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论文

摘要：对精神贫困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对精神贫困的概念与内涵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对相关研究的综述，探讨了“精神贫困”概念与内涵，并对“精神贫困”概念进行了合理界定。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表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表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1：

“表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最早由毛泽东提出，之后伴随着我国发展有了逐渐完善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其内涵不应该被狭隘化，更不应该将其完整意义割裂开来做讨论。孙正聿先生提出的“表征”概念既是思考哲学问题的一个深刻视角，同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研究当中，也有其巨大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简单探讨引出“表征”概念，继而切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要义提出了新的思考视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征；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自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并在中国的革命和实践中不断发挥其作用，融入了中国国家发展的血液。它绝不是僵化的、特指的，亦或是说有明确标签的至圣教条，相反，它随中国国情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渐渐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2]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在那个时代的主要内容，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在那个时代被印上了“革命”的色彩。十一届三中全会书写了我国改革与开放的新的历史篇章，邓小平根据对当时世界各国实力对比的准确判断，根据对世界时局发展态势和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的准确把握，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声音。邓小平理论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而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毫无疑问也转移到了“发展”这个问题上。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动态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展现其自身理论优越性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带领人民结合中国国情走出自己发展特色的过程。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是一个虚无的探索过程，正如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一般缺乏新鲜血液与科学感召力；而离开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切合中国实际，救中国人民于危难之中并带领他们走向富裕。所以，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和过分在意“中国化”都是不合适的，历史的发展不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中没有谁是主要，谁是次要，它表达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二、“表征”概念的引入

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整体概念的原因，是为了回答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是否过时？”此类问题。正如孙正聿先生所言，“哲学并不是以某种特殊的语言职能来实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把握，而是以自己的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使哲学话语系统获得特殊的意义。哲学所需要的是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去解释哲学理论的冲突，而不是把这些冲突视为哲学的自我冲突。”[3]从语言和表达方式上去隔词断句，在常识上是毫无道理的。而其哲学根源则为“语言分析说”，即注重表达认识的媒介而非反思世界的方式。虽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推进了哲学的自我意识，有其重大进步意义，但是按照发问者的思维逻辑，严格来说，这种思维抑或说这种发问已经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了。

当前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种基本的认识：其一认为应从正面、积极、进步的意义角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国情作用下地真正的精粹思想、进步观念、优秀文化。其二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那种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完全正确的历史过程，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因为我国曾经发生过诸如“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历史倒退性事件。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既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面，也有其不能自我完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它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地有长有短的两面体。针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应客观地看待历史的发展，严格的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去理解，以使这个涵义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如果将它看做是一种历史进程，毫无疑问，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意识不能适应存在时，发展的作用甚至会使历史退步。但是，如果从广义去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时这种看法是不合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中国人民完成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便是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特性的最大优越性便是与时俱进，它必将随着社会发展而进行或超前或滞后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必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以焕发其最大指导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要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前亦或是改革没有进入深化阶段时，我们无法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关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等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看法，是历史的发展使得这个问题日渐凸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以中国发展的现实作为全部评判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国际性的学说，它固然有自己的起源地，但其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个局部地区的地区性的具体学说，它提供的是一般性原则。而辩证法则告诫我们，它的应用必须是具体的，特殊性包含于一般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问题决不能离开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而哲学社会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立足现实，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为当下的社会发展实际需要进行研究并提供方法。任何研究，哪怕是纯学术性的研究亦或是对历史的分析研究，都应该把握主体，突出发展。具体来讲，就是“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使之有利于整个民族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这就是在自己专业范围内坚持用“表征”的态度学习和研究知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中国文化、时代特征相结合，使其符合中国国情，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发展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目前学术界正在达成共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在这一概念中，“中国实践”、“中国文化”、“时代特征”条件的增加反映了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出“表征”理解的逐步靠拢。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之一切相关的问题，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是为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在当下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境遇正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的形势引出新的问题，如何在变化中不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成了把握“表征”概念新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论新阶段[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3]孙正聿.论哲学的表征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1993（3）

[4]陈金龙.时代特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

[5]刘力波.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陕西师范大学，2007

作者：贾延儒

表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2：

“精神贫困”的概念辨析

摘要：对精神贫困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对精神贫困的概念与内涵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对相关研究的综述，探讨了“精神贫困”概念与内涵，并对“精神贫困”概念进行了合理界定。

