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公共场所发言的机会越来越多，发言稿的作用也愈加重大，那么你在撰写发言稿时是否感到迷茫？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乡村振兴座谈发言》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陈萌山委员的发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重视科技引领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基础，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引领。
从农业国际竞争看，发达国家利用农业高技术垄断挤压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的趋势愈加明显。当前，我国农业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不平衡，迫切需要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技术壁垒，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赢得优势。从世界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看，科技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日益普遍，生物、信息、材料、能源等领域的重大科技突破，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我们要搭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车，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效益和科技含量。
实现以科技引领的乡村振兴，要“软”“硬”并重。“软”主要是指要有科学的规划统筹、科学的发展结构和科学的评价体系。要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战略的长远规划，统筹乡村振兴的战略设计。就发展结构而言，城乡间要加快二元体制改革，实现土地市场价值化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农业内部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要科学评价地方、部門在“重要进展”“决定性进展”和“全面振兴”等关键节点的完成情况和“四个优先”的落实情况。
“硬”主要是指要有先进适用技术，包括创新农业基因调控及分子育种、农作物抗逆机理、生物固氮机制、植物纤维裂解机理等一批重大基础理论；突破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智能装备、节能减排、节本增效、种养循环、空间信息、智能制造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攻克全基因组分子设计育种、个性化营养功能性食品制造、天空地数字农业等一批关键技术；集成组装一批绿色提质增效的技术模式；转化一批技术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新品种、新肥料、新兽药、新疫苗、新农药以及农业机械等新产品；推广一批绿色高产高效、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畜禽重大疫病防治、农机农艺结合等关键技术。
为推动科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更好发挥理论指导、前沿引领、技术支撑和政策供给等作用，建议：
一、以管理创新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要求，充分考虑农业科技“公益”特性，以“三个面向”为指导优化农业科研机构改革方案，加快建立现代农业科研院所制度。充分发挥多元创新主体作用，加快构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态势、符合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二、立足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增强农业科技供给能力
进一步明确中央、省级、地市农业科研机构的功能定位，克服科研力量分散重复问题。建立一批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统筹不同渠道资源，引导和资助科技创新团队开展重点攻关、持续研究。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针对重大产业发展瓶颈问题，采取联合攻关模式，提高科技资源共享利用效率和协同创新合力。
三、加大投入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科技工作保障水平
进一步提升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业科技的倾斜强度，支持国家和省级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扩大规模、提升层次、丰富内容。探索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的机制和办法，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吸引企业、金融机构、风险投资、社会团体等与科研院校紧密合作，联合开展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
（作者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
时间：2016年6月28日
地点：喀纳斯禾木山庄
主持：谢有顺
沈苇：今天我们这场座谈会聊一聊大自然文学，邀请谢有顺教授为我们主持，大家欢迎。
谢有顺：大家好。沈苇跟我说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很任性的讨论会，所以大家也不要紧张。不做长篇的学术性发言，我觉得可以谈文学，谈自然，谈这些天的感受，谈写作中的一些个人感悟，都可以。所以大家可以自然一点，因为这是大自然文学研讨会。
沈苇：座谈会好，轻松自由，研讨会的话比较严肃。
谢有顺：对，放在这个地方开确实是非常得好，非常有意思。其实大自然和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悠久、非常深刻的一种关系。这些年由于现代社会的躁动，现代社会的紧张，现代社会里面自然有相对的一种水泥丛林的这样一些特质，所以关于文学中的自然问题、生态问题，包括人与这个世界和谐的问题，可能又成为一个中心的问题。
过去我们总觉得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古典文学解释的一种内容，但今天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和工具理性的发展，让我们重新来反思人和世界、和自然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来探讨的。当然我们讲到大自然文学的时候，不仅仅是一种只强调写自然的、写地理的，或者写所谓环境和生态的文学。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可能就太肤浅了。我觉得还是要强调自然的这样一种精神性，因为我们习惯了把自然分成实用性的自然，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能够感受的，包括可以在里面居住和起居的自然。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有一个精神自然，或者叫内自然，就是一个和自我的认识，和精神的舒展有关的一个自然世界。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才称之为是一个文学问题。
说到底，也就是强调一点自然风景中的文化，以自然风景为契机所认识的那个自我。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更深入讨论的话题。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美国有重新兴起一个自然主义的文学流派，我们的总理夫人程虹教授主要是研究这一个领域的。那么自然主义文学当然一方面它不同于十九世纪的那种自然主义的文学，不是那种客观的、科学的、精准的描写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它也和美国之前的那些湖畔诗人所主导的那一些自然主义的观念也不太一样。其实它也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的背景下重新来反思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以自然为我们的一个读本，就是重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美国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倡导者提到的生态良心，提到的土地伦理，其实都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
但是文学对自然的介入肯定是带着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心灵感受进入的，所以说到底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实用的自然、物质的自然的基础上，需要找到重新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探讨的主题。说到底，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此行，十分陶醉于这边的山水，确实和我们之前所生活的都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都市生活、现代生活形容成一种是疯狂的动，我们不妨把这个自然形容为一种叫理性的静，这个对比是太强烈了，让我们感受深刻。就这种动与静的对照，现代社会和自然生态的一个对照，疯狂和理性的宁静的一个对照，我觉得肯定会构成我们一种内心的绚丽，就是回去之后可能多少天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对照、冲突，甚至一种念想，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学的主题。
这是今天的话题带给我的一些感想，也是我的开场白。围绕这个话题，大家可以谈自己的写作、感受，也有翻译家在场，你们也可以谈一谈你们所接触的外国文学中的自然或者这样一类的写作，包括汪剑钊老师、钟志清老师。总的来讲就是各抒己见吧。我想谈开了之后大家会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按照常规嘛，作家相对来讲比较内向一点，开会的时候内向一点。我们搞理论的人、搞批评的人比较长于这方面的解读，所以我们先请汪剑钊老师，你先说。
汪剑钊：事先，我并不知道还要参加这么一个会议，也来不及就这个题目作什么准备。不过，今天的形式既然是座谈，我想，大概也就不需要太中规中距，一本正经的。可以轻松一点。现在，我就随意谈一点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谈论自然文学确实非常应景，也极有意义。感谢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资源与背景。这么美丽的风光，理应有美好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在自然的怀抱里面谈一下自然，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与其他的自然衍生物不一样，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他从母体脱离以后，似乎马上就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方面，他仍然要依赖自然，凭借自然而生存;另一方面，他的身上滋生了一种野心，老想着怎么样去征服自然，对自然进行剥夺，在极端情况下不惜肆意去破坏自然。人的自恋、自怜，甚至唯我独尊、狂妄自大，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作为一场运动，当然确立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它张扬了人文主义精神，实现了人的解放，强调了人的自我，打破了神的中心地位，摆脱了神权的统治。这些，今天先搁置不谈，我只想说一下它的副作用。
文艺复兴的一批精英人士虽然推倒了神的垄断和专制，却抬高了人的地位，就势摆到了神原来的那个位置。借用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剧中的一段话：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这句话，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人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他有高度的理性和智慧，可以取代神，取代上帝，从而让自己就成为新的上帝。这种狂妄的意识、无所不能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支配着欧洲人，一方面成为他们进取的驱动力，而另一方面则成了对自然、对外邦进行掠夺的依据。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到了十九世纪，人们发现，世界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人也根本不是什么世界的主宰，在茫茫宇宙中如同尘埃和草芥那般渺小，所谓强大的“自我”实际也很脆弱，很虚妄。于是，内心深处的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也遭到了质疑。
刚才，我是与孙伟一起来到会场的。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聊，不知怎么的说到了愚公移山。我说，愚公移山的寓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包含了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人的自夸与膨胀。愚公说，我这辈子挖不完，还有儿子可以接着挖，儿子挖不完，还有孙子，孙子挖不完，还有孙子的儿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其意思是只要坚持，持之以恒，终有一天可以把大山给移走。
愚公的话表现出一种生命的自信，生命一代代繁衍，永无止境。但他就没有想到自然是一个更大的存在，人的存在与之相比，比九牛一毛还不如。整个人类的生命期，在自然博大、无限的生命面前，大约也就是沧海一粟，实在太渺小了。人要在整体上改变自然，根本做不到。“五四”以后，中国人接受了不少西方的观念和理论，同时也对人的主体性有了较大程度的肯定，乃至后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把人重新置放在世界的中心了。
今天，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让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同时也对以往的问题有了反思的可能。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人跟自然的关系。人绝对不是什么自然的主宰，他实际上只能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渺小的一个部分。必须承认这一点。那么，作为人本身，应该怎样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呢?我想，首先应该是感恩，对孕育了自身的母体表达感激之情。其次是应该善加利用，更多地考虑一下在使用中如何增殖的问题。这方面迫切需要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必须放弃居高临下的姿态，放下自己的身段，重新建立人跟自然的关系，把自己的位置摆正，面对自然生态要有敬畏之心，更不能放纵自己的侵略性。现在，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人实际并不比其他的动物、生物就具有更优先的生存权力。一棵树，一朵花，甚至一块石头，等等，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人需要从自然中间获取某种启示，道法自然。
另外，说到面对自然的关系，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甚至重新学习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曾经批判过和被唯物主义世界观所放弃的泛神论思想。我甚至都在考虑，根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大自然文学”这个题目的精神，写一篇题为《重归泛神论》的文章，也许还是很有意思。从泛神论思想出发，我们要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势，相信万物有灵，重新尊重每一个生命。哪怕是一朵花，一块石头，或者是一段流水，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世界，可能也有思想，也有情感，只是我们的语言与它们的语言不通，没法走进去而已。比如，我们今天面对像额尔齐斯河或喀纳斯湖这样的自然生态。你首先不要再想着去要征服、改变，而是要去亲近它，依偎它，享受它，在它的怀抱里重新建立一种比较和睦的关系。这样，你就更可能拥有一个较好的视角来建立自己的文学谱系。
反思以前的关系，我觉得多少是有点错位的。把人跟自然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关系，这种观念应该调整。就我有限的阅读来看，古今中外很多伟大的作家在内心深处都非常谦卑。在我的印象中，真正的大作家很少是傲慢的，他可能有其清高的一面，不流俗的一面，但是他绝对不会傲慢。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比他更高的东西，对西方作家来说，因为有宗教传统，可能会更认可一个人类之上的最高存在。尽管有时他面对一些粗鄙的东西，庸俗的东西，他会显示出他的清高和不屑。但这种清高不是针对自然的，甚至也不针对人本身。检视一下整个世界文学史，我很少见到哪一个大作家敢于傲慢地对待自然，对待各种生命存在的。相反，他们更多时候会亲密地面对一些最卑微的东西，例如：蚂蚁。说到这儿，我突然就想到今天在场的沈苇，他就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在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这首诗展现的就是一种非常可取的态度，它物理意义上的渺小，却指向了一个精神的博大。因为，一个诗人跟一只蚂蚁那样卑微的生命进行交谈，所显示的谦卑也就是人在骨子里的那种对生命的尊重。它可能是一个通道，也可能是一座桥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因此有可能就建立起来了。另外，我也是现在临时想到的，或许跟泛神论也有点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中汲取一点营养。“天人合一”是中国的一个思想传统，这曾被认为是生命的一个最高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自然跟人就是相交融、不可分的。一旦建立了这种关系，对立、隔阂就不再存在。人也就因此享受到了自然的恩惠，那么，诗人和作家也可以因感恩来作出回报，写出自己的大自然文学作品。这方面有很多先例。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屠格涅夫的小说，他的《白净草原》恰到好处地传达了自然的诗意;还有普利什文的散文，叶赛宁的诗歌，等等。像叶赛宁的话，他自称是“最后一名乡村诗人”，以善写自然诗歌留名于文学史，他本人被高尔基称为“大自然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哀愁’和对世间一切生物的热爱以及人们所最应得到的仁慈，而特意创造的一个器官” 。作为诗人，我觉得这么做也许就更有价值，而且也更符合人的本性、自然的秩序。目前，从整个大的文学背景而言，人们也日益认识到生态的重要性，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官方与民间也愈来愈重视生态的建设，也非常注意在文化上予以提倡和宣传。在学术上，生态文学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方兴未艾的一种。因此，我们在创作上也应该跟进。
谢有顺：剑钊其实讲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不仅讲到现代对自然的掠夺，包括傲慢，讲到了泛神论，泛神论是西方的思想背景。天人合一是中国的，东方的，这里边有许多人生的智慧，包括文学的智慧，值得我们重新来阐发。其实他提到的这个背景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讲到自然主义的时候很容易就追溯到西方文学，中国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资源。在中国诗人笔下，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他们主要是把它对应于山水，所以曾经有学者说中国文人有一门宗教，叫“山水教”。我们几乎每一个古代的文人都有对山水的近乎宗教般的信仰。
我们稍微对照一下中国的国画，画了一千年以上的山水，尤其宋以后，是非常鼎盛的。而西方绘画，主题是画了一千多年的圣母玛丽亚，耶稣诞生于马槽等等。从某个角度上讲，中国画家笔下的山水就有一点儿像西方画家笔下的耶稣或者玛丽亚。我们画了一千多年的山水，他们画了一千多年的宗教主题，山水就相当于中国文人的宗教。但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正如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俄罗斯一些作家，像契诃夫他们很擅长写自然，我记得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草原》，可能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就写自然风光，就写草原。他这个完全是大自然的一种描写。
中国文学里面缺少这个东西，中国古代的小说是不写风景的。我们说书的这个白话小说你发现没有，它完全没有风景描写，没有把笔墨停下来描写一片森林，描写一个庭院，它几乎没有，都是对话，都是动作，都是场面。有也是像《红楼梦》那样，写家里面的园林、园子，被改造过后的一种所谓的自然景观。那我们的诗歌里面有没有写呢?也有写。但是我们诗歌里面其实更多写的是人化的自然，或者写的是那种诗人内心镜像里面的自然。所以我们读中国古代的诗歌，很多写到自然的，写到山水的，这些山水和自然讲的更多的是为我所用的山水，或者说是人的镜像里面的山水，比方说“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苏轼，《新城道中》)，讲到风也好，讲到水也好，讲到山也好，好像都是为我所用。我们缺少那种具体的描绘自然风貌的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可能民歌里边有一些，像“天苍苍，野茫茫，风水草低见牛羊”，这个是一种自然描写。但大多数的诗歌是不及物写作的，就好比我们读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读是读完，但是不知道三峡是什么样子，它主要表达的是诗人那种心情。还有《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你读完，幽州台是什么样子你不知道的，没有一物写幽州的，主要写登上幽州台之后人有什么感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你读完这也不知道西湖是什么样子的。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具体的客观的描绘，它更多的是通过人心的这种体验写跟我有关系的一种所谓的人化的自然，或者人格化的一种自然。它真的是缺少美国文学，缺少俄罗斯文学里边那种，真的把一个自然风貌，把一个非常广阔的世界的物质层面的、自然层面的风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学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基本上推崇这种不及物写作，因为中国文学它强调——钱穆说的心学，文学其实是心学，它是强调通过文学来表达我的人生，表达我的情怀，表达我的志气、胸襟、抱负，它不去做客观的描写。
所以为什么我们推崇诗歌，我们鄙视小说，觉得诗歌就能够表达这种情怀、胸襟和志气。在古代，小说是不入流的，是小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为他们觉得小说那种事无巨细地写生活中那种细部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我们的文学传统，确实跟西方的一些文学传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这一块东西方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异。今天这两方面的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我想没有一个人写作，简单地受西方文学影响，或者简单地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些都已经被超越了，但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背景，这是我的一点感慨。
继续。钟老师，那你来。
钟志清：目前，生态文学研究逐渐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和关注，每年参加社科基金通讯评审时能看到许多学者希望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就像刚才剑钊所说，在喀纳斯这个地方讨论自然与文学的关系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在喀纳斯这个美丽的地方参与自然与文学的讨论也是件幸事，可以同我所从事的希伯来文学研究建构一种密切的联系。来这里的几天之前，我们在社科院外文所举行了奥兹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的首发式，从某种意义上与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具有关联。
喀纳斯与禾木虽然不是乡村，但是也是远离尘嚣的地方。这样远离尘嚣的所在同样引起了以色列大文豪奥兹的关注。奥兹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所描写的特里宜兰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里曾经是一个小村庄，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对现代以色列国家来说这段历史已经很长了。那里曾经有参天的古树，有红瓦漫顶的房子，有潺潺的流水等等。但是眼下一座一座老房屋慢慢地被有钱阶级或者有闲阶级购买下来，他们就把这些房子毁掉，然后在原地建起一座座现代建筑。这种现象透视出在城市化文明的进程当中，原生态的一些东西遭到了毁灭，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怅惘与乡愁，跟咱们中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所遭遇的一些现实可以形成某种观照。但我真诚希望：这种现象将来不会发生在我们目前讨论文学与自然的这个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许多区域的作家已经关注到自然与文学这一主题，关注到如何维护原始的、淳朴的、美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这是现实赋予作家的又一种使命。在希伯来文学叙事传统中，关于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出现得很早。第一部现代希伯来文学小说《锡安之恋》就曾经触及这个话题。小说出自一个立陶宛作家玛普之手，玛普出生在流散地，没有去过以色列建国之前的巴勒斯坦地区。他在作品中对巴勒斯坦自然风光描写的材料主要来自《圣经》和当时的一些地理学著述，同时加上他本人对祖先生存的土地所作的一种乌托邦想象。
小说名为 “锡安之恋”，锡安指的是锡安山，即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名。锡安一词在书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小说把锡安当作事件发生的场所，指在古代亚哈斯国王执政时期发生在锡安的恋情。其次，小说将男女相遇地点设立在风景优美的伯利恒郊外，展现出锡安之美，进而把锡安这一地理场所视为爱的对象，激发起主人公乃至读者热爱锡安的情感。
“锡安”这一意象在犹太文化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锡安既是神圣的场所，又是犹太历史与文明的发源地，更是流亡犹太人的精神依托。小说不止一次地借主人公之口赞颂锡安之美，称其为一切美好事物的家园，表达出对锡安的炽爱和离开锡安后的痛苦。
《锡安之恋》中多次写到锡安的树木、花草、山石、日月与流水，这样的自然风景描写不仅是为男女之爱提供场所;而且也烘托出民族——历史的元叙事语境。西蒙·沙玛在《风景与记忆》中所写的：“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一些希伯来文学的评论家也认为，玛普对锡安这一地理位置的风景描写并不单纯是写风景，写自然，而是把风景自然和人的心态，乃至民族意识紧紧地结合到了一起。漂亮的男女主人公在《圣经》中所描绘过的优美自然风光中产生美好的恋情与流亡欧洲的犹太人的生存方式形成了强烈反差，于是激发了一些欧洲犹太人对锡安这个地方的一种向往，甚至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想象。许多欧洲犹太人就是在这本书的激励下，打点行装，去往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在回忆录中说，年轻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玛普的《锡安之恋》。前者激起了他对农奴制的仇恨;后者则加剧了他对锡安的渴望。
总体上看，文学中关于风景与自然描写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厚重的。一片自然风景有时代表一个地域，有时可能代表一个民族，代表一种民族的文化和内在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新疆作家，或者说喀纳斯作家身处这样一个美极之地，他所写的风景不应该是单纯的自然风景，而是在自然风景中孕育着一种文化，孕育着一种历史，孕育着一种传承。如果新疆的作家能把这些东西书写出来，呈现出来，那么这种地域性的描写就会非常具有普遍性，就能够打动像我们这些疆外的读者，甚至国外的读者。
谢有顺：谢谢。后面讲的这个确实很重要。我觉得新疆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车上我就讲到中国只有新疆、西藏和云南这三个省区的地名是可以做书名的，不会影响你的销量。因为大家对这三个地方都有很多的想象，这个想象里面当然和这个自然的特殊性、地理的特殊性有关系，也跟这种特殊地域背后所隐藏的精神、故事有关系。新疆作家的笔下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小小的世界，它也是新疆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像董立勃小说里面描写的，下野地这样的一种风光、风情。沈苇的诗歌里面，刘亮程的散文里面，都还是建立在一个地方，然后给予这个地方以想象，同时也有具体的风貌的呈现，所以使得这些作家的标示性和辨识度非常得强。刚才钟志清说的新疆作家其实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优势，非常多的优势。我觉得也有意思。继续……叶舟你说吧!你已经在沉思啦!
