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论文

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整体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而对二者关系的探究如果不基于对二者内涵的准确认知为前提，就很难对其做出准确科学的定位，也就不能真正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与科学发展

摘要：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消费理论，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科学发展的重要理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取得成功，往往一开始重视发展生产，忽视消费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在比较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认真研究和实践，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处理好积累消费、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关系并科学引导人民消费，同时，要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辨证关系，积极发挥消费对科学发展的能动引导作用，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科学消费观;人的全面发展;引导作用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问题剖析和对资产阶级消费理论的批判中诞生的，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消费理论，在当时缺少实践的社会条件。随着1917年10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此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后成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消费理论才得以付诸实践。然而，对于这一理论的理解与运用还存在一些问题，随着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丰富其内涵，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创立及其现实意义

消费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研究经济学不能不涉及消费。然而，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没有把消费作为重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有专门篇章论述消费的，但都是在研究生产的情况下附带涉及一下。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没有把消费纳入理论视野，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日益社会化的矛盾不很突出，他们因而受到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生产的局限，只重视生产的扩张，如马克思指出，他们只希望“为生产而生产”。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凸显，并开始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从而引起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恐慌，这时他们才逐渐把研究重点转向消费领域。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不能看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仅就如何缓和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谈论消费问题，从而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此时，唯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消费理论，其主要思想表现为：(1)必须联系所有制关系研究消费问题，而不能割断同生产领域的联系，孤立地研究消费问题，只缓和结果，不克服根源。(2)生产以消费为目的，生产以消费需求为依据，受消费需求制约。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日益社会化的基本矛盾，割裂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必然导致生产无限扩大和工人消费不足的矛盾，从而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3)资本主义生产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导致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消费的异化，使人的消费沦为剩余价值生产工具的畸形的非科学的消费。(4)消灭私有制，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消除消费的异化，使生产以消费为目的，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并且建立科学的消费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一理论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消费理论的研究总体滞后。从社会主义的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理论在实践中也因历史条件的束缚以及认识不足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先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取得成功，恢复国民经济和提升国力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压力在他们中间尤为迫切，一开始便明显地表现为偏重生产的发展。如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认识不科学，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消费品工业，造成生活消费品长期短缺，使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受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怀疑，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下降，积重难返，最终导致了动乱与巨变。又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苏联影响，也是一种典型的为生产而生产。1957年又错误地否定_了八大正确路线，批判“唯生产力论”，走上了极端，由此造成消费品严重不足，经济恶化，人民生活陷入贫困，怀疑思潮此起彼伏。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经济走上正轨，人民的消费状况逐步得到改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也日益关注消费问题，相继提出了“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分享成果”等理念。但目前我们对消费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生产和消费辩证关系的处理依然存在问题，这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制约。如何保证科学消费、公平消费，很好地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仍需积极探索。因此，我们必须把深化社会主义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摆在重要位置，确立科学消费观。

二、科学消费观的内涵

科学消费观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消费问题上的科学思想，包含着对人的地位，人的生存、发展、享受的关注。它必然以人为本，主张满足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主张科学合理适度的消费，主张对科学发展的能动引导作用。科学消费观主要涵盖以下内容。

首先，以人为本，全面消费。所谓全面消费便是要兼顾生存、发展、享受等方面的消费，保证其质的分割和量的比例。马克思把人的需求概括为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享乐需要。满足生存需要，要求国家保证公民的基本生活费用，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满足发展需要，要求国家保证“学有所教”，不仅要满足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而且要满足终身教育的需求。满足享乐需要，就要大力发展文化、体育、艺术事业，保证人们娱乐、休闲、游览的需要。如果我们的消费观不全面，无论是过度的生存、发展性消费，或是畸形的享乐性消费，都不科学的，也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

其次，消费水平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消费的水平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二者要相适应同比增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消费水平最初以工人生理上的最低需求为界限。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代，工人的工资水平必须不断提高。但是工人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部分具有很大的弹性，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必然千方百计压低工资水平。而随着现代化发展，劳动力相对过剩，加上经济危机时期工人失业，就业的竞争迫使工人接受苛刻工资标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消费当然不能以最低生理需求为界限，而是应当“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生产力(也就是工人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外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它的最低界限不仅高于生理需要，不仅要能维持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属的生存，而且要能补偿劳动者为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所支付的学习、训练费用。所以，在一般情

况下，最低限度的消费基金要保证按当时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额不低于基期。相应地，社会主义制度下最低工资的确定没有资本家个人占有的压力以及劳动力竞争的压力，其最低价格应由国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而不是由企业自主确定。因为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是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消费水平不应该是最低水平，而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消费水平，使之不仅能够补偿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消耗，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也能使劳动力不断发展和完善。另外，生产创造需求，需求又促进生产，列宁称之为“需求的上升规律”。在这一规律作用下，人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必然逐年提高。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基金应该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提高，其表现是工人工资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逐年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逐年提高。如果经济增长了，积累增加了，而消费基金没有提高，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以，消费基金和工人工资的增长应该同经济发展相挂钩，呈指数增长关系。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中提出预警：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目的就在于改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持续偏高、消费增长缓慢、消费率偏低等现状。

再次，处理好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关系。个人消费需要是指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所得到的收入而实现的需要;公共消费需要是指由国家或集体通过集体消费基金的统筹安排而实现的集体消费。公共消费主要是通过非生产性积累投入社会建设而实现的消费，如发展社会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协调利益关系、完善社会管理、调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其基本要求是积极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就当前全社会教育状况而言，虽有很大发展，但是依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整体表现如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到4%，远低于国际水平。就业保障方面虽有很大进步，但保障水平、保障机制、保障体系不十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得到初步建立，但不够完善，存在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制度不健全等。另外，在住房保障方面虽然实行了房改，但是政策、措施不很配套，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特别是廉租房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医疗卫生方面更是严重投入不足，公立医院创收归己政策导致趋利倾向特别严重，加重了患者负担，尤其在农村广大地区医疗条件依然非常落后。在市政建设和社会管理上有待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等方面有待提高。归结起来，我们在公共消费领域还存在着项目少、效益低、不健全等问题，这与人民的期待和经济的发展相去甚远，亟需加大投入。

