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雄人物的故事

第1篇：关于英雄人物的故事

时势与英雄：抗战前后历史教育中的英雄人物教学观

内容提要抗战前后时人历史教育观念中，人物教学尤其是英雄、伟人的教学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反映出历史教育思想的演变。时人的历史教育观经历了从“人的退隐”到强调英雄人物的教学，以加强精神训练、促进国民团结，并形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历史人物教材教学观。英雄人物的道德训诫作用所体现的道德规范和普遍的意志权威，表明抗战时期某种合法形式的信念即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个人与群体是历史之重要主体，其重要性和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党派的历史教育中各有偏向和侧重。在战争时期英雄、模范人物是最便捷、最有号召力的民族文化符号，英雄叙事被社会各界强调并服务于抗战动员。

关键词抗战历史教育人物教学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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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是构成历史的灵魂，在历史教育中人物教学占有重要地位。民国初期因种种原因，历史教育中的人物教学不断弱化，以致时人一度认为历史教育失去“精神的教训”作用，历史也不复为“民族灵魂的课目”。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历史教育作为孕育国人民族精神和培养爱国观念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被社会各界所强调。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将史地教育视为“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蒋中正：《革命的教育》，《中央周刊》1938年第13期。历史教育也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由此，人物教学尤其是民族英雄和伟人的教学重新成为社会各界历史教育主张的重要内容。对抗战前后历史教育中英雄人物退隐与回归过程的梳理尤有必要，且学界尚未见专门著述。相关的研究有左玉河：《民族化与世界化：战时历史教育的两种趋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其中对于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有较为详尽阐述;黄兴涛：《抗战前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与“汉奸”“华奸”之辩——以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影响为视角》，《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等等。本文旨在梳理和分析时人历史人物教学观之演变及其成因，以观照这一时期历史教育思想的演变。本文所指称的“历史教育”更偏向于历史教育思想或主张且采用包含社会教育的广义概念。

一、“人的隐退”：抗战前历史教育观念的一种趋向

历史教育中人的隐退缘于“新史学”的兴起，后者主张弃“君史”重“民史”。“民史”代替“君史”反映出史学发展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如时人观察“吾国有清以前，皆君主政体，一切现象，自不能出其范围……及近代，君权衰退，民治大兴，故史重社会，尽改旧观。时代递变，思想斯异，此自然之趋势，非人力所能为。”姚公书：《论历史教育之重要》，《江苏学生》1937年第3期。以往历史教育中的人物教学聚焦于帝王将相，进入民国后民治大兴，“新史学”提倡以整体的社会取代具体的人作为历史教育的重点。

“新史学”与旧史学在史学的主体及其作用的观点上也存在冲突。“新史学”主张“摈弃名人传记及英雄主义的崇拜，他们的观点认为个人是不足以推动全社会，社会才可以支配个人”。而旧史学认为“伟大的人物与整个的社会的表现是相互对映的”。新旧史学家在教学观点上主张不一，意见纷歧，使得“一般教材的标准就无所適从”。尹炎农：《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新史学”提出将“人类社会”作为史学主体，史学之目的在于探讨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英雄个体、历史人物的作用被抑制和弱化。历史人物在精神训练中的榜样作用也不再被重视，“从前的历史，大半为做文章取材料，或做事情取榜样，故史的内容，在热闹丰富。现在完全为认识人生，认识人类社会，所以史的内容，不在平铺直叙许多史事，而在忠实诚信指出人类社会进化之迹。”胡哲敷：《历史学科在教育上的价值》，《中华教育界》1932年第10期。

人物教学中“群”概念的确立取代名人传记和英雄主义。梁启超等在推进“群”概念传播方面不遗余力，“合群”“群觉”“群力”等成为20世纪初知识分子言说的重要词汇。“五四”时期“群体”内涵注重促进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以形成整体的团结和觉醒。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群”的概念则侧重于“养成或促进群体之成功与发展”。如常乃惪认为“历史最大的功用还是在群的方面，尤其是在建设群体意识的方面，历史有唯一的功用”。常乃惪：《教育观点上的历史学科》，《中华教育界》1930年第2期。他所指的建设群体意识即培养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历史教育观念中出现人的退隐的第二个影响因素是，学人提出以文化史取代政治史的历史教育主张。1922年梁启超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会议上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一案，主张以文化史代政治史。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史地丛刊》（北京）1923年第2、3期。文化史或专题史的编纂方式有利于突破朝代、政治史的叙史方法，是“君史”走向“民史”的重要途径。赵玉森在其《新著本国史》中以文化发展为历史线索，其“划分时代，也从文化上划分”，将中国古史分为文化发育时代、文化推衍时代和中西文化融洽时代，提出“撰历史人的眼光，趋重在文化两个字”。赵玉森著，李石岑、陈铎校订：《新著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页。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打破朝代的、国界的旧习，专从人类文化上演述变迁的情形”。傅运森编辑，朱经农等校订：《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商务印书馆，1923年。在课程上，小学设乡土科或社会科，而无历史一门。中学阶段初中虽有历史，但在高中必修科只教文化史。中学历史教育由注重系统性和全面性的通史教学转变为注重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整体演变的专史教学。“中学历史教科书大多把政治史民族史分量损之又损，专致力于文化经济与各个社会问题，议论多而事实少”。1930年代初学人批判“此时期历史教育，退化了，无精神的教训作用了”。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

唯物史观的传播及其所包含的阶级意识和理论等，进一步淡化了历史人物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实践与事件的经济学解释结合起来，[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4页。成为一种伟大的认识工具。其阶级意识形态概念从经济的角度揭露统治阶级的隐蔽动机，挑战后者统治的合法性。其体现出的经济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历史人物的社会作用。

唯物史观对传统史学中“神化”历史人物的现象进行批判，强调人物及其所代表阶级背后的经济动因。李大钊批判“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他称这种治史方式是一种“神学”的方法。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他认为伟人、圣贤、王者、英雄是传统史学的主体，其功绩和神话实际上是特权阶级自身历史的书写。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彪炳史册并成为道德教化的典范，与其说是具有“超自然权力”，不如说是自身享有的特权使然。个人作用不应被夸大，而应关注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整体诉求。

唯物史观对传统史学中个人的神话进行祛魅，个人被团体所代替。李大钊在其著名的《史学要论》中说：“旧历史中，传记的要素颇多，今日的史学，已不那样的重视个人的传记，因为团体的生活，在历史上的意义渐次加重了”。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5月），《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9页。他所言的“团体”指由于经济关系利害相同的团体即阶级。个人只是考察团体、社会的探照灯。时人注意到唯物史观“以经济代替政治，以物质代替精神，以劳动代替统治阶级，以教化而为无产阶级护符，盛行于俄德，波及于世界各国。”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的地位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此种史观下英雄人物的精神榜样作用也消匿，随之被团体特征或阶级精神所取代。

相比于民初以来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对民众灌注的民族国家这类整体性概念，阶级概念更具体、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影响力巨大。时人称“其效力足以毁灭了以人，民族，国家，伟大精神为结晶的整个历史”。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此语虽夸张，但可见唯物史观以经济、阶级论弱化伟大人物和精神的历史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历史观念的革新。

