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自由主义论文

伍晓鹰：对“经济人”的研究实际上涉及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是仅仅用道德评价来对待人和社会，还是用分析的观点来对待人和社会。记得经济学说史上曾有过这样一场关于经济学研究目的的争论：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认为，单纯追求财富的增加是不对的，应该以人的幸福为目的，为此必须以公平的分配来克服增长的矛盾。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经济的自由主义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经济的自由主义论文 篇1：

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局限

[摘 要]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金融自由化所导致的的金融过度创新。由于监管体制的漏洞、货币政策的变动、企业制度的变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风险防范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使全球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从理论根据上归因于经济新自由主义者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提出的主张,目前是应该回归凯恩斯主义还是走第三条道路,以及是否还有其他摆脱危机的路径,期待危机中出现理论上的突破。 [关键词] 金融危机;经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第三条道路

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

美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美国股票市场在一年之内造成的损失,就超过了市值的2/3,同时,失业率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金融过度创新

金融自由化在美国大行其道,由此导致金融过度创新。金融创新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但不能消灭风险。金融过度创新之后,缺乏对这些复杂的创新产品自身所暗藏的巨大风险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正是金融自由化所致,使得许多制度缺失,约束的放松使得创新反而成为一种桎梏。首先,金融机构竞争过度,一些金融机构为更多更快地发放次级贷款,有意放松对借款人基本借款资质和条件的审查,这就蕴藏着风险;其次,在次贷通过证券化转为次债的过程中,存在着担保过度,主要是依靠“两房”背后的隐性国家担保;最后,产品创新导致的衍生过度,导致投资银行的业务风险不断放大。因此危机爆发不可避免,而且危害严重,这种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金融过度创新,不但没有转移和分散风险,反而使风险集中爆发。

2.分散化的金融监管体制缺乏监管效率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FRB)、财政部(OCC)、储蓄管理局(OTS)、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近10个机构。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像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底该由美联储、储蓄管理局,还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管没有明确,而且由于各种监管规则制定得越来越细,在确保监管准确性的同时牺牲了监管的效率,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越来越慢。多头监管的存在,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错过。

3.利率市场化积累并刺破泡沫

经济低迷时,降低利率,刺激需求;而出现房产泡沫时,由于假设了房价还会继续上涨,提高利率,刺破泡沫。在美国,利率是市场化的利率,因此调整非常频繁。上世纪末,IT泡沫破灭后,美国加速降低利率。据有关资料,2001—2003 年美联储连续10多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由6.5%降至 1%,贴现利率由 6.0%降至 2%的历史性低水平,并维持了近一年时间,长期低利率,极大刺激了房地产的投资。进入21世纪后,美国已大量对被认为工作与收入状况较差,从而还款能力较差的阶层发放住房贷款(即次贷)。美国经济经历了从2002—2007年长达5年多的黄金扩张期,这一经济周期中,房价的持续上扬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过去5年里,美国的住宅价格上涨了57%。房产泡沫现象日趋明显。房地产商利润率急剧增加,从而加大对房地产的投资,银行资本为获得与房地产业资本相适应的高利润,抬高贷款利息(包括次贷利息),严重削弱了劳动民众贷款购房能力。2003年6月是2%,2004年12月是3.25%,2005年12月是5.25%,2006年6日29日是6.25%,于是在房地产泡沫破灭时,引发了金融危机。

4.企业完全私有化蕴含风险

当时,这些机构如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都是合伙制企业。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合伙人必须用自己的资金承担风险。然而,当合伙制被广泛地改造成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时,它们便没有了这样的限制。产权学派的代表科斯认为私有化的产权是最有效率的,但上市公司筹集巨额资金,追求高风险的回报,近年来,随着公众持股形式的不断增加,银行也开始进行高回报但风险同样很高的投资。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离

1990年代后期,充裕的全球资金涌入美国,金融业在美国迅速发展。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金融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竟达到GDP的40%,华尔街的从业人员可以获得天文数字的薪酬和奖金。但是,虚拟经济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定演变成一种虚幻经济。由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进入IT周期波段的末尾,缺乏投资机会,而且美国已经将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通过制造业信息化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机会也失去,近期又不可能有大量的科技创新项目吸纳融资。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金融资产的供应没有坚实的实体经济发展作为支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离必然导致泡沫的破灭。

