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读书

第1篇：美国史读书

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

一

我早年在清华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学社会学的，开始研究美国史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希望并且计划以做学问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为此，除主观条件外，还必须有客观条件，那就是要中国民富国强，社会安定。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发扬科学与民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之故，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就成为我学术活动的主流。1944年底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后来，我通过硕士论文的写作，发现两千余年的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这篇论文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得到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中、美学者的赞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王进及其中学同学叶巍读此论文后，认为它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并且提出了一个批判儒学的崭新视角，于是花了两年时间将它译为中文本，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该社李艳辉编审的支持下，以专著形式出版，全书十八万五千字，题为《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该书出版后，受到开明学术界的好评。另外，1947年9月，我到武汉大学教授社会学，承续我在硕士论文中形成的思想路线，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1948年在上海《观察》、《时与文》，南京《世纪评论》、《大学评论》，北平《自由与批判》等报刊上发表了三十篇文章，引起广泛的共鸣，后来选了二十三篇，得到武汉出版社的支持，出版了《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这两件事情说明，我的社会学研究是取得初步成果的，我开始尝到做学问的味道。如果不受干扰，我将继续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有可能取得更重要的成就。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社会学教研工作被取消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我的学术生涯不得不暂时中断，并身不由己地离开了学校。一直到1964年，武汉大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从未忘情于学术研究的我，打听到我有可能参加这个工作，于是积极申请回到武汉大学，这就是我开始研究美国史的原因。也就是说，尽管我当时对研究美国史的重要意义有较清楚的认识，也不无兴趣，但我研究美国史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二

我的美国史研究工作开始于1964年4月，大体上可以说是开始醖酿“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因此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缺乏切实可用的图书资料，我们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的。二是我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做主。开始半年，我们还为美国史研究做一些准备工作，但到10月，我便被调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直到1965年5月才回到学校。此后一年，我研究美国黑人运动史，撰写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运动简史》讲义，并应《光明日报》之约，写成“黑人暴力斗争理论的发展”一文(因时局变化，该报只寄来清样，未正式发表)。从1966年5月到1972年，我奉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美国史研究只能是在业余时间偶尔干点私活。从1973年到1978年底，我又奉命从事世界史、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联合国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多少对美国史研究有点铺垫作用，但到底不是美国史研究。因此这十三年，对于我这个美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乃是大好年华虚度。第三个问题是，当时我研究美国史，经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美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应如何评价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做根据的，违反或背离这种根据，不独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而且会招引批判甚至祸灾。因此，除紧跟经典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外，还得经常打听关于美国的事务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发了什么最新文件，以便找来阅读，作为“紧跟”的根据，否则寸步难行。一般说，当时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现当代美国史，似乎是存在一个公式的：从经济方面说，是经济危机日益频繁而且严重，几近崩溃;从政治方面说，是实行资产阶级假民主，实际是欺骗、压迫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权很不稳;从社会方面说，是机会不平等，人情冷漠，富者骄奢淫逸，贫者无家可归;从文化方面说，是粗俗浅陋，腐朽墮落;从对外关系说，是侵略扩张，失道寡助。因此，美国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下降，世界的格局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之，美国正是列宁说的一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要摆脱这个公式的束缚是极其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现在想来，由于有这种“紧跟”的负担，当时即使我能自己做主支配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我也是不可能在美国史研究中做出真正成绩的。

三

我的美国史研究的春天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个春天是怎么来的呢?上面提到的那个美国史研究的公式，是和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有关的。新中国不是以马列主义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吗?因此，列宁这本书中的所有论点都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既然这本书中说美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又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人们研究二十世纪美国史，就不能不得出“美国是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结论。但是，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日渐松动，特别是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国外关于美国和美国史的图书资料源源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甚至个别老资格的中共领导干部，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认识到：当代美国还不能说是已经“腐朽的、垂死的国家”，而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虽然还是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但总的趋势是经济不断增长，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种官方书面上的美国和日益扩大的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美国的鲜明对照，使我感到，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美国史，这种学术活动是会越来越有市场的。

另一方面，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论文的发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又给我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研究美国史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从1977年8月8日到次年4月22日，邓小平四次谆谆告诫国人，一定要重视科学和教育，否则四个现代化便是空谈。他还要求制订出具体计划予以落实。在这种形势下，1978年夏在天津召开的史学规划座谈会建议：成立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个头。据此，1979年4月21日至26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1979年1月，被控制使用多年后受命主持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工作的我，负责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关于编写《美国史》的问题，与会者达成三点共识：(一)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全面地、理性地、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形势，使得编写一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和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二)从当时情况看，我国没有一个学术单位有能力编写出这样一套《美国史》，但把各有关单位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联合攻关，是有可能的，这种组织工作交给即将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负责;(三)成立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后改名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有关教师组成的编写《美国通史》的班子(后来北大、川大和南京大学退出了，华东师大加入了)，并选举杨生茂、刘绪贻任总主编。同年11月29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实际上负起了组织编写工作的责任。后来因情况变化，我还不得不负起主编和主撰《美国通史》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和第六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的任务。

现在总结起来看，大体上可以说，在同僚和学生的协助下，我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79年至2006年，我一共发表了美国史论文和其他文章七十六篇，译文三篇。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一九零零年以来的美国史》(上、中、下三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印行了我主持翻译的《新政》。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刘末合译的《被通缉的女人》(美国黑人女英雄塔布曼传)。1984～198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三种。198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主撰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1988年，该社又出版了我主译并总校的《注视未来——乔治·布什自传》，这两本书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据说美国有四份华文报纸为后一本书的出版发了消息(我手头只有纽约《联合日报》剪报)，老布什总统还给我写了感谢信。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和刘末合译的美、苏学者合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一书。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19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艰难的旅程——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1993年，该馆又出版了我协助朱鸿恩翻译并由我总校的《罗斯福与新政(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零年)》。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存训协助我撰写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所著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1989―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杨生茂任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收入该丛书作为第五、六两卷)。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世洞共同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编撰的《战后美国史》增订本《战后美国史，1945―2000》。同年，人民出版社以这个增订本《战后美国史》作为第六卷，并请《美国通史丛书》其他各卷负责人对原书做了必要的修订，出版了共约三百万字的六卷本《美国通史》。2005年，这套《美国通史》又由中国出版集团选入“中国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这套《美国通史》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呢?我们全体参加编写人员，从制订编写这套书的计划起，就不断探讨这个问题。结合此前我国美国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使这套书具有以下五个特点：首先，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又要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并结合美国历史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要写出中国美国史著作的特点，体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纠正一些流行的对美国历史的错误和模糊认识;既要借鉴美国一些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又要消除人们对美国存有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第三，要冲破虽未公开宣布但实际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界限，不能像以往美国史出版物那样只写到二战结束时止，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今的美国。第四，要全面论述美国历史，不能只写成简单而片面的政治、经济史。第五，要运用比较丰富而新颖的资料，要附有全面扼要的外文参考书目和便利读者的索引。我们全体编写人员在写作过程中是力图体现这些特点的，但究竟做到什么程度，当然只能由读者作出判断。

从我个人来说，在学术上是否作出过什么贡献呢?外界的评论很多，大都过誉。比如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三位教授说：刘绪贻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学科规划、队伍组织、人才培养、著书立说、翻译介绍等诸方面，贡献彰著，德高望重”〔1〕;朱庭光、武文军两位研究员认为，我的美国史研究可以自成一个流派〔2〕。这都是我不敢当的。具体而言，我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我和同僚、研究生一起冲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禁区。因为经典作家没有人对二战后资本主义作过系统的学术论证，人们难以找到“根据”，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我国学者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没有一本敢写到二战后的(个别美国史著作略为涉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1979年起，我就陆续发表二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的论文。1980年，我接受了主编并参加撰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从此，除我自己发表涉及战后美国史论文外，还鼓励同僚和指导研究生发表了一系列从杜鲁门到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史论文。这样，就如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长齐世荣教授1984年4月5日给我的来信所说：“现代史、尤其是战后的当代史，一向列为禁区，无人敢碰，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值得我学习。”的确，不仅美国史研究的战后禁区，就是世界史研究的战后禁区，从此便被冲破了。(二)我成功地为罗斯福“新政”翻了案。解放以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大都对罗斯福“新政”持否定态度。有的书说：“从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新政完全代表着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3〕有的文章说：“新政摧残了人民民主权利。”〔4〕又有的文章说：“罗斯福新政与其他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办法一样，结果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5〕我查阅许多有关资料，了解到这些论断大都是“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史实并不相符。比如，罗斯福“新政”是在1939年暂时告一段落的。这一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比1932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按1958年美元计算，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一千四百一十五亿美元增长到二千零九十四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从1933年的八百九十三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九美元，垄断资本利润也增加了。因此，从1981年起，我就不断地发表文章，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将它的作用定位如下：罗斯福“新政”是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迅速地、大规模地向非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保存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生产关系，限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缓和了阶级斗争，基本上克服了1929～1933年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延长并加强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大约到1987年我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一书问世后，我国美国史和世界史的出版物中，就再也难看到否定、特别是彻底否定罗斯福“新政”的论点了。(三)我提出了两个新概念。根据上述我对罗斯福“新政”作用的定位，罗斯福“新政”作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只对资本家、银行家有利而对工人、农民有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6〕，也不同于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扩张侵略的法西斯式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西方学者称为“福利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称之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概念已被一些美国史和世界史出版物所沿用。其次，我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仍然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因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已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已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时代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世界现代史中的许多现象，如果不考虑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引起的变化，是不可能认识和阐述清楚的。这个时代新概念的成立就意味着列宁时代概念的过时，所以有勇气接受的人还不多。(四)我提出了两条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一条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须有别于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要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另一条是：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到一个相当长时期，但是，这种大规模赤字财政政策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停滞的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更加难以克服的新型经济危机——滞胀〔7〕。(五)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原理和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的理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思想体系，要从总体上发展它们，谈何容易，但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只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密切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十九世纪(主要是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一些著作中，“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他们大都“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国家不管他们，甚至把他们一脚踢开”;资产阶级则尽量榨取剩余价值，一般只习惯于原始的工业专制主义——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加强劳动强度，进行血腥镇压。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便成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随着无产阶级的逐渐强大和日益觉醒，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剝夺者就要被剝夺了。”〔8〕恩格斯在1847年末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9〕后来，列宁、斯大林也一再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就要灭亡。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爬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的美国，工业、财富、生产力高度发展，为什么没有像经典作家们预言的那样，出现“剝夺者被剝夺”的革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中找到答案的;找到答案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后来，我通过钻研经典作家、经济学家们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论著，了解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早已从一般或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大多数已成为中产阶级，不再是机器的单纯附属品，不再是活不下去;资产阶级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对工人阶级也尽量不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方法，而是一方面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一方面微妙地迎合工人的自我意识，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仍有矛盾和斗争，但已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争取活得更好些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不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改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因此，就出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以上所述，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的发展〔10〕。我是怎样发展列宁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呢?列宁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认为工人、农民将受到更严重压迫和剝削，资本家将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后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发展并非如此。我从罗斯福“新政”的研究入手，发现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德、意、日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能减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延长并加强垄断资本主义;目前，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基本上都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我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11〕。总之，如不少评论者所说，我对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是有独创见解的，但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则有待于读者判断和时间考验。

如果可以说我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时间和精力有了保证。从1979年1月到2002年，特别是1987年离休以后，我放弃了一切节假日，这二十四年来，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美国史研究上。近四年来，我虽然热心于探讨民主和法治问题，反对儒学糟粕，但也没有放弃对美国史的关注。要是像以往那样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做主，那是很难做出成绩的。其次是要对学术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增长知识，是为了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人类有益处，绝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这样才能具有学术勇气，敢于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第三是要进行学术交流，扩大学术视野。我不独感到我原来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对我的美国史研究有些帮助，我特别觉得我对经济学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对我的美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和美国一些著名美国史学家的交往，我到美国的访学和研究，我参加的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不仅使我获得许多有用的图书资料(包括第一手资料)，而且得以借鉴许多性质不同国家的美国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这对我扩大学术视野是极为有益的，也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闭关自守、唯我正确的有害的为学之道。

