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翻译研究文化转向逐渐成为了现如今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所谓文化转向其主要指的是，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开展自己的讨论。对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而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是由翻译研究的两大主将勒菲弗尔与巴斯内特共同提出的，无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到来，还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学意义。本文也将针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研究进行相关的阐述。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比较；文学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翻译研究文化转向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从上世界七十年代起，国际学术界随之出现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景象，那就是，国际上不少的文学家、哲学家、以及文艺理论家等，都对翻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且在对翻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表了自身独特深刻的见解。与此同时，在这场风靡的研究风向中，国际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与巴斯内特等人随之从自身的立场表明了，“翻译并非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这一观点。该观点的提出不仅使得研究者们纷纷跳出了原先狭隘的仅仅只关注两种语言文字转化的传统翻译研究层面，而且使得研究着们在更为宏达的文化交际、以及比较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而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之下，这个观点也就逐渐被人称之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此外，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到来也在极大的程度上使得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如何突破语言，突破文学也成为当今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针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研究，本文将通过现如今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历史及必然性，文化转向为国内译学研究带来的影响，以及比较文学之间的意义这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
1 现如今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历史及必然性
对于翻译文化转向而言，现如今翻译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文化转向这一观点，其并非偶然，而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大概来讲，这原因主要来源于19世纪德国的施莱尔马赫与洪堡对翻译语言本质的论述。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施莱尔马赫在某科学院术的讨论会上曾宣读过论文《论翻译的方法》，并在该论文中注意到了说话人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双重关系。通过施莱尔马赫的《论翻译的方法》可以有效的看出，施莱尔马赫不但明确的表示了自己对翻译的立场，而且施莱尔马赫在翻译研究上已经跳出来单纯从语言转换层面看翻译问题的视角，以及让现如今的人们看到了译者进行翻译时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另外，在同一时期的德国哲学家洪堡也曾从语言的实质性角度否定了译文与原文对等的可能性，并在极大的程度上赋予了译作相对的独特性。有了施莱尔马赫与洪堡对翻译语言性质的论述做铺垫，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所以会出现在七十、八十年代而不是更早的时候，其原因主要可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西方译学界本身的原因。通过国际译学界的发展来看，在五十年代前，无论中外，译学界关注的重点一直都是该如何翻译，直到五十年后，有一批语言学家进入到了翻译研究领域，并为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风向标。虽然这一批语言学家的介入使得译学界在极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换新，但语言学家在翻译研究上根本没有突破传统的认识。这样不仅使得他们的活动经常被局限在了文本之中，而且无法承担文化转向的任务。第二，西方学界的文化研究在1970年代之前还没有形成主流。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西方学界是在上世界7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文学理论研究。
2 文化轉向给现如今国内译学研究带来的影响
针对我国的翻译研究而言，起初的时候，我国对于国外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并不敏感，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也就是文革结束不久的时候，国门初开，我国译学界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国外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在了解过后，我国相关人员随之接受了纽马克等人的著作，以及理论。在实践的不断推移之下，国外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更是进一步深入到了国内，国内人员也在此时深刻感受道路他们信奉了几千年的译学理念。忠实的翻译官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另外，一些人面对近年来引进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信仰”和“环境”的消解，认为传统翻译标准“信仰”、“忠实”的“神话”即将终结。作为翻译的最高水平，“化境”标准也被认为类似于“解构理论”。因此，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思想可能会逐渐消失，最终消失。以上这些原因的出现实际上大都是来自于对文化学派译学理论的误解，以及缺乏对译学理论历史根源的认识。针对现如今的翻译时间活动而言，根据相关的记载可以了解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的翻译实践活动都有着好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几千年的历史时间中，文学名著，以及社科经典作为人们翻译的主要对象，在对这些原著进行翻译时，翻译者都怀揣着仰视的态度进行，所以，不难理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是大部分翻译家的核心翻译观。此外，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到来，不仅对我国译学界关于归化的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国内的异化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谓归化与异化其主要指的是，我国译学研究者心中的一种翻译方式。而归化与异化这种翻译方式与译者当时所身处的时代风尚有着莫大的关系。
3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
通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过比较文学加布吕奈尔等人合作的《什么是比较学》一书中可以了解到，布吕奈尔等人所表达的观点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比较文学与其他艺术一样，文学首先翻译现实、生活、自然，然后再是公众对它无休止的翻译”这里所指的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转化，而是把翻译的内涵扩大到文学艺术对现实的再现，以及扩大到文学作品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其次，不能之比较文学界，在译学界的时候，早也有学者从一种更广的角度上去理解翻译这种性质。针对这点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随之提出了新观点，“理解就是翻译”。并表示，当我们在读，或者是听过去的一段话时，我们都是在翻译。然后，乔治·斯坦纳所表达的另一观点与布吕奈尔等人所表达的观点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那就是：文学艺术的存在，以及一个社会历史的真实感，都与没完没了的统一语言内部翻译有着极大的关系，即使我们有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行翻译。而对过去东西的翻译则是现如今人们保持文明的重要条件。翻译作为现如今社会当中无处不在的一个行为，通过乔治。斯坦纳所表达的观点可以说：哪里有交往，哪里就会有翻译。此外，美国当代的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更是将翻译的定义改写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并把翻译视作为了与文学批评、传记等一样，都是对文本的改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另外，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也曾强调过，“创造原文、以及原文文学的都是翻译，而一切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将反映出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所以，从实际的角度看，翻译不仅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而且是让文学在社会中产生的作用。”总之，从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的角度看，勒菲弗尔实际上就是把翻译理解成为了一种对原文的改写，或者是重写，而这种见解在时间的不断退役之下逐渐得到人们的深入理解。在加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其不仅为文学关系提供了新的层面，而且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揭开了新篇章，所以，翻译者是否愿意接受现如今的这种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是否是某种赞助人力量强加给他的一种制约因素，也就成为了译学界相关学者所需要深思的问题。
4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翻译研究文化转向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通过上述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比较文学意义的阐述可以了解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揭开了翻译研究的新篇章，而且展现出了比较文化研究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因此，相关人员需要对其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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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如斯，女，汉，福建宁德人。
作者：陈如斯
摘 要由于历史、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导致中西方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中国与美国同处世界大国，出现过很多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和文学作品。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时代发展所需，同时也能够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通过对中美文化差异下的文学比较进行研究分析，希望能够对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发展提供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中美文化；文学比较；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加强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对外开放程度逐渐深入；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全球文化交流更加方便，更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当今时期，越来越多的美国文化、事物走入我国人民的生活中和工作中，跨国界、跨文化的社会交流逐年剧增，有利于我国对美国社会的进一步了解。面对具有差异性的外来文化，需要认真对待，积极融合。
1 中美文化存在的差异
中国美国之间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受到不同区域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影响。针对这种文化方面的差异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1.1 从思维方式方面看中美文化差异
思维方式主要在精神、行为、物质等几个方面有所体现，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与美国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思维差异性，通常来讲，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在文化领域中，能够引起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所以，不能忽视由于思维方式所引起的文化差异性。美国文化比较强调思维的逻辑性，更加注重分析事物和研究事物，然后得出结论，同时对结论进行反复的证明和强调。然而，中国文化更加关心实际与理论的相结合，喜欢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中庸思想，倡导万物皆有可取之处，可以说是一种较为中性的、共性的方法论。总的来说，不管是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都是长时间逐渐形成的一种风格，一种习惯，都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对于本国人民的文学创造具有实质性影响，致使在文学作品创作中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1.2 从风俗文化方面看中美文化差异
风俗文化的养成，主要是不同民族经过长时间社会劳作生活，而逐渐养成的一种文化。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风俗文化，都具有明显的自身特色，因此不同的风俗文化，致使不同民族的文化作品中，展现不同的民族特异性。比如说：在中国文化中，“红”不仅仅是一种颜色的意义，同时也能够代表喜庆、吉利、祝福、祥和美好的意义；但是在美国文化中，“红”也仅仅代表颜色，没有特殊含义。又比如“老”，在中国文化中，“老”不单纯的具有“落后”或者“陈旧”的意思，同时也能够代表对人的尊敬；但是在美国文化中，“老”知识代表落后的意思。所以说，中美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相同的文化却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在阅读文学作品中，需要综合分析，防止出现歧义的情况。