6.风险防范制度不健全

金融机构以借贷的资金购买、持有大量的与抵押贷款相关的高风险资产,以及为其提供保险。金融巨头们只是创造、打包并销售这些证券,而忽略了这些证券带来的风险。对于消费过度、储蓄不足的美国,保险没有考虑到风险。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也并没有提供有效的保护伞,反而刺激了银行承受更多的风险,鼓励银行的冒险行为,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也越来越弱化,在经营活动中就可能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过度投机。

7.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开始显现的国际金融动荡,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而日益加剧,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破坏程度不断加深。在发达国家,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历了一场储蓄信贷协会危机,90年代初出现了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日本则因泡沫经济诱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并且经济十几年长期不振;在发展中国家,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更是对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全球迫切需要健全的全球治理结构,包括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看,就是由于金融自由化所导致的金融产品衍生化、金融监管分散化、利率市场化、企业私有化、经济虚拟化以及制度不完善为主要特征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危机。 二、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特点与局限性 

经济自由主义是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经济自由主义包括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坚决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的。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只包括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包括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和科斯的产权学派在内。

1.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特点

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特点是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

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认为,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所要追求的自由,最重要的是经济自由,但是,实现经济自由的前提必须“企业是私有的”。科斯的分析指出,“一切财产应该属于私人和个人[1]。”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企业私有乃是实现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和基础,甚至把私有化吹捧到神乎其神的地步。70 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失灵”,弗里德曼又在自己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重新肯定市场万能论的观点,主张实行只关注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让市场机制去调节一切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反对国家干预。这就是所谓“市场化”或“市场万能论”。 美国著名的国际金融家索罗斯在谈到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时说:“眼下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作用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2]。”

80年代以来,经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主要是指“华盛顿共识” 针对拉美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美国学者威廉姆森1989年提出了“华盛顿共识”。 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稳定化,通过启动市场机制,国家经济就会获得稳定的增长。 所强调的国际金融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最终导致从2007年8月开始的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世界性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的产生。美国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作证时也公开承认,自己掌管美联储期间曾疏于对金融业的监管,助长金融自由化发展是一个“错误”。2008年保罗·克鲁格曼还指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1]。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就贸易自由化来说,“华盛顿共识”提到的 “贸易自由化,清除非关税壁垒,并实行低关税率”,这实际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发展中国家由于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需要关税和非关税的保护;而发达国家凭着自己的经济优势,又往往实行双重标准,对自己实行保护主义,同时又要求对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以各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这种所谓“全球化”的共识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力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在拉丁美洲推广开来。 但新自由主义者们并没有收获奇迹,而是接二连三的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于该理论本身具有的缺陷所致。

2.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

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生产,它仅仅导致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对现有财富和资产进行掠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导致生产力的蓬勃发展”。而且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不仅是使欧洲和美国劳动力的贫困化和大量失业,而且导致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化,世界贫富差距加大,世界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人均收入差距,在新自由主义刚兴起时期的1973年为44:1,到2000年扩大为727:1,即27年间贫富差距扩大了15.5倍!金融自由化表现特别突出,掀起一股强劲的金融创新浪潮,金融衍生品愈来愈多,形式愈来愈复杂。在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体系里,“效率市场假说”认为:如果市场完全有效,而且价格又完全有根据,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资产价格会产生泡沫。如若发生,市场会自行修复,因此,政府也就没有理由介入。因此要求发展中国家应开放金融市场,使资本流动自由化。而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各国货币的竞相贬值,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并且使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从而使世界市场投资需求萎缩。另外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由于贸易自由化带来一系列问题,不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外国商品充斥国内消费市场和外贸赤字等,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从1999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该运动实际上是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呼吁市场化不能以社会分化为代价,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协调发展。2003年在法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更是呼吁“负责任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了重要的 “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的概念,号召超越“华盛顿共识”。对改革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可能是万能的,而必须善于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让增长可持续,让社会可发展。

三、走出危机的路径 

这次金融危机被称为是1980 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当前,在美国的主流学界,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需要对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进行重构,以让国家对金融体系进行更多的监管。他们可以推动对整个世界经济进行一些更具根本性的变革,而不仅仅是用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代替当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3]。1.国家干预经济的回归