叶舟：刚才恰好接到我一个同事的电话，说，你还在十九楼办公么，还在写作么?因为我们那个新闻大厦十七层以下全部整体出租了，说现在脚手架已经搭起来了，正在装修。我来之前天天就是电钻声，现在更甚，所以接到沈苇的电话，说要在喀纳斯来参加《西部》的笔会，我肯定是马上就要缴械投降的。
谢有顺：逃离电钻声?
叶舟：对的，逃离电钻声，投奔大自然，投奔喀纳斯。其实真的是很可悲，因为如今我和自然发生的一点点关系，就是每天早上把阳台打开，可以看看对面的兰州的兰山。如果下雨了，山上则是云雾缭绕，如同仙境，上面也有很多的遗迹，自己可以透透气。另外一点关系比较间接，就是如果有时间晚上回家看电视，一定是锁定在纪录片频道，所以和自然发生的最小的一点关系，最薄弱的一点，最脆弱的一点关系可能就是纪录片频道。你现在让我拿起来书，重新阅读像《瓦尔登湖》，像法布尔的《昆虫记》这样的，我真的是难以读下去。这些书可能在我的少年时期给了我强大的影响力，到现在，可能对我的感染力变得薄弱了起来。
那么我们到喀纳斯来干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就是逃离城市，来养一种肃穆之气，养一种宁静之气。“养”是一种修远的、持续不辍的事儿，但即便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也能够透透气吧。我还记得美国的一个大诗人叫罗伯特·勃莱，他写过一首诗：
悲痛是为了什么?在那遥远的北方
它是大麦、小麦、玉米和眼泪的仓库。
人们走向那圆石上的仓库门。
仓库饲养着所有悲痛的鸟群。
我对自己说：
我愿意最终获得悲痛吗?进行吧，
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
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
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
所谓“养”，我觉得就是为了获得一种肃穆、隐忍，一种耐心。
另有一首短诗，我是在初中读到的，我抄在我的铅笔盒上，我已经忘了它的翻译者是谁了。这首诗这么说：“我不和人争斗，因为没有人值得我斗。我爱自然，其次我爱艺术。我在生命的火前，温暖我的双手;一旦生命的火消失，我将悄然长逝。”这是英国诗人兰德的作品，杨绛也翻译过，但不如这个译本。
初中时读到的，但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力太大了，“我爱自然，其次我爱艺术”，可能就是从少年时代吧，这种力量慢慢沉淀在了我的生命当中。我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张承志，他写过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简直太漂亮了，叫《一册山河》，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作家、诗人的宿命，也是我们的一种方向。我们离大地太远了，也太久了，现在在我们的小说里面，已经看不到有谁会耐心的去写一棵树，耐心地去呈现一朵花的绽开。
在喀纳斯，如同回到了上帝的园子里，一切都充满了新奇，有待自己思考和辨识。
谢有顺：讲得好，既有诗人的激情，同时也确实提供了很多中国文学里缺乏的这种参照。他读到的这些书，包括这些美国的情况，包括他们的这样一种心路历程，确实对我们特别有启发。尤其当提到那首诗里面的一个词——肃穆，我觉得跟我们中国山水那种所谓的怡然自得的、悠闲的，其实是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向度。我们讲到山水的时候推崇的是闲适的，怡然自得的，所谓的修心养性的，陶然于山水，我们更多是强调这样一面。
但是他提到这个肃穆、宁静，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性的，甚至是有一种信念般的力量才会在他这个人身上焕发出这个肃穆之感，那样一种有力量的，庄严的，庄重之情。这个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来思考，尤其刚才说了一句我觉得很经典的话，“山水赐予我们的教诲没有成为我们的国家性格”，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中国文学的一个角度，不仅仅是国家性格的形成，我们的文学的构成很有限。关键是我们如此的与山水亲密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山水的滋养，山水的教诲确实没有沉淀下来，成为那种不可摧毁、不可泯灭的那一股力量。就是没有在我们内心形成这样一股以自然山水的内在体制相一致的、信念般的力量。我们的文学在参与这样一个国家性格的建构当中，没有沉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看到了中国文学非常内在的一个匮乏，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李赋：刚才几位老师讲得挺好。我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批评。我们讨论大自然文学，有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经济上的全球化也带来文化的同质化，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难以幸免。大家都穿牛仔裤，连哈萨克姑娘、维吾尔族姑娘走在大街上，不是上舞台表演的话她也不会穿本民族的服装，同质化的力量非常强大。与此同时，大家又会非常顽强地去抵制全球化，所以可能地域的东西、民族的东西又不断地重新得到强调。大自然和文学中的大自然肯定是带有地域性的，当然在一定的语境中也会得到强化。
我想接着叶舟的话讲，就是大自然的教育问题，或者说大自然教化的问题。针对我们国家大自然的教育我粗浅的概括有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庸俗化，我们国家的大自然教育是庸俗化的，功利化的。比如说像现在已经高考完了，新疆的家长和孩子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新西兰不上”，新疆的学校，西安的学校，兰州的学校不上，他要出西北。就是我们的孩子要逃离这片土地，认为这边非常荒凉，要与国际接轨，新疆的、西北的孩子要到上海去，要到北京去，甚至国外去。大家拼命地奔向非常发达的地方，有高铁能到达的地方，将来可能赚钱更多的地方。身边的大自然不如远方的大自然，这是用利益的标准划分大自然，非常功利。
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教育我们的孩子仇视我们自己的家乡，至少是疏远自己的家乡，甚至连家乡的自然风光是什么样都没看到，就粗暴地判定家乡不好。“游山玩水”这个词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有罪恶感的。改革开放前，大家肚子都吃不饱，游山玩水太奢侈，瞎花钱;现在大家条件好了，但是年轻人和孩子要读书、要奋斗、要吃苦，游山玩水是不务正业，浪费时间。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本末倒置的，游山玩水应该是亲近大自然，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之一。跟找对象一样，你连对象长什么样都不了解，怎么会爱它?
谢有顺：不让领导游山玩水，凭什么不让老百姓游山玩水。
李赋：只要不是花公款公费旅游，不管领导还是老百姓都可以游山玩水。我们的大自然教育其实在去故乡化，存在很多误区，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偏差。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对自己的家乡陌生而贬低，离开的时候毫无留恋之情。根据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是一部经典，影片的结尾，斯嘉丽最后站在那棵大树下，她说这是我父亲待的地方，我爷爷待的地方，我要把它建的比我的父亲那个时候还要好。这让我很受触动。比方我们新疆的孩子能有这样的决心吗?甚至赶快跑是不是，我在北京买个房子，最后我躲起来，在上海买个房子，我远离新疆，然后怎么样呢?再买上飞机票回来，旅游一下。当然走出去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教育，这种导向是不对的。
大自然的教育和滋养值得我们深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然的人化的问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自然景观对人的性格形成是有影响的。比如新疆人的性格与上海人的性格就是有很大差异的。新疆的天高地阔，跟南方狭窄逼仄的空间养成的生活习惯，肯定不同。上海人就精打细算。它有两千四百多万人，就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新疆的面积是两百三十五个上海，新疆的人口也就是接近两千三百万。
上海，你想你就这么大个地方，土地面积就那么一点，性格上肯定是有影响的。两千四百万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就上三千万了，所以金宇澄的《繁花》就那么密集而灵动地呈现生活的细部，语言的细碎和精微。而很多西部的作家，特别是我们新疆一些作家的作品里头多少有些意气纵横、浪漫豪放的品格，这就是大自然给予的滋养。
当然具体到每一个作家，他可能心中的地域或者与自然的这种关系呈现一些独特的面貌，比如沈苇，他曾在诗中写到 “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我想沈苇想要表达的是不能用简单的地域的表象来遮蔽人性的广度与深度。一个杰出的作家或诗人是会向地域性的深处掘进的。新疆大自然给予他的这种滋养或者启示，或者神谕式的这种灵感的启迪，这肯定都是要有的。在车上跟剑钊聊的时候，剑钊说俄罗斯文学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基本上等于外国文学，我非常赞同。很多作家的作品伴随着我们成长，很多作家作品我们耳熟能详。比如契科夫和屠格涅夫，都是写景歌颂大自然的大师。像前苏联的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一开始的场景就是描写自然，顿河那个波浪拍打在岸边上，主人公格里高利·麦列霍夫随着那个波浪的节奏在割草，让我们也似乎闻到那个哥萨克草原的青草香味，大自然基本上就非常自然的进入到文学作品里头了，给你一种人格的底色或者是内核。我想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这样的文学，它就像刚才钟志清老师说的那样，阿摩司·奥兹的作品里头肯定有一些世界性的东西是那个地域里头带来的，甚至是一个小乡村里头带来的。
在喀纳斯这么美的地方谈大自然文学，我想这样两个问题，刚想到的，也很不成熟。一个就是自然的人化，再一个就是大自然教育的问题。
谢有顺：好。很有意思，但是如果有更多的人写出了新疆的规律、新疆的美，还是有更多新疆的孩子们愿意生活在这片热土上。李赋刚才提到的一些问题非常有意思，包括新疆的书写，写喀纳斯，写禾木，包括奥兹写的以色列的某个村庄，我觉得都是世界主义的写作。禾木这个村庄，已经不仅仅是喀纳斯，不仅仅是禾木，它应该有世界级的眼光。这不仅仅是说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或者世界各地人都知道这里，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突破这样一个地域的限制，跟外界的世界有了对接之后，会有很多崭新的经验。其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来书写的。
赵钧海：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比如我们今天是谈大自然文学，大自然文学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想到大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享受美景，也会自然而然想到保护美景。
我们新疆有许多自然风景和传统文化，比如刚才说到了禾木，禾木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是我们肯定是来蜻蜓点水地看一下，然后享受完这些风光美景以后，我们会离去。那么生活在禾木本地的那些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这些年禾木一直是旅游胜地，被关注着，被翻炒着，但是你要往细节看，你就会发现这里孩子们受到的教育不是很好，但是他们需不需受良好的教育?他们还有没有必要把原来的文化传承下去呢?旅游开发以来，他们开始认识金钱了，而且也很需要金钱，游客带来了钱，他们就很高兴，骑着马说：“叔叔阿姨，马骑一下。”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有的文化传统已经慢慢地被商业化覆盖了。
那么在这样的风景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来反映它?那天，权丽女士朗诵了康剑先生写的散文，是歌颂大自然风景的，比如松树，比如草原，比如湖，它们几千年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歌颂它不空洞吗?其实风景也是有时代印记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可能会在文字深处显现。风景招你来，让你来看，让你欣赏，然后离去。那也太简单了。图瓦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我看到图瓦村落的房子变化已经很大了，与我第一次来这时大不一样了，设计形式变了，建筑材料变了，还有供暖设施，这些新的东西覆盖了旧的，那些曾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可能慢慢消失了，变形了，传统文化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可能远远不再是那些深刻的东西。
那么这个深刻的东西需不需要传承下去?现实是，他们不再穿本民族服装，他们改穿牛仔裤、T恤了，他们会说很多的汉话，那么他们原本的文化需不需要流传下去，需不需要留给后人。这些可能就需要我们把它变成文学以后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思考。图瓦人的文化传承应该从他们的孩子抓起，但我看，很难。骑一回马二十元，不讲价。他们穿着牛仔裤打着手机，他们已无法回到真正的图瓦。这个矛盾让我联想到我家乡克拉玛依的一个哈萨克族乡，克拉玛依城市有四十多万人，农村人口只有两千多人，城乡差别比较大。现在政府加大对乡里的投资力度，上面拨款，让牧民尽快富裕起来，帮他们盖新房。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框架，把牧民的迁移集中到乡村最好的地方，给牧民设计非常整齐漂亮的房子，帮着盖好，让他们住进去。但，他们其实有不少人是不太适应的，有人还想回老房子。
当我们带着人来参观的时候，把牧民从很远的地方叫回来，牧民在家里待上一会儿，参观的人一走，牧民就也走了。这种新房子不少牧民住不惯，他们更喜欢住在毡房里，然后走进山里。这是从一个游牧文化到现代城镇文化的变革，有些牧民是不是还没做好准备?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把牧民集中起来，让他们在这里学习，让他们适应新生活方式，但他们还有许多困惑，许多不适应，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也许应该在此切入和反观，发现深层的东西。这才是文学可以介入的领域。对于这些愿意到草场放牧的牧民，我们如何去深入他们的内心，如何传承游牧民族的传统，使之保留文明，摒弃糟粕。文学应该在这里发扬光大。
谢有顺：那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喜欢放牧吧。
赵钧海：乡里的年轻人喜欢现代科技，喜欢骑着摩托车放牧，已经不再骑马了。但是人类要发展畜牧业，必须要有人养羊养牛，畜牧业在现代社会还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壮大。矛盾就在这里。
谢有顺：以后还会有危机。
赵钧海：现在牧民条件好了，他们许多人是骑摩托车放牧的。
谢有顺：现在不放养了，现在圈养。
赵钧海：放养的很多，到夏牧场、冬牧场放，照样在转场，当然也有圈养的。
谢有顺：慢慢的圈养会增多。
李赋：孩子上了学，到乌鲁木齐上个中专就绝对不会回来了。
赵钧海：这种矛盾，就是我们能够怎样把它传承下去，或者是希望怎样变革，这也是现代化和古老自然的生存状态的矛盾。我联想到魔鬼城风景区，魔鬼城有一种荒凉的美，亘古的美，洪荒的美，原始的美，西部本色的美，但是它的地层下面有石油，它吸引人眼球的去开发，社会发展必须开发石油，这就是矛盾，你说谁更重要。开发重要，还是保护重要?这些年，我们搞文化的就会说那个地方应该保护起来，你们不要再开发了。但是搞石油的说，国家需要石油更重要。你的道理是小道理。中国要发展是大道理。
我们路过可以看到，魔鬼城里有大量的抽油机，现代大工业开采的壮观景象，很气派，数万抽油机在忙着采油，把自然风景破坏了，为此，摄影家们就天天喊叫保护，但没用。那些好看的自然风景也许很快就消失了。所以说你要把这个风景留给后人，怎么留?一两百年以后可能真的没有了，那个地方是非常脆弱的。但是，你能说石油开发不重要吗?我也觉得很重要。
发展现代化与自然景观破坏之间的矛盾需要认真慎重地思考，社会如何发展需要认真地思考。这就是我们石油文学作家的困惑。我觉得这个可以联想到我们如何创作石油文学作品，我们要讴歌石油人，也要褒扬保护自然生态的平衡行为，我们绝不希望在一个被糟蹋的一塌糊涂的景区里开采石油。但这种理念与实际现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就提一些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思考和想法，供大家研讨。欢迎到克拉玛依进一步深入研讨。
谢有顺：发展主义的困境确实是一个问题，确实是也不能简单化，抉择当中很难说谁是正义的一面，但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们很容易把它简单化，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关系也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的主题。其实如果小说、诗歌比较难写，报告文学是可以呈现的，放在八十年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很深入的报告文学元素。今天的报告文学失去了批判的功能，报告文学主要是歌功颂德了，主要是写这个乡村的村支书啊、国企的老总啊、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啊……它缺少那种反思的、批判的这样一个维度，其实这个主题作一个报告文学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谢锦：关于“大自然文学”的主题，我其实脑子中一片空白，你很难要求一个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长大，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这里奢谈大自然，我真的是连各种花儿草儿都认不全的人。