与此同时，民国初年的疑古之风也对历史人物教学有一定影响。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受此影响，史学界倡导大胆疑古的精神，用科学知识疑古辨伪。古史怀疑派以顾颉刚等为中心，认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有学者认为这种疑古之风进入历史教育领域有损历史的传信价值，称疑古派“倡言黄帝尧舜之事迹，均系后人所编造，而夏禹则为九鼎上所铸的一种动物”，“乃自己划灭其民族光荣之历史，使国人茫然忘其祖先之所自出。”认为疑古之风“足以戕贼民族之自信力，而消失民族自尊之情绪”，甚至称此为“历史教学上最大之失败”。漚庵：《历史教学之商榷》，《新江苏教育》1940年第5、6期合刊。1930年代的知识教育界部分人士站在提高民族自信力和民族自尊的立场来评价疑古辨伪对历史教学的影响，其批评不合实际也过于严厉。疑古之风在客观上可能弱化了历史人物的传信价值，有其破坏性的一面，但顾颉刚等在治学方面的求真精神和科学方法值得肯定，其在建立科学信史方面的贡献不可抹灭。

由上所述，民初以来国内外政治和思潮的演变，催生了新的历史观点。一方面科学的历史观出现，历史教育注重从民族国家的整体角度来看待社会演进，并且注重经济文化专题，淡化英雄、人物教学。同时标榜为历史而历史的独立地位，注重客观事实和进化观念，反对以往重视政治宣传和道德教训的鉴戒史学。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传播，阶级观念发展为意识形态观念，进一步淡化了历史教育观中具体的人的作用。李大钊1919年撰《我与世界》一文表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李大钊：《我与世界》（1919年7月6日），《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0页。从反面犹可见民族、国家、阶级成为时人对历史与社会认知和言说的基本框架，个人消隐在民族国家和阶级的整体化叙事中。

二、人物的回归：抗战时期英雄、伟人教育观的凸显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难的加深，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成为社会各界的呼声。“一个国家或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环境中，要图自救，要求国家或民族之复兴及完整计，非有赖于积极提倡民族主义的教育不可。”卿会：《改造民族性与发展历史文化教育》，《建国月刊》（上海）1933年第4期。人们认识到“历史教育固然不是民族主义的工具，但任何国家如欲维持其民族之对内固结力，及对外抵抗力，则不可不借历史以期认识本国史及外国史”。王敬斋：《现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文化与教育》1937年第118期。

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并非就教育方法立论，而以目的、结果为准，其主要特征是重视精神训练以促进国民的觉醒和团结。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实行“三民主义教育”，明确“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教育部关于国民党历届会议对于教育决议案及其实施情形之检讨总述》（1942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2页。史地教育成为民族主义教育的中心环节。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初等教育通过史地时事及各种纪念会的讲解，启发儿童爱民族爱国家的精神;中等教育则提倡国民道德，灌輸民族意识，以养成青年爱护国家、发扬民族精神之意识。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1938年8月，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说道：“我们要教一般学生，有爱国的精神，要激发他们爱国的思想，最重要的科目和教材就是历史与地理。”史地教育被赋予“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之地位。蒋中正：《革命的教育》，《中央周刊》1938年第13期。抗战时期“精神重于物质”，历史教育因时代内涵的变化被赋予重要使命。

历史教育最大的精神功用是培育民族精神。高良佐认为“民族教育之施行，最足培养民族之特性，激扬民族之精神者，则为历史教育”。高良佐：《民族教育与历史教育》，《建国月刊》（上海）1935年第1期。宋念慈则从历史教育孕育民族精神的角度阐发其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教学可“发扬民族精神，恢复民族自信力，唤醒民族自觉，努力共举与列强并驾齐驱，实现中国国际地位平等自由”，通过“实行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以期达到复兴民族之标的”。宋念慈：《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论》，《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会季刊》1936年第5期。曹明道则从国防的角度谈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是国防的精神要素，“民族精神是推动一切国防工具的原动力”。曹明道：《精神国防与历史教育》，《教与学》1936年第7期。

历史教育如何振作民族精神以促进抗战，知识界将目光投向具有典范作用的历史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抗战前历史教育对人物教学的忽略被众多学者批判。钱穆认为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教育，“至少当使国民对其本国史具一种温情及善意之看法与理解”。他明确提出历史教育要注重人物，“读史而不注重人物，断难把握社会的重心”。他批判“近人治史，好言文化及经济等项，对于人物贤奸，政治隆污，不暇深论。至于国家兴亡，或许认为帝王家事而忽略了”。钱穆：《历史与教育》，《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李季谷也认为“中小学历史教育宜以人物为中心……如泛论一代的风物制度，倒不如从当时的主要人物事迹出发，因而论及其时的思想风气及制度等等”。李季谷：《新历史教育论》，《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1935年他撰文《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指出：“近十年来，初级小学中且无历史之课目，历史事迹仅在国语及社会二课目中偶然夹杂出之。”结果中小学生“对于先圣先贤，忠臣烈士名将勇卒之为民族发扬光辉之勋功伟绩，嘉言懿行，往往不能一一道出”。“大部中小学生只知华盛顿，林肯之刻苦勤劳，惠灵吞，纳尔逊，拿破仑之孔武有力，而不知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方孝孺，黄宗羲，顾炎武等忠勇义烈，为国效劳”。“我中华民族之精神，自此丧失殆尽！”李季谷：《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中国新论》1935年第2期。可见，文化史或专题史的教科书编纂方式受到质疑，因其对于人类社会活动进化，认为“各方面都应视为平行的，等重的，不应偏倚”，陆东平、朱翊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29年，第5页。不能凸显人物事件以进行精神教育。

知识界认为民族伟人、英雄人物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应该在历史教育中被充分重视。任职国立编译馆的郑鹤声认为历史教育可使学生“知道其本国之光荣，示以伟大人物之范畴，以鼓舞其爱国心”。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1941年第11期。1936年陈训慈专著《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一书，他认为历史教学的中心目标是唤醒民族自觉，而欲达此目的，“有关民族兴衰的名人事迹，实是最具体有用的教材”。他强调历史教学中重视民族名人的教学有重要意义，如通过举述中国历代伟大人物的重要贡献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优越，激发后人奋起自强的努力;讲述民族遭难中的忠烈事迹可以激发国人舍身报国的志气;介绍本乡先烈名贤的故事可以引起民众追慕先贤的深切观感。陈训慈：《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正中书局，1936年，第1、8～15页。也有人则主张在讲授国耻史的同时，也应“适度介绍吾国往史中民族英雄的事迹，历代史乘中卫国捍民之民族英雄为数至多”。程炎泉：《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大夏周报》1936年第7期。民族英雄教育与国耻教育正反两相刺激，更能激发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还有学者从培育民族性的角度提倡伟人教育，“使人人深识其自己民族中历代伟人建设政治、开拓国运及制作典章创作文化之伟绩，而渗透于人人之意识中，而后能熔铸成一种卓然不拔的民族性”。漚庵：《历史教学之商榷》，《新江苏教育》1940年第5、6期合刊。人物的回归和英雄的凸显成为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的重要主张。