1929—1933年的“大萧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美元下降到22美元,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美元降到8美元,在这三年中,有5 000家银行倒闭,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汽车工业下降了95%,到1933年,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1/2,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1/3,商品贸易下降了2/3以上,占全国劳工总数1/4的人口失业。在大萧条时期,美联储默许了银行的倒闭,未采取任何强有力的行动,终于酿成了金融系统近乎完全崩溃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倒闭—挤兑—倒闭的恶性循环。所以目前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各国家和政府都采取了非常重要及时的措施,避免金融系统的崩溃。这次新自由主义的挫败,使国家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基础性地位。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国家显然在三个领域做出了首要贡献:拯救私有金融体系,防止其崩溃;提供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刺激,抵消社会需求的减少;建立国家和全球性管理机制,由政府来承担确定和实施这一系统规则的最终责任。但国家实行接管,或者对某些企业实行国有化是否能够提高企业的效率,是否会回到70年代的“滞胀”状态,尚未可知,“政府失灵”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当前经济。

2.第三条道路的困惑

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国际性挑战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中拯救资本主义:既要承认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的巨大力量,又要摒弃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这些近代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为了应对当前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全球金融体系需要将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恰当地平衡。如何进行平衡,目前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一条主线就是:依靠国家机构重建规范的市场和重新拉动国内、国际需求。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理论上的挑战,不仅是驳斥造成今天混乱局面的经济新自由主义,还要推进社会民主国家对保持恰当监管的竞争市场提供最好保障这一理念,同时保证政府是管理者,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出资人和提供者,政府按照公正原则补偿市场不可避免的不平等。

3.其他路径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也曾经把我们带入理论的困境,资本主义滞胀的阴影仍然困扰在人们的心头,第三条道路的乌托邦式的想法也只能是人们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之间所作的无奈的选择,但可行性仍然受到质疑。所以目前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解决危机的道路,显得更为重要,同时我们也期待着经济学理论上的又一次变革的到来。

参考文献:

[1]丁冰.失灵的药方——看西方学者如何批评新自由主义[J].红旗文稿,2009,(3).

[2] 索罗斯.放任市场导致金融危机[N].新京报,2009-09-23.

[3] [美]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红旗文稿,2008,(13).

[4] 范俏燕.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J].财经科学,2008,(7).

[5] 王忠文.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再认识[J].消费导刊,2008,(9).

[6] [美]瓦迪·哈拉比.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国外理论动态,2008,(4).

[5] 张锐.遏制金融危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行动[J].中国外资,2008,(10).

[6] 王永利.必须更深刻更审慎地看待美国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2008,(10).

[7] 郭田勇,郭宏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与对策[J].党政干部学刊,2008,(12).

(责任编辑:杨 放)

作者：贾晓薇

经济的自由主义论文 篇2：

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经济人

伍晓鹰：对“经济人”的研究实际上涉及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是仅仅用道德评价来对待人和社会，还是用分析的观点来对待人和社会。记得经济学说史上曾有过这样一场关于经济学研究目的的争论：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认为，单纯追求财富的增加是不对的，应该以人的幸福为目的，为此必须以公平的分配来克服增长的矛盾。而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则指出，人的发展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为了发展生产力，一切应在所不惜。马克思在评论这场争论时称赞了李嘉图科学的诚实和勇气，同时批判西斯蒙第忽视了“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

张维平：这个历史过程就是冲破传统社会的道德束缚，让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去激烈竞争的过程，是个冷酷的“适者生存”的过程。可以说，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为伴随财富增长所出现的道德“沦丧”所困扰，他们苦苦思索，企图把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同自然经济牧歌式的和谐结合起来，然而，却是徒劳的。平等和效率的矛盾，就象天使和魔鬼的冲突一样难以调和。实际上，马克思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空前巨大的贡献，但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这很好理解，因为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自身的根本矛盾，若如此，人类社会也就到此完结了。

