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内容提要]对于为什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界迄今在认识上仍存在不到位、不准确的现象。本文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二是有助于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三是有助于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时代性、系统性、规范性、解释力和吸引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欧美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近年来，虽然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话题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被屡屡提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也多次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作为重点课题予以推出，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尽管陆续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尚未创立出一个可与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理论和依附理论比肩，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甚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分布中所占的比例也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这的确令人遗憾甚至是尴尬。至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学者认为，除了文化、语言和知识积累等问题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对什么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清楚。而在本文看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为什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认识上或者很不到位，或者很不准确。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的需要，还是基于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需要，抑或是基于改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状况的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
学术发展史表明，理论范式问的竞争对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的整体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理论范式的多样化，没有各种理论范式之间在学理层面上平等的对话、深入的辩难，要想取得理论研究的整体和实质性的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而言，广为流传并起主导作用的是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一些美国学者甚至直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不少中国学者则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美国霸权”问题，并呼吁予以纠正。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无论如何，任由这种状况存在，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并不有利。
应当承认，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主流理论包含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否认或忽视这一点，并因此而排斥对这些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不是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即使是广受追捧的主流理论也是如此。这可以从不同理论群的内部争论和外部批判、从它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中很明显地看出来。否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主流理论存在的种种缺陷，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可能与空间。因此，运用正确的方法，系统而深入地剖析这些理论，弥补其缺陷，矫正其错误，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进而实现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进步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尽管欧美国际关系理论不同范式间的争论和批判——特别是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深刻质疑和严厉批判——可以起到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主流理论在激烈论战之后日益趋同的现象，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的对话在短暂勃兴之后的式微，使得人们必须寻找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整体发展、国际关系学科整体进步的更具持久性的动力。在本文看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担当这一角色。形成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解释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预见性和实践过程中存在许多缺陷和失误”，尽管“20世纪末的历史多次否认了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抽象认识”，但“马克思主义仍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解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州”。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欧美学者十分看重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尼思·汤普森明确地把马克思列为16位“国际思想之父”之一。马丁·格里菲斯(Martin Griffiths)则把列宁列为国际关系学科的50位关键思想家(key thinker)之一。克努成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可能是有关20世纪国际政治的最有影响的著作”。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约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S.Goldstein)、迈克·多伊尔(Michael W.Doyle)等则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或理论范式之一。不仅如此，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国际关系学科重要分支的诞生和成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并一起成为该分支的三种主要理论模式之一。这些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对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公认的贡献。安德烈·杰努斯(Andrew C.Janos)曾这样评价沃勒斯坦：他的研究“是一个充满艰辛探索的典范”，他“通过总结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国际收入的不平等放入历史的视野之中”，其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阐述充满了真知灼见。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也曾发挥过建设性的作用。通观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演进史，我们可以发现，欧美国际关系学界的不少主流学者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展开了学理意义上的对话，甚至直接采用后者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例如，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一书中多次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并予以充分肯定。在卡尔之后，另一位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也与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就帝国主义问题展开了高水平的学理对话。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虽然对霍布森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了批评，但仍认为这一理论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t)的最佳案例。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尽管明确表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畴，但也承认他的“研究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存在相似的地方”，以至于建构主义的最主要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持有“结
