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影视管理论文

[摘要]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人们形成了从互联网上拷贝、下载、观看影视作品等数字化生活方式，但是，在我国却没有形成为数字产品付费的意识。数字产品给我们生活带来了舒适与便利，但当我们处于另一种角色——著作权人时，这种数字化大发展同样便利了盗版产业，维权更加不易。文章对数字时代版权制度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和探索。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小说创作影视管理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小说创作影视管理论文 篇1：

论改革开放题材网络小说《大江东去》的创作手法与人物象征意义

【摘要】自网络文学作品《大江东去》与在此之上改编成的电视剧《大江大河》相继入选“五个一工程奖以来，网络文学已逐步从21世纪初的类型化、娱乐化叙事风格和单一化的文学题材演变成多元化的文学局面，其中，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创作风生水起。在2018年网络文学平台发布的新作品中，现实题材占比达65%，同比增长24%。以时代记叙代替玄幻想象，以宏观叙事代替个性化的另类书写。本文以财经作家阿耐的小说《大江东去》为引，从纵向历史的视角来对这篇小说作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剖析与阐释，并通过对作者寄予人物的象征意义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现实主义;网络小说;四大经济体

阿耐的小说《大江东去》采用全景描摹的视角，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围绕政治变革、社会生活变迁、文化发展等方面深刻展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全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南方谈话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的工作重心逐步从抓阶级斗争转到抓经济建设上来，这也给文艺界带来了脚踏实地投入经济改革的创作风气。从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传统纸质文学创作与当代新媒体创作时期，都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成长过程。

一、《大江东去》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简介

(一)改革开放下的现实主义文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艺界开始寻求现实主义转型，蒋子龙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开启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大胆反映十年浩劫对我国的工业造成的创伤与站在新的历史节点面临的新问题，同时这类小说也一洗十年浩劫后文艺界伤痕文学消沉、踌躇的风气，展现出经济建设时期高昂的热情与勇猛的改革魄力。

书写现实或是植根于乡土，是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文学界的主流。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思潮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活跃于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这一字眼主要来源于西方，最早由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代表作家席勒提出，是一种重要的创作原则和方法，虽系统形成于西方文艺界，但追根溯源我国古代文学历史，亦可见现实主义写作之章法，譬如先秦《诗三百》中“赋、比、兴”的叙事手法，汉乐府诗之“缘事而发”的创作与收录主旨，而到了元明清时期，现实主义思潮在小说创作中迈向了高峰，同时涌现出了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品，诸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施耐庵的《水浒传》、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其后，现实主义逐渐繁盛，繁衍出如今活跃于主流文坛的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与风格。1942年毛泽东《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见解，进一步推动了有着强烈政治属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一度成为文学的主要形态。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书写现实

在互联网时代，數字媒介技术创造出纷繁复杂的“拟态环境”，通过对客观现实的结构化处理，再现现实环境。在文学创作领域，作者写作——读者阅读的主客体关系被重构，在扩大了文学的边界和范式的同时，也逐渐走向了以吸引读者阅读兴趣为导向的功利主义的藩篱，网络文学曾一度陷入脱离现实、题材同质化或一哄而上等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数字媒介技术催生了一大批作品的影视化，但其中对于作家作品的筛选标准逐渐趋于一致，一种精英基于利己主义的商业化目的而书写的“新伤痕文学”成为影视人热衷呈现的文本对象。这类文本通常创作于21世纪初期，以网络、杂志、书籍为载体，代表主题有“疼痛”“青春伤痕” 抑或是基于蒙太奇视角回顾20世纪的历史痛点，为迎合市场而生，企图将伤痕加以扩大化。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十三五”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城乡经济一体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有序进行，城乡文化产生了激烈碰撞与冲突，也使得当代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学创作有了第一手素材，拥有更广阔视野的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不遗余力地绘制宏伟图章，如《复兴之路》、齐橙的《大国重工》、阿耐的《大江东去》，着力表现政策变革、时代变迁、小人物的奋斗章程，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引导。2020年“十三五”与“十四五”交汇期，136位网络文学作家联合倡议，呼吁网络作家遵循正确的创作导向，加大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力度，以此推进网络文学的精品化。

二、《大江东去》中人物塑造的象征意义

以人物成长轨迹体现历史命脉，通过对人物拼搏历程的描摹来隐喻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社会群体的沉浮，是《大江东去》这一作品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以塑造人物为核心，以人物成长展现故事情节与环境变化这两大关键要素，以“史诗”化的写作手法铺陈开来，《大江东去》的这一写作模式也来源于18世纪末期德国的“成长小说”。《大江东去》通过对1978到1998年这二十年间四位主角人物的奋斗成长历程的书写，象征着国企、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外资企业这四大经济体波澜壮阔的运行路径。

