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专题

第1篇：魏晋南北朝专题

略论魏晋南北朝书法的自觉

摘要：书法艺术的自觉是书法史中极为重要的里程碑。随着汉代经学的崩溃，魏晋玄学盛行，士人开始肯定人的价值，把人放在艺术的中心位置。在书法上楷行草的规整定型、内擫和外拓新技法的逐渐完善、二王流美中和为代表的新书风的形成、“风骨”“气”等新美学范畴和书学著作的提出都是在此潮流下的表征。追根溯源，玄学的思想基础决定了这一时期书法自觉的高度。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书法自觉；玄学；写意精神

一、书法自觉的含义

艺术自觉，即人的觉醒和艺术精神的普遍自觉。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此语指的是文学，但是远非仅仅指文学，而是囊括魏晋南北朝所有的艺术形式。“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

中国的艺术自觉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使占据统治地位的汉经学崩溃。取代烦琐，迂腐的谶纬和经术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由此开始极为关注人和自然的主题。其艺术自觉表现在书法上就是写意精神的确立。书法抽象的线条，枯湿浓淡的墨色，黑白疏密的布局和书家的性与情结合，产生了中国书法的写意精神，在魏晋南北朝塑造了千百年来书法的灵魂。王羲之在《晋王右军自论书》提出“书意”的论断。“须得书意深转，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秒者，事事皆然。”他肯定了精神情感对书法构成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写意精神存在的普遍性。没有书家情绪的文字不是书法作品，只是实用性的文字记录。而书家要想表达出自己情感则必须通过书写过程中的点画形态作为表现手段，使呆板的线条变得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由此新的审美和技法得以产生。

二、魏晋南北朝书法自觉的思想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收获甚丰的时期，思辨哲学的纯粹度深度是空前的，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研究。从先秦到两汉，“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在汉武帝独尊儒学的统治下，自然之天丧失殆尽，神灵之天耀武扬威。与秦汉大统一帝国的集体功勋相适应的是消除个人性情的，屈从于“天”的严密的儒家思想。至魏晋自然之天地位上升，一改汉代“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深邃的玄学本体论。在没有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的盛行。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2]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歌功颂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1]这两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魏晋玄学产生了。这种新思潮反映在文艺——美学上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

它的盛行引起中国艺术精神的普遍自觉。清谈的生活要求超脱世俗，体味清远旷达的艺术性的人生。从此宁静而丰富的自然与纷扰枯燥的世俗，形成一鲜明的对照。在魏晋南北朝书法家的精神中，不仅没有自然对人的压迫感，并且自然会对人生，发出一种精神解放，安息的作用。我们观察这一时期书法中的线条，凡属表示愉快感情的线条，总是一往流利，不做顿挫，转折也是不露圭角的。凡表示不愉快感情的线条就如一往停顿，呈现一种艰涩状态，停顿过甚的就显示焦灼和忧郁感。书法艺术真正变成了一种表情达性的艺术手段，慢慢褪去其作为书写文字宣传教化的实用功利色彩。

三、魏晋南北朝书法自觉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书写艺技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文字形态自在的审美价值得到突现，书法家不再是小学的附庸，士族书家不仅将书写作为艺能来表现，作为猎取声名的方式，而且将书法人格化。魏晋书家树立的风范，开创的新传统规约了南北朝书法的走向。

1.新书体的形成与定型。

当我们将书法史划分为古体的篆书，隶书阶段，新体的楷书，行书，草书阶段，魏晋时期恰恰是这两个阶段的转型时期，它开启了以后数千年的帖学风范。[3]新书体是东汉书家留给魏晋书家的未竟的事业，草书，行书，楷书莫不发端于东汉，而完备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圣张芝，行书之祖刘德昇都是东汉人士。正书之祖的钟繇，亦是由汉入魏，而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东汉，《贺捷表》就书写于东汉。一般认为今草的形成张芝集众家之所长而创。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张芝“学崔、杜之法，因而变之”。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但是从东汉赵壹的《非草书》一文对草书盛行现象的强烈批评态度来看，在东汉重视字法，轻视艺能的正统观念还有很强的势力。书法主要被认为是宣扬礼乐教化书写典册的工具，而不具有人文的意义。

以二王为代表的书家变古创新，完善了一整套形式法则，形成唯美主义风范，将今草，行书，楷书推向新的高度。新书体的“今体”体式已经是完全抽象的符号，书写方法和古体大不一样，以篆书为基础的字学理念不再是书法的惟一科律，逐渐形成注重艺能表现的书写观念。魏晋时代，新体的草，行，楷书为士族阶层所接收。周师道根据出土尺牍，认为书法分为公写型和私写型。东汉以前，公写型书迹的份额大，私写型书迹的份额很小，“书写”主要以专业写手之“写”为主流，忽略“笔迹”本身的个性或创造性。东汉以后私写型逐渐超过公写型，到魏晋南北朝更为明显。公私书迹份额的这种变化，表明东汉以来的私人活动空间呈现出一个扩大的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更大的拓展，社会生活中的私人交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也是“人的觉醒”在书写领域的凸现。（周师道《魏晋书法成熟论纲》）行草书成为士流私人间书写交流的时调，这是魏晋新书风形成的重要标志。西晋时，秘书监立博士，置弟子教习行书，楷书也成为“传秘书，教小学”的书体。行书，楷书列入课吏的书法系统中，这是推动新书风普及的重要因素。[3]

2.技法的完备。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行书作品，运用清瘦内敛的“内擫”笔法，平整安稳而不呆板，流美变化而内含法度，用笔有仰有偃，结字有侧有正，或大或小，或长或短，变化多端。存筋藏锋，灭迹隐端，含蓄隽永，每作一字，数体俱入，若作一纸之书，字字意别，避免雷同。用笔结体真草结合，舒展自如，顿挫分明，转折稳健圆润，产生一种挺拔含蓄、简练充实、圆润流动的节奏感。[4]初看每字平稳秀丽，细品则行笔机构变化多端。王献之继承家学，变为奔放纵逸的外拓笔法，加强连笔引带，打破了以前单字为独立单元的格局，创造“一笔书”。

3.新书风的形成。

提到魏晋南北朝的新书风，王羲之功不可没。他在继承汉魏以来行书成就的基础上，吸取民间书风的有益因素，博采众家之长，精研体势，一改汉魏以来质朴的书法，创造出研美流便，优美俊逸的新书风。王羲之改变了民进行书字字独立，乱头粗服的粗率风尚，使行书点画笔致萦带连贯，仪态矫健俊美。这一时期的书风点画精致俊朗，线条的组合精密严整，形式变化更加丰富，整体章法更富有节奏感韵律感。恬淡和平，清新俊逸的新书风，典型的反映了魏晋士人追求个性和独立生命价值的审美理想，实现了书法的文人化与人格化。[4]

4.新的美学观点的提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一批很有美学理论价值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陆机的《文赋》，顾恺之的《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续画》，谢赫的《古画品录》，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这些美学家在著作中提出了一大批美学范畴。其中有的是从先秦的哲学范畴转化而来的，如“气”、“妙”、“神”、“意象”等，有的则是在概括当时艺术成就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新的美学范畴，如“风骨”、“隐秀”、“神思”等。与此同时提出一批著名的美学命题，如“得意忘象”、“声五哀乐”、“传神写照”、“澄怀味象”、“气韵生动”等。[5]这些美学范畴对书法理论产生了诸多影响。王僧虔以天然和功夫对举，来评论古今书家。“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并提出书法的最好境界是“神采为上”。他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首次提出了神采和形质的关系，具有很强的辩证因素。

5.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书学著作出现。

秦汉时，文字学家往往就是书法家。魏晋以后，以新体书法著名的书家虽然注重字学，但大多不再是文字学者，反而往往是书论家，书法史家。[3]如曹魏韦诞《奏题署》，东吴皇象《与友人论草书》，卫恒《四体书势》，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书赋》《论书》《笔意赞》，虞龢《论书表》，庾肩吾《书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这些书学著作，与东汉书家崔瑗《草势》，蔡邕《篆书》之类的赋体文章大不一样，不再是泛泛描述书体形态，赞颂书法美感，而是叙述书法的流派，记载书家擅长的书体，评论书家的风格，鉴定作品的真伪等等。如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了自秦代至东晋共69位书家，叙述他们的籍贯，朝代，官职，擅长书体及书事，并对其艺术进行评论。他开启了评骘书家之风，同时也注重书体的发展和演变，在评论书家时带有一定的历史发展观，是我国书论中第一篇具有书法史性质的著作。再如这些著作也记叙书体，但远远超出了字学著作所称“八体六书”的范围，涉及当时所见的书写体势。可以说，我国独立意义上的书学著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出现。

正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书法家筚路蓝缕，探寻如何运用刚柔两极下的笔墨纸砚这些外在工具来表现抽象而具象的文字世界，抒发对于人生宇宙的哲学思考和美学追求。自此，书法的自觉宣告书道小技的终结。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三联书店，2009。

[2]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3]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4]赵振乾，《大学书法》[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人民出版社，2011。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三联书店，2009。

[7]韩玉涛，《书论十讲》[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刘嘉，籍贯：河南三门峡人，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研究方向：书法篆刻方向研究生。

作者：刘嘉

第2篇：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平议

傅刚教授的《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撰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值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之时。相较于今，其时不仅尚未涌现数量可观的以家族、宗教、文本形态等为视域的专题研究，针对文学创作实绩展开的“文学史”论著亦为数甚少。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中古文学研究领域业已出现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及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的前身《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等具有奠基性质且影响深远的论著，但其叙述的架构与焦点难以直接参与八十年代以时代为纲论述作家作品的学术语境，加之五十年代以来屡次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重写文学史”成为其时研究者普遍的自觉追求。一九八0年出版的胡国瑞所著《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始渐脱以阶级分析法为主导的文学史叙述，转而以作家作品为脉络，勾勒魏晋南北朝诗歌、骈文、赋等诸体发展的线索与规律，较为贴切地描述了本阶段文学发展的面貌，也由此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此前被学界“视同弁髦的废物”(朱东润语)的研究局面。由于在文学史框架下进行的作家作品研究成为其时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点，一批颇具分量的文献整理(如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九八三年初版)、编年史(如曹道衡《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一九八四年初版;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一九八五年初版)和文学批评史(如王运熙、杨明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一九九三年初版)等为文学史写作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入的考辨，因而九十年代问世的《南北朝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著，一九九一年初版)与《魏晋文学史》(徐公持著，一九九九年初版)，无论涉及的面向抑或论述的深度都与胡著《文学史》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两部在社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通史”框架下诞生的著述，其成就可谓是新时期“文学史”研究全面展开的集中体现。

兼顾一时期文学发展诸面向的“文学史”外，针对某类文学体裁撰述的专题史也在同时期逐步展开。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最迅速、成就最突出的文体，五言诗的专题论著最早崭露头角。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一九八八年初版)从民族思维的发展及审美心理建构上来把握魏晋南北朝诗歌史各阶段的逻辑演进，提供了中古诗歌较为深广的诠释域界;葛晓音《八代诗史》(一九八九年初版)则首次从诗歌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诸多层面对由汉至隋的八代诗歌进行了敏锐、细致而精要的辨析，从而使相关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的面貌更加清晰和多元。如果说上引“文学史”论著侧重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政治格局、社会风潮及思想学术的互动进行了宏观和深入的挖掘，关于五言诗的专题研究则为魏晋南北朝诗歌内在的承变提供了更具体的阐述。

相较而言，《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是一部议题明确且论述集中的“分体断代文学史”。其突出特征正在它虽仅着力于诗歌尤其是五言诗这一体，但意不在对这一时段的作家作品做细致描述和高下论定，而是聚焦于该时代诗史的核心话题，也即作者在该书序言所说“全部魏晋南北朝诗歌都是一个不断流动、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且“只能是由古体向近体的流动”，而这种“流动”的两个基本立足点则是“作家主体自身的自觉”和“对五、七言诗规律的把握”。这一架构初看似不新奇，但具体落实到四百余年诗史的每个阶段却不易完密贯通，因为诗史各阶段自有其动向，单一线索的描述往往容易掩盖其复杂性和多元性。或许正基于此，该书虽仍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惯见的断代分章，然立目却因时而变、不拘一格，如论正始诗歌强调嵇、阮二家因革建安、异调同工，即以“风力”为主，分言其长而互文见义;申东晋诗歌承续之功，则以“玄言”为核，分疏众说、考辨源流，且以分见之法，在专章外又于魏晋之际、晋宋之交两处以玄思与体物的维度再加论列，务求显畅;述南朝诗歌之求变，则以山水诗、永明体和宫体诗为目，分别着眼于其声色大开、圆美流转和性情摇荡的风格特征，从而使古近兼备、题材繁多而又联系纷杂的诸家诗篇面目清爽、义界分明。总此，该书方区别于个体研究或诗学专题的叠合，而成为脉络贯通又结构立体的“诗歌史论”。这样论述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八十年代以来，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历史定位往往以唐诗尤其是盛唐诗为价值坐标，将其视为盛唐诗的铺垫，因而对与盛唐一脉相承的建安风骨以及为盛唐诗提供声律试验的永明体多有论及，而对玄言诗、宫体诗等与盛唐诗关系不够紧密、取尚间有相背的诗歌则涉笔有限甚至存而不论，《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则较为充分地关注了诗史的诸多面向，呈现了更细腻、丰富的诗史图景。更重要的是，作者论述诗史的不同进程时，多能从其实际面貌出发，虽以“流动”为线索，但不囿于从古体到近体的流动，而产生时下相关研究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专人研究俱用声律之然否、对仗之多寡、篇制之长短为尺度为诗人在由古及近的脉络中找位置的现象，从而避免了千人一面的研究结论。究其根本，笔者以为在于该书的两个基本点是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概言之，即五言诗自有其规律，因而四百年诗史中不乏诗人集体展开的、对某类技法的自觉探索，如元嘉之偶丽、永明之四声;但自觉探索的取径和动向又绝非单一的，五言诗的体调又是多样的，六朝诗家更不以盛唐诗为其目的，因而太康之典正、玄言之淡寡及宫体之轻艳都曾为诗史进程提供不应忽视的别调。综合考虑一时代的各种现象及其关系，方能使文学史叙述既最大限度地尊重事实又呈现为问题集中且识见显明的一家之言，这一点对当前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不乏启示。

一部“分体断代文学史”的撰作在方法论上显然有诸多的考量，最基本的如此一体与彼时诸体的关联和区隔，再如大的断限下对具体文学史现象的分期，但无论作者如何取合与建构，文学史书写的基本材料却是比较稳定的，这一點台静农在《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中说得颇显豁：“文学史之作，不外乎以历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从这个维度看，《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之所以显得较为立体、丰满，首先即在作者对史料细致、全面的考索、运用，使历史的“经”层级丰富且位次分明，为作品的诠释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向度。晋宋转关，文学尤其是五言诗的创作进入较魏晋时期更加自觉也更加多歧的状态;降及齐梁，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更空前涌现，且态度各异;而南北统一后，隋唐的史官与诗人又基于各自的立场对南朝文学有并不一致的总结。众说纷纭的材料给文学史书写者的挑战不仅仅是如何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地进行分疏，更影响到作者如何在众多的言说中把握一种文学现象的特征。具体到魏晋南北朝的语境中，评述迭出、争议最富的当属“玄言诗”与“宫体诗”。传世文献中最早对玄言诗展开论述的，当属檀道鸾《续晋阳秋》。然是书早佚，相关论述乃出《世说新语》孝标注所引，其论述的具体语境并不明晰。从此片段看，对玄言诗在“佛理尤盛”的基础上“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的判断是在溯及《诗》《骚》传统的脉络中展开的，这一视角也为此后的刘勰、钟嵘所承续。《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从作品内容、表现形式和创作态度几方面做了梳理，然又在参考其维度下别出一意，从生命态度上重构了玄言诗的发展理路。作者进而由艺术心灵培养和美学境界开拓两个角度分析了玄言诗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书中所列符合虚旷、冲净等审美理想的诗句中，不仅有上溯玄言之始的研究者常常提及的嵇康之作，更有以繁缛见称的张华、张载之笔，且诗歌体式不仅有该书主要的论述对象五言诗，所举阮籍、张华及张载之作乃四言诗。事实上，及至作者重点分析的兰亭之会，四言诗始终是玄言诗的主要体制，后代诸如“淡乎寡味”的批评正是建立在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审美趋向之上。理清南朝文学批评的具体语境，而立足于两晋诗人的艺术追求，对玄言诗的诠释方才切中要害。更何况在一个四言诗尚未完全衰歇的时代，讨论五言诗的发展更无法回避其影响，作者论述“玄言诗对近体诗的促进”着眼其在“以诗说理”“言约旨远”等方面的进展，这类以四言偏擅的题材到玄言诗创作后期渐入五言体调，更推动了大谢“山水诗”的问世，其实这正是五言诗不断开拓自身表现能力和书写范畴的历程。《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之所以设专章讨论玄言诗，且能摆脱将其视为短暂过渡甚至诗史逆流的评述传统，其根源似乎正在作者能于更开阔的视野(包括玄学、清谈、集会等)中观照其源流变化。与玄言诗不同，宫体诗的争讼在于其本身就诞生于一个创作高度自觉的时代，而后又经历南北一统，因而自其诞生起各类言说就带有明显的立场。或许正因如此，作者在进入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前，立专章讨论了南朝文学的面貌，并专节述及齐梁以降“新变”与“通变”两种不同的取径。把握住齐梁代文坛的这一特征，作者界定“宫体诗”时方才不单从唐人所述的“好作艳诗”(《大唐新语·方正》)着眼，而侧重其“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梁书·徐搞传》)的重要面向，视“轻艳”为风格而非内容，并为论述其审美价值奠定了基础。需要强调的是，作者能置宫体诗于体调新变而非内容委顿的视域，一个重要因素在其关注到了《玉台新咏》的编纂。在论述宫体诗追求“新变”所针对的对象时，作者特别指出了萧纲欲为一代领袖的心理，并从其编纂《玉台新咏》以回应和超越《文选》的角度阐释了宫体诗诞生的背景。

文学史研究区别于批评史，在于具体的文学作品是文学史研究不可忽略的主要研究对象。程千帆曾指出从理论角度研究古代文学应两条腿走路，即区别“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后者强调“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与艺术方法”(《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这两种维度在文学史写作中同样相辅相成。广义上说，上文所举对史料的运用和对批评的吸取都是围绕诗歌作品的外围研究，如果仅及于此，诗歌史论就只及“史”而使“诗”落空，难免有“隔”之弊。在宏观的历史叙事中，不乏以恰当的例子和新颖的阐发丰满文学史骨架下的血肉，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准确生动地揭示诗史面貌的又一特征。说其准确，在于上述对纷纭史料的辨析及对文学批评的借鉴，其实都必须建立在对诗歌本身深刻的体会上;而说其生动，在于评点是“前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形态，也因此深刻形塑了我们接受和理解文学作品的传统，应该也可以为现代的文学史研究所吸纳、转化。这一话题颇大，笔者在此仅举一例，即着眼于“一字”阐发诗人特点的笔法，这种笔法《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曾引范希文《对床夜雨》中以“冒”字论曹植进而贯论六朝诗人刻画之工的例子。其实作者也常以“一字”点出诗人的独到所在，如论张协巧言状物之形似，即聚焦其“雨”，穷其变化;论陶渊明的性情，则强调其诗中频见之“真”，言其诗风，则统计陶诗中的“新”与“欣”，并与同时代追求体式之新变相较，指出陶之“新”在其奇趣;而论萧绎之性灵摇荡，则标举其叠用“春”字之《春日》。事实上，文学史的体例决定了其叙述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上，但后者无疑是文学史有深度、有新见的基础和前提，用“一字”而生动、准确地点出诗人的特征，进而带动全篇，比较恰当地平衡了宏观叙事与具体诠释的张力。

当然，任何学术著作都难免其局限和不足，何况《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乃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从当下研究语境批评作者略显苛刻，不妨就此书本身的框架谈谈其遗憾。前文已述，文学史叙述的关键正在其能为文学现象提供较为开阔的维度，如何使五言诗的“流动”历程呈现得更立体乃是其主要追求。但作者在论述部分话题时显然也有所偏废，如其论玄言诗重在生命态度，因而能上及嵇、阮及部分太康诗人，但却忽视了南朝以来论述“玄言诗”流变的另一侧面。钟嵘谓“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诗品序》)，由于存诗有限，刘琨与玄言诗的关系姑且不论，但郭璞之《游仙诗》并非与玄言诗毫无关系。即使说其诗所取审美境界与玄言诗之冲淡有别，但其对神仙山水的状写与嵇、阮诗中“诗杂仙心”的部分一脉相承，并探索了以五言流调写玄思及山水的可能。遗憾的是，作者不仅在论述玄言诗时未及郭璞，在对山水诗的溯源中言及左思有咏怀之意的《招隐诗》时仍不及更典型的列仙之趣中蕴坎壈之气的郭璞，难免有矫枉过正而忽视了这位“足冠中兴”(《文心雕龙·才略》)的诗人之感，也因此缺失了五言诗“流动”进程的一环。另外，该书对某些话题的触及还缺乏足够的展开，如从选本角度论述萧统、萧纲之别，虽不同于前人视萧统为折中派而侧重其新变的一面，但对萧统的分析仅限于《文选序》，尚未触及两书编纂的许多具体差异，比如《文选》乃兼收赋、诗、文的选本，而《玉台新咏》专收五言诗，其背后自有“文、笔之辨”日趋深化的因素。这一遗憾在作者此后的《(昭明文选)研究》中有较好的补足，也由此能见出作者学术趣味的变化和对问题的持续推进。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是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和诗歌专题研究从相对贫乏走向层次丰富、话语多元的早期一部问题意识明确且论述集中、颇具新见的“分体断代文学史”著作，虽已历时二十多载，但其体现出的对史料的综合运用、对批评的充分借鉴及对作品的独到阐释仍为当下文学史研究提供重要的经验和启发，而其多面向解读文学史的探索和部分遗憾更是新一代研究者承前启新、不断深入的起点。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傅刚著，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初版，商務印书馆二0一七年再版)