构马克思主义”的假定。温特本人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期间曾“认真研究了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论述依附理论的(dependency theory)，并以这一理论为框架讨论了南北关系”。进入该校的研究生院后，温特深受以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巴德·杜瓦尔(Bud Duvall)教授的影响。上述学术经历对温特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探讨霍布斯无政府结构所产生的四种“趋势”时，温特特意说明他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趋势”问题的理解。
上述种种状况实际上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而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无法规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绕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不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正常的学理对话，是无法形成真正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而刻意排斥或者漠视、忽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势必大大弱化国际关系理论乃至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动力。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且正在成长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着独特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有着根本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要彻底改变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不利地位，有效维护和进一步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有一整套系统的、具备“独立自主”品格的国际关系理论，具体体现为有自己的核心问题、独特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判断。——这就是一些中国学者念兹在兹的“中国学派”，或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范式”。那些源于欧美特殊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需求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能成为宣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它们至多可以成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的学理论证。而要形成“中国学派”，除了深深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丰富外交实践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无疑是其主要的思想资源。这与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与主导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战略和对外行为的指导思想方面深深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叶自成在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后指出，马克思、列宁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进革命意识形态、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外交思想、毛泽东本人务实的外交实践，构成了毛泽东外交哲学和外交思想的三大来源。克努成也发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受到了巨大影响。虽然毛泽东在著述中“几乎没有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两位思想家所采用的“辩证法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列宁的理论帮助毛泽东理解了西方干预中国事务的原因”，“列宁关于战争的评论”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牛军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也一直指导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而且那些原则的影响必定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在上述指导原则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只要对照《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收录的有关文献，就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至于邓小平，虽然他谦称自己“读的书并不多”，并且坚决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本本主义”的立场，但他始终“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此，尽管他的外交思想的内容、风格与毛泽东有着明显的差异，并且比毛泽东更少直接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他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强调和坚守，他的世界主义取向，他对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安全、人权与主权等关系的论断，他对世界新秩序基础的阐述，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无不体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
近年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大力倡导和谐世界理念。在探讨这一理念的思想渊源时，绝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将焦点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该理念是中国特有的“和合文化”传统在当下的延伸和体现。但这一思路和观点在历史逻辑上是有明显缺陷的。它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49年以前的中国数个封建王朝在对外关系中的确采取过征伐行为，而这些王朝的统治者无一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包括“和合文化”——作为立国之基和治国之术(statecraft)的。因此，在本文看来，当代中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切实地践履和谐世界理念，其最主要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这是一种能够真正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人类不同群体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其现实基础在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能通过做二战时的“德国梦”、二战后的“美国梦”这两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崛起，而效仿“苏联梦”则是殷鉴不远，且是中国领导人一直警觉并竭力避免的。
总之，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决定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进而言之，只要我们做的是“中国梦”，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独特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基本前提或者说是应有之意。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增强其时代性、系统性、规范性，进而增强其解释力和吸引力
发展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其中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不二法门。作为这一宏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自然也需要发展，需要完善。首先，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确面临着不同的形势，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和解读具有时代、地域乃至个人的多重局限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根据时代特点和客观需要的变化，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使之与时俱进，解释力、吸引力不断增强，同样十分自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认识论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唯物辩证法已经反复告诫人们：“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