1.3 从价值观方面看中美文化差异
价值观，也就是表示人们对于某件时期的看法和认知，同时做出一定的评价。价值观的形成受到思维方式和文化习俗影响较大，是导致价值观具有差异性的根本原因。不仅于此，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不同历史文化，也是价值观出现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在美国文化中，比较崇拜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也就是个人价值的完美体现，同时能够表现个人的奋斗情况。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主义不被推崇和接受，人为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的体现，不顾大局容易受到社会的陪吃。中国文化普遍崇尚集体主义，每个个人应当具有集体意识，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的安排，才能获取收获。正是集体主义的影响，导致中国人较为抵制个人主义，注重集体荣誉感。
1.4 从心理方面看中美文化差异
根据两国人民的心理表现，也能够看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心理方面的差异主要是受到严重的宗教哲学思想。中国人向来推崇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家思想，不管是封建帝王，还是普通百姓，都首次以影响。经过几千年来的历史磨练，更是在身体中印下烙记。中国人最开始通过悟自身实现认知，根据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主要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释家的“空”作为主要思想核心。但是美国人向来崇拜基督教，相信主和上帝的宽恕与恩赐。差异性的宗教心理，在中美两国的文学作品中都较为明显的表现。
2 中美文化差异的成因分析
2.1 生存环境的不同是中美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
语言和文学是人类在长时间的生产生活中出现的产物，生存环境与语言、文学的诞生息息相关。中国与美国都紧邻太平洋，但是中国长期以来，却是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主要发展农业经济，在中国历史中主要以牧业、农业发展为主，进而在中国文化中出现了“种豆得豆”、“顺藤摸瓜”、“解甲归田”、“水到渠成”、“沧海桑田”等成语，语言内容相当生动丰富。正是因为农本思想长期以往的影响，在人们心中更加的根深蒂固，致使人们更加的依赖土地，不会轻易离开土地，所以形成“重农轻商”、“父母在，不远游”的文化传统。基于此种文化传统，导致中国人的交通工具不够发达，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自产自足的生活方式过于保守，缺乏竞争思想，更加注重民族意识和团结意识。
2.2 精神生活不同是中美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
中美两国精神生活方面的差异性，也是导致两国文化不同的主要因素。中国受到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历史中，几乎不存在个人隐私。但是在美国，在美国成立初期，就设置三权分立、以及议会制度，特别是在《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个人隐私不可侵犯，因此可以从个人隐私方面，导致两国出现文化差异。比如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老舍的《茶馆》中，老王与老张经常会谈论自己儿子的收入，老王说过“老张头，你那儿子现在可是吃皇粮 扛枪靶子的主了，咱家那个败家的一月那点散碎银子可比不得你家的现大洋哦。”
3 中美文化差异下的文学对比
文学作品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形式，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差異，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不同阶段的人类历史和文明。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描述精神世界、心理方面的作品较少，而强调思维逻辑的推理文学作品也少之又少。在中国文坛中，曾经非常流行的底层文学、乡土文学逐渐被现代都市文学所取代，而都市认学主要是对现实世界和都市生活进行描写，突出个人在群体中的影响力。
由于中国人普遍具有内敛含蓄的特性，而导致在文学作品创作中加入含蓄的思想，不在个体在世界中的生存抉择、以及个体内省式的对自我的认知与解构等方面过重强调，而是在群体间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中的苦与乐方面给予足够重视，中国文学具有明显的现实性。此外，由于一些因素的限制，中国文学细微、谨慎、老成持重，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描写比较详细，而面对欲望与现实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时，缺乏深刻思考。中国文学的这种强调群体性而非个体性，强调现实冲突而非自我的灵与肉的冲突的特色也是由于中国文化渲染使然。美国文学作品中，不仅注重描述现实中个人之间的冲突，同时对于精神层面，或者心理活动等内容，更能开展深层次的分析。美国文学受到西方世界影响较为严重，在文学中特别会强调个人的渺小感、无助感、以及孤独感。但是，美国是清教徒自己亲自建立的国家，所以美国人又具有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他们认为通过自身努力奋斗就会实现理想。
通过上述论述能够看出，中美之间的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主要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因素所导致，同时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在审美观和价值观也有明显表现。通过对中美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分析，能够对美国文化做到充分了解，有利于促进我国文化的不断完善。随着中美文化的进一步沟通交流，对中美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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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辽宁省大连市 116052
作者：刘璃蔧
[摘要] 湖湘文化与蜀文化发育、生长于相类的文化生态中，文化结构形态、艺术传统和文化精神有较大的共性。又因环境条件和历史传承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湘、蜀两地作家的创作充分反映了这种文化影响的异同性。共性——言志抒情的创作价值取向;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作品文化内涵的二元结构形态。差异——“大湖”与“盆地”的创作意识;理性思辨与感性抒写的创作思维;清新、明丽、阳刚与沉滞、冷峭、阴郁的风格色彩。
[关键词] 湖湘文化;蜀文化;共性;差异;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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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与蜀文化同属发育、生长于中国长江流域的文化类型。在文化形态的诸多方面具有同型、同源、同质的特点。同时，又因各自地域条件的特殊性和历史传统的复杂性而具有各自地域文化、心理性格、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的差异性。这些文化特质的异同处在文学创作中获到了充分表达。在湘、蜀两地作家的文学创作范畴考察湖湘文化与蜀文化的精神特质，探析这两种同源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是本文将分析讨论的主要内容。 一湖湘文化与蜀文化特质探源
湖湘文化主要指以长沙及周边为中心而构成的地区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湖湘文化源于古楚本土文化与两晋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时带来的中原儒家文化。古楚文化的结构成分极其丰富，在文化源流上，“楚文化的主流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了楚文化了。”[1][P26]古楚文化与儒家文化交汇合流后形成了湖湘地区独特的地域性文化。湖湘文化结构成份的丰富性、独特性导致其地域文化的表现特征极其鲜明突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尚武精神;忠君、爱国、念祖的情感倾向;富于幻想和浪漫的文学审美传统;巫风浓厚、好自然崇拜的风俗习惯;崇情尚性，追求人格自由的文化心态，注重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等等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与传统品质。当然，“文化并不是规范、活动、目标等事物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多元文化因素互相关联而形成的完整体系。” [2][P48]在文化形态上湖湘文化因地域的多样性和历史的整合性而具有多元性特征。而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形态。一方面在思想意识层上承接了儒家思想传统，其人格修养和道德历练都以正统的“经世致用”、“修齐治平”为目标，具有鲜明的儒学正统特色。因此，在价值追求和人格精神方面体现出浓重的儒家文化思想的特质。[3]比如，政治参与精神和社会干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理想等等是湖湘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湖湘地域作家的创作意识也反映出这种特点。不仅魏源、左宗棠、曾国藩、毛泽东这些政治历史名人，还有众多知识分子、文人作家都是秉持“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人格参与到社会革命或文学创作中。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湖湘文化保持着古代楚地蛮夷文化血脉。其民风、民俗、民性、以及心理和情感诸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古楚文化的遗风。沈从文、黎锦明、韩少功等湘籍作家的创作往往会在离奇幽怪的情节或慷慨激越的情感中展现湖湘地域强悍、尚武、任勇、浪漫的民风，构造充满抗争精神、复仇精神、勇烈不屈精神的湘人故事。追溯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湖湘文化的理想主义浪漫精神在屈原的笔下开拓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流。湖湘文化的二元结构形态，也在现代文化转型时期的湖湘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和阐释。
蜀文化主要指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中心形成的地区性历史文化形态。蜀文化远离中土、民族杂居，“蛮夷”之风浓厚。在地理位置上，蜀地避处盆地，交通梗阻，环境封闭，保留了较多古蜀地域蛮荒、朴拙的农业文化意识和原始文化的蛮荒、强悍的自然野性。长期农耕文化的影响和独处一隅的地理环境，形成蜀文化根基中浓重的安土重迁，乐天知命，狭隘、保守等盆地意识。蜀中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多有不同。所以历史上蜀地的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形态有其复杂、特殊的表现。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及周边丘陵地区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灿烂辉煌的三星堆遗址、海内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官办学校文翁石室等，在这些文明中心周围，有着卓越的农耕技术和先进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拥有杰出的文学艺术和发达的宗教哲学，可谓群贤聚集，人才辈出。又因僻处内陆，自古以来是封建朝庭贬黜迁徙或苟安偏居之地。中原贬黜的知识分子、内迁(包括儒家正统观浓厚的“两湖填川”的湖南客家人)或外出中原的人士以及偏安蜀中的朝廷不断带入儒家主流文化思想。因而蜀文化成份亦显独特复杂。在文化结构上蜀文化也呈现二元结构形态，比如儒家正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国家意识、社会担当意识以及修齐治平的人格追求等是蜀人精神品质的突出特点。古有扬雄、陈寿、苏东坡彪炳史册，近有赴汤蹈火维护国家主权的保路英雄、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文化先驱、保家卫国血战到底的三百万抗日弟子等等。蜀人在自己文化发展的轨道上践行着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人格理想。在文化心理性格方面，蜀地艰苦复杂的地理环境，长期拼搏于自然的传统以及先祖流徙斗争的历史积淀，又使这个地域民众的性格植入了坚韧耐劳、反抗不平、乐观、灵活的文化基因。也因长期远离皇权，较少封建礼教束缚之故，蜀人的精神世界较为独立，自我意识强，拥有崇尚自由任性、勇于奋斗的品性和浪漫不羁、富于理想的精神气质。思维言行印有鲜明的原始文化濡化的纯朴、强悍、精明和野性的文化烙印。文学史上能代表蜀人文化品性的典型，前有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浪漫情缘，后有李白、苏东坡的豪放诗篇;近有郭沫若、巴金等人的理想主义文学精神以及李劼人、周文、沙汀、周克芹、阿来等众多作家笔下鲜活的蜀人群体。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贾剑秋：文学视野里的湖湘文化与蜀文化比较以湘、蜀两地作家创作为例二湘、蜀文学创作的文化共性表征
概括湘蜀两地文化特质可见，二者在文化生态、艺术传统、文化精神诸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具体到文学创作，两地作家的创作反映出如下几点共同的文化表征：
1.文化生态的同型性。文化生态是文化适应其生存环境而产生的不同形态和内容，它反映着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背景给予文化的影响、作用和制约。不同环境作用的结果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所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4]是也。由于文化生态系统不同而生成了不同类型的地域文化，积淀了不同色度的文化岩层，这一切对生活于其间的人类群体的思维意识、行为习惯具有深刻的影响，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一个作家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心理构成。其作品总会或深或浅、或隐或现地反映出文化生态赋予的文化特色。所谓北方文学有金戈铁马之势，南方文学有杏花春雨之韵，即指文化生态带给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色。湘、蜀两地的文化生态具有较大的同型性。在地域位置上，湘、蜀两地同处南方，文化根系都植根于长江流域。地理环境水系发达，得江河湖泽之利，有山林沃土之腴。气候潮湿温润，风光葱郁秀美，民性纯朴任性。如刘师培所言：“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成为言志抒情之体。”[5][P400]从创作意识上看，湘、蜀作家往往具有言志抒情的写作倾向。其创作反映出或书立人救国之志，或现济民匡危之心，或言民族社稷之业的写作意旨。彭家煌的《活鬼》、《怂恿》以戏谑灵动的文笔写湘地民众处悲哀、愚昧而不自知的精神困境，戏嬉笑谑之下难掩内心的痛楚和愤怒，想救细民于精神水火的文化启蒙意识尽在笔端。郭沫若的《女神》更是在热烈殷切的企盼旧世界毁灭，呼唤新世界的诞生中传达出强烈的救世情怀。沙汀的《呼嚎》、《替身》，黎锦明的《唐寡妇》、《水莽草》等小说，无论悲剧或闹剧，都包含了作者强烈的批判或拯救社会的意绪。至于湘、蜀作家通过想象和夸张构筑的历史或者以写实手段勾画的现实，如《边城》那样的理想社会，鸡头寨那样的洪荒之境、云遮雾罩的葫芦坝现实等等，无不浸透着作者对人生、社会、民族的参悟、审视和情愫。言志抒情的创作取向影响了作家们对题材的选撷、人物的塑造、情绪的酝酿，成为湘、蜀作家理想寄托的重要手段。文化生态对文学创作的另一影响是对作品美学风格的影响。南方长江流域一带山葱水碧，风光秀美，湘、蜀文化中心皆为丰饶盆地，周边更有大山林莽，柔和清新中不失刚健朴实的自然野性和灵动的生命活力。湘、蜀文学在此环境中生长，而形成一种清新、自然、朴野又不乏冷峭、峻烈的审美风采。沈从文的作品唱着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阿来的小说吹拂着草原朴野的生气;《芙蓉镇》在扭曲的时代仍然昭示着人性的美好;《山坡上》的两个对垒的敌人却能在生死攸关之时给对手予人的关怀;罗淑笔下的盐工以一种自由自然的生命形态和勤奋耐劳、刚劲叛逆的人文性格生活在蜀地的小山坳里;蒋牧良、彭家煌、沙汀、艾芜对笔下农村人物的愚昧、狭隘、自私、保守给予了冷峭而犀利的描写，在嬉笑怒骂中展示了干预社会之力。湘蜀作家笔下的《偷莲》、《菱》、《出阁》、《死水微澜》、《山那面人家》、《山月不知心底事》等等作品，写出了湘、蜀地域清新动人的情致，明丽鲜活的色彩、谐趣洋溢的场面;《耍猴人》、《复仇》、《鱼儿坳》、《盗官记》、《唐寡妇》、《刘嫂》等作品写湘、蜀民众自由无羁的生命传奇、蓬勃着自然活力的野性。这些作品的美学风格与湘、蜀文化生态意蕴极为协调、统一。