四

最后谈谈我研究美国史得到的主要支持和帮助以及遇到的主要阻力。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两篇文献发表后，尽管“左”倾教条主义的势力仍然雄厚，但逐渐有些比较开明的编辑、报刊、出版机构受到影响，愿意并敢于出来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打破长期思想僵化的局面了，这就是支持和阻碍我的美国史研究的社会基础。1979年，我承担编写《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一书任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为先把罗斯福“新政”的历史研究清楚，是写好这段美国史的关键。于是，我在和两位同僚拟订全书详细提纲的同时，还重点研究罗斯福“新政”。但到1980年我又接受编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时，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研究生外，愿意和敢于和我合作的同僚只剩一人。这也难怪，大家对闯禁区心有余悸嘛。1981年5月，我试写出第一篇为罗斯福“新政”翻案的论文《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在《历史教学》编辑部和杨生茂教授支持下，于同年9月问世，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这年11月，我又写出一篇观点更加鲜明的、为罗斯福“新政”翻案的论文《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12月寄《世界历史》，久久不见动静。1982年6月，《历史研究》严四光编辑读此文后为该刋约稿，但不知何故，后来又毁约。直到1983年，《世界历史》朱庭光主编向我详细了解情况后，此文才在是年该刊第二期刋出。此文发表后，引起较广泛共鸣，有些出版物全文转载。但是，由于此文对于“新政”的看法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黄绍湘教授美国史著作中对于“新政”的看法很不相同，她就写了《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12〕和《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13〕两文，对我的观点进行批驳。1985年，《世界历史》又先后发表了我和黄先生争鸣文章。本来，学术争鸣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发展学术有好处。但是，可能由于支持我的观点的人较多，黄先生就不再遵循学术争论的正途，却写信给她的朋友、当时一位领导同志告了我的状，说我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领导得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位领导同志将此告状信批转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处理，该院长又将信批转给该院所属世界历史研究所，也就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挂靠单位。该所虽然并不支持黄先生告状信(尽管黄是该所研究人员)，但它顶不住那么大政治压力，只好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转到南开大学去了事。另一个重大阻力也很有来头。解放初年，武汉市是直辖市，李尔重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杨文祥是其下属，我任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彼此相识。1983年1月14日，杨约我往见卸任河北省长回武汉市定居的原湖北省委书记李尔重，说是他想与我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但在后来的谈话中，当我提到罗斯福“新政”曾有助于美国工会运动这一铁的史实〔14〕时，他却没让我把话说完，就疾言厉色地打断我说：“这个问题英国《大宪章》运动时就解决了。罗斯福是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他还会帮助美国工会运动?”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后来我想，我们党内虽然有范文澜、李锐、顾准等这样一些真正的学者，但也有些老革命做学问忽视“真理愈辩愈明”原理，自以为真理在握，唯我正确，听不得不同意见。英国《大宪章》运动解决的主要是君主必须受宪法、法律约束的问题，罗斯福“新政”解决的主要是工人不受资本家约束自己组织工会的问题，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扯在一起?罗斯福总统是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史多年的老学者，这点常识当然用不着别人提醒，但是，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罗斯福这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其解决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是可以和其他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办法不同的。这个问题，我已在我的不少美国史著作中提醒读者了，此处不赘。据此情况，我仍请杨文祥转告李尔重前省长：过去你是市委宣传部长，我是市工会宣传部长，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你的话我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于今是合作做学术研究，你怎么能“一言堂”呢?这样，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事当然是不可能了。但后来李尔重前省长还是抓住我的美国史研究不放。现举两例：1989年，我经《湖北日报》理论部一再要求接受了采访，当我“论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的谈话2月23日在该报“理论周刊”一百五十一期发表后，当时任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尔重前省长在列席湖北省委常委会时发言说：刘绪贻在《湖北日报》发表的言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1995年5月12日，《长江日报》周末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拙文《罗斯福与中国抗日战争》，他又在湖北省委、省人大联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武汉大学有个刘绪贻，他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是个民主总统，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我说他是胡说八道。实际上，说罗斯福总统是民主总统不独斯大林在1946年论述过，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悼念罗斯福逝世的社论题目就是“民主巨星的陨落”;至于罗斯福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这是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作为一位前省委书记、前省长，他还是有机会在一个重要的所谓学术会议上点名批评一位老学者“胡说八道!”第三种阻力来自我工作的单位。现举数例：1983年11月16日，我在武汉大学校庆纪念会上以“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为题作了学术报告，很受欢迎，但因其中我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时代概念已经过时，二战后应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我所在系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于12月8日、10日、19日三次来我家劝我不要发表此文。他们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我犯错误，但其为我研究美国史所设的阻力，则是不争的事实。1983年，我接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两位著名美国史学家的邀请，准备1984年6月去意大利的贝拉焦参加一个名为“外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为此，我写了一篇准备提交会议的论文《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根据当时规定，这种论文如未公开发表，就必须由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批。由于我投往的《历史研究》迟迟不发表此文，我就提交给武汉大学党委审查。但是，武大党委审查了四个月却毫无消息。经我催促，武大党委办公室才答复道：此文有悖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请慎重处理(大意)。这种模棱两可的答复，真令我啼笑皆非。1985年至1993年，我所在的系总支硬是折腾得我的几位不大驯服但具有很大研究学问潜力的研究生，一个也没有留下，使得我们一度在国内美国史学界很有地位的美国史研究室后继无人，不得不解体。

不过幸运的是，时代毕竟有些不同了，阻力虽然很大，支持和帮助的力量也不小。黄教授的告状信尽管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秘书处搬了家，但我研究罗斯福“新政”的各种论文还是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等重要刊物上源源问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在2001年出版拙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集中发表了我研究“新政”的二十篇论文。李尔重前省长狠心攻击的我的两篇文章不独未作废，后来我还不断继续发挥此两文论点，得到各有关出版物的支持。一再被劝阻发表的《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文，1984年第五期《世界历史》还作为头条论文加了编者按予以发表，引起很大反响。《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一文，虽被当时武大党委委婉地否定，但我1983年12月寄往上海《社会科学》杂志后，该刊于1984年第二期即予以发表。《兰州学刊》还于1984年第三期发表了我大加扩充篇幅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列主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资深编审邓蜀生任责任编辑的《美国通史丛书》和《美国通史》，基本上容纳了我所有的美国史研究成果。从我个人来说，尽管多次穿过小鞋，受过难防的暗箭的伤害，但没有被强大阻力吓倒，坚持将我认为正确的研究成果全部写入《美国通史》之中，这是我老来觉得堪可告慰前贤、可以无愧于心的一件事情。2002年以来，我将可以自己支配的全部时间与精力，转于呼吁加强民主与法治，反对儒学糟粕，但往往感到阻力太大，难以克服，这是几年来令我一直很焦急、很难安心的事。

注释：

〔1〕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朱庭光：《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建议》，《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一期;武文军：《祝刘绪贻先生八十寿辰》(1993年4月29日)。

〔3〕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4〕陈玉珩：《关于罗斯福的评论问题——批判世界现代史教学中关于评价罗斯福的错误观点》，《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四期。

〔5〕顾学顺：《罗斯福新政的反动实质》，《历史教学》1960年六月号。

〔6〕请参阅拙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7〕关于这两条规律的论证，请参阅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10〕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证，请参阅拙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导论”：《战后美国社会阶级斗争新探》。

〔11〕详细论证请参阅刘绪贻、李存训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五章第五节：“新政”的根本作用与历史地位。

〔12〕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

〔13〕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

〔14〕请参阅拙文《罗斯福“新政”：劳工运动与劳方、资方、国家间的关系》，《美国研究》1992年第二期。

作者：刘绪贻

第2篇：20世纪美国课程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摘要：借用库恩的范式及范式转换的理论考察了20世纪美国课程史研究中相继兴起的传统史、社会史和新文化史三种研究范式。不同范式之间并非取代关系;推动范式转换的内在因素是不同时期美国学校课程内涵的变化和课程理论的发展;范式转换的过程体现了美国课程史研究不断增强的学科理论自觉性与开放性。

关键词：美国课程史;范式转换;传统史;社会史;新文化史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7.01.004

“范式”(paradigm)及“范式转换”(shift of paradigm)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阐释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发展演进时使用的一套概念及理论分析工具。范式一方面“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作为具体的解答谜题的模型或范例，范式“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或科学研究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新的知识或结论逐渐取代旧知识或结论的渐进过程，而是一种整个科学知识(或研究)“范式”经由危机阶段而彻底转变的过程。这一“范式转换”的过程不仅是整体性的，更是结构性的，原有范式强加于科学工作的限制在各个具体研究领域里被突破，新的范式在抛弃原有范式的基础上接纳新的更有解释力的问题、理论、方法和研究范例等，最终实现对某一领域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等的“重构”[2]。

尽管库恩的“范式”理论在其提出时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领域，但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广泛的认识论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领域而影响到了广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目前，“范式”理论已为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接受和使用。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考量20世纪的美国课程史，在教育史学理论与课程理论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史范式、社会史范式和新文化史范式相继重构了美国课程史研究在不同时期的问题领域、研究取向、研究路径及对课程历史的阐释，最终推动着美国课程史研究成为一个专业的学术领域并不断开拓新的学术空间。

一、20世纪前期：传统史范式下的

美国课程史研究传统史范式是指19世纪在西方史学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过程中形成的、以德国兰克史学为代表和指导、区别于20世纪兴起的新史学①的史学研究模式。19世纪后期，随着一批留学德国专业史家的崭露头角及德国研究班制度在美国的引人，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范式开始传人美

①最早提出“新史学”口号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1912年出版)、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主张等都是新史学的代表，新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开始雄踞史坛并风行一时，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西方史学文化的历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84、339页。朱治军：20世纪美国课程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国并促使美国的历史学走向专业化和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随后，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美国传统教育史学形成。传统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关注美国公立学校和正规教育，并在研究中采取二分法，即将教育史分为教育制度史(主要是学校教育制度史尤其关注公立学校)和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史;在研究取向上，秉持美国20世纪前期盛行的冲突——进步史观，并致力于对科学信念的追求;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史料的考证与辩伪，信奉官方档案、公文等第一手资料;在阐释历史方面，注重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地再现历史，重视叙述和直接呈现史料，排斥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解读历史。

传统史范式在20世纪前期的美国教育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塑造了诞生于20世纪早期的美国课程史研究。美国早期的课程史研究作品如《第二十六期年刊》《马萨诸塞州高中的兴起》《1865年之前新英格兰地区高中的起源和发展》等均受到了传统史范式的影响。《第二十六期年刊》的问世被拉尔夫·泰勒(Ralph W. Tyler)视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课程事件之一[3]。该年刊由哈德罗·拉格(Harold O. Rugg)任主席的美国“课程编制委员会”集体撰写，主要通过收集和展示20世纪早期美国各教育委员会留下的课程改革记录和档案，回顾了自19世纪以来美国学校课程发展与更新的百年历程，并以调查报告的形式详细呈现了20世纪前20年美国不同地区公立中小学课程的编制、修订、管理、实施、评价及教师培训等情况，以及11所私立实验学校的课程编制与改革情况[4]。英格里斯(Alexander James Inglis)的《马萨诸塞州高中的兴起》主要考察了阅读、写作、英语语法、正字法、算术、地理、账务、美国史等科目在美国学校课程中出现的时间、开设情况、教学要求、演变状况等[5]。格里泽尔(Emit Duncan Grizzell)的《1865年之前新英格兰地区高中的起源和发展》对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高中课程的起源、设置与发展状况等做了类似的考察[6]。

受傳统史研究范式的影响，这些早期的课程史研究作品大多秉持传统史学的进步史观和英雄史观，把课程史狭隘地理解为美国公立学校的课程科目演进史及帕克(Francis W. Parker)、杜威(John Dewey)等精英人物的课程实验史，将学校课程的发展视为科学、进步与民主力量持续胜利的过程。美国著名课程史专家克里伯德(Herbert M. Kliebard)批判这种史观为“非历史”(ahistorical)的立场，认为这种观点所理解的课程史不仅是不协调的，而且是具有破坏性的，它导致了课程领域某些不朽的迷思和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7]。此外，早期课程史的书写方式明显受到传统史学实证主义的影响，注重不偏不倚的叙述和原始材料的呈现，而缺乏与历史的深入对话和对历史的深刻阐释。这使得早期课程史研究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时表现出经验主义和简单化的特点，缺乏历史研究应有的批判精神和历史洞察力。

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史范式

对美国课程史研究的重构传统史范式及其影响下的课程史研究曾于20世纪前半叶占据重要地位。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社会史勃然兴起。社会史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史学内部对传统政治军事史范式的不满和批判，另一方面，二战后社会科学理论的繁荣为史学变革提供了方向和可资利用的解释工具。同时，20世纪世界的动荡性和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也迫使一些历史学家去思考这些变化和复杂性的历史根源。他们开始突破传统史学的束缚，将视角投向历史的长时段和共时性结构，并尝试运用社会科学的工具对历史及历史背后的复杂意义进行阐释。社会史范式由此产生。社会史范式的首要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研究，即主张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通过探寻多重社会要素之間的深层结构性联系，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为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全面化、具象化和谱系化[8]。社会史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主张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工具阐释历史背后的深刻意义。

在社会史范式的影响下，课程史研究者开始将学校课程变革纳入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变革之中，视课程变革为社会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致力于探索课程改革的理念和实践与当时社会和政治冲突之间的互动和关联，揭示各种课程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发生作用的复杂性。克里伯德抛弃了孤立地研究学校课程变革的传统做法，将课程史放在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种社会集团的冲突之中加以理解，致力于揭示形塑课程变革的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制衡与矛盾关系。在他看来，美国现代课程的变迁并非是某个单一运动主导的产物，而是不同阶层和各种利益集团在不同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围绕课程主导权展开权力争夺和竞逐的结果。在《美国课程的奋斗》一书中，他援引社会学术语“混重化”[9]175(hybridization)来描述20世纪前期影响美国学校课程样貌变化的各种竞逐势力，认为先后有四种势力加入这场竞逐：人文主义者(humanists)、儿童发展论者(developmentalists)、社会效率(social efficiency)主张者和社会重建论者(social meliorists)。他们各自持不同的意识形态，为竞逐对课程的支配和控制权而相互论辩何种知识最有价值。在此过程中，或许某一派势力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下占据上风，但始终没有一派取得压倒性胜利或者完全无条件投降。克里伯德用“一条汇聚数股支流的溪流”[9]208来比喻学校课程的发展样态，各条支流或许因气候和其他条件的优劣状况而有相对的强弱之别，但没有一条支流在前进的过程中完全干涸。

20世纪70年代，受知识社会学的影响，探讨学校科目与各种外在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科目史研究成为课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路径。科目史研究的重要代表是英国的课程史专家古德森(Ivor F. Goodson)。古德森认为，那些长期存在于教育现场中且在大多数教师心目中似乎已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规范或共识的科目，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种“社会历史建构物”[10]，学校科目合法性的确立背后不仅具有复杂的历史过程，更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意蕴。在《学校科目与课程变迁》一书中，古德森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学校科目内部和科目之间的变化模式和冲突过程，以1960至1970年代间英国综合中学的改革为背景，探讨了地理、生物和乡村研究三个科目的历史演变及与环境研究之间的关系，认为学校科目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各种亚群体和传统的不断翻新的结合物，科目确立的背后隐含着活跃于课程利益群体内部的相互冲突的个体和亚群体围绕地位、资源、势力范围所展开的冲突和争夺，而这些张力成为了科目演化模式形成的根源[11]。受古德森的影响，课程学者波普克维茨(Thomas S. Popkewitz)成为科目史的研究范式在美国的重要实践者。波氏在其主编的《学校科目的形成：创建美国制度的斗争》[12]一书中组织多位专家分别考察了艺术、阅读与写作、生物、数学、社会科等科目在美国学校中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揭示了科目形成背后蕴含的各专业利益团体通过相互竞争利用学校传达某种特殊目的和价值的本质。波氏还受后现代及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将外在社会论述(discourse)、学校科目知识以及主体建构三者加以联结，试图打破科目知识形成过程中宰制者与被宰制者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探讨学校科目知识系统如何在教师日常教学和学生主体建构中产生作用。科目史研究曾一度盛行于美国的课程研究界。据统计，在美国课程史研究协会和美国教育研究会的会议上提交的所有关于课程史主题的论文中，有关科目领域的研究约占20%，在各类课程史研究中占最高比例[13]。