关键词：精神贫困 定义 综述

引言

目前，大学生“精神贫困”问题成为各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缘于对精神贫困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存在偏差，大多数学者将精神贫困等同于物质贫困或心理健康问题，因而并没能正确、全面的认识精神贫困的致因及其表征，其提出的解决精神贫困的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和使用范围还有待进一步的证实。由于缺乏对精神贫困的精确定义，也没有相应的可操作性的指标可供借鉴，对精神贫困的定量测度及其应用研究陷于停滞。

精神贫困的概念与内涵，决定了对精神贫困致因和表征的理解及解决精神贫困问题的各种对策选择，同时也是定量测度精神贫困并将其应用于精神扶贫实践的理论基础，因此，对精神贫困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对精神贫困的概念与内涵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相关研究对“精神贫困”概念的认识

显然，目前各学者对精神贫困及其相关概念内涵的认识和界定还不够明晰。主要体现在：（1）没有对精神贫困与物质贫困作严格区分，对精神贫困和物质贫困的辩证关系尚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目前，学术界对于“精神贫困”一词的使用，主要是在同物质生活相联系的层面上展开的，即精神贫困要么是物质贫困直接引发的“心理障碍或精神空虚等现象”，要么是一种“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的“影响物质生活资料获取和精神生活需求满足的生存状态” [1]。虽然物质贫困有可能引发精神贫困，精神贫困也可能影响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但是，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比较富裕的物质生活”状况也可能引发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精神贫困，而这种精神贫困有可能不一定会影响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及其获取能力[2]。实际上，物质和精神是反映人的基本特征的两个不同维度，物质反映人的物质消耗等有形生活状况，精神反映人的思维等无形生活状况。物质和精神是反映人的存在和思维的，具有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两个基本特征，因而，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是反映不同特征的两个具体的表现形态；（2）没有对精神贫困与能力贫困作严格区分。部分研究将引致精神贫困原因归于能力贫困，能力贫困一般是指人获取收入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常表现为就业能力低下，教育水平不高，社会关系网络少等[3]。一般来说，能力贫困将导致一种持续的物质贫困状态，因而是物质贫困的一种形式或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应当将精神贫困与能力贫困加以严格区分；（3）没有对精神贫困与心理健康问题作严格区分。部分精神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证据来自在心理学的心理测量量表调查数据，实际上是将精神贫困问题等同于心理健康问题。虽然精神贫困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但心理问题也可能由于经历痛苦、挫折，或因为身体缺乏某种人体必需微量元素等其他原因产生[4]。实际上，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医学上的概念，而精神贫困是一个哲学或社会学上的概念，因而，两者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精神贫困”概念界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目前各学者未能对精神贫困的概念与内涵进行准确界定的原因，是对精神贫困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所致。要对精神贫困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需要对物质与精神两个对立统一的概念进行准确的把握。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物质和精神是人的世界的两个相互区别但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物质体现了一种客观实在，精神反映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物质和精神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刻画了人的存在或生存状态。

物质是一种客观实在，对于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群体或不同的个体而言，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差异性。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看法，是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等主观意志的具体表现。作为与物质相对立统一的精神，其差异性比同一性显得更为突出。物质的同一性，使得物质贫困的界定和测度变得相对简单。一般来说，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物质的基本需求是一致的，因而可以进行统一的度量，如果一个社会、群体或个人拥有的物质水平，不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则称其处于物质贫困状态，基本生活所需求的物质数量，自然成为物质贫困界定的标准，在实践上，基本生活的物质需求可以用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指标进行度量，比如收入、消费、财富等实物量或价值量指标。

精神贫困的同一性不足以提供精神贫困界定和测度的标准。虽然不同社会都需要精神支撑其价值体系的存在，但这种价值体系在不同的社会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价值体系之下，不同的群体和个人也不一定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念，某一社会的价值体系仅仅是其主流的意识形态表现，这一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得到大多数社会人的认可，但是，并不存在统一的，得到所有社会成员认同的价值观念，因而，精神贫困的概念界定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在实践上，也没有可以统一的指标进行度量，因此，每种精神和精神贫困的定义都是局部的、阶段的、具体的，或个性的概念。

对照物质和物质贫困，可将精神界定为某种个性或特性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水准等精神生活需求或对其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精神贫困是指某个群体或个人对这种个性的精神生活需求或认同程度显著低于群体中其他多数个人的需求和认同程度。例如，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同。但是，并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具用相同的认同程度，有的人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有的人对此半信半疑，甚至还有的人具有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可以作为度量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定量界定指标，否定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者，将被界定为处于马克思主义精神贫困状态。

