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播学论文

[4]传播学是指运用运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对传播现象及问题进行研究的总称。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传播学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我国传播学论文 篇1：

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2000年至今发表在学术期刊、学报的修辞与传播结合的研究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了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情况，分析了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

【关键词】西方修辞理论;传播学;研究;新闻;广告

西方修辞学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奠基之作，后来经过学科的衰落与复兴，发展至今流派众多。传播学首先于20世纪40年代形成于美国，在70年代传入我国，后来蓬勃发展，到2001年成为一级学科。修辞学与传播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传播学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因为亚氏修辞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1]，西方学者很早就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近年来我国修辞学界和传播学界也有将二者结合进行研究的趋势。

无论是西方古典修辞理论还是西方当代修辞理论，和传播学都有着共同的研究目的，即促进人类理解、促进世界和谐、减少矛盾冲突，这也为二者相结合创造了条件。

一、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概观

虽然我国修辞学研究历史很长，但由于传播学进入我国较晚，而且前些年还处于学科形成时期，主要处于介绍和翻译西方传播学理论阶段，因此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传播学的论文和专著很少。自2000年开始，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这时修辞学与传播学结合的论文开始出现，所以本文选取2000年至今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镜像)中有关西方修辞理论在传播学中应用的论文72篇，包括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通过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和归纳，以此对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进行总结和分析。

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既有应用西方古典修辞学理论的成果，也有应用西方当代修辞理论的成果，研究范围主要涉及两个学科结合的理论、新闻传播、广告传播、政治传播和广播电视传播，范围比较广泛，但具体数量和比例相差很多。

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主要应用于新闻传播和政治传播方面，广告传播和广播电视方面应用得较少，下面将对每个领域内的研究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二、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主要内容

两门学科结合理论的研究。关于修辞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我国修辞学界和传播学界的学者都发表了一致的观点，都认为修辞学与传播学有相同的学科源头，应该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里的修辞学理论主要指源于西方的广义修辞学理论。陈汝东认为：“在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不乏传播的成分，尤其是言语传播。其学理传统不但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为传播学基本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修辞学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传播学的基本观念和研究成果。两门学科在发展中互相影响、相互渗透，两门学科在走向融合。修辞学研究还应向具体的各种传播领域深入，从修辞角度揭示具体传播领域中的修辞规律，使修辞学为社会传播实践服务。”[2]这就为修辞与传播结合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指出了二者结合的鲜明的方向，为修辞学界和传播学界学者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这在西方是早已进行的科研领域，“在当代西方，修辞不仅不露声色地支撑着交流、传播、公关、广告及一切形式的宣传，为所有这些以象征手段调节大众看法和态度的行业提供了基础观念、总体思路和基本方法，而且在保证国家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力’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亡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可见西方修辞学介入社会现实的深入性和广泛性。而我国修辞学的研究至今还囿于“修辞格/修辞技巧”的范畴，不太注重修辞理论对社会现实和传播实践的干预，导致修辞学的研究缺少实用性价值。

修辞学界许多学者深切感受到这一问题，主张“修辞研究需要走出‘就语言谈语言’的技巧论，走向更广阔的公共学术空间”[4];认为修辞学应研究社会真实事件修辞，调节、引导在社会重大事件影响下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引发公众行为，为社会管理和发展服务。[5]在越来越传媒化的当今社会，迫切要求运用修辞理论解析国内和国际新闻事件，引导社会舆论，理解国际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新闻运作，顺利、有效地进行国际交流与对话。这也是修辞与传播结合理论研究的重大价值所在。

新闻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研究者综合运用西方的修辞理论、理念或运用某一位学者的修辞理论来论证和解析国内和国际出现的重大新闻事件，视角新颖，论证有力，有很强的现实干预性，和我国传统的语言鉴赏性的修辞研究完全不同，是修辞学“最能介入现代生活，服务社会的研究形态”。

黄坚运用西方修辞论辩的理论来解读我国的对台传播实践，认为对台宣传应该注重受众，应把受众作为首要问题，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其次是要充分认识到事实在对台宣传上的重要性，因为事实在论辩中的地位很重要，鉴于对台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大陆媒体需要对宣传的内容进行更详细的“事实检查”，表达时贴近台湾民众的表达习惯和心理思维定式。[6]

以上运用西方修辞理论解析类论文深入实际的真实的传播实践，详细论述了采取的修辞策略，使传播有更好的效果，对同类传播问题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是应该提倡的研究范畴，也体现了修辞理论的东西方交流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告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西方修辞理论在解析广告传播方面同样具有很大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李思屈在其《传播“修辞学”与广告符号的运用》一文中，运用当代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的“戏剧主义批评”修辞理论分析了上海别克轿车的一则电视广告。博克的“戏剧主义批评”理论，又称为“戏剧五要素分析法”，他认为由于人类生存具有“戏剧表演性”，运用戏剧性舞台语来讨论人的象征行为和传播行为最为合适，可以用行动、场景、人物、工具和目的来考察传播行为。人们在传播行为中出于不同的动机，对这五个因素进行不同的搭配，实际上折射出不同的态度。作者认为别克轿车广告以“漂亮的轿车在美丽的林间路上行驶”这一场景作为传播的重心，人物、行动甚至语言几乎没有，但却收到了使人高度记忆品牌、好感度极高的传播目的，是“戏剧五要素分析法”在广告实践中的生动运用。[7]叶丽华运用西方古典修辞思想论证了名人广告效应的修辞原理，认为在名人广告传播过程中信息源的可信度、信息源的吸引力和受众对名人的移情现象扮演着重要角色，名人广告作为修辞的一种手段符合亚里士多德和博克的修辞学理论的运作原理。[8]

以上这类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证明学者们已经突破单纯广告语言修辞欣赏评价性研究的范围，开始在广义修辞学视角下从整体策划角度、从劝服角度或从哲学高度来探讨广告中修辞元素的作用，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具有很大的专业指导意义。

