改革举措要结合在扶贫攻坚上;⑧力量组织要集合到扶贫攻坚上;⑨用人导向要体现在扶贫攻坚上;⑩工作落实要显示到扶贫攻坚上。
10、精准扶贫“三个进一步”是什么?
答：一是党委政府的主要精力要进一步集中;二是扶贫攻坚的具体办法要进一步精准;三是保障扶贫的鲜明导向要进一步强化。
11、精准扶贫的责任怎么分配?
答：①片区县党委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上;各级扶贫攻坚行动协调推进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所有承担扶贫任务的部门、单位，都要把贫困村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把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作为主要扶持对象，聚精会神地实行精准扶贫。②用是否“进村入户”来衡量和甄别是否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把贫困村、贫困户收入增长、按期脱贫作为业绩考核的主要依据;凡使用扶贫资金的部门、单位、企业、项目，都要有到村到户到人的扶贫措施，承担相应脱贫任务，向群众交“扶贫帐”。
12、“五到村”是什么?
答：①目标任务到村;②规划计划到村;③项目资金到村;④帮扶责任到村;⑤监测管理到村。
13、“六到户”是什么?
答：①结对帮扶到户;②脱贫计划到户;③项目安排到户;④产业培育到户;⑤跟踪监测到户;⑥效益落实到户。
14、“七到人”是什么?
答：①“两后生”等学历型技能培训落实到人;②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费和助学金政策落实到人;③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落实到人;④农村低保、新农合、五保供养和农村特大病救助等政策落实到人;⑤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落实到人;⑥增收产业技术培训落实到人;⑦创业型、开发性、公益性就业岗位安臵措施落实到人。
15、贫困村“八有”包括哪些内容?
答：有主导产业、有专业合作社、有教学点和卫生室、有敬老所和幼儿园、有综合性村民活动场所、有金融网点覆盖、有综合商业服务、有良好的村容村貌。
16、贫困户“八有”包括哪些内容? 答：有安全住房，有安全饮水，有基本农田，有增收产业，至少一人有技能资质证书，有基本社会保障，实现家里有余粮，手头有余钱。
17、县级扶贫挂图应有哪些?
答：①县区贫困片带和贫困村分布图;②县区扶贫攻坚协调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图;③县区贫困片带、贫困乡(镇)、贫困村一览表。
18、乡镇扶贫挂图应有哪些?
答：①贫困乡镇和贫困村分布图;②乡镇扶贫攻坚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图;③乡镇贫困村一览表;④乡镇贫困村精准脱贫规划。
19、村级扶贫挂图应有哪些?
答：①自然村及贫困户分布图;②村级组织机构和驻村扶贫组织机构图;③贫困户精准扶贫一览表;④村级精准脱贫规划。
20、开展精准扶贫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应遵循最基本的四项伦理原则：责任区别担当原则、底线平等原则、规避道德风险原则和尊重受扶者尊严权利原则。
21、新的扶贫标准是多少?
答：为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开发的阶段性变化，不断完善扶贫开发政策，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国家新的扶贫标准(2014年现价为2800元)。
22、新阶段扶贫项目安排的重点有哪些?
答：新阶段扶贫项目安排的重点主要是互助资金、特色优势产业开发、实用技术和技能培训、农村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和村组道路建设等方面。
23、贫困户贷款贴息有哪些政策?
答：整合各类财政到户贴息政策，对贫困户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按基准利率由政府全额贴息。对贫困户贷款按年结息和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为3年。对贷款户未按期偿还贷款及其他违约行为而产生的逾期贷款利息、罚息，不予贴息。
24、什么是贫困村互助资金?
答：贫困村互助资金是指以财政扶贫资金为引导，村民自愿按一定比例交纳的互助金为依托，无任何附加条件的社会捐赠资金为补充，在贫困村建立的民有、民用、民管、民享、周转使用的生产发展资金。
25、什么是贫困户“两后生”培训?
