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
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
(一)全球经济复苏放缓，主要国家经济增速回落，全球实体经济复苏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日本等都采取了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但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随着政策边际效用的减弱以及各国政策出现调整和分化，主要国家经济增速出现回落。
1. 美国经济持续疲软。2011年一、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分别增长0.4%、1.3%，大幅低于2010年四季度3.1%的水平;失业率仍在9%以上居高不下。当年9月美国NAHB(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房价指数跌至14，连续6个月处于13—16的低位水平，高失业率和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使得消费难有起色。在实体经济持续疲软的同时，当年9月CPI年率上升3.9%，创三年以来新高，滞涨势头初显，也限制了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
2. 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欧元区经济2011年二季度环比增速放缓至0.2%，大大低于一季度的0.8%和此前市场预期，不仅一些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的国家经济低迷，连一直表现强劲的德国、法国也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情况。
3. 日本经济继续下滑。日本2011年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3%，已连续3个季度负增长。尽管随着震后重建与供应链恢复，制造业生产有所恢复，但完全恢复尚需时日，2011年9月日本制造业PMI仍低于50。
4. 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滑。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通胀压力持续高企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受主要发达国家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和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的影响，通货膨胀成为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为应对高通胀，新兴市场国家一度收紧货币政策，在持续加息等紧缩政策影响下，加上外需减缓，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
(二)国际金融环境动荡加剧，欧美债务问题风险积聚，金融体系脆弱性激增
中东北非乱局对国际油价产生压力，但决定性因素在OPEC核心国家，随着利比亚战争局势日趋明朗，OPEC核心国家局势大乱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因此油价虽有上涨压力，但短期内很难大幅飙升。日本特大地震海啸对全球产业链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且这种负面冲击在2011年第二季度逐渐显现，但在第三季度有所缓解。现在对国际金融市场威胁最大、风险积聚最突出的是欧美债务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在较长时期内反复冲击金融市场。
1. 欧洲债务危机已成为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风险。(1)债务危机已由最初的流动性危机演变为当前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目前二级市场上希腊一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超过100%，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20%，债务可持续性存在严重问题。从长远来看，希腊债务违约无非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是有序违约还是无序违约的问题。(2)危机迅速向其他国家蔓延，由边缘国家向欧洲核心国家溢出。除了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外，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形势也非常严峻，两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达到6%左右。此外，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的结构性缺陷，欧元区被推到崩溃的边缘。(3)危机向金融体系扩散，欧洲银行业已处在危险关头。欧洲银行持有大量主权债，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欧洲银行面临两大突出风险——资本严重不足和流动性枯竭。欧洲银行业一级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主权债缺口已超过净资产。欧洲银行业压力测试表明，一旦发生主权债违约，80%的欧洲银行都将出现偿付能力不足，这无疑将引发另一场系统性风险。目前，欧洲诸多银行信用评级也遭下调(包括法国兴业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瑞银集团等知名机构)，市场融资能力剧降。
2. 美国债务问题成为威胁国际金融稳定的另一个风险因子。(1)美国债务问题已十分严峻。过去10年，美国债务占GDP比重直冲90%，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升至10%，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2)美国债务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2011年8月，美国两党提高债务上限达成的协议并无实质内容，标准普尔据此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3)美国有可能伴随债务问题陷入“滞涨”。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已是事实，较高的失业率又将加大财政支出的压力，加之面临国内政治障碍，美国中期内很难在财政政策上找到解决债务问题的答案。以美国目前的债务结构，利率上升1个点，每年融资成本增加1万亿。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效果极为有限，美国有可能伴随着债务问题陷入“滞涨”。(4)美国债务问题极易触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人，庞大债务问题久拖不决，对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市场信心都构成直接影响。在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弥漫的环境下，极易触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2011年8月，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遭下调，仅两周内原油、工业金属等都出现10%左右不等的跌幅，唯有黄金大幅上涨8%;与此同时各国股市出现大跌，8月8日周一隔夜美股大幅下挫，6.7%的单日跌幅在美国2000年以来跌幅榜中排名第6位，而前5次都发生在2008年9月底到12月初。
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国内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严峻挑战：一是随着全球增长放缓和发达国家形势恶化，我国的外需将面临较大压力;二是国际流动性依然充裕，输入性通胀压力持续存在;三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更加不确定，增加了对我国金融体系和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干扰和冲击。
二、国内经济金融形势
(一)国内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一是三大需求平衡增长。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9.4%，扣除价格因素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9%，进出口总额增长24.6%，贸易顺差有所减少。二是工业、农业生产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农业形势较好，夏粮总产1.26亿吨，比上年增产312万吨，秋粮丰收已成定局，为当前稳定物价、有效管理通胀预期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结构调整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机械、医药等行业产值增幅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水平，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力度加大，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四是楼市有所降温。前三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2.9%，增速继续回落。五是就业和居民收入较快增长。2011年前8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5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分别增长7.8%和13.6%。
(二)影响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风险因素依然存在
除了一些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外，经济运行中还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仍存在不利因素。从先行指标看，2011年8月PMI一度降至50%以下，并创下30个月来的新低，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进口指数均有不同程度回落。从内需看，汽车等消费热点出现退潮。从出口贸易看，全球经济下滑风险对国内的影响不可低估。2011年以来，出口增速基本呈逐月回落态势。二是部分行业和企业经营出现困难。(1)成本上升，亏损增多。2011年1—9月，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平均同比上涨10.4%，比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高3.4个百分点。上游价格上涨使中下游成本大幅上升，企业利润受到明显挤压。(2)企业“三角债”抬头，突出表现在上游企业、大中型企业应付多、应收少，中下游企业、小微企业应收多、应付少，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经营压力上升。(3)去库存压力明显增大。由于前期通胀预期增加，企业主动增加库存，存货大幅增长。近半年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陆续回落，纺织、橡胶制品、石油加工、火力发电等行业开始走上艰难的去库存化道路。三是跨境资本流动仍需密切关注。2011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储备3502亿美元，而同期累计贸易顺差452.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总额(FDI)608.9亿美元。进入三季度，外汇储备增量逐月降低，9月份外汇储备减少608亿美元，是16个月来首次出现单月下降，短期内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上升。
(责任编辑 耿 欣;校对 GX)
作者：高民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全球主要市场及大宗商品的走势。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季放缓 ，如何评价当前经济走势，一直都是人们最为关心、热议的话题。悲观者看到经济增速逐季下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担心全年增长预期目标可能落空;乐观者看到物价可控、就业增加，结构调整呈现可喜迹象，认为抓住调整中的机遇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上半年经济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了部署。为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经济形势，把握政策取向，本刊编辑部特别梳理了当前经济十大热点，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进行分析。
1、如何看待经济增速
2、如何看待结构调整
3、何为当前经济阶段性特征
4、为何说中国经济会长期向好
5、为何有些经济指标不匹配
6、如何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7、宏观政策如何稳
8、微观政策怎样活
9、社会政策咋托底
10、如何看待国际经济形势
1、如何看待经济增速
有关中国经济的“上限”和“下限”之说，是上半年的一个热点。
何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限”?有说7%，有说7.5%。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给出的指标是7.5%左右，“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7%，如果按照2020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要求，则2020年每年的经济增速要超过7%。
无论是7%或是7.5%，上半年7.6%的经济增速都在预期目标之内。但是，与中国经济30年来接近两位数的年均增速相比，与国际经济对中国的期待相比，7.6%的增速引发一些海外经济学家唱衰中国。一些人士惊呼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撰文直言，中国经济“撞上了长城”。
实际上，这些观点放大了中国的短期局部困难，更没有看到中国仍处于大有可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长期利好前景，实在过于悲观草率。
近几年，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出现“拐点”，加上经济结构调整提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等条件的变化，使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能力有所降低。由此分析我们的一些现实情况，无论是劳动力、资源成本快速攀升，还是产能过剩、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都不是短期周期性问题，而是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面临的长期问题。在经济潜在增长能力有所下降的前提下，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
增长趋势放缓将是我国经济新常态，对于这一变化，我们大可不必惶惶然、茫茫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体量很大，即便增速放缓，新的增量仍将逐年保持上升态势。加上人口条件的变化，尽管目前就业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提供的就业岗位还是多于求职人口。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25万人，多于去年同期，完成了全年目标的80.6%。
