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脱贫攻坚 推进乡村振兴 “金点子”助力吕梁乡村振兴
深秋时节，硕果累累。
10月23日上午，吕梁宾馆内，出席干旱半干旱地区有机旱作农业技术交流会的中外农业专家及来自吕梁市基层农业部门、农业企业的负责人高兴地走进会场。
交流会上，专家们踊跃发言，为吕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有机旱作农业、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等各个产业建言献策，现场气氛轻松而热烈。一个个锦囊妙计振奋人心，一句句金玉良言令人深思。
学习经验 增进交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交流会上，专家们介绍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做法，尤其是3位中国台湾农业专家对台湾休闲农业、精致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产业等方面的介绍让参会代表们印象深刻。
“欧洲、中国台湾地区之所以成功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最大的经验在于发展精致农业，通过解决组织化，实现标准化，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台湾农产品精深加工、创意农业、休闲农业等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吕梁值得借鉴的好模式。”一位吕梁市基层农业部门负责人表示，在听取了专家们的报告后感触很深。
吕梁正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人才、智力、科技的支撑。“此次交流会各位专家介绍的好经验、好做法，都值得吕梁认真学习借鉴，下一步，吕梁将加大科技投入，扎实开展科技扶贫，推动吕梁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全面进步。”吕梁市副市长尉文龙表示。
精准对接 达成合作
吕梁是中国科协定点扶贫单位。为了落实中国科协脱贫攻坚工作部署，2018年以来，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扶贫方式，搭建平台，引入外部智力帮助吕梁贫困地区脱贫。本次交流活动就是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联合山西省科协、吕梁市科协结合吕梁实际，采取的“请进来”的具体举措。
“吕梁市科协在活动筹备期间，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省科协对接，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围绕市委、市政府打造功能食品品牌目标，进一步强化创新举措，与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精准对接，了解研究会及会员单位实际需求。”吕梁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薛保平介绍道。
最终，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和台湾神农科技发展协会在交流会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技术交流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把吕梁功能食品做大做强，让吕梁功能食品走出山西、走向世界。
本次活动也为吕梁今后推动精准对接，实现吕梁和台湾现代农业技术、资源互利双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传播理念 开拓思路
交流会结束后，台湾神农科技发展协会理事长廖树宏、秘书长杨东松和台灣大叶工学院食品科学系教授吴启川3位专家受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邀请，为会员单位再上一课。
“在台湾，农业的精致、精细和多元化发展达到了极致，台湾农民非常用心地在经营农业。”廖树宏对台湾农业理念的介绍让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会员们的理念得到了更新。3位专家还就研究会功能设置、培训项目推广、产品设计、草本植物的食品转化、原料配方、工艺流程、包装设计、体验营销、观光工厂等方面分享经验，提出建议。
“台湾农产品靠精深加工升值、靠策划创意营销是最大亮点，为企业抓好农产品加工、市场销售提供了很大的启发，让我们的思路得到了开拓。”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会长李海明感慨道。
在随后的调研中，几位农业专家马不停蹄，一路考察调研、一路答疑解惑，先后前往柳林、临县、孝义等地考察调研小米、红枣、核桃、蔬菜等产业发展情况，并与当地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业企业座谈，传授知识和理念，为当地农业企业出谋划策。
作者：邰丰
摘要：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战后韩国、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在推动乡村实践中既注重政府引导又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既注重保持传统又突出特色发展，既注重经济发展又保持文化传承，既注重把农民组织起来又倡导依法治村等。韩国、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对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启发。实施乡村振兴既要有实施理念的创新，又要坚持体制机制的创新，做到三个统筹，构建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坚持走乡村生态现代化建设之路，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地夯实基础。
关键词：国外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新村运动;造村运动
乡村振兴战略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进一步实现城乡协调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当然，实现乡村振兴途径和方式的选择也是一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觉选择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国家应对一系列内外部环境压力和挑战的结果。亚洲的韩国、日本在战后面对国内外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困境，在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梳理总结韩国、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和做法，对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无疑具有一定启发，值得我们去认真梳理和借鉴。
一、韩国新村运动对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
(一)新村运动的启动
二战后，韩国抓住机遇积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运动并取得显著成绩。与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相对，韩国农村农业发展显著滞后，导致工农业发展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分化更加明显，给韩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挑战。面对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韩国国家财力有限，无法满足解决城乡发展差距的巨大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另辟蹊径，在政府的支持下把农民组织起来，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使其投身建设自己的家乡，着力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生产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从1970年起开始正式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1](p.358)。客观上来说，韩国新村运动与其他传统的农村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没有大的差别。在起步阶段，韩国的新村运动高度重视包括思想启蒙、要件支援、教育研修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初期主要是以官方为主导，示范、吸引农民参与的形式，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改善生活的意识。在推进发展阶段，则逐步转变成以农民为主、以官方支援为辅的形式，重点改善生产条件，核心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积极支持农民开展新村建设。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和不懈努力，韩国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发达的工业国，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基本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
(二)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新村运动坚持以促进农村区域综合开发为基础，以整体提升为目标，以政府投入支持和农民自治为新村运动的基本动力，以项目开发带动乡村发展，注重培育农民的“勤勉、自助、合作”精神，鼓励农民投入家乡建设活动。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注重社会开发，注重农村基础设施与环境的开发建设与保护;第二，注重经济开发，增加农民收入;第三，注重精神启蒙项目，加强伦理教育。新村运动的实质就是通过开发建设新农村，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使农民的精神世界也丰富起来，最终形成脱贫、改革与创造的精神，为农村的持续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最终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韩国新村运动采取的主要举措有三个方面。
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为切实推动新村运动，韩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专门行政机构。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了“中央新农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在地方村鎮层面，设立了不同层次的新农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具体负责协调推动新村建设的各项事务。
二是注重村民自治。新村运动归根到底还是农民的事情，政府可以帮助，但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包办。为此，韩国政府积极倡导成立村民自治组织，如在乡村成立邻里会组织，针对妇女群体、青年群体等，相继成立了新农村妇女协会、新农村青年协会、新农村领袖协会等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的成员积极参与新村建设运动，发挥了政府组织不能发挥的作用。此外，政府大力支持村民自治，支持村庄建设，政府任命公共官员参与每个乡村社区建设，并积极组织村民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参与村庄建设，如新村运动一些具体项目的选定与组织实施大都是经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完成的。
三是尊重保留村庄特色，实施分类发展。韩国政府基于农村地域发展的实际，采取分类激励和发展的有效策略，将全国的村落根据各自发展的实际区分为三种类型：基础村、自助村和自立村。针对不同类型的村庄，其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增强了发展项目的针对性。如基础村的重点，在于培育自助精神，持续改善生活环境;自助村的重点，在于通过改良土壤、疏通河道等，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村镇结构的进一步改善，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农业收入稳步扩大提升;自立村的重点在于，注重对各类生产标准的制定，如农村住宅标准、农产品标准等，注重发展乡村工业、畜牧业和农副业等，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修建简易供水、通讯和沼气等生活福利设施[2]，从而实现自立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之，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韩国新村运动在实践进程中不断优化和完善，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第一，新村运动比较注重农村的整体发展，既关注到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又涉及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第二，新村运动注重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其中，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赋予。第三，新村运动注重运用综合的方法，不止于改善与提高农民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综合运用国家政策，全方位支持农村发展。第四，典型的全国性运动，政府的强力支持是其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保障。通过深入开展新村运动，韩国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其经验也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对于亚洲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二、 日本：造村运动与乡村振兴实践
(一)造村运动的启动
二战后日本非常重视城市建设，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955年～1971年，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迅速增加，达到1830多万人，累计总数达到4340多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61%提高到85%;同期农业劳动力则从 1600万人减少到760多万人[3](p.549)。这导致农业生产力大幅下降，农村面临新的危机，加上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促使日本人认真思考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处理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开始启动造村运动，旨在通过“自下而上”的造村运动实现乡村的重新振兴。
日本的町、村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町、村一般由几个居民点或者若干自然村组成，当然在町、村的相应范围内，还存在不同形式的村民自治组织，如“集落”“自治会”或“町内会”等，“集落”是日本农村的居民点和自然村，通常有十几户或几十户人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集落与町、村政府之间不存在领导关系(类似于我国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其职责在于协助町、村行政，具体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农业政策，如日本的水稻种植计划等政策的落实，多是通过这一组织最终分配到各家各户。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农村基层居民自治组织非常发达，农村居民可以自由参加各种组织，基层居民的自治组织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町、村议会成员和行政首长由农村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町、村长受町、村议会的监督，并有罢免权，町、村长可以否决町、村议会的議案，甚至解散议会。在具体运行实践中，当町、村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对町、村长提出的不信任案时，如果不解散议会进行重新选举，那么町、村长就必须立即辞职。日本全国最大的农业和农民团体是农业协同组合，其成员众多，可以说囊括了全国的农民。农业协同组合组织一般分为三个层级：即全国、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个层级，具体来说，农业协同组合有的由町、村单独建立，有的是以几个町、村为基础共同建立，在特殊情况下，如个别基层农协如果规模过大，还可以设立支所。当然，除农业协同组合外，町、村内也存在自治会和町内会等组织，町内会、自治会也都是由居民自愿参加、组合而成，其规模大小不等。日本目前大约有近28万个町内会和自治会。
