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律责任问题管理论文

【摘要】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公司如何制定一套制度，使得理性经理人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是企业公司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管理者人力资本理论和管理防御假说，以2010～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法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职位风险与R&D投资效率的关系，并且检验了D&O责任保险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保险法律责任问题管理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保险法律责任问题管理论文 篇1：

EPC总承包模式下工程项目业主合同管理探讨

摘要：EPC是工程项目承包的一种模式，主要对项目施工、设计与采购进行承包。在EPC总承包模式下，业主方可以通过工程项目合同进行工程问题管理，以降低工程项目风险和损失。因此，在EPC总承包模式下，业主方需要通过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工程建设中因为合同问题而延误工期或者出现工程项目纠纷问题。基于此，文章首先对EPC模式合同管理进行探讨，对业主方合同管理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合同管理现状进行业主方合同管理对策探索。

关键词：合同管理;EPC模式;业主方

EPC总承包模式是国际工程承包模式的一种类型，因为这种承包模式风险系数较小逐渐在国内兴起，并在大型工程建设中比较常见。业主方可以通过EPC总承包模式下的工程项目合同管理减少工程风险，扩大利益。由于EPC总承包模式中的业主合同管理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因此在合理管理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难以将合同管理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因此有必要对EPC总承包模式下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现状进行研究，为工程项目业主合同管理提供保障。

一、EPC模式合同管理

EPC总承包模式是由业主方签署承包合同，建设方负责工程项目建设。因为EPC总承包模式的特殊性，业主方对工程项目建设的管理控制能力有限，需要通过业主合同约束工程项目建设工期、质量及成本等，业主方则可以利用合同管理手段维护自身利益。EPC总承包合同签订之后便会存在法律效力，为施工方和业主权责提供基础保障。在EPC总承包合同管理中，施工方和业主都需要明确法律责任，以防合同条款模糊，出现法律纠纷。若工程项目建设期间出现工程纠纷问题，业主则可以根据合同条款规定内容依法维权，通过法律条文约束保障自身权益。EPC总承包模式下的工程项目业主合同有利于业主谋取更多的利益，通過业主合同管理尽量缩短工期，减少工程项目成本支出。业主在利用EPC总承包合同维护自身利益时需要应用到合同中的惩罚、限制与责任等内容。惩罚内容主要是对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存在的失误或者违约等行为进行误期惩罚与违约金惩罚等，从而弥补业主方由施工方问题而产生的损失。限制内容主要是对工程项目施工质量、施工成本与施工工期等进行限制，为业主方工程项目建设成本利益提供保障。责任内容主要是明确业主方与合同方责任，减少业主方管理成本损耗，维护业主管理利益。

二、业主合同管理现状

(一)业主合同过程管理控制水平有待提升

在EPC总承包合同管理期间，业主方合同管理者综合管理水平有待提升，其法律意识和法律保护能力比较欠缺，在实际合同管理中可能会对业主权益保护造成不良影响。双方在进行合同条款内容制定时需要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对于业主方而言无疑会延误工程完成进度，因此为了加快合同条款签订，可能会出现一些条款争议，不得不在条款内容中让出部分利益，从而获取更多的项目。当工程项目建设中出现风险问题时，业主方需要承担的风险系数便会上涨，难以为业主利益提供保障。

(二)业主合同管理存在漏洞

虽然EPC总承包模式下的工程项目业主合同要求相对较高，合同条款内容比较严格，但在合同管理期间依然会出现漏洞问题。比如在工程项目业主合同施工进度内容规定方面，虽然合同中明确要求工程项目管理进度和施工要求，但施工方和业主方并没有考虑有效工程进度，易引起工程进度管理问题，导致业主方工程进度款管理难度增大。另外，在工程项目业主合同条款内容制定时可能会出现用词不严谨现象，而业主方缺少合同审核，从而导致合同管理出现漏洞。

(三)业主合同管理规范性不足

在EPC总承包合同签订方面，业主方可能会因为追求利益而忽略法律要求，省去部分工作内容。比如在进行合同签订时为了节省时间业主没有根据法律要求进行法律公正，导致业主合同失去法律公正保护。为了满足业主方和施工方的利益需求，双方可能会签订明暗两份合同，明面上的合同主要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暗里签订的合同则用来管理工程项目。由于业主所签订的工程项目合同规范性不足，因此在实际合同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纠纷。

三、加强业主合同管理对策

(一)加强索赔管理

索赔管理是业主方EPC总承包模式下工程项目合同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主要管理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索赔问题。索赔管理是业主合同管理中的一部分，主要针对施工方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项目指标不合格、工期延误或者保修责任问题等，以维护业主方的利益。因此，业主方管理者索赔管理水平关乎业主方是否能够从施工方获得相应的索赔金额，业主方应注重管理人员管理水平提升，加强合同索赔管理。业主方管理人员应加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管理工作，对工程项目性能指标进行监督管理。若工程项目性能试验检测中存在安装问题、运行问题或者规模不符合要求问题等，则业主方可根据EPC总承包合同中规定的相关索赔条款进行罚款，要求施工方必须根据合同规定内容交出性能指标罚款数目。若在工程项目管理中施工方没有根据合同规定内容承担相应设备保险与工程保险等义务，则业主方可以补办手续，办理手续中所产生的费用需要由业主方管理人员向施工方索赔。在业主方合同条款内容规定中，业主方拥有维修索赔管理权限，即当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因为施工方而产生维修费用时，业主方可以向施工方索要维修费。若施工方不按照合同规定赔偿，则业主方可以扣除质保金，质保金无法弥补业主方维修费用时还可以追索。