(一)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地位日益显现。《大江东去》以小说的写实的笔法，描绘了地方国有企业“金州总厂”和大型国有企业“东海化工”的改革发展之路，以主线人物宋运辉串联起了水书记、费厂长、马保平等一大批有血有肉的支线人物，将这些人物作为一个整体，象征的是1987年前后国有企业的发展脉络。宋运辉是“十年浩劫”后的首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后进入地方国有企业金州总厂，金州总厂是我国传统老牌国有企业的代表，宋运辉在工作期间贯穿于其成长经历的有企业自身管理模式的僵化、内部潜在等级制度划分的复杂以及裙带关系的纠缠不清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十三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短板。金州总厂这一现象引出了必须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改革方略。其后，宋运辉着力建设的东海化工厂便代表了改革开放前后国有企业制度现代化的探索路径，道路艰难而曲折，但宋运辉饱读政策，不放过每一个企业改革的机遇，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受到保守派人员的重重阻挠，但改革开放的春风已悄然吹进每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此后，大型国有企业逐步理清了产权关系、政企关系以及内部管理与经营目标，并开始进入主动寻求外资的股份制改革。

(二)乡镇集体企业的改革历程

小说展现的另外一个宏观叙事的便是乡镇青年干部雷东宝带领“小雷家”在政策的规划中艰难拼搏的故事，象征着村办集体企业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彷徨与无奈、进取与成长。村办集体经济的发展在我国曾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初步振兴、基层治理、艰难探索与全面复兴阶段，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和处理好集体经济，这也是农村改革首当其冲的。雷东宝胜在敢想敢做、不拘一格，他在宋运辉的帮助下，懂得了摸清政策的重要性，并率先在土地承包制“大包干”、企业市场化经营初步尝试等阶段大胆迈步，这样的人物形象也代表了那个年代敢闯敢为的并取得成功的一大批农村集体。

(三)个体经济的恢复与重生

杨巡作为主要人物之一，是作者想要呈现的个体经济这一经济体的象征。早年东北下海创业的经历开拓了他的视野，促生了他想要创建个人企业，把家电市场、日用品市场做大做强的决心，这个人物顽强又圆滑的人物特质象征了那个年代第一批想要抓住市场经济机遇的个体户们。他善于利用人际关系，周旋于宦海、商界，小心谨慎而唯唯诺诺，通过不断的“试错”，抓住了时代的浪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意识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產力状况规律的客观性决定了发展个体经济的必要性，此后，城镇个体经济得到复苏，个体户数量逐年增长。

(四)外资企业的涌现与发展

作者在刻画出生于农村的几位主要人物的风云史之外，还着力刻画了梁思申这位象征着改革开放后期进入中国投资市场的外国资本，初次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企业，在努力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个熟悉中国经济环境的中间人，而出生于中国的梁思申便是最佳人选，作者巧妙地将这一独立自信的女性人物与国有企业代表宋运辉和个体经济代表杨巡串联在了一起，并且不予褒贬地展现了在改革开放历史交汇期，不同经济形态之间、上层建筑与底层个体之间的世界观的矛盾与隔阂。

三、结论

《大江东去》是一篇从立意到创作手法，再到对人物的刻画与描摹都水平极高的网络小说，其中隐喻与人物刻画中的时代象征、四大经济体变革历程的象征已突破了传统网络文学的“快餐式”写作水准，在积聚了一定的固定粉丝群体后，经过影视化改编更是取得了广泛的好评，与同类型作品一道，共同推动了网络文学的优质化、精品化，并将助力于下一步“十四五”文化强国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9-186.

[2]李飞.伤痕文学：“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J].经济导刊，2020(07)：48-55.

[3]周宪.再现危机与当代现实主义观念[J].文学评论，2019(01)：29-39.

[4]周叔莲.试论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J].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4(01)：10-19.

[5]王丰.改革开放40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意蕴、历程与启示[J].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8(00)：71-84.

作者简介：

薛宵蓉，女，汉族，江苏泰州人，武汉纺织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史与媒介史。

作者：薛宵蓉

小说创作影视管理论文 篇2：

数字时代版权制度的发展趋势研究

[摘要]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人们形成了从互联网上拷贝、下载、观看影视作品等数字化生活方式，但是，在我国却没有形成为数字产品付费的意识。数字产品给我们生活带来了舒适与便利，但当我们处于另一种角色——著作权人时，这种数字化大发展同样便利了盗版产业，维权更加不易。文章对数字时代版权制度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和探索。

[关键词]数字时代;版权制度;发展趋势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1083

1版权制度当前面临的困境分析

目前我国出版行业急剧增长，根据国家版权局2015年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作品自愿登记总量997350件，可见传统的版权登记模式已无法适应如此庞大的申请需要。主要体现在：一是数字版权产品时效性更强。数字时代通过互联网传播数据，盗版等侵权行为所发生的时间更短，而传统版权登记模式申请时间长，无法迅速打击版权侵权行为;二是数字版权产品的易篡改性。产品在互联网传输过程中极易被篡改，如小说创作抄袭现象;三是数字版权产品信息量更大。如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PGC)等信息爆发式增长，主流网站每日的内容可达上万条，传统的版权登记难以满足登记需求;四是数字版權认定难，侵权人在互联网中对原版内容可随意修改，难以认定版权归属。

数字化产品的版权保护需要适合的版权登记模式，而新的版权保护需要考虑以下三方的利益：一是版权权利人和内容提供商之间;二是内容提供商和服务运营商之间;三是消费者合理使用问题。多重意义上的版权保护不仅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需要相关的制度来保证。