答：“两后生”是指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贫困家庭中的新增劳动力。对这一部分人，通过中长期培训，使他们从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获得一技之长。
26、什么是扶贫“少生快富”?
答：在确定的整村推进扶贫项目中，对农村计生“两户”在享受与其它贫困户同等项目受益的基础上，按照不同标准分别安排3000—5000元的帮扶项目。在实施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对农村贫困户的独生子女领证户、二女结扎户、男方到女方无儿家结婚落户的贫困家庭，优先开展技术培训，以提高其科技知识与生产技能。在劳务输转工作中，对农村贫困户、二女结扎户的贫困家庭优先提供劳务信息，免费进行输转前的技术培训。经常为其提供市场信息、供求信息，按照市场需求和经济规律指导他们从事产业开发，发展商品农业。
27、符合条件的易地搬迁户可享受哪些政策?
答：①对符合条件的易地搬迁户，人均补助12000元(国家专项补助6000元、省级财政配套2000元、市级财政配套2000元、县级财政配套2000元);②对每户落实5万元以内、贴息3年的优惠贷款;②对易地搬迁用地、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等需求实施清单管理，各县区发改、国土、交通、水利等部门加强衔接，确保相关项目纳入省、市通村道路、农村饮水安全、农村电网改造等规划，优先安排实施。
28、对缺乏劳动技能的贫困户进行培训的种类有哪些? 答：①就业技能培训;②“两后生”职业技能学历教育培训;③劳务品牌培训;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⑤农村创业和技能带头人省级示范培训;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⑦创业培训。
29、庆阳市有哪三大贫困片带?
答：中部干旱贫困片带、北部半农半牧区贫困片带、子午岭林缘区贫困片带。(县乡干部要掌握本区域内的贫困片带情况)
30、庆阳市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脱贫时序? 答：2015—2017年：全市365个贫困村、32.5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7县整体脱贫。其中：2015年143个贫困村、13万贫困人口脱贫，西峰区、正宁县、合水县整县(区)脱贫;2016年124个贫困村、10万贫困人口脱贫，庆城县、宁县整县脱贫;2017年98个贫困村、9.5万贫困人口脱贫，环县、华池、镇原3个县整县脱贫。
2018—2020年：全市下余的81个贫困村、15.35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县乡干部要掌握本区域内的脱贫时序)
31、精准扶贫交通建设确定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2015—2020年，计划利用6年时间，新建建制村通畅沥青(水泥)路3890公里、易地搬迁等其他公路156公里、国有林场道路621公里、村道联网和断头路1760公里、农村路网改善工程1944公里、自然村沥青(水泥)路5700公里，计划安排资金约121.3亿元。
32、精准扶贫饮水安全确定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2015—2020年6年时间内，投资17.83亿元，新建各类供水工程57797处，以537个贫困村为重点，解决全市53.73万农村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到2020年全市农村饮水安全达标率达到99%，自来水入户率达到75%以上。
33、精准扶贫易地搬迁确定的任务是多少? 答：到2018年全市计划搬迁安臵2.76万户12.88万人，总投资426729万元，人均补助标准12000元。
34、精准扶贫农村危房(窑)改造确定的任务是多少? 答：2015—2017年全市计划改造农村贫困群众危房(窑)58637户。
35、精准扶贫动力电建设确定的任务是什么?
答：2015年全市1144个自然村建设10千伏线路696.98千米、0.4千伏线路3477千米、户表改造46036户。
36、精准扶贫草畜产业确定的目标是什么?
答：到2017年底全市肉羊、肉牛饲养量分别达到1000万只、85万头;到2020年底全市肉羊、肉牛饲养量分别达到1200万只、100万头。
37、精准扶贫瓜菜产业确定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到2017年底全市瓜菜种植面积、瓜菜总产量分别达到150万亩、220万吨;2020年底全市瓜菜种植面积、瓜菜总产量分别达到150万亩、250万吨。
38、精准扶贫苹果产业确定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2015—2020年全市新栽苹果50万亩，到2020年苹果面积达到200万亩，挂果面积达到100万亩、果品产量150万吨、实现产值75亿元。
39、精准扶贫林业产业确定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全市每年利用宜林荒山开展苗林结合培育100万亩、到2020年达到700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9.8个百分点。
40、精准扶贫生态环境确定的目标是什么?