(二)加快业主合同管理队伍建设，规范合同管理工作

业主方想要利用EPC总承包合同管理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加快管理队伍建设工作，通过高水平管理团队进行合同管理。一支优秀的业主合同管理队伍必须具备财务、工程建设技术与法律专业等方面的人才。财务人员主要负责业主合同管理中的财务事项，加强业主方财务监督管理控制。工程建设技术人员主要负责工程项目建设技术，便于处理合同项目制定中存在的专业技术问题。法律人员主要为业主合同管理提供法律保障，通过法律条例维护业主方利益，避免业主方出现工程纠纷、索赔或者法律漏洞等问题。另外，业主合同管理队伍还需要工程监理与外文翻译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主要用来扩展工程项目，与外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在规范合同管理工作方面，业主方需要加强法律制度应用，通过法律规定进行业主合同内容制定，不可盲目追求眼前利益而制造法律漏洞。在执行业主合同管理工作方面，业主方管理人员应严格按照法律条例规定实施，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业主方利益。在法治社会大背景下，业主方EPC总承包合同规范性管理属于必然趋势，相关业主方管理人员应该引起重视。

(三)加强合同签订、履行与评估管理

在EPC总承包合同签订管理方面，业主方首先需要做好合同文本、合同承包模式与合同类型选择工作，由专业人员进行合同条款内容研究。在合同谈判期间，业主方管理人员必须注重谈判技巧运用，避免谈判过程中出现错误而暴露己方弱点。在合同签订之前，业主方需要安排合同签订方面专业人员进行合同内容审查，以防合同中存在漏洞。在业主合同履行管理方面，业主方管理人员需要遵循业主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工程施工管理、工程设计管理和工程采购管理等加强工程项目施工环节控制，对工程进度、工程安全及工程投资等进行管理控制。为避免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过多的设计变更问题，业主方可将设计变更风险转移到施工方。在业主合同评估管理方面，业主方管理人员需要加强合同内容管理工作，及时发现并解决合同中存在的不利于业主方的条款内容。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从而造成损失，因此业主方管理人员必须吸收教训，根据合同评估结果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今后再次出错。

四、结语

EPC总承包模式下的业主合同管理贯穿于整个工程项目施工，是业主方管理工程项目的重要依据。从EPC总承包合同管理情况分析来看，当前业主合同管理工作依然存在合同内容不规范、合同管理水平不足和合同漏洞等问题，不利于业主方合同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本文主要从索赔管理、合同管理规范及合同签订等方面进行业主方合同管理对策探讨，以供相关人士参考。

参考文献：

[1]何少华.探析如何做好EPC总承包模式下业主方工程建设管理[J].建材与装饰，2015(46).

[2]王哲.浅析EPC总承包模式下业主方对项目供应商的管理[J].工程建设与设计，2014(01).

(作者单位：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张战宏

保险法律责任问题管理论文 篇2：

管理层职位风险、D&O责任保险与企业R&D投资效率

【摘要】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公司如何制定一套制度，使得理性经理人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是企业公司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管理者人力资本理论和管理防御假说，以2010～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法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职位风险与R&D投资效率的关系，并且检验了D&O责任保险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基于职位固守的考虑，管理层职位风险对企业R&D投资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企业D&O责任保险在管理层职位风险抑制企业R&D投资效率中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表明D&O责任保险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是公司薪酬制度的重要补充。

【关键词】管理层职位风险;D&O责任保险;R&D投资效率;职位固守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项目省级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7jyxm004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局(室)委托项目(项目编号：J1724901);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08085QG143)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R&D投资作为直接影响并决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是优化企业发展方式、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R&D投资效率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表明，货币政策[1]、税收优惠[2]、政府补助[3]等外部因素，以及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4]等公司治理因素都会影响企业R&D投资效率。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管理层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战略决策者和经营过程的实际控制者，对企业R&D投资效率有着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在日益复杂的经营业务和经营环境下，管理者既定的个人特质会影响其对信息的判读与理解，进而会影响其战略选择。相关研究表明，管理者的性别、学历、职业背景等个人特质均会对企业的R&D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5，6]。在管理层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其个人声誉和私有收益与其职位密切相关。如果管理层未能实现委托人的绩效目标，将面临巨大的职位变更风险，管理者的被迫离职不仅会影响自己的私有收益和控制权收益，还会影响其在外部经理人市场上的个人声誉，并对其未来职业生涯造成不利影响[7]。此外，由于管理层人力资本具有高度的专有性，解聘后面临着高额的工作转换成本，这些因素驱使管理者在面临较高职位风险时会产生管理防御动机[8]。职位固守是引发管理防御动机的重要因素，管理层的管理防御行为会显著抑制企业的R&D投资效率[9，10]。张兆国等[11]实证得出当管理者预期职位任期越短，越倾向于削减R&D投资来提高业绩。因此，基于管理防御假说，管理层职位风险应该会影响企业R&D投资效率。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性别、年龄等管理层个体特质对R&D投资效率的影响，而对管理层职位风险特征的关注不足，这为本文从管理层职位风险的视角探究其如何影响企业R&D投资效率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监管和问责机制的完善，以及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企业董事及管理层的职业风险骤增，董事、监事及管理层责任保险(简称“D&O责任保险”)成为分散董事、高管个人执业风险和诉讼风险的重要工具。由于D&O责任保险能有效分散管理层的个人财产风险，因此，D&O责任保险也被认为是管理层薪酬的一部分[12]。Aguir等[13]基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数据，验证了D&O责任保险与管理层薪酬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在管理防御假说的框架下，管理防御程度会受到薪酬激励的显著影响。李秉祥等[14]指出，由于我国的长期报酬机制不完善，无法对经理人形成有效的激励，管理层的利益更多地依赖于权力寻租，即低薪酬下催生的管理防御动机。李秉祥等[9]进一步通过实证得出管理层薪酬能够正向调节管理防御对研发投资的抑制作用。基于管理防御假说，本文进一步检验了D&O责任保险对管理层职位风险与R&D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验证我国资本市场中D&O责任保险与薪酬是否存在替代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管理层职位风险的视角，探究其对企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考虑了D&O责任保险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从管理层职位风险角度研究了其对企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可以有效弥补现有文献更多基于管理者个人特征视角的研究不足，拓展了现有研究的框架;②考虑到影响管理层职位风险的因素众多，本文选择多维度指标反映管理层职位风险的外部特征，构建综合性的管理层职位风险指数，更加系统全面地刻画管理层职位风险;③在管理防御理论框架下，论证了D&O责任保险在管理层职位风险对R&D投资效率抑制作用中的调节效应，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中是否存在D&O责任保险与薪酬的替代效应，丰富了D&O责任保险治理效应与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管理层职位风险和R&D投资效率

