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作文

2022-09-11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第1篇:乡村振兴作文

助力脱贫攻坚 推进乡村振兴 “金点子”助力吕梁乡村振兴

深秋时节,硕果累累。

10月23日上午,吕梁宾馆内,出席干旱半干旱地区有机旱作农业技术交流会的中外农业专家及来自吕梁市基层农业部门、农业企业的负责人高兴地走进会场。

交流会上,专家们踊跃发言,为吕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有机旱作农业、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等各个产业建言献策,现场气氛轻松而热烈。一个个锦囊妙计振奋人心,一句句金玉良言令人深思。

学习经验 增进交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交流会上,专家们介绍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做法,尤其是3位中国台湾农业专家对台湾休闲农业、精致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产业等方面的介绍让参会代表们印象深刻。

“欧洲、中国台湾地区之所以成功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最大的经验在于发展精致农业,通过解决组织化,实现标准化,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台湾农产品精深加工、创意农业、休闲农业等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吕梁值得借鉴的好模式。”一位吕梁市基层农业部门负责人表示,在听取了专家们的报告后感触很深。

吕梁正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人才、智力、科技的支撑。“此次交流会各位专家介绍的好经验、好做法,都值得吕梁认真学习借鉴,下一步,吕梁将加大科技投入,扎实开展科技扶贫,推动吕梁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全面进步。”吕梁市副市长尉文龙表示。

精准对接 达成合作

吕梁是中国科协定点扶贫单位。为了落实中国科协脱贫攻坚工作部署,2018年以来,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扶贫方式,搭建平台,引入外部智力帮助吕梁贫困地区脱贫。本次交流活动就是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联合山西省科协、吕梁市科协结合吕梁实际,采取的“请进来”的具体举措。

“吕梁市科协在活动筹备期间,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省科协对接,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围绕市委、市政府打造功能食品品牌目标,进一步强化创新举措,与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精准对接,了解研究会及会员单位实际需求。”吕梁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薛保平介绍道。

最终,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和台湾神农科技发展协会在交流会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技术交流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把吕梁功能食品做大做强,让吕梁功能食品走出山西、走向世界。

本次活动也为吕梁今后推动精准对接,实现吕梁和台湾现代农业技术、资源互利双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传播理念 开拓思路

交流会结束后,台湾神农科技发展协会理事长廖树宏、秘书长杨东松和台灣大叶工学院食品科学系教授吴启川3位专家受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邀请,为会员单位再上一课。

“在台湾,农业的精致、精细和多元化发展达到了极致,台湾农民非常用心地在经营农业。”廖树宏对台湾农业理念的介绍让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会员们的理念得到了更新。3位专家还就研究会功能设置、培训项目推广、产品设计、草本植物的食品转化、原料配方、工艺流程、包装设计、体验营销、观光工厂等方面分享经验,提出建议。

“台湾农产品靠精深加工升值、靠策划创意营销是最大亮点,为企业抓好农产品加工、市场销售提供了很大的启发,让我们的思路得到了开拓。”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会长李海明感慨道。

在随后的调研中,几位农业专家马不停蹄,一路考察调研、一路答疑解惑,先后前往柳林、临县、孝义等地考察调研小米、红枣、核桃、蔬菜等产业发展情况,并与当地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业企业座谈,传授知识和理念,为当地农业企业出谋划策。

作者:邰丰

第2篇:国外乡村振兴经验及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

摘要: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战后韩国、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在推动乡村实践中既注重政府引导又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既注重保持传统又突出特色发展,既注重经济发展又保持文化传承,既注重把农民组织起来又倡导依法治村等。韩国、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对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启发。实施乡村振兴既要有实施理念的创新,又要坚持体制机制的创新,做到三个统筹,构建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坚持走乡村生态现代化建设之路,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地夯实基础。

关键词:国外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新村运动;造村运动

乡村振兴战略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进一步实现城乡协调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当然,实现乡村振兴途径和方式的选择也是一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觉选择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国家应对一系列内外部环境压力和挑战的结果。亚洲的韩国、日本在战后面对国内外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困境,在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梳理总结韩国、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和做法,对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无疑具有一定启发,值得我们去认真梳理和借鉴。

一、韩国新村运动对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

(一)新村运动的启动

二战后,韩国抓住机遇积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运动并取得显著成绩。与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相对,韩国农村农业发展显著滞后,导致工农业发展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分化更加明显,给韩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挑战。面对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韩国国家财力有限,无法满足解决城乡发展差距的巨大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另辟蹊径,在政府的支持下把农民组织起来,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使其投身建设自己的家乡,着力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生产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从1970年起开始正式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1](p.358)。客观上来说,韩国新村运动与其他传统的农村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没有大的差别。在起步阶段,韩国的新村运动高度重视包括思想启蒙、要件支援、教育研修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初期主要是以官方为主导,示范、吸引农民参与的形式,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改善生活的意识。在推进发展阶段,则逐步转变成以农民为主、以官方支援为辅的形式,重点改善生产条件,核心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积极支持农民开展新村建设。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和不懈努力,韩国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发达的工业国,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基本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

(二)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新村运动坚持以促进农村区域综合开发为基础,以整体提升为目标,以政府投入支持和农民自治为新村运动的基本动力,以项目开发带动乡村发展,注重培育农民的“勤勉、自助、合作”精神,鼓励农民投入家乡建设活动。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注重社会开发,注重农村基础设施与环境的开发建设与保护;第二,注重经济开发,增加农民收入;第三,注重精神启蒙项目,加强伦理教育。新村运动的实质就是通过开发建设新农村,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使农民的精神世界也丰富起来,最终形成脱贫、改革与创造的精神,为农村的持续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最终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韩国新村运动采取的主要举措有三个方面。

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为切实推动新村运动,韩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专门行政机构。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了“中央新农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在地方村鎮层面,设立了不同层次的新农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具体负责协调推动新村建设的各项事务。

二是注重村民自治。新村运动归根到底还是农民的事情,政府可以帮助,但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包办。为此,韩国政府积极倡导成立村民自治组织,如在乡村成立邻里会组织,针对妇女群体、青年群体等,相继成立了新农村妇女协会、新农村青年协会、新农村领袖协会等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的成员积极参与新村建设运动,发挥了政府组织不能发挥的作用。此外,政府大力支持村民自治,支持村庄建设,政府任命公共官员参与每个乡村社区建设,并积极组织村民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参与村庄建设,如新村运动一些具体项目的选定与组织实施大都是经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完成的。

三是尊重保留村庄特色,实施分类发展。韩国政府基于农村地域发展的实际,采取分类激励和发展的有效策略,将全国的村落根据各自发展的实际区分为三种类型:基础村、自助村和自立村。针对不同类型的村庄,其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增强了发展项目的针对性。如基础村的重点,在于培育自助精神,持续改善生活环境;自助村的重点,在于通过改良土壤、疏通河道等,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村镇结构的进一步改善,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农业收入稳步扩大提升;自立村的重点在于,注重对各类生产标准的制定,如农村住宅标准、农产品标准等,注重发展乡村工业、畜牧业和农副业等,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修建简易供水、通讯和沼气等生活福利设施[2],从而实现自立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之,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韩国新村运动在实践进程中不断优化和完善,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第一,新村运动比较注重农村的整体发展,既关注到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又涉及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第二,新村运动注重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其中,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赋予。第三,新村运动注重运用综合的方法,不止于改善与提高农民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综合运用国家政策,全方位支持农村发展。第四,典型的全国性运动,政府的强力支持是其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保障。通过深入开展新村运动,韩国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其经验也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对于亚洲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二、 日本:造村运动与乡村振兴实践

(一)造村运动的启动

二战后日本非常重视城市建设,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955年~1971年,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迅速增加,达到1830多万人,累计总数达到4340多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61%提高到85%;同期农业劳动力则从 1600万人减少到760多万人[3](p.549)。这导致农业生产力大幅下降,农村面临新的危机,加上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促使日本人认真思考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处理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开始启动造村运动,旨在通过“自下而上”的造村运动实现乡村的重新振兴。

日本的町、村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町、村一般由几个居民点或者若干自然村组成,当然在町、村的相应范围内,还存在不同形式的村民自治组织,如“集落”“自治会”或“町内会”等,“集落”是日本农村的居民点和自然村,通常有十几户或几十户人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集落与町、村政府之间不存在领导关系(类似于我国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其职责在于协助町、村行政,具体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农业政策,如日本的水稻种植计划等政策的落实,多是通过这一组织最终分配到各家各户。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农村基层居民自治组织非常发达,农村居民可以自由参加各种组织,基层居民的自治组织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町、村议会成员和行政首长由农村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町、村长受町、村议会的监督,并有罢免权,町、村长可以否决町、村议会的議案,甚至解散议会。在具体运行实践中,当町、村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对町、村长提出的不信任案时,如果不解散议会进行重新选举,那么町、村长就必须立即辞职。日本全国最大的农业和农民团体是农业协同组合,其成员众多,可以说囊括了全国的农民。农业协同组合组织一般分为三个层级:即全国、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个层级,具体来说,农业协同组合有的由町、村单独建立,有的是以几个町、村为基础共同建立,在特殊情况下,如个别基层农协如果规模过大,还可以设立支所。当然,除农业协同组合外,町、村内也存在自治会和町内会等组织,町内会、自治会也都是由居民自愿参加、组合而成,其规模大小不等。日本目前大约有近28万个町内会和自治会。

(二)造村运动的主要举措与成效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造村运动,也被称作造町运动,其内容也由最初单纯的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展到景观与环境的改善、健康与福利事业等整个农村生活层面。日本为推动农村治理发展,采取的主要举措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采取了现代化带动战略: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的整体发展。二战特别是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短期内得到高速发展,工农、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农业人口急剧减少。为了切实缩小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差距,日本政府从产业振兴的角度切入,明确了以促进农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线和重点,注重增加农民收入来进一步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从1961年起,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等一系列涉农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农地法》《农振法》等法律法规做了进一步修订完善,从政策、制度等方面保障支持农业、农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的规范发展。

二是实践中注重推动农村与农业的平衡发展。自1999年起,日本在原来《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山区振兴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一方面,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山区农民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为此设立了“农村建设专项费”,重点支持农村的个性化、亲环境型的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根据新颁布的《景观法》,重点扶持农村、山村及渔村地区特色自然景观建设发展。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农村地区居民、民间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鼓励、支持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如从1979年开始,大分县推行“一村一品”运动,并取得较好成绩,从而有力推动了农业和农村并行发展,形成了自然与农业生产协调发展的田园景观。

三是注重城乡互动融合。日本政府鼓励在农村开展绿色观光事业,开展农村生活体验等活动,着力增强城乡国民间的双向互动交流,建立了城市与农村共存及双向交流长效机制[2](p.36),从而为实现城乡的联动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总体看,战后日本通过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举措,加大了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面缩小了城乡差距,提高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农民的收入实现同步增长,农村的消费潜力得到激发,也促进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农村通过重建和更新,在推动本地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纵观日本造村运动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长期的。从最初的消灭城乡差距开始,到全力推进农业生产环境整治,再到营造农村景观,着力提升农村生活水准,到高度关注生态环境整治,其间经历了循序渐进的发展。

三、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

鉴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传统历史文化不同,各国在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方面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当今世界各国在农村基层普遍存在着四种类型的组织:政权组织;政党组织;经济组织;民间社团组织。事实上,也正是由这些组织共同构成了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系统。无疑,农村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多元化,为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一)注重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

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过程中,日本、韩国均高度重视发挥政府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主导作用。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政府倡导与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无论是韩国在农村掀起的“新村运动”,还是日本的“造村运动”,起初都是由政府倡导发动的。虽然政府的初衷不尽相同,但结果殊途同归,都改变了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的状况,实现了农村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最终促进了城乡的协调发展。

二是注重科学规划农村建设。如韩国的“新村运动”就十分重视规划,“新村运动”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历了多个阶段,但并不是漫无目标的发展,政府对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规划目标。纵观韩国“新村运动”的各类项目及其进程安排,都制定了详细科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这些都为新村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指导。

三是注重体制机制建设。如韩国政府为了支持“新村运动”,特别重视体制机制保障,中央政府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在地方也均成立了相应机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为新村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四是政府为农村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和支持。应该说韩国在启动“新村运动”之初,采取很多措施筹集经费,全力支持新村建设,在运动之初,为支持农村房屋改造、道路铺设、桥梁修建等项目建设,就采取了无偿提供水泥和钢筋的方式。据统计,“仅在1971年至1978年的财政预算中,农村开发项目费用就增加了7.8倍,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合计增加82倍,1994年政府和民间投资额高达110,000亿韩元”[4]。再如日本,为增强本国农产品的竞争能力,专门设立“特定农产品加工资金”;农协金融作为日本农村金融的一支主力军,其主要业务就是面对分散的农户,对其发展给予融资支持。

(二)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实施乡村振兴,必须尊重农民在推动乡村振兴伟大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要注重保护农民的利益。实事求是地说,不论哪个国家开展农村改革或者农村建设,姑且不论其主观出发点是什么,但在客观上都增进了农民的权益,如日本在1961年通过的《农业基本法》,其目的就在于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韩国在1961年通过的农协法,也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在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中,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没有农民的参与和主体地位的发挥,就难以真正推进乡村振兴,结果只会流于形式,最终也会无疾而终。韩国“新村运动”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启发。韩国在推进新村运动中,特别注意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注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在新村运动中所确定的建设项目,都是能够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诸如村里的公共设施、住房等)。项目建成以后效果立竿见影,农民很快就能受益。同时韩国政府又特别注意塑造农民的自立、自助和勤勉精神,而不是包办,采取的策略是“扶上马”“送一程”,最终实现自主发展,从而为“新村运动”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三)注重依法治理

国外普遍比较重视依法治村。如日本在造村运动中,就针对土地利用、农业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而制定相应法律,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规范了乡村振兴。为了促进农协的发展,韩国于1961年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以立法的形式着力推动农协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应通过立法使乡村振兴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通过法治手段推动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使农村治理逐步从行政推动型向法治推进型过渡。

(四)注重文化传承,推动多元参与

韩国、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姑且不论其初衷是什么,又采取了何种步骤,在实践中,两国政府都认识到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实施乡村振兴并不囿于发展农村的经济,同时也发展农业,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实践中,两国政府在注重搞好农村物质文明的同时,特别注重对农民精神层面的培育,尤其是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如韩国在运动伊始就倡导培育农民的“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再如日本三岛町提倡的“生活工艺运动”,旨在传承创造文化。

客观上说,单个农民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也不会得到人们的重视,只有组织起来,对外才能形成合力和压力,对内才能形成力量,从而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日本,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都非常重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注意推进多元治理和参与,政府只管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大量的事务交给多元治理主体来承担。韩国和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显示,农村民间组织特别是农民组织既是农民权益的坚定维护者,也是科技、工业、先进农业知识等在农村顺利推广的有力推动者。

借鉴这一经验,就要高度重视发挥农村民间组织特别是农民自组织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其参与乡村振兴实践。在1961年,韩国就成立了农协组织,支持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发展合力。据统计,到1994年全国农协的会员共200万人,基层单位农协1359个[4]。战后日本在造村运动中也形成了由三级农协组成的流通服务网络,而这一网络也实现了对整个日本农村的全覆盖,也正是这些农协组织利用联合的力量,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成为集农业、农村、农户三类组织三位一体的综合社区组织,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信贷、技术经营指导,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据统计,日本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有80%以上是由农协为其销售的[4]。可见,农民自组织无论在韩国,还是在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都发挥了政府不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农民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

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策略与出路

(一)创新实施理念,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实现乡村振兴,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主体之一,为此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尤其要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农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就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p.287)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如果农民默认和认同于现存的政治体系,那么它就为政治体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石。倘若农民积极地反对政治体系,它就会成为革命的推动者。”[6](p.286)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群众路线已经成为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同样需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做到无论是什么政策都要堅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策一定要从基层来,再到基层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力量的源泉,这就需要我们牢固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意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归根到底要依靠亿万农民,要靠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要放开农民手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因此,“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7](p.141)。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就要在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中,尊重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创造,就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方式,改变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消极被动的状况。在推动农村发展中,做到依靠农民群众,使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从而进一步激发农村各类社会主体的社会活力,其中也包括农民自组织在内,切实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其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伟大實践中。

(二)坚持三个统筹,调动各方积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任务和要求,指出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互动”[8]。党的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这一战略作为全国全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基于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尤其需要坚持推进三个统筹。

一是统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研判农村社会发展趋势、编制农村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农村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乡村振兴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切实发挥好党和政府在乡村振兴实施中的主导作用。统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就要进一步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深入贯彻落实,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特别是要进一步制定落实细则,确保村民自治能够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与管理基层事务,保证农民群众能够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农村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而为有效实施乡村振兴奠定广泛基础。

二是统筹单一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乡村振兴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其中,需要政府、市场、民间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协同、互动互补,才能形成合力,进而实现农村优质、高效、和谐、健康发展的目标。这就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民间社会组织,以政策来扶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农村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纳入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从制度建设、条件保障、业务提升等方面积极为民间社会组织发展、活动的开展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进一步加快社会组织的分类发展、分类监管,稳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并能够胜任政府转移的职能。