2.艺术传统的同源性。湘蜀两地同处南方文化岩层地带，深受楚、蜀古文化、巫觋文化、原始文化的浸淫，而这些文化在精神特质上最具有幻想色彩和浪漫抒情气质。所以，湘、蜀文学都具有悠久的浪漫主义艺术传统和主观抒情特征。浪漫主义的艺术精髓就是富于瑰丽的幻想、大胆的夸张，追求表现对象的神奇性与书写主观理想和情思。湘、蜀两地作家的创作都表现出富于幻想和长于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文学特征。前有屈原开山、后有李白铺路，再有郭沫若、黎锦明、沈从文、向恺然、李寿民、韩少功、阿来等一大批湘、蜀作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都以奇特的想象和浪漫的书写著称。在他们的幻想世界里，凡俗的人生与想象的幻境沟通，剑仙们的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与作家们着意好奇、尽幻设语的描写融合，武艺超绝荒诞，想象恢宏奇谲，人物和故事神奇莫名，形成极度幻美缥缈的艺术审美风格。他们的武侠小说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等“新派武侠”作家，甚至影响到当下网络崛起的一代新人，如萧鼎、凤歌、沧月、步飞烟等。向恺然、李寿民他们富于浪漫想象的艺术高度至今尚无人超越。不仅向恺然、李寿民富于虚构想象的武侠之作如此，即使深具现实主义写实特色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也充溢着浪漫主义的抒情格调和绚丽想象。《芙蓉镇》里的秦书田身处困窘，苦中作乐，竟可在夜半扫街时跳起曼妙的华尔兹舞。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即使在人生绝境处仍然是湘人精神不倒的支撑。《爸爸爸》中的鸡头寨，沉浸在远古的氛围里，徜徉在原始的风俗与民情中。作者以高超的想象力虚构了刑天氏的后代们与世隔绝的生活，淳朴、残忍，又不乏欢乐，原始的风情和氛围无不展现出作者对本土远古那蛮荒原始文化的丰富想象和心灵探视。郭沫若浪漫主义的诗歌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大潮，其小说在浪漫主义精神辉映下呈现的主观抒情色彩，用夸张想象之笔描绘的幻梦之景，为中国现代文坛带来了更富文学审美意味的风采。同处边地的沈从文、阿来，更多少数民族文化浸淫的痕迹。自由的想象、神话传说的采撷，深入人之天性的描摹，再现了古朴、自然，自由无羁的湘、蜀本土古老的原生文化根脉。湘、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常常表现为主观情绪的渲染和倾诉。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以主观抒情、心灵书写著称的作品;沈从文的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在于小说浓郁的诗情渲染。他的小说创作常常重情绪、轻情节，不追求小说故事的情节展开，事件的真实具体，只追求一种抒情气氛或抒情笔调。《渔》、《吹箫的二哥》、《会明》等作品或写一种气氛、场景，或写一段命运轨迹，不注重详细、具体的事件和细节交待，更多情感的诗性氤氲。周克芹的小说也被称为“诗化小说”，在于其小说洋溢着浓郁的诗情。《山月不知心中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对人物内心的刻画或者对环境的描写往往借助大段的主观抒情性语言完成，如泣如诉，如歌如画。巴金的《家》对封建家长制罪恶本质的揭露依靠极其浓厚的激情控诉，建立起对小说主旨意义的表达，以达到感染、影响读者的审美效果。作家们在主观情绪驱使下以诗化的语言，诗人的敏感和情绪化的艺术手段将内心外化成可知可感的事象，从而实现浪漫主义在主客体关系上追求主观情思的强烈外在表现的承诺。
3.文化精神的同质性。纵观现代湘、蜀作家的创作，在文化精神方面都鲜明地表现出湘、蜀文化二元结构形态带来的影响。在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上作家们大多都反映出“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借文学之力积极介入社会政治革命。以倡导“革命文学”著称的创造社，能从举事之初一直坚持到底的核心代表人物是蜀人郭沫若和湘人成仿吾。他们除了直接用自己的小说、戏剧、诗歌为中国政治革命摇旗呐喊外，还以大量的文论著作直接做政治革命的“传声筒”、“留声机”。他们的意识深处一直保留着中国儒家正统文道文化观念的影响——“文以载道”，用他们的笔载中国政治革命之道。是他们最早在中国文学领域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将文学置于“经世致用”的社会目标下，以他们的创作去实现儒家正统人格理想。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以文学家的身份参与文化变革、社会革命或政治斗争的创作群体，以湘、蜀两地最为庞大。倡导并实践富有高度政治热情和革命精神的“普罗文艺”、“左翼文学”的核心成员多为湘人、蜀人，如郭沫若、李初梨、丁玲、周扬等。作家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热情，利用文学为武器，参与到社会革命大潮中，用他们的创作描绘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历史景象，用他们的作品推动社会由旧转新。可以说，湘地的黎锦明、丁玲、叶紫、田汉、欧阳予倩、蒋牧良、周立波等人的小说和戏剧，蜀地的郭沫若、周文、沙汀、艾芜、马识途等人的诗歌戏剧与小说，在创作理念和对作品题材的选择、人物性格塑造方面，都鲜明地表现出儒家文化精髓“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对社会义务的承担，献身民族社稷大业的人格追求。古华的《芙蓉镇》、韩少功的文化寻根作品以及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是怀抱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人文理想，去揭示文化病根，反思人类生存状况，关注社会的过去与现状。他们尽管沐浴着现代文化的雨露，却仍然显示出“忧天下之忧”的儒家正统文化的古典情怀。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作家们深受儒家文道观念影响，往往表现出重道轻文的倾向，追求意识形态观念的表达和思想意旨的体现。现代史上湘、蜀两地多左翼核心作家，左翼作家几为观念形态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最能反映“重道轻文”的儒家文化传统。比如人物塑造方面黎锦明笔下的熊履堂(小说《尘影》)、丁玲笔下的于曼贞(小说《母亲》)、郭沫若笔下的小勃罗(小说《一只手》)等人物都是政治革命之道的观念形态的产物。无论作家们的创作旨趣，抑或创作目的都呈现出明显的儒家正统文道观念的影响痕迹。
从另一个方面看，本土蛮荒文化是潜沉于湘、蜀文化根底的基因成分。自然生命中的野性和自由不拘的生活态度，让湘、蜀文化多了一些反抗不平、尚武任勇以及追求自由和富于理想的精神品质。作家们介入政治革命、介入民族解放的动力和热情与这类文化基因的浸潤不无关系。现代史上，以政治举义知名的政治革命家数湘、蜀二地最富盛名，前有“毛朱”并举，成就中国政治革命大业，后有邓公鼎革，方有中国今日之强盛。之所以两地参与社会政治革命的作家众多，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骨子里有追求自由，反抗不平的文化基因。他们的作品描绘了众多反抗不平、争取自由解放的景象与群体。作品中给予充分肯定的人物往往是富有反抗精神的，或者为追求做人的权利，为幸福而奋斗的人物。许秀云在社会和政治的双重罗网里，在亲情远疏的折磨下，不惧邪恶、不怕孤独，坚持追求做人的权利，坚守那份多舛的爱情(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高霸王为报收税官兵的伤害之仇，习武二十年，聚啸起义，反抗暴政(黎锦明小说《高霸王》);罗歪嘴、蔡大嫂反抗洋教势力、反抗清兵镇压，不惜浪走江湖、毁家坐监(李劼人小说《死水微澜》)。叶紫笔下的那些抗租风潮中的农民(《火》)、罗淑笔下为争人的权利而与官家为敌的盐工，这些人物身上蓬勃着南方蛮荒文化带给他们的野性抗争的气息。这种野性抗争精神的发酵，酿成湘、蜀民性中的尚武性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有影响的武侠小说出自湘、蜀作家。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不仅完美地演绎了两地民性中挟武行义、崇武制恶的侠肝义胆和民族情怀，而且在国难之时，鼓动起一个民族抗敌御侮，以武捍国的勇气和决心，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坛以武扬威的典范之作。 三湘、蜀文化差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尽管湖湘文化与蜀文化存在上述共性，但差异也是较为明显的。这些差异的影响依然反映在作家们的创作中。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创作意识的差异——“大湖意识”与“盆地意识”。湖湘文化的中心处于洞庭湖一带的盆地平原，东、南、西山地丘陵半围合，中北部低缓平坦，呈马蹄形，周围无高山峻岭，自古即通南北东西驿道，交通便利。地理环境的开放性(与蜀地相比)，以及湖湘地域在理学传统下一直倡导的经世致用原则，“这种开拓进取的经世致用原则正是湖湘文化具有开放性精神的重要理论支撑。” [5][P37]这些因素构成了湖湘文化特有的一种积极大气，开拓进取的“大湖意识”。“大湖意识”让湖湘文化具有广阔而开放的格局。“大湖意识”培养了湘籍作家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品格，湖湘文学因而显得视野开阔，积极开放，易于接受新事物、新信息，富于理想、热心社会。现代文学史上走出湖湘地域的女性作家较之蜀地更多。著名者如陈衡哲、丁玲、杨沫等。创作意识也更具大湖般的开阔性、开放性和如水般的灵动性。比如创作题材多样性强、题材意义的开拓性强，创作手法的创新性强等。乡土作家彭家煌、沈从文、黎锦明等写乡土社会、亦写城市生活、写传奇人生;周立波写北方的政治革命，写南方的农村改革，无论何种题材，作家们能游刃有余，探索创新，相映生辉;韩少功由农村题材开拓出“寻根文学”的源流、何立伟的“绝句”式短篇小说是通过对“那瞬间的刺激而博取广阔意境且余想不绝的表现方式”的尝试而写成的;[8][P711]王跃文由反映社会权势的沉浮世象题材开拓出新“官场小说”的源流;唐浩明对曾国藩的重新解读，引发了文坛对历史小说创作视角的重新定位;沈从文、何立伟等人的“诗化小说”、“画境小说”让小说的诗性之美与艺术精神获得了完美的诠释。正是“大湖意识”让湘籍作家在创作方面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出新、出奇、出彩而成就瞩目。
相比而言，蜀文化中心处于四围崇山峻岭合抱的盆地底部，交通困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极易养成保守、内向的性格心理。这种心理投射到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视角时，就表现为一种狭窄、固执、易满足的“盆地意识”。这使蜀文化形成了较为封闭自守的格局。反映在文学创作上，蜀地作家的创作显得视野较为狭窄，作家题材选择范围小，对题材意义的开拓较少，甚至由于审美眼光的狭小和创作技法的仄逼而使人物塑造或内涵挖掘缺乏探索和创新。比如沙汀、罗淑、艾芜笔下的人物在行为、语言、性格等方面都有似曾相似的类型化特征;巴金《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中的人物类型化特征也是相当严重的。郭沫若的小说多为自我主观抒情小说，不善变化的语言技巧和欠缺丰富层次的人物心理心境描写，缺失了小说美学应该具备的质感而不如郁达夫小说的韵味和影响;沙汀的才华未能充分展示，也在于“盆地意识”让他执着于自己的创作理念，只“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得更深一点，更久一点”，只写川西北农村，而放弃了对新题材、新人物、新生活的尝试与发掘。李劼人、罗淑、沙汀等人的题材几乎都停留在作家个人家乡的生活记忆;周克芹、阿来的小说虽然获得大奖却未能产生领先性的经典意义。上述种种皆因“盆地意识”的制约和影响。至于在当下文学艺术领域，能以敢为天下先的姿态去创新，创作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几乎成为目前蜀地作家创作较难突破的一个瓶颈。
第二，创作思维的差异——理性思辨与感性抒写。湖湘文化有理学传统，知识分子长于理学修养，精于析理思辨。蜀文化自然生长，循道运化，主流文化的外力干预不如湖湘文化强大，保留了更多自然天成的感性思维习惯，知识分子长于感性抒发，不擅思维辨理。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从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性看到了大丈夫人格的精髓，从诗意中提炼出为人富贵不能淫的理性思辨。而李密的《陈情表》述孝道之心，是以婉转凄切之情，达不可离蜀、不能离蜀、不敢离蜀之意，重在以情感人。郭沫若最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但是由于感性抒发胜于理性思辨，其理论主张始终徘徊在呐喊、呼吁的浅层的感性表达，无法落实到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上。而周扬步其后尘，却能通过理性解读和评价苏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意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做出理论性的阐释和归纳，使之成为指导中国文艺创作的权威理论与创作原则;湘籍作家小说对题材社会意义的提炼可以归结成诸如寻根文学、官场小说等理论层面的内容;而蜀籍作家的创作却无法从理论层面别开天地，自树一帜。沈从文的作品“用讽刺手法表露出来的愤怒、他对情感和心智轻佻不负责态度的憎恨”，以及“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无疑是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批评。” [7][P145]抒情中饱含对民族、人生、社会积极干预的理性思考;彭家煌、叶紫、黎锦明的情绪是在激越慷慨中寄托阶级抗争的义理;韩少功、古华的情绪掩埋在理性反思的诉说中，他们对主观抒情度的把握是适可而止，以理为上。不少蜀籍作家主观抒情的度却过犹不及，随性挥洒，如巴金的《家》激情澎湃，一泻千里，对封建家长制的批判，对礼教传统的鞭挞都由情感的驱遣完成;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的小说既代表了左翼文学感性的理想主义特色，也是他们依赖主观抒情建构起的一种富有感性精神的文学品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无论环境描写或心理描写，都贯穿了大段的情绪化的主观抒发。这些感性化、感情化的表达，长处是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保持了作家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贯通和渗透，高明者可以做到内心外化，以情胜理。缺陷是感性太过，情绪无度，会因情碍理，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张力，伤害到作品文学精神的理性品格。而文学艺术“最重要的一项功能是对文化主旨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展现和实施的作用。”[2][P314]所以，在文化创作和传播乃至继承中，文学或许更需要在感性的抒写中获得理性的思辨与启发，以理性的思维支配感性的抒写。
第三，艺术美质的色彩差异——清新、明丽、阳刚与沉滞、冷峭、阴郁。或许受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湘、蜀文化个性投影到作品中，使作品的艺术色度和风格有了较为显豁的差异。湘籍作家的创作在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下呈现出明丽、清新的色彩，蓬勃着楚人的热情，主体风格属于阳刚型。黎锦明《出阁》是一卷湖湘山村鲜明生动的风俗图，轻灵婉转，热情活泼;何立伟的《白色鸟》如一幅隽逸淡雅的水墨画，稚朴、清丽，诗意盎然。即使作者笔下的人物很悲剧，生活很困苦，环境很孤寂，但作品仍然焕发出生命的热情，呈现着平静的心态。《芙蓉镇》里的两个身处困境的苦命人，于苦难中不失追求爱情的生命律动;《静》里的小人物身陷离乱、疾病、亲人阵亡之痛，却不失人间的温馨关怀，关心着小河、草坪、风筝、马匹和小尼姑与新娘子这些自由和幸福的世象，静寂和静穆掩盖不住人心对温暖、快乐、自由的向往。湘籍作家在处理悲剧题材或者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严肃题材时，往往会用喜剧的手法或戏谑的、夸张的笔调将沉重的或严肃的话题转化成轻松平常的理性话语或自然活泼的人文景观。彭家煌的《活鬼》、《怂恿》、蒋牧良的《集成四公》、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都有这些特点。清新、明丽、阳刚是湘籍作家创作反映出的美学基调色彩。