管理层职位风险是指由于内、外部因素所导致的管理层职位的不稳定性。根据管理者人力资本理论，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一类稀缺资源，能够为企业所有者创造价值，企业运用管理者变更机制可以辞退那些能力较低、胜任水平不足的管理者，并选聘其他更合适的人员。在此种情形下，外部经理人市场可能会将被辞退的经理人视作能力低下的管理者，使其未来的职业生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由于经理人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其长期积累的人力资本价值往往只能在特定的企业中得到体现。如果管理者失去现有职位，不仅会面临高额的工作转换成本，还将导致经理人专用性人力资本准租金丧失，因此，职位固守就成为管理防御行为的首要动机，管理层会竭尽所能地避免被辭退，维护自身职位安全，由此激发管理层的管理防御行为[7，10]。

管理防御假说指出，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特征使管理层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利用所掌握的实际控制权及信息优势，常常会做出有利于自身职位稳定的管理决策，产生风险规避和投资短视等问题，导致管理层的投资行为往往偏离最优策略[8，15]。管理层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是否进行高风险的R&D投资是其重要的投资决策之一[16]。有别于传统的固定资产投资，R&D投资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和投资风险高等特征，这使得管理层不仅要承担巨额的R&D成本，且难以在短期内获得R&D投资所带来的收益。相关研究揭示管理层的非自愿变更与公司业绩有着重要关联，公司业绩表现差的CEO更容易被取代[17]。并且，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业绩主要是以反映公司短期业绩的会计指标来衡量，管理层为了固守职位，需要优秀的业绩来保障。由于R&D投资的回报具有滞后性，管理层便会考虑到在短期内承担R&D投资成本会影响经营业绩，继而损害自身的职位稳定性，由此激发管理层的管理防御动机。

基于理性人假设，管理者在进行R&D投资决策时，会根据自身面临的职位风险大小，权衡收益与成本。当管理者认为R&D投资会给自己带来的成本远大于收益时，即使R&D投资是对公司有利的，管理者也会为了降低自身的职位风险而采取管理防御行为以获取职位固守的收益[10]。李秉祥等[9]的实证结果表明，经理人的管理防御行为会显著抑制企业的R&D投资。张兆国等[11]的实证结果表明，当面临更短的预期任期、职位不稳定性较大时，管理者会通过削减R&D投资来提高当期业绩，以获取声誉和个人利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管理层职位风险与R&D投资效率存在负向相关关系。

(二)D&O责任保险对管理层职位风险与企业R&D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

近年来，随着全球企业爆发非预期性的财务危机，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逐渐提高，使得企业的董事及高管人员所面临的诉讼风险骤增。为了有效规避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所需承担的财务风险与法律风险，董事与管理层纷纷要求企业投保D&O责任保险，以分散企业的诉讼风险。D&O责任保险通过将董事及高管人员的执业风险转移给第三方承保人，规避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不当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损失和个人财产损失[18]。D&O责任保险对管理者的个人财产风险具有“兜底”效应，因此，D&O责任保险也被认为是管理层薪酬的一部分[12，13]。Core[12]提出，管理者倾向于将薪酬和保险捆绑在一起来降低成本，当管理者受到更少的D&O责任保险的保护时，往往需要寻求更多的薪酬补偿来达到预期效用。Aguir等[13]以美国公司的实证结果证明管理层薪酬和D&O责任保险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如果管理层受到D&O责任保险的保护较少，则需要更多的薪酬来补偿其所承担的风险。

由于我国当前尚未形成完善的经理人报酬机制，管理层更多依赖在职消费和权力寻租来实现个人利益，这就使得管理层更倾向于选择管理防御行为[19]。在管理防御的框架下，有效的薪酬、福利等激励手段能够显著降低管理层的管理防御程度。吴建祥等[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薪酬激励能够显著降低管理层的管理防御程度，并正向促进企业R&D投资水平。胡刘芬[7]指出，薪酬作为股东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制度，需要将管理层职位风险纳入考虑范围。当外部因素导致CEO职位缺乏稳定性，面临更高的职位变更风险时，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薪酬来补偿管理层的职位风险。

前文中的管理防御假说认为，管理层职位风险会对企业的R&D投资效率有抑制作用。考虑到薪酬对管理防御行为的抑制作用以及D&O责任保险与薪酬可能存在替代关系，D&O责任保险可能会对这种抑制作用产生调节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D&O责任保险对管理层职位风险与R&D投资效率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在同等的管理层职位风险水平下，购买D&O责任保险的企业的R&D投资效率更高。

管理层作为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其人力资本价值与其所在职位密切相关，管理层有维护其职位稳定性的动机，从而激发管理层的管理防御行为，降低企业的R&D投资效率。D&O责任保险通过对管理层个人财产的兜底作用，能够对管理层产生激励效应，继而抑制管理层的管理防御行为。

根据前文的分析，基于“特征—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的选择

本文选取2010～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原始样本，并作如下处理：①剔除ST、PT类上市公司;②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③考虑到兼并或重组的影响，剔除样本区间内资产负债率大于100%、销售成长率大于200%的公司;④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经过合并筛选，最终得到公司年份观察值的七年有效样本9414个。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强制规定上市公司披露购买D&O责任保险的信息。参考胡国柳等[18]、赵杨等[20]的研究，本文以“董事责任险”“董事责任保险”等为关键字，在WIND金融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的股东大会公告、董事会公告以及年报中手工检索获得，具体D&O责任保险数据收集方案如图2所示。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为减轻极端值对结论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均在1%和99%分位进行缩尾(Winsorize)处理，数据处理和估计均采用STATA 11.0完成。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模型设定。目前效率评价的主流方法是以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为代表的“效率前沿方法”，在分析环境因素对效率影响的交互关系时，数据包络分析因其两阶段法的固有缺陷，测量结果的无偏性无法得到保证。相比之下，随机前沿模型“一步性”的特点能同时研究多个环境因素对效率的影响，并被广泛运用于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构建以下随机前沿模型檢验管理层职位风险、D&O责任保险和企业R&D投资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