除探讨课程、科目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的复杂关系之外，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工具阐释课程历史背后的深层意义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课程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事实上，上述克里伯德和波普克维茨的研究已经体现了知识社会学和新教育社会学理论在阐释课程史实质与意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也作为解释工具被用于对美国课程史的分析中。课程学者阿普尔(Michael W. Apple)认为，霸权是指“一个意义和实践的有组织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14]5，霸权意识常来自于不平等的经济和文化控制，同时也导向不平等的经济和文化控制的创造。阿普尔将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运用到对学校课程及课程史的研究中，认为课程知识的存在并非纯然客观中立，而是蕴含着各种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功能并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反映。阿普尔的课程史研究致力于探究过去和当代的课程知识如何反映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及官方的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学校课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为学生、教师及大众所接受。在《课程历史与社会控制》中，阿普尔揭示了19世纪中后期美国都市化进程中学校课程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实质，认为面对工业化和移民之于社会秩序的压力，学校课程中强调文化顺从的道德价值日益与社会经济的意识形态和目的相耦合，从而推动学校成为“为解决城市贫困与大众道德沦丧等问题并逐渐使个体适应于各自在工业经济中位置的基本机构”[14]77。在此过程中，课程充当了发展“社会一体化”和形塑“社会同质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工具。富兰克林(Barry M. Faraklin)在《建构美国共同体：学校课程与追求社会控制》中将“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引入课程史研究中。他在详细梳理了“社会控制”思想在美国课程领域的起源和来龙去脉之后，以1930至1955年间明尼阿波利斯的地方课程变革为个案考察了社会控制取向在课程实践中的表现及影响，从批判的视角揭示了社区、课程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15]。

社会史范式在课程史研究中的运用，实现了对美国课程史研究的问题领域和研究路径的重要重构，课程史研究的重心从关注学校课程的形式与内容转向揭示不同历史脉络中各种社会力量对学校课程形成和运作的影响，探寻课程史背后的知识权力逻辑，揭示课程史本身的社会史本质。课程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大大拓展，其研究路径不断多元，研究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洞察力和对课程历史的解释力度不断提升。这为美国课程史研究获得学术认同和赢得学术声誉增加了重要筹码。美国课程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和独立的学术领域。

三、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文化史

范式下美国课程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自20世纪80年代始，新文化史研究逐渐取代社会史成为西方史学发展的又一重要转向。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兴起既缘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对历史学的外部挑战，又是西方史学内部进行自我反省的结果。受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反中心、反基础和反本质主义的影响，传统史学寻求历史的规律、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要求史学家不偏不倚地解释历史与社会的学术诉求遭到批判，历史研究者开始不再相信真理和历史规律的存在，而要求摧毁历史的整体性、统一性和一致性，强调人类过去的间断性、个别性和差异性。同时，在史学内部，人们发现即成的社会史范式和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尽管为社会历史变迁提供了良好的证据，却因其宏大叙事模式和“自上而下”的视角而无法对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做出更好的解释。于是研究者开始将目光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转向社会文化领域，借助于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的旗手林·亨特(Lynn Hunt)视文化为“认同形成的地方”和“解釋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她指出新文化史的研究任务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深挖。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16]。具体而言，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特征有：①摈弃传统史观唯精英人物和知识阶层的狭隘偏见，运用自下而上的视角致力于还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并注重用多重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②用身份、意识和心态等替代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经济基础，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③主张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厚描述”;④重申历史叙述的表达方法。

当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发生之时，美国的课程理论研究也悄然发生着重心的转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泰勒原理”为代表、以工具理性的为特征的课程开发范式日益受到人文主义者的深刻批判。在课程开发范式主导下，行为评价、目标管理、等级差异、学科分离等在学校课程中大行其道，个体的知识、经验、意义、内心世界、主观感受等则被排斥在课程之外，课程日益变成了与个体情境无涉、极度缺乏人文关怀、情感寄托与生命力的蛮荒之地。深刻的危机促使课程专家重新思考课程和教育之于个体和社会的意义。以施瓦布(Joseph J. Schwab)、派纳(William F. Pinar)、格鲁梅特(M. R. Grumet)和阿普尔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甚至直接宣布传统课程领域已经“死亡”，他们借助于现象学、自传学、存在主义、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和方法对课程的概念、理论、实践、意义和历史等进行反思、批判和重建，蔚然形成了课程领域的概念重建运动。在这场重拾人文精神的课程理论革新运动的触及下，美国课程理论研究开始从关注课程的技术层面逐渐转向审视课程中个体的意义生成过程和存在状态，思考课程变革中的文化因素和教师、学生的日常生活体验及文化表达层面。课程研究范式从“课程开发”走向了“课程理解”。

在史学研究与课程理论转向的双重影响下，“文化研究”的视野很快被引入课程史研究实践中。美国课程史研究开始与新文化史展开互动，课程史领域出现了类似于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

科恩(Sol Cohen)率先将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引入对学校教育和课程史的研究中。在《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电影：教育反抗影像》一文中，他超越了狭隘的历史论述文本(档案、史书、教科书、论文等)，主张将影片纳入史料范围，作为历史再现的合法形式及文化与教育的历史探索与解释的重要证据。他指出，电影是一种重要的历史信息承载物和文化人工制品，“电影潜在地比书写文本更有力量且更有效率地承载着观念与资讯”[17]，因此，在教育史和课程史研究中，不能忽视作为“教育世界重要报道”的教育影片的重要性。在文中，他以影片《死亡诗社》为解读文本，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学校文化所代表的强势话语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和教师的自由情感与美好体验的压制和伤害，揭示了学校教育(课程)背后暗藏的话语冲突和文化霸权。除此之外，科恩在《挑战正统：迈向新教育文化史》[18]一书中，阐述了福柯、海登·怀特、格尔茨等人的文学评论、话语分析和文化人类学理论及方法对重新理解学校课程实践的文化(话语)结构及其历史变迁的重要意义，为课程文化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持。

作为课程文化史的另一开拓者，波普克维茨将福柯的系谱学、话语、权力等理论引入对课程史的分析中，开拓了福柯式的课程文化史研究路径。波普克维茨放弃了阿普尔等人从社会学的观点分析课程中的权力宰制关系的研究进路，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教育活动中支配阶层的意识与文化上，并以历史探究的方式寻绎课程发展过程中各种权威理念的生成过程。在《文化史与教育》[19]一书中，波普克维茨召集了来自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冰岛、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多位学者，运用新文化史的方法对学校教育、课程、训导、教育改革、师资培训等多个主题进行了文化史取向的研究。在《理性与权力的生成：课程史与智识传统》一文中，波普克维茨援引福柯的规训理论，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课程知识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的“规训”作用。他指出，自宗教改革以来，课程便充当了学校教育中管制与规训的机制。学校课程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规定学习内容的界限，筛选出所谓最有价值的知识，课程知识形成的背后蕴含着人们据以理解世界和自我的规则和标准，从而不断限定着个人自我认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20]。

受新文化史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开始放弃对重大课程事件的宏观叙事，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课程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普通教师的日常生活经验上，考察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文化表达”实践来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和日常生活的意义。葆拉·萨尔维奥(Paula M. Salvio)将教师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记述实践视为一种“涉及社会经验和道德评价等诸多领域”的功能强大的介质，认为教师和准教师们正是通过这一介质来建构起种种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多维文化身份[21]4142。他从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大众文化笔记”(Popular Cultural Notebooks)研究中获得启发，主张对记录教师语言、文字、交际等表达素材的档案袋(portfolios)进行研究，以此来识别教师个体对自身文化群体所怀有的内在观念、价值和情感，确认教师个体的文化身份。研究发现，档案袋中收集的素材代表了不同的符号媒介，并提供了借以锻造教师身份的广阔的社会背景，它们在教学中扮演着“教具和文化客体”的角色，准教师们正是运用这种文化客体去建构多样化的社会背景，并在这种社会背景中形成和训练他们的文字读写能力[21]43。

尽管新文化史范式的课程史研究尚未被美国课程史学者广泛接受和应用于实践，但“文化转向”之于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它开启了一种新的分析路径——用文化而非用政治、经济或社会的措辞来解释课程历史和学校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表达实践。这一研究路径不仅为学校实践空间日益萎缩的美国课程学者创造了新的实践空间与范式，而且，通过对美国学校中的支配性文化展开福柯式的历史揭示，推动着课程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批判实践[22]。

四、余论

以上从学术范式变迁的视角勾勒了20世纪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和相应的表现。在理解当代美国课程史研究的不同范式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美国课程史不同研究范式的转换，既不意味着新的研究范式对旧有研究范式的彻底否定，也不意味着某一研究范式在当前课程史研究中成为惟一的或主导的范式。不同于自然科学范式转换中的彻底否定性要求——新的范式在彻底否定原有范式的基础上存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新研究范式都不可能完全容纳原有研究模式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论，而只意味着对旧有研究模式在处理对象、问题领域、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等方面的修正、补充或升华。这由人文社会科学独特的学术情境和学科特征决定。具体到美国课程史，三种研究范式尽管先后出现，却并非线性取代关系。在当前的学术背景下，虽然新文化史范式被不少研究者所推崇，但传统史和社会史范式并未完全退出市场，而依然具有广阔的施展空间。事实上，当前的美国课程史研究呈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多元化、跨学科、综合化研究趋势，这无疑得益于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取长补短和相互融合。

其次，课程史研究范式的转换与不同时期课程内涵的变化和课程理论的发展具有内在关联，课程史与课程理论的互动推动着美国课程领域的纵深发展。在“课程开发”范式主导下，课程被视为一种提供能力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一种“经济地、社会地生产有用公民”的流水线，课程理论被简单地理解为课程开发的原理，并被置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基础之上。这种科学和技术理性直接导致研究者对课程史缺乏兴趣，少有的课程史研究也只能采取与传统教育史相类似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当“课程开发”范式逐渐被“课程理解”取代，课程突破其学校科目的主题，被视为一种由不同社会信念、政治信条、专业期望、阶级忠诚、经济动机等所决定的“文化人工制品”时，课程史研究相应地从关注学校教什么，转为关注由谁来教，以及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知识被分配给谁的问题，课程史研究的社会史范式由此形成。当后现代、后结构和语言学的影响袭来之时，课程又被视为一个文化实践与再生产的场域，一种基于多元主义价值的“文本”和“话语”，课程史研究又相应地转向通过对学校课程进行文化向度的阐释，寻绎隐藏在课程历史背后的文化表达及学校课程折射出的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理性规则与共识。由此不难发现，美国课程史的范式转换与课程概念内涵的变化和课程理论的发展密切关联。课程理论的发展为课程史提供了诸多的面向和不断深入阐释的空间，课程史研究则在促进课程领域摆脱“非历史”状态的过程中，成为一种独特的课程理论探究方式，二者的互动推动着课程领域的发展。

最后，20世纪美国课程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体现了课程史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的学科理论自觉性和开放性的不断增强。早期的美国课程史研究是作为传统教育史的次领域出现的，研究者大致采取与传统教育史相似的处理方式来进行课程史研究，而并未对课程史研究在问题领域、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予以思考。课程史研究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在反思课程史不同于教育史之独特性及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来改进课程史研究中形成了课程史研究的社会史范式，贝拉克(Arno A. Bellack)、克里伯德、富兰克林等人开始确定课程史研究的问题领域和研究目的，并推动成立了美国课程史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urriculum History)。课程史研究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并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进入九十年代，在借鉴吸收了现象学、诠释学、批判理论、后现代后结构理论及文化研究理论等学术养分后，美国课程史研究的新文化史范式得以形成，课程史的学术空间和研究路径进一步被拓展和丰富。可以说，正是美国课程史研究不断增强的学科理论自觉性和开放性，推动着今日的课程史研究成为一個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研究内涵难以清晰界定却充满着“无限想象空间与开创性”[23]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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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翠环】

Key words： American curriculum history; paradigm shift; tradition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new cultural history

作者：朱治军

第3篇：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回顾与前瞻

晚清士人在最初接触美国历史知识时，就曾涉及早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到了美国立国的历史;徐继畲在所著《瀛环志略》中，则对乔治·华盛顿和美国建国史做了一些介绍。到20世纪初年，美国革命、华盛顿和《美国宪法》的名称以及相关史事，不时出现在中国改革派和革命家的政论时评当中。但是，关于美国早期史的学术性探讨，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从20世纪初到1978年的3/4世纪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处在草创时期，美国史也不例外。除了一般通史性著作中涉及美国早期的史事以外，专门的早期史著述可谓凤毛麟角。197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早期史领域的专著寥寥可数，但论文的数量已然相当可观，涉及的课题逐渐增多，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与此同时，未来早期史研究的重点和走向，也变得逐渐清晰明朗起来。

这里所说的美国早期史，是指1815年以前的美国史。在中国大学历史专业本科的世界史教学中，美国早期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般的世界史教科书，通常用一章的篇幅讲述北美殖民地和美国革命的历史。但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早期史却并不受重视。专门研究美国早期史的人，包括研究生在内，可能不到20人。在国内的研究者中间似乎存在一种未曾明言的看法，觉得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只是美国建国的背景，而建国初期的美国也不过是一个无足重轻的“蕞尔小国”;研究美国史，应当以内战后、特别是20世纪已然强大的美国为重点。也许是由于相似的原因，在内战以来的美国史中，外交史又格外受青睐，研究人员和研究论著的数目，几乎相当于美国史其他所有领域。直到目前，这种局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比较不同时期性质相近的专题的文献数量，同样可以说明早期史相对不受重视的状况。在1979～2007年的中文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华盛顿之名的文章有77篇，含有杰斐逊之名的文章有71篇;而含有林肯之名的文章有186篇，含有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名的文章更多达366篇。在同期的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独立战争”(或“美国革命”)字样的文章，只有108篇，而含有“内战”(或“南北战争”)字样的文章，则达到170篇。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说，早期史成了某种“思想偏见”和“学术势利眼”的受害者。

其实，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起步，并不晚于美国史的其他领域。老一代学者对此无疑有开拓之功。黄绍湘教授、丁则民教授、张友伦教授等前辈学者，都曾发表过美国早期史方面的论著。特别是黄绍湘教授在1957年推出的《美国早期发展史》，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奠基性著作。全书叙述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直至“门罗宣言”发表约300余年的美国历史，内容涉及“北美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独立战争，制宪会议，以及早期共和国时期。作者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线索”来构筑美国早期史的框架，对1823年以前美国历史上的各种重要事件和趋势作了叙述和评论;重视“人民群众”在早期历史中的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独立和革命、争取民主的最坚定力量，同时对建国一代领导人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作者参考了早期史各个领域的多种代表性著作，并利用了若干种基本史料集和历史人物文集;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这可算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著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书中附有历史图片、地图、大事年表、参考书目、译名对照表和索引，便于读者阅读，而这种优点正是后来许多学术书籍所缺乏的。

