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雄人物事迹大全

第1篇：抗战英雄人物事迹大全

时势与英雄：抗战前后历史教育中的英雄人物教学观

内容提要抗战前后时人历史教育观念中，人物教学尤其是英雄、伟人的教学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反映出历史教育思想的演变。时人的历史教育观经历了从“人的退隐”到强调英雄人物的教学，以加强精神训练、促进国民团结，并形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历史人物教材教学观。英雄人物的道德训诫作用所体现的道德规范和普遍的意志权威，表明抗战时期某种合法形式的信念即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个人与群体是历史之重要主体，其重要性和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党派的历史教育中各有偏向和侧重。在战争时期英雄、模范人物是最便捷、最有号召力的民族文化符号，英雄叙事被社会各界强调并服务于抗战动员。

关键词抗战历史教育人物教学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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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是构成历史的灵魂，在历史教育中人物教学占有重要地位。民国初期因种种原因，历史教育中的人物教学不断弱化，以致时人一度认为历史教育失去“精神的教训”作用，历史也不复为“民族灵魂的课目”。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历史教育作为孕育国人民族精神和培养爱国观念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被社会各界所强调。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将史地教育视为“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蒋中正：《革命的教育》，《中央周刊》1938年第13期。历史教育也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由此，人物教学尤其是民族英雄和伟人的教学重新成为社会各界历史教育主张的重要内容。对抗战前后历史教育中英雄人物退隐与回归过程的梳理尤有必要，且学界尚未见专门著述。相关的研究有左玉河：《民族化与世界化：战时历史教育的两种趋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其中对于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有较为详尽阐述;黄兴涛：《抗战前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与“汉奸”“华奸”之辩——以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影响为视角》，《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等等。本文旨在梳理和分析时人历史人物教学观之演变及其成因，以观照这一时期历史教育思想的演变。本文所指称的“历史教育”更偏向于历史教育思想或主张且采用包含社会教育的广义概念。

一、“人的隐退”：抗战前历史教育观念的一种趋向

历史教育中人的隐退缘于“新史学”的兴起，后者主张弃“君史”重“民史”。“民史”代替“君史”反映出史学发展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如时人观察“吾国有清以前，皆君主政体，一切现象，自不能出其范围……及近代，君权衰退，民治大兴，故史重社会，尽改旧观。时代递变，思想斯异，此自然之趋势，非人力所能为。”姚公书：《论历史教育之重要》，《江苏学生》1937年第3期。以往历史教育中的人物教学聚焦于帝王将相，进入民国后民治大兴，“新史学”提倡以整体的社会取代具体的人作为历史教育的重点。

“新史学”与旧史学在史学的主体及其作用的观点上也存在冲突。“新史学”主张“摈弃名人传记及英雄主义的崇拜，他们的观点认为个人是不足以推动全社会，社会才可以支配个人”。而旧史学认为“伟大的人物与整个的社会的表现是相互对映的”。新旧史学家在教学观点上主张不一，意见纷歧，使得“一般教材的标准就无所適从”。尹炎农：《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新史学”提出将“人类社会”作为史学主体，史学之目的在于探讨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英雄个体、历史人物的作用被抑制和弱化。历史人物在精神训练中的榜样作用也不再被重视，“从前的历史，大半为做文章取材料，或做事情取榜样，故史的内容，在热闹丰富。现在完全为认识人生，认识人类社会，所以史的内容，不在平铺直叙许多史事，而在忠实诚信指出人类社会进化之迹。”胡哲敷：《历史学科在教育上的价值》，《中华教育界》1932年第10期。

人物教学中“群”概念的确立取代名人传记和英雄主义。梁启超等在推进“群”概念传播方面不遗余力，“合群”“群觉”“群力”等成为20世纪初知识分子言说的重要词汇。“五四”时期“群体”内涵注重促进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以形成整体的团结和觉醒。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群”的概念则侧重于“养成或促进群体之成功与发展”。如常乃惪认为“历史最大的功用还是在群的方面，尤其是在建设群体意识的方面，历史有唯一的功用”。常乃惪：《教育观点上的历史学科》，《中华教育界》1930年第2期。他所指的建设群体意识即培养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历史教育观念中出现人的退隐的第二个影响因素是，学人提出以文化史取代政治史的历史教育主张。1922年梁启超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会议上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一案，主张以文化史代政治史。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史地丛刊》（北京）1923年第2、3期。文化史或专题史的编纂方式有利于突破朝代、政治史的叙史方法，是“君史”走向“民史”的重要途径。赵玉森在其《新著本国史》中以文化发展为历史线索，其“划分时代，也从文化上划分”，将中国古史分为文化发育时代、文化推衍时代和中西文化融洽时代，提出“撰历史人的眼光，趋重在文化两个字”。赵玉森著，李石岑、陈铎校订：《新著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页。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打破朝代的、国界的旧习，专从人类文化上演述变迁的情形”。傅运森编辑，朱经农等校订：《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商务印书馆，1923年。在课程上，小学设乡土科或社会科，而无历史一门。中学阶段初中虽有历史，但在高中必修科只教文化史。中学历史教育由注重系统性和全面性的通史教学转变为注重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整体演变的专史教学。“中学历史教科书大多把政治史民族史分量损之又损，专致力于文化经济与各个社会问题，议论多而事实少”。1930年代初学人批判“此时期历史教育，退化了，无精神的教训作用了”。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

唯物史观的传播及其所包含的阶级意识和理论等，进一步淡化了历史人物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实践与事件的经济学解释结合起来，[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4页。成为一种伟大的认识工具。其阶级意识形态概念从经济的角度揭露统治阶级的隐蔽动机，挑战后者统治的合法性。其体现出的经济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历史人物的社会作用。

唯物史观对传统史学中“神化”历史人物的现象进行批判，强调人物及其所代表阶级背后的经济动因。李大钊批判“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他称这种治史方式是一种“神学”的方法。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他认为伟人、圣贤、王者、英雄是传统史学的主体，其功绩和神话实际上是特权阶级自身历史的书写。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彪炳史册并成为道德教化的典范，与其说是具有“超自然权力”，不如说是自身享有的特权使然。个人作用不应被夸大，而应关注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整体诉求。

唯物史观对传统史学中个人的神话进行祛魅，个人被团体所代替。李大钊在其著名的《史学要论》中说：“旧历史中，传记的要素颇多，今日的史学，已不那样的重视个人的传记，因为团体的生活，在历史上的意义渐次加重了”。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5月），《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9页。他所言的“团体”指由于经济关系利害相同的团体即阶级。个人只是考察团体、社会的探照灯。时人注意到唯物史观“以经济代替政治，以物质代替精神，以劳动代替统治阶级，以教化而为无产阶级护符，盛行于俄德，波及于世界各国。”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的地位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此种史观下英雄人物的精神榜样作用也消匿，随之被团体特征或阶级精神所取代。

相比于民初以来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对民众灌注的民族国家这类整体性概念，阶级概念更具体、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影响力巨大。时人称“其效力足以毁灭了以人，民族，国家，伟大精神为结晶的整个历史”。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此语虽夸张，但可见唯物史观以经济、阶级论弱化伟大人物和精神的历史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历史观念的革新。

与此同时，民国初年的疑古之风也对历史人物教学有一定影响。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受此影响，史学界倡导大胆疑古的精神，用科学知识疑古辨伪。古史怀疑派以顾颉刚等为中心，认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有学者认为这种疑古之风进入历史教育领域有损历史的传信价值，称疑古派“倡言黄帝尧舜之事迹，均系后人所编造，而夏禹则为九鼎上所铸的一种动物”，“乃自己划灭其民族光荣之历史，使国人茫然忘其祖先之所自出。”认为疑古之风“足以戕贼民族之自信力，而消失民族自尊之情绪”，甚至称此为“历史教学上最大之失败”。漚庵：《历史教学之商榷》，《新江苏教育》1940年第5、6期合刊。1930年代的知识教育界部分人士站在提高民族自信力和民族自尊的立场来评价疑古辨伪对历史教学的影响，其批评不合实际也过于严厉。疑古之风在客观上可能弱化了历史人物的传信价值，有其破坏性的一面，但顾颉刚等在治学方面的求真精神和科学方法值得肯定，其在建立科学信史方面的贡献不可抹灭。

由上所述，民初以来国内外政治和思潮的演变，催生了新的历史观点。一方面科学的历史观出现，历史教育注重从民族国家的整体角度来看待社会演进，并且注重经济文化专题，淡化英雄、人物教学。同时标榜为历史而历史的独立地位，注重客观事实和进化观念，反对以往重视政治宣传和道德教训的鉴戒史学。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传播，阶级观念发展为意识形态观念，进一步淡化了历史教育观中具体的人的作用。李大钊1919年撰《我与世界》一文表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李大钊：《我与世界》（1919年7月6日），《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0页。从反面犹可见民族、国家、阶级成为时人对历史与社会认知和言说的基本框架，个人消隐在民族国家和阶级的整体化叙事中。

二、人物的回归：抗战时期英雄、伟人教育观的凸显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难的加深，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成为社会各界的呼声。“一个国家或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环境中，要图自救，要求国家或民族之复兴及完整计，非有赖于积极提倡民族主义的教育不可。”卿会：《改造民族性与发展历史文化教育》，《建国月刊》（上海）1933年第4期。人们认识到“历史教育固然不是民族主义的工具，但任何国家如欲维持其民族之对内固结力，及对外抵抗力，则不可不借历史以期认识本国史及外国史”。王敬斋：《现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文化与教育》1937年第118期。

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并非就教育方法立论，而以目的、结果为准，其主要特征是重视精神训练以促进国民的觉醒和团结。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实行“三民主义教育”，明确“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教育部关于国民党历届会议对于教育决议案及其实施情形之检讨总述》（1942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2页。史地教育成为民族主义教育的中心环节。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初等教育通过史地时事及各种纪念会的讲解，启发儿童爱民族爱国家的精神;中等教育则提倡国民道德，灌輸民族意识，以养成青年爱护国家、发扬民族精神之意识。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1938年8月，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说道：“我们要教一般学生，有爱国的精神，要激发他们爱国的思想，最重要的科目和教材就是历史与地理。”史地教育被赋予“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之地位。蒋中正：《革命的教育》，《中央周刊》1938年第13期。抗战时期“精神重于物质”，历史教育因时代内涵的变化被赋予重要使命。

历史教育最大的精神功用是培育民族精神。高良佐认为“民族教育之施行，最足培养民族之特性，激扬民族之精神者，则为历史教育”。高良佐：《民族教育与历史教育》，《建国月刊》（上海）1935年第1期。宋念慈则从历史教育孕育民族精神的角度阐发其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教学可“发扬民族精神，恢复民族自信力，唤醒民族自觉，努力共举与列强并驾齐驱，实现中国国际地位平等自由”，通过“实行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以期达到复兴民族之标的”。宋念慈：《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论》，《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会季刊》1936年第5期。曹明道则从国防的角度谈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是国防的精神要素，“民族精神是推动一切国防工具的原动力”。曹明道：《精神国防与历史教育》，《教与学》1936年第7期。

历史教育如何振作民族精神以促进抗战，知识界将目光投向具有典范作用的历史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抗战前历史教育对人物教学的忽略被众多学者批判。钱穆认为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教育，“至少当使国民对其本国史具一种温情及善意之看法与理解”。他明确提出历史教育要注重人物，“读史而不注重人物，断难把握社会的重心”。他批判“近人治史，好言文化及经济等项，对于人物贤奸，政治隆污，不暇深论。至于国家兴亡，或许认为帝王家事而忽略了”。钱穆：《历史与教育》，《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李季谷也认为“中小学历史教育宜以人物为中心……如泛论一代的风物制度，倒不如从当时的主要人物事迹出发，因而论及其时的思想风气及制度等等”。李季谷：《新历史教育论》，《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1935年他撰文《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指出：“近十年来，初级小学中且无历史之课目，历史事迹仅在国语及社会二课目中偶然夹杂出之。”结果中小学生“对于先圣先贤，忠臣烈士名将勇卒之为民族发扬光辉之勋功伟绩，嘉言懿行，往往不能一一道出”。“大部中小学生只知华盛顿，林肯之刻苦勤劳，惠灵吞，纳尔逊，拿破仑之孔武有力，而不知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方孝孺，黄宗羲，顾炎武等忠勇义烈，为国效劳”。“我中华民族之精神，自此丧失殆尽！”李季谷：《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中国新论》1935年第2期。可见，文化史或专题史的教科书编纂方式受到质疑，因其对于人类社会活动进化，认为“各方面都应视为平行的，等重的，不应偏倚”，陆东平、朱翊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29年，第5页。不能凸显人物事件以进行精神教育。

知识界认为民族伟人、英雄人物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应该在历史教育中被充分重视。任职国立编译馆的郑鹤声认为历史教育可使学生“知道其本国之光荣，示以伟大人物之范畴，以鼓舞其爱国心”。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1941年第11期。1936年陈训慈专著《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一书，他认为历史教学的中心目标是唤醒民族自觉，而欲达此目的，“有关民族兴衰的名人事迹，实是最具体有用的教材”。他强调历史教学中重视民族名人的教学有重要意义，如通过举述中国历代伟大人物的重要贡献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优越，激发后人奋起自强的努力;讲述民族遭难中的忠烈事迹可以激发国人舍身报国的志气;介绍本乡先烈名贤的故事可以引起民众追慕先贤的深切观感。陈训慈：《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正中书局，1936年，第1、8～15页。也有人则主张在讲授国耻史的同时，也应“适度介绍吾国往史中民族英雄的事迹，历代史乘中卫国捍民之民族英雄为数至多”。程炎泉：《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大夏周报》1936年第7期。民族英雄教育与国耻教育正反两相刺激，更能激发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还有学者从培育民族性的角度提倡伟人教育，“使人人深识其自己民族中历代伟人建设政治、开拓国运及制作典章创作文化之伟绩，而渗透于人人之意识中，而后能熔铸成一种卓然不拔的民族性”。漚庵：《历史教学之商榷》，《新江苏教育》1940年第5、6期合刊。人物的回归和英雄的凸显成为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的重要主张。

国难时期历史教育被视为培养人格的学问。历史的道德垂训作用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传达，即以事实启示、以人格感化民众。宣扬道德教化尤其某些特定的政治道德成为历史教育应有之义。1936年四川省主席刘湘“以殷逆（殷汝耕——作者注）叛变、汉奸叠出，因电中央……请明令全国教育界，以忠义捍卫民族的历史，作为教材，藉正人心而挽狂澜”。郑鹤声：《国难中历史教育的重心问题》，《中国学生》（上海）1936年第1-4期合刊。李季谷强调通过历史教育“正名斥邪”，指出“史之要义，端在劝阻”，他呼吁历史人物教学要歌颂忠义、标榜勇将能臣和“指斥奸雄汉奸”。李季谷：《新历史教育论》，《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