2实践中新兴版权制度研究

目前出现了一些新的版权模式来替代现有制度或补充现实中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种。

21iTunes网上音乐商店

iTunes网上音乐商店的发展经历了以P2P技术为依托的Napster音乐网络共享软件到以DRM 数字版权管理为技术核心的网上音乐商店。Napster因给唱片业造成巨大损失，被美国录音产业协会中的公司以侵犯音乐版权为由告上了法庭。美国法院最终判决Napster 败诉，这标志着Napster时代的结束。

直至2003年，Apple公司推出了Apple iTunes Music Store，数字化音乐走入了新的时代。iTunes是以 Fair Payl 技术，即数字权限管理技术(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DRM)为核心技术保护来限制对从商店购买来的音乐作品的使用，其主要目的是防止盗版。但是，2008年2月，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发出公开信，呼吁音乐界取消 DRM数字版权管理。2009 年 1 月，苹果公司宣布对其 iTunes网上音乐商店的 1000 多万首歌曲逐步取消版权限制。苹果公司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开创了一种新的音乐版权模式。

Apple公司的 Fair Payl 系统就是对在iTunes音乐商店中的文件进行加密，用户购买后，再开通用户对购买的拥有版权的媒体文件的使用权。这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可以在终端管理用户使用的账号，查询次数，一旦发现用户违法使用，可立即锁定用户账号，从而保护版权。但目前Fair Payl 技术只适用于Apple iTunes Music Store，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Fair Payl 系统能否适用于其他领域，实践中还有很多技术困难需要突破。

数字版权管理的法律意义在于通过由版权人或数字内容提供商单方设定的授权—许可模式来管理和分配数字产品交易各方的权利和利益。iTunes网上音乐商店模式在平衡各方权利和利益方面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开启了网上音乐新模式。但这种模式是否适用于其他数字版权，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2开放存取运动

开放存取运动(Open Access，OA)是国际科技界、学术界、出版界、图书馆界为打破商业出版者对科学研究信息的垄断和暴利经营而采取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运动的主要宗旨是推动科研成果经由互联网得以免费、自由地合理利用。“开放存取”指在公共互联网上的自由可用性，除接触互联网本身的那些无法分离的障碍之外，允许任何用户没有经济、法律或技术障碍地阅读、下载、复制、分发、印刷、搜索或链接到相关文章的全文，对相关文章进行索引、将相关文章作为数据纳入软件或将相关文章用于任何其他合法目的。开放存取运动的技术支持为数字技术和网络化的通信技术，其目的是打破商业出版机构对知识进行垄断的局面，促进开放存取资源的共享与学术资源的传播。

开放存取主要分为OA期刊和OA仓储两种形式，目前也涌现了一些新的开放存取形式，如个人网站、电子图书、博客、学术论坛、文件共享网络等。开放存取是网络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开放、自由、免费、共享为理念的全新学术信息交流模式，是解决学术交流危机的良策，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迅速，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初衷为解决“学术期刊出版危机”的开放存取运动。

目前学术界和业界对开放存取的出版模式、平台等进行深入研究，发现OA期刊虽然数量快速发展，但OA期刊的运营依旧困难，一方面开放存取出版的作者需要额外付费，而多数作者并不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则是出版者为基本的运营收入而烦恼。笔者认为知识的共享是全社会的福利，故应由政府来为开放存取付费。

23创作共用

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CC)是在传统的公有领域理论基础上的改进，是网络上的数字作品，如文学、美术、音乐等的许可授权机制。创作共用将版权人“保留部分权利”替代了“保留所有权利”。创作共用将版权分为四种主要权利：署名(Attribution);非商业使用(Non-commercial);禁止演绎(No Derivatives);相同方式共享(Share Alike)。

创作共用通过建立创作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来有效降低版权大鳄对版权作品的压制。创作共用信息共享机制具有三个突出特点：对现行版权制度的补充性;创作者使用的自愿性;创作共用授权许可协议的法律约束性。

创作共用是一种新的作品共享模式，影响作品的创作、传播以及使用，是对版权制度的补充。创作共用产生的原因是版权法对作品合理使用规范的不明确。创作共用实质是通过协议使作者保留一部分权利，放弃一部分权利，是对现行版权制度的一种补充。创作共用运动发起的初衷是应对美国的版权过度保护主义，反对版权工业企业对版权作品的严格控制。实践中的模式是创作者必须转让版权给出版商，使版权保护带来的利益归于出版商。出版商拥有版权后，就会通过对创作者和使用者的控制来扩大自己的利益。创作共用更加拥护使用者，力求重建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创作共用在一定程度上对版权制度起着补充的作用，但论其在创作者权益保护上的作用依然甚微。创作共用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激励创作人自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版权给下游的创作人，为使后者能够更好地进行创作实践。

