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研究论文

一用中国的“启蒙运动”来描述新文化运动，几乎已成为一种老生常谈，但很少有人去认真追问，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种启蒙运动？或者说，“启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涵盖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如果不去思考和澄清这个前提性的问题，而只是不假思索地借用“启蒙”来界定这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那么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会日趋单薄和僵化而不自知。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启蒙运动研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启蒙运动研究论文 篇1：

“启蒙运动”的教学研究

关键词　启蒙运动，理性，历史教学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高中历史课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场几乎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思想文化运动中，思想家们以理性为武器，向封建专制制度及宗教神学发起猛烈批判，要求实现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为后来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与传统高中历史教材不同的是，启蒙运动在新课标教材中没有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是被置于必修3“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专题框架之中。人教版必修3第二单元《启蒙运动》一课，和选修2第一单元第2课《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都讲启蒙运动。因此，教师在备课时必须做相应调整，但课堂教学的现状表明，一些教师对启蒙运动的宏观把握和对重点难点的理解都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启蒙运动一课的教学要求是：“简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概括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知道斯宾诺莎、洛克和卢梭民主思想的基本内容，理解民主思想与专制理论的根本区别，树立支持民主、倡导进步的历史意识。”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落实课程标准的要求，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我想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对本节课的教学展开探索，以求教于同行。

一、注意启蒙运动的兴起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关系

启蒙运动的背景十分重要。如果教师忽视这个问题，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生也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启蒙运动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启蒙运动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多种社会历史原因促成的。其中，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腐败所引发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危机，是启蒙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其次，英法两国的先进思想，如笛卡尔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洛克的社会政治学说等，对启蒙思想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代自然科学对启蒙思想的哺育作用。在这里，我将重点分析第三方面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在听课中我常听到有的教师这样介绍：“17-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从而带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其最重要的成果即为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确立。”这样叙述听起来似乎逻辑颇为通顺，并与现行教材内容编排的顺序相吻合，但却是因果倒置，违背了历史事实。虽然在新教材中，启蒙运动的内容在先，物理学的成就在后，但与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众所周知，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运动的理论，曾统治了欧洲近两千年。他认为，天体与地上物体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物质，其运动的规律也是完全不同的。天体由纯洁的“以太”组成，是不朽和永恒的，它的运动是完美的匀速圆周运动。而地上的物体则由土、水、气、火四种元素组成，其运动是直线运动。16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开普勒天文学和伽利略物理学的成就，将科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终于，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对以往数学和力学的成就进行了第一次大综合。他把地球上物体的运动和天体的运动概括到同一个理论中，形成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表达形式的经典力学体系。该体系从两个方面给人类以伟大的启示：其一，“宇宙万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这种自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人类社会也有支配其发展进步的永恒法则”;其二，“人们在认识自然规律的进程中不需要上帝，只需要理性……人们只要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同样可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受到牛顿成就的巨大鼓舞，用牛顿提供的武器—理性—去破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科学促使法国启蒙运动洋溢着崇尚理性、确信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精神。杰出的科学成果及其广泛应用，推动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使启蒙思想家们深信：人只要从屈服于神转而面向自然、征服自然，就能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获得巨大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科学的本质就是启蒙，启蒙必须依靠科学。科学能揭示‘自然之光’，也能点燃‘理性之光’，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实际上，牛顿可以说是启蒙运动之父。正是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催生了启蒙运动，而非启蒙运动孕育了牛顿。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弄清的问题。

二、注意对“启蒙”和“理性”的准确解释

在启蒙运动这节课中，“启蒙”和“理性”是两个重要概念，它们生动地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教师对这两个概念的正面讲授和准确解释，直接关系到学生对启蒙运动的理解，关系到学生对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康德等人思想观点的掌握。

那么，这场运动为何被冠名为“启蒙”?为何以“理性”作为其指导思想?首先应该知道，“启蒙”与“理性”这两个概念是有密不可分的。“启蒙”(Enlightenment)可直译为“使光明”“‘蒙’原来是懵懵懂懂的，糊里糊涂，‘启’就是把它揭开了。英国人叫‘Enlightenment’，就是有亮光”。康德对启蒙的经典定义是：“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走出自我强加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是指没有他人指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的才智。所谓自我强加的不成熟状态是指非缺乏才智，而无他人指导就没有决心和勇气进行思考。大胆求知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可见，在启蒙思想家眼中，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统治犹如漫漫长夜，而启蒙运动则要用理性的阳光驱赶社会的黑暗，使人们摆脱无知和迷信，使人类社会进入光明的世界。