伍晓鹰：是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源的稀缺性和个人目的的不可替代性就是这样一种根本的矛盾，目前西方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只有建立在承认“经济人”行为合理性的基础上。仅仅道德上的指责是无力的，除非放弃商品经济，放弃现代化，而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就过多地强调商品经济发展的“罪恶”，劝说人们不要抛弃东方的传统“美德”，实在弊多利少。我们需要的，恰恰是考虑传统“道德”有哪些已不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

张维平：我同意。我们之所以觉得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的这本《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近年来经济自由主义方面被介绍进来的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谈来谈去觉得意犹未尽，就是因为它通过总结近年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成就，把人们心目中所有的“道德人”都还原成了“经济人”，同时证明了在通常被认为通行着伦理标准的很多领域中，人们的全部行为和决策仍然具有经济合理性。

伍晓鹰：是的，本书中作者以“加里·贝克尔的革命”为题展开的讨论，虽然涉及的全是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决策问题，其意义可并不小于现代所有权学说和公共选择理论，贝克尔等人的努力使“经济人”的形象终于完善起来。

张维平：在贝克尔的“新消费者论”出现之前，就是捍卫消费者自由的人，也常常不能自圆其说。我们曾经讨论过，认为消费者主权是全部自由的基础，然而，如果不能把决定消费者行为的全部因素都纳入经济分析的话，就无法从理论上给这种自由的主张找到科学依据。

伍晓鹰：这一点非常重要，西方六十年代以来一场颇有意义的争论就是围绕传统的消费理论展开的，争论的实质在于是否应当给消费者以完全的选择自由。对传统消费理论挑战的一方认为消费者从来就不是自主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为生产者的所摆布，受商标和广告的骗局所左右，最后导致自杀性“消费社会”的出现。为了避免这一点，就必须由一批被授以特权的人去代替消费者进行选择，甚至按照“社会利益”去安排消费品的生产。

张维平：传统消费理论受到的攻击同它的局限性有关。因为它把消费视为终结，消费者常常被动地服从于自己的欲望，同时它又没有解释欲望，这使人们认为受欲望驱使的消费者的选择很可能是不合理的。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也指责其“庸俗性”在于用心理因素来解释经济问题。虽然给它戴一顶“唯心主义”帽子，但不一定找出关键问题。其实关键在于传统消费理论没有把消费欲望和消费行为纳入统一的经济分析之中。

伍晓鹰：你说的对。在贝克尔看来，购买一种物品或一种服务并不构成最终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中间行为。消费者用这种行为来“生产”最后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因人而异的。譬如，同样是购买汽车(以汽车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之一)，有人“生产”的是省时方便，有人“生产”的是省力舒适，有人“生产”的是炫耀地位。消费者成了进行“生产”的“经济人”，他必须合理地计算他的投入产出、成本收益。

张维平：我插一句，你提到“因人而异”的“满足”，这非常重要，我们根据贝克尔的理论还可以看到，就是对同一辆汽车(“投入要素”)的可接受价格亦是“因人而异”的，由此可以引伸出自由选择的必要，当然，更支持这一推论的当是作为贝克尔革命性理论核心的“时间资源论”或“时间价值论”。

伍晓鹰：引进时间因素的确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突破。贝克尔指出，消费者作为生产“满足”的“企业家”，还要使用另一种稀缺资源，这就是时间。他每天都要做出如何分配资源的个人决策，试图在同时考虑包括时间在内的不同“投入要素”相对价格的情况下，实现他个人资源的最佳组合。重要的是，“时间价值”又是因人而异的。所谓时间的价值就是个人把这段时间用于工作时，它可能为之带来的货币收入，它的价值大小取决于个人的工资价值。时间价值不同，时间的稀缺程度也就不同，每个人使用时间资源的原则当然也就不一样。一个人的时间价值越大，他就越珍惜它，越希望能用其它资源来替代它，反之，则相反。既然每个人的时间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必须由个人来决定其资源组合，以达到“满足”或福利极大化。