(二)造村运动的主要举措与成效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造村运动，也被称作造町运动，其内容也由最初单纯的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展到景观与环境的改善、健康与福利事业等整个农村生活层面。日本为推动农村治理发展，采取的主要举措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采取了现代化带动战略：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的整体发展。二战特别是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短期内得到高速发展，工农、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农业人口急剧减少。为了切实缩小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差距，日本政府从产业振兴的角度切入，明确了以促进农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线和重点，注重增加农民收入来进一步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从1961年起，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等一系列涉农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农地法》《农振法》等法律法规做了进一步修订完善，从政策、制度等方面保障支持农业、农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的规范发展。
二是实践中注重推动农村与农业的平衡发展。自1999年起，日本在原来《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山区振兴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一方面，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山区农民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为此设立了“农村建设专项费”，重点支持农村的个性化、亲环境型的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根据新颁布的《景观法》，重点扶持农村、山村及渔村地区特色自然景观建设发展。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农村地区居民、民间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鼓励、支持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如从1979年开始，大分县推行“一村一品”运动，并取得较好成绩，从而有力推动了农业和农村并行发展，形成了自然与农业生产协调发展的田园景观。
三是注重城乡互动融合。日本政府鼓励在农村开展绿色观光事业，开展农村生活体验等活动，着力增强城乡国民间的双向互动交流，建立了城市与农村共存及双向交流长效机制[2](p.36)，从而为实现城乡的联动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总体看，战后日本通过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举措，加大了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面缩小了城乡差距，提高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农民的收入实现同步增长，农村的消费潜力得到激发，也促进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农村通过重建和更新，在推动本地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纵观日本造村运动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长期的。从最初的消灭城乡差距开始，到全力推进农业生产环境整治，再到营造农村景观，着力提升农村生活水准，到高度关注生态环境整治，其间经历了循序渐进的发展。
三、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
鉴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传统历史文化不同，各国在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方面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当今世界各国在农村基层普遍存在着四种类型的组织：政权组织;政党组织;经济组织;民间社团组织。事实上，也正是由这些组织共同构成了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系统。无疑，农村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多元化，为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一)注重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
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过程中，日本、韩国均高度重视发挥政府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主导作用。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政府倡导与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无论是韩国在农村掀起的“新村运动”，还是日本的“造村运动”，起初都是由政府倡导发动的。虽然政府的初衷不尽相同，但结果殊途同归，都改变了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的状况，实现了农村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最终促进了城乡的协调发展。
二是注重科学规划农村建设。如韩国的“新村运动”就十分重视规划，“新村运动”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历了多个阶段，但并不是漫无目标的发展，政府对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规划目标。纵观韩国“新村运动”的各类项目及其进程安排，都制定了详细科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这些都为新村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指导。
三是注重体制机制建设。如韩国政府为了支持“新村运动”，特别重视体制机制保障，中央政府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在地方也均成立了相应机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为新村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四是政府为农村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和支持。应该说韩国在启动“新村运动”之初，采取很多措施筹集经费，全力支持新村建设，在运动之初，为支持农村房屋改造、道路铺设、桥梁修建等项目建设，就采取了无偿提供水泥和钢筋的方式。据统计，“仅在1971年至1978年的财政预算中，农村开发项目费用就增加了7.8倍，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合计增加82倍，1994年政府和民间投资额高达110，000亿韩元”[4]。再如日本，为增强本国农产品的竞争能力，专门设立“特定农产品加工资金”;农协金融作为日本农村金融的一支主力军，其主要业务就是面对分散的农户，对其发展给予融资支持。
(二)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实施乡村振兴，必须尊重农民在推动乡村振兴伟大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要注重保护农民的利益。实事求是地说，不论哪个国家开展农村改革或者农村建设，姑且不论其主观出发点是什么，但在客观上都增进了农民的权益，如日本在1961年通过的《农业基本法》，其目的就在于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韩国在1961年通过的农协法，也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在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中，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没有农民的参与和主体地位的发挥，就难以真正推进乡村振兴，结果只会流于形式，最终也会无疾而终。韩国“新村运动”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启发。韩国在推进新村运动中，特别注意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注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在新村运动中所确定的建设项目，都是能够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诸如村里的公共设施、住房等)。项目建成以后效果立竿见影，农民很快就能受益。同时韩国政府又特别注意塑造农民的自立、自助和勤勉精神，而不是包办，采取的策略是“扶上马”“送一程”，最终实现自主发展，从而为“新村运动”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三)注重依法治理
国外普遍比较重视依法治村。如日本在造村运动中，就针对土地利用、农业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而制定相应法律，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规范了乡村振兴。为了促进农协的发展，韩国于1961年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以立法的形式着力推动农协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应通过立法使乡村振兴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通过法治手段推动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使农村治理逐步从行政推动型向法治推进型过渡。
(四)注重文化传承，推动多元参与
韩国、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姑且不论其初衷是什么，又采取了何种步骤，在实践中，两国政府都认识到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实施乡村振兴并不囿于发展农村的经济，同时也发展农业，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实践中，两国政府在注重搞好农村物质文明的同时，特别注重对农民精神层面的培育，尤其是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如韩国在运动伊始就倡导培育农民的“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再如日本三岛町提倡的“生活工艺运动”，旨在传承创造文化。
客观上说，单个农民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也不会得到人们的重视，只有组织起来，对外才能形成合力和压力，对内才能形成力量，从而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日本，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都非常重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注意推进多元治理和参与，政府只管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大量的事务交给多元治理主体来承担。韩国和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显示，农村民间组织特别是农民组织既是农民权益的坚定维护者，也是科技、工业、先进农业知识等在农村顺利推广的有力推动者。
借鉴这一经验，就要高度重视发挥农村民间组织特别是农民自组织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其参与乡村振兴实践。在1961年，韩国就成立了农协组织，支持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发展合力。据统计，到1994年全国农协的会员共200万人，基层单位农协1359个[4]。战后日本在造村运动中也形成了由三级农协组成的流通服务网络，而这一网络也实现了对整个日本农村的全覆盖，也正是这些农协组织利用联合的力量，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成为集农业、农村、农户三类组织三位一体的综合社区组织，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信贷、技术经营指导，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据统计，日本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有80%以上是由农协为其销售的[4]。可见，农民自组织无论在韩国，还是在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都发挥了政府不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农民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
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策略与出路
(一)创新实施理念，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实现乡村振兴，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主体之一，为此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尤其要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农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就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p.287)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如果农民默认和认同于现存的政治体系，那么它就为政治体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石。倘若农民积极地反对政治体系，它就会成为革命的推动者。”[6](p.286)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群众路线已经成为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同样需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做到无论是什么政策都要堅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策一定要从基层来，再到基层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力量的源泉，这就需要我们牢固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意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归根到底要依靠亿万农民，要靠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要放开农民手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因此，“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7](p.141)。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就要在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中，尊重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创造，就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方式，改变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消极被动的状况。在推动农村发展中，做到依靠农民群众，使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从而进一步激发农村各类社会主体的社会活力，其中也包括农民自组织在内，切实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其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伟大實践中。
(二)坚持三个统筹，调动各方积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任务和要求，指出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互动”[8]。党的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这一战略作为全国全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基于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尤其需要坚持推进三个统筹。
一是统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研判农村社会发展趋势、编制农村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农村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乡村振兴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切实发挥好党和政府在乡村振兴实施中的主导作用。统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就要进一步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深入贯彻落实，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特别是要进一步制定落实细则，确保村民自治能够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与管理基层事务，保证农民群众能够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农村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而为有效实施乡村振兴奠定广泛基础。