历史地看，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达30%左右。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然。
不背离潜在增长率的速度就是“好的速度”，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速度观”。过快的发展速度曾使我们牺牲了大量劳动力福利、付出了极大的环境资源成本，也积累了不少财政金融风险。当然，发展速度并非越慢越好，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也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使财政收入、企业经营受到影响，进而制约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等功能的实现。
2、如何看待结构调整
在人们更多“纠结”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之时，中国经济结构的“质变”已然发生。从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来看，我国区域、产业、行业、企业出现积极分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调整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动向被有些经济学家称为“新结构”。
从需求结构来看，消费的贡献率持续增大。在上半年7.6%的经济增速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5.2%，投资贡献率为53.9%，两者合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9.1%，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从产业结构来看，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4%，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6%，高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2.3个百分点，升降之间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提升优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企业主动调整、创新驱动的意识明显增强;
从城乡结构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及消费增长超过了城镇。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两者的倍数比为2.83，同比缩小了0.08;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为9.2%，继续快于城镇居民;
从区域结构来看，区域增长显现协同化。西北部、中部以及东北部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出口增速大幅度上扬，全国出口的中心向西部转移。说明区域结构渐趋协调。
以上这些数据及动向表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提高。这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主动调结构的结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必须依靠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而经济结构调整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依靠市场机制加快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以往我们提及结构调整，更多想到的是出台产业发展规划，淘汰落后产能，关闭“五小”等行政手段。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政府的力量来主导结构调整，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市场之于结构调整的基础性作用。一些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参与，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一哄而上、盲目扩张的现象，也带来了资源的浪费和较低的效率。
经验和教训凝结成一个共识：结构调整一定要引导经济增长从单纯的速度追求，转向更加注重就业与收入增加、更加注重市场作用发挥的轨道上来，坚持把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市场问题。为此要破除两大障碍，一是传统观念，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一句话，调结构、破难题，决不能走老路。
有人担心，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稳增长与调结构如何协调?实际上，结构调整所做的正是通过技术进步、管理创新盘活存量，由此带来效率和产品附加值提升，进而带动经济的增长。
还有人担心，结构调整会带来企业的亏损，甚至倒闭破产。结构调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市场机制优胜劣汰，是我们面对转型难以避免的“阵痛”。企业的兼并重组甚至退出市场，本身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结构调整从哪里入手?关键是调整需求结构，核心在于扩大消费。不仅要加快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还要在培育产业新优势上下足功夫，特别是要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目前，以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尽管当前经济总量尚不能与传统产业相提并论，但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与日俱增。同时，还要加快培育一批消费新亮点，加快调整收入分配等。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以深化改革健全市场体制机制的力度不断加大。简政放权、财政税收改革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都在稳步推进，下半年还会有新的改革举措陆续出台。这些都将进一步助推结构调整迈出更大步伐，从而更好地释放市场活力。
实践表明，只有调整才有出路。但结构调整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摒弃传统的投资依赖，扭转失衡的增长结构，注定是一场勇气和智慧完美结合的攻坚战。调整得越快，就越能为经济转型发展赢得时间;调整得越到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就越高。
3、何为当前经济阶段性特征
经济数据和经济运行情况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局面。如果不能准确把握这种阶段性特征，我们对经济形势就可能出现误判，宏观调控就可能出现偏差。
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近10%的持续高增长，把中国经济带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等基数增大，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要素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结构分析，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分析，都可看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这些内在影响，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外来影响，我国经济增速近年来呈现逐级放缓的态势。专家普遍认为，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仍显不足、国内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这个增速并未对就业等带来太大冲击，经济结构还出现了积极变化，说明“换档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
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
去冬今春以来很多地方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让人们真真切切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刻不容缓。而当前金融与经济数据的不同步现象，其主要根源也在于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长期化、各国应对危机加快结构调整的积极成效，增强了我们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感。
结构调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一些行业将受到很大冲击甚至会伤筋动骨;有些企业会亏损甚至倒闭破产，这些都是调整中的“阵痛”，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调整是大势所趋，必须痛下决心，早调早主动，晚调更被动。企业的兼并重组甚至退出市场，本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转型升级不是免费午餐。美国经济近来温和复苏，以大数据、生物科技、页岩气等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再次站到了世界经济的前沿。但在新兴产业崛起的背后，是一大批企业在优胜劣汰“倒下”。对于处在结构调整“阵痛”期的中国经济，应该敢于放手，容忍一些落后企业倒闭、破产，只有坚持把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市场问题，才有可能赢来“阵痛”后的新生。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经济增速一度跌落到6%。为扭转增速下滑过快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及时采取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从2008年底到整个2009年和2011年初，刺激政策产生了好的效果，经济增速最高时达到了11.9%，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阴影，也对世界经济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所产生的红利。从2011年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逐级回落，一直延续到现在，都可以理解为进入了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在这个阶段，虽然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但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挥作用，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也使当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制掣，调控余地大为缩小。
我国30年来的宏观调控实践表明，政府干预只能像“病人休克”时使用的“复苏器”，而不能成为装在人身上的“起搏器”，让市场随时随地听由政府作用摆布，更不能成为“人工心脏”，让政府干预来替代市场调节。经过20多年市场经济的“游泳”，中国的市场主体已经熟悉了“水性”。经济增速掉一点，也要沉住气。但沉住气不等于没有政策预案，也不等于“坐等”。今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信心、顶住压力，没有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直接干预，效果很好。这种“淡定”给了市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给市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同时，我们启动了一些既有利于当前稳定经济增长又有利于长期结构平衡的项目，如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铁路建设等，大力推进环保节能、信息消费等新产业发育成长，促进内需的作用逐渐显现。
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既让我们看到了发展形势严峻的一面，提醒我们一定要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复杂局势中的积极因素和发展亮点，尽快探寻一条走出“三期”叠加的现实路径。
4、为何说中国经济会长期向好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趋势?英国《金融时报》在其7月2日社评《中国的新长征》中提出，“中国现在开启迈向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征程是正确的。世界其他国家应当祝愿中国成功。”
综合考量深化改革、城镇化、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等因素，已经和正在形成的改革红利、城镇化红利、人才红利，将有力支撑我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甚至更长时间内持续发展。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每一个快速发展阶段都有重大改革举措作为支撑。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得益于农村联产承包制及增强企业活力的改革;1992年以后的发展，得益于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及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改革;新世纪头10年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
今年以来，我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其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新一届中央政府承诺要将现有的行政审批项目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即削减500多项，目前已连续分3批下放了165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将进一步激发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带来新的改革红利。
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在稳步推进。“营改增”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金融体制改革稳步实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进一步放开;天然气、成品油、电价等资源性价格改革逐步展开;食品药品安全和监管体制改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等也都有实质性的新进展。
正在加速推进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强调注重顶层设计，而且强调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对于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在探索中及时调整和纠错。比如，国务院已批复11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政府转变职能的一项改革举措，已经在各地广泛展开，并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