上”。应当“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那种期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能够解释所有的国际关系现实的臆想，实质上是基于对该理论的不恰当推崇而赋予了它根本无力完成也不打算完成的任务。这样做，既给了他们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了他们过多的侮辱。至于那些基于偏见而产生的种种苛求，则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其次，从理论自身形态看，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系统性、规范性方面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这与该理论的建构状态直接相关。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根本使命在于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制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行动纲领，以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研究国际关系并不是他们全部理论工作的重心所在；他们没有刻意地去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相比，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们更是将主要精力和智慧放在了实践层面上，理论工作只是其繁重事务的很小一部分。尽管这些政治领袖中不乏具有出色的理论素养、极大的理论兴趣之士，他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判断也不乏深刻、独到之处，但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衡量，无论就个体而言，还是就总体来说，他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前理论形态存在的各种思想、观点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话语特色。而语言哲学告诉我们，表达的主体、表达的语境、表达的目的等因素深刻地影响着语词和语句的选择。即使话语的实际意义相同，表达主体使用的语词和语句可能根本不一样。所以，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虽然不无重合之处，但两者的差异仍是非常明显的。一般而言，学术话语比政治话语更为规范。
最后，从纯粹学术研究层面看，那些以研究国际关系为基本学术旨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已经制度化、格式化的欧美学术环境中，要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并获得起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某种程度的妥协在所难免。比如，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就发现：“沃勒斯坦的理论在本质上属于新马克思主义，但融合了现实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他赞同肯尼思·沃尔兹和赫德利·布尔这样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权威。……沃勒斯坦避免像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过于强调或只强调阶级斗争。他认识到民族国家、族群、宗教、种族、语言群体，甚至家庭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不过他最终还是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他坚持认为均势是经济过程的结果，这个经济过程超越了纯粹的民族国家的边界”。
又如，阿什利在批判新现实主义时，虽然明知“美国国际政治话语中盛行着地方狭隘主义”，但也不得不用“熟悉”的用语，即以一种参照北美国际关系学者共同阅历的表达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这种做法中所含有的非学术因素，多多少少伤害到了其所建构的理论的自洽性。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他们主要的工作集中于综述、诠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以及少量的对新马克思主义国家关系理论的引进、介绍，学理上的贡献极为有限。上述种种情况均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不系统、不规范之处。这可能也是一些人轻视或者忽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原因之一。
总之，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增强其时代性、系统性、规范性。而这一切又都有助于增强其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力，进而增强其对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吸引力。因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结论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潜系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独特的地位；在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一切都导源于其深刻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以及对国际不平等现象的高度关注，对改造世界的坚定信念，对人类进步及其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在这些方面——特别是后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罗伯特·考克斯恰当地将它们称之为“问题解决理论”(pmblem－solving theory)——拉开了距离。也正因为如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此，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在学理上必须搞清楚，在认识上要到位，在行动上要积极，并要不断增强自己在发展方向的本领；即使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持有不同见解但真正理解并尊重学术发展规律的学者，也应秉持一种公允的态度，并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包括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实事求是的认知和评估。毕竟，“大其心容天下之物”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关系学者的基本素质。
(责任编辑：张业亮)
作者：王存刚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柳鸣九与萨特“结缘”，为萨特在文化上进入中国代办了“签证”。30年后的今天，萨特在中国的影响依然巨大甚至无所不在。
本书是柳鸣九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萨特问题的重要论述的系统结集，带我们一起沿着当年萨特东进中国的历史足印，重温那充满激情的诗意年代。
一句话点评：作者“撩开萨特那些抽象、艰深的概念在他的哲学体系上所组成的厚厚的、难以透视的帷幕”，让我们得以近距离接触萨特，重温那场“现代西方哲学精神和中国新的觉醒时代的历史遥合”。
作者：柳鸣九
这家三年前筹备上市，在细分市场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公司突然卖掉，让数度接触过它的投资者、甚至公司一线员工都感到措手不及，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本刊独家调查。
“老板签字后，我们才知道公司被卖了。”桂龙药业(以下简称“桂龙”)一位员工说。2013年2月，英国快消领域巨头利洁时(ReckittBenckiser)宣布，正式收购桂龙，双方已就合作意向签订了合同，目前该笔交易金额暂未披露。
不过，2010年时，桂龙公开表示要在3年内将企业规模做到10亿元，且当时已经开始筹备上市相关工作。
这种始料未及不止发生在桂龙内部，熟悉桂龙的多个业内人士都觉得“太突然了”。还有一点颇让业界感到“意外”，接手桂龙的利洁时是一家以日化用品著称的公司。
在国内市场上，大多数人对利洁时这个名字很陌生，但该公司旗下的品牌杜蕾斯、滴露、薇婷、巧手等均有很高的知名度。一个“外行”来收购一家医药企业的案例并不多见。此前，赛诺菲收购太阳石药业、阿斯利康收购广东倍康制药，均属于同行(医药企业)之间的并购。
在整个医药行业，年销售额不到4亿元的桂龙规模尚小，但却是一块不可多得的优质资产。桂龙以呼吸系统用药咳喘宁起家，后凭借慢严舒柠在业界声名鹊起。目前，桂龙主打产品慢严舒柠清喉利咽颗粒已成为国内慢性咽炎市场的第一品牌，且近几年来桂龙通过渠道管控等手段保证了该产品良好的终端统一价格。
除利洁时外，华润三九等多个企业也对桂龙觊觎多时。据知情人士透露，利洁时约谈桂龙之前，华润三九对桂龙已经有过深入地洽谈收购事宜，当时华润三九已经请了会计事务所来对桂龙进行相关的财务审计，但最终因为价格没谈拢而“流产”。
“利洁时出价最高，又赶上了一个好时机：王秉歧年岁已高，此前所患疾病复发，希望能够早点为公司找一个好归宿。”上述知情人士告诉《E药经理人》。
这位知情人士分析说，桂龙董事长王秉歧自身也更愿意将公司卖给利洁时。“因为利洁时这个外行来收购，能够保证桂龙既有队伍的完整性。”
不过，上述种种原因只能看做是王秉岐卖掉公司的加速剂，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关注和思考。
为什么要卖
半年前，王秉歧就萌生了卖掉公司的想法。这一念头的导火索始于公司内部的管理不畅。
桂龙是一家典型的家族式企业。收购前桂龙总经理是王秉岐长子王俊新，王俊新从基层业务员做起，早年负责桂龙当家花旦产品桂龙咳喘宁的市场销售工作，专注于学术推广这一模式使得桂龙咳喘宁大获成功。
身为董事长的王秉岐与长子一方面是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父子关系。但在公司具体事务的管理上，由于权责职能界定不清晰，这两种关系混为一谈，王秉岐和王俊新之间便出现意见分歧：“董事长要求总经理按照规定向自己汇报相关工作，但总经理认为既然是家族的公司，没必要拘泥于形式。而且，总经理本人在股票资本市场上小有成就后，渐渐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精力投入也有所减少。”一位接近桂龙的人士说。