2.变量定义。

(1)异质性设定。本文的解释变量TR为管理层职位风险。总经理受聘于管理企业，拥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但考虑到在我国，董事长是一个全职的管理职位，因此本文将管理层定义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参照胡刘芬[7]根据CSMAR数据库的分类，将“工作调动”“控股权变动”“解聘”“个人原因”“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的变更视为非自愿变更。根据胡刘芬[7]、李胜楠等[22]的研究成果，众多因素会影响管理层职位风险，为了能够全面、系统地刻画管理层职位风险，本文构建管理层职位风险指数(TR)，其度量指标主要包括：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情况(Duality)、独立董事比例(Indep)、所有权性质(State)、基金持股比例(Instiratio)、股权集中度(Zindex)等。建立Probit模型来估计管理层面临的职位风险指数TR：

其中：Turnover为管理层非自愿变更虚拟变量，当样本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非自愿变更则Turnoveri，t取1，否则取0。按不同年份对模型(4)进行Probit回归得到系数估计值，再利用这些系数计算得出所有样本公司的管理层职位风险指数，该指数值越大表示公司管理层职位风险越大。

(2)异质性随机前沿R&D投资效率模型。目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研究主要通过测定公司实际投资与效率前沿的偏离程度来衡量。根据传统的Q投资理论，在完美市场假设下，经理人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企业的投资支出仅取决于投资机会[23]。本文参照魏刚[24]的研究建立如下分析模型：

其中：i表示公司;t表示年份;β1～β3为系数向量;νi，t为最优R&D投资时的扰动项;μi，t为因管理层职位风险造成的R&D投资实际水平相对于最优水平的偏离;为了控制公司资产规模的影响，RDi，t以公司当期R&D投资支出与期初固定资产净额的比值进行度量;Tobin为投资机会，以Tobin’s Q来衡量;Control为公司规模以及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3)D&O责任保险的衡量。由于我国D&O责任保险处于发展初期，尚未形成上市公司D&O责任保险的强制性披露要求，上市公司购买D&O责任保险的费用以及可获保金额的相关数据披露极少。因此，本文借鉴胡国柳等[18]、赵杨等[20]的研究，引入虚拟变量DOI，若研究区间内样本公司在股东大会公告或董事会公告中披露了有关购买D&O责任保险的信息，则视作上市公司当年购买了D&O责任保险，对DOI赋值为1，否则为0(各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见表1)。为了进一步检验D&O责任保险对管理层职位风险与R&D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在模型(5)中进一步加入D&O责任保险与管理层职位风险的交互项，建立模型(6)：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总体研究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比为31.3%;共有12.1%的样本公司发生了管理层的非自愿变更;有4.2%的样本公司购买了D&O责任保险;R&D投资与期初固定净资产比值最大值为32.35，平均值为0.295，可以看出企业R&D投资整体水平不高;股权集中度指标Zindex最大值为97.205，最小值为1，标准差为15.034，说明整体波动较大;基金持股比例最大值为47.008，标准差为9.638，整体差异较大。

(二)实证分析

1.管理层职位风险指数估计。为了估计样本公司管理层的职位风险TR指数，本文按不同年份对模型(4)进行Probit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独立董事比例和基金持股比例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独立董事比例和基金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管理层的职位稳定性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弱，管理层职位风险越低，这与李胜楠等[22]的实证结果一致;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当管理层两职兼任时，其承担的责任更大，当公司的经营业绩不好时更有可能被辞退;若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高，大股东掌握了公司的重要决策权，管理层更有可能成为业绩不佳的“替罪羊”而被更换[22];从股权性质来看，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管理层面临着更大的职位风险。

2.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1)管理层职位风险与企业R&D投资效率的关系。表4列示了模型(5)的随机前沿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投资机会对R&D投资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的R&D投资符合经典的Q投资模型。可以看出在R&D投资非效率项中，管理层职位风险指数(TR)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管理层职位风险会显著降低企业的R&D投资效率，即当管理层面临着更大的职位不确定性时，会倾向于采取管理防御行为，减少R&D投资，以获得更高的短期業绩，从而维护自身职位的稳定性。该结果支持本文提出的H1。

(2)D&O责任保险对管理层职位风险与企业R&D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考虑到D&O责任保险与薪酬激励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效应，本文在上述关于管理层职位风险与企业R&D投资效率的研究模型中，引入公司是否购买D&O责任保险虚拟变量与管理层职位风险指数的交互项，具体见模型(6)。进一步考察D&O责任保险对管理层职位风险与企业R&D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检验我国资本市场中D&O责任保险与薪酬激励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效应，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管理层职位风险(TR)的系数为15.810，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加入了D&O责任保险与管理层职位风险指数的交互项后，管理层职位风险仍然显著降低企业R&D投资效率;D&O责任保险与管理层职位风险交互项(TR×DOI)的系数为-7.891，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购买D&O责任保险能够弱化管理层职位风险对R&D投资效率的负向作用，即当公司购买D&O责任保险时，管理层职位风险对R&D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会更弱。该结果也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D&O责任保险与管理层薪酬激励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支持了H2。