三、科学引导消费

个人消费不仅事关个人也影响整个社会，引导人民正确消费，培育科学的消费观也是涉及市场资源有效配置和国计民生的现实需要。

第一，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幸福观来引导消费。人们的价值观必然影响其消费过程，这种价值观并非经济学范畴，而是指人们对生活意义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认识与评价。据调查，2007年富裕阶层财富上升20.12%，幸福指数却下降了0.29%。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人们的消费状况与幸福体验存在关联。消费的本质固然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是人们生理和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一种理想状态的体验，它也许可以成为一些人确认自我的一种方式，但却不能证明人的价值所在。唯有通过合理消费达到提升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其根本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内在地要求文明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第二，引导人民健康消费。吃是消费的首要任务。要科学饮食，荤素搭配。不能大吃大喝，暴饮暴食。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高蛋白、高脂肪摄取多了，结果吃出肥胖病、“三高病”等富贵病，不仅增加医疗开支，也影响了人的寿命。这要引导人们改变饮食理念，把追求色香味俱佳同追求营养疗效结合起来，使饮食不仅能满足人的口感，也能够满足人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穿的方面看，适当考虑款式无可非议，但不能过分追求时髦。不能为了追求时髦不顾健康，导致穿着致病甚或致残。从娱乐上看，本来是为了休闲，但是有些人玩起来不要命，打牌、打麻将、打游戏成瘾，通宵达旦，既影响健康，又影响了第二天的工作。有的甚至把赌博当娱乐，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更有些人把吸毒当成享受，结果毁了人生。所以，科学消费要求消费出健康来。

第三，引导人民适度消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但怎样形成科学消费，一些人却很茫然。有些人盲目追求“位置”消费，消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有些人受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寻求刺激，为了消费而消费。这其中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也严重缺失，过度的资源开发滥用了自然赋予人类的权力，引发消费代际冲突，恶性的商业炒作和虚假广告诱使了不良消费。这些不仅造成消费过度更形成触目惊心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损耗。所以，营造最优的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不仅最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也最符合经济的原则，充分利用物质资源，节约社会劳动消耗。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那种高消费、高浪费。

第四，引导人民文明消费。消费要移风易俗，淡雅文明。我国历史悠久，传统厚重，但也要与时俱进。有的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有些农村迷信盛行，没钱建校，兑钱建庙。有的人还年轻就开始大修阴宅，有的信神信鬼，占卜算卦，这些都不是文明的消费行为。

第五，培育大众环保消费意识。消费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但不能一边满足某种需要，一边破坏另一种需要。现在大量使用靠氟制冷的空调会造成臭氧减少;大量使用煤炭取暖，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形成地球温室效应;大量使用化学洗涤剂会造成江河湖海的水质污染;大量使用私家车会造成空气污染。为此，一方面要引导人们尽量不用或少用有污染的消费品，积极选用无污染或污染小的替代品，如出行可尽量选用自行车、公交车;另一方面要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调控。要按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立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以保证人在生存、发展、享受三方面，德智体三方面，物质、精神、环保等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科学消费促进科学发展

科学消费观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消费是国民经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整体循环的一个环节，科学发展包括科学生产、科学分配、科学交换、科学消费，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消费，所以说，科学发展观包括科学消费观。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贯彻科学消费观。发展决定消费，消费影响发展。科学消费对科学发展具有能动的引导

作用，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不科学的消费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甚至会阻碍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第一，以消费需要为最终目的，科学安排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追逐剩余价值生产，劳动者的消费处于从属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共同劳动的生产决定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消费的地位被提到主体的地位上。消费的满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因此，要始终把“民生”问题摆在主体的地位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视消费品工业发展，注意消费需求预测，根据消费需要去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去考虑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比例，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

第二，坚持基本保障，巩固社会主义消费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具有“社会性质”，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可以复制和巩固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和工人通过不平等的消费又重新复制出资本家和工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通过平等的消费复制出社会的主人，进一步巩固劳动者的地位。当前，我们正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创新必须以维护社会主义消费关系为原则。首先要明确，这一经济体制必须具备社会主义性质，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需要，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当然，还要明确它的以市场通过价值规律配置资源调节生产的特性，二者不可偏废。我们有些同志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为“一般的市场经济”，甚至是“自由市场经济”，以为市场是灵丹妙药，可以把一切推向市场，放任让价值规律去调节，结果造成两极分化倾向，损害了劳动者公平消费的关系，照此下去，就会造成谁有钱谁吃饭、谁没钱谁挨饿，谁有钱谁上学、谁没钱谁辍学，谁有钱谁享受、谁没钱谁受苦的不公平现象。这决不是我们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基本保障和社会福利领域是价值规律不能进入也无法调节的领域，应当实行计划分配，再结合以市场调节，既能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需要，又能兼顾到人们多层次的需要。

第三，科学安排消费，为直接生产过程创造新型的劳动力。劳动是生产要素中的主观要素，通过消费使“作为生产的人，把自己再‘生产’出来”，“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并且，消费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再生产的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消费的类型决定生产不同的人，如通过培训不仅可以培养新的生产者还可以培养管理者、发明者，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再者，劳动者是有情感的人，不是机器人，劳动者的消费对其生产热情的影响有着直接的作用，这也是影响社会生产的重要因素。

