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史读书笔记

第1篇：中国社会学史读书笔记

中国社会学史读书笔记

11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Z01114155

丁贤兵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读《乡土中国》有感

当我在图书馆翻阅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乡土中国》时，我发现人们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总是用这样的字眼：“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我想，这两者间一定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吧，于是我就满怀好奇，打开《费孝通文集》，找到这篇文章细细品读起来。

今天，我们来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个话题，不时能看到历代先贤为之孜孜不倦的身影。应该说，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先后提出并铺垫好的。1947年，费先生完成了《乡土中国》的分析，现代经济的诉求被抽出去了，只剩下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静态的模型。同年，他远赴欧洲对西方人谈起了“乡土重建”。他在这次演讲中触及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问题，明确指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于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位育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资源利用上的克己。晚年的时候，他谈到了“文化自觉”：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能不能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

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的“社会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现在，千百年来中国人凭自己的勤劳、智慧和

1 勇敢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民族经济、文化体系的躯体尚在，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潮流席卷之下，这些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却要被这“三化”的理想模式按照它们的生命周期从小到大重新来建造，这是何等的挑战!当初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并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乡村变了很多，但没变的东西我们似乎还能在《乡土中国》中找到。今天我们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在这个家底面前如何消除近代以来畸形经济发展观所产生的乡土中国社会文化失所的影响，使中国的社会发现道路不至于偏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文化是上层建筑，它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文化，虽然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大阶段中，有大致相同的核心内涵。在全球化中保持文化独特性，或是多样性的问题是很重要的。费先生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地球越来越小”。处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将会不断地接触交流，互相碰撞、融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尤其要提倡“文化自觉”，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其他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共同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点和它发展的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

2 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反思当前国际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要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自己，才谈得到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去认识人家，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的起点。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一个人类和平共处并共同发展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不应互相冲突，而应相互协调。

正是因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之间的断裂和接续才使我们发现多重现代性发展经验与知识积累的不足。这种不足在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层累的诊断报告上一览无余。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式微时节，王国维对乡土中国的呼告是要我们记住这个传统文化是有生命的。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行动时期，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只不过是让人们思量一下往现代化前进的时候不妨看看脚下的大地。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呼喊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时候，不只是为了要缅怀前辈先贤，而是我们也要面对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根据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人们所刻意追求的似乎是西方19世纪的发展模式。这个讽刺性极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些年来既不讲历史也不问世界埋头拉车的必然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村，礼失而求诸野，乡土中国仍然保持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汁，从乡土中寻找中国现代性的智慧，是一条可能的路径。20世纪乡土中国多样现代性的发展摸索的道路上，梁漱溟先生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实践就是这方面的努力。费先生认为，在经

3 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成为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第2篇：《中国史学史》读书笔记.doc

史学理论读书笔记

从远古传说到马克思主义史学

——读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看中国史学发展

文学院中文系08级1044408029 徐卫明

[摘 要]白寿彝主编，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施丁、顾诚等五位教授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于200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专业基础课程系列教材，但又不同于其他教材，它上起远古时代神话传说，下迄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史学史教本。这本书汇注了白寿彝及他的学生两代人的心血，是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智慧结晶，是推动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强劲动力。

[关键词]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著作特色

启示与反思

史学史是一门还在树立中的学科，还处于发展期。“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

[1]1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在整个史学史领域，我们须照此推演中国史学史的梗概。

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本身发展过程与及其规律的学科。1941年，金毓黻代表作《中国史学史》出版，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初步建立，早在20年代，梁启超便第一个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的设想，而后，此领域学者前赴后继。我们一般说，在20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史学史初现雏形。而作为史学史学科丰碑式的人物白寿彝，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建设贡献巨大，影响不言而喻。

1964年2月29日，白寿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文《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在文中，他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个经常任务。”基于此，写好教本又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一本不同于一般史学专著的、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孕育而生。

一、读《中国史学史》所思：著作特色分析

《中国史学史》内容上起远古的传说时代，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全书共8章，43万余字，即：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第二章，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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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史学;第六章，近代史学(上);第七章，近代史学(下);第八章，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书总结和借鉴中华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和成果，阐明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特点与规律。白寿彝先生深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影响，十分注重将中国史学史发展放入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来考察，使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参加本书编写的成员，都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内有很深厚功力的专业工作者，还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该书文笔流畅，叙述清楚，说理深邃而又不显枯燥，对于非历史学专业的我来说，其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1.远古的神话传说是中国史学的起源

中国史学的起源，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分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史学的起源是文字，也有人认为史学开端于史官。而本书首章第一节即远古的传说，这就意味着白寿彝先生把中国的史学起源定格在远古神话传说。他说，“中国史学的历史起源，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无论从历史意识来看，还是从传述历史的形式来看，追本求源，中