作者：冉雪立

第3篇：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一　概　　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

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

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粗略统计，1901—192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未脱传统史学的窠臼。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篇目是运用新史观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力作。梁启超在1902年曾撰文，论述中国自战国至清专制政治不断强化，“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实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一怪现象也”。然而经过分析，他认为总体上看“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777页。}。这一观点至今仍颇具启发意义。此外，汤用彤《竺道生与涅NFDAB学》(《国学季刊》1925年第12期)、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1927年第12期)、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新半月刊》1927年第11期)、梁佩贞《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史学年报》1929年第7期)、刘NFDAC藜《晋惠帝时代之汉族之大流徙》(《成大史学杂志》1929年第7期)、桑镐《汉魏之际风尚与时代背景》(《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11期)等文， 分别从宗教文化、政治、人口流动以及士风变迁的角度对魏晋南北朝社会进行了考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20年间所发表的论文约为600篇，著作80余种，涉及的课题十分广泛：既有政治史、军事史，又有经济史、财政史、人口史、民族史以及宗教史、学术文化史和大族研究等等。若干种断代史、专题史的著作陆续问世，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出版先后为序，代表性的著作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出版社，1930年)、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出版社，1935年)、范寿康《魏晋之清谈》(商务出版社，1934年)、陈啸江《三国经济史》(中山大学，1936年)、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出版社，1936年)、王伊同《五朝门第》(金陵大学，1943年)、贺昌群《魏晋思想初论》(商务出版社，1946年)等。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是一部110万字的宏篇巨著。该书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突出各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叙述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发展演变，属政治史。后一部分分别论列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布及构成、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学术宗教，属专题史。吕书不但以史料丰富称著，而且不乏精辟见解(开明书店，1948年)。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极为重视文化和民族的因素，往往从习见的史料出发，以小见大，提出并解决了前人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1936年第1本)和《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年第11本)，都是具有发凡起例之功的代表作。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虽然是讲唐代各种制度的，但是都将渊源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务出版社，1945年)。不过，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第392页)。

从1933年起，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恰与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互为补充。代表性的论文有武仙卿《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1934年第12期)、《南北朝色役考》(1936年第3、4期)、《魏晋南北朝田租与户调对立的税法》(1937年第2期)，何兹全《三国时的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1935年第2期)、《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1935年第5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1936年第1期)，鞠清远《曹魏的屯田》(1936年第1期)、《三国时代的客》(1936年第1期)，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1935年第1期)等。此外，受陶希圣经济史观的影响，全汉升在《中古自然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的长文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学者，如周一良、谷霁光、萨孟武、严耕望、李源澄、王伊同、姚薇元等。他们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代表性的作品有周一良《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本)、《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乞活考》(《清华学报》1949年第12期)，谷霁光《六朝门阀》(《武大文哲季刊》1936年第6期)、《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第7期)，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萨孟武《南北朝的政治和社会》(《政治季刊》1940年第10期)、《两晋的中央官制》(《新认识》1943年第4期)，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史学集刊》1941年第3期)、《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汉末魏晋思想之转变》(《真理杂志》1944年第6期)，王伊同《五胡通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第9期)，姚薇元《北魏帝室氏族考》(《说文月刊》1944年第6期)等。

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探索史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50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本领域的学者，在继承我国原有优秀学术传统和借鉴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1949—1966年是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几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撰的通史相继出版。诸家通史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认识。与此同时，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就卓著的学者，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修订或者重新撰写著作和论文，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开辟了新风。其中，断代史的著作有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等。经济史著作有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李亚农《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民族史的著作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则分属于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和佛教史的著作。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和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是两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唐书侧重于社会经济，兼论民族、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问题；周书则重点在政治制度方面，旁及民族、宗教文化等专题。粗略统计，17年间共发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约1 400多篇。大多数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在门阀制度、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农民战争、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1957年以后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极左的和“以论代史”的空头文章越来越多，直到“文革”中演变成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帮派文章。另外，研究工作还有一哄而上的毛病。1 400多篇论文中约有1 100多篇是论述人物的，而仅评价三国时期人物的文章就有560篇，其中关于评价曹操的文章约为350篇，占了一半以上；评价诸葛亮的文章有85篇，又居四分之一。各类课题的选择也不均衡，除评述人物的文章占据了绝大部分之外，论述政治斗争、农民起义的文章有100余篇，研究社会结构、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80篇，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是40篇左右，且多为讨论官渡之战和淝水之战内容的，而涉及民族关系的文章只有15篇。

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粗暴地打断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阶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浩劫中同样遭受重创，基本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繁荣阶段。这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特点是：各种规模的学会和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一些重大课题在原有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尤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构成了研究队伍的主力军，个别佼佼者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

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四川成立，到20世纪末已召开过6届年会。相继成立的还有六朝史学会、北朝史学会以及诸葛亮研究会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

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开创了新综合体的通史撰述方式。该书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通过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个部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8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水平。这一阶段出版的断代史和综合研究专著，代表作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简修炜《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重要的论文集有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专著主要有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等。民族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等。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有王葆　《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92年)、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宗教史的著作有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等。此外，散布于全国许多学报、学刊上的论文也是1978年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期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150篇以上，以后每年递增，仅2000年一年所发表的论文就约为28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大致代表了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仅以《魏晋南北朝史》为名的断代史就有数部出版，作者分别是劳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年)、林瑞翰(台北至大公司，1977年)、黎杰(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邹纪方(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年)等。此外，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4年)、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6年)、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等，都是各种专题研究的代表作。

在文献和典籍的整理方面，和魏晋南北朝史有关的正史即一志九书二史以及《资治通鉴》在20世纪后期都得到系统整理，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校订本。另外，一些基本文献典籍的校注出版，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汇集了笺疏者多年的研究心血。该书或寻检史籍，考核异同；或略为增补，以广异闻；或纠谬矫正，以惩其妄。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博采众书，于详尽精确的文字训诂外，对人物、史事也多有补苴之处。王明《抱朴子内篇校笺》(中华书局，1985年)，注重以道教史和科学史为出发点，既汇集了前人的校勘成就，又有很多自己的独特见解；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1997年)是作者萃40余年心力的杰构，既对原书中的大量典故做出了详尽的注释，又对其中的错漏衍脱之处给予了举正。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是已出版的两种《洛阳伽蓝记》校本。前书以文义训释为长，后书注重史事的补充和考订。此外，汤用彤《高僧传》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都是目前所见的较好注本。另外，还有一些考校之作问世。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对自《三国志》到《隋书》的12部正史所涉及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等作了系统的训释和考证，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地超越了普通的考史之作。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体裁类似会典，是一部叙述北周王朝政府组织形式的资料汇编。

魏晋南北朝的考古遗存虽不丰厚，但也为数不少，特别是近百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和文献出土的成就更是令人兴奋。西北地区和湖南长沙走马楼的简牍文书以及散布于黄河流域、长江南北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墓志、碑铭为代表的丰富考古文献和资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拓展了当代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领域和空间，有力地推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这类资料现已出版的有张风《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有正书局，1931年)、王陶庐《汉魏六朝砖文》(商务出版社，1935年)、赵万里《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王壮弘《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现已出版10册，与本段历史有关的资料主要集中在第1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考古发掘的最大创获。目前，已有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别》(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二　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经济的讨论

关于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对“魏晋封建说”的讨论。最早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学者是何兹全。他在1934年发表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称：“中古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时间是“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三世纪到九世纪”(《中国经济》1934年第9期)。从50年代初开始，魏晋封建说的理论系统日渐完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除何兹全外，还有尚钺、王仲荦、日知、唐长孺等人。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一文最后确定，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是汉魏之际。他认为，汉魏之际的社会变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第二，劳动者的身份由自由民、奴隶向部曲、客转化，人身依附性加强；第三，由土地兼并转化为人口争夺；第四，流民地著化的实现，封建关系加强(《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作者更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对上述观点做了充分、丰富的论证。尚钺《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则从铁器的使用、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关系的主流、商品和商业活动的情况和两汉奴隶制的矛盾等六个方面来论证其魏晋封建说(《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连载的长篇论文《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形成问题》，是王仲荦系统阐述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唐长孺则从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封建等级秩序制度化、大庄园主向封建官僚转化和自然经济典型化等方面，论述了魏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早期的特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上述学者的认识，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的详细分析而得出来的。不过也有一些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者不同意“魏晋封建说”，认为魏晋是封建社会由初期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代表性的论文有田余庆《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历程》(《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郑欣《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变革》(《历史论丛》，齐鲁书社，1981年)以及高敏的一些论文。社会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整体经济、部门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等。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西晋的课田占田制和北魏的均田制，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研究的热点课题。王仲荦认为，曹魏屯田的土地是因战争荒芜而属于国家的公田，屯田民是隶属性很强的农民，身份要比自耕农大为降低。屯田的国有性质决定了国家是最大的地主(《魏晋南北朝史》)。高敏认为，曹魏屯田制是对汉代封建国有土地制度公田、官田的发展。曹魏的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前者系以兵士屯田，屯田的兵士称为田兵或佃兵；民屯的劳动者称为屯田客或屯田民。军屯的收获物全部上缴国家，而民屯实行四六分成(官六民四)租佃制度。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但是，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的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魏晋南北朝经济史》)。赵克尧等指出，除军屯、民屯以外，曹魏还有士家屯田形式(《略论曹魏的士家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林志华认为，孙吴屯田制虽然也以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出现，但屯田及屯田户实际上为各级将领所私有，是豪族地主经济的一部分(《东吴屯田制探略》，《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黎虎在《三国时期的自耕农经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和《略论屯田制的作用与地位》(《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等文中指出，研究者对曹魏屯田有评价过高的倾向。屯田的确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乃至增加曹魏政权收入等方面起过很大作用，但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还是州郡编户所代表的小农经济。

西晋的占田制和课田制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占田与课田的关系，学术界有四说。一是课田在占田之外说。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称：占田制规定，丁男占田70亩，课田50亩，共120亩；丁女占田30亩，课田20亩，共50亩。持此说者还有白寿彝和李剑农。二是课田在占田之内说。丁男、丁女共占田100亩，分别以50亩、20亩为课田，持此说者人数较多，代表人物是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三是占田与课田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田制说。持此说者为高志辛，他认为，课田就是课佃，实质上是政府督课佃者耕种政府经营的土地，而且，由屯田到课田的转变只是政府经营的公田内部经营方式的改变，不涉及政府掌握以外的大量的民田(《西晋课田研究的剖析》，《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赵向群、童超则持第四说。赵向群指出，税制说与田制说皆有不足之处，课田制既非税制亦非田制，而是和二者皆有联系的一种土地经营管理方式，它以人口和劳作为基点，体现出因民之力以使民的特点(《西晋课田法新议》，《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童超则认为，占田制既不属于授田制，也不属于限田制，而只是一种土地限额登记制度，是西晋政府通过登记全国土地而重新确认登记者土地所有权的一种方法，是对现存土地关系的合法化认定(《论西晋土地、田赋、劳动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

关于占田的来源也有两说。吕振羽、万国鼎主张占田即是政府将公田授田给农民，吕思勉也是持授田说的。另一说认为，占田是“一种限制占垦土地于一定数量之内的限田办法”(王天奖：《西晋的土地与赋役制度》，《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唐长孺在《西晋田制试释》一文中也赞成这种观点。万绳楠进一步阐明，西晋占田的数字为虚，课田之数为实，即课田是国家规定的必耕地数目，以之来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对占田的性质也有不同说法。唐长孺同意国有土地说。《西晋户调式的意义》一文提出：占田、课田的意义在于国家以最高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对全国的土地进行督课耕种，包括国有荒田和私田，而私人占有的土地也没有完整的所有权。与课田占田相适应的户调式，一方面既肯定了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和荫庇户口的特权，也规定男丁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是一种国家义务(《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也持此说，并认为占田制下农民负担的户调要比魏制加重二分之一，田租要比魏制加重一倍，只有力役由于国家的统一而有所减轻(《魏晋南北朝史》)。高敏则从“占”字的涵义角度，论证了占田从来就是私有土地的观点(《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黎虎认为，西晋占田制是战国秦汉以来占田实践和理论的总结、创新及其法典化。占田即是课田，但占、课无别并不意味着占、课相符，占田制是以法定的占、课不符解决以往漫无限制的占、课不符问题。因此课田的50亩在占田的70亩之内，不是另外的土地。占田的目的在于课田，课田的目的在于征收赋税(《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北魏均田制是学者讨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一文认为，均田制实际上是一种前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具有氏族和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的特点(《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唐长孺《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一文认为，均田制是具有农村公社特征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均田制下的农民是封建依附民(《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王仲荦的看法与唐长孺类似，认为均田制是一种带有村社性质的封建国有土地制度(《魏晋南北朝史》第520—522页)。韩国磐则判定，均田制的性质属于封建土地国有制(《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孔令平《中世纪前期英国的田制与北魏均田制的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和希腊、罗马的城邦土地制度、西欧的封建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一样，都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世界历史》1981年第5期)。赵俪生不同意均田制具有公社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重性，认为是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干预和妥协的产物。它对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有积极作用(《有关均田制的一些辨析》，《文史哲》1981年第2期)；高敏则认为，均田制是官府把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土地，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定授予直接生产者耕种，然后按授予土地的法定数量向生产者课取租、调、力役的国有土地制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均田制下的露田是国有土地，由国家控制授受，桑田是私有土地，只给初受田者，不在还授之限内，实为私有土地的代名词。北魏的均田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详细的土地成文法，而且具有保护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双重性(《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263页)。杜绍顺《北魏西魏的麻田为世业田质疑》一文论证，北魏和西魏均田制中的麻田都是还受之田，而不是世业田(《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棣根据文书，具体考查了北魏均田制下授田的种类和数量，指出实际上受田数目远不及应受数目，而且随着国有土地的减少，均田制渐呈没落之势(《从〈邓延天富等户残卷〉看西魏北周的均田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关于均田制下的租税制度，唐长孺指出，课田是和征纳租调联系在一起的，露田、桑田、麻田，都是课田。露田身没而还，桑田视有余和不足允许买卖，因此世业课田是桑田，但在北朝，由于幽州属于以麻布充税的地区，故其世业课田是“桑田化”了的麻田。他还指出，均田制下的农民租调负担，比起三长制下按户征收的租调相对减轻，但总数却由于大家庭的分立而增加，同时，租调额的固化和轻化，是国家从豪强手中争取民众的表现(参见唐长孺《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庄田》，《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6—28页)。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唐长孺在《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地主豪门的大土地所有制适应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始终是东晋南朝占支配地位的土地制度。万竟君《东晋南朝庄园经济试探》认为，东晋南朝的庄园经济在客观上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但不负担租税劳役，又兼并了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因而对社会生产也起到阻碍作用(《广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郑欣的见解与此类似(《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族庄园制度》，《文史哲》1978年第3期)。蒋福亚《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一文对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的成因作了研究，指出当时的大庄园土地不是靠购买式兼并形成的，而是豪强地主强占山川林泽或凭借私人武装侵夺百姓田产的结果(《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汤其领《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试探》一文具体考察了南朝大庄园的经营模式，指出它们具有宗法性日趋减弱、等级性逐渐加强、管理方式多样和间接经营多的特点(《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章义和《从谢灵运〈山居赋〉论六朝庄园的经营形式》一文指出，六朝时期地主庄园存在着集中、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三种经营形式。这三种经营形式虽各有特点，但分散经营因为生产者积极性较高，而且它采取的分散租佃制形式符合中国地主封建制的发展，因此成为以后我国封建经济的主要经营形式(《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寺院地主经济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而发展起来的大土地所有制形态。它在经济形态上与当时的世俗地主经济无本质区别，不同的是它以宗教关系为纽带，通过神权和教义的力量进行维系。寺庄是寺院庞大的地产，属于高级僧侣所有。劳动者主要是下层僧侣、寺院依附民(僧　户、白徒、养女等名目)和寺奴(佛图户等名目)等。寺院地主经济是当时统治者悉力提倡和培植起来的，但它的过度膨胀，又要损害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的利益，北朝的“灭佛”事件的发生即与此有关。最早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的学者是何兹全，30年代，他先后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和《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文。以后这一研究工作停顿下来，直到50年代又有零星论文发表，但真正形成高潮则是在80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金家瑞《南朝的寺院和僧侣》(《历史教学》1953年第7期)、简修炜《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学术月刊》1984年第1期)、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等。

赋税制度是和土地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曹魏开始实行的户调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税制度的主流。唐长孺《魏晋户调式及其演变》(《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全面地分析了户调制的起源、户调和户赀的关系、南朝的布与调、南朝的折变等问题。指出，曹魏的户调是沿袭两汉调的名称和征纳方法，加上东汉赋钱折变之制的固定化与普遍化。户调据户赀决定差等是汉代的成法，以后自晋至南北朝都沿袭此制。梁方仲《户调制与均田制的社会背景》(《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郑欣《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6年第1期)和《南朝的租调制度》(《史文哲》1987年第1期)、周国林《东晋租调制度若干问题述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等，都是在唐文基础上对此进行的深化研究。高敏认为，曹魏租调制较汉代租赋有两大改变，一是以定额租取代了汉代的定率租，二是除田租以外，免除了不少汉代的杂税。王仲荦认为，均田制下的租调征收，实行的是“九品混通”方法(《魏晋南北朝史》第530页)；而高敏看法不同，认为北朝的租调也体现了丁、户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在后期还出现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化的倾向(《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497页)；郑欣也认为，均田制实行以后，北朝租调征收以授田对象为征收单位，不再实行九品混通的办法(《北魏均田制下的租调剥削》，《齐鲁学刊》1985年第5期)。

户籍制度也是经济史研究者比较关心的问题。贺昌群认为，东晋南朝户籍的黄、白之分，代表着士、庶之别(《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和均田制》)；赖家度与贺昌群意见不完全一致，但同样承认白籍是庶人户籍(《从南朝士族制度看唐寓之领导的农民起义》，《历史教学》1952年第6期)。而高敏认为，黄籍始于魏晋的正式户籍。白籍是东晋初政府侨设州郡为南渡户设立的临时户口。所谓“白”是空虚、无定居之意，土断主要是白籍人口黄籍化，而非土断后著之白籍(《东晋时期黄白籍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曹文柱也认为，黄、白籍是东晋政府为分别土著与侨民而设立的户籍，但名称的不同与纸张颜色有关。土断是东晋南朝政府为解决侨置郡县造成户籍制度混乱而采取的一种措施。经过土断有大量的侨户及流民被编入享受优复待遇的白籍(《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商贸货币方面，时间较早的论文有何兹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4本)等，近年来有李建国《试述北魏商业的发展》(《商业研究》1985年第5期)、张兆凯《试论南朝商业的几点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张荣芳《论汉晋时期楼兰(鄯善)王国的丝路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孔毅《东晋南朝的实物货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薛平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赵庆伟《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与港市的繁荣》(《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朱和平《东吴商品经济初探》(《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刘汉东《水陆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张旭华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都会的兴衰》(《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部门方面，论述比较全面的是几部断代史，如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与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卷典志部分有《手工业》一章，共分建筑、水利、纺织、采矿、冶金、机械、交通运输工具、兵器、造纸、陶瓷、石油天然气等11个专题，详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各部门的发展情况。近年来有关的论文是刘驰《十六国官营手工业初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熊承芬《六朝江南纸业述考》(《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王向田《盐业在曹魏恢复北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齐东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卢海鸣《论六朝时期造船业的发展状况》(《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等。