1940年3月汪伪傀儡政权建立，在此背景下，忠义成为国难时期首要的政治道德。同年，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召开史地教育委员会会议时，从国家需要角度强调要发挥历史教育的现实性特征，呼吁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他指示“写史教史、重于考据，而写史教史之时，应特重民族光荣与模范人物之叙述”。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1941年第12期。“编辑一般史地读物”成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后者组织编纂历代名人传记丛辑、民族英雄传记丛辑、中国先哲传记丛辑等传记类通俗读物以教育一般民众。江应澄：《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近况》，《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历史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成为政府进行精神总动员的重要工具之一。参见郭辉、李百胜：《历史记忆与社会动员：抗战动员中的“文天祥”记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与此同时，中共和左派知识分子也重新认识唯物史观下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1939年翦伯赞专作《群众、领袖与历史》作为其著名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的再版代序。他指出“现在，我们在唯物史观的历史家的著述中看不见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就正像我们在旧的历史著述中看不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痕迹一样。”他认为忽视人的创造作用的机械的唯物论是不可取的，并批评新兴的历史家如郭沫若、吕振羽等“闭口不谈个人”，认为他们“过于偏重了历史之经济动因，而忽略了历史之主观创造的动因。”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个人在历史创造中起重要作用，这些领导大众从事革命斗争的领袖人物是“历史的司机者，或接生妇”。翦伯赞：《群众、领袖与历史》，《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9年，第6、74页。由于抗战需要，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认识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以论证“革命领袖”或群众领导者的合法性。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提倡的英雄伟人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肯定个人英雄主义价值的倾向，与之相反，中共和左派知识分子认为英雄和英雄主义是时代所需，但英雄的宣传教育要建立在群众史观的基础上。1939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上海创办《学习》刊物，该刊是“孤岛”时期中共地下党为团结教育和指导爱国青年学习的重要刊物。白蓁在此刊物上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历史方法，认为“实验主义者在历史中极端强调‘个人’的作用，而‘否认大众’的历史之创造作用。”白蓁：《历史与历史科学》，《学习》1941年第10期。邓初民认为个人的英雄主义不足倡，“要使汉奸屈服在大众之前，不是屈服在个人的英雄之前。因此我们的行动，在原则上就离不开大众，离不开组织。离开了大众组织的行动，就一定要走到英雄主义方面去，变成没有群众的光杆英雄，英雄是历史需要的，没有群众的光杆英雄，却决不能创造历史。”邓初民：《留别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同学书》，《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936年第2期。在他看来，英雄主义要建立在群众史观的基础上。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以来“新史学”的提倡及客观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民族主义历史教育难免会有冲突。部分学人从国家存亡的角度来看历史教育，认为教育方针为国家政策，历史教育应追随国家政策变动。因此，他们主张抗战时期的历史教学，精神教育要重于知识教学。为了调和价值冲突，他们将学术研究和教育层面的历史进行区分。如尹炎农在《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一文提出新旧史学对伟人英雄的对立态度并不影响历史人物教学，强调“以史观来研究历史是学术的问题，而历史教学乃是教育的问题”。尹炎农：《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宋念慈也认为教育目标是富有时代性的东西，教育目标的订立应常随时代而转移，要通过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唤起民族意识、促成民族复兴。宋念慈：《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论》，《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季刊》1936年第5期。历史研究是历史教育的一个基础环节，历史研究及其所产生的学术成果是进行历史教育的前提。然而如果在政治和社会需求下，片面追求教育功用，历史教育可能偏离科学史学的范畴。

因此，有些学者坚守“新史学”客观主义史学的立场。如胡适在历史与教育的问题上反对历史被教育问题所牵绊。他坚持民初以来“新文化运动”及古史辨所引发的“偶像破坏运动”的必要性。1935年6月他在给陶希圣的信中，对后者提出的国难时期知识分子应从爱国角度对民族国家文化多作正面宣传，提出不同看法。胡适认为学术上允许“自责”，而在教育上被要求少“自责”而多“自吹”，属于两面标准。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思想领袖者要有承认事实的勇气，强调“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过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胡适：《致陶希圣》，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42页。他呼吁“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如果他们看清了‘去腐’和‘革新’的必要，应该站到屋顶上去大声疾呼，不必顾虑破坏之太多，更不必顾虑祖宗遗产有毁灭的危险。”胡适：《答室伏高信》，《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61页。胡适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坚持客观主义的史学，其和民族主义史学家立场的区别，也是一个“平时”“战时”侧重点的问题，其立足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古史整理的推进，新史学尤其是客观主义史学迅速发展，史学剥离原有依附于经学时所具有的政治和道德训诫的外衣，逐步科学化和专业化。但是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民族主义化，其逐步染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国民党以“提高民族自信”为由，统一和垄断民族历史叙事，打压客观主义史学研究和历史书写，如在历史教科书编纂方面，课本编纂是学者的事情，而其能否通行却取决于政府。张荫麟指出有学者“编了一部至少在当时比较算是高明的历史课本，但因为其中有些意见和一位未曾读过多少历史，也不大肯运用神经系统的达官不合，那部书便在出版界忽然绝迹了，而且替它出版的书店也几乎受累”。素痴：《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大公报·史地周刊》（天津）1934年9月28日。历史教育的独立性受损，新史学推动下民众历史观念的革新和历史意识的活跃，却被利用和服务于加强国民党政治统治和政治动员。

三、民族的英雄人物：教材选择和教学观

抗战时期英雄人物被视为民族精神的代表，判定英雄人物的标准，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重点。时人普遍认为民族英雄人物的宣传要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即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发扬民族荣誉。且这一时期“民族英雄”的定义泛化、标准多样，将之理解为未形成特定意涵的“民族的英雄人物”似更切合当时语境。另外，由于战时历史教育侧重本国史，教材中的英雄人物亦以本国本民族的人物为主。

历史上的忠勇义烈成为教材的重要来源，养成忠义的正气成为国难中历史教育的重心。尽己之谓忠，仗正道曰义。时人认为“忠义的价值，是在能放弃个人的利益，而谋求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正谊所在，虽牺牲其身命，亦所不惜”。时人列举明清之际史可法、黄道周等誓死守卫故国的例子：史可法、黄道周本是清朝的敌人，然而乾隆四十年下诏褒扬明季殉节诸人，也包含史可法;而为清廷努力的洪承畴、钱谦益、尚可喜、孔有德等反贬为二臣。因此“忠臣义士，杀身舍生，虽属敌方，亦无不肃然起敬。反之，虽得利用于一时，必遭斥革于将来”。郑鹤声：《国难中历史教育的重心问题》，《中国学生》（上海）1936年第1～4期合刊。历史上在政权嬗递和民族危亡中表现出精神大义的忠勇义烈，是历史人物教学的重要案例资源。忠与奸、荣与辱、功与过、是与非作为评价人们政治行为的道德标准被充分辨析，有利于国人形成正确的忠义观和是非观。

顾倪非联系和区分古代英雄人物的“忠义”与现实的“忠”，主张实现从个人到民族国家本位的价值转换。他指出要恢复民族自信心，须阐扬民族英雄的气节，发扬民族固有的道德。所谓固有道德亦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他呼吁“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此“忠”不同于传统的忠于一姓一家，而是要忠于“国家民族的精神”。国家民族概念抽象不易把握，因此他提出要忠于国家领袖。“负抗战建国领导之责的，则为领袖，为国家民族的总代表。所以我们要效忠国家民族，必须先从效忠于民族的领袖做起”。对民族领袖的效忠表现为“服从法令，尽责任，守纪律”。顾倪非：《历史教育的价值》，《正言教育月刊》1941年第1卷第1期。许重远则认为要破除领袖的个人主义，发展领袖的民族思想立场，指出“务使儿童知保护民族权利、利益及发扬民族荣誉的，就是民族领袖”。许重远：《历史教学与“拥护领袖”》，《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时代进化，人类的观念也不断在变。按照现实需要而从历史中“寻找”和“推出”的英雄人物如何剥离原有的历史语境适应现实要求，顾和许两人的策略是置换英雄功绩服务的对象。在一家一姓的王朝时代，以帝王个人为本位，民族英雄大都是帝王功业的辅助和创造者;而抗战时期历史教育对古代民族英雄功绩的宣扬则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基础上。

从宣扬历史上英雄忠义事迹到抗战中倡导对领袖的效忠，反映出意识形态对历史教育的渗透，古人成为现实政治道德的宣传工具。《现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一文明确提出抗战时期的历史教学要点要“鼓吹民族伟人的事迹”“诋毁民族史上的汉奸”。王敬斋：《现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文化与教育》1937年第118期。再如王敬堂指出：抗战建国期间历史教育的要点之一在于发挥舍生取义的精神。舍身取义的精神是民族至大至刚之气的表现，“全国人民，若能都有这种精神表现，所谓汉奸，卖国贼，投降主义者，绝不会产生出来”。王敬堂：《抗战建国中之历史教育》，《经世》1940年第1期。还有学者提出对于历史人物忠奸之辨，宜强调有积极影响者，“在史实中对于人物之评骘，忠奸之辨宜清，但其事实之叙述，可详于忠者而略于奸者”。《中学本国历史地理课本编辑要点》，《湖南教育》1942年第25期。

忠义是历史人物成为英雄、伟人的道德前提。作为教学素材的英雄人物有丰富的分类和标准。抗战时期教育部出台征选历史剧本办法，“将历代名人例如帝王名将大臣及民族英雄等编为戏剧，以为历史教育之辅助”。入选人物的标准为“有功于国家民族者;能代表一朝代之特殊精神者;言行事迹足资国民矜式者。”《教育部徵选历史剧本办法》，《文史杂志》1941年第11期。朱杰勤将民族英雄分为对内发扬民族精神和对外表明胜利两类。对内发扬民族精神，激发敌忾、鼓励抗战决心的代表有：宋末抗蒙鞑的张世杰、杀身成仁的文天祥、抗战到底的史可法、驱除满清的孙逸仙及全面抗战中无数的民族英雄。宣扬对外胜利的民族英雄有“立功异域，征服异国的：如汉之张骞班超;明之郑成功和马欢。有挞伐外寇，扬我国威的;如明戚继光之破倭奴;郑成功之驱荷人;刘铭传之守台湾;冯子材之戰交趾;有出使外国，不辱国体的：如汉苏武困身于匈奴;唐郭子仪之单骑见回纥;清曾纪泽之折卫新疆事件，林则徐之力禁鸦片。”朱杰勤：《战时历史教育问题》，《黄花岗》1938年第5期。树立这些榜样意在激励民族自强自信，服务于抗战动员。

抗战的不同阶段学人所主张的英雄、人物范型有不同代表。英雄人物是民族精神的代表，其人格特征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抗战初期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主要列举了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等杀身成仁的复仇志士。他指出：书中所列举的人物“都能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编书的本意》，张元济编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3页。他编著此书是希望为青少年提供关于古代英雄事迹的通俗读物，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以抵御强暴。胡适认为张元济对英雄范围的界定偏向于消极防御，战后他给张元济的信中指出“大作所收八人，大都是复仇侠士，与杀身成仁的志士，范围稍嫌过狭，不曾顾到中华民族的积极的、建设的一方面”。他赞同张元济“提倡这种杀身成仁的人格的用意”，认为应该补充可以做积极事业的人物范型。如马援、诸葛亮、陶侃、王导、魏征、陆贽、范仲淹、韩琦、王安石、张居正诸人，甚至觉得这还不够，“还想加上一些人，如孔子、墨子、汉光武、唐太宗、宋神宗”等。胡适：《致张元济》，《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7页。张元济和胡适的主张反映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点。前者作此书时为抗战之初，鼓舞国人抗战斗志成为该书主要任务;而战后胡适评价此书时，更重“建国”，做积极事业的人物范型成为宣传重点。

抗战时期历史人物的教学和宣传针对不同对象表现出不同的层次策略。民众和学段较低如小学、初中阶段的历史教育更倾向于以人物教学为主。北伐之后，民众的力量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和当局的重视。训练民众和组织民众的口号，在社会上甚嚣尘上。要“唤起民众”，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从文化建设尤其是历史教育入手，“用历史来说明事理，最容易使民众接受”。“要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灌输他们的爱国观念，最好不发空虚的议论，把我们祖先的故事切切实实的介绍给他们。他们明瞭了过去的光荣，重新振作的精神自会油然兴起”。傅也文：《历史教育与民众教育》，《浙江青年》1937年第7期。1936年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制定的《备战历史教育工作大纲》中也专列“备战民众历史教育”一章，反映出高校对民众历史教育宣传与普及的重视。针对民众的历史教育以强调忠奸之辨，“正名斥邪”为重要内容：“表扬爱国志士事迹，以励人心”;“宜贬斥汉奸国贼，以儆效尤”。教材以浅近的乡土历史知识为切入点。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备战历史教育工作大纲》，《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2111号，1936年2月20日。民族伟人的教育应多举述乡土史地人物，乡土史地中捍卫国家、捍卫地方的伟人或其遗迹是历史最好的教材。

学段越低，越重视历史人物典范的教育。顾颉刚以自身的教育经历关注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我回忆自己所受的教育，以十一、二岁时的为最深入。我最受感动的是《新民丛报》所载的《十五小豪杰》”。因此他很重视民族英雄的宣传，致力于编写名人传。1934年他给罗家伦的信中写道，“我们还想做些小学生方面的工作。现已请人做了些民族英雄的古史，再请人画图……其总名拟为‘少年故事丛书’”。顾颉刚：《致罗家伦》（1934年2月），《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259页。英雄人物在精神和行为导向方面感染力强，于中小学生而言直观、具体，易于被接受。

在学校历史教育中，关于英雄人物的教育在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最受重视。由于各个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同，历史教育在不同学段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郑鹤声认为“小学程度，应以精神的陶冶为主，以伟大人物为诵习对象”。中级学校的历史教育，精神陶冶与知识教育处平等地位，以人物品格、社会主潮为诵习对象。中级学校以上的历史教育则应趋重于知识研究，以社会制度，国家政教和国际外交为主要内容。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因此教科书中关于英雄人物的书写较多地体现在中小学尤其是小学阶段，许多小学历史课本直接以人物为纲。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姚绍华、金兆梓编校的适应1932年新课程标准的《小学历史课本》，“就社会科的立场，视发展儿童本位教育的需要，搜取富有兴趣而可代表的具体史实或人物印象，作为材料……”《历史课本编例》，姚绍华编，金兆梓校：《小学历史课本》，中华书局，1933年，第1页。继而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纲展开叙述，从舜、禹、武王和周公开始，叙述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一直到近代的孙文的事绩。

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抗战建国纲领有改编教材的规定，战时教科用书编辑的工作重点即优先编战时补充教材。各科教材要注意战时教育的“适用作用”，要求历史教学须于本国史上过去之光荣、抗战民族英雄及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等项特别注重。所编的历史补充教材仅限于本国史，如增加关于民族英雄等历史故事之教材。《教部编辑战时补充教材近况》，《申报》1939年9月15日，第3版。关于民族英雄的专门教学更多是以补充教材的形式锲入学校历史教育中。为了加强英雄人物的教学，部定中等学校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师范（高中程度）和简易师范（初中程度）须有“中外名人轶事及史料搜集法”這一门功课，并编订与此相适用的师范生教科书。如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了卢文迪等编写的《中外名人轶事、史料搜集法》一书。该书是中华书局所编写《历史》中的第4册，专门介绍历史人物，包含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革命家、教育家、学术家、科学家和其他名人共80余人，其中本国伟人占大多数。卢文迪等编：《中外名人轶事、史料搜集法》，中华书局，1941年。

受教科书编纂体例及历史主义叙事风格的影响，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行迹往往蕴含于历史事件中，因此教科书中的英雄叙事相对隐而不彰。这种英雄叙事暗含于教科书编写的整体脉络中，表现为将历史与民族同一化，历史变成“中华民族的演进史”。如金兆梓认为本国史的意义就在于讲述民族集团的历史，“我们要晓得这民族集团现有的生活状况，就得先晓得这民族集团向来求生活的活动和其活动的经过——本国史。”本国史中有创造发明的伟人、或开疆拓土的帝王将相等统一被泛化地视为创造中华民族伟业的“英雄”。历史上的英雄伟人成为“中华民族”在某一时期的具体化身。因此，相对而言，教科书的英雄叙事体现于历史编纂中，而立足于社会教育的人物传记等历史著作则有明显将教科书中的“平实”人物“英雄化”的色彩。也因为如此关于民族英雄的教育在战时以补充教材的方式进入到学校历史教育中。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立场不同，人们对英雄的认定标准和宣传教育也表现出很大不同。中共所塑造和宣传的英雄人物，凸显“人民性”“群众性”特征，认为人民是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是民族历史的创造者。陈伯达指出，在历史发展中“有一种先知先觉的人物，站在历史前头，作为人民的向导”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些人物有墨子、岳飞、李秀成、孙中山、李大钊等，他们为人民、民族的利益视死如归，他们就是人民的英雄。他号召青年要“立志成为最好的民族英雄，成为真正的民众英雄，而且一定要成为民众的英雄，才能成为最好的民族英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中共的英雄论述和宣传教育中，民族英雄首先必须是民众英雄。如何成为民众英雄，他指出要能够扎根于民众中间、组织和发动民众抗战，“鼓舞民众救国革命的积极性和自动性”，具有“随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革命精神。陈伯达：《抗战中新人生观的创造》，晨光书店，1939年，第45～47页。