三是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第一,确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加大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努力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农民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第二,要进一步畅通城乡各种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第三,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深入推进土地三权分置。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稳定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稳步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改变原来不同的征地标准,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切实保障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收益权[9](p.101)。

(三)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

实施乡村振兴,要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更好地满足农民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普遍要求。对此,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大中央对农村的一般转移支付,加大省、市、县各级对乡村振兴的投入力度,并形成逐年增长的稳定机制。乡村振兴投入重点用于健全农村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并使其运转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均等化。第二,扩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以农村社区“一站式”社区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点建设为载体,推进农村社区服务尽快实现网格化、全覆盖。第三,进一步推动基层农村社会治理资源的整合提升,从政策导向、力量配置、经费装备等方面导向基层、支持基层,着力推动政法、信访、司法、民政等部门联合办公,着力增强服务基层的活力和实力。

当然,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固化下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这样才能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在乡村中的具体实践,注重对乡规民约的完善提升,注重对村民自治运行制度的完善提升,注重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着力构建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另一方面,还必须“提高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尤其是基层党组织、政府、村民及各类社会组织的法治意识和依法治理的能力。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更需要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切实加强自身法治建设,时时处处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摒除人情的干扰”[10]。

(四)推动乡村生态现代化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就要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贯彻落实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农村生态现代化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科技创新,这是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那么旧的机器、工具、器械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械等等所代替。”[11](p.698)为此,就要大力发展生态科技,为农村生态经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推动中国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没有创新科技的支撑,实现绿色发展、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坚持政府主导、协调推进,这是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关键。农村生态现代化受益的是整个国家的全体成员,是开放的、共享的。而农村生态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投资,农民本来收入较少,城乡二元结构差距较大,因此不能也不应该让农民承担过重的长期投资,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农村生态现代化政策支持力度,构建实施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构筑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12]

三是落实群众参与战略,这是实现农村生态宜居的基础所在。农民是农村生态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村生态现代化不仅仅是农村经济的生态现代化,还包括农村制度的生态现代化、农民消费的生态现代化、农民思想观念的生态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水平从根本上直接关系到农村生态环境的好坏。”[13]没有农民的参加,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標只能是一种臆想和愿景,实现乡村振兴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一言以蔽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关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实施乡村振兴既要有实施理念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又要有实现方式与手段的创新,还要有实事求是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科学周密的规划与设计,要讲究辩证法,要刚柔相济,要宽严适度,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好人、地、钱等问题,使乡村振兴落到实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助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村改革路线图[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2]建设新农村的国际经验[J].中国报道,2006,(12).[3]金善明.现代日本经济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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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健]

Key words: Revitalization of Foreign Villages,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New Village Movement, Village Building Campaign

作者:邱春林

第3篇:乡村文化与乡村振兴

摘 要:中国乡村何以衰落又何以振兴的问题是理解当下乡村转型的关键。在生计、社会与文化之外要附加上人这一要素,因为,有人才会有乡村的存续和发展。乡村振兴需要一种使其发生转化的“嫁接隐喻”和“化学反应隐喻”。乡村自身的发展及其并接到世界总体性发展中去的那一共有历程值得关注。村民在当下有一种他们自己的乡村文化选择,对此应保持一种理解的心态,承认他们自身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此来反观我们自身。乡村振兴要与时俱进地注意到乡村农民群体和基层组织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在这个过程之中所发生的一种新的接触、合作与转变,以及由此而带动的一种乡村文化转型的可能性。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乡村转型;文化转型;乡村生活

文献标识码:A

Rural Cultur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Observation Approach and

the Social Practice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ZHAO Xudong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The reason why rural areas in China declined then revitalize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rural transformation. The element of people must be added to those of livelihood, society and cultur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side relies on people.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a “graft metaphor” and “chemical reaction metaphor” to make it transfor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itself and the common course when linking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deserve our attention. Villagers now have a choice of their own rural culture, to which should maintain an attitude of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ir own cultural existence, in order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pay attention to a new kind of contact, coop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easant groups and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ces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rura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it as well.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ulture; rur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rural life

对于乡村振兴,特别是真正有心于中国乡村文化,并关怀作为基础文化上的乡村振兴的人而言,我们可能需要去真正问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什么算作是中国的乡村?其次,乡村究竟何以会出现一种衰落的迹象?再次,基于这样的一种衰落,且总体走向上也许为不可恢复性的衰落,我们又该如何去做一种乡村振兴的实践或实务呢?在这些问题之间,很显然是既相互关联,又各有各的问题意识发生的场景。要想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基于实际观察的详细解答,便有必要在下文之中去分而述之。

一、什么才是中国的乡村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乡村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生计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就生计、社会与文化这三者而言,如果必然要附加上“人”这一基本要素,那可以进一步去推论出,基于“人”的这一要素向度的相互搭配之后而组合出来的三种关系,正是这些关系的存在,或许是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乡村在过去和未来发展历程的一个框架基础。

这些关系具体而言,首先,便体现在了生计意义的人和土地的关系上;其次,体现在了社会意义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再次,还体现在文化意义的人和神的关系上。这三者之间看似各自独立,不可相互化约,但实际上在乡村社会中却又都是有机且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没有一个要素是独自存在而不受其他要素影响就可以发挥其作用的,这具体体现在了如下诸方面,并嵌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可以由此直接地观察到。

首先,看人和土地的关系。在中国乡村社会中,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表现得最为直接,也最为基础的,既不能脱离,更不能将之抛弃,特别是对于一个以农业立国的传统国家而言,情形更是如此。换言之,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之中,生活在那里的人,谁也无法真正脱离开一片人赖以为生的土地而存在。在一种人耕耘土地的文明史所形成的人和土地之间长期而深邃的关系之中,很自然地,也一般不会去怀疑的一点就是,人们会虔诚地相信,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必然是源自于土地。也就是人们会相信,可以从年复一年丰厚的土地播种生产的回报之中去创造出生活中的一切出来,农业因此也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其中,并对土地本身深怀着一种“命根子”一般的基于敬仰和崇敬的辛苦劳作。在许多有关中国人的故事之中,甚至是域外之人对于中国人的整体印象之中,他们最为乐于去讲述的故事也往往是一位即將远离故土之人,在行前会由父亲或母亲给他揣上一把家乡的泥土,以此来提醒他在遥远之地要如何保持对于自己生养之地泥土的眷恋,换言之,也就是对于家的依恋。而在人死之后,传统观念上,根深蒂固地,要尽可能安葬于自家的祖坟之地,假设没有这种可能,至少也要在棺木之上撒上一抔家乡的泥土。而每年祭奠祖先之时,则是要在自家祖坟的坟头上添把新土、压上新纸,以此作为一种对祖先亡灵的最好告慰。因此,在一种文化的观念之中,活着的人、故去的祖先以及家乡的泥土,在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约束之中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不可分离。

对于中国乡村的土地而言,有一种图景是从南走到北以及从西走到东的人所印象深刻的。在那里,大部分的土地无疑都是用来耕作和出产粮食的,对每户农家而言,一点点有限的、真正可以用来耕种的土地很少会是被无端地挪为他用的。如果还有机会去看某个最为“封闭”以及最为“传统”的中国乡村,那里的房屋一定是低矮,面积狭小的,很多时候大约仅可以容纳一家几口人的晚间休息,而这对普通大众的生活而言便可谓是一种满足了。因此,简朴、勤劳以及耐受力便是这样的社会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性格特征。这种不太在意居住空间的大小,更多心思是用在了田地生产上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真正属于农民生活的观念和价值。很显然,并不是人们在心底里不想要更大一些的房屋,而是土地出产的有限性的压力,无形之中也抑制了人们在这方面的“非分”之想,它客体化并象征性地体现在了各种形式的民居建筑之上,它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高、大、上,而恰恰是传统上的低、矮、小。这样一种乡居建筑的传统,它实际上也在空间安排上刻意压缩了人的欲望之中对于居住空间可以无限扩大的各种无意识渴求,或者说这种欲望从来就不曾有过给予其直接表达的机会,而房屋的空间也无形之中限制了这种表达的可能。但这又反过来在无意之中保有了一种可以出产一家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粮食供应的耕地面积的最大化,“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最为真实地深嵌到了一种人和土地的捆绑式的关系之中的。

也可以肯定地说,对于传统时代里的人而言,今天意义上的所谓一大片一大片的“建设用地”的观念是没有的,至于占用出产粮食的农耕土地的非农开发,也是农民思维中原本所无法企及或渴求的,人们生活的一切都是在于如何能够利用最大可能土地的面积去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以此来供应最大可能的家庭生养人口,而不是擁有大而无用仅以用来显示豪华空旷的一处处的居所,这在纯正的农业社会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举目四望,大片绿油油、黄灿灿的农田包裹着数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然后由一条条狭窄的土路跟外部世界相互联结在一起,这便是纯正农业社会中村庄的形态。从华北大平原一直到黄河以南的中原腹地,再跨越过淮河、长江到达长三角、珠三角的极为广袤的南方区域,大片的良田都是这样一点点地通过所谓人力和畜力的农耕劳作模式,一代又一代人的接替和投入,逐渐才有的一种从荒地到农田的农业生产上的拓殖。由数个世代所积累起来的此种观念,支撑着这种根基于土地农业的持久,不会被随意地遗弃掉,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始于农耕并止于农耕的中国乡村生计图景的整体景观。比如,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大平原,恰恰是因为有了都江堰的水利工程,造就了一种旱涝保收的自然供给,而使得这里的农业能够为每一位所谓“川西坝子”之人都提供一种可以安身立命甚至富足闲适的生活滋养。

可以想见,基于土地收益的传统农业,其最大的特征便是可以吸附大量的人口在有限面积的土地上耕作,同时也因为有基于精耕细作的粮食的稳定供应,无形之中助长了一种人口的增加,并且,如果有更为持久稳定的农业收成,这种人口增加的速度必然会加快。可以肯定地说,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恰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才会发挥其强大的约束性效应的。在农业社会之中,大量的人口会依附于土地而生存,土地成为了他们生活得以维持的保证,因此对一个农业社会而言,要去解决的核心问题必然就是所谓的“吃饭的问题”,也就是从农业实际出发如何能够真正使自己富足,并使得生活持续、稳定而有一种坚实保障的问题。

这随之便衍生出如何去处理基于资源分配、交换以及社会再生产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每个中国乡村而言,它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社会,至少在当地人的观念中便是这样认为的。在这样的乡村之中,小到几十人、数百人,大到数千人不等,大家因此而聚居在一起,彼此熟悉,往来密切。在这其中,传统的家族组织往往是此种聚居的核心形态,人们因为血亲关系的缘故聚族而居,形成单姓村,或者以某一家族姓氏为主的多个姓氏的杂姓村,而以现代村委会制度为核心的村落社会组织,则是一种最新形式的乡村组织形式,但它的主干也自然还是建立在基于一个或多个姓氏的血缘村落聚居的传统之上,只是有了现代形态上的一些新改变而已。如果有机会去一个当下的村落走访,也许会发现原来核心的或者最早来到这个村子并以其姓氏命名的村落姓氏人口可能都没有了,但村落以此姓氏为名的名称仍旧沿袭下来。从村落名称变化的滞后性是能够追溯到这个村落最初可能的起源的,这种起源自然也会留存于人们的口头记忆当中,由此,同样可以追溯由宗族以及亲属关系所形成的一种亲属关系网络。而所有这些,都会体现出一种在村落社会之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态和构建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体现出一种彼此互惠依赖关系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实际上,讨论到这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就在于,如何能够使一个社会自身通过某种人群中的组织机制而安定下来,使得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发生过于激烈的摩擦、冲突和混乱,这实际上需要有一种持久传承的风俗以及不可撼动的村社制度的构筑和存续才有可能。但要清楚知道的就是,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之中,冲突和混乱又是时有发生的。如果,在某个村落之中有住得足够久的时间体验,很多日常琐碎的冲突以及各种人际的矛盾也就自然显现出来,呈现在一个人的面前,便不能不去予以面对了。而村落权威人物以及权力机构的存在,必然都会在这些不同的矛盾之中发挥一种极为特殊的冲突化解和秩序恢复的作用[1]

。在一个社会之中,如果缺少了此种权威与权力的机构,比如,现在所说的村委会这样的机构,那么,乡村社会的秩序也就很难说有一种真正的自我维持和保证了,日常的混乱和无序,或者“没地方可以讲理了”的混乱,就可能成为是一种常态。并且,乡村社会之中所存在的权威和权力更多都是自致性的,是历史上传承沿革下来的,这往往会是村落之中长时间的积累和传递下来的权威和权力关系。比如,村中的族长、大辈以及各种的民间权威的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同姓氏的、在人口上占多数人的家族在村落支配权上的世代继替等。当然,在村落之中,必然也有一些权威和权力是后致的,或者说后来从外部所直接去赋予的,特别是跟现代乡村社会革命之后的基层组织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权威和权力。比如,受到了乡镇一级政府任命的村书记的权力以及相应的权威和在村中的支配力。与此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就是,还存在有许多可以插手或者干预村落事务的那些外部平衡的制约机构。比如,更高一级的政府组织的存在,它们都在尝试着直接控制和支配乡村事务,它们也都共同属于乡镇这一级的权力和权威机构。

最后,在中国的乡村之中,还必然会有一种人和神的关系存在,这更多是指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超越性关系,也就是超越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上的那些超乎寻常的神灵信仰的关系。当然,这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一种对于土地神的信仰,这一点表面看来和第一点的人和土地的关系之间是至为紧密地联系或重叠在一起的,但实际它们之间又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家有家里的“土地爷”,村有村里的“土地神”,各自有各自护佑和保护的范围,它们超越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上,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比如,逢年过节的祭拜仪式之中,土地神肯定是不可或缺的;还有天神,或者并在一起来祭拜的天地之神;另外,灶台上还会有灶神,火塘有火神,路边有路神,牲畜圈中还有马神、牛神,而粮仓那里还有仓神之类,可谓处处都有神灵的护佑。并且,这些神灵可能又来源多样,甚至就出自社会中的真人真事,结果造成诸神之中无奇不有。在一个最为普通的乡间社会,对死去的世俗之人予以神圣化的过程,可以由信仰之人自己随意地去取舍,任意地加以转化,以所谓的灵验与否为其最高的标准。因此,这种神是无法灭绝的,也无法通过灭绝的方式来消除,所有想要根本铲除这种乡间诸神的做法,最后可能都是徒劳的,没有真正意义可言的。因为,它自身并不是唯一性的,而是因时、因地、因人可以有各种形式的转化的。而这些多样性的神灵自身又相互构造成了一种彼此关联在一起的谱系,随处都可以去观察到。乡村里的小孩子,日常生活之中从长者口中所能够学习到的,不乏关于如何去敬畏这些神灵的各种灵验故事,以及某时、某刻、某地的祭拜仪式之类,这些故事的结构范型,也都必然深深地留存在他们的幼年记忆之中。

不过,在这些神灵之中,最为重要的还是掌管着人的生育的那些神灵,有人会说这些神为“生殖崇拜”,如此,便是一种不算完整和公允的片面之说。实际上,这种信仰包含了使得一个社会可以持久传递和延绵下去的非常丰富的文化象征和意义在其中,在这些神灵之中就包括了各种名称的“送子观音”“老母”以及“奶奶”“仙姑”,等等。这些平实得近乎平常人的名字,實际的功能便是从精神寄托上掌控着人的生育能力,这些神实际上也反映了人对于自身贡献于社会之中的繁衍后代能力的一种渴望。在华北乡村,普遍存在着的老母信仰,就是一种最为普遍的为求得子孙后代所传承下来的生育信仰,此信仰也极为寻常,但人们对此也表现得极为执着和认真。实际上,在民间社会中,传统上人们并不否认生育是一种自然的赋予,但也从来不否认这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赠予,并非完全的自然之力能够真正去实现,否则有些人的“不孕不育”就无法得到一种最为合理的民间解释。在他们的观念之中,当有一种生育的渴望而去求助于神灵的时候,神灵才可能真正应验性地“送子”给当事人,反过来神灵也才能够借求助者的“还愿”行为而有的一种持久性的烟火接续和祭拜。

因此,在一个农业社会之中,人生活之中的三个最为重要的事项,即天、地、人三者都可以被放在一起,经由人神关系而给予一种神圣化,使之成神或成圣,进而服务于人的种种基于社会存在的欲望或需求上的满足,反过来,人的种种欲望,也可以全部映射在这三方面的神灵信仰之上。因此,对于乡村社会所承继的农业文明而言,单一神灵的一神教,对心怀一种“有求必应”的现世人信仰而言是不可理解的,它所要应对的往往是有着多种欲求的人的存在本身,观念中的神没有也不会超越于这些最为普通的人的最为普通的欲望之上。求助诸神之人会因为多神的信仰而随处可安,但往往也会因为极度地向单一信仰上去做一种硬扭转而心神不安。比如,基层乡村社会之中历次的拆庙毁神运动的单一化信仰实践所带来的那种在民众心理上投下的极度焦虑和恐惧。因此,一踏上乡村的土地,最容易为人所感受到的就是“土地”“老母”以及“玉皇大帝”这类民间诸神的身影存在,说它们是宗教性的,但又不会是那么的纯粹,而是跟人们家长里短的世俗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真正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总体上的人与整个世界的存在之间互惠关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转化而已,因此,跟乡村社会自身的需求之间能够相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二、乡村何以会衰落