国难时期历史教育被视为培养人格的学问。历史的道德垂训作用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传达，即以事实启示、以人格感化民众。宣扬道德教化尤其某些特定的政治道德成为历史教育应有之义。1936年四川省主席刘湘“以殷逆（殷汝耕——作者注）叛变、汉奸叠出，因电中央……请明令全国教育界，以忠义捍卫民族的历史，作为教材，藉正人心而挽狂澜”。郑鹤声：《国难中历史教育的重心问题》，《中国学生》（上海）1936年第1-4期合刊。李季谷强调通过历史教育“正名斥邪”，指出“史之要义，端在劝阻”，他呼吁历史人物教学要歌颂忠义、标榜勇将能臣和“指斥奸雄汉奸”。李季谷：《新历史教育论》，《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

1940年3月汪伪傀儡政权建立，在此背景下，忠义成为国难时期首要的政治道德。同年，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召开史地教育委员会会议时，从国家需要角度强调要发挥历史教育的现实性特征，呼吁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他指示“写史教史、重于考据，而写史教史之时，应特重民族光荣与模范人物之叙述”。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1941年第12期。“编辑一般史地读物”成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后者组织编纂历代名人传记丛辑、民族英雄传记丛辑、中国先哲传记丛辑等传记类通俗读物以教育一般民众。江应澄：《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近况》，《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历史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成为政府进行精神总动员的重要工具之一。参见郭辉、李百胜：《历史记忆与社会动员：抗战动员中的“文天祥”记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与此同时，中共和左派知识分子也重新认识唯物史观下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1939年翦伯赞专作《群众、领袖与历史》作为其著名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的再版代序。他指出“现在，我们在唯物史观的历史家的著述中看不见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就正像我们在旧的历史著述中看不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痕迹一样。”他认为忽视人的创造作用的机械的唯物论是不可取的，并批评新兴的历史家如郭沫若、吕振羽等“闭口不谈个人”，认为他们“过于偏重了历史之经济动因，而忽略了历史之主观创造的动因。”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个人在历史创造中起重要作用，这些领导大众从事革命斗争的领袖人物是“历史的司机者，或接生妇”。翦伯赞：《群众、领袖与历史》，《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9年，第6、74页。由于抗战需要，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认识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以论证“革命领袖”或群众领导者的合法性。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提倡的英雄伟人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肯定个人英雄主义价值的倾向，与之相反，中共和左派知识分子认为英雄和英雄主义是时代所需，但英雄的宣传教育要建立在群众史观的基础上。1939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上海创办《学习》刊物，该刊是“孤岛”时期中共地下党为团结教育和指导爱国青年学习的重要刊物。白蓁在此刊物上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历史方法，认为“实验主义者在历史中极端强调‘个人’的作用，而‘否认大众’的历史之创造作用。”白蓁：《历史与历史科学》，《学习》1941年第10期。邓初民认为个人的英雄主义不足倡，“要使汉奸屈服在大众之前，不是屈服在个人的英雄之前。因此我们的行动，在原则上就离不开大众，离不开组织。离开了大众组织的行动，就一定要走到英雄主义方面去，变成没有群众的光杆英雄，英雄是历史需要的，没有群众的光杆英雄，却决不能创造历史。”邓初民：《留别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同学书》，《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936年第2期。在他看来，英雄主义要建立在群众史观的基础上。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以来“新史学”的提倡及客观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民族主义历史教育难免会有冲突。部分学人从国家存亡的角度来看历史教育，认为教育方针为国家政策，历史教育应追随国家政策变动。因此，他们主张抗战时期的历史教学，精神教育要重于知识教学。为了调和价值冲突，他们将学术研究和教育层面的历史进行区分。如尹炎农在《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一文提出新旧史学对伟人英雄的对立态度并不影响历史人物教学，强调“以史观来研究历史是学术的问题，而历史教学乃是教育的问题”。尹炎农：《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宋念慈也认为教育目标是富有时代性的东西，教育目标的订立应常随时代而转移，要通过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唤起民族意识、促成民族复兴。宋念慈：《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论》，《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季刊》1936年第5期。历史研究是历史教育的一个基础环节，历史研究及其所产生的学术成果是进行历史教育的前提。然而如果在政治和社会需求下，片面追求教育功用，历史教育可能偏离科学史学的范畴。

因此，有些学者坚守“新史学”客观主义史学的立场。如胡适在历史与教育的问题上反对历史被教育问题所牵绊。他坚持民初以来“新文化运动”及古史辨所引发的“偶像破坏运动”的必要性。1935年6月他在给陶希圣的信中，对后者提出的国难时期知识分子应从爱国角度对民族国家文化多作正面宣传，提出不同看法。胡适认为学术上允许“自责”，而在教育上被要求少“自责”而多“自吹”，属于两面标准。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思想领袖者要有承认事实的勇气，强调“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过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胡适：《致陶希圣》，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42页。他呼吁“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如果他们看清了‘去腐’和‘革新’的必要，应该站到屋顶上去大声疾呼，不必顾虑破坏之太多，更不必顾虑祖宗遗产有毁灭的危险。”胡适：《答室伏高信》，《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61页。胡适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坚持客观主义的史学，其和民族主义史学家立场的区别，也是一个“平时”“战时”侧重点的问题，其立足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古史整理的推进，新史学尤其是客观主义史学迅速发展，史学剥离原有依附于经学时所具有的政治和道德训诫的外衣，逐步科学化和专业化。但是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民族主义化，其逐步染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国民党以“提高民族自信”为由，统一和垄断民族历史叙事，打压客观主义史学研究和历史书写，如在历史教科书编纂方面，课本编纂是学者的事情，而其能否通行却取决于政府。张荫麟指出有学者“编了一部至少在当时比较算是高明的历史课本，但因为其中有些意见和一位未曾读过多少历史，也不大肯运用神经系统的达官不合，那部书便在出版界忽然绝迹了，而且替它出版的书店也几乎受累”。素痴：《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大公报·史地周刊》（天津）1934年9月28日。历史教育的独立性受损，新史学推动下民众历史观念的革新和历史意识的活跃，却被利用和服务于加强国民党政治统治和政治动员。

三、民族的英雄人物：教材选择和教学观

抗战时期英雄人物被视为民族精神的代表，判定英雄人物的标准，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重点。时人普遍认为民族英雄人物的宣传要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即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发扬民族荣誉。且这一时期“民族英雄”的定义泛化、标准多样，将之理解为未形成特定意涵的“民族的英雄人物”似更切合当时语境。另外，由于战时历史教育侧重本国史，教材中的英雄人物亦以本国本民族的人物为主。