答：到2017年底贫困群众林业收入571元、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28.9%以上;2020年底贫困群众林业收入732元、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5%以上。
41、精准扶贫电子商务确定的目标是什么?
答：到2020年底全市贫困村电子商务应用普及率达到95%以上。
42、精准扶贫教育工作确定的目标是什么?
答：到2017年底全市适龄儿童学前三年入园率达到80%以上。
43、精准扶贫贫困村文化场所建设确定的任务是什么? 答：到2017年底对66个未达标乡镇综合文化站达到评估定级三级以上标准，完成537个贫困村“乡村舞台”建设任务。
44、精准扶贫卫生计生针对贫困户出台了什么政策? 答：从2015年起对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合人口政策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
45、精准扶贫社会救助出台了什么政策?
答：从2015年开始，对农村低保
一、二类对象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2952元、2304元提高到3300元和2808元。
46、精准扶贫金融工作提出的目标是什么?
答：全市支农再贷款限额年均增加1亿元、到2017年总限额达到10亿元。
47、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输转确定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2015—2020年全市计划培训贫困户劳动力25.08万人次、劳务输转339万人次、新增技能劳动者9.8万人。
48、精准扶贫干部人才工作提出的选派干部到贫困村挂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答：协调落实扶贫攻坚任务，整合扶贫干部力量，加强驻村扶贫工作队自身建设，帮助建强村级党组织;组织开展“七个一”活动，即每周至少调研一户贫困群众、每月组织一次党课、每季度开展一次党员活动、每半年进行一次工作小结、每年为群众兴办一件实事、每年撰写一份调研报告、每年向乡镇党委汇报一次工作。
49、考核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有哪些内容? 答：考核内容包括主要目标(两增加一减少)、基本保障(三个基本保障)、产业培育(四个支撑)、相关工作和党的建设五个方面18项指标和60项评价要素。
50、驻村帮扶工作队的主要职责有哪些?
答：①帮扶对象精准聚焦。摸清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基本信息，开展贫困户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建立贫困村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准确掌握贫困村、贫困户需求，深入分析致贫原因，列出需求清单，制定到村到户帮扶措施，做到底数清楚、扶持精准，动态管理、有进有出。②目标任务精准对接。紧盯“前三年集中攻坚”“后三年巩固提高”目标，深入调查研究，对接全面小康目标，开展村级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统计监测，制定切实可行的年度减贫计划，明确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时序，制定“任务书、时间表、施工图”，倒排工期、挂图作业，一项一项抓实见效。③帮扶内容精准落实。重点是扭住“1236”扶贫攻坚行动确定的“六大突破”，指导贫困村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社会事业发展等工作，加快水、电、路、房、易地扶贫搬迁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按期实现村村通路、户户通电、安全饮水、住无危房的目标;帮助贫困村集中实施“一村一品”产业培育工程，加快发展农村
二、三产业，积极推进电商扶贫，开展技能培训和劳务输转;指导贫困村建立村级产业发展资金互助社，协调落实双联惠农贷款等各类扶贫优惠小额贷款，实现村有致富主业、户有致富门路、劳动者有增收技能;指导贫困村落实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社会救助保障等行业扶贫计划，帮助群众解决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困难和问题。④帮扶方式精准到位。用足用好各项扶贫政策，帮助贫困村集中资金用于重点扶贫项目和贫困户、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到村到户到人资金项目的衔接立项、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和验收评估;深入宣传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开展培训宣讲活动，教育引导贫困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激发内生动力，增强“造血”功能;做好社会帮扶的争取和对接工作，动员市内外企事业单位、非公企业、个体工商户、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到村到户帮扶工作。⑤夯实基础强化治理。协助抓好村“两委”班子建设，指导贫困村党组织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肃党内生活，建设和完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服务设施等;指导实施“头羊工程”，提高村级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发挥好农村党员致富带富能力和先锋模范作用;指导村“两委”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推行“四议两公开”、“两议一监督”民主议事机制，加强村务监督，完善村规民约，促进依法治村;配合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征求并办理群众意见建议，回应群众关切，疏导群众情绪，促进邻里和谐、村组和谐。⑥培育典型示范引领。指导贫困村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和文明评选活动，积极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挖掘总结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产业培育、项目实施、机制创新、制度落实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上报工作信息，推广典型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村、组干部20问“一口清”
51、贫困村档案资料应包括哪些内容?
