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

第1篇：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

中国与土耳其经贸发展机遇与障碍分析

摘要：中土两国的经贸合作契合各自的国家战略和发展需求，可与土耳其的“2023百年远景”和“向东发展”的战略对接，但也面临着贸易不平衡及贸易竞争、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以及文化交流不足的挑战和阻碍。中土双方需要克服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领域的障碍，才能共同打造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战略对接;地缘政治;贸易不平衡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5.013

土耳其位居欧亚两大洲交接处，既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是中东、西亚地区的陆、海、空交通枢纽，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区位优势，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重要支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土耳其主流层面正逐渐获得认知，这将为两国经济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客观分析合作优劣势，把握机遇，促进双方深入协作，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将会更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

1中国与土耳其经贸格局

1.1中土贸易总量提升明显

中国与土耳其于1971年确立建交关系，但在建交后的20年中，中土关系在冷战的阴影下发展缓慢，直到冷战结束，双方关系才开始升温。2000年中土建立了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的经济随即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双方贸易呈现飞速发展。2000年至2015年间双方贸易总额从12.05亿美元增长至215.9亿美元，增加近18倍，其中2000年至2007年八年间，中土的贸易总额增速最为迅速，最高值一度增长88.54%。2007年以后，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土贸易增速有所放缓，2009年中土间的贸易总额甚至下降19.81%，但是与土耳其同年对外贸易总额下降27.24%相比，两国贸易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相对较小，市场较为稳定。2010年中国与土耳其进一步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签订了多项协议，并且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贸易结算使用中土两国的货币来进行，通过优化货币流通环境来促进贸易发展。同年贸易总额增长近50%。2012年，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中土之间的贸易进一步发展。到2014年，中土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已达230.09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峰。其中，中国对土耳其出口193.06亿美元，土耳其对中国出口37.03亿美元，中国成为土耳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德国。

1.2中土贸易结构不平衡

从中国出口至土耳其的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主要向土耳其出口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中国是土耳其的主要进口市场。以2014年为例，在土耳其进口的前四大类贸易商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未分类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的国家排名中，中国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中排名第一，在机械及运输设备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仅次于德国，排名第二。但在未按品种分类的特种交易和除金矿砂及精矿的非货币用黄金等未分类产品中，中国出口到土耳其极少。在土耳其十大进口国排名和占比中，中国位居第二位，占比1029%，仅次于俄罗斯，其占比10.44%，高于德国，占比9.23%。

从土耳其向中国出口的贸易结构来看，土耳其向中国主要出口非食用原料、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杂项制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其中非食用原料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中国的出口剧增，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下降。从土耳其整体出口贸易结构来看，土耳其主要出口商品是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中国市场并不是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市场。中国不在土耳其前十大出口国的排名中，土耳其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是欧盟和中东地区。2014年，欧盟和中东地区占土耳其的出口比重分别为39.34%和21.75%。

2中国与土耳其经贸发展的机遇

2.1土耳其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

土耳其自1945年实行多党制以来，国内政党林立，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2年，随着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结束了土耳其多党联合执政局面，实行单独执政。正发党在政治上主张民主自由，经济上倡导市场经济，对外实行全方位外交，政治经济局面日趋稳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在經济上，2000年至2014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665.68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7984.2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15%左右。2014年，土耳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0815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目前，土耳其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十八位，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土耳其在人口结构上也十分有优势。土耳其总人口约有7584万人，且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民众消费能力很强，消费观念超前，市场潜力很大。土耳其还成功入选“展望五国”(VISTA)和“新钻十一国”(Next-11)两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榜单，并不断努力以欧洲标准为目标，改革、规范和完善相关政治、经济、文化、投资、福利等各项制度，以希望加入欧盟。在政治上，土耳其相对完成政治转型，政治制度和体制比较稳定和成熟。在制度上，各项制度比较规范，较适合对外直接投资。在文化教育上，较少对伊斯兰进行教条化理解，文化开放度和高等教育水平都相对较高，国民基本素质较高。

2.2对接土耳其“2023百年远景”战略

土耳其近几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国家领导人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为使土耳其跻身于世界10大经济体，土耳其分别于2011年至2012年提出了一系列的未来发展展望和计划，即“2023百年愿景”、“2053展望”和“2071千年目标”。

“2023百年远景”是土耳其的近期国家发展战略，它列出了土耳其在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社会、法律和外交等领域具体预期目标。如计划至2023年出口达到5000亿美元，外贸总量达到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再修15000公里，完成南北高铁线路，建立船舶建造和航天工业区，将土耳其打造成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物流中心和制造业等等。

围绕这一国家战略，土耳其制定了一项投资激励计划，预计投资5000亿美元。主要用来支持和激励在精练和石油化工企业、港口服务、汽车、铁路、火车头和轨道车、运输管道线、电子、医学、高精和光学设备、药物、航空航天、机械生产和集成金属生产等领域的大型投资。其中仅在能源和交通部门领域，未来计划在十年内的拟投资2400多亿美元。除此之外，土耳其还拟对国外来土的投资和运营提供多种优惠措施和支持。如针对部分投资产品不仅可以免除增值税和关税，而且还可以根据投资类别减税，最高达50%，还可以根据可用性分配公共土地，补偿社保和代扣所得税以降低雇佣成本等。这些鼓励措施显然有利于国际投资者，也为中土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2.3契合土耳其“向东发展”的战略机遇

土耳其历史上曾经建立过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大帝国，与中亚、中东地区有着非常密切社会文化联系，土耳其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东方人。但从19世纪开始，土耳其采取“向西看”国家战略，一直坚持西方化。他们以西方强国为榜样进行改革，并先后加入北约、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欧洲组织，成为了西方阵营的一员。

然而至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向西看”的国家战略又发生了巨大调整和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结束，土耳其的地缘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冷战时期的“边疆国家”跃升为诸多独立国家中的“中枢国家”。相对于以前在西方世界中的战略地位，土耳其在中东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苏联解体后中东中亚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中东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和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成为各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土耳其自然也不甘落后，开始积极调整外交政策。

土耳其一方面利用其与中亚国家历史、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亲缘关系，在美、俄等大国博弈中，成为美国等大国在中亚实现战略利益的重要伙伴，借以提升土耳其在西方国家中的战略重要性。另一方面，力图凭借独特的土耳其发展模式，成为突厥民族和国家的霸主。土耳其希望通过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范式引导中亚国家脱离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变为世俗的、民主的和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的国家，并遏制住伊朗对中亚地区的势力渗透。再次，解决石油天然气匮乏问题。土耳其是一个油气资源较为贫瘠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土耳其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要越来越大，土耳其希望能利用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维护能源安全，保障供应安全。同时，土耳其还希望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构建一个横贯中亚—里海—欧洲的油气资源的过境国和能源中心，借此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最后，是土耳其在入欧盟问题上的巨大挫折，加剧了土耳其“向西看”战略的转变。早在1995年土耳其便與欧洲经济联盟签署关税协定，1999年成为欧盟的候选国，2002年，土耳其又积极按照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展开国内一系列改革，并于2005年与欧盟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5年进一步与欧盟提升了关税同盟协定。但时至今日，土耳其仍未能加入欧盟。欧盟部分国家认为土耳其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并向土耳其提出近乎苛刻的入盟条件，一些国家甚至对土耳其入盟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使土耳其入盟问题一再受阻，无法满足本国发展需求。

诸上因素促使土耳其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将原先单纯的“向西看”战略变成既“向西看，又向东看”。土耳其开始以民族和语言为文化因素为纽带，以政治体制为范式，以市场经济为手段，以军事安全为保障，积极向东发展，推行其中亚战略，并具体提出了一些务实的计划。2008年，土耳其政府海关和贸易部发起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力图通过简化和协调海关程序，促进丝绸之路沿线边境口岸贸易便利化，形成一条可以吸引外国商人的商业路线。

土耳其“东进”计划刚好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框架形成了战略契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土耳其一改最初的谨慎反应，开始积极与中国的合作。土耳其发起了“中间走廊”的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呼应，拟建立一个连接亚洲和欧洲，覆盖的范围从土耳其、阿塞拜疆经里海一直到中亚和中国的交通网络计划，通过道路联通和贸易畅通，促进亚欧区域经济合作。2015年4月，土耳其正式加入亚投行，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成员之一。2015年11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土又签署了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倡议相衔接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提出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实现两国发展的战略对接，并为双方相关合作提供指南。目前整个中亚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不足，缺乏有效区域合作，中土间的战略合作无疑为挖掘地区间的经贸合作潜力提供了机遇，扩展了渠道。

3中国与土耳其经贸发展的障碍

3.1贸易紧密度及贸易竞争的障碍

3.1.1中土间贸易逆差严重，市场联系松散

虽然中国与土耳其之间贸易总量增长较快，但双方间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双方贸易差额由2000年的9.51亿美元，扩大至2015年的156.7亿美元。以2014年为例，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货物贸易达193.06亿美元，而中国从土耳其的进口仅为37.03亿美元(参见表1)。中方出口是土方出口的5倍多，占双方贸易总量的83.9%。再从双方的贸易结合度上来看，中土间的贸易联系并不紧密。虽然从2000至2014年中国与土耳其的贸易结合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无论是中国对土耳其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还是土耳其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小于1，双方都不是对方的主要出口国，贸易联系松散。中国不是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对象，土耳其主要出口对象国家仍是欧盟、中东等国。相对而言，中国对土耳其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土耳其对中国的依赖。中土间长期的巨额逆差，已引起土耳其工商界对中国的不满，而依赖程度的这种不平衡，更不利于营造中土贸易的良好氛围。

3.1.2中土贸易结构上出口竞争性较大，贸易摩擦增加

从静态上看，中国与土耳其两国产业结构相似，都比较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实施出口导向发展，两国出口至世界市场的商品结构相似度较高，主要目标市场有一定重合性，竞争越来越激烈。根据联合国商品数据库资料计算，从2000年至2014年，中国与土耳其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基本保持在70%以上，尤其是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从动态上看，中土双方都在优化各自贸易结构，土耳其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互补性逐渐走低，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逐渐饱和，越发突出。与此同时，双方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又呈现互补性不强现状。贸易同质性和竞争性，与前文所述贸易逆差交织起来，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工商界不满，土耳其成为对中国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

3.1.3国际贸易规则的挑战

土耳其的主要贸易对象仍以欧盟为主，土耳其国内与企业界正迫切希望能加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该组织将以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为基础，影响整个全球化规则的制订。一旦土耳其加入该协定，中、土在贸易投资方面合作的门槛和难度将会提高，并大大提升中国参与贸易的成本，相互吸引力也会随之下降，从而对中国出口产生“挤压”效应。

3.2政治上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的阻碍

3.2.1大国影响增加不确定因素

虽然，土耳其近几年在“西进”方面遭受重重阻碍，如申请加入欧盟，与西方大国在政治上有所离心，但是两者在经济上依旧紧密，亲西方的政策仍旧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土耳其作为美国的盟友、北约的成员，在中亚拓展影响力的过程中一直有美国、北约的支持。中美在中亚的博弈以及北约对中国的军事防范，都可能成为限制中、土耳其合作的不利因素，导致经贸发展不顺。2013年中国“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中标土耳其全球军事采购，但2015年底，却被无缘无故的取消，佐证了大国的影响。