[1]1国史学还是要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所以本书开篇便谈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体现着白寿彝先生的独特见解。

在我看来，本书利用神话和传说来说明历史，探索史学发展的渊源，是极具开创性的。从书中我们知道，远古的神话传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战胜自然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主要有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农神烈山氏的柱、后稷周人的始祖弃等;一类是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如禹、契、弃、公刘的传说，黄帝、蚩尤大战等。远古的传说不仅反映氏族社会人们的历史意识，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内容，包含更多的历史真实性。依据这些神话传说，我们可以了解到远古时期的神意史观。在这些零零散散的神话传说资料中，有关于远古时期英雄人物的故事，有关于氏族神的传说，有关于朝代更替原因的传说，“在具体事件上这些传说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作为当时人们的一种意识的存在却是真实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它们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白寿彝先生告诉我们，应透过神话传说的表象而注意其内在的思想性，并利用它们来探讨氏族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社会、神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原始意识，这种意识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文明时代史学家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

在对待整个历史分期上，本书共八个章节，即八个分期，白寿彝先生既考虑到史学自身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又充分兼顾到史学发展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这一横面;既突出了史学史的“史”的特色，又展示了中国史学发展大的趋势，使中国史学史的脉络清晰明朗。

2.注重史学发展脉络的整体性，同时在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学术生活和成就 本书以时间顺序来阐述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贯通古今;同时注意史学家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的思想变化，把史学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中去考察，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如著者在介绍刘知几和《史通》时，不忘提及其所处时代背景。在隋唐时期，门阀地主形成和发展起来，代替了前一时期的世家地主，成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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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层，有不少皇朝重视以皇家力量组织官书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绩，刘知几著《史通》正是得益于官书撰述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时代发展潮流中，著者还提到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理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他一方面提倡直书精神，认为直书产生“实录”，其社会影响是“令贼臣逆子惧”;另一方面，他始终维护“名教”观念，认为“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是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此，“实录直书”理论便在彻底性上大打折扣，强烈的“激扬名教”意识，也和直书原则“唱反调”。著者在分析刘知几的理论思想时，结合时代背景，阐明了隋唐时期极重的门阀观念是体现在刘知几思想和著作上的时代印记，从而，我们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史学家刘知几的思想变化。

在我看来，从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理论和思想，从而看到时代潮流对其理论和思想形成的影响，我们也就能够辩证地看待史学家的思想理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站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学诚的史学和方志学尚属封建文化的范畴，在其方志学的理论表述中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道德。我们也就不能强求章学诚以新史学批判封建的旧史学，在时代潮流中，这不是生于乾嘉之世的章学诚所能承担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章编者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见解是独到的。

3.注意史学发展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

在第二章第一节中，著者特别提到“尊儒和阴阳五行说、谶纬说的流行”这一内容，旨在说明社会现象、社会思想对史学发展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著者在书中提到“儒学国教化，也就是儒学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是以统治者所能承认的教义为准则，必须顶礼膜拜，

[1]3刻板地服从，这对于史学的演进当然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禁锢了史学家思想，钳制了史学发展多元化趋势。在论述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迷信思想的盛行对史学演进的影响时，书中分述两方面：一方面，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对包括史家在内的学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对学术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刘向、刘歆父子著书宣扬阴阳五行说为封建政治服务;但另一方面，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考验，有识见的史家和学者在唯心主义思想泛滥的困难条件下，继承了孔子和司马迁以来不妄灾异、重视人事、重视总结政治成败经验的传统，对唯心迷信的邪说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如桓谭和王充所做的努力。

在我看来，把握史学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们理解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因素和史学思想的时代印记。以第四章第二节中“理学对宋元史学思想的影响”为例，本书著者探讨了史学思想发展与理学间的相互关系。理学的产生，使这个时期的史学思想打上了的鲜明的时代印记，理学家关于天人问题的探究，左右着宋代史学求通的观点，同时，理学家把史学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手段，求历史盛衰之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而史学思想的发展对理学体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的作用。把社会思想同史学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能明晰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从而在横向上把握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动机。

4.体现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学术传承

史学发展规律体现在诸多方面。在史书编撰体例上，白寿彝先生致力于史学在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描绘其发展线索。如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编撰体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二十四史”相继继承和发展“纪传体”体例，白寿彝先生将其体例一一道出，以寻求著史书的规律性，同时，每谈及一部著作，必说明其体例，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都作论述。在史学思想的传承性上，白寿彝先生将每位史家的史学思想单作论述，如第二章第三节“刘氏父子的史学思想”、第三章第五节“杜佑的史学思想”、第四章第七节“马端临的史学思想”、第五章第三节“王夫之的史学思想”等，注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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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前后的内在联系。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上，白寿彝先生同样是采取类似论述方法，如第三章第七节“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其后对郑樵、马端临在历史文献学上的造诣也多加论述。这种一脉相承的写法，很好的体现了著者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建树。