实际上,一种所谓后发展的乡村振兴,毋庸置疑,乃是由于先前的某种衰落而导致的,一个最为粗浅的道理便是,如果没有之前的衰落,又谈何后来的振兴呢?因此,要解决乡村振兴的问题,首先要去弄明白的便是乡村何以会衰落这个本源性的问题。

总体而言,乡村衰落的根本还是在于人这一社会与文化构成的核心要素上。乡村的景观之中如果没有了人,自然也就会显示出一种萧条和衰落的景象出来。可以去设想一下,各种留守问题的层出不穷,乡村中人去房空、田地荒芜,这如何又不使人梦想到,在未来一种使乡村真正有所改变的振兴发生呢?但人的存在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处在了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显然,如果人有其独立性存在,那么面对一种无法生存的处境一走了之便是,但实际上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容易实现的。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绑定在一起的结合性的关系,它属于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不可分离性的存在,即便偶有分离,也会想尽各种办法使之重新结合在一起,传统中国人对于“落叶归根”意象的塑造和冲动便足以说明这一点,而在农业社会中,这些观念是带有根基性和决定性的。

在此类根基性观念上,才会真正生长出一种人和人的关系。一个人可以暂时甚至永久性地脱离开这种关系似乎并不难,但一群人想要相互脱离开,各自离群索居地生活,那就会变得困难重重,即便是一群人相互真的能够脱离开彼此之间的关系,既有文化观念里所塑造出来的种种社会关系,也无法让人能够真正地相互分离开。犹太人从起源之地就几乎是被打散开来的,这个人群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但是,最终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对于祖先之地的认同,从来不认输地寻求在以色列人的祖先居住之地去恢复自己的一种共同体意识和认同

相对于很多民族的被同化的历程,犹太民族的认同是持久地保持着的,即便是四散于世界的各地,但认同却能够完好保持。最著名的便是在中国的犹太人,特别是居住在河南开封的犹太人,他们的犹太人信仰依旧是强烈的。关于这一点可参阅Michael Pollak: Mandarins, Jews, and Missionarie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n. 1980,第xiii—xxvi页。。同样的,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祖屋尽管因为年久失修,不能居住了,但也不能为此随便推倒而夷为平地,因为对一个血脉不断延续的大家庭而言,那是祖先的护佑之地,一旦丧失或者遭到破坏了,那就自然会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一种牵挂,难舍难分。乡村之人对祖先的祭祀也有着一样的道理,即便人走到了天涯海角,或在海外成家立业,在那里谋求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以及极为舒适的生活,但是,祖先之灵的护佑之情似乎难以使他舍弃对故乡的依恋,不时要回来去祭祖扫墓,或者参与到各种的祭拜仪式之中去。在香港的清水湾半山腰的井栏树村,每隔30年才会举办一回的安龙大醮,在此时间里可以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祖先来自中原腹地的郑姓家族子弟都召唤回村里来,一起去做“安龙大醮”祭拜祖先的礼仪。这就是一种人的要素在文化表达上的复杂性之所在,显然,人并不是独立之人,人首先是社会之人,并且附带的还是一种文化之人,他们因此而相互生活在一起。

不过,从村落农业的现实而言,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各种原因真的离开了土地,作为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社会自然也难逃衰落、衰败乃至消亡的厄运。因此,历代的乡村都必须要靠一种稳定人心于土地之上的意识形态来加以维持,一旦缺少了这种意识形态,逃离乡村就会成为一种潮流,特别是在农业供给不足的时代里,情形就更会是如此。历史上所谓的“流民”群体的出现,往往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产生的。有着两千多年传统的中国儒家传统,其所讲求的便是孝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观念通过一种教化的方式被推行到基层的乡村社会中去,特别是在宋明时期,这种基层的教化之风就更为明显和有力,使得儒家孝道可以深入人心,没有人真正会对此怀有怀疑之心,它也在影响着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但如果某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事件,使得此种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的约束力减弱,甚至是村社共同体崩溃和瓦解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局面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今天的乡村振兴突然开始要重新去重视乡风文明、家风、邻里道德、乡村文化建设,这并非是一种空穴来风的事情,而是所有近代主张乡村建设的努力之根本所在,也就是要用各种的方式和努力借由乡村的道德重建将尽可能多的人稳固地留在乡村广袤的土地农业生产的空间之中。

这种刻意去束缚人于土地之上的意识形态,它的文化逻辑实际上也并不复杂,它的核心就在于去讲好一个故事。比如,在这方面,中国的“二十四孝”是一种故事的讲法,屈原的家国情怀也是一种故事的讲法,而“岳母刺字”何尝又不是一种感人泪下、催人奋进的故事讲法呢?与此同时,朱元璋时代的“路引”制度是一个故事,毛泽东时代的村委会开具“介绍信”进城购物办事也同样是一种故事的讲法,这些故事的讲述的背后总体上都属于是一种控制以及安排人群秩序的意识形态,它们会在特定的时代存在和发挥其效用,保证了有更多的人可以安心且稳定地依靠种植土地而谋求一种稳固的生活,而不会因为土地以外的收益而见异思迁,更不会投机取巧,去寻求其他更容易的生活路径去走,进而造成一种社会结构秩序上的不安定感。

凡是会讲故事之人,他自身便会吸引到更多的人在他的身边,同时他所讲的故事作为一种叙事形式,真正成为了一种可以凝聚人心的意识形态。对乡村社会而言,从由上而下的控制而言,最佳的讲故事方式必须要使得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能够让依靠土地生活的人即便是在土地供给不足之时,也能够安心于在土地上农耕劳作,不会产生离土别乡之心。因此,真正好的农业政策,应该是在讲一个如何能够将尽可能多的人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的故事,也就是人不会轻易地离开土地而谋求其他生活,而是心甘情愿地安乐于土地上的劳作和供养,即便这种供养在人口日益密集之后变得越来越贫乏也不肯思变。实际上,被格尔兹称之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的那种受到了西方研究者广泛批评的亚洲农业生产模式[2]

,它本身恰恰可能又是中国乡村社会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且不可能随意丢弃掉的生产模式[3]

,背后所牢固存在着的则是一种束缚人于土地之上的意识形态,正是因此种模式的坚固存在,才真正可能有更多的人集聚在土地之上从事土地生产,而这是不断试图挣脱农业之累的,习惯向海外发展的西方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甚至可以说,在西方人的观念之中,这是一种浪费以及跟自然所做的没有真正出路的、耗费时间而又无剩余产出的抗争,就像他们文化里所津津乐道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一般的在结果上可能会原地踏步的无意义,而真正的进步和不可逆才是他们的理想。但要清楚地知道的是,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凭借一种开垦以及种植土地的方式已经持续地存活了人类有文明史以来的绝大部分的时间了。

在这样的受到土地束缚的乡土社会之中,人的一切实际上都必然跟土地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就讲好乡村故事的意义上而言,这里必然有着一种人和土地之间紧密相连,二者不可分离关系的故事类型的母题存在。一句话,所有人讲的所有的乡村故事,其背后的深层结构或许也都无法真正脱离开这个母题而存在的,即无意识地都要经由这个母题的结构而有一种所谓乡村故事叙事的展开。美国的文学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随同她作为农业专家的丈夫卜凯来到南京金陵大学,并在那里写就了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書,该书深度反映了这种人和土地之间依附性关系的中国乡土文化的内涵。换言之,人被土地所束缚,同时人也在创造着人必须依赖于土地之上而生活的一种神话,这个西方人视角的中国农民王龙和他一家人生活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既是一种关乎整体中国人命运的叙事,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中国乡村故事中的人和土地不可分离的绝佳母题。

当然,去除人的因素之外,在乡村衰落的途径上,还同样有自然与社会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农业在传统上,乃至于现代,都有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上天的供给的,也就是俗语所说的“靠天吃饭”。观念之中,“天”作为一种自然,它是农业社会存在的根本,也是一种每天生活中真实要去面对的存在。如果在自然条件上,所谓人们心目中的“老天爷”能够保证一年里的风调雨顺,那便意味着秋后会有土地出产的丰收、人民的富足以及社会的希望之所在,反之,如果出现了各种的自然灾害,造成大面积的农业歉收乃至绝收,其最糟糕的结果当然就是发生饥荒,迫使村民背井离乡地逃荒,接下来可能就是成群结队的流民四处流窜、饿殍遍野的衰败社会景象。长时间如此,必然会带来乡村社会结构自身的崩解,因此所带来的混乱,也终将会影响到自身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衰落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历史上有多少次的农民战争,实际上起因可能都是跟这种自然灾害恶果的长期累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为了果腹,可以铤而走险,甚至可以杀人越货,从不吝惜由此所带来的生命代价。

不过,从另一种维度上而言,不时的乡村衰落也无形之中激发了诸多新的非农劳动类型的产生,如各种形式的手工艺人和商人群体的出现。在天灾人祸造成农业减产,无法维持正常生活之时,或者在农闲期间可以有更多时间用于非农的生产之时,乡村里的手艺人、工匠以及小商小贩,靠着自身原本所拥有的一己之长在农业之外挣得收入来补贴家用,以此来辅助性地弥补农业生产上的不足。后来,这种基于农工相辅生产模式的相对于“农”而言的“工”的发展得到了不断的壮大,甚至超出了村落范围,在更大区域内获得了一种认同上的需求,那结果也必然是形成一种远离乡村农业的单纯性的工的需求。这样的不断去扩大非农再生产的发展路径,在现代社会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并非是一种农业社会发展的必然,恰恰是带有一种偶然性,在西方世界是跟工业化的急速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从农业社会的一家一户的作坊式生产直接过渡到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这几乎也意味着是一种前后之间的断裂,很难说是一种直接的前后关联、演进或进化。

更为重要的是,在手工艺人、工匠以及小商小贩之外,还有专门的商人群体会从一种乡村的衰落之中突显出来,成为社会中的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单就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这一举措根本上是释放出了商人群体的真正潜力,原本纯粹的农民,无形之中通过经商参与到了致富之路的开拓上来,“无商不富”所说明的恰恰是农业之外的一种致富逻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改革开放之后基于乡村而崛起的农民企业家们,他们的发家之路的共同性是因为家境贫困以及没有太充裕的农业资源可以去利用,土地瘠薄,入不敷出。这种基层乡村困厄的图景,反倒激发出人们为了活着而不得不去谋求各种活路或生路的计策上的应对性选择。这其中,通过一种货物的交换来谋取中间差价去盈利的商业便属于其中的一种。商人们也许从最初的小贩开始经营,如果头脑灵活,遇到了有利可图的商机,能够转换一下思维,便能够从货郎小贩的角色跃升到老板、商人以及企业家的身份位置上去;如果机遇失去了,未曾把握住获利的机会,即便是赔了本,最终也不过是重新又回归到乡村原本农民身份的位置认同上去,仅此而已。可以说,随处都可见到的那些乡村集市,根本上就是为这种最初的小贩们去准备的,集市也会因为他们风雨无阻的参与交易而变得异常活跃。他们往往是把货物从较远的地方运送到四邻八舍的中心地方的集市之中来进行售卖,很多农业出身的小贩,因此便直接由农转商而成为了专门的商人,这样的人聚集多了,也便会有一种集中性的富有区域性特征的商人群体的出现。而这样的群体,其来源很多时候是跟土地稀少,甚至无地可耕的地理区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浙商以及闽商之类,都是这种困苦环境下面对生活的压力的被逼无奈、别无选择的结果。

但要清楚的是,商人在中国又并非是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独立的市场上的商人而存在的。受到传统农业中人和人、人和地以及人和神的关系的支配,商人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一个独特角色,又会不断地受制于这些社会与文化的要素而回归于乡村社会中来。在中国乡村社会中,特别是沿海的那些到海外经商且人数众多的乡村之中,“华侨”的概念便由此而生。华侨一语实际便是指代真正有贡献于家乡社会,并能够不断回返家乡且回报家乡之人,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就属于是在海外经商而富裕起来的商人群体,他们成为了华侨这一群体的核心构成。甚至也可以说,当下所说的“返乡创业”也是另一种的商农之间关系的转化,除了在家乡土地利用上的便利之外,更为重要的便是乡村社会自身能够牢牢地把出外谋生之人以一种文化象征的方式重新将携带资本的富裕者拉回到了乡村社会并贡献于这个社会。在这里,表面上似乎商和农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很多时候彼此之间甚至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且,在中国乡村中,这种转化还会发生得比较频繁,特别是在乡村衰落的那个时期,情形便更是如此。

三、乡村如何振兴

从一种时间不断消逝或者时过境迁的意义上而言,一个日益衰落下去的乡村根本上是很难恢复如初的。这里恐怕不应该采取一种惯常的“病人隐喻”来加以理解,也就是所谓有病之人通过治疗就可以使病人的身体得到恢复的那种思维逻辑和叙事框架。基于这样的一种“病人隐喻”,曾经的中国乡村的衰落被看成是一种“病态”,同时被看成是一种不应该有的现象,然后借助各种的语言暴力般的人为干预的途径来进行一种所谓的专家诊断,最后再加以医治,给出未来改良的出路,但结果却往往又适得其反,可能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乡村,却被标签化成为问题之后,问题真的层出不穷了。这条路,许多人尝试过,但最终也是走不通的[4]。

对于中国的乡村,在今天应转换一种视角去看问题,相较于“病人隐喻”,对它最应该采取的或许是一种“嫁接隐喻”去理解,方可获得适中可行的解决之路。这也就是如何能够在旧枝干上嫁接一个新品种的嫩芽,使新旧二者之间合二为一,逐渐形成一种更有价值的、为更多人所欲求的新形态出来。在此意义上,乡村振兴无疑有似于这种植物的嫁接,将这种模式转换到乡村振兴上来便可成为一种“嫁接隐喻”,它的意义更多是文化上的,也就是要去尊重乡村自身发展活力中的再生以及創造性转化。而且,在面对极端现代性的乡村衰落之路不可回头的情形之下,它必须要经由一种文化上的重塑而有一种自我价值的再转化、再创造,这才可能是未来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可以去做选择的根本出路所在。

换言之,这也就是要求一种合力的作用,而不是一种各自力量间的分离或分散。或者说是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动与静以及融合与分离之间的一种相互借鉴、重组与合并。同时,我们还可以另外借助于“化学反应隐喻”来对此种乡村社会与文化合并重组的过程进行另一种解说,也就是两个同属于稳定状态的物质,各自都会发生一种分解作用,并通过相互之间的作用而产生出新的分子出来,这必然是要经过相互之间的接触过程而发生的。由此而让我们所有中国乡村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一种启示便是,要把乡村振兴建立在嫁接隐喻以及化学反应隐喻这两种图式之上,才能真正有助于理解中国的乡村,并将这种理解谨慎地运用于乡村振兴的种种实践之中。在一种乡村环境之中,土地和非土地要素的结合、人和机器的结合、农业和商业的结合、乡村和艺术的结合、手工和设计的结合、现代行政和村落事务的结合、乃至于庙宇和另类医疗的结合,所有这些可能与不可能的相互性结合过程,一定会产生出来一些之前世界之中未曾存在过的事物,这就是一种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因为文化从来都是在不断的创造和变化之中而存在着的。

在此意义上,乡村振兴也就必然要有一种创造出不同要素发生结合的新反应的出现,也就是必然会有某种传统要素衰落,而另外一种新的要素涌现出来并变得异常活跃,由此而激发出传统的乡村改造而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基于如上思考,有下面这样一些向度在乡村振兴中是不能不去加以思考的,这或许也将是未来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首先,是要有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新要素在乡村中被引入并发挥作用,以替代不适应新情境的固有的或者传统的要素。其次,是新要素能够真正和传统的要素有一种紧密的结合。再次,就是必然要有一种新形式的乡村文化的表达得以出现,或经由一种转化而能够表现出来。对于乡村振兴途径这样的思考是一种中和性的道路选择,也就是既不太过激进也不太过保守,取其适中而为之,重在各种要素结合之后适应于一种新场景的新创造。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考,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这个案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关于如何有真正的乡村振兴的一些启示。