历史上的忠勇义烈成为教材的重要来源，养成忠义的正气成为国难中历史教育的重心。尽己之谓忠，仗正道曰义。时人认为“忠义的价值，是在能放弃个人的利益，而谋求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正谊所在，虽牺牲其身命，亦所不惜”。时人列举明清之际史可法、黄道周等誓死守卫故国的例子：史可法、黄道周本是清朝的敌人，然而乾隆四十年下诏褒扬明季殉节诸人，也包含史可法;而为清廷努力的洪承畴、钱谦益、尚可喜、孔有德等反贬为二臣。因此“忠臣义士，杀身舍生，虽属敌方，亦无不肃然起敬。反之，虽得利用于一时，必遭斥革于将来”。郑鹤声：《国难中历史教育的重心问题》，《中国学生》（上海）1936年第1～4期合刊。历史上在政权嬗递和民族危亡中表现出精神大义的忠勇义烈，是历史人物教学的重要案例资源。忠与奸、荣与辱、功与过、是与非作为评价人们政治行为的道德标准被充分辨析，有利于国人形成正确的忠义观和是非观。

顾倪非联系和区分古代英雄人物的“忠义”与现实的“忠”，主张实现从个人到民族国家本位的价值转换。他指出要恢复民族自信心，须阐扬民族英雄的气节，发扬民族固有的道德。所谓固有道德亦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他呼吁“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此“忠”不同于传统的忠于一姓一家，而是要忠于“国家民族的精神”。国家民族概念抽象不易把握，因此他提出要忠于国家领袖。“负抗战建国领导之责的，则为领袖，为国家民族的总代表。所以我们要效忠国家民族，必须先从效忠于民族的领袖做起”。对民族领袖的效忠表现为“服从法令，尽责任，守纪律”。顾倪非：《历史教育的价值》，《正言教育月刊》1941年第1卷第1期。许重远则认为要破除领袖的个人主义，发展领袖的民族思想立场，指出“务使儿童知保护民族权利、利益及发扬民族荣誉的，就是民族领袖”。许重远：《历史教学与“拥护领袖”》，《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时代进化，人类的观念也不断在变。按照现实需要而从历史中“寻找”和“推出”的英雄人物如何剥离原有的历史语境适应现实要求，顾和许两人的策略是置换英雄功绩服务的对象。在一家一姓的王朝时代，以帝王个人为本位，民族英雄大都是帝王功业的辅助和创造者;而抗战时期历史教育对古代民族英雄功绩的宣扬则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基础上。

从宣扬历史上英雄忠义事迹到抗战中倡导对领袖的效忠，反映出意识形态对历史教育的渗透，古人成为现实政治道德的宣传工具。《现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一文明确提出抗战时期的历史教学要点要“鼓吹民族伟人的事迹”“诋毁民族史上的汉奸”。王敬斋：《现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文化与教育》1937年第118期。再如王敬堂指出：抗战建国期间历史教育的要点之一在于发挥舍生取义的精神。舍身取义的精神是民族至大至刚之气的表现，“全国人民，若能都有这种精神表现，所谓汉奸，卖国贼，投降主义者，绝不会产生出来”。王敬堂：《抗战建国中之历史教育》，《经世》1940年第1期。还有学者提出对于历史人物忠奸之辨，宜强调有积极影响者，“在史实中对于人物之评骘，忠奸之辨宜清，但其事实之叙述，可详于忠者而略于奸者”。《中学本国历史地理课本编辑要点》，《湖南教育》1942年第25期。

忠义是历史人物成为英雄、伟人的道德前提。作为教学素材的英雄人物有丰富的分类和标准。抗战时期教育部出台征选历史剧本办法，“将历代名人例如帝王名将大臣及民族英雄等编为戏剧，以为历史教育之辅助”。入选人物的标准为“有功于国家民族者;能代表一朝代之特殊精神者;言行事迹足资国民矜式者。”《教育部徵选历史剧本办法》，《文史杂志》1941年第11期。朱杰勤将民族英雄分为对内发扬民族精神和对外表明胜利两类。对内发扬民族精神，激发敌忾、鼓励抗战决心的代表有：宋末抗蒙鞑的张世杰、杀身成仁的文天祥、抗战到底的史可法、驱除满清的孙逸仙及全面抗战中无数的民族英雄。宣扬对外胜利的民族英雄有“立功异域，征服异国的：如汉之张骞班超;明之郑成功和马欢。有挞伐外寇，扬我国威的;如明戚继光之破倭奴;郑成功之驱荷人;刘铭传之守台湾;冯子材之戰交趾;有出使外国，不辱国体的：如汉苏武困身于匈奴;唐郭子仪之单骑见回纥;清曾纪泽之折卫新疆事件，林则徐之力禁鸦片。”朱杰勤：《战时历史教育问题》，《黄花岗》1938年第5期。树立这些榜样意在激励民族自强自信，服务于抗战动员。

抗战的不同阶段学人所主张的英雄、人物范型有不同代表。英雄人物是民族精神的代表，其人格特征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抗战初期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主要列举了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等杀身成仁的复仇志士。他指出：书中所列举的人物“都能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编书的本意》，张元济编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3页。他编著此书是希望为青少年提供关于古代英雄事迹的通俗读物，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以抵御强暴。胡适认为张元济对英雄范围的界定偏向于消极防御，战后他给张元济的信中指出“大作所收八人，大都是复仇侠士，与杀身成仁的志士，范围稍嫌过狭，不曾顾到中华民族的积极的、建设的一方面”。他赞同张元济“提倡这种杀身成仁的人格的用意”，认为应该补充可以做积极事业的人物范型。如马援、诸葛亮、陶侃、王导、魏征、陆贽、范仲淹、韩琦、王安石、张居正诸人，甚至觉得这还不够，“还想加上一些人，如孔子、墨子、汉光武、唐太宗、宋神宗”等。胡适：《致张元济》，《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7页。张元济和胡适的主张反映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点。前者作此书时为抗战之初，鼓舞国人抗战斗志成为该书主要任务;而战后胡适评价此书时，更重“建国”，做积极事业的人物范型成为宣传重点。

抗战时期历史人物的教学和宣传针对不同对象表现出不同的层次策略。民众和学段较低如小学、初中阶段的历史教育更倾向于以人物教学为主。北伐之后，民众的力量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和当局的重视。训练民众和组织民众的口号，在社会上甚嚣尘上。要“唤起民众”，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从文化建设尤其是历史教育入手，“用历史来说明事理，最容易使民众接受”。“要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灌输他们的爱国观念，最好不发空虚的议论，把我们祖先的故事切切实实的介绍给他们。他们明瞭了过去的光荣，重新振作的精神自会油然兴起”。傅也文：《历史教育与民众教育》，《浙江青年》1937年第7期。1936年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制定的《备战历史教育工作大纲》中也专列“备战民众历史教育”一章，反映出高校对民众历史教育宣传与普及的重视。针对民众的历史教育以强调忠奸之辨，“正名斥邪”为重要内容：“表扬爱国志士事迹，以励人心”;“宜贬斥汉奸国贼，以儆效尤”。教材以浅近的乡土历史知识为切入点。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备战历史教育工作大纲》，《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2111号，1936年2月20日。民族伟人的教育应多举述乡土史地人物，乡土史地中捍卫国家、捍卫地方的伟人或其遗迹是历史最好的教材。