将精神贫困界定为社会、群体或个人对某种个性的或特性的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低于某一水平，有助于将精神贫困的概念与内涵具体化，区分不同的精神贫困类型。在现实当中，一般关注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念，将这种主流价值观念水平的缺乏当做精神贫困，因而其研究提出的精神贫困致因、表征和对策，仅限于分析和解决社会主流精神贫困问题。

收稿日期：2011-08-03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科研课题“大学生‘精神贫困’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1106LX499）

作者简介：朱华晔（1975-），女，湖北通山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文献：

[1]韦国善.当今农村贫困大学生精神贫困现象的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165-167.

[2]李强.大学生“精神贫困”现象分析及解决策略[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5):60-61.

[3]李若衡，杨艳.关于大学生精神贫困问题的社会学思考[J].教育探索，2010，(2):103-105.

[4]于春洋.试论经济富足与精神贫困——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中国为例[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8):4-7.

[责任编辑 王晓燕]

作者：朱华晔

表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全球化意识的培育

〔摘要〕

“全球治理”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一定文本渊源，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蕴含着丰富的“全球治理”思想，一是全球性冲突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二是全球治理并非“观念的统治”，三是世界市场的力量推动着全球性生产的形成，四是共产主义是全球性的事业。这些思想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它启示人们可以将“全球治理”立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将世界市场的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经济支撑，并将人类的全球“善治”目标定位于“共产主义理想”。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全球治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共产主义

〔

“全球治理”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问题。习近平说：“我们要继续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建立反映世界多极化现实、更加强调以规则制度来协调的国际关系。”〔1〕当前，学界对“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实现问题，如蔡拓在《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中主张立足于中国国情，进入到全球治理的事业当中去，从而构建新的世界秩序。〔2〕其二，国外“全球治理”理念的借鉴问题，如吴宇在《北约的全球治理战略论析》中论述了北约组织以“安全”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理念，并阐述了其实施过程。〔3〕其三，具体实践领域中的“全球治理”路径问题，如刘志云和刘盛在《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中分析了全球网络治理的具体机制与方法。〔4〕从研究现状可知，虽然当前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不同的国别、具体的领域，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领域”，缺乏“思想渊源”的梳理与“经典文本”的回溯。虽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没有当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概念，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更接近“全球统治”或“全球管理”，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史上的“理论渊源”，仍然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可以对当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有所启示。因此，本文就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入手，解读其中的“全球治理”思想，并探讨其时代价值。

一、“全球治理”概念及其文本渊源

1.“全球治理”概念

“全球治理”概念建立在“治理”概念基础之上。作为20世纪后期的概念创新，“治理”逐步被各个学科广泛使用，如政治学、管理学等。然而，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罗茨的定义，其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5〕二是所谓“没有政府的治理”，这里并不是指政府从“治理”中完全撤出，而是不再作为“权威”来参与治理，只是作为治理行为的一般性主体。三是指多个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活动，而不是单一主体的“统治”或“管理”。四是从制度与规则的角度来诠释“治理”，在同一“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不同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

在“治理”概念的基础上，“全球治理”概念被提了出来。詹姆斯·罗西瑙是较早界定这一概念的西方学者，在他看来，“全球治理是没有统治的治理的概念，认为全球治理是一种非国家中心的治理状态”。〔6〕根据这种界定方式，“治理活动”必须以“整个世界”为视角，而区分于以“国家”为视角、将“政府”作为主体的“统治”活动。政府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活动，而全球治理却更为偏重“社会组织”的作用。“全球治理”概念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且是一种路径或手段。这种手段要通过一系列“机制”和“规则”，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公平、正义与合理。因此，“全球治理”理论的“可操作性”必须强于一般性的思想理论。在众多的“全球治理”理论当中，罗茨所建构的理论在“可操作性”方面较有代表性。在他那里，私人领域的治理可以进入到全球公共领域，从而使得全球公共领域的治理更为注重绩效评价与目标执行；同时，市场机制也可以进入到全球公共领域的治理当中，更高效的奖励机制和淘汰机制可以激活全球治理的活力。从西方学者对“全球治理”的界定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治理”主要有三个特征：全球性、规则性、多元性。于是，在本文中，全球治理可以界定为：国际社会在一定机制或规则之下，破解全球性公共难题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行为。