24版权补偿金制度

欧美一些国家，考虑到私人复制的作品无偿使用会对著作权人造成实质财产性的损失，提出了版权补偿金制度。这是针对著作权保护的一项特别制度安排，由国家出面，给予权利人一定的补偿，缓和著作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来尽可能地平衡各方利益。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以及版权人获得经济利益的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版权补偿金制度。利用刻录机、MP3、网络下载、搜索引擎、P2P 软件等技术设备，个人复制及公众对于网络资源的无限制使用已经完全超出了版权人所能容忍的合理使用的限度。如今，摆在我们面前最难两全的问题，则是采取怎样合理且有效的措施，在满足公众的信息共享的同时，尽可能地保证版权人的经济利益不致受到过分损害。

3数字时代版权制度发展趋势探索

美国2016年《特别301报告》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名单”(Priority Watch List)。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肯定了中国多年来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所做出的努力，并极力赞同中国政府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决定。《特别301报告》自发布以来就与我国结下不解之缘，历年来我国都是榜上有名。我国盗版现象屡禁不止，根据2015年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行政处罚数量4728件，罚款金额达到13499937元，收缴盗版增长到16665890件，其中音像制品就有9224736件，占总盗版书的55%，其次是书刊有6117975件，占总盗版数的37%。可见，打击盗版首先要从音像制品开始，其次是书刊类。

笔者以为，我国要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版权制度，就要从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惩罚机制来入手，双管齐下，发挥共同的作用。如在外国，若是消费者拿一整本书让复印店复印，复印店是拒绝复印的，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小例子，若是在我国，是可以全本无条件复印的，深究起来，是我国的版权制度不够完善导致的。外国复印店拒绝复印的原因是若是全本复印将对复印店进行惩罚，而我国惩罚力度小，对这种情况并不会给予惩罚。国内传统立法意义上的版权保护已经不能直接适应全球化环境中数字时代产品权益的归属，我们必须以历史发展的长远眼光来设计未来的版权保护制度。

对于版权的保护关系到文化的健康发展。版权，又渗透在数字出版产业链条中的每一处。而版权登记或变更集中于文化产业链的中上游，是保證著作权人或产业链相关利益人的合法利益的源头。保护版权要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并用现代科技手段加以辅助。目前，数字版权保护的主要手段是数字权限管理，即版权限制管理。DRM是适用于数字版权的方方面面的多功能技术。2001年DRM 技术被麻省理工学院Technology Review杂志评为“将影响世界”的十大新兴技术之一。DRM包括数字水印技术、数字加密技术等。

数字化的服务便捷和传播快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频繁地参与信息的传播和共享，进一步加剧了网络传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频率和难以追踪，知识产权人、服务运营商和社会公众消费者三方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国内的数字版权管理标准研究起步较晚，没有形成主导性的优势标准来控制和推动产业的发展，各种商业模式的开发还不够清晰和明确。更致命的因素是整个数字内容的保护仅仅建立在加密为基础上的物理计算之上，技术一旦被黑客攻破，后果不堪设想。如爱奇艺VIP账号用户名和密码被破解在淘宝网上销售事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由此可以看出，21世纪国际版权立法的重要趋势在形成以平衡公共利益和私

人利益关系的核心和以协调社会公平与效率为目标的补偿金制度。

4结论

中国人已经习惯免费模式下享受他人的著作权，如盗版光盘、盗版书等。这种缺失导致数字时代版权制度举步维艰，使版权制度的发展缺少最重要的“地基”。传统的版权保护立足于版权的有形载体。数字时代的到来挑战了传统的观念和现有的法律，信息通过多种复杂方式传播，传统的版权保护变得力不从心。数字时代的来临，版权保护遇到严峻的考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国家版权保护体系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王宇红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的冲突与协调[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2]肖冬梅开放存取运动缘何蓬勃兴起?[J].图书情报工作，2006，50(5).

[3]周金娉开放存取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4]魏志鹏开放存取期刊的盈利模式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4.

[5]刘弦创作共用与版权保护的未来模式[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增刊1).

[6]韦景竹创作共用信息共享机制的特征分析及其评价[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33(7).

[7]王晓峰论我国著作权补偿金制度的构建[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1.

作者：周小凡

小说创作影视管理论文 篇3：

我崇尚朴素喜爱自然

叶弥，女，一九六四年出生，苏州人，祖籍无锡。一九九四年开始小说创作。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著有长篇小说《美哉少年》《风流图卷》。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成长如蜕》《粉红手册》《钱币的正反两面》《天鹅绒》《去吧，变成紫色》《桃花渡》《恨枇杷》《市民们》等。部分作品译至英、美、法、日本、俄罗斯、德、韩等国。现居苏州。

周新民：作为一个女作家，你是29岁才开始写作，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在恋爱、结婚、生子之后，走上写作的道路的呢?