二是统筹单一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乡村振兴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其中，需要政府、市场、民间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协同、互动互补，才能形成合力，进而实现农村优质、高效、和谐、健康发展的目标。这就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民间社会组织，以政策来扶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农村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纳入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从制度建设、条件保障、业务提升等方面积极为民间社会组织发展、活动的开展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进一步加快社会组织的分类发展、分类监管，稳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并能够胜任政府转移的职能。
三是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第一，确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加大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努力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农民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第二，要进一步畅通城乡各种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第三，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深入推进土地三权分置。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稳定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稳步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改变原来不同的征地标准，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切实保障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收益权[9](p.101)。
(三)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
实施乡村振兴，要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更好地满足农民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普遍要求。对此，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大中央对农村的一般转移支付，加大省、市、县各级对乡村振兴的投入力度，并形成逐年增长的稳定机制。乡村振兴投入重点用于健全农村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并使其运转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均等化。第二，扩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以农村社区“一站式”社区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点建设为载体，推进农村社区服务尽快实现网格化、全覆盖。第三，进一步推动基层农村社会治理资源的整合提升，从政策导向、力量配置、经费装备等方面导向基层、支持基层，着力推动政法、信访、司法、民政等部门联合办公，着力增强服务基层的活力和实力。
当然，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固化下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这样才能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在乡村中的具体实践，注重对乡规民约的完善提升，注重对村民自治运行制度的完善提升，注重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着力构建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另一方面，还必须“提高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尤其是基层党组织、政府、村民及各类社会组织的法治意识和依法治理的能力。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更需要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切实加强自身法治建设，时时处处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摒除人情的干扰”[10]。
(四)推动乡村生态现代化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就要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贯彻落实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农村生态现代化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科技创新，这是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那么旧的机器、工具、器械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械等等所代替。”[11](p.698)为此，就要大力发展生态科技，为农村生态经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推动中国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没有创新科技的支撑，实现绿色发展、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坚持政府主导、协调推进，这是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关键。农村生态现代化受益的是整个国家的全体成员，是开放的、共享的。而农村生态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投资，农民本来收入较少，城乡二元结构差距较大，因此不能也不应该让农民承担过重的长期投资，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农村生态现代化政策支持力度，构建实施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构筑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12]
三是落实群众参与战略，这是实现农村生态宜居的基础所在。农民是农村生态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村生态现代化不仅仅是农村经济的生态现代化，还包括农村制度的生态现代化、农民消费的生态现代化、农民思想观念的生态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水平从根本上直接关系到农村生态环境的好坏。”[13]没有农民的参加，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標只能是一种臆想和愿景，实现乡村振兴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一言以蔽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关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实施乡村振兴既要有实施理念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又要有实现方式与手段的创新，还要有实事求是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科学周密的规划与设计，要讲究辩证法，要刚柔相济，要宽严适度，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好人、地、钱等问题，使乡村振兴落到实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助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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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健]
Key words： Revitalization of Foreign Villages，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New Village Movement， Village Building Campaign
作者：邱春林
摘 要：中国乡村何以衰落又何以振兴的问题是理解当下乡村转型的关键。在生计、社会与文化之外要附加上人这一要素，因为，有人才会有乡村的存续和发展。乡村振兴需要一种使其发生转化的“嫁接隐喻”和“化学反应隐喻”。乡村自身的发展及其并接到世界总体性发展中去的那一共有历程值得关注。村民在当下有一种他们自己的乡村文化选择，对此应保持一种理解的心态，承认他们自身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此来反观我们自身。乡村振兴要与时俱进地注意到乡村农民群体和基层组织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在这个过程之中所发生的一种新的接触、合作与转变，以及由此而带动的一种乡村文化转型的可能性。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乡村转型;文化转型;乡村生活
文献标识码：A
Rural Cultur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Observation Approach and
the Social Practice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ZHAO Xudong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The reason why rural areas in China declined then revitalize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rural transformation. The element of people must be added to those of livelihood， society and cultur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side relies on people.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a “graft metaphor” and “chemical reaction metaphor” to make it transfor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itself and the common course when linking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deserve our attention. Villagers now have a choice of their own rural culture， to which should maintain an attitude of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ir own cultural existence， in order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pay attention to a new kind of contact， coop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easant groups and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ces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rura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it as well.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ulture; rur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rural life
对于乡村振兴，特别是真正有心于中国乡村文化，并关怀作为基础文化上的乡村振兴的人而言，我们可能需要去真正问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什么算作是中国的乡村?其次，乡村究竟何以会出现一种衰落的迹象?再次，基于这样的一种衰落，且总体走向上也许为不可恢复性的衰落，我们又该如何去做一种乡村振兴的实践或实务呢?在这些问题之间，很显然是既相互关联，又各有各的问题意识发生的场景。要想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基于实际观察的详细解答，便有必要在下文之中去分而述之。
一、什么才是中国的乡村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乡村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生计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就生计、社会与文化这三者而言，如果必然要附加上“人”这一基本要素，那可以进一步去推论出，基于“人”的这一要素向度的相互搭配之后而组合出来的三种关系，正是这些关系的存在，或许是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乡村在过去和未来发展历程的一个框架基础。
这些关系具体而言，首先，便体现在了生计意义的人和土地的关系上;其次，体现在了社会意义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再次，还体现在文化意义的人和神的关系上。这三者之间看似各自独立，不可相互化约，但实际上在乡村社会中却又都是有机且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没有一个要素是独自存在而不受其他要素影响就可以发挥其作用的，这具体体现在了如下诸方面，并嵌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可以由此直接地观察到。
首先，看人和土地的关系。在中国乡村社会中，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表现得最为直接，也最为基础的，既不能脱离，更不能将之抛弃，特别是对于一个以农业立国的传统国家而言，情形更是如此。换言之，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之中，生活在那里的人，谁也无法真正脱离开一片人赖以为生的土地而存在。在一种人耕耘土地的文明史所形成的人和土地之间长期而深邃的关系之中，很自然地，也一般不会去怀疑的一点就是，人们会虔诚地相信，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必然是源自于土地。也就是人们会相信，可以从年复一年丰厚的土地播种生产的回报之中去创造出生活中的一切出来，农业因此也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其中，并对土地本身深怀着一种“命根子”一般的基于敬仰和崇敬的辛苦劳作。在许多有关中国人的故事之中，甚至是域外之人对于中国人的整体印象之中，他们最为乐于去讲述的故事也往往是一位即將远离故土之人，在行前会由父亲或母亲给他揣上一把家乡的泥土，以此来提醒他在遥远之地要如何保持对于自己生养之地泥土的眷恋，换言之，也就是对于家的依恋。而在人死之后，传统观念上，根深蒂固地，要尽可能安葬于自家的祖坟之地，假设没有这种可能，至少也要在棺木之上撒上一抔家乡的泥土。而每年祭奠祖先之时，则是要在自家祖坟的坟头上添把新土、压上新纸，以此作为一种对祖先亡灵的最好告慰。因此，在一种文化的观念之中，活着的人、故去的祖先以及家乡的泥土，在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约束之中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不可分离。
对于中国乡村的土地而言，有一种图景是从南走到北以及从西走到东的人所印象深刻的。在那里，大部分的土地无疑都是用来耕作和出产粮食的，对每户农家而言，一点点有限的、真正可以用来耕种的土地很少会是被无端地挪为他用的。如果还有机会去看某个最为“封闭”以及最为“传统”的中国乡村，那里的房屋一定是低矮，面积狭小的，很多时候大约仅可以容纳一家几口人的晚间休息，而这对普通大众的生活而言便可谓是一种满足了。因此，简朴、勤劳以及耐受力便是这样的社会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性格特征。这种不太在意居住空间的大小，更多心思是用在了田地生产上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真正属于农民生活的观念和价值。很显然，并不是人们在心底里不想要更大一些的房屋，而是土地出产的有限性的压力，无形之中也抑制了人们在这方面的“非分”之想，它客体化并象征性地体现在了各种形式的民居建筑之上，它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高、大、上，而恰恰是传统上的低、矮、小。这样一种乡居建筑的传统，它实际上也在空间安排上刻意压缩了人的欲望之中对于居住空间可以无限扩大的各种无意识渴求，或者说这种欲望从来就不曾有过给予其直接表达的机会，而房屋的空间也无形之中限制了这种表达的可能。但这又反过来在无意之中保有了一种可以出产一家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粮食供应的耕地面积的最大化，“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最为真实地深嵌到了一种人和土地的捆绑式的关系之中的。
也可以肯定地说，对于传统时代里的人而言，今天意义上的所谓一大片一大片的“建设用地”的观念是没有的，至于占用出产粮食的农耕土地的非农开发，也是农民思维中原本所无法企及或渴求的，人们生活的一切都是在于如何能够利用最大可能土地的面积去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以此来供应最大可能的家庭生养人口，而不是擁有大而无用仅以用来显示豪华空旷的一处处的居所，这在纯正的农业社会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举目四望，大片绿油油、黄灿灿的农田包裹着数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然后由一条条狭窄的土路跟外部世界相互联结在一起，这便是纯正农业社会中村庄的形态。从华北大平原一直到黄河以南的中原腹地，再跨越过淮河、长江到达长三角、珠三角的极为广袤的南方区域，大片的良田都是这样一点点地通过所谓人力和畜力的农耕劳作模式，一代又一代人的接替和投入，逐渐才有的一种从荒地到农田的农业生产上的拓殖。由数个世代所积累起来的此种观念，支撑着这种根基于土地农业的持久，不会被随意地遗弃掉，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始于农耕并止于农耕的中国乡村生计图景的整体景观。比如，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大平原，恰恰是因为有了都江堰的水利工程，造就了一种旱涝保收的自然供给，而使得这里的农业能够为每一位所谓“川西坝子”之人都提供一种可以安身立命甚至富足闲适的生活滋养。
