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
【摘 要】当前仍在持续的国际性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使传统资本主义模式难以为继，也宣告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深刻的变革而实现模式转型。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大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处于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之中了，其内因是基本的。为此，必须深刻总结30多年来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适当转变改革思路和发展方式，走一条既符合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国际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模式;改革思路;发展方式;中国道路
如何认识和应对当前国际性的经济危机，是全世界共同而又迫切的任务。国际社会不少学者(理论家，政治家，媒体人)对此发表了见解，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这个问题和走好自己的路子，很有帮助。但我们必须加以分析和鉴别，从中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
一、关于当前危机的性质
(一)外国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危机的性质
自2008年开始的国际性经济危机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过，对危机性质关注的程度远不如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对策和前景那么高。一般的说法是，这是一次“百年一遇(或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问题是：第一，这次危机是否仅仅是“金融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是否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是否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危机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第二，这次危机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第三，这次危机是致命性的还是可以解决的?到目前为止，专门谈论危机性质的学者屈指可数。
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认为，当前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社会秩序的危机。他说，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资产阶级通过与精英阶层、特别是与社会高官和金融部门的联盟来巩固权力。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新社会秩序的建立，资本主义的运转发生了根本改变。当前危机是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经历的四大结构性危机之一。“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在西方国家，下述两种机制融合在了一起：一是，在疯狂追求利润和拒绝监管的思想驱使下，金融化和全球化造成所有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脆弱性，美国的中央银行失去了对利率的控制和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二是，危机是美国经济失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特性是群众被排除在各政党和团体的游戏之外，他们能做的只剩下街头斗争了。[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这场危机既是深重的经济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危机。他指出，财富分配的不公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在美国尤为如此。因此，“目前面临的不止是一场深重的经济危机，也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危机。”[2]
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认为，这场危机是不同于以往的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他指出：“这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资本主义危机”，“是极度膨胀的金融和实体经济背离引发的危机”，即“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在实体经济中，人们通过生产制造、提供服务等经济活动获取报酬;但在金融游戏中，“获利模式就是钱生钱”。由此，产生了所谓“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冷战结束20年来，“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风行全球，所谓“全球化”，“其实质是华尔街的‘金钱游戏’全球化”。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3]
概括地说，学者们对当前危机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1)美国式金融危机论。认为这是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2)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双重危机论。认为这既是深重的经济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危机。(3)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双重危机论。认为这不是单纯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危机。其共同点是：一方面，他们都把这场危机和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们都不认为是单纯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二)政治经济学应当对危机的性质作出科学的判断
学者们对这次危机性质的认识不尽一致，而且显然有较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总体的认识水平还是有前所未有的提高。
1把危机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是理论上的重大进步
上个世纪先后在中南美洲和亚洲爆发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更没有被看作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好像这两次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没有关系。但学者的上述认识表明，自从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理论认识有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这次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或“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华尔街资本主义”、“贪婪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理论认识上划时代的重大进步。不过，他们的认识仍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是阶级局限性，他们大都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家)，都没有把这次危机定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
2当前的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
应当指出，现代社会任何经济危机都必然表现为信用危机或金融危机，并会加剧或引起新的经济危机;任何经济危机都与比例失调和结构失衡有关，因而都可以说成是“结构性危机”;任何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都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但是，理论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层次和表现形式上，而必须触及问题的根本和实质。其实，当前的危机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区别在于，这场危机的确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上。后面的分析将进一步表明，危机从哪里发生，导火线是什么，可以具有偶然性，但这次危机的发生本身具有必然性。危机是否具有致命性，不完全在于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完成了历史使命。对危机性质更深刻的理解，取决于对危机根源的认识。
二、关于当前危机的根源
(一)外国学者对危机根源的认识逐步深化
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次危机是怎样爆发和一步步发展的，但它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是什么，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识差距很大。但总体而言，人们的认识在逐步深化。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认为，欧洲的债务危机是经济泡沫破裂和国家破产的结果。在他看来，债务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在欧洲，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民主和社会主义迫使欧洲国家引进各种福利，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报酬。更高的薪酬和福利需求很快蔓延到较高级别的职工，再到高管——即使他们失败也能保证拿到。因此，产品和服务变得非常昂贵，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第二，东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和低成本高品质的产品，几乎将所有的西方制成品挤出百货公司的货架。面临生活水平可能降低的威胁，西方创造出了金融市场。无形产品被发明出来，供其投机和赌博，至少有钱人和精于此道的专家们凭借金融市场大发其财;他们没有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实体产业。然后，他们变得更贪婪，通过印制钞票来资助他们的赌博。最终泡沫破裂。第三，希腊靠借来的钱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少工作、高收入、更好的社会福利吃光了政府财政收入。于是，政府用借债的办法去填充国家财政预算的窟窿。事实上这个国家已经破产，而最终会导致欧洲银行破产。从根本上说，欧洲国家已经失败了。[4]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认为，危机起因是经济的控制系统出了问题，而根源在于技术进步。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停滞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造成的，而是凯恩斯所说的“磁电机”出了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技术进步”。与此同时，与工业化时代的早期一样，社会结构的大错位以及规模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少数的幸运儿获得了巨大财富。问题在于工资相对于住房、医疗、食品、能源和教育等价格显得停滞不前，甚至下降。[5]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项目的负责人凯利·布朗博士认为，美欧的危机是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和过度消费所致。他说，在美国和欧洲爆发的危机，和个人与公共债务以及消费过度有关。从核心上说，目前的危机是因为过去10年中债务水平的急剧上升导致的。[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这次危机是自由市场主义和私有化政策造成的系统性危机。他说，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有主要的经济危机都是人为造成的”，这和经济的周期和结构有关，但“首先是一种系统性危机”。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撒切尔 - 里根时代，当时的自由市场主义和私有化政策为现在的危机埋下了祸根。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这些政策导致违规操作成为一种常态。现在“银行家们成为新的上帝。政治家和媒体都成了金融利益的俘虏，这是一种堕落的表现。”[2]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 - 乌尔里希·韦勒认为，没有治理的金融业是真正的根本问题。他说：“没有治理的金融业是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中存在的真正的根本问题。”“金融行业完全摆脱了法律法规框架的束缚，解放，自由，没有法规”。[6]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国际经济危机是欧美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他说，2008年开始的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发达国家，即欧洲和美国。其中，“欧洲国家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危机，社会福利推动着政府债务危机。”而在美国，“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美国政府想利用市场机制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结果由于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而出了问题。他进一步认为，“西方今天正面临着两大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即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两大矛盾既是危机的根源，也使得西方难以挣脱危机，更使得新危机不断发生。一方面，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但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实体经济仍然依赖于金融经济，但后者不必依赖前者。在金融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明显出现三大趋势：第一，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已经“大到不能倒”。第二，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当代金融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用货币炒作货币。第三，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都货币化或者商品化。另一方面，在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之后，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政府必须以比较中立的立场，调节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而且，既然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那么，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于是，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而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借债度日的赤字财政，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这就是欧美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7]
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金融产业的急速变异。他说，以往金融产业的主要功能是以银行为代表的借贷活动，为实业提供资金，从实业成果中获得利息等回报。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产业出现急速变异，不是从投资实业中获利，而是试图通过管理风险获利，典型模式就是对冲基金，后来还涌现出风险更高的金融工具。一旦出现破绽，就波及各个领域。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导致的危机，宣告这种“华尔街模式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死胡同。”他同时认为，美国陷入危机的基础性原因是军事和消费开支超出实体经济的实力。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就是因为利用了“金融”活动，华尔街“赌场”效应吸引的资金支撑了美国的财政开支和消费。这也是如今美国陷入迷失的本质原因。[3]
埃及前外长助理、阿拉伯投资者联盟主席贾迈勒·卜尤米认为，危机的原因是自由资本主义无法控制自由资本产生的黑洞。他说，2009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继而引发欧债危机和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市场崩溃，美国这一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实体恰恰印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现在资本已经转移到寡头和垄断者的手里，而大多数民众却获利甚少，这就是最根本的问题。[8]
墨西哥前驻华大使塞尔希奥·雷·洛佩斯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说，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政治危机的必然产物，从根本上说是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盲目自信也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出现。事实证明，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是错误的理论。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市场疏于监管以及银行家贪得无厌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发展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一矛盾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带来经济繁荣和利润扩大，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终将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走向衰落。[9]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认为，危机的原因很复杂，而结果则是极为严重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他说：“资本主义曾经经历过多次存在危机，而现在这次却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结果却很简单：不平等现象极为严重并不断加剧。目前全球有6100万人掌握着相当于35亿人所拥有的财富。”解决的办法是推行一种更有效的惠及多数人的发展模式。[10]
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认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每个人都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共犯。他说，将资本主义危机归咎于全球金融和高得离谱的高管薪酬实在太简单了。既然我们大部分人都兼属消费者和投资者、劳动者和公民这四种角色，那么真正的危机集中在：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时，我们越来越容易达成划算的买卖，而作为劳动者和公民时，我们让自己的声音获得重视的能力则越来越弱。然而，这些划算买卖的代价是我们的就业和薪酬，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还有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和违背社会风化等。但迄今仍没有任何人找到让资本主义回归平衡的方式。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指责全球金融和全世界的企业，但应当把一些指责留给那些贪得无厌的消费者和投资者，这些人“每个人都是共犯”。[11]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认为，危机根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犯下的三个错误。他说，资本主义本身并没有陷入危机，陷入危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西方犯下的三个错误是：一是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用来改善人类福祉的实用工具。正因为如此，格林斯潘认为没有必要对市场严加监管。更为糟糕的是，西方还产生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服务业，这个行业根本不创造任何实际价值。二是忘记了欧洲资本家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中学到的教训——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存续下去，各个阶级都必须从中受益。这就造成，不平等现象大大加剧，失业率不断上升。三是在向第三世界宣扬资本主义优点的同时，没有让其本国人民清楚“创造性毁灭”，并必须学习新的技能。由于存在种种缺陷，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完美的制度。它要求政府认真监管。而亚洲则与此不同，它们处处都有宝贵的经验值得西方学习。[12]
概括地说，学者们对危机根源的认识，主要有下述几种观点：(1)基本矛盾论。认为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发展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基本矛盾。(2)民主和社会主义压力论。认为危机根源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压力导致内部关系和政策的变化。(3)经济和社会双重矛盾论。认为危机根源于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4)失控自由资本主义论。认为危机根源于失去控制的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主义)、私有化政策和脱离法规约束的金融业。(5)西方资本主义犯错论。认为危机根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错误，而这些错误在亚洲国家并没有发生。(6)债务消费超经济能力论。认为危机根源于公共债务、军事开支和消费支出超出实体经济的实力。(7)技术进步论。认为危机根源于技术进步导致社会结构的错位和财富分配不合理。(8)人们的贪得无厌论。认为危机根源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贪得无厌。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到，学者们找出的根源属于不同的层次，都有助于说明危机的产生。其中有三点值得重视和肯定：一是多数学者从自由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寻找根源，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二是有些学者从分析经济社会矛盾出发，这个分析方法同样是正确的;三是个别学者已经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但是，同样有三点是不能成立的。第一，公共支出和消费支出过多显然不是危机的根源;甚至相反，会弱化或者减缓危机。它们只是导致赤字财政的直接原因。有待于证明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支出过多。第二，技术进步肯定不属于危机的经济根源，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演变的物质技术基础。危机不能归咎于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局限。第三，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贪得无厌，不会成为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贪得无厌用在投资者(即资本所有者，他们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身上是恰当的，但不能用在消费者身上。危机当然和资本的贪得无厌有关，但问题不在贪得无厌本身。如果不去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不去考察资本扭曲和变异的原因，就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
(二)危机的根源只能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本性中去寻找
虽然大多数学者对于危机的根源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总体而言，他们大都局限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野和框架内。他们没有从“新自由资本主义”、“美国式资本主义”中抽象出“资本主义”，也没有从“资本主义”中进一步上升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因为如此，他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关系，没有搞清楚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关系，没有搞清楚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在亚洲或者东方国家，似乎本身不存在危机。根据马克思科学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他的危机理论，危机的根源以及这次危机的特殊性，只能到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和资本的本性中去寻找。
1必须充分认识这次危机形成和发生的特殊性
这次危机的形成和发生，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危机仍然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特别是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但是，和早期的危机(包括30年代的大危机)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第一，国际经济关系的特殊性——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经济(生产和流通)全球化的趋势早就开始了，但只是在上个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才真正建立在金融全球化的基础上。这时候，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而且，危机一旦发生，几乎所有国家都不能置之度外。第二，货币体系的特殊性——取消黄金的货币地位。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美元取得了等同于黄金的特殊地位，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后来，在美元危机(由于美元的国际信用不断下降，各国纷纷抛售美元储备和抢购黄金)的频繁冲击下，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黄金非货币化”的建议。从此，纸币完全代替了真正的货币，为滥发纸币(特别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大开方便之门，为持续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条件。黄金货币的取消，不仅掩盖了当前的危机，也孕育了未来更大的危机。第三，资本本身的特殊性——资本本身的扭曲和变异。借贷资本的出现和信用制度的形成，出现了作为资本所有权证书的虚拟资本。但是，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欧国家为了保持虚假的繁荣和满足资本贪婪的欲望，放纵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泛滥，资本本身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扭曲和变异，为直接“以钱生钱”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政府还用保护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的方式防止金融危机的扩大和蔓延，从而更加深化了金融危机。第四，政府干预的特殊性——政府以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危机。早期的危机都是自然地发生和缓解的，从而形成有规律的经济周期，危机也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起死回生的机会。但是，自“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持续地用扩大货币供给和政府投资的方式“创造”需求，以应对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内在基本矛盾照样存在的情况下，单纯着眼于缓解当前危机的做法不过是饮鸩止渴，所有“创造”需求的方式，都必然地带来通货膨胀、保护落后、产能过剩的负面后果，因此，危机本身反而更加深化了，资本主义经济愈益病入膏肓了。第五，应对社会矛盾方式的特殊性——以政府负债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问题。政府不仅承担了干预经济的职能，而且承担了救世主的职能。贫困、两极分化、不公平和失业等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在外部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内选民的双重压力下，西欧国家率先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但是，在社会基本分配关系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政府力图以负债的方式缓解这些矛盾，最终到了不堪重负和国家破产的地步。把上述种种特殊性集中起来主要是，资本扭曲变异和政府超能力执行职能。