广播电视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广播电视传播方面一般还是从我国传统修辞的角度进行研究，如电视新闻传播中的响度组合和广播电视新闻标题的修辞特点，运用西方修辞理论进行研究的只有一篇，作者探讨在西方修辞理论的视角下视听传播，认为电子视听媒介已经超越传统媒介而成为泛文本，新修辞学应该关注这一领域，对电视文本进行研究，电视媒介的整体传播效果和电视传播的视听规则都需要修辞学的积极介入，但目前缺乏系统研究，应积极开展研究。[9]

政治传播研究方面的应用。研究政治传播修辞的论文很多，因为政治传播带有很大的劝服性，这与西方古典修辞理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一致的，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

胡亚云的论文就政治传播修辞理论展开论述，认为政治修辞政治主体利用政治语言所进行的修辞，目的是说服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在理论上经历了规劝说、认同说和认知论三个发展阶段;在理论范式上可分为情景修辞、运动修辞、制度修辞、首脑修辞与反修辞;政治修辞是政治传播的手段，它服务于政治传播、应用于政治传播的全过程，[10]属于政治传播理论研究。蔡骐、常燕荣以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电视公开辩论作为个案，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服修辞理论分析了修辞作为说服手段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集中考察了情绪在进行说服，从而达到政治传播目的方面的作用，[11]属于政治传播实践研究;涂光晋、宫敬以西方当代话语修辞理论为框架，分析了2000年来中美官方以西藏为主题发布的政治话语，由于话语语境的不同，由于“原型沉淀”和“集体记忆”的文化原理不同，导致新闻写作稿的词语、句式选择的不同，因此表现出中美对西藏“纪念日”主题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美国话语以“自由”、“信仰”、“出走”、“非暴力”和“领袖”为主题，中国话语以“农奴解放”和“经济发展”为主题。[12]这是运用西方修辞理论去分析西方政治话语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西方政治话语的修辞操作手段，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运用我们自己的策略予以回击，这对于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对于构建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修辞理论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无论哪个国家，要运行政治、经济体制，要进行国际对话与辩论，要开展与对立势力的斗争等政治传播，都需要修辞理论的指导，所以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于服务和指导具体的政治传播实践。

三、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虽然目前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已经有应用的趋势，而且数量在增多，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领域不平衡。从选取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多用于新闻传播和政治传播方面，广告传播和广播电视传播方面内容较少，这样就减少了对以上两类传播的指导性。由于广告和广播电视在传播信息方面和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今后应该加强这两方面的研究。

研究中存在拼凑现象。由于很多作者对西方修辞理论没有进行深入的学习钻研，导致对西方修辞理论的不理解，很多论文有生吞活剥、拼凑甚至抄袭现象，将译著中的理论直接搬入自己的论文中，导致论文晦涩难懂，缺乏利用和借鉴价值。建议有关传播机构和团体加大对西方修辞理论的普及和研究，尤其是当今西方修辞理论的主流及与传播学的结合，应该全面予以介绍，使学者能深入理解西方修辞理论的精髓，在研究中能得心应手。

缺少对我国当前大量的、复杂多变的传播实践的研究。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大众传媒也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每年都会有很多传播事件发生，而西方媒体也会关注，这恰好可以利用西方修辞理论揭示西方媒体的修辞手段，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很少。我们应该注重这方面的研究，传播研究机构应该成立课题组，进行连续的大型研究，相信通过研究，会大大促进我国传播学的深入发展。

学术水平较低。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导致研究的学术水平较低，缺乏对西方修辞理论的宏观和微观研究，不能对大量出现的国内、国际传播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与指导，因此难以发表在核心以上的期刊上，从我们选取的论文可以看出，只有很少一部分源于核心期刊，研究的整体水平有待于提高。所以今后应注重提高论文的质量，对西方修辞理论进行透彻的研究，写出对现实社会发展有指导性的高水平的论文。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媒介化的社会，每年国内、国际都会发生很多重大事件，舆论热点不断，面对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信息，怎样选择、怎样报道、怎样引导，这都是传播学与修辞学结合应该解决的问题。因此应该加强理论研究，介绍西方传播学与修辞学结合的理论，了解西方新闻传播、政治传播上的修辞操作和策略，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顺利进行国际交流与对话，并有力地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国际形象。学者们应努力开展修辞对当代传播实践的干预与引导研究，并结合我国传播实际，提出中国特色的传播修辞理论，为我国的政治、社会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24.

[2]陈汝东.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89-94.

[3]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M].北京：三联书店，2004：3.

[4]谭学纯.修辞学研究突围：从倾斜的学科平台到共享的学术空间[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13-19.

[5]曾毅平.略论社会真实事件的修辞学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13-118.

[6]黄坚.借鉴西方修辞理论，改进对台传播[J].科技信息，2007(35)：407.

[7]李思屈.传播“修辞学”与广告符号的运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74-77.

[8]叶丽华.名人广告效应的修辞原理[J].商场现代化，2007(7下)：121-123.

[9]熊忠辉.修辞学观照中的视听传播[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5)：87-90.

[10]胡亚云.政治修辞与政治传播[J].河南社会科学，2001(5)：9-12.

[11]蔡骐、常燕荣.政治传播与修辞说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78-83.