第四，科学安排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又说：“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由于消费，人们产生新的需要，要求生产新的、质量更高的、花色更新的、品种更全的消费资料，必然促进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需求又会引起对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需求。这样，就会形成扩大消费——满足要求——产生新的需要——发展生产——扩大消费的良性循环。

第五，科学安排消费，促进商品流通的科学发展。马克思指出：“把再生产消费所造成的限制撇开不说，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因为商品资本中加入消费基金的整个部分，取决于这种速度和规模。”又说：“按社会规模来说，信用制度只有在不仅加速生产，而且也加速消费的情况下，才会使周转发生变化。”因此，必须科学安排消费规模和速度，否则就会造成商品积压和商业资金的占用，从而影响再生产的运转。当然，消费规模和速度的扩大也不能违背科学消费的要求。

第六，通过消费监测，检验社会再生产总成果。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消费“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因此，从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总体来看，消费又是对社会再生产总成果的最终检验。它可以检验再生产各个环节相互衔接的运转是否正常，检验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检验经济效益的高低。藉此，可以促进转变增长方式和改革发展模式。

最后，通过科学消费实现科学发展。消费分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过程，二者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过程。可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离不开科学的消费。不科学的消费不仅对经济影响不良，也会对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带来不良的影响，如投入不足，造成方向不正，性质不良，效果不好，不能很好地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

总之。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是指导我们建立科学消费观，正确处理消费和生产辩证关系以及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必须加强研究，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　吴　彤)

作者：董　升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论文 篇2：

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当代发展

摘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整体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而对二者关系的探究如果不基于对二者内涵的准确认知为前提，就很难对其做出准确科学的定位，也就不能真正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从准确科学认知二者的内涵出发，发现二者的相互联系、区别，然后有的放矢，才能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环境为二者的相互促进提供了现实路径。

关键词：整体马克思主义;儒学;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既是支撑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也是支撑和推动当代儒学发展的重大课题。不少学者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关系通常潜涵着认知儒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却对此前提并未有过充分的论证。事实上，研究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首要的前提是厘清二者的内涵，仅从其中任何一面出发，或者都从二者模糊认知的前提出发，必将无助于对二者关系的真正认知，更无助于由此展开的二者的发展。这两种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认知有着明显的局限：一方面缺乏对儒学准确、全面的认知与定位，另一方面，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仍局限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板块。因而，厘清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各自内涵是展开二者关系探讨的前提或基础。

一、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内涵

(一)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现今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已经明晰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通含的学科，更不必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只是一种哲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抑或科学社会主义，统一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系统严密、规范、科学的一体化体系。不过对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的认知迄今仍旧众说纷纭。梁树发认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1]靳辉明认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揭示整个客观世界最一般规律的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张雷声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包括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性[3]。笔者根据整体马克思主义内在组织，认为它是由各自鼎立各有主次而又相互关联的三层面组成的一个整体：第Ⅰ层面，揭示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本质由来——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指辩证的唯物论和辩证主义的认识论)(主)以及学科的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次);第Ⅱ层面，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次)尤其是前时间经济形态阶段的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社会发展规律(主)，第Ⅲ层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主)及其社会建构与社会成员——自由人发展的一般原则(次)，贯穿这三部分的主线是所在社会中人(历史创造者)尤其是近代社会中人(历史创造者)——无产阶级如何通过社会的发展而自由全面发展[4]。

(二)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学的内涵。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社会群体，而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不仅涌现过诸子百家的学说与思想，譬如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儒家文化等也曾盛行过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等，后来儒学由于自身蕴含的独特内涵，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因而，谈中华文化的发展，其主流是儒学的发展。主流儒学的当代发展必将促进整体中华文化的发展。

那么，儒学或儒家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呢?根据迄今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前后两个根本区别的发展阶段，儒学内涵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首先在传统自然经济形态阶段，儒学即儒家学说，也可称之为传统儒学、儒家文化，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西汉武帝时期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经由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学说嬗变，绵延至今。从内容上而言，它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伦理风俗、哲学、宗教信仰、科学技术、人的发展等方面;从性质上而言，它主要是代表自然经济形态阶段统治阶级发展的思想观念。简言之，传统儒学就是孔子所创立而由其后中华民族各时代传人继承发展的以个人修善和仁爱施物为核心、涉及农业社会各领域发展的代表农业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其次，在现当代商品经济形态阶段，传统儒学的当代发展，从其创造者和继承者而言，它是孔子创立，而由现当代中华民族既包括各种唯物主义、也牵涉更多各种唯心主义学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体系;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而言，它是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时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反应，是侧重从个人道德修为出发的探究关于对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学说;从其阶级属性上而言，它是中华民族向商品经济形态社会转型时期各类小资产阶层思想以及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社会中等资产阶层思想意识的理论。简言之，现代儒学是孔子奠基而由现当代中华民族各时代传人继承和发展的以注重道德建设的代表小资产阶层或中等资产阶层利益的思想体系。讲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当代和谐共荣发展，主要是指传统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整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系。

二、传统儒学能够丰富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一)传统儒学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第Ⅰ层面——认知整个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对整个世界认识上，传统儒学的天人相分等理念阐述了天(自然)与人(社会)各有自己的职分及作用范围，譬如“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5]237等认知，注重了自然规律运行的客观性，丰富了整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认识;在认知客观世界与人类社会关系上，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人定胜天”认知，解释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类社会同自然界融洽无间的有机整体性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性，坚持只有尊重自然规律并顺应自然规律时才能取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5]233，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及实践方面，传统儒学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辩证认识的丰富与发展。

