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论文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国家科技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文章分析国家安全视域下国家科技情报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认为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形势和大数据信息环境变化对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带来了严峻挑战。梳理美国等国家为提升国际科技竞争能力、适应信息环境变化趋势，加强科技情报工作体系能力建设、围绕数据资源与管理、分析方法与技术、管理协调与组织等方面战略规划与政策措施。

第一篇：国家科技论文

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模型

[摘要]国家科技传播能力是影响这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通过对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影响因素相关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评价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指标体系，一共包括六个一级指标二十九个二级指标。在分析这些指标波动对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了评估模型。这样进行定量分析，能计算出各项指标对传播能力的影响稀疏，有效提高了评估工作的科学性。

[关键词]国家科技传播能力 评价指标 评估模型 结构方程

1.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提出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依赖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扩散与应用，其基础是科技传播。科技传播的英文是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相关术语还有“科学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和“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目前学者们在这些术语的使用上并无实质上的差异，都指的是“科学技术传播”。[1]本文将主要采用科技传播这个概念。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需要构架一个桥梁，实现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使科技信息在不同个体之间得到有效转化、共享和扩散。科技传播正是这样一个桥梁, 它在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动科技进步，有效地整合和配置科技信息资源, 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等方而发挥着重要作用。[2]

国家科技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有效整合科技传播力量、高效配置科学技术信息资源的一种能力，体现为一个国家有效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广泛扩散科学技术成果的实际效能[3]。它主要体现在：第一，科技成果转化速度的提高。提高科技传播能力能够加速科技知识在研发和应用两类个体之间的扩散，实现了科技知识向生产力的快速转化，推动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70%—80%，而我国这个比例还不到15%，可见科技传播能力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重要性。第二，公众的科学素养的提高。只有科技传播得到了良好的推动，才能更多的把科技知识带给广大的社会公众。国外对此提出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旨在消除科学界与公众的距离感，这标志着国家层面上的有意识有组织研究科技传播的开始。[4]根据最新数据表明2003年我国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水平比例仅为1.98%，而美国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17%，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还很低，科技意识以及对科学关注程度还很薄弱。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对于增强公民获取和运用科技知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对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因此，研究如何提高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势在必行。

2.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影响一个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因素有很多。它既与政府对科技传播的投入程度、科普场所数量相关，又受到传媒对科技的传播力度、公众的科学素质、科技成果转化速度的影响。这些因素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⑴ 设施资源，指的是科技传播过程中可靠的辅助性资源。科技传播中的设施资源主要承担着科技传播业务，如科普馆、大学、科研机构等等。它们承担着向大众进行科学传播的基础作用，其总体的规模和效果对国家的科技传播能力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展厅面积与建筑面积的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普场馆的功能比例和建设投资的公众受益程度，是科普场馆利用率的反映指标之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科普场馆展厅面积应占建筑面积50%以上。而我国平均为33.5%，远低于联合国的标准[5]。可见这些资源在科技传播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⑵传播媒介，传播科技信息的载体。主要在公众和科学间起桥梁作用，它在公众科学素质提高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新闻媒体是科技传播的主力军，因为目前公众接受科技知识的主要渠道还是通过各种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方式。很多媒体十分重视科技报道。例如BBC的Rough Sciences、discover等。最近几年互联网的加入使得科技传播更加广泛和快捷也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⑶政策支持，指国家、政府对促进科技传播作出的相关政策、法规。科技政策控制着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规模、速度和方向。恰当的经济和法律等制度，也是科技发展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社会环境[6]。在政策支持中最重要的反映就是科技经费投入量，它是反映一个社会科学技术事业的规模和发展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例如，2005年我国R&D经费投入量为298.98亿美元，占GDP比重为1.34%;而美国达到3125.35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68%。目前R&D占GDP比例中，发达国家 >2.0%，1.5%是发展中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的混合区。

⑷传播环境，指科技传播媒介及科技传播活动赖以进行的多种条件和状况的总和。其中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是科技传播能力的重要指标。2005年我国R&D人员达到136.48万人/年，但是每万名劳动力中R&D人员只有16人/年;而日本分别为89.62万人/年和134.9人/年。

⑸传播效果，指某一特定的传播信息作用于受众所产生的效果。是反映国家科技传播速度的指标，包括有论文、著作出版等。据统计，目前国际三系统收录科技论文总数中，美国有564090篇，英国139911篇，中国111356篇。

⑹成果转换，指对科技成果的推广，科技企业、科技园、专利转让等先后成为科技成果转换的重要方式。成果转换主要指的是科技成果的转换速度和效率。目前我国2004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已经达到了49360 件，而美国以164291 件仍然位居榜首。

这六个方面将共同影响着国家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水平，而且这些方面互相依存，不可分割，构成影响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重要因素。

鉴于上述六个方面影响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因素，从中选取了下列反映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具体指标，形成了一个指标体系(如表1)

3.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模型的建立

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研究由于涉及范围之广、影响因素之多，其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水平相对较为落后。研究工作中缺乏对某些指标的定性定量的分析和评估手段，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经验性。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单纯以单个或部分指标来评价国家科技传播能力方法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需要引入数学理论尤其是各种统计分析方法。

我们基于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方法的大量研究成果，结合结构方程模型，侧重采用数据分析手段，通过模型计算出各项指标对传播能力的影响系数，进行定量分析，得到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

这个结构方程模型含有6个结构变量(隐含变量)、，11个关系(自变量作用的关系为€%1～€%4，因变量作用的关系为€%[ij)。结构变量也就是潜在变量，指的是不能直接观测的变量，主要分为内生结构变量和外生结构变量。内生结构变量指至少受一个结构变量影响的结构变量即因变量，用表示，它产生的变量关系为€%[ij，图中用红色箭头标示;外生结构变量指不受其他结构变量影响的变量即自变量，用表示，它产生的关系为€%1～€%4，图中用蓝色箭头标示。

4.结论

遵循科技传播原则来设计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确定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多级评估指标体系，确立层次化、条理化的各项评价指标，使得评价指标系数合理科学。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合理确定评价标准和评价参数，以减少失误，保证决策正确。这为当前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工作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全面依据，提高了科技传播中决策的科学性，对于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翟杰全.对科学传播概念的若干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2]许亚丹，单泠.科技传播的作用分析与发展趋势[J].中国科技论坛，2001.2

[3][6]翟杰全.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影响因素与评价指标[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4]刘佳.浅谈英国的科技传播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集团经济研究，2006.11

作者：童雯婷

第二篇：发达国家高科技园区科技中介发展启示

摘要：科技中介是技术创新服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发到国家高科技园区科技中介的发展已经到达成熟阶段，对美国硅谷、德国巴符腾堡及日本筑波三个高新科技园区科技中介现状及特点进行总结，从而得出国外科技园区科技中介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科技中介;高科技园区;启示

作者简介：赵大伟，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教研室，教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1 发达国家高科技园区科技中介发展概述

1.1 美国硅谷

(1)快捷高效的科技中介信息沟通系统。

硅谷的公司非常重视信息的沟通。在高科技时代里，信息的时间价值非常有限，产品周期短，市场变化快，信息上的交流就十分必要。硅谷的信息交流具有水平化、平等化、开放化和多元化的特征，企业注重信息的时间利用价值，因此愿意付费来得到对于自己有利用价值的信息。在这种文化的推动下，几十年来硅谷逐步形成了一种专业化的商业模式，科技中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与沟通作用，硅谷有很多专业化的信息服务机构，在不断的信息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信息沟通系统。

(2)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

成熟的风险投资是硅谷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硅谷的很多企业一开始就以风险投资模式来运作。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磨练之后，硅谷的风险投资机制已经非常成熟。

在硅谷有超过200家的风险投资公司，占全美创业资本公司的35%左右，这为创业者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而在他们身后，是庞大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和富裕家庭。美国政府对风险投资不仅给予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美国还为风险投资量身定做了一个证券交易市场——纳斯达克交易所。

(3)完美的孵化功能和各种便捷、完善的专业化服务体系。

硅谷能够诞生成千上万的高科技公司并且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取得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是与一套完善的专业化服务体系分不开的。硅谷的“孵化器区域”主要由大学、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风险资本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猎头公司、管理咨询公司、破产清算公司等组成。这些组织除大学、研究机构外，盈利的主要方式是以服务、投资换取新公司的股权。在创业过程中，大家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风险均占、利益共享的联动组织，也大大提高了创业速度和成功率。

因此综合来看，硅谷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是一个完善、高度市场化、高效率有机运行的综合服务系统。

1.2 德国巴符腾堡

(1)形成了完善的科技中介网络。

巴登——符腾堡地区旺盛的技术转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内史太白基金会、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等科技中介机构。在巴登——符腾堡地区，史太白基金会所属的技术转移中心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网络。从空间分布来看，史太白基金技术转移、技术交易中心与智力密集资源之间的相关关系十分密切。以斯图加特的史太白经济促进基金会总部为中心，遍布巴登——符腾堡地区的300多个技术转移中心共同构成了区域科技中介网络。

(2)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巴登——符腾堡地区众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受自身资金、人力、规模等因素的限制，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严重依赖于外部支持，如技术服务、技术转移、转让等。巴登——符腾堡地区发达的科技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获得外部技术支持提供了可靠而有效的渠道。

此外，从区内合作伙伴的类型来看，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与研究机构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大部分的企业与合作的研究机构同处同一地区，区位优势明显。

(3)科技中介成为推动区域创新活动的动力源泉。

巴登——符腾堡地区发达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体系，激活了区域科技资源的活力，促进了该地区技术创新活动的良性循环。在巴登——符腾堡地区，发明专利技术、科技成果多通过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所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转移到中小企业。同时，作为科研成果研发者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中获得了相应的回报，科技人员从事技术创新的热情进一步高涨，科研人员研发课题的选题也更加贴近市场需求。通过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中小型科技企业不仅获得了自身发展所需的技术信息、技术要领，而且还使企业更加靠近技术市场，企业所处的技术区位条件进一步改善。

(4)健全的行业协会系统。

德国的行业协会门类多，涉及行业广，组织体系完善，有许多协会具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

巴登——符腾堡地区行业协会的中介服务功能十分强大，主要体现在信息、咨询、职业教育三个方面。信息服务是行业协会的一项基本职能，行业协会不仅搜集信息，而且在搜集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评估，然后提供给企业，作为它们决策的依据。咨询是行业协会提供的另一项服务内容，主要面向广大中小企业，根据会员要求出具鉴定报告，举办专业研究讲座和报告会等。