最近我们在皖西六安乡下做田野考察,那里的叶集区三元镇可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乡镇,它下辖九个乡村和一个社区。在这个自古以来就是勾连起大别山与淮河流域之间交通要冲的叶集区,在当下的时代里似乎无形之中处于乡村旧产业向新产业转变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之中,一切的经验似乎都是以一种新的样貌呈现出来,这里的乡村已经和叶集区以及各个乡镇的发展规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各种形式的特色农业通过乡镇干部的推介慢慢地渗入到乡村农业的生产中去。在我们所集中走访的三元镇,有曾经出了名的挂面生产加工一条龙的传统产业,它原本属于一家一户的手工作坊,产量也有限,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自然更为有限。安徽的叶集区跟河南固始县之间只有一桥之隔,文化上既可以看到一种中原文化的影子,比如,逢年过节“吃面”就成了老辈人最为幸福的一种回忆,甚至孩子满月和老人过寿,挂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叶集通往固始县的接壤地带,还能见到两边的店铺仍旧有做好的挂面在出售,后来还出现了专门以做挂面为产业的村子,今天那里的人们还是照旧要在农闲之时去手工制作挂面。比如,一个位于著名的人工河——沣河边上的名叫沣桥村的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着手工挂面的生产和经营,“空心面”也成为这里的一个特色招牌。但是,如果和这里的乡镇干部聊天就知道,他们认为这种手艺虽然传统,但属于日渐衰退的行业,在整个叶集区,或者在整个乡镇的经济盘子中只占很小的份额。

基于这种衰落的局面,也是为了开拓三元镇的新兴产业,由乡镇组织村民去到湖北黔江学习稻虾养殖的技术,随后回来便在自己的水稻田里引进了稻虾共生模式的小龙虾养殖。养殖的结果,原来每亩水稻的毛收入一般只有一千元左右,现在每亩水稻田同时养殖龙虾的收入都在两千元上下,农民看到了此种新引进产业的好处,都开始纷纷效仿,最有名的新塘村已经有养殖小龙虾的水稻田超过五百亩了。每斤龙虾最初上市一般都要三十几元一公斤,比较而言,收入明显大于原来的水稻田的稻米收入了,并且可以无污染地既种了水稻同时又养了龙虾。现在镇上用一个新的概念来称谓这种新的产业引入的做法,即“一村一品”,也就是每个村子都会有某种代表性的产业在集中发展,由此带动乡村自身在产业发展上的转型升级。这样的做法无形之中改变了乡村的产业结构,而今日的乡村要想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振兴,没有一种可以带来一方致富的实际的产业,所谓的乡村振兴也必然是难于落地、拓展和实现的。

今日的中国乡村已不再是受困于费孝通在其《江村经济》中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土地问题了,土地在乡村村民看来已经开始有些“剩余”了,曾经在这个区域一年两季的稻米生产的情形已经不见了,这里的农民大多只种一季水稻,土地也更多地空余出来,他们宁愿去城里打工,也不愿意再多种一季的稻米。对这里的农民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有更新的技术或产业真正带动他们致富,因此在当地人的眼里,最为急需的便是农业方面的人才,即能够真正留在村子里帮助他们发展新产业致富的那些人才。在稻田里养殖龙虾是一门技术,这门技术是要从外面引进的,另外还有罗氏沼虾以及澳洲龙虾,也都需要从外面引进,这种由外而内的新技术的引进,在一定意义上带动了乡村的产业转型升级。比如,一位在浙江打工挣了钱的双塘村村民陈先生,他便有一种超越其他村民的引进新产业的意识,在考察了一番之后,专门从浙江省农科院引进了吊瓜种植这项技术,生產一种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吊瓜子,据说这种健康食品售价每斤可达50块钱。他为此在村里开办了一家合作社,组织村民一起来种植、生产吊瓜子。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恰是在盛夏之际,进入他承包的百余亩院子之后,就会看到高架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吊瓜秧,一个个的吊瓜已经是快要成熟的样子了。这种对于村民而言省工、省时以及省土地空间的新品种的种植技术或信息,都需要从外面引进来,并要和当地闲置的土地以及劳动力有恰如其分的结合,产生前文所说的“化学反应隐喻”的触碰效应,产生新的行动动力,使当地人能够尽快地发家致富。

实际上,所有这些新发展要素的引入,无形之中都在激发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根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趋利性的农业,这种农业也必然是要依赖于市场的风向标引领带动不能成为规模的传统小农向一条真正可以快速致富的路上去迈进。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振兴必然是要有一种产业的驱动为前提的,对普通的农户而言,在传统的产业无法真正快速致富之时,新引进产业的利益驱动便是最为紧要的,也是要放在第一位去追求的。这种农民要去追求的利益本身,可谓是乡村振兴这台马达的真正动力来源。在这里,我们同时看到了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引进新的乡村产业中的一种“由上而下易,由下而上难”的新的乡村发展路径或模式,也就是凡是乡镇政府或者外面的资本试图要去引进什么,这在当下乡村就变得很容易去实现,但是,要让老百姓自己起来用一种新产业去改变原来的旧产业结构似乎就变得非常困难。这无形之中让我们想起了费孝通所说的“双轨制的解体”,实际上在他所论“乡土重建”的那个年代[5]

,已经是出现了现代国家下伸的力量在起决定性作用了,而那条来自民间基层的由下而上的轨道则是被不断地阻塞,乃至最后因过度淤塞而堵死掉了。这种局面似乎在经历了七十几年的时间里,曾经受阻的双轨制甚至一下子彻底转变成为了单轨制的运行,由此农民的生活也进入了一种上下联动,或者完全由一种自上而下驱动的新发展轨道上来了。

在这一点上,真正显示出来了一种乡村社会最为实际的“富裕上见分晓”,农民对于生活富裕的渴望从来都是那样炙热和强烈的,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四十几年后的今天依旧是如此。此时的国家作为一种坚持“不忘初心”的党—政治理模式,对于它的新乡村路线,或者说真正可以落实到基层的发展路径,也许可以做这样一种概括,即它并不去管人们全体是否真正乐意接受,而是自认为只要能够真正有益于当地人民群众的事情就先行推介出去,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对此予以逐步地完善,并坚持以一种榜样带动的作用或示范效应来时时引导乡村村民尽可能地有一种生活上的前后改变,在此过程中,人们生活中的大部分也自然会随之发生前后的改观。并且,曾经在乡村之中,由商人、小贩以及富裕起来的经济精英所担当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效应在被日益为最新的、可以真正直接进入到乡村治理之中去的、越来越有行动效率和规范的、密集的基层行政所替代,由此,商人企业家群体成为了在乡村之中并非自主,但却可以通过积极主动地介入乡村事务而与基层行政之间互惠共赢地开展各种形式的乡村建设的群体。比如,在当下皖西乡村所开展的“一村一品”的活动中,我们着实看到了在某一个村子之中引入了某一“品”,实际上也就是引入了一种挣钱之路,农民的生活以及单轨政治再难不真正和一种供给式的金钱、资本、金融以及相互的收益最为紧密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了。中国在这个21世纪以来所推行的供给侧改革所真正落实到了实处的就是,它可以让一种自上而下的单轨轨道繁忙而满负荷地运转着,并且每一个参与其中之人都十分小心谨慎,也十分尽职尽责,他们作为年轻的基层干部在精力充沛发挥干劲的同时,也希望在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以及他们本身都能够发生一种明显可观的转变以及绩效增长上有一种效应的发生。

这里,实际上也同样发生了一种我所说的在理解乡村振兴问题上的两种隐喻性的效应,一种是嫁接隐喻的效应;另外一种便是化学反应的隐喻效应。由这两种隐喻性的效应,我们可以预见在当下以及未来的中国乡村,隔一段时间就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新的产业的引入以及旧的过时产业的被替代,而一种新的产业的引入和时间持久的维持,将必然会带来一种乡村固有的农业文化格局的大改变或者说大转型。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一种纯粹传统的东西被堂而皇之地送进了博物馆,我们看到这里由三元村社区所开办的农业博物馆里就收藏有已经很久不用的废弃了的传统灌溉水车、犁耙以及煤油灯等,它们都被锁在了玻璃框中,成为了只能让人审视并勾起怀旧乡愁之物,它们很显然是要被现代人无意识地界定成为一种前现代之物而永久地作博物馆式的收藏了。相对于这种前现代的或者传统的,再或者说是乡土的意识而言,另外一种极为清晰的,在农民意识里不断涌动着的东西便是一种强烈的寻求致富的观念,人们也期待着自上而下的这条轨道所能够供给他们的可以发家致富的产业的尽早降临以及产生前后明显改观的效果。在这一点上,他们像期待着人和神之间关系出现自己之前所投入其中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借由一种新产业的落地生根而能够给他们带来真正收益上的最大预期,这对他们而言,那可谓是一种最为实惠和实际的灵验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看到转化出来的各种新形态之中有着一种后现代的影子在游动着,即一种基于轻奢的旅游消费所带动的乡村文化价值的新提升。尽管在这个皖西的三元镇的诸乡村显现得还不太明显,但从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可知,他们是渴望着这种局面的出现和发挥作用的。此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重新去审视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乡村,在观念上乡村也日益转变成一种现代人生活中最为可以去“逃向”的象征之所,包括这里的绿水青山,也包括新鲜的食品和空气,还有可以使生活真正慢下来的那些乡村的固有文化传统和习俗传承。

在这方面,与之相伴随的又是一种乡村环境面貌的改观,在“美丽乡村”观念由上而下的主张推动之下,一个个的乡村都在尝试着去做环境上的人为设计的改变,这是在乡村之中引入了一种新技术、新理念以及在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效应的结果,由此而有各种对于周遭环境以及生活需求的新设计、新创造以及新生活。我们看到了外观设计犹如原始部落时代那种茅屋式的现代厕所在村中的落户,但厕所里面却是一应俱全的干净整洁的现代设施,而价格不菲的设计和建造,也让人最终辨别不清自己究竟是身处乡村还是在城市之中。还有各种在乡村出现的犹如城市里街头巷尾新安置上来的体育设施以及依山傍水的乡村公园,这些都在使农民的生活内容和意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一时间在乡村的新建广场上跳广场舞成为了一种时髦以及大家乐于参与其中的公共活动项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发现了一种更为有趣的现象。在很多年前,我们在追求一种乡村自治的图景之中,乡村相对外部世界而言是一个封闭起来的世界,即一种跟土地捆绑在一起的“乡土”,但在今天,這种封闭性几乎再也见不到了,各种新的权威和权力的形式,使得这种原有的并非完善的村民自治近乎归于一种沉寂。在这种村民让出部分自治权的同时,乡村自身也因此而得到了诸多的发展上的益处,这恰恰可能是村民乐于举双手去欢迎和同意的缘由所在,这就包括由外而内的通过扶贫项目所实现的道路硬化、通水、通电乃至于通气。在这一方面,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得到了大力地推进,此时村委会的更多行政化的因素得到了增强,乡村的行政管理因为有一种自上而下的介入而有了制度建设上的改观,在此过程中,由乡镇所派出的在村两委中任职的人数也开始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普遍了。因此,村委会的职能更偏重于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命,责权利的分明也使得乡村之中各种新角色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来,因此有了一种积极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机会。

与之相对出现的一种局面,并且感受更为明显的就是一种传统力量的彻底退出,或者缺乏了其可以继续生存的土壤环境,这也自然带来了一种维持乡村日常秩序稳固性的道德教化力量的缺失,不论是家庭之内,还是村落之内,伴随着资本力量的侵入以及大家基于个体意识的成长,传统道德风气的保持开始令人担忧。像“农夫和蛇”这样的传统寓言故事之中,农民是一善良之人群体的旧有印象在这种道德转型的过程中也逐渐地模糊或瓦解掉了,赛珍珠《大地》之中王龙朴实无华、恪守孝道的形象,也因此而发生了一种彻底的扭转。“农民不都是好人”的观念开始占据着新的话语表述,不孝敬老人、出言不逊、违法闹事者层出不穷,在很多人眼里,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中的那种“披着狼皮的羊”的精于算计的农民形象,在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人们观念中对于农民的判断,素朴的农民非要被装扮上一种凶狠残忍的狼的形象才似乎是真切的。基层参与乡村治理的干部群体对农民的整体认识,很显然在一种传统道德教化渐渐缺失的氛围中体现出了一种无能为力且不可救药的姿态。

与此同时,那些可以留住农民在村中生活和劳作的故事在日常的叙事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人们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不去打工而留守家中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对于年轻力壮的男子而言,便更是如此了。出外打工成为了很多当地农民眼中的“第一生产力”,并且经商和出外打工都在价值上被看成是优于种田农民的,从乡镇所在地城区里有密集的商铺可以看出,这里的人内心之中所涌动着的超越于土地之上的对于现代生活价值的追求。而这样去做所造成的一种严重后果便是农村劳力的供应不足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宁愿更多时间留在拥挤的城市之中,也不肯再回返乡村的家中,一些人已经将一年之中只在过年之时返家一次变成了经常不能回去。而街头巷尾所讲述的留不住人的乡村则成为了一种新的讲述乡村故事的母题和原型。乡村振兴也无形之中在呼唤着能够有更多的人回返到乡村里来,毕竟一条基本的规律便是,人往哪里去走,资金和效益也就自然会往哪里去走

一位曾经的乡镇干部对我讲述,乡村的振兴人气很重要,如果人能流回乡村,很多事情就都解决了。他还形象的比喻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上差不多半个小时以上就要开始想着花钱消费了,因此聚财也是聚人,人气没有了,自然其他的也就不那么容易办到了,结果衰落也是无法阻挡的。,而一种发展的辉煌,也自然地就会在那里得到一种真切的显现。

更为重要的则是,一种新的“官”与“商”相互结合的新模式在县乡两级行政机构的运行之中开始日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便是因为地域差异而引发的地域关系的“招商引资”的制度性安排。我们所调查的三元镇,它在行政上隶属于六安市的叶集区,这里作为经济试验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招商引资工作,核心的做法就是如何能够集中转化农村土地的原初用途,通过返乡创业的机制以及优惠性地吸纳村内企业回村开办新的产业,或者通过各类扶贫项目在村中的设立来带动农民致富。比如,很多贫困村里都设有乡镇资助开办并由承包商来承包的木业加工的厂子,这其中每年都有固定的一部分收益是要交还给村委会作为村集体收入的。由此体现了超越一家一户的碎片化的小农经营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农业发展上的规模效应,从原来的每户人家都要去做的农工相辅的现实应对,开始走向了一种大规模的集团性的农工分离,但这并不是一种彻底的分离,而是各自在寻求一种更大的发展空间,根本还是来自于传统的农工相辅所造下的产业发展的传统之上。比如,在这个区域,基于最为传统的木材集散地的建筑模板加工从一家一户的生产转变成了在叶集经济开发区中的规模生产以及产品的转型升级。这也明显体现出乡村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既有“合”同时也有“分”的产业发展的新业态。在这里,不论是农还是工,似乎各自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加足马力在运行,无形之中在超越原有村落范围而形成了一种农工互补、农商互济的整体性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四、乡村振兴的下一步

在这里,最应该清楚的一点就是,在乡村发展之中,它自身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随着更大世界的转变而发生着一种自身的改变,这多少有些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地球自转也围绕太阳公转。在发展乡村振兴的事业中,乡村自身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并接到世界总体发展中去的那一共有历程是颇为值得引人关注的。很明显地,曾经的乡村可能是被想象成一种桃花源一般与世隔绝的存在。在水路、陆路以及各种信息都不通的年代里,这种自我的隔离或许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可能存在着的,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知道,一个乡村从来又都不会是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而是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乡村既可以是相互封闭而独立的,因为,它有其自身的时空坐落以及那里的生计和生活,但它也有自己开放的空间去接受种种外部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变革历程也便是在此种的封闭、独立以及开放吸收的辩证发展之中而逐步成长起来的,这看来是一条铁律。

因此,从一种回溯的立场上去看,乡村是有一段不断发生自我改变的历程的,就像考古学所说的灰土层的堆积,年代的变化可以从灰土层的堆积中得到观察和猜想。原始的村落跟今日我们所看见的乡村之间显然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但要知道,历史的层积还在那里,并可以借考古学而得到一种细致挖掘,这种层积在当下活态世界中不是挤压出来的,而是体现着一种空间上的分布。一处村落可能十几年前开办了农家乐,因此而吸引到了外地人的游览、参观和度假;但另外一个村落,从来都未曾有过农家乐的经历,一直处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寨门打开,直接步入到了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村里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人们用往来城乡之间的大巴车来接送新一代的旅游者,他们开始不再仅仅注意到吃、喝、住这方面人为安排的农家体验,不再是去农家乐尝鲜,而是要有一种个性化的享受,相对于城市的高楼大厦而言的农田山野的大自然体验。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在这里一下子便可以得到具体的体现,游客的心理感受水准陡然提升,消费能力自然也随之提高,如此,带着从城市而来的一家人留在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了解所谓的大自然,倾听天籁之声,这或许便预示着一种新的乡村振兴号角开始吹响的讯号,这个讯号的意义便是,人们在日益关注于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在关注着情感体验上的自我价值,这当然也是这个时代整体性价值的一种折射,情感在此意义上成为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关怀和关注的对象。由此带来的体验所造成的一种后果便是,曾经生活中处在第一位的吃喝,变得不再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个人寻求放松以及缓解生活压力和内心焦虑的方式成为生活之中最为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在这方面,前者的生存状态如果可以被称之为乡村振兴的1.0版,那么后一种便可谓是乡村振兴的2.0版了。