五、稳健性检验

(一)变量设定敏感性检验

为了保证前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无形资产与商誉从总资产账面价值中扣除，作为公司资产重置成本，即以公司总市值/(资产总计-无形资产净额-商誉净额)来度量投资机会Tobin，重复上述分析过程，结果如表6所示。在第(1)列，管理层职位风险(TR)的系数为15.503，在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非效率的研发投资，结果仍然支持H1;从第(2)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当加入D&O责任保险的调节效应之后，管理层职位风险(T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D&O责任保险与管理层职位风险交互项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D&O责任保险有助于缓解因管理层职位风险所导致的研发投资的无效率，实证结果仍然支持H2。

(二)模型设定敏感性检验

前文基于传统Q投资理论的完美市場假设，建立了R&D投资效率前沿，但是现实中的R&D投资往往由于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容易受到企业内部财务与资金状况的影响，企业融资约束是制约R&D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25]。为了进一步检验前文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R&D投资效率前沿中考虑企业融资约束对R&D投资效率的影响，参考韩东平等[26]、刘胜强等[4]的研究，进一步加入资产负债率(Lev=负债总额/总资产)、销售净利润率(Net=净利润/销售收入)、经营现金流量(Flow=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平均净资产)重复前文分析过程，实证结果如表7所示。在考虑了企业融资约束对R&D无效率投资的影响后，列(1)的TR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3.517)，说明管理层职位风险会导致其对R&D投资的非效率决策;加入D&O责任保险的调节效应后，列(2)中D&O责任保险与管理层职位风险的交互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1.788)，D&O责任保险的反向调节效应仍然成立。检验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

(三)按行业特征分组检验

前文的研究表明，管理层职位风险、D&O责任保险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考虑到行业特征会影响企业R&D投资效率，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分为制造业、非制造业两组，考察在不同行业特征下管理层职位风险、D&O责任保险与企业R&D投资效率三者的关系。具体估计结果见表8。

由表8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的子样本中，管理层职位风险(TR)的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管理层职位风险会显著抑制企业的R&D投资效率。在制造业企业样本中，D&O责任保险与管理层职位风险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而在非制造业企业样本中，D&O责任保险与管理层职位风险的交互项系数为-0.750，且不显著。可见，D&O责任保险对管理层职位风险与企业R&D投资效率负相关关系的弱化作用主要存在于制造业企业中，在非制造业企业中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调节效应，但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本文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研发创新是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管理层投资决策中的关键议题，与此相对，非制造业企业对R&D投资的需求相对较小。梁彤缨等[27]研究指出，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由于对研发的依赖更少，管理层对企业R&D投资有较强的排斥心理，需要更大的激励力度才能使企业R&D效率达到最优。因此，对于非制造业企业，需要给予管理层更强的薪酬激励来提高R&D投资效率，但是由于D&O责任保险制度在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其激励力度可能未能达到对非制造业企业管理层激励的临界值，最终表现为在非制造业企业中D&O责任保险在调节管理层职位风险与企业R&D投资效率的关系时作用不显著。

六、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论

管理层作为企业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其任职表现需要被监督，当考核不达标时，管理者面临着被辞退的风险。管理防御理论认为，管理者会出于维护自身职位稳定性的动机，做出非效率的企业投资决策。因此，在探究管理层与企业R&D投资效率的关系时，不仅要考虑管理层的性别、年龄、经历等个人背景特征，而且要关注管理层职位风险等外部职位特征。本文以2010～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随机前沿法研究管理层职位风险对企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引入D&O责任保险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检验在我国市场上D&O责任保险能否调节管理层职位风险与企业R&D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①管理层职位风险会显著降低企业R&D投资效率，基于管理防御动机的考虑，当管理层面临更大的职位风险时，会倾向于减少企业的R&D投资;②D&O责任保险在管理层职位风险对企业R&D投资效率的抑制效应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公司购买D&O责任保险，会弱化管理层职位风险对R&D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因此，D&O责任保险作为管理者转移、分散个人财产风险的重要工具，可以视作是管理层薪酬的重要补充，该结果也从侧面验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D&O责任保险与管理层薪酬激励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

(二)管理启示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D&O责任保险不仅是赔偿投资者的重要避险工具，更是公司对董事及高管人员的重要激励政策，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投资决策效率。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应该重视管理层职位风险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结合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激励手段来提高企业的R&D投资效率。另外，从公司治理和激励机制视角，D&O责任保险与薪酬激励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D&O责任保险作为公司薪酬激励机制的重要补充，能够减弱或转移董事及管理层的决策风险，有助于提升公司R&D投资效率，激发公司创新。因此，监管机构应鼓励更多的企业购买D&O责任保险，并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D&O责任保险的披露规则，逐步由自愿性披露过渡到强制性披露，并且要求企业更多地披露保险金额、保险费用、保险范围以及具体保险合约设计等详细信息，以便向市场传递更多的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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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合肥230009

作者：吴勇 彭琪 何长添

保险法律责任问题管理论文 篇3：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识别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查阅和访谈等研究方法，选取2015年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和长沙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2个大型体育赛事进行案例比较，从赛事组委会成员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问题进行识别。结果表明：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是对赛事中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识别后，赛事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战略预测、预防、减少和规划等手段，以减轻这些被识别风险的一个主动过程;而环境、财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人际交互、遗产、媒体、赛事管理、赛事组织、参与、政治、关系、体育、威胁和可见性等15个风险问题种类被赛事的各利益相关者所识别。

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风险管理;国际马拉松

近年来，随着我国体育赛事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加快，体育赛事特别是大型商业性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问题已经成为赛事能否成功举办的一项重要指标，风险管理在体育赛事举办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为了降低赛事成本并赚取更多的利润，由赛事组委会和主要利益相关者所执行的风险管理过程成为大型体育赛事运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现有文献中，从赛事组委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分析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的研究仍着墨甚少。在此背景下，选取2015年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和长沙亚洲篮球锦标赛2个国内大型体育赛事为研究背景，对2个赛事的风险问题进行识别与分类，分析导致赛事风险发生的影响因素，归纳、总结赛事风险管理的特点，提出赛事风险的应对措施，为我国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具体实践操作提供理论参考。