1.3 日本筑波

(1)政府认定的事业法人机构。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日本中小企业综合事业团等，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事业支援，并承担政府专项拨款的实施和组织有关的资格认证考试，实际上行使部分政府职能。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JST)和中小企业综合事业团 (JASMEC)均为“特殊法人”，分别隶属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相当于我国的事业单位。分别接受对应省厅的领导，承担由省厅下达的年度国家攻关任务。(JST)在技术中介转让业务方面侧重于基础技术;JASMEC则侧重于对中小企的扶持。

在技术中介方面，事业团主要通过举办信息发布会、学习会等形式征集技术和用户需求。作为中介机构，通过“契约”形式来联系技术所有者和技术使用者。一般来说，中介机构服务是有偿的，即向技术所有者收取技术转让推介费，向技术使用者收取技术使用费，收取费用的比例根据双方协商确定。

(2)政府创办或支持组建的半官方机构。

科学城内建有孵化器、技术中心和信息中心。在中心进行的项目往往要能体现政府调控科技发展的意图。由通产省设立的技术交易市场，主要利用电脑网络提供技术买卖资料及进行一些其它的科技中介服务。

另外，科学城内还有一些民间的科技中介机构。主要针对行业内或相关领域提供多层次的科技服务。

2 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科技园区科技中介发展的启示

2.1 宽松的的政策法律环境

经济发达国家为发展科技中介的共同做法是政府通过立法、政策导向，推动、引导科技中介业关注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使科技中介在技术成果与市场之间架起桥梁，建立政府与创新主体的联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制定和发布与技术创新活动、技术信息服务有关的法律、法规近20个;德国对科技中介机构不仅在政策上给予扶植，而且对一部分中介机构提供无偿援助，以鼓励中介机构发展，促进科技界与工业界的结合。通过承接政府下达的对企业项目评估、监管等业务代理一部分政府职能，成为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日本先后颁布了《日本科技振兴事业团法》、《日本中小企业事业团法》、《科学技术基本法》、《新技术开发事业团法》、《促进大学等的技术成果向民间事业转移法》和《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来促进科技中介的发展。

2.2 多元化的从业主体

国外科技中介机构的主体包括政府扶持设立的机构、财团法人机构、协会机构、私人公司等，经营主体越来越向多元化发展。如美国的科技中介按主体可以分为官方组织、半官方性质的联盟和协会组织、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及私人机构;日本的科技中介可分为国立公立机构和民营私营机构;

发达国家科技中介服务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科技中介机构类型呈现多元化。这些多元化的中介机构在从研发到商业化的复杂的技术创新过程中，紧密地分工合作，构成了不断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2.3 规范的行业自律

发达国家的政府本身不直接管理科技中介组织，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给予科技中介业以巨大的发展空间，政府把一部分原属于政府的职能，如行业管理、项目评估、市场监管等委托给有关的科技中介机构去做。

日本的中介行业管理很成功，在政府法规和政策指导下，由各种工业会履行对所属企业的行业管理职能。工业会属民间组织，由本行业企业自愿参加，90%以上的企业都是会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美国的科技行业协会在代表会员利益与政府及议会沟通协调的同时，也对行业内的成员加以制约。如果发现有违反行业规范，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同行和消费者利益的会员，协会将采取惩罚措施。

2.4 特定的服务对象

西方国家迅速崛起的大量的中小型科技中介机构，其市场定位主要是服务于创新型中小企业。各国政府为提高经济竞争力，解决社会就业等方面问题，普遍采取了“政府扶持中介服务”的措施来推动广大小企业的发展。

美国虽然早已拥有比较完备的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但为了适应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于20世纪80年代初，创建了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且隶属于美国商务部小企业管理局的小企业发展中心、中小企业信息中心以及多建在大学的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中介机构，主要面向广大小企业群。中介机构大都利用各国政府对小企业的扶持政策，主动与政府合作，为小企业提供各种服务。

2.5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科技中介机构都拥有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美国管理咨询公司的人员素质很高，公司要求从业人员有相应的文凭、工作经验和道德标准，大型公司每年还要对从业人员进行多方面的培训。国际上有名的兰德公司从业人员达数千人，其中硕士、博士占80%以上。日本著名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社会工学研究所、未来工学研究所等，从业人员都在100人以上，其中硕士、博士占一半左右。

2.6 综合性的服务功能

发达国家高新科技园区一般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园区内的科技中介服务覆盖的领域和范围广，服务水平和质量高，同时园区内不同类型的科技中介资源能够有效的整合，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科技中介服务系统。

例如德国史太白技术转移网络由史太白技术转移总部和各史太白专业技术转移中心组成，涉及近20个领域;此外，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一区一业”的产业模式，建立专门为特定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信息管理等科技综合服务的中介体系，从而极大地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达到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晶.中日高科技工业园区比较研究[N].北京科技报，1995-10-30.

[2]钟鸣.日本科技中介机构的运营机制[J].全球经济科技瞭望，2001，(11).

[3]钟鸣.日本科技中介机构及其法律[J].全球经济科技瞭望，1999，(5).

[4]娄成武，陈德权.国内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比较与启示[J].中国软科学，2003，(5).

[5]曾刚，丰志勇.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对创新型区域建设的影响[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06，(10)

作者：赵大伟

第三篇：建设适应科技竞争与国家安全的科技情报发展体系

摘 要：文章分析国家安全视域下国家科技情报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认为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形势和大数据信息环境变化对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带来了严峻挑战。梳理美国等国家为提升国际科技竞争能力、适应信息环境变化趋势，加强科技情报工作体系能力建设、围绕数据资源与管理、分析方法与技术、管理协调与组织等方面战略规划与政策措施。结合我国情报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咨询服务工作的发展模式两相分离、科技智库与科技信息咨询体系建设中“库”有余而“智”不足、科技情报发展体系不适应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等，提出我国应建立和完善适应信息环境变化、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需求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体系：包括科技情报界在内的科技界应树立强烈竞争意识的国家安全科技情报观;建立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组织体系和统筹机制;完善科技情报研究咨询服务的项目资助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业务交流体系;推进科技情报研究与科技战略研究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信息环境;科技情报;科技竞争;国家安全;科技情報体系;对策建议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System Suitabl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Key words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national securi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system;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动荡变革期。同时，近二十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科技竞争力为核心的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科技革命更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决定性变量[1]。世界大国和主要科技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都将控制关键核心科技主导权作为战略必争领域。“科技战”无疑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竞争形式。国际科技竞争加剧，必然离不开科技情报工作的战略性支撑。因此，科技情报工作日益成为国家战略安全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国家战略安全及其重要支撑的情报工作高度重视。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2];2017年6月，《国家情报法》[3]的颁布，明确国家情报工作的重点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情报支持”。在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安全与发展高度融为一体的时代背景下，保障国家总体战略安全，科技安全居于核心地位;而保障科技安全，必须发挥科技情报的独特功能[4]。

随着世界变局的不断演进，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格局深刻调整和变化，国家间竞争博弈愈发激烈。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和大国竞争最核心的科技领域，大数据信息环境日臻成熟，科技情报工作面临信息环境大数据嬗变与智能情报分析技术算力升级问题[5-6]的同时，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决策咨询的“参谋助手”，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环境中需要承担更加重要的使命。为此，亟须研究新世界大变局、新科技竞争格局、新信息环境等形势下国家安全需求牵引科技情报工作统筹机制[7]，发展兼具战略性、竞争性、前瞻性和协调性的国家科技情报事业。

1 信息环境变化对国家安全与科技情报工作的影响

信息环境变化影响科技竞争与国家安全情报体系建设。“情报”的概念来源于军事领域，情报范畴的“信息环境”(Information Environment)概念源自美军军事术语，指收集、处理、传播或对信息采取行动的个人、组织和系统的集合，由物理、信息和认知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8]。2005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第一版《美国国家情报战略》[9]，提出国家情报“一体化”战略目标，并在之后《美国国家情报战略》(2009年、2014年)两个版本中强调“建设一个完全一体化的情报体系”;第四版《2019美国国家情报战略》指出，美国国家情报工作已在体制机制、任务流程和资源管理等方面基本实现了一体化[10]，逐步建立了融合军事情报、安全情报、科技情報等于一体的国家情报系统，并且在美国情报战略由反恐向国际竞争转向过程中表现出敏捷适应、高效响应的特点。据《美国国家情报战略》演进分析，信息环境的概念在2009年时还只是加强信息整合与共享、建立世界一流信息集成与处理系统的一种目标倡议;到了2019年，信息环境已成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重要能力[11]，并与人工智能、自动化分析和高性能计算等日渐成熟的新兴情报分析技术应用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安全需要关注信息环境变化，信息环境变化对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提出挑战，情报工作需要及时适应信息环境变化。

科技情报工作必须适应信息环境变化重构体系与功能。信息环境是情报学科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依托，既是影响情报学科研究范式演变的基本要素[12]，也是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科技情报研究实践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之一。特别是在日益发展的大数据信息环境与信息分析技术迭代发展的背景下，实际的科技情报分析研究工作范式必须转型发展。新信息环境下，科技情报工作必须直面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必须重塑新的发展范式和能力体系，这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

(1)科技情报工作要明确支撑科技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的发展战略定位。科技情报服务国家科技安全的战略需求愈发清晰，面向国家安全的大情报科学体系正在形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极大丰富了科技情报工作的内涵及外延[13]，对情报学学科体系和业务范式发展都有重要影响[14]——情报学界开始意识到情报必须与国家战略、决策支持更加紧密地联系，建立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情报科学体系已成为共识[15]。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下，情报服务应明确面向国家战略决策方向，以任务聚焦为目标，以智库、开源情报等新的情报主体或信息载体为情报手段[16]，开展面向科技领域前沿突破、关键技术、人才、成果以及重大科学问题的系统性事实型科技情报大数据研究与集成分析[17]，发展凸显战略性、竞争性、前瞻性和协调性的科技情报决策咨询服务核心能力。

(2)科技情报分析手段要加速全面现代化与智能化。开展数据驱动的情报分析，必须借助于新型大数据信息分析工具。要关注智能情报分析技术发展应用及其对决策支撑效能的提升作用，要提升面向开源情报(信息)的情报态势感知分析能力。开源情报(OSINT)是利用对公开数据和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而成的情报。大数据时代，科技情报的信息来源由传统的结构型文献数据库向学科领域科研数据[18]、政策信息(科技战略与规划的文本[19]、科技政策报告等)[20]，以及与科技问题有关的舆情信息、社会事件信息(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等一系列复杂结构类型的信息系统扩展。与此同时，传统的“单线程”情报链分析也难以应对日趋多源的海量信息数据。随着决策需求的问题导向日益突出，“立体化”“多线程”“并发式”的情报态势感知模式，将成为今后情报分析能力建设的主要方向。