在老一代学者中，专门研究早期史的有刘祚昌教授和齐文颖教授。刘祚昌教授是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一部160页的美国独立战争史;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更是集中研究美国早期史，在关于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制度、奴隶制的起源、美国革命和杰斐逊的研究方面建树甚多。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美国革命的成就和影响的论述，挑战了美国学者50、60年代的观点，弥补了国内研究的不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关于托马斯·杰斐逊民主思想的论述，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关注。他于1990年出版《杰斐逊传》，2005年又推出了长达百万余字的《杰斐逊全传》。后者是目前国内最有分量的美国早期史著作。这部巨著不仅体现了深厚的文史功力，而且反映了一个中国学者对美国早期史的独到认识。他在研究和写作中着力追求外国史研究的“本土化”：一方面比照中国历史人物和传统价值观念来诠释杰斐逊的思想和人格，同时在表述中采用古雅流畅的文字，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对于这种尝试，美国史同仁可能会见仁见智，但他这种探索外国史研究“本土化”的良苦用心，无疑是令人感佩的。

齐文颖教授不仅在殖民地时期教育史和美国革命史方面有独到的建树，而且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美国早期史硕士点，为国内早期史研究人员的培养开启了先河。她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先后指导了10余名早期史研究生，其中一些人后来到美国深造，在学术上有了新的发展。这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涉及的问题包括：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种植业、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北美的“光荣革命”、殖民地的“代役租”、殖民地时期的妇女、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英国“文艺复兴”与北美殖民地移民等。这些问题都属于美国建国以前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在中国以往的美国史教学和研究中，并没有独立的意义，仅仅被视为美国革命的背景。她倡导研究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就是要突破这种“旧框架”。同时，她在北大进行了以早期史为重点的美国史学科建设，与外国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先后邀请美国和英国的早期史名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斯坦利·卡茨(Stanley N.Katz)、迈克尔·坎曼(Michael G.Kammen)、玛丽·诺顿(Mary Beth Norton)、J.R.波尔(J.R.Pole)到北大讲学;她主持收集了大量图书资料，至今仍然在研究和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可视为一个真正起步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涉猎早期史的作者增多，发表的论文约有150篇。多数论文属于政治史领域，涉及美国早期的主要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和建国先辈等，具体包括早期奴隶制、“契约奴”、清教、议会制度、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亚当斯、托马斯·潘恩、汉密尔顿、麦迪逊等。1990年以来，早期史研究的领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仍然集中于前述重要的事件、制度和人物，特别是殖民地政治、美国革命、联邦宪法、1812年战争和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汉密尔顿和潘恩等人物。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论文数量显著增加，17年间的论文总数达到310篇左右，以10年平均计算，大大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10年;第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探讨的问题相对比较具体，使用的原始文献有所增加;第三，观点和解释越来越具有开放性，

教条化的独断论语式开始淡出早期史的写作。这表明，虽然专门的研究人员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论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一些可喜的变化。

在讨论美国早期史上的各种问题时，中国学者表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取向。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基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但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词句，往往作为直接引语出现在许多文章中，甚至是作为论据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转化为一种方法和分析工具，或者内化为建构解释框架的一种要素。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美国早期发展史》，运用当时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梳理了美国早期历史的脉络，并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来解释早期史上各种事件和制度的性质与意义。例如，独立战争被视为“北美殖民地资产阶级”“要求建立适合当时蓬勃发展着的生产力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早期史中也经常得到运用。例如，美国北部的工商业者被称作“资产阶级”;美国革命被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所建立的政体，被称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下层民众与社会精英的冲突，被视为“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学者试图用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来解释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认为战争必然经历“武装起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四个阶段;美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致。由于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动力”的理论，中国学者比较注重普通民众、黑人和妇女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中国学者尝试吸收和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的理论概念，对早期史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有一篇博士论文尝试运用国家建构理论来分析邦联国会的运作及其意义，力图说明美国早期国家构建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充分肯定了邦联作为美国最初国家形态的地位。有的学者试图借助政治文化的概念来研究早期政治思想，以突破片面关注精英文本的局限，将普通人的政治观念和见解，纳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野。还有学者利用社会学和宗教学的理论，并从“跨大西洋视野”来研究北美奴隶制和黑人文化的变迁。当然，这类尝试大体上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由于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理论不够发达，中国学者所能借助的理论资源，大多来自欧美学术界;如何借助外来的理论资源而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努力探索的问题。

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资料的缺乏曾经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资料积累严重不足，早期史领域的资料尤其匮乏。因此，多数学者在写作时主要依靠从美国和苏联学者的著作中摘引史料。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写道：“布尔斯廷的《美国人：殖民地时代的经验》一书，对殖民地时期政治、战争、宗教、科学、出版、语言风格、医药、艺术各方面的情况如数家珍，在我们研究殖民地时期美国历史时，这些具体史料，还得参考、择优选用。”以严格的标准来看，布尔斯廷的这部书属于通论性著述，转引其中的史料须极为慎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看到布尔斯廷著作的原文，乃是一件令不少研究者羡慕的事。在研究美国宪法的制定时，能够使用麦迪逊的《1787年联邦会议辩论记录》和海因曼等人编辑的《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集》，就已经难能可贵了。美国建国先辈的个人文件集，在国内一些图书馆能够找到，但大多不完整。另外，由于条件的限制，当年许多研究人员没有经过正规的美国史研究训练，对于利用原始文献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解读史料的技能也存在局限，因而有些国内能够获取的第一手文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获取美国早期史资料的渠道逐渐拓展，美国史文献资料的建设不断取得进步，利用史料的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刘祚昌教授关于杰斐逊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多种版本的杰斐逊文件集和著作集;研究汉密尔顿的文章，大多引用了汉密尔顿的文件集和著作集。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各高校数字化资料建设的进展，借助网络获取早期史资料和研究文献的途径，变得越来越便捷，这对于提升研究水平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近年来，南开大学等高校图书馆连续开通了里德克斯(Readex)公司的“美利坚档案”系列数据库、盖尔(Gale)公司的“18世纪文献”数据库和“早期英文图书”数据库;加上“JSTOR”“EBSCO”“Pro-Quest”系列数据库，以及大量免费数字化文献网站，当前研究者可以大为方便地利用各种史料，并掌握相关的研究信息。最近，一个研究约翰·温斯罗普的博士生，通过多种渠道找到了温斯罗普著作的各种版本，以及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和一些村镇的档案汇编;一个研究邦联国会的博士生，从网上获得了全套《邦联国会日志》和全套《邦联国会成员通信集》。她们都没有获得到美国做研究的机会，但在资料工作上达到了这种程度，这在数年以前乃是无法想象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早期史和外交史一样，已成为国内美国史研究中资料条件最好的领域，其发展潜力确实是鼓舞人心的。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比较关注美国早期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不少成果，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与不足。梳理关于这些问题的主要观点，能较具体地看出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路径，了解其进展与欠缺，并可从中洞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和学术风气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下面将要提到的种种不足与局限，主要是具体的政治环境和研究条件的制约所造成的，我们对此要抱一种“了解之同情”。

美国历史的开端，曾是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一般的美国史教科书，都会用一定的篇幅叙述欧洲移民达到以前印第安人的分布及其社会状况。但是，土著居民的历史与美国历史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仅仅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背景，还是美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致在美国史学界有人明确提出以不同文化交汇作为美国历史起源的同时，中国学者也曾认真地讨论过这一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一次美国史研讨会上，中国学者讨论了如何看待北美殖民地建立以前的印第安人历史这一问题。有的学者提出，美国历史的上端是与欧洲的“封建社会”相连的，因而印第安人的历史不能算作美国历史的开端;另一种意见认为，印第安人的历史应当作为美国的古代史，而殖民地建立以后的历史，只能算作美国的“近代史”。黄绍湘教授为此专门撰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她认为，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连续性、人口的人种和血统联系、美国文化的渊源等各个方面来看，“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与美国历史的关系都不密切，因此，美国历史的开端只能以殖民地的建立为标志，而此前印第安人的历史属于“世界古代史”，而不能视为美国的古代史。这一论断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主流看法，而一般的教科书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来处理印第安人的历史：叙述和介绍殖民地建立以前印第安人的状况，以作为殖民地建立的背景;在

考察“美利坚民族”和“美利坚文明”的形成时，通常不把土著居民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不过，如果仅仅把印第安人的存在作为欧洲裔居民经历的背景来处理，就容易过滤掉美国早期历史和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学者对早期土著居民的历史、早期黑人的历史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进一步探明了美国历史和文化起源的复杂性。这类研究成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印第安人历史与美国历史开端的关系，是一种有益的参照。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乃是中国学者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在独立战争前后“美利坚民族”已经形成。这个判断的依据来自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共同的语言(英语)、共同的地域(北美)、共同的经济生活(统一的内部市场)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以求实精神为主的民族性格和资产阶级民族文化)。至于具体的形成时间，则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美利坚民族”在反印花税法时期就已经形成，因此，独立战争就很自然地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是一场“殖民地反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革命”。另一种看法是，“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始于殖民地的建立，经历渐进时期、急进时期和跃进时期，而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则是美利坚民族形成的标志。这种认为“美利坚民族”形成于独立战争以前的观点，后来受到了质疑。有的文章从经济角度考察“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认为在独立战争以前，“美利坚民族”并不是一个“既存事实”，而只是处在正在形成的趋势当中，这个过程直到“南北战争之前”或经过“南北战争”才完成。还有的文章提出，不仅独立战争前没有形成“美利坚民族”，独立以后直到1812年战争时期，美国人还有“与英国民族认同的意识”;“美利坚民族的整体意识和精神”直到重建时期才形成。还有论者质疑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及其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论述，梳理了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并以“民族自我意识”为主要指标，把“美利坚民族”的“雏形”形成的时间确定为18世纪60、70年代。

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这些讨论，基本上停留于理论思辨的层面，而缺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多数文章的论述策略是，首先确立“民族”的某些标志，然后从历史教科书中选取与这些标志相吻合的事例，最后提出一个结论。这种论述方式类似理论性和概念性的论辩，与历史学的研究范式相去甚远。此外，多数论者没有考虑民族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对美国早期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缺乏透彻的了解，尤其是几乎无人涉猎有关“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具体问题：“美利坚人”在早期的具体含义及其变化，种族和文化交汇对于“美利坚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影响，英格兰人对于“美利坚人”的认知及其与“美利坚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系，冠以“美利坚”名称的社团的主旨和活动对于“美利坚人”形成的意义，等等。在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出现这种状况固然不难理解;但长期停留于这个层次，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了。

现在看来，所谓“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是一个理论色彩比较浓厚的“非历史”问题。为什么中国学者会如此热衷于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呢?其中可能牵涉到这样一个因素：“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同独立战争的起因和性质有着直接的关联。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普遍将独立战争视为“资产阶级民族解放战争”或“殖民地解放战争”，“属于殖民地革命的类型”。如果在独立战争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美利坚民族”，这种立论显然就难以成立。中国学者通常用亚、非殖民地与欧洲列强的关系模式，来看待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居民称作“母国”)的关系，认定是英国的“殖民压迫”导致了殖民地的反抗。他们对于“帝国学派”的观点，一般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他们相信，正是反对“殖民压迫”的“正义性”，决定了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最终必然“以弱胜强”。

显然，这种立论方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英属北美殖民地乃是英国人控制、英国人居住的海外领地，它的独立显然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独立宣言》诉诸的逻辑，乃是政治共同体内部人民反抗不公正统治的权利，而不是反殖民主义或民族解放的思想意识。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陆续有人撰文对独立战争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见解。有一篇文章从民族意识形成的角度，否认了独立战争是“民族独立战争”的说法。还有文章从殖民地的性质、殖民地居民的法律地位、英国殖民地政策的后果、“新殖民地政策”及其反响、殖民地独立的内在逻辑等问题着眼，提出了独立战争并没有反殖民主义的思想特征，也不是“民族解放战争”，而只是英帝国内部的政治分离运动。

中国学者对于美国早期“民主”也颇为关注。多数学者相信，殖民地的政治结构中存在若干“民主”的因素，清教思想中包含着“民主”的因子，议会制度乃是“民主”的体现;在美国革命中，由于“人民群众”和“民主派”的斗争，“民主化”得到进一步推进，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美国革命通常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期间，存在一场“美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787年宪法制定。“民主”被视为美国革命的主导性诉求，“民主”的思想意识渗透到美国革命的各个层面。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提到，《独立宣言》“阐明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原则”，是“人民民主主权的宣言书”。刘祚昌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撰文，批评罗伯特·布朗等“新保守派”史家的观点，认为美国革命不仅赢得了独立，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民主成果”;而这些“民主”成果的取得，乃是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结果。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力量，可以分成“民主派”(代表农民、边疆拓荒者、工匠、工人、小店主以及黑人的利益)和“保守派”(主要由富商、大种植场主、收入丰厚的律师、圣公会及公理会的牧师组成)，而争取“民主”的斗争，就是两派之间的较量。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关于美国早期“民主”的讨论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宽泛地使用“民主”一词，把“民主”作为涉及“人民”的一切事物的总称。例如，1787年宪法中的分权机制，被理解为体现了“民主政府的原则”;宪法没有包含“权利法案”，被说成是“完全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早期政治人物批评“民主”的言论，往往被当成一般意义上的“反民主”观点;而共和党和联邦党的冲突，则被理解为“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第二，用当前的民主概念看待美国革命时期的“民主”，或者把美国民主视为一种从诞生到现在并未发生多少变化的事物。研究者一般采用当前流行的某种“民主”的定义，来观察殖民地和革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若发现其中有与之相合者，就确定为“民主因素”或“民主雏形”。正是基于这种方式，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的召开，被解释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轫”;而革命者没有做到当前民主政治所要求的事情，即被判定为革命的“局限性”。