先说一个故事。我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每年最忙的是七八月份，这时节正是小朋友放暑假的时候，所以对于我的女儿来说，妈妈每年暑假没有时间陪她外出行万里路，唯一能够弥补女儿的是每年暑假带她看各种各样的演出。当然，每次台上台下蹦蹦跳跳、热热闹闹互动成一团的时候，是女儿最快乐兴奋的时刻。然后，我无意当中选了一场来自瑞典的叫《rain》的演出。这天现场演出严格限制人数，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设置了各种机关，整场演出没有任何情节和对话，演员们就是启动机关，让水流营造出各种各样的雨的声音，小雨大雨毛毛雨，雷雨暴雨狂风雨，极其逼真。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听到了雨在水泥路上的敲打，在玻璃上的轻叩，在池塘里的滴答，在树叶上的潺潺……这一刻，我非常感动，天籁从来就不需要更多的表达，在，就是美好。而我最大的感慨正是在于，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来说，其实已经失去了内心安静和侧耳聆听的习惯，我们热烈地喜欢着密集的信息、戏剧化的故事、大哭大笑的情感、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人生。演出现场有很多孩子根本坐不住，各种雨声在他们的耳朵里太没劲了，他们只是希望站起来跳起来，下雨一点儿也不好玩，只有一些小小孩子真的是在听，专注而神往，那应该是还没有被我们的知识噪音所污染的孩子吧。那个晚上，我特别震撼——我们出问题了，我们的耳朵和心灵已经关闭，我们与世界其实是隔绝的却又不自知。所以，我想说的是，所谓的“大自然文学”的最大意义也许就在于擦洗我们的耳朵，然后，不受任何干扰的，倾听。
剑钊和沈苇刚才的发言中都提到了“大自然文学”的一个视角问题，其实就是作家在接近大自然时，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的问题。我想，要让读的人耳朵清亮地听到天籁，写的人首先应该耳朵清亮，眼睛清净，就像《rain》这出戏中，要模拟四十五分钟的听觉上的雨，创作者需要静静聆听多少场不同的雨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文学”应该是人与自然的真诚交流，所谓交流，是双方有倾听、有表达、有互动，甚至有争议，而从来不是你说了算，然而，这样的“大自然文学”又何其少而珍贵啊。
前几年，我们杂志做了一个很琐碎却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随杂志进行了一项读者问卷调查，结果令我们有些小吃惊。从我们的眼光来看，长篇固然是衡量一个作家整体实力的文体，而中短篇更是体现一个作家综合写作能力的精准标杆，我们编辑经常的建议是先把中短篇写好，再去写长篇。但是，事实是，在读者最喜欢阅读的小说种类中，出现了两个极端——大量问卷指向长篇小说和微型小说。而中篇、短篇的得票数出乎意料得少。读者喜欢微型小说是很可理解的，在文学阅读渐渐收缩的时代，在一个现实而忙碌的社会里，人们没有大量时间阅读小说，短小精悍的特点让它更受欢迎。但是为什么有大量的读者去选择长篇小说而不是篇幅更适中的中短篇呢?这几乎是一个悖论，它让我们思索。我们发现我们忽略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信息量。这个忙碌的社会需要效率，需要大量地占有信息，文学作为一种阅读文本，也不可避免地被寄予了这样一种阅读期待、阅读目标，我不能说篇幅越长信息量就越大，但显然，它的大容量决定了它能够承载更多的信息。看，这就是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文本，信息量是它的基本要求，大量而丰富的信息，丰富而细腻的信息，细腻而有意义的信息。而我有时候会觉得，文学创作，可不可以与我们的生活无关，可不可以与实用无关。“大自然文学”更是这样，并不需要自然教科书，也不需要野外生存法，我写，我读，只是因为——聆听天籁。
而天籁，绝不是寂静无声，更不是不知所云，它是与你远古血液中的那个世界相通的声音，是另一个维度的语言，是需要调动所有的感官去触摸的冷暖，是这一刻，宇宙洪荒的情感。
谢有顺：谢锦说得挺好，都是切身感受。“天籁……宇宙洪荒的情感”，好。下面请何言宏教授继续。
何言宏：这次来新疆，我和谢锦从所谓的魔都上海来到新疆，我个人的感受特别深。因为我工作的地方经常上下班来回是在一条马路上，路的一边就是华东师大，我们挨在一起。路的另一边就是微软、Intel、可口可乐，这样一些超现代化的大公司。
我们是在上海的郊区闵行，我经常说到市区叫“进城”，我们号称“闵大荒”，除了上下班会有车，平时这个马路上人很少。所以我经常在这个马路上来回快速的骑车或者乘车等等。那么我在这个马路上快速来回的时候，我心里总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在新疆，然后心里面就会哼着草原的那一首歌，就是《自由飞翔》，非常开阔。
从魔都坐飞机到乌鲁木齐，然后穿过不是沙漠，反正就是一个平原地带、准噶尔盆地，然后向喀纳斯，向布尔津这边越来越深入到这样一个自然当中去，而且是两种自然，盆地和山水。
我觉得，我们要说自然文学显得很可笑，非常苍白。那么上午和沈苇回去交流的时候我也谈到这个问题，谈到这种感触，特别可笑。以至于我用一个叫有点荒谬感来谈，并不是说这个题目可笑，而是说我们在自然面前，在那么辽阔、丰富、伟大的自然面前，我们人虽然也是自然的一个造物，很怪异的造物，我觉得我们非常渺小。
如果我们在上海说，我们会说怀念，有那种归去感。在这里我们就在自然当中，所以说我觉得相比自然本身，我们就只能叫姑且谈谈这个话题。
我想大自然文学这似乎是在命名某种文学类型，我觉得这个，我还没有成熟的思考。但是谈一谈我们文学中的自然意识，倒是可以的。在来这里的路上，在车上刚好叶舟坐在我们后面，我就翻个人的朋友圈。看到叶舟最近在写花，其中有一首我确实很喜欢。我觉得也是充分体现出一个诗人的自然意识，谈自然意识。
那么再展开来想一想呢，好像我们这个文学或者说特别是诗歌当中的自然意识古已有之。我记得陈世香先生就有一篇专门的文章谈中国文学中的自然意识，陈世香说英国文学，外国文学当中也有自然意识，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中国文学当中它是谈传统，中国文学当中的自然意识区别于西方文学当中自然意识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自然与人生的，他用了一个关健词叫高度交融，自然与人生的高度交融。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姑且说他这个感觉和判断有道理，新世纪以来我们诗歌当中的自然意识好像和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文学当中自然意识，你说张承志也好，人和自然那种对峙感很明显，张承志要横过达坂是吧，雪川等等，那么对峙感很明显。当然这种对峙当中也爆发了人的伟岸的一面，英雄的一面，力量等等。
再往前推，意识形态很强的时期，自然其实是被形态化的，也可以说被政治化，甚至被社会主义化的。傅抱石有一幅画，就是写我们南京的一片山水，上面很多烟囱，叫什么?风景这边独好还是什么东西。很多烟囱，一幅国画当中有大概十几个烟囱和钢架里的高压线。
谢有顺：五十年代。
何言宏：对吧，五十年代。那么就自然被革命化和形态化，可是后来慢慢去政治化、去年代化。八十年代还带有很强的西方思想，可是到新世纪以后我觉得大家对自然、人生，更自然的那种交融，我觉得出现了。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几位诗人朋友，比如说沈苇，沈苇的很多诗当然有很多文化，也很多自然。比如上午在读的《沙》，是不是这样?自然、沙和水，是不是这样?那么里边谈到沙是吧。我还读到了，当然你这个沙里边我觉得有文化，有那种多民族的东西。但是我也读到了两个区域之间的那种自然的差异，就是水和沙，也读到了你的人生，我想里边有爱情的、水的跟随，就像沙，有这样人生的一种体验在里面，就是沙、水、人生的交融在里面。
叶舟的诗也很明显，他很多写花的诗能够很自然，我们也做过交流，我说对他说，写花的诗啊，好像能够把你的人生体验很自然地呼唤出来了。自然有很多啊，万千自然，可是花能够呼唤出你的生命，那么你就写的特别自然。那么刚比如说我看到阿信有一首诗，我觉得写得特别好。这些诗里面都体现出一种自然和人，生命的一种很自然的交流在里面。
作为观念形态，我觉得诗歌当中自然因素表现的也明显，我记得李少君就专门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他有一本诗集就叫《自然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世纪诗歌当中那种自然意识，特别是在人生的一种体验的交融方面我觉得非常突出，非常普遍，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带有一种，放在诗歌史上我自己感觉新世纪以来这是一个，在这个命题当中找出一个独立时期，可以谈的，可以深入讨论的。但是这里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会不会带来一种陷阱或者局限呢，就是说都是写人生和自然去交融，会不会体现出一种同质化呢?
人、生命和政治的交融，一种体验，我觉得容易带来同质化。可是恰恰和自然的那种充分的交流不会带来同质化，因为自然是无比丰富和博大，那么他在说，我们也在通过诗来表达，那么自然它从细到一棵小草，一粒沙，一滴水，大到蓝天、白云、雷霆、风暴、沙漠等等，它通过种种表达恰恰能够呼唤出我们每个个体生命。所以说我们每个个体和自然的一种交流对话恰恰能够形成我们每一个独特的个体，我觉得在我们文学当中自然因素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化，随着这样一种深化和那种普遍，我觉得可能我们自然文学或者说自然作家、自然诗人作为一个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体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独特，越来越深刻和丰富，映姝成为花的诗人，沈苇成为沙的诗人我觉得会非常丰富。
所以说自然文学，或者说自然意识刚刚开始，会越来越走向开阔，越来越有前途，当然也需要我们去阅读。
谢有顺：文学，主要是诗歌中的自然意识、观念形态、具象形态，我觉得言宏提到的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当下状态，诗歌界里的一个当下状态，也是很好的一个角度。
阿信：刚才，叶舟说他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每天面对的自然那么有限，只能隔窗远望兰山、通过气象和纪录频道了解天气和各地风物。我倒是不错，每天都面对着真正的自然。我办公室窗外就是起伏的青山，长满灌木和沙棘丛，更远处是原始森林，山巅有藏人祭祀用的插箭台。后窗是学校的北山，折合玛神山。折合玛在藏语中是海螺的意思，因山坡一块酷肖海螺的红色岩石而得名。山下的村庄叫折合玛，环绕村庄的小河，名叫桑多河。
我生活的地方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合作是“黑措”的译音，意为羚羊出没的地方。居民六七万，以藏族为主。甘南属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和黄土高原衔接地带，海拔从四千米的措美峰到不足一千米的舟曲河谷，三千多米的海拔落差，植被呈垂直分布。高处是雪山、砾石、苔藓，其下是墨绿的原始森林、灌木丛，再下是起伏辽阔的草原，最后是青稞和油菜地。甘南人口不足七十万，面积四万平方公里，境内分布大大小小三百多所藏传佛教寺院，格鲁派黄教寺院、尼玛派红教寺院、花寺、黑寺、原始苯教，在这里都有分布。
我理解，宗教也是一种自然。虽然我没有刻意研究过藏传佛教，但长期置身于此，耳濡目染，感受着藏传佛教文化的熏染，藏文化中敬畏神灵、自然的宗教情感不知不觉渗透进我的写作当中。我写过一首诗，名叫《速度》：
在天水，我遇到一群写作者——
“写作就是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的速度。”
在北京，我遇见更多。
遥远的新疆，与众不同的一个：
“我愿我缓慢、迟疑、笨拙，像一个真正的
生手……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里。”(沈苇)
而我久居甘南，对写作怀着愈来愈深的恐
惧——
“我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
它们就藏在每一个词的后面。”
我生活的甘南，不仅神秘，而且有灵。藏族人相信，在他们头顶，随时都会有神灵经过。面对生活和写作，我永远葆有一份敬畏和感恩的情感。我担心纸页后面的那个神灵随时都会从正在书写的文字中跳出来，指责我。我必庄重，我必虔敬，从不敢懈怠和轻慢。我非常讨厌那些对写作一事持游戏态度和非分企图的诗人。藏族人“有神”的概念，不止影响着我的写作，也必将影响我的生活和命运。
既要心存敬畏，更要心存感恩，这大概就是自然教会我的。而我的写作，就是把自然传递给我的，再传递给我的亲人和朋友。
谢有顺：这是阿信老师生活的地方，您描述的，确实特殊，七十万人口有三百多所寺院。
阿信：藏传佛教寺院。
谢有顺：平均三千人就有一所寺院，这确实是有信仰的一块土地，所以你说写作是有神的、有信仰的，有这个维度，回头再看自然和人世就不一样了。这是很特殊的一种生活的记忆，肯定对你有影响，是构造你的写作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个原因。来，董老师。
董立勃：大自然文学，也是文学。不同点，就在“自然”两个字上。文学是人学，表现的是人的情感， 讲的是人的故事。自然文学有所不同，它表现的情感，是人与自然的情感，讲的是天地万物的故事。自然文学中，人不再是主人公。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山川、江河、荒原，包括空气和风，月亮和星星，被推到了作品的中心位置，成为作家表现描绘的主体，人退到了一边，变得次要，成了配角。这类作品，文学的基本属性没有变，但内容会完全不同。同样是歌颂和批判。大自然文学指向的目标，会有自已审美的选择。自然万物的美，无处不在。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准确生动的文字描写，会使得某一客观物体的美，从外形到内在，得到了逼真的的呈现，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得万物复活，变得形象具体，富有灵气，可感可触;使人们通过文字，更了解自然，更热爱自然，更崇拜自然。文学的力量，会把人的心带进大自然。在文学中的大自然里，我们的心会比脚下的路走得更远，会看到更多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会更容易达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精神愉悦。所以，歌颂大自然，就成了大自然文学的最重要的主题。赞美大自然，就是赞美生命，赞美成长与健壮，赞美真诚与善良，赞美平等与自由。只是赞美的同时，还会有强烈的批判。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科技进步，让人类的生存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富足。但不容忽视的是，人类的方便和富足，伴随的是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经济越发达，现代化程度越高，这种情况就越严重。作家的良知，对生命万物的尊重，让他们无法回避和沉默。对大自然粗暴无知的践踏，必然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得大自然文学，无法不举起批判的旗帜，反省我们犯下的错误，审视我们自私自利的行为。对动物的乱捕乱杀，对土地的滥用开发，对森林草原的砍伐放牧，对河流及空气的污染，种种可怕的举止，无一例外地都成了大自然文学愤怒声讨控诉的对象。呼吁人类珍惜地球，保护环境，关注生态，还大自然一个没有被毁坏的面目。不仅仅是为了保留一片风景的美丽，轻一点说，这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品质，重一点说，这关系到我们的生与死，关系到后代子孙的幸福。大自然的生存，看起来很被动。面对人类的霸道，有些无可奈何。但实际上，大自然也有尊严，也不甘于总是被欺凌。一样会在忍无可忍时，进行反抗和报复。近些年来，发生的许多灾害，给人类带来的伤亡之大，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因果报应的惩罚。文学自出现，就负有启蒙警醒人类的使命。大自然文学，应在调整人类与环境的良好关系中，恢复社会对自然的理性态度的过程中，完善自然生态的保护体系的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看来，大自然文学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不但很有必要，而且意义重大。不过，就目前来看，真正投身于大自然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多。多数作家的作品里写到大自然，也往往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或者说是为了烘托气氛，或者当成可有可无的闲笔，用来点缀铺垫情节的过渡。完全把自然万物当作文学的叙述主体，进行主题的深化，情感的表达，还是太少。我以为，从事大自然文学写作，首先不可缺少的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无论是一棵草一棵树，还是一条河一座山，无论是一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土里藏的。不管大小，不管轻重，都是一个奇迹。都具有神的灵性。对它们的冒犯，就是对生命的亵渎。同时，对自然万物，我们还要真的熟悉了解才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一块在太阳下生长，可对大多数动植物，都叫不出名字，更不知道它们的习性，怎么可能写好它们。大自然文学，不但要有审美功能必须的艺术性，还要传播知识，普及科学。通过阅读，让自然万物，进入身心，激起对自然的爱与亲近。有了情感，才会在与自然相处中，把他们当亲朋好友。文学表达，表达的就是情感。情感确实重要。可是光有爱，还是不够的。来喀纳斯太多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物一景，都喜欢得不行。一直想写点什么，可从来没动笔。因为，觉得它太美了，总想写出它在自己心里那种美。可却始终找不到恰当的视角和叙述方式。是缺少发现，还是感觉迟纯，还是能力不够。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大自然的完美，让文学去再现，总是有些力不从心。可能这也是我们的大自然文学创作，缺少经典之作的原因之一吧。确实，写好一棵草、一条河、一座山和一个动物的难度，应该大于写好一个人。不管写的是什么人，经验与常识，会让我们很容易就用文字，让其活灵活现起来。但写动物、写植物、写景物就不行了。无法感同身受，必须学习相关知识，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才可能写得出来。才可能写得有意思，有意义，有趣味性，有知识性。当今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几部大自然文学作品，如《昆虫记》《沙郡岁月》《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等的作者，几乎都是些专家学者和科学家。看来，大自然文学的创作，说容易也容易，走进大自然，有感而发，写篇散文、随笔、游记和诗歌，差不多人人都可以完成，并且其中也不乏美文佳作。可难免缺少深度和厚度，而最终无法长久流传。要弄出大作品，确实是难。不过，我深信，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很有可能中国的大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就会出现在新疆。因为新疆大自然的辽阔壮美，为大自然文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对此，我充满期待。
谢有顺：写或不写喀纳斯，它都在这里，但是你还是要写。不断地写，持续的写作很重要。写作的一个拔地而起的可能性有没有，有，是在持续不断的写作当中，可能所谓的经典之作、自己的满意之作才会诞生。
董立勃：但是我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写喀纳斯。
谢有顺：说明爱得太深，想把它保留在内心柔软的角落。
董立勃：我觉得我主要是写不好。
谢有顺：只属于你的喀纳斯，都不愿意把它分享给我们。……每个人都说一点吧。
沈苇：放开谈吧!