1.文献综述

1.1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关注于分析组织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利益相关者理论不仅对利益相关者感兴趣，同时也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行为做出应对策略。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比，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组织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一个体的利益。美国学者Freedman提出，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对某一特定问题而言，利益相关者可能具有不同的观点，从而使得利益相关者的管理过程较为困难，了解其在风险管理上的观点就变得至关重要。美国学者Post等提出，一个组织直接、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应该是互利共赢的关系，而对间接、次要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管理则应该是避免伤害并创造利益价值。具体到本研究而言，大型体育赛事的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赛事或受赛事组委会行为所影响的组织或个体”。

1.2体育赛事与风险管理

为了分析利益相关者对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认知与理解，首先对与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所相关的概念进行概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2.1体育赛事管理问题

由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能够提升潜在的投资回报指数(ROD、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因此，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展示综合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现有文献对与大型体育赛事相关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体育赛事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赛事旅游、赛事营销与赞助、赛事组织与规划、赛事遗产等。Parent等识别了赛事组委会所面临的13个风险问题类别：政治、形象、财务、组织、人际关系、操作、运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媒体、人际交互、参与和遗产。

1.2.2风险管理

管理学认为，风险管理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与项目知识管理体系方法(PMBOK)相似，风险管理在本质上由4个阶段构成：风险的识别、评价、回应和文档编制，通常假设风险管理贯穿于赛事的整个举办过程，包括赛事的规划、执行、完成和结束阶段。项目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是對赛事举办过程中潜在风险进行识别，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以减少风险。Shone等提出，根据对风险的敏感程度，可以将赛事划分为3个不同的风险级别：低风险赛事，其通常在室内举行，赛事组织者具有处理风险的经验;而在赛场(馆)内外部举办的年度性体育赛事，赛事情况稍微复杂，被视为中等风险赛事;高风险赛事则被界定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具有诸多参与者，承办地不经常承办，具有较少的前期举办经验、涉及的活动通常伴随着高等级的风险等特点。

现有文献对体育赛事的潜在风险领域进行了分类，但只是简单地列举了体育赛事组织者应当注意的风险问题，在对体育赛事风险的分类和分组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并缺少研究方法和实证检验的具体描述。同时，这些赛事风险问题分类主要关注于风险管理的过程，并没有对体育赛事风险问题的分类识别进行明确说明。例如，学者Chappelet对系统管理可应用于奥运会等复杂事件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对体育赛事风险问题的分类进行解释，其所列举的体育赛事风险问题并没有给予特定环境，也没有经过实证检验。国内学者朱华桂等认为，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不仅与恐怖袭击、安保规划及其他暴力活动相关联，也需要对体育赛事的财务风险管控(赛事的整体开支)、政治风险、营销赞助风险、形象风险等因素加以考虑。

对体育赛事潜在风险的识别可以使得赛事管理人员提前制定相应的策略以减轻或消除风险对赛事的影响，因此，需要一个综合的体育赛事风险问题研究框架来对大型体育赛事的潜在风险进行识别。通过对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并结合从案例研究中所获取的数据，学者Parent实证检验了体育赛事风险管理过程中，由赛事组委会及其利益相关者所处理的13种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类别。由于其已经过实证检验，同时比文献综述中其他学者所提及的风险类型的涵盖范围更加宽泛，由Parent所提出的13种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分类可广泛地应用于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研究中，现有文献中所识别的大多数体育赛事风险问题分类都可包含到Parent所提出的13种体育赛事风险问题分类中。同时，由于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与赛事的筹备、组织、规划和实施等诸多方面相关联，因此，应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视角，通过财务、政治、形象、赛事组织等所有可能的途径来对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

2.研究方法

2.1案例研究背景

采用定性研究设计，对2015年国内举办的2个大型体育赛事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和长沙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进行案例比较分析。由于大型体育赛事组委会的临时存在性和紧密的赛事日程安排，赛事举办地和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成为选择赛事案例的决定性因素。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和长沙亚洲男篮锦标赛2个赛事的相同点在于：都在2015年举办，便于联系赛事组委会成员等利益相关者，并具有相对一致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现状，从本质上来讲都属于在国内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从而便于对2个赛事案例进行比较。2个案例背景的区别在于：郑开国际马拉松赛是多站点赛事(由郑州和开封2个城市共同承办)，而长沙亚洲篮球锦标赛则是单站点赛事(长沙)，运动项目类型(长跑和篮球)、运动项目的季节性(春季和夏季)、观众声誉、举办相似赛事的前期经验等因素也对赛事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为了获取赛事举办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的外部风险，在赛事筹备、举办的不同阶段对2个赛事案例的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了收集，以便于对不同体育赛事背景下的风险问题差异进行比较。

2.2资料收集

在研究前期，对6位本研究领域的教授和学者进行了专家访谈，并将这些外部的评论和建议整合到本研究之中。随后，分2个阶段对2个赛事案例的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收集。第1阶段，对包括报纸、组委会文件及网站信息等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综述，以识别潜在的赛事利益相关者群体。第2阶段，通过有目的的滚雪球抽样确定对体育赛事风险管理最有见解的受访者，以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2个赛事案例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了分类：赛事组委会成员(国家、举办地、赛事的安全官员)、体育组织(国家体育总局和赛事举办地体育局)、社区成员(赞助商、当地社区)、政府(國家、省、市)、媒体和运动员代表。按照分类，对每个赛事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了半结构式的个体深度访谈和电话访谈，访谈问题主要涉及受访者对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定义、其所遇到的风险管理问题种类、处理和解决赛事风险问题的策略、赛事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风险管理规划与执行等问题，以访谈所获取的信息作为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和访谈等研究方法，确保了所有的赛事利益相关者群体都包括在访谈范围内。同时，在访谈过程的结束部分，所获取的资料中并没有出现新的赛事风险管理问题类别，确保了本研究的理论性饱和。采用半结构访谈方式，对2个赛事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共进行了23次访谈，受访者参考访谈提纲作为其回答赛事风险管理问题的指南，每次访谈时间持续20～70min不等，对每次访谈逐字记录，以方便随后进行的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分析(见表1)。