叶弥：实际上，我很小就开始写作了。因为母亲爱好文学的缘故，我四年级开始接触古典名著和当时风行的小说，陆续看了《石头记》《水浒》《西游记》《普希金文集》《海涅诗集》《金光大道》《艳阳天》等。我第一篇正式的文字是四年级写的，一首七绝诗，看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有感。当然我不懂平仄，我人生中的第一首诗也就是一首打油诗。我那时候住在外公家里，我妈来看我，我就把这首诗郑重地送给她看，但是我的舅舅一口咬定我是抄来的，他没有任何证据，我妈还是相信了他，把我的诗扔了。前不久，我忍不住为这件事去责问我妈。我妈说，你舅舅说的呀。我舅舅是个木工，从小顽劣，一共上过三年学，从一年级上到三年级，花了六年时间。中国有句老话说，“旁观者清”，旁观的人总是比当事者更有发言权。

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登在《苏州日报》上，是十九岁吧。我对写作从无忠诚之心，我很快就厌烦了写作，然后早早地嫁人生子。儿子六岁时，我是二十九岁，我这才突然发现自己是奔三的人，却一事无成。因为对未来的恐惧，我重新拿起笔开始写作。

先是写了两个短篇小说，《我们的秩序》和《我那失控的回忆》在《雨花》上发表。紧接着写了中篇小说《成长如蜕》，是当时《雨花》主编姜琍敏老师给我转去的。在发表前，《钟山》当时的主编徐兆淮老师让我起个笔名，我原名叫周洁。徐老师说，全中国叫周洁的太多了。我就一个人在家里查字典，暗自说，翻到时候哪一页，就在哪一页找个字吧。随意一翻，看见这一页中有一个“弥”字，很喜欢，又把周改成我母亲的姓，因为觉得“叶”比较文艺，这就成了叶弥。

《钟山》给我发了头条，但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头条。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一位朋友，她对我说，你的《成长如蜕》发了头条。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头条”这回事。我看书，从来不喜欢从第一页看起，一般是从中间往前或往后看，看的时候也是乱翻一气，看完了再把整个小说的故事完整地拼装起来。所以我从不认为第一页是重要的。我对此的认识是，不管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不要作茧自缚。所谓的心灵自由，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只需从自身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就是这样的小事，我想一生中也做不了多少。

周新民：你对文学的兴趣，应该与你的成长经历有些关联。你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童年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农村的经历，你说到“朴素”的重要性，你能谈谈为什么吗?这对你的生活和创作有什么影响呢?

叶弥：我一家下放时，父母把我的户口留在了苏州。1969年秋天，我父母和弟弟坐着船从苏州南门的码头出发时，我父亲突然在船上向送行的市领导发难，他要把我一起带到苏北乡下。当时来送行的一位姓华的市委副书记果断地用他的车，把我从外公家里接上船。我就是这样到苏北的。我总是和我父亲开玩笑，讲他不应该这么做。这样我也就不会在那个穷得吃不饱饭的地方呆了八年。我母亲是带薪下放，我吃穿不愁，家里也有不少文学名著供我阅读，但在苏北乡下呆久了，我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苏北丫头，头发染上了虱子，光着脚丫走路，一口脏话，会打架，会爬树爬房子。有一回，跟着小伙伴们一起去看一位陌生的县城女客，县城对我们来说，就是城里了，每逢有县城来人，全村老小都会涌去看城里人。看热闹的当口，有小女伴对我说，听她妈妈说，我也是城里人，是從苏州城里来的。我忽然就记起了苏州，想起曾经在大街小巷里的游逛，火车站、寺庙、商店……

话说回来，没有了那八年的生活，也许我不会写作，也许写作了也与现在不同。我喜欢笔下有农村的场景出现。我十四岁从苏北回苏州生活，十分想念苏北的小伙伴。有一次我在路上见到一位小姑娘，她长得挺像我的一位苏北小伙伴，我就跟在她后面走，跟了好长时间。我与苏州城市格格不入。我认为城市里的人远不如乡下人朴素实在。乡下也有弱肉强食，也有各式心计阴谋，但是乡里的好与坏都像水一样从容流淌，不像城里那么紧张和表面化，城里的意志是固态的。从容就有了朴素的空间。我不喜欢紧张，紧张的东西没有美感。我从小读到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即使写紧张的事情，也是不露紧张的痕迹，不会声嘶力竭，不会直截了当。这个就是东方小说的美，从容的美。朴素是很难得的，朴素是做减法。我现在写小说，力求朴素的意境。我认为我大多数的小说都没有达到朴素的境界。以前在苏北乡下时，我家除了书，也没什么好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地，就觉得那段生活很充实。小时候经常一个人光了脚，在太阳底下或者月亮底下乱逛，从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这种感觉就是朴素的。

周新民：你的许多小说语言非常古典雅致，这与你的故乡苏州这座城市非常相似，从你的小说中也能看出，你受苏吴文化影响较深，你能谈谈苏州和苏文化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吗?