谢欣：我觉得刚才董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好，对我很有引发，就是这个大自然文学和大自然与文学是两个概念，是两个研究的范畴也是两个研究的方向。我对大自然文学这个概念的认识也还是不太透彻，所以我还是想从大自然与文学这个角度谈一下。
喀纳斯是一个洗心的地方。文学呢，它也是洗心，洗涤人的心灵。我觉得咱们这个会议在喀纳斯这个地方举办就是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和意味。我上午到高地上去看，上午是大自然对我的诱惑更大一些，我就到这个大自然这一块儿去。在这个高地上边对大自然与文学又有所悟。
我主要是想谈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自然在文学中重要的意义，还有一个就是大自然与文学这两个领域。一个是自然范畴的领域，一个是社会范畴、人类学范畴的领域，如何互动的问题。
翻开文学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作品里描写的大自然的改变常常是社会的改变，常常是一个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一种新的人类的思想，一种新的社会的变革诞生的一种东西。作家常常能够非常敏锐的捕捉到这个社会的变化，把它反映在大自然里边。比如说像大航海时期，大航海时期预示着社会的重大变革。在那个时期就产生了相当多的，重新发现大自然，重新发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有很多这种作品。比如说《鲁宾逊漂流记》，就是人对这个未知的海洋世界有一种新的渴望，有一种新的好奇。我觉得这是文学和大自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类在文学中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一种渴望和好奇，以及探究的精神。
还有就是美国的西部开发，西部开发预示着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在这个时候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西部开拓文学，比如像威拉·凯瑟，美国一个很典型的女作家，专门写西方拓荒文学，她的作品就叫《拓荒者》，社会方式的变革产生了那种对自然的描写和对自然的开拓。还有比如说像库柏，他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也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产生了他对西部的风土人情的重新认识，这是我谈的社会生活的巨大的变化，产生了自然和文学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在作家笔下，它不是一种空白的或者是苍白的东西，它一定会通过自然的东西来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对人物，对人的新的发现，对人物命运的新的理解，对人物命运新的开掘，它也带来了笔下自然的变化。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董立勃的《白豆》，《白豆》是一种新的，以前比较少写到的，写从上海到新疆的知青。所以说它这种新的人物命运带来了对边疆风景的描写，这是一种新的变化，就是和主人公不远万里来到新疆的那种遭遇、那种心情相适应的那种大自然的风情。我觉得人物的命运带来了大自然的变化，就是说自然在文学中的作用不是点缀式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一种东西。我不说它是主要的元素，但是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二个方面我就想谈一下，就是自然和文学相互间怎么互动的问题。作品在对自然的描写中必然是以人为主体。诗歌和散文可以以大自然为主体，但是小说是一种叙事的作品，是关于人的命运的描写，文学是人学，一部小说没有人物的命运，我觉得很难，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没有人物的命运的话很难站得住。所以说如果纯粹的按我们理解说大自然的文学，写大自然的长篇小说，不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体，从小说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欠缺了一些。所以说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中，在小说的领域还是应该以人的情感、人的内心、人的命运为主体。比如说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其中确实是大段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但是它不是一个长篇，它是一部猎人笔记，一系列短篇里边有那么一篇，有的译为《白净草原》，有的译作《草原》。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它之所以动人，它之所以美，主要还不是在于他写的自然风光，草原，把它写得很优美，很神秘，恰恰是写出了在草原上，在那个篝火晚会，在篝火聚会的一些俄罗斯少年，我觉得正是因为他写出了俄罗斯少年的精神，所以说这个草原才显示出了一种美的东西。
在自然与文学关系方面，俄罗斯作家是处理得最好的，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常常有写到自然的地方，常常有动人的一笔。但是这种动人的一笔都是和人的心、人的命运相关的。像这种巨匠，他很少说脱离人的主体来写风景，写自然。比如说《战争与和平》，主人公获得了爱情的时候，他听到了不远处俄罗斯冰河开裂的声音，写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写人类，是写人自己的心声，把大自然和文学两者的关系处理更好。自然是来表现人的。但是这个自然它又不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辅助的东西。
西方的作家在这一点上好在哪呢?在西方作家的眼中自然是一种比较独立的东西，西方作家对自然有一种敬畏，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怀，他把自然当成一种独立的，而不是附庸的东西。所以说虽然作家在表现自然、表现人的时候是以自然来烘托，但是这个自然具有独立性，所以在这些作家的笔下，这种自然更博大，更深邃。
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在人与文学的关系方面，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肯定是有不同的态度，这个人面对自然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感情，没有任何倾向，人再纯粹，这个作家再纯粹，在描写自然的时候必然有选择，必然有倾向，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按存在主义的说法，人与自然在文学中必然要有倾向的东西。比如说在美国的西部作家莉莲，像威拉· 凯瑟的小说跟库柏的小说就完全不一样，他就是有倾向，你写什么、怎么写就体现出一种倾向性。像威拉·凯瑟的小说里边，她就更注重写人的奋斗，写拓荒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比如在库柏的小说里边同样是西部作家，那么他就体现出一种挽歌式，他对于白人，对于印第安原来的文化，对印第安人的那种杀戮，他体现出一种挽歌式的风貌，他体现出一种同情。同样写自然，同样是西部的自然，同样是开拓自然，但是倾向却常常能够截然不同。
新疆应该是能够出大作品的地方，不同的民族特色，不同的地域风光交织在一起，使作家本身就有一种丰富性。这是一种天然的丰富性，是新疆作家的优势。我相信新疆的作家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
谢有顺：谢谢，说得很全面，自然与文学的重要意义，自然与文学的关系，这样描述很有意思，人面对自然，这些是分不开的。厌恶自然，或者说自然对我是一种伤害，甚至是一种侵略，可能也是一种文学视角。这个其实很有意思，文学是有多方面的解读空间。下面，黄老师还是南子先来?黄老师吧。
黄毅：我在新疆出生，写了这么多年，也活了这么长时间。大自然是我们须臾都离不开的存在，我们今天这个讨论会的题目叫大自然文学，由此就有一个疑惑，大自然可能不一定需要文学，但是我们的文学一定是需要大自然的。
如今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成为背包客，走向了大自然。而且我看到很多人说自从玩上野外以后，就很上瘾。
我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去玩野外的时候是解决身体上的问题呢?还是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里面肯定有很多名堂，比如我们出去跑跑对身体大有益处，我今天又走了多少步，老董今天走了上万步，占了微信运动的排行第一，于是乎大家都欣欣然。
那么，到大自然中仅仅是锻炼身体吗?我想未必也不全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到大自然中一个是解决肉体的问题，可能还有相当的人是自觉不自觉地解决内心的问题。显而易见，一个在城市里呆的时间久了的人，可能内心真的就是有问题了。那我出去到外边跑一圈，一下就好像释然了，其实就是解决内心的问题。
解决内心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比解决肉体的问题更为重要。那么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呢，我们面对自然的时候可能总是设法从自然中找到与自己内心相对应的一些东西，或者找到与我们内心比较接近的东西，甚至从这里面找到一种象征，找到一种什么特别的东西。
记得大概二十多年前吧，我写过一首关于喀纳斯湖怪的诗，大概有将近一百行，是一首比较长的诗。我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很纯粹，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想的这么多吧，我现在回头再想我写这首诗的起因，自然就领悟出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有一头湖怪，你内心的这个湖怪和喀纳斯这个湖怪，是一种对应，这个湖怪它很神秘，很隐秘，它很机警，它躲避着这个世间的一切，它很独立。这个和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真的是一致的。那么反过来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去探寻这个湖，都想印证我们内心有非常巨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巨大的东西就是湖怪，后来我在想，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可能找到了一个具象，就是对应我内心的一种东西吧。我们总是想试图找出自然中与我们人比较接近的地方，或者说某个自然的物象与人比较接近的东西来呈现我们复杂的内心。
这几年网络写作兴起以后，我读到了大量的写新疆的自然或者风景的东西，这种自然和风景的东西可能更适合表现抒情文学，但是我看到很多文字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我们觉得它什么地方不对劲，这样的抒情方式让你特别不舒服，反正就觉得假，毫无疑问这个就是伪抒情了。
一个写作者可能看到这片美好的山水，他觉得我的内心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我就想这样表达。但是别人看了以后，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是典型的伪抒情。他可能很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写得很不错了，但是别人觉得就是虚假，就是不真实——他写的这种自然你就觉得不真实。
我们看到很多新疆人，留在这里和从这里逃跑的新疆人，还有他们的子女在内地的这个新疆人。在谈起新疆的时候很有自豪感，但是这个自豪感的后面又是那么的可怜，在强调这个自豪感的时候，他的自尊心是非常强的，你不信，对一个新疆人或者从新疆出去的人，如果你敢说新疆什么地方不行，那你就惹了麻烦，他会很激烈地来跟你争辩这个问题，我们新疆怎么不行了?有什么不行?他绝对会跟你争个面红耳赤。所以我就觉得这实际上是新疆人的一种狭隘的自卑的东西在作怪， 自尊心常常是建立在脆弱和敏感的基础上的，说到底还是内心不够强大。
我记得那天我和汪剑钊，我们两个有过一个交流，我说新疆这个大山大水养成了新疆人对于大的偏爱。单看我们新疆人从这个饮食上就创造了多少豪迈的东西，前面加一个大的招牌性饮食，大盘鸡、大盘鱼，大盘肚，大盘系列全是大什么大什么的。反过来你想，如此推崇这些个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反映了新疆人的这个内心，有的时候又非常怕被别人瞧不起，非常自卑，用大来掩盖一些卑微的东西，所谓以大唬人就是这样了。所以当他对新疆充满自豪感的时候，这个时候谁说她不是的话，他的反应一定会很激烈的，他的自尊心会很受不了的，异常敏感就在所难免了。
新疆这一片土地给了他很多东西，但是他的这片土地和外面比较起来以后呢，他又觉得自卑。
谢有顺：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黄毅：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和经济的发不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
爱到了一种偏执的地步，就是一种对自身的伤害。
谢有顺：我觉得这是挺好的，爱一个地方他就爱得这么深，不允许别人有任何对他的那种不是，这种感情太难得了。
南子：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面临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我理解的大自然文学，就是以大自然为原创母题的，关注人和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作品。因为我觉得文学从来都是写人的，是人本主义的，人对大自然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前苏联的自然文学特别发达，有一个作家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列什文的作家，他曾经说过：我写的是大自然，但是大自然的背后我写的还是人，对于他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
这些年来，因为职业的关系，我跟阿勒泰地区，跟禾木的往来可能更密切一些，我因为喜欢禾木这个地方，这些年来过很多次，春夏秋冬都有涉足。记得我2004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古村落，我觉得我找到了心灵的安居之地。那时，禾木村还没有受到外界普遍的青睐，因而没有人轻易闯入它的世界。这存在了几百年的古村落，成了一枚从年代的巨网中脱漏的古币，铜锈斑驳，沉落在旧日的时光中。只有人在老去，而我也只是一个遥远的跟随者。早年我看见它或许是我的幸运所在。这个地方触及了我的想象，构成了我与现代文明疏离的一道个人幻影。以至于2014年春节大假期间，我与家人为躲避城市的喧嚣，在禾木待了整整七天时间，住在禾木一户人家的家庭旅馆中，每天清晨我们背上包出门转悠，下午晚饭前回来。遇到下雪天，静静地坐在树林的木桩子上，好几个小时不动，听雪落在肩膀上和头发上的声音，内心的感动至今还在。
这些年来，它从过去的道路不通，到现在轻而易举就能够到达，这期间它所经历的种种改变令人惊讶。在这期间，我写过图瓦孤儿、开家庭博物馆的确凯老人，酒鬼、乡村喇嘛等文章，我觉得我可能比在座的一些作家，要更了解禾木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仅仅了解某个地方的此地此景还远远不够，还应了解风景背后的人的生活，了解他们自身的命运，以及命运背后的归属感，了解在这样的一种大的社会格局下，现代化、消费主义对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的一种侵蚀与改变。作为新疆作家，我认为更应关注这一点，也希望自己将来在这样的内容题材上能有所突破。
所以，我认为，在当下的大自然文学创作中，大自然不仅仅只是文学叙事的中心。如何建构大自然与文学的关系，作家应有自己的文学独白：“现代意义上的大自然文学是以大自然为题材，关照人类生存本身，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审美追求，应是作家自觉的生态文明视域，是其大自然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只有关注到大自然中的人，人类跟大自然的关系才会相依相衬。
谢有顺：下面请谁?
沈苇：张映姝这几年写了很多花卉诗，来说说吧。
张映姝：在2013年之前，我跟在座的很多人一样，对于植物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看到很多花很面熟，但是都叫不上来名字。我对植物的喜爱，或者说是对生命的热爱(我把它认同为一种生命)，是因为2013年我腰椎间盘突出非常严重，甚至不能够自如地下床，这个时候我觉得生命是特别重要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当时我觉得都快有抑郁症了，因为什么都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改变不了我的现状，包括看书什么之类的都不行，什么都不能做。
我有一个朋友，克拉玛依的朱凤鸣，我经常看她的博客，有时候我俩聊天。她是一个对于植物特别狂热的人，就是因为对山野的喜爱，她把这种爱好发展到专业级别了。就是在看她关于植物的文字时，我的内心慢慢平静下来，我不再因为肉体的疼痛而焦虑、而抑郁。我开始写植物诗，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对于植物我没有太多的感受。
去年，我开始养一些多肉植物。在养多肉植物的过程中，慢慢地我就把它当成另外一个我在养育，天天都在关注它，关注它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早晨睁开眼睛我要看看它，我写作累的时候，我看稿累的时候，也看看它，内心就会获得一种平静。而且看它一点一点长(多肉植物生长的是非常慢的)，我感觉好像是自己在完成一种蜕变。当时也特别狂热，像所有肉肉控一样，肉肉就是我所有的话题，每天关注的事情。每天下班回去了以后，只有看到这些植物我才能获得一种内心的宁静。之后是疯狂地陷入这种循环，要么是盆不够了，要么是土不够了，要么花不够了。家里现在有一百种多肉植物。有一个问题就是多肉植物对于光照的要求非常高，但是我家又不具备这个条件。光线不好，肉肉就养不出状态，我觉得很内疚：我为什么不能让它们展现出生命最灿烂、最光辉、最本我的那一面呢?
最后我发现，还是要走到山野中去。
谢有顺：换房子。
张映姝：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被家人狠狠打击了一番，因为现在这个房子也是一个新房子，刚刚才两年。
谢有顺：再买。
张映姝：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也陷入要买一个有空间可以养花、养植物的房子的困惑中，但是最终觉得还是不可行。有一天，我突然想，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生命的快乐呢。从今年年初开始，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我每一次外出，都会拍花，拍很多的植物，虽然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也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习性，但是我看它们、拍摄它们的时候，就有一种欢喜之心。
我这种欢喜之心是从哪来的，我也说不上来，我就是特别高兴，不停地拍。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写诗歌。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伊犁的一个诗会，去看野杏花，结果杏花没有看上，看到了许多别的花，顶冰花、白番红花什么之类的。当时我看花时心里很宁静，觉得整个宇宙都是属于我的，就是那种感觉。
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写诗，从5月2号开始，然后到我们来的那一天，我写了二十多种花，二十多首诗。也就是从那一次诗会开始，我每个周末至少有一天要到周边，哪怕是到我们小区不远的山坡上去看野花，什么花都可以。有些花我不认识的，但是我会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了以后，就问我的闺蜜它叫什么名字。
谢有顺：她知道吗?