[12]涂光晋、宫贺.中美官方西藏主题新闻发布的政治修辞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8)：55-58.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施 宇

作者：赵丽华

我国传播学论文 篇2：

反思与突破：我国传播学研究40年之进路

摘要：2018 年是传播学引入中国 40 周年，学者们基于“传播学”这一关键词，生产出数量巨大的文献成 果。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运用分析软件 CiteSpace 对 1981—2017 年知网数据库中关于传播学研究的 共 5731 篇文献进行了共现分析和历时分析，以呈现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议题变迁。通过考察 40 年来 我国传播学的文献情况，本文发现，从共现分析看，我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丰富而多元，“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 是学者关注较多的议题;从历时分析看，我国传播学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介绍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 成果和本土化反思为两大主题。进入网络时代后，我国传播学研究议题分散且更迭迅速，呈现出与之前截然不 同的发展现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为我国传播学建设提供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传播学;文献计量学;知识图谱;CiteSpace

2018 年，《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推出了关于传 播学反思的专刊，旨在针对传播学科发展遇到的问题进行 检视与反思。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权威期刊《国际新闻 界》在今年也推出了“反思传播学”专刊，介绍了在浙江 大学举办的“反思传播学圆桌论坛”一系列成果。显然， 传播学科的发展速度之快，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 审视传播学领域内的发展现状，而作为诞生在西方的学术 产物，传播学在我国取得一席合法地位相当艰难。直至今 日，传播学该如何发展仍然是悬在我国传播学者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关于中国传播学的开端，目前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 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自 1978 年之后“尽管其发展道路也 有波折，但传播研究再也没有真正中断过”[1]。因此，从 1978 年算起，我国引入传播学已经走过了 40 年。相较 于其他学科，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这也为全面 梳理我国的传播学文献提供了可能。如今，当谈论传播 学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40 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呈现 出怎样的研究现状?获得了哪些理论突破?新时代背景 下，我国传播学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基于上述问题， 本文对知网数据库中的传播学研究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呈 现，通过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文献知识图谱的描绘，力

网最早的传播学文献所在年份——1981 年为传播学研 究起点，选取了我国传播学研究中以“传播学”为关键 字的所有期刊文献为分析样本，对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 知识流动进行了考察。通过描绘 1981—2017 年传播学 研究的知识图谱，以期勾勒出我国传播学发展脉络。在 可视化呈现的方式上，本文提供了两种视图：聚类视图

(cluster)和时区视图(timezone)，聚类视图侧重于体现 聚类间的结构特征，突出关键节点及重要连接，时区视图 侧重于从时间维度上来表示知识演进的视图，可以清晰 地展示出研究的即时更新和相互影响 [2]。

本文样本的检索条件为(：关键词 = 传播学)(精确 匹配)，专辑导航：全部;数据库：学术期刊单库检索。检 索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17 日。检索文献总数为 6250 篇，

文献时间跨度为 1981—2017 年。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 样本在筛选过程中去除了征稿启事、传媒资讯、会议综述、 学术茶座、期刊首卷语等非学术文献，最终得到论文共 5731 篇。基于这些文献，借助 CiteSpace 进行统计分析和 可视化呈现，以梳理学界对传播学研究的过程和趋势。

在应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生成可视化 图谱时，对各个选项进行了阀值设定。本研究中，基本参 数设置如下：

求展现出客观真实的研究现状。

1“.

Time Slicing”(时间分隔)：1981—2017 年“;Years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知网数据库文献资源为研究样本，以知识图 谱研究中最為活跃和成熟的研究手段——CiteSpace 为 工具，以研究议题的变迁和知识的演进为目标，以目前知

Per Slice”(最小统计时间)：1 年。

2.“Term Sources”(术语来源)含4种：Title、

3.“Term Type”(术语类型)：Burst Terms(突变词)。 4.“Node Types”(节点来源)：

图谱的科学性和可读性，对不同项目进行具体分析时，对 部分特定参数做了调整。

二、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议题与演变

(一)关键词共现与聚类

将 CNKI 数据库中的文献导入 CiteSpace，选取历年 文献关键词词频的前 50 个，生成了关键词共现图谱，字 体大小代表关键词频次的高低，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 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得出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关键词频 次和中心关键词。由于本文在选择样本时，以“传播学” 作为搜索关键词，致使其出现频率过高而其他关键词在 呈现上不成比例，为确保图谱的合理性，因此采取了去中 心化处理。

如图 1 所示，传播学关键词共现图谱形成了多圆心 的重叠网络，由圆心向外辐射，图谱中的关键词词频逐渐 下降，核心关键词包括传播、受众、新闻、媒介、传播效果 等传播学科的核心词汇。值得注意的是，与单一的话题 研究不同，传播学研究议题呈现聚类明显的特征，形成了 以“传播”“受众”“新闻学”“传播效果”“媒介”为圆 心的子议题网络。在知识图谱中可以发现，我国学者的 研究视角丰富而多元，具体表现为：传播学经典理论再呈 现，如“受众”“议程设置”“使用与满足”等关键词是 我国传播学者频繁使用的概念;传播学派的多维观照，我 国学者在传播学研究中，除关涉“美国”“北美洲”等代 表的经验主义学派视角外，“批判学派”也引起了传播 学者的重视;传播学的本土化反思，“本土化”和“创新” 经常作为学者反思的起点，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独特视角。 通过关键词捕捉到的宏观图景，也是我国传播学研究的 大致呈现。

在表 1 中，频次代表了关键词在所有文献中出现的 次数，在传播学研究高频词中，对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学 科讨论，如“传播”“新闻”“新闻学”“学科”“新闻传 播”等关键词的频次占表 1 的 39.2%，说明传播学科的 建制及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是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 内容。之所以出现这种现状，第一，与我国的学科设置有 关，1997 年 6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 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 录》中，将过去的“新闻学”二级学科调整为“新闻传 播学”一级学科，由此开始，出现了传播学与新闻学两门 学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第二，与“传播 学”未停止过“反思”有关，我国传播学者不断反思传 播学科的危机、困境并展望其未来，再加上华语传播学界 关于本土化问题的特殊焦虑，使得这种讨论更加复杂，大 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态势。而这，已经成为传播学学 科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除此之外，高频词中“美 国”“北美洲”“美利坚合众国”这三个概念也应引起重视。 我国传播学科开端与美国传播学者联系紧密，表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杜威访华和罗伯特·帕克在燕京大学任教