相比于国民政府和教育界对“古人”的重视，中共和左派知识分子更重视现代史的“英雄”宣传和教育。1935年8月方志敏殉难，1936年陈绍禹（王明）著《民族英雄方志敏》一书表达了他对“英雄”的认定标准。他认为方志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发挥了中华民族中优秀代表的传统光荣;方志敏“为党奋斗，为革命牺牲，为主义殉难，是共产党员的特殊风度;为坚强信仰而至死不屈，为相信事业而终身奋斗，为人格气节而视死如归，是人类中最优秀代表的英雄气概。”他称方志敏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模范”“土地革命的优秀领袖”“抗日民族英雄”。陈绍禹等：《民族英雄方志敏》，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1936年，第4、37页。

中共所宣传的英雄类型丰富且更依赖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其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形成情境化的英雄和英雄主义叙事。英雄人物的平民化是中共英雄人物教育观的最显著特征。以中共对“抗日英雄”杨怀英的塑造为例：晋察冀边区妇女联合会编著《民族英雄杨怀英》一书指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妇女涌现在对敌斗争、生产、学习和拥军优抗各方面的英雄模范是不能以千百计数”，晋察冀边区妇女联合会选编：《民族英雄杨怀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时间不详，第1页。并将杨怀英作为这类英雄模范的鲜明代表加以宣传。在中共组织的对敌斗争、生产和学习、拥军优抗活动中表现积极且有重要贡献的群众代表，均被其视为英雄模范。这反映出中共建立在“群众史观”上的英雄观和英雄主义。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号召他们要进一步在工作中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5页。毛泽东和中共特别重视教育和组织民众，塑造“平民英雄”是他们团结民众进行革命斗争和抗战动员的重要激励措施。相比于古代英雄人物的道德感化，现实中“平民英雄”的情感带动似乎更具动员力量。吕振羽以宋末抗元事迹为例，其热情表达了对张世杰、陆秀夫、罗开先、文天祥等民族志士的钦佩之意，并有意淡化他们的“贵族性”将其“民众化”。他说，宋亡之际平日高谈“孔孟之道”的高官、大将、贵族大都皆逃跑投诚，而具有民族气节的殉节志士都不是身居要位的重要人物，由此可见，民族斗争的伟力蕴含于一般民众而非个别伟人中。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36、137页。

抗战时期英雄和人物范型的分类和标准多样，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各有侧重。社会各界皆重视通过历史人物的教学宣扬某些特定的道德规范以动员和团结抗战。这些道德规范中忠义是基础，为抗战环境中适用于所有人的道德训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重视英雄伟人的国家和民族属性，而中共则强调英雄人物的人民性和群众性。相比于国家法令，英雄人物的典范教化呈现出道德性质而非命令性质，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其建立在某种合法形式的信念即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抗战环境下道德垂训重新成为历史教育的重要使命，通过历史人物复兴传统道德也是国民政府进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侧重点。客观主义史家和唯物史观派等延续了“五四”启蒙诉求，对“东方文化”“精神生活”等之类表述，一直保持高度警觉。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仁“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英雄人物教学的受重视更多是现实政治因素的诱导，而非科学史学自然发展的结果。

结语

抗战前由于政治变革、“新史学”的兴起和唯物史观的传播，学人历史教育观中的人物教学一度被弱化。个人被团体、阶级和民族国家叙事所取代，历史教育的道德训诫作用淡化。抗战爆发后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为社会各界所提倡。全国各党派尤其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要想團结社会各界抗战，必须在思想上能够领导、凝聚全国人民，于是从历史伟人、英雄中寻求道德和行为典范。从现实需要出发的民族英雄和伟人叙事，实现了从王朝背景下个人本位到民国时期民族国家为本位的价值转换。历史教育的精神训练作用被强调，英雄和模范人物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成为历史教育教学、宣传的重要内容。学校历史教育如历史教科书通过叙述伟人伟绩、民族英雄之史实、帝王将相之远略与事功等证明历史上中华民族之优越，以培养民族自尊和自信。不过，国民政府和教育界所举述的这些历史人物表现出一定的“贵族性”、不够“平民化”。与之相反，中共提倡的英雄人物与其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强调人民属性，具有平民化和现实化特征。中共逐渐形成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上的英雄和英雄主义叙事。

思想和表述蕴含于历史之中。历史教育中英雄、人物的教学从民初的弱化到抗战时期被强调，此种变化主要受政治、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民初社会分裂，威权失坠、民权兴起，对英雄、人物教学和宣传需求较小;而在战争年代，时势唤英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资源在激发敌忾同仇之斗志、树立民族自信方面有典范作用。强调英雄人物的典范作用、提倡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固属必要，然而其本质终究只是知识分子以文化改进社会的一种救国思路。吕思勉曾指出“现在普通人之见解，以为只须训练人民，使之健斗;又或标榜一二民族英雄，资其矜式;使尽提倡民族主义之能事，则可谓虑浅之至”。他还是强调民族整体的力量，“从古以来，人民无以一人之力与异族斗者，皆合若干人为一团，以与异族斗”。可是非常时期他又不得不承认“群之和重于一夫之勇，虽不能彻底改革，亦不可不有事焉。”《论民族主义之真际》（1935年），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5页。吕思勉认为民族自强的根本之道在国家本身的政治刷新、社会组织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政府立场的历史教育褒扬民族伟人、伟业，过于强调中国文化和民族的优越性，表现出一定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叶蠖生批判国民政府是从唯心论的立场“强调精神动员的作用，企图从历史教育方法来提高民族自信心，激起爱国的热忱，以增强抗战力量”，这种途径自然有可取之处，但其“发展为一种读史救国理论”。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1941年第2、3期。此时期的历史人物教学成为精神动员工具，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民初以来奠定的科学史学发展路线。不过，抗战时期由于汪伪政权的产生和汉奸的出现，国民党出于维护正统和法统的目的，提倡发挥民族固有道德，尤其强调“忠义”的政治道德，以历史英雄人物为号召，凝聚人心，在当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作者：邓燕

第2篇：海阳抗战英雄事迹

全国民兵英雄：于化虎，抗战中的爆炸英雄

于化虎(1914-2004)，原名晋生。民兵英雄。山东海阳人。1941年在家乡参加民兵组织，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海阳县村民兵分队长、队长，海阳县子弟兵团“化虎营”营长兼行村区武装部副部长。

于化虎，1914年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文山后村，1940年参加抗日战争，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家乡带领民兵以自制的踏雷、绊雷、连环雷、夹子雷、钉子雷、梅花雷等20多种地雷为主要武器，有力地打击日寇，威震胶东。

1943年5月，日伪军100多人偷袭文山后村，时任民兵队长的于化虎率领爆破组在村边埋下70多枚石头拉雷和绊雷，炸死炸伤前来袭击的日军17人。几天后，他又带领民兵在村子周围埋下数百颗自制地雷，诱敌进入雷区，炸死炸伤敌人70多名。

为了对付于化虎和民兵的地雷，日军组织探雷队。于化虎将计就计，以真假地雷对付敌人，日军挖出上面的假雷，下面的真雷随即被引爆。后来，日军将雷坑挖得又大又深，剪断真假雷相连的引火弦。于化虎和爆炸队员则试制成功定时雷。一次，日军探雷队把挖出的4颗定时雷带回炮楼，定时雷突然爆炸，7个日军当场毙命。日军绞尽脑汁，只好在疑有地雷的地方画上白圈，在疑有地雷阵的地方作出标记，绕道行军。于化虎带领民兵故布疑阵，在日军画的圈外，另外画圈，并在圈与圈间埋上地雷，把日军炸得血肉横飞，充分发挥了地雷战的威力。

1944年春，驻青岛的日军对盆子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于化虎带领民兵在村西野虎山下埋设20多颗子母雷，炸死炸伤日伪军40多人。黔驴技穷的日军从青岛调来了工兵和探雷器。于化虎和民兵们针锋相对，制成夹子雷、头发丝雷和梅花雷等防排雷。同年夏，于化虎带着4颗25斤重的大地雷，潜入敌人据点，埋设在日军集合点名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日军出操时踩响地雷，被炸死炸伤30多人。

1945年夏的一天，日伪军集结400多人，对周围村庄进行“扫荡”。于化虎组织民兵，化装混入敌人内部，活捉14名伪军士兵，穿上伪军服装进村布雷。然后撤出村，开枪诱敌上钩。敌人慌乱中互相射击，地雷遍地开花，死伤47人。慑于民兵地雷战的威力，据守海阳县城的日军，被围困在据点里，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好在青岛日军接应下从海阳逃走。

于化虎和他的民兵地雷战，在胶东一带威名大振，炸得日伪军闻雷色变。1944年10月，于化虎等5人受胶东军区委派，到烟潍线为1000多民兵骨干传授制雷、布雷技术，开展历时4个多月的地雷战。他在蓬莱附近一次布雷炸死炸伤日伪军28人。到抗战胜利时，他亲手培养起来的爆炸模范20多名，会使用5种以上地雷的爆炸能手多达1400多人。他曾创造一枚自制地雷杀伤7名敌人的纪录。在参加抗战的5年时间里，于化虎用地雷炸死炸伤日伪军171人。他的制雷、布雷技术也传遍胶东。1945年，于化虎被评为“胶东民兵英雄”，胶东军区授予他“爆炸大王”英雄称号。

抗战胜利后，于化虎带领民兵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1946年春，海阳县武装部抽调三个民兵连，组建县子弟兵团一个营，于化虎任营长。他率领部队到即墨、崂山一带配合当地政府开辟新解放区。一次，600多名敌军从崂山出动抢劫，于化虎率民兵营伏击，救出被抓群众100多人，俘敌30多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1950年9月，于化虎作为民兵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被评为“全国民兵英雄”。电影《地雷战》的主人公赵虎，主要就是根据于化虎和另一位爆炸大王赵守福的事迹创作的。2004年于化虎去世。

抗战英烈赵守福：巧设地雷"迷魂阵"

赵守福，山东海阳人，1919年出生，1950年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他参战200余次，善于用地雷杀敌，毙伤敌人138名。在他带动下，涌现了万余名爆炸手，82名战斗模范，他所在的村成为“模范爆炸村”。1942年，日寇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拉网扫荡”，可鬼子每次都被炸得损兵折将，只得龟缩在据点里死守。敌人不出来，怎么办?赵守福急得吧嗒吧嗒直抽烟，自言自语说道：“你不出来，我就送‘瓜’上门。”

夏末的一个夜晚，赵守福带领爆破组，背着地雷，拿着木牌子，悄悄地摸到了鬼子据点外。他和一个民兵爬到离东门十几米处，插好牌子，在木牌下面埋设了三角雷，然后把雷弦挂在木牌上。天亮后，敌人见门外竖着几个木牌，上面写着：“小鬼子，不要动。动一动，要你命!”鬼子气得两眼冒火，几个汉奸跑过去对着木牌就踢，顿时被炸个粉身碎骨。

第二天，冲着据点门口，又站着个草人，上面写着：“小鬼子，不要怕。这里面，没有啥。”鬼子一看，又气又怕，套上几十米的绳子，趴在地上把草人拉倒了。等了好一阵子，也没见地雷爆炸。日寇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趴在地上好半天，才敢爬起来。

过了几天，赵守福他们又扎了十几个草人，趁着天黑，到鬼子据点外栽好，在草人的侧旁埋上连环踏雷。这次，狡猾的鬼子先用绳子拉倒一个草人，见没有地雷爆炸，便把绳子一扔，动手拔起草人来。正拔得起劲的时候，“轰隆隆”的爆炸声连续响起，炸得鬼子横七竖八躺倒一大片。

全国民兵英雄孙玉敏：民兵都是英雄汉

孙玉敏16岁就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积极拥军支前、埋雷炸鬼子。由于她天生聪慧、胆大心细，很快就成为一名威震敌胆的“女爆炸大王”。1943年夏天，驻扎在行村的鬼子突然包围了小滩村，挨门逐户地搜查登记。这时，村里正住着5位县上的地下党员，情况十分危急，惟一的办法就是穿过重围捎信给附近的八路军来解救他们。然而，村头密布着敌人的岗哨,有谁敢去冒险呢?在这紧要关头,孙玉敏挺身而出。

“你的哪里去”?孙玉敏走到村口时，被恶狠狠的日本兵拦住盘问。“俺家没吃的，上山去挖野菜。”孙玉敏十分镇定地回答。“你的小孩，为什么的不开会?”“皇军不让俺去，嫌俺小……”孙玉敏终于骗过了狡猾的敌人，把信送给了八路军。

最令孙老难以忘怀的是105天的盆子山战地生活。1944年春末夏初，饱尝“地雷战”之苦的鬼子，恼羞成怒地对行村山区进行反复围剿扫荡。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英勇的海阳民兵利用土枪、土雷与强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游击战。孙老感慨地说，“那段岁月到处弥漫着火药味。饿了，就从衣袋里摸出几片地瓜干充充饥;渴了，就饮几口山泉水。战斗激烈的时候，三天两日不下火线。三个半月里，我参加了近百次的大小战斗，巧妙埋设的‘铁西瓜’先后5次在敌群中开了花，共报销了17个鬼子。”

2 聊到电影《地雷战》的时候，孙老说，当年拍摄地点并非在行村、赵疃一带，主拍摄场地是在离赵疃40公里外的山中涧村，因为那里的地形复杂险峻，有山有水，拍出的效果更理想一些。至今，为配合拍电影而刻制的“镇妖石”还挺立在山道旁。

“土制炸药真像电影里演的那么管用吗?”记者好奇地问。孙老笑着连声回答管用。接着，她又给我们讲起地雷战的故事。

那时候，上级配发的大铁雷每个近3公斤重，都是由民兵夜里挑回来的，通常每人一次能挑4颗雷。我们第一次用地雷炸鬼子，是在1942年初春的时候。一天天刚放亮，蹲在村头的儿童团发现鬼子从行村出发了，立即放倒了山头的信号旗。得到信号后，我们村民兵连一边组织群众向山区转移，一边紧急在村南北两个出口各埋设了一颗大铁雷。大约9点来钟，村南口传来一声惊天炸响。鬼子离去后，我们摸回村里，只见村南口炸了一个巨大的土坑，地面上洒落着几大滩乌黑的血迹，后来我们又发现村南头山地里有一个新埋的坟包，我们扒开坟包发现，里面埋的是一匹枣红色的大洋马。大家一想，肯定是刚才“铁西瓜”炸死的。听外村的群众讲，他们还看见鬼子当天从赵疃运走了5具尸体。

后来，我们使用地雷的次数越来越多，地雷就不够用了。没办法，各游击队只好从胶东军区领来硝酸氨和柴油，与木渣一道辗炒，炒出俗称“氨木炸药”的土炸药，制造石雷。但经过多次试验，土炸药的效果不好，我们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人封锁圈外运送TNT炸药。这种炸药装进石雷后，不仅杀伤力大，而且使敌人的探雷器派不上用场。于是，石雷很快被胶东军区推广开了。

地雷战给鬼子造成很大的杀伤，鬼子对海阳民兵恨之入骨。1945年5月，日军纠集2000余兵力窜入海阳抗日根据地，企图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在五虎岭一带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敌人刚到村头，“夹子雷”、“连环雷”便一齐开花。看到敌人被炸得四处逃窜，我们便用土枪、土炮对准敌人开火。爆炸组的民兵分头挂好雷弦后，故意暴露目标，引诱敌人来追。结果敌人又陷入了地雷阵中，被炸得死伤一片……

谈及电影中“玉兰姑娘”剪掉心爱的长辫子造头发丝雷的片段时，孙老脸上露出了少女般的羞涩。孙老说：“当年我剪掉心爱的长辫子，可心疼了好一阵子呢!”接着，她告诉记者，为时时提醒自己毋忘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后来她一直留着抗战时期的齐耳短发。