2经济危机的一般和基础性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从而经济停滞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前提下，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了资本的形式，生产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关系发生了颠倒——物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物，整个社会生产由盲目的自然规律——价值规律——调节;二是生产的直接目的是剩余价值。[13]995 - 998资本总有一定的物质载体，而且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其本性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使自身不断增殖。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包含着资本和雇佣劳动、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工人的消费和资本积累的对立。由于这种对立，一方面，必然产生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失业、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必然造成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包含着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和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为手段的矛盾，工人阶级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必然使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地陷入危机之中。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和劳动两种对抗因素发生冲突的周期性表现。[13]277经济危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即资本增殖和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矛盾。[13]278或者说，根源于生产力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的矛盾。[13]272 - 273“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3]548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和特点是：“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14]62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同样决定了，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15]91“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16]207一百多年来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具体形态的变化，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经济危机在生产领域的基本表现依然如故。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政府(主权)债务危机，都是经济危机进一步传导的表现。如果说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在金融领域的表现，那么，政府债务危机不过是经济危机在政府财政上的表现。因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没有过时。由于受到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干扰，在比较短的时期内，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但周期性循环的规律本身是不可能人为地取消的。
3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获得剩余价值的方式发展演变的结果
直接地说，这次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的质变和政府监管缺失造成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恶果，是诸多人为因素(华尔街的金融大鳄，政府机构的当事人，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等等)造成的。但是，所有的人为因素都是在更基础得多的经济原因的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的质变和政府监管的缺失并不是根本原因，而这里涉及到的人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和资本的代表者和保护者。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更加根本的原因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从而取得剩余价值的方式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演变，又是生产力、交换方式不断发展的结果。整个发展变化经历了一系列过程。
首先发生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向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领域直接捞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始终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新获得的剩余价值始终是新创造的交换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源泉只有一个，就是生产商品的雇佣劳动者的活劳动(在存在职能分工的生产体系(企业)中必然是“总体结合劳动”)。但是，剩余价值的获得和创造是不能等同的。个别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资本所有者获得剩余价值，完全不必成为产业资本家(实业家)。剩余价值最初由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家占有，但是，随着再生产过程各种职能的分离，资本所有权和再生产过程的分离，在资本运动的各个环节(购买，生产，出售)和资本的各种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上，都可以按照平均利润率规律获得和资本份额相当的剩余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一步一步发生重大变化，资本和劳动越来越多地从工业和农业转移到所谓“服务业”中来，相应地，个别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领域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服务业包含完全不同性质的“产业”。有些服务业照样提供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只不过商品只是一种服务活动，服务的生产过程同时就是买卖过程和消费过程;有些服务实际上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中的继续(如运输业、仓储业以及分装等等)，这种服务虽然不增加新的使用价值，但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保存现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从而起到增加价值的作用。然而，有些服务既不提供任何使用价值和商品，也不参与价值的创造，是根本不属于产业的“产业”。这些服务中涉及到的工资(劳动报酬)和利润(剩余价值)，只是对已经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扣除。其中，有的服务执行的是纯粹流通过程的职能(买卖活动)，这种职能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却是商品社会再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因此，这个过程的劳动同样是必要劳动;有些服务则是纯消极的、不利于文明进步的。例如，为挥霍浪费的消费行为和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提供帮助，政府(官僚机构或与劳动人民相对立的政府)强加于人的“服务”，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从已经创造的剩余价值中，为自己(资本家和工人)创造出一定的份额。总之，不管服务的性质如何，都可以成为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即使在既不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服务领域，甚至在不利于文明进步的服务领域，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同样可以借助雇佣劳动者之手，从社会已经创造的总剩余价值中为自己“创造”出一定的份额。这是资本开始出现腐朽的征兆和表现。
接下来发生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资本通过制造价值泡沫和投机诈骗以钱生钱。价值泡沫是不包含真实价值的虚假价值表现。本来，价值不过是抽象一般劳动的特殊社会形式，价格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超出这个范围的价值表现，都是虚假的。因此，一旦价值表现脱离和超过了价值(劳动量)本身，就必然大打折扣。至于投机诈骗，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贱买贵卖，不是通过商品流通取得“让度利润”了，而是利用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虚拟资本运动的形式骗取金钱。本性贪婪的资本的监护人(人格化的资本)，不仅不满足于经营实业，也不满足于经营一般“服务业”(例如纯粹的商业服务)，从而从已经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分得一杯羹，而是通过制造价值泡沫和投机诈骗，从中牟取暴利，直接以钱生钱。
价值泡沫的形成主要有两个要素：一是货币的超量供给;二是大规模炒买炒卖。价值泡沫是政府、金融机构、资本所有者制造出来的，主要的形式有：(1)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2)以虚拟资本(所有权证书，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做抵押取代贷款，制造新的虚拟资本，导致信用膨胀和流动性过剩;(3)炒买炒卖，通过囤积和垄断商品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达到哄抬商品(包括住房，股票等等)价格的目的;(4)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制造金融衍生产品，掩盖和转嫁金融风险，制造虚假的所有权证书。如果说制造价值泡沫为以钱生钱提供了基础条件，那么，投机诈骗就是以钱生钱的主要手段了。再生产过程以外以钱生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一是在商品流通领域投机。资本所有者不是从事商品流通，而是借助商品流通投机钻营。房地产和大宗可储存商品等等都可以成为囤积居奇、炒买炒卖的对象。其二是利用社会资本放高利贷。在生产过剩、银根吃紧的时期，货币资本成为最紧缺的资源，于是，高利贷生意就乘机大发横财了。但贷款大量的不是来自自由资本，而是吸收聚集社会居民的资金。其三是在特殊的商品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贵金属市场等等——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反复地拉高价格和抛售。其四是以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制造虚拟资本和发售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如此等等。在这些不同形式的以钱生钱的投机活动中，都少不了两个主要当事者：资本所有者和金融机构。这里所说的资本所有者，是那些集中了大量财富和资本、而并不进入再生产过程的纯粹投机者。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本所有者既不投资于工农业生产，也不投资于广义的实业，而是以金融机构为核心，在各种形式的流通领域(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资本流通，虚拟资本流通)做投机生意，直接以钱生钱。金融机构要么是整个投机活动的主角(策划者和主宰者)，要么是主要的合伙者或同谋者。现在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重点不是充当金融的中介人，为企业融资提供服务，而是在流通领域做投机生意。如果说资本的总公式是G - W - G ˊ的话，那么，在借贷资本的场合，已经简化成G - G ˊ的关系了。现在，在金融机构和资本所有者那里，G - G ˊ关系已经变得更加赤裸裸的了，就像变戏法一样了。但是，价值泡沫毕竟是虚假的价值，虚拟资本毕竟不是现实资本，一旦价值泡沫破裂，所有权证书不能兑现，金融危机就要发生了。
资本的上述变化，并不纯粹是人为的，归根到底是一定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产物。第一，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和价值形式的发展，一切使用价值趋向商品化、价值化，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交往关系都变成交易关系或买卖关系。既然货币(金钱)是财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形式，那么，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也就自然变成对货币的追求，货币便被社会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随着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和全球化，资本的货币形式(货币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资本形式，货币资本的运动成为社会经济体的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信用制度和金融业不仅空前发展，而且越来越独立于实业和凌驾于实业之上，金融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支配者、主宰者。第三，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作为资本所有权证书的虚拟资本的运动和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这时候，虚拟资本不再是由现实资本决定并服务于现实资本，而是人为创造虚拟资本和价值泡沫。作为融资场所的证券市场，越来越成为资本所有者赌博和直接捞钱的场所。第四，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而持续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进一步确立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和救世主地位。第五，信用的进一步扩张，要求突破和改变传统的货币和资本形态。首先是以作为单纯价值符号的纸币取代了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金属货币，从而取消了真正的货币，这就为银行创造货币(购买力)提供了可能，也为政府滥发纸币大开方便之门;其次是虚拟资本不仅和现实资本完全分离，而且获得了空前的独立发展，这就使资本发生进一步的变异，从而为资本直接“以钱生钱”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由上可见，金融资本的变异是必然要发生的。变异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全球化，而变异的驱动力完全来自资本的本性。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追究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责任人，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金融危机的直接责任人(首先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不过是变异了的资本的人格化，而政府的不合理行为不过是满足了资本的这种贪婪的欲望和要求。
4欧盟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的必然结果
直接地说，以希腊为典型的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主要与如下三个因素有关：政府财政赤字过大，债务负担过重;政府债务和金融机构相关联;欧盟国家采取统一的货币形式。但债务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如前所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导致雇佣劳动阶级的贫困(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导致商品市场的盈溢和生产能力的全面过剩。这二者都会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对民选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欧盟国家的政府自然不会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是力图通过政府的职能和政策缓解、推迟和掩盖经济危机。一方面，以宏观经济调控者的身份，通过实施凯恩斯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创造虚假的社会需求(如果有可能，还会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通过发动战争扩大需求)，甚至还要出资挽救一部分陷入困境的企业，或者国有化。另一方面，以“社会正式代表”的身份，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政策，安抚工人阶级和弱势群体，以缓解阶级矛盾。其典型形式是所谓“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实质是政府力图利用再分配手段(转移支付)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问题，这是注定要失败的。上述这两个方面，都会大幅度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而财源却不能相应扩大(赋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限制)，就只有靠举债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了，并且必然是不断地以新债还旧债，这在有些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结果必然是政府债台高筑直至不堪重负。如果政府不能偿还到期的债务，从而政府已经失去信用，债务危机就首先在有关国家发生了。如果这些国家通过金融机构发行了大量国债，债务危机就会殃及相关的金融机构乃至有关国家。目前，由于欧盟采用同一的货币，各国的金融机构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体系，个别国家的债务危机就会成为整个欧盟的危机。在经济层面上，必然加剧已经存在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由此可见，尽管欧债危机有一些具体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但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欧债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延伸和深化。
5危机的根源不应当仅仅从美欧国家并孤立地去寻找
自这次危机发生以来，人们大都分别地谈论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源自希腊等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好像这二者都不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好像这二者之间没有关系，好像危机的形成和其他国家(首先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没有关系，好像其他国家只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两个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一，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盟的债务危机不是孤立的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表现。事实上，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造成的结果，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资本自身和政府为了摆脱困境和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必然导致的结果。资本力图以金融资本扩张的形式创造需求、掩盖危机和投机取利;政府则力图以增加财政支出的形式创造需求和弱化危机造成的后果。其实，没有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就不会发生。第二，在直接的形式上，欧美以外其他国家似乎和两个危机的形成没有关系，但它们只要同样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都参与到“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之中来，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形成就都与它们有关。在所有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同样的，但在发展程度、资本化程度、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不同的国家，有不尽相同的表现。
在老牌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了高峰，到了转折点，开始走下坡路。它们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仍然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它们的高科技产品不仅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表现为更大的国际价值。但是，一般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由于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而失去竞争力，并逐步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一方面，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失业率不断攀升。美国把希望寄托于一箭双雕的房地产业——既可以解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又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经济总量)和降低失业率。但它依靠的是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是消费信贷制造的无力偿还的虚假购买力。结果，内在的经济危机必然地转化为外部的次贷危机。现在，欧美国家一方面不能不继续维持已经大大提高了的(包含泡沫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又在高失业率面前无计可施。于是，就只好靠借债过日子了，内在的经济危机必然以债务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可见，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盟的债务危机，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资本和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必然带来的结果。
在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青壮年时代，而且，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或者更多地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或者国家是社会经济的主导者，有的则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例如中国)。它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剩余价值率却显著地高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更快。它们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首先在一般制造业领域取得了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但是，除了个别经济以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它们的基本形式，这就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第一，它们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贫富差距往往比发达国家还要大;第二，它们有很高的资本积累率和投资率，而消费率显著偏低;第三，在国内消费需求受到压抑的情况下，它们更多地依赖于国外市场，首先是欧美国家的市场。因此，即使在不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也会经常存在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问题。但是，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化和市场化程度低;另一方面，政府往往会通过实施更大力度的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为过剩的产能和产品开辟道路和创造市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潜在的危机(经济危机以及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不会显著地表现出来。但是，一旦出现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单靠这种扩张性政策就无能为力了，更何况，反复使用这种政策不仅得不偿失，而且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新兴工业化国家不能把这次危机看成是欧美国家的事情，而是应当看成全球化体系中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事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警告过当时洋洋得意的德国人：《资本论》中的经济事实虽然主要来自英国，但德国绝不应当“伪善地耸耸肩膀”，相反，“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这是因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7]8马克思的警告同样适用于今天表面上“处于危机之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在所有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会发生经济危机，它们是危机的共同制造者，而又互相影响，只是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不同。
三、关于应对当前危机的思路和对策
(一)外国学者从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提出了应对危机的思路和对策
此次危机已经持续3年多，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西方国家。美国经济的复苏仍然困难重重，西欧在债务危机中依然难以自拔。人们希望的所谓“后危机时代”迟迟没有到来。如何应对和克服危机，人们有不同的认识和思路。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认为，欧洲必须承认像发展中国家一样穷。他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许多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失败了。欧洲必须承认自己已经失败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将失败。穷人必须活得像穷人样。他们必须放弃奖金、股权、福利、高收入和少工作之类的待遇。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赌博也必须停止。他们必须回去工作，拿更低的工资去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他们必须卖掉自己的大部分资产。印钞票和填写支票毫无帮助。[4]马哈蒂尔还认为，西方有必要重归资本主义根本，欧洲必须向东方寻求危机的解决办法。他说，几个世纪的霸权让他们相信，他们的价值观要被接受为普世价值观;亚洲的价值观却被视为无关紧要。因此他建议，应该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贫穷国家应该得到充分代表。新的货币体系应该考虑设立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交易货币，而其他货币应根据这一货币确定汇率。银行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管。世界不可能恢复原状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时代实际上一去不复返了，欧洲必须向东方寻求危机的解决办法。[18]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认为，走出目前的困境只需要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他说，对市场资本主义的幻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取决于如何对下述两个关键问题作出回答：今天的问题，到底是目前这种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呢，还是有更加直接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停滞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凯恩斯所说的“磁电机”出现了问题。因此，解决的办法是采取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不是对资本主义本身进行大规模结构性调整。他断言，如果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当前的许多担忧就将烟消云散。萨默斯还认为，一个越来越富有的社会需要减少一些社会保障。这种见解和韦勒的见解(见后文)几乎相反。他说，资本主义是非常成功的，历史上，只要是采取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就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资本主义的成功不能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最需要改革的并非当代经济中资本主义特色最强的部分，而是资本主义特色最弱的部分，即那些与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相关的领域。[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克服危机需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重大转变。他说，欧洲在危机面前软弱无力和束手无策，几乎没有任何新的思路。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原有的方式早就被证明无效。西方市场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复苏。要克服这次危机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重大转变。[2]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 - 乌尔里希·韦勒认为，危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银行信贷和投资银行分离。他赞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意见，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将银行信贷业务与投行的投机行为分离。如果某个投行破产了，就让它破产，国家不需要因担心发生连锁反应而不得不拿出上千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但他注意到，这种做法在美国遇到很大阻力。韦勒还认为，应当寻找务实的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模式，在确保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同时，国家承担社会责任，为每个人提供社会保障;但在美国，4200万人没有保险。在实行社会国家政策的欧洲国家中，没有工资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认为，更聪明的方式是，寻找务实的道路，即相对的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国家、社会保障相结合。他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是弹性灵活、具有存活能力的，能够从危机中走出来。[6]韦勒和萨默斯观点的不同，明显体现了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区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资本的错误只有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他说，“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那么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政治危机。同时，也可能出现强人政治来应对危机和解决问题。无论什么制度，经过一定时间发展必然要出现转型。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现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一个是民主的转型，一个是经济的转型。不过，即使是转型或者改革，没有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是无法办到的。[7]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应对挑战需要新的方式和新的模式。他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我们正处在一场大变革当中。今天的挑战只能靠国际社会来共同解决，而处置这些挑战需要新的方式，因为将我们带入危机的旧制度早已过时。为更好地应对突飞猛进的变革，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模式。我们需要领袖人物以新的领导方式来应对变革。[19]