使传播学的思想传入中国，以及 1982 年施拉姆访华，同 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 中国 [4]。也正是基于此，“去美国化”与本土化的呼唤 一直伴随着我国传播学科的发展，是我国传播学者重点 讨论的议题。

通过 CiteSpace 的聚类功能，对每年前 10% 的高频关 键词进行聚类，形成图 2 所示。传播学研究讨论的议题较 为分散，关键词相对多元，形成了标签为 #0 传播、#1 美 国、#2 新闻、#3 微博、#4 对象、#5 传播、#6 传播心理学、通过关键词聚类可以发现关键词之间连接的强度， 但是由于某些议题持续时间长、关键词使用丰富，会出现 同一类话题被分为多类，如 #0 和 #5 都是对传播这一话 题的讨论，因此我国传播学研究基本可分为如下六类：

1. 传播：包括 #0 传播、#5 传播。这一主题是传播 学研究中的基本议题，包括以“人际传播”“大众传播” 为代表的宏观视角，也有“受众”“信息”“媒介”等微 观研究视角。在传播这一分类下，大部分关键词仍然沿 袭着经验学派的内容，可见其影响之大。传播的研究必 然属于传播学范畴，但在知识图谱中，绝不能把“传播” 与“传播学”混为一谈。

2. 新闻：包括 #2 新闻。在传播学研究中，新闻构成 了一个单独的研究议题。新闻与传播的重合表现在两个 方面“：作为新闻载体的传播”和“作为新闻读者的受众”。 新闻的载体也是传播的渠道，新闻的读者则被成为传播 意义上的受众，因此很难将新闻与传播分割开来，“传播 学”这个舶来品的出现，也为新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场 “范式革命”。

3. 传播学：包括 #1 美国、#4 对象、#6 传播心理学。有 学者发现，可能不存在美国传播学(America communication) 这一说，美国认为自己的传播学就是世界的传播学。中国 作为旁观者，也很难不受其影响。传播学作为站在十字路 口的学科，与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关 联密切，早期的传播学关注效果研究，社会心理学成为研 究突破口，在我国传播学建设中，心理学也产生了不可忽 视的影响。

4. 网络传播：包括 #3 微博。互联网的出现，使传播 学研究有了新鲜的话题，但同时也颠覆了大众传播时代

的传播学研究视角。经典传播理论在网络环境中失灵， 这是传播学者反思的重点，但也为传播学带来了新的可 能。另一方面，微博、微信在我国兴起，也使网络中的人 际传播成为学者研究的新领域。

5. 传播学研究方法：包括 #7 质化研究。关键词包括 “量化研究”“质化研究”等。传播学研究主要是通过精 确的方法和技巧以掌握信息的传播规律 ， 精确的方法成 为传播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标志。因此，传播学研究方法 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近几年，从传统的量化与质 化研究，到网络民族志和大数据挖掘的兴起，说明研究对 象的变动也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創新。

6. 传播学本土化：包括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键词 包括“思想体系”“中国”“本土化”等。传播学作为一 门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人，中国的国情、文化、社会都是 中国化的，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民族特色和传播观念， 这也是中国学者孜孜不倦地追求本土化的原因。另外， 本土化另一重要议题即“反思”。反思作为我国学者对 西方与本土的博弈，伴随着传播学的发展而存在。

(二)历时与突变分析

利用 CiteSpace 的时区功能，选择时间跨度为 1981— 2017 年，时间分区为 1 年，对每年年度前五的关键词进行 分析，可以大致看出传播学研究中议题变化的趋势。如图 3 所示，传播学研究随着时间的演变，研究重点和前沿都 发生着相应的转变。如果按年度统计相关研究热词，可以 清晰看到不同时间段内的研究侧重点。时区视图展示了 传播学研究的关键词更新和彼此之间的交互联系。图中 横坐标表示 1981—2017 年的时间切片，每一个节点代表 着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标识节点的字号就越大，代表 着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大。此外，根据关键词首次出现的

时间，将它们放置在不同的年度区域中。关键词的演变， 依据从左到右、从下到上的轨迹。各节点之间的连线，表 示节点之间的传承和共现关系。不同时间段的节点连线 越多，说明这两个时间段内节点间的关系越紧密 [5]。

20 世纪 80 年代，是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开端时期，这 一时期学者们以介绍引进美国的传播学为主，关键词“美国”就出现在这一阶段的早期。我国传播学的发展和以 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有着紧密联系。如果说 1981 年 我国以“传播学”为主题的文献还停留在蜻蜓点水阶段 的话，那么在 1982 年施拉姆访华后，许多学者认为，这是 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标志性事件，同年张隆栋发 表《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上、中、下)，系统介绍了美 国传播学的内容，文中的“控制分析、内容分析、渠道分 析、传受者分析和效果分析”至今仍是我国传播学研究 的基本范式。时至今日，传播学在中国已经有四十余年 的历史，照搬以美国的传播学为样本，也成为学者反思的 起点，正如吴飞所言“以美国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一开 始便落入了政治宣传和媒体企业经营的逻辑……左右着 传播学的效果研究。”[6]

上個世纪 90 年代，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开始逐渐 丰富。1994 年，王怡红翻译了罗杰斯《传播学两大学派 的对立与交融》一文，在前十年鲜有提及的“批判学派” 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我国传播学者的视野。陈力丹先 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呼吁学者关注欧洲批判学派。 这一时期传播学在我国仅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但当时 的传播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经验学派的“先天局限”，传 播学的“反思”也由此兴起。在同一时期，传播学的本 土化也开始受到学者关注。吴文虎、邵培仁、李彬等学者 分别就传播学的“中国特色”与“本土化”表达了自己 的看法，邵培仁从“倾向性、民族性、超陈性、实用性和启 发性”[7] 五个角度论述了怎样做才叫做有中国特色。如 果说前十年我国的传播学研究重在“开创之功”，那么 90 年代的十年则奠定了我国传播学研究“在反思中前 行”的大方向。