这种乡村发展模式的升级,显然跟这个时代的城乡关系模式的改善密不可分。这也更能说明,城乡之间一种互联互通的关联性关系的必然存在,这就像一个连在一起的事物的两端,一端改变了,另一端又如何不会改变呢?一条船上的两个人,船头在摇晃,船尾的人又如何感受不到这种摇晃的存在呢?也就是说,城市在经历了包括房地产开发在内的大改变,乡村社会又如何能不强烈地感受到其振动的余波呢?很显然,这种关联性的存在,归根结底是由于乡村它从来就不是一只密不透风的铁皮桶。

在这一点上,乡村振兴是要去避开工程设计思维的,而是要将其看作一处自然景观,随着世间万物的自然生长以及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的改变而能够与人相互适应。因此,自然的村落本身是在变化之中的,同时,因为有人的作为也有其相应的改变。人也是在一个文明阶梯的攀爬中不断去改变其自身的,人创造了这个世界之中能使他们更好去生活的物质环境,包括工具、技术以及种种文化的发明在内,而人也在为这种工具、技术以及文化所捆绑,受其所束縛和拖累,很显然,人们从工具、技术以及文化中所获得了一种效率和自由,便也自然会从其中添加上另外一种的因为对理性和效率的过度追求而带来的种种不自由。这样的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一定是在影响着人们在其中的诸多选择,进而成为了人们要去重新看待乡村的一种观念,改革开放之初的乡村和今日乡村的面貌之间,毋庸置疑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的,而这种改变还会逐渐累加,由此而带来了社会的深度的文化转型。

五、基于文化的乡村生活新定位

可以这样说,20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文化在日益成为正当性的话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也在一种不自觉当中,猛然发现了文化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看似在上下之间每个人都有的一种共同性意识的追求,这也完全体现在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价值规划和认同之中。在此意义上,乡村不再是一处令人想起来便心生畏惧的穷乡僻壤或落后之所,而是一种更多贴上原生态标签的文化展示之所,而传统的文化恰恰蕴藏于其中,并且是无比的丰富。

人们在像追求自己的梦想一般在去追求一种梦想生活的乡村再现,这多少有点像田园牧歌一般的全景展示。在随处可见的农家饭、农家乐、乡村旅游、慢生活、断舍离、佛系、绿色食品、无公害等新名词的背后,是对自认为消失了的传统乡村生活的一种深度乃至过度的想象甚至是假想。由此,一种新的文化的概念重新包裹住了乡村,使之有了一种新的样貌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因此,乡村振兴也被说成是一种文化振兴,似乎曾经的乡村之人,并非那么自觉地就意识到或者特别在意于自己是有文化的,宛若沐浴春风而不知春风究竟为何的感受。而今天遍地开花的“文化下乡”运动,其所追求的就是一种自上而下地向乡村里的老百姓做一种文化上的宣讲,而曾经的在乡村还一直存活着的让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被乡镇文化站特意筛选之后又返回来用以重新“教化”或者引导新的村民的新生活,由此形成一种文化的上下之间的联动、合力以及期待其间一种“化学反应”的发生。

作为一个有着自身文化传承的乡村而言,在我们当下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乡村振兴的话语构建中,应有意识地将文化这一为人所日益觉知到的存在放置在其应有的合适位置上去。从这种文化自觉之中渐渐去明白,不仅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尚还需要有一种文化的定位,也就是要注意到文化在引领人去行动中的独特作用。现在我们注意到,各地基层都在逐步落实“新时代文明实践”机构的建设(在县为中心,乡为站,村为所),这也许是伴随着乡村振兴而开展的又一次的乡村文化的新定位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乡村需要文化,乡村也真正是有文化的。在此过程中,乡村振兴的实践者或许更应该清楚明白地知道,乡村的文化是最为密切地跟乡村农民的需求之间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还特别应注意到,在我们所调查的三元镇镇政府,有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专门的乡村文化百姓宣讲团,农民自己在乡镇文化站的组织之下自编自演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这些内容中既有传统风俗,比如,借用当地民歌、相声、快板之类的形式,把一些就发生在农民身边的故事编入他们节目创作之中去,然后再由这些乡村文化宣讲团的骨干人物带到村里的乡村大舞台上去表演给农民们看。

这可谓是一种新与旧之间的一种再结合,或者说是乡土民俗和现代生活观念直接接触碰撞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嫁接效应以及化学反应。在这过程中,必然会体现出新的一种人和地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神的关系。在一份署名为双塘村农民文艺创作室徐英志所写的一段自编自演的《群口相声》中有这样一段借用传统民歌形式的表述,这可谓集中体现了一种新旧结合之中的“新乡村爱情”:“乖姐房中玩电脑,情郎田里把秧薅。有心勾郎来种田,种田人电脑玩不好。”最后的结果就是:“俺和情郎赶叶集,来到超市买手机。为了早日配鸳鸯,双方互相发信息。”这是写于2014年11月的一段相声,那时的微信还没有得到真正普及,但是电脑、手机和发短信息已经成为乡村生活的必备了,此时乡村的婚恋观的表达也必然会构筑在这些新的技术手段之上,如果再梦想着从一种传统婚恋观念和形式之中去寻找乡村文化的所谓固化了的求偶婚恋文化已经是不大可能,实际也不再有存在的踪迹了。在这里,新的“情郎”“乖姐”们,无须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约会,也无须写很长的情书信件,相互用手机发送信息就可以完成原来只有在私密空间里面对面才能实现的恋爱过程,这可能就是一种乡村文化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真正去注意到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对于乡村振兴而言的一种真实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对于改变而非静止的把握之中,我们才能真正看到这种新的观念如何反过来去重新安排乡村农民文化的生活定位。

总体而言,上述所有这些本身就是乡村村民在当下时代自认为如此并如此去接受的一种乡村文化及其改变,我们无法去真正予以干涉,这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一种文化选择,我们似乎也没有这份权利去对此横加指责,我们只能是保持一种理解的心态,承认他们的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此来反观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此一点上,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到,乡村振兴并非僵尸一般地去恢复一种本不可以恢复的极度僵化了的传统,而是要与时俱进地注意到乡村农民群体和基层组织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所发生的新的接触、合作、转变以及由此所带动的一种文化转型,这种转型也真正带来了一种乡村振兴的可能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也就不能不逼迫着我们去转换一种注意力,对发生在当下身边的变化保持一种警醒,并对转瞬即逝的乡村变化的符号和讯息保持一种自我警醒的姿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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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习俗、权威与纠纷解决的场域——河北一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M]. 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2):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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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4]赵旭东. 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8(3):110-117.

[5]费孝通. 乡土重建[M]. 上海:观察社,1948.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于亦乐斋)

(责任编辑:杨 洋,王勤美)

收稿日期:2020-05-06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再思考”(18YYA01)。

作者简介:赵旭东,男,浙江桐庐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与法律人类学、乡村研究、文化人类学。

作者:赵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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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作文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作文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作文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作文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省、市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调动全县上下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全面做好“三农”工作,推进崇义乡村全面振兴,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____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省、市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精准扶贫为抓手,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举全县之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推进崇义乡村全面振兴。

二、目标任务

充分利用我县资源禀赋,突出全域旅游的理念,举全县之力,分阶段、分步骤,围绕“一条主线”(即以脱贫攻坚为统揽,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五大振兴”(即乡村产业振兴、基础设施振兴、生态环境振兴、乡风文明振兴、

乡村治理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现农村产业“强”、生态环境“美”、乡风文明“淳”、乡村治理“安”、农民生活“富”。

(一)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基本构建,南酸枣、刺葡萄、毛竹、油茶、茶叶、脐橙、蔬菜、生态鱼等优势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益有效提升。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退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000 元,年增长率达 10%以上;城乡生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新农村村庄整治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制度基本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增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移风易俗工作常态化开展,农民精神风貌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大幅提升;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全面加强,农村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本建立。

(二)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根本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供给保障有力,资源利用绿色高效;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农村生态和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建成;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基本形成,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增强。

(三)到 2050 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

三、基本原则

——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健全县、乡(镇)两级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将“三农”工作列入重中之重的战略定位,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三农”短板。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和绿色发展。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渠道,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有机结合,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发展新格局。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挥生态优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坚持规划引领和分类推进。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趋势变化,注重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典型引路。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久久为功,扎实推进。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切实发挥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整体部署,协调推进。

四、工作重点

(一)大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重点抓好南酸枣、刺葡萄、笋竹、脐橙、油茶五大农业主导产业,鼓励发展蔬菜、茶叶、生态鱼、林下经济、休闲农业、高山梯田米等农业特色产业,推动农业由增效向提质转变。

1.做强做优主导产业。立足生态优势和资源禀赋,以现代农业攻坚战为契机,以产业集群为抓手,以万亩基地建设为重点,做强做优南酸枣、刺葡萄、笋竹、脐橙、油茶五大主导产业。以齐云山公司为龙头,以葫芦洞国家级南酸枣种质资源库为核心,建成一个集产、学、研、游为一体的万亩南酸枣基地,辐射带动产业规模扩张。以君子谷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为依托,把过埠—上堡沿线 15 公里建成万亩刺葡萄产业带,打造集农业种植、精深加工、休闲旅游、智慧服务于一体的刺葡萄现代科技示范园。大力引导林农开展竹

(木)新造、低改,重点推进华森竹业重组竹、红杉木业高端原生态板式家具、益佳木业等竹木精深加工企业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知名竹(木)基地,加大竹木深加工企业的引进力度,开展竹木工艺品开发,助推乡村旅游。以龙勾、铅厂为重点,提升脐橙管理经营水平,积极发展脐橙深加工,结合中央财政支持现代农业发展资金项目建设脐橙新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基地。以齐云山山茶油、厚莫坊山茶油为龙头,改造低产油茶林,促使油茶在短期内实现高产稳产。2018 年到 2020 年,力争全县五大主导产业规模逐年递增 10%以上。〔责任单位:县农粮局、县林业局、县果茶局、县委农工部,各乡(镇)人民政府〕

2.鼓励发展特色产业。围绕“特色、高效、生态”发展理念,坚持走生态高效和绿色经济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积极鼓励发展蔬菜、茶叶、生态鱼、林下经济、高山梯田米等高效特色农业产业,并依托农业产业资源和优良生态环境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重点加大农业产业招商力度,将长龙-龙勾沿线打造成一个集大棚蔬菜和传统蔬菜种植合一的万亩蔬菜基地,推动每个乡(镇)因地制宜发展大棚蔬菜。提升上堡万长山和赤水仙、乐洞龙归、横水馨阳岭 4 个规模茶场,引导品牌整合,着力构建集四大品牌为一体的有机茶基地。加快阳明湖发展特色渔业和外向型渔业,建立生态水产品加工基地,打造一个集产、加、销为一体的综合型生态鱼

基地。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优势,以订单农业为主要形式,打造一批以茯苓、草珊瑚、吴茱萸、七叶一枝花等森林药材为主要品种的示范基地。以企业为龙头,以质量为核心,结合山区优势,重点在上堡、丰州、聂都等乡镇打造一批高山大米示范基地。进一步扩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规模,打造田园综合体,重点开发一批集观赏品尝、采摘体验、旅游休闲为一体的旅游产品。结合脱贫攻坚,鼓励多形式、多种类发展养蜂、生猪养殖等其它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贫困户脱贫。力争每个乡(镇)每年重点建设 3 个以上百亩产业基地,逐步实现全县 124 个行政村都有一个以上百亩产业基地。〔责任单位:县农粮局、县林业局、县果茶局、县委农工部、县旅发委、县残联,各乡(镇)人民政府〕

3.落实产业扶贫机制。全面对标省、市考核标准,按照产业扶贫“五个一”机制,全面推动和完善贫困户产业全覆盖,行政村产业基地或经营主体、扶贫车间全覆盖,建立健全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脱贫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目标,动员贫困户积极发展南酸枣、刺葡萄、脐橙等特色产业,通过扩大规模,加强管理,低产园、低产林改造,发展田间、林间等立体种养,提高综合效益。积极引导经营主体通过土地、资金、劳力等入股,鼓励能力较差的贫困户发展家禽等传统产业。对于没有能力发展的贫困户通过光伏电站、资金土地入股、村级集体经济分红等形式获得收益。2018

年,每个村至少有 1 个扶贫产业基地或龙头企业,有扶贫车间,有光伏发电项目,贫困户实现产业全覆盖。〔责任单位:县精准办、县农粮局、县林业局、县果茶局、县发改委,各乡(镇)人民政府〕

4.扶持农业经营主体。选择一批规模较大、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重点扶持,积极开展“国字号”和“省字头”推荐申报。规范管理,每年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30 家以上。通过市场化手段对全县笋竹、油茶、南酸枣、茶叶等加工企业进行整合,提高市场竞争力。大力引进、培育和扶持壮大一批竞争能力强、带动面广、有一定规模的龙头企业,形成大企业带小企业、主体项目带配套项目、上下游产业互动的企业集群。积极引导龙头企业主动与外企、央企及上市、品牌企业对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推进“百县百园”工程,加快葫芦洞、旗岭脑两个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创建省级园区步伐。〔责任单位:县农粮局、县林业局、县果茶局、县委农工部、县市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5.打响崇义农产品品牌。通过开展绿色有机食品示范县和农产品安全示范县建设,挖掘和培育本地优势产业,抓好品牌建设、包装提升和市场推介。鼓励品牌建设,重点围绕刺葡萄、南酸枣等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做响干红刺葡萄酒、齐云山南酸枣糕、高山梯田米、崇义高山茶、齐云山油茶等

品牌和商标,对新获得省著名商标、有机农产品认证、绿色认证的给予奖励。鼓励支持经营主体开展标准化种养,开展“三品一标”认证,提升农产品质量水平。建立健全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服务体系,实现农产品规模基地监测、检测正常化。加强农产品安全检查,从严从快查处违法经营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剧毒农药等农资产品行为。鼓励支持县内笋竹、油茶、南酸枣、刺葡萄、茶叶、高山大米等加工企业和生产基地通过电视、网络、展览等各种平台和途径,加大产品的宣传和推介力度,全面提高我县特色农产品在外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科技推广运用,加快科技兴农步伐。大力培育发展市场营销队伍,发展电子商务,全面拓宽我县特色农产品市场销售渠道。〔责任单位:县农粮局、县林业局、县果茶局、县市监局、县旅发委、县商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6.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以土地确权数据平台为基础,搭建全县农村土地承包信息管理平台,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成果综合利用,推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建立完善 16 个乡(镇)流转服务中心,探索土地确权不确地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合作社等自治组织推进土地流转,完善土地入股分红机制。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全面完成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开展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试点,搭建完善产权交易和金融服务平台、林农互助平台、“企业+基地”示范平台等三个服务平台,促进林权规范、有序流转。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推进“农合联”规范化运行,打造集经营性、公益性、政策性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平台。〔责任单位:县委农工部、县委改革办、县农粮局、县林业局、县国土资源局、县供销社,各乡(镇)人民政府〕

(二)大力推进基础设施振兴,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对标贫困村退出“9 大体系”和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加大资源整合和政策倾斜力度,根据上级资金和县级财力实际,每 3 年制定一个计划,整合资金,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实行项目申报制度,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改善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1.加快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四好农村路”要求,推动全县农村公路建、管、护、运一体化发展,统筹安排农村公路建设,不断完善全县外通内联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偏远乡村群众脱贫致富发挥“交通先行引领”作用。到 2020年,力争县、乡道升级改造率分别达 50%、20%;村道拓宽至5 米(或加错车道)改造率达 30%;每个乡(镇)有一条三级公路,全县农村公路列养率达 100%、好路率达 80%。全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实现“四个有”即:有目标,每个乡镇有 3 条以上按“四好农村路”标准化建设样板示范路;有机构,成

立养护公司,有专业队伍专职化管养,实现县道县养、乡道乡养、村道村养分级管理;有资金,县道养护资金除上级补助外,不足部分由县财政足额配套,乡村道由县乡两级财政按要求足额配套养护资金;有监督,建立县、乡(镇)、村三级“路长制”,负责资金筹措,管理辖区内农村公路的建设、养护和路域环境整治。同时,运营好农村公路,大力发展乡村物流,推进镇村公交持续健康发展,让广大群众在交通领域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2.完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立完善全县防洪减灾综合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与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水利管理体系,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古亭水、崇义水、扬眉江综合防洪减灾体系,主要支流的重点河段堤防达到规划标准,重点乡(镇)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重点低洼地区和粮食主产区排涝标准基本达到 5 年一遇以上。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农村自来水工程建设,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5%以上。新增与恢复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4.5 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1万亩,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5 以上,重要饮用水源区水质指标达标率 100%,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 95%以上。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合理反映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制机制创新、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开展农田高效节水项目,

