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营销、政策执行与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
摘 要：基于全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地区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并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亦是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另一个重要促增因素，具体体现在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等多元化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3)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关键词：精准扶贫;政策营销;政策执行;政策满意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惠及亿万中国人民，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70%，截至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至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1%，比2012年下降7.1个百分点① ①资料来源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参见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43346/1643346.htm，2019-5-20 。中国何以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其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涓滴效应;其二，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战略;其三便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计划。当前，中国的扶贫攻坚战已进入决战时刻，战略导向已从“打赢”向“打好”扶贫攻坚战转变，要切实提高脱贫质量，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众所周知，扶贫政策执行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效益，而农户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便是衡量其政策执行效果的一个重要维度。事实上，如中国若干其他重大政策的执行，扶贫政策的执行亦保持着自上而下“高位推动”与“层级性”、“多属性”治理相结合的特征(贺东航、孔繁斌，2011)[1]，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政策梗阻”与“政策失真”，从整体和全局上保证了扶贫的目标与绩效。但就精准扶贫政策具体执行过程而言，仍然存在诸如识别排斥、精英俘获、民主评议失准、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执行偏差[2]。若不能及时予以纠偏，增强扶贫政策执行的力度，就无法对症下药。
此外，在目前精准脱贫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一些地方出现脱贫不退出、脱贫不摘帽，出现少数贫困群众争相装困、扮贫、哭穷等现象，贫困户心理贫困和精神贫困依然较为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中曾多次强调：“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志智双扶”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因此，政策营销在精神扶贫中起重要作用。正如Hans Buuma(2001)[3]所言：政策营销是政府利用营销观念和策略使政策获得公众接受和支持的互动过程，政策是否能得到公众认可和接受并得到执行是政府政策合法性和施政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政策营销一方面能实现对扶贫政策的宣传和解释，从思想上对贫困群体进行宣传教育，增强其脱贫信心和底气;另一方面试图通过与扶贫群体的互动，了解其实际需求，并有针对性地给予其帮扶，实现从“强制灌输”到“互动磨合”的过程，不仅可以塑造听取民意的政府形象，强化贫困户对政府的信任，而且可为贫困群体积极参与扶贫政策，激发其内生动力，亦是贫困群体满意度的另一重要来源。鉴于此，本文将利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6ASH008)对中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2469户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实证检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从而揭示现有扶贫政策的营销和执行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描述性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及政策意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策营销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运用营销观念、策略、技巧来更好的识别、预判、满足公众的需求，通过诱导来创造政府与公众间的共识，最终实现公共政策与社会需求的互配，使公共政策得到公民的接受与支持(谭翀，2013)[4]。可见，政府通过定位包装政策产品，开辟多元化销路和促销活动，积极为公民推销政策产品，加深公民对政策的理解，并为公民民主参与政策过程创造条件，“开门参与”与“互动磨合”相结合(王绍光、樊鹏，2013)[5]，既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政治权利，拓宽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又使公共政策更能符服务于公民的实际需求，进而建立起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纽带(裴志军、陶思佳，2018)[6]，增加公民对政府政策满意度。地方政府作为精准扶贫政策营销的主体，通过电视、网络、广播、微信、微博、QQ以及线下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宣传扶贫政策，推广新型扶贫方式(张玉强、李祥，2016)[7]，讲好中国扶贫故事(聂雄、谢鸿鹤，2017)[8]，使扶贫同扶志紧密结合(张蓓，2017)[9]，一方面缓解贫困人口存在的“等靠要”思想(王立剑等，2018)[10]、福利依赖(刘丽娟，2018)[11]装困扮穷等问题。另一方面，对贫困户现实需求深入了解，对扶贫政策的含义、措施了然于心，才能有针对性地对贫困户进行推销宣传，亦能使贫困户心甘情愿地接受扶贫政策，张春美、黄红娣(2017)的实证研究亦表明村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内容越了解，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政策效益越好，而扶贫政策知晓程度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刘钰、王璇，2018)[12]。反之，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信息不对称，产生扶贫资源的错置，贫困户的错评漏评等问题(司静波等，2018)[13]，进而降低农户的满意度。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良好的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
政策执行是目标的确立以及适应这些目标的行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Pressman et al.，2008)[14]，而政策满意度是公民对政府政策执行给予其目标和期望得到满足的心理体验(陈磊、廖逸儿，2017)[15]。首先，政策执行的质量决定了政策效果(吴比等，2016)[16]，进而影响到政策满意度。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精准识别是第一步，地方政府在识别时，存在诸如贫困测量方式存在偏差(Ravallion，2008)[17]、识别成本高(刘辉武，2016)等问题，从而导致救助资源误用(Copestake，1992)[18]、精英俘获(Galasso and Ravallion，2005[19];邢成举、李小云，2013[20])、排斥现象(邓维杰，2014[21];雷望红，2017[22])。Alatas 和Banerjee(2012)[23]通过对印度尼西亚村庄的随机试验研究发现，社区瞄准机制有助于提高群众满意度。此外，“公众参与”有助于创新扶贫开发模式，提升精准扶贫成效(沙本才等，2017)[24]，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干群互动(张琳等，2017)[25]，同时，政府做出公众期望的有效回应，政策适应性和扶贫精准性的提高(石靖等，2018)[26]，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会产生积极影响。张广来、廖文梅(2018)[27]发现扩大农户参与与政策执行协商能有效促成扶贫目标实现，提升政策满意度。但在贫困识别的过程中，贫困户参与民主评议亦会导致识别偏差出现(汪三贵、郭子豪，2015)[28]。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是一个扶贫到脱贫攻坚的内在逻辑演化过程，其中“五个一批”的扶贫脱贫方式是关键(王朝明、王彦西，2018)[29]，亦有学者从产业扶贫(王宏杰等，2015)[30]、易地扶贫搬迁、生态补偿、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兜底等具体政策角度研究了与政策满意度的关系(刘兴琴，谢树青，2019)[31]，尽管这些扶贫政策能够有效改善农户绝对收入，却对相对收入与收入满意度的影响较小(刘祖军、王晶、王磊，2018)[32]。在政策落地时会出現政策不匹配、执行存在偏差、资源溢出(刘欣，2016)等问题，亦存在扶贫理念的非系统性、扶贫方式的粗放性以及扶贫主体的缺失性等现象(代蕊华、于璇，2017)[33]，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最后，完善的贫困人口退出机制是精准脱贫的前提(李瑞华等，2016)[34]，然而，退出机制创建的过程中存在“数字脱贫”、缺乏统一退出机制制度体系框架(张琦、史志乐，2016)[35]、忽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唐丽霞，2017)[36]等问题，这些问题若不加以解决，会降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基于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悉数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贫困地区精准脱贫的多元化路径设计与退出机制”(16ASH008)课题组于2016年7月-9月期间对微观农户进行的实地调研。课题组选取了六盘山区、四川藏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武陵山区、滇西边境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燕山太行山区以及罗霄山区等九大连片特困地区中的下属8个省份，18个贫困县，83个贫困村的农户家庭，对其2015年的家庭情况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及入户访谈，直接从农户获取资料、数据与信息。本研究研究主要采用隨机抽样法，在每个贫困村随机抽取约34户农户，一共随机抽取了2802个农户，剔除153份无效问卷后，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649份，问卷有效率达94.54%。关于贫困的鉴定，本文以2015年国家贫困线为标准，也即人均纯收入2800元来划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筛选后分别得到贫困户样本555个，非贫困户样本2094个。该问卷包括九大部分，分别是：农户基本情况、贫困户精准识别现状、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贫困地区致贫原因、贫困地区农户劳动力配置状况、农户生活状况、农户的金融服务状况、政府多元化脱贫政策实施效果、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退出机制。具体调查样本基本特征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二)变量选取及说明
本文研究目的是研究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因此如何度量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关键。鉴于此，本文将农户对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满意程度(定距变量)设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李克特五分法(Likert scale)① ①具体设置为：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4，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5分② ②调查问卷在H部分(政府多元化脱贫政策实施效果)设置了“农户对本地区精准脱贫政策实施的评价”，满意程度取值范围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1～5，评价政策在“五个一批”的基础上，分别设置了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生产脱贫、易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发展教育脱贫、社会保障兜底、劳动力流动脱贫、金融扶贫、政府监督以及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总体评价等10个方面的内容。 ，分值越高表明受访者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越高。通过整理、筛选、分类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得到21个解释变量。在本文中主要以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在识别认定与退出脱贫标准、现金补助、精准脱贫政策的类型、地方多元化脱贫政策的实施效果、“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等方面的理解(understand)程度来综合反映政策营销。从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贫困退出机制等三个方面来刻画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其中精准识别，主要是通过对贫困户认定的客观公正、参与民主评议、错评与漏评的情况综合界定;“五个一批”政策执行，主要是通过农户对发展生产脱贫(也即政府通过减税、补贴、资金扶持、组建专业合作社等方式支持引导当地特色种养殖业等规模化产业以及休闲旅游业、传统手工业发展以支持地方脱贫的情况)、发展教育脱贫(政府对当地办学条件、师资队伍以及教育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资金倾斜以及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进行学习与生活补助等情况)、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政府对居住在生存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以及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群众进行搬迁，做好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等工作的情况)、生态补偿脱贫(也即政府对退耕还林贫困户争取优惠的补助标准，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防火员以及支持贫困群众参与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等情况)、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兜底政策中精准的低保政策、精准的临时救助政策、整合医疗资金、特困对象救助等内容落实情况)等五个主要脱贫政策的满意度进行评价来界定;贫困退出机制主要是政府对脱贫仍享受政策、急需却无法享受政策、返贫以及政府定期考察的情况综合界定退出机制的执行情况。此外，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是建立在其体验与感知基础上的一种主观评价，这种评价不可避免地受到农户个体对扶贫政策的偏好与预期的影响，而偏好与预期与农户自身的性别、年龄、人均收入、文化程度、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情况密切相关，因此，为客观测度不同因素对其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农户的基本情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四大维度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如表2所示。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对调研样本特征基本统计结果表明，受访者以男性为主，占总体样本的81.24%，年龄集中在31～50岁之间，约占总体样本的52.85%，呈现出中年为主的特征。户主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口占了总样本的67.57%。受访者家中有效劳动力多为2～4人，占了总体样本的82.18%，一半以上(60.62%)的农户在县城并无亲友。