2.3资料分析

对访谈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分析和持续比较，以便于清楚地识别各利益相关者对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的意见和观点。首先，采用风险管理、赞助等简短的描述性短语来作为开放式编码，对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的概念进行识别，对这些开放式编码的术语进行扫描，以便于创建更高层次的主题。其次，利用分类法对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进行分类，并将研究结果回馈到受访者，以验证其评论和建议的更改内容。最后，对访谈和文献资料查阅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对比，以观察2种研究方法所获取的结果是否保持一致，而最后所得出的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3.研究结果与讨论

3.1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定义

学者Appenzeller提出了风险管理的通用定义：“可以用来处理风险的所有策略”。Getz则对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进行了更具体的描述：“预测、防止并减少大型体育赛事及其合作伙伴的开支、成本、损失的过程。”但是，这些赛事风险管理定义的局限性在于其并没有从多个赛事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对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概念进行实证检验，也没有将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一些特点包括在内。在访谈过程中，赛事组委会成员认为：“风险管理是将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或因素最大化，并将不利于自己的结果或因素最小化的一个动态过程。”而赛事安全代表则认为：“风险管理能够依据赛事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赛事风险的等级，然后根据风险等级来选择降低赛事风险、规避危机发生的安全行为类别。”

研究结果建议，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是一个涉及到风险的预测、识别和评估的主动性过程，在赛事规划阶段通过对赛事风险进行管理，以减轻或消除赛事风险问题。尽管项目知识管理体系(PMBOK)将风险管理识别为一般过程;但将风险管理的内容应用到具体某一赛事是特别重要的，因此，应理解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内容。例如，赛事举办地位置、赛事举办的前期经验、员工、场馆设施、赛事日程、赛事规模及赛事复杂性等因素，都能对赛事管理计划产生影响，应对其加以考虑。

通过对访谈结果与现有文献进行比较，本研究认为需要重新对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进行扩展性定义，建议将其描述为：“对涉及赛事和利益相关者的所有风险进行识别，并通过战略性的预测、阻止、减少和规划等策略来减少或消除这些被识别风险的一个主动性过程，赛事风险管理的内容包括赛事举办地位置、前期经验、员工、场馆设施、赛事日程安排、赛事规模、政治、文化和赛事复杂性等因素。”

3.2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

本研究参考了美国学者Parem所列出的13种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类别(组织、操作、财务等)，但随后通过对赛事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访谈所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和威胁2个新的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类别在现有研究中并没有被识别。表2将环境和威胁2个风险类别加入其中，对大型体育赛事的15种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识别和分类：财务、组织、形象、政治、基础设施、交互、运动、遗产、媒体、参与、人力资源、操作、人际关系、环境和威胁。

表2所列出的15个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表明风险与体育赛事的规划和管理等所有方面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对15个风险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表明，首要的风险问题领域是赛事操作风险，由于各风险问题包含了安全、观众管理与赛事的后勤保障、场馆设施、卫生、福利等重要二级指标，以及许多潜在的风险发生在赛事举办期间，受访的赛事利益相关者所提到的操作风险次数明显要高于其他风险类别。同时，财务风险也被受访的赛事利益相关者频繁引用并加以关注，财务风险问题主要涉及赛事的赞助、门票销售、观看比赛人数、赛事的投资回收率(ROD、经济影响、政府支持和旅游等因素。赛事的形象(赛事的品牌形象、利益相关者的声誉、当地社区等)和人力资源2个风险类别(员工和志愿者的培训等)作为重要的风险问题领域，在访谈过程中也被利益相关者多次提及。综上所述，研究结果强调了大型体育赛事管理人员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风险问题类别。2个赛事案例背景中风险管理问题的定量访谈结果见表3。

3.3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问题分类

首先，对大型体育赛事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分组：1)与赛事直接相关联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赛事组委会、运动员代表团、体育组织和主要赞助商;2)与赛事间接相关联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当地社区和媒体;3)对赛事产生某一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二级赞助商、融资合作伙伴和政府;4)层属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体育组织和政府。由于部分利益相关者拥有多个特点，例如政府，其既涉及到层属关系(省、市)，又为赛事提供资金来源，因此，其被划分到多个利益相关者群组。不同群组的利益相关者对赛事风险管理的认知和态度也不尽相同，例如赛事赞助商和政府安全代表等通过财务合同与赛事直接相关联的利益相关者，在风险管理实践中被放置在更高的级别加以优先考虑。郑开国际马拉松赛的赛事赞助商在访谈中提到：“对赛事进行赞助之前，我们会对赛事的所有风险和参与赞助的利弊进行评估、权衡，并对超出接受范围的条件予以拒绝，所以，在做出任何赞助决策之前，首先会对赛事的风险进行完整的分析”。相比之下，媒体和当地社区成员等与赛事间接相关联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对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问题有着更多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赛事风险管理并没有对自己产生特殊的影响。

另外，利益相关者群体内部之间对赛事风险管理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也存在着差异。具体而言，赞助商主要考虑赛事的财务、组织和形象风险。例如长沙男篮亚锦赛某赞助商在访谈中所言：“我们主要考虑赛事的球票销售情况，尽可能确保每场比赛的球票售罄和良好的上座率。”运营和人力资源风险则通常被当地社区成员所识别，社区成员在访谈中提到：“赛事举办过程中，参赛运动员和观众的健康与安全存在着一定风险，应确保所有的赛事场馆设施具有足够的保障条件。”而政府利益相关者则主要关注赛事的财务风险，郑开国际马拉松赛的政府官员在访谈中提到：“财务风险将与本次赛事相关联。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主要关注由于资本构成和运作赤字所造成的赛事预算超支问题，财务、组织、形象和威胁等风险问题能够对政府产生影响。”在访谈过程中，赛事举办地所在的省级政府主要将体育赛事的财务、遗产和环境风险问题作为其关注的重要领域，而市级政府则主要关注赛事的运营、財务、形象和基础设施等风险问题。赛事组委会和体育组织则对全部的风险问题予以关注，但这2个利益相关者群体最常提及赛事的运营、人力资源、组织和财务风险问题。政府的赛事安全代表则对赛事的操作、威胁和人力资源风险问题加以关注，例如郑开国际马拉松赛的政府安全代表所言：“由于体育赛事的本质属性和大量媒体的关注，导致其成为恐怖主义和激进分子威胁攻击的重要目标。”参赛运动员则主要受到赛事的操作、运动和组织风险问题的影响，长沙男篮亚锦赛的球员在访谈中提到：“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举办体育赛事，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尤其是赛事举办国与自己国家在文化、饮食与习俗上存在差异时。”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主要关注点首先是赛事的操作和财务风险，其次是组织、形象和人力资源风险(见表4)。