3.2.2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

土耳其国内长期存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他们认为伊斯兰教是普世性宗教，不受民族、肤色、语言、国界都是兄弟，鼓吹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具有共同的族源和历史，主张所有讲突厥的民族，由土耳其人主导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双泛”思潮下，一些土耳其人认为他们对中亚地区以及中国新疆境内的维吾尔族人具有“同胞”关系，并自以为肩负着维护中亚地区和维吾尔人民族权利的天然责任，不时利用所谓“民族情感”在我国新疆地区扩充势力范围。他们甚至有人同情“东突”势力，煽动极端主义。这种潜在的民族思想极有可能打破中国和中亚间的战略再平衡，威胁中国西北地区稳定和社会发展，影响中亚国家能源外交的走向，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影响中土经贸长期稳定发展。

3.2.3复杂的地区格局和日趋恶化的国内安全局势，影响经贸稳定发展

土耳其邻近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近年来形势不断恶化，叙利亚内战引爆了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跨土耳其和叙利亚而居的库尔德人长期以来存在着实现自治，建立自己国家的梦想。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进退失据的库尔德政策刺激了库尔德分离主义，在土耳其東南部库尔德聚居地，土耳其安全部队与库尔德工人党间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出现严重对峙。与此同时，活跃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又与土耳其反目成仇，不断在土耳其国内发动报复性的恐怖袭击，试图将战火烧至土耳其境内。战乱还使叙利亚大量民众沦为难民，他们涌入土耳其寻求避难。难民滞留不但加剧了土耳其的经济负担，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安全问题。此外，日益严重的教俗冲突也成为土耳其不稳定的潜在诱因。所有这一切使土耳其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仅2016年上半年就发生了五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伤亡人数达到近千人。安全局势不仅拖累了土耳其经济发展，也使中土间的经贸发展受到阻碍，一些项目不得不暂停，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受到冲击。

3.3文化上交流不足的阻碍

土耳其国民对我国交流不足，认知上存在偏差。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土耳其人的东方游记中，对中国印象便不佳，他们认为中国大而虚弱，没有法治等。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土两国会对方语言的人并不多，直接交流不足，土耳其关于中国的消息往往转载自西方媒体和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而他们大多对中国带有政治偏见，导致土耳其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知存在非常严重的偏差和错误。根据美国知名民意测验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印象甚至比印度人对中国的印象还要糟糕，在二十国集团中，土耳其成为最不喜欢中国的国家。与此同时，对土耳其也存在负面态度，据2015年7月中国环球网的调查表明，在土耳其发生反华事件发生后，中国六成

网民对土耳其印象也不佳。对于中土双方在“一带一

路”的倡议和合作方面，土耳其普通公众了解甚少，他们对中国的关注点更多聚集所谓的“维吾尔问题”，并以西方性和优越感自居，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认知上偏差，极易引致双方态度的冷漠甚至误解，从而构成双方经贸合作的风险。

4结论

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国与土耳其间的经贸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体而言，机遇远远大于挑战。中土两国的经贸合作契合各自的国家战略和发展需求，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也面临着经济、政治、人文交流等种种困难和挑战。双方需要协作努力，携手前行，扬长避短或补短，共同克服困难。中土双方需要在政治上加强高层互访、政策沟通和协商、提高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安全;在经济上，从双方需求出发，务实合作，提高项目合作成功率，切实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加强合作宣传，提升人文关怀，增进民间交往，使双方人民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彼此，了解共同经济利益所在。相信中土双方一定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打造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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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华

第2篇：中国与德国的贸易关系

一、德国概况及中德贸易简史

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实力位居欧洲首位，在国际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为第三经济强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贸易大国。

中国分别于1949年10月27日和1972年10月11日同原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建交。两德统一后，中国与德国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经贸合作发展迅速。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过去的数年中，两国关系的贸易额不断增长， 1991年仅54亿美元，到1995年猛增至137亿美元，1999年又攀升至161.14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12.1%，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中国对德国的出口贸易额为77.78亿美元，同比增长5.8%，进口额为83.36亿美元，同比增长18.7%。

近年来，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商品品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是唯一成功地将出口结构从提供食品和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改变到工业产品领域的国家。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德国从中国进口的最主要商品为电工技术产品、服装、机械设备、玩具、皮革和五金制品;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最主要商品是机械设备、电工技术产品、机动车及其零配件。

二、中德贸易的状况及特点

(一)财政和技术合作。1985年，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财政合作协定。迄今为止，德政府已向我承诺提供财政合作资金39.48亿马克，其中赠款5.12亿马克，其余为软贷款。双方共签署贷、赠款协议金额50.1亿马克，其中财政合作资金33.5亿马克，用于近80个财政合作项目。2000年，德承诺给予我国1.4亿马克的财政合作资金。技术援助属无偿性质。援助形式有技术合作项目、粮食援助、紧急援助、项目外奖学金生和资助研讨会等。技术合作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派遣长短期专家、培训中方专业人员和提供硬件设备等，合作领域近年来集中在扶贫、环境与资源保护、职业教育和国家体制改革。截至目前，中德技术合作已完成38个项目，正在执行的项目43个，还有18个项目已经双方专家考察，现处在签署项目换文和确定专家阶段。

(二)直接投资。截至2000年9月底我共批准德国对华投资项目2341个，协议德资金额100.32亿美元，德方实际投入57.93亿美元。1999年我批准德在华投资项目196个，吸引德协议外资金额9.38亿美元，同比减少56.81%;德实际在华投资13.73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36.48%。2000年1至9月，德对华投资项目213个，协议德资金额6.74亿美元，同比增长4.79%;实际使用德资金额7.3亿美元，同比减少7.62%。这些项目大部分为生产性项目，技术含量高，资金到位及时。最近三年，德商在华直接投资虽有所增长，但实际金额数仍仅居各国在华投资第9位。

(三)技术引进。德国是我国引进技术最多的国家之一。1998年，我共批准从德技术引进合同610个，合同金额23.5亿美元，其中技术费2亿美元，设备费21.5亿美元。主要项目有山东华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全套电站锅炉及辅机设备(1.48亿美元)、仪征化纤聚酯短纤维装置(3140万美元)、重庆电厂烟气脱硫项目(3033万美元)、北京第一热电厂烟气脱硫项目(2781万美元)、半山电厂烟气脱硫项目(2690万美元)、鞍钢连续酸洗-冷轧机连机项目(4738万美元)。1999年，我共批准从德技术引进合同662个，合同金额27.5亿美元。截至1999年底，我共批准从德技术引进合同4154个，总金额达192.3亿美元。 特点：1.中德贸易在中国与欧盟贸易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我海关统计，2001年我国与欧盟贸易为766.27亿美元(出口409.04亿美元，进口357.23亿美元)，其中中德贸易为235.26亿美元(出口97.54亿美元，进口137.72亿美元)，占30.7%.如果单从进口看，比重更大，为38.6%，超过占第二位英国的1.28倍，大体上是法、意、荷3国之和。中德贸易在德国外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据德方统计，2001年中德贸易在德国外贸中排列第十一位。如果单从德方进口看，中国居第十位，排在爱尔兰和西班牙之前。

2.中德贸易我方是逆差国。引起我方出现逆差的原因，除了存在着限制的实际情况外，与双方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要使我方逆差出现较大的改变，首先要依托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大力增加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其次要了解德国市场，在经营、管理、推销上下功夫。

3.发展中德贸易与欧盟的整体状况联系起来。在欧盟单一市场形成，统一外贸政策、法令、法规的情况下，发展中德贸易要与加强与欧盟合作联系起来。例如欧盟制定的反倾销规定，对我国的出口限制带有某些歧视性色彩等，对此采取应对措施是必要的。

4.机械设备进口是中德贸易的重中之重。德国是我国传统的机械设备进口国。从6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和更新，开始转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德国是首选国家之一。有一个时期，我国每年从德国进口的90%以上是机械设备。目前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也在80%左右。5.对德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对德出口的产品中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有很大增加。以2001年与1991年相比，10年间我国对德出口的包括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运输设备、光学和精密仪器产品成倍增加。2001年我国的这类产品占我国对德出口近一半，金额达48.35亿美元。6.中德贸易中的技术贸易占有一定地位。在引进机器设备的同时引进相关技术这是中德贸易的一个特点，也是德国技术出口的一个特点。技术贸易是扩大中德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在我国每年大约100亿美元的技术进口中，欧盟占了近一半，而其中德国又是最大的技术引进国。

三、中德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欧关系一直呈现一种经贸合作与观念冲突并存的“双层”发展格局。一方面，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相对顺利，虽然也面临着贸易摩擦的挑战，但是双方互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伙伴，经贸合作的大局并未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欧盟国家内部对于中欧关系的观念却逐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民众层面上，欧洲人受“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西方民意调查的结果，意大利、德国、法国的受调查者都将中国视为世界上对欧洲威胁最大的国家。在媒体层面上，由于鼓噪“中国威胁”具有吸引眼球的效应，欧洲媒体上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屡见不鲜。在成员国政治层面上，在中欧经贸关系中受到负面影响的既得利益集团频繁向政府和议会施压，要求通过政策调整改变利益结构。由于在欧洲长期存在着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在中欧经贸关系中获益的欧洲行为者为中国辩护的声音相对微弱。2005年以后中欧关系的波折，从根本上说正是欧洲国家这种观念变化的结果。

首先，一方面由于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强，德国外资企业必须在中国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立足中国市场;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外贸政策和法律制度方面亟待完善，尤其在执法方面力度不够，从而造成中国企业缺乏知识产权和合同方面的法律观念，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的现象。所以尽管中国在生产领域急需西方的技术，在华投资企业也需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但有时外国企业还是不敢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出口到中国。其次，在华德国企业所需的富有经验、诚实守信和努力扎实的当地合作伙伴以及高素质的员工尚待充实。同时由于在中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经商方式，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以及市场极端聚集，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市场”等原因，造成在华投资企业产品销售方面存在问题，不能迅速建立较为完善的分销体系。多变性、项目批准程序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在华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另外一些隐蔽性的倾销和潜在的政府补贴依然存在，特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使得市场缺乏公平竞争机制。市场方面的无序发展，也令人际关系在经济交往中的作用突显，在华投资企业往往因为不明白中国的人际关系而丧失了一些市场机会。因此德国企业的本土母公司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本地情况而做出一些失当甚至错误的投资决策，造成在华德国企业的亏损。

四、中德经贸关系的前景

1. 中德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法律，教育，科技等方面都在完善中，而德国在这些方面就相对完善，可以用来借鉴，引用，加快中国发展的进程，而德国方面国土面积，资源丰富方面明显没有中国泱泱华夏广博的土地，丰富的矿产等相媲美的势力，而这些人力，物力也是德国发展所需要的，这些正好能为两国经贸合作搭建更好的桥梁。

2.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德两国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尤其在国家领土统一上，中国在两德统一问题上，采取尊重德国人民的立场，而德国也始终支持和推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此默契的立场，必将得到两国人民的相互推崇，促进友好邦交，贸易发展的顺利进行。

3. 德国人本质谨慎，对于事物的要求精益求精，诚实守信。如此不但能带动中国对德国商品的需求，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关，提高中国产品在世界的口碑。