理性是启蒙思想家们反封建的有利思想武器，凡是启蒙思想家无不崇尚理性。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理性这个词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当时的哲学家阿纳克萨哥拉曾说过，理性支配着世界。在基督教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欧洲中世纪，理性一直被用来反对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科学的威力促进了理性精神的增长。从“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开始，理性成为判定和审查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在启蒙思想家看来，“所谓理性精神，是指人运用思维才智，借助于清晰的概念和正确的逻辑推理，并依靠观察、实验、分析、比较、综合、检验等规范、系统的方法，去认识、理解和把握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思维能力与思维活动的过程”。简言之，“理陛就是人的思考和判断，它只承认人的理性而不承认神的意旨”。正是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启蒙才成为可能，思想家们才推演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口号。

理性精神的基本原则是“怀疑”，即用理性的眼光评判人类此前确信的自然与社会的法则。由于启蒙运动的批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因而对传统的宗教偏见和教条持怀疑态度，从而构成了其批判现实的重要特

性，正如笛卡尔的名言“决不可把自己没有明确验证的任何事物视为真理”，而他借以奠定在欧洲近代哲学崇高地位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中的“思”，其确切含义即为“怀疑”。可以说，理性精神引发了启蒙思想家的独立思考，使他们以怀疑的目光审视眼前的社会，日愈从宗教神学倡导的迷信、盲从和愚昧中解脱出来。

需要强调的是，百余年后，在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先贤们明确地打出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在这场运动中，“民主”与“科学”均属思想意识范畴。我认为，其中的“科学”，便是理性精神。请看陈独秀对“科学”的诠释：“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显然，他对科学概念(思想方法层面)的阐释，对科学在欧洲所发挥作用的赞赏，对盲从与无知的否定，基本均属于理性精神的范畴。胡适对此也有精辟的分析，他说：“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这不正是理性所强调的怀疑精神吗!

三、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启蒙思想的理论逻辑

为了便于学生的学习，我们在讲授启蒙思想史的内容时，可注意训练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体系内的逻辑关系。而切忌以“列举式”作为学习方法，这样会人为地割裂思想家们的观点，不利于学生的理解。记得在学生时代，我曾对启蒙运动的一些概念产生过疑问，如“自由、平等、博爱”等名词为什么经常并称?“民主”与“法制”为什么不可分?什么是人的自然权利?现在看来，这与对某一具体概念理解肤浅有关，也与对启蒙思想的理论逻辑缺乏整体把握有关。实际上，我们的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认为，要落实课标的相关要求，不仅要从微观的角度对每一位思想家的观点进行透彻的分析，还要重视从宏观的角度为学生构建起较完整的启蒙思想理论体系。以下是我对该问题的尝试和探索。

启蒙理论的第一层次为人性论，由此可引申出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则。关于人性，西方思想家们不像中国古人那样乐观，他们大都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共性，而人必然追求自我保存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斯宾诺莎所说：“每个人都爱他自己，都寻求自己的利益一寻求对自己真正有利益的东西，并且人人都力求一切足以引导人达到较大圆满性的东西。并且一般讲来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保持他自己的存在。这些全是有必然性的真理，正如全体大于部分这一命题是必然性的真理一样。”这便是人之所以为人，从大自然那里获得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法则，即自然法则。而人类社会后天所制定的一切法律均不能和自然法相抵触，即不能侵犯人的自然权利，否则，即为“非法之法”。我以为，有关人性、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的学说，在启蒙运动中，甚至于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中，均处于类似自然科学体系中“公理”的地位，即已由实践反复证实，其真实性已经得到公认，无须再加以证明的命题。