(二)传统儒学的政治思想、经管思想、文化思想、和谐社会思想、生态思想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第Ⅱ层面中人类社会发展一般原理尤其近现代社会认识的发展。在社会政治管理上，传统儒学强调“为政以德”、“圣贤领导”、“礼法并济”思想，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管理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上，传统儒学强调的先义后利、诚信经营的经济伦理原则、“均无贫”经济分配原理、“简以养德”政治经济学原则、“修己”“安人”与“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社会文化发展上，传统儒学强调“和而不同”的文化“重叠共识”的多样性发展思想，“忧患意识”发展动力思想，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持续推进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多样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整体社会发展上，传统儒学强调整体社会和谐发展思想，主张用“修己”“推己及人”的“礼”“义”规范引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有国有家者”把握“均贫”“和寡”的度，使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合理划分思想，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整体社会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传统儒学以“天人和合”“天人相分”为其生态意识的哲学基础，强调在利用自然资源上要具备“推己及人与推人及物”的“忠恕”、“仁爱”生命的道德理念[6]，并切实的推出了保护自然生态的举措，譬如，“时禁”、“节限”、“蓄界”等等，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有益的启示。

(三)传统儒学的大同理想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第Ⅲ层面中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和其社会建构与成员发展一般原则的发展。传统儒学最高理想是实现大同世界，而这种大同世界社会建构的一般原则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7]。这种强调社会与其个体成员整体的进入大同社会境界的儒家社群主义及其在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继续发展，有助于弥补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想社会诸种弊端，譬如由于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优先性招致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截然区分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招致政治平庸化甚至庸俗化，似乎政治行为可以不要伦理[8]等等，从而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社会建构与成员发展以有益的启示。

(四)传统儒学的民本主义人学思想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主旨——所在社会中创造者阶级(近代社会具化为无产阶级)的不断发展。作为传统儒学的精华之一，民本主义的人学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方面，儒家的“仁学”“以人为中心，关系生命的根本意义，但同时又强调道德的权威、人格的完善、家庭与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其核心是‘仁本礼用’，其思维方式和实践程式是‘内圣外王’、‘推己及人’而后及于社会。”[9]即民本主义强调社会个体成员首先要在道德情操上以“仁本礼用”理念“修身”、“养性”，其次“齐家”，在此基础上进入发展关键的“事功”阶段，排斥空谈心性不讲实功，着重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儒学强调作为一个群体发展的民本思想的重要依据有“民为邦本”、“民与天齐”、“民为神主”。因而，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0]，因而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主旨——无产阶级发展的发展。

三、整体马克思主义发展促进儒学的当代发展

(一)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儒学的发展提供机遇。当理论界一方面承认儒学是发展的，另一方面又注明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封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却未注意到儒学复兴或转向新儒学的前提是首先明晰“保存”与发展的关系，即根据严密而完备的逻辑思维体系推展研究[11]——这也是中国其他传统学科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既然如此，儒学复兴的诸多发展的严密逻辑推进的科学依据又在什么地方呢?譬如，当有人提出儒学的当代发展必须面向现实、兼收并蓄时，又怎么知道传统儒学不具备现实性和包容性呢?

而关于一事物保存与发展的关系的科学认知，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辨析劳动使资本旧价值的保存和新价值创造关系看出。当庸俗经济学家和资本家都认为资本的利润来源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力三者分别补偿耗费时，马克思指出前两者根本不需要劳动力劳动、因而也不用资本家特别支付报酬——因为这需要具备对象化劳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已经在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交换中完成了[12]。那么，事物的保存和发展是什么关系呢?上述的意思就是事物的发展者本身就是事物的保存者，而事物的保存过程就寓于发展过程中。反之，不能实现事物的保存就根本谈不上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没有有效的保存，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当然，寓于发展中的事物的保存必然使事物的形式发生变换，这是因为事物的形式具有易逝性，不过却被事物的更高级的适用的形式取代——事物的发展不体现于事物形式的有效替代而显现在事物形式的增添丰富中。

具体到中国当代儒学的保存与发展，儒学的保存就寓于儒学的发展中，但儒学的发展先以实现儒学的保存为前提。注意：把中国传统儒学不适宜于时代的部分改造为更高级的适宜于时代的形式，这可绝不是儒学的发展，而仅是儒学的保存，并且这种保存只有和其发展一起进行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实质意义的保存，也才因此展开儒学的发展。而整体马克思主义内涵的廓清就给寓以发展中保存的儒学提供了真正保存(当然也包括发展)的历史机遇。

(二)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当代发展。作为内容与方法并重的近现代最先进的哲学社会学科理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研究范围在当代世界的科学廓清，即为其他社会学科的发展——在中国尤其是儒学的当代发展指明了方向。

1.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认识客观世界及其方法思想的发展。传统中国儒学本身固有对客观世界及其方法探究的思想，否认或者忽视儒学这一领域的原有认识是没有意义的。不过传统儒学对客观世界及其方法的探究带着明显区别于西方、区别于认知科学发展高级阶段所应具备的理性思维或建立在严谨概念体系基础上根据严格的逻辑规则展开研究的意识的认知路径，它带着明显的形象思维或直觉思维的印记。譬如“天人和合”、“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等思想虽是重大命题，并且也一定程度的建立在类比推理基础上，不过这类推理依然离不开形象，它没有以概念为基础，而是以经验为基础，具有模糊性和笼统性，简言之，缺乏秉具严谨性和尊则性的逻辑思维的认知事物的意识和能力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认知的一大特点。整体马克思主义在其第Ⅰ层面的探究则集结西方严密的逻辑思维意识与认知方法和对客观世界辩证唯物认识于一体，既遵循严谨的逻辑思维规则，又坚持辩证唯物探究客观世界及其方法，因而传统儒学学习或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认知客观世界及其方法的探究路径，并随其发展而不断更新自身相应认识，才能真正促进自身的发展。