答：①贫困户调查摸底表;②贫困户申请书;③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示意图;④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会议记录;⑤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统计表;⑥贫困户初选名单(公示照片);⑦关于审核确认贫困户的报告(附贫困户初选名单);⑧乡镇贫困户审核确认情况(附拟定名单和公示照片)。
52、贫困村的识别标准和程序是什么?
答：识别标准：在贫困村识别上采取综合评价倒排序的办法确定贫困村，即以行政村地形地貌、农民人均纯收入、贫困发生率、道路建设、安全饮水、农电设施、居住情况和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等8项具体指标按百分值测算后倒排序的办法确定贫困村。识别程序：县(区)按照贫困村识别标准组织人员对行政村进行测算排序，对符合条件的行政村采取“村委会自愿申请、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的流程进行识别。
53、贫困户的识别标准和程序是什么?
答：识别标准：以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为识别标准、且具备劳动能力的农村户籍人口为识别对象。识别程序：贫困户识别按照“三对面、三签字、两评议、两公示、一公告”的程序方式进行。 “三对面”即：入户调查面对面、收入测算面对面、群众评议面对面;“三签字”即：入户调查表上调查员与调查户同时签字认可、收入测算表上调查员与调查户同时签字认可、评出的贫困户本村组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签字认可;“两评议”即：村民小组全体群众评议、行政村村民代表会评议;“两公示”即：村委会公示、乡(镇)政府审核公示;“一公告”即：县(区)扶贫办在政府网站进行公告。
54、贫困户家庭应有哪些资料?
答：①贫困户登记表;②建档立卡贫困户“明白卡”;③扶贫手册。
55、《扶贫手册》包括哪些内容?
答：包括家庭基本情况、致贫原因、帮扶责任人、帮扶计划、帮扶措施和帮扶成效等六个方面。
56、农民人均纯收入怎么计算?
答：农民人均纯收入=家庭年纯收入/家庭常住人口，其中家庭年纯收入指该户一年家庭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减去生产经营费用总支出后的收入。
57、本村计划什么时间整体脱贫?
58、本村组户数、人口、国土面积、耕地面积是多少?
59、本村组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及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是多少? 60、贫困户主要致贫原因有哪些? 6
1、本村组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多少?
62、本村组的主导产业有哪些(小麦、玉米、苹果、瓜菜等种植面积;肉牛、肉绒羊、猪等饲养量)?
63、本村组有多少户、人没有实现安全饮水?
64、本村组道路状况如何(通村组的是水泥(沥青)路、砂石路、土路)?
65、村组是否通动力电(通到组的几个，没有通的几个组)? 6
6、本村组住危房(窑)的户有多少? 6
7、本村组农民人均占有粮是多少?
68、本村组文盲及半文盲人数占总人数的多少? 6
9、帮联单位给村上扶持实施了哪些项目? 70、本村组要实现脱贫目标需要哪些方面的扶持? 驻村、帮联干部15问“一口清”
71、什么是驻村帮扶工作队?