蜀地的内闭环境和阴郁的天气，也影响到作家们创作的风格和作品的艺术色度。蜀籍作家的创作呈现的风格色彩以沉滞、冷峭、阴郁为主。这种基调主要反映在作品对人物心理性格和环境的描写中。纵观罗淑、沙汀、周文、艾芜、周克芹、李劼人、马识途等人的作品大多没有明丽、鲜亮的景致画面，总是在阴雨绵绵、阴雾沉沉，阴云笼罩的灰暗晦冥的环境气氛笼罩下演绎蜀人的人生命运和生活景观。蜀人的心理性格受这种阴郁、冷僻的气候环境影响，其心理性格多显阴郁、沉滞、自守意识强、心思灵活，行事冷静。作家描写的人物性格往往欠缺开朗的心态、明朗的精神面貌，鲜明的背景场景。巴金、沙汀、艾芜、周克芹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有这些特色。作品人物往往有狭隘、保守的小农意识，精明务实的处世态度、女性泼辣能干的特点，如罗淑《阿牛》中的阿牛娘、《橘子》中的秋姑儿、沙汀《淘金记》中的何寡妇、《丁跛公》中的丁乡约、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暴风雨前》的郝达三、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等莫不如此。而作家们对人物的塑造和对故事的叙述往往也不免语带酸咸，冷嘲针砭，暗藏锋芒。这种写作策略借助人物的言行，传达作者意图，不乏皮里阳秋之妙。沉滞、冷峭、阴郁不仅反映了蜀地的风土风貌，表现了蜀人的文化心理性格，也体现出蜀籍作家创作美学的主体风格色彩。
综上而言，湖湘文化和蜀文化在文化生态、艺术传统和文化精神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共性特征——作品文化内涵的二元结构特点、浪漫主义文学精神以及言志抒情特色。同时，在创作意识、创作思维和艺术风格色彩等方面又存在较大的的差异性。这些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深刻地影响了湘籍、蜀籍作家的创作，使其作品的文化意蕴和艺术风格斑斓多彩，丰富独特。[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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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剑秋
11级文教系汉本班 张灿松 51103010017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之一。
影响研究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那些被接受的“异域”文学的影响，即侧重在对域外文学的借鉴、模仿，以及素材源泉等事实联系的梳理，研究视点集中在作品上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学派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一步。此期以法国学者维耶曼、梵·第根、基亚等为代表。1931年梵·第根出版《比较文学论》，这是一部全面阐述法国学派的著作，被誉为法国学派的集大成之作，多年来被当成是比较文学入门的必读书。他明确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目的及经过路线，强调“精细和准确考据”的研究方法，而忽视审美批评和赏鉴赏在比较文学中的作用。该书出色地总结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绩和经验，建构了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不失为一部重要的比较文学著作。
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来研究，注重各国作家及作品之间确实存在的事实联系;以影响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法国学派以其丰硕的成果证明了比较文学的科学价值，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比较文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从而也确立了它在学术界的地位。
一、何谓影响
(一)定义和特征
影响是一种渗透在艺术作品之中，成为艺术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并通过艺术作品再现出来的东西。
外来性：影响无法从本民族文学的传统和作家个人的各种因素作出解释，因此，它是外来的。
隐含性：这是指影响的存在不是一种显在的形态，而应是融入到现有的作品之中的。影响表现为一种精神渗透，它消融于作家的创作中，因此不着痕迹。
二、何谓“影响研究” 定义：
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有事实联系的、相互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涉及到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等内容。
影响研究的传播方式：
直接和间接影响 。所谓直接影响，是指作家直接接触和吸收外国作家或作品中的影响;所谓间接影响，是指作家通过一个或数个中介吸收外国作家作品的营养。
影响研究传播过程：
还可以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研究。
放送端可以研究作家作品如何对外民族文学产生影响，某件作品在国外流传和演变的情况等。
接受端则可研究作家借鉴、模仿、改编外民族作家的情况及作品的外民族渊源等。影响研究的传播途径：
有翻译、评论、外国文学的译介者、评论者及传递影响的旅人、书刊、社团、沙龙等多种媒介的研究。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进行研究，都应该以事实为核心，但仅仅停留在事实的考证、筛选上的研究，只能是影响研究中的初级阶段。将重点放在对作家的创造性研究上，力图作出理论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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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二、比较文学论文集
比较文学译文集
张隆溪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比较文学论文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
1982 比较文学论文集
张隆溪
温儒敏编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1986 比较文学论文集
朱维之
方平等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比较文学译文选
刘介民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
干永昌等编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比较文学讲演录
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
陕西师范大学东方文学比较论文集
卢蔚秋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
(美)西利尔·白之著
微
周等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
周发祥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台港学者论文选
黄维木梁社
1998 面对世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
贵州省文化厅
贵州省比较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中国比较文学学
北京大学出版
漓江出版社
1987
1987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 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乐黛云
张铁夫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4 迈向比较文学新阶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曹顺庆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三、中外文学类型比较研究论著
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
李万钧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5 中西比较诗学
曹顺庆著
北京出版社
1988 中西比较诗学体系
黄药眠
童庆炳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中西艺术的文化精神
张
法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中西美学比较
朱希祥著
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
1998 近代中西美学比较
卢善庆主编
湖南出版社
1991 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 曹顺庆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余
虹著
三联书店
1999 中西比较文艺学
饶芃子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
周发祥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
王晓平等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中英比较诗学
狄兆俊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
刘小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中西诗鉴赏与翻译
辜正坤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中西戏剧比较教程
饶芃子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89 中西戏剧比较论稿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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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出版社
1992 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
田本相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3 文化精神与小说观念——中西小说观念的比较
白海珍
汪帆1989 中西小说比较
饶芃子等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小说
应锦襄
林铁民
朱水涌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四、中外文学交流与比较研究论著
中西交通史
方
豪著
岳麓书社
1987 中西文化交流史
沈福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中外文学交流史
周发祥
李岫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
戈宝权著
北京出版社
1992 沟通——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
孙景尧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
曹顺庆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
(捷)马立安·高利克著
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0 中西文化深层结构和中西文学的思想导向
肖锦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1991 母语的魔障——从中西语言的差异看中西文学的差异
张卫中1998
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
李达三
罗钢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化的选择
张荣翼
杨从荣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
邓晓芒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的爱与美主题
叶舒宪著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中西文化专题比较
高旭东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中西文化纵横谈
高旭东等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庄子》与现代主义
张
石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
徐志啸著
学林出版社
1995 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
郭延礼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于语和
庾良辰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
陈元恺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王锦厚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乐黛云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
曾小逸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黄俊英著
重庆出版社
1991 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鲁迅研究室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艺思潮
赖干坚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论中西哲学精神
(美)成中英著
东方出版中心
1991 中国之欧洲
(法)艾田蒲著
许
钧
钱林森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朱谦之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王
宁
钱林森等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
卫茂平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中德文学研究
陈
铨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关于“异”的研究
(德)顾彬著
曹卫东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德国的汉学研究
张国刚著
中华书局
1994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范存忠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伏尔泰与孔子
孟
华著
新华出版社
1993 法国作家与中国
钱林森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法国当代中国学
(法)戴仁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法)维·毕诺著
耿升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俄国文学与中国
智
量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1991 1997 1995
1986 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
陈建华著
学林出版社
1998 中国文学在俄苏
李明滨著
花城出版社
1990 普希金与中国
张铁夫主编
岳麓书社
2000 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
(法)克·苏尔梦编
颜保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
饶芃子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中印文学关系源流