然而，人为了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一定会发生争斗，其结果必然是出现一个“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社会，从而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危害。于是，人们必须建立一种足以慑服所有人、使每个人都服从其命令的共同权力。但是，这样的权力不是神授的，它只能由人们在一起相互订立“契约”，自愿而无条件地放弃并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交付给作为“第三者”的某个人或一些人，使他们具有权威以进行统一的治理。这样，国家就诞生了，人类也就从无政府状态进入了有政府的和平与安全状态。这便是“社会契约”理论。在此基础上，卢梭等人进一步提出了“人民主权说”，即认为契约的主体是人民而非政府。在启蒙思想的理论逻辑中，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构成了极为关键的环节，进而成为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因为该理论揭示了政府权力的来源，决定了政府必须对谁负责的问题。“契约论就是宪政的思想渊源，民主政治的前奏。契约论的出现让君权神授论开始站不住脚。契约的订立是双向的、自愿的，在契约之下，统治者的权力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前提，来自于被统治者而非全能的神……在没有契约论的年代，有民主，却无宪政。但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人民成为权力的最终所有者便成为可能，当国家权力成为全民共有之物时，人民就成了签订契约的主体，从而不再单向被动地为契约约束，这样一个真正意义的宪政也就产生了”。对这一理论的准确把握，将有助于学生“理解民主思想与专制理论的根本区别，树立支持民主、倡导进步的历史意识”。

那么，如何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保持权力的平衡?如果政府恣意侵夺、侵犯了人民的自然权利，岂不与订立契约的初衷相违背?如何防止政府变成一个暴政的机构?启蒙思想家们根据英法两国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斗争，提出了分权的思想。这一政治思想由洛克提出，孟德斯鸠将其进一步阐发为著名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原则。而法治则是保证这一原则得以实现的必要而有效的手段。法律既可以作为政府的工具以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从而使公众利益得以保全，更可以作为人民防止政府暴政的有力武器。而人民与政府订立的那份契约，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

综上所述，我将启蒙思想的理论逻辑概括如下：人性论一人的自然权利、自然法则一人民主权、社会契约理论一分权学说叫去治原则。当然，在这一理论逻辑的纽带上，每一位思想家的主张是有差异的。

四、注意将启蒙运动置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中

在启蒙运动这节课中，教师能否将它的地位和作用，放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过程中来讲授和理解，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起源于古希腊的智者学派，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格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价值。而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往往被视为西方第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很少谈论神，把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他批判了智者学派对道德的忽视，将研究的中心放在个人品德的完善上，提出“美

德即知识”，认为人应当根据普遍的价值标准来调节自己的行为，并认为教育能提高人的素质和才智。文艺复兴时期的指导思想人文主义，正是在对古希腊文化吸收、利用和发展中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的核心即“以人为本”，与“神本”思想相反。其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那些文化巨人们对人进行了热情的讴歌与赞美，达芬奇曾言：“谁不尊重生命，谁就不配拥有生命!”彼特拉克坦承：“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莎士比亚借剧中人哈姆雷特之口，对人的赞颂：“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启蒙思想的形成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有密切关系。由于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有着共同的批评目标，都希望唤起人们的觉醒，倡导科学，追求真理，反对专制暴君权威与封建特权，因而它们的人文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信仰与言论自由等，其中都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启蒙运动是建立在18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和思想发展之上的，建立在17、18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人们对理性的尊崇和哲学思想的超越，使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的主张。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的是血肉情望的人，有个性的人”，那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倡的人性则“是理性化的和受自然规律严格决定的”。

从以上分析可见，人文精神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古希腊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产生的时期，它为欧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进行了有力的冲击，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思想逐渐趋于成熟，并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在世界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人文主义精神自产生以来，在西方思想领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人文主义精神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它鼓舞着人们冲破宗教神学的束缚，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当然，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如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以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反对神性，本质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与平等。

启蒙运动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它的伟大成就使之成为人类文明史中的无价之宝。

作者：赵利剑

启蒙运动研究论文 篇2：

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吗?

一

用中国的“启蒙运动”来描述新文化运动，几乎已成为一种老生常谈，但很少有人去认真追问，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种启蒙运动?或者说，“启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涵盖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如果不去思考和澄清这个前提性的问题，而只是不假思索地借用“启蒙”来界定这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那么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会日趋单薄和僵化而不自知。