区域经济的研究是80年代以来学者们着意很多的课题，取得的成就相当可观。简修炜《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刍议》一文认为，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只有在地区经济史研究基础上，具体比较南北两大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才能得出科学结论(《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1期)。1986、 1987年分别在湖北蒲圻、江苏常州召开3—9世纪长江中游、下游社会经济讨论会，会后论文结集出版。学者对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徐明德指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准备了条件(《公元三世纪江南经济考略》，《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罗宗真在《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一文中，从更长的时段探讨了这一趋势(《江海学刊》1984年第3期)。王志邦以一系列文章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浙江农业的发展，认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正因如此，浙江才会在六朝时期即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张承宗《六朝史》也对六朝时期江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航运业以及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做了系统的考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王珍《三国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文探讨了三国时期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认为曹魏的一些措施，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柯友根研究了十六国时期北方经济的概况，认为是时经济的发展，可以用破坏后又逐渐恢复，逆转时也有发展，停滞中仍有前进来概括(《试论十六国时期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赵向群《汉晋之际河西经济区的变迁》(《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符丽明《魏晋十六国北朝对河西的农业开发》(《北朝研究》1990年第2期)、牛润珍《魏晋北朝幽冀诸州要论》(《河北学刊》1990年第1期)、许辉《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黄金铸《六朝广西“二轴三区”开发格局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等，都是研究地区经济的文章。

三　政治史

政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方面。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多，我们只能做提纲挈领式的概述，因此难免挂一漏万。由于十六国北朝的政治史与民族史关系密切，为避免重复，本节重点叙述魏晋南朝政治史研究状况，有关十六国北朝的主要内容则放在后面民族史的部分。

魏晋南朝时期比较重要的政治大事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三国政治、西晋政争与动乱、门阀政治、南朝低等士族和寒门庶族地位的上升以及侯景之乱等等。

关于三国时期的起始年代，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传统史家多持曹丕称帝之年说(公元220年)，然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许多学者已突破王朝体系的局限，认为根据整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断代时间应该提前到汉末军阀混战阶段。至于提前到何时，众说纷纭。王仲荦是黄巾起义说(184年)、范文澜是董卓之乱说(189年)、白寿彝是曹操迎汉献帝都许说(196年)，此外还有官渡之战说(200年)、赤壁之战说(208年)等。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以曹操为中心，分别对董卓、袁绍、吕布、孙坚父子、刘备、张鲁以及白波黄巾、青州黄巾、泰山诸将等各种政治军事势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全面展示了汉末军阀混战阶段的政治史。类似的文章还有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对于曹魏政权的性质，陈寅恪认为，曹氏出身于寒族，且与阉官有关。曹操的崇尚与政策即是由他的出身决定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万绳楠认为，曹魏政权是依靠尚武的谯沛集团和崇儒的汝颍集团建立起来的，而曹丕继位后以司马懿为核心的汝颍集团实力的膨胀，则导致了两个集团势力的分化和斗争(《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周一良打破旧说，认为曹丕、曹植争位，植之失败与他反对曹操决意篡汉的态度有关。陈寅恪提出魏晋兴亡嬗替，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周一良对魏晋禅代之际分属于曹氏和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以及对当时思想领域的影响做了深入研究。指出双方实力的消长和文人集团的向背，决定了魏晋两朝政权的交替(《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4—6、26—37页)。万绳楠则认为，谯沛集团内外势力被汝颍集团逐次剪灭，是司马氏代魏的关键(《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78—82页)。此外，还有大量文章是讨论曹魏用人、校事之制和封国政策内容的。

关于蜀汉政权的构成，王仲荦认为主要是属于刘备的荆州集团、刘璋的东州集团和巴蜀土著集团三种政治势力(《魏晋南北朝史》第78页)；李开元在和曹魏、孙吴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刘备的蜀汉政权是一个以豪侠武人、寒门下士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浅谈蜀汉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田余庆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一文中认为，蜀汉政权中新与旧、客与主的分野主要是刘备和刘璋两个营垒，当主客合流后仍然有政治上的派别之分。诸葛亮当政把巩固新人地位、协调新旧关系作为治蜀的核心所在。魏蜀吴三国中，孙吴建国迁延时日最长。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需要内部调整的时间，与江东诸大族关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中，田余庆又详论了孙吴政权江东化的过程，对其异常艰难的建国历程给予了合理的解答(《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高敏《试论孙吴建国过程中北方地主集团与江东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和方诗铭《读〈檄吴将校部曲文〉》(《史林》2000年第4期)等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西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惟一实现了全国统一的王朝。对于这个短命政权，史家历来评价不高。陈寅恪认为，西晋整个官场都已溃烂，弥漫于社会上的是贪鄙、淫僻之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西晋政权腐朽性的文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简修炜《论西晋地主阶级贪欲和权势的两重性》(《河北学刊》1987年第4期)、王永平《论西晋上流社会的贪欲风气》(《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许辉《西晋的佞臣与后党评析》(《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袁济喜《西晋的政失与世风》(《学习》1995年第6期)、夏保连《西晋的腐败风气与门阀制度》(《晋阳学刊》1996年第1期)等。当然也有的文章对西晋前期的历史有所肯定，如郑欣《西晋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93年第3期)、尚志迈《晋武帝与太康之治》(《张家口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等。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一文认为，晋武帝虽然较好地处理了发生在中枢权力圈内的党争，保持了前期社会的政治稳定，但是这种党争仍然为西晋王朝的灭亡预伏下了祸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动乱产生的原因，传统的说法是由于晋初大封诸王造成的。王仲荦认为此说不全面，八王致乱，主要是司马氏任诸王以方面重镇之故(《魏晋南北朝史》第216页)。唐长孺在《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文中也持此说(《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则认为，乱因是由于继承人和辅政大臣不得其人所致(《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何吉贤对上述几种观点皆持否定意见。他认为西晋门阀士族势力恶性发展，才是造成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试论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河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杨德炳则认为，八王之乱是晋廷内部存在着宗王、太子妃党和后党三支力量互相殊死争斗的产物(《西晋的崩溃与门阀的分化》，《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杨光辉将宗王分为皇子王和宗室王两大派系，认为动乱是两大派系展开的一场争斗(《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门阀政治一直是学者们用力较多的论题。在门阀政治的产生、性质、作用和衰亡等几个方面，学者提出了很多观点。早期研究这一课题的成果除上面已提到的杨筠如、王伊同、谷霁光等人的著述外，还有其他人讨论门阀士族内容的文章。如杨廷贤《南北朝之士族》(《东方杂志》1939年第4期)、蒙思明《六朝士族形成之经过》(《文史杂志》1941年第10期)、方壮猷《中国中古时期之门阀》(《中山文化季刊》1944年第5期)等。但对门阀政治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还是在20世纪后半叶。唐长孺《门阀政治的形成及其衰落》一文认为，士族门阀特权的确立，政治上是皇权和地方豪强势力妥协的结果，经济上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贵族官僚大土地妥协的结果。因此，其发展和衰落也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以后他又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与升降》等文中，进一步论述东汉以来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能否列入士族与决定士族高低序列的基本条件乃是凭借这一家族在当世的权势(《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典志部分中撰有《门阀制度》一章。祝文认为，门阀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先后共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后期是萌芽期，曹魏、西晋是初步形成期，东晋和南北朝前期是确立和鼎盛期，南北朝后期是衰落期。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战乱、统一帝国瓦解与分裂、新皇朝力求获取三结合之统一体，是门阀制度加速形成的决定因素。而门阀制度在形式上如果离开了九品中正制，便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把本论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作者综合考察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地理、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对门阀政治进行了概括和界定。作者指出，学者所习知的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其实质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几家大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的政治变态，是皇帝和士族的联合执政。黄正藩不同意“门阀专政”的提法，他把东晋政权的基本形式概括为君主制下的门阀合议体制(《东晋门阀政治散论》，《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相关的专题论文还有陈长琦《魏晋南朝世族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等。论述士族地位衰落的文章有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高诗敏《试论南朝门阀地主地位的变化》(《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薛军力《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陈伟强《从刘宋王朝和谢氏家族的关系看谢灵运的政治悲剧》(《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牛贵琥《南朝世家大族的衰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等。

北朝士族的情况和魏晋南朝有很大的不同。唐长孺在《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文中指出，两晋南朝士族序列高下多是习惯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而北魏是皇帝以朝廷的权威，采取法律形式制定包括胡族在内的门阀序列和体制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刘琳《北朝士族的兴衰》一文，具体考察了北朝士族发展的过程，指出在北魏前期、孝文帝时期和北朝后期是北方门阀地位上升、极盛和衰败的三个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刘驰《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族士人地位的变化》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北魏后期汉人上升为士族并形成汉人士族统治集团的过程(《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与门阀政治衰败同步，南朝的低等士族、寒门庶人不断崛起。对这个问题，唐长孺在50年代撰写的《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有专门的探讨。他认为南朝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寒人手中，既是由于南朝士族的腐朽，也是由于寒人队伍的增加的缘故(《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进入80年代以后，讨论继续深入。代表性的文章有郑敬高《南朝掌机要的寒人刍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王铿《论南朝宗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等。有的学者还把这一变化同南朝皇室的出身与宗王出镇联系起来。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将刘宋开国皇帝刘裕门第考订为低等士族(《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祝总斌又研究了从晋末刘裕起兵至南朝宋文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认为地位日趋上升的低级士族一直没有停止向没落的高级士族进行夺权(《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万绳楠考察了南朝“拟周之分陕”的政策，认为宗王出镇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纷争，使皇室不得不以寒人充任舍人、典签制衡诸王。而舍人典选又进一步扩大、提升了寒人的势力，这是南朝寒人兴起的基本原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228页)。类似的文章还有陈勇《刘裕与晋宋之际的寒门士族》(《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薛军力《刘宋初年对强藩的分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陈长琦《南朝时期幼王出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鲁力《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等。王铿认为南朝时期的士庶交往已经非常频繁，所谓“士庶天隔”之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到南朝后期连江南土豪也日渐兴起，张国安《论梁代湘交广诸州豪强的兴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何德章《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欧阳小桃《梁末陈初的南川酋豪》(《争鸣》1992年第2期)等，都是论述这一课题的文章。侯景之乱的发生，不但导致梁朝的覆亡，而且给南朝士族带来灭顶之灾。与此有关的文章是萧黎《浅析侯景之乱》(《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夏建新等《论侯景之乱》(《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郑显文《侯景之乱新探》(《松辽学刊》1993年第1期)等。

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研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收获颇丰的一个领域。举凡这一时代的官制、监察制度、选举制度、军事制度、外交制度等，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下面重点介绍的是魏晋南朝有关制度的情况，个别地方兼及北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职官体系最大变化，莫过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的逐步确立。秦汉三公九卿制虽然仍有保留，但“三公”已徒有虚名，“九卿”职务卑落而变成闲散职位。作为辅佐皇帝决策和执行政务的机构是三省及尚书省所属诸曹。对于三省机构设置、运行及变化情况，陈仲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皆有详细论列。陈琳国《魏晋南朝游移发展中的三省制》(《史学评林》1982年第3、4期)、陈满光《论三省六部制形成于两晋南朝时期》(《河北学刊》1996年第6期)也是较有代表性的论文。韩国磐《略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认为，秦汉的尚书、中书、侍中等低等官吏转变成隋唐枢机大臣的原因，在于皇帝欲分相权(《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祝总斌认为此说未抓住事物本质，其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他为“宰相”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是尚书省(台)长官，而中书令、监和门下侍中都不是，尽管他们也在某些时候或某些方面权力极大(《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3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政权，比较规范的是州郡县三级制。涉及这一方面问题的论述，则出现得比较早，如萨师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方制度》(《东方杂志》1945年第9期)、严耕望《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6本)等。此后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以及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薛军力《州的地方化与曹魏时期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等，都有专门的研究。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具有军事化的特点：州刺史、郡太守多带将军号以治民又领兵。同时又出现了以军将为都督，督一郡、数郡，或一州、数州，往往又兼府所之刺史或郡太守，治军又领民的现象。研究这一方面的文章有陈琳国《魏晋南朝时期都督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姚念慈《两晋都督制演变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薛军力《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张鹤泉《孙吴军镇都督论略》(《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等。近年来，对魏晋南北朝官制的研究有不断细化的趋向。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认为，官品是表示官职所需才能的品位，资品是在官品基础上显示的官才(《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同类的文章，还有汪征鲁《魏晋南朝官职中的“言秩”与“不言秩”》(《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张旭华《萧梁官品、班品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阎步克在2000年发表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章，如《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南北朝的散官发展和清浊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和《仕途视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等，全面探讨了这一时期朝班、官品、位阶和西省、东省散官的仕途状况，使魏晋南北朝官制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监察制度是君主对臣下的监督和考察。黄惠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度，从监察官的职位来看可分三类：一是专职监察机构(御史台)及其官吏(御史中丞、尉)。二是兼职官吏(散骑诸官、司隶校尉、尚书左职官员)。三是君主直接任命的监察官吏(校事、典签、候官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72页)。讨论这一课题的论文有陈琳国《魏晋南朝监察制度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邱永明《略论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的得失》(《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徐斌《南北朝监察概论》(《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和朱朴《论三国时期的校事制度》(《福建论坛》1988年第5期)、高敏《曹魏与孙吴校事官考略》(《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章义和《孙吴校事与吕壹事件》(《许昌师专学报》 1996年第1期)、周兆望《南朝典签制度剖析》(《江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徐茂明《试论南朝的典签》(《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考课属于对官吏管理的重要制度，代表性的论文有张文强《魏晋北朝考课制度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杨钰侠《论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演变》(《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杨普罗《关于魏晋考课制度研究的两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等。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举制度，特别是关于九品中正制的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取得不少成果。50年代唐长孺撰写《九品中正制试释》，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全面考察。他认为，九品中正制建立的时间在曹丕代汉前，州郡设有大小中正，负责评定人物以备政府选官之用。中正提供的资料有三项：一是家世，二是行状，三是品。二品是上品与下品的分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巩固门阀的工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胡宝国进一步指出，九品中正制保证的是当时高官显宦的世袭特权，在势族向世族转化中起重要作用(《魏西晋时代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认为，门第高卑决定起家官品的高下，上品与下品是分属于清流与浊流的两大任官体系(《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夸大中正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汪征鲁指出，中正定品只是魏晋选官制度的内容之一，乡论清议、高门达官的意志仍然在选举中起着重要作用(《略论“九品中正制”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琳国承认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的基础，但是同时指出，两晋的选举又可分为吏部铨选与公府征辟、州刺史辟召和察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三个层次，而且恰好和高、中、低三级士族的入仕相适应(《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研究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还有胡宝国《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希珍《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方北辰《解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全面考察了察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弥补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过多注意九品中正制的不足。他认为，察举虽然比世卿世录、任子制优越，但人格化色彩浓厚，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是其终被科举制取代的原因。张兆凯研究了魏晋南北朝的门荫入仕制度，认为这种靠祖辈功绩入仕的制度的最主要内容是“计资入仕”，它对门阀制度的强化和延续起着很大作用(《汉唐门荫制度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张兴成《西晋的宗室仕进制度》是研究这一时期宗室仕进制度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军事制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军事机构和官员，二是军队的来源和性质。魏晋南朝的中央军也称“台军”。其中屯戍京师的部分称禁军或中军，屯驻外镇的称方镇兵或外军。曹魏时中军的最高长官是中领军，西晋改称中军将军或北军中侯。护军将军为中军的副长官。东晋南朝禁军的领导体制基本沿袭魏晋格局，变化很少。外军的长官是各方镇的“都督诸军事”，因此外军的存在及其变化，与都督制的存在及其变化密不可分。州郡兵是地方军。魏晋南朝时期，除了传统的征兵制、募兵制、谪兵制外，最具时代特色的当属世兵制。世兵制的主要特点是兵民分离和兵家子弟世代为兵。最早系统论述魏晋南朝兵制的学者是何兹全。他在《魏晋南朝的兵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6本)、《魏晋的中军》(《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7本)两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情况。以后学者的成果都是在何文研究基础上展开的。有关论述中军的文章，主要有陈勇《刘宋时期的皇权与禁卫军》(《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泽咸《晋朝军制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焯《汉代的北军与曹魏的中军》(《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张金龙《禁卫军权与南朝政治》(《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等。关于外军方面的研究进展，我们在有关都督的部分已引述过，这里不再重复。对于州郡兵，唐长孺有专文进行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曹魏时期的地区皆有州兵，置兵的郡不多，但也存在。晋武帝统一全国后州郡兵一度被废止。东晋南朝时期的都督设置的制度化，出现了外军地方化并与州郡兵合流的趋势(《魏晋州郡兵的设置与废罢》，《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41—150页)。相关的论文有杨光辉《晋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等。讨论世兵制的文章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是赵克尧《关于曹魏士家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玉屏《曹魏西晋兵户身份的卑贱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高敏《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周士龙《南朝时期兵户制度衰落的原因试探》(《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等。此外，论述军事制度其他方面问题的文章有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耿敬《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童超《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特点》(《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制度的系统著作，除前述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外，还有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陈高华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等。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7、8两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对魏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黎虎对魏晋南北朝的外交制度做了系统的研究，除有专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外，还先后发表《魏晋南北朝鸿胪寺及其外交管理职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都督的外交管理职能》(《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等文。

四　民族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大激荡的时期。内迁各族和沿边各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或在中原建立政权，或居边地进行割据，各族间的混居以及各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进步，为隋唐盛世到来准备了条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者就对这一时期民族史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精力，不断地取得进展，使之成为学术成果最为繁富的领域之一。

综合探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著述，成就较大的是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和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黄著理论色彩浓厚，白著注重对史实进行全面系统的叙述。黄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古老的民族走完自己的历程，从历史上消失了。因此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下限。由此上溯，可以弄清中国古代一些重要少数民族的脉络。属于综合探讨的论文还有黄佩瑾《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发展》，作者系统考察了这一时期各民族关系发展的大势，指出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发展经过了三国西晋的和平发展、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武力征服中原和南北朝时期大融合的三个阶段，贯穿着少数民族和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两种矛盾，并呈现出同化中有融合的历史特点(《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观初探》(《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邱久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两文观点类似，都认为这一时期各族统治者在政权巩固之后，往往以华夏正统自诩，普遍存在着大一统思想。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分布、起源和迁徙的著述，主要有王伊同《五胡通考》、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国历史人口地理部分，各书都设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这方面的问题。对十六国北朝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被称作“五胡”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匈奴原居蒙古草原，后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后南迁，曹魏时期已深入到汾河流域。对此，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等书皆有专考。羯人入塞前属匈奴别部。关于其族源众说不一，白翠琴将之概括为六说。唐长孺从羯人相貌特征、葬俗、宗教信仰、姓氏等方面论证，羯人是包含西域胡较多的杂胡(《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14页)。羌原居青海草原，东汉时部分人口被强徙到关陇一带，被称为东羌。氐人原居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汉魏之际被曹魏和蜀汉分别徙至关中与巴蜀。氐人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不同，是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研究这一时期氐、羌的权威著作是马长寿《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值得注意的论著还有冉光荣《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等。关于鲜卑族的情况比较复杂，原居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后居有匈奴故地，建立过统一的檀石槐汗国。再后分裂成三部：东部为段部、宇文部，中部为慕容部，西部为拓跋部。慕容部东进吞并段部，打散宇文部，尽有辽东之地。拓跋部是鲜卑族地处最东北的一支，故称别部鲜卑。拓跋鲜卑族早期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迁徙，最后到达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此外，属于西部鲜卑的还有后来在河西地区建立政权的秃发氏、乞伏氏。控制青海一带的吐谷浑则是慕容部西迁的一支。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是系统论述乌桓与鲜卑起源和变迁的著作。与此有关的论文是周伟洲《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与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王俊杰《魏晋南北朝的鲜卑不是一个民族》(《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陈仲安《乞伏出于高车补正》(《文史》第25辑，1986年)、林干《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的初步探索》(《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赵向群《河西鲜卑事迹钩沉》(《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等。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发现拓跋鲜卑祖庙嘎仙洞石室，这使得长期令人困惑的拓跋鲜卑发祥地“大鲜卑山”之谜得以廓清。石室发现者米文平有《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鲜卑源流及族名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等考证性文章发表。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是分布在东南地区的山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蛮族、岭南及西南地区的僚族、赣南粤北地区的溪族、两广湖南地区的NFDBA族以及一度在巴蜀地区建立过政权的巴氐。相比较而言，学者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不多。除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外，涉及这方面的论文，较早的有叶国庆《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禹贡》1934年第12期)、金宝祥《汉末至南北朝南方蛮夷的迁徙》(《禹贡》1936年第8期)、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等。时间靠后的论文，主要有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刘琳《僚人入蜀考》(《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张雄《南朝荆郢蛮的分布和族属试探》(《江汉论坛》1983年第5期)、张泽洪《魏晋南北朝蛮、僚、NFDBE族的迁徙》(《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陈再勤《南北朝时期峡中蛮的分布与活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刘复生《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

此外，还有著述探讨了柔然、高车、稽胡等族分布及族源的情况，主要是冯家升《蠕蠕国名考》(《禹贡》1937年第8、9期)、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燕京学报》1950年第39期)、周伟洲《关于柔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曹永年《关于柔然人的民族成分》(《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陈发源《柔然族源探讨》(《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林干《稽胡略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以及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