2.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政治思想、经管思想、文化思想、社会发展思想、生态思想、伦理思想等管理整体社会发展思想的发展。传统儒学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封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但是儒学的上述思想对前共产主义阶段的社会，甚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却能发挥十分重要的有益启示——这基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诸种认识(主要是对阶级社会管理或推进整体社会发展的认识)的发展奠基在以往诸种认知的基础上，因而在近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传统儒学的上述思想还能发挥一定作用——注意是一定作用，而儒学的上述思想若要继续发挥作用，甚至谋求实现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则必须学习和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适时的更新自身的相应认知思想。这是因为近现代社会是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更高级别的商品经济形态社会(尽管在前共产主义社会时代也是阶级社会，这也是传统儒学的上述思想能发挥一定作用的原因)，而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正是建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最先进理论，自然，传统儒学若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实现自身主导性质的自然经济基轴与封建阶级指导思想向商品经济基轴与市民阶级指导思想的嬗变。

3.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大同世界思想的发展。传统儒学也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社会的探究——这就是大同世界，不过儒学追求的整体和谐的理想社会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和平均主义倾向。一方面，儒学的这种大同理想社会诸种建构，“既没有事实判断，也没有理论根据，仅从价值判断本身的内源性、本身自足性出发，对社会理想的认识囿于目的论的框架而不是因果论的框架”[13]，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另一方面，儒学的这种大同理想社会的“同”追求“共同、等同、均同。‘同’者无分殊、无差别、无等次”[14]，具有明显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而整体马克思主义依靠实践的唯物主义[15]527及其在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具化——无产阶级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和其社会建构建立在顺应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基础上，并且人类终极理想社会的生产、分工、交往要依据三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发展，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因而学习和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将推动着中国传统儒学大同世界思想的寻求现实路径和依据科学规律的发展。

4.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民本思想的发展。传统儒学的民本主义的人学思想也以人为中心强调个人的发展，譬如先以“仁本礼用”理念“修身”、“养性”后以“内圣外王”、“推己及人”“及物”方式入世“事功”发展，不过儒学的民本主义倡导的“民本”之“民”是一个集合或群体概念，是隶属于代行天意实施仁政的并且地位和价值有可能高于君主的集群概念。这种群体本位不仅截然区别于人本本位、也区别于商品经济形态阶段与法治国家相对的市民社会，它是内附于自然经济形态阶段君民二元制度构建国家的但却未能给君权以制度性制约、仅靠道德内在约束使君对民怜悯、恩赐的集群。现行西方资本主义倡导的公民自由主义思想是基于商品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的商品与劳动者个人的自由流通。因而无论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抑或西方资本主义的公民自由主义思想均异于整体马克思主义在商品经济形态阶段所追求的社会中人的发展。具体而言，整体马克思主义在商品经济形态阶段强调的社会中人的发展是既作为群体又作为个人是群体与个人辩证统一社会人发展。作为群体，它不是指应隶属于统治阶级的而是努力实现自身翻身后自我管理的群体，这就是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的无产阶级，也即世界历史意义上存在的无产阶级[15]539。作为个人，它既突出现实社会个体单个人的实践发展，又强调现实单个人的实践发展要借助于群体借助于社会的实践发展才能实现，而这恰恰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认知缺乏的另一大特点。因而传统儒学向现代嬗变的转向，必须借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的双转换——向现代群体与向现代个人的转换。

四、二者的辩证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如果我们仅根据上述整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的相互关系，就得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仿佛儒家学说就是整体马克思主义，整体马克思主义就是儒家学说。这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还将引偏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从科学严谨的意义上说，二者作为客观世界存在的两种理论，既有普遍的联系，但同时又有本质的不同。同时须极为注意的是，探究二者的关系必须把其放置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社会(国家)中。因而我们在这里探究二者关系潜涵着指现当代东方社会主义中国的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与整体马克思主义比较的内蕴。

当我们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来看待二者的关系时，我们将知道，二者的联系体现于二者在认知客观世界及其方法、实践观、管理整体社会发展的政治与伦理、宗教等思想、精神信仰与社会理想、注重民本发展等方面具有相似、相通或相容之处，从上面二者的比较中，我们知道这种相似、相通、相容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而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而二者的区别则体现在形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空条件，代表着不同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执行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导向作用。不过整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保存、发展与传统儒学的保存、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境域下才能够实现辩证统一的发展，而二者的辩证统一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二者的保存、发展，也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但对二者的实践发展须注意，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传统儒学的现代嬗变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化，否则二者都将失去自身的属性。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的社会历史环境

面对认知客观世界中相对复杂的事物或理论——尤其这种事物或理论同时又相对迫近研究者的时候——通常人们就很难对其做出相对科学准确的把握。马克思针对这种情况，一般是采取两分多维认识方式，即首先把要研究的运动中的事物蒸馏出相对复杂的内含多维立体联系的现实网络中，然后对其简单运转的考察，其次，把透过简单运转中把握的事物本质规律置进内含多维立体联系的现实网络中继续观察、研究。譬如，马克思对近代商品经济社会货币的认识，首先是透过商品的简单流通，形成对货币本质和基本职能的认知和把握，随后把其置进近代商品经济社会的现实流通中，即形成了资本化货币或具社会性质货币的本质认识。“既然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那么……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12]195。同样，通常我们所谈论的近代社会中存在的自由和平等一样——也是建立在此种简单关系上的[12]192。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学者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12]195。