之所以使用“借用”一词，是因为“启蒙”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自我理解。“启蒙”一词古已有之，通常指幼童发蒙，晚清以降，又衍生出开启民智的近代内涵。晚清知识人借助白话报纸等媒介，向民众灌输新知，形成一股面向下层的启蒙运动，征诸史实，可谓名实相符。但这里的“启蒙”尚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Enlightenment的对译语，现在通行的“启蒙”概念应当是清末从日本输入的。五四时期，《建设》《改造》《少年中国》等杂志上有零星的对欧洲启蒙运动的介绍，但“启蒙”一词远未通行，更不可能成为当时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界定。北伐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概念才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陈建守：《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翻译、书写及挪用》)。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场“启蒙运动”，是后来者的历史阐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化人开始把新文化运动比附为启蒙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左翼文化人的论述中，“启蒙”并未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今人想象中的那种荣光，相反却标示出这场运动的缺陷和不足(张艳：《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五四启蒙运动”成了被批判和有待超越的对象，左翼文化人借助对新文化运动相对负面的历史评价，获得了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的方向感。这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在一百年来对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和阐释中是很常见的。

一九四○年发表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了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点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民主主义论成为解释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范式，启蒙运动式的理解随之隐退，直到八十年代才又重新浮出水面，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按照李泽厚的理解，新文化运动应该在中国完成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即确立自由、民主等一系列现代价值观，但随后迫于救亡要求而兴起的政治革命，中断了启蒙运动的历程，结果使得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形态和社会结构沉渣泛起。如今救亡的压力已不复存在，需要重新回到新文化运动未竟的使命上来，补上启蒙运动这一课，这就是当时的新启蒙思潮。李泽厚的论述影响很大，基本上笼罩了近三十年对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和阐释。即便是那些反对李泽厚启蒙主义立场的论者，也往往沿用他以“启蒙”界定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或拓宽“启蒙”的内涵，将李泽厚贬抑的政治革命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如黄纪苏、祝东力：《“五四”之后的两种启蒙》);或反其道而行之，以革命文化反衬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如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至于对“启蒙”概念本身的辨析，却少有涉及。

八十年代以来的“启蒙范式”，将“启蒙”看作不言自明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范畴，应用于新文化运动这一特定的历史对象，结果是后者的面目变得越来越模糊，其意义也日趋抽象化甚至空洞化。理论上说，人们自然有理由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概念，赋予其一定的内涵，来理解新文化运动。但问题在于，“启蒙”和“启蒙运动”本身是来自西方具体历史脉络的概念，在挪用它们来描述现代中国的文化运动的时候，如果不能澄清中西两种历史之间的关联，概念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其实在西方对启蒙运动的阐释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意大利思想史家费罗尼(Vincenzo Ferrone)在《启蒙：一个观念的历史》(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an Idea)一书中，区分了“哲学家的启蒙”和“历史学家的启蒙”，特别强调“启蒙”作为西方文化历史中的一个范畴的特殊性。启蒙的哲学内涵与启蒙运动的历史性密切相关，启蒙的普遍性只有在它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被理解和把握。新文化运动能不能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尝试着去探索、把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二十世纪中国的这场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

二

概括地说，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在思想文化以至社会的各个领域确立理性的原则，它的基本路径，是从哲学的认识论入手，探讨获取真正可靠的知识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贯穿到对自然、历史、政治、法律、艺术等对象的研究中去。启蒙哲学家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十七世纪的思想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形而上学的体系，这些体系依托于上帝这个超验的存在，用卡西尔的话来说，“真理问题不可能独立于上帝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对神的本质的认识构成知识的最高原理，其他一切确定性都要从这里演绎出来”(卡西尔：《启蒙哲学》)。而到了十八世纪，伴随着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启蒙哲学家转而从具体的经验和个别的事实入手，用分析的方法，重构人类的知识图景。理性不再是上帝的赐予，而是植根于人自身的一种禀赋和能力，人类不必依靠上帝的指引，完全通过自己的理性，就可以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进而改变世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可以说是启蒙运动最核心的诉求。

启蒙运动的这一诉求，在康德写于一七八四年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达。康德开篇写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强调这种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即不是别人强加的，不能以上帝或其他外在的权威为借口，可见在康德这里，基督教已经不再是人类运用理性的障碍了，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成果。既然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那么摆脱这种状态也只能靠自己，同样不能乞灵于上帝或其他外在的权威。简而言之，无论是成熟还是不成熟状态，人类都要对自己负责。人的主体性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条件，而人需要做的，就是拿出勇气，勇敢担负起自己的主体性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运用已经毫无障碍。康德接下来说：“必须永远要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所谓“公开运用”，是指学者在听众面前所能做出的那种对理性的运用，而像军官或牧师那样担任国家公职的人员，因为要服从岗位的要求和国家的权威，对理性的运用只能是私下的和受限制的。虽然康德没有明言国家对理性的限制是不合理的，但他显然认为，最好在国家事务的各个领域，在宗教、立法等部门，也允许臣民公开运用他们的自由，而且这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十八世纪后期的普鲁士王国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康德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时代，但还不是一个启蒙了的(enlightened)时代。