全面探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性质和历史作用的论文是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期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文指出，晋末各族变乱源于种族和阶级的双重矛盾。各族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权，一方面有种族报复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要同汉族上层分子合作。黄烈认为，不应该仅仅根据各民族政权上层统治者的族属来确定该政权的民族性质，对这一时期的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也要做这样的辨证分析。促进各少数民族走向迅速与汉族的融合是政权的建立，其民族共同体和政权是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其政权越巩固，民族共同体越分散与衰落，从而迅速地向汉族全面转化(《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分论十六国史的著作有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齐陈俊《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论文有邱久荣《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王延武《后赵政权胡汉分治政策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蒋福亚《论慕容鲜卑的封建化》(《历史论丛》1988年第3期)、《前秦政权的民族性》(《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陆庆夫《略论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等。研究十六国时期制度史的文章是牟发松《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何兹全《十六国时期的兵制》(《燕园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高敏《十六国前秦、后秦时期的护军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张金龙《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补正》(《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等。

淝水之战是十六国时期一次重要的南北战争。蒋福亚《淝水之战前夕北方的形势及淝水之战的性质》一文认为，战争发起方前秦是一个以氐族为主体的、民族性十分强烈的政权，属于一个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持相似看法的还有简修炜《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商榷》，认为前秦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黄烈则认为，前秦是一个继承了汉族封建政治传统的氐汉结合的政权，其民族性质不应该被看作是单一的。持此说的还有徐扬杰、赵文润等^{黄烈：《民族融合与淝水之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徐扬杰：《淝水之战的性质和前秦失败的原因》，《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赵文润：《试论苻坚的治秦与伐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不过，在战争性质上，徐、赵认为前秦是正义的而东晋是非正义的。黄烈则反对简单地以正义非正义划分淝水之战的性质，认为这次战争实质上是南北封建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战争。孙祚民认为，是战争的非正义的性质决定了前秦的失败。徐扬杰、黄烈则认为，前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不成熟。赵文润指出，前秦是败于骄傲和战略的错误，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曹永年、周增义等^{孙祚民：《试论淝水之战的性质及有关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曹永年、周增义：《论淝水之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田余庆则认为，在南北民族差异十分巨大、还不具备统一可能的情况下，苻坚过早地发动的以统一南北为目的的淝水之战，只能是一场民族灾难，在本质上仍然是一次民族入侵战争(《前秦民族关系和淝水之战的性质》，《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北朝史研究是从讨论拓跋鲜卑早期政权性质开始的。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认为拓跋部落早在猗卢统治时期即开始形成国家，其发展道路乃是由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奴隶制不占主要地位(《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93页)；黄烈《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则认为从猗卢的祖父力微开始，拓跋鲜卑就已经开始国家化的进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不典型和不发达的奴隶制阶段(《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杜士铎主编的《北魏史》则认为拓跋鲜卑经过了氏族公社、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化国家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研究更趋细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研究拓跋鲜卑社会性质和封建化的论文，还有孙钺《拓跋鲜卑在接受汉族文化过程中新旧势力的斗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曹文柱《论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高敏《论北魏的社会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田余庆《北魏平城政权的建立与封建化》(《文献》1990年第3期)、《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华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4期)等。

关于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严耀中认为，它的行政中枢包括外朝与内行两个部分。内朝的行政对象主要是京畿地区的拓跋人，外朝管理的是其他地区的臣民。其特点是内重外轻，以内制外。地方官制则是分任互督的州郡县三长官制。其武力核心是内行武官中领将军统率的中央禁军和驻扎在地方的八个军府。负责维持统治的还有由城民组成的地方兵。对于归附的其他游牧民族则实行领民酋长制(《北魏前期政治制度》)。陈琳国指出，北魏前期的鲜卑八部大人制居于主导地位，三省制无足轻重，孝文帝改制后尚书省成为中央行政中枢，这是一个由繁到简、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北魏前期中央官制述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期)。论述北魏官制早期的论文有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北魏尚书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9本)、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北魏镇戍制度及续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近年来主要有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黄省非《略论北魏统治中原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两朝的世子监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张旭华《试论北魏前期的奴隶主贵族官职世袭制》(《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北魏前制地方官主要通过宗主督护制间接行使权力。李凭《再论北魏的宗主督护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以及其他人的一些文章都具体地考察了这一基层管理制度。

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大多数学者给予高度评价。马德真《论北魏孝文帝》一文认为，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促进了北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既是鲜卑族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四川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很多断代史以及萧黎和刘精诚分别著述的《魏孝文帝传》都持此说。但陈汉玉认为，孝文帝改革的积极意义远不及消极作用为多，其文治和汉化路线，加速了北魏国家和鲜卑民族的衰亡。陈汉玉还主张把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由冯太后领导的，主要进行了均田制和三长制的改革；后期由孝文帝主持，主要是确立儒家礼教的地位，以实现北魏的汉化(《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冯君实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孝文帝在立三长制、行均田制的时候即已参政，后期的改革也是冯太后改革的原班人马。因此后期的改革只是前期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对近年来“孝文改制”研究的评议》，《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讨论类似题目的论文还有王景阳《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及其影响》(《中学历史教学》1982年第4期)、孙祚民《略论北魏太和改制的几个问题》(《山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以及蒋福亚《魏孝文帝迁都得失议》(《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孙如琦《孝文帝的改革并未完成北方的民族融合》(《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等。

关于北朝后期东西对峙的社会情况。刘精诚《北魏末年人民起义和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改革》注意到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个地区同时发生了社会改革，认为这是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结果(《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唐长孺认为，宇文泰的“赐姓”、“六官制”等复古措施，旨在打破原有的门阀体制。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实际上只是十六国以来“部落兵”的继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对西魏北周的府兵制，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等书皆有详细的论列。研究西魏北周的文章还有谷霁光《西魏北周统一与割据势力消涨的辩证关系》(《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府兵制的确立与兵户部曲的趋于消失》(《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简修炜《论宇文泰改革西魏吏治兵制的历史时效》(《河北学刊》1986年第3期)、孔毅《西魏北周改革述评》(《晋阳学刊》1992年第3期)以及董克昌《北周武帝的统一》(《北方论丛》1981年第5期)等。学者注意到东魏北齐在民族融合问题上出现了曲折，相关的论文有缪钺《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人之冲突》(《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周双林《从京畿都督府看东魏北齐的民族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严耀中《北齐政治与尚书并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民族融合经历了与北方不同的发展历程。朱绍侯《三国民族政策优劣论》一文认为，三国时期蜀汉对南中少数民族采取的安抚和怀柔政策最高明，曹魏对以匈奴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采取的先征服，后迁徙、拉拢的政策次之，孙吴对山越一贯的杀掠、役使的政策是最失败的(《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朱大渭《南方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融合》一文认为，南方汉族统治者对当地少数民族采取了攻势的态度，其政策主要是争取归降、敕封首领和武力讨伐。统治方式主要是直接统治、设立左郡左县和“以夷治夷”(《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讨论同一课题的文章还有王延武《西晋南朝的治蛮机构与蛮族的活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吴永章《南朝对蛮族统治与抚纳政策》(《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张泽洪《西晋南朝的蛮府与左郡县》(《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等。

五　文化史与社会史

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整体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方面。

系统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化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等。罗书长处是资料搜集的比较充分，同时又能广泛吸引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万书重点突出作者的研究心得，而不在意全书的结构是否完整。熊书气势磅礴，但由于时间跨度大，篇幅较小，略嫌粗疏。曹书60万字，13章，由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组成。总论涉及“社会与文化”、“文化特征”、“文化论争与交流”等内容，分论则设有哲学、宗教、教育、伦理、史学、文学、艺术、科技、风尚等专题。

学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总貌的概括并不一致。马良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论纲》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也是一个没有思想权威的时代(《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周积明《论魏晋南北朝文化特质》则认为，这一时期文化特征是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生动活泼的文化多元发展取而代之，而贯穿其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对超越具体事物的形而上之自在本体的追求(《江汉论坛》 1989年第l期)；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架构的特征》把魏晋南北朝定位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期。经过儒玄双修、儒佛调和后的新儒学仍然不失为这一时期文化架构的主题(《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田文棠《论魏晋思想的文化意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三家文化的肇兴，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1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则具体地给魏晋南北朝文化界定了四大特征：自觉趋向、开放融合、宗教鬼神崇拜和区域文化(《文史哲》1993年第3期)。曹文柱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经历了结构更新和充实的过程，大致可有三条脉络寻觅其变化的轨迹：(1)主导文化由儒学式微转变成三家并立。(2)胡汉文化从异质冲突渐进为兼容杂糅。(3)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类似的文章还有孔定芳《论东晋南朝文化精神对儒家理想的叛离》(《华中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冯天瑜《魏晋南北朝文化刍议》(《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4期)等。

玄学是魏晋时期盛行于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新的学术思潮。它援道入儒，以“老”、“庄”、“易”三玄解经，故有玄学之称。20世纪，最早对玄学展开研究的学者是容肇祖。他先后发表《述何晏王弼的思想》(《语言历史所周刊》1927年第12期)、《述阮籍嵇康的思想》(《语言历史所周刊》1928年第5期)、《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印书馆，1935年)。之后，汤用彤、冯友兰、贺昌群、侯外庐、唐长孺皆有论述这一课题的文章发表。20世纪后半叶，对玄学的研究进入一个高潮。代表作有前文所列的王葆　、孔繁、王晓毅等人的专著。关于玄学的产生，唐长孺认为，玄学是汉末名教之治动摇，名理之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11页)；汤用彤同意玄学是经过名理之学发展而来的，不过更强调从汉末经学的衰微到魏晋清谈的兴起再到玄学这一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汉魏学术变迁与魏晋玄学的产生》，《中国哲学研究》1983年第3期)；冯友兰指出，士族的兴起和汉末经学没落是一致的，玄学实际上是士族意识在思想界的反映(《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绪论》)。对于玄学的分期，汤用彤、汤一介认为可以分为正始、竹林、中朝、江左四个时期，王晓毅同意这种分法，并做了具体的论述(《中国文化的清流》)；冯友兰则认为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王弼、何晏的贵无论，裴　的崇有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郭象的“独化论”。许抗生也把魏晋玄学划分为三个时期，但与冯友兰的划分有一定差别(《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关于玄学的理论问题，王葆　对王弼的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和人才论等方面有详细的论列。孔繁除论述正始玄学的理论建树外，还分析了竹林玄学、中朝玄学各派的重要观点。相关的论文还有孙实明《略论王弼何晏的贵无论》(《学术月刊》1981年第10期)、袁济喜《阮籍嵇康异同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邹本顺《魏晋的才性之辨》、陈来《郭象哲学思想述评》(《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萧美丰《裴　崇有哲学新论》(《晋阳学刊》1985年第3期)、许抗生《向秀玄学思想简论》(《文史哲》1986年第4期)等。对于玄学的历史地位和评价，韩国磐认为，在曹魏时期，玄学以“无不为”解释“无为”，还具有维护统治的作用。在西晋及其后，则完全流于虚诞，成为高门大族的生活点缀或沽名钓誉的本钱(《魏晋南北朝史纲》第525页)；孔繁则认为玄学推动了儒道的融合和佛教的中国化，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因此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从〈世说新语〉看清谈》，《文史哲》1981年第6期)。王晓毅论证了从秦汉礼仪制度到魏晋人性自然的文化清流的形成，认为这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构成一个鲜明的转折点。有关论文有张岱年《魏晋玄学的评价问题》(《文史哲》1985年第3期)、冯达文《论魏晋玄学的特质与价值》(《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等。

儒学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玄学的勃兴，魏晋南北朝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中衰期，故这一时期的儒学长期未受到学人的重视。80年代以来，这种局面终有改观，讨论魏晋南北朝儒学的论著日趋增多。代表性论文有牟世金《六朝经学的中衰与发展》(《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祝总斌《略论晋律之儒学化》(《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牟钟鉴《南北朝经学述评》(《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张庆捷《儒学与北魏政治》(《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略论》(《学术研究》1990年第2期)、李书吉《东晋门阀与儒学》(《晋阳学刊》1990年第2期)、王文列《试论六朝儒学的特点》(《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2期)、张明君《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年第2期)、张海燕《魏晋玄学与儒学》(《河北学刊》1993年第3期)等。同时，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儒学史也纷纷问世。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对这一时期儒学的地位、发展、影响重新做出了深入的分析，观点颇具新意。庞朴主编的《中国儒学》第1卷即以专章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并认为这一时期的儒学经历了一次重振运动(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则是近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儒学史的系统著作。李申《中国儒教史》专设“魏晋南北朝儒教”一章，具体探讨了儒教和佛、道二教的相互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此外，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林登顺《魏晋南北朝儒学流变之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学林出版社，1997年)等。

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道教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发表《天师道滨海地区之关系》，对这一课题展开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其后吕思勉(《道教起源杂考》，《齐鲁学报》1941年第1期)、钱穆(《蜀中道教先声》、《张道陵与黄巾》，《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等人也有研究文章发表。20世纪后半叶，陆续有几部道教史的专著问世。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卿希泰《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都是研究这一时期道教的系统著作。对于道教的改革，最早提出看法的是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一文。王仲荦同意陈说，北魏寇谦之援佛入道，建立了一套道教戒律，对道教的官方化作出了贡献(《魏晋南北朝史》第795页)；钟国发则认为，寇谦之并没有从思想上提升道教的层次，陆修静整理道教经典，制定斋戒仪轨，建立道教组织，对道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前期天师道史略论》，《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刘琳认为，经过葛洪、陶弘景等的努力，道教的教派、义理更加丰富、经典大大增加，出现了神仙道教思想，借用了儒佛的哲学、伦理观念，并出现了以“道馆”为代表的道教组织，最终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论东晋南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重点研究了《抱朴子·内篇》中的神学思想、道教哲学以及在化学史、医学史上的贡献。

关于佛教的研究。从20世纪前期起，汤用彤陆续有《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哲学评论》1936年第9期)、《中国佛史零篇》(《燕京学报》1937年第12期)等文发表，之后又著成大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该书第一次为中国佛教史勾画了一条可信的线索。由于汤用彤熟悉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故既能把中国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又能为佛教确立比较准确的概念。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研究了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哲学思想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73年)。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的前两卷和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系统著作。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对道安、支遁、慧远、僧肇、道生等重要的佛教人物均有专论(中华书局，1982年)。类似的论文有傅云龙《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略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等。佛教的中国化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赖永海指出，这一进程实际上在东汉即已开始了，佛教借助汉魏时期的“神不灭”论即是明证(《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此外还有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方立天《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则从内容、渊源、地位、作用和性质等方面，比较了魏晋玄学和佛学的复杂关系(《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探讨佛教玄学化方面的文章，还有田文棠《从道安的佛教思想看魏晋的佛玄交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洪修平《也谈两晋时代的玄佛合流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杨耀坤《汉晋之际佛教发展的思想基础》(《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等。方光华《试论南北朝时期佛教教义发展的特点》认为，南北朝时期佛教因国家的分裂而形成南北两种传统，它们在各自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义理发展趋向，对佛教思想多元化和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作了理论准备(《文史哲》1993年第1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风与学风向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魏晋时期士人在力求调整纲常礼教与人性自由之间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时代风尚，学术界将之概括为魏晋风度。有关的专著有宁稼雨《魏晋风度》(东方出版社，1992年)、马良怀《魏晋风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等。相关的论文有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的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旦学报》1988年第1期)、李凭《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两面性》(《文献》1993年第3期)等。清谈是魏晋士风的重要表现，因此对于清谈与清议的关系、清谈的分期及与玄学的关系，自然也备受关注。研究这一课题的文章有贺昌群《清谈之起源》(《文史哲季刊》1943年第1期)、无畏《清谈之分期及其领袖人物之年代》(《中国文化》1946年第6期)、唐长孺《清谈与清议》(《申报·文史》1948年2月28日)、张景贤《试论清谈的含义》(《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郏廷础《魏晋清谈散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等。由于长期隔绝，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学风也出现了明显的地域差别。相关的研究文章有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何兹全《南北朝时期南北儒学风尚不同的渊源》(《史学评林》1983年第1、2期)、周积明《东晋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5期)等。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域内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的文章很多，代表性的有杜斗城《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僧人的西行与南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孔毅《论北朝时期鲜、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施光明《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五凉文化交流述论》(《兰州学刊》1990年第2期)、王友敏《南北朝文聘礼仪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以及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黄山书社，1992年)等。

中外文化交流也是学者关心的课题。张声振《两晋南北朝时期移民日本的汉族人及其贡献》(《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简修炜《汉魏六朝时期的中日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范毓周《六朝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罗宗真《六朝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文史哲》1993年第3期)、韩　《“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等。

社会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到目前为止，在社会史研究领域，学者对诸如社会史概念、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我们这里不涉及理论问题，只就学者公认的研究成果做一概述。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的专题部分应该是属于社会史最早的综合性研究著作。近年来出版的社会史综合性研究著作是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曹书从社会存在前提、社会构成、社会运行与社会变迁等方面考察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发展状况。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系统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部有鲜明特点的学术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关于社会结构，在吕书、曹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20世纪80年代，朱大渭发表《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一文，认为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具有阶级层次增多，阶级关系繁杂化的特点(《六朝史论》)。熊德基《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则从户籍、等级、阶级、民族、门阀观念等方面阐述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结构的理解(《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以后的很多研究文章，都承认社会人口等级化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

有关论述社会上层生活状况的文论在前几节中已有介绍，下一节还将谈到大族的个案研究，这里不再重复。在研究社会下层时，学者对编户齐民的情况关注不够，除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有关章节和熊德基《六朝农民的负担、阶级地位与历史作用》等文外，论者甚少。相对而言，研究当时“贱民”的学术成果是相当繁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国家还是私家大族都控御着大批不隶普通民籍身份低贱的人口。他们或由国家另立户籍，或注入主人的“家籍”，名目相当繁杂，有兵户、吏户、杂户、匠户、乐户和佃客、部曲、门生、故吏等。自30年代以来，研究这些人口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论述一直不断。代表性的文章有鞠清远《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食货》1935年第12期)和《三国时代的客》、武仙卿《南北朝色役考》、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何兹全《三国时期的三种领民》以及关于兵制系列论文中“世兵制”的论断(详见《读史集》)。20世纪后半叶，这类研究文章非常之多，代表性的有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与《魏晋南北朝的客和部曲》(《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程应　《释干》(《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期)、彭神保《僮干释疑》(《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李春润《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干》(《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曹文柱《略论东晋南朝时期的吏民》(《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高敏《东魏北齐食干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3期)和《杂户考》(《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1987年)以及前述有关兵户问题的文论等。此外还有一些论文讨论了这一时期的奴婢问题，如蒋福亚《略论魏晋南北朝的奴婢》(《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刘汉东《十六国北朝奴婢身份特点探论》(《北朝研究》1996年第1期)等。

关于城市与乡村社会研究。曹文柱《社会通史》第3章对魏晋南北朝城市社会的一些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当时的城市有政治型、军事型、工商业型等类别；与乡村社会比较，又有建筑群规范、人口集中和数量大、人口异质性强、经济生活活跃、政治生活频繁、文化生活发达等特点。相关的论述还有于云瀚《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赵裕如《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浅识》(《洛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对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系统研究的著作是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作者分论了北方乡村组织由坞壁到村落、南方乡村组织由聚邑到村落的变迁，同时探讨了乡村的自然环境、农民的生产条件和家庭经济生活等。相关的论述还有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等。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和婚姻的成果较多。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一文指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和南方有很大的区别，这表现在聚族而居、兄弟共财、几代共爨等几个方面(《北朝研究》1990年第2期)。属于同类性质的文章有张承宗《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周盛行《颜氏家训中的家庭习俗》(《民俗研究》1991年第2期)、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 1993年第2期)等。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认为，东晋南朝时期名教的重心已经由君臣伦常转移到家庭风教上去了(《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相关论文有刘振华《试论六朝家庭伦理观念的演变》(《学术界》1994年第1期)等。此外，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2期)、薛瑞泽的《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再婚问题》(《思想战线》2000年第2期)以及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施光明《从〈魏书〉所记鲜卑拓跋部婚姻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和杨铭《氐族的姓氏和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等，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各族婚姻、婚俗的文章。与婚姻家庭有关的妇女问题备受关注，相应的论文很多，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

关于民间信仰和结社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吴泽发表《汉唐间土地、城隍神崇拜与神权研究》一文，研究了始于魏晋的民间土地神和城隍神崇拜现象。研究这类民间信仰问题的文论还有刘九生《巴NFDBB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吴维中《志怪与魏晋南北朝宗教》(《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梁满仓《论蒋神在六朝地位的巩固和提高》(《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和郝春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以及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等。

社会风气是一个内涵广泛的课题。前述的魏晋风度也应该属于这一范畴，但社会史更关注带有大众性的，尤其是下层社会的风俗习尚。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认为，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悍好斗向柔靡怯懦的转化过程。其中的原因和社会上层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变化、社会下层宗教信仰的转移以及江南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同类的文章还有吴功正《六朝社会风气与美学状貌》(《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张承宗《魏晋南北朝社会风气及南北民俗的交流》(《江海学刊》1995年第6期)等。由曹魏时起，薄葬之风大倡。对于这一社会现象最系统的考察是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相关论文还有龚国祥《浅谈汉魏薄葬思想》(《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6期)、张爱冰《南朝薄葬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等。