21 世纪初的十年是传播学研究承前启后的十年。 一方面，我国学者继续对传播学理论进行深入挖掘，一是 寻求其在我国的适用空间，学者开始对传播学中的经典 理论赋予了本土实践的新内涵。二是传播学 30 年反思，

2008 年是中国传播学发展 30 周年，戴元光总结中国传 播学研究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传播理论创新、 传媒运营与管理和传播学研究批判”四大学术群，但总 的来讲我国传播学研究水平仍然很低 [8]。另一方面，互 联网的崛起使传播学者开始关注网络传播这一领域，网 络技术与新媒体、互联网传播行为及其监管、网络舆论、 基于互联网的传播学理论反思等新鲜的传播学议题开始 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而这也为后来的以微博、微信为代 表的社会化媒体来临做铺垫。

2010 年至今，我国传播学研究可谓异彩纷呈。从“万

物皆媒”到“智媒时代”，从“中国形象”到“中国故 事”，技术的发展与政策的变迁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无限 可能，对此，有学者抱以乐观态度，认为“新媒体传播是 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机遇”[9]，新的媒介为我国传播学研 究提供了免于西方传播学干预的空白，为消除中西对立 提供了可能。但学者杜俊飞也表达了这样的忧虑“：看似 热闹，实则空洞。”[10] 二十世纪初创立的经典理论为传 播学奠定了基础，但也使得研究者难以走出教义的桎梏， 甚至在互联网时代，来自经典理论的强大影响仍然不能 被摆脱。诚然，学科的发展绝无可能如壮士断腕的过程， 经典理论过时与否暂可不论，传播学自身的稳定性必然 需要理论的支撑，“让学科向外生长”成为学者的呼唤。

CiteSpace 通过检测短时间内增长速度突然加快或 使用频率突然提高的关键词，来反映某一领域的研究前 沿。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影响其研究前沿和重 点的因素很多，变 化较快。 通过突变词(Burst Term) 检测，对于我们了解传播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研究重点 有很大帮助。利用 CiteSpace 选定关键词作为节点类型， 突变词作为主题词类型，运行得出关键词突变的知识图 谱，通过考察频次变化率高、频次增长速度快的突变词， 分析研究的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传播学研究的前 20

个突变词如图 4 所示。

根据关键词的突变强度和持续时间，可以将传播学 的研究前沿分为前期持续阶段、中期渐进阶段和快速迭 代阶段。

前期持续阶段是指 1981—1985 年这一时期。关键 词包括“美国”“拉斯韦尔”“施拉姆”等。这一时期的 特点是突变词持续时间长，讨论热度远高于后两个时期， 传播学的引入是这个阶段的主题。这些关键词的发展基 本维持了十年时间，通过突变结束的年度可以得出结论， 传播学的核心关键词在 1995 年前后开始趋于稳定，即我

国传播学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环境。 中期渐进阶段是指 1992—2004 年这一时期。关键 词包括“报刊”“大众媒介”“批判学派”等。这个阶段 的突变词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议题开始丰富多元，基本维 持在五年左右。这一时期的主题包括：对批判学派的重 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以及传播学视野下的大众媒 介。学者们开始尝试传播学的本土实践，这是传播学在

我国发展的时期。

快速迭代阶段是指 2005 年之后这一时期。迭代是 反复更新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传播学的研究议题快速变 迁，网络传播活动、传统媒体与互联网 +、新媒体技术与 传播学发展等都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在互联网时代， 大量信息被生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重构，日新月异的 传播景象使得传播学研究也出现了“小步快跑、快速迭 代”的特点，传播学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和应用价值，传 播无法脱离人的活动而存在，因此学科的发展也唯有紧 跟时代步伐才能健康发展。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描绘 1981—2017 年传播学研究的知识图谱，大

致可以勾勒出自 1978 年至今 40 年我国传播学发展脉络。 从文献统计的情况来看，以“传播学”为关键词的文献 多关注传播学科的建设，占样本文献的 39.2%。传播学 关键词聚类较为分散，我国传播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传播 研究、新闻研究、传播学研究、网络传播研究、传播学研究 方法和本土化探索六类。通过历时分析可以发现，传播 学在我国的发展基本以每十年为分界线，我国的传播学 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时期，以介绍美国为代表 的经验学派研究为主;九十年代，新闻传播学被列为一级 学科，呈现出专业化的发展态势;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年， 传播学研究一方面继续进行着中国化的探索，另一方面 互联网的出现也为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近十年来， 传播学研究议题逐年丰富，传播学科的发展态势欣欣向 荣。通过突变词检测，可以发现美国经验学派对我国传 播学研究影响巨大，以“拉斯韦尔”“施拉姆”为代表的 美国传播学者不仅出现时间早，且影响时间长远。进入 网络时代，传播学研究的关键词持续周期短且更迭迅速， 呈现出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发展现状。

深入考察 40 年来我国传播学的文献，可以发现我国 传播学科还远未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传播学的发 展何以如此艰难?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传播学引 入中国的过程中，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本土化”抗争， 无不导致了东方主义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泛滥，而研 究方法的缺失也使其科学独立性不足，传播学研究议题

广泛而研究方法的分野导致研究碎片化，致使领域内的 理论对话和知识传承难以为继，这也是我国传播学知识 创新不足的原因之一。从传播学产生的历史审视，大众 传媒的发展促生了大众传播理论，而这正是传播学科建 立的“前身”要素，如今，互联网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信息 生产和传播方式，大众传播背景下的理论已经不能全然 反映网络传播的实质，这也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困境之一。 中国社会无论在网络还是现实，都呈现出与西方不尽相 同的结构性差异，这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来说，无疑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