张映姝：她99%的都知道。她也写了很多植物散文。我现在的这种写作跟我2013年写诗歌的那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每看到一种花，没写的时候，我都能够很自然地跟我的经历，跟我的内心世界联系在一起。不像以前我仅仅是从外观描写它，我觉得花跟我是有隔膜的，现在我写花的时候，我跟它是一体的，我能很自然地把我内心的感受与它关联起来。
有时候，我准备写一首花诗的时候，仅仅是在电脑跟前，用键盘敲出来这么几个字，可能当时一点想法都没有，但是当我写出第一行时，第二行就顺着出来了，然后是第三行，之后一首二十多行的诗就完成了。实际上在我下笔之前，我有时根本就不知道它的走向是什么，或者最后写出来的跟我当初构思它的时候完全不一致。言宏看了我的诗之后，他说就是不及物的一种写作。我刚刚听到“不及物”这个词的时候，确实是想到我的诗没有对某种花的一个具体形态的描述，可能我仅仅知道它的名字，我知道它是几瓣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科的，但是在我的诗歌中这些都没有反映出来。
我在写它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从植物学这个角度去介绍它。我觉得有植物学、有做科普工作的人，是不需要我去做这个工作的，作为一个诗人，我更多的就是希望把我看到这种花的喜悦之情、欢喜之心表达出来，这样我觉得我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我现在的诗歌写作就这么一种状态。我的闺蜜看了我的诗之后，特别喜欢，她说，你的诗歌感情特别饱满，特别充沛。我虽然具有很多的植物学知识，但是我写不出来。她是这么给我讲的。
我刚刚在想，有顺说中国的诗歌传统，就是一种不及物的写作。作为诗歌写作来说，你怎么让它及物呢?我试着写了一个及物诗，就是模仿辛波丝卡的《种种可能》而写的《假报春》。这首诗在我的微信上贴出来了以后，很多文友都很喜欢，有位诗友说你这首写得太酷了，我不明白说这个酷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们觉得这种句式比较酷?我偏爱什么，我偏爱什么，就是二十多句我偏爱什么，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不是一件可有可无之事 ”。
其实前面写这么多“我偏爱”，但最后的落脚点“这不是一件可有可无之事”，还是归于我的内心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诗歌写作最终的落脚点，对于写作者来说，还是内心世界的抒写，精神世界在外在世界的一种反映吧。
谢有顺：生动的个案。最后请沈苇发言。
沈苇：李奕已经用了三种录音方式，张映姝用了一种笔录方式，把每个人精彩的发言记录了下来。座谈内容将形成一个文本，发表在《西部》第十一期。今天这个话题我一看，刚才大家说的其实不是“大自然文学”，而是“大自然与文学”，所以专辑到时候起的标题为“在喀纳斯谈大自然与文学”或者“在禾木谈大自然与文学”更好。
其实大自然这个概念，在东西方是有差距的。中国人关于大自然这个概念和西方人关于大自然这个概念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人理解的大自然包含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大自然指的是天，还有道，包括有顺说到的内自然和精神自然的一种东西。老子把自然比作“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他视“自然”为“天”和“道”的替代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说明天、地、人、神在他那里是一个整体性观念，这就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这种自然哲学观其实可以追溯到《易经》。
西方的大自然主要侧重于人和上帝的关系，爱默生说大自然是“上帝之网”，它就是上帝撒下的一张“天罗地网”，是笼罩我们生命的一种氛围。文艺复兴颠倒了这个关系，人的地位提高了，自然的主体性退场了，人占了上帝的地盘。到了蒸汽机发明、工业革命之后，更进入一个人和自然关系严重错位的状态。所以西方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兴起了一种生态保护运动，包括大自然文学的兴起，其实跟这些历史都是有关系的。
生态保护运动里面有温和派，也有极端派。我想起来一种极端保护的行为，在美国，有人要砍伐大树，极端保护主义者就把钉子钉在树里面。这样，用斧头砍，就把斧头毁坏掉;用锯子锯，就把锯子弄断，这就是极端保护。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我经历的极端保护的例子，是去过楼兰的经历。
离楼兰遗址大概十多公里，有个保护站，里面有三个小伙子，一条狗，两只鸡，很孤独的待在里面，是巴州若羌县派过去的。外边一般是一个月送一次水、蔬菜和米面，蔬菜主要是土豆、包包菜、胡萝卜之类不易坏掉的东西。我们进去时看到，因为长期在沙漠里面生活，三个小伙子脸上是没有表情的，不会笑，他们读的报纸是几个月前的《巴音郭楞日报》。本来说要给他们配枪，但是配枪要出问题，三个人发生冲突的话很危险，相互要开火的。他们养了一条狗，这狗很有意思，不吃肉骨头，专门吃两只母鸡下的蛋。这是一条很漂亮的黑狗，我们后来说，可能这条狗是楼兰公主转世的，很娇贵。
那么这三个小伙子在里面干什么呢?保护楼兰，而且是极端保护，就在去楼兰的路上埋钉子，因为有盗墓贼嘛。我们去的时候可以绕过钉子，盗墓贼一进去，车轮胎就扎破了，然后在荒原里面没地方去，走投无路，只好到那个保护站去求救，一求救就逮起来了。保护站边上扔了四五辆扎破轮胎的越野车，埋钉子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也是一种极端保护。
当然还有一种温和派，我想起了康剑的《喀纳斯自然笔记》里面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好，代表一种温和主义。他说“大自然的事情应该交给大自然自己去办”，大自然本身拥有一种惊人的修复能力。他书里举了两个例子，他说喀纳斯湖就是堰塞湖，如果几万年前人类像我们今天一样，地震了，有堰塞湖了，把它疏通一下，把水引掉，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他还说到一种植物叫柳兰，是植物英雄，比如说今年我们把大片的草场破坏之后，第二年柳兰就疯狂生长，修复被破坏的草场，这是自然界的一种自我修复能力。
刚才叶舟说了一个词很是挺触动我——“开膛破肚”。在大自然被开膛破肚的时代里谈论大自然与文学，既可以说出我们的热爱、陶醉和赞美，也要说出我们的忏悔，就像本雅明说的一样，人类已经被一种单一的发展力量裹挟，冲破了爱默生所说的“上帝之网”，然后使人类变成了现代性废墟上的孤魂野鬼。因此，所有的大自然文学，其实都在重新寻找我们的失魂、我们的落魄。大自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提醒，是对我们的一种教诲，就像我们传统中的“山水教”。那么，大自然文学的写作，使人与自然关系严重错置的这么一种不端正，重新回到端正与尊重，重新回到人类面对大自然时的谦卑状态。
其实现在面对大自然，我感觉到边远地区或者少数民族，他们更具备一种面对大自然的端正态度。我想起一句图瓦谚语，“山再高也在云下，人再高也在山下”。我们今天的山水观、自然观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今天画山、画水、画人，把人放得很大了，恨不得占据全部画面，古人画人画得很小，很小的一个船，很小的一个人。图瓦谚语讲的就是人的小、人的卑微，与我们的古典精神是呼应、相通的，我觉得这样一种态度，才是面对自然的一种端正态度。
谢有顺：真的是很真诚的，同时对这些问题确实很有思考。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现在通行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们承认文学与自然的基本的关系，肯定是一个描绘、面对的关系，也承认说人是我们自然中的一部分，就是承认说大家对大自然的那种基本的感情，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文学中的这样一种，关于自然的一种面貌。但是我觉得今天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深化、深入，尤其是大家都认同，我们需要重新接受这种大自然的教育。
其实刚才董立勃说每个人都有无可置疑的，对自然的热爱之情，这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继续接受自然的教育，热爱和掠夺是可以同时存在，可以边热爱边掠夺，边热爱边破坏，边赞美也边破坏。所以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当中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自然和生态的维度，尤其是有现代意识的自然和生态的维度。
其实中国的作家现在，叶舟也说了，几乎没有耐心写一朵花的开放，没有耐心写一声鸟叫。其实我有一次在莫言的研讨会上说，很久没有在中国作家笔下听到鸟声，或者听到、看到花朵的开放了。这当然是一个，就是极端化的一个说法，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是已经不太有耐心来写这样一个看起来我们把它当做读本和本体的自然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小说已经完全成了故事的奴隶，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很难有闲笔。我们传统小说的那种闲笔，就是那种旁逸斜出的东西，那种荡开一笔，那种所谓的好像看起来不着痕迹的那种闲笔，闲笔在中国古代也叫陪笔，就是没有闲笔，你这个写的东西没东西陪，没有东西陪就好比吃饭一样，它没有凉菜，没有主食，它这个宴席就不丰盛。很多时候我们缺少这种舒缓的东西，就是因为没有这种闲笔，没有这种陪笔，没有这种舒缓的东西，叙事的节奏一直很紧张，其实我对这样一类小说是不满足的。
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说“宽阔的大海平静，湍急的小溪喧闹”，我读当代小说最大的感受是太喧闹了，太热闹了，缺少那种舒缓的东西，缺少那种闲笔的东西，甚至他根本没有信心说我如果写上一千字的风景，读者还会不会读下去，他都没有信心，他想象中的读者就必须不断的处于一种紧张、悬念之中。这说明我们的文学观念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虽然我们有很好的山水诗的写作传统，但是进入到现代社会里面，其实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这种大自然的文学，也没有很好的把山水作为读本、作为主体来书写的这样一种自然意识。我们能举的作品很少。但是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外国文学，他们这一类的传统一直是延续的，或者说一直有比较正确的面对自然的这种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不仅仅是民众，其实当代的作家也需要接受这种自然的教育。大自然给我们那种智慧，大自然给我们的一种伦理，其实和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承认说我们在写自然的同时也写自然的人化，或者人化的自然，也写自然背后的人，也写建造在自然之上的那个心灵的家园，其实就承认说自然的智慧或者自然给我们的这种伦理和我们人所要追求的，所要建造的那个伦理，其实是一种共通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又承认说我们所说的自然其实就是某一种心灵的外化，至少作家们的自然，一定是被他体验过，被他咀嚼过再讲述出来的。刚才沈苇说到爱默生那句话，自然是“上帝之网”，爱默生还有另外一句话 “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他有一篇很著名的随笔叫《论自然》嘛，他讲到自然是精神的象征，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理学或者物质意义上的自然，把自然视为是人的心灵的某一种盟友，甚至某一种镜像。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和我们刚才讲的要把自然当做主体来书写，是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也是进一步的问题。
首先你需要把自然当做读本，当做主体来书写，如果没有对自然最最基本的描绘，最自然最基本的认识，你要想说藉由这个自然来抒发你的自我这是很难的。所以刚才映姝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首先你花的形态、花的科属、花的基本生命和生长的状态，你都要知道、要了解，花才能跟你的生命相融合，生命相融合是后面一步，但是第一步就是你需要对它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文学写作当中，关于自然的基本写作还匮乏，就是我经常强调的这个小说写作中的物质外壳匮乏。首先你要提供一个物质面貌给我，物质的外壳给我，接着才讲说在这个物质上你建立起了什么样的精神。中国文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我们的物质就是精神，我们物质里面有精神，我们物质里面有甚至比精神更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物质里面建构起文化，我们的欲也好，我们的家具也好，甚至我们的喝茶也好，喝酒也好，我们背后都有非常深的精神，但首先它是个物质，首先你要把这样一种物质藉由你的描绘呈现在我面前，接着才讲在这个物质和自然后面，你建立起了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一种内心的那种世界。我觉得这里边是两个层次，但是这个层次是有关系的。
现在我就觉得中国作家不仅仅缺少关于自然的基本的知识和教育，也缺少自然背后那种精神的跋涉，那种心灵的跋涉和超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讨论会对我们自己是很好的一个教育，我们真是不仅要向书本学习，尤其是生活在魔都的人，广州的人也要向自然学习，要多来大自然中走一走，游山玩水是最好的爱护方式，也是最好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的方式。其实读大地，读自然，有时候比读书真的有更多的、更真实的感受。
今天，听完大家的发言之后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收获。最后我建议，还是请叶舟再给我们朗诵一下罗伯特·勃莱的那首诗，我觉得真是非常好，这是美国诗选里面很著名的一首诗。
叶舟：
悲痛是为了什么?在那遥远的北方
它是大麦、小麦、玉米和眼泪的仓库。
人们走向那圆石上的仓库门。
仓库里饲养着所有悲痛的鸟群。
我对自己说：
我愿意最终获得悲痛吗?进行吧，
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
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
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
编者按：为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7月31日，由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缅怀先辈殊勋，发扬优良传统”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会长冷溶作主旨发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主持会议，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等领导或参加南昌起义的老一辈革命家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周恩来、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会员代表，共130人出席了座谈会。代表们缅怀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回顾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从不同角度分析、阐述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揭示了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的现实意义。本刊特开辟专栏，汇集刊出部分代表的发言要点，以表示纪念和缅怀。
金冲及：多数最高级将领
在南昌起义中接受第一次红色洗礼
8月1日，是一个光荣的日子，伟大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这个日子，称它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33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纪念日。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上，写上“八一”两个大字。这是许多其他赞誉和奖励难以相比的。
要谈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大背景。
南昌起义前夜，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一个生死关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宣布反共，持续了四五年的国共合作顿时破裂。昔日的盟友忽然变成凶残的刽子手，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原来的近六万人一下减少到一万多人。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萧楚女等许多优秀人物被杀害。共产党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了。
对这种突然袭击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应对经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摧毁，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脱离组织，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悔过启事”，有的甚至带着敌人搜捕原来的同志。党内的思想相当混乱，不少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革命者曾经创造出轰轰烈烈的历史场面，但在遭到全副武装的反动派突然袭击和血腥镇压后，一下子被打散了，很长很长时间内翻不过身来。中国革命这时候显然已进入低潮。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共产党在这样的沉重打击下，面对比自己力量大多少倍的敌人，大概已经无法生存下去，再也翻不过身来。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灭亡;或者是不屈不挠挺身站立起来，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这是生活在平静日子里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生死考验。刚成立六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好样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在这样血和火的生死搏斗中，只有用革命的武装力量来反对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但以前由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并没有重视掌握武装，能够由党掌握的军队主要贺龙、叶挺率领的在九江的两支部队，而汪精卫等已经决定对这两支部队下手。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总前委，还有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毅然决然地排除张国焘等的干扰，义无反顾地在南昌领导部队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种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85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令人神往。
在南昌打响的这第一枪，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它使人们在一片混乱中重新看到共产党的力量依然存在，看到新的出路，燃起新的希望。李立三在两年多后的1930年初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竖起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接着就是八七会议的召开，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发动。所以南昌起义意义，不仅仅表现占领南昌和继续南下，甚至也不只在它的首先发难，而且在于它在重大历史时刻高举红旗，把革命事业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南昌起义和它以后局势的发展，还逐步改变了中共中央对军事工作的认识。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一个有着极端重要意义的大事。
前面说到，中共中央在大革命时期忽视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所说的“仍无坚决的概念”，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最看重的仍是工农暴动，常把军事运动特别是做正规军的工作，严厉批评为“军事投机”，不同意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在长期持久、规模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中，如果缺乏既有革命思想又受过严格军事训练、遵守组织纪律的军队作为骨干，只临时发动缺乏严格军事素养的工农暴动，是很不容易战胜敌人的。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中，以卢德铭为首的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而正停留湘赣边界。以后的元帅如罗荣桓、大将如谭政、上将如张宗逊，还有何长工、杨立三、何挺颖、伍中豪，就是随这支队伍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如果没有这支部队的参加，单靠平江、浏阳的农民自卫军和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是很难取得上井冈山后那样大的发展的。
朱德、陈毅率领留守三河坝的南昌起义余部，以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有着很强的战斗力。这支队伍得以保留下来，朱德、陈毅有很大的功劳。当时在这支队伍中的粟裕回忆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朱毛会师，对井冈山斗争的发展更起到很大作用。谭震林说过：“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候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我们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
当然，在这以后还有一个把这支军队进一步锻炼和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问题。但再没有人把这些称作“军事投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10个元帅，有6个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是：朱德、贺龙、刘伯承、林彪、陈毅、聂荣臻。叶挺如果不是遇到空难，自然也应该有这样的地位。10个大将，有4个参加了南昌起义军，他们是：粟裕、陈赓、张云逸、许光达。肖劲光原来是要参加南昌起义的，临时调去苏联了。黄克诚参加了湘南起义。上将中还有肖克等参加了南昌起义。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最高级将领，在南昌起义中接受了第一次同国民党作战的“红色洗礼”。
南昌起义失败了。周恩来把它的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这也不奇怪，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在军事方面，以往参加过的只有广东东征和北伐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先前还不曾有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最初的目标也是进攻长沙，失败了，在实践中取得教训，才决定南下，以后上了井冈山。
人总是容易根据自己原有的经验来处理新遇到的问题。南昌起义也是这样。通常需要在实践中经过多少次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才能把原来不清楚的事情逐渐认识清楚。这也叫“摸着石头过河”吧!对于前所未有的创举，尤其是这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顾问)
石仲泉：南昌起义与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和周恩来、朱德、陈毅对伟大开篇的贡献
还在5年以前，为纪念南昌起义80周年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胡锦涛讲话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这好理解，一般人都能接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相提并论，都视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则为过去所未讲过。我以为，这是一个尊重历史、充分肯定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的科学论断。
南昌起义与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
长期以来，对南昌起义的评价，主要肯定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开端，标志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诞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它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有什么关系?一般很少提及。因为按照一个时期的说法，南昌起义是城市中心论的产物，没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因而有严重错误;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代表了正确路线。这种认识的极端发展，就是“文革”时期，红卫兵曾要求废除“八一”为建军节，提出把湘赣秋收起义开始的9月9日改为建军节。幸好毛主席对此加以了制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对党的很多历史问题都给予了科学说法。那么，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评价究竟应当怎么认识?这仍然是一些人头脑中没有完全释惑的一个问题。所以胡锦涛同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放在一起讲，作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这才从根本上抹去了人们记忆中的阴影。
如何解读南昌起义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呢?
第一，南昌起义作为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可以视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党自创立以后就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斗争，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中虽然参与一些决策，但不是领导革命的主角。只是从南昌起义开始，党以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实现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才真正展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由此，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和实践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凡是要继续革命的都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第一反应就是要进行武装反抗。至于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暴动道路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脑瓜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先验的认知模式。在当时，党只能是发动武装起义的观念。就毛泽东而言，尽管在八七会议前已有“上山”思想，但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最初目标也是打长沙，并非一开始就决定上山。他是通过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才认识到，党要到反革命势力薄弱的边远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才有发展前途。后来又经过开辟中央苏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因此，从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发展历程来看，南昌起义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南昌起义为求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教训。南昌起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主要不在于那时该不该在南昌起义，而在于起义以后不该继续执行起义以前中央决定的南下潮汕、一起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继续北伐的既定方针。因为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已转到反革命方面，党的领导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不可能再重新进行北伐战争。毛泽东的超群过人之处就在这里：能从实际出发，改变中央攻打长沙的决定，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比较拘泥于执行中央指示，缺乏毛泽东那样的审时度势、善于应变的革命智慧。对此，周恩来后来在延安讲这段历史时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就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这是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探索中国革命的路怎么走的深刻总结。我认为，这个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探索的观点。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不成功的，也是探索，它告诉人们“此路不通”。从辩证法的转化思想来看，南昌起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篇”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后，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辗转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为开辟井冈山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在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揭开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上文提到周恩来讲的南昌起义的一种主要错误是没有就地革命。起义军主力南下失败，这个错误在总体上无法克服，但留在三河坝的南昌起义军在朱德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半年之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则在局部弥补了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历史缺陷。随朱德上井冈山的还有南下潮汕的起义军余部。所有上山的南昌起义军，大多是北伐时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装备比较整齐，枪支近千支，优于其他各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两支部队会师后组成的红四军领导成员，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占较大比例。在军一级，除党代表毛泽东外，军长朱德、参谋长王尔琢和教导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都属于南昌起义军。讲南昌起义，一定要讲上井冈山的这一部分。因此，胡锦涛同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放在一起讲，将两者都作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这无论对南昌起义的评价，还是对开辟井冈山道路的认识，都是符合历史的。这样的说法就完整、全面。
周恩来、朱德、陈毅对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的历史贡献
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如赣东北的方志敏式、湘鄂西的贺龙式、赣西南的李文林式等，都属于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篇内容。这个伟大的开篇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的主要代表。今天就不专讲了。这里着重讲与两个大事件有密切关系的周恩来、朱德、陈毅3人。
首先讲周恩来。
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就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先是在黄埔军校，随后参加东征和北伐，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积极主张东征讨蒋。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后，他作为中共临时中央常委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从此，他开始参与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其主要贡献有几点：
一是他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是人民军队主要缔造者之一。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周恩来不后久即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二是他反对“左”倾盲动倾向，指导全党创建工农红军、实行武装革命斗争，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提供了领导支持。周恩来1927年11月辗转到达上海，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尽管“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感到应该注重实际，反对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在指导各地武装斗争时，他十分强调武装割据的重要性，指示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粤北活动的朱德，应与井冈山地区的毛泽东联络，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他建议中央派贺龙等去湘鄂西组建红军，开展武装割据。他还不断派遣军事政治干部到一些根据地，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至20世纪30年代初，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在湘、鄂、赣、粤、闽、浙等省边界初步形成，陆续建立起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与周恩来在中央的指导分不开。
三是周恩来高度赞扬和不断宣传“朱毛红军”，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为制定作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建党建军纲领的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组织保证。党的六大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军事报告，介绍了红军发展情况。六大后，周恩来作为中央常委分管军事工作，负责联系苏区。他一直关注“朱毛红军”的发展，不但向共产国际报告“朱毛红军”的情况，还通过党中央刊物广为宣传。1929年8月，他代表中央起草致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勉励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前述“九月来信”虽然是陈毅执笔的，但是以周恩来的“八月来信”为基础，并根据周恩来等多次谈话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反对极端民主化等的精神起草的。周恩来还嘱咐陈毅：回去以后请毛主席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周恩来关注红四军，实际上是在关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命运。
四是他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革命的割据可能，为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领导人转变观念、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国际对周恩来十分器重，认为他是中共中央最聪明、最讲究实际、最有经验、最负责任和唯一能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是改进党的工作和改造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可替代的人物。但是，周恩来一方面尊重共产国际，另一方面又不唯命是从，有不同意见仍据理力争。1930年4月至7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撰文指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的主要特征，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支援中国的苏维埃斗争。他在联共十六大作报告介绍中国革命的特点时指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有它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在同斯大林会见时，他介绍红军的发展和游击战争的情况后，斯大林承认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提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随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实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让共产国际由城市中心论转向承认农村中心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周恩来所做的努力为共产国际观念，最终认同中国革命的道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讲朱德。朱德贡献可以讲三点。
一是他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经过三河坝战役和“赣南三整”，保存了革命火种。他作为起义军的先遣司令，在三河坝率领3000留守兵为掩护主力部队与敌军血战三昼夜后，转战粤闽赣边界，经过“赣南三整”(安远的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崇义的上堡整训)，部队状况有了根本改变。“赣南三整”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在做法上类似，同“三湾改编”一样意义重大。
二是他作为湘南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将部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带上井冈山，实现了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具有决定意义的“朱毛会师”。湘南年关起义，在全国的200多次起义中，就参加人数、地域规模和历史影响而论，除南昌、广州两大城市起义外，在农村的起义就要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湘南年关起义了。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他参与领导城乡两大起义，是独一无二的。1928年4月底，他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一万多人，上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红四军。从此“朱毛”不可分，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
我的父亲陈毅元帅追随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又在毛泽东主席、朱德元帅的领导下参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老战士，为此他感到永远的光荣。我后来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从事军队历史的研究，我也为此感到快乐和光荣。在建军节到来之际，我向我们军队现在的领导者、英雄的战友同志们致敬，并祝福伟大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远大和光荣的前程!