重点在上堡乡先行试点。加强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工作,以申报阳明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为重点,逐步将齐云山、长河坝水库、七星湖、聂都章江源头申报为省级乃至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到 2020 年,成功建设 3 个以上国家级或省级水利风景区。〔责任单位:县水利局、县水保局、县农粮局、县发改委、县旅发委,各乡(镇)人民政府〕

3.加强农村信息化项目以及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建设。加大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实施力度,积极引导电信、移动运营商、电商、金融机构等共同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切实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完善光纤宽带和 4G 网络建设,重点对未覆盖的自然村进行补盲建设,建设完成 260 个 4G 基站,进一步强化弱覆盖基站建设,强化 4G 网络信号在自然村的覆盖能力。健全市场化运营机制,推动组建信息进村入户全运营实体。大力发展生产性和生活性信息服务,提升农村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农业农村信息服务普及。加强农村地区网络资源共建共享,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到 2020年,实现“四个全覆盖”,全县各村以及各 25 户以上的村民小组通讯信号全覆盖、4G 网络全覆盖、光纤宽带全覆盖、有线电视全覆盖。同时,进一步提高农村 D 类供电区域供电可靠性和电压合格率。完成全部省定贫困村的电网改造,村村通动力电。〔责任单位:县工信局、县供电公司、县网络公司、电信崇义分公司、移动崇义分公司、联通崇义分公司,

各乡(镇)人民政府〕

4.加强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健康扶贫“四道保障线”,建立科学可控的运行机制,及时将新增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确保贫困患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一卡通”即时结算,自负费用比例控制在 10%以内。探索建立贫困人口门诊治疗与住院治疗同步报销制度。加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设,落实分级诊疗,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进村入户。加强健康扶贫政策落实监管工作,遏制冒名医疗、过度医疗等乱象。均衡配置办学资源,实施边远乡村薄弱学校改造工程,县财政出资将边远艰苦地区教师津贴发放范围覆盖到所有乡镇,建立农村从教满 30 年的奖励机制,并采取“点对点”方式招聘偏远村小教师,实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实现教师资源城乡共享。全面落实资助政策,真正做到资助政策“应享尽享”。〔责任单位:县教育局、县卫计委、县医保局、县人社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振兴,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以全域旅游的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整洁美丽、和谐宜居”新农村建设行动,实现“五个到位”(“三房一场”拆除到位、村庄整治到位、圩镇整治到位、农村环境整治到位、农村生态保护到位),到 2020 年,力争每个乡镇建立 1 个以上 3A 旅游景区。

1.推进“三房一场”整治。继续实施“空心房”拆除奖补政策,着重抓好“三房一场”(土坯房、违建房、负面房屋、畜禽养殖场)整治,全面完成剩余农村“空心房”拆除任务,并严格按照“拆除到位、清理到位、复垦到位”要求,使拆除后的房址达到没有废弃物堆积、可再利用或复垦的条件。加强土坯房改造,通过政策引领,引导群众拆旧建新。加大对不可移动文物及有价值土坯房的保护维修力度,保护传统村落,保留农村文脉。加强农村建房管理,严格审批程序,规范农民建房行为,加大超高超大整治。〔责任单位:县国土资源局、县城建局、县委农工部、县文广新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推进村庄整治建设。全面落实“整洁美丽、和谐宜居”新农村建设行动规划,突出“七改三网”和“8+4”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努力补齐影响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短板,确保到2020 年实现全县所有宜居村组“扫一遍”。按照脱贫攻坚的要求,实施贫困村村庄整治再推进,把全县深度贫困村组和最偏远、基础设施最差的村组作为重点对象,进一步加强指导和帮扶,确保村容村貌有根本改观,12 个省级贫困村如期达到贫困村退出标准。大力开展精美乡村示范点建设,在继承和完善“六统四联创”的基础上,立足更高标准把“精心规划、精细设计、精致施工、精美呈现”工程打造成乡村振兴的示范工程,重点实施“一带两路”,即过埠-麟潭-上堡

乡村旅游产业带,崇余公路沿线和上寡公路沿线,努力把“一带两路”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文化彰显、富有崇义地方特色的美丽乡村参观点。大力开展乡村旅游建设,依托崇义生态、文化、产业等优势,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在规划、基础设施和服务上提升水平,开发一批具有崇义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让乡村旅游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重点支持上堡客家梯田创建全国乡村旅游 4A 景点,君子谷创建全国乡村旅游 3A 景点。鼓励支持基础条件好的村落编制乡村旅游规划,规划通过专家评审实施后,由县财政给予一定的补助。〔责任单位:县委农工部、县水利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扶贫和移民办、县旅发委、县农粮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3.推进圩镇整治建设。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以奖代补,采取项目申报奖补的形式,加大投入资金用于圩镇建设,鼓励市场运作筹集资金、用活各项收费政策以及做活土地开发文章等。科学规划编制,按照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发展和吸纳人口潜力,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有机衔接县域规划。高标准建设圩镇示范街,做好人行道、路沿石、下水沟等市政设施建设,建设文化小广场,完善圩镇各项基础设施。打造特色小镇,以富氧山水、客家梯田、阳明文化为资源依托,着力开辟圩镇改造安置,将新规划建设农民住宅小区管理与圩镇建设结合起来,做到开发一片,连成一片。建立圩镇长效管理机制,将城市化发展、社区管理的理念引入

到圩镇。到 2020 年,把全县各圩镇建设成为规划科学、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新型小城镇。〔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城建局、县城管局、县委农工部、县国土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

4.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遵循“城乡一体、购买服务、管干分开”原则,建立村庄、道路、河道环卫管护长效机制。以全国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建设为契机,积极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实现农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现全覆盖。开展农村污水处理,建立健全长效运行机制。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在有条件的村庄建设标准化农村公厕,改造农村户厕,实行各乡(镇)圩镇都要有公厕。抓好交通沿线村点建筑立面整治提升,引导农民开展民房庭院整治,改善群众居家环境。〔责任单位:县委农工部、县环保局、县卫计委、县生态办、县城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5.推进农村生态保护建设。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加快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保障饮水安全。推进低质低效林改造,提高森林质量。实施森林抚育、退耕还林、乡村风景林等林业生态工程,开展植树造林,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有效保护湿地、野生动植物、水生生物

等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加强水生态治理和保护力度,完成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建立健全河长制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切实加强水污染防治。推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水产养殖污染整治等工程设施建设,恢复农田生态系统。〔责任单位:县生态办、县环保局、县农粮局、县林业局、县水利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四)大力推进乡风文明振兴,繁荣兴盛农村文化

从乡风文明队伍建设、阵地建设、专项整治、典型选树、群众活动五个方面入手,依托农村志愿者和乡(村)规民约,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推动农村文化发展,夯实农村移风易俗成效,实现农村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群众文明素质有效提升。

1.加强乡风文明建设队伍。不断加大农村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建设“百村万人”志愿者队伍,以农村志愿者传播文明乡风。着力培养富有崇义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引导广大乡贤关注、支持、参与乡村振兴发展。启动“百村千人”文化骨干队伍建设工作,不断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丰富基层文化生活。〔责任单位:县文明办、县民政局、县文广新局、团县委、县妇联,各乡(镇)人民政府〕

2.夯实农村乡风文明建设阵地。以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统一挂牌,建设“文明之家”。

利用农村现有祠堂、开放式村部等场地和设施,建设农村公益性婚庆和治丧场所“文明理事堂”。在行政村醒目位置固定设置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栏,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等内容。深入挖掘村史村情、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突出崇义特色,整合资源打造村史馆。打造乡风文明示范点、示范区,到 2020 年底,全县建成 2 个乡风文明连片示范区。〔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县民政局、县文广新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3.抓实乡风文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加快健全完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充分发挥其积极的教化、规范、引导、评价作用。开展“三沿六区”专项整治行动,推进农村绿色殡葬、文明殡葬建设,完善农村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建设,遏制办丧扰民、重殓厚葬等陋习。开展“百善孝为先”、“诚实守信”、“节俭养德”等主题教育,着力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加大风水堪舆类人员教育引导工作,逐步消除封建迷信活动。整合各部门资源综合施策,加强婚事新办和勤俭节俭教育,加大餐饮行业制度约束和行业自律教育,加强升学宴的规范引导和制度约束,综合整治农村红白事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等不良风气。〔责任单位:县文明办、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市监局、县教育局、县民宗局、县科协,各乡(镇)人民政府〕

4.选树乡风文明振兴典型。开展寻找“最美农村志愿者”

评选表彰活动,不断发挥农村志愿者推动乡村振兴的作用。发掘和保护一批有历史、有文化的村庄,在全县开展“美丽乡村风采”展示活动。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星级文明信用户、文明家庭、卫生家庭、身边好人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收集、整理一批“脱贫致富”贫困户典型和“脱贫攻坚”扶贫攻坚典型,用脱贫攻坚路上的生动事例激励全县贫困户脱贫信心、鼓舞全县扶贫干部工作斗志。〔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县民政局、县文广新局、县旅发委、县市监局、团县委、县妇联、县精准办,各乡(镇)人民政府〕

5.丰富农村群众文化活动。每年开展“阳明文化旅游节”,以阳明文化为载体,组织编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俗读本并向群众免费发放。依托乡村干部、扶贫干部力量,以群众乐于参与的方式,围绕“扶贫、扶志、扶德、扶勤”开展“扶志家访”活动。以“做一次饭、谈一次心、传播文明乡风”为主要内容,通过志愿者引导群众移风易俗,养成文明习惯。广泛收集、整理全县农村优秀家风、家训,每年在全县所有乡(镇)、行政村进行一轮巡回展示。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展现农耕文明在新时代的魅力和风采。推动农村体育事业发展,提高农民身体素质。大力推进“七五”普法工作,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依托农村中小学校,大力开展“小手拉大手”宣传活动,带动家庭参与移风易俗。

加大文艺作品创作力度,创作一批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移风易俗文艺作品,积极反映我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喜人变化。〔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县文广新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教育局、县体育局、团县委、县妇联、县精准办、县法制办,各乡(镇)人民政府〕

(五)大力推进乡村治理振兴,实现农村长治久安

突出夯实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村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确保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充满活力。

1.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政治功能,提升基层组织力,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进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改造提升工程。到 2020 年,全县所有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达到规范化、标准化。扎实推进“党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县财政安排 20 万元/村专项用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二是加强队伍建设。积极推进村干部动力、能力、绩效“三提升”工程,实行村书记分类管理,建立村干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分层级全覆盖轮训村“两委”干部,实施村干部学历提升;拓宽村干部出路,加大从优秀村干部中招聘乡镇事业编工作人员力度。加强名誉村书记、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助力脱贫攻坚。加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稳妥有序处置

不合格党员。建立农村党员定期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党员致富带头人建设,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加强廉政建设。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严厉整治惠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重点整治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力度。选优配强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工作流程和职责权限,建立完善履职保障机制,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责任单位:县委组织部、县纪委(监委)、县人社局、县农粮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发改委,各乡(镇)人民政府〕

2.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大力破解人才瓶颈制约,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引导人才向基层农村流动。一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通过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多种方式,加大科技、教育、医疗等各类专业人才引进力度。推行乡村教师“县管校聘”,实施边远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继续实施“三支一扶”、特岗教师计划等。加强校地合作,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二是加大人才培育力度。发挥涉农院校、农技推广机构培训作用,鼓励和支持农业企业、农业园区、农民合作社等市场主体建立实训基地和农民田间学校,支持农技推广机构对接

跟踪服务。开展农技推广人员定向培养工作,积极联系引导高校、职业院校涉农专业优秀毕业生到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工作。三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加大对乡村人才支持和倾斜力度,保障乡村津补贴、办公、交通等基础工作经费,在职务、职称晋升上给予政策优惠,增加绩效考核奖励。建立职级晋升机制,加大乡镇事业编制招录和选拔事业编制干部进乡镇班子政策的倾斜。〔责任单位: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乡(镇)党委〕

3.加强村民自治建设。坚持村民自治为基础,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一是完善落实各项制度。坚持村“两委”议事规则、村民代表会议等各项制度;健全完善“三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实行分类管理、“四定两监督”和“双述双评”,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作用,引导农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二是推进村级民主管理。推行村级事务阳光工程,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基层协商格局。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积极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三是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逐步下放到基层,每乡

镇开展 3-5 个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整合优化公共服务和行政审批职责,打造“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在农村普遍建立网上服务站点,逐步形成完善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

〔责任单位:县民政局、县委组织部,各乡(镇)人民政府〕

4.加强和谐平安乡村建设。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积极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一是优化农村治安环境。加强综治队伍建设,配齐配强村级综治专干、综治网格员,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严厉打击黄赌毒盗拐骗等违法犯罪。依法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打击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继续整治农村乱建庙宇、滥塑宗教造像。持续开展乡村治安问题和治安乱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各类危害乡村经济发展、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二是完善农村社会治理常态机制。健全完善常态排查机制、诉求受理机制、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善以综治中心建设、综治网格化建设和综治信息化建设功能和运行机制。健全农村公共安全体系,持续开展农村安全隐患治理。加强农村警务、消防、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有序推进农村“雪亮工程”建设。三是推

进乡村法治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法治教育,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引导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基层法庭、派出所和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建立完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加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建设,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完善规范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将小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继续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全面推动法治乡村建设。四是加强农村德治建设。坚持德治为先,发挥道德引领、规范、约束的内在作用,增强乡村自治和法治的道德底蕴,以德治实现善治。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开展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医生、村官、家庭等活动,发挥模范榜样的示范带头作用。传承提升耕读传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规祖训,培育和弘扬地方性优秀道德传统。将道德规范融入乡规民约,外化为人们的行为自觉。〔责任单位:县委政法委、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县公安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崇义县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指挥部,由县委书记许斌同志任总指挥,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邱凌同志任第一副总指挥,县委副书记潘金城同志任常务副总指挥,县领导曾帅、何琳、王豪、刘春香、黄硕、朱志勇、张小兰等同志任副总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设在县

委农工部,由朱志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李秀松任常务副主任,肖开朗、邱志坚、张羽、黄学鹏任副主任,并从相关部门抽调一批业务骨干充实指挥部办公室力量,强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乡(镇)要相应设立乡村振兴战略办公室,保障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实行县领导牵头“五大振兴”,乡村产业振兴由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刘春香同志牵头,县农粮局为牵头单位;基础设施振兴由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边建忠同志牵头,县发改委为牵头单位;生态环境振兴由县政府副县长朱志勇同志牵头,县委农工部为牵头单位;乡风文明振兴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何琳同志牵头,县委宣传部为牵头单位;乡村治理振兴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豪同志牵头,县委组织部为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农工部、县农粮局、县发改委、县人社局、县编办、县直各相关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二)强化责任意识。全县上下要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体现到各个方面,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由县发改委编制全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部署系列重点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五大振兴”牵头单位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实际分别制定具体的三年推进计划。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县级抓落实、乡村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各

乡(镇)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县直、驻县各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强化资源要素支持和制度供给,加强协调配合,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责任单位: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农工部、县农粮局、县发改委、县直各相关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加大资金投入。按照“政府出一点、单位帮扶一点、社会捐赠一点、农户自筹一点、金融贷款一点”,加大财政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设立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确保当年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全面整合涉农部门的建设项目资金,充分发挥项目资金的聚集效应,为乡村振兴提供物质保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杠杆作用,优化融资结构,增强融资能力,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乡村振兴筹资投入机制。推进金融机构与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合作,拓展支农领域,加大利用国内外金融资金力度,完善“一事一议”和“筹资筹劳”制度,调动农民加大投入,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到乡村投资创业,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的积极作用,开展乡村振兴志愿者活动、巾帼行动和百企帮百村行动。〔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金融局、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统战部、县委农工部、县农粮局、县发改委、县精准办、县工商联、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各乡(镇)人民政府〕

(四)严格督查考核。建立完善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目标考

核责任机制,严格实行检查考核、责任追究和表彰绩效奖励,使目标、权利、责任相统一,推进抓落实的制度化、规范化。对乡(镇)的考评要突出考核重点、难点工作,提高考核实效,更好地指导和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对县直单位的考评,重点考核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效。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列入乡(镇)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和县直部门绩效评价,并设立乡村振兴战略单项奖,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先进评选,表彰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为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先进单位的所在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可以发一个月工资性奖励资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作文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作文村振兴战略在价值、制度及组织三个维度上的创新是新时代的产物。价值维度上的创新是根本方向,制度维度上的创新是重要保证,组织维度上的创新是强劲支撑。这些创新耦合形成乡村振兴发展的不竭动力,将日益推动乡村振兴由蓝图走向现实。

继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对多年“三农”工作的继承与创新,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正在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之处可以从价值、制度、组织三个维度来认识,意义重大。

价值维度上的创新

明确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文件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明确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明确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大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文件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阶段性目标任务作了部署。分别是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制度维度上的创新

高起点。与新农村建设不同,乡村振兴战略首先从国家层面制定战略规划。《规划》通过与文件对表对标,分别明确至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2022 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包括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等,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在此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门要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

高标准。乡村振兴,法制法规先行。一方面,文件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把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多年来,特别是 2005 年新农村建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需要制度化、法制化,同时各地方可以从本地乡村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促进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文件提出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这意味党对“三农”的领导法制化了、制度化了。

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供给,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旨在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全方位高质量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其中,若干制度创新值得关注:如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

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述举措旨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所得收益通过支出预算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创新性政策举措改变了以往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均取之于乡、用之于城的做法,通过跨省域调节,可以大大提高节余指标的含金量并用以反哺农村。创新培训机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训;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机制,这些制度创新有助于构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

组织维度上的创新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打造一支新时代“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实施乡村振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证。为此,文件强调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

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县委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按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要求,打造新时代的“三农”工作干部队伍。

惩治“微腐败”,打造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从基层党组织抓起。文件提出,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严厉整治惠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侵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着力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文件首提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上述经营主体及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的骨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文件指出,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积极促进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国现有两亿多小规模兼业农户,多数年龄偏大,有的是老人和妇女。现阶段的迫切之举,是采取针对性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使之分享到现代农业发展红利。

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和行业组织,带领中国农业“走出去”。文件提出,积极支持农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农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能够引导小农户参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使农民由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向具有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投资意识、风险意识的现代产业工人或农业企业家转变,从而解决土地配置细碎化、生产经营分散化问题,整体提升农业的产业层级和质量效益。农产品行业协会是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以及相关科研、教学和其他组织、个人参加,为维护和增进全体会员的共同利益,在自愿互利基础上依法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可以跨地域、跨组织发展,能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水平上提高农民和农业经营者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小农户和农业经营与国内外市场对接,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有助于带领中国农业“走出去”。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作文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作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____总书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2017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 2018 年中

央一号文件为我们勾画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并专门进行了重大决策部署。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好的 8 项重点工作之一。2018 年 1 月 30 日,____总书记在主持中央...