张维平：从另一角度看，时间这一稀缺资源的价值就是“机会成本”，即耗费单位时间所牺牲的收入。不管从个人，还是从一个社会来看，生产率越高，时间价值就越高，“机会成本”也就越高。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生活紧张，节奏太快，而西方人说中国人办事拖拉，松松垮垮，这都同机会成本有关。我们的机关里上班喝茶、聊天、看报纸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里互相干扰，浪费时间的现象比比皆是。几年前，邓小平肯定了深圳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其意义是划时代的，我们的生活节奏正在加快，但是根本问题还在于建立一个高效率运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伍晓鹰：我以为在一个具有竞争的制度下，特别容易培养人的时间观念，因为这时的时间全部属于个人，而且个人只有高效率地使用时间才可能成功。我们的个体户实际上很说明问题，他们一反国营企业的陋习：早开门，晚关门，中午不休息，不惜花费重金抢时间，搜集信息。而你说的我们的“机关现象”(实际工厂也很严重，不过形式可能不同)，因为这里的时间与成本没有任何的关系，抓紧抓不紧都领硬性工资。

张维平：引进时间因素，考虑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这就在确立新的消费理论的同时反驳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首先，贝克尔等人认为，社会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和劳务，个人和家庭拥有越来越多的各种消费品，并不是生产者的骗局，而是时间价值普遍提高后产生的一种替代作用所致。消费者象一个从事生产的“经济人”，当生产某种特定产品的某种资源的价值提高以后，便改变其资源组合，以减少消耗最稀缺、价钱最贵的资源来获得同样的产品。譬如，消费者会为自己买一台电冰箱，从而节约他每天跑市场的时间。

伍晓鹰：这就是说，批判消费社会的人所感到遗憾的现象，正是来源于时间的短缺，而不全是道德堕落或生产者和推销商的阴谋。多年来，我们批判了西方消费社会的“浪费性”，这是必要的，但同时较少深究其中的规律。而在宣传节约物质资料的同时，不少人却在浪费最宝贵的时间。过去提倡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人为贬低服务业(如认为其“不创造价值”之类)，限制其发展，提倡“自己动手”，这除了有道德因素外，仍是缺乏时间稀缺的观念。实际上，在发达社会，缝衣服，或自己动手干的时间里，早已创造出几倍的价值来了。当然，我们当前开展增产节约是完全必要的。

张维平：你刚才提到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是因人而异的，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在干每件事情上，机会成本也是不同的，所以，对一个“经济人”来说，“成本比较”是经常的事。人只能干他最能干的，干起来最省时，又是最有利可图的。国家也是如此。于是，就有了社会分工和交换，也有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就反映了批判者的浅薄和无知，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造船的机会成本对我们太高了，我们完全可以把用在造船上的资源用到我们有优势的产业上去。当然，国家的考虑不是纯粹经济的考虑，而有更加全面的安排。而如果让企业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效率会高得多。

伍晓鹰，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讨论的层次上，个人总是“经济人”，他不会有什么非经济考虑，所以，贝克尔等人一上来就推翻了原来不曾纳入经济分析的消费“欲望”问题，提出了“偏好稳定”假设。通常的看法是，消费方式之所以改变，仅仅是由于无法解释的新“需求”、新“欲望”的出现，而贝克尔认为根本无需假定个人偏好或需求结构随时间变化，“唯一改变的是时间的价值”。从这一点考虑，消费者便追求以更有效、更低的费用满足自己的需求，新产品就是作为新的“方法”或“技术”出现的。比如说，使用飞机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对飞机的新的特别的需求，而是时间价值的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越来越快的交通工具。

张维平：这实际上还是要说明现代社会新产品的普及、更新和加速废弃的现象并不是根源于消费者的需求激增、欲望变化，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因为高生产率增加了供人们使用的“技术”种类，使人们可以更好地使用自己特有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偏好。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就是增大了每个人的选择可能性，从而增大了消费者的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消费者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可以自行选择生产和消费组合，从而可以在个人全部资源——智力、体力、时间及收入——的约束下，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只有给了消费者这样的自由，社会才能最有效地使用其全部资源。

伍晓鹰：“偏好稳定”理论虽然批驳了所谓需求有“真”有“假”的说法，证明了个人消费选择上的合理性，但是并没有解释现代社会商标大量增加的现象，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性能上看来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商品，却有各种各样的商标，各式各样的外形，而同时广告每时每刻在喋喋不休地宣传各种商标和外形下的商品。可以说，如果经济理论不把这些现象纳入其分析个人购买行为合理性的范围，仍然不能使人信服。书中介绍的七十年代出现的兰开斯特的“购买决定论”解决了这一难题。该理论认为任何产品都体现为某种特性组合，它会给某一特定的消费者带来某种满足组合。产品的特性组合的确切成份随商标而变化，这样，即使在两种极相似的产品之间也不存在完全的可替代性，消费者会认为某一商标下出现的特性组合会更大限度地发挥满足个人利益的功能。