(陈毅同志亲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
朱和平：军事统帅的人格力量是部队战斗作风的灵魂
85年前的南昌起义，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挽救革命，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见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虽然大部分失败了，最后仅剩下我的爷爷朱总司令带领的800多人。但正是这800多人组成的最后火种，艰难奋战，最终成为我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为什么南昌起义能保留下最后的火种?多年来，许多党史、军史专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有党对军队的领导，有江西和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基础，有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都为当时十分弱小且缺乏军事经验的共产党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今天，我从亲人的视角，仅从爷爷的人格力量这一点作些分析。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
10月3日，周恩来宣布起义失败。恰恰是南昌起义的失败，使爷爷面临历史的机遇。爷爷在南昌起义时没有基本部队，主力第十一军8个团由叶挺指挥，第二十军6个团由贺龙指挥，爷爷当时是第九军副军长，只是空架子，手中的部队只有教导团的3个连加南昌公安局的2个保安队，共500人。三河坝分兵是第二十五师(周士第、李硕勋)和部分第二十四师人员。当时部队已溃败，起义时成立的各级党组织到10月已崩溃，所有师、团领导人均已离队，军事干部只剩下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治干部只剩下一个团指导员陈毅。林彪当时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力挽狂澜。当时，爷爷坚定地对大家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会有办法!”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朱总司令的伟大!”陆定一评价爷爷：“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
我军主要高级将领很多出自这800多人或者是后续加入到这支队伍中的同志，正是由于他们在危难之中共同树立起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使他们走过千山万水，身经百战，屡蹈死地而后生。他们已不是普通的军人，在跟随爷爷多年的耳濡目染中，已经把爷爷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并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清醒的头脑和过人的智慧
爷爷是一位头脑清醒并具有大智大勇的军事统帅。在南昌起义前，他已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军事斗争有了深刻的认识。爷爷后来在延安时说：“(1913-1915)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的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越)边界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1925年爷爷在苏留学，曾回答教官：“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4月20日即杀害了爷爷的挚友孙炳文同志。南昌起义前，爷爷曾专程去武汉看望孙夫人任锐，遇房师亮，房问：“怎么办?”爷爷坚定的回答：“上山打游击!”从这些可以看出，爷爷对未来共产党将要进行的武装斗争，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实践上的积累。他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实践，是在南昌起义十几年前开始的。
三河坝保卫战是会昌之战后爷爷独立指挥的战役。此次战役，爷爷以三四千人的兵力，阻击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2万余人。爷爷果断放弃三河坝镇，把阻击战阵地巧妙地放到韩江对岸，利用江面天险，与敌激战3个昼夜，最后在敌人三面合围的情况下，率领剩余部分批次顺利撤出包围圈，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战役目的。这次战役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形败实赢的胜仗，创造了中国战史上的一个奇迹和典范”。
三河坝脱险后，爷爷开始调整我军的战略战术思想。通过上堡整训，确立了“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并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形战斗队形”，等等。在战略方向选择上，他并没有带部队去攻打大城市，而是与范石生合作，积蓄力量，并把目光盯住湘南地区。1928年1月21日，爷爷率部智取宜章，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随后一鼓作气，发动石坪战役，用1个团的兵力一举歼灭了赫赫有名的许克祥的6个团。石坪战役不仅扭转了我军被动局面，更使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理论与实践基本成型，并首次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是湘南暴动建立了6个县苏维埃政权，涉及2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并初步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农民赤卫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部队编成3个师、2个独立团，为后来的朱毛井冈山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朴实的作风和身先士卒的风范
爷爷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曾在旧军队中打拼十多年，对旧军队中官商勾结、兵匪一家、欺压百姓、打骂士兵等恶习深恶痛绝。加入共产党后，爷爷一直在为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努力探索。爷爷认为：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要同旧军队有本质的区别，不仅要解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还要建立起新型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对内对外关系。
在南昌起义前，爷爷利用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机会，改革旧军队的用人制度，在挑选中下层军官时，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试军事实地的指挥能力，然后按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相应的连、排职务。这种量才任用的做法，杜绝了旧军队中的裙带关系，也为后来红军的各级指挥员的培养积累了经验。据当年参加过军官教育团的徐震球回忆：“朱德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朱德有马不骑，让给体弱或临时生病的学员乘坐，自己同大家一同走路。处处以身作则。”军官教育团不过三四千人，在南昌起义2万多人中仅仅是个零头。但正是以他们为骨干的队伍，在起义后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没有溃散。
在爷爷的带领下，我军从南昌起义前夕就开始形成“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经过后来的“赣南三整”，军队中的党组织进一步加强，编制进一步精干，作战思想更加明确，又增加了做群众工作的内容，使我军具备了人民军队的雏形。从那时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从最高统帅到普通一兵，基本上都是同等的生活待遇，这一新型的内部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国民党的军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抗战期间，爷爷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和普通士兵过着同样的生活，身上并无一文钱。1937年9月27日，他给前妻、我父亲朱琦的养母陈玉珍奶奶的信中说：“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几十年，愉快非常，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文钱。”当他从自己的外甥许明扬口中得知他的两位母亲(生母和养母)都健在，已过八十高龄，四川老家正值荒年，难以度日时，心中万分焦虑，无奈之中，只能写信给他川中好友戴与龄借款200元钱寄到家中，并告知：“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此。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戴与龄接信后才知道，爷爷这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连救助老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钱，送到爷爷的老家。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支军队，特别是一支装备很差、没有后勤并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最高军事统帅的人格力量往往会成为这支部队战斗作风的灵魂。毛泽东在评价南昌起义时曾说：“这支部队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个人的领导才能得救的!”
85年后的今天，我作为朱总司令的孙子，能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共同学习、缅怀和研究我军在创建初期的这段历史，倍感亲切。希望能从老一辈把握历史机遇的传奇经历中有所启迪，在新世纪、新阶段，把握新的历史机遇，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朱德同志亲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院副院长)
刘弥群：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
范是当务之急
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是新中国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我党、我军享有崇高的威望。1927年7月，在汉口筹划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的过程中，我父亲真正认识周总理。与朱老总相识，是在1918年1月在川中联合抗袁、共同护国护法的斗争中。我父亲多次夸他们为大德大才之人，并把他们当做终身战友和知己。他们一起拥护毛泽东、一起与张国焘斗争、一起呕心沥血建立新中国。
我受父母的影响从小就崇拜周总理和朱老总。从小就知道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合，并创建工农红军。在抗日战争中朱老总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在解放战争时期朱老总是解放军总司令，在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真是立下不朽功勋。周恩来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历史联系在一起、与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革命每一个关键时刻，他永远站在毛主席身边，有着超群的智慧和非凡的能力。周总理和朱德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人民、对我们军队无私奉献，他们的精神和风范影响、感染和鼓励着后人。
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形势最不利的时候进行，那时的将士和领袖靠信仰和精神浴血奋战，直至建立新中国。历史证明，我们敌人最害怕甚至于我们敌人也敬佩和羡慕的不是我们手中的武器，而是我们信仰的力量。如今我们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贫富差别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加重的危机，信仰缺失是根本原因。我认为弘扬革命先烈和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是当务之急。
(刘伯承同志亲属)
周秉德：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政治实践
今天我们共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85周年。这个日子确实值得我们纪念，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既坚定地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又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光辉起点，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的伯父周恩来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军队重要性并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早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他曾经写作《海军说》一文，“立国于军事者，军盛则国强，军衰则国弱……”，受到国文老师的高度赞许。当时伯父只有17岁，但是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军事的作用特别是海军的重要性的认真思考。
在旅欧期间，伯父就提出了中国革命非有极坚强、极有组织革命军不可的思想。伯父在给伯母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们无军队便无革命”。伯父最早意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这些军事思想贯穿伯父革命生涯的始终，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1924年7月，中共中央指示伯父回国。回国后他致力于创建军队政治制度，并第一次把政治教育引进校园。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些政治教育扎根黄埔军校学员心中。1937年伯父曾经对英国记者说，黄埔军校曾经设立党代表制度，这个制度是历史上没有的，今日八路军继承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由此可见，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实践，不仅在当时成效卓著，而且对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周恩来把聚集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掌握武装革命力量，以反抗国民党屠杀。7月下旬中央最终确定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我党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终于在南昌打响了。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长期领导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参与许多战略战役的重大决策，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指导国防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今天在这里纪念南昌起义、怀念革命前辈，研究他们的军事思想也是进一步促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使老一辈革命实践发挥更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周恩来同志亲属)
贺晓明：用八一精神鼓励和教育下一代
我们应该弘扬八一南昌起义的精神，用这种精神鼓励和教育下一代。红军在长征途中过雪山、过草地，大自然的考验都是非常艰难的，这些都不是凡人所能经受的。现在看来，光脚爬雪山的情景我们都不可想象。但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就能做到，他们靠的是信仰的力量，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共产党员模范带头的作用。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作为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者的后人，给江西来的同志提一个愿望。当年参加南昌起义一共22000人，现在能够找到姓名的烈士只有800多人。我希望江西的同志把这个事做一下。
(贺龙同志亲属)
齐德学：从南昌起义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不是新时期提出来的，而是从南昌起义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的。
首先，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含义，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党在军队的各级组织，主要以连以上的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指挥部队行动。全军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二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由一系列制度保证的，比如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三是各级党组织领导所属部队是采取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凡是属于军队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研究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其他任何党派不允许参与对解放军的领导，也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和宗教组织在军队进行组织活动。所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军队只归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而且这个原则不是现在才确定的，它是在1930年周恩来组织中央军委扩大会时就已经明确的。
其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从南昌起义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所以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每年8月1日为建军节。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实际上是整个起义的领导核心，然后在起义部队军和师两级成立党委，在团成立党支部和党的组织部，在营连设立党小组，这种组织措施在叶挺独立团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前敌委员会跟军、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领导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还是协商的关系，这种组织措施还不能完全控制部队、完全掌握部队。毛泽东曾经讲过，在那时，我们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便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因此南昌起义只是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行了探索，并没有完全抓住部队。
再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是在革命实践中探索确立的，并在革命战争中经过斗争而坚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的三湾改编。第一是缩编，由原来起义的5000多人精简到不足1000人;第二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营团建立党委，连设立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第三是发扬民主。所以三湾改编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是非常大的创造。此外，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的赣南三整时也起到了这个作用。1929年，红四军对于怎么建立新型军队曾经有过分歧和争论，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定为根本制度，是先在红四军中确立，后来再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执行的。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当中，始终坚持这个原则和制度，这也是经过斗争的。这种斗争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一个是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
最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缔造的，它所取得的一切胜利、为党和人民所作的一切贡献以及它本身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发展的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今天。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和人民军队几乎都是一体，在人民群众眼里共产党就是红军，就是八路军，就是新四军、解放军，所以从这点来说，党和军队几乎形成一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上的基本经验和必然结论。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副部长)
朱之江：元戎风范励后人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纪念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念时刻，回顾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缅怀和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涵养大气的胸怀气度、执著坚定的意志品格，对于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信仰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信念认同和
践行升华的精神归附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个人团体，都需要信仰，皆讲求信仰。但从信仰的性质看，共产党人所讲的信仰与古今中外其他个人、团体、政治力量所秉持的信仰存在霄壤之别。其它的信仰或膜拜某一宗教，或崇信某种学说，或遵从某些理念;而共产党人的信仰则是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共产主义者最根本的角色特质，这是共产党人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人类与生俱来就对精神归附感具有一种天然的依赖，孜孜以求所谓的灵魂“避难所”和“归宿地”，这是人类多数信仰的由来之源。共产主义信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信仰模式。共产主义者的信仰完全挣脱了对异己神秘力量的迷信和盲从，甩脱了对小我私利的关注和牵绊，第一次将人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坚守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理性把握和透彻深邃洞察的基础之上。这是人类信仰模式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因此，共产党人的信仰具有无可比拟的政治和道德优势。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彻底性和变革性决定了确立这一信仰本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可以说，磨砺时时都有，考验无处不在。在描述我们中共开国领袖群时，人们往往会使用这样的字眼：他们大多起于布衣，身经百战，屡蹈死地而后生，在血与火中百炼成钢。这种信仰确立模式，是典型的逆境抗争型。可实际上，在我们的革命家群体中还有另外的一类，他们并非被苦难所逼，被迫扯起战旗，投奔共产党，杀敌闹革命;更不是人生之路别无选择，为了求生，方才慨然从戎。与此相反，假若是为了个人的“前程”，为了家庭的“安稳”，他们大可不必冒着被通缉、被幽禁、被杀头的危险，辗转流离，颠沛动荡。这后一种信仰确立模式，是典型的顺境主动选择型。朱老总充满传奇的人生轨迹生动诠释了后一种信仰确立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分析案例和示范模型。
了解朱老总生平的同志应该不会陌生，朱老总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算得上是高官厚禄、仕途坦荡。1917年7月，年仅31岁的朱德就已经出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后又兼任泸州城防司令。1922年1月，就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虽然在当年3月，遭到唐继尧通缉，丢官去职，但他并非完全陷入仕途的绝境。5月下旬，应原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之邀，朱德抵达重庆，受到刘、杨盛情款待。杨森以“师长”职位邀其留川共事。但是，朱德已然下定决心抛弃高官厚禄，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以即将出国为由，婉言谢绝。杨森只好表示希望他学成归来，一定虚席以待。但此时的朱德已经确定了新的人生志向，6月抵达上海，“产生要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加入这一组织的想法”。可他在上海并没有找到党组织，但他没有放弃，决定赴北京继续寻找。
来到北京，朱德获悉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就在上海，于是又南下上海。7月、8月间，朱德在上海拜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但陈独秀并未同意。他对朱德说，对于像你这样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来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富有戏剧性的是，与在中共方面受到的“冷遇”相比，在国民党方面朱德却得到了格外的“荣宠”。当时，孙中山正筹划夺回广东，重建共和政府，并寄厚望于滇军，为此，孙中山力邀朱德组织驻桂滇军攻打广东军阀陈炯明，并且一口答应先付军饷十万元。得知朱德出国学习决心已定，孙中山又建议他去美国。朱德的回答却是，更愿意到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这一新生社会力量。从此，朱德便踏上了找党找到天尽头的信仰追寻道路。最终于1922年11月，在德国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信仰有时是那样的廉价，有时却是无比的昂贵。冷遇的打击，师长之职、十万厚饷的诱惑，都无法阻挡信念的脚步。朱老总这段执着人生轨迹向我们昭示：信仰，不仅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信念认同，更是一种浸彻心灵践行升华的精神归附。
胸怀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气度风范和
涵养大气的生命境界
选择的是人民的选择，代表的是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是中共开国领袖群得以崛起、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这无可置疑。但值得今天继续追问的是：他们何以能进行这样的选择?何以能做到这样的代表?我感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领袖集团历史性集结所造成的“组合”优势：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昂奋着独特的个性，但又不会损害整体的气质;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闪射出耀眼的光芒，但又不会掩映他人的光辉;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书写下不朽的传奇，但又不会遮蔽集体的力量。他们确实做到了，星光灿烂，尽出其(中共)里!
他们当中最耀眼的一颗星，毫无疑问，应该是毛泽东。毛泽东拥有大学识、大胸怀、大眼界、大气魄，足以令人叹服，震烁古今!就我们在军队工作的同志比较熟悉的军事领域而言，毛泽东所展示出的博大气象，只能用“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来形容。今年是对印自卫反击作战胜利50周年。曾有地方的学者放言：20世纪60年代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比较“弱势”的时期，而且以这场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作为例证。对此，我不敢苟同。面对当年的严峻局势，在听取张国华汇报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时，老人家曾有一段插话，他说道：“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敌人也见过不少，一个中国蒋介石，一个日本，一个美国，现在又有个印度。”“别的星球上的，如果来了怎么办，现在我们没有经验。地球上的，我看就是要把它整下去。”“别的星球上的”暂且不管，只要是“地球上的”，就得“把它整下去”。谁能说毛泽东“弱势”了，老人家非但不弱而且很强。强在哪里?强就强在他的大胸怀、大魄力，其胸怀之大足以总揽寰宇，其魄力之大足以雄视千古!
朱老总生前总说一句话：“朱不离毛”。这集中反映了朱德另一种别样的胸怀，那就是对最高领袖的维护和服从。这种维护和服从决不是封建式的“愚忠”，而是基于领袖是党团结统一的核心，是党正确主张的代表，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要求自己的自觉行动。因此，朱老总的胸怀展现出了别样的宽厚与坦诚。对此，毛主席有一个十分恰切的评语，说朱老总是“度量大如海”。如果说，毛主席的胸怀表现为总揽寰宇，雄视千古;那朱老总的胸怀则表现为充盈天地，润化万物。这集中体现在了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1935年9月下旬，朱老总随左路军部队自阿坝南下，抵达松岗、马塘一带。途中，遇到编在左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的指战员，他们不满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有的提出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耐心地教育他们：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主持召开高干会，悍然宣布成立所谓“临时党中央”。朱德义正词严地表示：“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随后，朱德随前敌总指挥部行动，深入到部队中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还对左路军所辖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干部说：要小心忍耐，不要灰心，要好好地干，是非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朱老总的这份宽厚和度量，浓浓地聚集着党性的精神内涵，向我们深刻昭示：胸怀，不仅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气度风范，更是一种充盈天地涵养大气的生命境界。
意志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价值自觉和
激灼昂奋的人格典范
顺势者昌。历史始终是在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向前迈进。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大势，才能有所作为。这种潮流和大势就是历史展现出的稍纵即逝的机遇。但是，所谓历史的机遇并非都是个体生命境遇之中的顺境和坦途。
纵览中共开国领袖群的集结与崛起，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和特征，那就是，这些卓越的领袖人物既是某一领域中出类拔萃的精英，如军事将领、党务家、理论家、经济家、外交家等等，同时又是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应该说，他们是首先作为一个党员其次才作为一名精英的一种个体存在，这就要求他们除了要具备过人的专业才华还要有出色的政治素质。
仅仅就这一点来说，也不难发现，我们国家产生一个开国领袖的难度要远远胜过西方。西方的开国领袖大致可以在战场上产生，我们的开国领袖则不仅要在战场、常常也要在战场以外的境域里经受磨砺。也就是说，我们的开国领袖要面对两个以上的“战场”，在任何一个“战场”失败都不行!这就是开国这一代的整体性特质和历史性魅力之所在!