为了更好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本研究将贫困地区整体农户划分为非贫困户与贫困户两大类，以便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对2094个非贫困户样本与555个贫困户样本的被解释变量以及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非贫困户与贫困户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均值均大于理论中值3，可初步判断贫困地区整体农户对扶贫政策处于基本满意状态① ①按照通行标准，满意度值在1.5分及以下为不满意层次，在1.5～2.5分之间为不太满意层次，在2.51～3.5分之间为基本满意层次，在3.51～4.5分之间为比较满意层次，4.51分及以上为非常满意的层次为标准对满意程度进行定性。 。各变量标准差整体情况偏小，说明观测值离散程度小，数据稳定。从表中可以看出，非贫困户在人均纯收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略优于贫困户，在对政策的理解、政策参与、“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等方面较贫困户更高。
1.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基本描述
如表4所示，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总体评价为3.16分，说明贫困地区的农户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从均值分析来看，在政府主要实施的9种扶贫政策中，社会保障得分最高，为3.47分，其次为发展教育(3.27分)和完善基础设施(3.24分)。相反，得分最低的分别为劳动力流动脱贫(2.68分)、生态补偿(2.69分)。从分布比例来看，农户对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政策感到满意的比例(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仍然最高，占了53.2%，随后分别是发展教育脱贫(42.4%)和完善基础设施(38.2%)。而对精准扶贫政策感到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与非常不满意)的三项分别为易地扶贫搬迁(37.4%)、生态补偿(36.9%)与劳动力流动脱贫(37.1%)。总的说来，社会保障兜底政策是贫困地区农户最为满意的政策，反之，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政策则是其最不满意的政策。
2.精准脱贫政策执行过程基本情况描述
首先在政策营销阶段，据统计，约59.4%的农户对本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不了解，这反映出基层政府对具体精准扶贫政策的营销宣传还不到位、不深入。其次，在精准识别过程中，57.1%的农户认为目前贫困户的认定是客观公正的，64.9%的人表示村民能够参与所在地区贫困户认定的民主评议，而认为当前扶贫政策漏评与错评占了48.5%。在贫困退出机制建立过程中，38.6%的人认为所在地区存在已经脱贫但仍享受扶贫政策的农户，49%的人认为本地区存在急需获取扶贫帮助却无法享受扶贫政策的农户，认为本地区存在退出贫困后又重新返贫的现象的占了40.8%，58%的人表示地方政府会对贫困户的贫困状态进行定期考察，这也反映出贫困退出机制还亟待完善。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所考察的是贫困地区农户的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也即被解释变量是1—5的有序变量，因此本文构建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 Model)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也提供了OLS模型的检验结果进行对比。建立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函数如下：
Y(政府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F(政策执行过程因素，样本人口学因素)+ε(随机干扰项)
有序probit模型是广泛运用于处理多类别离散数据的一种方法，其主要作用是运用可观测的有序反应数据建立模型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潜变量(Latent Variable)(彭爱东、姚娟，2014)[37]。对该模型描述如下：
设Y在1，2，3…，k上取值(本研究k=5)，解释变量X1，X2，…Xi为影响满意度的因素，为避免离散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带来异方差和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将其转化为连续变量Y*。因此Y*与XI有如下线性关系：
式(1)便是有序多分类Probit模型的潜回归方程。由于Y*是无法预测的潜变量，因此它需借助可观测的Y来测量。设δ1≤δ2≤…≤δk-1表示未知阈值参数(也即临界值 cut point)，本研究K=5，因此存在4個临界值δ1、δ2、δ3、δ4，由此可推出Y与Y*的关系如下：
Y=1，如果Y*≤δ1
Y=2，如果δ1≤Y*≤δ2
Y=3，如果δ2≤Y*≤δ3
Y=4，如果δ3≤Y*≤δ4
Y=5，如果Y*≥δ4
因此本研究可建立如下有序probit模型：
上式(2)中，被解释变量Yi表示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其中i表示第i个样本。解释变量为影响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因素，本文设定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两类。核心变量(Policy)主要是指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基本情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四个方面的内容。K和u 分别是控制变量(Personality)和核心变量(Policy)的个数，βk和βu是待估计参数，也分别是控制变量和核心变量的系数，β0为常数项，εi为随机扰动项。
(二)实证分析
1.假设检验。假设1检验：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政策营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运用多种营销交易的方式，挑选适当的政策工具，促使社会行动者做出特定的行为，以实现其共同目标的规划和执行过程(Buurma，2001) [2]。政府通过对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对扶贫政策的内容、作用、类型等多方面进行宣传，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深入理解政策内涵，以期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共鸣，同时也可以充分了解和倾听贫困户的需求，从而促使扶贫政策与贫困户需求实现“互配”，按需有针对性的改进扶贫政策，进而来影响农户的政策满意度。
假设1使用方程(2)作为基准模型，以九大连片贫困地区2649个农户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逐步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模型(2)，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首先对第一个核心变量精准扶贫政策营销对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反映政策营销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宣传能够显著提升贫困地区农户的政策满意度，也即通过扶贫政策的营销与宣传能够加深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understand)，从而从概率上能提升农户政策满意度。但模型(1)是作为基准模型最简单的估计，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通常存在一定的偏误，其原因主要是来自遗漏变量、函数形式误设以及测量误差三个方面(J.M 伍德里奇，2003)[38]。显然，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是农户基于其感知的一种主观评价，还受到诸多因素的潜在影响，因此在模型(2)中引入了基本情况、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遗漏变量，以缓解模型(1)的内生性问题所导致的估计偏误。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估计结果回归系数稍有下降趋势，但总体与模型(1)依然保持一致，也即“政策营销”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也说明在引入更多控制变量后，核心变量政策营销的回归系数估计量将更为稳健。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在进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时，注重政策的营销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能够在政策的落地的同时，使其深入人心，通过推动基层广泛普及宣传该政策，形成地方政府与贫困户的良性互动，提高扶贫对象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排除政策执行的民意障碍后，减少政策执行的阻滞，将大幅提升扶贫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益，进而有效缓解贫困地区的贫困状态，为贫困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由此他们的政策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即假设1得证。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首先变换计量模型，进行了OLS回归，检验结果如模型(3)—模型(4)所示，分析结果与有序Probit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且显著性较好，回归结果稳健。其次，为解决计量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拟引入工具变量。而工具变量的选择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外生性，也即外生于被解释变量(Staiger & Stock，1997)[39];二是内生性，也即工具变量应与解释变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否则将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基于以上两个条件，本文选取了除本人外一个村内其他人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平均了解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计量分析。首先，其他人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平均了解程度不会影响本人的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满足外生性条件;其次，如果同村其他人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度较高，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则也可以通过与邻里交流的方式去增进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因此，满足相关性的条件。因此，模型(5)—模型(6)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工具变量的可识别检验采用Anderson LM统计量，结果显示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弱工具变量的检验采用Cragg-Donald Wald F检验，Stock & Yogo(2005)[40]容忍10%水平扭曲下的对应临界值是16.38，结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检验结果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控制内生性问题。从估计结果来看，与有序Probit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结论基本吻合，但使用工具变量后，与使用前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明显增大，说明变量的内生性使得政策营销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产生向下偏移，从而倾向于低估政策营销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政策营销会提升政策满意度的结论稳健可靠。