据了解，王秉歧还有一次子，曾进入桂龙负责过广告投放方面的工作，后来也因种种原因而出走。次子离开公司后，开了一家独立的广告公司做桂龙相关产品的广告业务，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其实，王秉歧本人早有意去家族化。
2001年左右，王秉歧引进职业经理人做企业的营销变革，开创了备受业界推崇的“合力营销”模式，且逐渐放弃了学术营销路线而全力主攻OTC市场，也因此成就了慢严舒柠清喉利咽颗粒的辉煌，2010年慢严舒柠清喉利咽颗粒单品销售额达到3亿元。
尽管OTC市场的快速崛起使得桂龙销售额有了快速增长，利润额也大幅上升，但白2005年后，桂龙的销售额就始终在4亿元左右徘徊。放弃学术推广，单腿走OTC路线，这一选择无疑为桂龙后来的发展带来极大硬伤。
雪上加霜的是，2008年，桂龙陷入一场管理层震荡的风波。外聘的总经理以及多位高管离职，王俊新才被推到前台担任总经理。桂龙一位早年离职人员称，桂龙与原总经理最大的分歧在于桂龙的销售费用不断增加，但年销售额不断下降，利润率也随之大幅下滑。随后，桂龙进行了团队重组。
时任桂龙的营销总监戴峰被提拔为副总经理，全面负责营销改革;空降圣元国际(圣元乳业)的尹朝木，任职市场总监，重点负责桂龙的品牌运营;桂龙引进原西藏奇正藏药富有销售管理经验的马承曙任职销售总监。
这次人事调整颇有成效，2009年桂龙的年销售收入和利润都创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桂龙重拾学术推广模式，重新组建医院营销网络。但2011年开始，桂龙的销售额再次陷入平静期。
桂龙的努力
一直以来，桂龙都是靠着单品在市场上单打独斗，先是桂龙咳喘宁，后是慢严舒柠。产品线单一，缺乏新品推动，加之老产品增长遭遇瓶颈，桂龙的年销售额很难再有突破。王俊新等一群桂龙元老对此早有共识，并立志改变这一局面，曾表示在2010年上市5～6个新品。
按照3年前桂龙的规划，桂龙着力在母品牌框架下培养子品牌系列产品。主要是慢严舒柠品牌和桂龙品牌，以及治疗抑郁失眠的新产品桂龙复方柴胡安神颗粒等。现在，慢严舒柠品牌下拥有4个子品牌产品，分别是慢严舒柠清喉利咽颗粒、慢严舒柠好爽糖、慢严舒柠复方青橄榄利咽片、慢严舒柠咽炎片。桂龙品牌下拥有桂龙咳喘宁胶囊和桂龙咳喘宁颗粒。
但是，这些新品的上市并没有改变桂龙年销售额增长无力的困境。
一方面，这些产品本身竞争力不足;另一方面，桂龙的多数产品属于OTC，该类产品完全依靠广告来拉动，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广告实际上是桂龙整个企业销售的命脉和核心。慢严舒柠品牌下的一系列OTC产品销量的提升和增长直接与其广告投放的力度和精准度成正相关。2007年，桂龙广告投放达到峰值为1亿元。
近几年，随着传统媒体广告价位的日渐上涨，桂龙也在有意降低广告投放的成本，其精准度也不断降低。尽管桂龙每年都在调整相关广告投放区域以及策略，但就现在的情形看，仍旧处于试错阶段。
与此同时，桂龙也早早加入到新媒体营销的行列中来，尝试微博、视频广告、网络推广等各种形式的品牌形象宣传。但在整个医药行业，利用新媒体营销仍处于探路阶段，直接借此带来地面产品销量的增长很有限。
另一被外界很不看好的慢严舒柠好爽糖的市场表现也未能达到预期。起初，慢严舒柠好爽糖在四川成都等地做过商超铺货，最终无功而返。“真正购买此产品的消费者看重的是其润喉清嗓的功效，而并非日常的润喉保健，所以其还是回归到了药店渠道。”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此外，该产品的差异化特征也并不明显。这从其广告宣传语中可见一斑：“加班熬夜爽一爽;开车提神爽一爽;飙歌护嗓爽一爽。”具有此功效的产品，市场上比比皆是。
至于治疗抑郁失眠的桂龙复方柴胡安神颗粒，产品早在2010年就获得了批文，但迟迟未见产品投放到市场。按照王秉歧的规划，这个产品背后其实是一个宏大的产业版图，即心悦中医心理治疗产业。
为此，王秉歧于2009年专门成立了心悦科技有限公司，并且建立了专业的网站。包括一个天网，叫心悦网，目标就是将来做成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心理救助网站。和专业网站配套的，是准备建立一支强大的地面服务队伍，叫地网。天网传递信息，地网通过建立中医心理治疗连锁机构来提供人力服务。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桂龙复方柴胡安神颗粒可以作为辅导用药。
现实情况是，这一模式很难成行。仅获得开设心理治疗机构的资质本身就有很大困难。现在，搜索当时王秉歧注册的网站域名，显示为访问的页面不存在。
不仅如此，准备于2009年下半年投产的桂龙咳喘宁蜜炼膏，前期已经花费500万元购买了相关设备，至今也未能面世。2011年6月，桂龙位于安徽马鞍山市的医药产业园开始建立，其中功能性食品自动化生产线的布局，则是想要打造类似于慢严舒柠好爽糖的多个大健康类产品，当前也未见有相关产品上市。
利洁时为何出价最高
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向买主利洁时。
同样是日化领域的巨头，利洁时在华的知名度以及产品市场占有率要远远落后于宝洁和联合利华。
这是因为，利洁时的主要业务一直在欧洲和北美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利洁时忽略了对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和发展。虽然1995年利洁时就来到中国，在广州成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但直到2006年才在中国成立了利洁时家化(中国)这家利洁时全球全资子公司。为了追赶竞争对手，利洁时不断调整中国市场在其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并在2012年年中宣布将北亚总部落户北京CBD。
利洁时家化(中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及市场战略拓展总监谭奕曾向媒体表示，“利洁时在全球拥有超过100个品牌，大量品牌还没有进入到中国来。我个人预计其实不用到2020年，全局规划一旦开启，利洁时将迅速提升在华业务，与宝洁、联合利华等在中国的业务达到同一规模。”利洁时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则是通过并购、合资、建厂等形式，不断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基地。
翻看利洁时的全球发展史，“并购”、“收购”是两大关键词。其旗下产品杜蕾斯便是在2010年通过收购SSI公司所获得。与宝洁和联合利华所不同的是，利洁时是一家更加多元化的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利洁时拥有同样是治疗咽喉疼痛的OTC类产品Strepsils(中文译名为使立消，目前在香港地区有销售，淘宝网上可查找到代购产品)系列，使立消自1950年上市以来，剂型从最初的喉咙痛漱口水发展到润喉糖和喷雾剂型。
有分析认为，既然利洁时无法通过日化产品占领更多的中国市场份额，另辟蹊径从OTC领域突击，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位长期从事OTC营销策划的业内人士认为，利洁时此举的最大意图在于将该Strepsils系列产品引进国内市场。自建队伍和渠道无疑成本高昂，关键是渠道的建设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收购一家有着成熟渠道和队伍的企业不失为上策。
近几年来，利洁时更是加大了多元化的扩张力度，尤其在制药领域。2008年，利洁时公司完成收购Adams Respiratory Therapeutics，Inc.，进入美国OTC市场，其产品在Mucinex美国感冒药市场排第一位;2010年，利洁时以326亿卢布(约合人民币67亿元)收购印度制药商ParasPharmaceuticals;去年，利洁时曾斥资14亿美元收购美国维生素企业Schiff NutritionInternational;近日，利洁时获得了百时美施贵宝部分非处方药物在巴西、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分销权。
上述收购给利洁时带来一定利好。2011年利洁时的上市年报显示，其制药业务板块的收入增长率为6%，超过公司总体收入4%的增长速度，且日渐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核心板块。
当前，桂龙企业内部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旧是原有的管理层，原有的生产运营模式。但是，谁也无法保证未来利洁时不会对桂龙“动刀子”。桂龙已经建立起来的品牌产品未来命运又会如何?记者试图联系利洁时和桂龙的相关负责人询问此收购事件的进展时，均被婉拒。这个时候，我们很想知道，依托利洁时这个大鳄，已经跻身为世界500强公司一员的桂龙人心中是何种感想。
作者：卜艳
一
1.信誉优势。敢于使用自有品牌的连锁企业往往有良好的声誉和企业形象。连锁企业开发自有品牌，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原则上可杜绝假冒伪劣，保证商品纯正，从而更易赢得消费者信任。
2.价格优势。自有品牌战略的成功，首先，最大的优势在于可掌握商品的自主定价权，使商品价格大大低于同档次生产企业的产品;其次，连锁企业掌握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部环节，简化了流通程序，进而降低了流通成本;第三，借助其他商誉提高品牌影响力，从而节省了广告宣传费用;最后，大批量进货，易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
3.特色优势。实施自有品牌营销战略，大型连锁企业首先要对其品牌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连锁企业的自有品牌与制造商品牌的最显著区别在于，连锁企业的自有品牌只能运用于开发商品的企业内部，其他企业不能使用，因此，使用自有品牌也就把本企业的经营特色体现出来，以特色经营赢得顾客。
4.领先优势。连锁企业直接面对广大的消费者，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特点及其变动趋势，从而能根据消费需求特点来设计、开发和组织商品，这样就使自有品牌的商品比制造商品牌的商品更能快捷地体现市场需求，领先一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先发制人的有利地位，掌握竞争的主动权。
5.企业文化优势。品牌是凝结产品特征的总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连锁企业在创建并销售自有品牌的同时也创建了企业特有的文化价值:对内激发员工热情服务,促使员工不断探索、勤奋工作;对外具有不可估量的扩散效应、放大效应、刺激效应和持续效应,从而可以产生大量的潜在购买群体,而且能够持续不断地影响到将来,为企业带来长远的投资回报率。二沃尔玛“惠宜”牌卷纸娃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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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脱离关系，中国足球的“去行政化”全面展开。据悉，中国将在三年时间内建设两万所足球学校，也将是中国足球发展改革的重要一步。但与此同时很多人要问了：既然中国足球那么差，如此劳民伤财又收获甚微，我们为什么还一定要发展足球呢?