学段越低，越重视历史人物典范的教育。顾颉刚以自身的教育经历关注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我回忆自己所受的教育，以十一、二岁时的为最深入。我最受感动的是《新民丛报》所载的《十五小豪杰》”。因此他很重视民族英雄的宣传，致力于编写名人传。1934年他给罗家伦的信中写道，“我们还想做些小学生方面的工作。现已请人做了些民族英雄的古史，再请人画图……其总名拟为‘少年故事丛书’”。顾颉刚：《致罗家伦》（1934年2月），《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259页。英雄人物在精神和行为导向方面感染力强，于中小学生而言直观、具体，易于被接受。

在学校历史教育中，关于英雄人物的教育在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最受重视。由于各个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同，历史教育在不同学段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郑鹤声认为“小学程度，应以精神的陶冶为主，以伟大人物为诵习对象”。中级学校的历史教育，精神陶冶与知识教育处平等地位，以人物品格、社会主潮为诵习对象。中级学校以上的历史教育则应趋重于知识研究，以社会制度，国家政教和国际外交为主要内容。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因此教科书中关于英雄人物的书写较多地体现在中小学尤其是小学阶段，许多小学历史课本直接以人物为纲。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姚绍华、金兆梓编校的适应1932年新课程标准的《小学历史课本》，“就社会科的立场，视发展儿童本位教育的需要，搜取富有兴趣而可代表的具体史实或人物印象，作为材料……”《历史课本编例》，姚绍华编，金兆梓校：《小学历史课本》，中华书局，1933年，第1页。继而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纲展开叙述，从舜、禹、武王和周公开始，叙述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一直到近代的孙文的事绩。

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抗战建国纲领有改编教材的规定，战时教科用书编辑的工作重点即优先编战时补充教材。各科教材要注意战时教育的“适用作用”，要求历史教学须于本国史上过去之光荣、抗战民族英雄及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等项特别注重。所编的历史补充教材仅限于本国史，如增加关于民族英雄等历史故事之教材。《教部编辑战时补充教材近况》，《申报》1939年9月15日，第3版。关于民族英雄的专门教学更多是以补充教材的形式锲入学校历史教育中。为了加强英雄人物的教学，部定中等学校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师范（高中程度）和简易师范（初中程度）须有“中外名人轶事及史料搜集法”這一门功课，并编订与此相适用的师范生教科书。如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了卢文迪等编写的《中外名人轶事、史料搜集法》一书。该书是中华书局所编写《历史》中的第4册，专门介绍历史人物，包含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革命家、教育家、学术家、科学家和其他名人共80余人，其中本国伟人占大多数。卢文迪等编：《中外名人轶事、史料搜集法》，中华书局，1941年。

受教科书编纂体例及历史主义叙事风格的影响，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行迹往往蕴含于历史事件中，因此教科书中的英雄叙事相对隐而不彰。这种英雄叙事暗含于教科书编写的整体脉络中，表现为将历史与民族同一化，历史变成“中华民族的演进史”。如金兆梓认为本国史的意义就在于讲述民族集团的历史，“我们要晓得这民族集团现有的生活状况，就得先晓得这民族集团向来求生活的活动和其活动的经过——本国史。”本国史中有创造发明的伟人、或开疆拓土的帝王将相等统一被泛化地视为创造中华民族伟业的“英雄”。历史上的英雄伟人成为“中华民族”在某一时期的具体化身。因此，相对而言，教科书的英雄叙事体现于历史编纂中，而立足于社会教育的人物传记等历史著作则有明显将教科书中的“平实”人物“英雄化”的色彩。也因为如此关于民族英雄的教育在战时以补充教材的方式进入到学校历史教育中。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立场不同，人们对英雄的认定标准和宣传教育也表现出很大不同。中共所塑造和宣传的英雄人物，凸显“人民性”“群众性”特征，认为人民是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是民族历史的创造者。陈伯达指出，在历史发展中“有一种先知先觉的人物，站在历史前头，作为人民的向导”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些人物有墨子、岳飞、李秀成、孙中山、李大钊等，他们为人民、民族的利益视死如归，他们就是人民的英雄。他号召青年要“立志成为最好的民族英雄，成为真正的民众英雄，而且一定要成为民众的英雄，才能成为最好的民族英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中共的英雄论述和宣传教育中，民族英雄首先必须是民众英雄。如何成为民众英雄，他指出要能够扎根于民众中间、组织和发动民众抗战，“鼓舞民众救国革命的积极性和自动性”，具有“随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革命精神。陈伯达：《抗战中新人生观的创造》，晨光书店，1939年，第45～47页。

相比于国民政府和教育界对“古人”的重视，中共和左派知识分子更重视现代史的“英雄”宣传和教育。1935年8月方志敏殉难，1936年陈绍禹（王明）著《民族英雄方志敏》一书表达了他对“英雄”的认定标准。他认为方志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发挥了中华民族中优秀代表的传统光荣;方志敏“为党奋斗，为革命牺牲，为主义殉难，是共产党员的特殊风度;为坚强信仰而至死不屈，为相信事业而终身奋斗，为人格气节而视死如归，是人类中最优秀代表的英雄气概。”他称方志敏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模范”“土地革命的优秀领袖”“抗日民族英雄”。陈绍禹等：《民族英雄方志敏》，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1936年，第4、37页。

中共所宣传的英雄类型丰富且更依赖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其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形成情境化的英雄和英雄主义叙事。英雄人物的平民化是中共英雄人物教育观的最显著特征。以中共对“抗日英雄”杨怀英的塑造为例：晋察冀边区妇女联合会编著《民族英雄杨怀英》一书指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妇女涌现在对敌斗争、生产、学习和拥军优抗各方面的英雄模范是不能以千百计数”，晋察冀边区妇女联合会选编：《民族英雄杨怀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时间不详，第1页。并将杨怀英作为这类英雄模范的鲜明代表加以宣传。在中共组织的对敌斗争、生产和学习、拥军优抗活动中表现积极且有重要贡献的群众代表，均被其视为英雄模范。这反映出中共建立在“群众史观”上的英雄观和英雄主义。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号召他们要进一步在工作中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5页。毛泽东和中共特别重视教育和组织民众，塑造“平民英雄”是他们团结民众进行革命斗争和抗战动员的重要激励措施。相比于古代英雄人物的道德感化，现实中“平民英雄”的情感带动似乎更具动员力量。吕振羽以宋末抗元事迹为例，其热情表达了对张世杰、陆秀夫、罗开先、文天祥等民族志士的钦佩之意，并有意淡化他们的“贵族性”将其“民众化”。他说，宋亡之际平日高谈“孔孟之道”的高官、大将、贵族大都皆逃跑投诚，而具有民族气节的殉节志士都不是身居要位的重要人物，由此可见，民族斗争的伟力蕴含于一般民众而非个别伟人中。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36、137页。