概括地说，学者们提出的应对危机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种：(1)回归资本主义根本论。认为应当重归资本主义根本，向东方学习。(2)双重转型论。认为应当针对两大结构性矛盾，实现双重转型。(3)创新资本主义模式论。认为应当以新的方式和新的模式取代过时的旧制度。(4)政治思想转变论。认为需要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转变。(5)更新宏观经济政策论。认为应当制定新的宏观经济政策。(6)金融职能分离论。认为应当实行银行信贷和投资银行的分离。克服危机的思路和对危机本身的性质及其根源的认识密切相关。大多数专家的意见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战略性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启发性，有的有重要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是什么，回归根本就能够避免危机吗?如果回归根本就能够避免危机，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会发生危机。所谓“双重转型”有一个转型的性质和界限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转型，还是转向另一种社会形式?“资本主义模式”是有可能创新的，但如何创新，创新后的模式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政治思想的转变”的确很重要，但这种转变毕竟不能脱离经济基础。其他的观点对于应对这次危机可能都有意义，但都停留在表面上。问题的关键是，国际社会应当和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在既定的经济前提下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二)应对危机的思路和对策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关系为基础
“应对危机”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不同认识和判断的模糊概念。具体的思路固然重要，但思路必须同现阶段的经济关系相适应。各国政府只应当做那些现阶段应当做和可以做的事情。
1应对危机只能提出切合现阶段经济关系的要求和目标
应对危机首先有一个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和目标的问题。有两种极端的认识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有害的。一种是保守的一端，应对危机的目标只是为资本(同时也为主要是为资本服务的政府)解困，或者说挽救资本;另一种是激进的一端，即在现阶段就力图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一劳永逸地避免危机。
单纯以挽救资本为目标的政府救市不过是饮鸩止渴。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债务危机，各国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对外主要是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转嫁危机;对内主要是采取“救市”措施。“救市”的重点和核心是救资本。一是政府直接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和产业公司注资，直至实行国有化;二是放松银根，增加纸币供给和银行贷款(包括消费信贷)，增加货币的流动性;三是增加政府对公共事业和公共工程方面的投资，为过剩的商品提供市场。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缓解眼前的困境，但对解决产能过剩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必定带来以下问题：一是进一步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二是导致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和增大金融风险;三是由于扩充产能而制造新的危机;四是由于为拉动经济增长而投资造成资源浪费;五是不利于淘汰和提升落后的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必须充分认识到，危机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缺乏劳动者消费需求的购买力。因此，所有通过增加货币供给而扩大的需求，都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比例，而是一方面制造新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制造价值泡沫。这样一来，经济危机(从而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就会恶性循环。总之，在危机面前，一个对社会负责的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但任何违背经济规律而旨在缓解和推迟经济危机爆发的办法，不过是饮鸩止渴，从而把一个个较小的、间隔时间较短的危机累积为百年一遇的特大危机。
现阶段还不具备建立起一劳永逸地消除危机的经济制度的条件。提出应对和克服已经发生的经济危机，并不意味着现在就有可能避免危机。因此，那种现在就力图避免或者消除经济危机的要求和思路，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能单纯看这次危机严重的程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看现在是否能够出现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制度。一批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一部分回归资本主义道路，另一部分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形式)充分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走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典范)，但不可能以劳动者联合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践同样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潜力还远未全部发挥出来，至少在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由这种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现在还谈不上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新制度、新方式、新模式。我们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谈论“新制度、新方式、新模式”。
国家主导的亚洲发展模式不可能避免危机。前面关于危机根源的分析已经指出，当前的危机是纳入全球化体系的所有国家共同造成的，并且都毫无例外地处在危机之中，可谓“人人有份”。总结世界各国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经验可以发现，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确有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模式可以避免危机，并因此而提出向它们学习，是极大的误解，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第一，不要以为亚洲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就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中南美洲和亚洲在上个世纪都已经发生过金融危机了。第二，不要以为政府主导和管制的发展模式就可以避免危机。政府的主导和管制有两重性：一是有可能防止资本的变异，弱化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二是有可能助纣为虐，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前一重性质来说，有可能避免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后一重性质来说，政府至多可以掩盖矛盾和危机。如果政府主导和管制的结果不仅不能解决产能过剩和过度依赖外国市场的问题，危机反而比西方国家更严重;如果在政府主导和管制下实施更具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从而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那么危机至少已经在形成过程中了。应当明确，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爆发，主要不是因为它们是政府主导和管制的模式，而是因为它们现在大都还处在资本主义较低的发展阶段上。一方面，资本还不可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发生变异，另一方面，高报酬、高福利、高消费的状况还不可能发生。
2避免严重的金融危机须摈弃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制度
我们确认目前不可能以新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资本可以按其本性为所欲为，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接受“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这次危机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要避免严重的金融危机须摈弃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制度。
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放任资本的恶性扭曲和变异。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凯恩斯主义失败后对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回归，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市场万能、私有万能、政府失败、政策无效，因而主张最大限度地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这些认识和概括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更深刻地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要害。新自由主义是庸俗经济学的最新版本。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要害在于，要求社会放任资本职能和获得剩余价值方式的极度扭曲和恶性变异(畸变)。前面已经指出，资本的扭曲和变异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新自由主义起到了理论诱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资本扭曲和变异的主要表现是：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完全脱离并取代了货币(黄金)本身，从而使纸币的发行成为任意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政府的货币当局可以创造“货币”;个别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纸币成了作为“硬通货”的国际货币和储备货币，从而成为统治世界的力量;资本越来越脱离再生产过程而滞留在市场(包括虚拟的市场)，专门进行投机、赌博和诈骗;作为资本所有权证书的虚拟资本，不是作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并服务于现实资本，而是越来越脱离现实资本，并凌驾于现实资本之上，成为投机和制造泡沫的工具;金融界的精英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通过制造光怪陆离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杠杆化，不断制造、掩盖、转嫁金融风险;从此，越来越多的资本不是通过执行自己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获得平均利润，而是通过为所欲为地制造价值泡沫和投机诈骗而获取暴利。
新自由主义几乎把资本推上了自我毁灭的绝路。这次危机证明，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资本的扭曲和变异，不仅酿成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而且已经危及到资本本身的健康发展。如果说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那么，资本绝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关系。第一，资本本身必须有价值(社会一般劳动)，必须以商品和货币作为它的物质承担者;第二，资本必须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一定的职能，剥削能够创造价值的雇佣劳动者。如果资本既脱离物质载体，又不剥削雇佣劳动，资本就不再是资本，或者说资本本身就不存在了。新自由主义正是把资本变成了虚无的东西，几乎把资本推上了自我毁灭的绝路。新自由主义对于资本的关系，就像癌症和毒品对于人的关系一样。因此，批判和摈弃新自由主义，不仅是应对危机的要求，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和新自由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批判和摈弃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现在就要摈弃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并不是要根本否定同资本的职能相适应的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积极作用，而是把扭曲、变异、畸变的资本再矫正过来，割除长在资本上的毒瘤，使资本在社会的强制下 “戒毒”。
新自由主义在潜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从金融资本反映出来的问题(这一次危机是金融资本存在问题的集中表现)，是资本扭曲和变异的表现。资本是一种历史性的生产关系，它的产生、发展、消逝都不过是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资本的扭曲和变异固然与资本贪婪的本性有关，但并不是“资本的错误”，而是资本的政治代表和理论代表的错误。作为资本政治代表的国家及其政府，以及作为资本理论代表的理论家(首先是经济学家)，对资本的本性及其历史性质的认识，对危机根源和应对危机思路的认识，都可以犯错误，事实上已经不断地犯错误。起初，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听任危机自然发生又自然复苏。后来，虽然有人认识到有可能发生危机，但又认为危机根源于受心理预期影响的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需求的重任。再后来，政府“创造”需求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于是新自由主义就作为前者对立面粉墨登场了，在他们看来，危机是资本被限制、资本主义制度被弱化的结果。自从资本的两方面代表充分发挥能动性以来，他们犯的最大的错误有两个：一个是连续地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用导致新的产能过剩的方法缓解眼前的产能过剩，使经济运行恶性循环，从而埋下了发生严重危机的祸根;二是放任资本的贪婪本性恶性发展，致使资本严重扭曲和变异——资本越来越脱离再生产职能，越来越通过制造泡沫和投机诈骗取得剩余价值。变异的金融资本就像癌细胞一样到处扩散，以至于成为破坏生产力的因素。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的代表连续犯的两个错误造成的。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曾经以政府创造的需求暂时缓解了危机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也曾经以扭曲变异的资本创造的虚假繁荣暂时掩盖了危机。正因为如此，这次危机是前所未有的。没有第二个错误，危机也会爆发，但只是第二个错误，才使危机直接以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导致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但是，由资本的政治代表和理论代表的错误导致的严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因而是可以消除和避免的。
摈弃新自由主义必须抓住问题的关键。摈弃新自由主义需要集思广益，并从各方面入手。学者们开出的药方，如果给以适当的解读，还是有用的。所谓“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就是摈弃新自由主义，但不是让政府取代资本本身的作用，不是重新恢复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所谓“重归资本主义根本”，就是让资本回归到自己的职能上来，而不是走邪门歪道。所谓“双重转型”，无非是把变异的金融资本再转变过来，放弃以政府负债的方式解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但必须抓住问题的关键：第一，资本不能脱离商品和货币。资本是价值物，商品和货币是资本的基础和前提。资本脱离商品和货币，就像人的灵魂脱离肉体一样，变成一缕轻烟。因此，资本必须以货币和商品的形式表现自己，价值符号只应当作为真实货币的表现，而不能代替货币。虚拟资本必须限制在为现实资本服务的范围内。有鉴于此，必须在实际上重新确立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到目前为止只能是黄金)作为真实货币的地位;不能容许虚拟资本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不能放任投机资本的恶性发展。第二，资本必须回归社会再生产过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资本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资本必须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自己的职能，必须通过支配雇佣劳动创造价值和取得剩余价值。个别资本有可能靠赌博、投机和诈骗取得剩余价值，但就总资本而言，这就如同变戏法一样。第三，资本不能无限制地任意进入一切领域。资本进入的领域，应当是充分竞争的领域。在个别资本特别是超大个别资本有可能垄断的领域，必须加以限制。或者限制其进入，由国家代表社会直接经营;或者限制其利润率，使它们不能不冒任何风险地获得高额利润。对于已经获得的高额利润，必须通过税收形式收归国家。至于在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领域，对资本的限制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3避免政府债务危机必须正确规定政府的职能
政府的债务危机源于政府持续的财政赤字，而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则不得不向国内外借债，当到期债务不能偿还的时候，债务危机就发生了。政府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财政收入不足以支付政府执行社会赋予它的必要职能;二是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超出了社会容许的最大限度的财政收入。在前者那里，政府的职能定位是合理的，但财政收入没有给予保障;在后者那里，财政收入是合理的，但政府的职能定位过宽。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和财政收入的合理界限，都是在既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中反复实践的结果。一般地说，所谓“合理”就在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阶级和谐、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在西方国家，就财政收入来说，现在仍有增加的余地，该收的赋税没有全部收上来，但是受到大资产阶级、高收入阶层的强烈抵制(通过议会)。在竞争性的制造业领域，资本利润率比较适当;但在某些领域(例如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资本利润率明显偏高。所得税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形式，但仍有缺陷，没有起到抽肥补瘦、遏制贫富悬殊的作用。就政府职能来说，有些方面已经明显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一是用于颠覆他国的侵略性军事开支过多(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二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矛盾的“福利国家”制度造成过度支出(西欧一些国家是这方面的典型);三是为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救市”)而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了避免政府的债务危机再度发生，首先必须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必须免除用于维护霸权的军费开支;必须放弃“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必须放弃饮鸩止渴和徒劳无益的政府救市。其次必须保持一定经济周期内的财政收支平衡，赤字财政在实践上是有害无益的，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
应当指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例如教育，医疗，住房)，建立起码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范围内也是可行的。这既是实现公平竞争和抑制贫富差距过大的必要前提，也是资本本身生存(它的生存一方面依赖于能力和素质不断提高的雇佣劳动者;一方面依赖于雇佣劳动者起码的购买力)的要求。因此，社会不能放任公共产品领域的资本化。强化公共产品领域的资本主义关系，不仅不会避免危机，而且只会适得其反。但是，社会不可能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再分配手段，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必然带来的所有问题——主要是失业和两极分化等问题，而只是将其限制在资本和劳动都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实践证明，一个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府，不应当也不可能解决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问题。政府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解决应当和能够解决的问题。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的政府职能，必定同仍然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矛盾。
4危机有可能降低的程度取决于劳动者收入和消费的比重
如前所说，经济危机的基础性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劳动者报酬在新价值中的比例偏低，他们的消费能力无力吸收强大的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不仅就个别国家说是如此，就国际社会说也是如此。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时，它内在的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但是，由于资本的过分贪婪和变异造成的劳动者报酬和消费能力过分低下的状况，社会应当而且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的改变，既不是靠政府的“施舍”，也不是靠滥发纸币，而是通过抑制资本的贪婪和变异，调整资本利润和劳动者报酬之间的比例关系。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阻止和扭转资本的恶性扭曲和变异，必须限制资本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流通领域投机，必须限制资本在虚拟资本领域的投机和诈骗，必须取消单纯通过投机和诈骗获得的暴利，必须尽力保护雇佣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劳动者报酬，就业，社会保障)。在这方面，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应当做得更好。
四、当前危机的前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
(一)外国学者对危机前景和资本主义制度命运的认识见仁见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戈夫认为，金融危机并不标志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将以其他形式取代英美模式。他说，所有现行的资本主义形式归根到底都是过渡性质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众多缺陷(五大缺陷)——无法给公共产品有效定价;在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异乎寻常的贫富分化;医疗保健的提供和分配不符合确保经济效率的价格机制的要求;大幅低估了后代人的福利需求;金融世界的技术创新增加了风险——也会日益彰显出来。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终结已初露端倪。至少在现在，只有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才可能真正取代当今居主导地位的英美模式。尽管资本主义灭亡的话题可能十分时髦，但其可能性似乎很渺茫。[20]
乌拉圭国际问题专家劳尔·西韦奇认为，资本主义将被“反体系”力量所摧毁，但不会一蹴而就。他说，当前的危机让世界不同的地区支离破碎，使世界体系越来越接近于脱节。世界正在向后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在制定全球战略的进程中有两个因素在产生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既不会落空，也不会彻底崩溃，而是会被“反体系”力量所摧毁，这种力量既包括底层的社会运动，也包括存在等级差别的政党和抱有反资本主义意愿的政府。另一方面，向一种新社会的转型不会一蹴而就，不会在几十年内就发生。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过渡都需要数百年时间，其间人们不能不忍受巨大的痛苦。[21]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认为，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同时也是亚洲通向繁荣的危险道路。他感到，“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他援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梅格纳德·德赛的话说：资本主义并没有陷入危机，陷入危机的只是步入老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冲劲十足、勇于创新、只追求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已经向东方转移。但是，他认为，亚洲国家那种妄自尊大的成就感只能到此为止;西方的资本主义危机对于东方来说也是一件深感不安的事情。他认为至少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因：第一，许多国家在筹划一条通向未来繁荣的道路时，决定推行越来越“资本主义的”政策——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以及货币走向的控制，从而面向市场力量开放其经济。但是那条通往繁荣的道路现在看上去再危险不过了，容易受到繁荣和衰退的交替循环以及金融灾难的影响。第二，尽管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言论曾经风靡一时，但是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能够提出一个前后连贯的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第三，亚洲人不应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感感到欢欣雀跃，因为他们的经济都在同一条世界大船上。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给亚洲经济体怎样才能管理好经济提出了很多问题。总的主旨是：国家应该发挥多大的主动作用?资本主义危机留下的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亚洲社会的不平等到底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提出一个更好的模式。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制度，希望提高人民收入的亚洲政府将不得不重新依靠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他们来说，它还是那个可能最糟糕的经济制度——但却是所有制度中最好的。[22]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项目的负责人凯利·布朗博士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主要问题是不公平，在欧洲和美国这都是现实，甚至在印度和中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然而，目前缺乏如何解决这种不平等的思路，消除这种不公平感的政策缺位，政府在调节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他说，从1978年以来，中国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虽然说就此归纳出一种特殊的“中国模式”来或许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在中国的发展中，在经济政策方面肯定存在大量成功的经验和思路，这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而“华盛顿共识”则已经被抛弃。[2]