第5篇:广东 乡村振兴作文

“回归”让乡村振兴

看遍良田万顷,看遍湖水万丈,看遍夕阳一方,家乡是释怀与放松的向往;听完鱼虫鸟鸣,听完乡里余音,看完亭台雨榭,家乡是宁静与思念的圣地;品尽风土人情,品尽地域习俗,品尽春夏秋冬,家乡是肉体与灵魂的归途。十九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振兴乡村战略的阐释让我真切感到家乡的召唤,返乡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富农,让人愿意回。明代王廷相《慎言-御民篇》中提到:“天下顺治在民富”。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让改革的红利惠及更多的人民,尤其在对于乡村建设更是重中之重。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无论是搭建农村电商平台,还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亦或是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无不体现出政府对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视。另外,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城镇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乡村蕴含着巨大潜力,振兴乡村,让人们看到希望,愿意返乡做“城归”。

乡村振兴美景,让人回得去。谁不想青山常在,谁不想绿水长流,这从习近平主席著名的“两山论”中得到诠释,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乡村不再是蓝天白云绿草,随之而来的是雾霾、土壤重金属污染、水质下降,草场退化等,甚至更有甚的是城市垃圾转向乡村,农村资源被过度开发,出现“空心村”危机,终让乡情变愁思。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养育着全国诸多人口,如何让乡村重新焕发生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远的历史眼光和文化胸怀给我们给出了明确指示,重构新型城乡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时代的呼唤,建设绿色环保的乡村美景,更多的专业人才涌向乡村,扎下根,生出枝桠,开出新时代的美丽花朵——乡村振兴,最终让人们有家可回。

乡村振兴强业,让人留得下。乡村的核心是人,乡村的振兴也是为了人,要让人能够留得下,来振兴乡村发展,响应国家振兴乡村战略,创造就业条件和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是必经之路。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乱,国家废兴存亡之本也,这其中农业便是核心,农业是我们经济建设的第一位,搭上互联网的快车,让农村产业飞速发展,“旅游+”模式更是一种创新,让远离家乡游子看到家乡的发展前景,更让返乡创业的人坚定了信念,整合产业优势,融合多产业齐头并进,展现中国智慧,让中国的“乡土味”更浓,更厚,在振兴乡村的伟大战略中,鼓励更多有志青年“折返跑”,用自身的知识改变乡村,让旧貌换新颜,跑出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梦想。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乡村的振兴离不开人,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非常关键的是人的作用,一个乡村都没有人了,谈何发展,谈何振兴。望的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花海下的良辰美景,网络时代中扎紧富口袋,新世纪里的现代化农业,让返乡振兴乡村掷地有声,让人愿意回,回得去,留得下。

发展旅游产业 助力长远进步

古有文人骚客在西湖游湖划船、诗情画意,今有游客面对高价门票感叹“玩不起”;古有苏东坡体恤民意利用资金治理西湖,赢得百姓爱戴,今有地方政府短视思维,违背景区公益属性,盲目涨价;这些鲜明的对比都体现了当前景区发展思路上的偏差,即片面强调门票经济,不注重旅游相关行业的协调发展,长此以往,损害的不仅是游客的利益,更是地方的长远发展。因此,景区应摒弃“门票经济”理念,走旅游产业化之路。

发展旅游产业,可以为社会稳定提供助力。频繁发生的景区欺客宰客事件,往往先由自媒体深入发酵,再引起传统媒体的广泛关注,在此期间,谣言横飞,无端猜测满地,对游客、商户、景区等均造成不良影响,有些地区甚至被列为游客旅游黑名单,声誉扫地,商户生计困难,影响舆论的友善和谐,以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如部分商户诚信经营意识不强,景区管理不到位等,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发展理念过于短视,单纯依赖“门票经济”支撑财政收入,而忽略了旅游业相关行业的开发,商家没有良性健康的收入来源,为谋生计做出诸多失信行为也就在所难免。因此,要想再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应走旅游产业化之路。

发展旅游产业,可以为产业转型增添动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党的执政理念向生态发展的倾斜就启示地方政府应摒弃过去向资源、向环境要GDP的执政理念,重新树立生态为主的理念,充分挖掘当地生态资源,打造生态旅游,将旅游产业这一环保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发展成为未来经济新的增长极,进而带动我国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纵观国内旅游知名景点,盲目涨价保持过去发展模式引起公众非议者有之,但也有以海南、深圳等为代表的景区,积极维护和培育旅游经济的发展,促进旅游产业化效应集聚,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孰优孰劣,一看便知。

发展旅游产业,可以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总书记曾经说过:“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西部人民对于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的呼声应该被地方政府所倾听,所重视。然而,当前大多地区只顾提高景区门票价格,满足当地政府和景区少部分人的利益,,无视百姓想要借着景区优势资源,发展住宿、餐饮等周边行业的呼声,最终发生种种欺客宰客、坑蒙拐骗等旅游乱象也就不足为奇。这看似影响的是游客的短期利益,实则影响的是百姓对于政府的信任感,以及最为重要的,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发展旅游产业,振兴当地经济,呼应百姓心声就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要事。

发展旅游产业,进行产业转型,必须摒弃景区门票经济的发展理念,常思百姓呼声,常谋富民之策,把景区长远发展记在心间,把社会稳定之责任扛在肩头。

第6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作文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总攻号角已经吹响,小偏整理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作文5篇,感谢您的每一次阅读。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作文一

从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我们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乡村振兴”。这个战略部署实际上是在我们开启新征程的时候新时期的“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它不仅是一场经济社会的变革,而且是一次文化、生态的复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它的目标导向就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让农业成为有希望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希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美丽的家园,也就是“乡村振兴”战略是面向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乡村振兴靠的是产业,而产业要兴旺、要发展,首先依靠的是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实现创新发展最强劲的动力。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增强农民致富能力,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广大农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都迫切需要科技创新,需要创新的领头人,需要有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创新人才队伍。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作文二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绝不是随意拔高标准,而是在现有标准下狠抓工作落细落实,稳扎稳打赢得最终胜利。细读相关报道不难发现,全区两百多个农村幸福大院的建设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切实满足农村困难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基本需求;同时也注重提升农村幸福大院管理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水平,在规范有序的基础上体现人文关怀,务求把幸福大院建成农村困难老人满意的养老栖居之所,这种设身处地为困难老人考量,情理兼顾抓细节的工作作风正是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所需要的。

“贫困堡垒”的问题往往是一环扣一环,脱贫攻坚工作就得一步接一步抽丝剥茧解难题。关于农村幸福大院的重点服务保障对象,“生活自理有困难的留守独居空巢老年人”“子女外出务工、身边无人照料的农村经济困难老年人”这两项表述引起了笔者关注,“留守”“外出务工”这一组相对应的词语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矛盾。笔者在南疆结亲入户走访时曾遇到过一个小伙子,虽然很想外出务工,但是担心母亲一人在家无人照顾,在村干部来动员登记时还是拒绝了,这个选择反映了不少年轻人的无奈。而农村幸福大院的落实,必将为更多为人子女者消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在脱贫攻坚奔小康的路上能够放心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每个人都享有追求幸福的热望,而高质量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正为每个人筑牢幸福的基础。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作文三

懂乒乓球的人都知道现在有一种打法叫“拧拉”,“拧拉”既体现选手打球的本领和技巧,也使得比赛更加精彩。“拧拉”关乎输赢,人生贵在“拧拉”。如果把决战脱贫攻坚比喻成一场球赛的话,高低好坏甚至成败输赢便在“拧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对于正处于人生“拔节孕穗期”的年轻干部来说,唯有铆足一股“拧拉”劲,用过硬的本领“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骨头”,才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贡献青春的蓬勃力量。

从“会拧拉”的劲中锤炼脱贫攻坚的硬本领。拧拉不是人人都会的一门技术,必须得下笨功夫苦功夫。对年轻干部来说,要想提升过硬本领,唯有到脱贫攻坚的“火线”上勤学苦练,栉风沐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干部明知自身缺乏脱贫攻坚的本领,非但不接受脱贫攻坚的锤炼,反而挖空心思搞“纸上扶贫”“形式脱贫”;还有些干部喜欢只动手不动脑,企图通过简单的送钱、送物、送“富”方式让贫困群众脱贫等等。脱贫攻坚是锤炼干部本领的“练兵场”、密切干群关系的“大熔炉”。年轻干部作为党的事业的新鲜血液,应当自觉投身其中,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经受考验、接受锻炼,砥砺品质、增长才干、锤炼作风,不断提升自己。唯有如此,才能练就担当大任的“铁肩膀”“硬脊梁”,才能不负韶华,有所作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作文四

要拿出狠招实招硬招,坚决啃下最后的硬骨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总攻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闻令即动、尽锐出战、战越勇,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工作越抓越紧。特别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脱贫工作不能松懈,必须战越勇。现在,剩下的脱贫攻坚任务,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而且还有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诸多挑战,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仍然面临巨大压力。要保持清醒头脑,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卯足劲、绷紧弦、拉满弓,咬定目标、全力出击,坚决打赢高质量脱贫的总攻战、歼灭战、决胜战。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全面建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扎实推进,各方联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基本形成。习近平总书记统揽全局、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最好成绩,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赢得了社会各界普遍认同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脱贫攻坚取得的决定性进展已经充分证明,中共中央对脱贫攻坚的部署是完备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清晰的,保障措施是充足的。只要层层落实好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扎扎实实推进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一定能够夺取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作文五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人为社会、为家庭奉献了青春和汗水,当他们垂垂老矣之时能安享晚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自治区把农村幸福大院建设作为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内容,着力解决农村有生活照料需求的困难老年人吃穿住用问题,不使一人老无所依,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根据自治区前期的规划,新疆207个农村幸福大院将于6月30日前建成,此次全覆盖培训又为幸福大院奠定了人才基础。放眼当前的广袤乡村,从幼儿园到幸福大院,脱贫攻坚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从呱呱坠地到耄耋老年,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生路上一环都不能缺,“两不愁三保障”的实现已经细化到每个人、人生的每个阶段,越是到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越要下绣花功夫,夯实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每一步。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作文5篇

第7篇:2020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心得

乡村振兴”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予以重视。小偏整理了2020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心得精选5篇,感谢您的每一次阅读。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心得一

“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深刻分析脱贫攻坚面临的形势,对加强党的领导、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提出明确要求,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我县工作实际,我想谈以下几点体会。

要在坚持因户因人施策上做深做细。紧盯__万未脱贫人口、__万脱贫监测人口、__万低收入边缘人口,针对偏远地区和文化程度低、身体病残弱等困难群体的特殊性,进一步完善落实“一户一策”精准脱贫措施,确保未脱贫人口稳定脱贫,有效防止已脱贫和低收入人口返贫。

要在全力保障稳定增收上抓紧抓实。要扭住产业扶贫这个根本,强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保险”利益联结机制,健全产业扶贫带贫减贫体系。坚持外引自建并举,培育更多的龙头企业。继续开展合作社带头人“万人培训计划”,规范提升合作社,在确保应保产业全覆盖的基础上,着力提高贫困户参保比例。加大劳务培训输转力度,因户制宜发展“五小”产业,促进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要在巩固提升清零成果上升级加力。健全易辍学特殊群体风险防控和“一对一”长效帮扶机制,巩固控辍保学成果。稳步提升农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和基础医疗救治能力,切实减轻贫困人口医疗负担。建立健全农民住房安全、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排查管护长效机制,第一时间解决房屋安全隐患和供水不稳定问题。加快推进村组路、产业路、入户路、农户庭院硬化,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基础条件。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心得二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火车跑不快,也是因为车头带不动,动能不足。必须下大力气抓好龙头建设,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按照“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求,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打造坚强战斗堡垒、坚强阵地,铸造村党支部在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心骨、领航人作用;二是必须发展壮大市场主体。要深入研究村情,立足资源实际,做到“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发挥政策优势,以市场为杠杆,通过招商引资,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稳定发展战略,切实发挥企业拉动、产业带动、政策辐射作用。笔者认为炮台村要脱贫摘帽,要实施乡村振兴,必须在“靠海吃海”上下足功夫才行;三是必须实施抱团发展战略。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传统的小农经济无法适应发展需求,抱团发展是产业发展常态。在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必须大力倡导和推动抱团战略实施,通过组建合作社、非经组织等模式,实施农村产业抱团发展战略。同时,还要通过大力鼓励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好乡贤和致富能手的作用。

注重舆论宣传,对群众实施“头脑风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主观认识不到位,有偏差,都极大制约和影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必须抓好舆论宣传引导,实施“头脑风暴”,让群众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首先,大力宣传和落实国家政策。要强化政策正能量方面的解读和引导,不搞政策变通,严格政策标准,不养闲人、不养懒人。其次,强化乡风建设。要按照“乡风文明”要求,大力弘扬和丰富新时代乡风,强化扶志扶智,杜绝扶懒,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廉耻”感。再次,描好方圆。要结合本村实际,积极为群众描好乡村振兴的方圆,制定具体的乡村振兴措施,切实加大“新时代新型农村、农业、农民”的宣传力度,让乡村振兴更具体化,让新时代新型农村、农业、农民更形象化,带动广大农民实践和模仿。最后,灌输危机意识。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息时代,成功没有捷径,机遇稍纵即逝,要强调社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规律,灌输“美好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观念,大力宣传“勤劳致富”典型,打压“好吃懒做、社会寄生虫”的腐朽思想,引导好个体危中寻机,危中抓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心得三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眼界决定高度,创新决定广度,思路决定出路,勇气决定举措,担当决定成效。只有“跳出看,走出朔州看朔州,对照看,对比湖州看朔州”,才能准确客观的发现我们的不足和短板。作为一名基层乡镇党委书记,如何创造性地贯彻好、落实好市委六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在加快实现“乡村振兴的特色区和践行“两山”理论的示范区”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想在先、走在前呢?我觉得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

一是思想上要解放。

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党纪法律范围内主动破除制约乡村发展的条条框框,为创新松绑、为发展撑腰。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全方位反思以前在农村农业工作方面的不足和问题,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探讨乡村振兴瓶颈的举措,把讨论活动变成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的过程,用讨论的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要在全社会形成人人为乡村振兴想办法,不为不作为找理由的浓厚氛围,树立为干事者担当,为作为者负责的正确导向。

二是政策上要吃透。

结合现场教学所去村庄,感悟最深的就是湖州人把政策用足用活了。这恰恰是我们工作的一大短板,我们的习惯做法是用政策限制,不是用政策发展。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法规的学习培训和宣传力度,提高执行者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政策研究的力度,提高解读政策的能力,创造性地提出贯彻落实政策的细则或举措,让政策更接地气,更服水土,而不是机械教条式的执行政策,更不能把政策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和依据,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政策变成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心得四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已经迈进了2019年,脱贫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乡村振兴”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予以重视。不能懈怠,集中力量,努力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短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改善农村相对比较落后的经济。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乡村振兴”首先要发展经济。但是发展经济同时,更要重视环保工作。发展可持续性产业链条。做好生态保护工作,在农村,要做好生活垃圾、厨余垃圾处理工作。垃圾分类处理。可回收垃圾进行回收,进行二次利用,不可回收垃圾如果皮、剩饭等容易分解的垃圾进行掩埋,让其分解发酵之后,可以当做肥料,如作为花肥等。