国内外学者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美国早期“民主”问题可能远比我们所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如果缺乏历史主义意识，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理解史料，就会对它做出简单化的处理。以杰斐逊为例，他通常被称作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所推动的废除长子继承制、实现宗教自由的措施，被视为“民主改革”。但实际上他所推崇的不过是“德才兼备”的“自然贵族”的统治，这是一种“共和主义”的精英政治观，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杰斐逊长期未从正面意义来使用“民主”或“民主派”等词汇，他后来被塑造成“民主”的倡导者，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早期民主观念的转变，同时也与杰斐逊本人晚年改变了对民主的态度有关。又如，美国宪法中的人民主权、有限政府、分权与制衡、文官控制军队等原则，被笼统地称作“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其实，这些原则的起源和形成，非但与民主无关，而且大多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他们本是君主制和贵族制的产物，后来之所以成了美国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与革命期间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和重新建构有直接的关系，也离不开19世纪初期以来美国政治的非精英化趋势的发展。如果不考虑美国历史上民主概念的演变和政治生活的变化，不假思索地用当前的观念反观历史中的某些因素，就会导致“非历史”的看法。

1787年制宪会议和美国早期宪政，也是中国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最初的论著大多集中于讨论美国宪法的性质和制宪者的动机。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期，中国学者用“进步”、“反动”、“资产阶级”、“统治工具”一类概念范畴，来看待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及其意义;费城制宪会议和1787年宪法的生效，一般没有包括在美国革命的范畴之内，而被视为是对革命的反动或倒退。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认为，制宪会议“由资产阶级反动派所把持”，宪法肯定和保护奴隶制，而且条文中包含不少“关于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规定”;因此，“美国宪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强化国家机器以保障他们的权益和维护有利于他们的社会秩序的工具而已”，是“实现两大剥削阶级——北部的商人和南部的奴隶主的意志的法律，它的目的是加强资产阶级专政和警卫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剥削制”。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两年，萨师炯先生发表文章讨论美国宪法，认为它是对“包含有某些民主内容”的《独立宣言》的“否定”;其制定程序不民主，甚至也不合法;其最大缺陷是“没有包括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却反而保护奴隶制;所谓分权与制衡只是虚伪的装饰，是左手和右手之间的分工与牵制。这种看法在1978年以后仍然长期流行。有的文章虽然肯定美国宪法的“进步性”，但仍然强调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和政治改革诉求的强化，史学界关于美国制宪史的看法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刘祚昌教授在1978年撰文，认为美国宪法是“反人民的宪法”，其制定是“保守派对民主力量的反扑”。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认为1787年宪法是美国革命的一个“重大成就”，并称之为“保守派的业绩”;它虽然体现了“保守派”的要求和主张，但同样包含了“大量的民主要素”，带有“浓厚的民主色彩”。在纪念美国宪法制定200周年时，罗荣渠教授撰文，对美国宪法做了热情洋溢的褒扬，说它“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提供了第一份政治现代化的草图”。2001年，有一篇文章虽然采用阶级范畴来看待美国宪法的性质，但提出了一种与以往略有不同的说法：美国宪法虽然是“有产者”制定的，但它不仅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有利于“一般群众的利益”。2004年，有一篇综合评述美国制宪史的文章，则完全脱离了原来那种阶级分析的路径，而从社会政治和宪政理念的演变着眼，来考察美国宪法的形成及其渊源。这种评价的变化，既反映了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变化，也表明中国学者力图超越各种限制，从学术的要求出发来认识美国宪法的制定及其意义。

从总体上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美国宪法的研究，大体上停留在一般性评论的层次上。论者比较关注推动制宪的一般性因素，比较集中地讨论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在制宪中的作用和对宪法的态度。关于制宪时期复杂的政治思想和利益诉求的分歧，则缺少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显然，简单化的阶级分析和浮泛的议论方式，限制了对美国宪法形成的复杂性及其真正意义的认识。改变这种研究方式，既是中国政治状况变化的结果，也是学术性研究本身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宪的具体过程和批准宪法的斗争，开始受到较多的关注。“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立场分歧和政治交锋，革命期间各州立宪运动与联邦宪法的关系，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思想特征，美国宪法与英国普通法传统的联系，“权利法案”及其思想渊源，都成了研究的题材。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所利用的材料不够丰富和精良，某些文章的立论基本上追随美国学者，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美国某些论著中相关内容的转述。

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起步既晚，存在局限和欠缺也就不足为怪。其中有不少突出的问题值得关注。在研究领域和选题方面，长期存在极不合理的偏向。早期政治史是论著最为集中的领域。在1979～2007年发表的约460篇论文中，论述早期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思想等“传统”课题的文章，大约有110篇;以早期政治精英人物的行迹和思想为主题的文章有170篇左右;两者相加约为280篇，占这个时期论文总数的60%。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讨论经济史和早期奴隶制的文章只有20余篇，社会史、宗教史、文化史方面的论文同样寥寥可数，地方史研究则几乎是空白。可见，研究的领域分布很不均衡，选题的偏向十分严重。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在内容、材料和观点方面大体相同和相近的文章为数甚多，而真正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论著寥寥无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选题的偏向呢?一方面，多数研究者可能怀有这样的看法：中国人对于美国早期史，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重大的事件、基本的制度、核心的观念和杰出的人物;另一方面，也可能牵涉到研究资料的状况，因为涉及政治史课题的基本材料较多，而且在一般的书籍中也能找到相关的内容。

前文提到，资料问题始终是制约早期史研究的基本因素。我们的早期史论著，绝大多数是以二手甚至三手材料为基础的，而且数量有限，通常没有包括相关专题的全部代表性著作。有的文章引用了一些原始材料，也不过是点缀性的。真正基于原始材料而进行的原创性著述，实在是为数寥寥。许多讨论宪法批准问题的文章，根本没有参考艾略特编的《各州批准宪法大会辩论集》、斯托林编的《反联邦主义者全集》和詹森等人编的《美国宪法批准的文献史》等资料集。在论文中大量引用教科书的情况相当常见;更有甚者，有些文章所引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为数不多的几种中文通史性著作。还有一些文章，一方面对某些外国论著中的观点提出激烈批评，同时又大量转引其中的材料;或者把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论著中的材料不加区分地糅合在一起。这类情形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材料的匮乏所致，可能与有些研究人员不重视材料有关，可以说有“偷工减料”的嫌疑。

近年来，早期史研究的史料状况逐渐改善，利用基本史料进行研究的论著愈益多

见，特别是一些博士论文，其材料基础相当扎实，有的甚至穷尽了本课题的基本史料。但在史料增多的同时，另外一些问题又逐渐显现出来了。首先是研究者缺乏足够的问题意识，不能通过对史料的研读而提出具有新意的问题，所论大多是老题目，或是经国内外学者反复探讨已是题无剩义的问题。有些论文根本没有中心问题，通篇只是叙述(而且可能是转述)事件始末，或堆砌原始材料，而没有提供新的知识和观点。其次是对史料的理解不够准确，运用不够贴切。早期史的材料在用词和语法方面均与当前英语有所区别，特别是许多名词的含义与今天不尽相同，史料产生的语境具体而复杂，因而要准确理解这些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在语言、知识和方法各个环节狠下功夫。另外，外文史料在引用时首先要将它译成畅达的中文，这对研究者理解原文的能力和中文表达的水平，也是一种过硬的检验。检视已发表的各种论著，可以看到不少误用和误译史料的情况。

在材料的利用方面，还有一个同样值得重视的欠缺，那就是未能充分掌握和利用第二手文献。随着JSTOR等数据库在许多学校的开通，检索和收集第二手文献的条件大为改善。在此之前，多数高校没有或很少订阅外文史学期刊，即使在美国史外文刊物较多的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有些刊物也颇不系统，卷、期不全的现象很常见。现在，研究者可以比较便捷地从多种数据库中查找自己所需要的论文。不过，另外一个困难还没有缓解，就是专著仍然不易获取。在美国，许多课题的相关文献十分丰富，而且每年都有新书出版，而国内图书馆的藏书和购书都有限制，因此，要把相关专著收集齐全并不容易。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者对于第二手文献的学术史价值向来不够重视，研究一个问题，通常不去全面检索和掌握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而仅仅依据随意获取的有限材料来判断研究状况。有些作者甚至根本不肯费力收集和阅读相关的第二手文献，写文章时用到研究性文献，也不过是为了摘引其中的材料。忽视第二手文献的利用，对于学术的进展产生了极大妨害。首先，没有确切地把握研究状况，也就不能为自己的课题找到一个明确的探索方向，难免发生重复和撞车，往往以陈说为创见;其次，割断了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创新的联系，造成一种“平地起高楼”的假相，而实际上可能是给前人已有深入研究的问题增添误解和混乱;最后，由于没有以往研究成果的铺垫和支持，不能准确理解和充分发掘史料的意义，以至误读、误用甚至滥用史料。

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了解已有的研究，清楚地梳理出学术史的脉络，原本是研究一个课题时要做的第一件工作。但是，在我们的不少早期史论文中，看不到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评述;常见的做法是，把自己文章所要涉及的内容，武断地判定为国内外研究中的欠缺。不少人喜欢用“缺乏深入研究”或“见木不见林”之类的词句，来对相关研究状况做大胆而笼统的评判;而支持这些断语的根据，往往不过是寥寥几种相关论著。实际上，美国史学界在早期史领域有着相当深厚的积累，几乎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有为数众多的专著和论文，如果不花费很大的心力去搜集和阅读这些文献，就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相关的学术脉络和研究状况。但肯下这种功夫的研究者，目前连“屈指可数”的程度都达不到。最近有一篇讨论“美国法律的早期现代化”的论文，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正面范例。作者对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性质的论述，以及与法律演变相关的研究，做了清晰的梳理和评论，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述。与此完全相反的例子则不胜枚举。有一篇讨论“美国民主建立的基础”的文章，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西方学者们”对于美国民主的“渊源”及“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从不深究，“即便涉及，也是轻描淡写”。言外之意是，本文乃是关于这些问题的首篇“深究”之作。可是，“西方学者”研究美国民主的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未必能够读完。而这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研究美国民主的著作，却敢于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实在匪夷所思。研究一个问题，固然不可能将相关文献“一网打尽”，但总应该先了解基本情况再发表意见。关于美国民主的“渊源”和“基础”，“西方学者”难道真的“从未深究”吗?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和布赖斯的《美利坚共和国》，难道不是“深究”上述问题的专门论著吗?如此漫不经心地对待第二手文献，其“论文”能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不免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理论和方法的局限同样很突出。现代史学的每一突破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的参与，特别是“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兴起，更是得益于相关理论的启迪和支持。但我们的研究者可以利用的本土理论资源严重不足，而以往经常利用的某些理论，又陷于教条化的境地。对于欧美的各种理论，我们需要下更大气力来对待，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取精用宏，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因为从选题取向、问题意识，到解读史料、提炼论点，都离不开理论的作用。我们过去经常批评外国学者“就事论事”，但实际上，我们的不少论著连“就事论事”的层次都达不到，通篇充斥着似是而非的议论。我们过去经常不加思考把美国早期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又有多少人认真钻研过中外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著述呢?真正的理论修养，同摆弄一些理论词句是有着天渊之别的。我们过去习惯于“定性分析”，而实际上不过是套用一些理论性的词句，而不是去深入钻研史料和探究史实，也缺乏必要的历史主义意识，忽略史事发生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纯然用后设的理论概念来评论过去的事件和人物，难免形成各式各样的独断论式的看法。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一度受到国内史学界的轻视，这种“以议论代替实证”的写作方式是难辞其咎的。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们必须用经验性的研究彻底取代思辨性的议论。

总之，我们在美国早期史领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进步，但还面临很严峻的挑战。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早期史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明确界定早期史研究在中国的美国史学中的重要性。我们只有深入研究欧洲文化、美洲土著文化和非洲文化三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如何在17、18世纪北美大陆这一特定的时空中接触和交汇，才能真正了解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与发端，才能明了此后美国社会演变的走向和特征。17、18世纪也是北美移民社会向本土人社会转化的时期，是美国基本的制度和观念形成的时期，是“合众国”这个新国家的开端时期。我们大家都懂得，研究一个问题必须追根溯源;而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同样需要从它的开端时期着手。如果忽视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我们如何能够清楚而准确地把握美国历史的真实意义呢?只有切实加强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我们才能在中国建立一种完整而成熟的美国史学。

从具体的层面来说，我们同样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要加强专业研究人员的培养。目前国内高校的美国史博士点，只有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有博士生以早期史论文申请博士学位。但这些为数不多的博士生毕业以后，受工作市场的制约，大多没有继续从事早期史方面的研究。一个研究领域要取得发展，必须投入较多的人力。我们需要利用美国和国内在早期史史料整理和开放方面的优越条件，激发更多研究人

员对早期史的兴趣，投入精力来潜心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我们要持开放的心态，认真向中国史学传统学习，从史料学、史源学和考证学当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同时还要取法于欧美史学，了解前沿研究进展，借鉴可用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实证研究意识，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不遗余力地收集和占有材料，包括相关的研究文献和史料，一定要在把课题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弄清楚的前提下，借助经过考辨和梳理的史料来进行实证性研究。这样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推进资料建设，综合利用纸质文献和数字化文献，以期在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

美国早期史确实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值得研究的课题真是指不胜屈。目前，关于早期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地方史的具体研究，几乎处于生荒状态，如果有人肯下功夫搜集材料，苦心钻研，必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即使在相对比较“繁荣”的早期政治史研究中，有待探讨的问题也是俯拾即是。关于早期的精英人物，虽然相关论文甚多，但相对集中于某几个人。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约翰·科顿、威廉·佩恩、罗杰·威廉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潘恩等人的材料丰富、立论新颖的传记。关于另外一些重要的人物，如詹姆斯·威尔逊、埃德蒙·伦道夫、乔治·梅森、亨利·诺克斯、约翰·汉科克，以及独立战争时期英美双方众多的将领，连介绍性的文章也难以找到。就重大事件的研究而言，我们正在期待一部有分量的美国革命史，一部美国立宪史，以及一部联邦政府成立史。关于早期政治思想，我们还有许多观念和思想的源流没有弄清楚。在早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对于早期选举制度、联邦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早期运作、邦联时期和联邦初期的各州政治，几乎无人涉猎。此外，我们不能总是把目光固定在精英人物身上，还需要细致观察普通民众、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在早期历史中的经历，把他们的想法、行为和日常生活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如果我们不再把有限的人力和资源用于讨论那些空泛的大问题，每个研究者都像刘祚昌教授那样，穷数十年的心力来研究一个人物或一个具体问题，集众人之力，积数年之功，我们的早期史研究就会产生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成果，这个领域也就会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李剑鸣