在我看来，《中国史学史》的这种编写方式很好地体现了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著书的思想。以线条的方式将属于一个系统的知识很好地穿起来，逻辑性强，呈现一个完备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又反映发展的全过程和发展特点及内在规律性，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系统和明朗的概念体系。在前后对比对照中，找寻史学时代特点和运动规律。

5.著作内容丰富，细致入微，点面结合

对每一位编者来说，《中国史学史》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该书内容翔实，引证丰富，细致入微。该书在整体上勾勒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框架和脉络图，同时又对每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面貌做了全面而又详细的论述。我们来看书中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继续发展”，开头两节，综述宋元时期史学、史学思想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在这其中包括六个小点来佐证宋元时期的史学发展的总体特点。在每一小点中，著者善于运用原始史料来论证其观点，让读者甚觉踏实。如著者直接采用《进<资治通鉴>表》中“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来阐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意图。

本书点面结合可谓匠心独运。“点”，最明显的体现是代表史家和代表著作的单独论述;“面”即是指史学发展的整体概貌。作为教本，该书十分注意史学史知识的全面性;作为学术著作，该书又在宽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深入论述。通过“面”的论述，也就是俯瞰式的方法，我们对该时期的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然后通过“点”的分节或分目对重要史家、史著、史学现象或史学思想进行细致剖析。通过对典型史著或史学现象的评述，精雕细琢般把史学发展的水平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来。

总的来说，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高水准的中国史学史著述，有自己独特的体系、风格和规模，读后我们在感叹之余更多的应该是一份思考。

二、读《中国史学史》，我的几点认识

中国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演进，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这片土地是中华民族的

[3]1古代先民生息并创造了灿烂文明和辉煌历史的环境和舞台。”同样，我们回顾中国史学的发展，也不应该忽视这片孕育了几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中国史学的起源是远古的神话传说，我想，神话传说是离不开这块土地，离不开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生息、创造和探索。史学史知识的两块内容是过去的史学发展的状况和今天对那些史学面貌的理解，过去发生的史学正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杰出人物探求史学。历史在演进，史学在成长，史学史记录着史学的演进，环环相扣，中国史学发展的系统，在《中国史学史》中得到完美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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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极具教本特色。我们知道史学论文的表达方式有4种，即专著、论文、综合体史书和教材。教材区别于其他三种表达方式的特征在于其系统性和公允性，即以公允之心系统地陈述该领域尽可能全面的知识。教材的编写不要求对知识的创新，也不要求对已采纳的观点进行论证，至于论证，是读者需要做的思考，读者要懂得教本为什么这么说而不那么说;同时，教本旨在给读者一种总述方式上的一点启示和引导，这是《中国史学史》编写所秉承的一些准则。当然“那种教本中只能写大家公认的有结论的东西的说法和做法，对

[1]2于新兴的学科只能是一种阻碍”，所以本书在编写上也谋求一些变化，比如在编排体例(章节体，注意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和编写内容(远古神话、史学思想、历史文献学、历史文学史学著作)上都有一些创新。

当然，《中国史学史》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有些章节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史家著作内容有些过多。在第五章第六节“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大段引用章学诚原话，不利于本书著者的观点表达，同时给读者造成不便，有损教本的传播旨意。另外，书中对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论及较少，我们只能从“皇朝史撰述的兴盛”、“明代官修史籍”等内容中初见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端倪。当然，没有一部著作是十全十美的，尽管有一些缺点存在，我们却不能忽视《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所谓瑕不掩瑜。

一本《中国史学史》虽不能囊括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貌，但作为大学教本，其价值却不言而喻。读罢，写下一些东西，以飨劳自己。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薛莹.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散记[J].史学史研究：1987，01. [3]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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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书笔记

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书笔记

施嘉恒11300740008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写于1939年瞿同祖在云南大学执教期间。这本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范畴来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开创了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之先河。该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家族、婚姻、阶级、巫术宗教以及儒家和法家思想，并籍此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的重大变化。全书不仅是一本中国法制史，更是一幅中国社会白描。

一.《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内容概述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全书共分六章，前两章写家族和婚姻，中间两章写阶级，最后两章，一章写宗教与巫术，一章写中国历史上的礼法之争。家庭——阶级——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这样的行文脉络体现了瞿老“要了解中国法律的缘起、发生、发展和影响，就必须从底层的阶梯逐级而上”的历史观。

瞿老在导论中提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

在正文中，瞿老首先对“家族”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以父亲而论，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长或族长除了生杀权以外，实具有最高的裁决权与惩罚权”。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节处理的再交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家族重视亲属关系中以辈分、年龄、亲等、性别等条件为基础所形成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野，推重名分，尤重伦常。身份即是最权威的证据，法律只看名分，不问是非。如法律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反过来，子女对父母须以恭敬顺从为本，否则将不容于社会、法律。古代法中有关这一类的规定极为琐细缜密，不厌其烦，不惮其详。原则总是一个：家族高于个人，名分重于责任。