答：为了健全和完善驻村帮扶制度，加快推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进程，在双联行动联村单位和联村联户现有结对关系的基础上，以市、县区为单位整合各方面帮扶力量，在每个贫困村组建驻村帮扶工作队。驻村帮扶工作队由双联干部、包村干部、大学生村官、挂职村干部3人以上组成。
72、干部驻村要重点落实好哪些帮扶政策措施? 答：①支持贫困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多渠道稳定就业;②实施教育扶贫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③帮助获得产业开发小额贷款;④实施易地搬迁改变生存发展环境;⑤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农村生活条件;⑥支持获得农业生产、公共服务保险和农村低保、社会救助等，确保每个贫困户至少享受一项帮扶政策措施。
73、双联扶贫“五个员”是什么?
答：①做精准扶贫的指导员;②做项目实施的协调员;③做政策法律的宣传员;④做农民群众的服务员;⑤做资金使用的监督员。
74、双联行动“六大任务”是什么?
答：①宣传政策;②反映民意;③促进发展;④疏导情绪;⑤强基固本;⑥推广典型。 7
5、什么是“两个见面”?
答：双联扶贫工作队要与村干部见面，与帮扶户见面。 7
6、什么是“五个知道”?
答：让双联扶贫工作队员知道自己的工作职责;让村干部知道双联单位是哪个和扶贫工作队队长是谁;让联系户知道联系自己的干部是谁;让贫困户知道帮扶的措施是什么;让全村群众知道扶贫攻坚和小康建设的规划。
77、怎样完成好“六个一”帮扶任务?
答：①因地制宜帮助贫困村制定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②发展起一项特色优势产业;③实施好一批水、电、路和危房改造等基础设施改善项目;④解决一些教育、卫生、文化、信息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⑤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村支”两委班子;⑥形成一套民主规范的乡村治理机制。
78、怎样实现双联行动与扶贫攻坚深度融合?
答：①紧扣“重在联”，着力实现“四个”融合联动;②紧扣“贵在为”，靠实扶贫攻坚具体任务;③紧扣“深在制”，着力健全完善深度融合的制度和机制。
79、帮联的贫困村基本情况(人口、耕地、致贫原因、主导产业、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掌握吗?
80、帮联的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是多少?
81、已为帮联的贫困村落实了哪些帮扶措施? 8
2、打算采取什么帮扶措施使贫困村整体脱贫?
83、帮联的贫困户家庭基本情况(人口、人口结构、耕地、致贫原因、产业现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掌握吗?
84、已为帮联的贫困户做了哪些事? 8
5、打算怎样帮助贫困户稳定脱贫?
贫困户15问“一口清”
86、家里有几口人、都是哪些人? 8
7、家里耕地多少亩、都种的是什么?
88、家里有没有搞养殖(养牛、养羊、养猪等)、数量是多少?
89、家里有没有外出务工人员、收入多少? 90、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9
1、你认为自身贫困的原困是什么? 9
2、你知道开展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吗? 9
3、你知道贫困户是怎样评定的吗?
94、村上有没有对贫困户建档立卡进行“两公示一公告”? 9
5、家里有没有扶贫手册和贫困户“明白卡”? 9
6、你知道国家有哪些惠农和扶贫政策? 9
7、你享受过哪些惠农和扶贫政策?
98、你知道帮联干部的姓名、职务、电话吗? 9
9、你本人对脱贫致富有什么打算?
100、你还需要政府和帮联干部进行哪些方面的扶持?