4. 德国是欧盟的一员，并且是创始国之一地位重要，通过与德国通商可能进一步打开欧盟其他各国的贸易市场，而中国处于亚洲中心位置，环境，气候适宜人类生存，在亚洲，甚至世界上都是人口大国，泱泱华夏五千年历史，酝酿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秉着狐狸共荣的原则，相信双方的贸易也会持久稳固的逐渐发展繁荣。

5. 德国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而德国商报综合报道： 德国出口商协会(BGA)于2007年08月15日称，到2009年中国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也正在朝着这一幕边稳固发展着，如此的巧合也是得中德两国的贸易前景更加可观。

6.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大潮冲击后，中国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不过依旧坚强的让经济增长额稳固上升了，相对来说处在欧盟的德国面临了更大的冲击，德国国内一半(51%)企业表示，金融危机已对其业务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中18%受到了严重影响，33%所受的影响比较轻微。工业企业受害范围最广，54%已受到 危害，明显高于贸易企业(49%)、服务业(44%)和建筑、能源业(39%)。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受影响程度尤为严重，其中巴符州、不来梅和黑森州 受损企业的比例高达62%、60%和59%，比相对落后的德国东部地区高出约20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对德企业的国内业务影响最 大，三分之一企业表示国内业务已经受损。17%的企业国际业务出现了下降。企业融资所受影响不大，仅14%企业通过开户行融资比以前困难，13%申请贷款 时需要提供更多文件，12%的贷款利率有所提高，十分之一企业在获取私募基金等融资时更加困难。为了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七成企业采取了各种措施 来降低成本，四成企业推迟投资，三分之一企业提高自有资本、增强支付能力，仅5%通过裁员或缩短工时方式应对。由于融资问题不很突出，大部分企业没有采取 相应措施，仅四成企业已经或计划改变融资方式。工业企业的资金需求大，46%的企业正在或已经开辟新的融资渠道，贸易企业的比例为41%，服务企业和建 筑、能源企业的比例低于平均值，各为38%和35%。现在德国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相信会有更多的市场等待中国企业去开拓。

综上所述，至少迄今为止，中德的贸易前景还是极度客观的，先进两国的通商贸易也开展的十分频繁，相信在今后的日子中，中德两国商家会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开创更多的商业空间，为中德两国的贸易发展，文化交流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五、中德贸易发展对策

1、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全球的资源。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稀缺。在封闭经济中，我们不得不通过不断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量来为自己提供粮食，不得不通过支付昂贵的价格来使用自己的石油，也不得不企图通过抑制消费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森林资源。事实上，中国自然资源的稀缺并不代表全球资源的不足。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中东也有充足的石油资源，我们进口粮食、石油、木材和纸浆等，实际上就是进口土地、矿产和森林，这对于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非常有利。从理论上说，如果中国不加入WTO也可进口这些资源产品，但实际上不容易做到。没有机制上和法律上的保证，任何一国中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是不易开放的。局部的和行业的利益往往会被置于全局利益之上。加入WTO，承诺市场开放，撤销保护，看上去对本国资源产品生产行业不利，但从长远看，有利于中国合理利用稀缺资源，有利于长期持续发展。

2、开放市场，融入全球经济，迫使企业面对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效率。人们通常把面对竞争作为一种“挑战”，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是对的，而从一国经济整体来看，可以更多地把加强企业间的竞争看作为一种提高效率加速发展的"机遇"。靠中国自己来加强竞争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目前不少行业仍由国有企业垄断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加上保护民族工业的理论，使得这些行业长期受到保护，没有效率。打破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的垄断光靠国内的改革是不那么容易的，而开放市场，允许外国商品、服务和资本进入中国的市场，就一下子建立起了一个竞争的经济体制。因此，开放市场虽然给中国企业带来冲击，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亦是一次不容错过的机遇。

德国在华投资企业应该慢慢适应中国特有的、灵活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要明白中国经商的独特方式，设身处地的将自身资源有效的放置中国。对于中国企业与员工来说，也要尽量学习和理解欧洲人的经商习惯。其次，在华投资企业不应期望会在短期获利，而应从长期投资角度考虑企业整体经营思路。总之，兼容并蓄、理解渗透是两国贸易合作的支柱。

在华投资企业还应该遵守商业法律，尊重经商伙伴和环境，否则中方不会对你产生信任。中方企业也应注意遵守外方有关知识产权及合同方面的规定，要注重信用，讲究实效。此外，在华投资企业应该仔细挑选在华投资企业的合作伙伴、分销商和经商伙伴，因为中外经商的习惯和标准差别很大，双方应尽量相互了解，最终做出的合作决定应是建立在充分的互相了解基础之上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彼此的还款能力、资金情况和其他可能的隐蔽性负面因素。为了避免本土母公司对在华投资企业的误解，应及时向母公司说明中国的情况，因为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在华投资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是很重要的，最好母公司能派一个熟悉中国情况的专家来中国工作，他不仅能够沟通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而且亦可以建立一个文化桥梁。

六、发展中德贸易的有利条件

从今后发展来看，中德贸易有很大的潜力，目前的条件十分有利：

1. 中德两国关系很好，无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近几年通过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德国从本身利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始终支持和推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德国不论那一个党派当政，这个对华政策的前提是没有分歧的。中德关系已进入全面和深入的发展时期。 2. 中德两国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的潜力很大。德国经济发达，资金雄厚，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正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这一切，为发展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 德国是欧盟的重要成员国，通过德国可发展多边合作，进一步扩大与中欧、东欧和西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德国是欧盟制定对华政策的带头羊。上世纪90年代欧盟多次对华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大都受到德国的影响和推动。

4. 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德国制订了新的亚洲政策。德国企业十分重视潜力巨大和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市场，期望通过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带动德国的技术和设备出口，增加德国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5. 德国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市场很大。我应加强对德市场的调查研究，提高产品的档次、质量及服务水准，增加自主创新，开发新的出口商品，大力发展非配额、非敏感性商品出口。外贸企业应认真履行合同，维护对外信誉。

6. 大部分德国商家的守信原则有助于建立长期的跨国贸易关系，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准。

7. 德国每年举办许多著名的国际展览。给中德贸易提供了好的交流平台和对外窗口。中国企业参加展览会应做好各项准备，认真落实客户，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8. 由于两国关系较好，德国对华关系的开展是全方位的。不仅有经济和贸易合作，而且还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我驻德中资机构对推动双边合作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多数机构分散、人力不足、经营面较窄，进入德国市场开拓进取不够。

七、中德经济合作应拓展合作领域

自2002年中国成为德国在亚洲的第一大市场以来，双方在各自的经贸政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成为德国出口市场的“特殊热点”。2003年中德贸易总额达到420亿欧元，2004年更有望达到480亿欧元。目前德国在华企业已经达到2500家，参与中国3500个项目，投资金额达到了100亿欧元。中德两国政府首脑定期互访，进一步促进了中德经济关系。那么，处在经贸往来高峰期的中德经济应如何拓展?为长久保持这种发展势头应该开拓哪些新的合作领域?

根据中德及中欧经贸关系的现状、存在着的潜在问题以及德国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长处，中德应该在扩大双边经贸数额的基础上，向双边和多边经济政策领域的合作方向发展.为此，双方更应该重视政策合作层面的对话。其中重要的方面包括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政策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只有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中德贸易在2010年翻番的目标才有可能顺利实现。

近来，对于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强劲发展，欧洲个别国家出现_种“中国产品冲击论”，有些国家甚至向欧盟提交了所谓中国“不规范竞争”的文件，试图推动整个欧盟采取“海关措施”，要求欧盟对中国商品的“入侵”进行“全面有效的反击”。尽管德国的经济界和学术界也感到来自中国出口的竞争威胁，但德国政府对双边经贸关系仍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不赞同“中国产品冲击论”的观点，而是肯定中国在入世后的积极努力。

中国入世后，欧盟对华贸易的非关税限制有所增多。欧盟现行的配额制度、反倾销政策以及进口产品标准制度有一定合理成分，但其动机是市场保护。虽然这涉及中欧贸易中约5%的商品，但对中欧和中德贸易的发展有消极影响。德国在中欧贸易中约占1/3，对中欧贸易影响举足轻重。德国对华贸易政策表明，德国在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中并不充当“先锋国家”。德国总理施罗德明确表示，“无论是从贸易还是投资来看，中德经贸关系对双方经济的积极意义越来越明显。”但由于中国的出口能力上升、德国对华贸易存在较大逆差，德国经济界也感到中国对国际市场、欧洲市场以及德国市场正在形成竞争压力。德国作为世界出口量最大、经济特别依赖外部市场的大国，对这种发展十分关注。同时中国在对外经济方面由于法律制度方面尚不完善，特别是执法方面力度不够，造成中国企业缺乏知识产权和合同方面的法律观念，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令德国企业对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感到担心。因此在德国对中国入世后的市场抱有更大的期望的同时，在市场开放与保护方面也可能更加审慎。

针对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双边贸易政策中，中国和德国应对双边或中欧间可能出现的经贸争端或问题做些预期绸缪，尽可能避免出现贸易争端。﹁旦出现贸易之争，应促使其向积极方面转化。重点可以放在改进贸易结构和建立协调机制：

首先，及时协调和调整贸易结构。中国和德国都有劳动力过剩问题，出口对就业市场的压力很大。德国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出口结构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类型，目前制成品已占中国的90%，对德国出口中约占93%，而且比重还在上升，其中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如机器类、电子类产品的比重明显提高。德国经济界和学界有人担心这种变化会引发一部分产品在德国市场的竞争加剧。但如果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就可看到，中国的出口结构对德国没有实际威胁。中国与德国有明显的差别，中国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主要在纺织、特别是服装上有明显扩大，电器和汽车方面的出口虽有所增加，但相对缓慢。而德国的出口强项依旧是汽车、化学产品、机器和电子与电气产品。为使中德贸易长远顺畅发展，中国与德国有关方面应静心坐下来进行沟通与协调。我国也应该有计划地对国内和国际过时的、过剩的行业应减少投资，以防投资过剩导致生产过剩，造成产品在德国以及欧盟受到出口准入限制。

其次，主动化解贸易争端，避免贸易纠纷。欧盟一些国家，包括德国由于经济持续疲软、需求不振，对中国潜在的巨大劳力资源在国际市场的配置感到惧怕。近年来欧盟将中国作为反倾销的主要目标国、设置技术性壁垒以及延缓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都有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我应使德国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有客观认识。德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科技含量高，主要集中在化学、机器制造电子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对中国提高工业基础水平有卓著贡献。同时德国通过在华办厂实现了这些产品进入中国。中国和德国在进行贸易合作的同时应跳出双边市场准入的框架，从全球经济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着眼协调贸易关系，在此基础上加强贸易政策协调，防止竞争加剧。具体可从建立行业协会之间的对话和“预警”联系入手，形成协商机制，不搞“制裁突然袭击”，妥善消除争端隐患;发挥如亚太委员会(Asien-Pazifik-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北京或上海德国中心以及中德混合委员会等机构的协调作用;制定法规，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执法力度，用条约或规定形式解决贸易投资障碍，并促进投资和打击假冒伪劣等事宜。德国公司在华经营中常常担心中方复制其最先进的技术，这种担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为此，中国方面应该加强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力度，特别是加强专利法、商标法和版权法的执法力度。中国入世后，重新修订了知识产权法，但应进一步注意加强执法力度，彻底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建立公正的竞争秩序，使德国出口机械设备等先进技术产品有放心的环境。