第二章作者对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古时婚姻的意义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它是完全以家族为中心的。男性的直系亲属，对子女拥有绝对的主婚权，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无婚姻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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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权。男女结婚之后，夫妻名义上是平等的，但在家无二主的最高原则之下，女子被排斥在家长之外，即使夫死，也只能由子或孙继之为家长。社会习惯和法律还对妻的财产权作了严格限制，妻对家庭财产只有行使权，而没有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除了财产权之外，从夫妻的人格方面的关系来看，妻子是完全处于夫权统治之下的。“法律上夫的地位如尊长而妻的地位如卑幼”。在夫妻相殴杀的情形中，对于妻殴夫的，则加重处罚;而夫殴妻的，则减刑处罚。至于婚姻的解除，主要以七出、三不去为条件。“七出”一般指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嫉和恶疾，没有一项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的，全部是关乎家族的延续，与父母的关系等等。“七出”之外，离婚的另一条件为义绝。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等。此外，古代婚姻的禁忌也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同姓不许结婚;二是外亲之中有些亲属之间不准通婚;三是亲属的妻妾与其夫家亲属之间不许结婚。

第三、四章都是对于中国古代阶级的研究。封建社会依照“身份、财富和权力的分配”这三个维度将人与人划分为不同层级，并且贵贱对立极为显著，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仪、丧葬、祭祀等皆有等差。这些差异不仅规定于礼中，而且规定于法中，采用法律制裁来惩罚僭越的人。古代的法律从来都是“王法”，它们只是贵族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然而贵族却独立于法律之外，即所谓“刑不上大夫”，而皇帝是全然独立于法律之上。此外，古代特权阶级的家属也受庇荫而获得异于平民的法律地位，如对荣耀者的推恩和对犯禁者的株连。法律对于阶级的不同规定还体现在良贱间的不平等，良、贱相犯，根据双方身份予以加重或减轻处罚。如果良、贱之外还有主奴关系，则愈重或愈轻。并且，官吏与平民在司法待遇上也是截然不同的，法律上根本否认士庶在诉讼上平等的地位，涉及到两者之间的诉讼，无论士为被告、原告，均不使与平民对质，平民也不能当面控诉他。

第五章解释了巫术与宗教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虽然法律制裁与宗教制裁是分开的，但官吏因疑狱不决而求梦与神，帝王因灾异福报而修刑，执法官因个人福报观念而影响司法判决等等，都可以看出巫术与宗教和法律的功能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全书的最后一章瞿老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探讨儒家和法家在维持社会秩序上的不同主张。儒家和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但儒家从根本上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认为社会应有分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礼便是维护这种社会差异的工具。而法家所注意的是法律、政治秩序的维持，认为国之所以治端在赏罚，何种行为应赏，何种行为应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能因人而异，必须有同一的法律。儒家却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以道德教化的力量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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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是最彻底的解决方式。法家则更重视客观的工具，以规矩拟法，主张治国以奸民为对象。秦汉的法律是由法家制定的，魏以后儒者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工作，儒家思想开始支配古代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此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本质上的变化。

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几点思考

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瞿老引用的历史文献、法律条文(《史记》、《唐律疏议》、《刑案汇览》、《现行刑律》、《明会典》)的级别中不难看出，瞿老运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法律时，仅仅将目光放在官府制定的国家法上，而忽视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民间习惯法，忽视了中国古代社会自治领域中的法律现象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他所得出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正确性与完整性提出质疑。就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方式的特殊性而言，国家法之外的习惯法似乎更为主要地调整着社会生活的秩序，它不但填补了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

其次，社会学是一门产生于19世纪末期西方的学问，当我们用西方的、现代的理论框架支撑下的社会学方法来分析、阐释中国传统社会时，许多值得争辩的问题就很可能会被遮蔽掉。

三.结语

瞿老以一个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将中国法律史自汉以来的变化发展，置于一个广瑈的社会背景之下，然后加以分析论证，并对法律史以往忽视的一些研究对象，如婚姻、家庭、宗教乃至巫术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功效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使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史学实现了重大突破。正如瞿老在该书导论中所说的那样，其真正关心的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变化，而是蕴涵于条文变化背后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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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外法史读书笔记

这部书的全称是《寻找法律的印记——从古埃及到美利坚》，由于定宇著。作者在导言中写道，“本书的作用，是希望在普通公民的阅读范围内，最终为法学赢得一席之地。它将能引导起公众对法学的一种兴趣，而这种兴趣，最终将转化为我们社会走向法治的一种动力和一种智慧”。其实，这是一本专业性并非那么强的有关外国法制史的书，但我读它，是因为它值得一读。此书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叙述手法，向我展现了法律的发展历程，历史浩浩荡荡，作者娓娓道来，也让我从另一个思维角度欣赏、思考，深有感触与启发。