假设2检验：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政策执行是将政府如何将政策内容转化为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动态过程。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是通过中央政府高位推动，五级政府层层配合衔接，实现扶贫资源、信息的协调、整合与交换，以达到扶贫政策的绩效与目标。但扶贫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会出现诸如：“精英俘获”、贫困户参与不足、政策无法有效扶持贫困户、对象识别不精准等政策执行偏差问题，而这些种种执行偏差是否会影响贫困地区农户的政策满意度?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是否又能提升农户政策满意度?因此本文接下来将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假设2仍然使用方程(2)作为基准模型，通过逐步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模型(2)，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精准识别阶段，贫困户认定的客观公正(fair)与满意度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评定的公平会显著提高农户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对于“漏评与错评(Omit-wrong)”，其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反映出若扶贫政策中出现的漏评与错评等一系列识别不精准的现象会显著降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同时，在此过程中，“能否参与贫困户认定的民主评议(participation)”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贫困地区农户文化程度整体较低，政治意识尚未增强，缺少积极参与政策讨论认定的热情;另一方面原因是基层乡镇政府在扶贫资源的分配中存在“精英俘获”现象，民主评议所导致的识别偏差相当普遍，正如汪三贵、郭子豪(2015)[41]对乌蒙山片区云、贵、川3省6县60个村1200户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以收入标准判断，民主评议所导致的识别错误接近50%。[57]这严重削弱了农户参与政策评议的热情，同时对精准帮扶与精准考核构成了极大挑战。在“五个一批”政策执行阶段，结果表明贫困地区的五种多元化的扶贫政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尤其是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政策与发展生产脱贫政策的估计系数较其他三类扶贫政策更高，说明农户对这两类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更高，能够更好地帮助其脱贫。在贫困退出机制阶段，“政府的定期考察”(investigation)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定期考察对扶贫政策的精准实施起到的监督和矫正作用，会促使基层组织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证脱贫效果的精准，进而增加农户满意度。然而“脱贫但仍享受扶贫政策”(Re-get)与符号假设存在一定偏差，也即“脱贫仍享受政策”会提高农户的满意度，但这恰好反映了我国现下扶贫攻坚戰所面临的困境：一部分农户自身缺乏主观能动性，自我发展信心不足，既想脱贫，又担心脱贫之后享受不到优惠政策，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退出机制的不够完善，没有及时对脱贫户与贫困户进行即时的数据记录与监控的现状。急需却未享受扶贫政策(Not-ge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也即在退出中出现此种现象将极大地降低农户政策满意度，而退出又返贫(Re-poverty)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约42.2%的农户对返贫情况并不清楚。进一步深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不透明，对于返贫、漏评与错评等现象并未给予高度重视。而一些农户由于文化程度有限、信息不对称以及自身已经脱贫，对于返贫、漏评与错评等现象并未过度关注，因此对其满意度并未见显著影响。通过分别对“精准识别”、“五个一批”政策执行、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的政策执行变量的分析，可见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过程会对农户政策满意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假设2得证。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运用Stata11.0，进行了OLS回归，检验结果如模型(3)—模型(4)所示，分析结果与有序Probit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且显著性较好，回归结果稳健，检验结果分析不再赘述。
(三)进一步讨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是否相异?
通过前文对整体农户满意度的研究，可以发现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过程的精准能够从概率上不同程度地提升整体农户的政策满意度。随着脱贫标准的不断拔高，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啃骨头、攻营拔寨”的冲刺期，“涓滴效应”所带来的区域增长的“益贫性”持续减弱，表现为“益贫困地区”而非“益贫困户”，因此对新时期深度贫困农户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考量有助于帮助政策制定者了解贫困户所需所想，进而有针对性地提供能够实实在在助其脱贫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鉴于此，本文将贫困地区非贫困户以及贫困户政策满意度进行比较，探讨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以期为下一步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建议参考。
该部分使用方程(2)作为基准模型，通过逐步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模型(6)，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模型对比结果来看，整个贫困地区农户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满意度与非贫困户并无较大差异，但贫困戶与非贫困户对扶贫政策实施具体环节的满意度却有不同。首先，在政策营销阶段，相较于非贫困户对政策理解与其政策满意度所呈现的高度正相关关系，贫困户对政策的理解与其对政策满意度的提升并未见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贫困户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小学及以下的占了总贫困户的86.1%，其中不识字的比例高达44.5%，因此即使地方政府对精准扶贫政策的营销与宣传到位，贫困户自身的文化程度有限对政策内涵、内容、具体操作等缺乏深入理解，甚至一无所知，更多的是从直观感觉角度，看政策有无改善自身的贫困状态以此判断是否满意。
其次，在政策执行的“精准识别”阶段，对“贫困户认定公平”三者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且贫困户的估计系数高于非贫困户，反映出贫困人口对公平评定的诉求，评定越公平，他们对政策执行满意度的概率就会越高。对“是否参与贫困认定的民主评议”(Participation)，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却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特征，尤其是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贫困户参与民主评议与提升其满意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贫困户民主参与程度的扩大从概率上会提升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反映出了贫困户渴望参与民主评议，借此以实现矫正、优化、监督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克服地方政府与辖区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促进精准识别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同时，通过参与民主评议，地方政府与贫困户之间的良性互动所培育出的合作型信任关系，也将促进贫困户乐观和稳定预期的形成(官永彬，2015)[42]。同样也证实了石靖、卢春天等(2018)[24]的实证研究：良好的干群互动关系会有助于贫困户更好了解贫困政策，扶贫干部更加精准的把握贫困户致贫原因，在此基础上精准施策，更有效地帮助贫困户脱贫，继而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1]。而对非贫困户而言，大部分人口已经脱贫或已达到脱贫标准，参与民主评议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实质的好处，另外，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发现，一部分已达到脱贫标准的农户，为持续享受扶贫政策所带来的优惠，争相装困、扮穷，存在害怕脱贫、不敢脱贫的思想，而参与民主评议是以一种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筛选、认定以及再评定的过程，很可能会取缔他们贫困户资格，使其不再接受政府的救济和扶持，因此对于这部分脱贫户来讲，参与民主评议会降低其政策满意度。另外，非贫困户“漏评与错评”(Omit-wrong)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扶贫政策的错评将极大地降低非贫困户的政策满意度。
在“五个一批”政策执行过程中，相较于非贫困户对五种多元化扶贫政策地所呈现出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贫困户仅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与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呈现出较高的满意度，而发展教育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对其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见非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更优于贫困户。一方面反映出随着扶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对贫困户加大了社会保障兜底的力度，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但正是由于政府、干部大包大揽的“保姆式”扶贫，助长了贫困户“打着呼噜也能拿钱”的错误思想，形成对政府扶贫资源的长期依赖，贫困人口自身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也就无法积极主动去寻求机遇，实现脱贫，因此呈现出他们对社会保障兜底政策的满意度极高。另一方面，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缺乏主导产业和集体经济的带动，产业扶贫拉动力不足，增收渠道少，加上一些贫困户身体素质差，文化技术水平低，信息来源少，在市场经济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常常被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所挤压，成为边缘化人群，长此以往，其“勤劳致富”的积极性被严重挫伤，此外教育脱贫虽然是解决脱贫的根本之策，但其投资大，周期长，因此贫困户对需要自身积极主动去实现改变的脱贫政策对其满意度并可见显著影响。
最后，在贫困退出机制阶段，“脱贫仍享受扶贫政策”(Re-get)对非贫困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再次佐证了前文所说，贫困地区部分脱贫农户出于“越穷越能得实惠”的心理，故意隐瞒收入，哭穷扮贫，以求与贫困户同享扶贫实惠的心理，因对于可见非贫困户的“赖贫”倾向。而地方政府的定期考察(investigation)对非贫困户与贫困户满意度的提升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总的说来，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过程对非贫困户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但对贫困户政策满意度而言，其影响尚不显著。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王志章、韩佳丽(2017)[43]：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更多的是“益非贫困户”而非“益贫困户”。且从其他方面来看，与贫困户相比，非贫困户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对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揭示了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并以微观样本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过程对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有助于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是提升农户政策满意度的促增因素，但对贫困户满意度的提升效果不明显。第二，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具体而言，在精准识别中，对贫困户认定的公平与政策的漏评与错评对农户政策满意度会有显著影响;“五个一批”扶贫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整体农户尤其是非贫困户的政策满意度，其中以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政策与发展生产脱贫政策最受欢迎。而对于贫困户而言，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是其最为满意的政策;在贫困退出机制中，地方政府的定期考察会有效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农户对“脱贫仍享受扶贫政策”的现象表现出极大满意，而对“急需却无法享受政策”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第三，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贫困地区农户满意度的提升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创新精准扶贫政策营销方式。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入户访谈、召开座谈会、“茶话会”、“院坝会”、“面对面”、“一对一”等方式现身解释和宣讲扶贫政策，同时强化媒体、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的参与效能，扩大各大媒体、客户端的覆盖率，不断增加精准扶贫政策的曝光度，提升扶贫政策的可见性。尤其对那些文盲或是文化层次低、不便行走贫困户的政策宣传，要逐一上门，采用鲜活的语言详细解读，做到宣传解读国家扶贫政策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不漏掉，同时广纳贫困群体民意，凝聚政策执行的共识，在不是原则的基础上灵活调整与优化政策执行空间，提升政策执行效益。此外，应着重加强对扶贫政策目标、标准、程序、种类、类型适用性等方面宣传，更需要营造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舆论氛围，通过树立身边精准脱贫致富典型，编好传播身边精准脱贫故事，将政策营销与树典型、讲好脱贫故事有机衔接，强化贫困户脱贫主体的作用，引导他们在思想上想脱贫、会脱贫、能脱贫上发力，逐步摆脱精神脱贫、心理脱贫，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脱贫。第二，提高精准脱贫政策执行效率。在“五个一批”“六个精准”基础上，要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把脉，对症下药，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多元化扶贫政策，出台有针对性的脱贫举措，以多样化的扶贫政策应对致贫因素;加大地方政府部门的定期考察考核力度，对扶贫项目安排、资金使用上贪污挪用、优亲厚友、截留私分、虚报冒领等行为严惩不贷，对作风漂浮、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懒政怠政的干部加大执纪问责力度;完善贫困退出机制，严格把控退出的标准和程序，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对贫困户退出进行严格考核，动态管理，实现应保尽保，该退则退，对于已退出的脱贫户给予一定政策倾斜和扶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警惕返贫现象出现，提高精准脱贫户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61-79+220-221.