进入21世纪，中国的贸易条件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全球贸易的增长大大超过全球生产的增长;(2)不仅美欧日发达国家，而且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也明显增大; (3)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欧一些国家开始频繁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并试图通过扩大地区一体化，利用多边贸易体制的弱点，影响全球贸易制度。多边贸易体制将受到威胁。

中国是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最大经济实体，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德双方在各自的区域化进程中不仅对本国和各自集团，而且对世界贸易政策和制度举足轻重，双边在利益与政策上的协调具有重要的地区和国际意义。我在参与改善世界经济秩序时，应该重点加强与德国的协商与合作，促使德国为改善中欧和中德经济关系的总体环境做些工作。

当前加强协调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促使德国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根据变化了的世界贸易条件，协调政策，参与世界贸易体制的改进，中德对在全球化生产引起的贸易和金融结构的变化协调认识。

第一个方面：中国和德国在发展双边贸易关系时应对全球生产、贸易与资本转移的结构性变化后果进行研究，形成客观认识，完善国际分工。当前世界资源(资本、技术和原料)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占中国外贸出口的比例从1991年的17%上升到2001年的50%。欧盟的公司聚集了最大的100家公司全部国外资产的一半以上世界上最主要的电脑、电子产品、电信设备、制药厂和发电设备制造厂家都将把他们的生产网络扩大到中国，将中国纳入其全球生产和供应链之中。我应通过德国使欧盟国家认识到，跨国公司在给中国带来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进入到中国市场，并通过“中国车间”又进入到世界市场。中国相当部分的出口竞争力出自跨国企业。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是海关对包括跨国贸易在内的一切出关的商品的统计，实际许多贸易赢利不是在中国企业的资产结算表里，而是跨国公司的收入。中国逐渐增加的技术高附加值的出口相当部分是跨国公司转移生产的出口。但目前这种竞争却突出反映在中国与外国的商品市场。中国可以提出当前世界经济出现的不平衡给中国经济造成的问题，并提出当前世界经济秩序存在着不公正，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经济理论上，避免全球跨国公司的生产能力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包括中国)，而一些工业国家却又“围堵”这种生产能力的市场准入。这应是维持世界经济的平衡与公平的核心出发点。

第二个方面：共同对世界供应与需求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调节，致力于建立有序的、公正的世界贸易和经济制度建设工作。当前，生产能力过剩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也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世界性的供应过剩和需求不足使世界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德国出口相当于GDP的25-30%，德国战后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必须要到国外市场寻求出路。中国未来也面临相似的问题。中国内需不足也将导致出口压力增大。劳动力和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给中德贸易关系和世界贸易关系提出了潜在的巨大挑战：随着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不断积蓄、膨胀和扩大，如果各国或强势集团各自为战，没有一种世界经济秩序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协调、为生产能力寻找适当的出口，将会引发世界性贸易争端和经济危机。

目前世界现存的经济与贸易制度还有缺陷。2003年世贸坎昆会议上南北在众多问题上尖锐对立，中国与德国在“南北”阵营中各置一方。虽然中国和德国本身没有针锋相对，但在世界贸易中的利益分配上，如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巨额补贴、农业市场开放等，中国和德国还是有分歧的。为了促进中德双边以及世界多边的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德应该在改善利于各国贸易的制度方面，增进协调，发展共同构想。

分别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圈子”的德国和中国在致力于促进中德经济关系时，除了应该把双边经济关系与问题置于世界性问题的国际框架之内加以思考和解决之外，有必要对彼此的世界秩序政策和构想进行协调。目前德国已有一批学者和研究机构开始从不同角度致力于新的世界制度的研究。中国和德国有责任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在这一领域加强相互沟通与合作，促进欧亚之间建立共同目标，以建立合理的经济秩序为出发点，着眼于双边关系和区域间关系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德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未来中德关系应该超出这种范畴，建立经济政策交流与对话。德国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与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积累了经验教训。中国方面应该有意识地吸取总结，完善中国的调控体系。特别有两个方面：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尽管当前德国经济因两德统一持续疲软，但在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节的国际对比中，德国属于世界为数不多的相对成功国家。战后50多年来，德国经济不仅总量发展较快，也是最为稳定的国家之一。为了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德国自1967年制定了《稳定增长法》，用法律形式保障宏观经济稳定，着重通过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稳定化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一直是德国国民经济中的“强项”。为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将德国推行的经济政策作为政策核心。欧盟《稳定增长公约》的政策框架实际上是德国货币政策和稳定政策的“欧洲化”现象。在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德国稳定政策的成果与教训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包括独立的货币政策、着眼于长期稳定的财政政策、反卡特尔的竞争政策以及社会政策。

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战后“德国制造”在世界市场的强劲发展造就了德国“贸易赢余国”和“债权国”的地位，德国马克始终面对强大的升值压力。马克与美元近50年的“苦斗”中，德国经历了数次美元冲击，经济政策也曾处与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但在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的过程中，马克发展成为国际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保持币值的稳定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地位。为此，德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中也不乏教训。

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应对国内问题，而且也将面临国内经济与对外关系的协调问题。中国方面应抓住机会，在经济制度和政策领域加强与德国的联系，当然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德国模式或让其政策调节影响我宏观政策，而是了解德国稳定政策的初衷和调整经验。具体来讲，我国可在两国的经济立法机构、宏观政策调控职能部门，特别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重要的研究所之间等建立咨询与合作联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建设。

第3篇：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王侨侨 Z21214018 15 1 7 年, 当一艘葡萄牙船第一次把中国茶叶运到欧洲时, 谁也很难想到未来的茶叶贸易会对中西贸易格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18 世纪中叶, 中国茶终于因其独特的饮食、医疗效用逐步为欧洲人接受, 深受其欢迎, 渐渐风行欧洲各国, 蜚声世界, 成为与咖啡、可可并列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从此, 中国茶叶出口急剧增加, 长期以来, 一直是对西方贸易的大宗商品。无论是中国, 还是西方国家, 都从茶叶贸易中获取了巨大的收益。然而,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茶叶贸易繁荣后, 由于国际商品竞争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茶叶出口数量不断下降,失去了在世界茶叶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 是最早饮茶的国家。到了汉代, 中国茶已传入近邻朝鲜和日本, 并由西域传入波斯、土耳其等中亚国家。欧洲人知道茶比较晚, 13 世纪,《马可·波罗游记》介绍了中国茶叶的饮用价值。随后, 归国的赴华葡萄牙传教士也向欧洲人谈到了中国茶。1 6 10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揭开了由海路向欧洲运销中国茶叶的序幕, 不久在荷兰、俄国、法国、英国都出现了中国茶。1 6 5 7 年, 伦敦开始出售由荷兰人运销的中国茶, 当时运到欧洲的中国茶数量有限, 仅在药房出售, 价格高达_每磅6 一10 英镑。对于普通欧洲人来说, 它还只是一种奢侈品。后来, 随着运欧茶叶数量的增加, 1 7 0 5 年, 中国茶每磅价格便降到16 --30先令, 1 8 3 4 年, 降至每磅2 先令左右。这样,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便能够品尝到中国茶了。18 世纪中叶, 英国人饮茶形成习惯, 茶叶逐渐成为英国人不可缺少的大宗消费品,饮茶风俗遍及城乡各个阶层。17 9 7 年, 英国人艾登写到: “ 我们只要在乡下, 就可以看到草屋里的农民都在喝茶, 他们不但上午晚间喝茶, 就是中午也习惯以茶佐餐”。

由于英国人已经离不开茶了, 以致英国“ 国会的法令要限定(东印度) 公司必须经常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与此同时,俄国和美国也成为重要的茶叶消费大国。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等条件的局限, 西方国家无法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量茶叶, 这样西方市场对茶叶的消费需求, 不得不通过对外贸易来满足, 到中国购买茶叶便成为推动西方对华贸易的强大动力。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最早从事茶叶贸易。1619年,荷兰人在爪哇设立商行, 购买中国茶转销欧洲。17 世纪, 欧洲几乎所有国家出售的都是荷兰人运来的茶叶, 阿姆斯特丹是当时世界最主要的茶叶贸易港。但是, 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中的霸主地位很快被英国人打破。从此英国人垄断世界茶叶贸易几乎达两个半世纪, 其中, 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茶叶贸易竟达

一、二百年。英国的伦敦不但成为世界最大的茶叶拍卖中心, 而且英国人也基本上操纵了世界茶叶市场。为了打破英国人对西方茶叶市场的垄断, 1784年,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直接来华购买茶叶。182年,茶叶占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42.5 % ,1845年达到78.6 % , 50--60年代, 保持在60 % 左右。俄国由于与中国接壤, 可以直接从事对华陆路的茶叶贸易。19 世纪50 年代, 茶叶占俄国进口商品总值的94 %。此外, 18 一19 世纪, 中国茶叶还出口到澳大利亚等国。但是由于英、美、俄三国购买的中国茶叶比中国茶叶出口总量少不了多少, 所以这三国是中国最主要的茶叶海外市场。

欧美国家茶叶旺盛的需求刺激了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发展, 从17 世纪初至19 世纪80 年代, 中国茶叶出口数量一直稳步增长。16 6 4 年, 运到英国的中国茶只有2磅2盎司。17 6 0 一17 6 4 年, 就达到平均每年8 0 0 0 担, 18 0 0 一18 0 4 年, 平均每年4.42万担, 1867年是131 万

担, 1880年是209万担, 1886年创下了中国茶叶出口数量的最高纪录一2 1 万担 。18 一19 世纪, 中国出口的茶叶品种主要有红茶、绿茶、砖茶、茶末和小京砖茶。欧洲人一般嗜好红茶,美国人最初倾向绿茶,世纪末也转饮红茶。俄国则一直是重要的砖茶入口国。中国最早向欧洲出口绿茶, 后来才大量出口红茶。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中国的绿茶和砖茶出口又超过了红茶。19 世纪40 年代以前, 中国茶叶一直独占世界市场, 提供了10 % 的世界商品茶叶消费量。40 年代之后, 中国虽失去了在世界茶叶市场上的独占地位, 但至80 年代末以前仍在世界茶叶贸易上保持领先纪录。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 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逆差掩盖了他们从茶叶贸易中得到的好处, 事实上, 西方国家在茶叶贸易中获得了明显的利益。根据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观点, 各国通过对外贸易可以用自己所生产的绝对成本和相对成本较少的产品, 交换彼此所需求的绝对成本和相对成本较多的产品, 因而能够节省劳动, 增加财富收入。这样, 单纯的货币出入或贸易顺、逆差已不再是判断贸易利益的唯一标准。正因如此, 精明的英国商人才会把“ 逆差” 的茶叶贸易维持了

一、二个世纪。英国得自茶叶贸易的利益主要表现在:

一、茶叶贸易改善了英国人的饮食结构, 提高了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促进了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茶叶本身具有健胃、提神、清热、解毒、消暑、防病等诸多效应, 饮之非常有利人们的身心健康。英国人通过茶叶贸易得到了自己所缺少的优质消费品, 这本身就是为英国增加了新的财富。由于茶叶贸易, 使英国人由一个不知道茶的民族, 变成了一个善于饮茶的民族, 扩大了消费范围, 丰富了饮食文化, 世代从茶叶中汲取营养, 极大地有利于劳动者及整个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 对劳动者生产和再生产的意义是无法用数字来估量的。