埃及前外长助理、阿拉伯投资者联盟主席贾迈勒·卜尤米认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变所有制，让资金不再掌握在少数金融巨头手中。这需要制定相应政策，改革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市场监管。[8]
墨西哥前驻华大使塞尔希奥·雷·洛佩斯认为，这场危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坟墓。如果能够纠正错误，经济恢复是可能的。经过调整，更加完善的、有管理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有生命力的。我不认为目前这场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坟墓。[9]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要求在于建立一个免受金钱腐蚀的、干净的民主制度。他说，我同意“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结果的说法。我认为抗议者所表达的核心信息是：当收入和财富如此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时，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民主，因为那些极少数富人有足够的金钱主宰民主。我不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未来发展方向，但是我预期这个运动的要求将集中于建立一个免受金钱腐蚀的、干净的民主制度。[11]
国际工会联盟秘书长沙兰·伯罗认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他说，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不再适合21世纪。资本主义没能带来安全的饭碗，也没能平均分配财富。[23]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他说，政治家不称职，我们大家也一样，因为我们作为社会允许金融体系恣意妄为。我们没有及时制定规则来避免制度腐败变质。人们绝对可以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19]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奥特马尔·伊辛认为，政府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已经动摇了市场经济的基石。他说，虽然“现实的社会主义”在每一块试验田都以灾难收场，但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承诺实现平等的思想永远不会消失。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的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也动摇了人们对整个市场经济的信心。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生存买单。因此，这动摇了市场经济的基石。巩固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基石的挑战依然存在。历史永远不会终结。[24]
学者们提出的关于危机前景和资本主义制度命运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1)制度过渡论。认为经过这次危机，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崩溃，而是将逐渐被反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力量所摧毁，但不会一蹴而就，不会现在就彻底崩溃，而是缓慢地向“后资本主义时代”过渡。(2)体制过时论。认为老年的资本主义、20世纪的资本主义、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以新的形式取代过时的形式。因此，这次危机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过时形式的危机。(3)模式转变论。认为“华盛顿共识”已经被抛弃，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4)体制调整论。这场危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坟墓，但会进行调整。经过调整，更加完善的、有管理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有生命力的。(5)机制变革论。认为须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不同方面的变革：从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出发，必须提出现在仍然没有的新的思路;从解决资金掌握在少数金融巨头手中的问题出发，必须改变所有制;从解决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问题出发，必须建立一个免受金钱腐蚀的民主制度;从解决政府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的不当干预的问题出发，必须改变政府不当的行为和做法。这些观点虽有很大差异，但都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其中，“过渡论”无疑包含了一种正确的思想，因为新的生产方式总是在旧的生产方式内部逐渐孕育和成长起来的。但问题是，现在是否已经开始了“向后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进程，其标志是什么?“过时论”总体上也是正确的，西方国家老旧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确已经过时，但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是什么，二者质的区别是什么?新的形式能不能避免危机?“转变论”乍一看具有革命的性质，实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在亚洲或东方国家显示了当年在西方国家曾经显示的生命力，但是，这是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别，还是不同模式的差别?类似中国的模式能够成为西方国家的替代模式吗?“调整论”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本身有什么问题，而只是认为不够完善。这是不切实际的，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不可能纠正资本扭曲和变异的问题。“变革论”中的各种建议也是积极的，甚至是现在就可以着手做的，但基本上没有涉及深层次的问题，因此，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有待实践证明。
(二)当前的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终结的征兆
如何认识当前危机的前景和资本主义的命运，是一个实践性和理论性都很强的问题，不能作出简单草率的结论。这里只是提出以下原则性的看法。
1世界经济不可能永久处于持续衰退的状态
早在2009年，即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第二年，我国就有学者谈论“后危机时代”。当时在他们看来，这次危机已经大势已去。实践证明，这是误判。就是现在，谈论“后危机时代”还为时尚早。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次危机的特殊性和严重程度，必须充分认识美欧和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方式。可以肯定，这次积累了很久的严重危机不会很快结束，经济低迷状态还会继续，债务危机不会轻而易举地解决，欧美国家的高失业率将成为常态，劳动和资本、居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导致的社会动荡不可避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世界经济永久地处于持续衰退的状态，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将从此走向坟墓。可以预料，只要是把人为扭曲和变异的资本再扭转过来，只要是容许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只要是在危机中能够淘汰落后的产能、技术、生产方式、生产要素等等，深受危机困扰的国家就会起死回生，世界经济就会走出衰退的状态。
2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陷入困境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贸易、生产、金融)的全球化具有双重性，是一把双刃剑。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并超前发展起来的西欧和美国，通过占领殖民地，通过输出商品和资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资本所能到达的每一个角落，从而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随着现代金融资本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迅速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的商品生产还没有普遍化、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是，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不仅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而且，放弃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或者回归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上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也快速发展。它们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二是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当它们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真正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员。它们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国内的自然资源，很快在一般制造业中取得了相对优势。它们也像当年的欧美国家一样，把商品输出到世界各地，而数量最大的是发达国家。这时候，发达国家的一般制造业不得不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是“四小龙”，后来是“四小虎”，再后来就是“金砖四国”)。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就业。这个进程并没有到此为止。很快，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高技术产品也获得了发展，并同样输出到世界各地。这时候，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被挤压在更加高端的高科技领域。但是，一方面，这个产业层次过分狭窄，不能解决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实行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政策，出口市场的扩大受到了限制。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方兴未艾的时候，发达国家却陷入困境。在发达国家，受到打击的不仅是蓝领工人，而且还包括白领工人和职业经理。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都受到了全球化的威胁，发达国家本身也感到走投无路。现在，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工人开始反对全球化了。当年全球化的鼓吹者现在却成了反全球化的力量。或者说，它们只希望有利于它们的片面的、单向的全球化。它们除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倾销，提高进口产品的技术标准，要求出口国的货币升值)，别无他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改变不了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兴旺发达是从欧美国家开始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衰败也必将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发达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货币财富和技术知识，以及相应的军事能力，足以使它们支撑相当长的时间。
3资本主义还远未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
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的确足够严重，令全世界都为之惊恐。它既暴露了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资本扭曲和变异的问题，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问题。但是，我们还不足以认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总体上已经过时。对于老欧洲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已经到了晚期，郑永年所说的“两大矛盾”——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缠身而难以解脱。但是，社会只要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在一定限度内这两个矛盾都可以自行调节。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现阶段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那么，它就会要求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乃至政治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扭曲和变异的关系必须矫正过来。金融(借贷资本和信用制度)本来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如果金融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并为所欲为，资本增殖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利润就会成为虚幻的假象(泡沫)，这时候，变异的金融制度就需要变革了。民主作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同样是为经济制度服务的，如果以民主形式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成为资本的对立物，从而危及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那么，这种民主形式就需要变革了。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甚至对于美国和新欧洲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发展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还处在青壮年阶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生产方式仍然具有相当的活力。问题还在于，如果断言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那就必须有新的形式取而代之。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实践证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可能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的问题——扭曲和变异。因此，现在还不能说世界正在“向后资本主义时代过渡”，过渡的进程还没有开始。
4资本主义制度将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而变革发展模式
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并不意味着可以任凭扭曲和变异的资本主义形式继续下去。资本的扭曲和变异自然有其内在的因素，归根到底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贪婪本性，而华尔街的金融大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政府的代表人物等等，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但是，既然这种扭曲和变异的形式已经危及到资本本身的生存、发展，那就一定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得到适当的纠正。这种纠正包含双重涵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回归资本的本性(资本的历史使命就是以对立的形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又是对扭曲和变异关系的扬弃。对扭曲和变异的资本的纠正，意味着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资本本身必然会提出如下变革要求：第一，重新确立真实货币的地位。资本作为价值物，必须表现在真实的商品和货币上，而货币是商品的一般代表和抽象财富。纸币(无论是美元、欧元还是人民币)是价值符号，它本身不是价值物，因而也不可能是资本。超出了同生产和流通相适应的货币额的纸币，更不可能是资本。现在，真实的货币只能是黄金。第二，恢复金融机构融资的基本职能。为社会正常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融资是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金融机构本身不能成为投机诈骗、盗窃社会财富的毒瘤，不能以此目的制造所谓的金融衍生产品。第三，限制资本纯粹的投机活动。首先是限制巨额资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例如粮食，住房，石油等等)的垄断和在流通领域纯粹的投机;其次是限制资本所有者在虚拟资本形式上纯粹的投机活动。证券市场的存在，主要在于有利于资本的合理流动，资源的合理配置，淘汰落后的企业。但是，纯粹的投机活动所起的作用几乎相反。证券市场不能成为投机者轻而易举地盗取社会财富的场所。第四，放弃为掩盖危机和挽救陷入困境的资本而救市。对有可能陷于瘫痪的金融体系社会不能袖手旁观，在这个限度内自然可以谈论“救市”。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充分竞争，而危机则加剧这种竞争，加速优胜劣汰。社会不应当为掩盖危机和保护落后而救市。因此，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创造”需求而进行的得不偿失的投资，都应当废止。第五，政府财政收支必须实现平衡。赤字财政是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同必须执行的职能相适应;另一方面，政府执行的职能必须限制在可能的财政收入之内。
5我国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步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经济制度和经济形式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制度方面，我国已经确立了公有资产占优势、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公私并存、社资兼有、劳资两利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在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方面，我国已经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市场主体，无论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如何不同，生产方式大都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生产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经济规律，都会在我国现阶段不同程度地起作用。因此，由这些规律的作用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相对贫困、失业现象等等不可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样不可避免。而且，在我国深深地加入到全球化体系之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都无不具有世界性质。在这次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绝不是仅仅受到了“外部冲击”，而是在这种“外部冲击”下，充分暴露了我国已经孕育着的经济危机，只是表现形式和特点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罢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会被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所击垮，那么，我国就不仅必须应对当前的这一次危机，而且必须应对今后还会发生的经济危机——首先是一般的周期性危机;如果西方国家难以实现资本主义模式转变的话，那么，还必须准备应对类似当前这样严重的危机。国际社会的问题，中国也有责任，但必须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一起努力解决。我国自身的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完全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机。一方面，从经济关系上来说，我国目前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劳动者报酬和资本利润的关系)、居民和政府的关系(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的关系)，处于显著不合理的状态，产能严重过剩和社会两极分化就是这种不合理状态的两大表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和国有银行潜在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可忽视。多年以来，我们不断地以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支持和制造高速增长的奇迹，但同时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比例失调、结构扭曲、城乡差距扩大、价值泡沫(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资源环境恶化、贫富悬殊等等问题。在问题恶化到不得不改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诸多行业产能过剩、地方财政危机和金融风险很快凸现出来。特别是在外需减少、出口下降的情况下，便会是祸不单行和雪上加霜。但是，价值泡沫一旦破裂，势必威胁到资本集团和政府的利益。因此，我们又以同样(甚至更大力度的)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解决由这种政策本身带来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依赖于扩张性的政策了，而且陷入恶性循环了。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不应当有任何盲目乐观和侥幸心理。摆脱这种政策依赖和避免恶性循环的关键是，我国必须痛下决心，尽快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真正走上科学发展之路。传统发展方式的要害是以速度为中心，但以速度为中心这种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来自我国特有的经济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定位”不够合理：一是国有经济的定位不够合理。国家资本不适当地进入了盈利性、竞争性的产业，并且借助官商结合的关系处于垄断地位和被保护的地位;二是政府的职能定位不合理。政府不适当地进入了市场本身能够解决好的领域，而市场无能为力且无利可图的领域，又任其商品化、市场化和资本化。这两个不合理的定位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公有制为主体”的名义下形成的。其实，不管主观愿望多么好，就其内容和效果来说，恰恰是对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异化。我们必须深刻总结30多年来我国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转变改革思路和发展方式，走一条既合乎中国国情又遵循一般规律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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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彦英]
作者：陈文通
摘要：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如何减少这些不确定因素是经济理论界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包括八个方面：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政治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其中，只有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是不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其余七个不确定因素都是经过主观努力可以促其改变的。从根本上说，改变这七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必须依赖于基础研究方面取得更新更大的突破。中国的发展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也是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世界经济;经济增长;不确定因素;新型工业化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解决和未来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剧。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的研究必然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目前世界经济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实际上，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就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一直是困扰各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外部影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视角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在世界经济不稳定的状态下，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是世界经济最直观的不确定因素。这一因素对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当今的世界还不是一个能实现统一管理的共同体，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值中涵盖着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其中存在超过两位数的高经济增长国家或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长期徘徊在低速经济增长区间的国家或地区，更有少许出现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已是一个难题。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它们作为主导势力对稳定世界经济增长还不能做出根本的保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的情况还不会有明显变化。
(二)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
经济合作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流，但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现阶段，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主要是由政府推动，从政治层面考虑经济合作的意愿比经济层面的考虑为先为重，这就造成经济合作几乎沦为政治的筹码，有时会完全失去经济合作本身的意义，这是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不论是20国集团的合作，还是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都是很有必要的，也都能对推进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只是这些合作本身还都很不牢固，即使没有风吹草动，也很难避免合作搁浅的局面。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这样的经济合作中都会自觉地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不会全力维护这种国际经济合作契约的规定。
(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
自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看似复杂奥妙，其实不堪一击，直到2008年，爆发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不论是在这次危机前，还是在之后，国际金融体系始终处于动荡中，相关货币理论的陈旧已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在相当的盲目中，各种国际货币的运作充满不可预见的风险。各国或地区实际上还没有看到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实质性变化，依然还固守在传统的货币发行与回笼的认识窠臼中。在此前提下，国际投资与国际融资都必然充满不确定性，国与国之间的货币兑换可能留有巨大的漏洞。
(四)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