2 国际科技竞争趋势影响科技情报工作变革发展

从科技角度观察国家安全可以预判，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乃至科技战将成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事关国家安全整体态势的常态化挑战。日趋激烈的国际战略竞争本质上以国家科技竞争力为核心。在这种形势下，科技情报事业对保障国家科技竞争力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科技情报力量尚未对此做好充分准备。美国智库兰德公司2021年12月发布《与中国的“极限竞争”指南》报告指出，中国是唯一有潜力在未来几十年内在许多最关键国家实力方面超越美国的国家，当前一段时期是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发展的关键十字路口[21]。美国国家安全情报部门也高度关注与中国的国家竞争问题，2021年10月，美国中情局局长宣布中情局将进行改组，其工作重心将更多针对中国，其中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为研究中国问题提供更多情报资源[22]。与此同时，美国早在2006年就成立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IARPA)，专注于颠覆性技术、先进技术等科技竞争核心领域的情报工作。这一系列举动凸显出美国作为头号科技强国对科技情报服务国家安全的战略重视程度。目前，IARPA的主任是曾任CIA科学技术局首席科学家的Catherine Marsh，其他三位副主任也都具有国防技术或国家情报工作等方面的专业背景[23]。

梳理近年来美国等国家的有关战略规划与政策行动可以发现，近十多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美国等世界主要科技强国高度重视情报工作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对接与融合，并且始终把应对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环境带来的冲击作为情报工作的优先关注事项，在国家战略、数据资源、方法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令我国情报界高度关注与警惕的进展。

2.1 国家战略规划强化科技情报工作

从国家安全战略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24]中，首次明确科技情报在支撑国家安全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25]，主要优先行动包括：监测并破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基于来源监测和遏制生物恐怖、反网络犯罪、阻止和扰乱恶意的网络行为者、信息共享和感知以及预测全球科技发展趋势。2020年，曾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的David R.Shedd撰文《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需要的情报姿势》[26]，强调美国决策层和情报界都应主动拥抱数字信息时代的情报工作新变化，关注新兴智能情报技术，建立可靠的情报数据管理系统和共享机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2021年发布《2040年全球趋势：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27]，该报告每四年发布一次，旨在为美国总统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服务，从健康、气候、金融和科技等角度分析影响全球趋势的主要挑战，预测未来世界发展的五大潜在情景。

此外，美国国内一流智库也高度关注情报业务与国家安全发展，持续呼吁政府关注信息环境变化对情报工作的影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021年发布报告《保持情报优势：通过创新重塑情报》[28]，认为美国情报系统(IC)正处于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时代，在人工智能(AI)和云計算、先进传感器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情报系统评估全球趋势和威胁的能力与模式都将变革，并提出：使用国家情报优先事项框架提高科技情报的优先级，针对情报收集、分析、分发等流程的“情报创新计划”，建立“情报创新委员会”研究新兴技术应用与风险，设置情报局局长技术投资基金，将开源情报提升为核心情报等具体建议。CSIS在《赢得科技人才竞赛：没有STEM移民改革，美国就不会领先于中国》报告中指出，在维持开放体系的同时保护科研和技术安全，利用美国开放的科学技术生态系统的优势，在国际合作过程中获得科技情报，并建议资助建设针对国际人才流动和风险评估的开源科技情报系统。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1年发布报告提出，信息环境应成为美国国防机构重点关注并着力提升的能力[29]。

2.2 数据资源战略支撑科技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是数据挖掘和分析工作，数据和信息是情报工作的关键对象。没有数据生态的支持，情报工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国的数据战略一贯重视生态系统建设，涵盖了从基础研究、重点技术研发到技术创新应用、协调网络建立、人才培养和技术职称等不同环节[30]，为美国科技情报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分析平台支撑：2012年发布《大数据研发计划》[31]、2016年跟进发布《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32]、2019年发布《联邦数据战略与2020年行动计划》[33]，不断完善国家数据资源管理水平;美国国防部自2019年起先后发布《国防人工智能战略》[34]《国防数字现代化战略》[35]《国防部云战略》[36]《数据战略》[37]等重要文件，支持和加速了美国国防军事的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智库方面也不断呼吁政府加强数字化时代的数据治理能力，形成国家数字竞争优势，如2021年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推进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数字秩序》报告，建议美政府制定综合战略发挥在亚洲地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影响力[38];CSIS发布《数据本地化的真正国家安全担忧》报告，强调数据本地化会对跨境信息访问造成障碍，限制军事、执法、情报和其他安全部门之间的协作，呼吁美国政府加强对机构数据本地化的管理[39]。

英国2020年发布《国家数据战略》，推动数据基础、数据技能、数据可用性和负责任的数据利用等核心能力建设;同年，英国国防部发布《2020年科技战略》，强调数据驱动的创新时代，必须通过高质量的数据管理与应用水平来建立竞争优势。英国战略司令部2021年发布《战略司令部战略》(The Strategic Command Strategy)，将采用以集成技术和数据为核心的方法，整合作战人员、装备和信息，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未知环境，指引英国国防部到2025年在信息环境下实现嵌入式集成并加速转型，具备结构优化、人员数字化发展等特征。

2.3 先进方法技术升级科技情报工作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于2019年发布《AIM倡议：利用机器的情报增强战略》，旨在通过集中开发和快速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利用“机器增强情报”战略，来指导美国情报界各机构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工作，从而确保情报界的战略竞争信息优势，提出了创建数字基础、数据和科技情报、采用商业和开源的“AAA”(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过程自动化(Process Automation)和情报人员增强(IC Officer Augmentation))技术解决方案。美国国防部2019年发布《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概要》将人工智能描述为“确保美国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技术之一[34]。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2020年更新《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当前被整合到军事情报、监视和侦察应用，也将广泛应用于网络空间作战、信息战、“深度伪造”以及自主武器系统的指挥和控制中[40]。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2021年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最终报告》，建议情报机构利用人工智能对开源和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开发一种协调和联合的方法人工智能应用于开源情报，并努力将开源分析整合到所有情报领域的现有情报生产过程中[41]。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NCSC)2020年发布报告《美国2020-2022年反情报战略》，强调新兴技术为情报人员提供复杂多样的情报获取与分析手段[42]。

为了应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对情报分析带来的挑战，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于2019年启动了人工智能情报研究项目“知识导向人工智能推理”(KAIROS)，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全球事件库，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技术训练系统对事件类型和关系的理解能力，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海量事件信息的实时分析与预测(详情见图1)[43]。

2.4 组织体系变革保障科技情报工作

9·11事件后，美国情报界加速情报体系一体化的改革，成立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领导下的美国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IC)，现有成员机构18家(机构情况见表1)。情报组织体系一体化改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各情报机构和部门间互相独立、分割的局面，促进了各机构间协作与共享，这为情报智能化过程中技术的共享流动扫除了体制障碍。同时，美国也逐步建立起了情报融合中心网络，并且形成了通过“信息共享环境”(Information Sharing Environment，ISE)连接的“联邦政府—州级政府—地方机构”三层树状结构[44]。美国情报融合中心网络以及信息共享环境的实践颠覆了传统的情报工作模式，为信息环境下情报工作的转变发展奠定了基础[45]。

从全球视角看，美、英、加、澳、新五国自1946年起就组建了以情报共享为主要功能的“五眼联盟”。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全面崛起，“五眼联盟”国家均成立网络安全中心机构(见表2)，执行网络威胁情报整合、分析、共享的任务[47]，频频在国际网信领域“搞阴谋”“秀肌肉”，并且极力拉拢非联盟国家形成针对我国的情报对抗阵线。

3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发展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科技情报机构支撑咨询能力与政府科技决策需求间存在缺口;科技情报体系缺乏自上而下的有效的组织机制;科技情报人才素质参差不齐[48]。科技情报工作缺乏总体发展战略规划，部门所属的科技情报机构各自为战。随着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断推进，情报机构特别是专业型科技智库支撑政府决策咨询的能力得到持续提升，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情报支撑政府决策的需求缺口，但科技情报机构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认可、没有被纳入到新型智库建设体系。在面对国际形势和信息环境方面的复杂深刻变化时，科技情报工作在国家安全与发展工作中的新老问题空前凸显，特别是在主要国家纷纷瞄准国际竞争新形势、新需求，大力推进科技情报体系建设、提高国家科技情报能力的大背景下，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情报学研究”与“情报研究服务工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长期脱节、发展模式两相分离。在情报学领域，随着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新范式的日臻发展，科学研究日益成为数据驱动的知识发现活动[49]，情报学科业已从传统的文献计量评价发展到目前的多层次科技评价、专业领域科技情报研究、科技大数据的知识发现等服务科技决策和科研决策阶段。今后一段时期，在融合了数据科学、学科信息学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兴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后，面向国家安全、国际科技竞争等战略需求的知识发现分析研究框架也逐渐清晰。具体而言，情报工作的主要模式将包括科技综合态势感知、演进趋势追踪、前沿突破监测识别、竞争状态预警、潜在情景预测等等。但在我国科技情报界的实际发展中，由于科技情报主体的服务对象不同——科技口省部级单位及地方政府，大多都有专门的科技情报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高校中的情报工作以学科教育为主(管理类院系)，兼有学科情报服务(图书馆)和校级决策咨询等工作——导致我国情报界长期存在决策服务范式与信息服务范式之争的问题[50]。高校的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偏重于理论方法研究而难免“务虚”，基本上归于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服务范畴。科技口省部级单位中的科技情报工作，则强调应能够真正支撑科技领域科学决策的需求，而须“务实”开展专业领域科技情报与科技战略研究，一定程度上说，这类科技情报工作基本上就属于科技领域战略研究的范畴。所以二者的话语体系其实不尽相同，发展步调也不尽一致，导致情报理论方法创新脱离于专业科技情报研究业务的范式变革进程。

科技智库与科技情报信息咨询体系建设中“库”有余而“智”不足。“科技智库”有余，“科技战略智库专家”不足;“科技数据库”有余，“智能分析技术”不足等。科技情报工作是智库开展战略前瞻研究的基础性核心工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启动建设以来，我国智库数量迅速增长。仅据《全球智库指数》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上榜的中国智库达到1413家，较2015年的435家增长2倍以上[51]。在此过程中，以科技战略情报研究为主的科技智庫数量也随之大幅增长。决定科技智库决策咨询影响力最关键的是科技战略智库专家、思想型智库人才。但从目前复杂变化的国际竞争形势与国家安全需求的角度来看，壮大科技战略智库专家在内的战略科学家群体既是我国在新时代从根本上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任务，也是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和赢得主动权的关键支撑[52];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信息环境的发展，与科技情报有关的各类文献数据库、特色领域数据库、政策数据库等支撑科技情报分析的信息平台加快建设，但距离真正建成有实用价值的“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53]”还有较大距离。在避免信息资源重复建设、碎片管理、低效利用等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充分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方法，加强智能分析算力，提高科技大数据的情报化智能分析利用水平。