二、茶叶贸易增加了英国的贸易收入, 促进了转口贸易的发展。由于英国茶叶消费量的不断增长, 刺激了英国茶叶的需求效应。英国对茶叶的需求又进一步推动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三、茶叶贸易为英国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增加了英国的货币财富。随着中国茶叶进口量的不断增加, 由于“ 茶叶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竟争的一种合用的货物, 英国政府开始向进口中国茶叶征收财政性关税。据马士估计, 1 7 8 4 年前, 英国征收的茶叶进口税率大约在759 %--1275 % 之间” , 这样重的进口税十足反映了英国政府从茶叶贸易中分肥的贪婪。

由于“ 自由贸易” 的潮流, 茶叶进口税才减至10 % 以下。尽管英国征收茶叶进口税率断变化, 每年征收的税额却不断增加。1793年,英国茶税收入60 万镑。1833年为330镑, 相当于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18 4 6 年又达到500万镑。19 世纪以来, 总计英国消费中国茶叶13850万磅, 征收茶税16764.4万镑,平均税率是12 % , 超过了同期中国茶叶的出口税率。由此可见, 英国资产阶级的敛财性甚至超过了东方的封建主阶级。

除了获取以上各种收益外, 英国在茶叶贸易中所受的唯一不利影响是茶叶进口导致了对华贸易逆差, 大量金银货币外流。

在英国取得茶叶贸易利益的同时, 中国也在茶叶贸易中赢得了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主要表现在:

一、茶叶出口使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对外贸易的顺差, 增加了国家的货币收入。古代中国出口贸易曾以丝绸、瓷器著称于世, 近代中国出口贸易则以茶叶、生丝闻名天下。

19世纪60年代, 茶叶一直是中国占第一位的出口商品。除1770 一1779年茶叶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60 % 左右外, 其余时期均占80 % 以上。

英国对华输入鸦片前, 中国茶叶出口一直使中国对英贸易保持顺差。1708--17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向中国输出的金银是5万镑, 1762 一1768 年, 平均每年输出的金银是73 万镑, 19 世纪最后几年, 达到20 万镑。

二、茶叶贸易使中国形成重要的税收来源, 并使中国的财政收入不断扩大。

17 5 6 年, 中国海关茶叶出口税是每担0.2两。80 年后, 增加到每担1.279 两, 相当于时价的5%。根据这些税率估计, 1760 一1833 年东印度公司一共购买中国茶叶11132540 担,中国茶叶出口税收累计大约应为2226508 一14238519两。如果加上当时海关各种浮收使茶税实际达到每担6两, 那么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几倍。

鸦片战争后, 由于茶叶与英国制成品没有竞争关系, 英国同意中国茶叶口税保持在值百抽十左右。当时具体制的茶税都是从量税, 所以征收的实际税率随物价、汇率变化而变化。另外, 在内地清政府对出口的茶叶还要征收厘金等杂税。1887年,汉口的茶叶税厘竟占茶叶出口总成本的35 % 以上。因此清政府每年都从茶叶贸易中得到了巨额收益。

三、茶叶贸易改善了中国的经济结构, 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茶叶出口既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增加了财政收入, 与此同时也间接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变化, 促使国内生产布局向适应世界市场的合理方向发展。由于茶叶出口有利可图, 市场对茶叶的需求量猛增, 刺激了国内茶叶种植业的繁荣。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广东、云南、广西等省普遍扩大了植茶面积, 各地茶区呈现出一片“绿叶青芽, 茗香遍地”的景象。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 新产品、新品种也不断涌现出来, 闻名世界的祁门红茶就是同治年间开始生产的。为了适应出口要求, “ 祁红” 、“ 屯绿” 、“武夷岩茶” 等名茶的生产比例迅速增加。茶叶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 使农村中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劳动力比例有所提高, 从事自然经济的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 从而改善了生产部门中劳力的分配, 使生产得以发展并进一步适应了市场的要求。

1839年, 印度茶叶出现在伦敦, 结束了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上的独占地位。从此, 中国茶叶开始面临其他国家的竞争, 茶叶贸易遭到了威胁和挑战。茶叶出口贸易的衰落, 使中国经济损失十分严重, 许多茶园被废弃, 被迫转产, 茶农和茶商都受到经济损失。1889 年, 福州的一个外国领事估计, 当年中国茶商的损失总额达到45万英镑。许多中国人的产业由此转移到外国人手中。茶业生产的萎缩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它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逆差趋势成为定局, 使中国失去了能够弥补外贸逆差的大宗出口商品。

中国茶叶出口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中国茶叶的生产水平和销售水平十分落后, 自然条件的局限, 影响了中国茶叶的量和成本。中国茶叶之所以在世界茶叶竞争中失利, 质量欠佳和成本高昂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

二、中国茶叶税厘负担沉重, 在国际市场上无法取得价格优势。当中国茶叶独占世界市场时, 清政府对茶叶征收10 %左右的出口税。税率虽然较高, 但是国外需求大, 市场上没有竞争, 因此可以把税负转嫁到国外。当国际市场上出现了同类产品时, 中国海关出口税率仍旧不变, 势必加重茶叶出口成本, 不利于市场竞争。

三、19 世纪80 年代以来, 世界茶叶市场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急剧下降, 进一步限制了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一般说, 国际市场上对一国商品的需求状况对该国的对外贸易有较大影响。

18世纪初, 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因为“ 茶叶只能从中国取得” , 而中国的自然经济又使得“ 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所以当时的对外贸易条件对中国有利, 茶叶贸易不断发展。19 世纪40 年代之后, 中国不仅面临鸦片入口泛滥, 西方工业品的倾销, 又失去了茶叶独占市场, 特别是在与印度、锡兰等国茶叶的竞争中, 遭到了英、美等国的岐视和排斥。英国为了扶植殖民地的茶叶生产和贸易, 大量向印度等国购买茶叶, 有意冷落中国茶。1890年,英国还宣扬绿茶会鞭坏肚肠, 不宜饮用, 人为干扰中国茶叶的销路。18 8 3 年, 美国国会也制订了针对中国的茶法, 限制华茶输入。英国商人甚至将中国茶叶拼合印度、锡兰茶出售,这一切都使国际茶叶市场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减少, 使贸易条件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 终于导致中国的茶叶出口危机四伏, 一落千丈。

从长远的观点上看, 茶叶毕竟属于初级产品, 在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中, 初级产品的出口与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在速度、价格方面的差距是很难缩短的, 而且有拉大距离的趋势。所以,即使中国茶叶仍然独占世界市场, 中国也不可能单纯依赖茶叶贸易永远赢得进出口的顺差, 继续保持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优势。不过, 茶叶终究是中国相对成本较低的较优势产品, 发展茶叶贸易, 现有有利因素很多, 可以尽可能的节省劳动, 尽快地缩短与国外同类产品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可以通过竞争, 重新取得产品优势。而且, 发展茶叶贸易还可以增加国际收入, 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历史证明, 利用国内比较成本较低的产品换取比较成本较高的国外制造品, 有利于经济发展, 获取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

第4篇：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优势与劣势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国与国之间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教育输入输出,是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服务贸易相结合的产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急剧增长,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教育已经成为他们国家服务贸易的重要部门,全球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额每年高达 300亿美元以上,国际教育成为名符其实的产业部门和新的经 济增长点。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发展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教育市场竞争，从而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我国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优劣势分析

我国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既有比较优势,也有相对弱势。辩证地看待这种状况,是确定相应的贸易策略和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一)比较优势

市场优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服务市场。2004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3648.98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2000多万人, 民办教育在校生1768.38万人。这一市场规模还是在约束需求的条件下实现的。2004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仅48.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 19%,潜在教育市场同样十分巨大。在教育服务供给方面,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一个体系完善、质量良好、教育严格的教育体系,建有各类高中阶段教育学校 31407所,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校2236所,民办高校(机构)7.85万所,教育服务供给发展能力强劲。

产品优势。中国的迅速发展,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使得汉语、中医药、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戏曲等传统学科专业和 中国法律、中国财经等新兴学科专业越来越受到世人青睐。比如,汉语与英语一道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日本95%以上的大学将汉语作为最主要的第二外 语,美国将汉语作为公共外语的大学超过700所,法国近几年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考生人数以每年60%的速度递增。我国作为汉语的母语国,提供和 发展汉语教学服务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要素禀赋优势。

成本优势。我国高等学校生均运行成本目前维持在1.2万左右,而美国高校仅生均经常性开支一项即达18383美元。 (1995-1996),为我国的十多倍。生均成本构成中,教师要素的工资是主要部分。据《光明日报》(2002年9月10日)报道,2001年我国高校 教职工平均工资为18054元,而美国高校(2002年)全国教师平均工资达6万多美元,约为中国的27倍。

(二)相对劣势

1.学历学位的国际认同度较低 我国高等教育学历学位的国际认同度较差,是制约我国国际教育服务出口贸易发展的瓶颈,也是进口贸易规模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尽管加入WTO 后,我国政府已先后与20多个国定和地区正式签署了《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议》,但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承认我国高等教育的学历和学位。而 且,由于高等教育中各个院校有权制订各自的录取标准,对于每一个国际学生而言,要顺利进入某所国外院校就读,仅有政府层面的资格保证是不够的,还必须达到 该院校的具体录取要求。 2.教育市场体系建设滞后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教育服务仅仅视为公共产品,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即使举办各类民办学校也主要是针对政府对教育投资的不足。由于产权 制度和竞争机制的缺失,在教育处于卖方市场的条件下,教育服务提供者就既无动力又无压力去提高效率和改善品质,这是我国教育服务低效和优质教育供给匮乏的 基本原因。正如克拉克在解释美国大学在国际上的优良素质同它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所占据的位置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现象时认为:“虽然全面的答案非常复杂,但是从 历史和组织的角度,解释集中在多样性的机构在一个具有独特的竞争性的领域中所采取的主动性上面„„正是由于学府之间的竞争性互动,才形成了„„在大众化的 高等教育背景下的精英结果”。面对竞争的、开放的国际教育服务市场,我国似乎并没有作好足够的市场准备。

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策

英国文化协会和澳大利亚IDP教育机构曾预测,全球范围内出国留学的人数2003年为310万，到2020年将增长到580万,上升幅度超 过87%。这是一个令世界各国垂涎的巨大贸易市场。作为贸易大国,我们必须及早制定相关发展对策,积极发展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抢滩更大的市场份额。

(一)树立教育产业观。在开放的条件下,无论发展何种贸易,都必须尊重产业和市场运行规律,要充分利用市场这一效率机制来实现利益的最大 化，教育服务贸易不可能例外。因此,发展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产业观。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从理论上给出了论 证,包括教育在内的传统公共部门同样需要引入或部分引入市场机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教育产业观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市场解决的是效率问题,但无法解决公 平问题，实现教育公平这一目标只能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将市场的效率机制和政府的公平机制完善地结合起来,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 易的一条必经之路。