进入21世纪后，国际贸易量巨增。我国成为世界市场中最重要的贸易国家之一，极大地扩展了国际贸易的交易量。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家的兴起，也使目前的国际贸易大大超过以往。但在这样的增长中，也表现出相当的不确定性。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曾给世界市场以重创，2008年以后的复苏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活力。国际贸易在新兴国家还有一定增长，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却迟迟未能显现新的生机。尤其在欧盟，由于债务危机频频出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而早已被各国或地区一致排斥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借此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复苏，造成国际贸易中更多的不确定性。
(五)经济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结构需要根据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断进行调整，更要根据技术进步对现实生产、生活的影响不断调整。这种双重动力源的调整需要科学性与及时性，不是现实社会所具备的。不要说这种调整缺乏统一部署的可能性，就是在各国或地区内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都难以顺利进行。一方面，世界经济研究的力量严重不足，缺少精英人才的有力投入;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不稳定，一些国家的政局也不稳定，很难理性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且每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都很难有科学的把握，全球的调整也只能是跟在自发的世界市场后被动进行。因此，没有哪一方面的力量能左右或事先准确预知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态。
(六)跨国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力量。目前，虽经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全球性跨国公司的数量仍有数万家，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附属子公司已达几十万家。在20世纪末，各国或地区的跨国公司增长极快，掌握了全球海外直接投资额的绝大部分。由于跨国公司已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因素，在国际经济合作、科学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中发挥最大、最活跃的影响作用，因而跨国公司的经营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跨国公司的投资投向哪里，投向哪个产业，会直接决定哪里或哪个产业的走向。但各跨国公司的投资投向哪里，投向哪个产业，这是很不确定的，或是说，也是很不一致的，甚至事先毫无迹象表露。这就使跨国公司对各国或地区的影响具有偶然性的特征，十分不易把握。
(七)政治影响的不确定性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政治必然影响经济。因此，政治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不确定因素。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政治交往更为活跃与复杂，和平的政治也充满神秘性，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政治摩擦此起彼伏，对经济合作或国际贸易造成一定损失。
(八)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
人类最不可抗拒的是自然的力量，自然生态的变化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具有最大的影响和最大的约束力。目前，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即使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也很不全面和缺少有效对策。因此，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最突出。
二、世界经济可改变与不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
在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中，并非所有的不确定因素都是不可改变的，也并非所有的不确定因素都是可以改变的。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是要加以区分的，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可以是一种常态的存在，但对这种状态的认识今后是能够给予确定的。
世界经济的合作可以由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这取决于由各国政府推动的经济合作未来将以经济层面的考虑为先为重。可以说，世界经济合作中的政治影响因素是这种不确定性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消除或降低政治影响，才能消除或有效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真正的经济上的纽带关系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产生长期影响，会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源自经济学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凸显了现代经济学研究对金融领域的认识还很粗浅。金融市场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至今还处于自发盲目的生长状态。所以，这就要在国际范围内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只有自觉的理性提高到能全盘把握世界金融市场的程度，那么国际金融不论怎样变换，都不会再是不确定因素。
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更是可以转为确定性。消费决定市场，不是市场决定消费。只要各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消费需求是可以确定的，那么国际贸易的总量及结构就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说，消除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即使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也不能抵挡确定的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不确定性源自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在当今时代，尽管计算机已高度普及与发达，但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理论不应落后于实践。世界经济结构一方面需要根据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另一方面需要根据高科技的发展不断进行相关的调整。目前，这种调整只能跟随世界市场自发变化不自觉地进行。因为没有理论能准确预知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所以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而目前的这种状态，必然会被未来的经济理论发展所打破，因而未来可以大大降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
减少跨国公司的经营不确定性也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世界政治发展状态趋于平稳和企业经营更加理性，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企业支撑力量，跨国公司减少经营的不确定性无疑对各国或地区都是一大利好。
生态环境对世界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不同于以上可以改变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生态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最难掌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直接来自于自然，不像其他七个因素中的自然方面只是间接发生作用。目前，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十分有限，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还很支离破碎，难以起到全面掌控和有效应对的作用。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各国或地区只能尽力维护全球生态环境，而全球生态环境对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将造成的不利影响只能是不确定的。生态环境是世界经济发展中惟一不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
三、如何从根本上应对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
对不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也就是生态环境的影响，虽然人类历来都是尽量避免遭受其毁灭性的打击，但其不确定性的存在是不会改变的，甚至还有可能给人类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对于现代世界，人类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只是对那些可以改变的不确定因素，也就是对世界经济增长、国际经济合作、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经营、政治影响的不确定性可以发挥作用，达到减少或降低其影响的效果。具体讲，应对以上每一个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都需要各国或地区政府达成基本一致的共识，共同采取相应措施。
从根本上讲，改变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必须深化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1世纪世界经济的复杂性与总规模不是19、20世纪的经济状态所能比拟的，如果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认识还停留在19、20世纪的水平上，那么让人们如何能用理论工具研究21世纪世界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现实?更何况，在今天看来，某些出自19、20世纪的经济学家创立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分析都是不适用的，这样的一些理论怎么可能成为认识21世纪经济现实的基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其说是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危机，还不如说是一场表现经济学研究滞后于现实经济发展的危机。若将19世纪或20世纪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应用于减少21世纪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研究，那基本上是无效的。可以说，在新技术革命之前与新技术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已发生重大转折，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想必须实现与时俱进，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否则，缺少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作为工具，对于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不可能在将来转变为认识上的确定性，减少其不确定性的影响;对国际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也不可能有效促其摆脱政治方面的干扰而降低不确定性程度;对于国际金融体系不确定性的消除，更必须依靠新的货币理论的建立，即货币理论必须要由目前的实体性货币理论向虚拟性货币理论发展，以适应现阶段全世界都已进入虚拟性货币应用的时代;对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的减少，也需要创立新的贸易理论，不能囿于19世纪贸易理论应对新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的研究，更需要全面创新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缺少新的理论认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都难于科学调整，更不要说对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做出准确的超前性认识。此外，对于跨国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政治影响的不确定性，也都毫无例外地需要从根本上依赖于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才能切实发挥社会理性作用，减少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影响世界经济的程度。
信息技术进步也将对减少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新技术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在计算机问世之后引发了一场信息革命，世界从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直至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处于一种与自然、与社会沟通的初级阶段，信息的精度和针对性远远不够应对科学发展的需要，这也就使更多的可改变的不确定因素处于自发的旺盛的毫无自觉抑制的状态，在其他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世界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不断表现出不确定性。所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不能停留在这种初级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由造成信息爆炸的混乱走向更加有效地处理信息的理性发展阶段，并要将新的技术更好地运用在对世界经济的应用研究中。
另外，要重视数学在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应用。目前，数学尚不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一旦数学理论取得突破，在经济研究领域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应用，那么肯定会对减少可改变的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我国以发展新型工业化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
未来我国的发展将极大地带动世界发展，我国的稳定将对世界的稳定发挥巨大的作用，其经济发展状况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欠发达阶段，世界经济短期内很难有大的发展，即使存在少数发达国家，也无法改变世界总体上的不发达状态。一旦我国实现经济腾飞，世界的经济发展就将实现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就将会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中国经济一道腾飞。因而，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的降低或减少，也必将极大地降低或减少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实现工业化。并且，我国工业化的实现将是新型工业化的实现，在21世纪上半叶，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全面实现与进一步发展，将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亮点。
现在，研究世界经济要站在中国看世界，研究中国经济要站在世界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进入了工业化腾飞阶段，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正在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连接为一体。在全世界的视角中，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忽视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存在与变革震撼全世界。作为即将实现工业化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与世界连接，而同时，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中国力量的支撑。进入21世纪，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丝毫不会怀疑，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实现，将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未来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实现无疑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近14亿人口的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状态，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减少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的作用。目前的工业化腾飞是中国开始走向富强的起点，是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也是中国经济即将发达起来的确切表现。可以说，在三十多年前，中国那时只有10亿人口，吃不饱饭的绝对贫困人口就有2.5亿，那时贫困的中国自顾不及，不足以影响世界和支撑世界经济发展。虽然现在的世界经济仍充满不确定因素，这种状态并不是中国以一国的力量就可以彻底改变的，但工业化腾飞后的中国肯定能为减少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作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的中国一定会引领世界经济向更安全、更稳定的状态发展。所以，在这个时代，中国需要树立全球意识，同时，全世界各国或地区也都需要明确中国强大之后的重要意义与贡献。一个实现了新型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存在，必定能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减少不确定因素发挥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
(责任编辑：李琪)
作者：钱津
评述由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虽已形势好转,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还有很多,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就业形势,并非以劳动力市场冲击这种简单和单向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在就业冲击与劳动力短缺、农民工返乡与回城、失业率上升与下降等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现象中展现。如果不加分析地追循瞬息万变的表面现象,就很难准确地把握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大势。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就业状况瞬息万变,总体劳动力市场压力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等等。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现象,我们该如何认识2010年的就业形势?
在经济回稳的背景下,如何认识2010年就业形势?笔者认为可用“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分析框架来寻找答案。
观察变化莫测的农民工就业形势
人们注意到,关于农民工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多大,官方发布的信息发生多次变化。从2009年年初到9月份,分别有春节前后2000万农民工因失去工作返乡、包括直接受金融危机影响1200万人在内的7000万农民工返乡、7000万返乡农民工的95%已经返城就业、农民工失业率不到3%、外出农民工总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1.4亿增加到1.5亿、返乡农民工的96%已经回城就业,以及农民工再次出现短缺等消息,经过官方渠道发布。从一个时间序列看,这些消息串联起来,足以构成了农民工对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反应过程。
我们可以运用“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样一个分析框架解说上述变化。经济增长的周期造成就业增长的周期,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实体经济下行,就会产生周期性失业。既然遭受危机打击最大的是出口部门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雇用的主要是解雇成本低的农民工,他们最先丢掉工作就是意料之中的了。虽然户籍制度到了今天,已经不再起到直接限制人口异地工作和居住的作用,但是,人户分离使得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难以享受工作地的社会保护和就业扶助,因此,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并不必然留在原地寻找工作。由于春节在即,提前返乡也是合乎逻辑的。
农民工的形成是因为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农村的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村有需求的劳动力。此外,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使他们难以回到农村的岗位上。例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青年,既不会务农也不愿务农。因此,春节过后,无论有无工作合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回城寻职。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也不能得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由于承受不起长期失业,他们抓住任何就业机会的愿望比城市劳动者要迫切得多。制造业岗位减少了,他们就转到服务业;当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轮效应的经济刺激方案启动时,他们就加入建筑业。不难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地就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我调节恢复了就业状态。
无论是由于中国国内消费的持续增加,各国经济的初步复苏,还是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果扩展到更多的产业,经济增长总会或多或少回到它的轨道上来,周期性失业问题也会相应缓解。这时,在我们的经济学分析链条上再加上一条,即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比如说圣诞节订货单的增加,都会形成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失衡,导致民工荒重现。例如,最近广东的东莞也发生了民工荒,劳动力市场上的求人倍率已经从最低时的0.76回升到1.51。
如果没有户籍制度,没有享受公共服务机会的城乡差别,因而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地理分割,就业对经济周期的反映是通过以下机制进行的。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一方面,是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失业者一边领取失业保险一边积极寻找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劳动者因工作难找和工资下降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表现为社会总体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当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在降低失业率的同时,也会通过获得工作机会的容易程度和工资水平,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那部分人重新召唤回来,甚至吸引新的经济活动人口,社会总体劳动参与率提高,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但是,在存在户籍制度的条件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通常是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劳动力供给(存在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反应,比正常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要缓慢得多,常常导致特定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大起大落。可见,人们所看到的农民工就业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民工荒与返乡潮的空间并存,合理的解释就是要在上述“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框架中寻得。
认识宏观经济波动中的就业
2004年以后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曾经有过切身感受与剧烈反应。而当全球范围金融危机以出口产品订货减少的方式,开始冲击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时,劳动力市场剧烈波动现象则从相反的角度表现出来。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认识宏观经济形势,也许主要不是依靠失业率等劳动力市场指标,但是,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说,与就业相关的各种切身体验,恐怕比GDP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指标,都来得更加及时、准确和重要。
在美国,联邦政府每个月都会公布就业形势的最新数字,主要指标分别是基于家庭调查和企业调查得出的机构就业和失业信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早晨,一批被挑选出的记者准时获得劳工统计局独家发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并给予报道后,常常给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在中国的劳动力统计项目中,虽然同样包括家庭调查和企业调查,由于调查结果汇总和发布较慢,不能满足判断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形势的需要。通常,我们可以不定期地获得季度登记失业率,以及反应更加迟钝的在若干劳动力市场上收集的岗位供求信息。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是在相对迟缓的就业判断之下做出的。
随着用下岗补贴的方式进行失业保障这个历史使命的完成,到2003年下岗职工这个群体在统计意义上就不复存在了。那些尚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则转而领取失业保险金。因此,这一年登记失业率达到最高水平4.3%。随后逐年下降,直到2007年的4.0%。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显现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登记失业率上升到4.2%,2009年第一季度又提高到4.3%。同样地,在2008年以前,用劳动力市场上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表示的求人倍率,呈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就业冲击中日益恢复的趋势,2007年和2008年高达0.98。但是,2008年开始的就业冲击导致第四季度求人倍率下降到0.85,到2009年第一季度为0.86。
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由里昂证券亚洲分部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分别统计的PMI指数,广为关心宏观经济的人士所引述。这个指数在2008年骤跌之后,2009年年初开始回升,并分别于3月份和4月份超过了50这个基准线。此外,月度和季度的一系列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都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回暖。相应地,就业指标也应该有所反映。我们的猜测是,调查失业率和求人倍率在一季度之后,应该处于逐月恢复的势头。
值得讨论的是,应该如何认识就业指标,即这类指标究竟是宏观经济中的先行性指标,还是滞后性指标呢?众所周知,劳动力需求是一种引致性或派生性需求,是由经济增长本身引起的。更具体地说,认识中国特有的就业形势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至少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
我们首先要认识的是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既然经济增长引致劳动力需求,宏观经济的周期必然反映在就业波动上面。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就曾经利用这种相关关系,根据1998年就业的“零增长”现象,质疑当年GDP增长率7.8%的真实性。与就业增长一起用来质疑经济增长率的指标还包括如用电量和运输量增长等。不过,撇开就业“零增长”是一个错误结论不说,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被用来间接佐证宏观经济的指标,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就业、能源使用、运输量等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十分大——当经济处于上行趋势时,这些投入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当经济处于下行趋势时,它们的跌落也格外显著。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有其特殊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以及大部分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农民工来说,经济高涨固然产生对于他们的巨大而急切的需求,但是,一旦经济处于下滑状态,这些就业群体也往往首当其冲。也就是说,非正规就业对于宏观经济景气的反应弹性,比稳定的正规就业要大,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加脆弱的地位。认识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的就业在宏观经济中的位置和作用,理解变幻莫测的农民工就业形势,是有很大助益的。