在康德这篇文章问世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启蒙运动的理念开始被付诸政治实践和国家体制的设计。但康德的这篇文章已经揭示了启蒙运动的内在逻辑。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是从认识论的革命开始的，但它扩展到政治领域是不可避免的，它内在地包含了按照理性的原则重新设计和构建包括国家、社会在内的整个生活世界的要求，理性要求获得这样的自由。可以说，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世界理性化的进程。到了十九世纪，启蒙思想家所规划的合理的世界的蓝图，许多部分已经成为现实。普遍的法律和同质化的国民构成理性化的国家，遵循理性规律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直接刺激了工业化的兴起，最重要的当然是建立在对自由劳动力加以理性化组织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地积累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必然向外扩张，这种扩张是以理性化的国家机器，以及被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军事力量为支撑的。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理性化包含了大规模的暴力，变成了启蒙的自我异化，启蒙运动高扬的主体成为权力的机器。启蒙哲学家呼吁用理性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结果是理性化的、非人性的机构和力量对世界的统治。

作为对理性化的反动，十九世纪西方出现了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潮，资本主义扩张引发的社会危机，也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萌发提供了土壤。但就总体而言，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很少有人怀疑资本主义支配和统治世界的前景。韦伯在发表于一九○五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把资本主义秩序描述成“钢铁般坚硬的外壳”，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前景。而对于面对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的中国人来说，韦伯的忧思是过于遥远了，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西方支配的这个世界体系中生存下去，为此就不得不用理性化的逻辑来改造自身。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也开始一系列改革，尝试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接受理性化的国际法体系和自由贸易体系，建立新型的现代国家。从清同光年间的自强运动到清末新政，清政府为挽救王朝命运所做的努力，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理性化的方式进行国家建设，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虽然各自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设计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也都处在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化的脉络上，都把西方国家看作中国应当效仿的模板。简单地说，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想象，实际上是已经被常识化的启蒙理念，是一套已经被广泛接受，其普遍性似乎不言自明的理性化话语。虽然章太炎、康有为和早期鲁迅等少数思想家有过批判性的思考，但总体来看，晚清知识界的主流是服膺普遍性的启蒙理念的。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在接受一部分启蒙观念的同时，提出了不同于十九世纪文明的新的构想，打开了另外的思考和实践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不仅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中国翻版，反而是对启蒙运动及其话语的超越。

三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最初的动因来自民国初年现实政治的刺激。中华民国建立后，有了共和体制的架构，包括国会、政党和一整套现代国家政治运作的模式，这些构成了理性化的政治结构，然而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袁世凯的不断集权直至称帝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共和政治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陈独秀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 《青年杂志》的，他意识到要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家和民主政治，仅有制度上的设计是不够的，还需要价值和伦理上的自觉。《新青年》将伦理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讨论，由此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新问题化，国家本身也成了有待重新构想的对象，国家建设不再是政治的归宿，政治被放置到个人和社会的层面上重新理解和锻造。简而言之，晚清思想家所接受的西方十九世纪的现代性方案不再被视为天经地义，在变化了的问题意识中，个人、社会、国家都需要被重新定义、想象和建构。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一个包含着一贯原则的整体性规划(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而在于打开了一个多重的论辩和实践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同的思潮和派别竞相登场，相互激荡，释放出巨大的变革能量。

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它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不可忽视的国际背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化不断追求对越来越多的土地和人民的统治和控制，终于在西方内部制造出这场惨烈的战争，它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启蒙理念的破产。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参照。新文化人开始想象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启蒙规划的另外的现代性道路，如陈独秀所言：“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文明为止境。”(《一九一六年》)“吾人理想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以求夫最低限度之希望。”(《时局杂感》)对这个尚未形成的包含着“新理想”的“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中国人不是西方被动的追随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和参与者。