郁龙余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季羡林著
三联书店
1982 比较文化论集
金克木著
三联书店
1983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
严绍璗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
王晓平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于长敏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中日比较文学论集
赵乐生生等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2 水边的婚恋—《万叶集》与中国文学
(日)中西进著
王晓平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
(日)中西进
王晓平著
中华书局
1995 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
(日)丸山清子著
申非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
王向远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中日启蒙文学论
何德功著
东方出版社
1995 觉醒与挣扎——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
秦弓著
东方出版社
1995 中日战争与文学——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
(日)山田敬三学出版社
1992 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
刘立善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 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日)伊藤虎丸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古代中朝文学关系史略
陈蒲清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
(韩)闵宽东著
学林出版社
五、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与资料集
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
范伯群
朱栋霖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中国比较文学简史
徐志啸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中国比较文学源流
徐扬尚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中西比较文学手册
廖鸿钧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
杨周翰
乐黛云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995
东北师范大1989
王 升
(赤峰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比较文学课是一门开放性的边缘学科，涉猎中外文学、中外文化、中外自然科学领域等。人文素质教育应是比较文学课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比较文学理论的诠释，可以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审美教育、和谐思想教育、可比性的比较教育等，进而拓展学生思维的宽度和广度，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比较文学;人文素质;内涵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228-03 进入新的时代，教育观念不断发生变化，古之“传道、授业、解惑”已不能完全适合目前教育教学的现状。教育的目的不是使人博学，而是使人变得聪明和智慧。比较文学需要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充实教学内容，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这符合高校的教学改革目标。
人文素质教育不是人文科学的教育，人文科学是人文素质教育的手段或工具。人文素质教育要以人为本，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以使其更好地发展实现其人生价值和理想，并相应地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素质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分先天和后天两种。先天素质指的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综合能力;后天素质是指在生理素质基础上经过教育与学习等，通过个人的努力培养而形成的能力。素质教育则是充分调动先天的素质，促进每个个体在生理与心理、智力与非智力、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促进人类文化向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从而为个体的进一步发展形成良好的条件。人文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质是人性教育，不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其目的在于引导人类向善，在于促进提高人生境界，在于帮助个体塑造理想人格，在社会上实现其人生价值，总之，是使个体变得更有人性、更聪明的教育。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偏颇与不足，人文素质教育还很薄弱。我国高等学校通过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来弥补这一不足。但是通识教育课远远不能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要更好地进行素质教育，更主要的还是在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上下工夫，把人文素质教育贯彻在教学体系之中、在每一节课之中。
二、比较文学人文素质教育侧重的内涵
(一)比较文学深入文化层面的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是人类生存的强大动力，它是人们最远大的价值目标，是人类的精神信仰，犹如光明的灯塔，引导人类不断前进。失去理想信念的人，就会显得没有生机与活力，常常没有目标，没有热情，生活和工作都会变得颓废。大学生刚入学后，很多人对今后的发展茫然不知所措，有一部分同学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常常在上网聊天、玩游戏、打牌中浪费时间。个别同学即使设定了目标，也是短期目标，如英语
四、六级，普通话、计算机等考试的过关，对于长远的事业，对于服务社会、服务人类等缺乏考虑。具体来讲，没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当代大学生，总体来讲缺乏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他们也还没有完全树立新的价值观。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专题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把“要坚持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放在了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六条基本要求中的第一条，更说明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比较文学中可以通过一些作家生活经历的比较，培养学生高尚的品格。如比较鲁迅、张贤亮与狄更斯、马克吐温等，通过他们自身曲折的经历、通过他们在逆境中仍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的故事来教育学生，给学生以最真实的感受。
比较文学课可以把这种教育延伸到中西文化、中西哲学的比较层面。中国古代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目标，必须先“修身”。“治国平天下”是古人的理想信念，在这一动力的支持下，发愤读书或练习武功以期将来有所建树。西方文化有普世观念，尤其是基督教思想。西方文化力图通过个体英雄人物的出现，实现改变世界或救世的目的，基督的本义就是救世主。当然，这种英雄人物在西方不是特权阶层，他们与普通人在上帝面前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中西文化都共同指向以善为核心的人文素养，都强调有远大的社会理想。通过把儒学精神与基督教思想进行比较，大学生便可以新颖生动地领会中西文化倡导的积极进取精神，进而树起人生理想的风帆。理想和信念是人立身行事的方向，是心灵依托的居所。它们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支撑着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
(二)比较文学中的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审美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感知力、想象力、鉴赏力、创造力，进而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从目前大学生现状来看，他们之中有一部分显得思想浅薄、行为失范、甘入流俗，与那些先进的青年相比缺少感觉与灵气，缺少敏锐的领悟能力。而对大学生的审美教育基本停留在概念层面。如果你问他们学习文学课有什么样的收获，有一部分学生会回答你他了解并熟悉了许多作家作品，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回答没有错误，但是缺少真情实感，缺少审美的愉悦。可以说当前审美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中一个薄弱的环节。
审美教育首先是一个审美体验的过程。在文学课中，学生通过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规范有文采的语言，感受到文学的优美。懂得了什么是美，也就明白了什么是丑。审美作为一种生动的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感受力、鉴赏力、想象力、创造力等，引导大学生走向人格的高尚，不断使其人性更美好。比较文学通过中西文学审美的比较，可以进一步了解中西文化的异同。如中西关于艺术美的比较，西方文艺理论强调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规律，真是语言艺术的最高规律。西方的艺术作品因此强调美追求美，为了美可以牺牲习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习俗放在首位，为了维护公共道德习俗往往会牺牲艺术美。对学生进行这种比较教育，可以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认同中国文化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有了这样的认识，反过来更进一步提高了文学艺术的鉴赏能力。同时，也通过文学形象的审美，使学生认识到艺术真实与社会真实的区别。艺术更强调“美”的特质，艺术可能会不合时俗;而社会则更强调“真与善”的艺术，需要符合时代的节拍。
比较文学课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培养学生基本的文学鉴赏能力。通过对比较文学理论的学习，进一步引导学生对作品的解读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比较欣赏力，使他们能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从文学的角度发现语言文字之美、文学之美，更深刻地感知作品的形象美、内涵美、思想美。德国著名美学家康德认为美是真与善的桥梁，进而引导学生走向理性的“善”。二是比较文学课培养学生的开放与拓展能力。大学生通过对不同民族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与学习，甚至是通过跨学科的研究与学习，培养其思考问题不浮于表面，不局限于就事论事，能全面综合思考判断，进而提高对一切事物、现象的甄别能力，认识并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通过审美最终走向人性之美。
当代社会人才竞争加剧，每个人要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也必须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审美教育看似只是对人的微观行为的引导，是对人的情感的教育，但是它对大学生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
(三)比较文学中的和谐观教育
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关系。中外哲学家、文学家对和谐思想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古希腊时期高扬人本主义精神，强调人是万物的主宰，自然的一切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西方人勇于进取、大胆开拓，文艺复兴后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引领世界的重要力量。但是西方人在张扬个性的同时，也意识到每个人的发展也与他人的发展冲突，意识到人类的发展与自然本身发展的矛盾。为了和谐共存，西方人强调规则，以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进行制约。有了好的规则，每个个体都可以有平等发展的机会，人类与自然之间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才能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
我国古代文化中饱含丰蕴的哲学思想，如儒家思想侧重人际和谐，追求知行合一;道家思想侧重天人和谐，追求天人合一。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是和谐而不会盲目附和，小人只是盲目附和而不会和谐。这就告诉人们，处理任何事物都要“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古代社会的这种哲理在今天的社会极具现实意义。与朋友相处，与同学相处，甚至与家人相处要做到和而不同。大到国家层面，不同制度的国家也应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有了和而不同的原则，和实生物就有了深刻的哲学意义。只有坚定和而不同原则，才能做到和实生物。什么是和实生物，即同一种物质元素简单相加，加得再多，也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当然也不会产生新的物质;只有各种不同的物质元素相互配合，彼此调和，才会形成新的矛盾统一体，才会产生出新的物质，这就是“和实生物”的真正含义。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古代哲学对“和”的度给出了标准，即中和。只有做到天地人三者的中和，万事万物才能得以共荣;同理，在社会生活中，只有做到各方面的和谐，人类社会才能更好地持续发展。
西方哲学强调以外部的限制来达到和谐，中国哲学则强调内部个体(尤指人)的“修身”来实现和谐。相比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更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中西哲学“和谐”思想的比较，大学生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各种关系。
(四)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教育
“可比性”内涵的基本前提是文学性，比较文学要以文学为中心，这是它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约定了比较文学各个方面必须遵守的准则。对于影响研究来讲，它的研究路线从放送者到传递者再到接收者，都要紧紧围绕文学来进行;对于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来说，必须遵守文学规律，以文学为中心进行，旨在进行目的明确的文学研究。