第4篇：美国政治漫画史-读书报告

关于《美国政治漫画》的读书报告

一、简介

我的英语水平不怎么好，阅读又不得法，所以看起外文材料来总是比较费时费力。为了这篇外文原著的读书报告，在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里翻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出这本看起来比较有趣的“图书”。这本书的全名叫《美国政治漫画：民族认同的演变，1754-2010》，由Transaction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作者是史蒂芬·赫斯和桑迪·诺斯洛普，它在1996年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从内容上看，本书的副标题有些不太合适。该书从时间顺序上陈述美国政治漫画的演变，内容涉及政治漫画的出版、制作和其所涉及的讽刺主题，却没有一条有关于民族认同的线索。

作者将政治漫画在这近三百年时间的发展进程分为七个阶段。1754—1865这一百多年是民族认同产生的阶段。将起点放在1754年，是因为富兰克林在这一年绘制了漫画《联合或死亡》。这幅漫画借用了殖民地的一个民间传说，据说一条蛇被斩成几段，只要各个部分在日落之前重新联合，这条蛇就还能生存。富兰克林的漫画正是用一段段的蛇身来比喻各个殖民地，号召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抵御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军队。这种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号召孕育了殖民地人民的认同感，因此被视为美国民族认同的起源。此后，政治漫画中一些固定的形象标志开始陆续出现，如代表共和党的大象、代表民主党的驴子、代表美国国家的山姆大叔及代表美国价值观的哥伦比亚和自由女神像等。随着美国总统共和制度的建立，总统竞选和党派攻伐成为政治漫画的主题之一。美国的漫画家借鉴欧洲前辈的经验，对政党党魁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政策和事迹进行讥讽和恶搞，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和林肯等更是漫画家钟爱的题材。

1865年—1896年之间的三十年是美国漫画的兴起阶段。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漫画成为一种左右美国政治舆论和民众意见的传媒工具。杂志、报纸是当时的主流媒介，但下层民众却受到识字水平的限制，简单易懂的政治漫画不仅使民众得以了解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现状，而且受到漫画家政治立场的影响。因此两大政党都有属于自己的喉舌刊物和御用漫画家。当时的漫画家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绘画能力，更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见解。托马斯·纳斯特最初是具有共和党

1 倾向的漫画家，因以笔为刀大战纽约城的营私舞弊集团“头目”威廉姆·特威特的漫画系列而名声大振。从1884年起，纳斯特转而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克利富兰，使其成为1856年以来的第一位民主党总统。纳斯特为此得到了“总统制造者”的称号，也由此在共和党人中失去声望，被看成为“骑墙派”。作为曾有“美国政治漫画之父”之称的优秀漫画家，纳斯特在奴隶制、移民等问题上的观点对读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至于当其离开早期供职的哈珀尔周刊后，该刊的发行量也不可避免地江河日下。

1896年—1916年之间的二十年是美国政治漫画的成熟时期和黄金时代。首先，政治漫画的影响力受到重视和引导。在总统选举、士兵招募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上，漫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主流漫画家的政治主张与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漫画家成了政府战争政策和大选游说的啦啦队长。另一方面，正如这个国家的其他力量一样，非主流漫画家对重大事务的关注和表达，激发了民众对民主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其次，这一时期的漫画家享有极大的自由。一些地方漫画家和非主流的漫画家也能通过画作表达自己的政治信仰和主张。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及和平主义的主张在一战前都有表达的自由，后来由于《间谍法》的通过，一些反战的漫画家受到镇压。另外，政治漫画的繁荣还体现在其发行和印刷标准上。之前漫画大多是发表在幽默杂志上的，随着黄金时代的到来，漫画的“阵地”也有杂志转到报刊上，且有周刊转到日刊。其所占篇幅也不断扩大，主战场也由有限的专栏版面挪到了引人注目的报刊首页。

1918—1947年之间的三十年，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动荡不安也影响到了艺术的不确定性。这一时期，美国政治漫画关注的主题众多，但值得一提时其对非主流群体的关注。首先是黑人出版物的繁荣。黑人漫画家谴责针对黑人的私刑、强制隔离和用工歧视，一些白人漫画家也对这种种族不平等的状况提出批评。另外，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女性漫画家。在对批判罗斯福新政和颂扬罗斯福总统的个人魅力之余，一些漫画家还将罗斯福夫人的漫画形象付诸纸上，使其成为“受漫画和杂志关注的第一个第一夫人”。1917年设立的普利策漫画创作奖，成为肯定和嘉奖优秀漫画家和漫画作品的重要奖项。

二战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电视成为漫画家最大的竞争对手。电视的发明和普及虽然影响了漫画家的重要性，却也不至于致使漫画作品的消亡。这是因为漫

2 画不宜言表的讽刺效果和幽默风格是电视难以取而代之的。这一时期，漫画家除关注国内的政治事务(如民权运动、麦肯锡风波、校园反越战运动等)、刻画历届总统的形象之外，也对敌对国家的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等的形象进行恶搞和刻画。值得指出的是，菲勒用组图和独白创造了新的漫画形式;越南战争中，主流漫画家第一次与政府在战争事务的政策上唱反调;水门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漫画在与电视竞争中的劣势地位。1975年—1996年间的二十年是政治漫画走向圆满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人质危机、里根政府的环境政策、妇女权利问题和国际上的“沙漠风暴”都是政治漫画家关注和批判的焦点。同时在当时流行的“政治正确”对政治漫画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将在后面部分重点讨论。千禧年前后的十几年，政治漫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电子产品和网络技术向纸媒和印刷漫画提出了挑战，全职漫画家越来越难以自我维持。另一方面，部分漫画家也在网络发行和动画制作中找到了出路。除了一直供养漫画家的总统选举，1998的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桃色丑闻、2001年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都为漫画家带来了大量的创作话题。数码时代的电子潮流并未击垮漫画创作，在传统媒体和新潮媒体各放异彩的新时代，漫画家同样站在了漫画创作的十字路口。

二、思考

所谓开卷有益，不仅是指读者在阅读中积累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指阅读给读者带来的启发和反思。由于疏于阅读外文资料，所能抓住和理解的知识与观点也多半是一爪半鳞、难成体系，所以由此而生的思考和感悟也便成了碎片化的了。

记得在有关亨廷顿的那篇读书报告中曾谈到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这本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漫画是关于幽默的艺术，凯瑟琳·派克说，“幽默是在考验个人对所持原则的忠诚时最愉快的方式。一个社会自由到何种程度，这个社会中的人就能在何种程度上包容他人对其最深信仰的调侃。”20世纪70-90年代，美国人喜欢用“我被冒犯了(I’m offended)”代替“我不同意(I’m disagreed)”来回应自己不赞成的观点。政治自由成了围堵悠悠众口的至圣法宝，这种自由有点像是由社会潜在约束机制塑造的自由，而非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对他人的尊重与包容。一个不敢妄议种族歧视的人，并不一定认为不同肤色

3 的人享有生而平等的权利。当然人非圣贤，非智非博的凡夫俗子能够在强力制约下参与构建自由的环境也实属不易。但我觉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对小善的敬和对小恶的畏。在本书的体现有以下两点。一是，漫画家对黑人领袖漫画形象的刻意回避。按说民权运动是美国政治生活的大事，从马丁·路德·金到马尔克斯·艾克斯，民权运动中也不乏杰出的领袖，但美国政治漫画家却不去刻画这些领袖人物。直到1984年杰西·杰克森成为第一个竞选总统的黑人，漫画家才将黑人领袖的形象付诸笔端，到现在奥巴马的漫画形象随处可见。仿佛也只是在黑人与总统搭上线后，漫画家才敢在总统的圈子里对其进行嬉笑怒骂。美国媒体对政要和首脑都毫不顾忌地调侃(想想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刺杀金正恩》)，甚至本国总统都被称为漫画家的黄油和面包，却为何对黑人领袖三缄其口呢?到底是不屑于还是不敢?二是，漫画家在刻画罗斯福的形象时，并不揭其残疾之短。按照美国政治漫画的传统，总统是漫画的一个主要话题，其中包括对总统大选、总统的政策和执政能力、总统的轶闻的关注。罗斯福新政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两方面的攻击和批评，但漫画家们并未像之前攻击其他政客和总统一样，把这种政治批评转化为人身攻击。我想这一方面是罗斯福个人的人格魅力所致，另一方面则是漫画家在面对弱势人群时采取了惊人的一致态度。他们可以用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形象来刻画托拉斯和政客，却没有用任何可以暗示小儿麻痹症和残疾的标志来刻画罗斯福，因为越是在弱势群体面前他们越懂得表达自己的敬畏和尊重。

其次，漫画家在表达自己主张时的一些细微之处也值得思考。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漫画家自然有针对这一事件的画作，但是他们在对大萧条中个人悲惨境况进行描画时做了淡化的处理，这背后的用心值得注意。大萧条固然是由垄断资本家的贪婪和国家监管不力引发的，但在当时的艰难处境下，告诉人们事实远不如带给人们希望来的有价值。犹如漫漫冬夜固然寒冷，在取暖不可得的情况下，淡化这种寒冷、强化对温暖的希望和追求更有助于度过寒冬，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意图大抵也是这样吧。同样的态度在“911事件”后又得以重现。政治漫画的主要目的在于讽喻和批判，但一场空前的“国难”冲淡了漫画家的理性，这时的爱国热情远远优于社会批评，对政府官员的态度也由批评转为赞扬。由于整个国家的悲伤情感无法用幽默、喜感的形式来表达，所以这时的漫画更专注于描述存在而不是表达批评。而一旦悲

4 伤的情感慢慢淡去，就会有人用清醒、理智的头脑对现状作以思考，并借由漫画表达担忧，克莱·伯纳特的画作就是这样。他在一幅画中画了一对夫妻绝望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拆除以供建筑一道安防藩篱，这暗示着美国政府打破了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自由的平衡，提醒人们思考美国最大的威胁到底是恐怖主义还是政府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当民众都还沉浸在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之中时，漫画家清晰地提醒人们不要因为外来威胁而忽视了来自内部的侵犯。说到底，长期存在的社会、个人和国家、政府的对立传统，即使是在面对不可知的外来危险时仍在发挥作用，这恐怕是威权主义传统影响下的国人所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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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美国史论文

美国印象

我不知道其他人选择研读“美国史”的原因是什么，而我是想来真正读懂美国的。我想要近距离了解在这个如今的“超级大国”背后，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历史足迹，而如今的它又是怎样一个生动的国度。

不可否认的是，“第一印象”往往能够说明一个事物的最大特点。我可以猜想到许多人在听到“美国”这个词的时候，脑袋里蹦出来的词会是“超级大国”、“好莱坞大片”、“高端”，甚至是“苹果”。这可能就是美国给人的“第一印象”。当然，能给人这样的印象必然有其原因所在。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大国，几乎在世界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它给人一种强大的感觉的原因。然而“第一印象”绝非完整的印象。但渐渐地，美国印象开始脸谱化、统一化，这并非指所有人都执统一意见，而是指它的形象仿佛成了一个永远强大永远不变的大国。在对一个国家的了解上，许多人渐渐失去了其中该有的趣味和态度，将这个国家的形象硬生生刻在了脑袋里，或许呆上几年，又或许永远不变了。 对我而言，一个国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群体。它的土地，它的民族，它的实力，乃至它的灵魂，都是可以令人滔滔不绝的话题。真正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是绝非用几个单词就可以概括所有的。这也成为了我强烈地想要了解美国的初衷——希望更加清晰和系统地去了解和获取这个国家的真实印象。

首先，“美国”本身是一个繁复的词条。字典会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由五十个州和一个联邦直辖特区组成的宪政联邦共和制发达国家。它的国土面积超过962万平方公里。强大的美国不仅幅员辽阔，更具有高居全球第一的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是它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综合实力，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娱乐等众多领域的庞大影响力更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匹敌的——这可能会是你从资料上看到的第一眼信息。然而当我在课堂上看美国时，最先看到的，却是它在历史与政治中的样子。少了些许对头号强国的仰望视角，多了些许岁月沉淀之后的传奇色彩与品读气质。

既然是“美国史”，那我就得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研究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或许美国与四大古国之一的中国比起来，算是一个历史上的新生儿，因为它到1776年才正式宣告成立。然而，美国的历史虽短，但它在开启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历史——它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宪政立宪共和国，有世界上最早并仍在运作

的成文宪法。这也成为了美国的民主自由精神的发扬开端，并在这个国家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

美国宪法规定了美国整个政府的组织和运作方式。其主要内容是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各州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包括立法权;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鼎立，并相互制约。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总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权集中于总统一人，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不对国会负责，任期四年。立法权属于国会。美国国会为最高立法机构，由美国参议院和美国众议院联合组成。两院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每州2名，共100名，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员按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名额选出，共435名，任期两年，期满全部改选。而司法权则属于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总统授职且终身任职。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联邦和各州的任何法律无效。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体，并被其他国家所参考和效仿。从三权分立到联邦共和制，一个比较完善的体制体系已经在美国形成并随着历史的推移不断改进。

从立宪和政体上我们看到了美国民主精神的卓越所在，然而纵观它的历届总统，其实这也是一段有话可说的精彩历史，也更像是在看一部名人成长史。2009年1月20日，在世人的瞩目下，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成为美国第44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一创举被视为美国又一次民主自由精神的顶峰实现，奥巴马本人也因此被寄予了整个民族的期望与重任。其实在历史上，还有许多届总统也创下了历史的足迹。三位被学者们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便是最典型的实例。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被学者们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原因有许多。这位一生丰功伟绩的领袖人物不仅主导实现了第一部宪法的诞生，更立定了许多政治传统和政策并深刻影响至今，其中包括著名的“总统不超过两任”的传统。他为这个国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使他被美国人奉为“国父”。亚伯拉罕·林肯则是另一位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这位出身贫寒的总统本身就是一部奋斗史，再加上他在任期内领导人民夺取南北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统一，并一直把废除奴隶制当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一百多年来受到美国人民的尊敬。由于林肯在美国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人们称赞他为“新时代国家统治者的楷模”。还有一位伟大的总统便是在世界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带领美国