叶弥：我六岁到苏北，十四岁才回苏州。回苏州以后一直不喜欢苏州人和苏州这个地方，后来甚至极端地认为苏州是一个消磨意志的地方，是一个只适合老年人呆的城市。为此我又返回苏北，找了初中的苏北男同学结婚、生子。我自认为已经完成对苏州的背叛，但是我过了四十岁，重新开始审视苏州这个城市时，我发现我以前的认识是片面和表面的，在若干个年代，包括改革开放时期，苏州都站在时代的最前面，引领时代风尚，这不是偶然的现像。我只看到了这个城市的缺点，譬如沾沾自喜和津津乐道，我没有看到这个城市一直具有的变革精神和容纳胸怀。

我不知道我的小说是不是受吴文化影响，要说有，可能是一个地方的人天生带着一个地方的烙印吧。我四年级开始看书，到三十岁还没有看过真正的“吴文化”小说。后来看了陆文夫老师的小说，陆老师人称“陆苏州”，我觉得很喜欢他小说中的人物。大家都知道，《红楼梦》开卷就写了苏州的阊门，《红楼梦》里就有吴文化的气息，陆老师的小说师承这种气息。再后来我认识了周瘦鹃的女儿周全，在“周家花园”里，听她讲她父亲，讲她父亲在“文革”中的投井自杀，讲她父亲与同时代的一些苏州文人是怎么生活的，当年陆文夫在他们中间年纪最小，大家把钱放在一起，他管帐，跟着他们吃喝玩乐。陆文夫的《美食家》里，有那段生活的影子。周瘦鹃是一位传统文人，当主编、写作、翻译、园艺，每样都做得很好，张爱玲的第一篇小说是周瘦鹃发现并刊登在自己的刊物上。他的“周家花园”，周恩来、叶剑英、陈毅多次来过。2003年8月，在我父亲倡议和牵线搭桥下，香港周氏宗亲会和九江人民政府修葺了周敦颐墓园，鲁迅三兄弟和周瘦鹃作为周氏子嗣，照片一起挂进了濂溪祠堂。鲁迅有一阵子骂周瘦鹃骂得挺凶，两个人可能都想不到会挂在一起吧?虽说是一个祖宗，都是周敦颐的后代，但鲁迅是绍兴人，周瘦鹃是苏州人，性情不太一样，鲁迅激进、偏执、嫉恶如仇，周瘦鹃忍让、温和、能进能退。鲁迅以悲壮形象面世，但生前的名声已如烈火烹油。周瘦鹃一生只求太平，却以惨烈至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远去，园还在，他种的紫罗兰年年如常，花开花落。每年春天，我都会惦记他种的紫罗兰。

苏州人的“吃喝玩乐”涵意挺深，包括审美、情趣、仁义、道德，它是一个大的体系。并不是像我年轻时那么认为的玩物丧志。

苏州这个城市出现过许多了不起的文人，“明四家”唐伯虎、沈周、文征明、仇英;冯梦龙、范仲淹、金圣叹……。吴文化的精髓不仅仅是表面的语言精致或行动的雅致，它代表着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精神。从这个层面看，我从小阅读的普希金的作品、海涅和雪莱的诗歌、《红楼梦》、《水浒》……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周新民：你有许多小说很像自传，讲述了许多独居女性的生活，像《香炉山》《桃花渡》等。这些作品是否和你本人的生活有某些关系呢?你创作的灵感一般来源于什么?

叶弥：我的小说，确实会让人产生自传的感觉，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首先我不是独居，我过着三口之家的小生活，我从幼年起经常寄住在别人家里，到一年级时才正式回到自己家里，所以我与父母亲不亲昵，我所有的事都不会告诉他们，我怀着儿子的时候，我妈见我腹部大了起来，才知道我结婚了。我结婚也不告诉家里人，把户口薄悄悄地拿出来，开了结婚证明了事。到《成长如蜕》发表的时候，我妈才惊讶地对我说：“原来你也会写小说……”她年轻时就是一个疯狂的文学爱好者，她没想到她的身边就有人会写小说。因为以上这些缘故，我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女性被家庭消耗很多力量，付出的比男性更多，所以我愿意我笔下的女性更有力量和独立性，这样她们就独居了。我不知道独居的女性是否更有力量，但是独居的女性确实会少了许多世俗上的事务。

我所写的，取自于生活的皮毛，它成为小说的一刹那，就是一块脸盆大的地方成为了有水的井。作家大都如此，小说的题材取自于生活的皮毛或思想的皮毛，灵感就是直觉，我们在选择某种题材时，依赖于我们的直觉，也就是灵感。我属于那种兴趣广泛，灵感泛滥的作家。我永远不愁缺少灵感，我愁的是灵感无法深入到思想层面，因为我只爱灵感带来的欢愉，不爱开掘思想带来的痛苦。就像人们喜欢恋爱的甜蜜，不喜欢结婚的烦恼。这里补充一句：我真正写成小说的灵感，只占灵感的很小比例。

周新民：你的小说中有很多古典文化的运用，例如唐雨林的俠者形象、古典园林秀园、《混沌年代》中的棋王、佛教文化中的寺庙等等，这些古典元素穿插于小说之中，让人有一种穿越回去的感觉，你是否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有着深厚的兴趣和了解?在现代小说创作中运用这些古典文化所带来的独特审美，你是怎样看待的?