最后，本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是不可避免的 主观性(subjectivity)，主观造成了本文在诠释过程中可能 有所强调，又有所忽视。其次是样本的选择，研究本身很 大程度上依赖研究样本，但也受到样本的限制，在样本筛 选过程中由于早期的文献较少而 2005 年后的文献较多， 尽管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量化，但数据结果并不能完全精确 地反映出传播学研究的样貌。最后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文 献计量学从宏观角度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现状进行了审视，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文献综述难以摆脱个人经验和主 观偏好的弊端，但也可能会陷于挂一漏万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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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俱鹤飞，男，单位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朱希良)

作者：俱鹤飞

我国传播学论文 篇3：

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

摘 要 近年来，我国学者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在传播学领域中对特殊的社交媒体用户、突发性事件中的传播节点及知识传播、国际传播、传媒贸易等领域的有关主体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探索，并结合多种辅助分析方法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进行拓展，通过实证数据展现传播网络的形态与其动态发展过程以及传播节点的作用。

关键词 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方法;传播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是社会科学中对于社会网络中的社会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它的核心依据是“社會由关系构成”，这表示由于个体所链接的各种关系，才使得个体的社会属性得以塑造。因此，社会网络分析着重描述个体间的互动关系。不同于对个体属性的研究，社会网络分析将研究对象置身于其所处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并通过对这种关系进行精确定义和测量，展现研究对象的社会性背景[ 1 ]。

对于社会网络分析中所运用的结构性视角，经典的传播学理论中早有涉及，而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网络分析法得以明显地在传播学研究中体现。根据学者杨春华的研究，自2011年，社会网络分析法才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正式发展起来[2]。近年来，网络与新媒体使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革，意见交流的公共空间结构及媒体间、媒体与受众间的信息传播结构发生了改变。互动和关系成为媒体发展和传播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而计算机技术及统计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应用，也为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传播学领域的发展培育了基础。

笔者根据CNKI的学科分类，以“新闻与传媒”学科研究作为限定范围，在CNKI文献数据库中以“社会网络分析”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得到2004年至2020年间中文文献481篇，其中文献发表高峰期集中于2013年—2015年，虽然自2016年文献发表量有所回落，但文献被引证数据却自2014年进入高峰期。被引量代表着文献被引用的次数，是判断文献影响力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高被引量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展现一定时间段内的学科领域中学者们的关注重点。

本文经剔除不以社会网络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献和明显偏离传播学研究范畴的文献后，选择被引量前50篇的研究进行研读分析，梳理我国传播学研究中以社会网络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研究文献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一探社会网络分析在近年我国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及这些研究为我国传播学领域知识和传媒产业做出的贡献。

1 不同的社会主体及其关系

应用社会网络分析进行传播学研究的文献，以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研究对象，并通过不同研究角度和具体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展现。在这些研究的前提中，首先需要确定的就是社会网络里的“点”“边”及“网络边界”。“点”的选取则通过研究中的社会主体反映出来。在本文选取分析的研究文献中，社会主体主要包括特殊社交媒体用户、信息传播节点、文本内容主体、合作学者、合作机构、国家和地区六类，其中以特殊社交媒体用户、信息传播节点、文本内容主体为主。

在本研究选取分析的高被引文献中，以特殊社交媒体用户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占比最高，以探究特殊社交媒体用户之间的关系。对高校图书馆官方微博进行研究的有学者葛艳[ 3 ]，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微博研究的有学者许伟[ 4 ]，这两项研究分别从图书馆主体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服务出发，探寻其媒体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服务影响力。对高校学校官方微博进行研究的有学者廖小琴等[5]，该研究通过研究高校官博之间的关注关系，来描述这一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高校官方微博。付永升等则选择对大学生微信用户进行研究[6]。学者赵英等为对企业内知识共享进行研究，选取了企业部门和部门成员作为节点，并在这项研究中展现了基于企业部门和部门成员的不同层次的与包括咨询关系、情感关系、情报关系、信任关系的不同属性的关系网络[ 7 ]。学者陈远和学者许鑫等则以科学网用户为节点分别研究了科学网博主中的意见领袖和学术博客中的学科交互行为[8-9]。学者洪小娟等研究了食品安全传播中新浪微博上的媒体微博[10];学者韦路等研究了Twitter上的主要媒体账号[ 1 1 ];学者孙厚权等研究了政务微博中的意见领袖[12];学者侯筱蓉等则特别研究了某一城市中的医院官方微博[ 1 3 ]。对于社交媒体用户的研究还有学者陈远等以腾讯“10万+”粉丝用户为节点，学者褚建勋等通过滚雪球抽样以普通用户为节点两者分别对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总体网络进行的研究[14-15]。此外还有学者刘佩等以知乎用户为节点对网络问答社区用户进行的研究[16]，学者雷辉等以政府、企业、学校、微博名人用户为节点，所做的不同特征主体网络关系的比较[ 1 7 ]。

而通过信息传播节点的选取，来对信息的社会网络发展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其中在某一特定议题下进行信息传播的节点分为两类，这些参与话题且作为信息传播节点的主体也都是社交网络的用户。一类是积极行动者，这一类用户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动员行动下的行动者为代表，在研究者陈先红等人的限定下，互动行为在三次以上的用户被作为积极行动者节点[18]。在特定议题下进行信息传播的还包括议题的讨论参与者，这些讨论参与者一般以转发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而不同的学者又分别以评论、点赞、评论、发帖或回帖等行为作为节点选取的条件。

