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媒体理论论文

综合国外媒体报道，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已经研发出一种新的大楼防震技术，他们称由增压橡胶组成的“外衣”能让震波绕过建筑物，从而达到“隐身”的效果。威廉帕内尔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表示，地震易发区的大楼的地基如果围上增压橡胶，从理论上说可以阻止弹性波穿越地面影响大楼主体建筑，弹性波只会从橡胶两侧通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外媒体理论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外媒体理论论文 篇1：

中国网络媒体和国外媒体对运动员冠军形象建构的视角分析

摘 要：某运动员在赢得世界大赛冠军后引起了全球轰动，当她在赛事结束回国后，其所在省份有关部门奖励其高额奖金，因其黑脸应对引发了热议。由此可见，媒介的议程设置对与运动员形象建构产生很大的影响，媒介议程会影响公众议程。

关键词：形象建构;议程设置;拟态环境;运动员

一、选题依据

在全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媒介形态的日益多样化，使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信息的垄断。运动员的媒体形象通过大众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传播到受众中。如何把握议程设置的尺度，大众媒介如何建立良好的运动员形象值得探讨。

二、理论依据

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了“两个环境”理论，一个是现实环境，一个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经验之外的客观环境，后者则是人类意识或体验到的主观世界。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使受众关注媒介传播给其的信息，而看不到世界的全貌。

三、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文献研讨法。

四、研究内容

(一)影响运动员媒介形象的要素

1、大众媒介对运动员媒介形象的建构

媒介形象是“人们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再现事物的认知总和”。大众传播中媒介形象有两个不同的分类：传播者媒介形象要素与被传播者媒介形象要素。传播者的媒介形象即是大众媒介在受众前的形象;而被传播者的媒介形象是大众传媒建构的事物与人的形象。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对运动员进行形象建构即是被传播者的形象建构。

在全媒体时代，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媒介的形态日渐多样化，媒介对信息的垄断也迅速的影响着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了解与判断。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拟态环境的观点，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联接物;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①媒介通过议程设置，使受众在其建构的拟态环境里了解认识世界。

体育中运动员的形象建构即是通过体育媒体对运动员体育活动中选取其认为有价值、可报道的角度进行加工、编辑等层层把关，最终将运动员的形象呈现在受众面前的一个过程。大众媒介创造了受众头脑中的运动员形象，而这个在大众媒介建构下的运动员形象与其真实的个人形象不尽相同，在媒介建构下的运动员形象仅仅是其真实形象的代替品，但是受众却视其为运动员的真实形象。

2、运动员的形象建构中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相互影响

媒介通过议程设置使公众产生了与其相对应的公众舆论，无形中影响了公众议程。某一运动员在结束世界大赛的行程后，其所在省份的有关部门给予其高额的金钱奖励，此新闻随即被媒体爆出，其微博下的粉丝的评论也多与此事件有关。同时，在体育传播中，公众舆论与媒体内容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公众对事件重要程度的认识与媒介对该事件的报道频率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某一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中收获个人冠军，其发布的夺冠微博在三个月内产生了137422条转发量，57192条评论量。如此大的公众关注度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的报道频率。香港知名媒体网站在其发表获奖微博之后的6天的时间内，对“某运动员大赛夺冠”的新闻报道数量多达143条。在其夺冠的消息发布后，媒体的新闻报道一直呈增长趋势。由此说明公众的关注度对媒体的报道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

公众舆论的向背对媒介议程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某一运动员夺冠后，其微博下的评论多是为其鼓励加油，替她感到骄傲的正面评论。在夺冠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媒体也多持正面态度，如《体育总局贺某运动员大赛夺冠》、《某网球运动员世界大赛妙语连珠》等。国内某官方媒体网站为其开设相关赛事专版，网站内容也多是关于此运动员的新闻，记录其夺冠的点滴。由此可见，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相互影响，媒介议程设置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舆论，而公众关注的事情媒体也会跟进报道。体育活动及运动员行为也会因为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影响而进行自我调整与改变。

(二)中国网络媒体和国外媒体对运动员形象的分析

1、国外媒体对运动员形象的建构

笔者通过搜集某运动员在夺冠后7天的时间段内的相关新闻数据，这一区间的国外媒体报道，并以美国某知名时报为蓝本，对包含“某运动员”的关键词进行搜索，以此观察国外媒体对其的形象建构视角。