驻村相关
一、根据中央要求，结合河北实际，XXX省脱贫攻坚的目标概括为：“两步走”“三确保”“四提升”。
“两步走”：就是力争到2018年基本解决全省面上的脱贫问题;两用两年时间即到2020年底前，集中力量解决剩余的少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问题，巩固提高全省脱贫攻坚成果。
“三确保”：就是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村全部出列并基本达到美丽乡村建设标准，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
“四提升”：
1、就是贫困县的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综合经济实力明显提升，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3、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
4、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明显提升，水和大气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森林覆盖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八大专项行动。
1、实施产业和就业脱贫行动。
2、实施易地搬迁和危房改造脱贫行动。
3、实施生态保护脱贫行动。
4、实施生态保护脱贫行动。
5、实施社保政策兜底脱贫行动。
6、实施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行动。
7、实施基础设施脱贫行动。
8、实施“互联网+”扶贫行动。
三、“八八战略”。
一个“八”是“八大专项行动”，即：
1、实施产业和就业脱贫行动。
2、实施易地搬迁和危房改造脱贫行动。
3、实施生态保护脱贫行动。
4、实施生态保护脱贫行动。
5、实施社保政策兜底脱贫行动。
6、实施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行动。
7、实施基础设施脱贫行动。
8、实施“互联网+”扶贫行动。
另一个“八”是“八项超常规举措”，即：
1、财政支持。
2、金融支持。
3、土地政策支持。
4、贫困户收益落实到人头。
5、定点扶贫。
6、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7、社会扶贫。
8、考核指挥棒。
四、六个精准。
即：
1、扶持对象精准。
2、项目安排精准。
3、资金使用精准。
4、措施到户精准。
5、因村派人精准。
6、脱贫成效精准。
五、五个一批。
即：
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 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 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 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 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六、“1+5”联系制度。
每名驻村干部在所驻村联系1名“两委”干部、一名党员、1名群众代表、1名致富能人和1名生活困难群众，经常走家串户，同联系群众谈心交友，帮且办实事好事，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精准扶贫试题
1、脱贫攻坚“两个确保”目标是什么?
答：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把“扶贫攻坚”改成“脱贫攻坚”，明确了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目标，到2020年实现“两个确保”：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2、“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是什么?
答：让社会各界关注扶贫、支持扶贫、参与扶贫，全力构建专项(特定)扶贫，行业(部门)扶贫，社会(公众)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3、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识别“七步工作法”? 答：农户申请、小组评议、小组公示、村民代表审议、村级公示、乡复核县批准、村公告及对象签字。
4、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回头看”“七否决、四严查”甄别类别是?
答：七否决：1.在集镇、县城或其它城区购(建)商品房、商铺、地皮等房地产(不包括搬迁移民扶贫户)或现有住房装修豪华的农户;
2、拥有家用小汽车、大型农用车、大型工程机械、船舶(采砂船)等之一的农户;
3、家庭成员有私营企业主，或长期从事各类工程承包、发包等盈利性活动的，长期雇佣他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户;
4、家中长期无人，无法提供其实际居住证明的，或长期在外打工，人户分离的农户;
5、家庭成员中有自费留学的;
6、因赌博、
吸毒、打架斗殴、寻衅滋事、长期从事邪教活动等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处理且拒不改正的农户;
7、为了成为贫困户，把户口迁入农村，但实际不在落户地生产生活的空挂户，或明显为争当贫困户而进行拆户、分户的农户。
四严查：
1、家中有现任村委会成员的农户;
2、家庭成员中有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由财政部门统发工资，或在国有企业和大中型民营企业工作，收入相对稳定的农户;
3、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农户;
4、对举报或质疑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农户。
简化版答案：七否决：房、车、企业、家中无人、留学、违反犯罪、户头迁移，四严查：村委会成员、有单位、商业养老保险、有举报。
5、贫困户“一户一档”资料包括?
答：①扶贫对象申请表;②精准扶贫对象认定调查表;③精准扶贫对象审批表;④贫困户信息采集表;⑤结对帮扶贫困户户表;⑥结对帮扶贫困户调查表。
6、脱贫户退出标准是指?
答：①贫困户年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稳定超过国家贫困标准，确保到2020年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00元;②达到“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即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7、“两不愁三保障”是指?
答：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8、国家贫困标准按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具体分2014年—2020年标准是?
答：2014年2800元/年;2015年2968元/年;2016年3146元/年;2017年3335元/年2018年3535元/年;2019年3747元/年;2020年4000元/年。
9、贫困户退出“七步工作法”?