社会问题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曹文柱《两晋之际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指出，两晋之际因自然灾害和社会矛盾而激发的流民潮具有空前的规模。作者还对流民组织、统治者的流民政策以及流民归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次流民潮对全国人口布局的调整和经济重心的转移有一定影响(《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相关论文有许辉《西晋末期长江中游流民暴动的原因及性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北魏末年的边镇起义也是当时的严重社会问题。讨论这一课题的论文有朱大渭《北魏末年人民大起义若干史实辨析》(《六朝史论》)、刘精诚《北魏末年人民起义与六镇豪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等。

有的学者还注意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关系的问题。曹文柱《魏末晋初的陂碣之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黎虎《东晋南朝时期旱田作物的南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郑炳林《十六国时期姑臧建城的自然与人口条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郭黎安《关于六朝气候、自然灾害和生态》(《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8期)等，都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文章。李友松认为，血吸虫病是导致曹军在赤壁失败的原因(《曹操病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2期)。类似的论文有李亿众《晋代规定传染病感染三人者不得入宫》(《中华医史杂志》1984年第4期)等。

六　大族个案研究和人物评价

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方兴未艾。个案研究是社会学一种研究方法，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时经常运用。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引入并应用于魏晋南北朝大族史的研究之中，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也具有大族个案研究的特征。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是目前所见的典型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专著。

魏晋以来，大族地位确立的标志起码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员官职的高下及其变化；二是家族成员的婚媾状况；三是家族成员的学术文化成就，简称为“宦”、“婚”、“学”。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认为，东晋南朝谢氏家族经历了上升—全盛—衰落的发展过程，与之同步的是文—武—文的变化。谢氏家族发展的轨迹是条抛物线，衰落期是上升期的回归，但前期仅是士族，后期则是“士”与“世”的复合。其仕宦特征又有阶段性的不同，全盛期生气勃勃，握兵执政，是国家栋梁；转折期职高无权，因循守旧，坐享声誉；衰落期徒有虚名，腐败无能。作者认为，史学界对大族仕宦特征的一般看法，实际上是指转折期或衰落期才出现的现象(《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类似的论文有卜宪群《琅邪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孟繁冶《汉魏晋南北朝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许昌师专学报》 1992年第3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等。刘静夫《颍川荀氏研究》和《京兆杜氏研究》对两个家族的仕宦情况进行了比较，认为族大人众，累世为官，是它们的共同点。荀氏主要仕于魏晋南朝，而杜氏遍及南北胡汉王朝。荀氏在中央担任文职高官，上层交往广泛，是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以地方军政长官为主，上层交往少，是带有豪强色彩的官僚世家。荀氏门第高，杜氏生命力强(《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高诗敏《有关北朝博陵崔氏的几个问题》对北朝时期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仕宦情况进行了比较。作者指出，北朝之前两族政治地位不相上下。北朝时期清河崔氏远高于博陵崔氏，是仕宦差别决定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韩树峰《河东裴氏南迁述论》、《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则分别探讨了江南晚渡大族为仕宦而弃文从武的情况(《中国史研究》 1996年第2期、2000年第1期)。高诗敏《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1997年第1期)、陶新华《魏晋南北朝弘农杨氏的发展道路》(《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等文，重点研究了留居北方大族的政治兴衰史。

关于大族的婚媾情况。经过个案研究，许多学者提出这样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不婚是时代的主流，大族婚媾的基本特征是实行身份内婚制。所谓身份内婚制，就是大族联姻的对象基本上属于门第相等的几家士族，或皇室。身份内婚制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发展到崩溃的过程。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认为，侨姓士族从西晋开始实行身份内婚制，但初期不太严格，东晋则严格流品，绝不含糊。南朝初期身份内婚制仍能维持，但已不太严格。中期开始联姻寒庶及土著大族，终于导致这一制度的最后瓦解(《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卜宪群对琅邪王氏的研究，结论与叶文类似。高诗敏、韩树峰、刘驰等人认为，北朝的情况与南方大体一致，只不过因国婚带来的政治利益使大族更乐于联姻帝室。身份内婚制造成血缘婚、异辈婚的现象十分突出。宋晓梅《鞠氏高昌张氏之婚姻》研究了西北地区大族实行身份内婚制的情况(《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认为，大族婚姻是一种复杂的伦常政治现象，影响所及，使得国家政治属性也带有浓厚的伦常色彩(《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关于文化面貌。文化素养在当时是衡量人才优劣的标准，对于选举和迁官都具有一定的意义。魏晋大族多以家学名世，文化上的优势是其傲世骄人的资本。叶妙娜认为，东晋南朝崇尚风流人物，大族把学术与门第接合起来，作为维持地位不坠的重要手段。南朝时期谢氏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逐渐丧失，仍可以文豪、诗人留名。孟繁冶《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认为，早在政治发展的重要积累期，颍川庾氏的文化特征就已十分突出。东晋时期，庾氏不但在政治上举足轻重，而且家族文化也最为发达(《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类似的文章还有卜宪群《琅邪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年第 3期)等文。刘静夫对荀氏、杜氏在文化上进行了比较，认为两族各有家学，荀氏以礼乐、律令为主，杜氏本是刑律之家，后又以《春秋左氏传》出名。韩树峰、周征松指出，河东裴氏原为西晋高门，因晚渡不得不以武功求显达，而后重新以文名世，南朝时还出现过著名的“史家三裴”。嵇发根《六朝时吴兴沈氏文人的崛起与发展》讨论了吴兴沈氏由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过渡的过程(《湖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党明德《北朝时期平棘李氏的望族之道》甚至将文化列为某些大族兴起的原因(《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从数量上看，人物评价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者的研究几乎涉及了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粗略统计，有专文或专著探讨者近百人。其中诸葛亮和曹操又是所有人物研究中的热点。

20世纪前半叶，研究诸葛亮的文章约有10余篇，但质量不高。50年代以来，评价诸葛亮的论文不但激增，而且学术水平不断提升。代表性的论文是周一良《论诸葛亮》。作者从研究诸葛亮出身入手，详论了“隆中对”的战略思想，以及治蜀方略和民族政策，继而分析了他六出祁山、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指出对诸葛亮的评价应该适当、不宜夸大(《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这篇文章在当时曾引起热烈的讨论。“文革”以后，诸葛亮研究继续深入发展，学者对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民族政策、军事才能、经济思想以及躬耕地等问题作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探讨。总体来看，对诸葛亮作出负面评价的文章不多，大部分学者在指出他的某些具体失误之外，基本的评价都是肯定的。其中田余庆的《〈隆中对〉再认识》最有特色。田文全面讨论了诸葛亮“隆中对”的形成、实施以及对三国鼎立形成的作用和主要失误之处，从而对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50年代之前讨论曹操的文章并不多见。对曹操评价的高潮是在1959年郭沫若发表《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一文开始的。此后一批史学大家先后发表文章对曹操的功过进行评说。讨论的阶段性成果后被收录到《曹操论集》(三联书店，1960年)一书之中。大家对曹操的认识并不一致，但肯定性的意见占据主流。到目前为止，对曹操的研究仍是一个热点，只不过更加深化和细化而已，如曹伯言《何晏与曹操及正始改制》(《华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孙明君《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年第2期)、马育良《论曹操对秦汉大一统思想文化模式的突破》(《许昌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等。

七　回顾与展望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对上个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状况的回顾和评述相当简略，只能说是百年学术史的一个大致轮廓。然而我们仍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艰苦探索与开拓，这一断代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进展十分令人瞩目。其中两方面的成就，是最需要我们加以认真总结的：首先是学术面貌实现了全面更新；其次是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不少学者在回顾上一世纪中国历史学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时，往往都有一个共识：20世纪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转型期。百年间，中国历史学经过了一个由纯粹的传统国学向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蜕变。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断代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同样鲜明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演进过程。

中国虽然素有值得骄傲的史学传统，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20世纪之初梁启超曾将旧史学的缺陷概括为“六弊”，即所谓“四蔽”和“二病”，并把“史界革命不起”，上升到“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严重程度(《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736页)。所以当具有强势文化特征的西方史学思潮一波一波涌来之时，旧史学的藩篱迅速坍塌。引进外来的新史观、新理论和新方法，借以诠释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也就成了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不懈追求的目标。特别是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居于指导性的地位，中国历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更有了进一步的升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呈现的全面繁荣，五六十年代新课题、新领域的不断开拓和八九十年代学术研究的继续向纵深发展，无不与外来史学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传播以及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由此实现了学术面貌的全面更新和学科规范的重大转型。

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的长处，无疑是当时中国史学家的一种正确选择。不过，这些“舶来品”毕竟是以西方文明为背景而产生出来的，且不说与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情况迥异，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个变量，所以在引进西方史学的同时必须要有个鉴别和消化的过程。在这方面，史学大师陈寅恪开了一代新风。他既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又坚决反对全盘照搬。他曾针对30年代的“食洋不化”之风讲：“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然“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他认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陈寅恪身体力行，融会中西，重新探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内涵。“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的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90页)。学者公认，他的成功就在于不是西化，而是化西，不着痕迹地将西学应用于中国学术，创造出适应时代、适应民族特质和需要的新史学。陈寅恪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它使得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在转型之初就起点很高。当然，这一时期学术成就的取得，并非皆是陈寅恪一人之功。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与他同时代的一批杰出学者，如吕思勉、汤用彤、陶希圣等人在各个领域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阶段性进步非常明显。五六十年代是以唐长孺、何兹全、周一良、王仲荦、马长寿等人为代表的史学家，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全面创获的时期。他们通过精审的考辨，严谨的论证，多方位地勾画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要特征与发展大势。特别是在陈寅恪所忽视的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成绩尤大，如土地制度、赋税制度、部门经济、整体经济以及依附关系等重大课题皆有突破性进展。80年代后期，田余庆撰成《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又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确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和较为严密的学术规范。总之，通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20世纪末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已经是硕果累累，学术积累相当深厚。

学术面貌的全面更新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深厚学术积累，既为新世纪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创造了腾飞的条件，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难题。到目前为止，凡是关乎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课题大多被人们研究过，似乎已达竭泽而渔的程度。不仅重大的课题如此，就是一些细微的题目也有人爬梳，同时还存在着重复性研究的现象。情况类似种田，一切可耕之地皆是果实累累，甚至在边角地、荒山坡上也不乏劳作之人。本来涉及此段历史的文献资料并不丰厚，再加之名家云集，很多成果的水平好像已臻于极致。这就使得后来人往往望题兴叹，有无从入手之感，“撞车”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新世纪之初，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不致于使这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变成历史的包袱，从而避免使优势转化为劣势？怎样做才能在较高的学术积累上实现新的突破？这是每位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事情。对此，我们认为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得到大力拓展。

第一，注重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和使用。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性和规范性很强的学科。讲究实证，靠材料说话，是史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如果没有翔实的史料作基础，只凭观点新颖立说，即使轰动于一时，学术生命力也不会保持长久的。正因为史料是立论的依托，所以注重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就成了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

首先，提高学术敏感性，及时追踪新史料发现的信息，做好相应的搜集与研究工作。新史料的发现，往往意味着将有新的学术突破出现。陈寅恪曾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乱与崇尚薄葬，不但使得这一时期的存世文献不足，而且还使得考古发掘不易取得成果，故而任何新的地下出土，对于我们来说都弥足珍贵。令人惊喜的是，1996年10月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建筑工地第11号井出土了大批三国时代的吴简。这批简牍总数估约10万枚以上，按质材和形制可分为竹简、大木简、木牍、封检和签牌等。简牍大多有明确纪年，时间范围在汉末孙吴前期。简牍是孙吴长沙郡和临湘侯国(县)的地方文书档案，内容涉及佃田、赋税、户籍、司法和官府上下行文书等。走马楼吴简学术价值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不仅填补了我国简牍出土的一个空白，而且还以丰富的内容使我们了解三国孙吴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户籍、司法、职官等许多方面，尤其对深入研究当时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赋税制度、典章制度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等都提供了新的历史信息”(张文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别·序》，文物出版社，1999年)。如曹丕代汉，孙权附魏，史书只记载其“诚心不款”，至于有何动作并未交待。而竹简清楚地揭示，孙权一直没有使用过黄初年号。这是他不肯尊奉曹魏为正朔的具体表现。再如，过去一直认为北魏户调的“九品混通”之法源于西晋，而竹简明载，早在孙吴初始此制即已实行。吴简中的户口籍簿内容也相当丰富，除民籍、吏籍外，另新见师佐籍。此类“师佐”，分工很细，但含义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明确。此外，籍簿中还有“复民”、“士”、“私学”等名目，这些人口的身份到底是平民，还是依附民？《田家别》中的佃田主要是“二年常限”田，与之并存的还有“余力田”。常限田中的“常限”是指田亩租佃的年限，还是对租额的限定？余力田究竟是一种优惠田，还是一种新垦田？关于“还民之限米”的简文，应解释为“归还民之限米”，还是特指“还民”(归籍之民)交纳的“限米”？虽然文书的释文只刊布了极少部分内容，但仍以鲜活的史料为我们展示了汉末吴初江南局部地区诱人的社会场景，提出了许多新课题。目前整个工作尚在起步阶段，然而研究者已开始有不同的认识，有的问题争论还很激烈。可以预见，随着吴简整理工作阶段性的进展，对它的研究也会有一个“新潮流”出现。

其次，需要对已知史料的价值重新认识。新史料的功能不是无限的，大量的研究工作毕竟还应建立在已知史料的基础之上。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要对这些已知史料有个重新的价值评估。我们注意到，在以往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学者对文献资料的使用并不充分，可开发的空间仍很大。譬如关于这一时期的碑铭墓志，前人已做过大量的汇集整理工作，相关的出版物很多。然而，不少学者在运用这些资料时，基本路数仍不出传统的“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两途。这种思路把立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放在史书上，却忽视了金石材料的自身价值。早在20世纪60年代，马长寿就已开始利用碑铭，结合文献，探讨前秦至隋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分布的情况，揭示了史书失载的一些历史现象。近年来，侯旭东搜集到1 600多种五六世纪北方造像记。他以此为基本材料，系统地研究了当时北方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状况。这些材料的可贵之处，一是造像人主观心愿与认识的直接和真实的吐露，非如文献要经过文人的过滤与转述。二是参与造像活动的人范围极广，除少数官吏和僧人外，绝大部分信众不见于史传^{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其实，碑铭之外，一些习见的文集专著、地志农书、梵典道藏、诗歌辞赋、志怪小说等，都蕴藏着大量珍贵的史料，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对于正史，也可用新视角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有的学者提出，有时新眼光“本身也意味着新材料的发现”，以新眼光看旧史籍，就可以从常见的书中读出大量别人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罗志田：《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最好的实例，是田余庆近年来发表的几篇北朝史文章。如他发现《魏书·乐志》中的“真人代歌”具有“史诗”特征，于是以此为线索，条理了《代歌》与《代记》、《魏书·序纪》的传承关系，从而对北魏一代史学衰微的原因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第二，继续深化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所谓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都是相对而言的。宏观研究贵在会通，是从大处和远处着眼观察这一断代的历史地位。微观研究主要是对这一时期社会本身的某一细节进行剖析，或是探讨一些无法置于宏观研究范围之内的课题。两者中，微观研究可以视为宏观研究的基础，宏观研究乃是微观研究的最终目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课题的日趋细化，已成为近年来一道很显眼的学术景观。这当然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无疑是学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我们认为，在学术氛围普遍浮躁的今天，这种脚踏实地、甘于寂寞的学风是应该得到大力提倡的。学者的努力已有了相应的回报，在大族个案、职官品位—职位和地域社会等类研究领域，成效尤为突出。以大族个案研究为例，十几年来学者关注的对象，几乎遍及南北士族，而现在学者则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地域性豪族集团之上了。显然，这种对不同类型的大族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社会精英集团的基本状况、演进脉络以及历史作用。不过，过于细化的研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选题的杂乱和琐碎，随意性较大，难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是目前大族个案研究的一个通病。于是，“便出现了一批‘跑马圈地’式的个案研究论文，满足于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长编……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本应丰富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但一些研究却背离了社会史对于社会的全景描述和理解，重新落入了以婚宦论士族的窠臼。”^{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载日本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2001年第10期。}另外，过于细化的倾向，还会导致“研究者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少了”的后果(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语)。质之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则是老一辈学者所关注过的重大问题，年轻一代对此已经失去了兴趣，而自己所研究的课题又缺乏宏观的力度。本来，同老一辈学者相比，中青年学者在史料功底和理论思辨能力上就相对存在着欠缺，过早地埋头于琐细的局部问题之中，则很难成大器。毕竟在中青年学者中，能够写出如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和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等宏篇巨著的人还是太少了。所以我们认为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追求更为宏观的考察，可能是新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实现总体突破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三，拓展多元化研究思路，努力实现学术创新。史学研究离不开理论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论探索乃是保持学术之树常青的生命之源。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不会十分完美，缺陷与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理论及其藉以构成的概念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它并非先验或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而社会理论家也不能扮演本体论的角色。反之，理论与概念是由生活在不同时空的思想家所创造出来的，而这些学术产品也正反映了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文化及知识环境”^{韩格理：《中国社会与经济·序》，张维安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所以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设工具，都具有一定时空的局限性。它们为学者提供的只是观察问题的立场，研究问题的切入角度和路径，叙述与解释问题的框架。其所得出的结论与历史的实态永远不会重合，误差必然存在。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理论既可解放思想，又能束缚思想。特别是当某种理论一旦被权威厘定并为大多数人所遵循，成为先验的规范、不言自明的信念的时候，就会使人们的思想很难摆脱预设的障碍，突围而出。如对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认识，学术界尽管分歧很大，但都认同中国按“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并经历了奴隶制社会这一理论前提。而近20年来，很多学者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有关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理论，认真总结和检讨在古史分期讨论中涉及的一些具体历史问题，指出中国古代从未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一历史阶段。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我们又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性质如何重新认定呢？对汉魏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又该做何解释呢？可见历史的复杂性不是仅靠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就能解释清楚了的。

今天一家理论独尊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突出了，就是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新“范式”又使人应接不暇。对此如何应对，王家范的意见值得重视。他认为：“史学今日不缺理论，相反，有关理论的争论倒日有眼花缭乱之势。所以，重要的是，史家不能做思想的懒汉，必须勤于思考，独立思考。不能为着某种个人的利害，宁愿不思考，没有思想。至于史家选择何种理论做解释工具，那完全可以‘自我选择’，但必须倡导一种多元的和宽容的学术氛围，为各种理论假设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补充提供从容不迫的舞台”^{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现在这种多元的、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而且以一定的学术深度，不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对于南朝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历来史家都不够重视。一则它只是一部被归入“杂类”的地方民俗志，与学术主流无缘。二是只有辑本存世，全文不足万字。而萧放将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发现了此书作为民众时间观念文本的价值，从而揭示出《荆楚岁时记》与先秦《月令》、汉《四民月令》之间的文化变迁关系。作者认为，从先秦到六朝，中国古代时间记述传统有一个由王官记政安排向百姓日常时间生活下移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时间记述性质，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参见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随着多元化研究思路的拓展，这类创新之作会越来越多。

〔作者曹文柱，1945年生，教授；李传军，1975年生，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100875〕

(责任编辑：宋　超)

作者：曹文柱　李传军

第4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专题复习题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

一、选择题

1、“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作者是(

)。 A、杨炯 B、卢照邻 C、王勃 D、骆宾王

2、《从军行》是一首( )。

A、咏物诗 五律 B、怀古诗 五绝 C、抒情诗 五律 D、抒情诗 七律

3、“西陆蝉声唱”中的“西陆”是指( )。

A、西方 B、秋天 C、水边 D、夏天

4、《登幽州台歌》的风格可以表达为( )。

A、自然质朴 B、清丽婉转 C、深沉幽微 D、雄浑悲壮

5、陈子昂在《感遇》(兰若生春夏)中以兰若自比，表达了( )。 A、对皇帝的忠心 B、自己品德的高尚 C、希望归隐的心情 D、怀才不遇的忧伤

6、“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暗喻了(

)。

A、不甘心闲居无所作为 B、期望能归隐闲居 C、认为过分热衷于功名是不对的 D、希望能像鱼一样自由

7、“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出自()。

A、王维《终南山》 B、李白《古风》 C、王维《山居秋暝》 D、孟浩然《宿建德江》

8、“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反用旧典，原典出自()。 A、《诗经》 B、《古诗十九首》 C、《楚辞》 D、汉乐府民歌

9、古曲《阳关三叠》是根据王维的一首诗翻唱的，这首诗的原名是()。 A、《凉州词》

B、《出塞》

C、《送元二使安西》

D、《别董大》

10、“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龙城飞将”指()。 A、终军

B、冯唐

C、周亚夫 D、李广

11、高适《燕歌行》是一首()。

A、田园诗

B、山水诗

C、叙事诗

D、边塞诗

12、“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出自()。 A、《走马川行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B、《别董大》 C、《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D、《古从军行》

13、唐代边塞诗人中，对边地风物描绘最生动形象的是()。 A、高适

B、王之涣 C、岑参

D、李颀

14、“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蜀道难》中共重复了()。 A、两次

B、三次

C、五次

D、四次

15、“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含义是()。 A、时间一去不返，人生恨短 B、忧愁如流水一样无穷无尽 C、正是夏季涨水时候 D、我将从此隐居，永不回头