正是由于种种非凡的历练，才诞生了这一批独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星光般灿烂的伟人。开国领袖群的非凡经历昭示我们，不同凡响的人生奇迹诞生于个体坚若磐石的意志品格。朱老总的人生经历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毛主席曾赞扬朱老总是“意志坚如钢”。
朱老总的坚强意志首先体现在青年时代对不良嗜好的戒除上。我们知道，朱老总年轻时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他回忆说：“那时鸦片烟已经吸上瘾，一路想戒没戒了。到上海登了岸，就到了一个圣公医院，去戒烟。大约有一个星期就完全好了。”
朱老总的坚强意志更体现在长征路上。朱德3次过草地，3次过夹金山等四五座大雪山，特别是在隆冬时节，他率领几万饥寒交迫的大军翻越了高险远胜夹金山的党领山大雪山，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值得指出的是，他是长征统帅部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但是，他并没有使用配备给高级领导人的担架，而只要了两匹马，一匹驮文件，另一匹则常常随康克清在司令部队伍后面收容伤病员。朱德经历了长征的全过程，一直站在这支“铁流”的前列，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到草地分离，到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再北上，直到3个方面军在西北大会师，朱德都在现场，都发表讲话鼓舞全军。这中间，朱德以钢铁般的意志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逃跑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如中流砥柱，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共开国领袖集团几乎每个人的命运都有搁浅的时候。在逆境中，他们靠着超越常人的意志，靠着超乎寻常的坚强，在历史和命运的夹缝中铸就了人生的辉煌。他们非凡的经历向我们昭示：意志，不仅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价值自觉，更是一种激灼昂奋决绝极至的人格典范。
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以朱老总为代表的中共开国领袖们的壮丽人生图景，生动展示和深刻揭示了这种属于未来的东西，那就是坚定的信仰、宽广的胸怀和顽强的意志。今天，我们要认真学习我党我军领导人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涵养大气的胸怀气度和执著坚定的意志品格，坚决贯彻落实胡主席提出的“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重要指示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任务非常艰巨。特别是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历史经验表明，每逢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思想文化渗透就会进一步加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会更加尖锐复杂。这对部队建设提出了特殊政治要求。胡主席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事关党、国家和军队建设全局重大问题的深邃思考，体现了对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特殊政治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更加坚定;必须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服从党和军队建设事业需要的行动更加自觉;必须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贯彻执行各项法规制度和上级决策指示更加坚决，切实以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推进部队建设科学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队政治理论教育二系主任)
庹平：朱德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缔造人民军队的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是从南昌起义开始的，它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有一个艰难缔造的历程。朱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并在起义失败后，不屈不挠地为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而顽强奋斗，谱写了中国共产党艰难缔造人民军队的一个光辉篇章。
参与领导南昌起义，
充分发挥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军共3个军。“南昌起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
朱德早在1925年就立下“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工作”的宏伟志愿，又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十分杰出的军事指挥人才。他不负党的重托，为南昌起义的酝酿、准备和发动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周恩来征求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时，提出的党到江西发展武装力量的建议，成为党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的重要参考。他在党中央作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后，根据党的安排前往南昌了解敌情，精心绘制了一张详细的南昌市敌军布防图交给周恩来。周恩来非常满意地称赞他“为准备起义立了一大功!”“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在南昌起义正式打响前执行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宴请南昌市两个敌军团长，使其放松警惕，并在得知起义军内有叛徒告密的紧急情况下，立即赶往第二十军指挥部，将此事告诉贺龙，使起义提前发动。他在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军事行动中担任南下先遣司令，担任开路先锋，沿途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安排宿营。他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和第九军教导团配合其他主力在瑞金、会昌与国民党军激战，打了一些胜仗。他指挥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在三河坝背水与约2万人的敌军激战3天3夜，以自身伤亡较大的代价，大量地杀伤敌人，在完成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后，主动撤出三河坝。
在南昌起义军余部面临绝境的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担当保存革命火种的重任
在酝酿决策南昌起义时，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只能模仿俄国十月革命以占领城市为革命战争的中心目标。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根据起义前党中央的决定，南下广东，准备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进而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结果，南下广东的军事行动遭到严重失败。起义军余部除1300余人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外，剩下就只有朱德率领的由三河坝和潮汕撤退下来的这支约2000人的队伍。
朱德率部撤退至广东饶平后，敌人大军压境，从四面八方扑来，起义军随时都有可能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主义的情绪笼罩全军，军心涣散。对党有着坚定信念的朱德，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勇于做失败时的英雄，决心把这支部队带出困境。他在茂芝全德学校召集部队干部会议，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等问题。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解散队伍的意见，他态度十分坚决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他还坚决地表示说：“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朱德的意见得到陈毅等人的坚决支持。一些有失败情绪的干部，被朱德坚定的革命意志所感动，也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后，朱德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出要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要带领这支部队到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湘粤赣边界地区去找个立足点、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等4条重要决议，确定了部队总的军事行动方向：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整顿思想，培养新生人民军队坚定的革命意志
朱德率领这支部队离开茂芝，经福建沿闽粤边界北上途中，与尾追的敌军发生激战，部队受到很大的伤亡和散失。当部队到达江西安远的天心圩时，仍然没有摆脱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困境。失败的情绪再次蔓延开来。这时，一些经不起失败考验的官兵相继不辞而别，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有的甚至要求解散部队。针对这种军心涣散，官兵离队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统一官兵的思想，加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在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朱德先后在江西省安远县天心圩、大余县地区、崇义县上堡，3次进行了整顿、整编和整训，史称“赣南三整”。
在天心圩进行的第一整，就是整顿思想，主要是针对部队官兵思想混乱、军心涣散而进行的一次坚定革命信念的思想教育。朱德在回忆这次整顿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在整顿中，朱德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失败了，但中国革命一定会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取得最后胜利。“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还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接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努力干起来，争取胜利。”朱德还分析目前形势说：“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朱德的讲话极其真诚而又有强大的感染力，使与会的干部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增强了革命意志和信念。后来陈毅十分感慨地回忆说：“朱德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强群众的革命信念。”“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的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通过这次整顿，虽然让一批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了，但留下来的七八百人经过了严峻锻炼和考验，成为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他们的思想认识得到统一，革命精神得到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建立新的军事指挥制度，
加强党对新生人民军队的全面领导
在大余进行的第二整，主要是整顿党、团组织和整编部队。整顿党、团组织，主要是重新登记党、团员，调整党、团组织，发展一批党员，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依靠他们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巩固队伍。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加强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粟裕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为了更有利于指挥作战，还进一步整编了部队。主要取消了“军、师、团”建制，根据实际人数把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回忆说：“在大余，我们把部队分成5个支队，每一支队设有政治指导员一人，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尽量吸收新党员。旧的军事指挥制度取消，代之以直接指挥的制度。”显然，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就这样初步建立起来了。
通过这次整顿，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已成为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成为一团不灭的革命火炬。后来，陈毅总结党的领导对人民军队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时说：“党强则强，党弱则弱，弱者必败。海陆丰的力量本来比朱德的力量大，但海陆丰失败了，就是因为那里党的领导弱。”
制定铁的纪律，转变作战形式，
提高新生人民军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在上堡进行的第三整，主要是整顿纪律和整训部队。部队到达上堡后，由于湘粤军阀之间重新开战，一时无暇他顾。朱德抓住这一时机，部署部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在打土豪分财物的过程中，制定纪律和加强遵守纪律的教育，成为这支部队纪律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在朱德的指导和支持下，部队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官兵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对官兵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并且严格执行纪律，枪毙了3名抢劫当铺的士兵。
在整顿纪律的同时，还对部队进行新的游击战术的军事训练。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认为在今后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思考“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因为现在的敌人是强大的，我们是从大革命失败后“才开始搞自己的武装，人少，枪也少。要想战斗打得赢，以少胜多，就要根据我们的条件，讲求新的战术”。为适应打游击战的新战术，由朱德口述编写了新的训练教材，规定在战斗队形上把旧式疏开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把旧式的一字散兵线改为人字队形，既有利于对敌交叉射击，消灭死角，又减少自己队伍在接敌运动中受到的杀伤。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游击战的战斗动作和战术要求。
通过这次整顿，部队有了铁的纪律，步调一致了，学会了新的游击战战术，增强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地域，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后来朱德回忆说：“到赣南大余时……开始上山，在山上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
带领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上井冈山，
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组成名扬天下的“朱毛红军”
在“赣南三整”期间，朱德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利用与范石生的同学关系，在部队编制不变、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以走等条件下，同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建立统一战线，使部队的子弹、被服、医药等方面得到很好的补充。1928年初，朱德率部离开范石生部，转入湘南，于1月12日在宜章发动湘南起义。接着，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还招收了一批修筑粤汉铁路的民工参军，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在短短的3个多月里，湘南起义的革命风暴遍及20余县，又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2个独立团。因“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湘南起义失败。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主动撤出湘南，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3个师。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是毛泽东和朱德艰难缔造的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建设最好的一支部队。正如朱德所说：“这两支部队的会合，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
回顾朱德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缔造人民军队的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的经验，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从艰难缔造人民军队之初，就精心培育人民军队服从党的领导、革命意志坚定、军纪严明、战略战术灵活、不屈不挠等优良革命传统。在人民军队85年的顽强奋斗中，这些传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胡锦涛总书记把人民军队的优良革命传统高度概括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并特别强调指出：“听党指挥，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我们纪念南昌起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革命传统，确保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
费虹寰：艰难缔造，精神永存
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85周年。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诞生、成长、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越来越闪耀出夺目的光彩，显示出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于八一南昌起义，萧克将军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不能由此而低估它的伟大政治意义。巴黎公社革命、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不是在历史上永放光辉吗?”毋庸置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八一南昌起义都以其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而被深深铭记。
首先，南昌起义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顽强奋斗，不屈不挠，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
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大革命后期，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大局，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党的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6月，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全部转入地下秘密状态，党内不坚定分子的脱党、叛党行为时有发生，党内思想极度混乱，而人数众多的中间派人士也开始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面对着被瓦解和被消灭的危险，“要不要坚持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只有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唯一出路”的历史选择。
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崭新姿态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艰苦努力，为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一条独立领导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血与火的考验和磨砺中，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寻到的新出路。
这种在绝境中求生、在迷途中寻路的伟大实践，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作支撑，没有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作保证，没有坚持并善于思想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作基础，是不可能完成革命在挫折和失败后的浴火重生的。
正是在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经过85年血与火的磨练和考验，这支诞生于南昌城头的新型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支人民军队将“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熔铸在每一个军人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
第二，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时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党对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对于武装斗争，“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里，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毛泽东的认识和分析，建立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南昌起义组织和发动初期，我党曾一度准备依靠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发现张发奎已经投靠汪精卫，起义领导人毅然决定“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这一重大决策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无奈之举，实际上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从南昌起义出发，又经历了秋收起义、广州暴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艰苦斗争和不屈不挠的努力，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正如陈毅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来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自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的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的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发端。此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人不重视利用有利条件尽力发展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主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并要求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忽视对武装斗争的独立领导，势必在革命形势发生逆转的时候无所凭依，手足无措，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南昌起义，为我党独立地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历史契机。从此，党所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并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贺龙曾经指出：“我党独立地建立军队和指挥军队作战，是从南昌起义才开始的。”
南昌起义，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南昌起义胜利当天，革命委员会就宣布，南昌起义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在最近期内努力的纲领，是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农村之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而奋斗”。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虽然没有立即进行土地分配，但在某些地方进行了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打土豪，没收地主土地的尝试，对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做了有益的探索，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各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昌起义开始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所开创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并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伟大实践，极大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党在牢牢把握革命领导权的基础上，紧紧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不断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正如朱德在南昌起义30周年时所指出的：南昌起义“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从此民主革命的大旗就由共产党独立肩负起来”。
第三，南昌起义开始了创建一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探索。
什么是新型的人民军队，怎样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一直是有识之士苦苦思考的重要问题。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周恩来等人就在国民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军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必须坚持革命政党对军队的领导，“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成为实现党的理论的先锋，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南昌起义时，我们党掌握和影响了一批政治上进步的国民党军队，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由于党组织设在团一级，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起义部队官兵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起义失败后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参加南昌起义余部中，也存在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中。“要不要坚持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面对新的困境，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依然在第一线指挥军队的朱德和毛泽东，开始了人民军队马克思主义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1927年10月至11月，朱德在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向赣南进军途中，先后进行了军史上著名的“赣南三整”，主要是围绕着革命信念教育、整顿党团组织、整编部队、整顿纪律和军事训练等方面逐步开展的。这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军政训练，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振奋了革命精神，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和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开辟罗霄山脉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正如朱德后来所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在部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
比朱德进行“赣南三整”稍早，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三湾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的基础上，作出了整编部队，“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等重大决定，从而进一步在组织制度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朱德的“赣南三整”和毛泽东的“三湾改编”，都是党在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起点上，根据实践的需要，努力探索，大胆创新，而作出的正确选择。他们几乎同时找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发展方向，推动了人民军队的新发展，奠定了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这说明，事非经过不知难，客观实践的需求和压力是一切伟大创造的起点，时刻把握客观发展的新要求，新动向，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实践和理论创新，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第四，南昌起义锻造了数支革命队伍，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发展和壮大奠定了人才基础。
南昌起义，由于敌我兵力悬殊，起义部队缺乏斗争经验，没有树立起“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的明确观念而最终失败，起义官兵大部牺牲或失散了。但经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起义军余部没有被打垮、拖散，最终在浴血奋战中成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董朗、颜昌颐率领的余部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改编为红二师，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回到湘西，坚持武装斗争，在桑植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工农政权。同时，经过南昌起义和南征战斗洗礼的起义军官兵，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涌现出一大批后来我军的将帅人才。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被誉为“伟大的军事家”，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和积极策应过南昌起义的叶剑英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粟裕、陈赓、许光达等被授予大将军衔。他们在人民军队成长、壮大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动于85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作为伟大的人民军队的历史起点，早已彪炳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光辉的历史丰碑上。而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信念、智慧、勇气和伟大精神，以及从南昌起义开始缔造并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军魂，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一处处长)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万 强 潘 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基层工作者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全面激活农村发展潜能，犁耙乡村“板结”土壤，破解乡村振兴痛点、堵点、难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农村人口空心化、农业产业凋敝等现象日益凸显。农业一二三产业发展融合度不高，特色农业产业不明显等问题仍然存在。部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人居环境整治的系统谋划有待提升。一些乡村增值服务较少，带动群众从乡村旅游中实现增收致富的能力还不够强等问题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有农业农村发展要素短缺、劳动力和人才资源匮乏、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等，这就要求发挥“基层人”之力，助推乡村振兴。
发挥“基层人”带动作用，做产业增收的带动者。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兴旺，产业兴则人心聚。“基层人”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急所想所盼，不断促进群众共同富裕。要反映社情民意，好参谋助手，为出台更多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各项政策、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秉持创新精神，探索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点。着力突破传统农业规模小、分散型发展模式，在品种引领、品质提升、品牌打造、龙头带动上做文章，把特色农产品做大做强。