[2]劉斐丽.精准识别政策的僵化执行及偏差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58-65.
[3]Buurma H.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marketing exchange in the public sector[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1， 35(11/12)： 1287-1302.
[4]谭翀.“政策营销”：源流、概念、模式与局限[J].中国行政管理，2013(12)：28-32.
[5]王绍光，樊鹏，著.中国式共识型决策[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6]裴志军，陶思佳. 谁会给政府“差评”：社会资本和生活满意度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基于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数据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18(1)：98-103.
[7]张玉强，李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模式[J].重庆社会科学，2016(8)：64-70.
[8]聂雄，谢鸿鹤.浅谈精准扶贫电视报道创新——湖南卫视的实践与启示[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4)：125-127.
[9]张蓓.以扶志、扶智推进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J].改革，2017(12)：41-44.
[10]王立剑，叶小刚，陈杰.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113-123.
[11]刘丽娟.精准扶贫视域下的城乡低保瞄准机制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8(1)：70-79.
[12]刘裕，王璇.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对精准扶贫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8(8)：98-103.
[13]司静波，黄岩，赵志兴.“精准时代”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偏差与纠偏路径[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8(2)：5-9.
[14]Pressman and Davsky李化杰，丘昌泰， 2008：政策执行的评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5]陈磊，廖逸儿. 提升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的思路建议[J]. 中国行政管理，2017(12)：144-146.
[16]吴比，Ziming Li，杨汝岱，彭超.农村政策执行协商会影响农民的政策满意度吗?[J].中国农村经济，2016(4)：55-69.
[17]Ravallion M. Miss-targeted or miss-measured?[J]. Economics Letters， 2008， 99(1)：9-12.
[18]Copestake J. The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Performance during the Sixth Plan， policy responses and proposals for reform[J]. Poverty in India： Research and Policy， 1992： 209-230.
[19]Galasso E， Ravallion M. Decentralized targeting of an antipoverty program[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4)： 705-727.
[20]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9)：109-113.
[21]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22]雷望红.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1-8.
[23]Alatas V， Banerjee A， Hanna R， et al. Targeting the poor：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onesi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4)： 1206-40.
[24]沙本才，李国治，许超，李正跃.精准扶贫中全过程“公众参与”路径探索[J].安徽农业科学，2017，45(26)：201-202+223.
[25]张琳，童翔宇，杨毅.湘鄂渝黔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效益评价及增进策略——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7，38(1)：177-180.
[26]石靖，卢春天，张志坚.代际支持、干群互动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49-56.
[27]张广来，廖文梅.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赣南原中央苏区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23(3)：185-195.
[28]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29]王朝明，王彦西.中国精准扶贫、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1)：85-90.
[30]王宏杰，冯海峰，李东岳.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分析——基于湖北省松滋市208位农村居民的调查[J].老区建设，2015(8)：14-19.
[31]劉兴琴，谢树青.基于贫困户满意度视角的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价：以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J].贵州农业科学，2019，47(3)：168-172.
[32]刘祖军，王晶，王磊.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农民增收效应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6(5)：63-72.
[33]代蕊华，于璇.教育精准扶贫：困境与治理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7，37(7)：9-15+30.
[34]李瑞华，潘斌，韩庆龄.实现精准扶贫必须完善贫困县退出机制[J].宏观经济管理，2016(2)：26-28.
[35]张琦，史志乐.我国农村贫困退出机制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3)：296-301.
[36]唐丽霞.精准扶贫机制的实现——基于各地的政策实践[J].贵州社会科学，2017(1)：158-162.
[37]彭爱东，姚娟.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农村信息资源配置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6)：58-63.
[38].J.M.伍德里奇，2003，《计量经济学导论： 现代观点》，费剑平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9]Staiger D O， Stock J 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with weak instruments[J]. 1994.
[40]Stock J H， Yogo M.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J]. 2002.
[41]汪三贵，张雁，杨龙，梁晓敏.连片特困地区扶贫项目到户问题研究——基于乌蒙山片区三省六县的调研[J].中州学刊，2015(3)：68-72.
[42]官永彬.民主与民生：民主参与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实证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5(2)：26-37.
[43]王志章，韩佳丽.贫困地区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能够有效减贫吗?[J].中国软科学，2017(12)：11-20.