16、“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是指()。 A、商人之女 B、经商之女 C、商朝之女 D、歌女

17、下列诗句中，表现杜甫对老百姓关怀的是()。

A、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B、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C、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D、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18、“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出自()。 A、《丽人行》 B、《新婚别》 C、《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D、《石壕吏》

19、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是一首()。 A、七律

B、乐府诗

C、词

D、杂言诗 20、《游子吟》“慈母手中线”作者是()。

A、韦应物

B、孟郊

C、刘长卿

D、李益

21、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说他“欲为圣明除弊事”，这“弊事”是指(

)。

A、迎佛骨事 B、党争

C、苛税

D、徭役

22、韩愈《师说》“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中对“愚人”的指责是( )。

A、不耻相师 B、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C、耻学于师 D、择师而教之

23、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首篇是()。 A、《小石潭记》 B、《钴鉧潭记》C、《钴鉧潭西小丘记》 D、《始得西山宴游记》

24、《西塞山怀古》诗所回顾的历史事实是()。

A、越王勾践灭吴 B、西晋灭亡东吴 C、西汉吴王造反失败 D、曹操伐吴

25、下列诗句中，用典的一句是()。

A、甲光向日金鳞开 B、报君黄金台上意 C、塞上燕脂凝夜紫 D、提携玉龙为君死

26、“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作者是()。 A、李白

B、李贺

C、杜牧

D、李商隐

27、“危急存亡”一语出自( ) A《陈情表》 B《与陈伯之书》 C《北山移文》 D《出师表》

28、竹林七贤中，因一篇文章被杀的作家是( ) A阮籍 B 山涛 C嵇康 D 左思

29、左思构思十年写成的文学作品是( ) A《三都赋》 B《二京赋》C《登楼赋》 D《悲士不遇赋》

30、陶渊明曾任( )

A彭泽县令

B伏波将军

C并州刺史 D秘书郎

31、“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见于( ) A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B高适《别董大》 C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D张九龄《望月怀远》

32、“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见于( ) A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B高适《燕歌行》 C王翰《凉州词》

二、 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对应的诗人用线连起来。

一、

A 云霞出海曙 梅柳渡江春 a 张九龄 B 吴越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b上官仪 C 野旷天地树 江清月近人 c 王湾 D 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清 d 杜审言 E 鹊飞山月曙 蝉噪野风秋 e 温庭筠 F 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 f 孟浩然 G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g 王维 H 竹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 h 杜甫 I 松风吹解带 明月照弹琴 i 钱起 J 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 k 常建

二、

A 山雨初含霁 江云欲变霞 a 杜甫

B 露重飞难进 风多响易沉 b 王维 C 欲济无舟楫 端居耻圣明 c 柳宗元 D 冷露滴梦破 峭风梳骨寒 d 宋之问 E 荆溪白石出 天寒红叶稀 e 李商隐

F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f 骆宾王 G 烟销日出不见人 欸乃一声山水绿 g 张若虚

H 波漂菰米沈云黑 露冷莲房坠粉红 h 李贺 I 我有迷魂招不得 雄鸡一唱天下白 I 孟浩然 J 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声 j 孟郊

、白骨露于野， 。

5、 ，壮心不已。 、何以解忧， 。

6、援琴鸣弦发清商， 。 、 ，食野之苹。

7、明月照高楼， 。 、 ，若出其里。

8、薄帷鉴明月， 。

三、填空题1234

9、箫管有遗音， 。

24、 ，园柳变鸣禽。

10、 ，手挥五弦。

25、丈夫生世会几时， 。

11、

，梦想骋良图。

26、大江流日夜， 。

12、郁郁涧底松， 。

27、余霞散成绮， 。

13、 ，濯足万里流。

28、 天际识归舟，

。

14、何意百炼刚， 。

29、江南无所有，

。

15、 ，依依墟里烟。 30、 ，晓灯暗离室。

16、

，鸡鸣桑树颠。

31、野岸平沙合，

。

17、晨兴理荒秽， 。

32、禅噪林愈静， 。

18、采菊东篱下， 。

33、此夜曲中闻折柳，

。

19、众鸟欣有托， 。

34、故园东望路漫漫，

。 20、 ，双鬓鸦雏色。

35、

，恨别鸟惊心。

21、天似穹庐， 。

36、白日放歌须纵酒，

。

22、云日相辉映， 。

37、春蚕到死丝方尽，

。

23、 ，岩高白云屯。

38、身无彩凤双飞翼，

。

39、文学自觉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

40、曹植在《 》一诗中，通过幽并游侠儿的形象，寄托使人建功立业的愿望。

41、曹植的《 》善于对女性形貌姿态的描写，是建安时期优秀的抒情小赋

42、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是《 》，第一个以山水诗著名的诗人是 ，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是《 》，第一个大量创作七言律诗的诗人是 。

43、建安七子中，被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的是 。

44、建安七子是指： ，以诗文著名于世。

45、在“花间词”人中，地位与温庭筠相当的一位作家是( )。

46、北朝著名的三大才子是 、 、 。

47、我国最早的大型政治抒情组诗是 。

48、陆机的《 》是早期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

49、太康诗风的繁缛特征主要表现在：

、

、

。 50、《

》八首是晋代诗人左思的代表作。

51、西晋末年最擅长于写游仙诗的作家是 。

52、王羲之的《 》既是散文杰作，也是最著名的书法作品。

53、玄言诗的代表诗人是 和 。

54、陶渊明的思想倾向主要是 和 。

55、陶渊明的文章《 》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

56、我国第一位把田园劳动作为审美对象的大诗人是 。

57、 被钟嵘成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

58、南朝诗歌发展上第一个重要变化，是

代替东晋以来盛行的玄言诗。

59、抒情长诗《 》和叙事长诗《 》，分别代表南北朝诗歌的最高成就。

60、 开创的山水诗，使自然景物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6

1、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 和

两大类。

62、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出现在 时期。

63、产生于齐梁时代的新体诗 ，是我国格律诗的开端，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64、建安时期，在四言诗创作方面取得卓著成就的作家是

。

65、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对我国 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6

6、元嘉三大家是： 、 、 。 6

7、永明体的主要特征是讲究 和 。 6

8、钟嵘的文学批评专著是《 》 。

69、鲁迅评《世说新语》云：“记言则玄远冷峻，

。 70、 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7

1、由南入北，融合南北诗风的诗人是

。

72、体现陈子昂诗歌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是他的《 》三十八首。 7

3、初唐四杰是： 、 、 、 。

74、初唐诗人 ，诗歌常用质朴的语言和隐逸的情调，不同于宫体风格。 7

5、上官仪绮错婉媚的诗风被称为 。

76、初唐对于律诗的定型起较大作用的诗人是 和 。 7

7、张若虚《 》一诗被闻一多先生誉为“孤篇压倒全唐”。 7

8、 、 是山水田园诗派最杰出的代表。

79、

后期诗歌常含有浓厚的佛教意趣，被后人尊为“诗佛”。 80、《

》一诗在高适的边塞诗中最为著名。 8

1、和高适一起游览梁宋的诗人是 和 。 8

2、李白一生最景仰的诗人是 。 8

3、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是 。

84、大历诗人 诗风平和冲淡，最得陶诗旨趣。 8

5、白居易最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是 。 8

6、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始终豪情满怀，有“诗豪”之誉的唐代诗人是

。 8

7、在我国古代诗坛上，诗风幽奇冷艳，早慧命短的天才诗人是 。 8

8、既奇且俗的大历诗人是苏州人 。

89、作为一个诗歌流派，韩孟诗派在理论上提出“ ”和“笔补造化”的主张。

90、在古文运动的创作宗旨上，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 的主张。

91、李白沿用古题乐府表现出创新意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二是 。

92、晚唐著名的小品文作者有皮日休、陆龟蒙和 。

93、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所体现的最富有特色的艺术辩证法是( )。

94、从文体上看，唐传奇实际上就是( )。

95、下列唐代诗人中对宋代诗风影响最大的是( )。 9

6、在以山水诗著名的诗人中，(

)的诗最是在平淡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忧伤的心 。

97、钟嵘《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 )。 9

8、诗人陶渊明生活于( )。

99、以诗歌的初、盛、中、晚分期看唐传奇，其优秀作品多产生于( )。 100、《文心雕龙》所说“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指的是(

)。 10

1、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著名观点的作家是(

)。 10

2、具有清丽流转风格的民歌是(

) 。 110

3、唐代传奇的语言风格特征是(

) 。

10

4、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先开创以乐府古题作诗的诗人是(

)。

10

5、在“建安”时代，文学成就最高，有“建安之杰”之誉的诗人是(

) 。 10

6、 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较为完整的七言诗是( )。 10

7、 建安著名诗人曹植的诗歌代表作之一是(

) 。 10

8、《登楼赋》的作者是(

) 。

10

9、曹植后期的作品多是表现自己壮志难酬，备受压抑的郁愤心情，典型代表作是(

) 。

110、白居易的诗歌中表现“兼济之志“的诗歌是(

) 1

11、 阮籍的诗歌代表作是( ) 1

12、《三都赋》的作者是(

) 1

13、《咏史》八首的作者是(

)

1

14、 晋代游仙诗的代表作家是(

) 1

15、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家是( )

1

16、 开创我国田园诗新领域的诗人是(

)

1

17、 最能反映陶渊明诗风中“金刚怒目”一面的诗歌作品是(

) 1

18、《归去来兮辞》的作者是(

)

1

19、 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是( ) 120、《哀江南赋》的作者是(

)

1

21、南朝乐府民歌艺术水平最高的长诗( )

1

22、“吴歌”主要产生于(

) 1

23、“西曲”主要产生于(

) 1

24、“宫体诗”盛行于(

)

1

25、《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是(

) 1

26、《水经注》的作者是(

) 1

27、《世说新语》的作者是( )

1

28、我国最早的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是(

)

1

29、王勃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所属诗篇是( ) 130、《从军行》的作者是( )

1

31、《长安古意》的作者是(

) 1

32、《春江花月夜》的作者是(

)

1

33、“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作者是(

) 1

34、《从军行七首》的作者是(

)

1

35、李白绝句佳作“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篇名是(

)

1

36、 被称为由盛唐到中唐过渡的集大成诗人是( ) 1

37、《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的作者是(

) 1

38、 著名诗歌《西塞山怀古》的作者是(

) 1

39、诗风呈现冷、艳、奇、险的诗人是(

) 140、《莺莺传》的作者是( )

1

41、 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是(

) 1

42、“永州八记”的作者是(

) 1

43、 在唐代，一生被卷人“牛李党争”中，致使郁郁不得其志的诗人是(

) 1

44、 自创“无题”诗的诗人是(

)

1

45、被鲁迅评为“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的是( ) 1

46、第一个专门写词的晚唐词人是(

) 1

47、花间派的鼻祖是(

)

1

48、《花间集》的编辑者是(

)

1

49、曹操的《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句引自古代诗集 ( )。 150、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者王粲，其代表作为 三首。 1

51、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前者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作为《咏怀诗》八十二首，后者著名的书信体散文是( )。

1

52、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其辞赋、散文也写得很有特色，最为有名的是《五柳先生传》、( )、《桃花源记》。

1

53、在南朝陈的后期，以( )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宫体文学团体。其中成就较高的是( )。

1

54、南朝诗歌发展上第一个重要变化，是( )代替东晋以来盛行的玄言诗。 1

55、 杜甫诗云“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诗人是( )。

1

56、融合了南北诗风成为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和唐诗先驱的作家是( )。 1

57、东晋诗坛主流诗歌的创作倾向是( )。 1

58、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是( )。 1

59、“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是( )中的名句。 160、 被人称为“八斗”之才的诗人是( )。

16

1、陈子昂登上幽州台，高歌“ ，独怆然而涕下。” 16

2、“明月松间照， ”是 王维《山居秋暝》中的名句。 16

3、《送元二使安西》写送别情景：“ ，西出阳关无故人。” 16

4、高适《燕歌行》抨击军中苦乐悬殊的名句是：“战士军前半死生， 。” 16

5、王昌龄的《 》，被称为唐代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 16

6、“ ，千金散尽还复来” 是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 16

7、 “ ，野渡无人舟自横”出自 韦应物的《滁州西涧》。 16

8、“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是白居易在( )一文中提出来的。

16

9、白居易《琵琶行》描写音乐与“嘈嘈切切错杂弹，”紧连的下一句是( )”

170、孟郊《游子吟》表达游子深情的两句是：“谁言寸草心，( )。” 17

1、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席上初逢见赠》的颈联是：“沉舟侧畔千帆过，( )。” 17

2、“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是晚唐诗人( )的名句。 17

3、“古文”的提出始于韩愈，是和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 )相对立的概念。 17

4、“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韩愈( )一文中的名句。

17

5、韩愈的杂文( )以千里马比喻贤才，寄寓了作者心中的不平。 176“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这是柳宗元( )一文中的句子。 17

7、杜牧《山行》的后两句是：“停车坐爱枫林晚，( )。” 17

8、“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出自杜牧的( )。 17

9、杜牧《过华清宫》其一后两句是：“一骑红尘妃子笑，( )。” 180、“春蚕到死丝方尽，( ) ”是李商隐《无题》诗中的名句。 18

1、( )是唐代第一个努力作词的词人，后来成为花间派的鼻祖。 18

2、李煜《虞美人》与“小楼昨夜又东风，”紧接的一句是( )。” 18

3、李煜《虞美人》抒写愁情的名句是：“问君能有几多愁?( )。” 18

4、杜甫诗集的名子是 ( )。

18

5、李白诗集的名子是( )。 18

6、王维诗集的名子是( )。 18

7、杜诗被后人称为“诗史”，杜甫被称为( )。 18

8、李贺被称作“诗鬼”，刘禹锡被称为( )。 18

9、中唐时期出现了“韩孟诗派”，“韩”是指韩愈，“孟”则是指( )。 190、众所周知，所谓“李杜”是指李白和杜甫，而“小李杜”则是指( )。

四、名词解释

1、初唐四杰

2、沈宋体

3、韩孟诗派

4、玄言诗

5、新乐府运动

6、燕乐

7、敦煌曲子词

8、《花间集》

9、南唐词

10、边塞诗派

11、山水田园诗派

12、沉郁顿挫

13、古文运动

14、上宫体

15、志人小说 16.建安风骨 17. 永明体 18. 骈文 19. 志怪小说 20. 宫体诗

五、简答题

1、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有哪些?

2、曹操的诗歌主要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艺术特色?

3、陶渊明最主要的思想特征是什么?

4、陶渊明的田园诗具有什么样的内容?

5、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成就有哪些?

6、人们为何尊称刘禹锡为“诗豪”?

7、南北朝时期北朝民歌主要反映了哪些内容?

8、分析论述李商隐无题诗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

9、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有哪些?

10、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具有什么样的艺术特点?

11、唐代边塞诗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12、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包括哪几个方面?

13、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14、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特点是什么?

15、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包括哪几个方面?

16、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是什么?

第5篇：魏晋南北朝

74：“天下才共一石，子建占八斗，吾占一斗，天下才共分一斗”。这句话是谁说的?(谢灵运)

75，标志着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完整体系的著作是?(《文心雕龙》) 76，《广陵散》的作者是?(嵇康)

77，竹林七贤分别是指?(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 78，“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表述的是哪两个兄弟的故事?(曹丕，曹植)

79，我国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了一本专门研究河流水道的巨著，是?(《水经注》) 80，西晋陈寿撰写的一本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纪传体国别史是?(《三国志》) 81，“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形容的是哪一位名人?(诸葛亮) 82，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著有《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的是?(蔡文姬) 83，“闻鸡起舞”说的是?(祖逖)

84，在伐晋的“ 淝水之战”中大败，一蹶不振，之后被杀的皇帝是?(符坚)

85，他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君主，他崇尚中国文化，禁胡服改变度量衡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水准，是西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对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拓跋宏)

86，我国史上代父从军的女英雄是?(花木兰)

87，创制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架表现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的是?(张衡)

88，他的书法被誉为“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他被后人誉为“书圣”。他是?(王羲之) 89，“天下第一行书”指的是?(《兰亭序》) 90，“五柳先生”指的是?(陶渊明)

91，————，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道狭草木长) 92，因文采富丽，气势磅礴而闻名于世的《三都赋》的作者是?(左思) 93，全面反映北魏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情况和技术措施，科学总结南北朝及之前农业生产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农业百科全书是?(《齐民要术》)

94，我国古代，有一个名人，在他四岁时和哥哥们一起吃梨，他总是拿小的，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小儿，法当取小者。”他是?(孔融) 95，《洛神赋图》的作者是?(顾恺之) 96，“六朝四大家”是?(顾恺之、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

97，在南北朝时算出π的真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的著名数学家是?(祖冲之) 98，梁朝有一位喜欢当和尚的皇帝，他是?(萧衍) 99，颁布“杀胡令”，主张“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拯救汉民族的的抗胡英雄是?(冉闵)

100，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关于农业的一个制度为?(均田制)

101，魏晋南北朝时，——教和——教得到广泛传播，尤以——教为盛。(佛教，道教，佛教) 102，建安七子为?(孔融，王粲，阮瑀，陈琳，徐干，应玚、刘桢) 103，陶渊明在《———》描写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压迫与剥削的理想社会。(《桃花源记》) 104，《——》和《——》是北朝民歌中的两篇杰作。(《敕勒歌》，《木兰词》) 105，——在书法上有独到造诣，又称“小王”，与其父以书法并称“二王”。(王献之) 106，北朝书法因多为碑体，所以世称“——”。(魏碑) 107，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108，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在形式上完成了古诗从四言、骚体到五言乃至七言的发展过渡，尤其是——诗的成就最为突出。(五言)

109，王粲的《——》讲述了作者为避难而离开长安南投荆州刘表时在郊野见到的当时割据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真实感人。(《七哀诗》) 110，池塘生春草，——————。《登池上楼》(园柳变鸣禽)

111，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建国于江南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皆定都于——。(建康)

112，西晋时期，玄学代表人物是——和——。(向秀，郭象)

113，曹丕继位后为使“唯才是举”这一选举原则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创立了“——”，亦称“——”。(九品官人制，九品中正制)

114，——是北朝的石窟，主要是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和宣武帝营造的三大石窟，其中以古阳洞和宾阳洞的中洞最有名。(龙门石窟)

115，佛教的发展使东晋十六国时期掀起一股向天竺求法的热潮，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他撰写了《佛国记》。(法显)

116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归园田居》(一去十三年) 117，《——》是东魏鲜卑语的牧歌，生动刻画了苍茫辽阔的草原景象。(《敕勒歌》) 118，世称的“卫夫人”是指?(卫铄)

119，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以少数胜多数的战役是?(淝水之战)

120，南朝时期北方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

121，羁鸟恋旧林，——————。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归园田居》(池鱼思故渊) 122，野旷沙岸净，——————。《初去郡》(天高秋月明) 123，——————，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林壑敛暝色) 124明日照积雪，—————。《岁暮》(朔风劲且哀)

第6篇：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 论

[教学目标]从宏观角度整体把握魏晋南北朝文学，了解当时的文化思潮及其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作家的社会地位、命运及其风尚，掌握该时期文学发展的轨迹。

[教学重难点]文学自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题;玄学、佛学对文学的影响。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时间]2学时 [教学内容]

魏晋南北朝文学鸟瞰：

文学走向自觉，文学个性化鲜明;文学集团涌现，出现群体性风格，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明显;五七言的古体、近体诗兴盛。

第一节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十分繁荣。 文学的自觉表现在：

1.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独立出来;讨论“文”、笔”之分。

2.深细研究各种文体，尤其是《文心雕龙》、《文选》从理论和实践上深细研究了各种文体。

3.重文学的审美特色，从多方面研究文学的形式美和创作技巧。 《文心雕龙》标志着我国文学理论批评有了完整体系，由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自序组成，深入讨论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总结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

《文选》作为文学总集，收录先秦至梁130余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古诗十九首，共收诗文七百余篇。编排上先把文体归为37大类，大类下依题材再分小类。选编者对作品比较宽容，有文学眼光，后世形成“文选”学。

第二节 **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

战乱和分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根本特征。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者走马灯式地更换，且相互杀伐不息，混战连天。与之相连的是饥馑，瘟疫以及人口大规模迁移，使无数生命就此终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典型的乱世，其文学也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文人多属于前后两三个朝代，且多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敏感的作家们深感生命短促无常，祸福难料，危机四伏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的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

二、**朝代文人的风尚

魏晋南北期时期，文学的共同主题有：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游仙主题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和反招隐诗。 第三节 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门阀制度早在东汉末年就已形成，魏文帝的九品中正制则是推波助澜，进入东晋、门阀势力则更加强盛，至南朝士族势力衰微，才又回到皇权政治。在该制度下，形成士族与庶族的对立。前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而后者则几乎无仕进之路。因而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怀不平，它反映在文学中其哀叹，呼号，愤激和不平都形成该阶段文学的特色。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另一现象是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如三曹、阮氏父子、三张兄弟、谢氏家族等。这一现象与门阀制度相始终。门弟风气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还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如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等。