抗战时期英雄和人物范型的分类和标准多样，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各有侧重。社会各界皆重视通过历史人物的教学宣扬某些特定的道德规范以动员和团结抗战。这些道德规范中忠义是基础，为抗战环境中适用于所有人的道德训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重视英雄伟人的国家和民族属性，而中共则强调英雄人物的人民性和群众性。相比于国家法令，英雄人物的典范教化呈现出道德性质而非命令性质，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其建立在某种合法形式的信念即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抗战环境下道德垂训重新成为历史教育的重要使命，通过历史人物复兴传统道德也是国民政府进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侧重点。客观主义史家和唯物史观派等延续了“五四”启蒙诉求，对“东方文化”“精神生活”等之类表述，一直保持高度警觉。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仁“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英雄人物教学的受重视更多是现实政治因素的诱导，而非科学史学自然发展的结果。

结语

抗战前由于政治变革、“新史学”的兴起和唯物史观的传播，学人历史教育观中的人物教学一度被弱化。个人被团体、阶级和民族国家叙事所取代，历史教育的道德训诫作用淡化。抗战爆发后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为社会各界所提倡。全国各党派尤其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要想團结社会各界抗战，必须在思想上能够领导、凝聚全国人民，于是从历史伟人、英雄中寻求道德和行为典范。从现实需要出发的民族英雄和伟人叙事，实现了从王朝背景下个人本位到民国时期民族国家为本位的价值转换。历史教育的精神训练作用被强调，英雄和模范人物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成为历史教育教学、宣传的重要内容。学校历史教育如历史教科书通过叙述伟人伟绩、民族英雄之史实、帝王将相之远略与事功等证明历史上中华民族之优越，以培养民族自尊和自信。不过，国民政府和教育界所举述的这些历史人物表现出一定的“贵族性”、不够“平民化”。与之相反，中共提倡的英雄人物与其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强调人民属性，具有平民化和现实化特征。中共逐渐形成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上的英雄和英雄主义叙事。

思想和表述蕴含于历史之中。历史教育中英雄、人物的教学从民初的弱化到抗战时期被强调，此种变化主要受政治、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民初社会分裂，威权失坠、民权兴起，对英雄、人物教学和宣传需求较小;而在战争年代，时势唤英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资源在激发敌忾同仇之斗志、树立民族自信方面有典范作用。强调英雄人物的典范作用、提倡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固属必要，然而其本质终究只是知识分子以文化改进社会的一种救国思路。吕思勉曾指出“现在普通人之见解，以为只须训练人民，使之健斗;又或标榜一二民族英雄，资其矜式;使尽提倡民族主义之能事，则可谓虑浅之至”。他还是强调民族整体的力量，“从古以来，人民无以一人之力与异族斗者，皆合若干人为一团，以与异族斗”。可是非常时期他又不得不承认“群之和重于一夫之勇，虽不能彻底改革，亦不可不有事焉。”《论民族主义之真际》（1935年），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5页。吕思勉认为民族自强的根本之道在国家本身的政治刷新、社会组织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政府立场的历史教育褒扬民族伟人、伟业，过于强调中国文化和民族的优越性，表现出一定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叶蠖生批判国民政府是从唯心论的立场“强调精神动员的作用，企图从历史教育方法来提高民族自信心，激起爱国的热忱，以增强抗战力量”，这种途径自然有可取之处，但其“发展为一种读史救国理论”。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1941年第2、3期。此时期的历史人物教学成为精神动员工具，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民初以来奠定的科学史学发展路线。不过，抗战时期由于汪伪政权的产生和汉奸的出现，国民党出于维护正统和法统的目的，提倡发挥民族固有道德，尤其强调“忠义”的政治道德，以历史英雄人物为号召，凝聚人心，在当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作者：邓燕

第2篇：英雄人物的故事

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爱国英雄杨靖宇：

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35岁的

杨靖宇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当看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这些被杨靖宇带领的抗日联军弄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长

白山密林中，支撑着杨靖宇与敌人战斗的力量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

邱少云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15军29师87团9连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

年秋季战术性反击作战。 1952年11月11日，邱少云所在连队在朝鲜平康前线反击391高地作战中担负突击任务，并奉命于夜间在距敌60米的山脚下潜伏，

以待次日傍晚发起突袭。12日11时，他的潜伏地不幸被敌盲目发射的燃烧弹击中。为了不暴露部队的整个行动计划，邱少云忍受烈火烧身的巨痛，在5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动不动，直至牺牲。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此次作战的胜利。当晚反击部队顺利攻占391高地，全歼守敌1个加强连。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政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英雄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391高地主峰的石壁上万古留存。

屈原

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就担任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做到左徒的高官，他主张授贤任能，彰明法度改良内政，联齐抗秦。但是，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思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投汨罗江自杀。

第3篇：英雄人物的故事：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他在激烈的战斗中逐渐锻炼成为一个机智勇敢的战士，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

1948年5月25日， 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 是共产党员，请准许 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紧紧贴住桥形碉堡，右手猛地一下拉开了导火索。导火索咝咝地冒着白烟!董存瑞的战友郅顺义被这情景惊呆了，战友情的力量使他奋不顾身纵身一跳就朝董存瑞奔去，在导火索燃烧的短短七秒钟里，董存瑞看见了战友奔来的身影，董存瑞清楚知道这大包炸药具有多大的威力及暗堡猛烈火力对战友的威胁。厉声对郅顺义喝道：„卧倒!卧倒!快趴下!‟接着一声巨响，天崩地裂，桥型暗堡被炸得粉碎。” 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马立训是八路军著名的爆破英雄。抗日战争中，他共参加40余次战斗，完成爆破突击任务20余次。他苦练杀敌本领，不断革新爆破技术，采用偷爆、飞爆、空爆、连环爆等爆破方式，炸死日伪军500余人，被誉为“爆破大王”。 马立训，1920年生，山东淄川人，家境贫寒，12岁就到煤窑当小苦工，不久被招募入国民党军当兵。1940年4月被解放，参加了八路军。在革命队伍里，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4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他作战勇敢，机智顽强，屡立战功。1941年春，他协助战友炸毁莱芜吴家洼据点，炸死汉奸30余人。1942年7月，在攻打岳家村日伪军据点战斗中，他和战友总结爆破经验，利用军毯扎成炸药包，用手榴弹引爆，炸掉据点，全歼守军。同年8月，在山东泗水县孙徐战斗中，连续炸毁日伪军4座碉堡，炸死日伪军60余人。1943年11月，在攻打鲁南柱子村战斗中，执行偷袭爆破任务，当接近日伪军炮楼时被敌发现，他隐蔽在壕沟内，用军帽示形，吸引敌机枪火力，迂回近敌，炸塌守军圩墙和炮楼，为部队开辟了进攻通路。1944年5月，在攻打山东平邑县庞庄日军据点战斗中，他炸开第一道障碍后，利用有利地形，又主动炸开据点门楼，部队得以迅速通过突破口向纵深发展。在鲁南天井汪围歼日伪军的战斗中，部队被一座10米高的四层碉堡的密集火力压制，他奋勇冲上去，炸毁碉堡，为部队进攻扫除了障碍。当年7月，他出席山东军区英雄模范大会，被评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特等战斗英雄”。1945年3月，在沙沟崖战斗中，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构筑的炮楼在斜坡上，难以实施爆破，他用木棍绑扎三角架，逼近炮楼，将炸药包送至炮楼半腰，冒着守军机枪的扫射，紧紧撑住木架，直至即将爆炸的瞬间才转身隐蔽，一举炸毁炮楼。