Policy Marketing、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Satisfaction
WANG Zhi-zhang， HAO Li， HUANG Ming-zhu
(1.Southwest University，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Chongqing 400715， China;
Fudan Universit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School， Shanghai 200433，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olicy market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the policy satisfaction of farmer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by using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nine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China in 2016 with 2649 sampl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ound that： (1)Policy marketing can effectively help rural household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to understand deeply relevant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enhance their policy satisfaction. (2)The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s also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n enhancing farmers' policy satisfaction. It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poverty househol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such as “Five types of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and the poverty exit mechanism. (3)Overall， farmer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re basically satisfied with precision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and the policy market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precision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have a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the policy satisfac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Key words：
policy marke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satisfaction
作者：王志章 郝立 黄明珠
摘要：新时期，为了不断提高中职学校教育扶贫工作开展效率，要結合精准扶贫背景，科学的开展中职教育扶贫工作研究，从而才利于全面提高中职教育扶贫水平。本文阐述了中职教育助推精准扶贫工作的意义，分析了具体的教育扶贫开展途径，希望分析能够进一步为国家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提供有效助力。
关键词：中职;精准扶贫;研究
为了保证中职教育扶贫工作质量，要结合中职教育实际，科学的制定更加完善的精准扶贫方案，从而才利于保证扶贫工作顺利开展。在实践研究过程，应该提高中职教育扶贫认识，要科学的采取更加高效的教育扶贫模式，从而为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提供有效保证，具体分析如下。
1中职教育助推精准扶贫工作的意义
1.1中职教育中的专业设置有助于精准扶贫
中职教育在整个高中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专业设置和教学水平均显出更为规范化的特征。为了适应我国教育总体规划，设置更符合制造业、新兴产业及现代化服务业需求的相关专业，专业涉及领域囊括大部分与国家经济性相关的行业。从就业的倾向结构来看，中职毕业生将第三产业作为主要的就业方向，从专业类别上分析，主要为石油化工类、轻纺食品类、加工制造类及休闲保健类等九大类别，就业对口率远高于平均水平，绝大多数的毕业生找到更适合自己专业能力的就业方向，可见当前的中职教育更符合社会行业发展的需求。提升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可使学生在校便能够获得与未来岗位需求契合的知识和能力，提升学生的就业适应性，创建新的收入来源，从而提升个人生活的品质。
1.2有助于达成零距离扶贫的目标
通常中职教育以三年制为主要的教学模式，前两年在校集中学习专业知识，培养技能，最后一年到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实习。学生在校学习的两年也可以半工半读或者学徒的形式开展学习活动。上述模式均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实施，收入与付出对等，从而辅助贫困生靠自己的能力解决生活必须的经费问题，从而为家庭减轻经济压力。中职院校在为学生安排实习渠道时，也可尝试采用顶岗实习的方式进行。指学生到实习期，可与专业对口的企业建立实习关系，通过带薪实习方式进行岗位实践，从而帮助贫困生缓解生活压力，形成经济方面的补充。带薪实习可作为实习生新的收入渠道，切实实现精准脱贫与扶贫。就目前我国中职教育机构对学生就业情况的统计可知，目前中职学生通过顶岗实习的方式年收入可达1万-4万之间，有些成绩优异的毕业生还能获得额外的奖学金，这种方式能够较大促进精准扶贫顺利落地，而不是只停留于表面的救济扶贫。
2精准扶贫背景下中职学校教育扶贫对策
2.1提高中职教育精准扶贫认识
要使社会提升中职教育在落实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为开展精准扶贫提供前提基础。提升贫困生的就业率和稳定性，将其融人工业化进程，是彻底摆脱贫困链的基础。教育机构应切实响应并落实国家的扶贫战略思想，重点关注中职的实施情况，通过媒体和网络等信息传播途径加大中职教育机构对贫困生完成学业的倾向性政策，中职学校也应深入研究并结合实际胯况落实国家有关的助学制度和助学金规定，积极宣传扶贫思想和策略，从而提升教育扶贫的影响力。贫困生也应同时提升脱贫的意识，以端正的思想观念努力实现自身的脱贫目标，并在社会各界的扶持下达成社会整体的脱贫规划。
2.2完善帮扶机制，实现对接精准
第一，应建立学校与乡村、党员与贫困户等对层次的帮扶制度，健全对扶贫对象的识别体系，严禁在扶贫工作中出现浑水摸鱼的情况发生，充分提升扶贫的精准度。第二，建立科学的帮扶与资助体系。可针对具体的贫困生建立相应的档案信息，开展心理引导，通过结对方式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培养。第三.加强专业技术与技能的培训。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可结合地方社会的具体需求开展种养殖业、电商及农村劳动力相关方面的培训内容，同时做好技能的核查与鉴定工作。第四，应做好跟踪反馈工作。随时掌握接受资助的群体的后续变化情况，及时辅助帮扶对象处理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措施。
2.3优化帮扶队伍，实现培训精准
在具体落实扶贫工作时，应着重打造更为全面和兼容的帮扶队伍，其中既要有专业的学者，也要包括各行业的技术人才;既要有善于经营的人员，也要具备在养殖方面具有较高能力的人才。在实施中职教育培训时，要建立更为稳定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将行业协会与企业、鉴定部门以及基地资源进行有效的联合，从而共同为脱贫助力。
2.4重视职业道德，实现发展全面
职业道德对于扶贫工作落实的效果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将帮扶对象培养成具有现代化思想的新型农民，便需在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要提升其综合素养，形成健全的人格。此外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同时还需注意，不能完全按照教科书的内容进行照搬，将素质教育融人具体课程和技能的教学环节中，从而潜移默化完成人才的全面培养。
2.5完善中职教育精准扶贫体系
目前中职教育机构的扶贫机制较为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区域职业教育机构的长远发展，对扶贫工作的整体落实较为不利。对此中职教育机构应打造更为精准的扶贫体系，切实实现理想的脱贫效果。要建立东西部职业教育的帮扶体系，侧重与行业企业搭建合作关系。深入推进中西部教育机构的融合，更有效地发展中职教育的扶贫能力。通过多种主题工程的实施实现优质学生的求学梦想。此外中职还应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责，积极与政府扶贫机构联手建立更为有效的合作机制，从而优化扶贫教育与管理的总体建设效果。
3结束语
总之，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作为中职学校，更应该有效的落实国家制定的精准扶贫方法，科学的结合中职教育教学模式，有效的开展教育扶贫工作，从而保证教育扶贫工作开展效率，希望通过以上阐述，能够不断提高中职教育扶贫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陈超，林欣，精准帮扶贫困地区职业学校的路径研究与实践——以帮扶洪江市职业中专学校为例[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6)：62-68.
[2]李晓静，郭飞燕，职业教育对接精准扶贫的现状、困境及出路研究[J].决策探索(下)，2019(08)：28-30.
[3]吴晓云，精准扶贫视域下农村中职课程优化路径探析[J].教育现代化，2019，6(68)：290-292.
作者：李燕
[摘 要] 精准扶贫是我国新时代背景下反贫困的重要战略;社会政策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两者息息相关。精准扶贫目标的完成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政策的实施，因此我们应该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充分调动政府，非政府组织，市场等各个社会主体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将传统“输血”式扶贫转为“造血”式扶贫，找到贫困地区的支柱产业，同时发展社会工作，助力扶贫济困。
[关键词] 社会政策;精准扶贫;输血;造血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1. 120
[
1 社会政策与精准扶贫工作
社会政策是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其核心是解决市场经济下公民的社会风险。对社会政策的研究，离不开“社会问题”“社会排斥”“社会福利”“不平等”以及“贫困”等词语。而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精准扶贫的本质是反贫困，提高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
首先，精准扶贫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属于社会政策的范畴。从广义上讲，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是社会政策的重要方面。精准扶贫五种渠道之一的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就已证明社会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仅如此，国家还提出将扶贫开发政策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两项制度”)进行对象衔接、政策衔接、管理衔接(简称“三个衔接”)，形成精准扶贫与兜底保障相结合的扶贫工作机制，在其他四批中社会政策也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例如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若没有相配套的安置费用补贴，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等措施的实施，恐怕效果不佳。
其次，精准扶贫的本质是反贫困，而国内外历史经验表明，反贫困离不开社会政策的参与。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反贫困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①以解决温饱为主，对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视不足;②反贫困主体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力量薄弱;③反贫困政策封闭，缺乏动态性与开放性;④过分注重“输血”，忽视“造血”，导致贫困地区政府依赖性强，贫困人口自助性差;⑤以行政式扶贫为主，缺乏专业化的反贫困工作方法。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造成贫困原因复杂化，适合扶贫开发的条件不再满足，减贫效应不断下降。面对新的贫困背景，2013年我国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将扶贫重点从区域扶贫转移到家庭或个人扶贫，努力激发贫困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反贫困政策设计也具有了发展主义取向，而且中央近年反复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精准扶贫工作面向贫困群体，与社会政策托底的对象显然是一致的。这体现出国家社会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或不同时代背景下做出的调整，使之既适应我国国情，又适应国际反贫困趋势。