人民走出大萧条阴影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四届(第四届未任满)的总统。著名记者在他的传记中写道：“他推翻的先例比任何人都多，他砸烂的古老结构比任何人都多，他对美国整个面貌的改变比任何人都要迅猛而激烈。然而正是他最深切地相信，美国这座建筑物从整个来说，是相当美好的。”带着这样的坚定信念和不拘泥于教条的务实态度，罗斯福总统坚持愉快地工作，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困境，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然后为了捍卫民主政体，帮助世界实现了安全。因此，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一致认为，罗斯福与华盛顿和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从他们身上，我看出许多成功者所必须具备的气魄与能力。造就独一无二的往往是那些别人无法企及的闪光品质，而这些品质正来自于超出常人的努力与独到的眼光。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足不出户的书呆子美国印象吧，一个人只有花点时间在美国的城市大街上走一走，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国啊。的确，要了解一条河流、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真正走进它，感受它，才能了解它，才能切身体会。当我们把目光从政治、国家、利益转移到它的每一座城市、每一条街道，我们会发现，美国其实也是一片温和安详、适宜居住的土地。这一点从美国是每年世界最佳居住城市评选中国内城市上榜最多的国家中就可以看出。这个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有着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也有着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建设。有数据显示，全美国有大约77%的人口居住于城市地区，其中又有半数以上集中于37座主要的大城市。这些城市也形塑了美国的文化、传统和经济。许多重要的全球城市，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那些我们从报纸、网络上看到的大都市的名字都名列其中。与此同时，美国的文化艺术也为世人瞩目。从影视、音乐到体育、节日，从主宰世界的电影工业基地好莱坞到全球最热节日圣诞节，可以说美国的影响已经渗入世界生活的每个角落。

如今当我们走进影院，有多少影片来自美国的好莱坞?当我们被一次次的颁奖季头条新闻轰炸时，有多少诸如奥斯卡金像奖、格莱美奖的名号贴着美国制造的标签?没错，电影的发展主要源自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电视技术发展和普及最早的国家之一。绝大多数电影技术的创新和发展都是源于好莱坞，好莱坞电影也成为美国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由此也奠定了美国在全球的音乐影视娱乐领域中不可置换的地位。同时，在戏剧方面它也有杰出成就和代表。美国戏剧以纽约

百老汇大街的歌剧、音乐剧最为著名。许多好莱坞的明星大腕都是从百老汇的舞台艺术表演起家后走上电影明星的道路。好莱坞与百老汇一起，成为了美国式娱乐文化的代名词。

不仅用胶卷，美国人用一个苹果也同样改变了世界。有人形象地说，世界上迄今为止出现了三个改变历史的苹果，第一个诱惑了亚当和夏娃，第二个砸中了牛顿的头，第三个则握在乔布斯的手上。史蒂夫·乔布斯是苹果公司的现任首席运行官兼创办人之一，被认为是计算机业界与娱乐业界的标志性人物，同时人们也把他视作麦金塔计算机、iPod、iTunes Store、iPhone等知名数字产品的缔造者。曾经陷入低潮甚至被微软等IT巨头预言即将破产的苹果电脑公司凭借打破陈规超越创新的新一代电子产品和全新概念一举打败了其他市场竞争对手，目前已拥有全球市场份额的3%，市值在2010年超越了微软，总额达3196亿美元。目前，苹果公司的数字产品以其创新实用的品质和时尚简洁的外观俘获了大批忠实消费者的心，成功横扫全球市场，并成为了工业生产的又一经典之作。苹果公司就这样又成就了一个美国神话，成为了美国梦的又一个典型代表。与此同时，美国在科技、军事、教育等众多方面依旧在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人才正不断投身于发展未来的事业。

然而我并不只是一味地赞扬美国，只是说出我心中的事实。一个精彩的观点就在于它的独立思维与立场。不可否认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在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达到超越优秀的成绩。但是人无完人，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怎么可能没有弱势和问题存在呢?在美国拥有强大实力的同时，也意味着它拥有了世界上一流的资源。试着想象，在军事在科技研究所里，人们使用昂贵一流的设备;在世界知名大学里，学生们享受着一流的师资力量，接触着最先进的知识动态„„然而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依然有许多才华出众的人在默默浪费青春时光，把美好的才华浪费在错误的地方，得不到人力物力的支持，接触不到良好的导师。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不公平造就了越来越成功的美国和越来越悲惨的人才。更无奈的是，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优越的环境当中，许多美国青少年给自己找了放纵和挥霍的理由。在美国的初等教育机构中，辍学率正在逐步上升，而好莱坞里则充斥着浮躁的高中毕业生，等待着一生一次的成名机会。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青少年正在努力获取知识的洗礼，更多的人选择了高等教育而非“出名要趁早”

的道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美国在未来要如何保证自己的人才优势?我们都知道这仅靠国外留学生的涌入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浅薄的考虑与观点，难免还有许多疏漏与不成熟之处。

美国留给我的依旧是许多，有激励，有感慨。一个如此年轻的国家能够攀登上世界第一绝非偶然。有人说这是美国梦在起作用。所谓的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致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透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的精神。”尽管有些人批评美国梦过度强调了物质财富在衡量胜利和快乐上扮演的角色，但许多美国人的确认为，这种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找不到也并不存在的。因为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在美国拥有的经济自由相当多，政府扮演的角色相当有限，这使得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极大，任何人都有可能透过自己的努力迈向巅峰。

美国梦代表着一种美好的信念，也是支撑着许多有为青年不断奋斗的动力。我们可以吸取的或许不是它的外壳，而是它的精神。这是一种无论在怎样艰难渺茫的情况下，都不可丢弃一颗怀有希望和充满干劲的心，都不可放弃相信自己的努力而去追求捷径。对于大学生而言，20岁上下的年龄正是内心澎湃而两手空空的年纪，需要方向，需要动力。只有耐得住寂寞，品得起孤独，方能在大学四年中充实自己，在未来拼出一片天。

这就是属于我的美国印象，我的美国观。

注：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词条美国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词条美国梦http://baike.baidu.com/view/77925.htm

商学院 国贸1002班 吴梦迪

第6篇：美国史通论

阅读《美国史通论》的一些思考

绍兴一中平建树010507书名：《美国史通论》 何顺果学林出版社; 第1版 (2001年11月1日)

《美国史通论》由何顺果教授多年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国通史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其用二三十万字的篇幅深入浅出的勾勒出一幅比较完整的美国历史画卷，对从美利坚殖民地时期开始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与美国历史有关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疑难问题进行必要的考释和解读。

书中把美国的历史分为立国时期、区域对峙时期、现代化时期、后工业时期;书中围绕着不同时期的核心矛盾对美国的历史有条不紊地阐述，语言平实易懂，是了解美利坚历史的一本不错的读物。

阅读后对教学的改进

通过阅读本书，特别是深入了解了美国立国之初围绕国体的种种斗争，有助于我在《1787年宪法》教学中的改进。教学设计见附件

改进反思

在本课以往的设计时，我一般以《五月花公约》作为导入，以此来说明美国人骨子里追求自由的民族性格，借此来让学生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建立起一个邦联制的政体。但在阅读了《美国史通论》之后，我发现仅仅以追求自由，害怕集权的民族性格来届时美国人对州权的看重太过片面。美国的州权强大，根源在于殖民地时期这些殖民地的形成本身就是无不相干的。美国的殖民地是以个案的方式形成的，有些是属于一些公司的殖民地，有些是类似于英王封赏给某人的封地，有些则为自由移民所建。所以有人比喻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最终当美国独立战争胜利时，各州的权利其实是各州从英国那边争取来的，想让他们自动放弃这些争取来的权利，势必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1787年宪法》的所体现的最重要精神并不是民主、自由、平等，而是课本所强调的制约与平衡，《1787年宪法》其实是是各州间妥协的产物，在本课教学设计改进时，我摒弃了原来以追求自由为线索，转而直接把重点放在《1787年宪法》对不同利益的制约平衡上。

第7篇：美国史读后感

从《光荣与梦想》看美国的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

200810201208历史乔敬科

前不久看了美国学者威廉·曼彻斯特写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让我从一定深度上了解了一下美国，书中将美国1932到1972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交往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介绍，在读者的面前展示了一个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的美国。在读这本书中，深切的感受到了美国的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以及美国式的民主。

平民政治是公民参与政治并在政治中体现平民意志的政治。精英政治是精英在政治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支配政权为精英所代表利益阶层服务的政治。读了这本书，我深切的感觉到美国的政治是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的结合，两者在一定基础之上统一于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中但在具体政治运转中又不断的相互较量，已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当这种制约体系被打破的时候，美国就会出现一定的动荡就会重新进行较量以达到重新的平衡。

书中有这样一组数据，美国在1932年时军事世界排名16位，现役部队人数只有132069人，坦克1000辆(统统过时的)，飞机1509架，有唯一的机械化团(当年春天才组建的，由骑兵开路，战马有防芥子毒气的护腿)，全国只有一位四星级将军——麦克阿瑟，下边没有三星级将军。美国的军力和他当时的经济实力严重不相符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才大规模的征兵和进行军事设备的增添，这中间军费问题一直受到美国国会的限制。这在今天我们看来不可想象，而这中间就恰恰体现了美国式的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对决。美国人的纳税人意识非常的强，他们要求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要为了国家的正常开销服务，并且开销有理由，不能无故浪费。美国人当时正是认为在军费上开支是一种浪费，尽管美国的精英阶层已经认识到了军事开支的重要性，但平民阶层并没这种认识，所以美国的军费开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当时不仅仅是美国的军费开支，连其他政府部门的开支也依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比如，当时艾森豪威尔是少校，经常往国会里跑，但政府并没有给他配备车子，坐出租车的钱也不给，他时常要走到办公大楼门口填写一张申请表，才能领到两张电车代金币，然后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等候电车去国会。在1945年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时他在谈及他在康涅狄格达到的公寓问题时还在强调说他的家具还要放在那里一段时间，但是本月房租已经支付，如果白宫还没重新布置好，他还要在支付一个月的房租，于此等等，可以看出美国在对待政府开支是多么的谨慎和严格，真是让人难以想象，这其中不难看出平民政治在中间所起到的制约作用。但美国的政治精英是不甘这样受到限制的，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时期，总统和政府的权利在不断的增大，军费开支也在和国会的抗衡之中逐渐增加。当然在政府的权利不断增加的同时，美国的政治腐败也越来越多，这在后来又遭到平民的反对从而又进一步被限制。政治精英在政治生活中对平民政治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集体暴政和集体决策失误的出现。有些政策或许会暂时损害人们现在的利益，但长久来看会使大众收益的，并非绝大多数人都能看到的，所以这就需要政治精英进行帮忙选择来不至于走错。

但美国的民主可以被世界其他国家模仿吗?美国在二战后就开始向世界推广它的民主方式，但这种民主真的适合其他国家吗?这也是我在看这本书时总是萦绕在心里的一个问题。这种权利的制约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专制和腐败，但对其他国家来说没有专制和腐败就是最好的政治选择了吗?从人类的整体发展来看，民主政治一定是逐渐进步的，但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时期，民主并非是急切需要的，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深深感觉到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争执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也正是美国历来有民主的文化背景，如果换做一个缺乏民主文化背景的国家，那一定会带来政治上的**的。政客之间的相互攻击，并且相互排斥对方的建议，有时甚至趋于无理，妨碍了整体利益，这是其他缺乏民主意识的国家所不能承受的。在当今时代，民主无可厚非，但对很多欠发达国家来看，稳定的政治政体才是主要的，只有政治稳定了社会的其他的功能才能正常运行，国家才能不断地朝前发展，人民大众才能生活安乐，如果追求政治民主，也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的进行。如果盲目学习美国式的民主只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不由得联想了当今的中国，目前中国有许多的学者都在强调进行民主改革，都想效仿美国，建立美国式的民主，他们的这些观点我赞同，只有他们的呼声才能唤醒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民主的意识，带能创造出民主的文化氛围，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才会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同时指日可待。但政府如此小心谨慎的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这些政治精英应该也已经认识到了民主的发展趋势，他们站在权力的高度不得不从国家民族整体的利益来考虑，之所以还要保持现在的政治制度谨慎改革，也是看到了直接改革可能会带来的动荡，那动荡从整体上是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和民族的。

在这里我为美国式的民主感到惊叹同时也为中国当前的政治选择感到理解，并非所有国家都适合美国式的民主的。美国的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对决如此的精彩和让人向往，但还要基于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背景，并且相信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祝福我的祖国!

第8篇：《美国史》读后感(一)

(题外话：1，早读完了书园买的《美国史》，想真正写点感受，由于信息量太大，很乱没啥头绪，现在能静下来点，慢慢找些支撑点写点东西，主要为了搞严重缺乏的刀币，我不是专业的啥啥，所以想啥写啥，放在水区，说错了乱说了大家莫见怪2，我这人粗而且容易激动，所以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文字和思想，希望版主们不要扣我刀刀，就算没功劳当苦劳)

看完《美国史》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黑人声音对美国的影响，做个依据历史顺序的感想梳理，《美国史》读后感(一)--黑人和美欧音乐。

1，应该是福音的复兴，早期南方黑奴自建教堂的灵歌决定性的促进了这场福音运动。我一直这么想，基督教的核心应该是福音，这才是耶稣使徒们作为一群末日论者真正带来的东西，他们传达给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绝望的罗马人好消息：不要绝望，只要相信耶稣就有希望，学会爱自己和别人，所以从本质上说，基督带来的是一种快乐欣慰，只有经历过绝望的人才能体味的绝望中的乐观主义。但后来基督教变味了，奥古斯丁给基督教注入原罪观念，他彻底改变了基督教的性质，转基督教为悲观主义，这是一种恐吓，而后来基督教会成功的利用了这种带有恐吓性质的悲观主义论调来达到其社会和政治目的，进一步引入了所谓天堂和地狱的异教观念，并发明了炼狱这个新观念，来控制信徒。所以这时的基督教与其说是一种精神信仰，不如说是一种控制系统。听听天主教堂弥撒仪式中的唱诗声音就明白了：干净、组织严密、机械，似乎空灵实则空洞。历史似乎很讽刺，没人想到却是连圣经都不会读的南方黑奴恢复了使徒时代早期基督徒的本真信仰，我觉得这是因为这些黑奴恰到好处的得到了与早期基督徒惊人相似的生存处境：一样的绝望、一样的被封闭在一个隔离的小圈子中而不得不相互依靠(美国史中对黑人大家族化的生存方式的描述可以证明)、一样的非文明化因而能够被最简单的东西打动并在这种理解力中把最简单的东西当做最真实的，他们不会产生出"怀疑""思辨"这样的所谓"文明人"的高级思维，"我告诉你，只要信耶稣，你就能得救"，对黑人和早期基督徒而言，这个好消息就能成为信仰的充分理由，无须过多文明化的论证(这也是我理解的传销能够横行中国的原因，传销也是一种类似早期基督教的宗教，而中国有这种形式的宗教存在的社会现实土壤)。所以白人们惊奇的听到了那些简陋的教堂里那些绝望得黑奴们单纯原始和兴奋的"blues",他们难以理解这种在他们看来如此之绝望的处境中竟然有如此之真心的快乐声音，而这是他们所极力找寻的最初快乐--他们和他们的清教徒先辈离开欧洲来到新大陆就是想寻找一块自由的空间重建在欧洲已经不可能获得的人和上帝之间交融的纯粹欣喜。我想白人们意识到了这种黑人灵歌的力量，blues也成为了美国性格的一部分，今天福音教派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派别也就顺理成章了。Blues重铸了美国声音。