城镇化创造新机遇。
有人说，世界经济要走出深度调整期，一看美国的高科技，二看中国的城镇化。这种观点虽不一定准确，但至少说明，城镇化的确是中国的发展机遇。
毋庸置疑的是，目前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而工业化与城镇化高度相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57%，说明推动工业化必然同时推动城镇化。“十二五”时期，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越来越紧密。工业化进入“提质带量”阶段，需要以城镇化来解决劳动力供给和产业结构转型问题;新型城镇化则需要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依靠工业化来解决城镇化带来的就业和市场问题。工业化与城镇化“两化”互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将涌现出更多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创造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比如农民工落户。自3年前广州、深圳实施积分入户制度后，上海也从今年7月1日开始通过居住证积分制度，向所有外来务工者打开城市的大门。今后，我国还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农民工进城落户，一方面推动城市新增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投资，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消费升级来带动更大的消费，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则意味着内需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
人才支撑新发展。
在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撤出中国引起争议的同时，另一个现象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或计划未来几年在中国设立创新中心。今年6月举行的2013成都财富全球论坛上，成都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人力优势，签约74个项目，投资达1120亿元，其中服务业项目47个。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表示，将为通用电气成都创新中心追加投资。
跨国公司为什么提前在中国布局?是因为中国有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即每年7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和印度、巴西等其他新兴国家相比，这是庞大的人才储备和难得的人力资源。未来，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将会带来新的红利。
不言而喻，中国制造业今天的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但必须指出，尽管我们现在仍然有着超过9亿多的劳动力，情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历经相当长一段时期后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而且在以后相当长时期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还将逐步减少，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更加凸显。劳动人口的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多年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将会消失，目前还存在争论，但必须正视这一变化，同时应当更加关注其发展趋势，即劳动力素质的持续提高。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劳动力素质处于快速提升时期，未来10年，中国将形成新的质量型人口红利。
拥有大规模成本较低且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本，正是当前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潜力巨大的人才红利，可以显著而持久地支撑中国经济转型和国际竞争力提升。
5、为何有些经济指标不匹配
从传统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方法来看，当前经济运行的有些指标是相互不匹配、不同步的。比如，经济增速虽逐波放缓，但城镇新增就业总体平稳;工业用电量增速较低、铁路货运量略有下滑，但工业增速仍然相对较高;财政收入增幅回落大于经济增幅回落。再比如，货币信贷增速相对较高，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也比较快，但经济增速却逐步回落。这些数据的不匹配看似不好理解，但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这正是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
关于工业增速与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之间数据不匹配问题，上半年工业用电增长4.82%，铁路货运量下降2.8%，而工业增长9.3%。实际上，从用电量来看，增长率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工业结构有了改善，近两年高耗能行业回落较多，而用电量相对较少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比较快，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比全部工业高出2.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因为节能和技术进步提高了用电的效率，单位产品的能耗不断下降。从铁路货运量来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占铁路货运量58%的煤炭运量下降了5.7%，而现在铁路货运量仅占全社会货运量的10%左右，对货运增长整体影响不大。上半年全社会货运量同比增长9.6%，与工业增速是匹配的。这样几组数据对比分析，可以看到，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增速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取得的积极成效。
关于经济增速虽逐波放缓，但城镇新增就业总体平稳。按照以往经验，经济增速下滑，就业率肯定也要下降，就业人数也要减少，但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是相对平稳的，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服务业发展加快，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人数增加，所以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仍然可以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二是劳动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去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三是企业用工思路和方式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经营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采取停工检修、轮休培训等方式稳定员工队伍，而不是像前些年那样，企业经营一遇到困难就大量裁员。四是国家促进就业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各级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稳定就业岗位。这些都对当前就业形势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才能够出现经济增速下滑，就业稳定这么一个状况。
关于财政收入增幅回落大于经济增幅回落。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而同期经济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这与今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走低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更要看到，为减轻企业负担，财政加大了结构性减税和清费力度，很多收费都清理取消了，特别是去年以来实施的“营改增”的改革试点，单看当期会影响一部分财政收入，但是从中长期看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经济增长的后劲。
6、如何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键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这一政策信号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人们认为，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体现了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增强了针对性、协调性，是一个“标本兼治、长短相宜”的调控思路。
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三者关系。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无论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还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需要经济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内。只有经济稳了，“求进”才有空间，“有为”才有基础，“提质”才有条件。调结构可以化解影响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培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而无论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离不开改革的不断深化。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可以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正确认识和把握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要求我们越是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越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越是遇到发展中的“两难”问题，越要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重在“统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还有体制性的。各种矛盾交织，必须统筹施治。所谓统筹施治，就是要坚持依靠科学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通过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难题。面对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如果采取过去那种单一的刺激政策，不仅难以完全奏效，还可能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中央明确提出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奠定了以调结构促增长、以稳增长促改革的政策基调。既不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能对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出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
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贵在“落实”。咋样“稳”、如何“调”、怎么“促”，不能只是空谈，最终都需要选择有效的政策，并切实贯彻。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要继续用好，还要创新思路，适应新形势，运用新举措，形成科学的宏观政策框架，推出一套既能稳增长、又能调结构、还能促改革的政策“组合拳”。只有这样，才能既解决当前稳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又解决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防止发展后劲不足，促使我国经济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7、宏观政策如何稳
宏观政策要稳，意味着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总体平稳的运行态势，要静观其变，谋而后动，平心静气，谨慎出手。既不能盲目收紧，也不必匆忙放松，只要经济未超越“上限”、滑出“下限”，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就不轻易对宏观政策作大的调整。
今年上半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政府没有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即使当国内外舆论纷纷猜测有可能“出手”之时，仍然平心静气、静观其变。这种“不变”给了市场和企业以“定心丸”，也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策自信”。如果经济增速一有变化，政府就立刻出手干预，宏观政策“急转急停”，难免让市场主体缺少必要的稳定预期，容易导致出现市场扭曲的情形，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
宏观政策如何稳?就是要坚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协调性，继续坚持和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从财政政策来看，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一方面是民生方面的刚性支出继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使得财政政策的选择余地不大，但也并非无所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可以从多方发力。一方面，大力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盘活存量，保持必要的支出力度，把钱用在“刀刃”上，加强对重点领域的支持，包括棚户区改建、排污等城市基础设施、节能环保和公共服务等。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结构性减税的空间仍然很大。8月1日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由12省(区、市)扩至全国范围，新一轮财税改革正向纵深推进。这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税负水平，还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此外，逾600万户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对扶持小微企业可以起到“雪中送炭”之效。