无论是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儒学理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理论，能否很好的与后来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都需要一定的人格化的现实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不断的运用、检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一个整体的理论，可是传统研究通常都把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而对其整体性的研究也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对中国传统儒学理论的研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理论——更是尚未注意到。因而这两个理论本有的真理性能否发挥以及能否使二者本有的相互促进功能发挥出来，都需要复杂多维条件下一定的现实社会和具体国家的科学深入的不断实践和反复探究。正像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探究是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进一步深入展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的发挥同样需要并且也只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实现二者本有的相互促进功能的发挥。换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是使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实现的现实时空舞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型和长期发展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现实道路发展的可行路径。正确发展道路关乎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发挥的命脉。而二者这种相互促进功能的正确发挥在于全面的从双方多维角度实践运用：既关注整体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促进作用，也关注儒学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促进作用;既关注二者对世界唯物、社会管理理论的相互借鉴，也关注二者对未来社会建构、对个体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借鉴。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对儒学文化合理成分扬弃，也不忽视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导，即为二者的现实相互促进提供了道路自信发展的路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型和长期发展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现实理论发展的可行路径。科学理论指导关乎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发挥的性质。而二者这种相互促进功能要作为科学理论指导发挥作用，就必须既科学全面的看待传统儒学，辩证地对其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内容拿来为其发展服务，也必须充分应用整体马克思主义对儒学当代发展的引导，努力促使儒学理论积极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社会、人的思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知为其发展服务。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理论创新，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儒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发展理论不断创新，也强调诸种理论创新的相互促进，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为二者的现实相互促进提供了理论自信发展的路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型和长期发展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现实制度发展的可行路径。先进制度支撑关乎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发挥的方向。制度作为一定时代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基本运转的根本决定者，先进制度则不仅为一定社会各种事物的科学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保障，更能相对较长时间保障这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相对于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基本制度，它不仅在制度上注重各种先进理论应用与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更不断的推进制度创新以更好更长远地保障各种理论与现实相互促进。因而它当然会从制度上关注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这就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现实相互促进提供了理论自信发展的路径。

参考文献：

[1]梁树发.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定义问题[J].党政干部学刊，2005(3)：6.

[2]靳辉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几点思考[J].高校理论战线，2009(6)：35.

[3]张雷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三个层次[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2)：44.

[4]陈广亮.整体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建构[J].燕山大学学报，2013(2)：18.

[5]王杰.荀子(全文注释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6]刘海龙.儒家仁爱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兼与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比较[J].孔子研究，2010(6)：33-34.

[7]吕友仁.礼记讲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4.

[8]胡伟希.儒学社群主义略论[J].文史哲，2006(4)：36.

[9]吴光.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J].文史哲，1999(3)：80.

[10]唐杨.荀子[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26.

[11]杨师群.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与文化素质[J].甘肃理论学刊，2010(2)：76.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1-330.

[13]闫丽.儒家“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之比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4)：261.

[14]方浩范.儒学思想与东北亚“文化共同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76.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陈广亮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论文 篇3：

冯契哲学的当代价值与传承弘扬

摘要：冯契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哲学学说。文章从“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两种机制”与“会通以求超胜”等四个方面来阐述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贡献的理论特征，旨在挖掘冯契哲学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西文化;会通

作者简介：周利方(1972-)，男，湖南永州人，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冯契思想研究;沈全(1975-)，女，浙江绍兴人，上海商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冯契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更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上世纪40年代起，冯契开始深入思考王国维“可爱与可信”、金岳霖“玄学与科学”之难题，以“智慧”问题为中心，以“中国向何处去”为主题，展开自己一生的哲学追索，融会贯通中西，继承创新，自开生面，晚年终于构建起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

冯契哲学的理论之源，不仅仅在于对既有思想资源的批判分析，最主要的还是根源于实践，扎根于实践的。综观冯契哲学，对推动哲学变革的实践力量的重视，从“革命的逻辑”到“建设的逻辑”时代问题的变迁来进行哲学的考察，是其哲学的最主要特征。社会实践，包括政治思想斗争和社会生产实践(社会生产斗争和自然科学实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主要途径。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冯契正是基于对中西文化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反思和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围绕时代中心问题，提炼时代精神，既继承又创新，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冯契哲学既是以往哲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又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起一种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一、“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

汤一介先生用冯友兰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来说明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他说，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可能有多个“接着讲”的方向，其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接着讲”的路径：一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二是接着西方现代哲学讲;三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的方法论，因为这既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又能够拓展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汤一介先生认为，“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典型代表就是冯契先生及其构建的“智慧说”，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予以说明。

首先，冯契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性。冯契“智慧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性，这在冯契给自己规定的哲学探索任务上可以体现出来。冯契哲学探索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1]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一理论建构原则，当然也离不开实践的唯物辩证法。实际上，在哲学内容和哲学主题方面，冯契确实是都做到了自觉坚持“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在哲学内容方面，特别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冯契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总结。冯契的哲学史研究着重考察了哲学根本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以及围绕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的矛盾运动，并把哲学史定义为：“根源于认识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2]11-12另外，冯契关于认识论、人的自由和价值的研究等等，都坚持了哲学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冯契的辩证逻辑思维研究，更是首先在于唯物主义前提下的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在哲学主题上，冯契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性还表现在，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理论立场上的一致性，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的主题或者目标上的一致性。

其次，冯契的哲学探索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看，作为一位富有创造性思维和取得创造性贡献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吸收和融合中、西哲学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中心问题已由“中国向何处去”的革命问题，表现为“如何使我国现代化”的建设问题。从“革命的逻辑”到“建设的逻辑”的转换，构成冯契“智慧说”哲学体系建构的现实直接实践源头，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的体现。冯契在哲学原理方面的著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等工作，则可视其为直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拓展和方式选择。如前所述，大致包括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贡献方法上的中、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融会贯通，内容上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弥补中国哲学发展缺陷”以及“增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个层面，把“智慧”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中国传统哲学与辩证逻辑的结合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生长点，突出自由和价值论研究，在主体方面则是冯契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独特的“思想家主体性”等等。