2.“全球治理”概念的文本渊源

从上文所界定的“全球治理”概念可知，尽管这一概念是20世纪后期才被明确提出来的，但是，在人类众多的经典文本当中，尤其是探讨“世界历史”“国际关系”的文本当中，早就可以看到“全球治理”概念的缩影。于是，“全球治理”概念应当有其文本渊源，并不是一个与思想史分离的东西。古希腊的伟大哲学、政治学著作《理想国》较早探讨了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往往是战争唱主角。而《政治学》则列举了斯巴达的例子，认为其对外关系策略是“专意训练其邦人以求克敌制胜、役属邻国”。〔7〕而在西方近代，对于全球治理的探讨进一步接近其当代涵义。例如，《永久和平论》详尽探讨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如何建立合理的秩序与规则、国际关系中人的权利如何实现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谈及“全球治理”概念的文本渊源时，绕不开的是马克思笔下的一系列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这些著作不但从横向的空间视角，而且从纵向的时间视角对全球性问题的破解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这些全球性问题包括全人类的解放问题、世界历史的发展问题等方面。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在國际交往当中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马克思的文本是理应被借鉴的。原因在于，这些文本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不但对于19世纪的国际社会如此，而且对于21世纪的国际社会也如此。马克思很早就曾探讨以“全球”为视角的“世界历史”问题，他认为“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它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的发展和最终解放”。〔8〕事实上，马克思是把大工业生产作为了全球性问题产生的经济基础，而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频繁程度的加深则是全球性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各国之间由于已经构建出一种总体性的国际社会，于是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便不再是各国之间封闭状态下的活动，而是国际交往前提下的开放式的活动。关于这些思想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得十分显著，因而下文将着重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全球治理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全球治理”思想

1. 全球性冲突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全球性冲突的根源问题，二人认为这一根源不是什么精神性的要素，而是现实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9〕这一矛盾的延续发展会导致一种暴力的产物——革命，同时也产生一系列附属产物——冲突，既包含对立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包含思想观念的冲突，还包含政治冲突，等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些矛盾或冲突的发展是一种“自发”的活动，而不是“自觉”的活动，这种活动并不顺从人们目的与计划。在全人类的早期历史当中，各个彼此分隔的地区与民族都是以“独立”的形式各自发展的，但是之后他们逐渐产生多样性的联系，这些联系既导致了融合，也诱发了冲突。这种全球性联系的发展，总是要服从“在冲突中胜利”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在世界已建立一定全球性联系的时代，一些刚刚发展起来的地区融入这种全球性联系的步伐较为迅速，比如北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全球性的早期交往当中，“占领”似乎是一个最为普遍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那便是古罗马被“占领”。在这个过程中，占领者接受了古罗马的现有生产力，并融入到这个文明国度的现有交往形式当中，从而发生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特殊现象：“主人”由于适应了被占领者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从而转变为被占领国的“奴隶”。于是，冲突与暴力在这里化为了“融合”与“发展”。与此同时，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也不完全是“国内生产力”与“国内交往形式”矛盾发展到顶端的一个结果。在全球普遍交往的背景下，它往往是“全球范围内”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说：“对于其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0〕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列举了英国与德国在工业领域的交往关系会推动德国工人阶级壮大的例子。由此可见，全球性冲突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于是这种矛盾理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对象。

2.全球治理并非“观念的统治”

施蒂纳的学说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批判对象，在“全球治理”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也批判了施蒂纳把“观念统治”转变为“哲学家统治”的谬误：“施蒂纳就把关于思辨观念统治历史的思辨看法变成了关于思辨哲学家本身统治历史的看法。施蒂纳迄今所持的历史观——观念的统治……变成思想家对世界的统治。这表明施蒂纳在思辨中陷得多么深啊”。〔11〕在这里，“观念对全球的统治”的唯心主义谬误事实上来自黑格尔。黑格尔将法国大革命作为了“观念统治”的最为完备的环节，并认为观念的掌握者——哲学家理应是全球的主宰，是统治的主体。同时，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财产关系都是某种“宗教”的产物，统治全球的最高者是进入了世俗领域的“神圣”物，或曰进入了神圣领域的“世俗”道德因素。这些辞藻被施蒂纳原封不动地照搬，从而彻底陷入了“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泥潭。