叶弥：现在，文学和影视都在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古典因素被大量使用。古典因素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尤其在苏州，园林和寺庙到处可见。任何行为都无法消除中国人对风花雪月的爱慕，对采菊东篱的向往。古典因素不仅是一种美学，同时还是一剂治疗焦虑和紧张的良药。文学艺术大量地使用它，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写作者本身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靠古典因素治疗现代病，时间无法倒退，我们必须有发现现代生活美的眼睛，这样才能真正抵抗现代生活带来的种种弊端。

关于侠，苏州自古多剑客。我一直想写一个苏州古代的剑客。苏州自古多侠客，孙武、专诸、要离……。春秋战国时期，苏州是当时铸剑技术最高的地方，有干将莫邪夫妇。秦时有项羽带领八千子弟兵在吴中起义。《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明末天启六年三月，苏州市民群起反抗魏忠贤阉党专权，有张溥《五人墓碑记》记之。顺治十八年，苏州有市民“抗粮哭庙”事件，金圣叹死于此事。苏州这地方吴侬软语，产生了“百戏之祖”的昆曲，但同时这个地方也是血性之地，我母亲世代苏州人，我祖籍无锡，都在吴地范围内。吴人一方面追求风花雪月，一方面崇尚金戈铁马，这种矛盾的统一，给文学作品带来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周新民：你的小说中频繁出现宗教，不论是《天堂里的一座桥》、《耶稣的圣光》、《独自升起》中的基督教，还是《桃花渡》、《亲人》等作品中的佛教，都有许多关于宗教的叙述，苏州自古“尚文”、“尚佛”，你对佛教文化的叙述我能理解，那么对于基督教，你是基于什么原因去书写的呢?我还注意到，你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坐落于小岛上的寺庙，这种带有出世、隐居的空间安排，是由于你自身对佛教文化的独特理解，还是有其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在里面呢?

叶弥：对于宗教的描绘，无非是人的因素。我母亲信佛，一个月吃十天素。我公婆虔诚是基督教徒，我写《现在》的时候，特意去他们家住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中，每天关门时，我就见到门后的十字架。我公公能讲述全部的《圣经》故事，他是一个传道者，是他那个县的基督教长老之一。他七十多岁时，还骑着助动车在乡里四处传教。他管理的小教堂，就在家边上，我在参观时，对这个小教堂由衷惊叹，墙上写着收支帐目，从凳子到讲经台，一切都干净整洁，好像是得到了某种净化。我小时候在苏北，亲眼见到一位当地农民，因为信基督教而被批判，他不停地反抗批判者，他就是要戴上他的草帽，批判他的人不停地把他的帽子摘下扔到地上，他频频弯腰捡起戴到头上。帽子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个装饰品，还是一项神圣的权利。这个关于帽子的含义，后来被我放到了中篇小说《文家的帽子》里面。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反抗精神的人，我对此印象很深。我想他心中有上帝，才会如此坚强。

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小说《耶稣的圣光》，里面写到了基督教，我写的时候，年纪还轻，轻嘲浅讽，现在看来是不合适的。轻嘲浅讽给我带来写作上莫大的欢快，这种欢快总是诱惑我，使我不得深入小说的内部。我很早就对宗教感兴趣，但我了解到的、我写到的都是皮毛。了解宗教便于了解自己，也会从中得到成长的营养。好的宗教确实给人安静的力量，九年前我搬到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居住，儿子在外地读书，丈夫在外地工作，我一个人住在一个从不开路灯的小区，小区里连我只有两家人，小区外面的路没有路灯，一到下午三点以后，就听不到人声了。因为没有路灯，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在苏北的日子，夜里在土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走，路上的月光比灯光美多了，各种虫鸣，甚至能听见草在有意地动。走着走着，你会觉得自己的身体消失了，只有简单的意识存在，只有两条腿在动，那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一棵行走的草，你会觉得，人的自大，真是毫无意义的负担。你这样走着，就知道，万物平等，无喜无嗔。

因为靠近太湖，刮台风的日子里，仿佛屋子都在摇。我第一次碰上台风是在半夜里，我在睡梦中被狂风吹醒，起来开了灯，从城里带来的四只小猫都来敲门，原来它们和我一样，也害怕如此狂暴的大风大雨。开了门，它们都围着我，正好我枕边放着一部佛经，我就拿出来，既念给我听，也念给它们听。念上没几句，我的心，就神奇地安静了。我写的很多内容，我都会遗忘。有些小说，写了以后，除了题目还记得，内容会忘得一干二净。小岛上的寺庙?我肯定是写过的，如果我多次提到，说明我有这方面的美学倾向。

如果真如你所说，我在小说中多次写到小岛上的寺庙，那么也许我有更深层的因素。我仔细地想一想，会想起一些往事。我第一次接触到宗教内容的是一个词：尼姑。说来话长，我全家下放到盐城阜宁县的乡下后，我母亲入乡随俗，很快投入到当地的主流的派系斗争中，并最终与对手打个平手。老人家多年以后，与我在苏州的小巷子里散步，回想当年，忍不住地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即刻对她说：“请你收回这句话”。老人家反应很快，重新说道：“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当时，她最主要的对手是当地最有权势的女人，人称“马师娘”，马师傅在县城工作，马师娘的家是长途车的车站，她售票，每次有汽车来停靠，她就拿一把大钥匙从外面打开车门，让人上下车。马家有三位如花似玉的女儿和两位俊俏的儿子。大女儿非但美，还有才，非但有才，还会折腾。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她就把户口迁到了内蒙，以内蒙人民的身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到了省城南京，当上了省城一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副厅级干部，去年无端跳楼自杀了。噩耗传来，我除了震惊还是震惊。她曾经认真地对我说：“你怎么不去当尼姑?”这是我第一次与宗教这么近。她那时候快二十岁了，我十岁出头。我对她的能干很羡慕，她能把四乡八邻都召集到小学校的操场上，点上煤油灯，跳芭蕾舞给大家看。没有任何人教她跳舞，但她就是有那么大的信心和热情跳。她跳舞的影子在煤油灯下晃来晃去，让我记忆犹新。可惜她的人生功亏一篑，从楼上跳下自杀，她该有多少无法放下的东西?一死百了，再也没人追究她的死因了。我的人生平淡无奇，喜欢许多东西，包括宗教，却是叶公好龙。