理解劳动力市场长期与短期特征
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有周期波动,周期性失业可以治理,不能根绝。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及其所放大的社会影响,却可以通过改革予以消除。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世纪以来,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大体上翻了一番。按照6个月以上常住人口概念统计城市人口的话,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农民工不能在城市永久定居,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稳定,也扭曲了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因此,迄今为止所发生的城市化,由于没有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因而是不稳定的城市化。开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不仅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要求,而且需要一个稳定的城市化,从而呼唤户籍制度改革。
不过,户籍制度不是一张纸片。如果不能获得市民的公共服务,就算农民工获得了名义上的城市户口,也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因此,通过实现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统一化和均等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啻为一条正确的改革路径。一方面,城乡公共服务的逐步均等化,可以降低人口向城市蜂拥而至带来的社会风险,提高城市化的有序程度。另一方面,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广义上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接纳,增加了他们的选择机会,不仅使市民化成为一种渐进的过程,也达到了分享公共服务的市民化目的。这样推进的城市化,是稳定的、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更重要的是,稳定的城市化是培养人力资本,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治理自然失业的关键。2004年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性的,有其背后不可逆转的人口动因,意味着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态势的根本性改变,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开始消失,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
由于刘易斯本人对二元经济的基本定义在于农业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考察和估算农业中究竟还剩余多少劳动力,是论证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回应各种疑虑和批评的最好方式。由于城市新增劳动力需要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给予满足,推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导致按照常住人口定义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已经呈现绝对减少的趋势。又由于那些年龄偏大的以及在校学生并不参与劳动力市场,出自农村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大幅度减少。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鉴于人均收入仍然处在较低水平,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蓄势待发,今后10-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仍然是可能的。作为最先展示了摆脱本次金融危机的国家,中国经济在2010年将恢复到常规的增长轨道上,因金融危机影响而暂时中断的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将以区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的方式继续出现。治理这类劳动力市场矛盾的终极出路,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水平、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就业,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等一系列改革,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导)
作者：蔡 昉
【摘要】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的新阶段。世界经济艰难复苏，风险犹存;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序幕拉开，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主要大国和新兴力量抓紧调整内外政策;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秩序重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关键词】军事 世界经济 国际金融 认识 中国
一、深刻认识全球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但复苏基础不牢，不排除出现新的动荡和反复
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继续在全球经济领域显现。受金融危机拖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步陷入衰退，大多数国家经济均遭受不同程度冲击。在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作用下，世界经济出现复苏好转迹象。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复苏艰难，风险犹存。主要表现在：在虚拟经济领域，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性缺陷尚未得到根本性治理，新的监管机制和交易规则尚未建立，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仍在继续泛滥，这些金融风险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总体上看，世界经济好转的基础并不牢固，推动世界经济全面恢复增长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
二、深刻认识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体系变革深入推进
国际金融危机使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消长变化。美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被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拖累，软硬实力明显受挫。欧盟、日本困难重重。新兴大国虽受一定冲击，但总体上仍能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凭借后发优势，新兴大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驱动力和增长点，联合自强意识增强，中俄印、“金砖四国”、发展中五国等合作机制不断发展，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种种弊端，引发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国际力量消长变化成为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将发达国家5%的份额和3%的投票权转给发展中国家。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迅速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
三、深刻认识“后危机时代”国际竞争的态势，把握各大国对外政策走向
为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各大国加紧调整各自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抢抓战略制高点。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主打“变革”旗帜，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幅度调整：重视运用“巧实力”修复美国形象，高度重视经济金融外交，积极推动和主办G20金融峰会，要求各国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与美国协调行动，但在美元地位等问题上坚持既有立场;推行全面兼顾的地缘战略，出台从伊拉克撤军计划以及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新战略;进一步巩固跨大西洋关系，“重启”美俄关系，加强美印合作，取悦伊斯兰世界，调整对伊朗和朝鲜姿态。美国外交政策调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关系中的紧张状态，有利于大国加强沟通协调。但美国战略目标仍是防范遏制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千方百计维护自己一超独霸地位。
俄罗斯对内积极消弭危机影响，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经济秩序，对外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与各方关系。日本民主党首次上台执政，倡导“友爱外交”，倡建“东亚共同体”。总体上看，大国间维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框架，同时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合作、协调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四、深刻认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准确把握国际安全形势与地缘政治的
新动向
在传统安全领域，核安全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位置显著前移，朝鲜再度核试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伊朗核问题形势逐步升级。“三股势力”活动猖獗，为祸于我国和周边。阿富汗、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严峻，塔利班势力卷土重来，美国和北约驻军穷于应对。海洋、极地、外空、网络争夺愈演愈烈。美、俄、英、法等国在削减核武库的同时，纷纷研制和改进战略核武器，以确保核威慑继续有效。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头号焦点问题。甲型流感发展成全球性“大流感”，公共健康安全问题突出。国际粮价暴涨暴跌，危及粮食安全。世界正进入水资源严重短缺时代，水安全问题彰显。
面对全球性挑战，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应对，“同舟共济”成为各方共识，各国积极沟通协作，多边外交空前活跃。同时，各方也从各自利益出发，展开了复杂激烈的斗争。排放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排放权即发展权。
五、深刻认识随着中国日益向世界大国迈进，中国外交越来越活跃
一是大力开展峰会外交，推动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国领导人频繁出席各类多边峰会，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和挑战，取得显著成果，有力维护了国家利益，充分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二是全力开展经济外交，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推动中国与其他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整体迈上新台阶。中国同欧盟机构和欧洲大国的合作得到加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日本新政府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亚洲地区事务上的合作空间不断扩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深入推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不断加强。四是大力加强安全、公共、人文等领域外交。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中国积极同西方、穆斯林国家和周边国家沟通对话，赢得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中国坚决打击和遏制“藏独”等势力在国际上进行反华分裂活动，就某些国家领导人会见**的行为进行严正交涉和斗争。
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在吸引全球关注目光的同时，也处于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
外部环境空前复杂、多变，机遇挑战并存。一是金融危机后遗症频仍，我经济发展形势趋于严峻。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涉及我国的贸易摩擦增多。二是全球性挑战直面而来，外交新课题不断增多。既有“绿色新政”、低碳经济、新能源、“无核武世界”等新问题，又有国际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等新挑战，既有发展理念和模式之争，又有新经济发展制高点之争。三是周边不稳定因素增加，我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堪忧。我周边热点问题四起，大国纷纷插手，牵动地区安全形势。巴基斯坦、缅甸、朝鲜等局势变数增多，美国将反恐重心转向阿富汗，域外大国染指我南海事务，南海问题解决更趋复杂化。
摘要：世界局势动荡，大学生要有先进的思想深刻的认识，强健的体魄，关注时政，支持社会主义经济，传承中华文化，努力学习，担负责任。
关键词：国际形势 动荡 大学生 责任 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 正文: 站在2011年的门槛上，回首望去，由中国望向世界。看到的是崛起的中国和烽烟四起的世界。下面就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大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浅谈一下大学生对国家和民族肩负有哪些责任。 首先概括一下中国所面临的大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政治局势。
1. 国内政局整体稳定，局部动荡。2009年的西藏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新疆疆独分子打砸抢事件的浓雾还未散去，持续蔓延到了2010。东突势力在边境发展力量，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不安定状态。另外，台湾问题仍旧需要全力以赴。
2. 国际政局更是云谲波诡，变化莫测。朝核问题始终僵持不下难以解决不说，朝韩关系自古不和如今又生新事端，今日军演明日开火你打我来我打你，还有他国背后倒腾添乱想要谋取利益。另外，日本政局动荡，民主党取代自由党执政，新首相面临新挑战。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骚乱。巴基斯坦重大恐怖袭击接二连三，印度安全部队遭反政府武装突袭伤亡惨重，泰国红军衫越闹越大，蒙古爆发反政府示威，美国加紧从伊拉克撤军，伊朗选举后遗症未消核为题待摊牌，我国周边国家政局尤为动荡，对我国政局必然产生影响。而美国总统奥巴马面临艰难考验，国会各党派之争激化。总而言之，国际政局极为复杂，各国未谋取利益展开争夺看得见与看不见得硝烟弥漫于整个世界。
第二个方面，经济局势。
经济危机的阴影仍旧笼罩，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经济危机过后，各国经济重新洗牌，开始努力复苏，但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冲击产生的损失巨大，很多国家经济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难以发展。而走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稳住了阵脚，保持了经济稳步发展的势头，并努力稳定世界经济局势，展现大国风范。但是仍要说的是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是存在不足的，单纯的依靠廉价劳动力而非高科技生产力最终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句话说，世界经济局势不容乐观，中国仍需努力发展。 第三个方面，文化领域的局势。
个别国家将侵略战场扩大到文化领域。文化侵略日益严重。就我国来说，日韩文化，欧美文化席卷中华大地。个别国家企图用文化的力量敲开侵略大门，从思想上征服民众。简言之，文化全球化下的文化侵略不可小觑。
针对我国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国际环境，我认为当道大学生应当肩负以下责任，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一， 当代大学生应有深刻的先进的思想认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志在唤起更多的中国人精神觉醒。一个民族的崛起必须首先从思想上从精神上开始。由此，大学生应该首先是精神觉醒的一代。大学生首先应当热爱自己的祖国，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并拥有为祖国明天而奋斗的强大动力。能够积极关注国内外形式政策，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局面，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努力学习政治经济哲学理论充实自己是自己能够明辨是非。另外大学生应当向中国共产党看齐，确保思想认识行动的先进性。最后，我们必须要有深刻的危机意识与民族责任感，不断地进步自己的思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思想的青年人。
第二， 当代大学生应当拥有强健的体魄。俗话说的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热爱祖国为祖国奉献力量的前提是拥有强健的体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的更长久的为国家奋斗。另一个角度说，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想象一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强健的体魄，每一个人都准备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那样的中华民族是打不倒的。我不绝不要在成为东亚病夫，我们是东方雄狮。
第三， 具体的方面我们同样担负重任。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说，我们要关心国家政治，认真的行使我们的选举权、监督权、言论自由权。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和邪教组织。各民族同学和睦相处，团结友爱。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服兵役或参军入伍。
其次从经济方面来说，坚定的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支持我国经济，支持国产，抵制日货。国际经济局势动荡，多国觊觎中国经济市场，试图破坏我国经济，我们要做有识之士不被蛊惑，坚决支持我国经济政策，不随波逐流产生躁动。
再次从文化方面来说，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传承保护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并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坚决的反对文化侵略。大力的发展宣传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走进中国古老美好而充满智慧的传统文化中去。这几年红红火火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去发展继承传统文化，而不是让诸如:古琴，皮影戏，太极八卦，秦腔等等的传统文化 随时间尘封。我们完全可以且有能力去传承去关注这些文化。多一些关注，韩国就不会成功申请到端午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一些关注，去听听那高亢激昂的秦腔而不是《god is a girl》。我们大学生的数量是巨大的，力量也将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中国优秀文化文化发扬光大。
最后从科技的方面来说，。21世纪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当代的大学生有责任有义务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用科学的思想技术武装自己，把自己培养成国家需要的综合性人才。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明天的超强综合国力贡献力量。
以上论述了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大学生所担负的国家与名族责任。综上所述，中国的发展，时代需要大学生有所作为，未来属于我们。我们必须肩负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努力为之奋斗。
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
我们看世界形势，2008年开始，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其后，金融危机漫延至欧洲，2010 年南欧表现犹甚，到了2010 年底，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危机出现了，一直蔓延到今天，在东亚地区,中俄日三个大国之间的领土争议也在 2010 年下半年以后剧烈化了，而在整个 2010 年里，几乎多数国际热点问题都被热了起来，世界似乎处处充满危机，在这些看似类型不同的危机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大国力量的对比变化导致 原来秩序失衡。基本来说，这个因素就是大国力量的此消彼 长成为各种危机加剧的背景。以美欧日为代表的 传统力量相对衰落，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在加速，这使得原有的秩序的稳定性被打破，传统 势力不想放弃多占的权力，而后起之秀因为力量的壮大不可能安于现状，他们必然要求与自己力量相符的影响力，要求更符合本方利益的新国际 秩序，当大国力量对比出现剧烈变化时，大国的边缘地带就容易首先出现剧烈的碰撞。2 中东北非政治危机中东北非出现政治危机的国家多是美国的盟友，固然这些国家政治危机的主因是国内的问题，比如执政者忽视民众的民生需求，无任期限制的 执政让民众看不到生活得到改善及权利得到尊重的希望，但是一些其它因素也会参与进来加剧国 内的动荡。这些国家多在反美情绪蔓延的阿拉伯 地带实施亲美政策，执政者在上台之初能够响应民众的需求，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开始远离民众路 线走亲西方的精英路线，无疑更容易激化民众对 国内施政不佳的愤怒，所以我们看到了，在那些个人执政时间越长、对美关系越亲密的国家，国 内民众的呼声往往越激烈，面对盟友出现的国内危机，美国面临着两难 选择：如果选择支持当事国的执政者稳定局势， 无疑就会推远与民众的距离，与自己在国际上高举民主大旗的“道德形象”不符;如果坐视不管，在反美情绪严重的这些国家，如果出现更能更多 代表民意的新执政者，其所能执行的对美政策显 然是令美国担忧的。
当前中国国际形势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 继续深入发展。在此情况下，国际形势的变化动向，以及我国国际处境的好坏，对我国正致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及时了解和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使我们更好审视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更好地理解我国加快改革调整的总体方针政策。
一、 世界经济温和复苏，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未根本解决
去年以来，世界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势头， 总体上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 目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情况都好于预期。但世界经济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走上正轨还面临许多严峻挑战：
1、世界经济复苏很不均衡。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增长 强劲，中国经济增长今年预计达 10%;而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虽然保持了复苏 势头，但近 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债务规模接近 GDP 的 200%，特别是 目前的地震加上核危机让日本复苏难上加难。
2、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目前从欧洲到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 都呈现加剧的状况，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将大幅震荡，拖累经济的 恢复性增长。目前美国和欧元区失业率都达 10%的较高水平。这已经成为目前美欧政府焦虑不已的一大问题。就业状况的暗淡，将直接打击人们的消费信心，发达经济体缺少国内消费的拉动，经济恢复的基础很不牢固。当前国际上形形色色 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一些主要国家不断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着外需的复苏，使中国这类的出口大国深受其害。09 年以来，数十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调查和起诉，美国等国又不断逼压人民 币汇率升值(目前已突破 6.5，创汇改最高纪录)。
3、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 决。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乃大势所趋，构建国际金融 新秩序至关重要。危机后，主要国家和集团相继召开峰会，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和金融监管达成广泛共识。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远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质性进 展。
4、各国需要加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新的世界经济条件下，高消 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各国经济结构都面临大的调整。与此同时，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更趋深化，推动各国加快以科技创新来带动产业的升级。而不同经济体都面临如何 处理好自身的调整问题：发达国家力图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再工业化”，即重振制造业;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发展后劲。
二、力量对比变化推动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大国关系的调整更显复杂
经过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国际力量板块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等一些发 达国家地位下滑，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新兴国家加速兴起，新旧力量的相互挤压，推动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美国继续受金融危机和伊阿反 恐战争拖累，软、硬实力都明显受挫。欧洲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深重，经济的复 苏缓慢，多国社会发生震荡。日本面临通货紧缩、日元升值、个人消费势头减缓 等多重挑战，在亚洲的经济龙头地位已受到挑战。受此原因中日关系也出现较大 反复。由于天安号事件后亚洲安全局势的变化，以及面临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及 外交上的压力， 民主党新内阁欲借钓鱼岛撞船事件展示在海洋权益及对华政策上 的强硬态度，使本处于向好态势的中日关系陷于严峻局面。当今各种力量对比发 生明显改变，全球性问题大量凸显，任何大国都无力单独应对，这使世界各大国 的相互需要明显增加，由此带来大国间的互动呈现异常活跃和复杂的态势。09 以来，各大国的高层会晤、互访非常频繁，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及各方的利益关 切展开对话、沟通。
三、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国际安全形势更显复杂
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仍然保持缓和态势，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 胁也在继续交织发展，给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挑战。虽然目前大国间发 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因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核扩散、陆海边界、能源、 粮食、互联网纠纷、气候灾害等所引发的问题明显增加，且扩散效应更加突出， 成为考验各国应对能力的重大挑战。
1、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在亚洲，“天安号”事件引发朝鲜半岛出现新 的军事紧张，不仅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受阻，针对美韩进行大规模联合海上军演，朝鲜表示将“以强有力的核遏制力”来对付，使朝鲜半岛安全局势一时乌云密布，虽然局势有所缓解，但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正变得更加遥远。此外，吉尔吉斯斯坦、 泰国相继出现严重政局动荡， 缅甸、 尼泊尔等国也出现不稳定状况; 紧邻我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形势仍然严峻。在中东，以色列袭击给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土耳其船队，激化了以巴以、以土矛盾，中东和平进程在各方矛盾难以缓解的情况下举步维艰。在北非，突尼斯、埃及的国家总统的下台使国内局面进一步**，英法为首的北约联盟对利比亚的空袭，让北非局势进一步变化!