3

上世纪60年代，电影《地雷战》在全国公映后，“玉兰姑娘”迅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970年，孙玉敏被提拔为海阳县民政局副局长。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孙玉敏更加热心地教育下一代不忘抗战历史。她不仅经常给同事讲过去的战斗故事，还经常走进学校对孩子们进行传统教育。离休后，孙老协助有关部门整理了《海阳抗日战争歌曲100首》，在海阳大地广为传唱，使广大军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孙老告诉我们，电影《地雷战》的主题歌《民兵都是英雄汉》是她最爱听爱唱的歌曲。她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讲：“咱海阳民兵过去都是英雄汉，和平时期可不能光忙着赚钱，必须大力弘扬‘地雷战’精神，全面提高现代民兵战斗精神，不辱使命、不负‘雷乡民兵’的光荣称谓。 ”

采访快要结束时，孙老情不自禁地给记者演示起当年埋雷、研雷的过程，绘声绘色地描述起当年“地雷宴敌”的动人场面。

听着孙老讲述的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记者耳边不由响起当年海阳流传的脍炙人口的抗日歌曲：“铁西瓜，开了花，空中飞起了大洋马，鬼子的脑袋搬了家，受伤的鬼子满地爬……

第3篇：英雄人物事迹：

张兰生(1909-1940.7)

张兰生，又名包巨魁，满族。呼兰县城人。在呼兰模范小学读书时，正值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呼兰各界群众纷纷上街游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张兰生和同学张克明、滕永庆及县中学学生王文魁、常武明等联合发起成立呼兰县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号召呼兰人民“猛醒”!"速起"!"为学生之后盾"。张还组织学生上街讲演、到各商号去募捐、宣传抵制日本货。7月，组织各校学生在西岗公园举行义演，将演出所得，全部支援上海工人、学生斗争。高小毕业后，升入呼兰中学，1928年中学毕业，同年考入哈尔滨电业局电车厂，当"车掌"(售票员)和司机。

1932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张积极参加电车厂工人的罢工斗争。还常常以消极怠工，少收或不收车票办法对抗日本人，因此受到“重点”监视。中共哈尔滨市委加意培养教育，使他迅速提高思想觉悟。1932年哈尔滨电业局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张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支部委员。1933年4月2日，哈尔滨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他是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934年2月，哈尔滨电业局党支部遭到破坏，受中共哈尔滨市委派遣，赴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1935年2月，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领导珠河、五常、方正、延寿等地的党团工作。在1934年冬和1935年春日伪当局发动的"大讨伐"中，他率领珠河地区的广大军民，粉碎了日伪的围剿。1935年10月，组建珠河县人民政府，壮大了游击队，在道北、道外、亚布力、双东、苇河成立了区委，在延寿、方正成立了延方特支，党员达到300余人。1935年夏，日伪当局加紧"讨伐"珠河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和反日群众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张兰生于9月10日主持召开了珠河中心县委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把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由珠河地区向松花江下游的汤原、依兰、勃利地区转移，开辟游击新区。张与珠河中心县委成员则去老区开展恢复根据地的斗争。

珠河游击根据地被敌人蚕食破坏后，1936年5月，珠河中心县委决定离开珠河，向下江一带转移。9月，张与珠河中心县委成员抵达汤原，与三军主力会合。9月18日，出席了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及抗联

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张当选为常委、宣传部长。1937年6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张当选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1938年东北抗日斗争进入艰苦时期。张和省委其他领导人，共同指挥抗日联军第

三、

六、

九、十一军主力部队，向海伦地区远征，胜利地粉碎了日伪妄图将抗联“围歼”在三江的阴谋，开辟了黑嫩平原新游击区。1939年4月12日，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会，将临时省委改为北满省委，张当选为省委常委，兼任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为贯彻执行省委执委会议精神，与三军军长许亨植召开了三军军部会议，总结三军党政工作，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会后，率领三军二师在依兰、通河、汤原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1940年7月，张在德都县朝阳山与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共同商讨开展讷嫩地方党的工作问题。7月19日，日伪骑兵"讨伐"队突然包围了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在突围战斗中，张兰生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八女投江”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与日军血战到底而决不屈服，最后集体投江殉国的英勇事迹。

1938年夏天，日本关东军纠集伪蒙、伪满军在松花江下游展开了“三江大讨伐”，东北抗联第

4、5军为摆脱困境决定向西转移，遭到日军多次围追堵截，牺牲了很多抗联战士。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1师的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了去路，队伍中有第5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她们是：冷云(原名郑志民)、胡秀兰、杨贵珍、郭桂琴、黄贵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抗联队伍经过几日的奔袭，战士们又饿又累，师长决定在岸边休息一夜明天早晨过河。10月的北方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部队在河畔露营后，燃起了几堆篝火取暖。日伪特务葛海禄发现了江边有篝火闪动，向日本守备队报告有抗联战士在江边休息。后半夜，日军熊本大佐集合了一千多日军与伪军将抗联战士包围。拂晓时，抗联战士们发现了日军，急忙向外冲。冷云比较冷静，命令七名女战士卧倒，敌人没有发现她们，向大部队逼近。此时情况十分危急，在此生死关头冷云果断地组织女战士殿后，从背后袭击敌人，吸引日军火力，掩护大部队突围。敌人一下子慌了神，以为中了埋伏，慌忙抽出一部分兵力向她们还击，大部队乘机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冲出去的同志最后听到她们齐声喊――“快往外冲啊!保住手中枪，抗战到底!”日军在得知她们只有八名女兵时，变的更加猖狂边打边叫：“乖乖投降吧!皇军不会亏待妇女!”当大部队发现还有八名女战士没有冲出日军的包围后，多次组织抗联战士回来营救，因日军火力强大未能成功。被包围的八名女战士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卧倒的机会，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写下“八女投江”的壮丽篇章。 8名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她们中最大的25岁，最小只有13岁。

八女投江”体现了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事业敢于与日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东北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得知“八女投江”后，当即题写了“乌斯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以“八女投江”为题材拍摄了一部电影《中华儿女》，女英雄们的高尚气节强烈地感染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民。1986年9月7日，为纪念八名女烈士，建立了一座巨型“八女投江纪念碑”。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为其亲笔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中国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英雄人物诗歌：

朱德：

太行春感

一九三九年春

远望春光镇日阴， 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 壮志坚持北伐心。

百战新师惊贼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杰， 驱逐倭儿共一樽。

出太行

一九四Ο年五月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寄语蜀中父老

一九三九年

伫马太行侧， 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衣单， 夜夜杀倭贼。

诗一首

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李兆麟

露营之歌

一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起来哟，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二

浓荫蔽天，野雾弥漫，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兄弟们，镜泊瀑泉唤起午梦酣。携手吧!共赴国难，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万里息烽烟。三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野火熊熊，敌垒频惊马不前。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奋斗呀!重任在肩，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完。四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风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

绚烂神州地，白山黑水间。八载余，强敌嚣张，铁蹄肆踏践。中华民族遭蹂躏， 惨痛何堪言!骨露原野，血染白山巅。义忿填胸，揭竿齐向前。誓驱倭寇，

团结赴国难。民族自救抗日军，铁血壮志坚，杀敌救国复河山。

二

驰骋吉、黑边，横扫哈东南。军威远，松江动荡，兴安亦震撼。冰天雪地朔风吼。 夜雨复霜天。救亡壮志，永矢兮弗谖!鼓角乍鸣，将士各争先。杀声四起，

敌寇心胆寒。六载于兹未稍懈。孤军喋血战，伟哉豪气长虹贯!

三

举国鼎沸兮，全民总抗战。烈焰炽，战争烽火延烧遍中原。东北抗联齐奋斗，

统一指挥建，三路军成立军民齐腾欢。厉兵秣马，慷慨赴火线。果敢冲锋，

寇氛一扫光。民族革命成功日，红旗光灿烂，高歌欢唱奏凯旋。

杨靖宇(二首)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

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官长士兵待遇都是平等。

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亲爱的同志们团结起，

从敌人精锐的枪刀下，夺回来失去的我国土，解放亡国奴的牛马生活!

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呀!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这一次的民族革命战争，

要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第4篇：英雄人物事迹

董存瑞(1933-1948)1945年，年轻的民兵董存瑞参加了八路军，他在激烈的战斗中逐渐锻炼成为一个机智勇敢的战士，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我军被敌暗堡所阻。董存瑞抱着炸药包冲到桥下，但找不到炸药支架，为保证整个战斗胜利，他毅然手托炸药包，炸毁了敌人的暗堡，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邱少云,1952年10月，所在部队担负攻击金化以西“联合国军”前哨阵地391高地。为缩短进攻距离，便于突然发起攻击，11日夜，部队组织500余人在敌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12日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烧弹，其中一发落在他潜伏点附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只要他后退几步，就势一翻，就可在泥水里将火苗扑灭。但为了不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成，他放弃自救，咬紧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实践了他在入党申请书中所写：“为了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的钢铁誓言。

战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追授“模范青年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他“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杨根思,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1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分割围歼咸镜南道美军战斗中，时任志愿军某部连长的杨根思，奉命带1个排扼守下碣隅里外围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29日，号称“王牌”军的美军陆战第1师开始向小高岭进攻，猛烈的炮火将大部工事摧毁，他带领全排迅速抢修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待美军靠近到只有30米时，带领全排突然射击，迅猛打退了美军的第一次进攻。接着，美军组织2个连的兵力，在8辆坦克的掩护下再次发起进攻，他指挥战士奋勇冲入敌群，用刺刀、枪托、铁锨展开拼杀。激战中，又一批美军涌上山顶，他亲率第7班和第9班正面抗击，指挥第8班从山腰插向敌后，再次将美军击退。美军遂以空中和地面炮火对小高岭实施狂轰滥炸，随后发起集团冲锋。他率领全排顽强抗击，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当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阵地上只剩他和两名伤员时，又有40多名美军爬近山顶。危急关头，他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向敌群，与爬上阵地的美军同归于尽，英勇捐躯。

梁士英 ,1948年9月，梁士英参加解放锦州作战，被派到尖刀连8连2排5班当战斗组长。10月14日上午，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了。梁士英首先登城，一个人用十几颗手榴弹击退了一个连的敌人反扑。在这关键时刻，梁士英提起爆破筒，冒着密集的子弹，将拉开导火索的爆破筒塞进碉堡里，正当他转身离开时，爆破筒又被敌人推了出来。梁士英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躯死死地顶住了就要爆炸的爆破筒。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敌堡被炸毁，梁士英壮烈牺牲，年仅26岁。

战后，师党委给梁士英追记三大功，授予“特等功臣”光荣称号。纵队命名5班为“梁士英班”。锦州市人民政府将锦州西北门改称“士英门”，将惠安街改称“士英街”，以永远纪念这位不朽的英雄，伟大的战士。

罗盛教,1952年1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侦察队文书罗盛教遇到4个正在滑冰的朝鲜

少年。忽然一个名叫崔莹的少年压碎了冰面，跌入8尺多深的冰窟窿里。罗盛教

立刻脱掉棉衣，毫不犹豫地跳进冰窟窿里进行抢救。他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

寒，探摸了3次才找到了崔莹。他竭尽全力用自己的头将崔莹顶出水面，这时战

友赶来把崔莹救了上来。但罗盛教由于严寒，体力消耗殆尽，当他被人们救上来

时，已经停止了呼吸。时年只有21岁。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了表彰罗盛教用生命救

出朝鲜少年的国际主义精神，给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模范

称号。团中央追认他为“模范青年团员”。他还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一级

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第5篇：英雄模范人物事迹

15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事迹

001.八女投江

1938年10月，以冷云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战士，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弹尽援绝，毅然投入滚滚江水，为国捐躯。她们是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冷云参加东北抗联第5军。1938年夏，与冷云同在第5军的丈夫英勇牺牲，她强忍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第5军第1师部队西征，任妇女团政治指导员。西征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7月12日参加攻打楼山镇战斗。10月上旬，该部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女团8名女战士，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的率领下，分为3个战斗小组，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与敌人展开激战。在背水作战至弹尽援绝、被敌人困死在河边的情况下，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她们毁掉****，挽臂投入滚滚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002.于化虎(1914-2004)

男，汉族，山东省海阳市人，中共党员。

于化虎1942年组织基干民兵队伍，投身抗日行列。他带领民兵制造出踏雷、绊雷、连环雷、夹子雷、钉子雷、梅花雷等20多种地雷，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威震胶东。1943年5月，他率领爆破组在村边埋下70多枚土制石头拉雷和石头绊雷，炸死炸伤前来袭击的日军17人。1945年夏的一天，日军聚集约400多人，对周围村庄进行“扫荡”。于化虎组织民兵，混入敌人内部，活捉敌人14个哨兵，穿上哨兵的衣服进村布雷，然后撤出村，放枪诱敌上钩。敌人慌乱互相射击，地雷遍地开花，死伤47人。他积极传授布雷技术，1944年10月，于化虎等5人受胶东军区委派，到烟潍线开展地雷战，历时4个多月。他教给1000多名民兵埋雷技术，在蓬莱附近一次就炸死炸伤日伪军28人。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他亲手培养起来的爆炸模范仅3个地区就有20多名，会使用5种以上地雷的爆炸手达1400多人，他曾创造一枚地雷杀伤7名敌人的纪录。1945年被胶东军区授予“爆炸大王”称号，评为“胶东民兵英雄”。1950年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英模代表会议，被评为“全国民兵英雄”。

003.小叶丹

(果基约达，1894-1942)

男，彝族，四川省冕宁县(今彝海乡)人。

小叶丹因熟悉本民族典故和习俗，成为本家支和当地有声望、有影响的彝族首领。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受到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和彝族部族武装的阻挡。由于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纪律，绝不向受苦受难的彝族同胞开枪，彝族首领小叶丹深受感动。他在亲自见到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后，对红军更是深怀敬意，提出要与刘伯承司令员按照彝族习俗歃血为盟，刘伯承欣然应允。5月22日，在山清水秀的彝海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仪式。红军授予他“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他派向导为红军带路。红军在他派出的向导带领下，顺利走出凉山彝族地区，直达安顺场，为红军大部队顺利过境创造了条件。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段佳话，是彝族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具体体现。红军过后，彝族人民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疯狂报复和迫害。1942年6月18日(农历五月初五)，小叶丹遭到被国民党军队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身亡。1950年春，小叶丹夫人等亲属把保存下来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献给人民政府。

004.马骏(1895-1928)

男，回族，吉林省宁安县(今属黑龙江省)人，中共党员。

1915年8月，马骏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参与领导天津学生总罢课，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9月，与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组织“觉悟社”。同年11月，作

为京津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受党派遣回东北开展革命斗争，创建党的组织。1925年上海发生“********”，他积极组织领导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运动。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北方区党的组织被军阀张作霖严重破坏。正在莫斯科学习的马骏奉党组织调遣回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不惧艰险，艰苦细致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恢复党的组织，宣传党的主张，坚定群众信心，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同年12月被捕。敌人许以高官厚禄，他说：“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在狱中，他威武不屈，受尽酷刑。1928年2月15日英勇就义。

005.马本斋(1902-1944)

男，回族，河北省献县人，中共党员。

马本斋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至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返乡。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回民支队，任司令员。1942年8月，回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他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回民支队在他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从1937年至1944年，他率回民支队奋勇杀敌，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屡建战功。1943年底，在率部参加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蚕食战斗中，颈后长了毒疮。由于战事繁忙，加之缺医少药，不久病情加重。1944年1月底，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出发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指战员“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年2月7日，在山东莘县不幸病逝。

006.马立训(1920-1945)

男，汉族，山东省淄川县人，中共党员。

马立训是八路军著名爆破英雄。1940年4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抗战中总共参加40余次战斗，完成爆破

任务20余次。他苦练杀敌本领，采用飞爆、空爆、连环爆等爆破方式，炸死日伪军500余人，被誉为“爆破大王”。1941年春，他协助战友炸毁莱芜吴家洼据点，炸死汉奸30余人。1942年8月，在山东泗水县孙徐战斗中，连续炸毁日伪军4座碉堡，炸死日伪军60余人。1943年11月，在攻打鲁南柱子村战斗中，执行偷袭爆破任务，炸塌守军圩墙和炮楼，为部队开辟了进攻通路。1944年5月，在攻打山东平邑县庞庄日军据点战斗中，他连续炸开日军第一道障碍及据点门楼，部队得以迅速通过突破口向纵深发展。当年7月，他出席山东军区英雄模范大会,被评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特等战斗英雄”。1945年8月3日，在山东滕县阎村战斗中，他带领突击班执行爆破任务时牺牲，年仅25岁。9月，八路军鲁南军区命名他所在排为“马立训排”，滕县阎村为“立训村”，并在部队开展了“马立训式的爆破运动”。