其次是跨越性，正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和跨文化进行的文学研究，它才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研究，使其有了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地位。影响研究跨越了国家界限，平行研究跨越了学科界限，阐发研究跨越了文化界限。比较文学不断前进的步伐，也使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它吸引了心理学、宗教、艺术、哲学、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为文学研究开拓了交叉学科之路。不断的跨越使比较文学有了开放性、包容性，“和而不同”成为其精神内涵之一。
再次是联系性。两部作品或两位作家之间比较，或者两种文学现象之间的比较，需要二者之间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是其相同性或相异性，但更是其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这种关系找到了比较文学研究所需要的内在的美学价值，找到了文学的内涵关系。这种联系的发现需要研究者有较丰厚的文学知识储备，更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这三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约定，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可比性思维方式的培养，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可以改变学生传统的思维定式，使分析问题既能立足于本质条件，又能纵横捭合，有宏观的视野。同时，也可借此培养学生兼容并包的胸怀，做到不同意但可以尊重对方。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文化就被提出,自此以后越来越受到企业界和理论界的重视,成为企业加强管理、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内在要求。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企业文化现象也千差万别。本文将以中日为例，探讨中日企业文化的区别与融通之处,其融通之处是中日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其区别则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基础。如果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实践中吸取和借鉴日本优秀的企业文化,一方面能为企业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能为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奠定基础。本文也将结合松下和海尔的企业文化建设来展开讨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松下和海尔的企业文化就是中日企业文化的缩影。相关结论也为中国企业处理在日本发展时由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议。-
关键词：中日 企业文化 比较启示
正文：
1、企业文化的由来、内涵和作用
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企业文化的内容却形成于东方。本世纪
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企业界开始出现了企业的经营哲学,这就是企业文化的萌芽。到了8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日裔美籍管理学教授威廉·大内,凭借自己所兼备的日、美两国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的优势,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大内及其他学者发现一些企业中形成的特殊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经过总结、推广,被视为现代企业走向成功的管理意识革命,从而进入了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管理时代。
何为企业文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说法并不统一。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本国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影响在企业中的具体反映,是企业所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意识、观念等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企业文化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由三个层次组成:
(1)最外层:即企业的物质文化层。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的物质基础。这是企业精神文化的物质体现和外在表现,具有物质特性,构成企业的硬文化。
(2)中间层:即企业的制度文化层。包括企业领导体制、人际关系及其为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它是企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中介。
(3)最内层:即企业精神,属于企业文化的软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内核。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和精神文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企业文化的丰富内涵。
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实质上是企业内部的物质、制度和精神诸要素的动态平衡和最佳结合。其精髓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质,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企业文化对企业和职工的行动发挥渗透、潜移、感染等作用,具有传统的企业管理方法难以相比的管理功能。它通过打破传统观念,树立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新观念,使职工理解经营战略,通过价值观体系的建立和调整,形成强大的实施经营战略的精神动力;通过组织制度的调整,提供战略实施的组织制度保证;通过科学文化技术培训,使职工胜任战略实施的职责。大量事实证明:企业成 功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全在于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企业文化在企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中国的企业文化的特点
早在企业文化没引进中国以前,不少企业中就存在着类似企业文化的企业精神:如“三老四
严”的“大庆精神”、“鞍钢宪法”等等。80年代中后期引入企业文化理论后,越来越多的企业提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理论,突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在当代企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自强自信、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翻开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民为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一刻也未停止过,中国人民也从未被帝国主义列强下倒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磨练了中华儿女的意志和毅力,造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社会及当代企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中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也将表现出不甘落后、追求卓越的顽强精神。
(2)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产生于中国,因此在中国发展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理论有其得天独厚之处。诸如,儒家文化中倡导人勤劳、爱国、孝敬父母、和为贵、与人为善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也是企业文化的灵魂。这也启示我们企业的领导者如何不只凭权力建立威信和征服人心,而靠“个人魅力”去影响员工,增强自身的道德、关心员工的成长等，这样才能等去获得职工的服从和信赖。
(3)“人治”、“ 情治” 与“ 法治” 相结合企业文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企业都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而且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但从总体上来说, 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仍然处在起步阶段, 所以法治化的局面并未真正形成, “人治”的成分仍然 相当多。诸如长官意志,说话随意性的和模糊性的习惯, 裙带关系等行为随处可见, 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发展历程。
(4)个性不明显。如果从作为个体的企业这个角度进行比较, 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也并未形成自己有特色的企业文化, 国外许多企业大多有自己的特色鲜明的个性化企业文化, 他们各自的企业文化实质上形成自身的象征和标志。例如美国IBM 公司的“ 服务”文化, 日本SONY 公司的“开拓者” 精神等都是与众不同的很富有个性特点的企业文化实例。
以中国代表性企业----------海尔公司为例。90年代, 建立企业文化在中国企业界被广泛提及。其中最具代表性企业是综合家电厂家海尔集团公司。海尔公司在短短的20年里从一个濒临倒闭的总校企业成长为跃居世界第五位的家电厂家。海尔之所以能实现快速增长,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自己优秀而独特的企业文化。海尔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海尔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以人为本、追求卓越、敢于创新。海尔按照广义文化观的要求, 以观念创新为引导, 以制度创新为手段,实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效果, 并以物质文化创新实现“敬业报国“、创世界名牌的企业精神与追求。海尔的文化管理, 是基于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密切结合社会转型的现实, “兼收并蓄、创新发展、自成一家” (张瑞敏)的中国式管理的典范之一。张瑞敏认为,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主题是人, 因此人的意识和价值就有着特殊地位。海尔把人当作主体, 一切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在企业内部营造信任人、关心人、理解人的文化氛围。你拥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企业就为你搭建多大的发展舞台。海尔的目标是创世界名牌, 振兴民族产业。这一理念与员工个人价值的追求完全一致, 成为企业强大的推动力。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 在创新理念引导下, 海尔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大到强, 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海尔的企业文化是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功代表，海尔摈弃中国企业文化中很多不适应现代化企业发展的因素，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适应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文化，是这种文化支撑着海尔的持续发展，我们很多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往往忽略企业文化建设，认为文化很虚，不如领导的决策、硬制度来得实在，花人力物力去搞企业文化还不如多买几套设备，这在短期看是对企业有利的，但眼光放长远一点，这就行不通，企业也许发展四年、五年后就缺乏发展动力了，到时企业还得花更大的代价去搞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做得好，员工素质就上来了，潜移默化地就按照企
业文化的引导去参与企业的各项任务，而且不用上级领导不停地指示才会去做，这样企业管理成本就下来了，另一方面，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也高。综合来看，企业文化是对企业长远发展百利而无一弊的，我们企业要牢记这一点。
3.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
( 1 ) 忠诚精神和“ 家”的 观念
“忠”和“诚”是大和民族价值观的最高境界,忠诚与否成为社会衡量个人人格的最高标准, 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企业考评员工最基本要求。以厂为家, 爱岗敬业, 企业就是员工家的缩影, 员工与企业保持家的血缘, 就是把企业当成家来看业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机制主要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资历等级制, 并通过这些强化企业为家的理念, 使员工与企业合为一体, 使员工对企业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心, 为企业尽忠, 对家长( 企业主) 感恩。日本企业广泛存在家族主义、家庭理念, 企业也在有意识地营造“家庭”气氛。在企业内, 员工与管理者、员工与员工之间有着家庭成员般的感受, 把企业看成是“自家的企业”; 在企业外, 员工主动维护本企业的利益和形象, 以为企业服务为荣, 以企业为家, 有着崇高的自豪感。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某一企业, 其命运就同该企业联系在一起, 企业的成败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 企业成为员工的衣食父母, 员工的经济地位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甚至员工的社会地位也取决于供职企业的地位。所以, 企业内家族式的人际关系, 使个人对企业有极大的同心力, 每一员工都主动为企业的存续和发展而奋斗。在今天的日本, 一个人全部生活的幸福,实际上仍取决于他是否受雇于一个大企业。员工以“家”的态度来对待企业, 不仅是为了企业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自身利益。从企业角度看, 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经验与资历对企业的潜在贡献远比其他物质资源、资金、技术重要。企业也把员工视为家庭成员, 努力为员工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 员工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生产要素, 也是企业的主人。
( 2 ) 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
日本企业虽然等级森严, 但在管理、决策上仍以集体主义倾向见长。日本企业的集体主义观念外化为团队精神, 员工的团队精神是以个人加入特定企业为前提的, 个人进入某一企业, 成为企业的一员,个人利益与企业命运即成一体并维系终身。日本企业十分重视并充分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企业管理上的效能。因此, 企业的团队精神不仅表现外在形式上, 而且也体现在心理感知上。日本企业非常重视集体努力与协作, 推崇团体智慧, 发挥整体优势, 讲究和谐统一, 培育共存共荣的团体意识, 企业认为员工的积极性是企业的重要资源, 企业要为员工营造一个愉快、温馨的环境, 员工也需要一个和谐、互动、认同的集体。个体被融合在团体中, 团体意识被强化, 个体要想在企业中获得成功, 必须与周围同化, 求同的企业文化客观上有利员工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团队精神的发挥。日本企业的决策方式是一种自上而平和, 自下而互相结合的集体决策形式, 既能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又能调动员工的参与意识, 使计划得到顺利落实。