第四节 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从西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玄学的主要命题是：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辩，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

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及文学是确立了以“自然”和“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言不尽意理论指出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得意忘言理论对鉴赏论则有所启发，认为作者的思想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要读者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自己的联想来体味，那字句之外隽永深

魏晋新的社会思潮下，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流。所谓的魏晋风流表现出来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也可以说成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或者是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其对当时和后

魏晋玄学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例子是玄言诗。玄言诗对文学的意义是积淀了理趣，而它借助山水风景参悟玄理的形式则直接导致了山水、田园诗的兴起。

第五节 佛教与佛经汉译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传入、佛经汉译对文化各领域、各社会阶层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文士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1. 丰富了想象世界，拓宽了思维的时间、空间。 2. 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趣味。

3. 促成了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自觉分析汉语言在声、韵、调上的美。 4. 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言词汇的积累。 5. 使文学观呈多样化倾向。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建安文学：跨汉末和魏初，以三曹为中心，聚集了建安七子，共同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影响后世深远。

正始文学：魏晋易代，政治险恶，玄学开始形成。嵇康、阮籍以诗文揭露礼教的虚伪，抒写苦闷与抗争。

太康文学：潘陆诗风繁缛。左思《咏史》写寒士的不平，上承建安风骨。 东晋玄言诗居诗坛达百年之久。

晋宋易代之时，伟大诗人陶渊明开田园诗天地，以“自然”为美的至境。 宋初谢灵运大力写作山水诗，玄言诗转向山水诗。

宋代鲍照在七言乐府上有了突破，南北朝民歌带来了清新诗风。

齐梁文学：在声韵、辞藻、用事、对偶多方面探索，为唐近体诗奠基;萧氏三个文学集团的形成。梁陈文学以宫体诗为诗歌主流。

北朝文学质朴，模仿南朝诗明显。庾信北上促进了南北文风交流，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北朝散文成就杰出。

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文学史上看，新变色彩明显，表现在文学走向自觉，个性化鲜明;玄学、佛教为文学带来新的意趣;重语言的形式美。

从文体上看：五古鼎盛。诗化散文即骈文、骈赋臻于完美。七古确立。南北朝清新的民歌在唐代衍生出绝句小诗。志人志怪小说初具规模，奠定中国小说的基础。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教学目标]了解建安文学及正始文学的概貌;熟悉三曹、建安七子及阮籍等作家的作品及创作风格。

[教学重难点]掌握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的内涵;理解曹植、阮籍诗风的特点 [教学方法]讲授 讨论 [教学时间]6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以三曹为中心，建安七子各逞风采，共同确立“建安风骨”，文学个性鲜明。 正始时期，阮籍《咏怀》组诗，以比兴手法隐晦曲折抒写复杂情怀。

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

曹操是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存诗二十多首，全为乐府诗。写战乱现实和人民的苦难;抒政治抱负;《观沧海》是今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曹操诗借乐府旧题写时事，感慨深沉，语言古直，风格悲凉慷慨，富于创新精神和个性。曹操还是建安文学的领袖，网罗文士，共同开创文学繁荣的局面。 曹丕存诗约40首，主要有：宴游诗，抒情言志诗，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诗。 燕歌行》是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诗有大影响。

曹丕诗重个人情感的抒发，文士气浓;追求语言的绮丽，音韵和谐，抒情纤细，形式上诸体齐备。曹丕与文士诗酒唱和，开文人雅集的先河。

第二节 曹植

曹植的生平，创作以建安25(公元220)年为界，分前后两期： 前期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有乐观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 后期遭受曹丕父子的迫害，主要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

1.写遭受迫害而产生的悲愤，如《赠白马王彪》，主题复杂浑成，情、事、景交触，是著名的抒情长诗。

2.借思妇弃妇来抒怀，如《美女篇》、《七哀诗》。 3.述志诗，如《杂诗仆夫早严驾》。

4.游仙诗，如《远游》，渴望在游仙中超脱现实。 曹植诗“骨气奇变，辞采华茂”，气骨文采兼备。他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整合了前代诗的优秀传统，完成了从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他在当时和后代有着崇高的地位。

曹植诗歌受到后人推崇的原因有三：一是其诗文采富艳，二是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

第三节 王粲、刘桢以及蔡琰

建安七子：曹丕《典论论文》把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称为“七子”。

王粲诗写战乱现实，抒写漂泊之感和壮志难酬，如《七哀诗》之一。王诗多“自伤”，感情深沉悲壮，诗为“七子之冠冕”。 刘桢诗有赠答、游乐诗两类。

刘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凛霜，高风跨俗”，以气势取胜。如《赠从弟》之二 蔡琰五言《悲愤诗》，写汉末**中人民尤其是女子的苦难，叙事抒情完美组合，重细节和心理刻画，是著名的抒情味儿浓的叙事长诗，对后世叙事诗有影响。

第四节 建安诗的时代特征

一、建安文人政治理想的高扬：

时代的战乱，一方面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一方面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立功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因而，建安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反映在诗中则是“悲凉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时代精神特色。

二、生短暂的哀叹。

建安社会之乱离，使生灵涂炭，无数人死于非命，加之疾疫流行，人多短寿。这对文人刺激很大，他们或单纯哀叹生命短暂或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或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尤其是后两种态度，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三、强烈的个性表现。

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鲜明的个性色彩，也就成为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第五节 阮籍、嵇康与正始诗

正始时政治险恶，玄风弥漫，诗风走向词旨渊永、寄托遥深。 阮籍82首《咏怀》组诗，开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影响深远。

组诗多苦闷孤独情怀，深广写出对时光、生命、世事等的复杂感受，情意忧愤深广;也有写游仙、隐居出世情怀的;在关注现实方面，指斥曹魏政权荒淫腐败，讽刺礼法之士的虚伪。

阮籍诗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多比兴、象征寄托，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嵇康诗以四言成就最为杰出，多表现诗人高蹈独立，鄙弃功名的形象。嵇康诗语言天成，风格清峻。 [阅读书目]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59

[思考题] 1.解释名词

①建安风骨 ②正始之音

2. 3. 4.简析正始诗歌的艺术特征。

第二章 两晋诗坛

[教学目标]了解两晋诗坛概貌，熟悉并掌握太康名家的创作及艺术成就。 [教学重难点]太康诗风的特征;左思与刘琨诗的成就 [教学方法]讲授 自读 [教学时间]2学时 [教学内容]

西晋诗人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诗风繁缛。 左思诗为寒士鸣不平，郭璞以游仙来抒怀。 东晋以孙绰、许询玄言诗为代表，玄风大畅。 陶渊明开创田园诗天地，达到“自然”的至高境界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西晋太康诗创作主要致力于拟古和探索诗的形式技巧的完美，诗风繁缛。 拟古方面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摹拟中，文辞风格趋于华美，文人气渐浓，如陆机的创作。

诗风繁缛，繁指繁复详尽，缛指华丽，表现为： 1.语言重华丽藻饰，如陆机、张华的诗。 2.描写繁复，如潘岳《悼亡诗》。

3.句式骈偶，如陆机《赴洛道中作诗》。

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

左思8首《咏史》，借咏史来抒怀，富创新精神。 《咏史》写寒士的不平、对士族的蔑视抗争。

钟嵘评左思《咏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典指征引史实，怨指借古讽今，精切指借古讽今又深刻恰当，讽谕之致指能发挥讽谕的社会功能，“左思风力”与建安风骨是一致的。

刘琨诗仅剩三首。其诗感情深厚，风格慷慨悲壮，寓于感染力，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风格雄峻，以《扶风歌》最为著名。

第三节 郭璞的游仙诗

游仙诗的源头：

1.源自《楚辞·远游》，多写因不得志于时而兴起的复杂感受。 2.源自秦汉时，多写求仙访药，追求长生。

郭璞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有9首为残篇。他持论以儒家经典为本，《游仙诗》所写隐居高蹈，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消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种特殊

在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年，诗道不振，玄理渐多，平淡寡味的诗风中，郭璞《游仙诗》则是以文采富丽见称于时，可谓高出侪辈，独领风骚。

第四节 兰亭唱和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他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谈名士交流，以山水吟咏为乐。在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沿“修契”习俗，在兰亭聚会。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吟酒赋诗，结集为《兰亭诗》。王羲之为之序，

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写游赏的乐趣，包括山水之美，饮酒之乐，临流赋诗之雅兴，其中心内容是在美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得到的审美愉悦。《兰亭诗》虽艺术水平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特别是文人雅集唱和，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

第五节 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东晋玄言诗代表作家孙绰、许询。东晋玄学的新气象是玄佛合流，对文士思想趣味和生活方式上有显著影响。 东晋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以写老庄玄理为主，亦有借山水来抒情的形象性强的作品。

玄言诗成就不高，但是对后代影响却深远，如影响谢灵运、白居易和宋诗。 [阅读书目]

《陆士衡诗注》，陆机撰，郝立权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思考题] 1. 2. 3. 4.

第三章 陶渊明

[教学目标]了解陶渊明的人生道路、思想性格及其文学创作概貌。熟悉并掌握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教学重难点]陶渊明的思想与田园诗的思想内蕴及艺术成就 [教学方法]讲授 讨论 [教学时间]4学时 [教学内容]

在东晋玄言诗把持诗坛达到百年之久的背景下,陶渊明其人其作出现的意义：把“自然”提升为美的极至;变玄言诗的老庄玄理为亲切而深邃的日常生活哲理;密切了诗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开创田园诗新天地。

陶渊明以其人格魅力和杰出作品为后代士人构筑起精神家园。

第一节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陶渊明以公元405年辞彭泽令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在仕与隐两难选择中徘徊;后期隐居躬耕，伴随他的既有隐居之乐，也有生活的艰辛。 陶渊明思想组成比较复杂：有儒家的积极入世和重道德操守;又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佛教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还是一个务实重实践的人。

陶渊明把生活诗化，又将诗生活化，是魏晋风流的真正代表，他安贫乐道，崇尚自然，追求返朴归真，找得“真我” 。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一、田园诗：

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农村风物、农村生活和农夫形象的诗人。

有写田园恬淡美好景象，质朴的农村生活和诗人悠然自得的诗，如《归园田居》其一。写自己躬耕的生活体验。描画自己的贫困和农村的凋敝。

二、咏史、咏怀诗： 陶渊明也借咏史来咏怀，其咏怀诗多为组诗。诗中继承阮籍、左思诗的优秀传统，又真切道出自己在仕与隐之间徘徊的感受。

三、行役诗：

作于宦游期间，把行役之苦、对仕宦的厌倦与思念田园、渴望归隐对举着来写，富有感染力。

四、赠答诗：

写真情和日常生活。意蕴淡而厚

第三节 陶诗艺术及其渊源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表现在诗中为：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等。 陶诗的一大特点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

陶诗的艺术特色具体地可概括为两点：

一、理、景、事、理浑融

陶诗把寻常习见的景，普普通通的事，诗人的真情深情，深邃独到的理趣完美结合在一起，言浅而意深。

二、平淡中见奇警，素朴中见绮丽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把似乎是对立的风格组合在一起，也实陶诗“自然”臻于极至的表现。

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新的高峰。 第四节 陶渊明的散文与辞赋

《五柳先生传》在自传的叙事框架下，以简洁洒脱的文笔写自己的情趣，结构上以叙事为骨架，以抒怀来立心。传主洒脱自然而安贫乐道的形象成为后代士人心目中理想的隐士形象。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归途，抵家团聚，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无不表现了诗人对自由的向往。对于后人来说，一切回归，一切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桃花源记》描写了一个美好安宁而真切自然的世外桃源，既有幻想中的美好奇异，又有浓厚的朴实真切色彩。

第五节

陶渊明初以“隐逸诗人之宗”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经萧统，尤其是苏轼、朱熹的褒扬，逐渐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是古典文学史上一个典型的阐释学个案。陶渊明其人成为后代士人的精神家园，他的平淡自然成为文艺中至高的境界。

陶渊明所代表的人格精神正是中国士大夫从道的精神。他所走的归隐之路，为追求心灵宁静的中国士大夫开辟了一条通住灵魂安顿之地的先路，也为士大夫筑造了一座精神堡垒。他的诗歌平淡自然的风格也就成为士大夫心中高尚的艺术品格。

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征。尤其是菊，不仅成了他的化身，也

[阅读书目]

《陶渊明集》，陶渊明撰，王瑶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陶渊明论集》，钟优民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思考题] 1. 2. 3. 4.

第四章 南北朝民歌

[教学目标]了解现存南北朝民歌的情况及代表作品。 [教学重难点]掌握南北朝民歌的艺术差异及其代表作品《木兰诗》、《西洲曲》的艺术成就[教学方法]讲授 讨论 [教学时间]2学时 [教学内容]

南朝民歌清丽缠绵，多写爱情。 南北朝民歌的比较：

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写**现实和北方风习。

第一节 南朝民歌与吴、楚风情

南北朝民歌主要有吴歌、西曲两类。

吴歌：三百多首，产生于建业一带，多创作于东晋、宋时，多写女性对爱 比较： 情的感受，清丽缠绵。

西曲：百余首，产生于江陵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汉水流域，多作于南朝。能把爱情与劳作结合起来，开朗明快。

南朝民歌多为清丽缠绵的情歌的探因：采诗者为声色之乐，幽美的南方风物;南方生活充裕;多出自城市平民。

南朝民歌的艺术特色：篇什小巧，多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多用活泼含蓄的双关语。

抒情长诗《西洲曲》以江南女子四季相思为线，穿插四季景物变化，点染女子活动、妆饰，婉细传达了江南女儿的相思情。

《西洲曲》艺术：四句一换韵，为一小节;多顶真，有回环婉转的情味儿、韵味儿。清人沈德潜评为“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是南朝民歌最精美的作品。

第二节 北朝民歌与北朝各民族风习

北朝民歌多为军乐，流传至南方，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所作。 内容丰富，题材广泛：

1.写北方风物和游牧、流浪生活，如《敕勒歌》《陇头歌辞》 2.展现北方人豪迈个性和尚武精神。 3.写战争及其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4.写爱情婚姻，多快人快语，耿直坦荡。

《木兰诗》，原为民间叙事长诗，流传中可能经过文人润色。塑造了木兰这一光彩照人的形象，集闺中儿女和巾帼英雄为一身，在她身上，凝集了华夏民族尤其是古代女子多方面美德，是中国人民深爱的理想人物。 《木兰诗》艺术特色：

1.描写繁简得当，剪裁得当，结构严谨。

2.借行动、气氛渲染来写人物内心，叙事与抒情完美结合。

3.语言形式上，多复沓、排比、对偶，设为问答;多用叠字;以活泼口语为主，兼精美的近体诗语。 [阅读书目]

[思考题]

比较南朝民歌与北朝民歌的艺术特征。

第五章 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教学目标]学习谢灵运、鲍照的诗歌，了解其对诗歌的创新，掌握其对后世诗风的影响。

[教学重难点]谢灵运山水诗的特色，鲍照乐府诗的艺术创新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时间]3学时 [教学内容]

南朝为中国诗史上诗运转关的关键时期，“性情大隐，声色大开”，尚形式完美。 谢灵运以山水入诗，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加强诗的技巧和表现力。 鲍照写乐府诗，多写寒士的不平，艺术上创新。

第一节 谢灵运所开启的新风与山水诗的兴盛 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开启诗国新天地，创造新的诗歌风貌。

回顾：先秦诗，山水仅仅作为背景点染或比兴出现;后有曹操《观沧海》，可视为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左思、郭璞也写到山水。 山水诗兴起的背景：魏晋隐逸风气大炽，山水为乐土;南渡江南，那里山水优美;士人在山水中阐发玄理、抒情;晋宋山水画、画论出现，对山水逐渐有了自觉的审美意识;五言诗成熟，南朝民歌写山水，都为山水诗提供了借鉴。 谢灵运：大力写作山水诗并产生巨大影响。

出身士族，才华杰出，却生逢乱世，被贬愤懑，在山水、佛理中获得安慰。他的山水诗多作于被贬永嘉太守后，基本特点是鲜丽清新，如芙蓉出水，雕琢而自然，求新求俊，变魏晋以来的古朴为追求声色，要人工锤炼雕饰。 从陶渊明到谢灵运，古典诗呈现重要变化： 1.从写意到描摹

陶诗把心物合一，将诗意与生活打成一片，重整体;谢诗极物写貌，重形似，细节描摹，多名句，较少情景交融，构思往往有模式化倾向：叙述出游，写见闻，结尾写感悟。

2.从重启示暗示到重写实

陶诗重言外之意，想象联想;谢诗重细致观察，语言准确，要精细描写，把山水作为独立客观的对象，注重描写方法、技巧和新词汇，缺点是生涩。

陶谢的不同，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变，“性情大隐，声色大开”，极貌写物，穷力追新，成为南朝诗的主流，影响到唐代。 谢惠连，诗作仿谢灵运，诗写得轻灵绮丽。

颜延之：尚巧似，多雕饰和典故，辞藻富丽繁缛，被称为“错彩镂金”。

第二节

鲍照才秀人微，个性却奇崛昻藏，为元嘉三大家之一。 鲍诗内容有：

1.为寒士鸣不平，对门阀社会抗争，如《拟行路难》之

四、六; 2.写边塞戍卒，如《代出蓟北门行》;

3.哀婉凄怆写游子思妇、弃妇的诗，尤为感人，如《代白头吟》; 4.写统治者暴敛与人民疾苦; 5.富于雕琢意味的山水诗。

鲍诗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有险俗、险急的特点，个性十分鲜明，表现在诗中多流露激越情、不平气;形式上多得力于汉魏乐府、南朝民歌，自由而淋漓尽致的抒情，洋溢着跳荡雄肆之气，个性张扬，从而赢得杜甫等的推崇。

鲍照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押韵灵活自由，为七言诗开拓了道路。

[阅读书目]

《谢灵运集校注》，谢灵运撰，顾绍伯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鲍参军集注》，鲍照撰，钟仲联增补集说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思考题] 1. 2.简谈鲍照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对七言诗的贡献。

第六章 永明体与齐梁诗坛

[教学目标]学习本章，熟悉并把握永明体的兴起及其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掌握沈约、谢朓诗歌的艺术成就;了解宫体诗的特点和成就。 [教学重难点]永明体、谢朓山水诗、宫体诗评价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时间]2学时 [教学内容]

此时诗人自觉追求诗歌的语言形式美、音乐美，为唐律诗奠基，先后形成几大诗人集团的群体风格。宫廷诗人把南朝民歌带入宫廷，写女子及其相关物象，以艳辞写声色，在技巧方面积累经验，为唐诗奠基。

第一节 沈约、谢朓和永明体

齐梁诗讲究声律对偶，是新体诗形成发展期。

汉字声有高下长短，把声调有规则的组合，可构成铿锵和谐的音乐美，对其进行探讨，是有着复杂的原因的。沈约等积极研究声、韵、调的组合，在消极意义上提出了诗歌创作要避免的八种毛病，在积极意义上明确了"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基本原则。早期苛细，影响了自然表达，但自觉运用声律，可增加诗的形象美，加强表达效果，为古典诗的完美作出了贡献，有积极的意义。

沈约诗清怨。或写山水，或抒离别愁，言浅情深。

谢朓诗：写山水的作品，继承谢灵运诗的细致清新，又情景交融，摆脱玄言诗的尾巴，形成清新流丽的风格，他追求"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语言清新流畅，声韵铿锵婉转，耐人回味，"在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谢朓的诗，警句对仗工整。短诗清新含蓄，富民歌意味，为五绝作出贡献。他对唐诗繁荣作出了贡献，从而赢得李白杜甫的推崇。 王融的诗构思含蓄有韵致，写景细腻清丽，语言华美平易流畅，近于谢朓，所谓"词美英净"。

受永明体影响的诗人：

1.何逊：写对游宦的厌倦，羁旅相思;诗语平易晓畅，隽美清幽，又长于酬答伤别，状物鲜丽，语言省净，重审音练字，对偶精工，近于唐律精美的写景对句。 2.阴铿：写离别、思乡。风格清丽，以写江景见长，画面优美，情意流贯，不少作品可视为唐五律的滥觞。

第二节 齐梁诗人集团

东晋有王、谢等家族中心式的文学集团。

刘宋时有以宫廷、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如临川王刘义庆。 齐梁几个文人集团：

1.南齐萧子良：有竟陵八友，创作永明体诗，群体创造，富竞争氛围。

2.梁萧衍：以帝王之尊倡导文学。

3.萧统：重诗文创作和学术，与人编选《文选》。

4.萧纲：倡新变，为诗清靡，聚集文人，创作宫体诗，"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曼藻，思极闺闱之内"，有徐庾父子相随，时称“徐庾体”。此一集团诗歌创作繁荣，影响深远。

第三节 从市井到宫庭

南朝皇室皆行伍出身，来自社会下层。他们入主皇宫后，仍留恋，学习市井之风习。而南朝以来流行的市井歌词及文人歌诗，尤多侧艳之风，这又正合纵情声色的统治者的口味。南朝乐府机构，曾采集大量的民歌配乐演唱，从而使南朝市井民歌进行入宫庭。加之汉魏之世雅乐散亡，江南自东晋以后，流行被视为“郑卫淫俗”之乐的清商曲。南朝民歌与清商曲在宫庭中相结合，便产生了宫体诗。 宫体诗之称始于梁简文帝，至梁陈之世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宫体诗就内容而言，主要以宫庭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其风格比较柔

尽管宫体诗内容贫乏，它在艺术上为唐诗格律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阅读书目]

《谢宣城集校注》，谢脁撰，曹融南校注集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沈约集校笺》，沈约撰，陈庆元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思考题]

1.名词解释 ①永明体

2. 3.