王克勤(1920-1947)，1920年生，安徽阜阳县人。1939年7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的平汉战斗被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培养下，迅速成长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王克勤作战勇敢，战绩显著，9次立功，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他一人歼敌232名，俘敌14名，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当班长后，继承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班里每补充新战士，他总是现身说法，启发新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他用“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的格言，教育大家搞好团结，并组织起两个互助小组，开展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活动，这对提高班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很大作用。1946年10月6日，在山东巨野县徐庄阻击战中，他带领全班发挥战斗互助作用，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天，打退敌数次进攻，歼灭大量敌人，全班无一伤亡，圆满完成任务。战后，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3人被评为战斗英雄，他被提升为排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所属部首先普遍开展了学习王克勤运动，第六纵队先后授予王克勤“战斗英雄”、“三大互助模范”和“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1946年12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以《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为题的社论，称赞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号召全军部队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他的“三大互助”带兵经验迅速在全军推广，对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黄继光:舍身堵枪眼 1952年10月，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所在营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激战4昼夜后，于19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部队接连攻占3个阵地后，受阻于零号阵地，连续组织3次爆破均未奏效。关键时刻，时任某部6连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他带领2名战士勇敢机智地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一名战友不幸牺牲，另一名战友身负重伤，他的左臂也被打穿。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在多处负伤，弹药用尽的情况下，为了战斗的胜利，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靠近地堡射孔时，奋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加油!

第4篇：英雄人物的故事

有一次，周总理在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时，一个美国记者伸出手来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总理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都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但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菌，你这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

黄继光

攻打上甘岭的战斗是1952年10月14日开始的。主力部队是我们45师的134团和135团。黄继光当时是135团二营六连的通信员。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 他被抽到营部当通信员。六连的战斗任务是依次收复六号、五号、四号和零号阵地。拿下了前面的三个阵地后，六连的90多人只剩下十来个人了。19日凌晨，连长万福来把剩余的战士编成三个爆破小组，对零号阵地的几个地堡实施爆破。结果，三个爆破组轮番上阵，全部伤亡殆尽。

正在这时，黄继光、吴三羊和肖登良冲了上去。他们三个人交替掩护爆破，很快炸掉了三个小地堡，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地堡了。这时，吴三羊牺牲了，肖登良也重伤后奄奄一息。指导员在敌照明弹的光亮上看见只剩黄继光一个人带着伤在运动时，连忙爬过来用机枪掩护黄继光。黄继光拖着受伤的腿，慢慢爬到地堡前，然后奋力投出一颗手雷。不料这个大地堡很坚固，手雷爆炸后只炸塌了地堡的小小一角。敌人的机枪依然疯狂喷吐着火舌。这时，黄继光的身体向机枪射孔果断移动，用身体堵住了那条炽烈的火舌……

英雄人物的故事 董存瑞(1933-1948)1945年，年轻的民兵董存瑞参加了八路军，他在激烈的战斗中逐渐锻炼成为一个机智勇敢的战士，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我军被敌暗堡所阻。董存瑞抱着炸药包冲到桥下，但找不到炸药支架，为保证整个战斗胜利，他毅然手托炸药包，炸毁了敌人的暗堡，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白洋淀有个男孩叫张嘎,他聪明勇敢，绰号“嘎小子"。张嘎只有一个惟一的亲人——奶奶，他爱奶奶，因为奶奶对他无微不至，他崇敬奶奶，因为奶奶竭尽全力维护着八路军，生活虽然艰苦，却充满着幸福。但是，奶奶为了掩护隐藏在他们家里养伤的八路军地区队侦察连长老钟，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幸福的家被敌人摧毁了，嘎子最敬爱的老钟叔也被敌人抓走……这一切，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悲惨的啊!突然之间，他变成一个家破人亡的孤儿了!但是，张嘎是个勇敢刚强的孩子，失去亲人的悲痛没有使他消沉，敌人锋利的刺刀更不能使他屈服;相反，在他幼小的心里燃起了炽烈的复仇之火，一定要为奶奶报仇，要救出老钟叔!而且他要实现自己向往已久的理想——像老钟叔和罗金保叔叔那样，当一个勇敢而又机智的侦察员，狠狠地打击敌人。张嘎是个可爱的孩子，他勇敢刚强，在敌人面前无所畏惧，表现出威武不屈的精神。当老满父子为掩护他而遭受伪军的毒打时，他敢于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并且沉着有力地告诉敌人：“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跟他们没有关系!”当他被敌人关在炮楼里进行拷问时，他敢于勇猛地咬敌人执着皮鞭的魔手……同时，他也是个活泼淘气的孩子，在亲人面前，他撒娇发嘎，又显出天真的稚气，他会不讲道理地堵上胖墩家的烟囱;竟敢违犯纪律将缴获敌人的手枪藏进老鸹窝里……他的稚气逗人爱，他的刚强使人鼓舞。在温暖的革命队伍里，区队长和罗金保等叔叔们关切地关怀着张嘎，也严格地教育着张嘎，这就使张嘎更加坚定了坚强而乐观的革命意志。.虽然区队已经将白洋淀地区敌人的最后一个炮楼拔掉，张嘎所深切痛恨的日本队长龟田已被消灭，替奶奶报了大仇，救出了老钟叔，而且张嘎又得到了一支向往已久的手枪，区队长正式宣布他已是真正的小侦察员，他的理想都已实现，但是，他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完全打垮，所以他最后将心爱的木头手枪送给胖墩的时候，还嘱咐胖墩说：“你也要用这支木头的，去缴获一支真家伙!”他希望更多的朋友共同来完成最后打垮敌人的任务。

第5篇：[《英雄人物的故事》读后感]

当我读了《英雄人物的故事》这本书后，对我有了很大的影响，从读这本书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向这些英雄学习，他们的精神和品质值得我们发扬，《英雄人物的故事》读后感。

其中最令我敬佩的是“虎门硝烟”的林则徐。1773年，英国殖民者向中国贩卖了大量鸦片，以取暴利。鸦片是罂粟果实的汁液经干燥制成的。如果长期服用，就会使人精神麻醉，面黄肌瘦„„林则徐听了十分愤怒，他毅然上书给道光皇帝：鸦片流失于天下，危害巨大，要是这样，数十年后，中国就没有打仗的经费了。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郑重宣布：“若鸦片一日不除，本大臣一日不回，读后感《《英雄人物的故事》读后感》。”他在总督邓廷桢，水师关天培的支持下，逮捕了勾结英国人的重要烟贩，并且要外国商人三天之内把鸦片交出来。有些商贩不但不交，还与政府对抗。林则徐立即下令，逮捕顽抗的商贩。商贩大吃一惊，想连夜逃跑，可又被抓了回来，这样一来，这些商贩，终于低下了头，把鸦片都交了出来，这次收缴的鸦片共有两万多箱。1939年6月3日，林则徐来到虎门，亲自主持硝烟。在虎门滩上两座15丈见方的大池里，漫溢着卤水。几声炮响，整箱整箱的鸦片倒进了池里，随即又倒进大块大块的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烟雾翻滚，鸦片化成了残渣。随着潮水流进茫茫大海，虎门硝烟一直持续了20天。