007.马定夫(1915-1943)

男，汉族，山西省榆社县人，中共党员。

马定夫1935年考入北京镜湖高中，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9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抗战爆发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10月组织抗日游击队，任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兼指导员。1939年后历任中共榆社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八路军晋中独立支队政治部教育科长、民运科长，太行二分区政治部主任，新编第10旅30团政委等职。他关心战士，热爱群众，所率部队以遵纪爱民著称。1943年6月，他率部来到太谷县南山根据地中北岭一带，参加夏收保卫战，在民兵配合下，指挥部队粉碎了日伪军偷袭，毙敌30余人。同年7月23日，日伪军200余人偷袭南山枫子岭，直接威胁着千余名群众的生命安全，他组织部队抗击敌人，身先士卒，与敌血战，掩护群众安全转移。战斗中，他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马定夫牺牲的噩耗传到烈士家乡榆社县，人民悲痛万分，纷纷请战，迅速组织起120多人的“马定夫复仇连”。为纪念这位抗战殉国的勇士，太行二分区将30团3连命名为“马定夫爱民模范连”。太谷县人民政府将枫子岭村改名为“马定夫村”。

008.方志敏(1899-1935)

男，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中共党员。

方志敏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1934年11月初，任 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被俘时，国民党士兵搜遍他全身，除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著名文稿。“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等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

009.毛泽民(1896-1943)

男，汉族，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共党员。

毛泽民1921年参加革命，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随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9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辗转上海、武汉、天津、香港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7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1931年1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国家银行行长。1933年5月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9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他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一尘不染。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战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为新疆建设作出重要贡献。1942年9月17日，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一起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严刑审讯，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943年9月27日，被敌人秘密杀害。

010.毛泽覃(1905-1935)

男，汉族，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共党员。

毛泽覃受长兄毛泽东的影响，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赴广州，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和广东区委工作。后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任书记。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是年冬被派赴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1928年初任遂川县游击大队党代表。后奉命带队参加接应朱德、陈毅部队与井冈山部队会师。同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31团3营党代表，参加了龙源口等战斗。1930年1月任红6军(后改称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曾代理军政治委员。同年10月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红军驻吉安办事处主任。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5师政治委员。1932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其间，同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1934年10月，中央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坚持南方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率部转战于崇山峻岭，不断寻找战机，打击敌人。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英勇牺牲。

011.王尔琢(1903-1928)

男，汉族，湖南省石门县人，中共党员。

王尔琢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学生队分队长，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与国民革命军第3师的改编工作，任东路先遣军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3 军26团党代表。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74团参谋长。同年8月，率该团重机枪连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后，率部参加三河坝战斗。后随朱德、陈毅等转战闽粤赣湘边，坚持武装斗争。1928年1月参加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谋长。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率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不仅协助毛泽东、朱德制定适合于红军的战略战术，而且每次大的战斗，都亲临火线直接指挥部队作战。他曾先后指挥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等战斗，率28团英勇作战，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成为纵横井冈山的一员骁将，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飞兵二十八团”的佳誉。同年8月25日，在江西崇义思顺墟追击叛徒时，英勇牺牲，年仅25岁。

012.王尽美(1898-1925)

男，汉族，山东省莒县人，中共党员。

王尽美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冬，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1921年春，发起创建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是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22年11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的组织。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继续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因长期积劳成疾，同年8月在青岛逝世。

013.王克勤(1920-1947)

男，汉族，安徽省阜阳县人，中共党员。

王克勤1939年7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被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18旅52团1营1连机枪射手。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培养下，迅速成长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先后任班长、排长。他9次立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总结练兵、行军作战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创造性地开展了思想互助、生活互助、战斗互助的“三大互助”活动，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1946年10月6日，在山东巨野县徐庄阻击战中，他带领全班发挥战斗互助作用，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天，打退敌数次进攻，歼灭大量敌人，全班无一伤亡，圆满完成任务。战后，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3人被评为战斗英雄，他被提升为排长。同年1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号召全军部队普遍开展向王克勤学习的运动。他的“三

大互助”带兵经验迅速在全军推广，对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1947年7月10日，在鲁西南战役中，他率领全排奋勇登城，负伤后仍坚持指挥战斗，因流血过多，于11日凌晨英勇牺牲。

014.王孝和(1924-1948) 男，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中共党员。

王孝和1938年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受到党组织的培养。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1月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1946年1月，上海电力公司发生大罢工，王孝和积极组织工人参加罢工斗争。不久，他当选为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积极参加工会活动，团结工友，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上海电力公司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将工会内的5名党员理事组成党团，由他担任党团书记。在他的带领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在同国民党上海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2月，领导工人罢工，积极开展斗争。4月21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在狱中，他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敌人从他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便将他判处死刑。面对死刑，他坚定地表示：“从我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这个准备。”“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仇视。”牺牲前，他先后写下三封遗书，号召战友们“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的!”9月30日上午，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

015.王若飞(1896-1946)

男，汉族，贵州省安顺县人，中共党员。

王若飞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1923年4月赴前苏联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3月回国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中央训练部主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参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8年6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1937年获释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全国抗战爆发后，先后任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八路军副参谋长。1940年春至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1944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016.邓萍(1908-1935)

男，汉族，四川省富顺县人，中共党员。

邓萍1926年底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

校，在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被派到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5师彭德怀任团长的第1团从事兵运工作。在该团秘密组织成立中共党支部和团委，任书记。1928年7月参与组织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参谋长、中共红5军军委书记。参加领导开辟湘鄂赣苏区。同年冬和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6月任红3军团参谋长兼红5军军长，参与指挥红3军团进行长沙战役和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3年7月兼任红军东方军参谋长，参与指挥所部入闽作战。在中央苏区，他南征北战，战功卓著，成为红军的著名将领。其间，曾兼任红5军随营学校教育长，参与筹建工农红军学校，任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协助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担任右路前卫，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突围。1935年2月27日，在遵义战役前线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

017.邓中夏(1894-1933)

男，汉族，湖南省宜章县人，中共党员。

邓中夏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3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部代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代书记。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2军团(后改为红3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到上海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捕。在狱中，被叛徒供出身份，被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经受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考验。他对狱中地下党负责人说：“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1933年9月21日，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他生前先后当选为中共第二届、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018.邓恩铭(1901-1931)

男，水族，贵州省荔波县人，中共党员。

邓恩铭1918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0年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1921年春，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1922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7月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底，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大革命时期，先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7年4月，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八七会议”后，任山东省委委员。1928年春任青岛市委书记。1928年12月，在济南被捕。在监狱中，领导其他党员组织越狱斗争。1931年4月英勇就义。

019.邓演达(1895-1931)

男，汉族，广东省惠阳县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邓演达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在1926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右派，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1926年12月13日与宋庆龄、孙科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高职权。曾被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他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是当时武汉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分别著文号召讨伐蒋介石、谴责汪精卫。同年11月1日，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声明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1930年5月回国，8月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任中央总干事，展开反对蒋介石的斗争。1931年8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被秘密杀害于南京。

020.韦拔群(1894-1932)

男，壮族，广西省东兰县人，中共党员。

韦拔群1916年初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参加了护国战争。后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到黔军任参谋。在“五四运动”影响下，1920年离开黔军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次年回东兰从事农民运动，先后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称农民自治会)和“国民自卫军”(后称农民自卫军)，指挥农军三打东兰县城，赶跑县知事和团总。1925年初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1926年领导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任主任，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根据地，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21师师长。1930年11月，红7军主力奉命北上，离开右江根据地，他坚决服从军前委命令，带领百余人留在右江根据地，发动群众，重新组建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

争。他一家20余人，包括他的儿子在内的10多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1932年10月19日，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赏茶洞。

021.冯平(1899-1928)

男，汉族，海南省文昌县人，中共党员。

“五四运动”时期，冯平带领海南的进步青年学生投身革命洪流。1923年，赴前苏联学习。1924年10月，被中共旅莫支部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回国，到广东省农民协会工作。1926年初，冯平受党委托回琼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冯平任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琼

崖讨逆革命军总司令，参加领导全琼武装总暴动，创立工农革命武装。后任中共琼崖特委军委主任兼琼崖工农革命军司令、琼崖工农革命军总西路军总司令，领导琼崖西路的澄迈、临高、儋县三县开展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开辟、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3月，广东省国民党反动当局派第11军第10师及谭启秀独立团4000余人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冯平被迫率部转移。由于叛徒出卖，5月9日，冯平在琼山县西昌地区仁教岭被国民党军包围，弹尽负伤被捕。敌人把冯平绑在竹椅上抬着“示众”。冯平毫无惧色，对前来围观的数千名群众进行革命宣传：“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个冯平!革命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1928年7月4日，冯平在澄迈县金江镇英勇就义。

022.冯玉祥(1882-1948)

男，汉族，安徽省巢县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冯玉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滦州起义。1917年张勋复辟时率部入京击溃张部。1921年7月后任第11师师长、陕西督军。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随后发表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倾向革命的政治主张，并将所部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926年在直奉联军进攻下通电辞职。同年5月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回国，9月在五原誓师，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率部北上抗击日本侵略军，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7年5月发表实行中苏联盟、扩大爱国抗日运动、保障公民自由、组织并武装民众、立即停止“剿共”军事等五项抗日救国纲领。1947年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香港

举行，被选为中央常委。1948年7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8月因轮船失火遇难。

023.包森(1911-1942)

男，汉族，陕西省蒲城县人，中共党员。

包森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战爆发后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独立1师工作，任33大队总支部书记。1938年6月率40多人到冀东，在河北兴隆一带开辟抗日游击区。1939年4月下旬，包森指挥部下巧妙生擒前来抓捕他的日本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一时震动日本朝野。1939年秋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1940年2月，他率部到达盘山，全力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6月下旬设伏白草洼，与日军激战14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骑兵中队。秋季冀东军分区13团正式组建，包森任团长。经一年浴血奋战，盘山地区建立了7个联合县政府，境内人口200多万。1941年春他率部参加反“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秋，冀东军分区开展打击伪治安军的作战行动开始后，包森多谋善断、英勇果敢，在他的指挥下，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其中1942年1月燕山口内果河沿一役，他以7个连的兵力，毙俘敌伪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1942年2月17日，包森所部在遵化境内野虎山一带与日伪一部遭遇，他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胸部中弹牺牲。

024.卢德铭(1905-1927)

男，汉族，四川省宜宾县人，中共党员。

卢德铭1921年考入成都公学，其间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春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任叶挺独立团第2营第4连连长。1926年5月，率部作为北伐先锋挺进湖南。在北伐战争中，由于作战勇敢，先后升任独立团第1营营长、第73团参谋长、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1927年8月2日，率警卫团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因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他遂率警卫团进驻修水县城。9月9日，率警卫团参加毛********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起义部队总指挥。起义受挫后，在9月19日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师长余洒渡(后脱党)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再攻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对毛泽东意见的坚定支持，对于会议统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27年9月25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萍乡芦溪遭到江西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卢德铭英勇牺牲，年仅22岁。

025.古柏(1906-1935)

男，汉族，江西省寻乌县人，中共党员。

古柏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了寻邬第一个中共支部，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3月参加领导寻邬农民起义，建立游击队。1929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到寻邬时，红4军一部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第21纵队，他任政治委员，率部开展游击战争。同年10月组建中共寻邬县委，任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创建寻邬根据地，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5月，协助毛泽东作寻邬调查。不久，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先后任红4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劳动部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因此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一起受到错误批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任闽粤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1935年2月，被派往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3月6日在广东龙川上坪鸳鸯坑被国民党军包围，在掩护部队突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9岁。

026.史沫特莱(1892-1950)

女，美国密苏里州人，美国记者。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生于贫困之家。1929年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建立了亲密友谊和合作关系，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她不顾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深入根据地报道人民革命斗争和抗日反蒋爱国运动。1934年起，创作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等重要著作。1937年1月到延安。1938年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人员，到山西抗日前线做救护工作。后积极参与组织白求恩、柯棣华等组成的外国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同年10月改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中、华东等抗日前线，写了大量采访八路军、新四军的报道。1941年因病返回美国后，继续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写作、演讲、募捐。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创作了《伟大的道路》一书。这是她为朱德写

的传记，同时记录了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1949年因受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被迫流亡英国。1950年，准备重返中国，不幸因病逝世。按照她生前遗愿，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027.叶挺(1896-1946)

男，汉族，广东省惠阳县人，中共党员。 叶挺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粤军，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被派赴苏联学习。1925年8月回国，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4军独立团，任团长。独立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他率部勇往直前，连战皆捷，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部被称为“叶挺独立团”，为4军赢得“铁军”称号。南昌起义时，担任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时，担任起义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在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于1946年3月4日获释。5日即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于7日复电，称赞他忠诚地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种种严重考验，决定接受他入党。4月8日，由重庆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028.叶成焕(1914-1938)

男，汉族，河南省新县人，中共党员。

叶成焕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鄂豫皖红军，屡建战功。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团长，率部先后参加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著名战斗，为129师在抗战初期的“三战三捷”做出了重大贡献。1938年4月初，日军调集3万余人的兵力分9路向晋东南大举进犯。4月15日，侵占武乡县城的日军3000余人，沿浊漳河东撤。根据129师师长刘伯承的部署，叶成焕率第772团等部为左纵队沿浊漳河北岸山地实施追击。16日晨，与其他部队一起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将东撤的日军大部截住，迅即发起攻击，将日军截为数段，压缩到狭窄的河谷里。至17时，第129师部队已将被围困于河谷里的日军基本歼灭。这时，有千余敌人从辽县来援。鉴于全部歼灭该股敌人已无把握，刘伯承决定以一部分兵力迷惑牵制敌人，主力立即撤出战斗。叶成焕接到命令后，一面指挥部队打扫战场，迅速撤离;一面跑上一个高坡，观察敌人增援部队的情况，完全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头部。当战士们抬着他后撤时，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队伍，队伍呢?”18日凌晨壮烈牺牲，年仅24岁。 029.司徒美堂(1868-1955)

男，汉族，广东省开平县人，中国致公党党员。

司徒美堂，1880年到美国谋生，后加入当地华侨组织的洪门致公堂，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曾任洪门致公堂门总监督。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发起组织“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为祖国抗战筹措经费约330万美元。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致电国民党政府，代表美洲华侨洪门致公堂，要求举国团结抗日，反对分裂。1941年冬，受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自美回国参加抗日活动，途经香港时，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欲拉其出面组织香港帮会，他坚决不就，并成功设法离港，辗转到达重庆。1942年，他又专程前往南美洲各国，向华侨宣传祖国抗战。抗战后期，他还鼎力支持国内经济建设事业，在重庆等地设立华侨兴业银行。1945年春当选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全美总部主席后，被推举为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抗战胜利后，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内战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于会后居留北京。其间，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30.左权(1905-1942)

男，汉族，湖南省醴陵县人，中共党员。

左权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红5军团15军军长兼政委、中革军委一局局长、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以及直罗镇、东征等著名战役战斗。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全国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1940年秋，协助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卫战，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从1939年至1941年，他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等文章，总结敌后抗战经验。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37岁。

031.白求恩(1890-1939)

男，加拿大安大略州人，加共党员。

诺尔曼·白求恩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同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中国军民服务，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随即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积极投入到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的工作中，为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疾，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他提议开办卫生材料厂，解决了药品不足的问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

干部;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并亲自讲课。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高度责任心，堪称模范。他虽年近五旬，但多次为伤员输血，一次竟连续为115名伤员做手术，持续时间达69个小时。1939年10月下旬，在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终因伤势恶化，感染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了挽词，并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候选人事迹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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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年07月30日

点击数： 2057 071.李公朴(1900-1946)