发挥“基层人”主体作用，做基层治理的探索者。“基层人”要深入田间地头宣传相关政策，引导村干部走村入户，营造“人人参与，全民支持”的良好氛围。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发挥助推作用，以加强村级党组织队伍建设要重点，提出意见建议，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筑牢基层战斗堡垒。要强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注重人才培养，从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着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持续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发挥“基层人”纽带作用，做生态宜居的倡导者。“基层人”要主动当好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做好农旅结合文章，坚持示范宣传和资金扶持相结合，结合实际，发展森林旅游，将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让更多的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受益。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深入挖掘生态、红色文化资源等，在乡村振兴中建设更多“一村一景、一村一品”。
发挥“基层人”表率作用，做文明乡风的引领者。切实发挥基层工作者在思想素质、个人品质等方面的优势。在乡村两级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以正确的导向和行为示范带动群众树新风，大力培育引导普通群众在思想观念、社会认知上得到提升，以此来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生动力。推动示范引领，带头学法、用法、
守法，深入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与文明乡村建设，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我们进一步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对此，要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通过建强基层党组织为更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政治保证。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直接影响到党的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的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直接联系群众的纽带，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走好“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全国 128万个农村基层党组织 3500 万名农村党员广泛分布在乡村大地，构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具有团结带领亿万农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强大组织力。可以说，农村基层党组织强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行不行，直接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果好不好。只有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发挥好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才能把基
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组织功能、组织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把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行动、力量、智慧凝聚起来，使他们凝心聚力投身到乡村振兴中去。因此，我们在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必须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总体上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越来越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强保证。但也要看到，还有少数地方和部门对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更好发挥领导作用等，在认识上存在偏差，在实践中尚未完全落实。对此，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贯穿始终，既要在思想上不动摇不含糊，又要在实践中找路径找方法，进一步健全组织体系，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务实管用措施，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实实在在地落到实处。
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关键是找到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现实路径。要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主线，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一方面，要抓班子、强队伍，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乡村要发展得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好班子和好带头人。要坚持尽锐出战，重点突破，把作风扎实、攻坚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放在乡村振兴工作的前沿，把强大的力量、优势的资源下沉到组织建设相对薄弱、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的地方，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平台，调动和激发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同时，还要持续强化“领头雁”工程建设，抓好支部书记这个“关键少数”，不断强化村两委班子力量，多措并举锻造一支靠得住、信得过、顶得上的党员干部队伍。
另一方面，要建“堡垒”、树旗帜，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阵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着力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注重吸引高校毕业生、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党员干部等人才到乡村任职，用知识、能力充实党支部，提高党支部领导和服务发展的能力。要着力打造坚强的基层战斗堡垒，组织党员在议事决策中宣传党的主张、执行党组织决定，将党员力量展现在基层治理、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等工作的方方面面。要推动党员在乡风建设中带头示范，带动群众全面参与。密切党员与群众的联系，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引导农民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积极投身到推动乡村振兴中来。
乡村振兴座谈发言稿
印山民族小学 刘泽华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重大决策。从本人从事的教育工作情况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振兴农村教育，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教育事业优先发展融合起来。
一、农村落后的关键是教育发展滞后。
乡村振兴，是针对现阶段农业农村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中的短板而言的。相较于工业，农业落后最突出的是农业劳动力素质较低;相较于城市，农村落后最关键的是教育发展滞后。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最重要的就是要改革导致人才资源单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制度，让农村也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
我国现代化事业起步晚、底子薄、资源少，只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大城市，并且以农业积累源源不断地投入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从而导致农村区域发展相对滞后。
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此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加速推进乡村发展尤为重要。现阶段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大城市，而农村区域不仅没有高等教育资源，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也比较缺乏。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则比较均衡，相当数量的名牌大学都建在小城市、小城镇，这是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 为此建议，尽快制定实施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的战略规划，引导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大城市优质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资源向农村区域布局。具体来说，可在部分县城以及一部分建制镇(包括一部分特色小镇)，分别规划建设一所我国名牌大学的分校区、若干所名牌中小学的分校区。同时，可按照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相关规定，引进国外名校合作办学，从而实现农村区域教育事业跨越发展。
就我县实际情况来看，玉屏职校的教育优质资源共享是做得很好的。职校开设的“汽车应用与维修”就是与德国大众汽车合作的专业项目，把优质教育资源直接送到农民家门口，为培养我县优秀的的就业人员发挥着积极的贡献。
三、积极引导城市人反哺农村
农村地区加快发展、脱贫攻坚、农村治理等等，都需要人才，而与此同时，城市人口过于集中、人口老龄化日趋凸显，城市人口特别是退休人员回流农村区域的需求日益强劲。国家应制定实施引导城市人才回流农村计划，根据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需要，有选择、有针对性地优先引导城市大中小学校教师和医护人员到农村去。可设立“城市退休教师支持农村学校专项基金”“城市退休医务工作者支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专项基金”，规定凡城市大中小学校退休优秀教师自愿服从分配到农村中小学校任教、退休优秀医务工作者自愿到农村乡村医院、卫生室工作的，给予一定的(一年10万元)津贴;凡参与此项计划两年以上者，可以在当地落户养老，由当地政府提供免费公寓住房。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加快农村地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二是部分农村人口不再作为“农民工”长期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这对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至关重要，对城乡融合发展也至关重要。
考虑到“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此项规划应当以优先满足城市人才回原籍农村的要求来安排，统一要求县级政府主动对从本地出去到城市工作的人才作出返乡安排。现阶段城市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农村，通常都有家乡情结，多年来到农村发挥余热而受到表彰的，也多是回原籍的人，比如教师中的朱敏才、孙丽娜夫妇等。2015年当选为德耀中华·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2015中国消除贫困奖候选人。干部及其他优秀人才退休返乡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应该继续发扬。
同时还建议，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政策，为城市人才资源合法有序流向农村创造条件。按照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的规定，如果城市人才进入农村区域工作要以长期居住在农村为前提，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制度障碍。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导城市人才反哺回流农村，迫切需要修订类似的法律和政策，让城市人才安心扎根农村。
少一点蛮干，多一点规划，让乡村建设形成“循环发展”系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乡村振兴是“三农”工程总抓手，谋好篇、布好局，对于后续发展来说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埋头蛮干不仅费力耗时还可能收效甚微。明确本村发展的薄弱环节，对各项补强工程的用地、费用、人手等做到心中有数，针对老百姓的需求开展规划项目，加强针对性。
如引水工程入村，解决水困局，保证饮水安全，供水稳定，实现能用水、用好水的目标。同时使水利工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造福环境建设，形成良性循环。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完善农村路网建设，实现产业之路、生态之路、文明之路、致富之路。要让农副产品运得出、运得快，进而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农村繁荣，农民富裕。
加强硬件设施建设，打造党员活动室，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水平，修建村民活动广场，提升村部网络建设水准，建成强有力的乡村振兴“指挥部”，坚强的组织领导是实现乡村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大体量的设施建设决不能以占用农业用地为代价，严守耕地“红线”让农民手中有田，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和谐统一，把发展循环经济落到实处。
少一点冲动，多一点呵护，让乡村建设产生振兴“内生动力”。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燃料”与动力。毕业大学生尤其是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在没有具体的职业规划之前，少一点盲目的就业冲动，把就业视野多留心留心广大基层地区，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施行，基层所需人才规模越来越大，如管理、教育、科技、卫生、农业等方面的人才在乡镇都有广阔的就业前景。基层是个大舞台，只要肯干、肯学、肯吃苦，每一个年轻人都能有一番作为。
当然乡村不仅要引得进人才，更要留得住人才，对在乡村就业的青年人才多一点关怀呵护。要打好“乡情牌”“乡愁牌”，念好“招才经”“引智经”，建立健全人才考核机制，构建多元化的激励体系。明确人才包带责任，做到岗位有规范、工作有标准、激励有依据。
同时加强返乡创业、退伍军人、养殖能手、新型农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适应农业产业政策调整、农业科技进步、农产品市场变化，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让他们在各个岗位都可以大显身手、大施所能、大展才华，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发展活力。
少一点浮躁，多一点耐心，让乡村建设具备自主“呼吸能力”。“久困于穷，冀以小康”。各基层乡镇在脱贫之后容易产生超速发展的心理，想实现“加速超车”式的发展模式，乡村振兴不是一朝一夕，基层建设更不能一蹴而就。从环境建设来说，植被的培育、绿化的维护、旧宅基地腾退、生活垃圾的科学处理、环卫宣传教育工作都需要久久为功，才能看见成效，后期的卫生环境监督也要跟得上，如此环境建设才能持久，绿水青山才能让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乡村文化振兴顺应了亿万农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化建设要如涓滴流水，润物无声才能深入人心，这同样需要时间的酝酿。乡土文化孕育守护着中华文化的精髓，重农扬农、家庭为本、尊祖尚礼、邻里和睦、勤俭持家、以丰补歉等都是乡土文化核心，只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传承，这些文化精华才能世代相传，乡村同时也要不断强化文化宣传和引领的作用，以改善农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为目标。
2020 年，我镇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着力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乡村振兴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逐步实现基层“党建强”“乡村美”“产业强”“农民富”的良好发展状态。现将有关工作向调查组领导汇报如下：
一、党建+基层组织，让乡村振兴“党建强”
0 2020 年，我镇创新“党建+”模式。一是积极实施“党群连心工程”，全面推进村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有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由虚变实、由软变硬。目前全镇打造了 2 个高标准非公党建示范点，1个廉政教育基地;2 个统战基地，党群服务中心在 12 个村(居)委实现全覆盖。二是出台《村干部坐班值班制度(试行)》，要求党组织书记带头“规矩上班”，确保村级党群服务中心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同时开展村级代办服务，实现镇村屯三级无缝衔接。
二、党建+乡村风貌，让乡村振兴“乡村美”
我镇坚持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作为提升农村形象、实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一是优先从建档立卡贫困户等群众中选出了 146 名有劳动力、能干事的保洁员队伍，对集镇及 153 个自然村全覆盖，做到“全天负责，一日两扫”。二是我镇从四站组、城管、居委等抽调 17 人组成“党员先锋队”，集中整治集镇秩序、卫生检查，要求城管坚持每天全天候执勤维持集镇秩序、疏导
交通，并且每月至少进行 4 次无死角清洗街道，全面改善人居环境。
三、党建+产业调整，让乡村振兴“产业强”
我镇按照绩效考评细则，以“产业兴旺”为重点，扎实做好耕地地力保护工作，强力推进撂荒田整治，今年全镇整治复垦 7000 余亩，新增粮食产量 600 多万斤，共投入 60 余万元修建了 2000 多米灌溉水渠，1 座电排灌溉站，解决了 3 个村委 8 个自然村 5000 余人“挖水难”问题，并且作为全县撂荒田整治示范点，在 8 月份迎接了区市县三级核验，并获得上级认可。同时我镇狠抓“一产+三产”融合发展，集中发展以茶花、沃柑、金槐、莲藕等为主的特色农业种植，建设形成基地化、规模化、品牌化现代农业生产模式。目前全镇种植金槐 3000 余亩、油茶 1000 余亩，柑橘 10000 余亩、莲藕 2100 余亩。共创建区级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 1 个、乡级 2 个、村级 8 个，成立专业合作社 27 个。
四、党建+脱贫成效，让乡村振兴“农民富”
为解决农村贫困户、零就业家庭户、长期失业人员等困难群体就业难问题，我镇开发保洁员、基础设施抢修员、护林员等乡村公益性岗位，按照“自愿报名、驻村干部+村干部推荐”的原则，安排 169 人实现就近上岗。同时积极引导家乡致富带头人成功创建木材加工、绿云沃柑种植 3 个扶贫车间，提供就业岗位 400 余人次，发放工资 39 万余元。并且强化金融扶贫，鼓励群众自主创业，截至10 月底，累计发放“产业奖补”资金 147.6241 万元，今年全镇小
额信贷任务数 403.62 万元，目前已完成新增 425.5 万余元，完成率达 105.42%，居全县前列。目前我镇 2020 年预脱贫户 28 户 97 人已顺利完成“双认定”，将如期圆满脱贫。
开头
各位领导老师好，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研讨会。
2017年12月2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公开发布，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总书记说，中共十九大描绘了我国发展今后30多年的美好蓝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河南省十三届人大一次大会上传达了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今年河南省以建设美丽乡村为抓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做好乡村改革、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四篇文章。
组织实施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既是新时代农业科技的新要求，也是近几年创新探索基础上的新实践。近年来，中国实施了科技创新工程，开展了绿色增产增效技术，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建设，初步搭建了科研“一盘棋”、创新“一条龙”、服务“一体化”的农业科研新格局，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日益显现。这些已有探索和实践，为我们组织实施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乡村振兴的大幕已开启，我们农业科研单位任重道远。我们应该以实施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作为科技工作的总抓手，强化技术集成，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力支撑。
为此，我们应该进一步优化学科体系设置，突出乡村振兴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重大科技需求，强化优势和特色项目，拓展新兴学科领域及方向，用新体系引领支撑创新工程实施;凝练重大科研选题，重点支持一批前沿理论创新类选题、一批产业应用类选题、一批支撑服务类选题，推动重大标志性成果产出。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科技强农。坚持市场导向、效益优先。
措施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绿色是乡村振兴的底色。如何更好地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重点任务。 “一核”，即田园综合体核心区。以科技为引领模式创新产业融合为主要功能，整体带动郑州市现代农业发展。包含综合服务区、农产品加工物流区、设施农业展示区、优质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果蔬花卉示范园、农耕文化体验园、特色民俗体验园、康养文化创意园等。
“二区”，即优势特色粮经作物产业化示范区和精准农业示范区。主要功能是围绕核心区进行新模式、新技术、新理念的推广示范，有效促进林果、蔬菜、粮、油、薯产业提质升级，二区相互融合发展。
“三带”，即产业融合发展带、新业态发展带和文化发展带。依托郑州各县市便利快捷的与国、省道相贯通的村村通、乡乡通交通条件，联合各功能分区，促使各产业相互融通，形成良好互动，同时沿途构建景观廊道，结合各自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乡村民俗等发展休闲与乡村旅游，实现三产融合、三生一体发展目标。
“四园”，即功能分区中多样化、多元化的各类产业园区、示范区及基地。可分为四类，一是优势特色农作物种植园;二是依托各类优势特色种植的加工物流园;三是观光旅游园，依托种植、加工、物流园区的农业观光、休闲、康养;四是历史文化结合生态、生产的旅游园。
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认识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重点从五个方面着手，谋划好、落实好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工作，一是立足质量兴农，以农业提质增效为导向，大力调整科研方向和任务，为农村产业兴旺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二是立足绿色兴农，以推行绿色发展方式为目标，重点研发一批节本增效、优质安全、绿色环保技术，为农村生态宜居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三是立足品牌强农，继续以“四优”产业的“四化”发展为重点，加快优良品种和高效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巩固提升以“四优”为代表的一批优质农产品品牌，走出一条以科技提升品质、以品质铸就品牌的发展路子;四是强化示范引领，以院地合作为载体，着力培育一批技术集成度高、辐射带动性强、示范效应好的科技精品示范区，促进科技成果在更大范围快速转移转化;五是强化科技扶贫，加强规划指引，因地制宜的筛选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加速技术推广和产业致富带头人培养，提高产业扶贫的实效性，为农村稳定脱贫奔小康提供智力支持。
郑州市可以针对自身优势构建“一环一带四板块”乡村旅游格局。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加快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意见》提出，郑州将着力推动全市乡村旅游向乡村休闲度假与乡村旅居生活体验转型，建成国际水准、国内知名、全省一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按照该《意见》，结合都市农业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郑州可以构建“一环一带四板块”乡村旅游格局。
“一环”是由郑州绕城高速形成的闭环
“一带”即以黄河为主轴，西起巩义东至中牟，联动伊洛河段、索须河-贾鲁河段等线性乡村旅游空间，形成乡村旅游密集带。
“四板块”及登封大嵩山乡村旅居板块、登封巩义新密荥阳大伏羲山乡村度度假板块、上街荥阳惠济滨河乡村休闲板块、中牟新郑平原乡村游憩板块。
郑州可以推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中原风貌、郑州特色的想吐旅游特色小镇、国际乡村文化旅游社区、国际乡村旅游节等。同时推动乡村旅游住宿设施升级，支持各地盘活农村民宅等资源，打造富有吸引力的乡村主题民宿精品酒店、度假村落、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等特色住宿体系。依托农业公园、家庭农场、休闲农庄等大力发展近郊型乡村民宿达到500家，建成3-5个全国知名的乡村旅游模范村，新建10家3A级以上乡村旅游景区，三星级以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突破100家。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正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我们科室去年对郑州田园综合体进行调研，发现2017年可谓是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十分热闹的一年，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人工智能、分享经济为这一行业带来新的亮点和活力，与之相关的投资也大幅增长。预计2018年休闲农业产业融合会成为主导，同时小镇经济崛起，行业多极化分布。另外，消费人群部落化，社会运营标准化、标配化，但行业盈利痛点依旧，商业模式面临重塑。 如今，休闲农业的特色业态正在细分，民宿、乐园、农庄、度假村、俱乐部等不同业态让这一行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虽然休闲农业近年来火爆得一塌糊涂，但仍有经营不下去的农庄，有血本无归、欲哭无泪的庄主，有经营不善的农家乐。那么，发展休闲农业到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大底包括规划不科学，特色不突出，创意不丰富，品牌不知名等。我们应该多与休闲农业实践者和观察者进行交流，帮助行业从业者找准发展方向，借势借力实现更好的转型和发展，最重要的一点事保证产品的品质。做农业，聚焦本质才是硬道理。万变之中，唯有以极致的产品视角，真诚的客户思维，做好产品和服务，收心、扎根，才能做好一个存活百年的好农庄。
郑州市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吸收外地成功经验，采用“美丽乡村+特色文化+乡村旅游”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有机农作物种植、稻田水产养殖，构建绿色无公害农副产品体系。打造稻田艺术，布局瓜果部落、沙滩娱乐等旅游项目，并建立草编艺术中心，既解决秸秆焚烧的难题，又可以培训大量当地农民从事草编艺术加工，增加当地群众收入。将农村土地整治项目与农业产业发展、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捆绑布局，围绕田、水、路、林、村开展项目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作为农业大省的省会城市，郑州应该培育壮大产业集聚区内的主食企业。把银行、质检中心、快递、超市等搬进集聚区，吸引市场主体和农民参与到企业的产前种植养殖、产中生产加工与服务、产后销售运输等环节，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 针对农村污染点多，面广，污染源复杂多样，治理成本高、难度大，我们该如何破解治理难题?农村污水处理不能照搬城市模式、不搞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对症下药，点面结合、分散治理，实行“一村一策”。人口集中居民点，建设微动力处理设备;三两户分散居民，建设人工湿地处理池;乡镇建设污水处理厂。目前，小型污水处理技术已十分成熟，猪圈、厨房、卫生间的污水缓缓流进三格式化粪池，通过水解酸化处理，粪渣被沉淀、分解，废水流入净化槽，达到一级B标准后排入河内。这种分散式污水处理设备，每天可以处理1立方米污水，年维护费用仅300元。针对有些地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成本高难运行的实际，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污水处理设备农民不花一分钱，市里按照户均1.2万元的标准筹集资金，每台设备都有专人维护管理。
——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整体部署,协调推进。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典型引路。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层层加码,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久久为功,扎实推进。
四、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一)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把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分类有序退出超载的边际产能。扩大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科学划定江河湖海限捕、禁捕区域,健全水生生态保护修复制度。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开展河湖水系连通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加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力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继续开展退耕还湿。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把所有天然林都纳入保护范围。扩大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建立成果巩固长效机制。继续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等林业重点工程,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继续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效防范外来生物入侵。
(二)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畜禽粪污处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废弃农膜回收、病虫害绿色防控。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和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实施农村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扩大华北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范围。推进重金属污染耕地防控和修复,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加大东北黑土地保护力度。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严禁工业和城镇污染向农业农村转移。加强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落实县乡两级农村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三)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落实农业功能区制度,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生态保护成效与资金分配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地方在重点生态区位推行商品林赎买制度。健全地区间、流域上下游之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建立生态产品购买、森林碳汇等市场化补偿制度。建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制度。推行生态建设和保护以工代赈做法,提供更多生态公益岗位。 (四)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运用现代科技和管理手段,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生态经济的优势,提供更多更好的绿色生态产品和服务,促进生态和经济良性循环。加快发展森林草原旅游、河湖湿地观光、冰雪海上运动、野生动物驯养观赏等产业,积极开发观光农业、游憩休闲、健康养生、生态教育等服务。创建一批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镇和精品线路,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
结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今后的一个时期，我们农业科研人员要发挥自身优势，针对我市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部署和要求，创新科技服务方式等方面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切实谋划好我所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工作重点，创新举措以及2018年的主要工作。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迎难而上、埋头苦干、开拓进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探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模式，是一项长期而又意义非凡的伟大事业。
十九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描绘的一项项具体目标和举措，正在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带头想办法、找路子，勇于探索发展新产业，带动共同致富，让群众钱包鼓起来。敢闯敢干，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把扶贫资金用到“刀刃”上。用心治理，倡导文明新风，解决好“富脑袋”问题。
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如今，顶层已设计，前路已谋划，部署已明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更应撸起袖子苦干实干，实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美好愿景!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要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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