国家科技情报事业的工作组织体系不能适应国际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需求。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是科技安全的要求已为我国未来情报工作和服务指明了重点和方向，集中统一、高效协调的国家科技情报工作制度是推动国家情报工作有效发挥决策支撑作用的重要保障，而国家情报工作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54]。纵观主要国家科技情报发展历史，自20世纪50年代起，欧美等国纷纷成立国家科技情报机构，普遍建立起三种类型的科技情报机构：一是科技情报咨议机构，负责研究讨论科技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发挥科技情报管理智库作用，如日本国家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NISTEP);二是科技情报职能机构，负责科技情报工作的政策制定、规划设计、经费分配、组织协调、交流培训、标准规范和业务研究的组织管理等，如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下设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三是科技情报事业机构，承担文献、数据等信息资料的收集审核、加工存储和利用工作，如美国国家技术信息服务中心(NTIS)[55]。对比来看，我国在国家层面上缺少关于科技情报工作的具体归口政府管理部门，也没有国家级的统筹规划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业务机构和研究机构，导致情报元素淡化(“情报”难寻)、核心领域模糊、学科定位争议等，更为重要的是情报工作需要“绕道”至政务信息、战略规划、科技监督、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等职能司局机构，才能勉力发挥决策咨询作用。此外，科技情报机构在国家科技体系中受重视程度也不够，有的机构在其组织体系中存在感较低、专业化定位较弱。这显然不利于有效统筹科技情报事业涉及到的机构管理、项目资助、人才培养等具体工作。

4 建设适应科技竞争与国家安全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体系

科技情报工作是国家科技安全的哨兵。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科技竞争力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最重要构成，主要国家均高度重视科技情报工作的能力变革与创新。比较来看，当前我国科技情报体系的创新发展水平还有待提升，与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新时期以科技情报服务国家战略决策需求为导向，以发展更具战略性、竞争性、前瞻性和协调性的国家科技情报工作为目标，我国应建立和完善适应信息环境变化、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需求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体系，以应对长期国际科技战略竞争、服务国家安全特别是科技安全，促进我国科技情报事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1)包括科技情报界在内的科技界应树立强烈竞争意识的国家安全科技情报观。竞争已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旋律。科技领域的发展遵从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有跟跑、并跑和领跑之分，但我国科技界必须提高科技竞争能力和建立更多的竞争优势。科技情报工作是一种“耳目尖兵和参谋”能力，强调的是能够以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的思想成果有效满足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需求，因此科技情报工作更要有“先行一步”的竞争能力。在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科技情报界应以国家安全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有力有效支撑我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建立和扩大竞争优势为目标愿景，全方位高度关注和研判国际科技竞争核心要素和竞争环境变化态势，不断产出服务我国科技竞争发展的高水平科技决策咨询思想成果。

(2)建立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组织体系和统筹机制。立足科技竞争与国家安全新形势下国家科技战略决策对科技情报支撑能力系统提升这一根本需求，在国家科技主管部门成立科技情报主管机构统筹规划和指导全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制定国家科技情报工作规划，牵头组建类似于“国家科技文献信息中心”的“国家科技情报中心”，以统筹国家科技情报资源组织开展战略情报咨询，汇聚体制内外多方优势科技情报力量，打造真正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的国家科技情报智库体系。在此机制下，明确“科技情报智库”的机构定位和目标，认定情报智库机构、情报专家等，组织开展与美国情报委员会的《全球大趋势》类似的《全球科技趋势》报告的重大科技情报研究咨询活动。同时，借助网络化数字政务机制畅通科技情报智库咨询渠道和研究成果报送与宣传体系。

(3)完善科技情报研究咨询服务的项目资助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业务交流体系。情报工作对战略决策、战略研究等的敏捷响应能力，离不开日积月累的科技情报跟踪监测与分析机制。整体来看，目前我国缺乏科技情报业务的专门资助渠道，部门对所属的情报机构的有关项目经费资助力度也偏弱，甚至需要在其他项目体系中争取经费以“反哺”科技情报业务发展。建议在国家科技情报主管部门与“国家科技情报中心”体系架构下，设立科技情报项目的专项支持计划，同时创立年度的国家级科技情报学术论坛，开展科技情报专业人才培养，特别是要重视使用和培养科技情报的战略科学家。

(4)推进科技情报研究与科技战略研究的融合发展。战略研究对科技情报的需求体现在洞观世界科技发展态势、前瞻全球创新竞争格局、研判国家战略博弈锋面等方面。在科技战略研究与决策咨询服务的价值链上，科技情报业务与科技战略研究是融合发展、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应该机制化形成科技情报、科技战略研究融合发展的研究工作体制机制，避免情报工作成为战略研究的“开胃菜”而一用了之。特别是在实战的以下主要类型的科技战略研究中，科技情报研究与科技战略研究应高度融合发展：以科技战略与规划、科技政策与管理为代表的宏观科技領域战略研究;以领域方向前沿态势感知、趋势预测、突破识别等为代表的学科领域战略研究;以产业技术突破监测与技术趋势分析、产业技术路线规划研制、产业技术竞争等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创新研究等。机制化的科技情报与科技战略研究融合发展，将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并大大提高科技战略研究咨询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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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昊，男，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情报学;张志强，男，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技战略与规划、科技政策与管理、科技情报理论方法与应用、智库理论与实践等;武瑞敏，女，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刘昊 张志强 武瑞敏

第四篇：头号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进一步作出如是论断。

如今，发展到2021年这个“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我国锚定了“十四五”时期至2035年的头号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战略科技”一词，科技首次与“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八大任务的头号任务，“十四五”时期需要完成的十二大任务的头号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任务倍显重要。

可以说，从2020年下半年始，至未来二三十年的较长时期，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已成为关键任务。

2021年，国家战略科技元年。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战略科技，将未来与希望投向战略科技，开启建设创新型科技强国的新纪元。

科技是历史的杠杆

圣西门说：“对全人类来说，只有一种共同利益，那就是科学的进步。”

论证社会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马克思发现，都与科技的巨大进步密切相关，他说：“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即使是最浅显的中学历史课本，每一个朝代都不会缺少一个基本章节：科技的发展。

从制造和使用工具使得人类产生，到欧洲文艺复兴推动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进而让欧洲近现代生产力突飞猛进，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一举创造出辉煌的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大数据时代，都是科技每一次取得關键性突破的结果。

科技是历史的杠杆。纵观世界历史上的每一次霸权更迭，无不与科技密切相关——

16—18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艾萨克·牛顿创立经典力学，而后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英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日不落帝国”遍及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维尔纳·冯·西门子发明发电机，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诺贝尔奖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奠定量子力学，德国成为头号科技强国，纳粹帝国的铁蹄践踏世界。

二战后，世界上首颗原子弹在美国诞生，贝尔实验室研制出晶体管，美籍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发明计算机，1969年创立因特网，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保持科技霸权一直至今。

“人民需要科学，不发展科学的国家，必将沦为殖民地。”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的话语振聋发聩。当今的发达国家无不与科技密切相关，而落后国家无一不是科技落后国。

如今，站在2021年的起点，站在“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朝着中华民族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之年，我国提出了“战略科技”一词，并将其放在头号位置，意义极为深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摆在首要位置，“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在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2021年八大任务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战略性需求”“新型举国体制”“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等关键词激励人心。

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科技，尤其是基础性、创新性研究，被赋予了国家战略使命。

“工业粮食”芯片被“卡脖子”

复兴，必然要以科技的复兴为引领。相关数据显示，清王朝的GDP曾占世界的近1/4，然而，其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最终被世界所抛弃。高尔基说，“科学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系统”，科技落后无异于神经衰弱，甚至神经紊乱，社会也将失调陷入失速状态。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两次提到“卡脖子”：“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关键核心技术和种源，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两大问题。

卡脖子，意为用双手掐住脖子，多比喻抓住要害，置对方于死地。被卡住脖子，食物、空气和水难以下咽，将是致命的。而中央两次提到的“卡脖子”，均与“粮食”相关，一为“工业的粮食”芯片，一为“人口的粮食”种源。

2020年12月18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等77家中国企业及实体列入“实体清单”，至此，已经有近300家在我国设立的公司以及分支机构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列。

芯片是我国被“卡脖子”最严重的行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达1564.90亿块，2018年产量增至1739.5亿块，产业销售额达6532亿元，同比增长20.7%。2019年继续狂奔，行业销售额为7562亿元，同比增长15.8%。2020年上半年，虽然世界遭受新冠疫情肆虐，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仍达到3539亿元，同比增长16.1%。分析人士认为，2021年芯片的需求量仍将继续增长。

因为被“卡脖子”，我国5G芯片的发展受到很大干扰，即使华为也受到很大影响。2020年12月，集邦科技发布第三季度全球前十大IC设计公司营收排名，数据显示，华为海思已跌出前十，而2020年上半年，海思手机芯片还占据着全球16%的份额，排名第三位。

在这八项重点经济任务中，重点提及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中科院大学公管学院副院长刘云表示，中国共有35项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比如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手机射频器件、激光雷达、核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等。刘云认为，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严重制约了中国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

“藏粮于技”种源技术待突破

两大“粮食”事关生存与发展。我国长期重视生存的粮食，“把粮食安全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解决了藏粮于地的问题，但藏粮于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我国三大主粮水稻、小麦和玉米，除了水稻是世界第一以外，其他种子多少都存在“卡脖子”的情形，尤其是玉米种子部分依赖进口。

2020年12月19日，安信证券在行业快报中提到，我国常年为种子净进口国，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数据，2019年我国种子进口量6.60万吨，出口量2.51万吨，进口额4.35亿美元。

此次中央为何将种源列为亟需解决的第二大“卡脖子”问题？

如果说芯片技术代表的是信息产业，那么，种源技术代表的就是生物产业。当今全球最前沿的技术，一为信息产业，一为生物技术产业。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侯云德院士说，应该把生物技术产业定位为仅次于信息产业的重点产业，信息和生物技术是关系到我国新世纪经济发展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技术，并将成为我国创新产业的经济增长点。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着眼于当今最前沿的两大尖端技术，集国家力量破解两大“卡脖子”难题，深刻显示出中央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谋民族复兴的长远未来。