(二)培育和完善教育服务市场体系。在建立教育服务市场体系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健全现代教育产权制度,要构造一个以真正意义上 的学校法人产权为基础的融国有产权、共有产权和个人产权为一体的教育产权结构,明确界定政府、高校和市场的权能边界,由此生成对教育市场主体的产权激励机 制。同时,有意识地在诸如招生、拨款、师资配置等教育领域引入一些竞争机制,逐步培植我国教育市场主体以赢得竞争和发展能力。

(三)加快建立我国教育服务质量保障体系。实施质量认证、参加国际教育质量活动是解决学历学位互认问题的正确选择。与其寻求国家间外交对等 式的学位互认,不如着力建设我国自己的教育质量标准、保证体系和质量认证机制,这样既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而且可以向世界展示我国的教育形象,提升我国教 育系统的国际地位。在这方面,我们应抓紧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确定科学的质量标准,建立以认证为基础的各级各类教育质量保证体制与机制。

(四)制定并实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规划。积极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不仅是减少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有效途径,也是保持我国世界影响 力的重要手段。我们要把来华留学生教育上升到国家教育战略高度,制订并实施系统性、综合性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中,相关支持体系建设意义 重大。必不可少的支持策略包括制订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外国留学生权益;发挥政府在宣传、推介等服务上的规模经济优势;适度扩大对外教育投入,增加来华留学 政府奖学金额度;扩大招生院校规模及其招收留学生的自主权;抓紧实施“211工程”和“985计划”。

(五)创设多元化文化氛围。教育是文化的载体，由于各国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同,各国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文化传统。当今时代,多元文 化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而不同”将是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我们要发展国际教育,就必须面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并且要以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 襟去主动地接纳世界各国的文化与文明,要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调之上创设多元文化氛围,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生在这里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提供便利,同时也突 出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王红斌 江西财经大学)

第5篇：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对策与建议

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对象已达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导致外需萎缩的大背景下，由于各级政府和进出口企业认真应对，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的表现仍然可圈可点。 从2002年到2008年，我国外贸经历了七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26%，进出口总额翻了两番多。与此同时，人民币不断对外升值，产业结构不优化、经济增长慢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问题依旧突出，同时出现了贸易顺差急剧扩大、摩擦迅速增加、与宏观经济不协调、资源能源和环境承载吃紧等一系列新矛盾。从以下四方面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从汇率方面，人民币对外的不断升值，

最重要的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于我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尽管2013年进出口总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但7.6%的增速仍然低于8%这个增长目标。而在2012年，全年外贸增速仅为6.2%，也远低于当年初确定的10%目标。巨大的贸易顺差加剧了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国际 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从以上的分析得知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我国历年来的出口策略都以获得贸易顺差为主，给予产品的出口很大的补贴，有的产品的出口利润就来自于出口补贴，这一方面造成我国贸易顺差扩大的假象，另一方面不利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高;

2、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养老、医疗等制度改革还未完成，未来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较大，居民将收入的很大比重用储蓄，从而使得内需严重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国际市场上的需求。目前我国政府应该努力控制好人民币升值的速度，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二)优化产业结构方面

在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时代，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推进进出口结构的不断合理化、高级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

首先，实行产业倾斜，发展支柱产业。我国应实行产业倾斜政策，大力扶持和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有计算机、汽车、石化、电力、邮电通信、生物、机电、电子等行业和部门。产业倾斜政策主要在资金信贷支付、进出口经营权和配额许可证优惠、减免关税和税收、规范出口退税、国家补贴和采购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

其次，采取务实的产业发展模式，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不宜全国一刀切，都采取同一模式。要根据地方经济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充分发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各自长处，相互取长补短，使两种模式都能较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

再次，发展规模经济，我国应确定一批具有潜在竞争优势，又有巨大规模经济效应的产品，作为扶持和保护对象，尤其应积极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搞好规模化生产和经营。具体到实践来看，前面讲到的支柱产业都可作为发展规模经济的首选产业。当然具体到不同地区又有不同的选择，国家应从宏观全局上通盘考虑，尽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避免重复建设。而且，在企业分布地区上也应适当集中，把主要产品合理地分布在全国的某些重点城市和地区，这样也有利于扩大规模，提高规模效益。

最后，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我们除了在规模经济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应注意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外，还可通过国际贸易和合作来进一步优化我国的三大产业结构，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会使得更多的就业人口需要寻找出路。因此，发展第三产业便显得日益重要。从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第三产业是最能吸纳就业人口的产业，有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已占到全部就业人口的70%以上。我国只有把第三产业发展上去了，把大量剩余劳动人口吸纳进去了，才能为规模经济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中国经济增长水平方面

中国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增加比较劣势产品的进口，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和利用率，最大限度地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与出口结构上的不同，使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又具有资源转移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功能，即通过初级产品和一般加工产品的出口和投资品的进口，实现国内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间接转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水平的调整需要下面政策：首先，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向常态回归。 货币政策需要从紧到宽松的转变，使之积极的货币政策，建议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缓解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降低实际资金使用成本，给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输血，反哺利润给实体经济。 其次，必须最大限度地解决腐败问题，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平稳的社会环境。目前可行的一个办法是，尽快建立新公务员收入财产申报公示制度。采用以上政策建议加快经济增长，呈现中国对外贸易的正影响。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1)努力实现我国FDI利润最大化。

从政策角度出发，改善我国FDI环境是很必要的。应加强我国同国外的交流机制，为促进我国企业寻找海外投资机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和交流平台。不仅加速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使对外投资企业尽快适应国际法律标准，而且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管制成本促进对中国FDI的发展和提高。

(2)加快制定、完善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放宽企业投资领域、融资信贷方面的限制，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息服务等，从而鼓励国内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3)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方面

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促进企业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鼓励我国一些具备实力和条件的企业，积极到发达国家举办合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购并拥有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等，学习和吸收世界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增强我国的技术实力。

(4)在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方面

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对外投资结构的升级;同时，要突破印度产业溢出效应不高的局限性，鼓励前后向联系较强的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如石油加工、家用电器、机械制造等，充分发挥其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

(5)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方面

企业决策者应认识到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优越性，熟悉跨国兼并的运行规律、相关法律和必备知识。同时，应逐步完善配套政策，如提供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措施，为跨国并购提供保证。当然，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力与经营状况，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和规模，鉴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应谨慎采用并购形式进行跨国投资。

(6)在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方面

加强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高投资收益率。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为国有大型企业，对投资效益重视不够，且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够透彻，存在较多失误，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不高。因此，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应首先通过实地调查等各种渠道，对所投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及市场情况进行充分调查了解，加强投资的可行性研究，从而提高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

第6篇：中国内地与港澳台的贸易情况分析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情况分析 历史概况：

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之一。从1985年开始,内地一直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占香港外贸总额的四成。截至2009年底,香港是内地最大的FDI来源地。

香港在对华贸易中扮演过的角色：

一、香港很早就发展成为大宗消费品及走私商品的输出地和特殊贸易的交易所。

二、香港还是内地初级产品的精加工中心

三、香港是小额进口特货及出口杂货的重组港

四、香港还是国内大宗工业原材料、燃料的消费地

香港还在与贸易、航运、金融、保险等相关的领域发挥了一些比较零碎的功能，如船舶修造、航运保险、金融汇兑等。 现状与特点：

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全球经济发展放缓以及美国“9.11”事件的影响,香港经济一度遭受了较大的困难,香港目前现是内地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和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 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关系转变与展望

1、投资规模以中小项目为主转向以大中项目为主。

2、投资区域从广东、福建、深圳等沿海地区发展至全国,特别是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华北、华东以及华中地区。

3、投资领域由制造业、房地产扩大到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如港口、码头、电站等。

两地经贸合作将进入更紧密联系阶段。

京九铁路的建成,为中西部打通了一条大动脉,为港商投资转移创造了条件,而内地“九五”计划和2010远景规划的实施,为港商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性机遇。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使香港与内地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它标志着中国入世后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出现历史性的变革。签署CEPA是中国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构建祖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大中华经济圈”的起点，是实质性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步，其追求的利益是长远的，造成的影响也将是广泛而深刻的。

中国内地与澳门贸易的背景

随着香港、澳门回归和中国、台湾的入世，中国在被誉为“经济联合国”的WTO中也拥有了四个席位，出现了“一国四席”的局面。中国以“一国四席” 的模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给中国，乃至给国际社会都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澳门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WTO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处理和内地的关系是必将面对且开始面对的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 CEPA——两地经贸合作的里程碑

为了更好地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促进两地 , 更紧密的经贸往来 2003 年 6 月 29 日和 10 月 17 日 ,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了《关於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为 CEPA) 澳门CEPA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大的方面：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通过逐步减少或者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通过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减少或者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通过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内地与澳门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CEPA在2004年1月1日的如期实施，将对澳门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CEPA的逐年更新 具体说明(1) 具体说明(2)

在专业资格考试方面，至2011年11月底，澳门共有9人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3人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208人成功考取国家医师资格证书、1,076人次考获烹饪、美容、美发、电工、插花和计算器技术等19项不同级别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贸易投资便利化

双方协议在7个不同领 域进行便利化合作，包括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商品检验、动植物检验检疫、食品安全、卫生检疫、认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中小企业合作;产业合作。 内地与澳门贸易状况(1)

中新网4月27日电 商务部网站27日发布2011年1-3月内地与澳门经贸交流情况，据统计数据，2011年1-3月内地与澳门贸易额为5.1亿美元,同比上升6.7%。 具体如下： 

一、两地贸易

 2011年1-3月内地与澳门贸易额为5.1亿美元,同比上升6.7%。占内地对外贸易额的0.06%.其中, 内地对澳门出口为4.7亿美元,同比上升2.2%;自澳门进口为0.4亿美元,同比上升114.8%。

 2011年3月内地与澳门贸易额为2.06亿美元,环比下降40.0%。其中, 内地对澳门出口为1.95亿美元,环比上升85.7%;自澳门进口为0.11亿美元,环比上升22.2%。 内地与澳门贸易状况(2)

二、吸收澳资

2011年1-3月内地共批准澳商投资项目65个，同比增加22.6%,实际使用澳资金额1.5亿美元,同比下降24.2%。2011年3月内地共批准澳商投资项目37个，环比上升270.0%,实际使用澳资金额0.4亿美元,环比上升33.3%。截至2011年3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澳资项目12621个，实际利用澳资98.5亿美元，澳资在我累计吸收境外投资中占0.9%。

三、对外经济合作

2011年1-3月,内地在澳门承包工程合同数共计6份,合同金额1.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0亿美元,月底在澳劳务人数50133人。截至2011年3月底,内地在澳累计完成营业额116.5亿美元。

澳门与中国内地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国对台湾的经济贸易

近二十几年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

回顾将近三十年来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

一、两岸关系的缓和与经贸往来的恢复(1979-1987) 

二、两岸政策互动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1987-1992)