在世界大赛期间，某时报对此运动员的报道分别为12篇，大多报道发布的时间都在比赛期间，与其在世界大赛夺冠的时间基本吻合，对于后续情况的报道较少，除了美国某时报报道的《高额奖金难博某运动员一笑》，外国媒体在后续都没有关于其新闻报道。而奖金门事件的报道在中国网络媒体方面在此运动员回国后即被迅速报道出来。中国媒体在对于其负面新闻的报道速度和热度上面表现的比国外主流媒体更加明显。在媒介的议题方面，某运动员大赛夺冠、相应比赛赛况及赞扬其个性直率的议题占多数。而对于中国网媒热议的回国门、高额奖金等事件显有报道。中国媒体在议程设置方面对其形象建构偏向于负面消息的传播。

而在媒体报道所持态度方面，美国知名时报对此运动员的报道多持正面、支持立场。如美国知名时报发布的《某运动员大赛夺冠，个性告白征服观众》的新闻，这一报道媒体不仅报道了其夺冠这一事实，同时也刻画了其幽默的语言表达，坚持不懈、刻苦学习的优秀品质，自信但不自满的个性。针对其回国被奖励高额奖金事件，国外媒体并不像中国网络媒体那样施以浓墨重彩的大肆报道，仅有美国知名时报的一篇报道。且外媒的态度对此网球运动员的态度也十分宽容，他们认为某省有关部门此举对运动员来说并不重要，职业运动员不需要任何奖励，此运动员只是直接的通过表情表达她当下的情绪，并无不妥。相较与中国网络媒体的部分声讨此运动员黑面、高傲、不懂感恩的言论，外媒们的反应则是站在此运动员的角度，从职业的身份去评价与看待一个运动员。这一报道也突出了外媒对这位运动员真性情的欣赏。

2、中国网络媒体对运动员的形象建构

本文选取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某官方网站为蓝本，对包含“某运动员姓名”的关键词进行搜索，以此观察中国网络媒体对运动员的形象建构视角。

国内知名官网在此运动员夺冠后7天内共有关于此运动员的155篇新闻报道，国内网媒对于她新闻关注度远远高于国外媒体。在报道时间方面，整个搜索区间内关于此运动员姓名的新闻出现频率都很多，后续关注度与跟进度十分强，没有出现国外媒体在一定时间段内几乎不涉及关于她的报道的情况。后期报道的关注点主要是在其被奖励高额奖金的时间及其他负面新闻事件上。在媒介议题方面，此运动员夺冠及赛况消息占首位，其次则是回国负面事件。而外媒持有的此运动员有个性、勇敢的议题在中国网媒这里出现的频率较少，中国媒体还侧重于关注其经济效益方面，探讨其商业价值。中国网媒对此运动员的解读更加多方位与全面，正面负面报道并存，因此中国网媒相较于国外媒体关注运动员的负面消息更多。

某运动员在世界大赛夺冠，本来是一件值得国人高兴的事情。但是在此运动员回国后，某省有关部门奖励其高额奖金，此运动员黑脸回应，面无表情拥抱昔日恩师的举动也引起强烈回响。这一系列事件在中国网络媒体上大肆宣传，回国负面事件中，某运动员被奖励数十万元人民币，有79%的媒体持中立态度，10%的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澄清，认为此事件只是误会，10%的媒体反对某省有关部门的行为，1%的媒体赞成某省有关部门的行为，认为此运动员应当被奖。此外，媒体报道的其一些较为偏激的言论，也引发了受众的热议与不满。

从媒体的报道态度来看，虽然许多报道态度媒体持中立意见，但是我们从媒体的议程设置就能够看出媒体建构运动员形象的端倪。他们选取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进行报道，这些议题在受众处自然就会产生相应的效果。若是他们宣扬运动员的鲜明个性，那么受众在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下就会更加关注球运动员的个性，反之，他们对其负面消息进行报道，那么受众的议程也会收到媒体议程的影响。