周新民：你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你不光自己种瓜种豆，还养了许多小动物，这种田园生活，让你的文字也充满了詩意，同时，在你的小说中，也出现了许多植物的意象表达，例如桃树、苹果树、枇杷树等等，在选取这些意象时，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这些意象具有哪些特殊的意义吗?你有想借助这些意象表达什么想法吗?

叶弥：坦诚地讲，我热爱动植物胜过热爱人类。世上的一切生物都有原罪，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人类最大的错误，也是与别类生物的区别在于无止境的贪婪。我觉得所有的草木都是美好的，因为它们的原罪少，不管写哪种植物，信手拈来，就是意象，这不是我的能力，这是造物主的功劳。

人类确实了不起，这也是造物主的功劳，不是人类沾沾自喜的理由。我十年前开始收留一些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对动物的了解胜过对人间的了解。动物有喜怒哀乐，有它们的生存游戏规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从它们身上学习，它们的内心有人类身上渐少的从容和淡定，有忠诚和感恩，有顽强，甚至有智慧。与它们相处，我得到愉悦，也有无法抹去的伤痛。四年前，我在离我家不远的路边，看到一条瘦弱的狗，趴在路边一动不动，它瘦得就是一堆骨头，而且是一堆脏污的骨头。我回家拿了食物去看它，把食物放在它旁边的灌木丛里，我转了一圈再走到灌木丛边时，我看到一条狗尾在灌木丛上高高扬起，快活地甩着。我走近了，看到果然是它，它有了区区一小堆食物，浑身焕发出奇特的精神。第二天，我把熬制的一大碗鸡油拌了米饭和骨头给它吃了，我再去看它时，它居然有了狗朋友在一起玩耍了。在动物界，年老病弱的，都没有朋友玩的。我看见它与刚结交的朋友们厮闹玩耍，我忍不住热泪盈眶。从此它每天都在老地方等我，我也每天在早上五点半去给它喂食，因为它不愿意跟我回家，我对它一直提心吊胆。有一天下着倾盆大雨，我又病着，没有给它送食物，第二天一早，我到老地方找它时，不见它的踪影，我在路边的灌木丛里找到了它的尸体，它身上带着毒镖。它应该是拚死跑回了老地方躲起来，才没有让捉狗的人找到。

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多，更惨的事情也有。有时候我觉得无法承受，但还是承受了下来。我过的是田园生活，但是我在田园之中伤痕累累，比在城市中还甚。

所幸人在进步。前几年，这个小镇上的公交车上还没有人给老年人让座，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乡下人使用的语言也在变化，变得文明和温柔。我去年收留了一条车祸的小流浪狗，它在我住的镇子上被车撞了，我看到它时，一位当地女士正在施行救援。听她说，是一位行走路上的男士，把受伤的小狗从路中间想法放置到路旁，使小狗免于辗死在路中间。这个就是人的文明，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进步是明显的，但这里的富人大部分为富不仁，官员很多不为老百姓做事，这两大阶层要具备对社会的基本责任心，中国社会才会有良循环。植物看似没有那么多的苦难，它们好像也不可能进化到有大脑盛放喜怒哀乐。它们的死亡不会引起我们人类的伤感，它们平静地生老病死，默默地奉献。它们开花结果时，它们迎风飘扬时，它们静如磐石时……无一例外地会引起人类的歌颂。……我说过了，这是造物主的功劳，人类只管欣赏。

周新民：你的小说中有几个虚构的地名频繁出现，如吴郭城、花码头镇等，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这几个地方，你曾在《拈花桥》开头说道：“屈指算来，我在花码头镇住了两年了。我已知道，这里不是桃花源”那么它们对你而言，仅仅是一个空间背景，还是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呢?

叶弥：我十几年前开始对吴地文化产生兴趣，然后为了便于在小说中容纳我所认识到的吴地文化，我虚构了一座吴郭城，并在这城市边配置了花码头镇、香炉山、拈花桥等等，这是我的小说地理。我觉得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小说地理，不管这个小说地理是虚构和非虚构，总是小说家的经验所在，里面容纳小说家所讲述的人和事，大到政治和文化，小到花鸟鱼虫。我不过是更清晰地使用了“小说地理”这个概念，但也更“着相”了，且不管这种方法有多少局限，清晰地划分归纳小说地理，让我有更多的耐心去挖掘某一种文化。

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新文学评论》副主编、武汉作协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作者：周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