最后，精准扶贫实施所依托的精神思想和价值追求贯穿于社会政策发展理念的始终。不得不承认，经济高速增长是社会政策发展的好基础，正是如此，以往的社会政策无论是经济导向型还是福利导向型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是一种被动式，救助式的社会政策，被认为是经济负担，两者甚至是一种排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扶贫开发政策也依附于经济发展，过分注重“输血”，是一种消极的扶贫。而在新形势下，我们追求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强调权利公平、规则公正，成果共享、共同富裕，利益共容、价值共建;社会政策方面我们追求“发展型”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将社会政策看成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强调社会政策对提高劳动力素质有直接作用，注重对人力资源的投资，重视就业与贫困问题。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由排斥转为良性互动，在这种情况下，扶贫政策也由原来的消极式转为积极式，更加注重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
2 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反思：社会政策的视角
2.1 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旨在消除因户口带来的各种不平等，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成功，很多农村居民并不想转变农民的户籍身份，其中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农村居民感受不到身份转变之后的权利平等，诸如社会保障权益，教育权益等，失去土地等于失去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然慎之又慎。我国现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国家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支付终身并确定了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养老保险制度本应是一种保险性质的制度，而非救助性质的制度，国家每月补助固定55元，即使有所调整也是某个固定的数额，这与社会救助的性质有何区别，农村居民的养老待遇不具有累计账户的收益性，分享不到经济发展成果，养老保险的设计初衷又作何解释。另一方面，精准扶贫首先要求对象精准识别，单纯以一条贫困线作为判断标准实在是难以精准，由此带来的扶贫对象识别认定困难，调查收入不说实话，扶贫措施流于形式，落实不够，定扶贫对象凑指标，随意控制贫困率，填检测表限定收入额度，多的少算点儿故意压低收入等一系列问题，2016年发生在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姑村的杨改兰事件，让这种潜在危机暴露无遗。
因此当下应当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完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养老保险统筹账户与经济发展相挂钩，并建立正常的调整机构;适时建立农村大病医疗统筹保险;取消单纯的以贫困线定标准的做法，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贫困人口自愿申请和村政府推荐的同时引入第三方社会服务(地方民间机构、科研和大专院校等非关键利益相关者)，确保贫困识别过程的公开、公正、透明，并且可核查和可追责，构建包含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2.2 充分调动政府，非政府组织，市场等各个社会主体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
社会政策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责任主体必然是政府，但政府的大包大揽存在效率低，贪腐以及扶贫资金投入不足等的问题。长期以来的扶贫政策将贫困诸多的内涵理解为并不可靠的经济指标，看似力推各相关部委参与，其实政出多门，大大削弱了扶贫的力度;倒三角人力资源结构使政府扶贫力量在贫困地区的可及性很弱，自上而下的计划式运动式扶贫很难精准回应贫困群体的多元化需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教授萨拉蒙认为(Lester M .Salamon)，为了实现实惠建设的目标，政府应当将一些公共服务的任务委托给社会组织完成，而政府只需提供资金支持和负责掌握全局。因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市场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积极互动是非常有必要且具有重大意义的。
2001年，我国在《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中提出，在21世纪初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但直到2006年2月，我国政府才挑选了6家NGO作为大规模投放国家扶贫财政资金的合作伙伴。虽然数量有限，但可以说，这一行动实现了我国反贫困由“政府包办”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第一步。中国NGO覆盖社会政策的各个领域，①通过与公共知识分子、大众媒体的良好互动;②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纽带;③凝结企业家力量的一股绳，并利用现代发达的交流工具，用自己的善行影响着政府决策与行为。从汶川大地震中就可以看出政府与NGO 的默契配合，这为以后的长期合作和NGO自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本，所以在新一轮的反贫困中，必须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扶贫。
2.3 “输血”固然重要，但“造血”更重要，找到支柱产业才是硬道理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主要着眼于实物或现金等“输血”式的扶贫，这种扶贫只能解决一时之忧，却解决不了长久之困，救急救不了穷，反而还会成为农村社会的“矛盾源”，导致“养懒汉”、“等要靠”等诸多恶性后果。正在进行的精准脱贫攻坚战采用惠农政策、社会救助、精准贷款、异地搬迁、富民产业、劳动力培训、发展教育等多重社会政策措施，重点是要在贫困村培育形成适合本村实际的村级主导产业，同时分析致贫原因、因户施策帮助贫困户找到致富门路，实现致富脱贫。甘肃省陇南市成县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和培养电商人才，珍惜和开发电商资源，将群众口袋鼓不鼓作为评判是否脱贫的唯一依据，而不是以卡表册数据为依据搞“数字脱贫”或“纸上脱贫 ”。全县、全市上下举全力支持农村电商发展，党政领导亲自背着当地特产推销，将农民的农产品深加工、再包装并在网上销售，形成了长远持久的经济发展网络空间，最大限度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了真脱贫、脱真贫、增收致富脱贫、发展产业脱贫。
社会政策的实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要正确处理好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将社会政策的运用贯穿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工具性作用。精准扶贫的根本在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改变贫困现状，实现全面小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精准扶贫不只是改变贫困人口今天的生活，更是要谋好贫困人口明天的发展，让贫困群体从总体上告别贫困。对精准扶贫要综合运用社会政策，长远规划，统筹兼顾，实现“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
2.4 发展社会工作，助力扶贫济困
民政部原部长李立国指出，扶贫济困是专业社会工作的核心使命，投身脱贫攻坚战是我国社会工作者的时代责任;2016年国际社工日的中国主题被确定为“发展社会工作，助力扶贫济困”;而且从国际经验和社会工作自身的特点及优势来说，社会工作应该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在实际反贫困工作中发挥作用十分有限，这既有制度建设原因，也有自身队伍原因。制度建设方面，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第一次将社会工作写入反贫困政策，指出“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为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打下制度基础，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大多社会工作者是借助“三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项目参与的，这些项目一般都是短期性的，社会工作者未能制度性地进入反贫困领域，因此政府应该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有具体的制度安排来支持社会工作者进入这一领域。社会工作专业自身队伍参与扶贫开发能力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①理论与现实相差太大，社会工作者接受教育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一般都在城市进行，关于农村的社会工作现实甚是缺乏，特别是难以适应复杂的精准扶贫的要求;②缺乏综合性的应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方法;③对我国已有的反贫困经验了解不够;④对扶贫开发的相关知识了解不足。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工作者必须提升自身能力建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了解农村群体的生活状况，考察致贫的具体原因，系统学习和了解反贫困政策以及国内外历史经验，能够提出自己对精准扶贫的想法，在为实现国家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实现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的人生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倩.发展型社会政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政策评析[J].山西农经， 2016(4)：32-33.
[2]李迎生.推进社会政策与新扶贫攻坚方案的有效衔接[J].甘肃社会科学，2016(4)：1-6.
[3]向德平.包容性发展理念对中国社会政策建构的启示[J].社会科学，2012(1)：70-74.
[4]王思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J].社会工作，2016(3)：3-9.
[5]李迎生，乜琪.社会政策与反贫困：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教学与研究，2009(6)：18-23.
[6]赵丽媛.甘肃陇南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6.
作者：常方瑛
柏果镇帮扶包保人员到民主村开展精准扶
贫政策宣传
6月17日，柏果镇民主村精准扶贫包保领导带领相关包保人员进村开展精准扶贫政策宣传解读活动，对精准扶贫惠民政策进行全面宣传，让贫困户充分了解惠民政策，明明白白享受实惠，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联系柏果镇荣祥煤矿参与民主村结对帮扶。
在宣传中，帮扶干部们将“扶贫政策清单”发放到每一贫困户手中，并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对产业、金融、低保、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帮扶方面的扶贫政策进行重点解读，面对面解答群众关于扶贫政策的疑问，并询问贫困户的实际需求，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帮扶方案，为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同时围绕“扶贫先扶智”这一中心，动员贫困户转变“等、靠、要”思想，将等别人“帮我富”，转变为自身发力“我要富”，从思想上进行扶贫。宣传结束后，柏果镇荣祥煤矿为民主村67户贫困户每户发放米一袋，油一桷，并表态下一步为村上发展产业的生产用水等基础设施作更多贡献。
柏果镇共有贫困村19个，由副科级以上领导进行结对帮扶，每个贫困村由帮扶领导联系一企业参与合力帮扶，对村上基础设施，贫困户发展产业等进行扶持，确保规定时限内全面脱贫。
1、仁怀市政府政策
我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含省内户口)。
在仁怀市内就读学前、高中、中职、高职、大学的。在哪间学校读书就交材料到哪间学校。
在仁怀市外就读学前、高中、中职、高职、大学的。原则上三合政府、各村和学校配合调查确认后，交材料到三合一小。
2、贵州省政策 我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贵州省内就读学前、高中、中职、高职、大学的。在哪间学校读书就交材料到哪间学校。
在贵州省外就读学前、高中、中职、高职、大学的。原则上三合政府、各村和学校配合调查确认后，交材料到三合一小。
3、需交材料：申请表(学校发)、扶贫卡复印件、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一卡通账号复印件。
1.目标任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贫困学生精准识别，做到“不漏一校、不漏一生”;“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建档立卡”贫困生无一辍学;各学段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做到“应助尽助、应贷尽贷”;包联镇村贫困户教育脱贫有实效，有接受职业教育需求的贫困家庭子女都能获得职业学历教育，每个贫困户至少掌握一门实用技术。
2.精细实施贫困学生资助政策落实工作。实行13年免费教育。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实现资助全覆盖。严格执行国家资助政策，落实贫困家庭学前阶段、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补助政策(补助标准为：学前阶段每生每学期375元;小学每生每学期500元;初中每生每学期625元;高中每生每年平均2000元);为中职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每生每学期1000元);为贫困大学生办理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每生每学年不超过8000元)，做到“应助尽助”、“应贷尽贷”，确保无一名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3.贫困资助帮扶。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实现资助全覆盖，实行13年免费教育，严格执行国家资助政策，完成资助工作任务，开展助学贷款和社会捐资助学活动，做到“应助尽助”，确保无一名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4教师结对帮扶。全县教师开展“一对一”帮扶困难学生学习活动，学校带课教师每人帮扶一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或学习困难学生，学校建立教师结对帮扶学生名单，实现教师帮扶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全覆盖无辍学。继续推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全面实行农村中小学紧缺学科“无校籍”管理改革，推进教师“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加大教师招聘力度，招录新教师200名，充实乡村教师队伍，对农村教师实施生活补助政策，对贫困教师实施“励耕计划”和“雨润计划”，解决贫困教师的生活困难问题。