可以想见，基于土地收益的传统农业，其最大的特征便是可以吸附大量的人口在有限面积的土地上耕作，同时也因为有基于精耕细作的粮食的稳定供应，无形之中助长了一种人口的增加，并且，如果有更为持久稳定的农业收成，这种人口增加的速度必然会加快。可以肯定地说，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恰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才会发挥其强大的约束性效应的。在农业社会之中，大量的人口会依附于土地而生存，土地成为了他们生活得以维持的保证，因此对一个农业社会而言，要去解决的核心问题必然就是所谓的“吃饭的问题”，也就是从农业实际出发如何能够真正使自己富足，并使得生活持续、稳定而有一种坚实保障的问题。
这随之便衍生出如何去处理基于资源分配、交换以及社会再生产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每个中国乡村而言，它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社会，至少在当地人的观念中便是这样认为的。在这样的乡村之中，小到几十人、数百人，大到数千人不等，大家因此而聚居在一起，彼此熟悉，往来密切。在这其中，传统的家族组织往往是此种聚居的核心形态，人们因为血亲关系的缘故聚族而居，形成单姓村，或者以某一家族姓氏为主的多个姓氏的杂姓村，而以现代村委会制度为核心的村落社会组织，则是一种最新形式的乡村组织形式，但它的主干也自然还是建立在基于一个或多个姓氏的血缘村落聚居的传统之上，只是有了现代形态上的一些新改变而已。如果有机会去一个当下的村落走访，也许会发现原来核心的或者最早来到这个村子并以其姓氏命名的村落姓氏人口可能都没有了，但村落以此姓氏为名的名称仍旧沿袭下来。从村落名称变化的滞后性是能够追溯到这个村落最初可能的起源的，这种起源自然也会留存于人们的口头记忆当中，由此，同样可以追溯由宗族以及亲属关系所形成的一种亲属关系网络。而所有这些，都会体现出一种在村落社会之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态和构建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体现出一种彼此互惠依赖关系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实际上，讨论到这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就在于，如何能够使一个社会自身通过某种人群中的组织机制而安定下来，使得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发生过于激烈的摩擦、冲突和混乱，这实际上需要有一种持久传承的风俗以及不可撼动的村社制度的构筑和存续才有可能。但要清楚知道的就是，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之中，冲突和混乱又是时有发生的。如果，在某个村落之中有住得足够久的时间体验，很多日常琐碎的冲突以及各种人际的矛盾也就自然显现出来，呈现在一个人的面前，便不能不去予以面对了。而村落权威人物以及权力机构的存在，必然都会在这些不同的矛盾之中发挥一种极为特殊的冲突化解和秩序恢复的作用[1]
。在一个社会之中，如果缺少了此种权威与权力的机构，比如，现在所说的村委会这样的机构，那么，乡村社会的秩序也就很难说有一种真正的自我维持和保证了，日常的混乱和无序，或者“没地方可以讲理了”的混乱，就可能成为是一种常态。并且，乡村社会之中所存在的权威和权力更多都是自致性的，是历史上传承沿革下来的，这往往会是村落之中长时间的积累和传递下来的权威和权力关系。比如，村中的族长、大辈以及各种的民间权威的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同姓氏的、在人口上占多数人的家族在村落支配权上的世代继替等。当然，在村落之中，必然也有一些权威和权力是后致的，或者说后来从外部所直接去赋予的，特别是跟现代乡村社会革命之后的基层组织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权威和权力。比如，受到了乡镇一级政府任命的村书记的权力以及相应的权威和在村中的支配力。与此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就是，还存在有许多可以插手或者干预村落事务的那些外部平衡的制约机构。比如，更高一级的政府组织的存在，它们都在尝试着直接控制和支配乡村事务，它们也都共同属于乡镇这一级的权力和权威机构。
最后，在中国的乡村之中，还必然会有一种人和神的关系存在，这更多是指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超越性关系，也就是超越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上的那些超乎寻常的神灵信仰的关系。当然，这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一种对于土地神的信仰，这一点表面看来和第一点的人和土地的关系之间是至为紧密地联系或重叠在一起的，但实际它们之间又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家有家里的“土地爷”，村有村里的“土地神”，各自有各自护佑和保护的范围，它们超越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上，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比如，逢年过节的祭拜仪式之中，土地神肯定是不可或缺的;还有天神，或者并在一起来祭拜的天地之神;另外，灶台上还会有灶神，火塘有火神，路边有路神，牲畜圈中还有马神、牛神，而粮仓那里还有仓神之类，可谓处处都有神灵的护佑。并且，这些神灵可能又来源多样，甚至就出自社会中的真人真事，结果造成诸神之中无奇不有。在一个最为普通的乡间社会，对死去的世俗之人予以神圣化的过程，可以由信仰之人自己随意地去取舍，任意地加以转化，以所谓的灵验与否为其最高的标准。因此，这种神是无法灭绝的，也无法通过灭绝的方式来消除，所有想要根本铲除这种乡间诸神的做法，最后可能都是徒劳的，没有真正意义可言的。因为，它自身并不是唯一性的，而是因时、因地、因人可以有各种形式的转化的。而这些多样性的神灵自身又相互构造成了一种彼此关联在一起的谱系，随处都可以去观察到。乡村里的小孩子，日常生活之中从长者口中所能够学习到的，不乏关于如何去敬畏这些神灵的各种灵验故事，以及某时、某刻、某地的祭拜仪式之类，这些故事的结构范型，也都必然深深地留存在他们的幼年记忆之中。
不过，在这些神灵之中，最为重要的还是掌管着人的生育的那些神灵，有人会说这些神为“生殖崇拜”，如此，便是一种不算完整和公允的片面之说。实际上，这种信仰包含了使得一个社会可以持久传递和延绵下去的非常丰富的文化象征和意义在其中，在这些神灵之中就包括了各种名称的“送子观音”“老母”以及“奶奶”“仙姑”，等等。这些平实得近乎平常人的名字，實际的功能便是从精神寄托上掌控着人的生育能力，这些神实际上也反映了人对于自身贡献于社会之中的繁衍后代能力的一种渴望。在华北乡村，普遍存在着的老母信仰，就是一种最为普遍的为求得子孙后代所传承下来的生育信仰，此信仰也极为寻常，但人们对此也表现得极为执着和认真。实际上，在民间社会中，传统上人们并不否认生育是一种自然的赋予，但也从来不否认这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赠予，并非完全的自然之力能够真正去实现，否则有些人的“不孕不育”就无法得到一种最为合理的民间解释。在他们的观念之中，当有一种生育的渴望而去求助于神灵的时候，神灵才可能真正应验性地“送子”给当事人，反过来神灵也才能够借求助者的“还愿”行为而有的一种持久性的烟火接续和祭拜。
因此，在一个农业社会之中，人生活之中的三个最为重要的事项，即天、地、人三者都可以被放在一起，经由人神关系而给予一种神圣化，使之成神或成圣，进而服务于人的种种基于社会存在的欲望或需求上的满足，反过来，人的种种欲望，也可以全部映射在这三方面的神灵信仰之上。因此，对于乡村社会所承继的农业文明而言，单一神灵的一神教，对心怀一种“有求必应”的现世人信仰而言是不可理解的，它所要应对的往往是有着多种欲求的人的存在本身，观念中的神没有也不会超越于这些最为普通的人的最为普通的欲望之上。求助诸神之人会因为多神的信仰而随处可安，但往往也会因为极度地向单一信仰上去做一种硬扭转而心神不安。比如，基层乡村社会之中历次的拆庙毁神运动的单一化信仰实践所带来的那种在民众心理上投下的极度焦虑和恐惧。因此，一踏上乡村的土地，最容易为人所感受到的就是“土地”“老母”以及“玉皇大帝”这类民间诸神的身影存在，说它们是宗教性的，但又不会是那么的纯粹，而是跟人们家长里短的世俗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真正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总体上的人与整个世界的存在之间互惠关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转化而已，因此，跟乡村社会自身的需求之间能够相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二、乡村何以会衰落
实际上，一种所谓后发展的乡村振兴，毋庸置疑，乃是由于先前的某种衰落而导致的，一个最为粗浅的道理便是，如果没有之前的衰落，又谈何后来的振兴呢?因此，要解决乡村振兴的问题，首先要去弄明白的便是乡村何以会衰落这个本源性的问题。
总体而言，乡村衰落的根本还是在于人这一社会与文化构成的核心要素上。乡村的景观之中如果没有了人，自然也就会显示出一种萧条和衰落的景象出来。可以去设想一下，各种留守问题的层出不穷，乡村中人去房空、田地荒芜，这如何又不使人梦想到，在未来一种使乡村真正有所改变的振兴发生呢?但人的存在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处在了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显然，如果人有其独立性存在，那么面对一种无法生存的处境一走了之便是，但实际上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容易实现的。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绑定在一起的结合性的关系，它属于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不可分离性的存在，即便偶有分离，也会想尽各种办法使之重新结合在一起，传统中国人对于“落叶归根”意象的塑造和冲动便足以说明这一点，而在农业社会中，这些观念是带有根基性和决定性的。
在此类根基性观念上，才会真正生长出一种人和人的关系。一个人可以暂时甚至永久性地脱离开这种关系似乎并不难，但一群人想要相互脱离开，各自离群索居地生活，那就会变得困难重重，即便是一群人相互真的能够脱离开彼此之间的关系，既有文化观念里所塑造出来的种种社会关系，也无法让人能够真正地相互分离开。犹太人从起源之地就几乎是被打散开来的，这个人群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但是，最终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对于祖先之地的认同，从来不认输地寻求在以色列人的祖先居住之地去恢复自己的一种共同体意识和认同
相对于很多民族的被同化的历程，犹太民族的认同是持久地保持着的，即便是四散于世界的各地，但认同却能够完好保持。最著名的便是在中国的犹太人，特别是居住在河南开封的犹太人，他们的犹太人信仰依旧是强烈的。关于这一点可参阅Michael Pollak： Mandarins， Jews， and Missionarie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n. 1980，第xiii—xxvi页。。同样的，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祖屋尽管因为年久失修，不能居住了，但也不能为此随便推倒而夷为平地，因为对一个血脉不断延续的大家庭而言，那是祖先的护佑之地，一旦丧失或者遭到破坏了，那就自然会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一种牵挂，难舍难分。乡村之人对祖先的祭祀也有着一样的道理，即便人走到了天涯海角，或在海外成家立业，在那里谋求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以及极为舒适的生活，但是，祖先之灵的护佑之情似乎难以使他舍弃对故乡的依恋，不时要回来去祭祖扫墓，或者参与到各种的祭拜仪式之中去。在香港的清水湾半山腰的井栏树村，每隔30年才会举办一回的安龙大醮，在此时间里可以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祖先来自中原腹地的郑姓家族子弟都召唤回村里来，一起去做“安龙大醮”祭拜祖先的礼仪。这就是一种人的要素在文化表达上的复杂性之所在，显然，人并不是独立之人，人首先是社会之人，并且附带的还是一种文化之人，他们因此而相互生活在一起。
不过，从村落农业的现实而言，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各种原因真的离开了土地，作为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社会自然也难逃衰落、衰败乃至消亡的厄运。因此，历代的乡村都必须要靠一种稳定人心于土地之上的意识形态来加以维持，一旦缺少了这种意识形态，逃离乡村就会成为一种潮流，特别是在农业供给不足的时代里，情形就更会是如此。历史上所谓的“流民”群体的出现，往往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产生的。有着两千多年传统的中国儒家传统，其所讲求的便是孝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观念通过一种教化的方式被推行到基层的乡村社会中去，特别是在宋明时期，这种基层的教化之风就更为明显和有力，使得儒家孝道可以深入人心，没有人真正会对此怀有怀疑之心，它也在影响着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但如果某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事件，使得此种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的约束力减弱，甚至是村社共同体崩溃和瓦解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局面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今天的乡村振兴突然开始要重新去重视乡风文明、家风、邻里道德、乡村文化建设，这并非是一种空穴来风的事情，而是所有近代主张乡村建设的努力之根本所在，也就是要用各种的方式和努力借由乡村的道德重建将尽可能多的人稳固地留在乡村广袤的土地农业生产的空间之中。
这种刻意去束缚人于土地之上的意识形态，它的文化逻辑实际上也并不复杂，它的核心就在于去讲好一个故事。比如，在这方面，中国的“二十四孝”是一种故事的讲法，屈原的家国情怀也是一种故事的讲法，而“岳母刺字”何尝又不是一种感人泪下、催人奋进的故事讲法呢?与此同时，朱元璋时代的“路引”制度是一个故事，毛泽东时代的村委会开具“介绍信”进城购物办事也同样是一种故事的讲法，这些故事的讲述的背后总体上都属于是一种控制以及安排人群秩序的意识形态，它们会在特定的时代存在和发挥其效用，保证了有更多的人可以安心且稳定地依靠种植土地而谋求一种稳固的生活，而不会因为土地以外的收益而见异思迁，更不会投机取巧，去寻求其他更容易的生活路径去走，进而造成一种社会结构秩序上的不安定感。
凡是会讲故事之人，他自身便会吸引到更多的人在他的身边，同时他所讲的故事作为一种叙事形式，真正成为了一种可以凝聚人心的意识形态。对乡村社会而言，从由上而下的控制而言，最佳的讲故事方式必须要使得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能够让依靠土地生活的人即便是在土地供给不足之时，也能够安心于在土地上农耕劳作，不会产生离土别乡之心。因此，真正好的农业政策，应该是在讲一个如何能够将尽可能多的人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的故事，也就是人不会轻易地离开土地而谋求其他生活，而是心甘情愿地安乐于土地上的劳作和供养，即便这种供养在人口日益密集之后变得越来越贫乏也不肯思变。实际上，被格尔兹称之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的那种受到了西方研究者广泛批评的亚洲农业生产模式[2]
，它本身恰恰可能又是中国乡村社会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且不可能随意丢弃掉的生产模式[3]
，背后所牢固存在着的则是一种束缚人于土地之上的意识形态，正是因此种模式的坚固存在，才真正可能有更多的人集聚在土地之上从事土地生产，而这是不断试图挣脱农业之累的，习惯向海外发展的西方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甚至可以说，在西方人的观念之中，这是一种浪费以及跟自然所做的没有真正出路的、耗费时间而又无剩余产出的抗争，就像他们文化里所津津乐道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一般的在结果上可能会原地踏步的无意义，而真正的进步和不可逆才是他们的理想。但要清楚地知道的是，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凭借一种开垦以及种植土地的方式已经持续地存活了人类有文明史以来的绝大部分的时间了。
在这样的受到土地束缚的乡土社会之中，人的一切实际上都必然跟土地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就讲好乡村故事的意义上而言，这里必然有着一种人和土地之间紧密相连，二者不可分离关系的故事类型的母题存在。一句话，所有人讲的所有的乡村故事，其背后的深层结构或许也都无法真正脱离开这个母题而存在的，即无意识地都要经由这个母题的结构而有一种所谓乡村故事叙事的展开。美国的文学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随同她作为农业专家的丈夫卜凯来到南京金陵大学，并在那里写就了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書，该书深度反映了这种人和土地之间依附性关系的中国乡土文化的内涵。换言之，人被土地所束缚，同时人也在创造着人必须依赖于土地之上而生活的一种神话，这个西方人视角的中国农民王龙和他一家人生活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既是一种关乎整体中国人命运的叙事，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中国乡村故事中的人和土地不可分离的绝佳母题。