2、核裁军、核安全与防扩散成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从各国的实际表 现来看，未来若干年，核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很难有实质性变化。俄罗斯仍主要以核力量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支柱。美国则更不可能放弃核武。去年奥巴马提出的“全球零核”的概念，在国内就遭到传统势力的阻击。尤其美国在核政策上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强势打压其他国家搞核武，另一方面又继续加大其核武升 级的投入，以确保其核优势，致使伊朗核问题仍是危及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的 一大隐患。要美俄承诺履行核大国的特殊责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核裁军提 供必要的政治基础，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到的。
3、世界高科技武器装备竞争趋于激烈。美国一方面倡导建立“无核武器世界”，以削弱战略对手，减少自身风险;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快速全球打击”系统等新型武器，维护美常规军事力量的绝对领先地位。美国着力提高各类作战平台的智能化水平，并正式成立网络司令部。其他军事大国也大力推行军事变革。国际军事竞争正由传统的陆海空向陆、海、空、天、网等新“战略边疆”拓展。
4、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有增无减。猖獗的海盗活动严重威胁到海上运输和能源、贸易的安全，成为当今国际安全的一大顽疾。此外，近年粮食安全、水资源纠纷等问题也愈加突出。非传统安全日益受到各国的关切和重视，使该领域出 现更多国家间的激烈博弈。气候变化问题也是狼烟滚滚。美欧一些发达国家在竭力推卸自己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同时，却在气候问题上设置碳关税，构筑绿色技术壁垒，严重侵蚀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气候问题甚至被高度政治化，成为一些国家对中国施加道德压力的工具。
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全方位外交活跃世界舞台
(一)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及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自信心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不适应感，“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更对我产生明显的战略敌意，使我国面临更多的 麻烦和事端。去年年初以来，美国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接连发难，谷歌事件、美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贸易纷争和压人民币升值及南海军事问题。中国成长产生的大国崛起效应也引起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防范心态， 增加了我们维 护周边环境稳定的难度。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一些维权活动，如中国渔政船在南中国海巡航、护渔、伸张主权，以及中国海军舰队在冲绳附近海域演习等，就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焦虑。一些周边国家为缓解中国实力上升的压力，希望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平衡者”作用。近期南海主权争端表面化和复杂化，美国的介入便是重要原因。近年我国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领海权益维护的考验。像南 沙群岛，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与越南、日本等国的争端都呈现加剧之势。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上对中国关注和重视的增加，对我国的期待也大大上升。国际舆论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使我国面临履行大国义务的压力明显加大。尽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有利于我国发 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可以增加我国的战略份量。但是，以我国现有的能力履行过度的国际责任，将影响到我国自身的长期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必须平衡好自己的国家实力与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
(二)新形势下中国的活跃外交 面对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国际峰会的高规格、权威性，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 会。“世博外交”、“亚运外交”成为新的重要平台，促进中外相互理解与信任，展示我国开放包容、热情友好的形象。与大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往往产生损害到 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去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在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 构性分岐长期存在的基础上，为化解纷争展开了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 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还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 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伊核、朝核问题 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 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 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
2017年当前国际时事政治形势分析
苏格兰“离心似箭”：下周做出决定 两年内独立公投
苏格兰首席大臣Sturgeon称，举行独立公投的条件已获满足，将于下周寻求法律授权，也就是说苏格兰议会下周决定是否举行第二轮公投。
她称，一旦英国退欧条款明确，就应当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新一轮公投必须在2018年秋季至2019年春季之间举行。
苏格兰首席大臣Sturgeon是当地时间周一作出上述表述的。
Sturgeon还称，传达苏格兰愿意在英国退欧后留在欧盟的意愿非常重要。她指出，“苏格兰看到权力有向伦敦集中的倾向。不仅是苏格兰与欧盟的关系，苏格兰作为国家本身的未来也处于危机关头。”
她还称，联合王国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妥协，苏格兰的要求遭到了断然拒绝。苏格兰的未来将由苏格兰决定，将采取行动让苏格兰人民决定是否独立。
Sturgeon还表示，新一轮独立公投的日期将由苏格兰议会在今年下旬或明年年初决定。苏格兰应当继续对欧盟单一市场及英国开展贸易。如果联合王国拒绝承认公投，将遭到苏格兰的“激烈反应”。将适时公布苏格兰独立后的货币。
华尔街见闻此前提及，苏格兰曾于2014年举行过第一次独立公投，当时，超过55%的选票支持留在英国。不过，当时英国离开欧盟还是个遥不可及的事情。
当前的时局已明显不同了。Ipsos MORI上周四发布的民调报告显示，有50%的被调查者支持独立，这是退欧公投后的相关民调中支持独立者首次与反对者比肩，也是9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英国首相发言人随后回应称，英国政府寻求在退欧后与欧盟达成一种联合王国全体都能接受的新关系。二次独立公投将造成分裂，并在当前这个最不合适的时机导致重大经济不确定性。证据表明苏格兰民众大多数都不希望二次独立公投。苏格兰政府应专注于为民众提供良好的政府管治与公共服务。
尽管苏格兰政府提出第二次公投，欧洲政治不确定再次增加，但市场似乎并没有理会这一不确定性。今日英国富时100指数和英镑日内都录得涨幅。
FBI要求美国司法部公开驳斥特朗普的监听指控
据外媒报道，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简称FBI)要求美国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公开驳斥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关于奥巴马(Barack Obama)对其进行监听的指控。
特朗普没有引述证据就在上周六早间的推文中做出了不同寻常的指控，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监听了其位于特朗普大厦的电话通话。特朗普竞选期间在特朗普大厦居住和工作。
奥巴马没有命令开展电话监听的法定权力。奥巴马的发言人称，上述指控是错误的。
知情人士称，FBI在上述推文发布后没有就此公开置评，但要求处于幕后的司法部官员澄清不存在此类监听。FBI是可能实施此类监听的部门。司法部还没有发布任何此类声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最先报道了FBI上述举动。
白宫2017年3月5日称，将要求国会就2016年大选前可能存在的带有政治动机的调查行为进行调查，以此作为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所做全面调查的一部分，但白宫没有给出为这些非法活动指控提供支持的进一步细节。
法国前总理朱佩否认参选 选情扑朔迷离
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2017年3月6日说，他不会顶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参选，“太迟了”。
最近数日，有关朱佩竞选的期待日益高涨，而朱佩在支持率民调中也跃升至第一位。他的最新表态浇灭不少人的希望，令法国选情更加扑朔迷离。
【意外表态】
2016年11月，前总理菲永击败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朱佩等竞选人，赢得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然而，受“空饷门”影响，菲永的民意支持率下滑，要求他退选的呼声不断高涨，而朱佩成为最可能的顶替人选。
根据本月3日一项民调，如果朱佩顶替菲永参选，将可获26.5%的支持率，略胜于独立候选人、前经济部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25%;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获24%，位居第三。
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周来，朱佩确实考虑过是否再度参选。然而，朱佩6日发表声明称：“我最后一次确认，我不会成为总统候选人。”
朱佩在声明中抨击菲永、勒庞等人，形容法国政坛“病了”、“深陷信任危机”。但在谈及他本人是否参选时，朱佩说，“太迟了”。
“法国民众想要彻底更新本国政治。显然，我不(足以)代表这种更新，”朱佩说。
【扑朔迷离】
朱佩在声明中表达对勒庞“反欧洲狂热主义”以及马克龙“政治不成熟”的担忧。在朱佩看来，菲永因“空饷门”受腐败指控、在自辩时抨击法国司法不公，无异于在竞选之路上“走入死胡同”。
“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总统选举还从未陷入如此混乱的局面，”朱佩说。
在本轮总统选举中，不少对法国政坛现状不满的选民或支持独立候选人马克龙，或支持极右翼的勒庞。一些民调显示，尽管朱佩的民意支持率高于菲永，但是菲永的部分支持者认为，朱佩在移民政策以及一些社会事务上“立场太温和”。
据国民阵线副主席弗洛里安·菲利波6日预测，随着菲永深陷腐败丑闻以及朱佩放弃重返选战，不少菲永的支持者将转而支持勒庞。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在6日发布的一则访谈中提及勒庞当选总统的可能性，表示他将全力阻止这种状况发生。
萨科齐6日呼吁菲永与朱佩举行对话，共同商议渡过难关之道。但分析人士认为，鉴于朱佩已表明不会竞选，很难期待类似对话能取得成果。
根据近期民调，主要总统候选人均无法在4月23日第一轮投票中获得多数选票;一旦进入5月7日第二轮投票，无论是马克龙、菲永还是朱佩，预计都将击败勒庞。但不少分析人士提醒，鉴于美国大选以及英国脱欧公投所反映出来的趋势，对法国选情不宜过早断言。
2017年当前国际政治热点
1) 菲律宾新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6月30日在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卡南宫正式宣誓就职，成为菲律宾第16任总统。
2) 为期一天的北美领导人首脑会议在渥太华闭幕。出席会议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墨西哥总统涅托决定建立“北美气候、清洁能源和环境伙伴关系”，并通过了“北美气候、清洁能源和环境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3) 6月30日，国际移民组织举行特别理事会，通过决议批准中国政府和外交部的加入申请，中国正式成为使该国际组织的成员国。
4)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7月3日报道，阿联酋两大银行阿布扎比国民银行和第一海湾银行同意合并，合并后的新银行总资产将达6420亿迪拉姆(约合1750亿美元)，将成为中东和北非地区资产量最大的银行。
5) 《日本经济新闻》7月4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生产的风力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洗衣机、冰箱等8项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居首位。
6) 国际能源署最近预计印度2017年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消费国，在2040年前，印度将是全球原油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
7) 经过长达7年的调查，英国官方组建的伊拉克战争调查委员会7月6日公布调查报告。这份长达260万字的调查报告认为，英国作出伊拉克战争的决策是基于“有瑕疵”的情报和评估，在发动战争之前，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和平手段并未穷尽，军事行动并非当时万不得已的手段。报告指出，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不正当，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对伊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当地时间7月9日在波兰首都华沙落幕。在这次号称北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就北约在中东欧成员国内的军力部署、与伙伴国的安全合作、与欧盟的合作等主要议题进行了讨论。以进一步加强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能力为名，进一步强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成为本次北约华沙峰会的最鲜明特点。
9) 2016法国欧洲杯决赛，葡萄牙加时1-0击败东道主法国，首次获得欧洲杯冠军!