财政政策以结构性减税为重心，有助于促进民间可支配收入增加，有助于避免过度依赖政府直接投资的“粗放型”陷阱，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作用。
坚持住、发挥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化解当前金融困局的必然选择。今年上半年，在全球流动性泛滥、国内流动性波动的形势下，央行除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外，并没有采取降息、降准等大动作，只是向一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支持，适当运用再贴现等工具，使一度出现的流动性紧张状况有所缓解。
经验教训提醒我们，货币政策重在“稳健”，市场调控贵在“适时”。经济环境越复杂，制定和实施政策越要精当，越要把握好出手的时机、节奏和力度，既要防止过度干预的“滥出手”，也要避免无所作为的“懒出手”。
宏观政策要稳，不等于不需要预调微调，也不等于没有应对变化的政策预案。谋定而动，不是不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显不足，物价平稳运行的基础还不稳固，美国何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仍存在变数，有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冲击和动荡。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经济运行难免出现一些波动和起伏。为此，在稳住宏观政策、稳住市场预期的前提下，要严密监测形势变化，充实必要的政策储备，适时而动，动则有效，真正做到“稳中有为”。
8、微观政策怎样活
微观主体好比人体的细胞和毛细血管，细胞不活、血液循环不畅，哪怕是神经末梢出了问题，整个肌体也难以健康。因此，宏观调控必须立足于增强微观经济的活力。微观活，宏观才能更稳，发展后劲才能更足，各项改革措施也才能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
微观政策怎样活?最根本的是向市场放权，创造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政府总是试图以“有形的手”取代“无形的手”，说的是“宏观调控”，做的却是“微观干预”，将会严重束缚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为市场主体松绑;政府在不该管的微观市场领域坚决退出，能交给市场调节要全部交给市场调节;切实把经营决策等自主权还给市场主体，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流动跟着市场规律走，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而政府应该做的，就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破除垄断，进一步取消一些行业或领域的进入门槛，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放活微观经济，不搞“微观干预”，但还须有必要的政策扶持。尤其是要创造一切条件，努力增强中小微企业的活力。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是就业的“吸纳器”、增长的“助推器”。针对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全力支持小微企业良性发展。抓紧落实已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和政策，抓紧清理、取消、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在营造公平开放便利的市场环境上多下功夫，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上多想办法，在加强薄弱环节建设上加大力度，才能搞活微观经济，使国民经济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和内生动力。
9、社会政策咋托底
托底重在“保基本”。所谓“保基本”，就是要使社会保障的标准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也就是实行以保障基本生活为主的社会保障。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托底重在“守底线”。首先必须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把钢用在刀刃上，加强生活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财政部日前明确要求，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要继续厉行节约，以今年压减支出后的规模为基础，明年继续从严控制支出，从紧编制预算。按此要求，未来将继续削减“三公”经费，停建楼堂馆所，压缩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以确保民生投入不受影响。
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需要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把协调推进社会事业、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作为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统筹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社会事业建设发展;继续实施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挖掘新的就业增长点，包括积极实施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完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按照“织好网、补短板、兜住底”的要求，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加快养老保险顶层设计进程，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和应急救助制度建设，逐步扩大医疗救助范围，完善城乡低保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
10、如何看待国际经济形势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和缓慢复苏的态势当中，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复杂严峻的，这个复杂严峻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方面的变化可以从3个方面来概括。第一个变化，就是全球能源资源的版图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由于在页岩气开发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此在能源自立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现在美国也成为国际油气生产一个新的中心，美国对中东的能源依赖强度下降，那么中东的油气资源一部分就走向了欧洲市场，海外国家也更多的来开发亚洲市场，俄罗斯和中亚的一些国家，就进一步强化了与我们国家和日本、韩国的能源合作。资源方面情况也一样。一些传统资源大国，比如说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等国，既想守住已有的市场，又急于开拓新的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美、非洲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急于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寻找稳定的市场。所以能源资源的版图正在发生变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投资贸易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货物贸易国家，第三大服务贸易国家，还是第二大外资流入的国家，第三大对外投资的国家，在全球投资贸易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的情况，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多哈回合受阻之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正在加速推进，美国和欧洲还在共同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两大区域合作谈判将对全球投资贸易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三个变化，就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当前，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当中仍然占有优势，但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受到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一些国际组织当中，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在上升。同时，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在全球经济治理当中的发言权也有所提升，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新的期待，也更加倚重。
二是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态势不平衡。从今年以来的情况看，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但是增长后劲还是不足，新兴经济体整体的增速虽然仍然很快，但是下行的压力增大。美国经济和就业都有改善，但是增长的后劲受到财政减支的制约。日本经济应该说略有起色，但是也存在内需不振的问题，下一步的走势还看不准。欧元区的经济状况比较艰难，失业率和债务规模居高不下。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物价的涨幅又比较高。
三是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险。随着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好转，美联储最近多次提出，可能在今年要削减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消息一出，全球股市、汇市和金市反复剧烈波动，8月1日，美联储最新的政策声明又强调，要根据未来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状况，决定是否调整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日本去年11月份就开始加大量化宽松政策的力度，基础货币总量持续地扩大，导致日元大幅贬值。美国和日本相似而又不同的宏观政策取向交织并行，加大了国际经济金融运行的不确定性。
四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日益多样化，一些国家频繁的以反倾销、气候变化、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安全审查等为借口，对我们设置各种准入的壁垒。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疑虑和抵触情绪也有所上升，外部利益摩擦和碰撞增多，这都会压缩我们对外投资、经贸发展的空间。
附：精彩观点一组
陆克文 澳大利亚总理
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寻找面向未来的发展新模式。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但基于政府投资、高储蓄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长久维持。新一届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寻求新的增长模式，即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服务业、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同时推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
王一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下半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节能环保、信息消费等领域的发展潜能不断释放，沿海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低成本优势梯度延续，这些都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
我国经济增长不会“硬着陆”，其基本原因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改革开放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范围不断扩大，人民创业活力增强和生活水平提高从生产和市场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而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高储蓄带来的资金优势，对外开放和自主创新结合形成的技术供给优势，有力地保障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这些基本条件目前仍然存在，没有本质的改变。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在经济速度下行的趋势中，宏观调控中又需注重提防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以防经济问题复杂化的风险。从现有种种相关指标分析，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相机抉择的调控之下，今年三季度经济运行有望止跌企稳，全年仍具备维持在7.5%左右或稍高一些水平上的增长态势;就业、物价等指标，目前也都还处于相对健康状态。
作者：本刊编辑部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背景下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的现状和走势，包括：经济转型期中国不需要过高增长率，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强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准备应对新一轮升值博弈，全球若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谁之过，金融资本不应该自由流动。
关键词：增长率 利率 加息 收入分配 人民币汇率 升值 匹斯堡提案
一、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经济转型期中国不需要过高增长率
因为房地产的调控，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个多月前还此起彼伏的经济过热，升值加息的声音，忽然变作中国经济将“第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的预估，大有2008年金融海啸暴发时的那种架势。笔者认为，使用与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同样的表述，来描述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有危言耸听之嫌。
2010年与2009年的增长形势完全不一样。2010年经济已开始V型反转，根据近期的数据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基本稳定。特别是经济领先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连续15个月在正常水平以上运行，5月虽较4月有1.8个百分点的下降，但仍在50%的正常水平之上，显示未来三到六个月经济将呈现增长之势，只不过态势较之前更趋平稳。