2，Blues继续发展就是爵士乐，爵士乐是一种繁荣时代的blues,一战后的美国建列了1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爵士乐成为了这个黄金时代的象征，爵士乐是一种节奏感很强烈的伴舞音乐，舞厅成为了这个繁荣时代年轻人社交的一部分，正如他们的父辈们把酒吧作为他们的社交生活一样。这里我不得不承认黑人的这种节奏感天赋，没办法，别的种族就做不来。别的也不说了，黑人那种天生的非洲节奏是爵士的灵魂，白人继续学吧，虽然那些乡巴佬白人不敢承认这点，拼命指责这种爵士暧昧的堕落。

3，40年代，是摇摆舞和摇摆音乐的时代，这是一个乐队大堂演奏的时代。这我想大家熟悉，很多电影有，这算是爵士的一种革新吧，值得注意的是黑人的大屁股对这种音乐的推动，读后感《《美国史》读后感(一)--黑人和美欧音乐》。

4，50年代属于摇滚，虽然猫王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但作为白人的猫王唱的仍旧是黑人的音乐，之所以是白人唱，因为隔离的社会现实让白人在自尊心的驱使下搞了这个掩耳盗铃的伎俩。我不喜欢听他的歌。摇滚说白了就是节奏+blues，这种音乐形式的革新个人觉得离不开50年代的环境：在50年代，美国社会价值观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自此"富裕"成为了美国社会除了"自由"之外另一个美国精神。二战让美国彻底走出了萧条，二战对美国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改变美国社会的经济观念，从此政府已更积极的手段进入了经济生活，这是以前历届美国联邦政府所尽量避免的，包括在这个方面走得最远的罗斯福都把财政平衡看的非常重，其国家振兴计划也是小心翼翼，不敢深入市场--这不是政府的领地。二战改变了这一点，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整个西部海岸在短短6年成长为可以与东部抗衡的美国新的经济引擎，而几年前西部海岸还是美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300多亿的有史以来最大投资打造了遍及全国的告诉公路网，自此一种以汽车为核心的以郊区白人中产价值观为主导的自信富足乐观的美国观出现在美国，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美国，一个由黑人、西裔、墨西哥裔、职业女性组成的3000万美国人，这5分之一美国人被50年代美国边缘化了，他们没能享受到50年代的富足，他们游荡在空洞化的城市中，闻着繁荣的50年代的味道，如早期沿着密西西比河河北上的黑人一样，这些美国人也闻到了blues的味道，一种绝望。但与早期blues不同，这是城市化的blues,早期blues是一种农业时代的绝望--空旷、简单、平静而安于天命的诉说，而工业时代的blues则更多的在绝望中有了愤怒，他们不再安静，而是寻找一种破坏性的平静--即通过更有力量和破坏性的声音来压过城市生活各种带着诱惑的声音，以更有力量的吼叫来压过其他声音从而使自己安静，所以节奏---强烈的节奏感破坏性的带进blues，于是有了摇滚，50年代的声音。

5，60年代，属于甲壳虫的摇滚，黑人音乐也跟着美国大兵影响到了欧洲。由于甲壳虫在我心中有着特殊分量，所以我也不说了，我怕我的无知亵渎了他们。如果大家感兴趣，注意这时欧洲的战后重建史，没有这个重建的历程，不可能有英式摇滚，请大家不要把英式摇滚理解理解为美式摇滚的欧洲版。6，70年代属于金属摇滚，美国白人黑鬼忙著一边吸毒一边搞民权，出了很多狗屎和噪音，但得到黑人奇迹的还是英国。我想提提我喜欢的英国最伟大的专辑，这个乐队组成如下：john,贝司手，人很内向无趣，但他的bass line稳定了这支乐队整体感和节奏;roger，一个金发娃娃脸，作为鼓手，他敲出了音乐史上最有力最伟大的节奏：咚-咚-锵，咚-咚-锵。;brian，吉他手，他的那把自制黑红吉他奏出的solo，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头克伦威尔式的蘑菇云，我的挚爱;灵魂是freddie，我说不清楚他：70年代他是一个妖艳的波斯妖姬，80年代他像个墨西哥毒贩，虽然嗓音没了，但他的西班牙斗牛士班傲慢的站姿、像英国国王权杖班的带棍麦克风，那件黄色的外套，那嘴龅牙。我想大家知道我说谁了，喜欢摇滚的请一定要听这张1975年出版的有史以来最外大的专辑queen的《night at the opera》,千万不要到百度那个狗屎那儿下载啊，一定要去音乐商店买，不要像骑着摩托车放音乐的家伙那样糟蹋了音乐，尤其是queen。

7，有点累了，不想说了，80年代后的大家都知道。

一句话，美国黑人的历史也就是美国音乐的历史，也是现代音乐的历史，其他都是陪衬。

顺便乱搞下，现代中国没有音乐，全是狗屎，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生活，没有真实的生活，中国人是听着戈培尔式的声音长大的，我们也说着戈培尔式的声音，中国特色的谎言王国已经到了谎言的最高境界：谎言不再是对真实的掩盖，连谎言本身都是虚幻的，无力的，他没有意思，只是一种格式习惯，这只是声音，永远不是也不会成为音乐，我们已经彻底远离了诗经的声音，当代中国有两种伪音乐形式：第一是官妓的叫床，整天辣妹子辣，辣，辣。，我当它是深喉邀宠来着，还跑到西班牙去丢人，老外可理解不了这种中国特色，他们只会"哦、哦、耶";第二是返祖兽啼，前者如果是主动呻吟，这算是自残叫春，曾哥叫得最像，这算高级的，没品的先拍艳照再无辜真情的哭诉般吟唱，比日本还会达到自虐高潮，佩服。港台那边我不乱说，免得破坏了一国两制国体，但某些人少些拾人残羹冷炙来大陆假正经，也不看看大陆也开放搞活天天翻墙啊，还以为我们蹲在湖南山沟看湖南卫视了?中国就是这个样子，西式的文雅我们就学了个皮毛

第9篇：《数学史》读书报告

——以李文林著《数学史概论》为例

本学期我选修了陈静安教授的“数学史与数学方法论”，一共选读了李文林著《数学史概论》与钱佩玲《中学数学思想方法》两本书，以下对李文林著《数学史概论》作一个读后的总结。

一、《数学史概论》简介及其特点

《数学史概论(第2版)》以重大数学思想的发展为主线，阐述了从远古到现代数学的历史。书中对古代希腊和东方数学有精炼的介绍和恰当的分析;同时充分论述了文艺复兴以来近现代数学的演进与变革，尤其是20世纪数学的概观，内容新颖。《数学史概论(第2版)》中西合炉，将中国数学放在世界数学的背景中述说，更具客观性与启发性。《数学史概论(第2版)》脉络分明，重点突出，并注意引用生动的史实和丰富的图片。

本书共分十五章，其中第一章“数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介绍了人类在蒙昧时期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数与形的概念，从最早的手指计数到石头计数，再到结绳计数直到距今大约五千多年前，出现了书写计数以及相应的计数系统。在灿烂的“河谷文明”中，重点介绍了埃及数学和美索不达米亚数学。第二章“古代希腊数学”，介绍了雅典时期和亚历山大时期的数学，其中重点对数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及阿波罗尼奥斯及其成就作了详尽的介绍。第三章“中世纪的中国数学”，从古代著作《世本》中提到的黄帝使“隶首作算数”，殷商甲骨文中使用的完整的十进制计数，到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宋元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高潮。介绍的著作主要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算经十书》，介绍了刘徽的“割圆术”和他在面积、体积公式推证的成就，祖冲之父子推算“圆周率”，在推导几何图形体积公式时提出了“出入相补”及“祖氏原理”;第四章“印度与阿拉伯的数学”;第五章“近代数学的兴起”，讲述了中世纪的欧洲，从代数学、三角学、透视学、射影几何等方面的发展向近代数学的过渡，以至解析几何的诞生;第六章“微积分的创立”，分别介绍了牛顿和莱布尼茨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微积分原理;第七章“分析时代”;

第八章至第十章，分别以代数、几何、分析这三大领域的变革为主要线索，介绍了19世纪数学的发展;第十一章至十三章是“20世纪数学概观”，分别介绍了纯粹数学的主要趋势、空前发展的应用数学、现代数学成果十例;第十四章“数学与社会”，第十五章“中国现代数学的开拓”。

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与同类书相比，有着最大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从上古的巴比伦、希腊、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到中世纪的欧洲，以至20世纪的近代数学、当代数学，遍及世界各地对于数学的贡献地位与影响，都有中肯的评论。

2、本书不仅对史实有详尽而忠实的介绍，而且兼有史评史论的作用，更有精辟的历史观。例如作者认为古希腊的数学是一种论证数学，而说中国的古代数学，在南北朝三国时期，也进入到论证数学，刘徽即为其杰出代表之一。至于中世纪欧洲数学的崛起，微积分的创立以及近代数学的诞生史，对于它们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根源，作者都有敏锐的评论。作者对整个数学的发展有着明确的数学史观。

3、本书不仅对数学家和他们的学术成就作了概括的介绍，而且对于一些重要成就，不惜花费篇幅，作了较详细的忠实于原始创造的说明。例如阿基米德对于球体积与抛物线弓形面积的计算，刘徽对于的计算原理和方法，牛顿与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发现过程，以至较近代如康托关于非可数集合的发现等等，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这让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历史的发展，而且还能深入体会数学大师们原始创造的艰苦历程与来龙去脉。

4、本书除了数学家们的传统故事外，还介绍了许多有趣的奇闻轶事。

二、对数学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李文林教授在书中说到：不了解数学史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数学科学。外尔说过：“除了天文学之外，数学是所有学科中最古老的一门科学。如果不去追溯自古希腊以来各个时代所发现与发展起来的概念、方法和结果，我们就不能理解前50年数学的目标，也不能理解它的成就。”

通过这本书，我对数学发展的概况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书中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例，介绍了数学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与重要成果，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数学这门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体会了数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感受到了数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数学是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而不单纯是一种形式化的结果;运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数学科学及数学教育，在他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但表现出矛盾运动的特点，而且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一般人类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数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是数学与语言、艺术以及宗教一并构成了最早的人类文明。数学是最抽象的科学，而最抽象的数学却能催生出人类文明的绚烂的花朵。这使数学成为人类文化中最基础的学科。对此恩格斯指出：“数学在一门科学中的应用程度，标志着这门科学的成熟程度。”在现代社会中，数学正在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提供着不可或缺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数学史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学成就的编年记录。数学的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充满犹豫、徘徊，要经历艰难曲折，甚至会面临困难和危机。无理量的发现、微积分和非欧几何的创立…这些例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数学创造的真实过程，而这种真实的过程是在教科书里以定理到定理的形式被包装起来的。对这种创造过程的了解则可以使人们探索与奋斗中汲取教益，获得鼓舞和增强信心。

在数学那漫漫长河中，三次数学危机掀起的巨浪，真正体现了数学长河般雄壮的气势。 第一次数学危机，无理数成为数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推理和证明战胜了直觉和经验，一片广阔的天地出现在眼前。但是最早发现2的希帕苏斯被抛进了大海。第二次数学危机，数学分析被建立在实数理论的严格基础之上，数学分析才真正成为数学发展的主流。但牛顿曾在英国大主教贝克莱的攻击前，显得苍白无力。第三次数学危机，“罗素悖论”使数学的确定性第一次受到了挑战，彻底动摇了整个数学的基础，也给了数学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歌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却使希尔伯特雄心建立完善数学形式化体系、解决数学基础的工作完全破灭。

数学是一门历史性或者说累积性很强的科学。重大的数学理论总是在继承和发展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不近不会推翻原有的理论，而且总是包容原先的理论。例如，数的理论演进就表现出明显的累积性;在几何学中，非欧几何可以看成是欧氏几何的拓广;溯源于初等代数的抽象代数并没有使前者被淘汰;同样现代分析中诸如涵数、导数、积分等概念的推广均包含乐古典定义作为特例。可以说，在数学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过彻底推翻前人建筑的情况。

而中国传统数学源远流长，有其自身特有的思想体系与发展途径。它持续不断，长期发达，成就辉煌，呈现出鲜明的“东方数学”色彩，对于世界数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远古以至宋、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是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明代以后由于政治社会等种种原因，致使中国传统数学濒于灭绝，以后全为西方欧几里得传统所凌替以至垄断。数千年的中国数学发展，为我们留下了大批有价值的史料。

三、对教学的启示

作为一个中学数学教师，我之前对于数学史的了解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没有一个宏观的认识，这对于提高自己的数学专业素养，提高教学水平，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

在新一轮中小学数学课程中, 数学史首先被看作理解数学的一种途径。义务教育阶段以及高中阶段各科课程目标都围绕三个基本方面: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态度情感价值观, 对于理科课程,还进而包括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尝试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数学史对于揭示数学知识的现实来源和应用, 对于引导学生体会真正的数学思维过程,创造一种探索与研究的数学学习气氛,对于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 培养探索精神,对于揭示数学在文化史和科学进步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进而揭示其人文价值, 都有重要意义。

数学史是学习数学、认识数学的工具。人们要弄清数学概念、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增长对数学的通识,建立数学的整体意识,就必须运用数学史作为补充和指导。如果数学教育只停留在数学理论本身的学习上,甚至对数学理论的实质也没有深入探究,学生就不可能理解依托于数学知识体系之上的数学思想和信仰,贯穿于数学研究活动中的科学精神(包括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数学的美感及鉴赏能力,与数学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的伦理准则等数学文化的底蕴, 更不会形成"才"与"识"。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还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了解数学史的相关知识，并且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贯穿和渗透，让学生在略显枯燥的学习中，体会到人文精神和真正的数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