张维平：我想，这里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产品的多样化不过是和不同消费者要求的不同的特性最佳组合相一致的。只有多样化的产品，才有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也才有最佳的资源使用效率。我们排斥多样化久矣，只依靠统制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上的整齐划一是容易一致的，绿军装和蓝制服成为我们男女老幼的“革命时装”许多年，却很少有人想过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伍晓鹰：或许，两千年的自然经济传统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历来把生产者视为“人手”，有力气能干活就行，而把消费者视为“人口”，给口饭吃足矣。单单忽视了人首先有“人脑”，有欲望，追求自己的满足。否定这点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所以无法摆脱匮乏单调之苦。

张维平：然而，丰富的多样化的生产不可能只由计划工作者来安排，计划者只能保护多样化，而不能制造“多样化”，如果一个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去创造“丰富多样的商品世界”，那不啻是又一种“单调”。

伍晓鹰：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会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然而，对“经济人”的全盘否定，却使这种“高效率”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这种否定，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主观意愿，你可以压制个人去追逐满足个人利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却不能根除它。所以，这样的社会一旦开放，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诱惑就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张维平：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种诱惑首先来自各种媒介。这里有必要还提一下广告。广告并不是生产者和销售商设下的陷井，而是一种购买信息。在大千商品世界中追求最大限度个人满足的消费者首先得获得各种商品信息，而广告的作用就是降低获得信息的费用。当然，消费者要获得完全可靠及时的信息是不可能的，在购买的尝试中是要承担风险的，因为的确有欺骗性广告的存在，可是没有尝试过程就不会抛弃有缺陷的产品，取消广告会最终堵塞信息渠道，从而使信息费用更加昂贵。正确的办法是应当保证信息市场上竞争过程的正常运转，只有这样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为了某种利益散布假信息的工具存在的可能性，降低信息成本。

伍晓鹰：反正，不管在什么领域，越是排斥竞争，就越会保护某些集团利益，而最终越会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新消费者论实际上视家庭为一个普通的经济机构，一个“企业”，所以，必须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让这些“企业”可以自由地根据相对成本和相对收益做出资源分配的决策：是继续受教育还是马上就业，是买电冰箱还是买钢琴，是现在生孩子还是晚些时候生孩子，是多一些工作还是多一些闲暇，等等。当然，将问题由消费行为扩展到家庭决策，已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又一个新辟的 研究领域——人力资本论。

张维平：我以为，在物质资本之外开辟人力资本的研究，并且利用“经济人”范式将二者纳入统一的经济分析之中，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此国内学术界不但知之甚少，且有颇多偏见。

伍晓鹰：是呵，我们的社会当然要追求自己的道德目标，但有人因而把家庭仅仅看成是保证社会完成其道德目标的基本单位，所以，其全部行为必须靠道德来约束，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还不全面。“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个家庭的“早请示”、“晚汇报”和“斗私批修”，与自古以来家庭内部伦常原则的贯彻，其目的都在于维护社会利益。所以，说家庭也是一个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企业”，我们的有些同志是很难接受的。

张维平：其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点肯定会得到理解。这里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时间。为了提高未来的时间价值，人们往往通过教育、职业培训等进行旨在培养个人素质的投资，这与企业为了取得预期利润而进行的物质投资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伍晓鹰：这种类比给人以很大启发：既然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给家庭和个人的未来，从而亦给社会带来利益，那么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越有效，或者说，个人在进行这种投资时越能够合理地使用他个人的资源，对个人，对社会就会越有好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所应当做的，不是完全替个人进行各种投资，而是努力创造一种使个人能够有效地分配其资源的环境。