相对2009年中国经济“探底”至十数年来的季度经济增长最低点并面对可能继续大幅下滑风险的形势，2010年房地产调控和其他宏观调控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投资增长从32%的水平回落26%左右，应是对已呈现的经济快速增长态势的主动调整，而非“二次探底”的危机形态。
因此，所谓“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不是对经济现状的合适表述：所探之底是2009年第一季度6.1%之底，还是9%至10%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之底?经济下滑，是像2008年那样从上半年的10.4%的增长，“滑”到第四季度的6.8%的增长，还是从第一季度的11.9%“滑”到9%至10%的潜在增长率?2010年二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都低于第一季度，但若以“二次探底”，“经济下滑”这些与危机相伴的字眼，判断正在走出危机的中国经济的形势，无疑会产生误导效应。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需要过高的增长。2009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实际达到11.7%。2010年一季度“GDP”增长11.9%。如果2010年第二季度乃至全年延续一季度那样的快速增长态势，全年经济增长可能超过9.5%至10%的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会出现经济偏热。
要小心了，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可能引发通胀恶化。经济学理论证明，在经济处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刻意推动更高的增长，可能推动更大的投资，过大的投资需求一定会增加过多货币供应，推动短期总需求偏离潜在增长水平，工资水平也会相应上涨，价格势将偏离均衡水平上涨。如果短期内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不能提高，这种偏离产出均衡水平的状态就是不稳定的和不能持续的，很快不得不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回到原来的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这时候如果继续增加货币发行，上面的过程就会重复，结果就是价格水平不断上升，通胀形势在循环中不断恶化。这对于当前通胀预期的管理，避免通胀形势恶化是非常不利的。
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也是资源消耗的低效率增长。2009年，我们以32%的投资增长，获得了8.7%的经济增长，粗略匡算一下，大约4%的投入收获1%的产出，显示中国经济处在规模递减状态。如果继续推动更高增长率，可能需要5%甚至更高的投入，才能有1%的产出。这种资源消耗型增长非但不可持续，也与刻不容缓的转型战略相背离。在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改变之前，推动这种低效率的高增长，后患无穷。
再说，第一季度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房地产投资增长35.1%，超出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5个百分点。超过潜在增长率的11.9%的增长，相信房地产投资驱动是个主要加速器。而房地产在严厉调控政策下降低增长速度，将超过潜在增长率11.9%的增长拉回9.5%至10%的潜在增长水平，是2010年经济的平稳运行的目标实现的关键之一。
笔者认为，实现2010年的潜在增长率的平稳增长目标，可以得到政策和外部环境改善的支持。7.5万亿的新增贷款加上2009年未使用的银行信贷，能保证25%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在各种刺激消费增长的财政政策推动下，消费保持15%至16%的增长水平完全可以预期。
不过，对5月出口48.5%的增长不能盲目乐观。在2009年同期平均超过25%的出口负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同比的高增长数据，并不能说明出口在非常强劲地恢复。如果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全年出口增长的平均预期需要有所调整。
当然，在对2010年的经济增长的诸多驱动因素中，顺差增长的贡献都是非常保守的。笔者对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以及全球贸易形势都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不认为世界贸易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基本判断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是在低水平上转负为正。
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洲经济放缓，制约中国出口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欧元贬值增加出口对欧洲经济的正面效应，可能会部分抵消欧元区各国削减财赤产生的负面效应，经济增长或可从1.3%下调至1%，但不可能降至2009年那样的负增长。特别是刚性的消费市场一般不会因为经济放缓而大幅萎缩，中国一般消费品的出口增长可能低于年初预期，但调整幅度不会特别大，也是可以预期的。
从总体来说，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可以保证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9至10%的平稳增长水平，而净进出口的改善，将在边际上增加实现2010年增长目标的保险系数。
2、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
4月CPI增长2.8%，相对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实际利率变负了。因为翘尾影响，2010年CPI会显得增长较快。加上食品价格，以及要素价格机制改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年中CPI可能达到2010年最高水平。估计会有一段时间有效利率为负。加息之声音随之又大了起来。
提升名义利率，对改善实际有效利率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在目前一般消费品生产仍然过剩的情况下，负利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扭曲，只会产生非常边际上的影响。换言之，一定程度的负利率不会导致供求形势的变化进而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
与其他单一影响的货币工具不一样，利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利率的调整有利有弊。比如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
生动力。
如果能够切实按照我国新的保障体系的低水平高覆盖的方向，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在社保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退休生活的安全感增加，为将来生活保障的储蓄减少，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也会大大增加。
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居住支出是收入中一个重要部分。2009年房屋月供比上升到70%～80%，大城市超过100%。如果一般收入群体的收入80%要支付房屋消费，而且在收入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态势下，人们一定要减少当期的其他消费加大居住支出。居住消费支出都是以数十年计算的，也就意味着消费支付能力要被锁定数十年。高房价无疑打压了消费增长的空间。所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投入，至少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减少一般居住性需求的支出，释放出巨大的当期消费支出能力。
形成分享式收入分配机制
研究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占GDP比重在36%左右。按照2010年财政收入可能达到8万亿和2009年GDP34万亿匡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24%左右;企业收入占到30%。
这种分配比重显然不利于中国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因为居民的消费增长缺乏基本的内生推动力，而这恰恰是实现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最基本的因素。
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60%左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也占到GDP的50%左右。显然，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合理。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改善相应机制。首先，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偏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工资水平。
其次，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国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规模亏损到90年中后期实现收入增长，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改制成本。国企在扭亏为盈后理当向政府分红，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政府向民生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应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中的重点之一。
第三，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使垄断收入更公平地分配到各经济主体。
二、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准备应对新一轮升值博弈
5月出口同比增长约48.5%，顺差195亿美元。这一数据超过前期国内外预期。这种“预期”与实际数据的反差，给了美国国会以舒默为首的那些一贯拿人民币升值说事的议员以借口。最近舒默准备重提几年前三位议员联名要求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而《华尔街日报》对于美国财长盖特纳关于中国贸易顺差使用了“愤怒”这样的字眼，非常情绪化也非常有煽动性。看来，中国要准备应对新一轮人民币升值的博弈。
国内外的所谓预期，一些特别是香港和国内证券市场分析人士的“预期”，实际上有非常大的误导作用。4月所有的分析还在说中国经济过热，人民币应该升值，同时加息防治通胀恶化。5月中旬统计局公布4月CPI同比增长2.8%以后，甚至有分析人士“预测”，央行次日就将提升利率。但自5月下旬开始，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二次探底”成了热点话题。这些分析，夸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夸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商品欧洲出口的影响，扭曲对中国出口增长“预期”的判断，使正常的出口数据与所谓“预期”产生人为的差异，有可能成为引发成为中美之间的新一轮汇率摩擦的借口。
较大的“预期”与顺差数据的差异，来源于～些似是而非的分析。
比如，对欧洲危机的滞后影响的判断有误。事实上，目前出口增长是前期订单的交货数字，本月出口形势判断理应根据前期的PMI新增订单指数来判断。前期PMI的出口新增订单呈高位运行，虽然多是短期订单，但至少对未来三个月的出口形势的增长态势有领先的指标性意义。换句话说，5月出口增长幅度是能预期的。如果欧洲经济大幅下滑进口市场萎缩，其影响应在新的订单出台后才会显现。
又比如，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判断过度。资料显示，对欧出口约占我国出口份额的19%，比重最大。分析显然过度评估了欧洲危机可能对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由于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危机处理效果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增长可能再次放缓。但是由于欧元贬值带动出口增长，可能部分抵消未来紧缩政策对经济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而紧缩政策的长期影响应是正面的。因此笔者认为，欧元区经济的下滑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不会比2009年的形势更恶劣。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也相应比2009年要小。夸大这一影响的结果，使中国贸易本属正常恢复增长的态势不能平和地被接受，引发美国人对本属正常的5月数据借题发挥了“愤怒”。
另外，数据上的大幅改变与2009年的负增长有关。如果考虑2009年5月出口呈同比25.9%的下降这～因素，48.4%的增长与危机之前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说明外需形势仍与我们年初的判断一致：世界经济整体呈复苏态势，但是远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现在还要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虽然整体外贸形势会改变2009年的颓势，而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是小幅转负为正。
还有，不该忽略进口增长大干出口增长这一变化。因为基数的问题，确实存在相当规模的绝对顺差。但是中国经济活动活跃，刺激内需增长，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也大幅增长。从进口增长与出口增长的比较而言，除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和少数几个国家，中国的进口增长小于出口增长以外，对于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和欧洲，中国的进口增长都是超过出口增长的。这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变化，进口增长，特别是从美国的进口增长，如果美国真正解禁一些高科技产品的限制，应该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应该提醒美国人，这是他们的问题。在上次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商务部长说，只有2%的中国提交的购买产品被禁止，但对这2%的产品的总值占98%的产品价值的比重则避而不谈。我们应该提交更多的中国需要的美国产品采购单。中国进口增长，对全球贸易的恢复，对全球经济的恢复，能产生非常积极和有利的推动作用。
这些道理，我们需要不断对美国政府讲清楚，人民币汇率绝对不是国际贸易平衡和国际经济在平衡的关键所在。不能让正常的贸易数据成为再次博弈人民币升值的借口，也没有必要陪美国议员玩人民币要不要升值的游戏，不能让人民币汇率成为G20峰会和其他国际多边平台的话题。
最近部分出口加工企业在严峻的压力下加薪，很清楚地表明，在出口产品价格不能提升的前提下，简单提升人民币汇率，将使提升劳动力工资的空间完全丧失，进
而直接阻碍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这就是笔者一直在说的道理，在国内的要素价格机制的改革完成以后再来评估，人民币被高估都有可能。所以，要顺利完成我们的改革，绝对不能单边升值，推动企业家与美国进口商谈判，提升出口加工产品的价格，是最重要的。
2、全球若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谁之过?