这些对于议题下信息传播网络的研究展现了不少特殊议题，除上述艾滋病患权益动员外，还有穹顶之下[19]、魏则西事件[20]、雅安地震[21]、温岭虐童事件[22]等突发性议题，危机公关[16]、转基因食品[23]、食品安全谣言[24]、雾霾[25]等特殊话题。此外，对于信息传播网络的研究还包括对国际传播的研究，和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网络的研究。在对于国际传播的研究中，学者吴瑛选取了主流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节点，这些主流媒体是来自16个国家的32份报纸，其选择依据于“在主流议程中，网络媒体依附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的前人研究[26]。学者徐宝达等对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传播研究则结合了“微信公众号”和“普通用户”间的多边关系，通过信息传播网络总结微信平台内的信息传播规律[27]。

文本内容之间的关系也是传播学研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其中文本内容主体主要包括自媒体和科学文献。学者韩有业通过以10家新闻学院的具有学术取向的微信自媒体为节点，通过对核心词和订阅号组成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分析不同学院对学术资源的抢夺[28]。学者闵超等则通过建立图书情报学和新闻传播学CSSCI收录文献的关键词集，在对关键词进行交叉词频后得到核心关键词，并将这些核心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组成社会分析网络，从而得到交叉研究热点及这些研究热点与其他研究点的关系[29]。

在出现频率较低的领域中还包括学者间的合作关系，机构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国家间的贸易关系研究。其中学者间的合作關系研究以学者邱均平等对知识管理领域学者合作关系研究为代表[30]。机构间合作则在学者张洋等对经济学领域机构合作的研究中展现了师承关系(有向非对称)、互引关系(有向非对称)、合著关系(有向对称)三种不同的关系[ 3 1 ]。贸易关系则以学者李彪等的研究为代表，这项研究中展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贸易往来[32]。

2 不同的网络关系层次与定义框架

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者们在社会网络关系的建立和描述中使用了不同的网络层次和定义方法。在这里借鉴了学者杨春华总结的社会网络分析的五个层次：个体层次、二元层次、三元层次、子群层次和总体层次[2]。本研究根据文献的实际内容对层次分类进行调整，因缺少三元层次的文献而将其去除，并依据文献中对不同总体网络进行对比的内容添加网络间对比层次。因此，下述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应用将从个体层次、二元层次、子群层次、总体层次及网络间对比五个方面展开。

个体层次是对于节点的分析，主要用于考察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对于个体层次的主要描述方法和测量方法为中心性分析。中心性分析具体包括点度中心性(Point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其中点度中心性包含点入度和点出度，用于表示节点与其他节点的链接关系，最简单的测量方法便是计算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其他节点的个数，相对值越大，说明该节点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越趋于中心。接近中心性则是基于网络节点不受控制性而提出的测量指标，接近中心性越大则表明其在网络中独立性越低，与节点间的联系易受影响。中介中心性测量的是该节点多大程度上位于图中其他点的中心，展现控制其他节点之间联系的能力，其值越大，说明在网络中越重要[5]。因此，可以看出中心性分析的测量指标目的都是为了反映节点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对于网络关系的控制能力。在具体研究中，节点中心性的判定常和节点信息权利及传播贡献联系起来。陈远等在对腾讯用户的研究中，通过测量节点中心性和节点信息贡献量的数据，将节点中心性的三个分析指标与节点信息贡献量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发现中介中心性与节点信息传播贡献量的相关性更好更稳定，更适合用于测量大规模网络中节点对信息传播的贡献[ 1 4 ]。此外，对于个体层次的社会网络分析还有对于节点角色的分析，其中大多数通过结构洞的概念进行描述。侯筱蓉等在研究中对结构洞分析进行进一步阐述，将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和等级度作为表征网络结构洞特征的指标[ 1 3 ]。赵金楼等则在研究中通过结构同型性分析对相似角色的节点进行判断[21]。韦路等则以内节点数、外节点数、紧密中心度、间距中心度为指标对节点在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并用于展现节点特征[ 1 1 ]。

学者们对于二元结构的关注较少，分析方法也较为简单。陈先红等在研究中对于两个节点间的等价结构性进行描述，用以展现该关系对于两边节点的同等重量[18]。韦路等的双向链接关系则直接确认了有向网络中两节点的双向相关[ 1 1 ]。

对于子群层次的关注一般表现为研究中对凝聚子群的描述，这一术语也在多个研究中被提及。葛艳则进一步关注子群间的关联性[ 3 ];赵英等关注局部聚类系数和距离[ 7 ];洪小娟等则分析了子群间的连通性和稳定性[24]。

在总体层次的分析中，最受关注的特征就是网络密度，特征路径长度则为比较常见的测量指标、此外还有凝聚力和群聚系数。如胡改丽等在对虐童事件的传播网络分析中就同时使用了这三项指标[22]。除密度外，网络中心势和核心-边缘模型的分析概念也常被使用，分别以雷辉和张洋等的研究为代表[17，31]。陈先红等还使用了等级度的概念[18]，幂律分析也被刘佩等引入整体网络的分析中，用于展现无标度网络的不平等性[16]。

在网络对比分析中有吴瑛、闵超、胡改丽三位学者从时间上纵向对比网络，其中吴瑛等选择了从2010年到2014年五个时间断点[26]，闵超等选取了2001年与2011年两个时间断点[29]，胡改丽等将信息传播网络特征与热点事件发展阶段相结合[22]。而以许鑫为代表的学者则从社会主体上划分，对由不同主体构建的总体网络进行对比分析，其中许鑫等的研究中还包含了由不同关系建立的社会网络的对比分析[9]。褚建勋等则从样本范围大小及社会网络本身具有的结构特征等方面进行比较[15]。

3 数据收集方法与分析工具使用

在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中还少不了数据收集与分析工具的使用。笔者根据文献中的研究内容将所选文献中使用的数据收集方法分成了档案记录、内容分析法、观察、抽样、调查问卷五类。