中国的体育有两大计划：1.全民健身计划。2.奥运争光计划。对于后者我们在08年奥运会上以46金的好成绩超越美国名列奖牌榜首位，让无数国人扬眉吐气。以我们的奖牌分布情况来看，我们大多在乒乓球，跳水，射击等普及程度较低的体育项目上收获显著，而在运动的基础项目：田径、游泳、三大球上收获甚微。在奥运赛场上我们可以说是取得了田忌赛马式的战略性胜利，但也应该看到在真正的含金量高的大项目上我们还有差距明显。显然奥运会的奖牌数这并不能代表我国已跻身体育大国，更谈不上什么体育强国。因为体育强国的评判标准是全民身体素质而不是高水平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全民健身的落实才是硬道理，而这必须要靠能够普及大众的基础体育项目。
若要成为体育大国甚至体育强国，需要普及全民健身。足球作为一项普及程度高的集体竞技性运动便可以完美的充当这一载体。中国足球广为球迷诟病，国足实力不行究其原因除体制问题外群众基础单薄、普及程度较低也是一个严重问题。集体运动项目与个人运动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单靠一两个天才运动员无法使全队成绩提升。这需要更广泛的大众基础才能发展足球。按足协的计划三年内建两万所足球特色学校，按每学校1000人计算，我们就有了2000万足球人口。这是一个飞跃，也还远远不够。足球作为全民健身的载体必须让它走进全国的中小学，走进体育课，让足球走进大众的生活，才是足球改革的首要问题。做到了这些，中国足球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或许不能在短期内有所体现，但足球作为全民健身的一大重要载体对于提高国人身体素质起到的巨大影响才是发展足球的关键。
足球被誉为世界第一大运动，是体育产业最大的单一项目。世界杯的关注程度甚至可以与奥运会相媲美，可见其在全球的巨大影响力。中国人对足球也一向情有独钟，即便是世界杯没有中国队参加也丝毫不减热情。做好了足球，联赛可以挣钱，出口球员可以挣钱，承办国际比赛所带来的足球周边产品及旅游业的发展又可以赚钱。其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其他方面的效益不可估量。足球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即使在国足水平低迷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可见足球产业在中国的巨大潜力。用一句话说：国人喜欢足球，又可以赚钱。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发展它呢?
虽然中国足球现状千疮百孔，但仍然不可破罐子破摔。因为足球不仅是大众喜爱的一项运动承载着中国人的体育强国梦，还是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潜力产业。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发展足球。
为什么要发展电子政务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首先，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谈到政治就离不开行政， 行政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它必然不是一般公众可以深入了解。通过发展电子政务，可以大大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政府可以倾听公众的意见并做及时处理，这既使政府能够收集大量准确地信息同时又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程度。
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应该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理念来认识电子政务的贡献，强调节约国民的时间精力，促进政府与社会和谐，提升社会合作效率，提高国民生产力，增添国家财富。发展电子政务就不得不提网络经济，网络经济是从经济的角度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从工业社会的产业经济向未来社会的网络经济的转化的一种经济的变迁。它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建立快速、全球性贸易成为可能。以Internet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网络，不仅能提供及时、低成本的信息交换系统，还可以提供准确及时的商业信息。这样就减少机构和中间管理层次，减少政府的公职人员，降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力、物力、资金成本，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且还有利于政府克服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有利于政府的廉政、勤政建设。
再者，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发展电子政务，对政府管理方式及行政人员素质的影响同样是极为深刻的。在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通过行政命令、审批等手段进行。由于审批项目多，透明度低，再加上少数行政人员的职业意识差，监督不到位等多种原因，使暗箱操作，权力滥用、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得到遏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不满。传统政府管理方式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不仅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还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而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管理模式的特征：知识化、信息化、虚拟化、数字化、全球化，就能有效避免这些问题。
最后，再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电子政务是一个系统，它由技术要素、信息要素、职能要素、制度规则要素、人员要素组成。电子政务系统是面向政府机构的流程优化和服务扩展的基于Internet技术的综合信息系统。而电子政务需要一个开放的、有序的、能控制的系统，需要一个系统之间能够高效协作的、提供业务流程再造和服务优化的系统，需要一个能够提高行政效率和决策效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持续解决民生问题的系统。
(1)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2)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是改革不断发展和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即改变那些不利于生产力解放、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是经济体制深层次改革的核心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5)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总之，非公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是提供新就业岗位的主渠道，是满足全国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生力军。
附录：非公经济类型
我国的非公经济主要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