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在美国自己身上。美国理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克鲁格曼先生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危言耸听，称世界经济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而这主要是由决策失误引起的。他认为，世界各国政府现在均对通货膨胀表现出过度担忧，而事实上，真正的威胁来自通货紧缩;各国领袖都在宣称收紧开支的必要性，而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支出不足。这一切在上周末让人深感失望的20国集团峰会上均得到了生动体现。他的结论是，各国如果过早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和退出经济刺激，那么为这一政策埋单的只能是那数百万失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要持续几年处于失业状态，甚至有些人永远无法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明明是美国人犯的错误，板子确偏偏打在其他人身上。克鲁格曼先生的观点实在非常偏颇。
首先，欧洲紧缩财政不是因为担心通胀。全世界都知道，短期内，欧洲暴发大规模主权债务风险，许多国家不可能再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可能再在市场上大规模融资。如果减税，财政收入本来就入不敷出，无疑雪上加霜，欧洲已经没有财政扩张的空间。
欧元区各国没有本币，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发行货币，也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巨额债务危机。紧缩财政以改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欧洲的无奈之举。
其次，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有利，对欧洲出口产业的就业也会有利，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财政紧缩带来的经济下滑。如果说以失业为指标来衡量欧洲是否会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那欧洲在2008年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失业率已达到16年来的最高，早已进入萧条。而美国出现26年最高的失业率，几百万人已失业一年以上的现状，也早就触发了第三次大萧条。
事实上，克鲁格曼先生高调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施压人民币升值，甚至不惜打一场全球贸易战，非常可能误导美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重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决策错误，成为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因素。
我们已经看见一些风险。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惩罚性规模已占3%左右。这对于才安排了4万亿刺激计划，并刚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就业仍然有巨大压力，增长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也是非常负面的。
事实证明，推动中国加大政策力度，保持过高的增长，施压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的出口，迫使中国给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提供增长空间，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25%，欧洲占24%，日本占7.51%左右，中国与日本差不多，2010年可能在7.5%到8%之间。要中国牺牲自身利益拉动全球经济，特别是为占世界经济60%以上的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提供条件，结果完全可能“事未成身先死”。
更残酷的是，中国不可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恢复，但如果中国经济不稳定，那对世界经济的恢复绝对是雪上加霜。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等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处在二次探底，甚至所谓第三次大萧条边缘的时候，如果中国经济在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下再次大幅下滑，对全球脆弱的经济一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
6月29日，中国股市大跌。而接下来全球股市大跌，有分析就认为与中国股市大跌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说明了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打压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可能要承受损人不利己行为的恶果，包括触发全球经济进入第三次大萧条。
最不能接受的是，克鲁格曼先生把全球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是美国自己。美国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的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经济恢复创造条件，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若说存在触发全球第三次大萧条可能性，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稳定因素，才是巨大的不可测风险的关键所在。美国复苏存在几大风险。第一，至今看不见如何解决创下26年来最高纪录失业率的出路。试图通过五年之内出口翻番创造就业的战略，还未开始就遭遇欧洲主权债务的当头一棒。第二，房地产市场恢复遥遥无期。4月相关政策一结束，房屋销售5月应声下降30%。第三，起死回生的银行至今未恢复给实体经济，包括企业和滚动性消费的贷款，使经济恢复可能产生恶性循环。第四，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全球贸易的再次大幅下滑。第五，国债余额占GDP的93%，2011年将超过100%，存在比欧洲更严重的主权债务风险。与欧洲不同的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下，短期美国能印发钞票来缓解主权债务风险，长期来说，不排除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债务危机的可能性，那势必给全球带来将来通货膨胀的巨大担忧。
美国理应全力以赴地解决自身的问题，不能再千方百计转嫁自己的危机和风险。而全球果真触发第三次大萧条，克鲁格曼先生的推波助澜作用也难辞其咎。他指责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各国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是巨大的决策失误，使大萧条持续达十年之久。但是他高叫的“贸易大战”，恰恰也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各国政府政策的巨大的失误之一，也是延续十年经济大萧条原因之一。这一点，不知克鲁格曼怎么解释?
3、金融资本不应该自由流动
仔细分析匹斯堡提案，包括美国最近参众两院通过的监管方案(虽然还没有最后综合，我们暂时以“美国方案”称之)，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并没有包括在匹斯堡峰会金融监管改革提议的框架中，美国方案更不可能从全球的角度来制定监管方案。
国内监管不能取代全球监管
匹斯堡提案和美国方案基本上是在建立一个各国内部监管体系的国际统一标准。这当然很重要。对
于发达金融市场来说，这是危机后的“亡羊补牢”式事后监管。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深入研究这些监管方案，可形成“事前”的防止危机形成的监管体系，站在危机治理的肩膀上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但是各国的严格监管体系不能取代金融资本(证券投资资本)的全球监管体系。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G20峰会最大的意义在于，建立危机后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新游戏规则，最核心的部分是建立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商品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以及外汇交易市场的统一监管准则，恢复正常的而不是投机当道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秩序，防止受到金融泡沫危机的再次伤害。
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一直遭到最强势的金融资本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反对。经过这场金融资本全球爆炸制造的虚拟泡沫危机以后，德国和法国反复提出全球监管的问题，美英仍然坚持认为监管是各国自己的事情。G20峰会形成的匹斯堡监管议案，以及美国基本成型的监管方案，基本没有涉及金融资本全球监管的问题。
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属性完全不同
美英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美英反对金融全球监管的基本理由，也是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所谓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资本的自由化是否带来全球的多赢，并没有理论根据。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商品市场，扭曲大宗商品价格，是违反经济学基本原则的。而实践中，金融资本屡屡成为危机的始作俑者。
直接投资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的共赢，是得到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充分证明的。但是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的属性完全不一样。金融资本是博奔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特别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制造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实践证明，金融资本的大进大出多次制造了地区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南美各国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及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都烙上金融资本巨大破坏性的烙印。
美国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希望从理论上支持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伯南克在其著名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模型中假设，发达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出国，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入国。中国和美国正好相反，两国的资本流向违反这个“假设”，所以中国应该开放金融市场，才能实现全球再平衡。伯南克混淆了金融资本和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发展中国家需要流入的是直接投资资本，而不是开放金融市场，放任金融资本自由流进流出。推动金融资本在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是在偷换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
金融资本扭曲商品价格
2008上半年，金融危机使金融资本大规模转战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完全脱离均衡价格而大幅上涨。最典型的是石油价格上涨到147美元。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压力下，美国国会要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展开调查，是否存在操纵价格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价格大幅上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投机行为所致。
石油本属大宗商品，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商品的均衡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是当商品市场变成一个投机性为主的市场以后，投机资本既没有对石油的任何需求，也不需要石油供给，从根本上扭曲了商品市场供求定价的基本原则。其次，投机资本不受效用最大满足度的约束。无限膨胀的“赚钱效用”，使投机资本有强烈的动机在油价上涨时把价格推得更高，在油价下跌时把价格打得更低。2008年石油价格最高被预期涨至200美元，最低的时候被预期降至20美元。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从理论和实际上破坏了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如果不限制金融资本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大规模投机行为，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永无宁日。
最糟糕的是，高油价带动了生物制能的原料玉米价格的上涨，进而带动粮价的普遍上涨，以及所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全面推动全球的通胀。2008年上半年，当油价涨至147美元时，70个国家爆发两位数的通胀，一些国家甚至因为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爆发社会动乱。
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像直接投资资本那样带来全球共赢的证明之前，在实践中高风险高危机的基本属性没有有效改变之前，金融资本完全没有约束的所谓“自由化”应该被排除在国际金融新规则之外。
换句话说，金融资本在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流进流出，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对金融资本的活动进行更审慎的管理，应正式纳入国际金融管理体系，而不应该受到非市场化干预的指责，更不应该把对金融资本的合理限制作为“非市场化国家”判断标准之一。金融资本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活动，要被限制在对冲和套利的规模，过度的投机行为要严格禁止。
G20峰会重建全球金融秩序，应从否定华盛顿共识的核心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开始。金融资本本不应该“自由流动”。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新监管框架中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作者：左小蕾
摘要
在现今的中国就业压力巨大 全球GDP大幅度下滑 而中国依然稳中求进 但这不意味着危机就不存在 相反这正是危机四伏的时刻 近几年中综合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不能放松自己的思想 居安思危仔细分析经济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