由于所选文献的研究主题大多有关社交媒体用户和文本内容，所以基于社交平台的用户检索、筛选、记录，和基于文本内容的文本内容抓取和词频分析成为数据收集的主要方法。学者许伟对图书馆员的微博用户数据收集就来源于社交网站平台的直接搜索功能，通过不同关键词搜索结果的拟合得到最终搜索结果[ 4 ]。马宁等的研究中使用了AutoMap在开放资源中提取数据[ 3 3 ]。闵超等使用了Visual Studio 2008对文献内容的关键词数据进行抽取[29]，王晰巍等则通过Java自编程序获得全网新浪微博雾霾话题的相关舆情[25]。徐宝达等则通过微信授权下的搜狗搜索和微信啦，获取研究所需的微信订阅号内容与互动行为数据[27]。观察法中则以陈先红等使用的虚拟民族志为代表[18]。抽样方法中则以滚雪球抽样和排名顺序抽样为主，陈远等所使用的三角扩散法则将强关系条件嵌入滚雪球类抽样过程中[ 1 4 ]。对于明确的研究主体，问卷调查法也有幸在所选文献中被使用，付永升等和赵英等直接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社会主体间是否存在单向关注关系[6-7]。

在所选文献中，社交网络分析大多通过已有软件完成，Ucinet在软件的使用中占据主导优势，被使用比例约占76%。第二常见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为Gephi，Gephi所展现的分析结果以云图为特色。韦路等在研究中使用的NodeXL可同时抓取数据和进行社会网络分析[ 1 1 ]。其中还有马宁等使用动态网络分析方法对舆论传播中的意见领袖进行识别，其中动态网络分析所使用的工具为组织风险分析器(Organization Risk Analyzer，ORA)[ 3 3 ]。其他分析工具还包括北京大学微博可视化分析工具[18]、谷尼微舆情软件[19]。

此外，在以社会网络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前提下，许多学者的研究还将其他分析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结合。邻接矩阵在记录“边”关系时是必不可少的运用，而基于同一主体基础的不同层次关系的分析，则需要建立元矩阵，其中以马宁等的动态网络分析为代表[ 3 3 ]。pearson双变量相关被用来对两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在研究中已被验证的相关关系有官博中心性指标排名与学校排名相关[5];师资输出中心度与学科排名高度相关、与机构发文数据低度相关[ 3 1 ];社会化媒体使用程度与社会资本之间正相关[ 1 1 ]。许鑫等的研究中则使用了参数T检验方法[9]。还有王旭等结合搜索指数变化与关注趋势变化展现舆情生命周期特征[20]，胡改丽等将其前阶段研究中获得的热点话题传播模式6阶段融入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分析中[22]。

4 讨论与总结

通过上述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社会网络分析法在传播学领域中应用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索，为社会网络分析法在传播学的适用性进行了肯定，特别是在一般网络信息资源的核心优势评价的评价及意见领袖的识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从所研究的社会网络的社会主体来看，研究对象中的社会主体主要集中于社交媒体用户，但这些社交媒体作为传播领域中特殊重要角色，是线上信息流动的重要节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另外，社交媒体在当今传播行为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已被近年许多学者论述，并得到定性研究中的众多认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这一结论的可靠性在实证数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此外，对于信息传播事件进行社会网络研究的文献也为我们展现了多个突发性事件，科学、环保、医疗等领域的重要议题的发展情况，为我国舆情管理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结构化的可靠的研究材料。热点之外，国际传播、传媒贸易等传播学领域的重要话题也在文献中展现，进一步展现了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值得一提的是，知识传播也在已选文献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随对于知识传播进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来源于情报科学领域，但知识传播其因传播内容的特殊性，也不能为传播学领域学者忽视。

在研究方法上，我國学者也对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领域中的应用进行了拓展，如不同网络间的对比分析中，基于时间的纵向对比，展现了社会网络在时间上的动态发展过程，展现了一般社会网络分析在时间切片下所不具有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方法的拓展可用于舆论传播过程和特殊个体生长的研究中，对其进行更形象、更多维度的展现。社会网络分析与相关性分析的结合则将社会网络的特征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检验了诸多影响社会网络建立的因素，及社会网络这一结构特征所带来的影响。在解释性的研究中，以上研究还对怎样将舆情网络结构特点运用于政府舆论控制引导，企业促进企业内社交媒体中的知识共享行为，怎样有效疏通健康信息流通渠道提出了建议，也有直接针对网络媒体平台进行的研究对微信平台信息传播的有限性进行了解释。最具前沿性的是学者马宁使用的动态分析法，其研究展现了研究意见领袖身份在舆论主体、讨论话题、态度倾向为边的元矩阵构建的网络层次中演变的动态过程。同时，该研究还利用ORA挖掘精英人物的测量指标将意见领袖分为焦点人物、传播人物、活跃人物、潜在活跃人物、讨论帖独占人物和关键词独占人物六类，使得节点身份和连线关系更加多元，对意见领袖展现角度也变得更为丰 富[ 3 3 ]。该研究也体现了动态网络分析法在我国网络媒体平台研究和意见领袖研究中的适用性，并从网络层次的演变中解释了不同意见领袖的构成原因。

综上所述，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我国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的应用展现了我国传播产业中的实际情况，为传播产业发展和研究通过科学地系统地方法留下了宝贵的记录资料。但其中也显现了部分研究结果的同质化，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对于案例进行研究时未能很好地判定案例所代表的一般性领域，提炼该案例的比较特点，未能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更多的研究倾向于从传者行为出发进行研究，虽然在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者传授双方是相互的，但在以上研究中对于传播研究只展现了信息传达的概念，对于接收分析的研究少之又少。数据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社会主体与社会关系发展与生长过程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未来，社会网络分析法将在我国的研究中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值得传播学学者对其进行学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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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彦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