当然，去除人的因素之外，在乡村衰落的途径上，还同样有自然与社会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农业在传统上，乃至于现代，都有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上天的供给的，也就是俗语所说的“靠天吃饭”。观念之中，“天”作为一种自然，它是农业社会存在的根本，也是一种每天生活中真实要去面对的存在。如果在自然条件上，所谓人们心目中的“老天爷”能够保证一年里的风调雨顺，那便意味着秋后会有土地出产的丰收、人民的富足以及社会的希望之所在，反之，如果出现了各种的自然灾害，造成大面积的农业歉收乃至绝收，其最糟糕的结果当然就是发生饥荒，迫使村民背井离乡地逃荒，接下来可能就是成群结队的流民四处流窜、饿殍遍野的衰败社会景象。长时间如此，必然会带来乡村社会结构自身的崩解，因此所带来的混乱，也终将会影响到自身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衰落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历史上有多少次的农民战争，实际上起因可能都是跟这种自然灾害恶果的长期累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为了果腹，可以铤而走险，甚至可以杀人越货，从不吝惜由此所带来的生命代价。
不过，从另一种维度上而言，不时的乡村衰落也无形之中激发了诸多新的非农劳动类型的产生，如各种形式的手工艺人和商人群体的出现。在天灾人祸造成农业减产，无法维持正常生活之时，或者在农闲期间可以有更多时间用于非农的生产之时，乡村里的手艺人、工匠以及小商小贩，靠着自身原本所拥有的一己之长在农业之外挣得收入来补贴家用，以此来辅助性地弥补农业生产上的不足。后来，这种基于农工相辅生产模式的相对于“农”而言的“工”的发展得到了不断的壮大，甚至超出了村落范围，在更大区域内获得了一种认同上的需求，那结果也必然是形成一种远离乡村农业的单纯性的工的需求。这样的不断去扩大非农再生产的发展路径，在现代社会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并非是一种农业社会发展的必然，恰恰是带有一种偶然性，在西方世界是跟工业化的急速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从农业社会的一家一户的作坊式生产直接过渡到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这几乎也意味着是一种前后之间的断裂，很难说是一种直接的前后关联、演进或进化。
更为重要的是，在手工艺人、工匠以及小商小贩之外，还有专门的商人群体会从一种乡村的衰落之中突显出来，成为社会中的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单就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这一举措根本上是释放出了商人群体的真正潜力，原本纯粹的农民，无形之中通过经商参与到了致富之路的开拓上来，“无商不富”所说明的恰恰是农业之外的一种致富逻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改革开放之后基于乡村而崛起的农民企业家们，他们的发家之路的共同性是因为家境贫困以及没有太充裕的农业资源可以去利用，土地瘠薄，入不敷出。这种基层乡村困厄的图景，反倒激发出人们为了活着而不得不去谋求各种活路或生路的计策上的应对性选择。这其中，通过一种货物的交换来谋取中间差价去盈利的商业便属于其中的一种。商人们也许从最初的小贩开始经营，如果头脑灵活，遇到了有利可图的商机，能够转换一下思维，便能够从货郎小贩的角色跃升到老板、商人以及企业家的身份位置上去;如果机遇失去了，未曾把握住获利的机会，即便是赔了本，最终也不过是重新又回归到乡村原本农民身份的位置认同上去，仅此而已。可以说，随处都可见到的那些乡村集市，根本上就是为这种最初的小贩们去准备的，集市也会因为他们风雨无阻的参与交易而变得异常活跃。他们往往是把货物从较远的地方运送到四邻八舍的中心地方的集市之中来进行售卖，很多农业出身的小贩，因此便直接由农转商而成为了专门的商人，这样的人聚集多了，也便会有一种集中性的富有区域性特征的商人群体的出现。而这样的群体，其来源很多时候是跟土地稀少，甚至无地可耕的地理区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浙商以及闽商之类，都是这种困苦环境下面对生活的压力的被逼无奈、别无选择的结果。
但要清楚的是，商人在中国又并非是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独立的市场上的商人而存在的。受到传统农业中人和人、人和地以及人和神的关系的支配，商人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一个独特角色，又会不断地受制于这些社会与文化的要素而回归于乡村社会中来。在中国乡村社会中，特别是沿海的那些到海外经商且人数众多的乡村之中，“华侨”的概念便由此而生。华侨一语实际便是指代真正有贡献于家乡社会，并能够不断回返家乡且回报家乡之人，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就属于是在海外经商而富裕起来的商人群体，他们成为了华侨这一群体的核心构成。甚至也可以说，当下所说的“返乡创业”也是另一种的商农之间关系的转化，除了在家乡土地利用上的便利之外，更为重要的便是乡村社会自身能够牢牢地把出外谋生之人以一种文化象征的方式重新将携带资本的富裕者拉回到了乡村社会并贡献于这个社会。在这里，表面上似乎商和农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很多时候彼此之间甚至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且，在中国乡村中，这种转化还会发生得比较频繁，特别是在乡村衰落的那个时期，情形便更是如此。
三、乡村如何振兴
从一种时间不断消逝或者时过境迁的意义上而言，一个日益衰落下去的乡村根本上是很难恢复如初的。这里恐怕不应该采取一种惯常的“病人隐喻”来加以理解，也就是所谓有病之人通过治疗就可以使病人的身体得到恢复的那种思维逻辑和叙事框架。基于这样的一种“病人隐喻”，曾经的中国乡村的衰落被看成是一种“病态”，同时被看成是一种不应该有的现象，然后借助各种的语言暴力般的人为干预的途径来进行一种所谓的专家诊断，最后再加以医治，给出未来改良的出路，但结果却往往又适得其反，可能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乡村，却被标签化成为问题之后，问题真的层出不穷了。这条路，许多人尝试过，但最终也是走不通的[4]。
对于中国的乡村，在今天应转换一种视角去看问题，相较于“病人隐喻”，对它最应该采取的或许是一种“嫁接隐喻”去理解，方可获得适中可行的解决之路。这也就是如何能够在旧枝干上嫁接一个新品种的嫩芽，使新旧二者之间合二为一，逐渐形成一种更有价值的、为更多人所欲求的新形态出来。在此意义上，乡村振兴无疑有似于这种植物的嫁接，将这种模式转换到乡村振兴上来便可成为一种“嫁接隐喻”，它的意义更多是文化上的，也就是要去尊重乡村自身发展活力中的再生以及創造性转化。而且，在面对极端现代性的乡村衰落之路不可回头的情形之下，它必须要经由一种文化上的重塑而有一种自我价值的再转化、再创造，这才可能是未来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可以去做选择的根本出路所在。
换言之，这也就是要求一种合力的作用，而不是一种各自力量间的分离或分散。或者说是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动与静以及融合与分离之间的一种相互借鉴、重组与合并。同时，我们还可以另外借助于“化学反应隐喻”来对此种乡村社会与文化合并重组的过程进行另一种解说，也就是两个同属于稳定状态的物质，各自都会发生一种分解作用，并通过相互之间的作用而产生出新的分子出来，这必然是要经过相互之间的接触过程而发生的。由此而让我们所有中国乡村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一种启示便是，要把乡村振兴建立在嫁接隐喻以及化学反应隐喻这两种图式之上，才能真正有助于理解中国的乡村，并将这种理解谨慎地运用于乡村振兴的种种实践之中。在一种乡村环境之中，土地和非土地要素的结合、人和机器的结合、农业和商业的结合、乡村和艺术的结合、手工和设计的结合、现代行政和村落事务的结合、乃至于庙宇和另类医疗的结合，所有这些可能与不可能的相互性结合过程，一定会产生出来一些之前世界之中未曾存在过的事物，这就是一种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因为文化从来都是在不断的创造和变化之中而存在着的。
在此意义上，乡村振兴也就必然要有一种创造出不同要素发生结合的新反应的出现，也就是必然会有某种传统要素衰落，而另外一种新的要素涌现出来并变得异常活跃，由此而激发出传统的乡村改造而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基于如上思考，有下面这样一些向度在乡村振兴中是不能不去加以思考的，这或许也将是未来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首先，是要有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新要素在乡村中被引入并发挥作用，以替代不适应新情境的固有的或者传统的要素。其次，是新要素能够真正和传统的要素有一种紧密的结合。再次，就是必然要有一种新形式的乡村文化的表达得以出现，或经由一种转化而能够表现出来。对于乡村振兴途径这样的思考是一种中和性的道路选择，也就是既不太过激进也不太过保守，取其适中而为之，重在各种要素结合之后适应于一种新场景的新创造。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考，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这个案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关于如何有真正的乡村振兴的一些启示。
最近我们在皖西六安乡下做田野考察，那里的叶集区三元镇可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乡镇，它下辖九个乡村和一个社区。在这个自古以来就是勾连起大别山与淮河流域之间交通要冲的叶集区，在当下的时代里似乎无形之中处于乡村旧产业向新产业转变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之中，一切的经验似乎都是以一种新的样貌呈现出来，这里的乡村已经和叶集区以及各个乡镇的发展规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各种形式的特色农业通过乡镇干部的推介慢慢地渗入到乡村农业的生产中去。在我们所集中走访的三元镇，有曾经出了名的挂面生产加工一条龙的传统产业，它原本属于一家一户的手工作坊，产量也有限，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自然更为有限。安徽的叶集区跟河南固始县之间只有一桥之隔，文化上既可以看到一种中原文化的影子，比如，逢年过节“吃面”就成了老辈人最为幸福的一种回忆，甚至孩子满月和老人过寿，挂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叶集通往固始县的接壤地带，还能见到两边的店铺仍旧有做好的挂面在出售，后来还出现了专门以做挂面为产业的村子，今天那里的人们还是照旧要在农闲之时去手工制作挂面。比如，一个位于著名的人工河——沣河边上的名叫沣桥村的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着手工挂面的生产和经营，“空心面”也成为这里的一个特色招牌。但是，如果和这里的乡镇干部聊天就知道，他们认为这种手艺虽然传统，但属于日渐衰退的行业，在整个叶集区，或者在整个乡镇的经济盘子中只占很小的份额。
基于这种衰落的局面，也是为了开拓三元镇的新兴产业，由乡镇组织村民去到湖北黔江学习稻虾养殖的技术，随后回来便在自己的水稻田里引进了稻虾共生模式的小龙虾养殖。养殖的结果，原来每亩水稻的毛收入一般只有一千元左右，现在每亩水稻田同时养殖龙虾的收入都在两千元上下，农民看到了此种新引进产业的好处，都开始纷纷效仿，最有名的新塘村已经有养殖小龙虾的水稻田超过五百亩了。每斤龙虾最初上市一般都要三十几元一公斤，比较而言，收入明显大于原来的水稻田的稻米收入了，并且可以无污染地既种了水稻同时又养了龙虾。现在镇上用一个新的概念来称谓这种新的产业引入的做法，即“一村一品”，也就是每个村子都会有某种代表性的产业在集中发展，由此带动乡村自身在产业发展上的转型升级。这样的做法无形之中改变了乡村的产业结构，而今日的乡村要想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振兴，没有一种可以带来一方致富的实际的产业，所谓的乡村振兴也必然是难于落地、拓展和实现的。
今日的中国乡村已不再是受困于费孝通在其《江村经济》中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土地问题了，土地在乡村村民看来已经开始有些“剩余”了，曾经在这个区域一年两季的稻米生产的情形已经不见了，这里的农民大多只种一季水稻，土地也更多地空余出来，他们宁愿去城里打工，也不愿意再多种一季的稻米。对这里的农民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有更新的技术或产业真正带动他们致富，因此在当地人的眼里，最为急需的便是农业方面的人才，即能够真正留在村子里帮助他们发展新产业致富的那些人才。在稻田里养殖龙虾是一门技术，这门技术是要从外面引进的，另外还有罗氏沼虾以及澳洲龙虾，也都需要从外面引进，这种由外而内的新技术的引进，在一定意义上带动了乡村的产业转型升级。比如，一位在浙江打工挣了钱的双塘村村民陈先生，他便有一种超越其他村民的引进新产业的意识，在考察了一番之后，专门从浙江省农科院引进了吊瓜种植这项技术，生產一种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吊瓜子，据说这种健康食品售价每斤可达50块钱。他为此在村里开办了一家合作社，组织村民一起来种植、生产吊瓜子。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恰是在盛夏之际，进入他承包的百余亩院子之后，就会看到高架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吊瓜秧，一个个的吊瓜已经是快要成熟的样子了。这种对于村民而言省工、省时以及省土地空间的新品种的种植技术或信息，都需要从外面引进来，并要和当地闲置的土地以及劳动力有恰如其分的结合，产生前文所说的“化学反应隐喻”的触碰效应，产生新的行动动力，使当地人能够尽快地发家致富。
实际上，所有这些新发展要素的引入，无形之中都在激发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根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趋利性的农业，这种农业也必然是要依赖于市场的风向标引领带动不能成为规模的传统小农向一条真正可以快速致富的路上去迈进。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振兴必然是要有一种产业的驱动为前提的，对普通的农户而言，在传统的产业无法真正快速致富之时，新引进产业的利益驱动便是最为紧要的，也是要放在第一位去追求的。这种农民要去追求的利益本身，可谓是乡村振兴这台马达的真正动力来源。在这里，我们同时看到了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引进新的乡村产业中的一种“由上而下易，由下而上难”的新的乡村发展路径或模式，也就是凡是乡镇政府或者外面的资本试图要去引进什么，这在当下乡村就变得很容易去实现，但是，要让老百姓自己起来用一种新产业去改变原来的旧产业结构似乎就变得非常困难。这无形之中让我们想起了费孝通所说的“双轨制的解体”，实际上在他所论“乡土重建”的那个年代[5]
，已经是出现了现代国家下伸的力量在起决定性作用了，而那条来自民间基层的由下而上的轨道则是被不断地阻塞，乃至最后因过度淤塞而堵死掉了。这种局面似乎在经历了七十几年的时间里，曾经受阻的双轨制甚至一下子彻底转变成为了单轨制的运行，由此农民的生活也进入了一种上下联动，或者完全由一种自上而下驱动的新发展轨道上来了。
在这一点上，真正显示出来了一种乡村社会最为实际的“富裕上见分晓”，农民对于生活富裕的渴望从来都是那样炙热和强烈的，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四十几年后的今天依旧是如此。此时的国家作为一种坚持“不忘初心”的党—政治理模式，对于它的新乡村路线，或者说真正可以落实到基层的发展路径，也许可以做这样一种概括，即它并不去管人们全体是否真正乐意接受，而是自认为只要能够真正有益于当地人民群众的事情就先行推介出去，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对此予以逐步地完善，并坚持以一种榜样带动的作用或示范效应来时时引导乡村村民尽可能地有一种生活上的前后改变，在此过程中，人们生活中的大部分也自然会随之发生前后的改观。并且，曾经在乡村之中，由商人、小贩以及富裕起来的经济精英所担当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效应在被日益为最新的、可以真正直接进入到乡村治理之中去的、越来越有行动效率和规范的、密集的基层行政所替代，由此，商人企业家群体成为了在乡村之中并非自主，但却可以通过积极主动地介入乡村事务而与基层行政之间互惠共赢地开展各种形式的乡村建设的群体。比如，在当下皖西乡村所开展的“一村一品”的活动中，我们着实看到了在某一个村子之中引入了某一“品”，实际上也就是引入了一种挣钱之路，农民的生活以及单轨政治再难不真正和一种供给式的金钱、资本、金融以及相互的收益最为紧密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了。中国在这个21世纪以来所推行的供给侧改革所真正落实到了实处的就是，它可以让一种自上而下的单轨轨道繁忙而满负荷地运转着，并且每一个参与其中之人都十分小心谨慎，也十分尽职尽责，他们作为年轻的基层干部在精力充沛发挥干劲的同时，也希望在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以及他们本身都能够发生一种明显可观的转变以及绩效增长上有一种效应的发生。
这里，实际上也同样发生了一种我所说的在理解乡村振兴问题上的两种隐喻性的效应，一种是嫁接隐喻的效应;另外一种便是化学反应的隐喻效应。由这两种隐喻性的效应，我们可以预见在当下以及未来的中国乡村，隔一段时间就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新的产业的引入以及旧的过时产业的被替代，而一种新的产业的引入和时间持久的维持，将必然会带来一种乡村固有的农业文化格局的大改变或者说大转型。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一种纯粹传统的东西被堂而皇之地送进了博物馆，我们看到这里由三元村社区所开办的农业博物馆里就收藏有已经很久不用的废弃了的传统灌溉水车、犁耙以及煤油灯等，它们都被锁在了玻璃框中，成为了只能让人审视并勾起怀旧乡愁之物，它们很显然是要被现代人无意识地界定成为一种前现代之物而永久地作博物馆式的收藏了。相对于这种前现代的或者传统的，再或者说是乡土的意识而言，另外一种极为清晰的，在农民意识里不断涌动着的东西便是一种强烈的寻求致富的观念，人们也期待着自上而下的这条轨道所能够供给他们的可以发家致富的产业的尽早降临以及产生前后明显改观的效果。在这一点上，他们像期待着人和神之间关系出现自己之前所投入其中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借由一种新产业的落地生根而能够给他们带来真正收益上的最大预期，这对他们而言，那可谓是一种最为实惠和实际的灵验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看到转化出来的各种新形态之中有着一种后现代的影子在游动着，即一种基于轻奢的旅游消费所带动的乡村文化价值的新提升。尽管在这个皖西的三元镇的诸乡村显现得还不太明显，但从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可知，他们是渴望着这种局面的出现和发挥作用的。此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重新去审视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乡村，在观念上乡村也日益转变成一种现代人生活中最为可以去“逃向”的象征之所，包括这里的绿水青山，也包括新鲜的食品和空气，还有可以使生活真正慢下来的那些乡村的固有文化传统和习俗传承。