10) 7月12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主持召开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并将于13日正式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英国现任内政大臣特雷莎·梅将接替卡梅伦成为英国下任首相，她将在13日晚之前就任，成为继撒切尔夫人之后英国第二位女首相。
11) 第二届中国—东盟产能合作高层论坛7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与会者就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进行了广泛讨论，并介绍了各自的发展优势与合作经验。
12) 7月13日下午，韩国国防部公布了美韩部署“萨德”系统选址结果，该系统将落户韩国中部以南的庆尚北道星州郡星山里地区。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慷召开例行记者发布会作出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强烈敦促美韩停止有关进程。
13) 发生在7月15日凌晨的法国尼斯卡车冲撞人群事件，已造成至少80人死亡。当局认为这是一次明显的恐怖袭击。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宣布15日整个巴黎将降半旗哀悼。
14)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7月16日说，军方政变已被镇压，土局势目前“基本上得到控制”，首都安卡拉上空已宣布设立“禁飞区”。
15) 非洲联盟第二十七届首脑会议7月17日至18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来自非盟50多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共同讨论非洲一体化和地区安全等问题。
2017年最新国际政治热点
1) 外交部长王毅4月30日在北京与到访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会谈。王毅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政治上应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中日四个重要文件，真诚正视和反省历史，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对华认知上切实把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落实到具体行动当中，以积极和健康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经济交往上切实树立合作共赢理念，开展平等互利的务实合作。地区和国际事务上放弃对抗心态，与中方共同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2) 日本央行近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将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并决定不再追加货币宽松政策。由于日元升值和消费低迷导致物价上涨势头放缓，日本央行将2%的物价上涨目标达成时期推迟约半年，至“2017年内”。这是2013年4月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以来，日本央行第四次将物价上涨目标延期。
3) 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5月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日本不应因为1945年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得到道歉。
4)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5月3日正式签署选举法令，重新召集全国大选。这是西班牙历史上首次使用宪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即在首相提名候选人组阁失败后的两个月内，若各党派间没能达成协议，则由国王宣布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
5)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公布了2017年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中国内地5所高校榜上有名，跻身百强,这5所中国高校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
6) 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6日在平壤4·25文化会馆开幕。这是朝鲜劳动党时隔30余年再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7)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正式公布首个联合融资项目——一条位于巴基斯坦境内、连接旁遮普省绍尔果德与哈内瓦尔的64公里长高速公路项目。亚投行选定首个项目意义重大，对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大促进和引领作用，亚投行发展回应了亚洲国家共同发展的心声，展示了共助世界发展梦想的情怀。
8) 5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金正恩，祝贺他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9) 在中阿开启外交关系60周年之际，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将于5月12日在卡塔尔举行。这是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对中东进行历史性访问后举行的中阿首次高级别集体对话，对落实习主席访问成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中阿集体合作有重要意义。
10)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网站消息，该组织成员于5月11日举行的管理委员会上同意邀请拉脱维亚成为经合组织成员，这将使经合组织成员扩充至35个。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1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南非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非洲第三位，埃及超过南非成为非洲第二大经济体。IMF预计南非2017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6%，低于南非政府预测的0.9%的增速。
12) 5月12日早晨6时，巴西参议院全体会议以55票赞成、22票反对，通过了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报告。这意味着弹劾案被正式受理，并进入调查取证阶段。按照巴西法律，罗塞夫将被停职最多180天，副总统特梅尔将接任巴西临时总统。如果最终参议院以2/3多数通过弹劾决议，那么罗塞夫将被罢免总统职务，特梅尔将正式就任巴西总统至2018年底。反之，罗塞夫将被恢复总统职务。
13) 2013年9月7日，东京赢得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成为继巴黎、伦敦、洛杉矶和雅典之后，世界第五个至少两次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城市，可谓风光无限。然而，时至今日，媒体频频曝光日本通过行贿赢得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丑闻，令舆论大哗。目前，法国检方已开始就东京申奥涉嫌行贿案展开司法调查。
14) 北约成员国外长5月19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了黑山加入北约的协定。该协定得到北约所有28个成员国的议会批准后，黑山将正式成为北约第二十九个成员国。分析普遍认为，北约此次扩容将加剧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15) 一连两天的第三届俄罗斯-东盟峰会5月20号在索契闭幕并发表索契宣言，提出将研究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东盟之间建立自贸区。在南海问题上，宣言主张尽快通过《南海行为准则》。
论文题目：当前国际安全形势
参考资料：《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07年10月15日)
《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学生：外语系10级8班42号刘超
时间：2011年11月28日-----2011年12月1日
对于这样一个相当具有战略高度的政治话题，要完成好“当前国际安全形势”这一论文，必需具备一定的战略思维和理论思维并以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头脑来分析。首次遇见这种具有重大挑战的论文并要以严谨务实、对学术负责的态度分析好“当前国际安全形势”，这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当代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达到一目了然、逻辑清楚的效果， 请允许我将我的论文分为以下九个部分：
(一)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现状
(二)世界大国相继调整本国国家安全战略
(三)局部地区动荡和冲突加剧
(四)传统安全威胁面临挑战
(五)非传统安全威胁出现新的动向
(六)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安全，构建和谐世界
(七)全球热点分析——动荡中的西亚北非局势
(八)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九)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
下面是我的阐述：
(一)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现状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
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二)世界大国相继调整本国国家安全战略
自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2001年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波音客机撞击美国世贸大厦的“9·11”事件为标志，恐怖主义开始抬头并不断挑战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9·11”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2008年，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开始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经济遭受重创。
自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大国相继调整本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自进入“后拉登时代”，美国积极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十分重视国家安全。现在的奥巴马政府更是改变自老布什政府以来延续的传统的“后发制人战略”，特别强调经济、外交、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作用;对于俄罗斯这个亚欧大国，它不可能独立于欧洲之外，俄罗斯在更多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始终坚持加大与北约的合作。它特别把维护经济安全提到保证国家安全的首位并且已经首批成立了6个经济特区;对于北约和欧盟，北约确立了“新战略概念”，以法国为主导的北约国家对利比亚的制裁就是一个经典例子，而欧盟更是着力推动共同安全和防务建设，积极介入全球安全事务;而东亚的日本，它日益将国家安全防范对象转向中国，建立日美同盟以及不久前发生的中日钓鱼岛事件就印证了这一点。
(三)局部地区动荡和冲突加剧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形势总体趋于稳定，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世界性大战。但局部地区的动荡和局部战争始终存在，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巴以冲突、印巴冲突。
当前局部地区动荡和冲突加剧主要体现在两个地区: 一是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这也是当前2011年全球的热点问题。为了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支持这一地区的民主活动以求得海湾地区的稳定，加上欧洲各国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涉，推行“新干涉主义”，将导致西亚北非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特别是印巴冲突，因为民族冲突、领土争端、宗教极端主义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南亚地区安全局势仍然很严峻。阿富汗局势也不容乐观——因为塔利班势力仍然存在而且卡尔扎伊政府十分脆弱。二是亚洲地区热点问题升温。例如“六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韩僵持状态以及中国的南海问题争端。特别是南海主权争端问题，加剧了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四)传统安全威胁面临挑战
传统安全威胁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军备继续呈现上升态势。美国一直是全球军备增长的主导力量，俄罗斯这个军事大国的增速也在持续上升，而且南亚大国印度已经成为俄罗斯第三大武器出口对象国。二是核裁军、防扩散形势不容乐观。大国核裁军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面临很多变故，而且朝核、伊朗核问题前景更为复杂，全球的核走私也十分频繁。三是领土和领海争端日益突出。比如：北极5国对北冰洋的争夺、因一座寺庙而引起的泰柬边境问题、南海主权的争夺。
(五)非传统安全威胁出现新的动向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指的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中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全球恐怖主义与反恐进入“后拉登时代”，恐怖主义的最新特点表现为分散化、信息化、本土化、低成本小规模。(2)日本的福岛核事故敲响了核能安全的警钟，急需催生新的国际核能安全机制。(3)网络安全问题愈发突出，网络争夺步入新阶段。当今世界，网络空间的军事化和政治化趋势加剧，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显得更为重要。(4)粮食安全问题突出，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埃及发生的开罗人民游行示威，抗议食品价格上涨就是一个活教材。
(六)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安全，构建和谐世界
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面对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威胁的日益多元化，各国应更新安全理念，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创新安全机制应遵循的原则，比如：发展原则、公正原则、合作原则、以限制求安全原则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要坚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同时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最终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七)全球热点分析——动荡中的西亚北非局势
毫无疑问，利比亚是2011年全球频率最高词汇。整个2011年，利比亚一直是国际社会和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西亚北非地区在“二战”后经历了“茉莉花革命”，国家政权长期是强人政治，长期当政，家族统治，君主世袭，子承父业。仅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就独裁达42年。这一地区之所以长期动荡不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长期的独裁统治。当前的利比亚局面就是这些深刻问题导致的直接后果。西亚北非地区的革命不是偶然的，这是一场必然的内生性的、阿拉伯性的社会革命。当前的西亚北非革命是继西亚北非20世纪50、60代民族民主革命和70、8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的继续和发展。而“利比亚革命”就是这第三次浪潮中的高潮部分。总之，这一地区的长期动荡和冲突将对西亚北非和国际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剧地区和世界局势动荡，分权化。最糟糕的是将激起西亚北非国家强烈的民族主义。
(八)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通过对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深入分析,有利于我国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有利于我国政府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中国面领着机遇和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进步已经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世界局部地区的冲突和动荡是明显存在的。但不管南风吹还是北风吹，我们都坚持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国内方面，我们应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际方面，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综合当前国际形势，留给我们的启示，简言之，就是：加快经济发展，加强多边合作，强化意识形态，维护世界和平。 ( 九)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
一个人活在世上总得有所追求，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没有追求、浑浑噩噩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与价值追求同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才会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实现和提升。当代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是时代的弄潮儿，应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指导下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信念,应有所作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积极关心国家政治和国家大事。立足现在，脚踏实地，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学好专业知识，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欧美债务危机和当前经济形势
——欧美债务危机的形成和影响初探
专业班级：8888888 学号：888888888 姓名：Longer 【摘要】今年以来，以欧美为主的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给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变数。特别以欧美为主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前进的影响尤为突出!主权债务风险的积累是有原因的，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加剧了其暴露与爆发的过程。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难度、制约着还贷方国内消费需求的复苏、影响国际投资环境并且损害国际经济基础。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出台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计划，人为拉动经济快速步入复苏通道，然而非常规救助计划是依靠国家财政赤字、举借内外债来实现的，所以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由此陷入“危机——救助——更大的危机”经济刺激计划的陷阱。因此，正视财政风险，建立可持续财政体系，是防患于未然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欧美债务危机 主权债务 形成和影响
今年以来，以欧美为主的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给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变数。2011年，人们对世界经济复苏抱以厚望;但现实并不尽如人意，2011年已过去大半，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势并非如此前多数国际金融机构预测的那么乐观，前景仍然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尤其以欧美为主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前进的影响尤为突出!
主权债务(sovereign debt)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向外，不管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向世界银行，还是向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 主权债务危机，不仅是财政收入(含发债收入)无法维持一般性支出和债务本息偿还的平衡，而且更是国家财政信誉的破产。
国家财政崩盘的负面影响是综合性的。首先意味着一大批债权人投资无法兑现，其次意味着社会福利支出失去来源，这样就会对经济实体产生冲击，导致大批企业倒闭和人员失业，进而全面引发社会问题。在规避这一风险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饮鸠止渴”的办法，不断扩大借债规模;但无节制的借债，突破实体经济增长可能导致国家财政预期增收目标无法实现，债务危机也就不可避免。这种做法与后果，本质上就是制度性危机。
人们普遍认为，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延伸。但是主权债务风险的积累是有原因的，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加剧了其暴露与爆发的过程。
第一，非常态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主权国家过度举债。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不断出台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动辄上千亿美元的救市资金不断增加国家的财政赤字，在财政投入无法支撑所需开支后，政府不得不大量对外举债，导致了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风险伴随经济复苏而来。
第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经济缺乏“生产性”而使虚拟经济破坏了实体经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量投入的货币并没有创造实际价值。大量投入到市场中的货币并没有在实体经济中流动，并没有创造新的产业，不能参入到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因此欧美的就业率就一直无法提高，而大量的流动性依然被国际投行和对冲基金等所掌握，他们引导市场高度投机，高度投机的浪潮彻底破坏了稳定的市场价格，严重地破坏了贸易往来，严重地阻碍了实体经济发展，所以即使市场再次投入大量的流动性，其实质都是在推升投机和通胀，世界经济的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虚拟经济已经成为吸血鬼，不断吸食实体经济的血液，造成实体经济贫血，实体经济的贫血就决定了欧美经济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困境。而且欧美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失去了“生产性”，即失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是有其历史、体制和自身的原因。以冰岛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冰岛就效仿英美等国的金融体系，制定了高利率和低管制的开放金融政策，导致国内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急剧膨胀，一旦信贷市场出现流动性紧缩，高额负债形成支付危机必然引起金融系统的崩溃。
第三，没有量入为出，超偿付能力的过度依赖外资。在遭受债务危机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实体经济基础薄弱，缺乏生产力，导致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对外资过度依赖。这决定了其在经济受到冲击时，外资突然撤出，政府却没有足够的偿付能力来维持经济正常运转，进而陷入危机。
第四，过度消费是欧美经济的顽疾。虽然欧美加强了银行业监管，也只不过是对过度投机略有限制，即使欧美的银行业务被分拆，投机风潮依然无法扭转，这是各国间的经济博弈所造成的结果，从债务问题形成的主因上来说，债务继续放大这个关键问题欧美无法解决，究其原因就是他们的经济模式是过度的超前消费。欧美经济是消费未来，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一个人不断消费未来，老的始终花小的钱，上一代人不断在花下一代人的钱，甚至是花下几代人的钱，由此债务越累积越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欧美的债务危机终有一天还是会彻底爆发，而欧美的银行业所推崇的超前消费观在欧美国家根深蒂固，无法改变，所以欧美未来发展的结局也就一目了然。欧美债务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继续影响着世界经济!
当然，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难度。在债务危机下，政府不得不采取缩减支出、增加税收的政策，这样不仅会增大经济复苏的难度，而且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
二是制约还贷方国内消费需求的复苏。在经济衰退和复苏阶段，政府为改善预算收支状况所做的努力，不管是削减开支，还是增加税赋，必然要以抑制消费为代价。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国内消费难以有效复苏，投资和内需就会受到制约，经济的复苏就会受到影响。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长不能恢复到合理水平，就业状况就难以好转，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国内消费需求必然疲软。这可能会使消费持续疲软，经济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低于潜在增长水平。
三是影响投资环境。主权债务危机会导致汇率波动，利润下降，融资成本上升，市场和投资环境急剧恶化，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
四是损害经济基础。主权债务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可能会严重损害经济的基础。债务重组和消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经济衰退和复苏阶段，政府赤字仍会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而当经济进入扩张阶段后，巨额的债务负担必然制约经济扩张的速度。
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出台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计划，人为拉动经济快速步入复苏通道，然而非常规救助计划是依靠国家财政赤字、举借内外债来实现的。在欧洲债务问题出现以后，欧盟采用了很多方案试图化解债务危机，出台75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寻求IMF、美国与中国的援助以及德国提出消减开支、加强对冲基金监管、防止“裸卖空”等等，从实质上讲这些都不是解决主权债务问题的根本方案，针对目前的欧洲债务危机，世界最多只能找出防止其进一步恶化的方案，却没有找出有效的彻底解决方案，找不出解决根本问题的手段，那么中长期来看欧洲债务问题就必然还要扩大化，危机也就势所必然。从欧洲央行开始购买主权债务以及日本又于近日投放110多亿美元的流动性来看，一些重要的经济体解决债务危机的暂时手段就是印钞票，从实际效果上来讲，虽然印钞票可以缓解暂时的危机，却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由此可见，当一国财政支付一再超出警戒线，长期与其收入不匹配，致使到期主权债务不能及时偿付，财政风险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便发生了，由此陷入“危机——救助——更大的危机”经济刺激计划的陷阱。事实证明，过度依靠对外举债和赤字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是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在危机背景下，应对危机出台一系列非常态的财政刺激计划，进一步加大了财政风险，而财政刺激计划运用不当，很容易陷入刺激计划的陷阱，产生“金融风险——财政风险——国家风险”的怪圈。救急性的财政赤字刺激政策不可持续，一旦经济好转要及时退出。无论如何，正视财政风险，建立可持续财政体系，是防患于未然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1】《上海证券报》-2012年02月23日
【2】《经济日报》-2012年01月19日
【3】《重庆日报》-2012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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