三、两岸经贸政策的法制化与经济关系的深化发展(1992-至今) 两岸未来的经济贸易发展前景

1、两岸贸易正常化，贸易额有较大增长

2、两岸贸易依然处于非正常状态，贸易发展变数较大

3、未来几年可能呈现的趋势 (1)两岸贸易额会进一步扩大

(2)两岸贸易逆差的状况可望得到改善 (3)两岸区域经济整合步伐将加快 (4)引发两岸产业结构调整

两岸贸易正常化，贸易额有较大增长

如台湾当局能回到“一中原则”或“九二共识”上来，两岸经贸关系将出现良性互动局面。两岸作为一国之中的两个世贸组织成员，将依据WTO规则及两岸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实现两岸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两岸产业合理分工，带动两岸贸易规模的扩大及贸易结构的改善。两岸经济将出现互惠互利共同增长的局面。依据目前台湾当局的政治立场，这一理想状态将是两岸长期奋斗的目标。 但两岸贸易依然处于非正常状态，贸易发展变数较大

由于台湾经济持续低迷，台湾当局迫于执政的需要及选举的压力，为依靠内地经济发展带动台湾走出经济衰退，将对台商赴内地投资适度放开，对内地进口可能有些许松动。这将使两岸贸易总量有一定幅度增长。内地对台湾出口尽管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仍将受到台湾限制政策的制约，也不排除台湾当局借助WTO有关条款将对内地设限“合法化”的可能。因此，两岸贸易结构失衡的局面近期难以有大的改观。但是，应当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及市场经济原则的作用下，两岸在多种产业所形成的分工协作体系，在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终将使两岸贸易冲破政治因素的干扰，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获得迅速增长。 未来几年可能呈现的趋势

(1)两岸贸易额会进一步扩大

由于2002年是两岸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两岸贸易额有可能在预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增，尤其是内地从台湾的进口有可能大幅增加。加入世贸组织后，依据WTO原则，台湾势必放宽对内地产品进口、投资的限制，这对两岸贸易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内地对台湾的出口会逐渐提升;加入WTO，两岸市场进一步开放，从内地来讲，削减关税和其他市场开放措施无疑会对进口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2)两岸贸易逆差的状况可望得到改善

由于台湾对内地实行了种种限制，使得两岸贸易出现大量逆差的情形。加入世贸组织后，台湾对内地进口限制措施逐步消除，内地原材料、农矿资源和低价半成品或组件对台出口将大幅攀升。同时，内地在纺织品与资讯业方面竞争力日趋增强，内地产品进入台湾的机会大大增加，两岸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有可能得到改善。 (3)两岸区域经济整合步伐将加快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21世纪国际竞争将结合区域优势而展开，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法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单打独拼取得优势。近十几年来两岸经贸关系的蓬勃发展，已经使两岸经济区域整合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为台湾经济转型升级带来巨大效益。随着港澳先后回归祖国，两岸四地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港澳在两岸交往中的中介作用更显重要。21世纪将是两岸经济加快整合的世纪，两岸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包括更广泛的区域和广泛的行业展开，分工合作的模式将更加多样化，原先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形态也将转变为“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结合的模式。

(4)引发两岸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内地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高，轻工业产品全球占有率大幅增加，同时，资本密集型工业产品，如化工、橡胶、塑料、造纸、钢铁和非金属制品等，全球市场占有率也会增加，因而带动对台湾相关零组件的需求。而台湾在内地投资产业的多样化及技术层次提高，使得台湾输往内地货品主要集中机械、电机设备及其零件、塑胶、化纤加工原料等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此外，台湾在加入WTO后，增加对内地的进口需求，若干产业及厂商将受到较大冲击，譬如纺织业、石化业、钢铁业、电子零件业、机械、重机电、通讯、照明设备及电视、激光视盘机、收音机、音响、计算机、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电或消费性电子产品。 两岸加入WTO，无疑将对双方扩展更多的贸易与投资机会，除了提升台商对内地的投资意愿，更可能促成直接贸易的推展。尤其若跨国企业积极投入内地市场，将会促使在台投资的跨国企业要求两岸直接经贸往来。另一方面，两岸经贸关系愈趋密切，也将预期带来更多纷争，不论是仿冒或是倾销的问题，都有赖双方及早思考应对策略。因此，两岸政府对相关法令进行修订，建立相关的安全防卫制度是未来两岸以及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贸易能否顺利扩大的关键因素。 WTO背景下大陆与港台经贸关系 主要内容：

祖国大陆入世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内地入世将使香港直接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祖国大陆入世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中国入世也使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就整体来说，尽管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系的直接交往日增，香港作为中国内地的桥梁作用可能会稍微减弱，但中国入世所带来的重大商机应可确保香港与祖国内地商贸有更大增长。

祖国大陆入世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台湾在祖国大陆加入WTO后以发达经济体成员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其向WTO进行的承诺与祖国大陆相比更进一步，加上台湾本土市场狭小，因此与祖国大陆相比，台湾经济在入世后可能要面临更大的冲击，尤其是祖国大陆入世可能会对它造成更大的影响。

祖国大陆入世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祖国大陆市场开放，台资企业发展空间增大;

二、台湾与祖国大陆将在WTO统一的经济规则下运行，以往台湾对两岸经贸往来的行政干预和阻挠将无法继续，贸易更趋自由化 祖国大陆入世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然而，这两方面的影响将给台湾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 WTO背景下的两岸三地经贸投资合作关系 应该怎么做?

1.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两岸三地应利用“一国四席”的独特资源，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2.两岸三地在WTO框架下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仍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3.香港面对祖国内地入世应重新定位

4.强化与祖国大陆的合作是台湾经济复兴的必由之路

WTO背景下的两岸三地经贸投资合作关系

1.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两岸三地应利用“一国四席”的独特资源，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中国应该利用其WTO框架下¡°一国四席¡±的独特资源，在两岸四席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祖国大陆与港澳台经贸关系的发展，发挥产业分工和互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如祖国大陆提供广阔的市场、低廉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领域发挥优势;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提供完善高效的金融、贸易服务;台湾是全球重要的IT设计中心，在资讯科技、金融等领域发挥优势;澳门在博彩、旅游业方面继续保持特色。

WTO背景下的两岸三地经贸投资合作关系

2.两岸三地在WTO框架下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仍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港澳方面来看，由于港澳对传统产品几乎没有关税，因此港澳与祖国内地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应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有所区别，应侧重于投资和服务贸易方面。这样就能够充分发展港澳的金融业、服务业和旅游业，促进祖国内地的服务贸易，同时还有利于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

从台湾方面看，台湾与祖国大陆结盟的前提是台湾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此，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取决于两岸能否在政治上达成共识，以及随后是否顺利实现两岸“三通”。

WTO背景下的两岸三地经贸投资合作关系 3.香港面对祖国内地入世应重新定位; 第一，提高贸易、金融等服务水平

面对国外贸易公司进入祖国内地市场的直接竞争，香港公司不单需要提供优良的交易、仓储和分销服务，而且还需要有能力提高、整合和协调供应链的每个环节，包括在祖国内地和其他低成本地区进行生产活动。它们必须改变以往“左手转右手”的贸易方式，在生产及分销过程的前端及后端，提供设计、市场推广和贸易服务等增值服务措施。

第二，提升香港与祖国内地合作的层次

中国加入WTO后，祖国内地与香港将在统一的市场规则的基础上运作，香港在祖国内地的投资将更加自由和开放。面临这样的机遇，香港应改变过去“前店后厂”的简单加工贸易合作格局，而与祖国内地进行广泛的合作，积极开拓祖国内地市场，充分利用内地科技人才资源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改变过去港商向祖国内地扩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积极与祖国内地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 WTO背景下的两岸三地经贸投资合作关系

4.强化与祖国大陆的合作是台湾经济复兴的必由之路。

 台湾以经济发达体加入WTO，与祖国大陆相比其内部产业将受到更大的冲击。而且由于近年来台湾岛内经济萎缩、产业环境恶化，面对祖国大陆繁荣的市场，许多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加大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出现了台湾高科技产业外移，岛内产业空洞化趋势。

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两岸没有实现“三通”，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贸易相当比例以经香港中转、转运的形式进行。  面临这样困境，台湾惟一的出路就是加强与祖国大陆的合作。台湾当局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2002年的新年贺词中已流露出一些意向，并且也正积极拟订加入WTO后两岸三通的有关措施。如果实现“大三通”，不仅会促进台湾的港口运输业发展，维持其亚太转运中心的地位，而且还会带动台湾岛内的经济复苏。

第7篇：土耳其的水库征地与移民安置

本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土耳其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征地拆迁、移民安置有关的各级政府机构的访问，了解该国在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建设中的征地拆迁、移民安置与重建的政策法规、管理体系、规划设计与实施等方面的做法与经验，以供我国参考和借鉴。

一、土耳其共和国基本概况

土耳其共和国位于亚洲西部，地跨亚、欧两洲，面积78万km2.其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上，占全国总面积的96.9%.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南角，占全国总面积的3.1%，海岸线长3558km.

14世纪初，土耳其建立了奥斯曼封建帝国，

15、16世纪是其全盛时期，此后开始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逐渐入侵。1919年爆发反帝反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1920年成立国民政府，1923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1971年同我国建交。

土耳其人口约6164万(1995)，人口增长率约1.7%，其中城镇人口约60%，约80%为土耳其族，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土耳其语为官方语言。

全境绝大部分为高原、山地，仅沿海有狭窄的平原。小亚细亚半岛东西长约1000km，南北宽约600km，面积52.5万km2.半岛的主体是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海拔800至1200m，东部海拔2000至2500m，西部比东部低，山间多陷落盆地。高原南边是托罗斯山脉，一般海拔2000至3000m左右，山势峻峭，多死火山，地面熔岩广布。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山脉和海岸直交，海岸支离破碎，半岛、岛屿、岬角、港湾相间。

境内河流大部分水流湍急，不利航运。东南部山地为著名的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的上游。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有克泽尔河等流入黑海。克泽尔河干流长1150km，是小亚细亚半岛上最重要的河流，西部注入爱琴海的河流，多迂回曲折，河谷为连接高原内部的通道及重要农业区。

土耳其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内陆高原较干旱，向亚热带草原、沙漠气候过渡。各地气候差异较大。黑海沿岸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在700至2500mm之间，东部比西部多，冬季降水较多，西部沿爱琴海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从沿海的500至750mm，向东部减少为380—500mm，降水主要在冬季。南部地中海沿岸年平均降水量在500—750mm之间，山地区可达1000mm以上，降水主要集中在冬季。安纳托利亚高原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在250-400mm之间，春季降水较多。土耳其东部比安纳托利亚高原降水量多。

土耳其现有耕地约2700万，草地和牧场2700多万ha.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玉米、稻米等。

二、土耳其国家水利工程总局(Dsi)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概况

国家水利工程总局(Dsi)是土耳其政府进行全国水资源规划、工程建设和运行的主要机构。1994年，Dsi雇有4644名工程师和25385名永久性工作人员。Dsi作为一合法实体成立于1953年，归公共工程及安置部领导。作为国家主要的自然资源开发机构，Dsi负责管理属国家所有的全部地表及地下水资源和部分公共土地。1994年Dsi用于其项目的经费约占政府投资预算的28.4%，占政府总财政预算的3.5%.

Dsi的宗旨是“开发水及土地资源”，其职责包括：流域开发规划、为农业提供无污染水源、水力发电、大城市的市政及工业供水、水质改善、防洪、河流整治及控制、环境治理及对水工设计和施工材料的研究。法律授予Dsi的特别权力包括临时征用土地及不动产来行使上述职能。

至1994年，已建成164座大坝、74座水电站、1217座灌溉及拦沙坝。这些工程和其它在建工程完成后将最终提供土耳其用电量的一半左右。国家开发计划全部完成后，495座多用途水坝将灌溉850多万ha的土地，年发电量将达1222.40亿kW.h.