第6篇：水浒传的英雄人物故事

故事名称: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主要人物:史进 朱武 陈达 杨春 李吉

地

点:史家村

少华山

时

间:王进离开史家村后

故事名称: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主要人物:鲁智深 史进 崔道成 邱道人

地

点:瓦罐寺

时

间:时间不明

故事名称:倒拔垂杨柳

主要人物:鲁智深 张三 李四

地

点:相国寺菜园

时

间:鲁智深入相国寺后

故事名称:林冲误入白虎堂

主要人物:林冲 高衙内

陆谦 富安 林冲妻儿

地

点:白虎节堂 壁岳庙 陆谦家中

时

间:林冲结识鲁智深后

故事名称: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主要人物:鲁智深 林冲 董超 薛霸

地

点:野猪林

时

间:林冲刺配沧州后

故事名称:智取生辰纲

主要人物:晁盖 吴用 公孙胜 刘唐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白胜 杨志

地

点:黄泥冈

时

间:五月半

故事名称:武松打虎

主要人物:武松

地

点:景阳冈

时

间:十月某日傍晚

故事名称:武松报仇

主要人物:武松 西门庆 潘金莲 武大 王婆

何九叔 郓哥

地

点:武大家中 狮子桥

时

间:武大死后

故事名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主要人物:林冲 陆谦 富安 差拨

地

点:风雪山神庙

时

间:林冲结识柴进后

故事名称:林冲雪夜上梁山

主要人物:林冲 王伦 朱贵 杨志

地

点:梁山

时

间:林冲走投无路时

故事名称:杨志卖刀

主要人物:杨志 牛二

地

点:汴京

时

间:杨志走投无路时

故事名称:拳打镇关西

主要人物:鲁达(鲁智深) 郑屠(镇关西)

地

点:渭州

时

间:史进结识鲁智深后

故事名称: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主要人物:鲁智深

地

点:五台山

时

间:鲁智深出家后

第7篇：英雄人物故事

角色介绍 岳飞

岳飞，字鹏举。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他主张抗金，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 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他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开展洋务运动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 秋瑾

秋瑾，原名秋闺瑾，东渡日本留学时改名为秋瑾，自称“鉴湖女侠”，近代民主革命志士。 吉鸿昌

吉鸿昌，原名恒立，字世五，抗日爱国名将，他不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事业。1934年11月24日杀害于兆平监狱。

岳飞

岳飞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抗金将领，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

岳飞是河南汤阴人，公元1103年出生在北宋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岳飞很小就干起了农活，接受劳动的磨炼。他聪慧好学，喜欢读书，白天劳动，晚上就点燃枯柴，刻苦攻读，直到深夜。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读完了《孙子兵法》《左传》等深奥的兵书和其他典籍。在读书的同时，岳飞还喜欢习武练箭，他力气很大，十多岁时就能拉开三百斤的大弓。 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一路烧杀抢掠，给宋朝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国难当头之际，岳飞决定参军，保卫国建，抗击敌人。临行前，深明大义的岳母用颤抖的手紧握钢针，在岳飞宽阔的后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字，以此鼓励和支持儿子的爱国行动。背着“精忠报国”，带着母亲的叮咛，岳飞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抗金生涯。

岳飞加入宋家军后，奉命去收编一支拥有三百八十多人的流寇队伍。机智勇敢的岳飞多方面分析情况后，选定一个深夜，只带领了四名骑兵，出其不意地直闯流寇营房，轻而易举地收编了这支队伍。后来，这支队伍成了“岳家军”的骨干力量。

熟读兵书的岳飞率领数百名骑兵，常常神出鬼没地打击金人，总能以少胜多。一天，岳飞率领一百多名骑兵在滑县黄河岸边练兵。大队金兵突然从冰冻的黄河对岸飞驰而来。岳飞临危不惧，对部下说：“敌人虽然人数很多，却不知我军虚实，趁他们喘息未定，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说罢，他一马当先冲向敌阵，迎头刺死金兵一名军官，金军大惊。宋军的骑兵乘势冲杀，把金军打的大败而逃，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并缴获战马数百匹。

岳家军之所以能渐渐成为一支铁军，关键在于岳飞善于治军，严于治军，强调纪律，“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深受百姓的爱戴。每个士兵都英勇善战，所向无敌，致使金兵一听到岳家军就闻风丧胆。岳飞年仅27岁，就已拥有四万人的岳家军，成了威震四方的抗金名将。

1140年，岳飞率军大举北伐。在朱仙镇，岳家军与金军展开了一场大战。在这场战斗中，金将兀术用上了新式武器“拐子马”和“铁塔兵”。“铁塔兵”指士这些兵身材高大，力气大，武艺强，箭术精，头戴着铁盔，身穿两层铁甲，枪刺不透，刀砍不进去，如铁塔般牢固可靠;“拐子马”则是指骑兵，他们的特点是几匹马连在一起，特别善于冲锋陷阵。这“铁塔兵”和“拐子马”可以说是金军的“常胜军”和秘密武器。

而此时，大部分精良的军队都被岳飞派出去收复失地，岳飞身边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家看到兀术的军队气势汹汹，心里不免有点害怕。岳飞想了个奇招，他吩咐士兵把军斧绑在长杆上，打仗时不骑马，步行作战，专砍敌人的马腿，等敌人从马上掉下来的时候，再砍他的脑袋，又吩咐另外一些士兵都带上钩镰枪，这种钩镰枪上有一个钩子和一个弯镰，在打仗时可先用钩子把敌人的铁盔钩下来，继而用弯镰割掉敌人的脑袋。

决战当天，岳家军就用这个办法把金军的“铁塔兵”和“拐子马”打的人仰马翻，溃不成军。金军斗志全无，兀术不禁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则满怀豪情地对将士们说：“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

然而，岳飞伟大的功绩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不仅如此，宋高宗和奸臣秦桧还把岳飞的胜利当作想金人求和的资本，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

岳飞迫不得已班师回朝，仰天长叹：“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这次班师不仅使岳飞“精忠报国”“收复旧山河”的理想化为泡影，而且还让他本人遭到了厄运。

不久，岳飞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入狱。金人恨透了岳飞，勾结秦桧，要挟宋朝以杀害岳飞为议和条件。昏庸的宋高宗竟然答应了。

1142年12月29日，岳飞被押到临安大理寺的风波亭。临行前，执法官要他在供状上画押，岳飞从容提起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随后接过执法官递来的毒酒，大笑数声，一饮而尽，从容就义，年仅39岁。一代爱国名将、人间英杰，就这样陨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