(三)中国网媒与国外媒体对国内运动员形象建构角度不同的原因

国外职业体育高度发达的情况与国内职业体育起步的情况不同，国外媒体能够更加宽容、积极的看待职业体育的发展。而此运动员使突破国家体制束缚的运动员，在职业体育与国家体制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国内媒体会因为国家体育体制的原因而仅仅抓住这一点不放，其任何的一个行为都可以使他们把矛头指向她本身，攻击她不懂得珍惜国家的养育之恩，忘记了国家的辛苦栽培。所以，我国体育如何在职业体育与举国体制中寻求突破口，使其能够平衡发展是重中之重。

(四)中国网络媒体形象建构的解决办法

1、中国网络媒体把握议程设置角度

第一，当体育热点事件发生时，媒介需要客观的、全面的看待问题。新闻从业者须遵守新闻道德，全面分析运动员的行为背后的原因。例如此运动员本身性格直率，在花粉过敏身体不适时不接受鲜花也情有可原，媒体在报道事件的时候，需要全面的介绍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能只抓住运动员当下的冷漠表情而不去探讨其背后的原因。第二，中国网络媒介要处理好议程设置中正面消息与负面消息的关系。当运动员形象的负面话语占据媒体议程设置的时候，公众舆论就会将锋头指向运动员。国外媒体对此运动员个性的欣赏的积极连续报道，是受众形成了其个性大方直率的印象。体育媒介在报道新闻时，正面态度的报道能够构建一个积极正面的运动员形象，对受众关注的体育对象进行修正。而真实、适当的负面报道则在保证体育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还可以起到恰当的舆论监督功效，既有利于健康积极的体育形象构建，也有利于体育滋生发展过程中弊病的革除。

2、中国网络媒体对运动员形象的建构需要达到新闻报道与舆论导向相结合

中国体育媒介形象的构建还要重视新闻报道与舆论导向的结合，遵循由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由媒介形象到公众形象的路径，积极倡导一个有利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公众舆论。今天，公众作为主体已经无法脱离媒介去建立判断客体事物的标准，体育活动作为公众生活休闲活动中参与、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广泛的社会舆论才是体育形象的构成主体。因此，构建一个有利于中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中国体育形象离不开积极的舆论引导。

(五)结论

在全媒体时代下，大众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网络媒介要客观全面的对受众进行引导，把握议程设置角度，处理好议程设置中正面消息与负面消息的关系;运动员形象的建构需要达到新闻报道与舆论导向相结合，从而才能够建构良好的运动员形象，构建良好的体育新闻环境。(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

注解：

① 段鹏，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2

参考文献：

[1] 宣宝剑.媒介形象[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23.

[2] 于德山. 30年来我国运动员媒介形象分析[J].体育与科学，2009(4)：73.

[3] 刘静.明星运动员媒介形象的全媒体塑造策略--以李某的大满贯参赛经验为例[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9.

[4] 李红卫.中国体育形象的媒介建构探析-以中国足球形象的媒介建构为例[J]，2011：4.

[5] 李智慧.姚明在电视广告中的形象塑造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2013：5.

作者：郑博洋

国外媒体理论论文 篇2：

科学家研发防震新技术 给建筑穿橡胶“隐身衣”

综合国外媒体报道，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已经研发出一种新的大楼防震技术，他们称由增压橡胶组成的“外衣”能让震波绕过建筑物，从而达到“隐身”的效果。

威廉帕内尔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表示，地震易发区的大楼的地基如果围上增压橡胶，从理论上说可以阻止弹性波穿越地面影响大楼主体建筑，弹性波只会从橡胶两侧通过。

“理论上，我们已经证明了橡胶对于某种特定的弹性波是具有‘隐身’效果的，”帕内尔介绍称，“我们的团队正在努力对这一理论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希望能把它应用到实践中，用于一些建筑物的防震，或者更现实地说，用于保护建筑物某些特别重要的位置。”

当然，如果给地震易发区所有的大楼都围上橡胶缓冲带或许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种技术对于一些重要建筑物的防震及防恐怖袭击意义重大，比如高压电线塔、核电厂和政府大楼。

大楼“隐身”技术是科学家近期研究的多种“隐身”技术中的一项。“隐身”技术就是使物体在波通过时达到几乎“不可视”的状态，不管是光波、声波还是振动波。多年前，科学家就开始对光波隐身进行研究，但对阻止大型固体传播振动波问题的相关研究却很缺乏。

新浪科技

国外媒体理论论文 篇3：

困境与出路：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研究

公共危机处理是对政府管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的一大检验，也是政府形象对外塑造和修复的重要契机。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梳理疫情的相关舆情，探讨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面临的困境，并在深入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形象修复对策。