答：预退出、精准扶持、摸底调查、民主评议、入户核实、批准退出、退出处理。
10、精准扶贫要实施好“五个一批”工程，“五个一批”主要指?
答：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11、产业扶贫“五个一”机制包括?
答：选准一个产业、打造一个龙头、建立一套利益联结机制、扶持一笔资金、构建一套服务体系。
12、于都县健康扶贫“五道保障线”是指?
答：新农合、大病保险、疾病商业补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和“健康暖心”基金扶贫救助。
13、村级扶贫工作室“五个一”建设要求是指： 答：一个固定的工作场所、配备一个文件柜、每户贫困户一张帮扶卡、每户贫困户一个文件资料袋、一块贫困户信息公示栏。
14、“一证两册”指的是什么?
答：一证指的是《贫困户登记证》;两册指的是《政策
宣传手册》和《干部帮扶手册》。
15、“七改三网”项目是指?
答：即改路、改水、改厕、改房、改沟、改塘、改环境，建设电力、广电、电信网络。
16、“8+4”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是指?
答：即公共服务平台含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电商网点、便民服务等，卫生室、便民超市、农家书屋、文体活动场所、垃圾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公厕;小学、幼儿园、金融服务网点、公交站。
17、赣州市贫困村退出“9+3”指标体系是指? 省政府下达的九项指标：
1、贫困发生率低于2%;
2、25户以上(含25户)自然村全部都有一条硬化对外机动车道并符合宽度要求;
3、100%的农户有水质、水量达标的自来水或家用井水、山泉水;
4、贫困村所有住户房屋达到住建部门规定的A、B级标准，100%农户住房安全。享受国家危房改造政策的D级危房全部拆除。
5、贫困村户户通生活用电，村委会所在地通动力电(380V三相动力电);
6、有收看电视意愿的农户，都能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收看到电视，村委会所在地通宽带网络(接入方式不限)。
7、25户以上(含25户)自然村有保洁员，有垃圾集中收集点，65%以上(含65%)农户享有无害化卫生厕所;
8、贫困村有公有或民办的卫生室，有集党员教育、便民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9、贫困村有集体经济收入。
市政府新增的三项指标：
1、75%以上(含75%)农户入
户路硬化;
2、无人居住空心房100%拆除;
3、村级集体经济收入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达到2万元、3万元、4万元、5万元。
18、贫困村退出程序是?
答：贫困村退出以贫困发生率和重度贫困村小组村庄整治建设完成率为主要衡量指标，原则上退出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应低于2%，重度贫困村小组村庄整治建设全部完成。贫困村退出程序包括：对象初选、精准扶持、退出申请、调查核实、退出公示、批准退出等步骤。
柏果镇帮扶包保人员到民主村开展精准扶
贫政策宣传
6月17日，柏果镇民主村精准扶贫包保领导带领相关包保人员进村开展精准扶贫政策宣传解读活动，对精准扶贫惠民政策进行全面宣传，让贫困户充分了解惠民政策，明明白白享受实惠，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联系柏果镇荣祥煤矿参与民主村结对帮扶。
在宣传中，帮扶干部们将“扶贫政策清单”发放到每一贫困户手中，并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对产业、金融、低保、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帮扶方面的扶贫政策进行重点解读，面对面解答群众关于扶贫政策的疑问，并询问贫困户的实际需求，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帮扶方案，为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同时围绕“扶贫先扶智”这一中心，动员贫困户转变“等、靠、要”思想，将等别人“帮我富”，转变为自身发力“我要富”，从思想上进行扶贫。宣传结束后，柏果镇荣祥煤矿为民主村67户贫困户每户发放米一袋，油一桷，并表态下一步为村上发展产业的生产用水等基础设施作更多贡献。
柏果镇共有贫困村19个，由副科级以上领导进行结对帮扶，每个贫困村由帮扶领导联系一企业参与合力帮扶，对村上基础设施，贫困户发展产业等进行扶持，确保规定时限内全面脱贫。
(一)1+17 “1” 《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到2020年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17：
1、《饮水安全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2、《贫困村动力电覆盖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3、《交通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4、《农村危房改造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5、《异地搬迁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6、《生态环境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7、《产业培育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8、《电商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9、《教育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10、《卫生扶贫计划的实施方案》