第七章 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

[教学目标]了解北朝文化与文学，掌握南北文风融合的过程及庾信诗歌艺术成就

[教学重难点]庾信诗歌成就及其影响 [教学方法]自学 讲授 [教学时间]2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北朝文化与文学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迁都洛阳，厉行汉化，使中原文化得以沿续，北朝文坛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不久，东魏为北齐所替代，西魏为北周所替代，双方在文化

东魏、北齐以邺都为中心，占居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文荟萃，聚集了一批文人才士。北齐后主高纬设立文林馆为一时盛事。当时名士有来自南朝的颜之推，萧悫等，有本土成长起来的邢邵、魏收等人。北齐文人自觉学习南

西魏建都长安，占据关陇地区。因政治需要，西魏政权的实际操纵者宇文泰托古改制，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反映在文学观上，就是去华存朴，师法上古。西魏

西魏攻陷江陵，庾信滞留北方，王褒等一批江左文士被迁入关，成为北周文坛的主力，齐梁文风也随之北传。其中北迁文士中，庾信、王褒的影响力最大，王褒以撰写应用性骈文著名，也有颇具抒情性的诗文。如《渡河北》《赠周处士》等。

第二节 南北文风的交融 南北分裂，东西割据，政治上的对峙，地域习俗差异以及人才的多寡导致南北朝文化的多元化。概括而言，文学差异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是，在南北之间，文化并未隔绝，通过使臣往来等途径，

第三节 庾信文章老更成

庾信的一生，以42 庾信在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安静的阶段。他与父亲庾肩吾，徐陵父子同为文学侍臣，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徐庾体”。其前期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但在艺术上争奇斗巧，打破陈规，开启了唐

庾信后期作品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充满深切的情感，笔调劲健苍凉，艺术上也更为成熟。其“乡关之思”主要有以下内容：感伤时变，魂牵故国;叹恨羁旅，忧嗟身世。他由南入北的经历，使他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他汲取了齐梁文学的修辞技巧，又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

[阅读书目]

《庾子山集注》，庾信撰，(清)倪璠注，《四库备要本》。 [思考题] 1. 2. 3.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教学目标]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坛的新格局;熟悉其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发展规律;掌握名家名作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难点]魏晋散文名家名作;骈文的形成;《水经注》的成就 [教学方法]讲授 自读 讨论 [教学时间]2学时 [教学内容]

文章重个性化、美文化。骈赋讲究对偶、声律、词藻。北朝散体文杰出。

第一节 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

魏晋文重个性，气爽才丽。曹操为文通脱大胆;曹丕婉丽抒情，曹植任气而华美。 魏晋赋：抒情，小品化。王粲的《登楼赋》情景交融，曹植的《洛神赋》曲折写理想的破灭，向秀的《思旧赋》欲吐还忍，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尖锐锋芒毕露，其余有鲁褒《钱神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也各具特色;当时大赋多重大题材，且融入个人生活情意;思辨色彩浓，如嵇康的论辩文。

第二节 南朝美文的衍化

总体上日趋华美。

谢灵运的山水赋清新，重巧似。颜延之的骈文典故繁博，修辞巧丽。鲍照的《芜城赋》把昔盛与今衰构成强烈对比，抒情味儿浓。陈寿的《三国志》骈丽而自然，范晔的《后汉书》的论赞用骈体，刘勰的《文心雕龙》为骈体的文论巨著。 齐梁新变的表现：四声协调，走向格律化;细分文体为有韵的叫文，无韵的叫笔。 江淹的《别赋》写七种分别，自觉追求新变，既重空间布局，又以情为主线;《恨赋》写六类人的憾恨。任昉的应用文得体而高超，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充满俳谐嘲弄的趣味。

此时的赋诗化色彩浓，如丘迟、吴均、陶弘景的山水文字，清新优美。

第三节 《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水经注》集六朝地志之大成，优美而富情味儿，洋溢着对祖国山水的爱，文字清朗疏朴。

《洛阳伽蓝记》记洛阳寺塔，结构上采佛书合本子注，内容博洽而条理井然，笔底含情，极有感染力，文化意味浓。语言：四言兼参用四六骈句，又有自由灵活的散句，典丽清拔，吸取了京都大赋的气势与技巧，从而秾丽动人。 [阅读书目]

《文选》，萧统编，中华书局1974 《水经注》，郦道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洛阳伽蓝记校释》，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中华书局1963

[思考题] 1. 2. 3.分析《洛阳伽蓝记》的文学个性。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教学目标]了解中国小说的起源;掌握魏晋南北朝小说的艺术特征及其对后世小说发展的影响。

[教学重难点]中国小说的起源;《搜神记》;《世说新语》 [教学方法]讲授 自读 [教学时间]2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小说的起源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

一、关于“小说”：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小说见于史家著录始于班固的《汉书》;最早对小说所作权威解释和评价的是《七略·辑略》。他们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它虽是小道，尚有可取之处。这一评价一直影响着中国文人的小说观。

二、小说的起源：

小说起源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神话传说。(二)是寓言故事。(三)是史传。

三、南北朝小说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小说结集及后人辑本，共约五十种，重要的作品有邯郸淳《笑林》，张华《博物志》等十余种。

第二节 志怪与志人

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

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

志怪小说按内容可分为三类：

1.地理博物。2.鬼神怪异。3.佛法灵异。代表作分别为：张华的《博物志》、干

志人小说的兴盛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志人小说按内容可分为：笑话、野史、逸闻轶事三类。代表作品有邯郸淳《笑林》、葛

在艺术上，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往往只是粗陈梗概，而且基本上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它只是中国小说的雏形阶段，没有成熟作品。但它是中国小说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小说艺术方面为后世小说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第三节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亦有不同。今存最早刊本为宋绍兴八年所刻三卷本，共36门。 《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该书及注涉及人物一千五百多个，不仅数量多，而且面广，魏晋两朝主要人物几乎无所不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都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其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总之，该书成就显著，影响十分深远。 [阅读书目]

《世说新语校笺》，刘义庆撰，徐震，校笺，中华书局1984 《古小说钩沉》，鲁迅校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思考题] 1. 2.

3.简评六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第7篇：魏晋南北朝诗歌概况

继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汉乐府民歌和"怊怅切情"的古诗之后，魏晋南北朝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所发展。尤其是由于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努力，诗歌形式由汉诗的自由质朴渐趋词藻华美，音韵调谐，格律严谨，对仗工整，为唐诗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史上最为光辉夺目的一章。汉末的社会**和思想的活跃，促使建安诗坛大放异彩。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等"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们描写社会**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了"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这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这一时期，久已沉寂的四言诗在曹操手里出现中兴现象，五言诗的创作更是繁荣，终于使这一诗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曹丕的《燕歌行》则开创了七言的新体制。富于创新精神的建安诗人善于向民歌学习，又缘以雅词，质朴的古诗开始转向文人诗的华美。这种现象在曹植诗中尤为明显。

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用残酷的杀戮排除异己。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遂对文学发生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兴起，文人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遗落世事。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诗风的演变。建安诗人那种迫切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阮藉、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对黑暗政治满怀愤恨，但为了免遭不测，所作诗往往多用比喻象征。特别是阮藉《咏怀诗》八十二首，以隐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写其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人颇有影响。

西晋太康中，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中陆机在当时最负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自己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锺嵘称之为"左思风力"。

太康之后，永嘉之际的著名诗人则有刘琨和郭璞。 晋室南渡后，老庄思想更甚，士大夫崇尚清谈，玄言诗流行一时。其中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他们以老庄哲学入诗，作品枯燥乏味，绝少生活情趣。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的诗人陶渊明。他是中国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诗人，对唐宋以来的历代作家有深远影响。陶渊明诗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他以平淡、朴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笔墨，多方面地描写田园风光，抒写他在农村的真切感受。以前诗人所忽视的田园景物第一次被陶渊明描绘得那样美妙和情味隽永，所以后人称他为"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另一类诗是咏怀诗，继承了阮藉和左思的传统，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能忘怀和对污浊世俗的不满。他的全部诗篇，雄辩地证明他有"静穆"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陶诗的突出风格是平淡自然，在质朴、简约的形式中，包孕丰厚的情韵，苏轼正确地评陶诗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陶诗在当时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这些美妙的诗因和时人喜好玄言诗的风尚格格不入，所以不被当代人所重视。陶诗极高的美学价值在唐宋以来才被人们发现。

晋宋之际，诗风最重要的变化是山水诗的兴起和玄言诗的告退。在东晋末年的谢混、殷仲文的诗里，对山水的描写已逐渐增多，但他们的成就不大。谢灵运才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用全力精细刻划山水景物的诗人。诗发展到刘宋时期，更讲究形式。谢灵运的诗追求对偶工整，刻意雕琢。与他同时代的鲍照则继承和发扬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或描写边塞战争，或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或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他擅长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节奏错综多变，感情奔放，笔力雄健，具有独特风格。

齐永明年间，在音韵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著名诗人沈约、谢脁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于是"声律说"大行，形成了所谓"永明体"的新体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新变。新体诗的出现，反映出诗歌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的趋势。此后，许多诗人写作时更讲究声律，促使近体诗一步步趋于成熟。然而永明作家因过分强调声律、词藻，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容，成就不高。只有谢脁的山水诗，吸取了谢灵运状物精细的长处，又克服了他的情景游离的缺点，表现出情景交融，清新流丽，音律调谐的优点。梁陈时代作诗的人特多，但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做艳诗，宫廷诗人庾肩吾、徐樆等人朝夕献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宫体诗。宫体诗以描写女色为主，词藻浮华，风格柔弱。自梁至初唐，其影响相沿一百多年。在宫体诗泛滥之时，有少数诗人的作品还值得一读，如吴均的诗清拔有致，为时人所效仿。何逊、阴铿的山水诗也有清新之气。

北朝文人多宗尚南朝著名作家，多事模仿，很少创造。由南入北的庾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浮艳。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多抒写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屈身事敌的羞愧心情。其代表作《咏怀》诗二十七首多方面敌反映了他的亡国之恨和身世之痛，内容充实，情意真挚，风格苍凉沉郁，兼有南方文学的秀美和北方文学的刚健。庾信的某些五言新体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加上他的诗对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对唐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东晋、南北朝又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们产生在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宛转缠绵。

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由于南北朝长期对峙，北朝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与南朝大不相同，北朝民歌题材较南朝民歌广泛，诸如战争、尚武、羁旅、人民的贫寒等内容，都有所反映。北朝民歌语言质朴，风格直率豪放。

纵观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总趋向，慷慨任气、刚健爽朗的建安风骨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偏重于追求诗歌形式的倾向却愈来愈甚。故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所批评。如唐代陈子昂说："魏汉风骨，晋宋莫传......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但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诗是从汉代古诗发展至唐代近体诗的中间桥梁。这时期出现的著名诗人，如三曹、阮藉、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也各有其独特成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第8篇：三 魏晋南北朝文学

三 魏晋南北朝文学 建安文学 简答题

1. 简述建安风骨。

2. 简述曹操诗歌创作成就。 3. 简述曹丕对七言诗的贡献。 4. 简述王粲诗歌艺术特点。

5. 简述建安七子不同的文学成就。 6. 试论曹植诗歌的思想内容。 7. 试论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8. 试论五言《悲愤诗》内容及艺术特点。 正始诗歌和西晋文学 简答题

1.试论正始政治时局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2.试论正始思潮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3.试论阮籍生平与思想。

4.试论阮籍《咏怀诗》的艺术成就。 5.试论嵇康诗的特色。 6.试论太康诗歌内容特点。 7.简论游仙诗的渊源及内容。 陶渊明 简答题

1.简述《桃花源记》的思想艺术特点。 2.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思想内容。 3.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境界。 南北朝诗文与民歌 简答题

1.简述南朝民歌及其保存。

2.简述北朝民歌风格及其产生的原因。 3.简述北朝民歌内容与艺术。 4.简述《木兰诗》艺术特点。 5.试论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成就。 6.试论鲍照诗歌的艺术成就。

7.试论永明声律说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8.试论谢朓诗歌的艺术成就。 9.试论宫体诗及其特点。

10.试论南朝民歌内容及其产生原因。 11.试论南朝民歌艺术特点。 12.试论庾信的诗歌成就。 魏晋南北朝小说

简答题 1.简述志怪小说。 2.简述志人小说。

3.试论《搜神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4.试论《世说新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第9篇：诗词推荐2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

已是三月，春天正一路赶来，天气刚好不冷不热。

旷野里荒草酝酿繁华，花朵捡拾流浪的灵魂，我趁机沐浴阳光，采撷温暖，一缕一缕，放在心上，也任尘封的一些心情悄然苏醒。

魏晋南北朝诗歌

“三曹”“七子”

三曹：东汉末年到曹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

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得到后世普遍承认。

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风格清俊通脱。

龟虽寿(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中融哲理思考、慷慨激情和艺术形象于一炉，表现了诗人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充满诗人对生活的真切体验，有着一种真挚而浓烈的感情力量;哲理与诗情又是通过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述理、明志、抒情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观沧海(曹操)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途中，行军到海边，途经碣石山，登山观海，一时兴起所作。诗人用饱蘸浪漫主义激情的大笔，所勾勒出的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描绘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既刻画了高山大海的壮阔，更表达了诗人以景托志，胸怀天下的进取精神。

短歌行(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通过宴会的歌唱，以沉稳顿挫的笔调抒写了诗人求贤如渴的思想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第二首诗表明作者在有生之年只效法周文王姬昌，绝不作晋文公重耳，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使他的内外政敌都无懈可击。这两首诗是政治性很强的作品，而其政治内容和意义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中。全诗内容深厚，庄重典雅，感情充沛，尤其是第一首，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历来被视为曹操的代表作。

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第一首可以考证的七言诗。

燕歌行(曹丕) 秋风萧瑟天气凉， 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 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 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它叙述了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这首诗突出的特点是写景与抒情的巧妙交融。王夫之称此诗“倾情，倾度，倾声，古今无两”，虽是溢美之辞;但此诗实为叠韵歌行之祖，对后世七言歌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洛神赋》美不胜收、《与吴季重书》和《与杨祖徳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诗札。

杂诗(曹植) 南国有佳人， 容华若桃李。 朝游江北岸，

夕宿潇湘沚。 时俗薄朱颜， 谁为发皓齿? 俯仰岁将暮， 荣耀难久恃。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七步诗(曹植)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语，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刘桢是建安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与曹氏关系密切。他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赠从弟(刘桢)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尤以第二首著称于世。本诗貌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王粲少有才名，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初平二年(192年)，因关中骚乱，前往荆州依靠刘表，客居荆州十余年，有志不伸，心怀颇郁郁。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投降，王粲也归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建安十八年(213年)，魏王国建立，王粲任侍中。建安二十二年(216年)，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于北还途中病逝，终年四十一岁。王粲善属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又与曹植并称"曹王"。

七哀诗(王粲)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七哀诗》，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与宫廷诗相对应，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从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再到唐朝的杜甫，诗歌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虽然《七哀诗》在中国传统诗歌队伍里，是弱小的群体，史来不被人重视，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存在，抹杀她的功绩。《七哀诗》的成就，在于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入微的描写、真实客观的记录。《七哀诗》现存的作品中，以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诗》为最早，这首《西京乱无象》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用举重若轻之法，典型概括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令人为之落泪。

竹林七贤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嵇康，“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曾娶曹操曾孙女，官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

赠秀才入军·其十四(嵇康)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翁，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赠秀才入军是嵇康所写的一组四言古诗，为送他哥哥嵇喜参军而作。本篇原列第十四首，诗人想象嵇喜行军之暇领略山水乐趣的情景。此诗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二句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妙句。它以凝练的语言传写出高士飘然出世、心游物外的风神，传达出一种悠然自得、与造化相侔的哲理境界。

阮籍，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

左思，西晋文学家，自幼其貌不扬却才华出众，《三都赋》颇被当时称颂，造成"洛阳纸贵"。

咏史(左思)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而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却能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平现象。

张翰，西晋文学家，字季鹰，父亲是三国孙吴的大鸿胪张俨。吴郡吴县(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葬于芦墟二十九都南役圩。张翰性格放纵不拘，时人比之为阮籍，号“江东步兵”。齐王执政，辟为大司马东曹掾，见祸乱方兴，以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为由辞官而归。

思吴江歌(张翰)

秋风起兮木叶飞， 吴江水兮鲈正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 恨难禁兮仰天悲。

此诗通过对作者对于秋天的到来，想起故乡的秋景和鲈鱼的肥美等，来表达了作者思归之情。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误落 一作：误入)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颠 通 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三(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因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坚决地辞官归隐，躬耕田园。脱离仕途的那种轻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还有清静的田园、淳朴的交往、躬耕的体验，使得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

这组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归隐后的生活和感受，抒发了作者辞官归隐后的愉快心情和乡居乐趣，从而表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表现出劳动者的喜悦;同时又隐含了对官场黑暗腐败的生活的厌恶之感，表现了作者不愿同流合污，为保持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而甘受田间生活的艰辛。组诗集中体现了陶渊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贫、隐逸山野、洁身自好、远离官场、超脱世俗的美好情操。陶渊明写“归园田居”其实是写作者自己理想的故居。

饮酒·其五(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杂诗(陶渊明)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杂诗》共有十二首，此为第一首。这组《杂诗》，实即“不拘流例，遇物即言”的杂感诗。可以说，慨叹人生之无常，感喟生命之短暂，是这组《杂诗》的基调。这种关于“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叹喟，是在《诗经》《楚辞》中即已能听到的，但只是到了汉末魏晋时代，这种悲伤才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扩展开来，从《古诗十九首》到“三曹”，从“竹林七贤”到“二陆”，从刘琨到陶渊明，这种叹喟变得越发凄凉悲怆，越发深厚沉重，以至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这种音调，在今天看来不无消极悲观的意味，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却反映了人的觉醒，是时代的进步。

谢灵运，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旅行家。他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

登池上楼(谢灵运)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此诗抒写诗人久病初起登楼临眺时的所见所感，描写了自然景物的可爱，抒发了自己官场失意的颓丧心情和进退失据的无奈情绪，最终表示了归隐的愿望。

鲍照，南朝宋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世称"鲍参军"。与颜延之、谢灵运同为宋元嘉时代的著名诗人，合称"元嘉三大家"，其诗歌注意描写山水，讲究对仗和辞藻，世称"元嘉体"。

梅花落(鲍照) 中庭多杂树， 偏为梅咨嗟。 问君何独然?

念其霜中能作花， 露中能作实。 摇荡春风媚春日， 念尔零落逐风飚， 徒有霜华无霜质。

此诗主要是托讽之辞。作者以梅花象征一般无节操的士大夫，纵使在艰难日子显示出抗霜抗露的特质，可是，一旦有权贵招手，就赶紧摇荡著腰肢去谄媚他们了。

谢眺，南朝齐诗人，并善辞赋和散文。唐代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吟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可上九天揽明月。”这是对谢朓诗歌的最恰当的评价。李白自己一生追求的便是象谢朓诗歌所体现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此外谢朓的诗歌，对盛唐“诗佛”王维、“诗圣”杜甫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谢朓在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谢朓)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此诗写登山临江所见到的春晚之景以及遥望京师而引起的故乡之思。全诗十四句，前两句交代离京的原因和路程，领起望乡之意;中六句写景，描绘登山所望见的景色;后六句写情，抒发人生感慨。其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南朝梁时期的文学家。好学有俊才，其诗文深受沈约的称赞。其诗清新，且多为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其文工于写景，诗文自成一家，常描写山水景物，称为"吴均体"，开创一代诗风。

山中杂诗(吴均)

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 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

这首小诗经单纯白描的手法，展现出了一片山村的景象，俨然是一幅绝妙的写生画。用以形成一种特殊的环境，给人以新鲜的感觉，用的就是这种格调。

徐陵，字孝穆，南朝著名诗人和文学家，诗文皆以轻靡绮艳见称。今存《徐孝穆集》6卷和《玉台新咏》10卷。 关山月(徐陵)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 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 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 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南北朝时期诗人徐陵用汉代乐府古题吟咏故事的一首抒情五言诗。

全诗通过将士征战四方的历程，影射出思念之情，期盼战争尽快结束，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情。 敕勒歌(北朝民歌)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

有些句子，我们遇见它时少不经事，只是默默记在心间。当我们走过许多地方，路过很多风景，遇到很多人，被爱过，也被伤害过。忽然的某一天，我们突然读懂了分别时天上的那片云，读懂了归乡时的炊烟，懂了望眼欲穿的思念。

我们才发现，那些句子，竟是如此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