传统的专业性较强的外法史书籍，通常清晰明确地将法律史按国家地区区分好，按时间顺序，从古代的楔形文字法、印度法，直到近代的德国法、日本法一路排下去。在各篇章内部，也按渊源、内容、特点、影响等从各方面分析此种法律。而读者就顺着这种理性思维，提纲挈领地审视外国法制史。

然而，本书自有其独特之处。书名中有印记一词，自然，作者也是要带领我们边走边看，边欣赏边思考，法律的印记从古埃及一直到美利坚，而我们的足迹，也从古代到当今，只要法律曾经繁盛的地方，便有我们驻足的身影。读这本书，深感此种“移步换景”，从地中海沿岸到古罗马废墟，从英格兰原野到风云变幻的欧洲，沐浴新大陆的阳光，回味环球法旅中的点点滴滴，陪伴法律一同初生，沉埋，重生，蒙尘，成长，繁盛。。。这种感觉是难以言喻的，作为读者，不是对着图书馆里厚重的书查阅浏览千年的历史，而是像时空旅行者那样，亲身参与法律千年的沉浮。

我很钦羡作者在写这本书时所怀有那种激情，虽是写法律，又是写历史，却写出了一种昂扬与青春的气息，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著名的作家——房龙，以及他的那本《宽容》，同样如此，兼具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认知，能将读者带入法制史的风云变幻之中。写到这儿，不得不说些题外话。我们读与法律有关的书，有时是因为它的作者很有名，因为名气而形成一种先定的认知，然后读下去，边读边啧啧感叹写得不错。当然，不乏有些作者真的写得不错。然而很多时候，有些作者是为了写书而写书，为了研究法律而研究法律，久而久之，忘却了最初的梦想，最初的热情，展现给我们的也只是一些条条杠杠。我想，法律并不是生硬的，也不是纯理性的，它是有血有肉的。所以学者研究法律，包括出书，不可或缺的，是那份对法律的热爱。

读了本书第一章中的第六篇，我更坚定了这种想法。此篇题为“法律的天问：勇敢地安提戈涅”，讲的是民主政治氛围中，极容易产生“恶法非法”的观念。作者带领我们游览雅典著名的酒神大剧场，欣赏2300多年前上演的一出著名的悲剧《安提戈涅》，剧中的主人公安提戈涅面对至高无上的国王，反驳：“你的说话也能算法律吗?宙斯并未宣布过这样的法律，正义之神也从未定下过这样的法律要人们遵守，因此，我不认为你说的话是有法律效力的。”原来，法律即是天理与人情，而不是有权有势的统治者们个人的喜怒和随意咆哮。秉承着这样一种自然的法学思想，摒弃制定法律中各种专权与独断，去除研究法律过程中各种功利的思考，便是我所希冀的最原始却也最崇高的境界。

说过作者，聊过热情，让我们再回到这本书，谈谈几个我特别喜欢的因素。

首先要说的肯定是它的楔子，我不得不再次拿《宽容》与之作比较，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两本书在娓娓道来前所下的这样一个引子。《宽容》中描述的是一个先知，以及人们怎样对待这个先知。其实说的就是真理由被误解到最终被证实，会有人付出，甚至会有人牺牲，但当世界重新迎接光明的那天，一切都是值得的。而我们也要用一种宽容的态度，面对那些未被接受的真实，或是未被证实的认知。这样的一个引子在《宽容》整本书中起到思想引导的作用，或者说它是一种隐性的思想。而在此书中，楔子向我们展现一幅远古的画面，一串神秘的足迹，他们从何处来，又要往哪里去，这样的哲学上永恒的问题，激起我们探索历史的好奇心。不过，这个引子比起《宽容》中的引子，还是略显单薄，思想性没有那么深刻。

接下来，不得不说书中场面的铺陈和渲染，以及对人物传神地描绘。初写楔形文字法，作者提到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太阳历、一大堆写在纸草上的文学作品……我们便如同置身于古埃及浩茫的沙漠，面前矗立着那座刻着《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记载着巴比伦昔日的辉煌。石柱上的开首语令人印象深刻，“我在这块土地上创立法和公正，在这时光里我使人们幸福”。我不禁想到，不同年代、不同阶级、不同思想的人对什么是“公正”和“幸福”总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谁能否认汉谟拉比的这句声明，的却是超越一切时空地表达了一切法律最本质的价值精神?