3.4赛事案例背景比较

对各利益相关者所识别的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问题进行论述后，对访谈过程中所获取的资料进行进一步分析，以探究2个赛事案例背景是否存在差异。依据Shone和Parry将体育赛事划分为高、中、低3种风险级别，由于长沙亚洲男篮锦标赛属于典型的室内体育赛事，赛事的复杂性要稍微高于低风险级别赛事，国内的北京、上海、武汉、哈尔滨等城市已经承办过往届的亚洲男篮锦标赛，前期赛事举办经验的积累也降低了本次赛事的风险度，因此，长沙亚洲男篮锦标赛被认定为中等风险级别体育赛事。相比之下，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属于多站点设置赛事和室外体育赛事，众多的国内外参赛运动员和利益相关者群体，以及缺少前期赛事经验的积累，被认定为高风险级别体育赛事。

2个赛事案例在威胁、政治、交互和参与等风险问题上存在着差异(见表3)，在人力资源、财务、环境、组织、形象、基础设施、遗产、运动和媒体等风险问题上也具有轻微的不同，由于长沙男篮亚锦赛建造了新的场馆设施，其涉及赛事的成本开支、潜在的环境威胁等因素，对上述风险问题产生了直接影响。相比之下，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则没有建造新的场馆设施，同时，郑开国际马拉松赛的操作和组织2个风险问题多次被受访者提及，其原因有可能是多站点赛事的复杂性、赛事志愿者数量增加的结果。2个赛事案例在操作风险问题上存在差异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篮球和长跑2个运动项目受众基础的不同，影响了观众的管理与控制、场馆设施管理等风险问题，该结果在访谈过程中也得到了验证。

3.5大型体育赛事风险应对措施

通过上述对国内2个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问题进行识别与分析，根据赛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危害程度及危险等级，本研究提出了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预防和风险应急4个大型体育赛事风险规避与控制的应对措施。风险回避是指体育赛事运营过程中，某项活动潜在的风险可能性和后果很严重，赛事组织者主动放弃该活动以免除可能产生的风险损失。最适合采用风险回避的情况有以下2种：一是某种特定风险所致的损失概率和损失程度相当大;二是采用其他风险处理技术的成本超过体育赛事预期的收益，而采用风险回避可使赛事组织者受损失的可能性降为零。风险转移是指体育赛事组织者为了避免承担风险损失，有意识地将赛事的某种特定风险通过购买保险、签署合同等方式转嫁给其他组织或个人的一种赛事风险处理方法，其主要适用于处理那些发生概率较小，但损失大，或者组织者很难控制的风险情况。例如：体育赛事运营管理机构通过为所有参赛人员购买人身意外险，从而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赛事组织者与教练员、医护人员等赛事有关人员签署合同，由其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赛事组织者让参与体育赛事的人员签署免责协议，使伤害事故的可能受害者放弃追究赛事组织者的法律责任等。风险预防是指在赛事风险发生之前，采取消除或减少风险因素的措施，以达到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减轻损失程度的目的。例如，针对体育赛事举办期间可能发生的火灾事故，应先分析事故可能发生的原因，进而采取加大警力投入、预防恶意纵火、对各系统线路进行细致严密的检查、加强安全管理等具体措施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风险应急是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来源及事故发生过程而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例如，任何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程序都应该制订应急计划，以备情况发生突变而影响赛事的正常运行，赛事应急计划主要包括在各种重大风险事故发生时和发生后，系统应做出正确的反应、补救方案、实施步骤和相关人员的职责等内容。

4.结论与建议

首先，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和访谈，对2015年我国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长沙亚洲男篮锦标赛和郑开国际马拉松赛2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大部分的赛事利益相关者认为风险管理对赛事的成功举办是至关重要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在筹备和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过程中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其次，提出了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扩展性定义：“对涉及赛事和利益相关者的所有风险进行识别，并通过战略性的预测、阻止、减少和规划等来消除这些被识别风险的一个主动性过程”，有关赛事风险管理的主要考虑因素包括赛事的位置、前期经验、员工、场馆设施、赛事日程、赛事规模、政治、文化和赛事的复杂性等，并对大型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多次提及的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分类和描述，被识别的15个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问题包括财务、人力资源、环境、基础设施、交互、遗产、媒体、操作、组织、政治、参与、人际关系、运动、威胁和形象。通过对赛事风险问题的识别可以得出：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是能够对赛事的规划和举办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主动性过程，在对体育赛事风险管理进行处理时，赛事的利益相关者将操作、财务、组织、形象和人力资源5个风险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关注领域而加以识别。

建议未来应对由赛事利益相关者所识别的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问题与其他相关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检验(观众的管理与控制、场馆设施管理、危机管理等)，这将有助于扩展赛事管理和风险管理文献的研究范畴，也将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对赛事成功举办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类别进行排序。同时，本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也可适用于其他类型、规模的体育赛事，建议对风险问题在体育赛事组织层次结构之间进行转移的现象进行进一步验证(例如，国际体育组织-国家体育组织-举办地赛事组委会-赛事的利益相关者)。

作者：张森　王家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