多种经济成分混同发展好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枯木逢春，政治文化经济又重新焕发出生机，国家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到长足的改善，尤其是在东部地区贫穷匮乏基本上一扫而光，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第二强国。一百五十多年来，单一民营(私有制)经济独裁的资本主义和单一公有经济独裁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西方(包括后来加盟的东欧俄罗斯)政治民主自由平等、经济成分混合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成功，雄辩地说明，多种经济混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确是目前人类社会最佳的经济结构。 一)、生产资料公有社会化的合理性和不足。 我们先来看合理性。
1)、在工业薄弱地区或资本有限启动资金十分短缺时，需要由政府或社会团体组织集资贷款以启动工业化生产。例如边远贫困地区和经济落后农村，发展经济如修桥筑路等工程项目和最初起步的工业化项目，应由地方政府或社会团体先行。当老百姓有钱了，并(如在外地打工)学会企业管理，会工业化生产了，再发展民营企业和商业。2)、经济运行需要组建社会化生产,而民营个体又缺乏权威和经验时,需要社会团体或政府出面做主要投资者,来组织股东委员会或合作社等，使民营企业各自在生产链中选择适合的环节重点生产，从而保证生产链正常营运达到共赢。这在农业生产中也可找到村委会发起组织社会化生产的例案。例如，某个村庄经村委会组织后，花农进行分工合作，有人专门从事种子生产，有人专门从事花木苗生产，有人专门
1 从事盆景生产，有人专门从事花药肥料生产，有人专门从事包装(包括商店、网络)营销，运输(包括快递公司)等。3)、对各种灾变等突发事件和战争，动用社会团体或国家的力量投资，可快速有效应对处理平息事件制止事态的恶化。4)、有关国民生计而又微利的产业和无利的公共事业(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当责无旁贷地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来投资经营，不能推诿或转嫁给私人投资经营。5)、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项目，由政府和社会团体投资经营。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政府不要与民争利。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我认为主要是指第三第四项掌控在政府或社会团体手中，而不是指公有制经济数量(社会组织和政府掌控管理的经济)的比例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占多数。比例是要随着经济发展状况不断进行调整的，甚至于根据需要可能数量等比例低于民营经济。
社会必须有一部分公有制经济,而且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为龙头，全部民营化是不可取的。但是，生产资料的全部公有社会化也有其天然的致命缺陷，也行不通。这是马克思避而不谈或始料不及的。
工业生产必须要有资金投入，盖厂房买机器买原材料支付工资和其他支出费用。那么，改革开放后为什么必须要请出民营经济?为什么只有公有资本不行，而必须要有民营资本补充，甚至于民营企业的数量要占到70%以上，而公有企业只能占到20%左右呢?这就要从公有企业的局限性说起，而且要从共产主义行不通说起。
2 1)、人的天性是自私的。(其实动物也是自私的，小猪一出生就知道抢奶头吃奶，公狮不允许狮群中有其他公狮的幼狮，猴王容不得其他公猴染指猴群中的母猴。动物精子在通向卵子时，争先恐后毫无大公无私可言，一旦进入到卵子，便关起门来不准其他精子进入，不搞共产主义唯自己独享。)因此在公有企业，人往往缺乏生产积极性和偷懒消极怠工，公有制经济效益差。单位时间单位人向社会提供适销适用的商品数量低。公办邮政局办不过私人的快递公司。公办的菜场办不过私人菜贩子。公办的菜场卖死鱼烂鱼，私人鱼摊子卖活鱼鲜鱼。公家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私人单位，相逢开口笑，热情周到，服务态度好质量高。
加上公有企业官僚主义，公有制企业生产效率不仅低，而且浪费大，成本高，若是全部社会化公有化，则其运行的成本代价为社会更无法所承担。
必须注意到，人的活动既具有社会性，也具有独立的个性。别人吃饱了，不代表你也吃饱了。别人睡得好，不代表你也睡得好。别人有老婆孩子，不代表你也就有老婆孩子。任何正常健康的社会，必须给个人的活动生活和民营经济留有充分的空间。使社会保留有民营的经济活动，个体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生活。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兼有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二者共存互补，缺一不可。既不能没有公有经济，也不能没有民营经济。公有民营经济兼有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能称为是以资本利润为取向，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专制的资本主义，不能说具有资本主义因素。同样，公有民营经济兼有的民主社会主义
3 也不能称为是整个社会只有一个社会中心的经济主体，由社会中心对物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品直接分配，没有阶级，没有政党，没有国家，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共产主义，不能说具有共产主义因素。把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硬戴到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身上，实是无聊之举。 因此，目前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是符合人性的，而消灭了民营经济全部社会化的共产主义是违背人性的。故共产主义纵然建立起来，也不能长久维持。因为它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为人们本能地反感和厌恶，受到人天然的抵制。
有人说，混合经济在中国清朝就有了，是清朝的裹脚布。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多种成份的经济结构(包括社会化生产)。混合经济是人类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常态，至少在现在，混合经济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经济模式中最好的，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反倒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短暂的插曲和闹剧，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共产主义现在终于到了曲终人散收场关门的时候了。
2)、公有企业不能灵活及时应对市场的变化和需要。或生产过剩积压或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或产品老化不为市场所欢迎。任何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创新、经济运行模式的创意、市场开发营销策略的策划、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发明创造、生产方式方法的设计等灵感激情的火花是随机的偶然的触发，都不出于计划，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民营经济调动了千百万人的精力智力和积极性，千百万人的大脑随时随地制宜的精心策划，必然胜过少数人孤寂大脑的创造思维。少数人生硬死板的僵化头脑与千百万人自主创新的灵活头脑的较