在写罗马法时，作者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就站在这尊司法女神的雕像脚下，满怀崇敬地，仰视着她那二千年不变的庄严面容，只见她神情肃穆，一手执宝剑，一手持天平，双眼被布紧紧蒙着。雕像的背后，可有一句简洁的古罗马法律格言：‘为了正义，哪怕它天崩地裂’。”看到这儿，我记起了我们法学院在校运动会开幕式那天，就是呼喊着这句格言，当时还觉得挺好玩的，现在觉得这句话真是让人肃然起敬啊!

是的，古今中外，有多少人，为了正义，不怕天崩地裂，不怕失去自己拥有的一切。像在这本书中特地描写的，古罗马著名的辩护律师、执政官和法学家西塞罗，他研究和整理了大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文献，把古希腊的自然法学思想引入罗马，进而设计了古罗马从立法、行政和司法到诉讼、监察的一套法律制度，从而为罗马法学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然而，当他在罗马元老院里滔滔不绝地鼓吹“法治”、反对“人治”，鼓吹“公民自由”、反对“寡头政治”的时候，他被凯撒派兵赶出了元老院。可是，我们看到，历经2000多年的沧桑变幻，今日意大利，早已废除了君主专制，重新恢复了共和政体。昔日的凯撒、安东尼、渥大维及后世的罗马诸帝乃至墨索里尼等独裁者们，早已成为了万劫不复的粪土，只有西塞罗的共和理想和法治理想，超越了2000年的时空，依然像“润物细无声”丝丝细雨，飘荡在台伯河的两岸。

此外，本书除了讲述从古埃及到美利坚的法律史，还别出心裁地将其与中国做比较。中华上下五千年，拥有非常厚重的历史，然而，在法律史上，却是缺乏的。我们的历史，是人治的历史，而非法治的历史。就算现在，在“依法治国”的呼号中，我们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第三章中提到沉默权的起源，1639年发生在英国伦敦下的李尔本受鞭笞案。第五章又提到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规则，“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说的话将会用作不利于你的呈堂证据。你有权会见律师，如果你请不起律师，那么，政府可以为你免费提供。”与此，我不禁想到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古代英国也有一句异曲同工的格言，叫做“人无义务控告自己”。我国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也提出了沉默权，然而，没有相关机制的配合，此次沉默权在中国的实行前景堪忧，效果可能并不明显。

其实，从这本书的引言、楔子到每一章、每一节，乃至每一节前的法律名言，到结尾的法学链接，都能使我有所收获。我也渐渐有了自己的思考，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法的本质，都已从维护封建帝王统治的、以人民义务为中心、以暴力压迫为主导的“暴力之法”，转变为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以公民权利为中心、以利益冲入的调节和谐为主导的“权利之法”。所以，现代一切民主国家的法典上，都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许多许多的权利。要考查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如何，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去考察这个国家的立法思想和司法准则究竟是以“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究竟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去治理国家，还是以“公民利益”的名义去治理国家?是人民为国家、法律而生，亦或是国家、法律为人民的权利而设。 这些问题，我想，一本书，两本书，给不了我答案，我也不需要一个书本上的答案。我所要的，只是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用怎样的方式证明，他以及他的法律值得我们相信。 这些，就是这本书所带给我的，而我，又迫不及待地想让将这些带给更多的人。

第5篇：新闻传播史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一、阅读书籍介绍

1、名称：《打开历史的尘封——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研究》

2、作者：郭武群

二、读书目的

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在新闻史上是一条绵延不断靓丽多彩的风景线。本书选取民国时期的报纸文艺副刊作为研究对象，对此时期的文艺副刊做了深入剖析。阅读此书能够对民国时期的文艺副刊有进一步的了解，通过分析此时期文艺副刊办报思想的精华。结合现代报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不足和困惑。挖掘那个时代文艺副刊和当代文艺的关联点。借鉴民国时期文艺副刊中的优秀思想，指导现代报业文艺副刊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大众。

三、读书内容

第一章 文学与报纸联姻

1、主要内容

这一章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近代报纸业发展的历史和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起源。

2、读书心得

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开启了中国近代报业的端绪。中国报业的兴起是与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和文化渗透同步的。从1874年2月4日第一章国人创办的报纸 《循环日报》诞生开始，中国报业跟随着历史的车轮逐渐发展。19世纪末迎来了国人办报的高潮期，中国近代报纸也开始注重本土化。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就是在国人办报的大环境中孕育产生并蓬勃发展的。

关于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缘起，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由于当时新闻来源的不通畅和事实稿件的匮乏，办报人不得不以“诗词杂搞”等填充报纸版面中所留出的空白，以保证报纸如期出版。另一种说法认为，民国时期报职业激烈竞争是导致文艺副刊生成的原因。

总的来说，初期民国报纸文艺副刊上的文字与报纸中其他形式的文字的相通性;中国文学的文化积淀和群众基础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都促成了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发展。可以说，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出现是报纸成型后寻求发展的一种必然。

第二章 精彩纷呈的民国报纸文艺副刊

1、主要内容

本章主要向我们介绍了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概况以及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名报文