(3)人本主义精神
日本文化吸收了儒学“人和” 思想, 还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来, 并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进而升华为人本主义。日本企业管理者认为, “人和”不仅是人生哲学和伦理观念, 也是企业的管理哲学。在企业管理中, 各项规章制度只是管理的外化形式,而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理念、群体意识和精神面貌这些是内在本质的东西。日本企业文化是在“和合”理念基础上, 经过潜移默化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来培养人和使用人, 在企业生产经营诸要素中, “人”是最重要的资源, 没有高素质人的管理, 机器、设备、各种原材料就不能发挥最大效率。“人和” 是一种精神境界, 企业不仅是一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体, 而且应当成为满足企业全体成员人文需求的精神家园。在企业管理者、所有者与员工之间, 员工与员工之间, 除了在本职工作上的通力配合外, 还需要不断
增加相互之间的亲密感与信任感, 努力创造一个友善、愉快、和谐的氛围, 使员工拥有极大的满足感、归属感, 能在工作中体味出工作乐趣。企业不仅要为员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为员工及家庭提供物质生活保障, 还要尊重员工的精神需求, 特别是为员工设计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人生舞台,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员工与企业成为一个集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合二为一的命运共同体, 使员工自觉、主动地为企业工作, 为企业发展着想, 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 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说: “日本企业的成功并无任何秘诀和不可与外人言传的公式。不是理论, 不是计划, 也不是政府政策, 而是人, 只有人才能使企业获得成功。
纵观日本的大量成功的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松下公司的企业文化是日本优秀企业文化的代名词。松下的企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但其中最具特色、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自来水哲学。早在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建立之初,其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就以自来水的供给为例,阐述了他的创办企业宗旨及经营信念。他认为,松下公司所生产的产品,首先要价格便宜,广大消费者能买得起,其次要货源充足,保证市场的大量需求,就好比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自来水一样,既价格便宜又源源不断。按照松下的企业哲学,那就是社会培育了企业,企业应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与此同时,企业也将得到社会的酬劳。松下的企业文化中另一重要层面就是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这点正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最大特点。每当新入公司的员工进行培训时,经营者们都说这样一句话:松下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也同时制造产品,但在制造产品之前先培育人才。可以看出,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功的决定因素。松下公司正是因为拥有了这种优秀、独特的企业文化,才使企业经营获得了成功。
4.中日企业文化比较分析
(1)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
中日两国同在亚洲，并且彼此毗邻，尽管中日两国企业文化的渊源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是,在社会结构、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方面仍具有一致性,这使得中日两国企业有着许多共性文化特征。如日本企业所倡导的“工业报国”、“团结一致”、“家庭式的美德”、“人和”与“忠诚心”,以及团队精神、家庭式经营等等,与中国企业所奉行和提倡的“富强国家”、“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爱厂如家”、“识大体、顾全局”、 “以诚相待、以信为本”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儒家道德道德的影子。从这点上来看两国企业文化是共通的。
具体来说,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特征表现为:
1.家族化的特性。中日社会结构都有家族化的共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日企业的经营也都具有家族色彩。日本企业的家族式或泛家族式经营、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的“铁饭碗”等等,都带有家族特征。由于家族是一个稳定的整体,不需要流动,是与生俱来的。这就促使企业员工终身全力在企业内部经营,缺乏流动性。员工把企业视为了包含浓厚道德意识的“第二个家庭”企业的经营者被拟化为社会家庭的家长。
2.稳定性。
社会结构的家族化保障了中日企业的稳定,但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束缚却使这种稳定走向了极至。中日传统伦理价值观均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诸如仁、义、礼、智、忠、孝、和等行为准则已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日本社会中,“忠”被放到伦理道德准则的金字塔尖,是涵盖一切伦理标准的最高美德。员工进入公司,有一种对公司感恩报得,从一而终的感情。另外,这种忠诚还表现为对企业文化存续的认同,使得企业文化持久延续、难以变异。中国企业也有同样的特点,“铁饭碗”的观念长期使职工思想稳定,乐知天命,企业领导“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文化遵循其应有的模式一成不变。中古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平衡”也在引导企业追求平稳、中性的发展，既不激进也不萎缩，这在一
定程度上强化了企业文化的稳定性特征。
3.情感性、微妙性和亲密性。
由于中日企业文化都有视企业为大家族的特点,所以其中必然存在家族内部“和为贵”、“仁爱”、“礼让”等特征。具体来说,中国企业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础,注重感情投资,倡导诸如“关心职工生活”、“互尊互信互助互谅”等等。日本企业常向员工昭示“礼貌谦让”、“感恩戴德”、“待人亲切”等信条,企业主、厂长、经理等扮演着严父慈母的角色,并通过自身示范和讲解,向员工传播企业经营哲学和人生价值观。
当然，作为两个相互毗邻的国家，其企业文化的共性特征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几种，只不过它们是两国企业文化中最具特点、最为明显的共性特征。这种共性特征是中日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日本有丰田、松下这样的大公司，中国也有联想、华为、海尔这样成功的企业，有这样的企业文化共性基础，中国企业到日本发展或者说日本企业到中国发展就更有成功实现的可能性。你比如说华为到日本发展，派出中国的员工，招聘日本员工，建厂生产产品，两国员工或管理者需要交流、沟通，由于有一些共性文化的基础，沟通起来就方便自然很多，减少很多管理成本，我们很容易理解日本企业的家族化特性，因为我们中国企业也有这种特点，这样，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家族式经营我们中国公司就可以继承，完全没必要引入新的机制，同时在与其他企业的交流中，我们也能根据其文化特点推断它们的一些经营战略，这样对于中国企业参与与日本企业的竞争或合作都有利。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正是这个道理。
对于中日两国更多的中小型企业来说，出口进口是中日两国企业最重要的交流方式，这貌似与企业文化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产品设计、产品促销往往也体现着一个企业的文化，以产品促销来说，从本质上讲，产品的促销沟通过程也就是帮助顾客认知产品、改善产品形象的过程，从而也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过程。在沟通过程中，准确地对目标顾客的文化心理的把握，以及对其意识深层中的愿望的迎合，往往可以使产品在广大沟通受众的心目中形成夺目的晕轮，从而使本企业产品轻而易举地抢占到顾客心灵位置的制高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到日本，因为有企业文化的共性根基在，所以我们企业设计产品、在日本进行促销就有优势，产品卖得好，企业就能发展更好。当然，这种优势在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同样体现。日本贸易振兴机构16日公布的“2011年上半年(1~6月)日中贸易”数据显示，贸易总额为1631亿5101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9%，创上半年贸易总额的历史新高。这么大的中日贸易额也暗示这两国企业文化中强劲的共性特征。
研究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以这种共性为基础，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为两国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两国企业要把握好这样的契机，积极需求与对方的交流，追求企业的长远发展，实现两国企业的双赢。
(2)中日企业文化的差异性。
尽管中日企业文化深受传统文化中家族化、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相似特征。但是由于企业文化渊源上的诸多不同,也导致两国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为：
1.个体与群体
中日社会结构都表现出家族化的特点,其企业文化理念中群体意识都很强。但是在企业内部,个体价值观、个性自由的体现却差异明显。日本人很早就注意到个人主义在某些方面的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会导致社会和组织协调的困难。只有将个人主义融入群体和谐之中,个人在群体中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于是,他们将个
人主义与东方文化巧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既重视个人表现,又讲究群体和谐的独具特色的日本式“个人主义”。在对待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和谐统一,但却忽视个性价值表现。特别是在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氛围中,中国企业“集体主义”中的统
一、整体的一面被无限夸大,群体与个体被对立起来,对外缺乏竞争与协作精神,最终形成中国企业内部活性的不足。
2.物质与精神。
中日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两国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却并不相同。中国把“仁”作为核心,常有“重义轻利”之举,即过分的追求名分道德,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被视为“利欲熏心”。这种轻视物质利益的传统观念导致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激励结构失衡,管理者一味重视“精神激励”,而轻视“物质激励”对发挥员工能动性的作用。当西方现代物质利益观念流入中国时,“传统文化中提倡伦理中心的原则又与之发生了冲突,又出现了片面追求物质刺激的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反映出中国企业文化中对“义”和“利”理解的不足。日本人习惯于把外来文化加以“日本式”的改造。在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方面,他们既看到了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思想对企业发展和员工激励的局限性,也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儒家文化中节欲、勤奋的观念,对企业发展壮大和员工激励的积极作用。他们巧妙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双重性,把获取物质利益视为人的正常需求,用物质利益激励员工去努力工作,同时教育员工应勤俭节约,不必奢侈浪费。这样,“他们既接受了中国儒教崇尚简朴、勤劳的美德,又巧妙地避开了中国文化中抑制物质欲望的观念”。二战后,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工人,但个人储蓄率却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正是日本的高储蓄率,帮助了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
对于中日企业文化差异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文化中的局限性，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并不成熟，日本经历二战后迅速崛起，已形成了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其企业文化也相对中国更为成熟，这使我们应该认识到的。认识到这种差异是中日两国企业文化相互学习的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而言，这种差异为我们的企业向日本企业学习提供了契机，我们要学习日本企业如何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来发挥企业文化巨大的引导作用，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来发挥巨大的激励作用，学习如何将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国内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都是我们企业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去做的，去学习改进的。
5.结语
企业文化的机能就在于给予企业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据此能够统一企业内部,形成巨大的“合力”,发挥出“整体效应”，企业文化的建设是现代企业走上长远发展道路的基石，企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它需要企业的长久积累，通过学习先进的企业文化企业可以为自己企业注入新的文化基因，不断升级改造原有文化中不足的方面，以此支撑为企业的长久发展。通过中日企业文化的详细比较，一方面，我们能看到两国企业文化中共性的特征，这些共性使我们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也是交流的机会，它能促进两国经济上的发展，为双方企业提供契机，我们中国企业要把握好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发现两国企业文化中的差异要素，差异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也有其要性，因为它可以增进双方的优势互补，只要运用得当，对方优秀的企业文化完全可以用来完善自己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不足。整体上看，日本的企业文化建设更有其先进之处，日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并结合自身条件，形成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是这种企业文化支撑着日本企业的长足发展。所以才有了世界著名的丰田、索尼、松下……..