在这方面，与之相伴随的又是一种乡村环境面貌的改观，在“美丽乡村”观念由上而下的主张推动之下，一个个的乡村都在尝试着去做环境上的人为设计的改变，这是在乡村之中引入了一种新技术、新理念以及在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效应的结果，由此而有各种对于周遭环境以及生活需求的新设计、新创造以及新生活。我们看到了外观设计犹如原始部落时代那种茅屋式的现代厕所在村中的落户，但厕所里面却是一应俱全的干净整洁的现代设施，而价格不菲的设计和建造，也让人最终辨别不清自己究竟是身处乡村还是在城市之中。还有各种在乡村出现的犹如城市里街头巷尾新安置上来的体育设施以及依山傍水的乡村公园，这些都在使农民的生活内容和意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一时间在乡村的新建广场上跳广场舞成为了一种时髦以及大家乐于参与其中的公共活动项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发现了一种更为有趣的现象。在很多年前，我们在追求一种乡村自治的图景之中，乡村相对外部世界而言是一个封闭起来的世界，即一种跟土地捆绑在一起的“乡土”，但在今天，這种封闭性几乎再也见不到了，各种新的权威和权力的形式，使得这种原有的并非完善的村民自治近乎归于一种沉寂。在这种村民让出部分自治权的同时，乡村自身也因此而得到了诸多的发展上的益处，这恰恰可能是村民乐于举双手去欢迎和同意的缘由所在，这就包括由外而内的通过扶贫项目所实现的道路硬化、通水、通电乃至于通气。在这一方面，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得到了大力地推进，此时村委会的更多行政化的因素得到了增强，乡村的行政管理因为有一种自上而下的介入而有了制度建设上的改观，在此过程中，由乡镇所派出的在村两委中任职的人数也开始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普遍了。因此，村委会的职能更偏重于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命，责权利的分明也使得乡村之中各种新角色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来，因此有了一种积极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机会。
与之相对出现的一种局面，并且感受更为明显的就是一种传统力量的彻底退出，或者缺乏了其可以继续生存的土壤环境，这也自然带来了一种维持乡村日常秩序稳固性的道德教化力量的缺失，不论是家庭之内，还是村落之内，伴随着资本力量的侵入以及大家基于个体意识的成长，传统道德风气的保持开始令人担忧。像“农夫和蛇”这样的传统寓言故事之中，农民是一善良之人群体的旧有印象在这种道德转型的过程中也逐渐地模糊或瓦解掉了，赛珍珠《大地》之中王龙朴实无华、恪守孝道的形象，也因此而发生了一种彻底的扭转。“农民不都是好人”的观念开始占据着新的话语表述，不孝敬老人、出言不逊、违法闹事者层出不穷，在很多人眼里，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中的那种“披着狼皮的羊”的精于算计的农民形象，在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人们观念中对于农民的判断，素朴的农民非要被装扮上一种凶狠残忍的狼的形象才似乎是真切的。基层参与乡村治理的干部群体对农民的整体认识，很显然在一种传统道德教化渐渐缺失的氛围中体现出了一种无能为力且不可救药的姿态。
与此同时，那些可以留住农民在村中生活和劳作的故事在日常的叙事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人们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不去打工而留守家中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对于年轻力壮的男子而言，便更是如此了。出外打工成为了很多当地农民眼中的“第一生产力”，并且经商和出外打工都在价值上被看成是优于种田农民的，从乡镇所在地城区里有密集的商铺可以看出，这里的人内心之中所涌动着的超越于土地之上的对于现代生活价值的追求。而这样去做所造成的一种严重后果便是农村劳力的供应不足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宁愿更多时间留在拥挤的城市之中，也不肯再回返乡村的家中，一些人已经将一年之中只在过年之时返家一次变成了经常不能回去。而街头巷尾所讲述的留不住人的乡村则成为了一种新的讲述乡村故事的母题和原型。乡村振兴也无形之中在呼唤着能够有更多的人回返到乡村里来，毕竟一条基本的规律便是，人往哪里去走，资金和效益也就自然会往哪里去走
一位曾经的乡镇干部对我讲述，乡村的振兴人气很重要，如果人能流回乡村，很多事情就都解决了。他还形象的比喻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上差不多半个小时以上就要开始想着花钱消费了，因此聚财也是聚人，人气没有了，自然其他的也就不那么容易办到了，结果衰落也是无法阻挡的。，而一种发展的辉煌，也自然地就会在那里得到一种真切的显现。
更为重要的则是，一种新的“官”与“商”相互结合的新模式在县乡两级行政机构的运行之中开始日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便是因为地域差异而引发的地域关系的“招商引资”的制度性安排。我们所调查的三元镇，它在行政上隶属于六安市的叶集区，这里作为经济试验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招商引资工作，核心的做法就是如何能够集中转化农村土地的原初用途，通过返乡创业的机制以及优惠性地吸纳村内企业回村开办新的产业，或者通过各类扶贫项目在村中的设立来带动农民致富。比如，很多贫困村里都设有乡镇资助开办并由承包商来承包的木业加工的厂子，这其中每年都有固定的一部分收益是要交还给村委会作为村集体收入的。由此体现了超越一家一户的碎片化的小农经营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农业发展上的规模效应，从原来的每户人家都要去做的农工相辅的现实应对，开始走向了一种大规模的集团性的农工分离，但这并不是一种彻底的分离，而是各自在寻求一种更大的发展空间，根本还是来自于传统的农工相辅所造下的产业发展的传统之上。比如，在这个区域，基于最为传统的木材集散地的建筑模板加工从一家一户的生产转变成了在叶集经济开发区中的规模生产以及产品的转型升级。这也明显体现出乡村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既有“合”同时也有“分”的产业发展的新业态。在这里，不论是农还是工，似乎各自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加足马力在运行，无形之中在超越原有村落范围而形成了一种农工互补、农商互济的整体性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四、乡村振兴的下一步
在这里，最应该清楚的一点就是，在乡村发展之中，它自身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随着更大世界的转变而发生着一种自身的改变，这多少有些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地球自转也围绕太阳公转。在发展乡村振兴的事业中，乡村自身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并接到世界总体发展中去的那一共有历程是颇为值得引人关注的。很明显地，曾经的乡村可能是被想象成一种桃花源一般与世隔绝的存在。在水路、陆路以及各种信息都不通的年代里，这种自我的隔离或许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可能存在着的，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知道，一个乡村从来又都不会是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而是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乡村既可以是相互封闭而独立的，因为，它有其自身的时空坐落以及那里的生计和生活，但它也有自己开放的空间去接受种种外部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变革历程也便是在此种的封闭、独立以及开放吸收的辩证发展之中而逐步成长起来的，这看来是一条铁律。
因此，从一种回溯的立场上去看，乡村是有一段不断发生自我改变的历程的，就像考古学所说的灰土层的堆积，年代的变化可以从灰土层的堆积中得到观察和猜想。原始的村落跟今日我们所看见的乡村之间显然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但要知道，历史的层积还在那里，并可以借考古学而得到一种细致挖掘，这种层积在当下活态世界中不是挤压出来的，而是体现着一种空间上的分布。一处村落可能十几年前开办了农家乐，因此而吸引到了外地人的游览、参观和度假;但另外一个村落，从来都未曾有过农家乐的经历，一直处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寨门打开，直接步入到了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村里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人们用往来城乡之间的大巴车来接送新一代的旅游者，他们开始不再仅仅注意到吃、喝、住这方面人为安排的农家体验，不再是去农家乐尝鲜，而是要有一种个性化的享受，相对于城市的高楼大厦而言的农田山野的大自然体验。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在这里一下子便可以得到具体的体现，游客的心理感受水准陡然提升，消费能力自然也随之提高，如此，带着从城市而来的一家人留在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了解所谓的大自然，倾听天籁之声，这或许便预示着一种新的乡村振兴号角开始吹响的讯号，这个讯号的意义便是，人们在日益关注于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在关注着情感体验上的自我价值，这当然也是这个时代整体性价值的一种折射，情感在此意义上成为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关怀和关注的对象。由此带来的体验所造成的一种后果便是，曾经生活中处在第一位的吃喝，变得不再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个人寻求放松以及缓解生活压力和内心焦虑的方式成为生活之中最为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在这方面，前者的生存状态如果可以被称之为乡村振兴的1.0版，那么后一种便可谓是乡村振兴的2.0版了。
这种乡村发展模式的升级，显然跟这个时代的城乡关系模式的改善密不可分。这也更能说明，城乡之间一种互联互通的关联性关系的必然存在，这就像一个连在一起的事物的两端，一端改变了，另一端又如何不会改变呢?一条船上的两个人，船头在摇晃，船尾的人又如何感受不到这种摇晃的存在呢?也就是说，城市在经历了包括房地产开发在内的大改变，乡村社会又如何能不强烈地感受到其振动的余波呢?很显然，这种关联性的存在，归根结底是由于乡村它从来就不是一只密不透风的铁皮桶。
在这一点上，乡村振兴是要去避开工程设计思维的，而是要将其看作一处自然景观，随着世间万物的自然生长以及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的改变而能够与人相互适应。因此，自然的村落本身是在变化之中的，同时，因为有人的作为也有其相应的改变。人也是在一个文明阶梯的攀爬中不断去改变其自身的，人创造了这个世界之中能使他们更好去生活的物质环境，包括工具、技术以及种种文化的发明在内，而人也在为这种工具、技术以及文化所捆绑，受其所束縛和拖累，很显然，人们从工具、技术以及文化中所获得了一种效率和自由，便也自然会从其中添加上另外一种的因为对理性和效率的过度追求而带来的种种不自由。这样的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一定是在影响着人们在其中的诸多选择，进而成为了人们要去重新看待乡村的一种观念，改革开放之初的乡村和今日乡村的面貌之间，毋庸置疑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的，而这种改变还会逐渐累加，由此而带来了社会的深度的文化转型。
五、基于文化的乡村生活新定位
可以这样说，20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文化在日益成为正当性的话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也在一种不自觉当中，猛然发现了文化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看似在上下之间每个人都有的一种共同性意识的追求，这也完全体现在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价值规划和认同之中。在此意义上，乡村不再是一处令人想起来便心生畏惧的穷乡僻壤或落后之所，而是一种更多贴上原生态标签的文化展示之所，而传统的文化恰恰蕴藏于其中，并且是无比的丰富。
人们在像追求自己的梦想一般在去追求一种梦想生活的乡村再现，这多少有点像田园牧歌一般的全景展示。在随处可见的农家饭、农家乐、乡村旅游、慢生活、断舍离、佛系、绿色食品、无公害等新名词的背后，是对自认为消失了的传统乡村生活的一种深度乃至过度的想象甚至是假想。由此，一种新的文化的概念重新包裹住了乡村，使之有了一种新的样貌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因此，乡村振兴也被说成是一种文化振兴，似乎曾经的乡村之人，并非那么自觉地就意识到或者特别在意于自己是有文化的，宛若沐浴春风而不知春风究竟为何的感受。而今天遍地开花的“文化下乡”运动，其所追求的就是一种自上而下地向乡村里的老百姓做一种文化上的宣讲，而曾经的在乡村还一直存活着的让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被乡镇文化站特意筛选之后又返回来用以重新“教化”或者引导新的村民的新生活，由此形成一种文化的上下之间的联动、合力以及期待其间一种“化学反应”的发生。
作为一个有着自身文化传承的乡村而言，在我们当下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乡村振兴的话语构建中，应有意识地将文化这一为人所日益觉知到的存在放置在其应有的合适位置上去。从这种文化自觉之中渐渐去明白，不仅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尚还需要有一种文化的定位，也就是要注意到文化在引领人去行动中的独特作用。现在我们注意到，各地基层都在逐步落实“新时代文明实践”机构的建设(在县为中心，乡为站，村为所)，这也许是伴随着乡村振兴而开展的又一次的乡村文化的新定位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乡村需要文化，乡村也真正是有文化的。在此过程中，乡村振兴的实践者或许更应该清楚明白地知道，乡村的文化是最为密切地跟乡村农民的需求之间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还特别应注意到，在我们所调查的三元镇镇政府，有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专门的乡村文化百姓宣讲团，农民自己在乡镇文化站的组织之下自编自演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这些内容中既有传统风俗，比如，借用当地民歌、相声、快板之类的形式，把一些就发生在农民身边的故事编入他们节目创作之中去，然后再由这些乡村文化宣讲团的骨干人物带到村里的乡村大舞台上去表演给农民们看。
这可谓是一种新与旧之间的一种再结合，或者说是乡土民俗和现代生活观念直接接触碰撞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嫁接效应以及化学反应。在这过程中，必然会体现出新的一种人和地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神的关系。在一份署名为双塘村农民文艺创作室徐英志所写的一段自编自演的《群口相声》中有这样一段借用传统民歌形式的表述，这可谓集中体现了一种新旧结合之中的“新乡村爱情”：“乖姐房中玩电脑，情郎田里把秧薅。有心勾郎来种田，种田人电脑玩不好。”最后的结果就是：“俺和情郎赶叶集，来到超市买手机。为了早日配鸳鸯，双方互相发信息。”这是写于2014年11月的一段相声，那时的微信还没有得到真正普及，但是电脑、手机和发短信息已经成为乡村生活的必备了，此时乡村的婚恋观的表达也必然会构筑在这些新的技术手段之上，如果再梦想着从一种传统婚恋观念和形式之中去寻找乡村文化的所谓固化了的求偶婚恋文化已经是不大可能，实际也不再有存在的踪迹了。在这里，新的“情郎”“乖姐”们，无须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约会，也无须写很长的情书信件，相互用手机发送信息就可以完成原来只有在私密空间里面对面才能实现的恋爱过程，这可能就是一种乡村文化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真正去注意到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对于乡村振兴而言的一种真实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对于改变而非静止的把握之中，我们才能真正看到这种新的观念如何反过来去重新安排乡村农民文化的生活定位。
总体而言，上述所有这些本身就是乡村村民在当下时代自认为如此并如此去接受的一种乡村文化及其改变，我们无法去真正予以干涉，这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一种文化选择，我们似乎也没有这份权利去对此横加指责，我们只能是保持一种理解的心态，承认他们的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此来反观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此一点上，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到，乡村振兴并非僵尸一般地去恢复一种本不可以恢复的极度僵化了的传统，而是要与时俱进地注意到乡村农民群体和基层组织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所发生的新的接触、合作、转变以及由此所带动的一种文化转型，这种转型也真正带来了一种乡村振兴的可能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也就不能不逼迫着我们去转换一种注意力，对发生在当下身边的变化保持一种警醒，并对转瞬即逝的乡村变化的符号和讯息保持一种自我警醒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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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孝通. 乡土重建[M]. 上海：观察社，1948.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于亦乐斋)
(责任编辑：杨 洋，王勤美)
收稿日期：2020-05-06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再思考”(18YYA01)。
作者简介：赵旭东，男，浙江桐庐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与法律人类学、乡村研究、文化人类学。
作者：赵旭东
河西村位于门山镇里河东岸，距镇政府1公里。人口1380人，耕地面积2286亩。现有党员34人，大专以上学历10人，村支两委3人。