冯契“研究哲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用实践唯物辩证法来解决‘性与天道’这一古老又常新的中国哲学问题。只有像冯契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研究和解释中国哲学问题，才是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冯契不仅是‘照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接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问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3]当然，如前所述，冯契的“接着马克思主义讲”，还包括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新的理解和发挥，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新的理论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总的来说，无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或者哲学原理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武器和依据，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冯契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冯契的理论建构本质上是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讲，又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是接着马克思主义讲与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有机统一。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发掘和吸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养料。其二，中国传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素材、证明和理论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把中国传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生长点。

在研究方法上，冯契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哲学史。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开篇就明确说明，“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2]1冯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要求把理论、历史与现状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亦即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历史的演变来考察现状,从现实的高度来回顾历史。”[4]437在研究的基本问题上，冯契把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又把中国哲学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优势和缺点。比如“易传”中的辩证法思想、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得失、德性培养中的自觉和自愿原则统一等等。对中国旧传统要扬弃，“但扬弃却要包含否定、保存与提高三重意义”。冯契的哲学史研究，确实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时，借鉴西方哲学的精华，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结合也很重要。就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成果来说，“接着马克思主义讲”，还包括已经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冯契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我们必须经过它，才能超越它。对待冯契哲学，亦应如此。“接着马克思主义讲”，除了“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也要扬弃西方哲学。冯契曾经说过，“不但西洋的古典文化，而且最新的社会主义，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也决不能生长发育的。但是西洋的革命传统，特别是这传统的结晶——社会主义的潮流，在中国化的前提下，我们却非接受不可。”[5]78因此，我们不仅要发掘中国传统的理论价值，还要掌握西方哲学的真精神，“会通中西以求超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更新。

冯契对已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还从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角度，以人物主要思想为中心作了梳理。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冯契专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专业哲学家的贡献。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及与应用中走向中国化方面”，有李达的要求“建立普遍与特殊统一的理论”和“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国情”，艾思奇提出的“通俗化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以及他们对其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潮的分析批判与对唯物辩证法的发挥。专业哲学家的贡献方面，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朱光潜美学上的表现说，金岳霖在实在论基础上的感性与理性、事与理的统一，即“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冯友兰的“新理学”。冯契还特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研究。

在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方面，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主要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对冯契的影响尤为显著。冯契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论持久战》，到昆明后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在思想方法上，而且在某些具体的内容上，对冯契的影响都很大。这在冯契1944年完成的毕业论文《智慧》中即体现出来，他在文中写道，“又如关于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真是异说纷纭。右派说要学习英美，甚至学习德国，实行法西斯独裁。左派却说要学习苏联，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两派都是一偏之间。若反复相明，则左右全被否定，而可引申出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法西斯决定要打倒，资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却还是一时不可能。中国应有一个过渡时期，让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从左右两派偏见的扬弃中发展。”[5]7-8冯契还在作为“智慧说”主干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和作为一翼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中，详细阐述了作为“心物之辩”总结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及辩证逻辑的方法论，他的学说中时常显示出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冯契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一个典范，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要突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结合，重点在于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点的确定和内容上的推陈出新。

三、“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

“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方面。在冯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经过普及(为群众所掌握)与应用(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才逐步走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分为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虽然冯契比较强调与实际紧密结合，但他依然多次突出论述了理论的重要性。他说，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一开始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激烈的政治斗争，“又由于客观的革命形势发展非常迅速，提出了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去解决，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便主张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而反对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个优点，但同时也包含着一个缺点，即党的理论准备不足。”[6]486为此，要真正应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要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注意理论创新;二是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现时代的具体国情，解决中国的主要问题。这就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一批专业从事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达、艾思奇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运用中走向中国化，在哲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播方面贡献巨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群众所掌握”，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必经环节。冯契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群众化)的前提。他非常赞同艾思奇的一个观点，即：“通俗化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冯契说，“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看作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他以为，通俗化的成功，正说明已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但是不能在这‘初步’上停留，而要继续前进，扩展为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显然，冯契是赞同的。然而，通俗化、大众化并非易事。“这种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看似容易，其实是只有那真有理论造诣，并与大众同甘共苦、与青年心连心的哲学家才能做到的。”[6]486“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之统一，主要体现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通俗化、大众化(群众化)，为群众所掌握(从而普及)。这既与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现实的要求。“五四”以来，与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总趋势相联系，哲学语言近代化了，这实际上意味着哲学在趋向通俗化、群众化。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实现哲学的大众化，即通过哲学群众化来普及，从而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便显得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现实的历史运动统一的结果。

冯契先生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贡献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他们在哲学理论方面的探索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挥和发展。他充分肯定了李达“建立普遍与特殊统一的理论”的主张，还特别引述李达在《经济学大纲·绪论》中的原话：“要获得那种客观的正确的指导的理论，就必须把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地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求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6]487李达所从事的哲学理论工作，目标就是要“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求正确地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造，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理论。冯契认为，这无疑是正确的途径。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冯契哲学很好地实现了“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概括起来表现在：一方面，冯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冯契的理论创新来源于对实践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反思，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若干现实问题作了哲学思考，因而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对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应当强调理论对实践和行动的指导意义，也要注意反对脱离实际、缺乏实践指导意义的所谓理论创新和体系建构。哲学以理论思维回答现实问题，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必须既要研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发展发挥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见解，又要考察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革命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并不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只有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即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规划中国革命的道路，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的处理，应根据实践的深入不断实现两者的结合与互动。这种结合与互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甚至延续到现在。历史地看，“行动”甚至有时是思想僵化、个人迷信，有时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迷信、教条主义和将苏联模式神圣化的情况下开展的。因此，“结合与互动”可能因所面临主要问题的特征和要求而时有所偏，因此在“有所偏”的情况下，尤其要重视两者的结合与互动。战争年代因“不得不直接参加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主张“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而改革开放后，由于现实的直接的经济压力，包括国际压力，促使我们的改革，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先干起来再说，理论上的论证说明是滞后的。邓小平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就比较偏向“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这表现为先实践，取得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成功，再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或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理论的说明，或者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立场和基本观点，实现理论的创新，解决新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四、“两种机制”与“会通以求超胜”