除了杂交水稻技术之外，中国的生物技术还远远落后于世界。2020年11月10日，一则新闻在国内发酵：欧洲新冠疫情恶化期间，来自欧洲的2000头价值约6000万元的种猪空运抵达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这样的场景在三年前就在这个机场出现过。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种猪却长期依赖进口。

2020年上半年，种猪进口量以10591头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丹麦长白猪、英国大约克夏猪、美国杜洛克猪垄断了中国98%的市场，100多个本土猪种，31个濒临灭绝。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5000多家本土企业不敌一个美国孟山都。而孟山都的背后，则是美国强大的生物技术产业。

生物技术是以现代生命科学为基础，结合其他基础科学的科学原理，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按照预先的设计改造生物体或加工生物原料，为人类生产出所需产品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技术。当今全球生物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就是美国的St. Louis，这里集中了最先进的生物产业带，著名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即在该地区。

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诸多最前沿的科技，都是由生物技术衍生而来，而种源技术，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分支。

要破解种源“卡脖子”问题，着力点哪里仅仅是种源，而是整个生物技术，是基础研究的创新与突破。所以，中央提出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在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上补短板、求创新，着眼于“生物育种”，从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科技创新中心的新使命

“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科技被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并被赋予国家战略使命，这意味着，未来会围绕科技创新出台一系列力度更强的政策措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过，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就表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特别是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创新高地。

鉴古知今，要建科技创新中心又谈何容易。近现代科技发展史表明，世界五次大的科技大爆发中，16世纪的意大利，产生一批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著名科学家;17世纪的英国，诞生牛顿力学、电磁场理论、进化论等一批科学理论;18世纪的法国，拉瓦锡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产生;19世纪的德国，爱因斯坦、玻尔、欧姆、高斯等创立细胞学说、相对论、量子力学;20世纪的美国，费米、弗兰克、威格纳、西拉德等科学家在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等方面卓有建树，引领时代。

可见，人是科技发展的核心因素，卓越的人才更是决定因素。因而，社会开放文明的思想、宽松有吸引力的人才环境、畅通的科技转化渠道以及政府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等都不可或缺。

目前，我国已有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分别是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最新的消息或已显露第五个国家科学中心的雏形。2020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强调要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科技创新中心赫然在列。

2020年12月10日，首届川渝科技学术大会在成都举行，川渝两地科技界加深合作加强联动，成都环兴隆湖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布局建设科学研究及应用转化、信息网络、生物医药、创意设计、军民融合、中德合作等六大产业组团，实施“蓉漂计划”“产业生态圈人才计划”“成都城市猎头行动计划”集聚各类型人才。西部（重庆）科学城也在加快建设，出台“金凤凰”人才政策，打造“人才特区”。

你追我赶，竞相奋发，只争朝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國家力量，发力战略科技，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建设创新型国家，建成科技强国。

这段艰辛的路途“道阻且长”，但只要奋进着，希望终在前方。

作者：车文斌

第五篇：2012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简介文化科技司

项目名称：云计算环境下智能化数字文化资源信息采集和资源整合集服务模式研究——北京文化资源数字化智能信息采集及服务初探

承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

内容简介：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力量，以数字化形态为主的文化资源信息必将为我国文化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文化资源分布松散、先期的数字化工程异构，使得文化工程出现了信息孤岛问题、网络传输的瓶颈及设备设施的利用问题，影响了数字内容的资源共享。因此，基于云技术，统一规划设计数字文化资源信息的采集和整合和发布，协同建设跨地区、跨库、智能化的信息采集和资源整合平台，实现对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的全局管理、监测和统计，构建新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内目前云计算技术较为落后，处于基础设施服务的起步阶段，但是云计算在国内已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

主要研发内容

1.研究现有文化资源信息采集和资源共享现状，结合云计算技术提出有效的资源整合方案。

2.研究国际上成熟、开放的资源共享协议，结合我国文化资源建设实际情况，提出使用于我国现状的资源共享协议。

3.研究云计算环境下如何进行分布存储和统一管理。

4.研究如何利用云计算提高国家文化工程网络及设备设施的使用效率。

5.研究云计算、新媒体和移动终端技术融合的环境下，数字文化资源的新型服务模式。

通过对关键技术和服务模式的研究，提出3个技术方案和3个研究报告，有效解决文化工程中出现的信息孤岛问题、网络传输瓶颈及设备设施的利用问题。实现对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的全局管理，构建新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通过将成果推广应用，取得较大的社会效益及一定的经济效益，服务于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全局目标。

项目名称：云计算环境下智能化数字文化资源信息采集和资源整合集服务模式研究

承担单位：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内容简介：

文化资源信息开发利用工作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象征，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了文化数字资源相关的项目工程和科学研究工作，达到对人类文化精神资源起到有效地长期保护和面向全社会服务的目标。针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多体系、多系统并存的局面，本项目将着力解决“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及“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工程”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的信息孤岛问题，解决网络传输的瓶颈，提高设备设施的利用问题，实现对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的全局管理、监测和统计，探索新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

本项目的总体目标是研究云计算环境下数字文化资源的整合方案、智能化数字资源采集技术及文化资源的新型服务模式，开发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云平台实验系统，解决国家文化工程的信息孤岛问题，资源网络传输的瓶颈及设备设施的利用率问题，实现数字文化资源的跨地区跨单位的协同建设，实现对数字文化资源的全局化管理，提升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云服务能力和水平。

本项目将从四个途径着手完成项目的研究与建设：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研究;借助已有的技术成果进行工程实践;依托已有的资源优势进行资源整合;结合云计算、新媒体等新技术进行服务创新的探索与研究。为此，项目将在以下方面开展研究与实践：

1.研究云计算环境下资源共享协议，在众多协议中选用、改进或提出一种适用于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现状的资源共享协议。

2.研究数字文化资源的智能采集方法、元数据定义及提取策略，提出一套文化资源采集及传输方案，尽可能多地将分散的公共文化数字资源进行保存、共享和管理。

3.研究和构建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云平台，拟通过与各地域数字文化单位的对接和协同工作构建面向多地域多库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云平台。从而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数字文化资源服务，解决目前存在的各地数字化成果相对封闭、共享与协作不足、信息化基础设施利用不均衡等问题。

4.研究针对各类媒体终端提供自适应的资源内容呈现策略。提升诸如计算机、电视、数字卫星机顶盒、手机以及其他智能移动设备等终端的信息共享能力，从而较好地满足基层群众利用不同终端设备获取数字文化信息资源的实际需求。

5.研究云计算环境的数字文化资源平台运行模式，从整体上较为有效的解决各地信息孤岛的现状，实现各地资源的共享与协作，并扩大各地资源访问量。通过负载均衡和数字文化资源智能迁移策略，提高设备利用率、系统易维护性和易管理性。在云计算环境下实现数字资源的量化评估，并对资源与用户行为进行数据挖掘，提供决策参考。

6.针对云环境下的数字文化资源服务、协作和管理提出可行方案。

本项目可取得的突破和应用前景，将体现在通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在调研已有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系统的技术及应用现状基础上，设计云计算模式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机制、数据接口标准及整合云服务实验平台的开发，可在云计算环境下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及服务模式研究方面取得理论和技术实验性突破。取得的研究成果可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信息化建设，并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中实施应用。

项目名称：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文化信息综合服务平台研究与示范

承担单位：文化部信息网络中心、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新视媒体广告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目前国内基于GIS技术的文化信息服务平台尚未建立，本研究设计的平台将是国内首个。平台将为广大用户提供海量文化信息，推送文化场馆及活动的相关内容，极大地丰富用户的文化生活，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建立势在必行。

本项目的立项目的是研发基于GIS技术的文化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原型系统)。实现平台的主要技术包括网络GIS技术(WebGIS)、位置服务技术(LBS)、wifi定位技术以及信息推送技术。原型系统将实现由服务器—互联网—局域网—客户终端的文化信息推送一体化解决方案。

WebGIS技术是当今发展最快、应用最多的互联网技术。LBS以及wifi定位技术是信息技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方向。而将这三种技术与信息推送技术相结合，构成文化信息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则属于本项目首创，必将在未来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

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移动通讯等高新技术将大大促进文化产业和市场的发展，促进传统文化生产流通方式的改造，加强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为解决信息不对称、构建多渠道公共服务体系、消除数字鸿沟实现普遍服务开辟了新的渠道，更重要的是移动技术的移动性的支持为突破传统的文化服务提供范式，为实现文化管理及公共服务创新，打造流畅政府提供了新的机遇，利于现有文化信息资源最大范围的被利用，弥补实际文化资源与公众需求之间的差距，提供文化精品，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让大众真正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通过对文化资源和用户行为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实时获得文化产业现状，为政府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提供第一手参考依据。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提供最好的服务体系和手段，带动整个文化和人类生活的全面变革。

项目名称：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文化信息综合服务平台研究与示范

承担单位：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为贯彻“文化与科技融合”战略精神，针对目前数字文化信息服务无法满足受众多样性以及本地化需求日益增长的现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BS)”技术、“无线相容认证(WI—FI)”技术及多媒体交互技术，结合示范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图书馆、历史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馆、社区文化站、艺术院校、文化产业及艺术园区等)与公共文化消费场所(连锁网吧、连锁电子游艺厅、演出院线、文化旅游景点等)，充分挖掘并整合区域海量特色数字文化信息资源，建设以移动互联网为传播方式、数字移动终端为传播载体的文化信息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地理定位技术主动向目标受众推送特定区域内的特色文化信息，并为其提供地理位置导航、交互式自助导览、无线存储、移动支付、社交娱乐、多语种信息以及线下服务定制等延伸服务。

本项目旨在牢牢抓住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运用先进科技，以市场为导向，消除大众市场与文化资源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弥补区域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解决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文化信息传播的相对缺位问题，在促进数字化文化资源传播的同时，间接促进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进程。

项目将通过科技手段，整合文化系统内的特有渠道资源及内容资源，与市场进行衔接，为海量文化资源找到市场出口。通过与示范城市的结合，在国内相关领域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应用推广后，可将平台建设成为文化系统内独特的信息传播渠道与传播网络，在文化行业与移动互联网领域的结合方面，积累丰富的知识产权及实际操作经验。