“乡村振兴”要重视农村精神风貌建设,移风易俗、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定期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增强乡村文明建设。例如举办文艺演出活动、跳广场舞等。这样既能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又能丰富农村精神文化业余生活。一举两得,值得推行,值得借鉴,值得发扬。

“乡村振兴”要发展好特色乡村旅游产业,我们都知道第三产业,既服务业,利润高,成本低,经济效益好。因此要想改变产业结构,就应该向第三产业,服务业靠拢,发展乡村旅游经济,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向外界宣传本土特色景观、手工艺品。是传统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保护。保持乡村原风原貌,增强人们文化自信,促进乡村振兴,使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幸福安康,国家繁荣富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心得五

基层“减负”莫“跑调”,要坚持求真务实的标准。基层干部要正确认识“减负”二字,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功夫。身为干部,对辖区内居民的大事小事要做到心中有数、脑中有策、行事有方、有的放矢。“减负”减的是“文山会海”“过度留痕”,而非降低工作标准和干事成效。虽不对形式作硬性规定,不用再耗费大量人力修改材料、制作图表,但该走访调研的,得实地了解情况;该弄清真相的,要抽丝剥茧找准源头;该传达方针政策的,要逐一落到细处。不管如何减、减多少,都继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保持高质量、重实效,平心静气、稳扎稳打,头脑清醒、循序渐进,干好手上每一件事,走好脚下每一步路。

基层“减负”莫“撂挑子”,要扛起责任、练出真功夫。《通知》提出,注重推广一批勇于担当、一心为民、真抓实干的好经验好典型。“减负”的目的是更好为民办实事。“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基层干部要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多到老百姓身边去,坐下来耐下心,听他们唠唠嗑,东家长西家短,做一个“百事通”,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关心群众疾苦,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为人民之所为。少挖空心思,在迎接上级检查上做表面文章,多想方设法,在做一线工作中练出真功夫,切切实实履行职责,稳稳当当扛起重担。尤其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各项工作十分紧迫,干部责任更是重大。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基层干部需牢记“减负”莫“走样”,越是轻装上阵,越得明白“形式不重要、责任最重要”,必须统筹兼顾、抓好全局,继续坚持求真务实的标准,依然脚踏实地、敢于担当,不负党和人民的期盼。

2020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心得精选5篇

第8篇:2020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汇总

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重在精准,贵在精准。小偏整理了2020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范文汇总5篇,感谢您的每一次阅读。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范文一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增加了困难。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对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全面部署,强调“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金融机构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努力克服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积极发挥作用。

支持支柱产业发展。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在扶贫实践中,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发放贷款支持产业发展,带动贫困人口增收,实现“造血式扶贫”。当前,应从信贷规模、利率定价、风险容忍度等方面支持贫困地区支柱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大户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不抽贷、不断贷,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影响。支持骨干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产业发展中发挥带头作用,运用“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等模式,建立有效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户收入水平。支持贫困地区建设扶贫车间等,将生鲜农产品就地初加工或精深加工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应着眼于推动农村绿色发展,用好专项信贷政策,助推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三品一标”农产品品牌建设,让农村水更绿山更青。

激活农村生产要素。激活农村各种生产要素,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关键,是金融扶贫的责任所在。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帮助贫困地区招商引资,推动扶贫项目尽快开工、扶贫产业加快复苏,消除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围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创新金融服务,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房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权、林权抵押贷款,为脱贫攻坚注入金融活水。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丰富抵押担保方式,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融资难问题,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鼓励受到疫情影响的农民以土地、农房、劳动力等资源入股,持续稳定增收。加大信贷投入及普惠金融服务力度,为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服务。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范文二

(一)将扶贫脱贫与同步进入小康目标结合起来

多数贫困地区在重点解决贫困人口脱贫的同时,将脱贫攻坚与建设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发展特色产业结合起来.除解决贫困人口脱贫外,进一步提升脱贫人口的生产生活标准,实现脱贫与同步奔小康相结合.如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按照“兴业、家富、人和、村美”要求全方位推进异地搬迁扶贫,广西和云南推进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的模式.

(二)积极构建党员引领,全社会参与的全员扶贫格局

在脱贫攻坚中,党员干部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一些地方的各级政府党员干部带头、各类公共事业单位或机构的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全员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齐心协力推进脱贫攻坚.如四川省巴中市的“挂包驻帮”脱贫攻坚,实现100%党员干部帮扶贫困户,100%贫困户有党员干部帮扶.

(三)通过改革创新实现扶贫脱贫

各地在贯彻“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积极创新,探索出一些脱贫攻坚的新模式.如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通过在全省范围内土地城乡增减挂钩,将转移建设用地指标获得的收益用于当地贫困人口异地搬迁、产业发展基金等,支持贫困人口尽快脱贫.湖北省恩施市通过构建银企联动机制和搭建金融服务“三农”平台、开展农村产权交易、设立风险基金等方式,拓展农村金融市场,推进金融扶贫脱贫工作.这些地区通过积极创新脱贫扶贫方式,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四)脱贫地区农村治理取得新进展

贫困地区在加快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同时,积极推进乡村治理,通过创建“村委会+乡贤”“村委会+村自治组织”等方式规范乡村民俗,形成脱贫攻坚与推动乡村社会治理良好互动机制.如陕西省旬阳县结合脱贫攻坚工作探索建立的“以党建为引领,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基础,村民自治为根本”、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

(五)产业发展已成为脱贫攻坚重点

调研的特困连片地区都非常注重产业扶贫工作,通过培育新型经济组织,推行“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合作社+企业+贫困户”等经营模式,围绕当地资源发展规模化和集约化的特色产业.通过乡村电商网络营销平台,逐步实现“互联网+农业”直供直销模式,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通过产业发展建立了脱贫扶贫长效机制,保障脱贫地区和人口收入稳定增长,减少或防止出现返贫现象.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范文三

扶贫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在实施项目之初要尊重群众,积极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了解他们对未来的规划。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党员干部要有扶危救济的担当和准确的自我定位,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在扶贫工作的过程中,把贫困群众当作亲友,倾听他们的诉求和想法,设身处地的谋划、实事求是的规划,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保护他们的脱贫愿望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是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需要,更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重点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范文四

以初心立信心,任尔东西南北风。疫情狂风骤雨的时候,党和国家迎难而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挺身而出,一个个红色堡垒固若金汤、一面面党旗高高飘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疫情这场“大考”,我们答得顽强且坚定。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行稳致远、继续前行的脚步,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誓言铮铮,初心不改。正因为今年只剩下200天,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绝对不松劲、不懈怠、不停顿,那些“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硬骨头,定要举全国之力、全国之智,战旗猎猎,不胜不还。

以磨砺炼韧劲,放使干霄战风雨。“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温室虽好,只能生长娇花;温水虽适,只会困死青蛙。党的干部应是夙兴夜寐,实干兴邦的。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今年的疫情考验算是一个,也正是这样的考验让党员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浴火淬炼,加速成长。仅仅月余,疫情前线那些摘下口罩带着血痕的昔日稚嫩的脸,俨然配上了沉静的成熟表情;一份份来自火线的入党申请,带着“红”的热烈和“绿”的青春。疫情防控中,贫困地区基层干部更展现出较强的战斗力,他们日常是“扶贫队”,拉起来就是战疫队。他们既在疫情防控中稳定民心,保障群众生活;又在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变化时,响应号召,抓住时间节点和工作重点,关注劳动力外出务工、扶贫产品销售、帮扶工作等最易产生问题和困难的工作上想办法、找出路。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范文五

(一)贯彻落实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乡村振兴发展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发动全社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完成全面脱贫,实现到2020年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进入小康的总目标.在此基础上,加快落实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实现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二)当前推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思路

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实现全国范围内脱贫摘帽.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为脱贫地区充分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通过创新党的基层组织,壮大脱贫地区乡村集体经济,引导脱贫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构建具有新时期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和体系,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快促进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充分发展,逐步推进脱贫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2020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作文范文汇总5篇

第9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最新汇总

乡村发展被摆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乡村振兴成就美丽中国。小偏整理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最新汇总【5篇】,感谢您的每一次阅读。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这为脱贫攻坚明确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脱贫攻坚,脱贫攻坚的出路在于精准施策。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编制好“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着力完善综合性扶贫政策措施和健全脱贫攻坚保障体系的规划,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落实到规划中,确保精准施策、实招更实。

一是建设国家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在精准识别上摸实情,真正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好基础。

精准识别既要体现静态的精准,把现在的贫困人口找出来;又要体现动态的精准,把脱贫的人口退出去,把返贫的人口纳入帮扶对象。二是建设省级扶贫开发投融资平台和县级扶贫开发资金项目整合管理平台,拓展扶贫投入渠道,切实增加扶贫投入。在县一级,把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捆绑集中使用,加强资金监管,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果。推动扶贫开发项目与行业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政策试点安排相衔接,扶贫开发规划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特色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等规划相融合,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重点。三是建设乡村扶贫脱贫落实工作平台。

在贫困乡建立扶贫工作站,在贫困村选派好第一书记、建设好驻村工作队,配合村两委落实帮扶措施和帮扶责任,保证贫困户有人帮、有人扶。进一步完善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脱贫工作责任考核,对贫困县重点考核脱贫成效。四是建设社会扶贫对接平台,以社会扶贫网为载体,实现贫困村贫困户帮扶需求和社会扶贫资源有效对接。

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脱贫攻坚必须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确保各项扶贫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取得全面胜利。要层层落实责任。坚持党的领导,五级书记一起抓,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落实贫困县主体责任,促使其把主要精力用在扶贫开发上。落实相关部门的行业扶贫责任,把扶贫任务优先纳入行业规划并认真实施。

落实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的帮扶责任,不脱贫不脱钩。夯实精准扶贫基础,建立分类施策政策体系,确保扶贫资金和政策精准落实到村到户到人。加强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其参与度、获得感,激励其自力更生,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实施更广泛的社会动员:提高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点帮扶、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精准性、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动员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广泛参与,凝聚扶贫攻坚强大合力。加强扶贫机构队伍能力建设,提高干部攻坚克难能力和水平。大力加强宣传: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凝心聚力;宣传扶贫成就,坚定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宣传脱贫致富典型,坚定贫困群众改变命运的决心;宣传社会各界对贫困人口的关心,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优良传统;宣传党的扶贫政策,促进政策落实到村到户到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二

今年是脱贫攻坚要全面收官之年,原本就有不少硬仗要打,现在还要努力克服疫情的影响,必须再加把劲,狠抓攻坚工作落实。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有力部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增强了信心。紧紧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强化监督、全程监督,切实把监督抓到底、抓到位,确保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为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为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纪检监察机关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聚焦贯彻党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回头看”,抓好巡视整改落实,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加强对脱贫攻坚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监督,强化干部脱贫攻坚思想建设。干部的工作作风并非小事,相反,是事关党和国家大局发展的事、是关乎整个干部队伍建设的事、是关乎人心向背的大事,脱贫攻坚的工作需要人来完成。从思想上重视作风建设,明确优良作风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的积极作用,才能够把作风建设贯穿整个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越是接近脱贫攻坚的最终目标,越是不松懈,越是要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强化作风保证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在距离最后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的时间越来越近,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需要压实作风,避免思想上的松劲和懈怠,避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滋生蔓延,避免急功近利和虚假政绩的心理,坚决抵制“数字脱贫”“算账脱贫”等虚假脱贫,把“严实”的工作要求融入到脱贫攻坚的具体工作中去,才能够增强贫困群众的信心,用作风建设的成果保障脱贫攻坚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为此,我们一定要切实狠抓监督,在具体的脱贫工作上因地制宜,对贫困户的贫困问题“量体裁衣”,增强扶贫措施的针对性,才能够让脱贫攻坚的成效更好,才能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三

有句谚语这样说:“人无志向,等于迷途的盲人。”每个志向都对应一条路,而愿望就在路的尽头,如此,人生的旅途才满怀憧憬,精力充沛。我们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的小梦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中国梦”,一个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的大梦,要相信,每个人的梦都是大中国天空上璀璨的星星。

“中国梦”,梦想之大,联系着国家民族,是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中国梦”梦想之微,散落到平民百姓,是人民的幸福指数高了、收入日益增多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中国梦”从不间歇。徐霞客研究地理、游遍山川,就是“志在四方”,为人民解开地理之谜;李时珍踏遍千山万水,只为完成《本草纲目》名典,只为行医救人造福百姓,他们的梦为着大中国,为着大中国的百姓,我们也要为中国梦振奋。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更有人为之拼搏,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有人梦想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在山区里挥洒青春,践行自己廉价的行医梦。更为现实的比如,某位女士在阿里巴巴发帖,说自己换了多种经营项目,但都以失败告终,马云跟帖:“做生意要用情专一,不能学猴子掰玉米”。我们的中国梦要现实,并且要有恒心、有毅力。

曾经,奥巴马的“美国梦”成为互联网中出现频率的一个词。黑人孩子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与坚持成为全球权力的人。现在,“中国梦”同样鼓舞着中国的孩子,向着强国兴邦的方向前进。总书记的话给予了我们希望—青年一代要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青年一代理应是国家的未来,梦,就在脚下,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去践行。总书记的语重心长—青年朋友们,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我们正值青春,应谨遵主席的话,凭借我们的聪明才智,为祖国做出贡献,为小梦努力,为大梦忘我。

袁隆平说,我的工作让我经常晒太阳,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使我有了一个好身体……我梦见我种的水稻长的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我的朋友就坐在稻穗下乘凉。袁隆平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引导中国人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如今,他虽然已八旬,仍旧保持着对水稻的热爱,甘于寂寞,潜心研究,他的梦造福了13亿人民,我们的梦或许不像袁隆平那么伟大,但我们的梦汇在一起的力量也足以推动中国走向世界。

青春,因梦想而绚丽,因奋斗而精彩;中国,因青年而勃起,因少年而强大。青春的自信与朝气,让我们踏着梦想的彩云飞向高空。梦想,就在我们的脚下,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们为小梦而奋斗;中国,就在我们的心中,世界向中国挥手,我们为了大梦而勤奋。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四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稳步实施,乡村发展被摆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乡村振兴成就美丽中国。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承担起振兴乡村的重担,助力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中国,从根本上说,是乡土性的”,一个个兼有文化底蕴和现代文明的美丽乡村才会展现一个最为真实的立体中国。由此看来,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要让中国屹立于世界,乡村振兴刻不容缓。乡村振兴战略是时代的召唤,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这样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广大青年应有大作为,大抱负,自觉主动肩负起乡村振兴的重任。领袖曾多次寄语广大青年:“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人民,奉献国家。”为响应领袖的号召,我国涌现出一批为乡村建设做贡献的积极分子——最美村官秦玥飞放弃了在美国工作的机会,毅然回乡改善村民生活;“骑手”女司机严克美辞去上海工作,在崇山峻岭中骑出一番天地,为乡村振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

当“青年”遇上“乡村振兴”,可以绕道走,也可以迎难而上。后者的选择让理想有了钙,灵魂有了根,技能有了平台。青年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把理想种到土地上,是最正确的报效祖国的方式。青年强则国家强,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应把人生梦想汇入时代潮流,让蓬勃青春与家国共振,我们应参与乡村建设,为祖国发展无私奉献。

农业乡村如今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上山下乡,2018年更有280万驻村干部奋战在脱贫一线。参与乡村建设是青年锤炼坚强意志的过程,是回报祖国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建功立业的舞台。我们应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放飞青春梦、实现中国梦。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战鼓已经擂响,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绝不是一句空口号。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担当,切实为振兴乡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中西部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人口规模仍然较大,而且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数分布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减贫难度大,脱贫成本高。扶贫开发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程度深依然是我国贫困问题的基本特征。目前,全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近3000万个贫困户、7017万贫困人口。而且,现有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减贫边际效应不断下降,增收难度不断加大,贫困代际传递趋势明显,是难啃的“硬骨头”。

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弱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2014年,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6610元,比全国农民平均水平低3282元。老少边穷地区贫困问题集中,贫困人口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健康水平低的“两低”情况,自我发展能力弱。建档立卡贫困村70.8%没有集体经济,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贫困人口致贫因素较多,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突出,缺资金、缺技术普遍,因病返贫、因灾返贫、因市场风险返贫常见。

贫困地区区域性贫困、发展基础差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村中,6.9万个行政村不通客运班车。87.1万个自然村中,33万个不通沥青(水泥)路。贫困地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建档立卡户中有652万户饮水困难,580万户饮水不安全。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偏低,市场主体发育不足,市场体系建设滞后,产业发展处于价值链低端。贫困县的存贷比普遍在40%左右,储蓄外流严重。

扶贫政策针对性不强、特惠支持不足问题依然存在。现有政策部分落实不到位、财政投入明显不足、行业支持缺少特惠、工作责任落得不实、社会动员支持体系薄弱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过去贫困面大,一项普惠政策就可以使许多贫困人口增加收入,越过温饱线。现在,贫困人口大多数自身能力弱,或者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仅靠自己很难参与发展进程、享受发展成果。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衔接主题作文最新汇总【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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