土耳其目前正在实施的一个重大项目为东南安纳托利亚工程(GAP项目)，包括22座大坝，19座水电站，总装机7476MW.年发电量27345GWh，灌溉面积169.3万ha.现已建成3座水坝、2个水电站(装机容量为3200MW，发电量16254GWh)，灌溉面积可达3.6945万ha.

在建5座水坝、4座水电站(装机4.52MW，发电量1051GWh)，建成后灌溉面积可达24.2万ha.

三、土耳其的土地征用、移民安置与重建

(一)土地征用

按照土耳其宪法的授权，政府可征用公共工程所需的土地，为此制定了《征地法》，规定了实施征地的程序。国家计划组织的项目选择标准是把投资预算分给那些征地费用最少的项目。其目的在于帮助政府机构把重点放在那些较少或不需征地并且移民工程不太棘手的项目上。Dsi作为水坝建设机构，负责征用项目建设需要的不动产，对不动产进行估价。征地赔偿原则上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如果土地所有者要求由国家进行移民安置，则其补偿金将由Dsi存人一个特别的移民基金中。

征用的财产价值由一个特别委员会决定。其组成人员每五年换一次。共有5名常务委员及5名候补委员，其中3名委员由省级行政委员会任命，2名从财产所有人中选出。

Dsi在水坝施工现场及库区按下列征地顺序征地：第一，是大坝的轴线位置，施工便道及料场。第二，按施工计划从最低的河底高程处至围堰高程处。第三，从围堰到规划的高于最高水位的征地等高线。最后，按财产所有人的请求和政府的批准征用邻近的不动产。

至1992年末，Dsi已征用了35万多ha土地。预计，将要征地的总数将达到70万ha，这一数字已近于土耳其国土总面积的1%.

(二)移民安置方法

在土耳其，土地征用和移民是两种不同的活动范畴，国家水利工程总局(Dsi)负责土地征用，国家乡村事务委员会(GDRA)负责移民。在征地和移民过程中，Dsi起主导作用，因为它是导致移民的主要机构。

土耳其宪法中规定了国家移民政策的总体框架，按照宪法精神制定了《移民法》。《移民法》中明确规定对属于移民或请求政府帮助迁出的移民，政府必须负责。移民法还包括解决移民迁进土耳其、在土耳其内移民和合并零散的村落过程中的移民问题时应采取的措施。

目前，在土耳其，根据现行移民法，实行两种类型的移民：①农村移民;②商人、技工和其它有专业技能的城市移民。在实施移民计划时，政府提供必要的资本如土地、房屋、商业场所和营业资金。农民可得到一定的土地、农畜、工具、设备、牲畜圈棚、仓储地和其它设施。政府还对移民搬迁提供交通条件。

(三)移民实施

当GDRA从Dsi收到必要的资料后，移民过程正式开始。接着Dsi将提供给GDRA有关的现场机构需要征地的清单和地籍图。当移民实施时，同时也进行征地工作。首先，进行意向调查表，以确定家庭是否愿意搬迁。如果愿意，再询问搬迁的类型，如向城市还是向农村搬迁。然后，省移民委员会将确认哪些家庭有资格移民。

土地的数量及其分配形式由卫生和社会援助部及农业部按家庭人口来确定。

法律规定了在建设过程中雇佣政府工作人员，并在移民过程中无偿提供木材。

确定了有资格的移民人口后，GDRA将配合Dsi安排移民计划。另外，除了存入特别移民基金内的资金外，短缺的资金将请求在一般预算中给予补偿。在这一阶段，同时还进行选址的研究。在取得政府分配的必要土地和资金以后，对移民区的建设进行招标。在房屋建成之后，有资格移民的家庭按政府搬迁计划搬入新的居住点。如果施工延期，有资格的移民人口将被安置在附近的临时住所。

提供给移民的不动产在10年的时间内不得以任何理由出售。同时移民在5年内免税。

省长、市长是及时、全部把重建款分配给移民的最高负责人。他们也将对移民恢复其原有的生产水平负责。如果淹没的村子在水库淹没区域高程之上拥有现成的土地，政府将允许这些人移居到这一地区，并提供技术上和财政上的帮助。

(四)重建

政府采取下列措施来重新恢复移民的生活水准：①那些贫困线以下的移民家庭有资格一经批准就可得到食物、燃料、保健品和衣服。②提供现金或某种信贷来购买机器和其它设备，偿还期延期2年，7年内还清。偿还从第3年末开始，分4年以相同的金额分期付款。利息按10%计。运行资本贷款是另一种帮助重建的形式，它1年到期，利息按10%计。移民费用的偿还期是25年，包括5年宽限期(初始利息免除期)。移民者在搬迁过程中可享受与政府低级雇员津贴相同的旅行补贴。

除了上述的金融支持外，政府还提供许多就业机会来提高移民的生活水准。这些工作的必要设备也由政府提供。每一个乡村移民区配备一个保健中心，包括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和一名助产土。政府还实行经常性的卫生管理，在移民过程中召开信息发布会。在移民区还建立通讯、邮政设施。开展社会活动以支持、帮助移民与当地人和睦共处。

移居于水库淹没线以上地区的人可以建立合作社，比如渔业合作社。在Dsi帮助下，Dsi鱼种场以向水库提供鱼苗的方式对合作社给以支持。

(五)Dsi不动产征用部简况

Dsi不动产征用部下设4个科，即征地科、地籍管理科、项目规划与监测科、调查评估科。现有33人，其中农业工程师10人、测量工程师1人、土木工程师1人、高级职员11人。

Dsi不动产征用部的主要职责是：(1)制定不动产的征用政策和具体实施计划;(2)准备征用土地所需的地图、文件;(3)为财产估价委员会提供帮助;(4)根据项目的重要程度，为Dsi制订土地征用预算，编制与实施年度计划;(5)协调Dsi的地区委员会与有关政府部门的关系;(6)从财政部、林业部申请必要的土地用于安置移民;(7)将有关移民人口的基础资料提交给国家农村事务部、国家乡村事务委员会;(8)发布官方的征地移民通告，对法律诉讼结果制定处理措施;(9)建立Dsi土地财产档案;(10)向国家计划组织提交移民重建家园的报告;(11)为Dsi项目制定移民计划，并根据规划对实施过程进行监测;(12)根据征地、移民情况，编制季度进度报告给外资贷款方。

截止94年，Dsi已征地75万块约35万ha，从森林部、财政部要求划拨土地为15万ha.

Dsi不动产征用部各科的主要分工职责如下：

(1)征地科：征地;购买土地;土地分配;土地划界;准备征地图纸;划定和标定征地范围;准备招、投标文件和最终确定土地价格;起草有关征地的法律框架文件;土地调整;提供地籍图纸。

(2)地籍管理科：资产交换;统计征地过程中价格变化情况;土地登记造册;土地出租;不动产产权转移与移交;收回征用后的土地;出售Dsi的不动产。

(3)调查评估科：土地估价;临时用地损失调查;对需政府帮助移民者进行调查评估。

(4)项目规划监测科：移民监测;移民恢复重建;征地与移民对环境影响的分析;统计数据的收集;处理移民过程中的问题。

四、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及建议

土耳其与中国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近15年发展较快，土耳其现已成为欧共体、北约成员国，社会经济发达程度已远高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400多美元。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方面，中国与土耳其有许多相似之处。土耳其有丰富的国土资源和水资源，水力发电占整个能源供给的37%，已灌溉面积达400万ha，占可灌溉面积(850万ha)的45%.水力资源已利用部分占总蕴藏量的15%.土耳其政府十分重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水利工程引起的移民与重建问题。

通过本次对土耳其水库征地与移民重建的考察访问，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感到有下述几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在工作中进行参考与借鉴：

(1)土耳其政府对水库移民工作非常重视，制定了《征地法》与《移民法》两部重要法律，从法律上明确了征地、移民工作的机构、程序、内容、方式、步骤等。与我国相应的法律相比，更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建议组织力量翻译土耳其有关征地、移民的法规，并进行中土对比研究。

(2)土耳其将征地、移民工作分开的思路与做法很值得研究借鉴。在土耳其，水利水电工程征地由业主(Dsi)负责，采用项目出资完全赔偿的办法(而不是我国“前期补偿补助，后期扶持”的办法)，赔偿价格既不完全是市场价，又经过了独立于征地方与被征地方的充分合理公正的评估，且征地有关各方面均可通过法律诉讼对赔偿进行质疑。移民在得到合理赔偿，在经济利益机制驱动下，既可选择由政府安置，也可选择自我安置的方式。由国家安置的移民费用部分由国家提供30年期(含5年宽限期)的无息贷款解决，国家承担部分列人政府社会发展计划及预算，具体工作由乡村事务委员会承担。

(3)土耳其在移民重建过程中，对安置村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其优先利用国有土地安置移民、各有关行业(教育、卫生、农业、社会、金融等)共同支援等许多移民工作的政策与做法值得研究借鉴。

(4)土耳其政府特别重视水利水电建设，Dsi在政府中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比如从Dsi预算占国家财政预算3.5%及投资预算的28.5%中可见一斑。土耳其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与施工建设和水平也是比较高的，Dsi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的愿望也比较强烈。很值得我国与其加强双边互访、交流与合作。

(5)土耳其刚加入欧共体和北约，正处于过渡期，可作为中国技术、劳务、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桥梁，同时，土耳其一些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欲望也比较强烈，可考虑组成中土联合体，承接中国、土耳其、中东、中亚以及欧洲的工程建设项目。

五、未来合作的设想与建议

在总结会上，不动产征用部主任贝拉姆先生代表Dsi提出了以下合作建议：

(1)中、土两国移民机构各自将自己国家的与移民有关的法律翻译成英文，相互交流，进行比较研究讨论和相互了解。

(2)进行水利水电项目引起的土地征用、移民安置、监测、公共设施重建等方面的信息与文件交流。

(3)双方各找一个涉及移民的比较典型的水利水电新建项目，双方交换年度实施进度、移民及其恢复情况报告，并每年到各自工程移民区互访一次。

(4)与水利部移民办、河海大学合作开发移民方面的计算机软件(包括土地征用与移民安置规划、实施、监测评估)。

(5)相互邀请两国同行参加在中、土举行的国际、国内研讨会。邀请中方为Dsi计划主编的“移民与重建”212作手册提供稿件。

(6)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可行性研究方面，建议组织政府间合作。

(7)建议向各自的主管部门提交正式的文件，土方将向其外交部报告中土水利交流的情况，并表示通过外交途径最好能达成政府间的正式合作协议文件。

(8)建议合作工作从1996年初开始。

考察团对Dsi的提议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建议水利部有关司、局积极研究，并邀请Dsi主席Ozenci先生访华，商谈两国水利部(局)合作计划，并积极组织实施。

【 团 名 】：水利部移民考察团

【报 告 名】：土耳其的水库征地与移民安置

【 类 型 】：水资源开发管理与能力建设

【出 访 地】：土耳其

【出访时间】：1995-11-08

【结束时间】：1995-11-24

【组团单位】：水利部移民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