项目主要内容包括：

1.优化技术

随着无线网络的普及，各种应用对无线网络的吞吐量需求在迅速增长，而802.11n具备高带宽的特性。本项目计划结合物理层和MAC层的优化来充分提高WLAN技术的吞吐。此外定位精度是LBS技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高精度的定位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吸引更多的客户，本项目将基于对现有LBS技术的优化，从根本上做到精准、高效以及双向信息传递。

2.架设服务基础设施

基于经过优化的WI—FI及LBS技术，集成海量存储及流媒体信息处理等功能，在示范城市铺设的无线网络服务器，形成一定覆盖范围，积累活跃用户。

3.设计、建设服务平台

基于优化用户体验的理念，设计、研发本项目的平台管理系统，包括集中播控平台、广告精准投放平台、移动终端应用平台、服务器云控制中心和用户管理系统等子系统。

在本项目实施期间，将完成对LBS系统关键技术的研发与优化、完成对无线网络服务器硬件设备的集成研发、完成本项目平台管理系统的基本功能的开发，基本完成平台整体技术框架的搭建;计划基于综合调研结果选择合适的示范城市进行试点。如在示范城市试点反应良好，运营稳定，则本项目将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可在全国各区域内快速推广，从而形成一个用户数量庞大、文化信息资源丰富、商业价值较高的综合型文化服务平台，逐步形成新的数字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推广营销渠道，促使文化内容生产企业获得新的盈利来源，逐步进入良性循环，可更专注于内容生产的质量与效率;同时，平台掌握的大量用户行为模式、消费心理及对数字文化内容的偏好等相关数据，将为数字文化内容生产企业提供正确的市场指引，使其从根本上获得提升和进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项目名称：文化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的研究与建设

承担单位：国家图书馆

内容简介：

文化数字资源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是实现我国数字资源整合服务、共建共享的前提。在文化数字资源的建设过程中，要实现资源共享，最关键的是要首先实现文化数字资源建设的标准化。目前，在各个文化机构的数字资源急剧增长的同时，资源重复建设和嵌套使用的情况普遍存在，各个机构根据本单位的资源特点、组织方式、技术方法、系统能力和管理模式，各自规定着本系统的数字资源标识方式和相应的读取方式，这种各自为政的建设模式限制了机构间的互操作，阻碍人们对文化数字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为了能够把全国分散的、异构的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为一个超大型的数字资源库，打破各机构、各区域的界限，文化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的建设势在必行。

当前，国内外各行业对于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的研究应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规范，各个数字资源生产商使用的唯一标识符也形式各异。国内唯一标识符系统建设还限于唯一标识符的注册、解析与管理等基本功能的研究与应用，或处于实验阶段，或在单位内部使用，均未能实现大规模的推广应用。自2002年科技部启动“我国数字图书馆唯一标识符标准规范”项目以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国内外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的趋势报告和我国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发展战略研究，然而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的建设和研究还在探索中。

本项目将以公共图书馆为实验平台，调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资源状况，研究和制定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的语法规则、命名规则、解析规则和管理规则等相关标准;依托国家图书馆多年在分布式计算、高性能计算机以及负载均衡技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研究和设计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的系统架构和运行维护机制;完成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系统平台建设，研究与DOI等国际知名唯一标识符系统的相互解析机制，提高平台的开放性和互操作性;建立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的运行机制和管理策略;研究文化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模型。

文化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的建立能够使各信息行业之间更好地实现数字资源共享，解决机构间数据资源在共享过程中面临的数据存储异构以及数据存储异域等问题。各行各业、各部门使用规范的数字资源标识符来标识数字对象，使用统一的解析机制实现标识符与具体信息之间的对应，将有效的促进信息共享，从而带动文化的传播、繁荣与发展。通过唯一标识符系统建立起数字资源对象实体和网络服务中URL地址的对应关系，能对这些数字资源进行高效的管理，实现数字资源的准确、快速定位，方便用户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操作获得最需要的资源服务，提高文化数字资源的服务效率和水平。本项目的研究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自主研发建设唯一标识符系统将摆脱受制于IDF(国际DOI基金会)的问题，避免缴纳高昂的注册费用和维护费用，针对我国海量的文化数字资源需要注册管理这一情况，建成自己的唯一标识符体系将能节约巨额费用，经济效益显著。此外，建立国家级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将彻底摆脱依赖国外注册机构的限制，自主管理文化数字资源的注册，掌握核心技术，有效地保证国家信息安全。

本课题通过构建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将分散在全国各省、市图书馆的海量数字资源进行统一标识，将它们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为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采集、组织、管理及服务提供有力的支撑，带动全国各省、市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实现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跨跃式发展，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规范和统一标识数字资源，也为梳理普查和统一登记全国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情况奠定数据基础。本项目研究成果也是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美术馆等行业间系统间实现互操作的重要基础。

项目名称：博物馆文物多维展示系统平台研究

承担单位：北京以诺视景数字艺术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

内容简介：

项目起因于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关于文化改革的决议的社会背景，面向博物馆这一特定的文化舞台，针对包括青铜器、瓷器等珍贵的馆藏文物，通过前端科技技术在包括报纸、手机、3D电视、平板电脑在内的媒介上进行生动、丰富的展演的系统性的平台建设。进而通过科学采样、量化分析方法对其传播的效果对比传统文物展示进行评估，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有效的助力。

系统平台的建设以博物馆为对象，博物馆的主要目的是找到帮助公众认识藏品及其意义的有效途径。它们强调使藏品更容易接近，并在藏品使用过程中与观众共享对藏品的热爱。

博物馆传播指“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利用博物馆，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的信息交流、共享的传递行为”。任何传播活动，都希望获得好的传播效果。阻碍博物馆展示文物大众传播的核心问题是公众与文物在文化上、专业上的隔阂，以及公众与博物馆的责任之间的隔阂。

目前我国的媒体传播应用却不甚理想，在技术和应用层面均存在瓶颈问题。主要在于博物馆对信息技术下文物的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特别是多通路叠加应用的认识不足，缺乏系统的数据和理论支持。

今后十几年仍将是我国博物馆事业建设的高峰时期。合理充分应用传播通路，可以使博物馆文物传播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极大程度上调动了观众对历史、文化、知识探索的积极性。本项研究成果有助于解决我国博物馆陈列展示中遇到的普遍性和突出性问题，有效降低和避免资源浪费、提高文物传播效率和传播效果、提高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力。

近年来国内外博物馆展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拓宽了观众的欣赏视野，国内4000家博物馆绝大部分都采用了这样或那样的多媒体技术，全球范围更不可计数。尽管全球不少博物馆已经开始应用新媒体技术，但博物馆界著名革新者麦克斯韦·安德森仍然表示：“博物馆还无法确知其潜能与产出。在我看来，博物馆新媒体还处于试验阶段。”而对我国博物馆而言，新媒体技术应用的路则更长更远。如果说国外仍是试验阶段的话，无疑，我国现阶段的新媒体技术应用只能说还处于探寻和摸索的起步阶段。

因此，平台项目对信息技术在博物馆文物展示中的应用及传播效果进行研究势在必行。并且在调研时，必须立足于社会受众，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根据文物复合信息的趋向，挖掘能够实现博物馆使命的最佳技术和方式方法。同时更需要对比研究创新的媒体科技特别是3D技术等视觉技术带来传播变革的传播效率。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提供系统的数据以及理论分析，还有实际的系统应用示范，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情况的，具有较高针对性、可行性、可参考性。

该项目的立项宗旨就是：取得在现代信息技术下，博物馆文物传播多种通路的方式、环境、受众、效果等的严谨的科学的系统的统计数据和理论成果，并探索将科学理论转化成实际生产力的办法。

项目主要针对我国博物馆文物的展示需求，调研文物的传统展示方式，以及基于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信息特征，研究文物展示和信息传播过程中通路叠加与全息立体展示的关键技术：传统的实物/模型、图文、视频、动画展示，以及新技术下的互联网、互动多媒体、4D剧场、平板电脑、手机等展示方式;多种可复原文物3D空间感的立体展示技术，如空中全息立体、3D显示等。

统计并分析社会受众在上述各通路下的信息获取、接收习惯和接收效果。研发文物传播展示的空间媒体、影视媒体、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移动新媒体5通路叠加多维3D展示系统，并开展应用示范研究。

项目名称：数字美术馆公共服务平台研究与示范

承担单位：北京近日美术馆、北京今日赛博艺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今典空间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项目以美术馆数字化关键技术和视觉展示中的交互应用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整体人文框架下数字美术馆价值体系的梳理以及对实际案例的可行性学术分析，探索面向虚拟艺术世界研究的发生方法论和美学机制;研发关键共性技术和数字美术馆集成创新，突破网络展览展示的技术瓶颈制约，实现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平台的数字美术馆功能开发及支持多媒体交互的网络社群服务模式，并以构建综合性、可视化、交互性的互动展示及应用服务平台的实践研究为依据，展现平台的通用性、开放性、可扩展性和科学性，为未来美术馆的数字化建设提供面向公众服务应用程序开发的解决方案及规范体系。

数字美术馆公共服务平台的核心思想，定位在与传统美术馆互为促进的改良力量上，以“美术馆数字化”这一网络平台带动实体艺术空间，一方面通过虚拟策展、在线学术研讨以及艺术项目程序开发，全面整合传统的艺术创作、展示、交流等模式，形成理论与数字应用协同发展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以知识生产为核心动力，努力推进“四位一体”跨学科整合机制的形成、完善以及跨领域间的融合，为数字世界的艺术生产、理论建设及相关美学批评构建网络化、国际化学术推广体系和对话机制。

拟解决的关键技术、所采取的技术路线：

开发第二代直观的图像式可视化操作界面动画型工作流自动化配置系统，建设包括艺术作品数据库、艺术家档案、展览信息自动发布系统，以及美术作品及相关信息的数据库系统、多媒体资源管理系统、数字资源加工管理、美术馆馆藏作品管理、网络信息自动发布、电子书店及在线阅读系统。动态创建应用于图片、视频的统一的工作流引擎，“搜图引擎”是以图片和视频片段来搜索图片和视频资料、检索美术作品的自动化工具，可解决大量图片和视频信息搜索使用的难题以及繁琐的人工编目问题。

研究方法和工艺技术路线本着优先选择和发掘应用市场已经成熟的科技成果，面向数字美术馆应用转换，做好技术接口，部分急待解决的技术内容自主研发。关键技术问题与国内先进的研发团队合作，如虚拟现实技术的网络版应用和移动版APP应用;开发3D虚拟现实网络漫游多浏览器兼容且不用安装插件的技术问题。虚拟现实等技术工艺，要求达到国内最好的游戏引擎所能的效果，同时兼有艺术性审美标准;技术指标上达到产品级应用。