艺副刊。

2、读书心得

自1911年至1949年，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从民国初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生长阶段;从1919年2月《晨报》率先革新副刊至20年代末，是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转型阶段;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繁荣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民国文艺副刊经历了从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泛滥到宣传当时进步文化思想的聚集地的演变。鸳鸯蝴蝶派产生于辛亥革命后，我国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低潮期，副刊的革命性色彩明显减弱，消闲性作品上升为主流。到了五四时期，人们的革命意识又高涨起来，出现了四大名报副刊，涌现出鲁迅、郭沫若、孙伏园、徐志摩等一批代表性的优秀文人。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站在时代前面的《申报·自由谈》，把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开创的现代杂文推向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自成体系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同业中率先采用了白话文。《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成为革命进步文学的主战场。

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民国报纸文艺副刊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弘扬了进步文化，繁荣了文艺创作，同时也教育、滋养了半个世纪的读者。”

第三章 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基本属性

1、主要内容

向我们阐述了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4个基本属性。

2、读书心得

作者将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基本属性概括为：相对独立性、原生性、文学性和消闲性。 在提到相对独立性的时候，作者提出一个观点：“许多具有反动背景和倾向的报纸，其文艺副刊往往是革命的进步的。”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文艺副刊的相对独立性起到决定性作用。文艺副刊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发挥报纸所不能发挥或不能达到的作用;可以利用文学自身的特点通过故事情节陈述、人物塑造等方式来表达思想、传递情感。文艺副刊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讲到原生性的时候，作者提到了“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的区分问题。作者在论述时事、历史时，即使秉承客观公正原则，他所描述出来的时事、历史必然带有某些个人的主观色彩。

民国报刊文艺副刊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它直接或间接地引导、支配、规范、制约着文学的发展。”

说到消闲性，作者给我给出的一个观点在于：文艺副刊要注重消闲性，又要不失品位，

不应该把文以载道和休闲对立起来。“我们应该倡导积极地思想内容和轻松的娱乐形式的有机统一，以最大可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审美情趣的读者需求。”这一点对于当代的文艺副刊同样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第四章 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对文学的变革和改造

1、主要内容

本章为我们讲述了现代报刊对中国文人的塑造和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变革，并重点介绍了民国时期出现的报载小说、现代杂文和报告文学三种文学形式。

2、读书心得

稿酬制让从事文字写作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正当职业，文人既有了经济保障，又有了社会地位。这也提高了文人对文字创作的热情，在开拓发展现代报业方面，他们是直接的参与者;在介绍、翻译外国作品方面，他们是最先的创始者;在开发文学品种上，他们也做出了尝试，其中谴责小说的文学成就最高，言情小说的流布最广。

报载小说是文学商业化运作的成功范例，尽管这一文学样式在出现和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瑕疵和硬伤，但它一直传承到今天，始终受到读者大众的喜爱，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现代杂文被视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灵魂”。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把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开创的现代杂文推向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鲁迅无疑是《申报·自由谈》“杂文现象”的领军人物。这种言简意赅，极具杀伤力的文体形式沿用至今。

报告文学——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边缘性的文体。“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是报纸”总体来看，报告文学这从外国引进的新型文学样式，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学优势，在报刊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位置。

第五章 民国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社团、文学流派

1、主要内容

向我们介绍了《民权报》副刊与鸳鸯蝴蝶派、《新民意报·朝霞》与绿波社、《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

2、读书心得

我认为鸳鸯蝴蝶派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辛亥革命后，当时我国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低潮时期，副刊的革命色彩明显减弱，消闲作品成为主流。他们以“有口不谈政治，寄情只在风华”为办刊宗旨，迎合了当时社会大众失落、普遍没有方向感的心理。与此同时，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与清末民初中国沿海近代化大都市有着直接的关系。鸳鸯蝴蝶

派的策源地是上海的《民权报》副刊，《玉梨魂》、《孽冤镜》的成功使言情小说成为该派创作的主流。他们将读者对准市民大众，采用文学形式表达了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自觉和心声，推动了中国人文和社会的近代变革。由于受到金钱利益的驱动，后期作品成为刻意迎合大众的“精神残次商品”。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文学品位，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

绿波社是五四新闻学运动期间重要的文学社团。《新民意报》文艺副刊《朝霞》见证了她酝酿、筹备、成立、发展的全过程。绿波社以繁荣新闻学为宗旨，组织会员展多方面的文学活动。编辑出版新闻学报刊是绿波社的重要活动内容。《朝霞》紧随文学发展的步伐，对文学理论，特别是新诗初期理论的确立多有建树，并且还翻译和介绍了许多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绿波社使当时热爱新闻学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是一个积极进步、充满朝气的团体。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活跃着一个“强调文学自身发展，带有艺术独立于政治斗争倾向”的文学流派——京派。促成北平文人、作者结成京派的直接原因，是沈从文在《文艺副刊》第八期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所引发的“京派”与“海派”的争论。他鼓励“作者诚实地去做”、“假如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份希望”，“最需要的就是文学态度的改变”。“京派”以自身对文学的理解、追求和创作上的实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著的位置，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的产生、形成过程中，始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读书总结