4 量必然溃不成军。公有制经济竞争不过民营制经济，就是因为公有经济只有少数人的积极性，而民间的个人的甚至公有企业下属干部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受到控制压抑。公有经济千人一面，民营经济繁花似锦。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所以，单一公有经济的共产主义和以资本利润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一样败下阵来，输给公私混合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东方的共产主义也不得不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一样退出历史舞台共同趋向社会主义。 3)、在共产主义社会，企业和政府需养一庞大的官僚队伍管理监督检查企业，还要不断地为企业选择引进产品技术工艺，改造企业的机器设备，越俎代庖去操劳企业人财物的一切事务。长此以往，企业也就乐得有婆便把婆来倚，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当公有制社会化企业数量过大时，则为社会所承担不起。在共产主义社会，全世界所有的企业由社会中心统一控制管理，除了万能的神，人间又有谁能掌控了解调度调拨安排天下企业的、市场的和每个老百姓每时每刻的动向细节和不同需要，分析处理每个企业和社会爆炸的信息，社会中心有谁能对物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品直接分配到世界上的个人。周恩来这样的大能人，日理万机也做不到，他日夜操劳到头来积劳成疾而终，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于是，为应对无穷无尽的工作量，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增加社会中心的工作人员，使共产主义国家的机关机构庞大政府冗员臃肿(还要豢养一批数量巨大的政治干部，包括所有单位的党委政治部组织部政委，庞大的司法警察军队宣传部外交部统战部妇联等，哪个社会负担得起这沉重的行政费用)，行政开支高居不
5 下，而最高的管理决策者则越来越疲于奔命力不从心。政府和社会中心上的工程项目多成为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烂尾工程，大家都领导，大家都不负责。而私营老板拍板时是以身家性命作代价的，来不得丝毫的麻痹大意。
正象农业宗族社会的每一个朝代末期，社会难于承受官府朝廷的开支费用而走向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在信息爆炸的工业社会沿用农业宗族社会政治制度，由社会中心等最高的管理决策者就象宗族中的族长一样决策，故必行不通。)
再如在苏联和中国，教育科研生产分开，学校专门教学、研究所专门科研、工厂专门生产，结果造成教学科研和生产的脱节。再如，近几年来在社区管理中，计划管理方式回潮，大政府包办一切管理一切控制一切，社区所有的事务都由物业承包。结果，物业苦不堪言，而业主对物业的各项服务还非常不满意。事实告诉人们，共产主义不仅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任何国家也都不可行。强求一致，控制一切，便是死亡，是走向地狱而决不是走向天堂。与其让政府和社会中心安排控制一切，不如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实行民主让人民自治。但公有制企业不是企业家自己的，让公有制企业自治，就会乱(因而公有制企业三公消费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如此一来，公有企业坠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境遇，所以一般企业的出路唯有民营化，让民营者自己管理或在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时监督企业。(现代先进国家工厂中，车间中机器发生故障，生产工人可以直接到机修车间找工人来修理，而不必层层上报请示汇报批示调度安排。)所以，一个正常的
6 社会只能是，存在着不同经济成份、不同意识形态、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政党派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竞争自由发展。
共产主义由社会中心安排控制一切的制度模式可以休矣!“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共产主义必定半途夭折寿终正寝，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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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煊先生的帖子的确将“公有制”的历史局限性说出来了，很不错。赞!
其实，公有制就其所谓的“国有制”这一实现形式而言，早就与私有制同时存在了，先不说远一些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即俄国社会的“农村公社”(详见《马克思致苏查利奇的信》)，就说斯密的《国富论》，斯密曾指出：“论便利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机构为便利一般商业所必需的公共工程和机构为便利任何国家的商业所必要的公共工程，如良好公路、桥梁、通航运河、海港等等的建立和维持，在不同的社会时期要求有程度非常不同的支出，这是十分明显不待证明的。建筑和维修任何一国的公路支出，显然必须随着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增加而增加，或随着必须在这些公路上运输的货物的数量和
7 重量的增加而增加。桥梁的承受力必须和可能通过它的车辆的数目和重量相适应。通航运河的河水深度和供应，必须和可能在河上运载货物的船舶的数目和吨位成比例;海港的大小必须和可能停泊的船只的数目成比例。.......例如，公路、桥梁、通航运河，可以用对使用它们的车船征收的小额通行税来建设和维修;海港，可以用对装卸货物的船舶课征的港口税来建设和维修。造币厂是另一种便利商业的机构，通过收取铸币税不仅能开销它自己的支出，而且可以为君主提供小量收入在欧洲有几个地区，运河的通行税或水闸税是私人的财产，他们的私人利益迫使他们去维修运河。如果它不是保持得相当良好，航运必然完全停止，随之他们从通行税得到的全部利益也就落空。如果这种通行税交由本人没有利害关系的管理人员去办理，他们就可能不大注意去维修通行税从而产生的工程。兰格多克运河在上世纪末使法国国王和该省花去了一千三百万里拉，(一千三百万里拉约合九十万英镑)。当这项巨大工程竣工时，发现使之处于经常维修状态的最好办法，是将通行税作为礼物赠给工程师里格，他是这项工程的设计师和监督人。这项通行税现在成为这位先生的后代子孙的一笔非常大的财产，因而有巨大的利益去使这项工程经常得到维修。假如这种通行税交由管理员管理，由于他们没有这种利益，可能将其耗费在装饰性的不必要的用途上，而最主要的工程部分则任其毁坏。”(详见：《国富论》下册第332-334页，杨敬年译本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10)
可见，公有制(国营所有制)的弊端早在亚当·斯密的年代就被
8 亚当·斯密所指出，正如金煊先生所述的：“企业和ZF需养一庞大的官僚队伍管理监督检查企业，还要不断地为企业选择引进产品技术工艺，改造企业的机器设备，越俎代庖去操劳企业人财物的一切事务。长此以往，企业也就乐得有婆便把婆来倚，失去了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为了论证单一公有制的必然性，竟错误地将社会分工和交换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这就如同将人的劳动及其劳动意志与人的双手相联系，而却将人的直立行走所产生的“手与脚的分工”排斥在外，是同样的荒谬。当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存在”作为一个“鲁滨逊单个人的存在”时，当马克思将“人类劳动”作为鲁滨逊的“单一个人劳动”时，当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总产品”作为鲁滨逊"单一个人的劳动的品"时，当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作为鲁滨逊的“单一个人的劳动过程”时，我只能说，马克思深深地陷入了“劳动拜物教”中而无法自拔了。明明是需求催生了劳动和创造了劳动，产生人对物的价值方面的社会意识，马克思偏却说成为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带来了需求。讲究唯物论说到底是使用价值决定交换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决定使用价值。