“会通”精神是我国古代哲学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之一，最早正式出现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会通”强调的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冲突、对抗。两宋至明清思想家均非常重视“会通”精神，面对西学东渐，明末徐光启明确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就是“会通以求超胜”。冯契的“会通”之意，原指中西文化需要透过进一步的互相了解来进行结合。他认为我们民族是很有希望的，再进一步，便可达到徐光启所提出的“会通以求超胜”。冯契在挖掘传统“会通”思想的基础上，重申了“欲求超胜西方文化，必先求会通”，并作了阐释和发挥：首先，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这是“会通”的前提和原则。其次，冯契还提出了文化“会通”的机制。一般来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特别是对于文化传统比较悠久的国家来说，一定要有特定的社会文化机制，使外在变为内在。通过特定的文化“会通”机制使得外来文化在特性上有相应的改造，在内容上与本土文化有相通之处，才能逐步实现与本土传统相会通。冯契认为，这种特定的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有某种社会力量，作为会通文化的主体;二是要找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生长点，加以培植、灌溉。”[4]550-551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看，一方面，会通中西的主体应当是新阶级、社会组织，包括最主要的广大人民在内外斗争中的觉醒;另一方面，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各自发展到交流，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共同的结合点，实现了哲学革命和中国化，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找到相结合的生长点，加以培植。譬如，“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古代辩证法传统中找到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点。”[4]276

从“会通”的实现来看，必须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科学的发展。社会政治条件，就是冯契曾经详细地分析了的“哲学达到批判总结的历史条件”，就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社会实践达到了可以自我批判的时候。中国先秦，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社会大变动时期，思想政治斗争激烈，学术上百家争鸣，哲学上就达到了批判总结阶段，这是荀子、《易传》的时代。以后至明末，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也是可以达到深刻批判总结的时代。在西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时代就是到了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总结的时代。这几个时代都具备了“会通”的社会政治思想条件。经济条件和科学的发展方面，则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和探索自然奥秘的社会力量，自然科学的发展要到达一定的程度，就会生发出科学的求真的精神。这两方面结合，就是“会通”得以实现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科学发展程度的条件。

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来说，除了要有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科学发展的支持，还必须确立起文化传统的自尊和自信，从而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讨论交流。这种自尊和自信，首先应当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的深刻了解，对自己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充分认识和肯定的基础之上。当然，从实现相互吸收提高的角度看，也必须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把握西方哲学的精华，理清西方文化发展脉络，揭示其在社会制度上的体现和哲学上的反映，这样才能正确地比较中西文化，找到中西文化“相结合的生长点，加以培植、灌溉”。

在“会通”主体方面，进入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上经受屈辱和灾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商品经济开始萌发和发展，出现了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组织。新社会阶级和社会组织日益发展、不断壮大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于历史潮流的需要和各自的历史责任，相继登上中国社会历史舞台。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新的斗争中，积聚了力量，壮大了队伍，组建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新的社会组织，包括各类生产组织、政治组织以及文化组织等也不断壮大。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帝反封建的艰苦斗争中，中国人民作为“会通主体”的力量不断生长壮大。与此同时，在“会通主体”的革命实践中，创造出近代新文化，找到了结合点且得到自觉的培植。“会通主体”的壮大和结合点的自觉培植，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终于开始了真正的“会通以求超胜”。而“会通以求超胜”的实现，就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理论层面的不断发展，在实践层面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冯契对近代以来会通中西的线索作了梳理，他认为，自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继而改良派主张“中体西用”，康有为、孙中山先后宣称要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社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并展开“东西文化”论战，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这些构成了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和会通的线索。

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中心问题已经转变为“如何使我国现代化”的建设问题，当然，这实质上还是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现在既是一个东西方各国文化各自发扬其民族特色，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的新时代，又是一个相互吸取优点，从而趋于合流的新时代。这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会通以求超胜”。近代的“会通”，从历史观来说，是变易史观到进化论，再到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过程;从逻辑和方法论来说，则是从方法论近代化到辩证逻辑和方法论确立的过程。新世纪、现时代的“会通”，将侧重于人的自由和价值论，是一个逐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不断培养人的德行、成就理想人格的过程;是一个实现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再到“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最终获得自由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从世界的联系来考察，具体说明“会通”的机制，理出其发展线索。这需要从世界文化的合流把握“会通以求超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结语

冯契不仅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更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立足于实践，从中西文化相互影响、趋于合流的角度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出发，构建了“智慧说”哲学体系。冯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中国风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合乎逻辑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次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冯契的哲学研究路径和理论贡献，充分展现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对当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继续探讨改造世界的辩证方法，研究改造世界的规律，臻于“智慧之境”，必然需要我们在冯契哲学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6.

[2]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汤一介.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N].解放日报,2006-05-15(13).

[4]冯契.智慧的探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冯契.智慧的探索·补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责任编辑：黎峰】

作者：周利方 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