一 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效日益明显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合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经济总量上升。中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处于一片低靡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失业率陡增，出口额下降。为此在2010年中国推出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在大量的政府支出的支撑下，从国内角度出发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实现了正增长。目前国民经济总体形势良好，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向外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脆弱的市场信心更不易恢复，极易导致国际外汇、证券、大宗商品等市场持续波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可能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向内看，我国经济趋稳的基础尚不稳固，扩大有效需求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实现全年农业丰收尚存在不确定因素，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我国正处于由政策刺激驱动向市场内生驱动的关键时刻。 二 提升意识
当前世界的经济形势我们以无力更改，我们只求在这样危机的环境中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对此，我们既要增强忧患意识，对困难和风险高度重视，又要增强责任意识，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坚定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强调忧患意识，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估计经济运行中已经显现
以及潜在的问题、困难和风险。不能认为经济增速趋稳，就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不能认为物价涨幅回落，保持物价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就可以高枕无忧;更不能认为一些关键领域的宏观调控和改革措施初见成效，就可以放松甚至放手。必须密切跟踪监测经济运行变化，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对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带来的新冲击，既做好应对短期突发影响的准备，也做好长期打算，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牢牢把握主动权。
强调坚定信心和决心，就是要抓住有利时机和有利条件，在正视风险的同时也看到机遇、看到光明的发展前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总体上处于预期之内，企业抗风险能力正在逐步增强，宏观调控政策还有较大回旋余地，符合稳中求进的总要求。从发展阶段上看，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巨大、潜力巨大，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
三 稳中求进
实现经济稳中求进的目标，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这是统一认识、明确任务、做好当前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基础。在当今的经济氛围下任务艰巨，时不我待。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中央的分析判断和工作部署上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坚实基础，以加快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统筹当前与长远，更加注重拓宽增长空间，更加注重提高增长质量，更加注重激发发展活力，更加注重共享发展成果，着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使货币信贷增速逐步降下来，为稳定价格总水平创造条件，另又要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在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与此同时还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采取有效措施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势头。
参考文献
对于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认识与看法
谈到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很多人都会说“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中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局势，表面上看是好的，但事实上，中国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国际局势紧张，国内改革迫在眉睫，经济发展减缓、结构性问题突出和居高不下的通胀预期仍是悬在我国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多方压力之下，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稍有纰漏，就有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90年代日本经济的大衰退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政治上，虽然我们的政体较西方具有很大优势，但我们仍然必须逐步解决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问题。必须承认，我国人大代表选举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人大代表中很多不过是“代表者”，而不是“代言者”。同时，腐败也是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的大问题。民怨不得通达于上，政令不得通行于下，这迫切的需要我们进行政治改革。
经济上，我们面临着解决经济领域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重大挑战。外需疲软，内需增长缓慢，通胀预期居高不下，经济增长放缓，人均GDP较低，贫富差距拉大，能源短缺且浪费严重，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等。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发展战略、拉动内需战略、新农村建设战略、中西部崛起战略等，加快经济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总之，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改革既要有谨慎的态度，又要有大胆的行动，才能顶住国内外的压力，完成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
(正文598字)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分析》解读
房地产需求有保有压——例如限购政策
汽车消费刺激政策结束——例如汽车消费3000元惠民补贴 广义货币(M2)——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和狭义货币相对应，货币供给的一种形式或口径，以M2来表示，其计算方法是交易货币以及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
狭义货币(M1)——社会流通货币总量加上商业银行的所有活期存款 同比——同比就是今年第n月与去年第n月比。同比发展速度主要是为了消除季节变动的影响，用以说明本期发展水平与去年同期发展水平对比而达到的相对发展速度。如，本期2月比去年2月，本期6月比去年6月等。其计算公式为：同比发展速度=(本期发展水平-去年同期发展水平)/去年同期发展水平×100%。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使用这个指标，如某年、某季、某月与上年同期对比计算的发展速度，就是同比发展速度。
环比——与上一统计段比较，例如2005年7月份与2005年6月份相比较，叫环比。与历史同时期比较，例如2005年7月份与2004年7月份相比，叫同比。环比增长率=(本期数-上期数)/上期数×100% 反映本期比上期增长了多少;环比发展速度，一般指是指报告期水平与前一时期水平之比，表明现象逐期的发展速度。
PMI——下页解释。
环比折年率——环比折年率分为月(季)环比折年率;
环比折年率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短期趋势预测技术。它利用季节调整以后的环比数据进行预测。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就是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我们讲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不能离开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我国民族的基本状况，可以用五个字概括：一是多。我国56个民族成分，55个是少数民族。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1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我国几乎所有的县市，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居住。二是长。56个民族历史很长，56个民族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的。三是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面积大，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4%。四是边。全国2.2万公里陆地边界线有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全国135个边境县有107个在民族地区。边境2100多万人口中，近一半是少数民族。五是穷。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原因，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落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群众生活水平落后。这五个字包含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重要
二是要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要特别注意研究和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市场竞争中如何制定新的民族政策。第二，在市场经济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第三，在尊重价值规律和讲求效率的前提下，如何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避免出现两极分化。
三是要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共同目标，也是共同任务。我国目前小康所处的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突出表现在民族地区。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民族地区。从根本上讲，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不能说全国达到了全面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 四是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关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 ]当今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欧洲债务危机恶化等不利因素，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致力于在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两者不可偏废。
对危机的长期性已渐有共识
去年9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后，多名美国央行官员与经济学家集体推出了一项关于经济危机的最新研究。该研究在分析、比较了上世纪十余次经济危机特别是3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和恢复进程之后，明确指出，后危机时期将有“至少十年的过渡期”。
9月21日，美联储异乎寻常地公布了三项政策措施，即政府债券期限延展计划、对机构抵押债券再投资计划(用到期的机构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之所得)，以及再次确认于2013年中期之前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之上。不得不采取这些通常只是在长期萧 欧洲的情况比美国更糟。虽然，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欧元区成员领导人于近日就解决债务危机问题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在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充实银行核心资本、减记希腊国债、敦促意大利整顿财政纪律等方面达成共识，但这充其量只是制止危机恶化的临时举措。若干更为深刻的问题，如居高不下的各国债务、创历史水平的失业率、产业竞争力低下以及欧元区的未来发展方向等，仍然对欧洲人的智慧提出严峻的挑战。
全球经济萧条对中国是挑战更是机遇
如果全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中国在未来5―10年中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自然是紧缩的。这意味着，依赖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对于中国的增长当然不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引擎。但是，就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而言，这无疑创造了一个好机会。
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已露端倪
随着政策紧缩与房地产调控的继续实施，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僵局。这对于未来的房地产投资将产生抑制作用。
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趋势已经显现
我们预测，2011年四季度GDP增速9.0%，全年可达9.3%;根据模型测算，明年我国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对此，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1.第三季度名义消费平稳增长，实际消费下降。
2011年7月和8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值分别增长17.2%和17.0%，比去年同期低0.7和1.4个百分点。三季度名义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与二季度增幅基本持平，实际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下降较多。经季节调整后，7月和8月实际消费品零售额增幅分别为10.6%和10.3%，比去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左右。物价上涨速度较快、汽车销售大幅下降、新房销售面积有所下降并导致与新房销售相关的产品(如家电、家具、建筑和装潢材料等)的消费涨幅下降等，是导致实际消费下降的主要因素。