斯密指出，人们的居住地广袤而分散且各地人们所占有自然资源的丰沛程度不一，故交换乃人之本能。随着社会内部及外部之间的产品交换的日益频繁，人们发现物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需要外，还具有交换价值以此交换其他物品的能力。为了使二者加以区别，
9 称前者为使用价值，称后者为交换价值。由此产生了“市场”的概念，“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为了公平公正地实现物品的相互交换，劳动、谷物、金银和生产工具等，都被人们用来作为计量和分配财富的一个尺度，为此，形成财富的分配观即价值观。如此看来，财富的分配尺度即价值尺度，是相对尺度，不是绝对尺度，也就是说，尺度的单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与物理尺度不同，价值尺度是一个相对概念，在某一特殊时期内也许是不变的，但从长远角度看，价值尺度是可变的。马克思却认为，价值是绝对的，所以将价值尺度作为一个同质的、唯一的、绝对的、不变的量纲来论证，这就错了。
说到底，物品之间作为商品来交换，比例关系即包括物品的数量，同时也包括物品的质量。马克思却将物品的质量说成是物品的本质。说什么物品之间尽管使用价值是不同质的，但抽象一看却是同质的，本质是同一的。这哪儿跟哪儿呀!物品之间在使用价值上的不同质，具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物品的使用价值的功能并不一致，吃的东西不能靠穿的东西来解决，同理，穿的东西也不能靠吃的东西来解决。其二是指物品的各自的质量标准，不是指物品的本质。抽象东西只能解决具体东西的数量，却无法解决具体东西的质量!也就说，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只能解决具体劳动之间的数量难题，却不能解决具体劳动之间的质量难题。我们说，数量总是一定质量基础上的数量，如果质量问题尚未解决，那数量问题就无法真正得以解决。
10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仅仅表现为产品数量增长吗，从不表现为产品质量的提升吗，非也!
当马克思引述配第：“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时，马克思与配第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将财富的生产与财富的分配混为一谈了。今天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它们都是财富生产的要素，是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在财富分配上，我们有意识地选择其中一个要素，例如选择劳动，作为财富的计量尺度即价值尺度，来实现公平公正的分配。那么就存在一个前提，劳动首先应与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之间有一个“通约”即折算。马克思认为这并不重要，因为马克思认为，除了劳动之外，其他要素都是“买来”的，其价值是不可变资本，所以是折旧问题，不是增值问题。事实上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吃素”的，它们是要吃“利润”的，而且往往是“狮子大开口”，恨不得一口就将企业利润全部吞噬掉的。所以表面看来，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随着生产过程而发生磨损，仿佛仅是企业生产中的“折旧问题”，但“折旧额”中学问可大了，这其中就包括企业资本渡让出的“剩余价值”即企业利润。劳动亦是如此，其工资形式也包括一部分剩余价值即企业利润。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生产要素的价值或价格，恰恰反映的是出售人对生产要素具有的增值力及其盈利预期所给予的市场估值。
总之，企业主只要参照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来操作即可，比如央
11 行基准利率为5%(CPI为增长率为零)，那么企业主认为，只要税后的企业净利润为5%以上就可以做，否则企业主就将资金转入银行了坐收5%的利息了。这里，谁到底剥削了谁?若要厘清这一问题，首先就看谁违法没违法，违法就是剥削，没违法就谈不上剥削，而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例如，企业主让怀孕的女工从事高温、有毒、辐射等工作，就是违法，是剥削;再例如，企业主让工人在没有安全保护的工作环境下劳动，使其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这也是违法，是剥削。同理，企业主不给加班工人的加班费，违反劳动法这是剥削，还有，企业主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违法了也是对知识权利人的剥削，同理，企业主无故解雇将职业管理人，省下一笔优渥佣金，其实这是违法公司法，也应是剥削，再例如企业主将贷款私下挪用炒股或赌博，这是违法也是对资本权利人的剥削，等等。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整天叫喊着，看呀!美国社会是剥削社会，日本社会也是剥削社会，德国、法国、英国和丹麦都是剥削社会。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研究各个国家的劳动法及其全部法律，也不分析社会各阶层的现实收入水平及其历史状况之间的关系，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失去了自我鉴别事物本相的能力，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见风使舵，自寻苦恼又无法自拔。
12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87371&page=1&fromuid=1354444 13
在我国经济“生态链”上，企业依照规模划分为大、中、小和微型企业四类。国 家大力扶植的“小微”企业长期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小微”企业大多从事的是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小微企业规模虽小，但在中国竞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 却功不可没。
第一，小微企业是解决新增就业人口的主渠道。小微企业创业及就业门槛低，具有很强的吸纳就业能力。它们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我国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的新增就业岗位，是保障民生和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力量。
第二，小微企业是企业家创业成长的重要平台。只有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成长起来，我国的实体经济才会更加稳固。我国小微企业在创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学习、管理和创新，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和技术管理人员不断成长，成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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