那么，“观念的统治”与“宗教的统治”是什么关系？这里涉及“老年黑格尔派”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问题。前者认为现存的事物只要能够用黑格尔的逻辑来解释，就是合理的；而后者则首先用宗教来表征全部事物，然后对这些事物加以批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12〕由此可见，所谓“观念的统治”与“宗教的统治”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用唯心主义立场来看待19世纪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因此，从表面上看，青年黑格尔派是批驳宗教的，但从事实上看，这些人只是凭借“词句”来批驳“词句”，而并非批驳“现存世界”本身。于是，这种批驳的无力、虚伪、片面就可见一斑了。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并不甘心自己的伎俩被揭穿，其提出了大量所谓“世界历史意义”的观点来进一步进行论证，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无非是对之前观点的某种“粉饰”而已。正因为如此，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一位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认为它可能会与黑格尔哲学的两大分支流派不同，但事实却是，费尔巴哈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他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而在历史观上却是唯心主义的。所以，费尔巴哈所批判的也并非是现存的社会关系，其所领悟到的世界是“直观”的世界，而非众多“个人”所“共同活动”的、本质上“感性”的世界。这样，费尔巴哈也就难以看到整个世界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也会坠入唯心史观的理论泥潭。

3.世界市场的力量推动着全球性生产的形成

《德意志意识形态》探讨“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全球性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力图摸清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这种大范围的生产迅速形成，其最终认为是“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说：“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13〕由此推之，“全球治理”必须充分考虑“世界市场”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因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全人类是否能够解放”的问题就同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这个过程中，人才有能力超越地区限制，参与到全球性生产当中来，并利用这种全球性生产发展自身。从这样的事实可以预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主体能力的增长，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以往支配人的、世界市场的力量，会颠倒过来被人所支配。这种预见本来是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预测，但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往往被幻想为所谓“类的自我产生”，进而在这一进程里，人的“共同体”也被不出意外地幻想为“唯一”的人。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考察了全球性生产的后果问题。在二人看来，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基于的是全球性生產所获得的物质要素，“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14〕在这样一种事实的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人类走出了各自的封闭状况，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全球性分工”同“全球性生产”是相伴而生的，而“全球性分工”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全球性分工”同“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例子是：倘若英国创造出一台可以替代人的体力进行工作的机器，那么印度或者中国的很多工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失业了。可见，“全球性分工”可以跨出国界去影响其它国家的生活状态，在这种“分工”之下，“国内生产”演变为“国际生产”。总之，“世界市场”“全球分工”“全球生产”是全球治理不得不考虑的三大要素，也是破解全球性难题的重要切入口。

4.共产主义是全球性的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直接提出“治理”和“全球治理”这样的概念，但是他们是在“共产主义”的意义上研究全球治理问题的，二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全球性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5〕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使得人类的全球交往得以实现，并且这种提升避免了“贫穷普遍化”，让旧的制度和思想观念无法复辟。在新的时代，全球性交往拓展了人类的眼界，人类认识到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丧失了财产”的人，并且这些人相互依存着，从而改变了过去封闭地区内的人的生活状况，他们都转变成为了“普遍交往”的人。因此，共产主义并非地域性的事业，而是全球性的事业，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然冲出家庭的束缚，走向全球。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断言，共产主义是全球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时”进行的革命。并且，人类的“财产”之所以有自己的发展史，“地产”之所以在时间的流变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存在方式，“国际贸易”之所以能够凭借商品的供应与需求支配着全球，都可以归因于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进步及全球交往的不断深化。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16〕工人阶级是全球性的阶级，这种全球性源于世界市场中的各種经济联系，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都表明全球的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那便是他们都以劳动作为谋生手段，并且不拥有任何资本，随时都面临着失业的危险，总是处于动荡的状况当中，深受压迫与剥削。正是由于这些共性，全球的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赢得全人类的解放。由此推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尽管还不是当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其或许更偏重于“全球统治”或“全球管理”，但由于二人的研究已深入到“全球性问题”的深层本质，洞察了这一领域的基本规律，于是这些思想仍然有着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球治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1.将“全球治理”立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当代的“全球治理”可以获得一系列启发，人们可以由此意识到，必须将“全球治理”立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之中来考察。当前，“全球治理”的影响因素很多，正如胡键所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不仅受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工具、制度的制约，也受中国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缚”。〔17〕如果从全球治理的“工具”来说，当前的政策工具主要是“国际法”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治理机制，这些法律和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所以，其所坚持的理念往往是“大国主导”，世界主要国家掌握着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而小国则缺乏相应的话语权，屈从于大国所制定的世界秩序。这种“全球治理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极端冲突，建立一种有效的协商机制，从而把“建立一个更好世界”的职责赋予了少数世界大国。但是，旧的国际法律与治理机制无法克服自身所固有的若干缺陷，比如由于主要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导致某些国家消极对待国际责任，用“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方式参与国际治理。