“支部+公司+农户”模式，振兴乡村经济。2018年5月，河西村通过“支部+公司+农户”模式成立了市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用村集体控股，村民入股的方式，为村民提供耕、种、收、运、植保、化肥农药一条龙服务，入股村民作为股东按照占股比例年底领取分红，村集体通过项目每年获得分红收益，个人集体双双受益。
公司现有大中型拖拉机3台，大型自走式联合收获机4台，配套大中型农机具3台套，公司下设植保中心1处，植保机械20套(植保机器人6台、高地隙植保机械6台，悬挂式喷药机8台)，经营范围涵盖耕、种、收、运、植保、化肥农药一条龙服务，公司积极投入生产，开展小麦、玉米收割作业;
秸秆腐熟作业;
深耕作业;
小麦病、虫、草害植保防治。年农机化作业面积一万多亩，年农机化收入8万余元的大型现代化农机专业服务中心，当年形成固定资产200余万元。
依托招商引资项目，与辽宁锌硒旺有限公司合作发展富硒产品，取得了锌硒旺济宁地区总代理权，首批富硒小麦面积达200亩，提高了小麦生产的附加值，提升了农产品品质，振兴乡村经济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目的在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然而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未来农村农业的发展不能停留在过去的传统模式上，必须要用等新理念新工具去创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模式。
一、金融创新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以农村金融创新撬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推动乡村振兴。首先要逐步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规模和覆盖面，加快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全面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快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竞争适度、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一方面，金融机构应着力提升金融服务供需契合度，量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内在规律的特色产品，加快建立符合新型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特点的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因此要加快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加强金融支付网络建设，积极发展现代支付工具，提高乡镇网点覆盖率，着力打通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同时，还应加快构建农村征信体系，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尽快建设统一的征信数据平台，建立信用评估指标体系，推进农村信用信息资源的部门整合和城乡联动，提高信贷的可获得性。并着力提升农村金融监管水平，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带动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重点促进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小微金融机构和合作金融组织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二、互联网工具互联网最重要的是让人和人的连接变得非常简单，让整个社会商业合作关系从传统上的竖状结构变成网状结构。所有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有的协作者又是被协作者，这样农村才能形成全新的生产关系的组合，形成互联网形式的生态，这样农村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发展才会面貌一新。同时，要让农村的优质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必须用好互联网工具，根据市场的需求与当地特点，有目的和有针对性地发展特定产业。
三、大数据大数据是“互联网工具库”的核心武器。大数据是一种新的细化下的市场和市场下的细化，提前预售数据分析，农民可以做到预见性地生产，农业可以做到有计划地配置资源，加上智慧物流业、互联网金融的支持，这才是农业现代化、农村产业化的真正实现。
乡村旅游是融合多种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思路的途径，通过乡村旅游可以有效的激发新型农业的产生与运作，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有效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乡村旅游从旅游规划的角度考量乡村的发展潜力，结合国家宏观政策，高瞻远瞩定位发展性质，到最后达到可行性的落地运营计划。具体运营分为乡村产业、乡村文化、乡村生活方式三方面的运营，也正结合了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发展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乡村旅游运营
一、乡村产业的运营
乡村产业无论是农业种植、养殖，在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上，都要营造生态、原始的农业产品品牌，依据市场导向，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其次，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通过文化包装或创意包装，运用互联网电商、中央厨房的思维，向城市输出产品，这是未来乡村产业运营的主力，这种具有经过包装的土特物产，才能真正走出去。但这里，我们不能仅仅运营一个单一村庄的产品或者物产，而应该以此为基地或平台，去经营一个地理标签的物产。再者，就是休闲农业消费。乡村自然景观和田园产业，是有潜力成为核心吸引物的，这也就为休闲农业的在地消费提供了可行条件。培育农业产业新业态，运用科技、文化、艺术等创意手段提升休闲观光农业，加快发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新动能。适应消费者多元需求，突出发展科技型、文化型、生态型、功能型、服务型等创意农业，培育创意农产品、创意农田景观、创意文化、创意节庆、创意饮食、创意民宿。同时强化节庆营销，组织参加全国区域性展会，支持举办丰富多彩的农事节庆。休闲农业消费，不仅仅是“采摘-支付”的简单模式，而是需要项目主体的营销包装推广。从采摘上升到劳动体验，从采摘上升到亲子社交，即从村民经营到公司化的定制化经营。
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实现农民脱贫，从生态、环境、乡风、文化等多方面整合农村资源，激发农民创业热情，激活乡村内在活力。而乡村旅游的支柱是产业，乡村产业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合理利用乡村土地资源，由传统农业转变为多样性农业。
二、乡村文化的运营乡村的历史文化、乡村的民俗活动、乡村的游戏，都是文化的范畴。乡村的文化，也是乡村景区化的核心，也是有望成为核心吸引物潜质的。首先，不是站在一个村庄的角度去寻找、激活与包装文化，而是要站在一个文化地域的高度，去看待乡村的文化。其次，乡村的文化需要载体，通过改造乡村文化建筑，或者保护原有传统建筑、景观，让乡村的肌理空间更具有地域特点，这些是乡村旅游运营的依托。再者，要打造思考文化运营的赢利点。乡村的文化空间，有其特有的公共属性，但这种公共属性不能成为一个乡村或者城镇的文化事业，而应该嫁接社会力量参与经营。因此经营方式可以分为文化演艺、休闲消费、乡村游学教育等。乡村文化运营最重要的是要有创意的活动，也是吸引乡村创客聚集的关键因素。
三、乡村生活方式的运营乡村对于游客市场的吸引力，最大的关键在于异于城市的生活环境与方式。未来的乡村景区，不是说让城里人去吃去喝，而是去过一天、两天的乡村生活。 乡村生活方式的运营，其实就是乡村业态的选择与包装，是基于良性的产品运营进行架构的。单一的生活方式供给，可以交给当地居民、创客，但整体的生活方式及环境氛围的营造，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平台化支撑。单一的生活业态是很难有生命力的，而侧重整体生活方式的打造，则需要平台精心包装、品质植入。如乡村饮食可以做特色餐厅、农家庄园，乡村住宿可以作民宿、农家小院，乡下休闲活动可以做朋友聚会、亲子游戏，乡村养老可以做康养、生态等。当这种乡村生活生态圈形成，乡村生活方式才会以一个整体成为产品并向游客输出;而这个时候，这种生活方式才会得到市场认知，或者成为一个IP。 乡村旅游运营主体乡村旅游运营需要新型的经营主体参与，关于经营主体，有几种方式：1.村民经营企业化统一管理，如重渡沟模式，能够避免无序经营和恶性竞争，保障村民集体利益;2.村民经营政府服务，如梅家坞，能够实现村民主观能动性，但村集体应做好协调服务工作;3.村民经营与外来社会主体经营并行，某些创新型、文化型业态通过引进外来经营主体能够赋予乡村新的活力。
乡村旅游的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套路，要结合自己的优势勇于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要符合潮流所趋，迎合顾客所喜，这才是乡村旅游具有持久魅力的根本，也是响应国家扶贫政策，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步。本文为来也原创，转载须联系本号。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教育投入继续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我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振兴乡村教育，乡村教育的落后面貌不改变，乡村振兴战略就无法全面落实。”民进海南省委副主委、海南省政府教育总督学潘惠丽委员说。
潘惠丽委员表示，目前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正在逐步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但是，乡村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最大的短板，教育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仍然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仍然是乡村教育发展的不充分。
“现在农村教育体系不健全，幼儿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都有待完善，还没有形成全链条推进的有效机制。同时，农村各层级段教育呈现出来的突出矛盾也十分复杂，农村劳动力培训、职业农民培养的主体、职责、机制不完善。”潘惠丽委员摆出了自己在调研中发现的一系列问题。 对此，潘惠丽委员建议制定乡村教育振兴发展规划，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中统筹部署、统筹推进。她说：“以构建学习型社会、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为目标，科学、系统地做好农村学校(含幼儿园，成人学校或站点)布局规划，使乡村各类教育有场所、有阵地，尤其要及早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指导标准，优化和稳定农村义务教育布局。”
除了做好顶层设计，潘惠丽委员还建议研究制定支持引导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流动的制度措施。比如：进一步细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切实解决城乡教师交流和流动的制度障碍;依托特色小镇、风情小镇建设，制定政策，积极引导城市公办优质名校在小镇办学建校，推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下沉等。(记者 王晓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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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数字乡村”
助力乡村振兴
--**市数字乡村试点工作典型案例
近年来，**省**市以“农业生产智能化、特色产业电商化、安全监管平台化、生活服务便捷化、农技推广信息化”为工作目标，转变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推动了农村物流网建设、提升了农民数字化水平、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逐渐走出一条特色鲜明、数据驱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一、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助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
近年来，**市积极开展“互联网+”现代农业活动，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深度融合，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一）推进信息化与农业生产深入融合。
**市刘猴镇作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单位，以新技术渗透为主导，深入推进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辖区内的**裕山菌业有限公司通过襄阳电信提供的通讯模块，将技术链接到平台，种植农户只需在手机上进行数据设置，即可一键操作，实时监控查看香菇、木耳等农产品的状态;**宏全农牧有限公司智能大棚实现了水帘降温除湿、风机换气，遮阳温控等一键操作。新技术的应用，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保证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二）推进信息化与农业创新深度融合。
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物联网、电子商务等信息化应用能力方面培训力度，鼓励支持推广应用农业物联网和电子商务，积极运用互联网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改造流通方式、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发挥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截止到2019年底，全市建成县级电商运营中心1个，县级仓储配送中心1个、镇级电商服务站11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228个，覆盖90%以上的行政村，带动就业12000余人，全市电商交易额突破15亿元，同比增长15.38%。
（三）推进信息化与农业服务深度融合。
深入开展信息进村入户综合服务试点工作，建成了1个市级信息进村入户平台运营中心，11个镇(办)益农信息社标准服务站点和50个村级信息网点。以“互联网+12316”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载体，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破解农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难题，将农业信息服务延伸到乡镇，辐射到村组。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培训、农业灾害预警预报、农产品市场行情、农产品销售推介等综合信息服务。
二、大力发展信息化建设，助推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按照“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步实施、分级管理、网络互联、信息共享”的原则，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以基础数据平台为支撑、以综合治理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为核心，打造了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保护群众的智慧平台。
（一）加快新时代农村党建信息化建设。
依托基层网格化服务，利用党员远程教育平台、QQ、微信群等方式，加强对农村在职党员、流动党员的教育，详细掌握在职、流动党员的喜好、特点、工作技能，详细党握党员需要什么，想干什么，拉近了党员和党组织的距离，使流动党员由“被动”变为“主动”。疫情期间全市3941名党员干部职工闻令而动、挺身而出，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第一时间下沉到疫情防控一线，利用居民微信群，使用统计助手APP，开展测量体温、物资代购、心理服务等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和保障群众生活。相关职能部门也及时推出“网上办”，方便群众办理各项业务，提供医疗救助、政策咨询、外出务工等暖心服务。
（二）加快新时代农村治安信息化建设。
以市、镇、村三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发动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共同监看视频监控，筑牢治安防控的“篱笆”，按照每个行政村在公共区域建成5个以上高清视频监控探头，2019年底，实现了行政村覆盖率达100%，建成了村级视频监控系统950个，并与全市频监控共享平台实现联网对接，构建“多维感知、情报主导、立体防控”的综合信息管理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加快新时代农村信息化服务建设。
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一张网”建设，规范化的政务服务大厅，设置村级便民室，实行“一站式服务”“一门式办理”，逐步扩大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反馈范围。方便群众办事，使群众不出镇、村(社区)就可办理日常生活中的高频事项;推出“宜医通”APP，实现医院之间信息共享，连接起包括镇、村在内的300多家医药机构，实现了全市就医一网通，患者在就医时四卡合一(就诊卡、医保卡、社保卡、银联卡四卡合一)的功能。
三、大力发展网络文化，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发展。
利用网络空间和网络社会形态特有的优势，以新理念、新载体、新内容、新方法实现线上线下文化惠民的跨界融合，共享文化信息资源、提供公共服务、拓展服务范围，满足农村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一）提升乡村网络文化设施水平。