中国企业最缺少的还是学习力，企业文化建设尤为如此，我们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固步自封了，没有学习的动力了，企业文化没有新的基因注入，老的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样的企业必然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中国的企业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也能从日本文化建设中学习来，要将这种学习力融入到企业文化中，这是根本，这种学习能力注入企业文化中，必然引导企业积极寻求与外界交流，这样才能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将其引入企业文化建设中，让企业文化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动态是相对于外界环境变化，平衡是相对于企业已建立的文化。只有如此，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才能适应新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只有如此，企业文化才能成为促进企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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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当代经济》2007年第11期(上)
○黄蕾刘书慧(武汉市商业服务学院湖北武汉430056湖北教育出版社湖北武汉430015)
品牌文化与企业文化之比较研究
【摘要】品牌文化具有外倾性,是一种市场开拓性文化、资源整合性文化、资本聚集性文化;企业文化是一种内倾性文化,旨在培育品牌的知名度、认知度、认可度、信誉度、美誉度、偏好度、满意度、忠诚度。
【关键词】品牌文化企业文化性向起源
品牌与企业、品牌与商业是一脉相连的。没有企业文化的品牌,很难形成独具一格的品牌文化;没有品牌文化的企业,其企业文化是一种生产车间文化,是单一的、原始的;没有企业文化氛围的品牌,仅仅是区别同类商品的符号。企业是品牌人格化的主体,品牌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品牌文化一旦形成,可以游离于企业之外,使人们只知其品牌,不知品牌所属的企业。正因为如此,品牌具有独立性,品牌文化具有自身的内涵,使之区别于企业文化。见下图:
一、品牌文化与企业文化起源之比较品牌的载体是产品,是商品。不是所有的产品、商品都有品牌,但品牌的背后一定有产品、商品。可见,品牌的起点是商品,品牌文化源于商品,品牌文化靠商品的属性、靠商品的内在品质体现。因此,品牌先于企业,品牌文化的起点远远早于企业文化。 品牌的初始含义是商品的牌子,即牌号。它是一个名称、标记、图案、符号或这些因素的组合。可以用语言表达的部分是品牌的名称,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部分是品牌的标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品牌的起点都是商品,品牌以商品为依托。品牌文化的起点是商品交换。同类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很难区别,在消费者心目中难以形成信誉的保证、质量的承诺。一旦在商品上融入文化,有了名称、标记、图案、符号,即有了品牌,就等于商品有了自己的“脸面”,并将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了“烙印”,这正是品牌文化的效应。品牌名称的构想,品牌标识的设计,品牌符号的推出等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概括与包含。如采用何种颜色作为品牌标识的基本色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包括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潮流文化、时代文化等。不同的产品通过不同颜色的品牌标识传递各自的文化、信息,使人们产生不同的联想、感受。 企业文化的起点是企业的问世。企业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企业诞生之后方能沉淀企业文化。18世纪以前未产生企业,也就无所谓企业文化。1769年英国阿克顿特在诺丁汉创办全球第一家企业,企管理世界52《当代经济》2007年第11期(上)业文化并未随之问世。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过历练的产物、结晶,在时间概念上要晚于企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
年代以来,品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品牌由商品领域扩展到服务领域。不仅商品有品牌,服务也有品牌,而且进一步扩展到企业品牌。品牌由商品品牌延伸到服务品牌、企业品牌。如《福布斯》等刊物评出的世界500强、100强显然是世界级著名企业品牌。企业形象战略、企业品牌战略的实施,意味品牌跳出
了商品的圈子向更广阔的领域迈进。企业品牌的实施,使企业文化、品牌文化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品牌文化与企业文化基点之比较品牌最初是商品的第一形象,进而又是服务、企业的第一形象。品牌作为“形象大使”是沟通商品、服务、企业与公众的桥梁;发挥“初始效应”进入公众心智的是品牌;特殊事物容易被人们牢记的“莱斯特夫”效应,在品牌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而这些统统属于品牌文化。由于商品、服务、甚至企业品牌文化的差异,使得相同的商品仅因品牌不同而价格相差悬殊。现代品牌文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品牌具有可塑性,品牌文化具有可塑性。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品牌,由于原产地不同,商品的制造者不同,服务的提供者不同,会有不同的品牌文化,即同一品牌的品牌文化
具有差异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品牌及品牌文化的可塑性加大。
企业文化的基点是企业。正像不是所有的商品、所有的服务、所有的企业都有品牌一样,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精神。从企业文化发展阶段看它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初级阶段的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内部分人、少数人的文化;是企业高层管理者、决策者的文化;在“家长制”企业甚至是一个人的文化,即“家长”文化。初级阶段的企业文化有正企业文化、负企业文化、零企业文化之分。正企业文化指决策者的意念、心智与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员工的愿景相吻合;负企业文化指企业最高管理层的文化与企业全体员工的文化相冲突,甚至相抵触。
第二个层次是成熟阶段的企业文化,即高级阶段的企业文化。这一阶段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的理念,是凝聚企业全体员工的企业精神。成熟阶段、高级阶段的企业文化是全方位的企业文化,它以企业精神为核心,以品牌文化为形象,以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为己任,以民族文化为根基。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尚有60%的企业没有自主商标,即没有品牌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60%的企业没有自主品牌文化,其企业文化是残缺的,失去了自己的形象文化。至于企业社会责任文化,我国大约有90%以上的企业尚无这一文化意识,因为企业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形成了一种“低工资”“低待遇”的企业文化。企业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完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企业社会责任文化的缺失。企业社会责任文化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文化,是一种企业生存、发展的“底线”文化,故也称之为基准文化。
三、品牌文化与企业文化性向之比较性向或向性是心理学中的一个范畴,它是指个体心理活动的倾向性,或者说人的心理活动的倾向性。心理活动倾向于内的称之为内倾型,心理活动倾向于外的称之为外倾型。品牌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性向或向性是借用心理学的概念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的。
品牌文化的性向是外倾型、外向型的。它是一种公众的文化,是一种市场文化。产品的品牌是商品的“脸”,企业的品牌是企业的“脸”,故品牌文化是一种“脸面文化”、“形象文化”。它直接涉及产品的声誉、企业的名声,是一种“声誉文化”、“面子文化”;它直接影响产品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是一种“价值文化”、“效益文化”;它直接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是一种“观念文化”、“理念文化”;它直接决定企业的财富,企业的潜力,是一种“软文化”、“资源文化”。
品牌文化是一种张扬性、扩张性文化。品牌竞争的典型特征是排他性,通过品牌注册以法律的手段保护品牌,保护商标的“唯一性”。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品牌抢注己成为当今品牌竞争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在企业并购、合并中,特别是企业跨国并购、合并中,控股方将另一方的品牌打入“冷宫”,用自己的品牌取而代之。没有品牌文化的扩张,其实质是市场萎缩。品牌文化张扬到哪里、扩张到哪里,意味市场的开拓到哪里,故品牌文化又是市场开拓文化。品牌文化的公众认知度代表品牌市场的广度,品牌文化的公众信任度,代表品牌市场的深度。如驰名商标、世界名牌的市场都是全球性的。
品牌文化的外倾性、外向性特征告诉我们,品牌文化是需要公众认同的文化,市场不接受的品牌文化,无论它是“老字号”品牌还是新秀品牌,最终会被市场淘汰而“出局”。
企业文化的向性是内倾型、内向型的。它是面向企业员工、企业内部的文化。正如“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一样,品牌文化是主外文化,企业文化是主内文化。品牌文化的市场开拓力、资本扩张力、无形资产聚集力取决于企业文化对品牌根基稳固的贡献程度。品牌文化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认可度、偏好度、美誉度、信誉度、满意度、忠诚度,靠企业扎扎实实练内功建立。世界级品牌没有一个不是建立在成熟的企业文化之上的,反过来,没有品牌文化的企业一定是短命的企业。
综上所述,品牌文化与企业文化均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均是发展变化的文化,均是不断丰富、完善的文化。进入新经济时代和商业时代,企业全球化成为潮流,品牌文化、企
业文化的全球意识渐浓,跨国企业、跨国品牌素,实施以信誉为核心的品牌文化发展战略对全球资源环境的影响渐深,品牌、品牌文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一无形资产己成为整合资源最核心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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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我们上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这门课，跟着刘勃老师学习了中外各种文化，第一节课我就被刘老师生动幽默的讲课深深吸引了，通过一学期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
老师一开始便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人是谁?何谓文化?何谓中国?何谓西方?通过这些问题的讲解，让我明确了接下来的学习方向，让我以更为客观更为全面的看待问题。
学习这门课程的开始，我便碰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词——轴心时代。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韩非子、墨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变法，各种局势的变化在高中上历史课时已有涉及，高中时的学习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这次的学习则充分调动了我的兴趣，课上老师各种生动的例子更是加深了我们的理解。接着讲的便是古希腊与希腊化世界，讲了希腊的城邦与希腊的民主制度。而最让我感兴趣的却是希腊的神话，希腊神话是古希腊民族关于神和英雄的故事总汇。它将现实生活与幻想交织在一起，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瑰丽世界，生动地描绘了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作为文学艺术的永恒题材而流传下来。
讲完制度变开始讲思想，中国的百家争鸣，希腊的哲学。虽说百家争鸣，但是在学说和流派上真正能称上“家”的，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了后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影响到寻常百姓的儒家而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名家、阴阳家、杂家、农家(所谓“三教九流”之“九流”)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八家在当时都是与儒家学说旗鼓相当影响相近的学派，并且和儒家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说到古希腊哲学，则不得不推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其中我最感兴趣的便是苏格拉底反诘法，他以不断提问的方式来不断的完善一个概念，达到定义的目的，由此可见西方哲学及其注重逻辑。
通过这次学习，让我懂得：不论中西文化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都应以开放的心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更好的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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