如何克服以上治理工具的缺陷？如果我们将“全球治理”立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之中，那么就不难得出结论：根据“全球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断调整“国际交往形式”，建立“全球治理工具”的“动态调整”机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18〕因此，动态调整治理工具可以防止这些工具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进而保障全球治理的实际效果。那么，要实现动态调整，主体何在，动力何在？最为主要的是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决策权，进一步参与到治理规则与治理工具的构建过程当中，通过多方博弈，形成所谓“治理共识”，建构出富有“柔性”与“弹性”的治理工具体系。

2.将世界市场的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经济支撑

在当代治理实践中，人们不难发现，“全球治理”既有经济支撑，也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支撑条件。那么，何种支撑条件最为重要？这一支撑的具体表述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应当明确“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全球治理”的最为重要的支撑条件，并将“世界市场的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经济支撑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说：“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9〕就这一点而言，不合理的“世界市场秩序”是不合理的“世界整体秩序”的形成基础。所以，要变革现存世界秩序，必须首先变革世界市场的运行状态。在当代，世界市场的运行常常遭遇“危机”，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是21世纪初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世界市场的危机表现。如何理解这样的危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观点：一方面，当代世界市场所遭遇的危机仍然具有周期性，可分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另一方面，这些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不消灭这个社会制度，危机就无法最终克服。当然，当代世界市场所遭遇的危机，尤其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挑战，以往的研究难以解释其中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的深刻内在矛盾与危机并没有导致它的最终失败，这一社会制度仍然是当代世界的重要构成要素；其次，“我们仍然可以把此次危机看成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但从此次危机中我们并未像以往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剩”。〔20〕再次，当代金融危机尽管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受到波及，并在国内市场中也表现出一定的低迷状况。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找到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切入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同时，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能力。

3.将人类的全球“善治”目标定位于“共产主义理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里，我们还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应当将人类的全球“善治”目标定位于“共产主义理想”。由于“價值”与“目标”密切相连，所以要理解全球治理的“目标定位”，可以从它的“价值取向”研究入手。那么，“全球治理”应当坚持何种价值取向呢？在赫尔德看来，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应坚持罗尔斯的正义价值取向，将这种价值取向由“国家治理”引入“全球治理”。同时，赫尔德还主张将“民主”价值取向也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之一。这种价值取向要求变革现有世界秩序，突出普通个人在治理过程中的话语权。〔21〕与赫尔德相似，麦克格鲁也重视“国际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非民主”的状况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持续冲突，超级大国的绝对权威使得国际权力的边界被肆意突破，从而让国家主权被部分架空。〔22〕但是，这些关于价值取向的观点难以解决当代“全球治理”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例如，如果过于注重普通个人的话语权，那么有可能造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果在国际社会强行输出“西方式民主”，则会产生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后果。因此，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将“和谐”“平等”“公正”“友善”等价值理念注入到“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

于是，要实现全球的“善治”目标，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导向下，致力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破解了“人的异化”难题，实现了全人类的解放。随着私有制的废除，资本对于人的束缚将被解除，人将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要达到这样的“善治”，全球工人阶级需要联合起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各个单独的个人……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23〕所以，在当今时代，全球治理的善治努力与共产主义事业处于同一时间进程当中，要以“共产主义理想”引领“全球治理”的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建立反映世界多极化现实、更加强调以规则制度来协调的国际关系〔J〕.杭州（周刊），2016，（14）.

〔2〕蔡拓.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J〕.国际观察，2014，（1）.

〔3〕吴宇.北约的全球治理战略论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4〕刘志云，刘盛.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5〕〔美〕罗茨.新的治理〔J〕.政治研究，1996，（154）.

〔6〕谢雪华.关于全球治理的几个问题〔J〕.湖湘论坛，2009，（2）.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90-391.

〔8〕赵士发.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117.

〔9〕〔10〕〔11〕〔12〕〔13〕〔14〕〔15〕〔16〕〔18〕〔19〕〔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3，83，135，22，41，52，40，40，81，68，42.

〔17〕胡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制约性因素分析〔J〕.学术月刊，2015，（11）.

〔20〕秦宣.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4）.

〔21〕〔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M〕.胡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

〔22〕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48-149.

【责任编辑：刘彦武】

作者：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