2017年国家精准扶贫政策
一、发展生产 1技能素质提升 1.雨露计划培训，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
。将有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纳入“雨露计划”培训范围，到村、到户或在乡镇所在地举办的培训，按每人每天150元的标准核定经费预算;在县城举办的培训，按每人每天不超过200元的标准核定经费预算。
实施单位：县农业局
2.农业专业技能培训。将有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列入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培训对象，培训补助标准不低于1000元。 实施单位：县农业局
3.免费学历教育。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优先选送为“省万名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对象，免费参加福建农林大学等大中专院校学历教育。 实施单位：县农业局
4.免费实用技术培训。每年举办一次贫困户劳动力农业实用技术免费培训。 实施单位：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
二、发展生产扶持 1.中央财政扶贫资金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下同)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农家乐”、林下经济等农村
二、三产业项目补助或贷款贴息，单户一般不超过5000元，贴息资金每户不超过2500元。
直接带动30户以上贫困户或带动整个贫困村80%以上的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生产性重点扶贫项目，每个项目按每带动一户补助3000-5000元计算，且每个项目的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30万元。 实施单位：县农业局 2.发展林业生产
造林补贴：中央造林补助人工造林100元/亩;森林抚育100元/亩;木本油料林每亩补贴200元;水果、木本药材等其他林木、竹林每亩补贴100元;迹地人工更新、低产低效林改造每亩补贴100元。珍贵树种造林每亩补贴500;省级乡村景观林每亩补贴8000元;生物防火林带每亩补贴1000元。
竹林补助：南平市竹林优化改造项目，竹林机耕道：3.5m宽机耕道7500元/公里;竹林配方施肥：300元/亩;蓄水池：1万元/立方米;市级竹林示范片：念山村、高林村、竹业公司竹森基地、城关林业站站有林基地;竹林示范片内，水泥硬化10万元/公里，套种无患子800元/亩。
林下经济补助：开展林下种植中药材等或林下养殖蜜蜂及其它特色野生动物并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项目可列入林下经济扶持补助项目，项目业主可向当地乡镇林业站申报。 实施单位：县林业局
三、生产技术支持
1.科技对接贫困户。对发展特色种养的贫困农户，组织县、乡技术干部，按贫困户生产发展的种类，把技术指导干部与贫困户进行“一对一”技术指导。 实施单位：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农业局、林业局
2.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特派员到贫困村、贫困户开展技术指导，每人每季度不少于2次，每年关键农事农时节点现场技术培训指导2次以上或驻村指导。每个选派科技人员至少开展一个种植、养殖或农产品加工方面的示范项目。 实施单位：县农业局
四、生产风险保障
实施“三农”保险。对投保“三农”综合保险的农户，采取差别化保费补贴模式，水稻保费补贴10%;养殖业能繁母猪、育肥猪保费补贴10%;农房叠加保费补贴16.66%;森林(生态公益林及商品林(散户))保费补贴15%;自然人公众责任险1.5元/人保费补贴100%。以上项目为县级财政按承担比例、其余部分分别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按规定比例承担。 实施单位：县财政局、县人保财险公司 2就业创业 1 职业技能提升
1.春潮行动。贫困劳动力参加城乡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对培训合格并取得职业培训结业证书的给予350元培训补助;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按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给予500-2000元的培训补贴。
2.免费创业培训。在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求职、失业、就业等实名制登记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可免费参加定点培训机构组织的SYB创业培训。 实施单位：县人社局 2扶贫对象社保补贴
对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求职登记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给予100元的社保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距领取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不足5年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可延长至60周岁。 实施单位：县人社局施单位：社局 3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以下对象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报就业并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可享受其实际缴费额40%的基本养老费、医疗保险费补贴，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保补贴年龄为准)，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1)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农村进城务工劳动者须已参加失业保险);(2)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农村进城务工劳动者须已参加失业保险)。 实施单位：县人社局 4创业扶持
创业资助。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贫困对象租用经营场地的(在各类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等已享受政府租金优惠政策的除外)，可享受最长2年、不超过租金50%、每年最高3000元的创业资助。 实施单位：县人社局 5吸纳就业奖励
1.社保补贴奖励。吸纳安置就业困难贫困对象或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贫困对象，签订了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为就业困难贫困对象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不包含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及企业(单位)和个应缴纳的其它社会保险费。补贴期限除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年龄为准)，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2.公益性岗位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自享受之日起计算)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实施单位：县人社局 6民营企业、商会带动
2016年起，对接省、市工商联开展民营企业和商会精准扶贫“百企帮百村”， 10家企业对接帮扶10个贫困村。同时，组织本县10家企业对接帮扶10个以上贫困村，时间为3-5年，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帮扶活动。 实施单位：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
2017年起，组织动员民营企业和商会帮扶10个以上贫困村，每个企业(商会)结对帮扶10户以上贫困户，时间为3-5年，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帮扶活动。 实施单位：政和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就学资助 1教育资助
1.学前教育阶段。学前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助学金，每生每年2000元。 2.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对农村义务教育公办寄宿制学校寄宿生和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寄宿制学校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按每生每年1000元标准进行营养餐补助;同时，对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寄宿制学校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按小学每生每年1000元、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标准补助生活费。 3.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1)助学金。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家庭子女，按每生每年3000元国家助学金标准予以资助。
(2)免学杂费。从2016年秋季起，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对公办学校，免学杂费标准按照县人民政府及其物价、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 4.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免除学费;并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每生每年2000元国家助学金标准予以资助。 5.高等教育阶段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无需提交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即可申请本专科每生每年8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年12000元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在校就读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政府贴息;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本专科学生按每生每年4000元国家助学金标准予以资助，同时优先享受新生入学资助、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等。 6.少数民族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按每生每年3000元国家助学金标准予以资助。 实施单位：县教育局 2社会奖学
(1)希望工程。被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不含军校及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本科录取的贫困家庭应届高中毕业生(即大一新生)，根据家庭贫困程度不同每人一次性奖励助学金1000至5000元不等。 实施单位：团县委
(2)春蕾计划。资助一批贫困女大学生和贫困留守流动儿童。小学生为每人每年400元，初中生为每人每年600元，高中阶段为每人每年1200元，高等教育阶段为每人第一年2000元，后三年每年1000年。 实施单位：县妇联
(3)光彩助学。每年为15名家庭贫困学生争取光彩助学金，每人5000元。 实施单位：县委统战部 4医疗救助 1医疗救助
1.资助参合参保。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给予全额资助。 2.特殊门诊救助。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因患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或者患重特大疾病需要长期门诊治疗、导致自负费用较高的给予医疗救助，救助比例为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的60%，
资料共享平台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http://)。年累计最高限额2000元。
特殊病种及治疗项目范围参照我县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
3.住院救助。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中(含住院分娩)，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在救助限额内，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70%的比例给予救助，年累计最高限额2万元。 实施单位：县民政局 2大病保险
1.参加新农合患者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余个人负担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累计超过1万元以上的，超过部分按84%的比例给予补偿;个人住院医疗总费用中，目录外费用(自费)部分超过5万元的，超出部分按20%的比例给予补偿，累计最高补偿封顶额为20万元。 实施单位：县卫计局