男，汉族，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李公朴1924年入沪江大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赴广州参加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赴美留学，1930年回国。“九一八事变”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1934年参与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1936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均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11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武汉参与合编《全民抗战》杂志，宣传抗日救国。武汉沦陷后，曾到延安参观访问，并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参观。1940年底回到重庆，后移居昆明，从事民主文化活动。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销售进步文艺书刊，宣传抗日救国和民主进步思想。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支部，当选为执行委员。1945年10月当选民盟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被推为五人主席团成员。因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同年7月11日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072.李兆麟(1910-1946)

男，汉族，辽宁省辽阳市人，中共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到北平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员任骨干的抗日民众救国会，在平西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久，中共党组织派李兆麟等人以抗日民众救国会名义，回东北辽阳一带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反日武装斗争。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被派到本溪煤矿从事工人运动。次年8月调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参与创建东北抗日武装。1934年起任珠河反日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第6军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曾与赵尚志、李延禄等领导的部队配合创建松花江下游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5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总指挥，率部在广袤的松嫩平原上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游击战，打击日伪军，先后攻克讷河、克山、肇源等县城。1940年底，抗联部队在极其艰难险恶环境下遭受严重挫折后，他和周保中等组织整训部队，继续坚持斗争。曾任整训后的东北抗联教导旅政治副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以中共代表身份任滨江省副省长，兼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同国民党“接收”大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6年3月9日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073.李明瑞(1896-1931)

男，汉族，广西省北流县人，中共党员。

李明瑞1926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旅长、师长、副军长。在北伐战争中，率部参加贺胜桥、王家铺、龙潭等战役战斗，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虎将”。1929年任广西军事特派员、广西绥靖司令兼国民党军整编第15师师长等职，与广西省主席俞作柏一起主政广西。10月联合张发奎誓师反对蒋介石，在南宁任南路讨蒋军副总司令。反蒋失败后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毅然投身革命。同年12月和次年2月，与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等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7、8军两军总指挥。193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奉命率红7军离开右江苏区，转战桂黔湘粤赣边，指挥部队激战梅花村、强渡乐昌河等战斗，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胜利到达湘赣苏区。1931年4月任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部队。在进攻安福县城战斗中，李明瑞身先士卒，亲自率领警卫连冲进敌群，消灭敌人一个团。接着指挥红7军乘胜前进，连克茶陵、安仁、遂川等城，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5月任红7军军长，7月率部东渡赣江，与中央红军会师，随后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10月牺牲。

074.李硕勋(1903-1931)

男，汉族，四川省高县人，中共党员。

李硕勋1923年考入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期间，积极投身上海的反帝爱国斗争，被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1925年至1926年，先后主持召开第

七、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6年冬受党派遣到武汉，担任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长、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不久又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任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第11军第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同年10月受朱德委派，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起义部队情况。随后被党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党的白区工作。1928年4月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同年秋任中共江苏省军委书记，与省委书记李维汉一起发动和领导了苏北农民起义。1930年任中共江南省委(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市)军委书记。1931年春党中央调他去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7军政委。不久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同年7月在去琼州(今海南岛)指导工作的途中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英勇就义，年仅28岁。

075.李鼎铭(1881-1947)

男，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

辛亥革命后，李鼎铭积极拥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张，积极提倡放足、剪辫子、禁止赌博、破除迷信等革新措施。曾在家乡创办国民高等小学，任校长。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在家乡行医，成为当时在陕北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1923年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兼科长。1936年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41年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以开明绅士代表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参议、边区参议员及副议长。同年冬在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针对当时陕甘宁边区遭到围困封锁、经济处于严重困难和边区军政机关相对庞大、群众负担较重的情况，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受到会议高度评价，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任内，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和推行了精耕细作、多种洋芋、推广养蚕、种棉造林、纺毛织布、鞣制皮革、移民开荒等多项措施，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活跃了陕甘宁地区的经济。还对扫文盲、培养人才、普及卫生习惯等提出过一些积极倡议，并付诸实施，颇有政绩。1945年当选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1947年病逝。

076.李殿冰(1913-1982)

男，汉族，河北省曲阳县人，中共党员。

李殿冰是中国民兵著名战斗英雄。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作战勇敢，机智灵活，荣立大功3次。抗日战争时期任曲阳县尖地角村党支部书记、民兵队长和联村民兵中队长。他带领民兵出没于青纱帐，采用“麻雀战”袭扰和打击日伪军，配合八路军作战。1941年秋，1200余名日伪军进犯口头村，他带领民兵抄小路上山，居高临下突然袭击，毙敌30余人。1943年9月，日伪军集结4万余人，对北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6日，日军1000余人包围尖地角附近几个村庄，他混入民工中，摸到敌人将要偷袭八路军2团的企图，抄近路送出情报。继而带领民兵占领有利地形，预设埋伏，同时向南、北两面进攻的日伪军开火射击，造成日伪军自相混战。在3个多月反“扫荡”作战中，他率领民兵共毙伤日伪军267人。1944年2月，出席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战斗模范代表大会，被边区政府授予“神枪手”和“二等战斗英雄”称号，赠予“太行勇士”匾额。作战间隙，他组织民兵开荒生产，被抗日民主政府评为“劳动英雄”。1950年9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1971年离职休养，离休前任河北省新乐县人民武装部部长。1982年7月病逝。

077.杨

杰(1889-1949)

男，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杨杰早年东渡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1915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第3军第5支队长。由于屡建功勋，晋升为中将。1926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参议，12月任第6军17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4月任新6军副军长、代理军长。随第2路军继续北伐，任第2路军指挥官，率部攻克徐州。1928年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后任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1933年兼第8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同年9月到德、法、苏等29个国家进行了一年的军事考察，写成《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全面抗战爆发后任中国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负责组织苏联援华军火物资的运输，后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1940年秋回国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他一面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一面从事军事理论研究。解放战争时期，开始倾向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参与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准备转赴解放区时在香港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078.杨

殷(1892-1929)

男，汉族，广东省中山市人，中共党员。

杨殷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苏联学习。1923年回国后在广东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起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27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事委员会主任，10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肃反人民委员，曾率领起义部队攻下当时敌人重要据点广州市公安局。张太雷牺牲后，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928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2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军委主任兼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长。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告密，与彭湃等一批共产党人在上海被捕。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但遭到严辞斥责。杨殷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已共同决定临死时的宣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以前，我们努力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至死不渝的理想信念和一心为党为革命的崇高风范。1929年8月30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7岁。

079.杨子荣(杨宗贵，1917-1947)

男，汉族，山东省牟平县人，中共党员。

杨子荣13岁时随父母闯关东，先后在鸭绿江上当船工，在鞍山、辽阳一带当矿工，因此对东北的三教九流、风俗人情、行帮黑话等都有所了解。1943年春，因反抗日本工头，被迫跑回山东老家。1945年参加八路军。同年10月随部队开赴东北，被编入牡丹江军区第2团某部炊事班当战士，不久调到战斗班当班长。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荣立特等功，并被团里评为战斗英雄，后提升为侦察排排长。1947年1月下旬，所在部队得到号称“座山雕”的匪首张乐山在海林县境内活动的线索，遂派他带领5名战士化装成土匪吴三虎的残部前去侦察。杨子荣等人到达夹皮沟的山林中，几番巧妙地与“座山雕”的坐探接触，经过用黑话联络，取得了土匪的信任，打入其隐居地。2月7日，一举将“座山雕”及其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等25个土匪全部活捉，创造了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为此，团里给杨子荣记了三大功。同年2月23日，在继续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东北军区司令部追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080.杨开慧(1901-1930)

女，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共党员。

杨开慧1920年下半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追随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在极为艰苦、险恶的条件下从事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开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极其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按照党的安排，她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边界的地下武装斗争，努力发展党的组织，坚持斗争整整3年。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面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铲共队”的种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从我的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妄想!”“砍头只像风吹过!死，只能吓倒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敌人逼问她毛泽东的去向，宣称只要她讲出毛泽东在哪里，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放她出去，如果不讲就只有死路一条。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081.杨虎城(1893-1949)

男，汉族，陕西省蒲城县人，中国国民党党员。

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投身行伍，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30年后，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7路军，任总指挥。同年10月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议。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通过南汉宸、汪锋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商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和中共中央达成秘密合作协议。同年12月12日，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事变。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在抗日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洋考察”。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国，随即被国民党政府拘留，先后被囚禁于湖南益阳、贵州息烽、重庆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082.杨匏安(1896-1931)

男，汉族，广东省珠海市人，中共党员。

杨匏安早年曾游学日本。1919年在广州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0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社会主义》一文，称《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圣典”。该报接连19次刊登他的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他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先驱者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党组织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共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后，受党派遣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和谭平山二人为中共在国民党的党团书记，致力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五卅运动”期间前往香港，和苏兆征等一起领导省港大罢工。1926年国民党二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处理国民党中央党部日常工作。1927年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八七会议”上，积极赞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南返广州，协助广东党组织接应南昌起义南下部队。1929年奉调回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从事党的秘密宣传工作和编辑党的刊物。1931年7月被捕，蒋介石亲自写信和电话劝降，他不为所动。面对酷刑逼供，他严守党的秘密，宁死不屈。同年8月在上海龙华壮烈牺牲，年仅36岁。

083.杨靖宇(1905-1940)

男，汉族，河南省确山县人，中共党员。

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后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9年春赴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同年1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36年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7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长期转战东北，有力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在1939年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率警卫旅转战于■江(今靖宇县)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以无比坚强的毅力顽强战斗，直至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时年35岁。杨靖宇牺牲后，残忍的日军将其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净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

084.杨闇公(1898-1927)

男，汉族，四川省潼南县(今属重庆市)人，中共党员。

杨闇公1917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留日中国学生和华侨举行的集会和请愿示威，被日本警视厅以所谓“违反治安罪”判刑八个月。1920年秋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秋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底，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被选为书记。他领导重庆地方党组织，一方面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于军事斗争。同年11月，中共重庆地方军事委员会成立，任书记。12月上旬，他参与策动驻泸州、顺庆的川军举行起义，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1927年3月31日，在他与同志们的组织领导下，重庆市群众在打枪坝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南京城的罪行。四川军阀刘湘派军警镇压，酿成重庆“三三一”惨案。惨案发生之后，他受到敌人的追捕。4月4日，在赴武汉的“亚东”轮船上被捕。反动派对他威逼利诱和残酷折磨，但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以死威胁：“难道你不怕死吗?”他回答道：“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4月6日在重庆遇害，年仅29岁。

085.肖楚女(1893-1927)

男，汉族，湖北省汉阳县人，中共党员。

肖楚女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创办重庆公学。1923年6月担任《新蜀报》主笔，该报每天刊出的政论或社论，绝大多数出自他的手笔。同时，他经常给《向导》、《中国青年》撰稿。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战斗性很强，不是“指责土酋军阀”，就是“痛骂贪官污吏”，连反动派所控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他的文章是“字夹风雷，声成金石”。1924年8月肖楚女任中共中央驻四川特派员，领导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四川的革命斗争。10月组织四川平民学社，并出版刊物《爝光》。1925年6月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他专门写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他还撰文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1926年1月后，肖楚女去广州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兼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教授、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第二届青年训育养成所讲师、妇女运动讲习所讲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政治顾问等职。1927年4月15日肖楚女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4月22日在狱中被杀害，年仅34岁。

086.苏兆征(1885-1929)

男，汉族，广东省香山县人，中共党员。

苏兆征1903年赴香港外轮当杂役。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很快在中国海员中传开。苏兆征曾随船到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进一步了解十月革命胜利的情况，并有机会阅读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1年3月，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人倡导，在香港成立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1922年1月12日，在香港海员举行的大罢工中，苏兆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和谈判代表之一，接着任代理海员工会会长。1925年春，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全国海员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上，苏兆征与瞿秋白、李维汉一起被推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在党的六大上，苏兆征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严酷的斗争环境，长期的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于1929年2月25日病逝。先后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第六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

087.邱金辉(1904-1928)

男，汉族，生于江西省横峰县，中共党员。

邱金辉1925年考入南昌讲武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北伐军进军江西时，回到家乡横峰县宣传革命，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1928年1月，方志敏等人领导的弋横起义爆发，两县农民革命团组成六路纵队参加起义，邱金辉任第六路指挥者之一。弋横暴动后，自卫队进行了整编，他被任命为农民革命军第2军连长。弋横农民暴动胜利后，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部队撤向弋横交界的山区，邱金辉参与指挥了金鸡山阻击战，消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粉碎了敌人对起义部队的第一次围攻。面对敌人的围攻和艰苦的斗争环境，邱金辉率领游击队，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用简陋的武器和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击敌人，坚持斗争。1928年6月底，由于叛徒告密，他不幸被捕。7月11日，遍体鳞伤、不时昏迷的邱金辉被押往刑场。毫无人性的刽子手把他绑在十字架上，剥去上衣，极其残酷地用刀在他的左右肩胛各剜出一个洞，插上点燃的蜡烛，用铁钉在他头顶钉出一个洞，插上点燃的香火，并用火烧他的心窝。邱金辉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正气凛然地高呼：“杀吧，杀死我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会胜利!”牺牲时年仅24岁。

088.邹韬奋(1895-1944)

男，汉族，江西省余江县人，生于福建省永安县，中共党员。

邹韬奋1926年任《生活》周刊主编。“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任总经理。生活书店成立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使其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1933年1月，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海外。1935年8月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期间，他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获释，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愿望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089.陈乔年(1902-1928)

男，汉族，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共党员。

陈乔年1915年先后在上海法语补习学校、震旦大学学习，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6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旅欧支部领导成员之一。1923年4月到苏联学习。1924年冬回国，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6月起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中共中央代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出席“八七会议”。会后调任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同年秋，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科)部(科)长。他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遭到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陈乔年等被捕。在监狱中，敌人对他施尽酷刑。他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并鼓励同志们保持革命气节。1928年5月24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26岁。

090.陈延年(1898-1927)

男，汉族，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共党员。

陈延年1915年考入上海法语补习学校专攻法文，1917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1919年12月下旬，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长。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10月，陈延年赴广州工作，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等职，协助周恩来工作。1925年6月，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同月，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他为中央委员。1927年6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26日，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他用尽酷刑。但他宁死不屈。1927年7月4日晚，国民党反动军警将他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敌人令他跪下，他巍然屹立，毫不理会。几个敌人强把他按下去。但敌人刚一松手，他一跃而起。敌人恼羞成怒，再一次将他强按在地，以乱刀残忍地将他砍死，牺牲时年仅29岁。

091.陈金合(1921-1945)

男，汉族，山东省滕县人，中共党员。

陈金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战斗英雄。1940年参加八路军。由于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多次受到表彰。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在收编的伪军配合下，沿津浦铁路进犯山东解放区。鲁南地区的八路军山东军区第8师，奉命在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11月11日夜，第8师第23团第1营奉命攻占微山湖畔的柏山据点。八路军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了据点的前后院落，但国民党军凭借一座大碉堡进行顽抗。这时1营2连的炸药包已用完，几次架梯攻击都未成功。眼看天快要亮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即将到来，如不立即炸掉这个碉堡，将守敌彻底消灭，敌增援部队赶到后，我第23团将陷入困境。在这危急关头，第2连机枪班班长陈金合，毅然请战，坚决要求去炸毁敌人碉堡。他摘下帽子交给连长作为诀别，冲到敌堡前拉响了一枚大型快速手雷。瞬间火光冲天，敌堡被摧毁，陈金合也粉身碎骨，牺牲时年仅24岁。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柏山战斗的最后胜利。陈金合牺牲后，他所在的班被第8师党委命名为“陈金合班”，当地人民政府把柏山改名为“金合山”。

092.陈树棠(1925-1947)