11、《贫困乡村文化场所建设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12、《社会救助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13、《小额信贷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14、《劳动力培训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
15、《干部人才支持培训计划的实施方案》
16、《全省贫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力量整合和加强管理的实施办法》
17、《全省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的考核》
(二)531 在贫困村这个层面
5：指实施道路畅通、安全饮水、农电提升、农田改造和危房危窑改造、五大工程
3：指每个贫困村至少发展2个产业专业合作社和1个资金互助协会， 1：指每个贫困村实施一个主导产业。 在贫困户这个层面
5：就是每个贫困户每年种植5亩以上全膜玉米， 3：就是山川塬分类推进，在山区户均栽植3亩山地苹果或养殖30只基础母羊、种植30亩饲草;在塬区户均发展3亩标准化果园;在川区户均扶持发展3栋蔬菜大棚，
1：就是每个贫困户年均劳务收入1万元以上。
(三)1236 紧紧围绕“一个核心”和“两不愁、三保障”，全力实现“六大突破”。 1.紧扣持续增加收入这一核心。确保扶贫对象年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省水平2个百分点。到2016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000元以上，在2011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到2020年达到12000元以上，进一步缩小与全国的收入差距。
2.做到不愁吃、不愁穿;无论丰年灾年，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都有可靠保障，吃穿条件有明显改善，基本实现家里有余量，手头有余钱。
3.落实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三个保障。到2016年，所有片区县义务教育阶段巩固率达到91%以上;完成“空白村”卫生室建设，建制村标准化卫生室覆盖率达到80%;80%的贫困户危房得到改造到。到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巩固率达到95%，建制村标准化卫生室实现全覆盖，所有农户住无危房。
4.实现六突破
(1)在基础设施建设。到2018年所有贫困村通沥青(水泥)路、通班车。到2016年，贫困地区自来水入户率达到80%以上;解决现有1.84万户8.3万人的无电问题，实现动力电到所有贫困村。到2020年，贫困地区自来水入户率达到95%以上;适宜地区沼气、太阳能灯清洁能源得到普及。
(2)富民产业培育。到2016年，实现村有主导产业、户有增收门路、劳动者有增收技能，农民从非农产业中获得的收入超过50%。到2020年，初步建成种养加、产供销协调推进的多元富民产业体系。
(3)易地扶贫搬迁。到2017年，力争对有搬迁条件和意愿的23.7万户112万人完成搬迁，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4)金融资金支撑。到2016年，实现金融机构对空白乡镇的全覆盖。到2020年，新增存款可贷资金85%以上用于支持当地发展，形成覆盖所有贫困村的多元金融服务体系。
(5)公共服务保障。到2016年，50%的建制村有标准文化活动室;农村低保、五保供养、新农保和临时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确保所有困难群众生活标准进一步完善，确保所有困难群众生活标准高于国家扶贫标准;新农村参合率稳定在95%以上。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片区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建制村有综合性村民活动中心，农村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达到或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6)能力素质提升。到2016年，实现新增两后生培训全覆盖。到2020年，实现所有劳动力技能培训全覆盖，每个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人拿到技能资质证书。
推荐阅读：
精准扶贫资料（精选9篇）01-15
精准扶贫金融政策07-30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内容02-06
精准扶贫学习资料（通用9篇）01-24
精准扶贫宣传工作汇报09-21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精选9篇）12-19
精准扶贫宣传口号（推荐8篇）05-23
精准扶贫宣传标语（精选9篇）07-18
精准扶贫脱贫政策（推荐9篇）01-13
学校精准扶贫政策宣传（精选9篇）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