目前已完成85个行政村的宽带光纤化升级改造，对3个未通宽带行政村进行了光纤接入，新增光纤宽带端口共28820个，破解了城乡网络信息的不对的瓶颈;大力实施“农村智能广播系统”建设，覆盖全市11个镇(办)，投放音柱1696个，利用市融媒体播控平台及无线覆盖的方式，每天用1.5个小时进行广播新闻类节目。特别是疫情期间，通过无线广播播放疫情信息，及时的把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在老百姓足不出户的情况下进行了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提升乡村网络文化丰富内涵。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任务要求，通过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将生动鲜活的文艺表演、通俗易懂的宣讲、解难济困的志愿服务等活动通过网络展现给广大农村群众，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到寻常乡村百姓的生活;大力推进中国电信“幸福新农村”高清ITV互动电视平台的应用，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全新的电视信息界面，实现“一村一电视台”，为农村用户提供丰富的网络精神文化生活。
虽然我市在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村信息化硬件设施能力相对不足，信息化软件应用水平不高；
二是农民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农村信息化人才;三是县级以下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投资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试点工作为契机，加强与上级部门的协调沟通，进一步强化措施，加快试点工作进度，尽早取得成效。
市委组织部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主要抓手，着力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切实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方面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农村发展的“造血”功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一、加强领导，着力健全工作机制。
以提升基层组织力为重点，不断提高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的精准度和实效性。一是抓好前期工作调研。由组织部副部长带队，分五组下基层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调研，以座谈了解、实地察看、个别访谈等方式，全面深入了解党建促乡村振兴有关情况及基层组织建设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并形成调研报告，为制定出台有关政策文件提供参考。二是推行“1331”党建工作机制。建设一个服务型基层党组织;抓好农村骨干、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志愿者等三支队伍建设;推动实现“两增收一美丽”目标;构建一套运行顺畅、效果良好的农村工作机制。依托民富中心服务网络建设，组建民富商务公司，建成XX个村级民富中心网点，构建紧密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促进农产品线上线下联动，夯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落实责任、考评机制。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XX市委和市委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党建促乡村振兴具体任务进行细化分解，明确各有关部门职责及完成时限，每个季度汇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把工作抓实抓牢。建立乡镇书记抓基层党建问题、责任、任务“三张清单”，乡镇书记分别挂钩联系1个先进点和1个后进点、领办1个党建项目、培育2个基层党组织示范带头人，每年至少打造1个组织工作特色项目，持续推进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创新增效。将乡村振兴工作列入一线跟踪考察干部范围，激励广大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踊跃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工作有序开展。二是培育典型帮扶转化。市财政每年安排xx万元党建专项经费，通过筛选培育一批硬件完善、软件规范、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党建重点示范村，着力将联系点打造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基层党建的示范标杆，示范带动乡村振兴工作全面提升。
二、农村居民对乡村振兴的关注点
(一)期盼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
在被问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有关乡村振兴的选项中最感兴趣的部分”时，xx份有效调查问卷中，有xx人选择“生活富裕”，占xx.x%。
(二)期盼居民收入进一步增加。
xx份有效调查问卷中有xx人认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虽然近年来我市农村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然而，要实现农民持续增收，难度依然较大，需要多方合力来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三)期盼资金、人才、技术向农业农村流动。
在xx份有效调查问卷中，认为影响乡村振兴的因素是资金、人才、技术的，分别有xx人、xx人、xx人，分别占xx.x%、xx.x%、xx.x%。在问到“您认为乡村振兴的因素有哪些”时，xx村六组龙群莲回答说“当然是资金、人才、技术了，没钱，怎么搞好农村，有钱，没人才和技术也搞不好农村啊”。资金、人才、技术在乡村振兴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大家的共识。
(四)期盼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xx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期盼的是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的分别有xx人、xx人，分别占xx.x%、xx.x%。认为家里每年负担最重的是医疗的有xx人，占xx.x%。希望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提高医疗报销比例是村民的共同心声。
三、乡村振兴的有利因素
(一)产业发展逐步壮大
近年来，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组织不断壮大，为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xxxx年，全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xxx家，省重点龙头企业xx家。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xxxx家，同比增长xx.xx%。同时，全市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武昌鱼、蓝莓、xx胡柚、梁道大米等特色产业，打造本地农产品品牌。xxxx年底，全市共有“一村一品”点xxx个，示范点xx个。全市新增农产品“三品一标”有效品牌xx个，总数达xxx个，同比增加xx个，增长xx.xx%。
(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近年来，鄂州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全市美丽乡村建设。调查中发现村民感觉变化最大的是“道路变好了变宽了、房子变大了、村子变干净了”。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提高乡村资源利用率，xxxx年主要农作物秸秆产生量约xx万吨，综合使用量达xx.x万吨，综合利用率达到xx.x%，较上年同期提高x.x个百分点。乡村垃圾按照“村收集、镇集中、区转运、市处理”的模式集中处理，生活垃圾处理指数达到xxx%。全市有xxx多座污水处理设施对乡村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处理，污水集中处理指数达到xx%以上。
(三)乡风建设基础扎实
全市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xxx%，村卫生室、图书室、体育健身场所、村民活动中心等基础公共服务从无到有不断完善，为乡风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全市对乡风建设不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在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过程中，注重以乡村文化为载体，在尊重原有乡村文化体系的基础上吸纳现代元素。在进行农村旧房改造时坚持原真性保护、原住式开发、原特色利用。
(四)乡村治理有序推进
鄂州市积极探索农村社会管理途径，整合面向农村的各种管理服务资源，建立全域覆盖的农村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每个村都有配备网格员，负责收集社情民意、监督环境卫生、调解矛盾纠纷等工作。网格化的服务管理体系不仅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而且促进了乡村的和谐稳定。现阶段，随着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化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更加科学高效。
四、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一)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
在与村民的交谈中了解到，一户农民种植x.x亩地的小麦，产量xxx斤，毛收入xxx元，投入成本xxx元(整地xx元、种子xx元、化肥xx元、收割xx元、农药xx元)，人工未计，亏本x元。据调查，今年化肥、农药、饲料等农资价格较往年有较大幅度上涨，全市化肥价格按简单平均，平均涨幅xx.x%。同时，农业生产人工成本不断增长。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影响农民种植积极性。
(二)乡村特色产业不强。
通过走访企业，我们了解到，生产特色农产品的企业规模小、生产链短，产业集群度低。以湖北省xx镇铁皮石斛生产基地为例，基地负责人表示铁皮石斛种植、加工技术要求高，其中从鲜品烘焙成干品这一环节目前依赖于浙江的同行，其原因是这一环节技术要求高，如果在本地培训工人，由于是临时作业，难以留住工人，所以宁愿将鲜品运往浙江同行那里进行烘焙处理。
(三)技术人才支撑不足。
通过调查了解，农村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xx岁以上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较少。务农人员文化程度一般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农业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推广难，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
(四)存在“等靠要”的思想。
在调研过程中，部分村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做农活了，希望政府供养他们。一些人觉得医疗费用太高，政府最好全部报销费用。部分村民存在“等靠要”的思想，遇到困难和问题习惯于等政策、靠扶持、要条件，过度依赖政府，缺乏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
五、几点建议
x.提高乡村治理水平，促进共治共享。一是加强基层组织作风建设。基层干部要解决好农村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不断增强乡村治理能力，转变工作作风。在面对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问题时，切实把中央的精神落到实处，为百姓干实事干好事。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加大对基层干部法治教育培训，提高他们民主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意识。三是加大乡村振兴工作的宣传力度。在向村民宣传国家各项政策时，进行合理引导，让群众在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同时，摒弃“等靠要”思想，通过自身努力奋斗，实现生活富裕。
x.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激发内生动力。一是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观光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力争聚集一批特色产业创新性龙头企业，带动特色产业加快升级。三是以品牌意识拓展市场。做响“武昌鱼”、“xx湖”两大品牌。用“一条鱼”、“一个湖”带响“梁道”、“梁心”等一批产品品牌。
x.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发展农村经济。坚持增加民生投入，补齐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信息流通等方面的短板，缩小城乡差距。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美化村容村貌。在生产绿色安全农产品的同时，注重发展农耕文化、乡愁等精神产品，打造生态宜居的好环境。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加大对农业新业态的投入，推动农业多功能拓展，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创意农业、休闲农业、健康农业、快乐农业等，使农业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新产业新业态。
x.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振兴技术人才。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一是加强农业农村干部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干部的培养、配备、使用。二是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引进农业科技人才，提高科学种养水平，增强农产品竞争力，提升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三是鼓励返乡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士兵、“三新”农民创新创业，使他们成为带动农村发展的生力军。同时，进一步细化扶持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为返乡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
乡村振兴：共享乡村模式怎么做? ——以重庆綦江永城乡村旅游为例
【离尘不离城，重庆后花园】
永城镇位于重庆市綦江区东北部，綦万、渝黔复线两大高速在此交会，未来将是重庆城南部重要的交通新枢纽。镇域内，“两山夹一谷(凤冠山、老瀛山、永丰河河谷)”的整体地形格局造就了永城“鱼米之乡”的美誉，也孕育了重庆近郊极为优质的山水田园风光;此外，永城还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永城吹打、凤冠石刻、王良故居、芙蓉书院等众多人文民俗，这些元素共同塑造了永城丰富多彩、相生共融的地域个性。
【定位：中国首个共享式田园生活小镇】
针对重庆周边乡村旅游遍地开花、同质化严重的现状，浩丰规划设计集团受甲方委托结合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共享经济等理念，为永城镇乡村旅游发展之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需突破的难点：
1、如何把永城区位、资源、产业基础等优势放大?
2、如何打造区别于周边同等区位、资源条件的乡村旅游?
永城乡村旅游发展需要“新思路、新突破、新模式”。我们跳出传统乡村观光模式，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背景，以“共享理念”为核心，紧紧围绕田园生产、田园生活、田园休闲等田园主题，整合全镇文化、生态、产业等要素，实现一二三产业的互融互动，打造集休闲娱乐、养生度假、文化艺术、农副产品加工、农耕活动于一体的，开放式、共享式、多元化的田园生活小镇，让外来游客和当地居民共同享受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共享乡村模式创新】 针对共享主题，我们对永城镇乡村闲置资产进行旅游功能化复活。
1、“共享乡村”模式
2、六大共享产品
3、共享平台搭建
4、房屋共享
5、果园/田园共享
6、交通共享
以合作共享模式引进知名共享单车品牌
【布局：两区八园，一镇五村】
永城镇将重点建设两区，即一个共享田园生活区、一个田园温泉度假区;八园即在现状产业的基础上，植入旅游功能，补充旅游景观、旅游设施等。
▲旅游体系：“两区、八园”
▲村镇体系：“一镇、五村”。共享生活理念，盘活小镇配套，丰富小镇内涵。
▲“十里青溪”田园综合体：游客可在田间玩耍、在水边骑行、在乡间劳作、农舍度假，打造国家首个共享化田园综合体、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
在
▲田园乐汤温泉度假区：延续田园主题，建设重庆首个田园温泉，开创家庭定制式温泉小泡池和温泉小院等。
▲门随便进、活儿随便干、菜随便摘、钱随便给，打造真正的共享农庄。 【构建田园共享产业经济】
方案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构建永城镇农业产业链、农业发展示范，进行特色农业的农旅融合。
【营销口号：凤冠永城，你我共享】
“凤冠永城”强调了永城镇最具代表性的老风物，给我们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文化。“你我共享”，强化了永城镇开放共享的新姿态，相信永城镇的未来将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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