2.当年内个人住院费中自付费用在10至14万元的给予一次性救助6000元、在15至19万元的给予一次性救助8000元、在20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救助10000元。 实施单位：县慈善总会 3特殊群体医疗救助
1.特困急危重症孕产妇救助。参加新农合急危重症补贴金额每人3000元，特困户大额补贴个别申请，最高限额每例不超过1万元。 实施单位：县卫计局
2.“母亲健康1+1”资助两癌贫困妇女。资助标准为：每人1000-5000元。建档立卡贫困妇女救助金额提升一个档次，但最高救助额不超过资助标准最高金额。 实施单位：县妇联 5保障兜底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给予政策性兜底保障。2016年农村低保标准为：每人每年2650元。按照低保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发给低保金。 实施单位：县民政局 6搬迁建房 1 造福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对象
一是居住在条件恶劣偏远自然村的农户;二是居住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农户;三是居住在江河源头、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区需搬迁的农户;四是因遭受自然灾害房屋倒塌和损毁，经民政部门认定需要重建的农户;五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可就地新建;六是五保户安置(如到幸福院、养老院等)。 实施单位：县农业局
2造福工程易地扶贫搬迁补助政策及要求
1.国定扶贫标准贫困户补助政策：属于国定扶贫标准的(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855元，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026元)搬迁人口每人补助25000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7000元;省级财政补助3000元;地方政府债券10000元，专项建设基金5000元。在集中安置区建房的国定贫困户，县级可从人均10000元的地方政府债和人均5000元的专项建设基金中切出不高于10%的额度统一用于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由农发行、国开行提供人均3.5万元的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贷款期限20年，中央财政给予90%的贴息。
2.省定扶贫标准贫困户补助政策：属于省定扶贫标准的(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497元，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707元)搬迁人口每人补助10000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10000元;由农发行、国开行向搬迁户提供一定额度长期低息贷款，贷款期限20年，利率按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下浮10%以内。
3.同步搬迁的非贫困户补助政策：省级财政每人补助3000元(困难计生户每户追加3000元补助，少数民族户按家庭人口每人追加1000元补助，贫困残疾人户按家庭人口每人追加1000元补助);由农发行、国开行向搬迁户提供一定额度长期低息贷款，贷款期限20年，利率按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下浮10%以内。
4.五保户、鳏寡孤独群众补助政策：一是五保户安置。没有列入易地扶贫搬迁对象的五保户，省级财政按每户15000元给予补助，鼓励五保户入住农村幸福院、养老院统一安置。二是鳏寡孤独等特困户。由县人民政府根据家庭实际人口统一提供相应的安置房，免费居住，产权归政府所有。
5.造福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对住房面积要求：按照集约节约用地、经济实用和“量力而行、保障基本”的原则，严格控制建筑面积。(1)一户一宅安置。易地搬迁自建户，原则上宅基地每户控制在80—110平方米以内。对国定扶贫标准建档立卡贫困户，要用好国家安排的各项补助和政策性贷款，不得自行举债扩大建房面积。为从长计议，可以采取预留空间的办法，在确保贫困户不举债的前提下“打三建一”，即按3层打地基，今后根据自身条件改善状况和实际能力自主决定是否加层扩建。(2)套房(公寓)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原则上人均住房面积控制在25平方米以内。 实施单位：县农业局
3造福工程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补助政策
1.省级补助政策：对100户以上安置区，在补助150万元的基础上，每增加10户增加补助10万元，每增加100户增加补助150万元;对20—99户的安置区，以20户补助20万元为基础，每增加10户增加补助10万元。
对在集中安置区建房安置的国定扶贫标准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从地方政府债券(人均10000元)和专项建设基金(人均5000元)中切出不高于10%的额度，用于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
2.市级补助政策：对百户以上集中安置区建设，每个安置区安排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5万元;50户至99户集中安置区，每个安置区安排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0万元。20户至49户集中安置区，每个安置区安排基础设施建设资金5万元。市财政按每个县(市、区)1000万元安排免息周转金借款，用于各乡镇(街道)统筹集中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借款于第二年开始分三年归还。
3.县级扶持政策：县财政安排2000万元免息周转金借款，用于各乡镇(街道)统筹集中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借款于第二年开始分三年归还。 实施单位：县农业局
★地灾点搬迁农户在旧宅拆除并复垦后，可叠加享受国土资源渠道补助每户10000元。 实施单位：县国土资源局 4危房改造
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危房改造的，给予每户9800元中央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县规划建设和旅游局 5搬迁建房用地
1.造福工程扶贫搬迁用地按照灾后重建政策执行，允许实施搬迁农户当年申请、当年建房，第二年安排指标。
2.减免贫困户土地交易服务费。在册贫困户到县国土资源交易评审中心办理土地转让，减免土地交易服务费一次。
3.减免贫困户土地勘测相关费用。在册贫困户因危旧房改造需要，到县土地勘测规划办理证明资料，免收资料费、测绘费;办理不动产登记减半收取有关测绘费用。
4.减免贫困户土地档案查询费。在册贫困户到县土地档案馆查询本人有关的土地登记资料，免收查询费、证明费。
5.减免贫困户不动产登记费和工本费。在册贫困户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工本费。
6.支持贫困户危旧土坯房改造。对农村贫困户危旧土坯房改造所需用地，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对用地计划指标实行专项安排、应保尽保，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实施单位：县国土资源局 基础设施 1交通运输
1.贫困村的农村公路安保工程优先列入计划,优先实施。 2.关于农村公路建设，对贫困村优先安排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2广电网络
1.建档立卡贫困户安装有线电视，免收安装费，赠送机顶盒与智能卡。 实施单位：福建广电网络集团政和县分公司
2.对应的扶贫挂点村给予免一部村部固话通讯费，全年最高减免3600元。 3.对应的扶贫挂点村当年立项并建设4G基站，当年4G信号覆盖到位。 4.对应的扶贫挂点村当年完成光纤宽带覆盖，并向上级公司审请减免挂点村里的用户宽带及电视套餐费10元/户(原来是套餐费30元/户，减免后是套餐费20元/户)。 实施单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政和分公司
5.对应的扶贫挂点村当年立项并建设4G基站，当年4G信号覆盖到位。 6.对应的扶贫挂点村联通用户，联通公司将按现行套餐资费给予8折优惠。 实施单位：对中国联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政和县分公司
7.完成对应的扶贫挂点村建设4G基站，当年4G信号覆盖到位。 8.对应的扶贫挂点村完成光纤宽带覆盖。
9.向使用电信宽带的村民免费提供高清电视机顶盒(每户1台)，并免收1年高清ITV电视收视费。
实施单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政和分公司 3水利设施
1.人饮工程。优先解决贫困地区水厂提升改造和管网改造延伸。贫困户从主管至出水龙头所需费用列入项目预算或由地方自筹部分解决，贫困户个人不承担安装费用。 2.项目申报优先。对重点扶贫村的水利项目，优先支持纳入规划、优先申报中央资金补助、优先安排实施。 实施单位：县水利局 4电力设施
1.配电网规划。到2020年实现贫困乡村10千伏供电线路长度不超过15千米，变压器台区0.4千伏低压供电半径不超过500米，户均容量不低于3千伏安。
2.电网建设。将低压三相四线供电延伸至贫困户的接户杆，确保贫困乡村生产生活用电、村民农副产品加工和分布式能源送出等用电需求。
3.缴费网点建设。与邮政、信用社、农商行合作，利用他们设置的营业网点，以支付手续费形式，完成电费缴费“村村设点”建设。 实施单位：国网政和县供电公司 金融支持 扶贫小额信贷
1.小额信贷风险担保。依托县扶贫小额信贷助推协会，建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保证金，与相关的银行合作，为贫困户提供5万元以下、3年以内的贷款担保。为能够带动贫困户发展的农林牧渔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及农业龙头企业从事种养加运商等生产服务业的提供的贷款，每带动1户贫困户可配套5万元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实施单位：县农业局、县邮储银行、县农信社、县农行
2.小额信贷贴息资金。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的贷款贴息。每户贴息贷款额度不超过5万元;按贫困户实际贷款额的5%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为1-2年，最长不超过3年。 带动贫困户发展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每带动一户可申请贴息贷款额度不超过5万元，最高不超过5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为1年。 实施单位：县农业局
为巩固脱贫成效，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对象，延长享受脱贫攻坚相关扶持政策至2020年。
全党动员
全民参与
奋力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全党动员
全民参与
打赢脱贫攻坚战 结对帮扶
一户一策
脱贫致富
同步小康 产业扶贫
到村到户
精准帮扶
不拉一人 落实扶贫开发政策
竭诚服务贫困群众 干部驻村心连心
同步小康齐步走 脱贫先立志
致富靠自己 扶贫攻坚
党心所向
民心所依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打好扶贫攻坚硬仗
加大到村到村扶持力度
增强贫困人口发展能力 治穷先治愚
扶贫先扶志
救贫不救懒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全力推行精准扶贫工具包，坚决打胜脱贫攻坚战 与民结对，为民解难，扶民脱贫，帮民致富 同心同德铸就中国梦，群策群力摘除贫困帽
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村因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创新扶贫机制、助推产业发展
扶贫攻坚发展产业、精准到户引领脱贫
对象精准重公平、措施精准重产业、扶贫精准重持久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挂图作战、决战决胜 聚焦精准扶贫、共建小康社会
六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医疗救助脱贫一批、兜底保障脱贫一批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扶贫开发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
减贫是衡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减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以扶贫开发统揽贫困地区工作全局;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不让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在小康进程中掉队;
向贫困宣战;集中力量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
关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事业。
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贫困人口找出来、帮扶政策跟上来;
选派好干部、驻村真帮扶;
村有特色产业，户有致富门路;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
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
先富帮后富，共走小康路;
扶贫手拉手，大爱心连心;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对贫困群众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格外关爱;
以更明确目标、更有力举措、更有效行动推进扶贫开发;
立下扶贫志，打好攻坚战;
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情系困难群体，奉献诚挚爱心;
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推荐阅读：
学校精准扶贫总结04-08
学校精准扶贫紧急预案06-12
学校精准扶贫工作方案05-18
学校精准扶贫实施方案10-28
学校精准扶贫帮扶计划（推荐7篇）05-25
学校精准扶贫活动方案（通用7篇）10-05
学校精准扶贫工作总结（精选6篇）04-08
学校精准扶贫工作计划（推荐6篇）04-08
精准扶贫金融政策07-30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内容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