张维平：是的，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西方的“福利政策”中很多都同人力资本投资有关，但是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人力资本理论导致必须放弃干预的结论不无道理。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人尽其才的问题，更是一个人才成长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问题尤为突出。譬如说教育，这是给个人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部分，但这里的人力资源浪费十分严重。本来，大学和专科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必须注视发挥学生的个人特长，并在竞争中培养学生的能力。可是我们往往对大学和专科教育实行一刀切的管制：统一考试、统一招生、统一教材、统一分配。学生不能凭兴趣和特点重新选择专业及自由选择课程，再加上毕业后有了一个铁饭碗，使很多人在学校里不思进取。当然，大学教师也不存在职业流动和竞争，很多人自己早已不是人才，却在那里“培养人才”，

伍晓鹰：你说我们的大学教育体制是没有注意人力投资时的效率，而我以为整个社会对优秀人才的成长问题考虑的都不够。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一进入大学、专科，就进了国家干部的“预备役”，国家的各种干部主要来源于高校。在这里，效率并不是第一位的，所以个人才能可能不受重视。

张维平：这是怪事，马克思一直承认“个人天赋”，我们不应当在培养人才时浪费这种个人先天的“资源优势”。诚然，在背诵语录上没有智商高低之分，后者更容易成为优秀“人才”。

伍晓鹰：自然，在体制不作改革的时候，有真正学识和技艺的人不会有什么高收入。这或许是真才实学者待遇低下的重要原因。市场制度下的个人收入被看作是过去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所以，这种投资越大，越有效率，收入便越高，贝克尔等人因此来解释个人收入差别。因为市场制度下的收入分配考虑了资源的稀缺性和供求关系。高级人才的出现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其他资源，也许他日后有很优越的工作条件，市场仍会给他大大高于清洁工和搬运工的报酬。这是经济规律。

张维平：在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时，必须考虑逐步改革我们的就业制度，否则，就没有一个鼓励个人有效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环境。在劳动就业上，应当根除职业垄断，适当推行职业开放和竞争，逐步鼓励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职业。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同教育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就有了新的意义。一般说来，个人对职业所抱的希望越大，他准备付出的教育开支和个人时间也就越多。只要职业是开放的，人们通过努力可能获得好的职业和理想的报酬，那么他就会主动放弃眼前的就业而选择延长受教育期限。当然教育也应当是开放的，目前的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制度相信会逐步改变乃至取消，凡是欲入学的人可以申请学生贷款，日后偿还。使就业和受教育完全变成个人的事，个人得好处，同时个人承担风险，这样，不仅使社会获得活力，国家也会因此卸下日益沉重的包袱。

伍晓鹰：是的，不管在哪个领域，个人都是一个积极的“经济人”，只要给以自由发展的环境，个人肯定会做得更有效率。本书谈到决定家庭生育计划的结构与家庭拿出一部分收入为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结构极为近似，这使我想起我们的人口控制问题。其实，生育问题更应当是一个选择问题，把这个选择交给家庭，同时国家根据经济规律创造人们自愿限制生育的条件，会比单纯的行政控制有效率。

张维平：我有同感。贝克尔认为，作为“经济人”，家庭的生育决策总是在孩子的抚养成本和所能获得的满足或利益之间权衡作出的。这里，父亲，特别是母亲的机会成本十分重要。为什么随着现代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妇女就业的提高，生育率水平会持续下降?关键在于家庭，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价值增大了，因此，抚育孩子的相对成本上升了。同时，未来激烈的职业竞争也使孩子的教育投资提高了。而问题的另一面，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利益却在下降。与农业社会不同，那时孩子首先是作为人力资本考虑的，生育的低成本很快就会被新增劳动力的收益所抵偿，早育，多育就成为农业社会的特点。

伍晓鹰：是的，要是不考虑生育决策背后的经济规律，人口政策的推行不但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而且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减少农村控制人口的阻力，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孩子的抚养成本，为此，适当引进开放的竞争的市场机制，逐步促进人口城市化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会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降低生育的收益。当然，竞争的市场机制对城市亦十分必要。不过，对知识分子来说，即使不限制，也不会多生孩子。有人认为，对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素质较低的民族来说，与其照顾农民的特点允许放宽生育政策，不如鼓励知识分子多生一个孩子。海外已有先例，我想这不妨一试，当然，这要设法降低知识分子的抚育成本，比如补贴和提供优惠服务。