建立分布式的美术馆数字内容存储体系、网络化的美术馆数字内容展示与互动服务体系，为社会公众提供美术馆文化艺术教育、研究等全方位服务，全面提升美术馆公共服务自主创新能力，设计讨论数字美术馆公众服务平台总体解决方案和规范建设。

预期达到的最终目标：

建设美术馆文化艺术公共服务数字平台，解决数字内容集成、多媒体展现、移动互联和智能跟踪/监测等关键技术，完善平台数字框架体系，为“十二五”期间美术馆领域公共服务数字平台的关键技术研究奠定基础。以现有的软硬件和信息系统为基础，面向数字美术馆的各种功能，收藏、研究、展示工作和公共服务应用等，实现开放性、兼容性、可扩展性、跨平台性和可集成性。核心部分包括：通过软总线将消息、Web服务、XML、数据转换和管理连在一起，实现连接应用和协调应用间的互动和各种模块的有效集成。提出以馆藏基础信息库为核心，以建筑智能化、网络化、虚拟化、知识化平台建设为阶段目标，以网络中心、采集中心、存储中心、制作中心、管理中心、应用中心为主线，为文物收藏、专业研究、保管管理、修复保护、陈列展示、宣传教育、馆际交流等行配置形成各种规模、应用方向的信息服务平台，同时形成以服务为中心的开放式交互体系。有机结合三维多媒体技术，以虚拟展示、交互式发布等为手段，基于各种专题资源集成藏品管理、多媒体发布、展示及交互功能，提供更广泛、更深入的收藏保管、文物保护、专题研究、宣传教育、对外交流、多媒体辅助陈列等各项服务功能。

项目名称：模块化主题演艺系统集成技术研发及典型应用——多媒体数字电脑灯

承担单位：广州市珠江灯光科技有限公

内容简介：

多媒体数字电脑灯是计算机和视频技术与灯光效果等多个媒体的整合，它主要研究的内容为视频技术的舞台应用。其关键技术为图像引擎的开发，图像引擎的作用相当于人的大脑，不仅能够修饰原始信号的不足，还可以优化、改善画面的色彩、对比度等指标并进行图像拼接。图像引擎主要实现多媒体数字灯的无缝大屏幕拼接功能、实时画面编辑、高亮度投影融合、影像移动与精准定位、3D特效等功能。

数字灯的图形引擎主要实现数字灯的无缝大屏幕拼接功能、实时画面编辑功能、影像移动及精准定位功能、高亮度投影融合、曲面投影(包括球面和柱面以及不规则面)等功能。

(一)无缝大屏幕拼接功能

无缝拼接技术是一种特殊的、要求比较高的投影显示应用，可以实现多屏图像融合在一起，并将拼接缝隙缩至最小以至于完全重合的拼接技术。无缝拼接技术不仅需要完整的超大幅屏幕，对投射出超大尺寸画面所用的投影也有特殊要求。

(二)实时画面编辑功能

在某演出中曲面多角度成像和画面编辑效果在任意材质、任意形状的表面进行影像校正，远超电脑灯功能的多角度移动、纯正饱和的颜色、图像素材的多样化。

(三)影像移动及精准定位功能

对影像进行X，Y，Z轴的旋转、定位、缩放等完全控制，可以任意调节视频分切包括SCRUB的可能，投影到舞台上的影像能进行位置移动及动作、色彩的变换。

(四)高亮度投影融合

多通道投影机投出的多组图象经过边缘融合技术处理实现的一整幅图象，并且显示出的图象没有缝隙更加明亮，清晰，超大，且画面的效果就像是一台投影机投射的画面。这种显示的过程就叫做边缘融合。边缘融合技术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新的无缝拼接技术，它更好的改善了拼接图像的视觉效果。

(五)曲面投影(包括球面和柱面以及不规则面)

数字灯的图形引擎可以轻松的通过网格调整功能实现曲面投影。

网络调整功能就是我们将投影仪的投射范围通过软件计算的方法把它划分成任意的大小，生成分隔网格，通过上下左右调整网格的节点可以让投影到曲面上变形的图像予以矫正成视觉效果上不变形的图像。

该产品的特色在于它是一种新型的灯光表现艺术，在舞台艺术效果上给予观众很大的视觉冲击;采用DMX信号控制，与普通的电脑灯控制大同小异;，在结构上取消了电脑摇头灯的一些典型传动装置，诸如：图案轮、动感轮等等;使得该产品的生产工艺简化了许多，独特的模块化流线型设计、灵活多样的梯形校正功能、方便易操作的素材管理程序、强大的全数字图形引擎和边缘融合器的使用，更使得该款灯具具备了非凡的性能。

创新突破点：无缝大屏幕拼接功能、实时画面编辑、高亮度投影融合、影像移动与精准定位、3D特效等功能。

未来舞台照明舞台照明的前景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从“摇头电脑灯”到“多媒体数字灯”，这十几年间，我们走科技创新的决心和力度也在不断加强。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灯光已不再单纯的只起着照明的作用啦。无论是剧场舞台灯光还是各种展示或露天演出舞台灯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舞台灯光设计和操作已渐渐地从纯技术性的工作转变为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工作。

这种数字灯光技术即将广泛应用在大型剧院、演播厅及大型户外演出、展示展览等众多领域。

用于商业秀剧场的天幕背景和舞台的动态效果、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大型演唱会的背景和舞台动态效果，让观众实时互动，参与其中。

用于多功能AV厅可利用多媒体数字电脑灯的无缝拼接功能来完成大幅的动态影像和产品图片展示。可以通过外部的摄像机或其它视频播放源，使信号通过强大的多功能媒体服务器实时编辑后投射到多个不同的介质上。在场内进行广告投放，其新颖的形式也非常吸引客户的眼球，营造出非同一般的视觉效果。

项目名称：模块化主题演艺系统集成技术研发及典型应用

承担单位：中央歌剧院、北京理工大学

内容简介：

数字文化产业作为一种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高投入、高利润和高风险性的特点。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不断重视，文化科技将成为文化产业中重要的一环，其中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核心原创技术。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所涉及的技术研究方向是国际学术前沿领域，也是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的优先发展领域。为适应我国文化科技发展的迫切需求，本课题以构建模块化、智能化主题歌剧剧场舞台及操作为研究目标，以多功能舞台、多维背景空间、多维表演空间、协同控制、智能创作等研究为基础，解决当前模块化舞台缺乏智能化控制技术、内容创作及多维表现等问题，开发出支持快速智能编排、协同控制的模块化舞台集成工具，在其基础上建立示范性应用并进行技术推广。

1.支持数字舞台数据驱动的开放图形引擎技术研究

随着硬件技术的快速更新，多传感方式的体感设备逐渐被用于人机交互的界面，现有的商业图形引擎已经不能满足体感设备输入的需要，特别是在数字创作领域，因此研究支持体感体验的开放图形引擎是本课题研究的关键技术之一。围绕这一技术问题本课题主要研究图形引擎的体感数据驱动方法，建立统一的驱动数据规范和通用数据接口，能够支持目前先进的基于光学式、电磁式、惯性等体感技术和设备，充分体现该引擎在支持体感设备方面的开放性、多样性和融合性。

2.面向数字舞台的模块化工具设计与集成方法

传统的数字舞台创意存在效率低、不直观等问题。目前，国际上还不存在一款面向数字内容的快速创意可视化工具，因此，研究面向数字舞台的快速创意可视化工具设计与集成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创编的能力和效率。这对这一关键问题的研究，本课题主要针对以下几个分系统进行设计和集成方法的研究，具体包括二维智能创作系统、全景式三维虚拟展示系统、数字工具与素材库框架。

3.体感输入终端集成与交互技术研究

体感输入设备利用体感技术作为计算机的控制方式从而代替传统键盘鼠标输入控制方式，这样不但能够将用户的手从设备中解放出来，还能够通过丰富的其他感官预言与计算机下达命令和进行交互。使用体感输入终端特别是低成本的体感输入终端进行创作，能够最大程度的解放创作人员的手指，并提高创意效果和创作效率。本课题将通过研究几种典型的体感输入终端接口技术和交互手段，包括商业的Kinect、Data Glove以及我们自己研发的惯性传统器等，来研究体感输入终端集成方法与交互技术。

4.支持模块化的舞美实时创意工具和控制系统

以支持模块化的舞美实时创意工具开发和控制系统研究为示范性应用，建立中央歌剧院、北京理工大学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实验性原型系统，并力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推广。

总体目标：通过研究支持模块化歌剧舞台的数据驱动开放式图形引擎、模块化工具与集成方法、体感交互技术、数字内容快速创意工具及控制技术，建立多功能化、多维化及智能化的模块化歌剧舞台，并在其基础上建立基于舞美创作的示范性应用。该项技术的推广能够很大程度上降低项目成本，提升推广与传播，丰富创作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表演创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提高创意和实施的质量，缩短数字文化产品创作的实施周期;提高数字文化产品的传播与推广，提高经济收入，有利于推出更多的健康数字化文化产品。同时，该项技术为其他数字文化产品快速创作可视化、和谐人机界面提供新理论和新技术支撑。

成果目标：发表学术论文3—5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3项，支持体感的舞美实时创意工具原型系统1套(《复兴之路》)。

中央歌剧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学院就成立“数字歌剧表演”联合实验室、设立“数字表演和仿真技术”学科实践基地、共同创作国际水准的演出项目内容等展开深入合作，为国家歌剧院的艺术创意、编排和演出等提供一流的技术支持和发展保障。

充分利用中央歌剧院和理工大学先进国防技术的优势，在舞台设计、数字媒体表现、虚拟演出等方向加大投入，为歌剧院的艺术和市场能力的提高，为国家的歌剧事业快速发展，创新合作模式，紧密合作。

项目名称：舞台恒功率吊杆系统集成技术研发及典型应用

承担单位：国家大剧院、北京北特圣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舞台吊杆卷扬机是剧场使用量最多、最普遍的设备，目前国内剧场舞台吊杆卷扬机一般为恒转矩调速，即电机在额定速度以下调速，从剧场使用情况分析，大吊重景片在高速运行的几率并不多，而小吊重景片在高速运行的几率很高，这样就造成了很大的功率浪费。以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电动吊杆为例，载荷750kg，速度1.8m/s，电动机功率高达30kw，总共61台。根据演出实践的统计，吊杆速度多数用在0.8m/s，小载荷的情况下速度最多用到1.0m/s，而电机的选择的时候是按照高速和高载选择的，必然是装机容量大。