男，汉族，天津市塘沽区人，中共党员。

陈树棠1945年9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四平、通化保卫战中，先后两次被评为“战斗模范”。1947年3月，参加解放辉南县城的战斗，只身冲进据点，俘敌61人，缴获枪炮48件，荣立特等功，纵队领导机关授予他“独胆英雄”称号和红星战斗英雄奖章。同年5月，参加清原县草市阻击战，他率领一个班坚守王家油房西南山阵地，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夜间带领3名战士突入国民党军阵地，出其不意，杀伤敌数十人，俘53人，缴获60毫米迫击炮、机枪、冲锋枪、步枪等32件，立特等功，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授予他“毛泽东奖章”，并被提升为副排长。同年6月27日，在四平外围战斗中，他带领一个班抢占366高地，接连打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一个营7次猛烈进攻，腹部受重伤，仍顽强作战。在阵地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刻，为掩护战友撤退，毅然拉响手榴弹，与突入阵地的国民党军士兵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年仅22岁。战后，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领导机关命名他生前所在排为“树棠排”，在全区开展了创“陈树棠式战斗英雄”活动。辽宁省人民政府命名366高地为“树棠山”。

093.陈树湘(1905-1934)

男，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共党员。

陈树湘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影响下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参加北伐军叶挺部，任班长、警卫团排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随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曾任红军独立第7师和第9师师长、红19军54师师长、红5军团第34师师长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树湘率红34师担负全军后卫，掩护全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同敌人追兵频繁作战，兵不卸甲、马不解鞍。1934年11月下旬，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他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全师由原来的6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在完成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艰巨任务后，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他腹部中弹，身负重伤。他用皮带压住伤口，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最后，部队弹尽援绝，他伤重被俘。敌人为抓到一个红军师长而高兴，立即将他押送敌“追剿司令部”。押送途中，他趁敌人不备，在担架上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094.陈嘉庚(1874-1961)

男，汉族，福建省厦门市人。

陈嘉庚少年时赴新加坡随父经商获得成功。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领导华侨社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他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1938年10月，他联络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主席。他带头捐款购债献

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以及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1939年，他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1940年，他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历访重庆、延安等地，并发表演讲，盛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8年5月，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1961年8月逝世。第

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

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095.陈毅安(1905-1930)

男，汉族，湖南省湘阴县人，中共党员。

陈毅安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汉阳兵工厂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教导师第3团连党代表、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辎重队长。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团连长、营长，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任红4军31团副团长兼1营营长，率部参加扼守七圾岭、攻打龙源口、围困永新城等战斗，指挥了黄洋界保卫战。1928年11月，率部迎接由彭德怀等率领的红5军上井冈山。红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随红5军和红4军一部留守井冈山，任红5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后在作战中负重伤，转移到湘阴养伤。1930年6月伤愈后，即告别老母和新婚妻子，重返战场，任红3军团第8军第1纵队司令员，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7月27日率先头部队首先攻入长沙市区。后敌人向长沙城反扑，率部与敌激战。8月7日凌晨，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25岁。1958年彭德怀为他题词：“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死得光荣!”

096.陈潭秋(1896-1943)

男，汉族，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共党员。

陈潭秋青年时代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此后，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昌地委书记、湖北区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1933年初夏，到中央苏区工作，任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委员(即粮食部长)。红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江西分局组织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夏，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被他严辞拒绝。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

097.陈赞贤(1896-1927)

男，汉族，江西省南康县人，中共党员。

陈赞贤1921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家乡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后到广东南雄参加工农运动，任南雄总工会委员长。1926年被党组织派往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5师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奉命到江西赣州领导工农运动，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11月，当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发动全市工人开展以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中心内容的斗争。为了推动罢工运动继续高涨，又举行了全市钱业店员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这是赣州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罢工。1927年2月，参加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被选为省总工会副委员长。1927年3月6日，被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敌人逼他签字解散总工会，停止工农运动，他斩钉截铁地说：“头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不签!”“我从事工农运动，何罪之有?你们镇压民众，破坏革命，才是大罪弥天!”敌人同时向他开枪射击，陈赞贤在身中18弹的情况下，仍高呼：“打倒新军阀!”“工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

098.冼星海(1905-1945)

男，汉族，广东省番禺县人，出生于澳门，中共党员。

冼星海1918年从新加坡回国进入岭南大学附中。1928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班学习。193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话剧《复活》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前往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作了不朽的名作《黄河大合唱》等作品。1940年5月，他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后因战乱和交通阻隔而难以归国。其间，他写有交响曲《民族解放》，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中国狂想曲》以及小提琴曲作品等近300件。撰写并发表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乐论文。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肺病加重，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

099.周文雍陈铁军夫妇

周文雍(1905-1928)男，汉族，广东省开平县人，中共党员;陈铁军(1904-1928)女，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中共党员。

周文雍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陈铁军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军改为铁军。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4月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任重建的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准备工作。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参与准备广州起义。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回到广州，重建党的机关。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与陈铁军同时被敌人逮捕。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礼，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00.周逸群(1896-1931)

男，汉族，贵州铜仁县人，中共党员。

周逸群1919年赴日本留学，1923年毕业回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4年10月入黄埔军校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贺龙)任师政治部主任，后任第20军政治部主任兼第3师师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率部参加瑞金、会昌等战斗。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与贺龙等赴湘西北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参与领导鄂中鄂西地区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曾任湘鄂边前敌委员会书记，和贺龙一起组织工农革命军，任党代表，后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鄂西游击总队总队长。1930年2月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任政治委员，后任第2军团政治委员、前委书记，与贺龙领导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9月，调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的极端困难情况下，领导组建江左、江右军两个指挥部和独立团，实行全民皆兵，相继取得第

一、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1年5月，遭国民党军伏击，英勇牺牲，年仅35岁。

101.宛希先(1906-1930)

男，汉族，湖北黄梅县人，中共党员。

宛希先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入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5连当兵，后任连长。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团1营党代表。三湾改编后，任1团政治部主任，曾率部两次攻克茶陵，参与建立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后率部开辟九陇山(今九龙山)革命根据地，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大屏障。1928年4月起，任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4军10师党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参与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中，与毛泽东一起，反对分兵向湘南冒进的错误主张。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任北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率红32团一部和地方武装，在永新北乡迎击安福方向来犯之敌，胜利完成任务，为红军进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1929年初红4军出击赣南，他奉命留守井冈山，在国民党军进犯，井冈山五井等军事要地被占领的失利形势下，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深入边界各地，健全和扩大党的组织，领导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1930年2月24日，宛希先在江西永新县牺牲。

102.明德英(1911-1995)

女，汉族，山东省沂南县人。

明德英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因病致哑。全国抗战爆发后，她在家乡目睹了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一切为了民众的实际行动，从而对共产党八路军怀有深厚感情。1941年冬，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沂南牧马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11月4日，八路军一名小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明德英机智救下，为他包扎伤口。当搜捕的日军走后，伤员因失血过多，缺水休克，在周围没有水源的情况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毅然用乳汁救活了伤员。随后，她又和丈夫李开田倾其所有，收养伤员半个多月，使其康复归队。1943年，她又从日军的枪林弹雨中抢救出八路军山东纵队军医处香炉石分所13岁的看护员庄新民。明德英救护八路军战士的情节，后被写入小说《红嫂》，编入京剧《红云岗》、舞剧《沂蒙颂》。沂蒙红嫂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随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明德英也被公认为沂蒙红嫂的生活原型，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解放后，她仍不忘爱党爱军，先后把儿子、女儿、孙子等送入子弟兵行列，体现了爱党爱军的沂蒙精神。国防部原部长迟浩田上将在探望她时，题词“蒙山高，沂水长，好红嫂，永难忘”。

103.林祥谦(1892-1923)

男，汉族，福建省闽侯县人，中共党员。

林祥谦1906年进马尾造船厂当学徒。1912年到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厂当钳工。1921年12月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会议，并作为发起人之一筹备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1922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破坏和镇压。为抗议军阀的残暴行径，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林祥谦被指定为江岸地区罢工的总负责人。2月7日，林祥谦带领工人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进行了英勇搏斗，终于寡不敌众，与十几名工会领导人和工人代表被敌人逮捕。当夜天降大雪，敌人把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反动军阀让林祥谦下令复工，遭到林祥谦断然拒绝。刽子手举刀砍向林祥谦，每砍一刀，就问：“上不上工?”已成血人的林祥谦斩钉截铁地说：“上工要总工会的命令。我们是头可断，工不可上!”屠刀再次挥向这位不屈的战士，林祥谦拼尽最后的力气怒斥敌人：“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班混账王八蛋手里了!”而后英勇就义，年仅31岁。

104.罗亦农(1902-1928)

男，汉族，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共党员。

罗亦农1921年赴莫斯科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旅莫支部委员。1925年3月回国后，参与组织和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8月，出席党的“八七会议”，主张用革命的、武装的手段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并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代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同年11月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同年底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8年4月15日，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1928年4月2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6岁。中共中央在《布尔什维克》第20期上刊发《悼罗亦农同志》文章，指出：“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

105.罗忠毅(1907-1941)

男，汉族，湖北省襄阳县人，中共党员。

罗忠毅1927年入冯玉祥部当兵。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后到瑞金入红军学校学习。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福建军区第3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闽西南第1作战分区司令员、闽西南游击队第1纵队司令员，在闽西南地区坚持极其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新四军第2支队参谋长、江南指挥部参谋长，参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参与指挥水阳伏击战、官徒门奇袭战等战斗。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后，任重建的江南指挥部指挥，留苏南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指挥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曾率部艰苦作战，接应新四军突围北撤人员。4月任新四军第6师参谋长兼16旅旅长。曾指挥部队在黄金山地区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作战，打退了顽军的进攻。同年11月28日，日伪军3000余人袭击溧阳塘马村，为了掩护苏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干部安全转移，他率部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壮烈牺牲，年仅34岁。

106.罗炳辉(1897-1946)

男，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中共党员。

罗炳辉早年入滇军当兵，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因对旧军队中腐败现象不满，他很快接受进步思想，于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指挥所部参加了龙冈、广昌、莲塘、南雄水口、建黎泰、黄陂、草台岗等重要战役战斗，曾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任红9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广昌保卫战，并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过闽江。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途中屡担重任，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上，中央军委赞誉红9军团为“战略轻骑”。抗日战争初期，曾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事统战工作。1939年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第5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后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5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等职，为巩固和扩大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6月21日在兰陵时突然病情恶化，不幸逝世。

107.范筑先(1881-1938)

男，汉族，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人，中国国民党党员。

范筑先早年从军到北洋陆军，后到北洋陆军讲武堂学习。辛亥革命后，任陆军第8旅旅长。1926年在冯玉祥部任参赞。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离军赴天津。1931年回山东，先后任第3路军参议，沂水、临沂县县长，为官清廉，受到地方拥护。1936年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全国抗战爆发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留在鲁西北地区组织群众进行抗日。11月，日军侵犯鲁西北，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他坚决抵制韩复榘向黄河以南撤退的命令，率部接连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后接受中共鲁西北特委建议，将各地武装和地方民团收编为抗日游击队，先后建立了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和5万人的抗日武装。1938年，拒绝国民党政府将抗日武装改编为省属保安旅的命令，并与八路军129师签订互相支援的协议。武汉保卫战期间，先后两次组织部队进击日军占领下的济南，牵制日军行动。1938年11月，日军进攻聊城，范筑先率部督战，守军被日军包围，600多名将士大部分战死。范筑先宁死不当俘虏，抵抗至最后，举枪自尽，壮烈牺牲。

108.郑律成(1918-1976)

男，出生于朝鲜全罗南道光州，中共党员。

郑律成1933年春来到中国，在南京、上海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全国抗战爆发后，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38年8月被分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任音乐指导。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期间创作出许多重要作品，歌曲《延安颂》一经问世便迅速由延安传遍全国。1939年秋，和诗人公木创作了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同年冬由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首次演出，获得成功。1940年夏，《八路军进行曲》刊登于《八路军军政杂志》，随即在八路军各部队和各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成为传唱极广的人民军队战歌。解放战争时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其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50年定居北京，加入中国籍。1950年12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成员赴朝鲜前线，和其他同志合作谱写了《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十赞》。此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从事音乐创作。他深入工厂、农村、边防，谱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1976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

109.恽代英(1895-1931)

男，汉族，原籍江苏省武进县，生于湖北省武汉市，中共党员。

恽代英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部长，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1924年恽代英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5月被党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党团干事，被蒋介石等认为是“黄埔四凶”之一。1927年1月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7月，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28年6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等职，曾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曾任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先后调任中共沪中、沪东区委书记。同年5月6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1931年4月29日，英勇就义于南京，年仅36岁。

110.施

洋(1889-1923)

男，汉族，湖北省竹山县人，中共党员。

施洋1915年就读于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他与武汉法学界人士组织法政学会，主张律师是保障人权、伸张公理的工具。“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以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并深入学校，指导和推动学生的爱国斗争。1920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宣传“劳工神圣”和社会主义。1921年10月，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积极从事有计划的工人运动。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底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吴佩孚的游行示威。2月7日晚，施洋被反动军警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月15日凌晨，敌人将他押赴刑场。面对敌人黑洞洞的枪口，他大义凛然地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敌人恼羞成怒，连呼开枪。施洋高呼：“劳工万岁!”第二枪响时，他仍然屹立，再呼“劳工万岁!”后英勇牺牲。

111.柯棣华(1910-1942)

男，印度孟买人。柯棣是他的姓，到中国后为了表示在中国奋斗的决心，在姓后加了“华”字。中共党员。

柯棣华1936年医学院毕业。1937年，印度国大党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中国去，正准备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柯棣华决定参加医疗队。1938年9月柯棣华等5人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1939年2月抵达延安，随后到八路军总院工作。同年秋，他们提出追随白求恩的足迹去前线，毛泽东亲自批准。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并经历了突破封锁线的战斗，他们到达了晋东南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1940年3月，柯棣华又进入晋察冀边区，随部队转战数千里，途中亲自参加了一次伏击日寇列车的战斗。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到距火线仅一二里处设立救护所。1941年1月，他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当时，面对日寇的频繁“扫荡”，柯棣华和同志们不得不一次次放弃建立起来的医院和学校，打着背包在山林中同日军游击周旋。1941年11月，柯棣华与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结婚。翌年，他们生育一子，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亲自为其取名为“印华”。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柯棣华因突然发病，不幸逝世，年仅32岁。

112.段德昌(1904-1933)

男，汉族，湖南省南县人，中共党员。

段德昌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广州，先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6月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1师政治部工作，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在南县、华容、石首、公安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曾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领导该县年关暴动。曾介绍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5师1团团长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起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红军独立师师长，率部在监利、沔阳交界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1930年2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第1纵队司令，第2军团第6军副军长兼17师师长、第6军军长，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赤卫队总队长，参与创建与巩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1931年4月任红3军(红2军团改编)第9师师长，指挥部队连战连捷，取得三官殿、沙岗等战斗的胜利，被湘鄂西苏区军民誉为“常胜将军”。同年秋，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下，红3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他率9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转战3500余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湘鄂边。1933年5月牺牲。

113.洪振海(1910-1941)

男，汉族，山东省滕县人，中共党员。

洪振海自幼随父亲在枣庄路矿谋生，因生活所迫经常与火车打交道，练就了飞登火车的本领。1938年3月，枣庄被日军占领后，他与部分工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同年10月，回到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建立了枣庄抗日情报站，任站长，为部队搜集情报。同年11月，他发动路矿工人建立了一支数十人的秘密抗日武装——枣庄铁道队。这支精悍的队伍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烽火岁月里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上半年，枣庄铁道队已发展为上百人的抗日游击队，经上级批准，改名为八路军鲁南铁道大队(即铁道游击队)，洪振海任大队长。在他的领导下，鲁南铁道大队在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枣庄矿区和微山湖区，紧紧依靠路矿工人和湖区群众，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活跃在千里铁道线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他们的英雄事迹多次在抗日根据地的《大众日报》和《鲁南时报》上刊登。1941年12月，数百名日伪军对鲁南铁道大队进行偷袭、“扫荡”，洪振海率部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鲁南军区政治部追认洪振海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14.贺

昌(1906-1935)

男，汉族，山西省离石县人，中共党员。

贺昌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入上海大学学习。先后在太原、安源、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后参与组织发动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是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之一。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7月，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委员，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又参加广州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8年参与重建中共湖南省委，曾任湖南省委书记，选派干部，输送物资，支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1930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曾兼顺直省委书记。1930年9月在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11月至1932年2月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1932年2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昌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牲。

115.贺

英(1886-1933)