2.作为投资主动力的住宅投资和地方项目投资或面临下滑。
前三个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9%，比上半年回落0.7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出现回落。虽然住宅投资累计同比增长比去年同期略高，但是，随着政策紧缩与房地产调控的继续实施，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僵局。这对于未来的房地产投资将产生抑制作用。尽
管目前房地产投资仍处高位，但四季度已有回落迹象。另外，由于中央为控制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采取了若干较严厉的措施，使得地方投资资金来源成为问题，从而可能令地方投资增速加速下滑。总结以上，我们认为，作为投资主动力的住宅投资和地方项目投资在四季度将面临下滑趋势。这样，如何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处理好融资平台问题，就成为决定这两方面投资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
3.受外部形势恶化影响，外需面临萎缩。
今年以来，我国商品贸易顺差呈缩小之势。考虑到目前欧美形势恶化，导致外部环境更加不利，我国的外需今后将面临较大负面冲击，四季度出口形势仍不乐观。但是，由于国内需求也在收缩，全年顺差规模不会下降太多，对GDP的负面冲击也不会太大。
4.国民经济运行领先指数的走势显示了同样的趋势。
从社科院的经济领先指数看，经济增长的同比增幅自2009年12月以来连续下降，目前继续保持在相对低位。2011年6月，领先指数为102.9%，7月和8月分别为103.0%和102.8%，呈轻微下滑之势。这一趋势与PMI的趋势相一致。
预计三季度GDP增速9.3%左右，比二季度稍有回落。由此，2011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将达到9.5%左右。从环比指标来看，一季度和二季度GDP环比年率分别为8.7%和
7.8%，预计三季度略微回升至8.3%左右。鉴于领先指数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下滑，一致指数和领先指数的水平已经接近2008年4月和5月金融危机前的水平，须警惕领先指数增幅的进一步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滞后影响，防止出现硬着陆。我们测算四季度GDP同比增幅可能回落至9.0%左右，2011年全年增长9.3%。预计2012年一季度同比和环比分别回落到8.8%和8.4%左右，增长下滑趋势已较明显。
物价上涨已经见顶
全球总需求的回落令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这将使得我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减轻。就国内而言，食品价格尽管难以预测(以前IMF在拐点预测上都出现了问题)，但类似去年下半年以来快速上升的局面料难出现。
综合来看，由于目前物价上涨水平仍处于高位，我们仍须对物价上涨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在一系列紧缩政策的叠加作用下，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减速迹象：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实际消费增幅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保持平稳，但增速下降势头已初现端倪。鉴于此，在保持政策紧缩的总态势下，我们应高度关注出口、消费和投资的发展变化，并及时采取措施。
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欧洲债务危机恶化等不利因素，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致力于在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两者不可偏废。
若干建议
今年内宜保持宏观调控政策中性，尤其不宜再推出紧缩性政策措施。应当及时体现灵活性和前瞻性，不宜等到经济下滑形成明显趋势再开始调整政策。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提法
我们认为，尽管国内经济下滑趋势已有显现，但由于国内外形势高度不确定，宏观经济政策依然以保持2010年底开始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的提法为好。同时，我们应更为密切注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关于政策操作
注意到经济下滑趋势有所显现，同时注意到近两年来紧缩政策具有“自我强化”效应，我们建议，今年内宜保持宏观调控政策中性，尤其不宜再推出紧缩性政策措施。应当及时体现灵活性和前瞻性，不宜等到经济下滑形成明显趋势再开始调整政策。否则，那时，可能会迫于形势压力而出手过猛。
在货币政策方面，目前似乎还没有必要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因为这一举措的政策信号过强。当下，可以考虑，在保证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不超过7.5万亿元的前提下，后两个月适当放松调整流动性的力度，让新增贷款略有增加。这样，可以避免紧缩政策的自我强化风险，缓解大企业以延期支付方式进一步挤压小企业的资金链，防止大面积三角债发生。
在财政政策方面，注意到前九个月财政收入增长接近30%，远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适当增大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可能是可行的。应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小企业的减税力度(如，降低营业税税率、推动服务业的营业税向增值税转型、进一步降低小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进一步下调小微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等)。
着力优化投资资金来源结构问题
鉴于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逐渐转向内需为主，并且，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内需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仍将是投资，对于保持投资稳定增长问题，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其中，投资资金来源结构问题，尤须引起注意。
1.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可以有力地支持工业化投资，但支持城镇化投资的力度不强。
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举凡储蓄的动员、聚集以及分配，主要通过银行体系来进行。这样的金融体系，适应以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但却很难支撑以城镇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住房、医疗、卫生、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规模巨大、期限很长、可持续性不确定，且风险集中，如果主要依赖银行贷款来提供资金，或者来源不足，或者风险甚大。原因有二：其一，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短期存款，用之支持长期投资，客观上存在着期限错配问题;其二，过多地使用银行贷款，会显著提高企业和投资项目的杠杆率，从而增加潜在的风险。
总之，由于中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这使得我国的投资领域和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资金结构失衡问题，从而造成我国企业的负债率普遍偏高，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普遍不足，金融机构也经常处于筹措资本金的压力之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显露出杠杆率过高的弊端，应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金融结构的问题。
2.以改革的精神解决融资平台问题和为保障性住房融资问题。
我们所以把保障性住房的融资问题和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相提并论，是因为，这两者反映出的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问题具有共性。调查显示，各地方解决保障性住房融资困境，一方面是财政主导;另一方面高度依赖信贷配套，走的还是地方融资平台的老路子。
鉴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开始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投资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完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住房建设的融资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看来，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的跳跃性发展以及保障性住房的融资困境，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可以作为印证的是，近来国外一些研究者“唱衰”中国经济，其重要依据之一，也集中于地方融资平台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可能出现大面积坏账的问题上。
我们认为，近年来我国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以及保障房建设的资金筹措存在困难，反映出我国经济体制存在若干缺陷。集中表现在三个偏颇上，即在政府主导和市场(企业)主导的关系上，偏重于政府主导;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上，偏重于中央集中;在资金供给的结构上，过于倚重债务性资金(通过银行信贷)。
如果这个认识正确，那么，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顺这四个方面的关系。
(1)政府和市场(企业)：积极推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域;明确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应主要走市场化的路子。其中包括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
(2)中央和地方关系：让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财力，当下，在体制和机制层面推进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应当给予重视。
(3)权益性资金和债务性资金的关系上，应通过发展资本市场的手段来解决股权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发展资本市场的眼界不能局限于发展资本交易的市场，而要扩展到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上。因此，多渠道增加股权资本的供给，应成为当前与未来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主要措施包括：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OTC市场)，特别要发展为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继续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各种集合类投资，如PE、房地产信托等，促进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
(4)以上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尽可能让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因此，应当以改革的精神，对涉及上述领域的价格、收费和定价机制进行改革。
《当前国内外形势和热点问题解析(2015)》
考试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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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今世界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主要是由于( D )造成的。(单选题3分)
o o o o A.欠发达国家 B.落后国家 C.发展中国家 D.发达国家
2.我国经济发展的阻力是( B )。(单选题3分)
o o o o A.自然资源紧缺 B.经济结构发展模式问题 C.国际形势紧张 D.生产力水平低
3.冷战结束，国际形势的主要问题是( C )。(单选题3分)
o o o o A.苏美争夺 B.东西方对抗 C.经济问题 D.军队问题
4.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压力是( D )的问题。(单选题3分)
o o A.能否停滞增长 B.能否超速增长
o o
C.能否稳步增长 D.能否保持高速增长
5.我国与周边( D )国家有领土领海资源争议。(单选题3分)
o o o o A.1个 B.2个 C.4个 D.6个
6.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任何国家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形成( A )。(单选题3分)
o o o o A.外交无敌国 B.少数敌对国 C.外交多敌国 D.全部敌对国
7.我国当前的核心任务是以( A )为中心。(单选题3分)
o o o o A.经济建设 B.文化交流 C.科技发展 D.军事发展
8.我国总体仍处于可控状态，且处于发展期的( C )，机遇大于挑战。(单选题3分)
o o o A.下降期 B.平衡期 C.上升期
o
D.不稳定期
9.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原因和表现是( B )。(单选题3分)
o o o o A.传统的国家间的战争大规模爆发 B.传统的国家间的战争大规模减少 C.现代的国家间的战争大规模爆发 D.现代的国家间的战争大规模减少
10.当今世界的主题是( A )。(单选题3分)
o o o o A.和平与发展 B.改革与开发 C.民主与人权 D.人口控制与环境保护
11.世界发展趋势是( )。(多选题4分)
o o o o A.经济全球化 B.政治多极化 C.文化多样化 D.社会信息化
12.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就要加强力度打击( )，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多选题4分)
o o o o A.犯罪 B.暴力 C.恐怖分子 D.诈骗
13.当前国际安全热点问题包括( )。(多选题4分)
- 3 o o
C.世界人口形势 D.文化差异问题
18.我国处于社会矛盾( )和( )的趋势中。(多选题4分)
o o o o A.扩大化 B.缩小化 C.复杂化 D.简单化
19.我国国家安全受到的主要威胁包括( )。(多选题4分)
o o o o A.台独 B.港独 C.藏独 D.疆独
20.国家间的战争大规模减少的原因是国家间( )。(多选题4分)
o o o o A.相互联系 B.相互制约 C.合作竞争 D.绝对友好
21.我国个人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个人收入水平较低。(判断题3分)( √ )
o o 正确 错误
22.根据本课观点，国际政治整体和平稳定，但局部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外敌入侵和内战。(判断题3分)( × )
o 正确
- 5 o
错误
30.中国和日本是战略竞争关系。(判断题3分)( √ )
o o 正确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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