吊杆卷扬机的控制一般是集中控制，所有电气元器件集中在电气柜中，有条件的剧场要专门设置温度适当的电气控制柜室，一般的就放在马道或机坑中，当剧场需要增减吊杆设备、更换电气元器件或电气系统改造时，集中控制系统很难改变，只能更换全套电气柜。

分散的模块化控制设备与卷扬机为一体机，仅通过电力电缆、网线连接设备，使用安装简单，设备增减和改造灵活。而采用恒功率调速可以兼顾大吊重适用于低速运行，小吊重可达到高速运行的目的，既满足剧场演出需求，又能降低电机功率，减小剧场装机总容量，节省剧场投资和用电量。

项目名称：现代数码技术在传统织锦工艺流程中的开发应用

承担单位：南京云锦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大经纬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本项目是由南京云锦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浙大经纬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研究，以南京云锦研究所为主体，对该项目进行立项、论证、研发、生产、应用和推广，项目由南京云锦所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宝林同志负责，总投资410万元人民币，建设周期2年，2013年底完成并验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织锦种类众多，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现大部分已列入世界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由于地域差异，保护的程度产生很大差别，特别是西部等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条件差，生产力比较落后，只有少数处于纯手工分散生产，众多技艺面临失传，保护和发展现状令人担忧，因此开展本项目的研发应用已迫在眉睫。针对我国民族织锦业的现状，我们开展了本项目的研究，在保持中国织锦传统特征的前提下，利用现代高科技数码技术、纺织CAD技术和现代电子提花技术研发出新型的织锦织机，运用新的生产方式和工艺，降低传统织锦业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的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织锦产品的附加值，从而解决了制约传统织锦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尽快提升国内织锦业科技水平，实施科学保护和生产性保护，走保护传承与产业化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做到保护促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的实施保护。

在开展本项目的研究中，我们立足传统织锦文化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并重的指导思想：重点解决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1.织锦CAD纹织设计系统的创新研发，以满足云锦和各少数民族织锦特殊生产工艺的要求;2.运用现代电子提花对生产织机进行改造;3.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电脑技术对部分生产工序进行数字化改造，使传统织锦产业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相融合;4.实现部分工序自动化。这些问题的研发并得以应用，将大大提升各民族织锦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彻底解决了织锦行业的关键科学和关键技术问题，达到了将文化与科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本项目的研究应用不仅提升了传统织锦业的文化科技水平，也深化了对中国各民族织锦文化、工艺研究，解决了各民族和织锦产品多为重经重纬和色彩比较丰富等组织结构特点，解决了多重经纬，多种颜色设计的难题，是对民族织锦文化及产品的创新研发，为更好地实施、保护各民族传统织锦文化，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项目名称：基于深度摄像机的3D游戏与动漫生成技术研究与应用

承担单位：灵然创智(天津)动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本项目是以丘成桐教授的微分几何算法为基础，深度扫描摄影机数据为依托的，3d面部动画实时捕捉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

项目完成后可以构成一套具备国际水平及相当市场和竞争能力的动画制作设备，同时，此套设备的实现和推广，能够大大的加快现有的动画制作流水线制作质量及效率，缩短制作工期，同时也能够更加鲜明的将动画制作技术和艺术要求区分开来，放宽创作空间。

对我国高端数字动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传统的制作三维角色表情动画方法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相对传统和经典的表情通道方式，这种方式的原理是将所有的面部表情都提取出来做成若干个表情通道，然后工作人员在使用这些表情通道模型将角色的复杂表情一点一点的描述出来。无疑，这样做非常费时费力。因为角色的表情越丰富就需要做越多的单个微小的表情通道。

这种方式的一个经典应用实例就是影片《指环王》中的格鲁姆。在这个应用中，将表情通道这种解决方案应用到了极致。为了让角色表情表现丰富，制作公司甚至制作了数以千计的微小表情，然后通过这些小的表情对角色进行混合，最终达到想要的效果。也正是因为这样，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整个过程非常的繁琐，不论是角色搭建期间还是最终的动画调节期间。如果需要修改，修改一个表情的工作量也会非常巨大。

第二种是近来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制作方案，就是结合三维动作捕捉系统来进行角色的面部捕捉。这种方式是在专用的场地内搭建动作捕捉设备，然后通过角色面部上搭建的动作捕捉点来进行动作捕捉。结合现代的软件，比如FaceRobot已经可以进行比较完整和精确的面部动画捕捉了。

我们的主要实现内容为：

1.实现面部捕捉和肢体捕捉同时进行。

目前国内的面部动画都是单独进行捕捉的。由于摄像头分辨率等原因，导致了动作捕捉和面部捕捉不能同时进行，这在整个动画的制作流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首先，肢体动作的数据和面部动作的数据被迫分开，最终动画在两者的合成上不能达到实时同步，这将给动画师的后期调整工作带来困难。其次，在动作捕捉的实际操作中，演员的负担加重。演员要先演一次肢体的动作，然后再使用另一套面部设备面部表情，演员再回想当时的肢体动作来表演面部表情，这种不同步可能使我们看到的动画出现严重的偏差。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能让我们的面部捕捉和肢体捕捉同时进行。

2.实现面部捕捉的实时动画显示

传统的面部捕捉技术是先捕捉演员的表情动画，将其保存成一个动作捕捉文件来供其他的三维软件调用这个动作捕捉数据，再生成最后动画。这个过程中，是看不到面部表情最终制作效果的，必须要等到把动作捕捉的数据导入到三维软件中才能看到动画效果。如果能像动作捕捉一样也能实时看到动作和表情的实时效果，就能更好的让导演做到心中有数，更直观的进行动画片的制作与检查工作。

通过深度摄影机完成通道数据采集，并实现异体表情驱动。

解决传统表情rig驱动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细腻逼真表情制作。

本项目的研发不仅可以实时的捕捉面部表情，而且能实时面部捕捉与肢体捕捉同时进行，这在国际上属于领先技术，该项技术推广到各个动漫制作公司里，不仅能使动画的质量有很大的进步，还会在制作流程上减少浪费，大大缩短制作周期对动漫产业有深远影响。

项目名称：微动漫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承担单位：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浩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邮电大学

内容简介：

随着信息碎片化时代的到来，微博成为主流网络沟通工具之一，微动漫即是以微信和微博形式发表的微型动漫，是一种尚处于构想中的互联网级别的新兴沟通平台。如果说微博是一句话的博客，而微动漫是把这句话动漫化、DIY化的新型博客。相对于微博，微动漫在给人们带来了阅读和分享乐趣同时，更符合人们阅读的需求，具有文字难以传达的丰富想象力，又具备视频所不具备的快速、即时特性。而伴随着动画、影视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的读图群体，以网络动漫载体的传播方式显然更受欢迎。

具体而言，微动漫平台是为手机动漫业务内容创作、内容集成与分发、服务运营等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大型综合公共服务平台，是集聚原创动漫产品的“大超市”。无论是动漫工作者，业余动漫爱好者，还是普通的互联网用户，只要在该平台注册登记后，就可以在线制作手机动漫作品，将自己做好的动漫作品发布到系统中去，系统免费提供展示推广服务。此外，对于普通动漫DIY爱好者，平台将提供大量免费的动漫素材和工具，低门槛、易操作的操作系统将带动微动漫创作风潮。平台还计划和三大电信运营商、知名互联网开放平台进行支付、微博等应用接口的对接，逐步培育用户付费浏览及交流互动习惯，实现微动漫产业产创的良性循环。

微动漫作为手机动漫时代的一个新兴产物，其关键技术是各个国家动漫从业者都在积极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近一两年手持终端设备的发展速度迅猛，硬件参数和系统版本都频繁更新，如何使动画、漫画内容在不同类型设备上实现下载、播放、转发、互动分享、个性化制作等功能，这需要设计一套完整的内容格式标准及终端适配系统，以适应屏幕尺寸、操作系统、硬件性能、网络环境各方面的差异，从而为用户提供良好的视觉和操作体验。其次，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信息推送模型，以满足微动漫平台信息的发送、传播和共享，迅捷有效的支持平台信息的运作，这需要借鉴Twitter、新浪微博的先进理念与开发技术，并作出创新，以适用于以图片而非文字为主的新型通讯平台。

微动漫平台的搭建成功将成为动漫行业发展的加速器，使中国新媒体动漫产业链更加完善，为新媒体动漫行业制定新标准，有利于动漫作品生产及渠道传播成本的降低，进一步打开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动漫市场，对于提升和促进数字文化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名称：基于动漫技术的互动娱乐体验系统研发

承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内容简介：

文化与科技结合是大势所趋，上海也提出了创意驱动、文化转型，努力将上海打造为“设计之都”和国际化创意都市。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必然带来对文化生活的新的要求。基于日益成熟的多媒体、虚拟现实、网络等信息技术基础，演出艺术创作和艺术形态的创新具备了全新的条件和可能，也为演出创作工作工具的革新和创作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基于新媒体技术辅助下的演出艺术创作的语言创新，优化舞台艺术表现效果，提供与当今时代贴切的艺术语汇，满足人民不断发展的审美需求。而在今天的演出艺术创作实践中，这些技术条件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成熟的技术还没有充分转化为艺术语言。

以米亚球幕剧场为实验平台，以虚拟现实、三维动画技术和高清摄像技术为基础，综合球幕空间投影技术，制作全方位影像环境下的综合演出;重点研究体感互动技术，利用Kinect、数据头盔、数据手套等硬件，优化算法，做到高效准确的动作识别计算，同时研究中控系统与各类交互系统的整合技术，实现演员、观众、影像、灯光、音效、辅助环境(风、水、气味)等多元素之间的互动，做到灵活的多种控制方式，移植通用性更强。并将此应用到其他类似球幕环境，制定内容设计规范，降低成本，实现大众文化新体验。

以虚拟现实、三维动画技术和高清摄像技术为基础，通过对球幕空间剧场内设置多通道投影，在演员、观众与影像/灯光/音效等互动式的演出环境中，结合密集的灯光点阵和数字全息音响系统，环境特效、与内容联动的物理“激点”等使观众犹如身临其境，全方位地沉浸演出情景中，结合密集的灯光点阵和数字全息音响系统，环境特效、与内容联动的物理刺激等使观众犹如身临其境，全方位地沉浸演出情景中，这种立体球幕互动娱乐应用系统，是以体感技术为基础，结合总控技术，让观众进入3D/4D球幕剧场不再是只被动地欣赏演出和影片内容，更多的是主动的参与体验。观众的走位、动作，都会与周围的情景产生互动，这是伴随电子信息时代而产生的新型的感官体验娱乐方式。

(责任编辑：楚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