女，汉族，湖南省桑植县人。

1906年，贺英和丈夫组建起一支专与恶势力抗衡的地方武装。1916年，她支持贺龙杀死盘剥农民的桑植县大豪绅朱海珊，赶走贪赃枉法的知县陈慕功。1922年，丈夫被杀害后，她接过丈夫手中的枪，率领地方群众武装，抗官府、杀豪绅、打土匪、救穷人，开始了更加顽强的斗争。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等受中共中央指派到湘鄂西组织群众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贺英得信后，即刻将群众武装1000多人的队伍交给贺龙、周逸群等，从此，她参加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列，并参加了桑植起义，为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受挫，贺龙率部退到桑鹤边界休整，处境十分艰难。她自己几次负伤，但仍多方筹措，亲自带游击队，给工农革命军送棉花、棉布、银元和子弹。1929年10月，红军在庄耳坪战斗失利，她率游击队去战地作善后工作。1930年春，贺龙率红军主力东下洪湖，贺英率游击队留在湘鄂边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坚持游击战争。1932年反“围剿”后，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四面包围根据地，贺英率部苦苦坚持。1933年5月5日深夜，因叛徒告密，游击队驻地被包围，战斗中，贺英中弹壮烈牺牲。

116.赵一曼(1905-1936)

女，汉族，四川省宜宾县人，中共党员。

赵一曼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养伤期间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为了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里，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6月28日，在看护和看守帮助下逃出医院。6月30日晨，被追敌再度抓捕，受到更加残酷的刑讯。1936年8月2日，在珠河被敌杀害。临刑前，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年仅31岁。

117.赵世炎(1901-1927)

男，汉族，四川省酉阳县(今重庆市)人，中共党员。

赵世炎1919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少年学会，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6月，与周恩来等人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中央执委会书记。同年秋任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任旅莫支部委员。1924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成员、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赵世炎领导广大上海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临危不惧，坚持斗争。1927年7月2日，因叛徒出卖，赵世炎在上海不幸被捕。面对凶残的敌人，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革命就是要流血的，要改造社会就必须付出代价”，“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7月19日，赵世炎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26岁。

118.赵尚志(1908-1942)

男，汉族，辽宁省朝阳县人，中共党员。

赵尚志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同年冬受党派遣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蒋介石制造反苏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后，1926年5月，赵尚志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哈尔滨参加建立党组织和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始终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1933年10月领导创建北满珠河反日游击队，任队长。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1934年6月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与李兆麟等创建了珠河、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5年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1936年1月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同年8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后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副总指挥。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清剿”，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进行了英勇无比的艰苦战斗，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雪，餐风宿露，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敌人一次次重兵“讨伐”和“清剿”。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119.赵博生(1897-1933)

男，汉族，河北省黄骅县人，中共党员。

赵博生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先后在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职。1924年冬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的影响，倾向革命。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时，与在第26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月14日，在蒋介石准备清除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的危急时刻，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部1.7万多名官兵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他先后任红5军团13军军长、军团参谋长、军团副总指挥，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和南雄水口等战役战斗。他指挥果断，屡建战功。1933年初，国民党军集中4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区进犯，赵博生奉命率领红5军团3个团据守长员庙一带山脉，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带消灭敌人。他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坚守住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1月8日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赵博生在与敌人相距只有百余米的地方指挥，不幸壮烈牺牲。

120.赵登禹(1898-1937)

男，汉族，山东省菏泽县人，中国国民党党员。

赵登禹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由士兵晋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抵抗日本。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1933年第29军长城抗战时，奉命率部增援喜峰口、潘家口，与敌激战，取得胜利，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抗日军民的

士气。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他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身负重伤仍指挥作战，壮烈殉国。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

121.闻一多(1899-1946)

男，汉族，湖北省浠水县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闻一多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曾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及《清华学报》编辑。1919年6月作为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学习。1923年在国内出版了诗集《红烛》。1925年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7年应邓演达之邀，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负责艺术股工作。不久离开部队。同年秋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外文系主任。3月参加《新月》杂志的编辑工作。同年秋到武汉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1932年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积极投身争取民主的斗争。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云南支部委员。1945年9月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1946年6月下旬与民盟云南支部的委员一起举行招待会，对各界人士表明了反对内战的态度。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讲演，当天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22.埃德加·斯诺(1905-1972)

男，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人，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

埃德加·斯诺曾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访问。他和毛泽东等同志进行长谈，到边区各地采访，搜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次年写成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斯诺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他热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长期向全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增进西方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斯诺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场记者。1939年，他再次到延安，对毛泽东进行了访谈，并详细了解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等方面情况，又一次向全世界作了报道。斯诺在旧中国度过了整整13年，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事情。他曾多次冒着风险，营救我党领导人和革命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先后三次来华进行访问。1970年10月，斯诺偕夫人一同访华，参加我国国庆观礼，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斯诺于1972年2月在日内瓦病逝。按其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

123.夏明翰(1900-1928)

男，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中共党员。

1920年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夏明翰来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1924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他十分注意培养农运干部，保送革命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湖南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1926年2月，被党调往武汉工作，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长沙马日事变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1927年6月，受党派遣回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同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参与发动秋收起义。10月，湖南省委派他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领导发动了平江农民暴动。1928年初，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协助省委书记郭亮参与省委领导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同年3月18日被敌人逮捕。3月20日清晨，他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敌执行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遂写下了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英勇就义，年仅28岁。

124.格里戈里·

库里申科(1903-1939)

男，乌克兰人，联共(布)党员。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是苏联空军飞行大队长。1939年，他和考兹洛夫受苏联政府派遣，率两个“达沙式”轰炸机大队来华，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库里申科以朴素、坚实、谦逊、热情、友好和对工作认真的态度，赢得了中国飞行员的尊敬和赞誉。他不知疲倦地向中国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特点，并把先进的操作技术和战术，无私地传授给中国飞行员。他对中国飞行员要求严格，上课、训练、飞行一丝不苟，讲解通俗易懂，深入浅出。1939年10月14日下午，库里申科接到作战命令，出击日军某军事基地，他立即率队驾机迅速沿长江向东飞去。编队飞临武汉上空时，遭到日军机群的拦截。库里申科沉着地指挥机群，对敌机展开攻击。经过激战，击落6架敌机。狡猾的敌人以三架战斗机包抄库里申科的指挥机，他的飞机遭到重创，单机冲出重围，仅以一个发动机沿着长江向驻地返航。到达万州上空时，机身失去平衡，难以控制。为了保护飞机免遭破坏，他不顾个人安危，操纵飞机，寻机迫降，终于平稳迫降在长江水面上。库里申科由于长时间驾机，劳累过度，再也无力跳出机舱，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年轻生命。

125.爱泼斯坦(1915-2005)

男，生于波兰华沙，中国籍波兰人，中共党员。

1917年，爱泼斯坦随父母迁居中国，在天津定居。1931年后在天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北平时事日报》任记者、编辑。1937年任斯诺创办的英文杂志《民主》编委。抗日战争期间，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抗战，热情讴歌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国民党爱国将领和普通抗日群众，揭露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1944年，他参加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和对晋绥解放区的访问。在近4个月的访问中，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陈毅、王震等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所写20余篇通讯在《纽约时报》发表，并收入《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47年在美国出版，被译成德、波、匈等多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些报道和书籍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1951年参与创办《中国建设》杂志，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庆祝他70寿辰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的贺信中说：“您不愧为坚贞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忠诚的爱国主义公民。”2005年，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他曾担任政协第

六、

七、

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26.狼牙山五壮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河北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英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日伪军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认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惧，利用地形，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127.聂

耳(1912-1935)

男，汉族，云南省玉溪县人，中共党员。

聂耳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并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两年中，聂耳为歌剧、话剧和电影谱写了《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前进歌》、《毕业歌》等主题歌，在全国广为传唱，对激发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他所编写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乐曲，深受人们喜爱。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奋勇抗争、一往无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这首作品一经诞生，立即在祖国大地上到处传唱，奏响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最强音。聂尔的音乐创作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和仇视。他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取道日本去苏联。1935年7月，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28.贾力更(吉尔格勒，1907-1941)

男，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中共党员。

贾力更1924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中共北方区委派贾力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后长期在内蒙古地区从事工农革命运动。1938年，按党的指示发动各族群众支援八路军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引导蒙古族青年投身革命，为党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1939年9月，中共土默特旗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创建的蒙古族抗日游击队，成为绥西地区影响较大的地方抗日武装。1940年初，先后任中共绥西地委蒙民部部长、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处长，负责绥西地区蒙古民族工作。1940年，在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他领导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反封锁斗争，为根据地运送补给，被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军需部长”。1941年3月19日，贾力更带领一批爱国青年前往延安学习，并准备出席党的七大，途中在绥西遭日伪军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129.郭俊卿(1931-1983)

第6篇：张嘎英雄人物事迹

张嘎是抗战电影和电视剧中的人物，讲述的是抗战时期，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有个男孩叫张嘎，他聪明勇敢，绰号嘎子。他还有伙伴分别是：善良勇敢的英子，憨厚可爱的胖墩以及胆小但却 讲义气的佟乐。

故事：

在鬼子的一次突袭中，嘎子的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鬼子打死。八路军侦察连连长钟亮叔叔也被鬼子抓走了。嘎子悲痛欲绝，他决心报仇，毅然出发去寻找打鬼子的地区队伍。在路上，他误把游击队排长罗金保当作汉奸，想缴他的枪而闹出笑话。后来，人小鬼大的嘎子乔装打扮成卖西瓜的小贩，用木头枪缴了胖墩翻译的“真家伙”。为了不让队长把枪收回去，他竟动了“嘎”气，将枪藏到了老鸹窝里，因而受到批评关了禁闭。经过区队长的教育，嘎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了伤在老乡家里修养。游击队攻打敌人岗楼时，他偷偷从老乡家里跑回参战，不幸在进城侦察时被捕。在敌人面前，嘎子刚强不屈，并在战斗中逃了出来，他配合游击队拔掉岗楼，救出了钟亮。战斗胜利了，区队长代表部队表扬了嘎子，奖励给他一支真正的手枪。嘎子高兴极了，最终成了一名出色的小侦察员。嘎子的家乡也解放了!

第7篇：英雄人物和事迹

何洪霖：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了。美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在大量飞机、坦克、大炮的助威下，向我军阵地发动了入朝以来规模最大的攻势。19日晚，上级命令黄继光所在连对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进行反击战斗，并要在20日拂晓前拔下这根“钉子”。

在距离敌火力点不到10米的地方，黄继光用右臂撑住了身体，扔出了手雷。一声巨响，敌机枪哑了，他再次倒了下去。这时，部队刚要发起冲锋，不想敌人的机枪又响了，钟仁杰怕敌人发现倒在地上的黄继光，狠命地朝敌火力点射击。枪声和伤痛使黄继光醒了过来，他看部队还没冲上来，又吃力地朝敌碉堡爬去。敌人的火力完全被钟仁杰吸引过来，黄继光顽强机警地爬到了碉堡下。那里是射击的死角，他蹲了下去，回头朝钟仁杰他们看了一眼，接着一挥手，大声喊了一句话。由于机枪猛吼，他的话音全被枪声淹没了，没有人听清他喊了什么。

这时，战争史上那最为悲壮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黄继光猛地站起来，身子向上突地一挺，奋力地向碉堡扑了上去，用胸膛堵住了冒着火舌的枪口……敌人的机枪哑了。战友们喊着惊天动地的“为黄继光报仇”的口号冲了上去，一举将高地夺了回来。战斗结束后，战友们不约而同地围了上去，只见黄继光的胸膛被火药烧黑了，布满了像蜂窝一样的弹洞。战友们回头望去，在黄继光向敌碉堡接近的路上留下了一条10多米长的血迹。

杨珂： 1952年10月11日，志愿军第15军在铁原东北391高地反击战打响了。391高地位于铁原东北10公里处，山势险要，有敌军1个加强连驻守，是敌军安在志愿军前沿阵地的一个“钉子”。拔掉这个“钉子”不仅可以改善志愿军第15军的防御阵地，而且可以对敌军形成威胁。邱少云的英雄事迹，从志愿军前沿阵地到391高地，中间有3000米的开阔地。为了缩短部队冲击距离，使战斗发起具有突然性，该军第29师第87团组织500名战士，在当晚夜间隐蔽潜伏在距敌军只有60米的草丛中，邱少云就是其中的一名战士。

12日中午12时，突然飞来4架敌机，在潜伏区投下几颗燃烧弹，有一颗落在离邱少云2米的地方，四散飞迸的燃烧液溅到他的腿上，身上的伪装烧着了，火苗往上冒，顿时火团把他包围了。邱少云的英雄事迹，邱少云身后有一条水沟，只要后退几步，在泥水中打个滚，身上的烈火就可息灭。但他深知，这样会被山顶上的敌军发现，暴露目标。为了不暴露部队的行动意图，也为了500名战友的生命安全及整个战斗的胜利，他严守潜伏纪律，在烈火烧身时，不惊慌，不呼救，坚定地趴在地下，忍着剧痛，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岿然不动。烈火在他身上燃烧了30多分钟，光荣牺牲。至下午17时，已经潜伏了19个小时的第3营在炮火支援下，突然向守军发起冲击，经40多分钟战斗，攻占了391高地，全歼南朝鲜军第9师第51团1加强连。邱少云的英雄事迹，邱少云为这次反击战的最后胜利，在烈火持续的燃烧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杜尧： 25日凌晨，天还没亮，阵地上一片寂静。战士们焦急地等待着总攻的信号。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共军强大的炮火，把苔山上的敌人火力全给压住了。在硝烟弥漫、烈火滚滚中，苔山顶峰的砖塔，被共军的大炮轰倒了，炮楼也被打掉了，不一会儿，胜利的红旗就插上了苔山的顶峰。5时25分，命令下达，董存瑞所在的六连担任主攻，从城东北向隆化中学外围工事运动。国军的机枪严密封锁着他们前进的道路。六连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互相配合，很快地攻破了隆化中学东北面的旧衙门碉堡群。董存瑞带领爆破组连续爆破了敌人4个炮楼、5个碉堡，胜利地完成了扫清隆化中学外围工事的任务。 下午3点30分，第二次总攻开始。六连向隆化中学发起冲锋。突然，敌人的机枪像暴雨般横扫过来，把战士们压在一条土坡下面，抬不起头来。原来，这是隆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喷出来的6条火舌。狡猾的敌人，在桥上修了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拦住了我军冲锋的道路。这时，董存瑞和战友们纷纷向连长请战，要求把这座桥型暗堡炸掉。白副连长派出李振德等3名爆破手去爆破，李振德冲出不远，炸药包就被敌人枪弹打中，李振德阵亡，其余两名爆破手负了重伤。这时，团部来了紧急命令，要六连火速从中学东北角插进去，配合已突进中学院内的兄弟部队，迅速解决战斗。白副连长命令董存瑞去炸碉堡。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弯着腰冲了出去。在郅顺义火力掩护下，他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又借着郅顺义扔出的手榴弹的烟雾，站起来一阵猛跑。桥型暗堡里，国军的机枪越打越紧，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从他的耳边掠过。在快要冲进开阔地时，董存瑞指着前面的一个小土堆，对郅顺义说：“你就在这儿掩护!”一阵手榴弹把敌人碉堡前的鹿砦、铁丝网炸了个稀巴烂。国军的机枪又慌忙朝他打过来，突然，董存瑞扑倒了，郅顺义站起刚要向前冲去，只见他猛然爬起来，一阵快跑跳进旱河沟里，进入了国军的火力死角。他的腿受了伤，鲜血直流。他抱着炸药包迅速猛冲到桥下。这桥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两旁是砖石砌的，没沟、没棱，哪儿也没有安放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着暗堡，河床上又找不到任何东西代替火药支架。怎么办?郅顺义清清楚楚看着这一切，急得直攥拳头。 突然，身后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总攻的时间到了。董存瑞毅然用身体做支架，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了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此时，离董存瑞不过50米的郅顺义看到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顾一切地向桥下的战友冲去，董存瑞看见后，厉声喝道：“卧倒!卧倒!快趴下!!”紧接着，桥下响起了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敌人的暗堡被炸毁，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此时，他年仅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