张维平：恕我直言，这个想法虽好，但未必行得通。如只允许知识分子可以多育一子，此事非同小可。中国人自古把无后(男孩)作为大不孝，如果是一刀切，谁也不能说什么，如果其中谁可以无条件例外，肯定会出现大的麻烦。反正在控制人口的问题上，我们已是晚了一些，传统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刺激了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增长。现在的办法只能是在行政控制的同时，寻找和逐步建立自我控制的机制。在这一点上，贝克尔的“人口经济论”无疑会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伍晓鹰：不管怎么说，单单从行政上进生育控制肯定是低效率的，我想指出这样一个后果：中国的人口老化已经开始，而且越来越严重，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十几年中，大城市老年人口将会增加一倍，届时控制生育后的第一代人开始进入婚育年龄，他们将面临一个家庭同时抚养一个孩子和四个老人的局面。这种人口老化完全是人为地扭曲人口发展自然过程的结果，按照自然进程，这应当是人均国民收入五千美元以上时出现的现象。到本世纪末时，可能无法说清我们为控制生育和已经到来的人口老化等问题所付出的成本，是不是低于人口减少的好处。

张维平：是的，单从资源合理使用的角度来看，生育决策就应当由家庭自己做出，这样主张的背后还有一个理论在支持，就是与此相关的婚姻经济论。这可以看作是人口经济论的一个分支。这一理论认为“婚姻市场”是最有效的市场。家庭的出现与我们上次谈到企业的出现类似，是力图最大限度减少交易费用的结果。它用一个长期的契约关系取代了商业关系，由于家庭规模小，各自又彼此非常了解对方，所以生产效率很高。一般来说，婚姻双方总是力图追求“门当户对”，这是因为两个具有共同遗传特点和文化背景的人结婚可以减少无把握性，减少子女“质量”方面可能遇到的“风险费用”。

伍晓鹰：说起“门当户对”，使我想起“文革”时很多知识分子同工人结婚，有人甚至为表示自己“脱胎换骨”的决心，与知识分子的配偶离婚，再与工人结婚。“上山下乡”运动时也有很多知识青年与农民结婚。当时没有这个“福份”的人可能曾自叹不幸，可是，多年后，知识分子地位刚开始改变，这些当年的“革命婚姻”就大都危机四伏了，离婚率开始上升。当年追求“革命婚姻”者今天的离婚行为，并不能完全用道德堕落来解释，而是有关其追求生活满足的资源相对成本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前后，他都是“经济人”。

张维平：西方有人在反对“经济人”范式时，爱用利他主义的例子。贝克尔认为，完全可以把对利他主义的考虑加进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体系之中，而用不着怀疑经济分析基本公设的有效性。实际上，对西方来说，利他主义只是一种“生产方法”，它是人们为获得“尊重”这样一种满足的手段之一。按照新消费者论，每个人的资源“储备”各有差别，每个人的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不同，所以为了“生产”同样的“尊重”而采取的最佳解决方法是千差万别的。有些人追求财富积累，有些人追求政治权力，也有些人从事利他主义事业。贝克尔认为，每个人采取什么方法取决于该方法较之其他方法对他来说的相对成本。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人在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其精神更崇高，而是仅仅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他主义行为对他来说是得到他所希望的社会“尊重”量的最有效的行为。

伍晓鹰：这种把利他主义行为也归结到“经济人”的合理决策中的理论，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靠德治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普遍的危机感，当然不能全部照搬。然而，这是一个需要用理智而不是用感情来面对的事实。在这个资源稀缺，人们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个自目的的世界上，我们必须有全面的考虑。

张维平：我想，一个社会提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必要的，但如果对社会发展只持伦理态度，这就同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论点大相径庭。马克思并没有回避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也没有站在伦理的审美的立场上去批判工业化带来的“邪恶”，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位了不起的科学预言家，他肯定了商品经济的合理性，并从它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中看到了人的最终解放的物质前提。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法〕亨利·勒帕日著，李燕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月第一版，1.75元)

作者：伍晓鹰　张维平

经济的自由主义论文 篇3：

新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

[摘要]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蔓延，文章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新自由主义，吸收合理因素，彻底批判不合理因素，以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国家干预

[文獻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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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