民国报纸副刊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亮点，现代报纸副刊也应该吸取其经验。一份成功的报纸副刊，绝非只有“传播新闻信息”这个单一功能，副刊承载着拓宽报道领域、开掘报道深度、提高报纸品位、陶冶读者性情等功能。

对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历史嬗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辩证的地看待当今副刊的障碍与发展前景。随着当代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文化生产和消费市场复杂多变，报业市场更是丰富多彩。而报纸副刊呈现高雅与通俗，俏皮与严肃，时尚与平凡，不断地交替转换的形态。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却蕴涵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今报纸副刊的良性发展，还需要在新的理念的指导下，以加强副刊传播效果为手段，以加强副刊创新性为重点，将传统与时代更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让报纸副刊更快地融入到新世纪全球信息化的海洋之中。

姓名：卢璐

学号：13213910

班级：13级新闻与传播硕士

第6篇：读书笔记《心理学史》

《心理学史》读书笔记之三

心理学启示录——西方古典哲学

心理学有很长的一个过去，但却只有很短的一个历史

——题记

如果德谟克利特作为最后一位“物理学家”标志着古希腊早期哲学结束的话，那么著名的诡辩论者普罗泰哥拉就当之无愧地代表着以人事为中心问题的古希腊繁荣时期哲学的开始。

心理学思想是在哲学中孕育起来的。古代希腊哲学诞生于公元有8-6世纪。那时希腊已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有被奴役的奴隶和掌握生产资料的奴隶主。奴隶困于劳动，不能产生自己的思想家或代言人。奴隶主阶级有开明的民主派，也有顽固的贵族派。前者在哲学上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后者倾向于唯心主义，以柏拉图为代表，形成了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路线的对立。

德谟克利特从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出发，世界的物质性，以为原子构成了万物，人的灵魂是由光滑的圆形的原子构成的，因为是圆形的，所以是能动的。既然灵魂是由原子所构成的，所以必然地要随原子的消灭而消灭。这种互相唯物论与宗教迷信的神秘思想是针锋相对的。

这个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为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

与此相反，柏拉图则为客观的唯心主义者，认为灵魂先于身体而存在，仿佛灵魂是永生不灭的。当神创造世界时，神就把理性放在灵魂里，把灵魂放在身体里。他以为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是个别事物之外，并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他把这些普遍性称为理念。因此，理念不是事物的映象，而是事物的根

源;相反，事物却是理念的一个不完全的影子。很明显，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心理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思想则动摇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他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以为这个理论只是把所要解释的对象加上一倍而已，例如有了一个苏格拉底，却又有一个苏格拉底的理念。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形式先于质料，引申出“形式的形式”作为宇宙变化的第一动力，这就使他向唯心主义靠拢了。

公元5世纪欧洲开始建立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思想。公元4世纪产生了教父哲学的杰出人物奥 古斯丁，他是禁欲主义的代表。他以柏拉图哲学注释基督教教义，重视灵魂的纯洁，放弃肉体的享受。他认为灵魂具有记忆、理知和意志3种官能，因此，有人以为官能心理学肇始于奥古斯丁。

阿奎那斯是它的主要代表。 但是中世纪哲学上不是完全消极的。11世纪中展开了唯名论对唯实论的斗争。唯实论以为一般的东西或共 相可以离开个别的东西而独立存在。不难看出，这正是柏拉图理念论的再版。唯名论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是独立 存在的，至于共相则只能存在于人的思想或语言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唯名论以相当高的评价。

从15世纪开始，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叫做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包括

15、16世纪，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古希腊文化的再生。在这个时期内，对神的信仰根本动摇，而对人的信仰占了上风。先进的思想家要求人的个性从宗教和封建的专制压迫中解放出 来。这个思潮被称为人文主义。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期。这时期的杰出科学家有C.哥白尼、J.刻卜勒和G.伽利略等人，他们都和宗教发生激烈的冲突，受到了迫害。在与心理学有关的思想家中，意大利的达▪芬奇以为外部世界是感觉和印象的源泉，相信自然界的一切都服从客观的规律;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概括对认识也具有重要的作用。B.泰莱西奥主 张着重研究物质灵魂，使后来的心理学摆脱了神学的

羁绊。西班牙的L.维韦斯注意观察心理现象，对病理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这个时期的成就为

17、18世纪的心理学研究准备了条件.

心理学科学研究的曙光从此照亮人类。

蒋林

2011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