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最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是它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是无法用“启蒙”来概括和穷尽的，无论赋予它怎样丰富的内涵。我们从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果实—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身上，也能看到这种开放性。中国革命在具体斗争中发展出的策略和战略，它对阶级身份灵活和动态的处理，尤其是它对革命者主观能动性的高度重视，都是中国革命的特色与实践成果。中国革命对情感、意志和能动性的看重，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对伦理问题的关切。新文化运动所滋养的、在实践中历史地展开的中国革命，它的特殊性正是创造新的普遍性的前提，中国革命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端在于此;中国革命开创的历史格局能够绵延至今，且保留未来的可能性，亦有赖于此。而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之间这种内在的联系，恰恰为启蒙话语所遮蔽。由于我们仍然生活在中国革命的余荫之下，失去了对这种联系的把握，就无法真正理解新文化运动与今天(尤其是今天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和思考)的相关性。

从比较思想史的视角来看，欧洲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确有相似的地方：作为思想文化运动，它们都扩展到政治的领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在各自的历史脉络中，它们都具有为现代性奠基的意义。但这种相似性不应使我们得出结论说，新文化运动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版本，那恰恰是对前者的贬低。新文化运动发生之际，正是启蒙理念在全球遭遇危机的时刻，而这场运动正是克服这一危机创造新文明的努力的一部分。只有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和把握新文化运动，而不是用单一的“启蒙”标签去固化它，我们才有可能去重新激活它内在的能量，让它成为今天思考和实践的活的资源。

作者：季剑青

启蒙运动研究论文 篇3：

历史教学中注意“启蒙运动”讲授的误区

“启蒙运动”是近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通过这次运动，人们进一步冲破了封建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束缚，更提出了资产阶级对于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从而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新课标高中历史不同版本的教材都用了专门的章节进行介绍。在这一节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发现，有的教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对启蒙运动的宏观把握和对重点难点的理解都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有必要认真阅读教材，理性地分析其中的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一教学内容。

十七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理论武器之一，便是追求思想的自由、理性的解放。启蒙思想家康德在阐述启蒙的真谛时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这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思想家卢梭也强调“思想自由”。在当时十七八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14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运动，也已逐步把人们从封建宗教神权束缚解放出来了，但封建统治依然存在，甚而有强化之势，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阻碍。面对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不仅要人身自由，更要思想自由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反封建统治斗争的队伍中。这些观点，在当时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今天我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如果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味强调自由，显然就过头了。但事实上，我们身边有的老师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可能容易陷入这个误区。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自由是相对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现代社会还是如此，自由的前提必须是不影响他人的自由和遵守一定的社会秩序及法律规范。如果我们在教授启蒙运动时，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味地强调自由的意义，就会给学生留下错觉，导致对自由的理解出现扭曲，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

回头我们再看启蒙运动发源地，尽管他们仍然口口声声强调自由，更是以此来对别人指手画脚，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有学者称，实际上西方国家对自由一直存在各种约束。“欧洲人权公约”有关自由的第十条具体由两款组成，在规定“人皆有表达自由权”的第一款后，第二款称“行使这些自由伴随一定的义务和责任，顾应当受制于一定的形式、条件、限制或刑罚”。整个第二款的内容比第一款的内容要多一倍，并对其限制作出详细规定。德国2005年修改刑法，规定公开支持、颂扬纳粹的人将被处3年徒刑。在法国，被称为“法国良心”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近来也被法国学者所质疑。经他们调查研究更发现，这句话根本不是伏尔泰所言，而是英国作家霍尔在1906年所著《伏尔泰之友》中所写，此时伏尔泰已去世百年。而这曾经一直是绝对自由者的经典挡箭牌。

总之，十七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高中历史课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认真落实新课标的相关要求，对思想家的观点，不仅要从微观上进行分析，更要从宏观的角度为学生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启蒙思想理论体系。在启蒙运动中，思想家们以理性为武器，以“理性”作为其指导思想，向封建制度发起猛烈批判，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启蒙运动”这节课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启蒙”，二是“理性”，它们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教师要让学生准确理解这两个概念，因为这关系到学生对启蒙运动的正确理解。在讲授时，为便于学生学习，要注意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体系内的逻辑关系，不要人为地割裂思想家们的观点。由此，我们在教授“启蒙运动”时，一定要给学生讲清启蒙运动中自由观点提出的特定背景，更要引导学生认清自由的真正含义及时代意义，不可脱离史实。这样，才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历史，有利于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

(盐城市大冈中学)

作者：朱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