一、公共危机与政府国际形象

考察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问题，应弄清公共危机处理同政府形象对外传播二者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公共危机处理为政府国际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时空坐标系，政府形象对外传播则是公共危机处理这一实践的目的与结果，政府、媒体(特别是外媒)同公众之间的互动是贯穿公共危机中政府国际形象对外传播的交互主体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辩证看待公共危机处理与政府国际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是政府形象对外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前提。

(一)公共危机是政府国际形象对外建构的重要契机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种具有突发性、高度不准确性的非常态事件，对政府危机处理能力、资源调度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处理得当，政府就有可能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处理得不好，政府就可能会卷入负面舆论中心，对政府对外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错综复杂。公共危机事件一发生，国外公众很快就能通过本国的主流媒体或社交媒体了解到事件进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类型媒体也会发出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声音。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后，很短时间内迅速引发国外媒体千余篇报道，这种传播的热烈程度在疫情出现之前几乎不可想象。疫情考验着政府能力。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强，则疫情有望得到较好解决，而在疫情防控有力推进过程中，政府国际形象也由此建构。由此可见，公共危机是政府国际形象对外建构的重要契机。

(二)公共危机是政府国际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

一般而言，媒体在危机事件传播中，承担着信息传达、信息反馈的中介职能。重视并处理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充分发挥媒体在危机沟通中的信息传达功能，对外传播政府国际形象就很可能事半功倍。需要强调的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看似很小的问题都能通过移动互联网传播并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时，稍不注意，其负面形象就有可能失控放大。当前，国外媒体越来越关注我国境内的突发事件，特别是关于政府的一些负面报道更是凸显于国外媒体的重要版面和议题设置之中。从这个角度看，必须对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國际形象建构与传播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

(三)公共危机是政府国际形象对外修复的有利时机

由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各认识主体所采用的判断标准不同，政府的真实形象与国际上“他塑”形象不可避免存在差异。面对“他塑”形象的误读，政府无法回避，必须积极对外传播，让外界接受自己的立场。这就是矫形传播和形象修复要解决的问题。而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一般是国内国际主流媒体必争的战略高地，也是国外媒体误解中国政府形象的重要领域。如果在疫情暴发初期，政府就以灵敏的预警机制和高效的应对机制来减少危机状态带给国内外公众的损失，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危机时期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政府的这种高效负责的态度和行为，也将极大压缩危机中流言蜚语和非难歪曲的空间，从而消解政府形象中的负面因素，重构政府的良好国际形象。

二、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的主要困境

纵观本次疫情的预警、发生、处理，我国政府形象对外传播总体上比较理想，特别是在中央决策部署下，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体现，也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高度肯定。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疫情暴发初期，疫情暴发地政府危机处理的能力和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政府形象对外传播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

困境一：信息披露迟缓导致话语权旁落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第一时间同世界共享病毒菌株信息，建立实时更新的病例数据库，并向公众披露，这些表现值得充分肯定。但在疫情前期，地方政府关于“从确定冠状病毒到确定病毒人传人需要多长时间”“何时确认人传人”“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等方面信息披露不够及时，错失了抢占疫情话语权高地的机会。此次疫情暴发后，《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管理体制和信息审查制度是病毒肆虐的主要推手。英国《卫报》则用“在疫情严重、疫情信息早已登上世界各大媒体头条之际，政府官方媒体却在淡化处理”的报道，批评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信息不够公开，借国外各大媒体之“桑”，骂我国政府的所谓“高压和强硬”之“槐”。可见，地方政府权威信息的缺失造成的信息真空，为国外媒体恶意扭曲、变异性误读、肆意放大或篡改提供了土壤，强化了危机状态下外媒对中国政府“传统治理”刻板印象。

困境二：舆论引导乏力导致标签化思维扩大

每一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都是对政府舆论引导能力的考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增加了舆情把关难度，给政府形象对外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我国疫情信息不断登上世界各大国家主流媒体头条的同时，不实报道此起彼伏。美国之音网站故意摒弃世卫组织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命名“COVID-19”，用“中国人=病毒”的概念煽动恐华情绪。丹麦《日德兰邮报》则用冠状病毒取代中国国旗里五颗星的漫画来侮辱中国。《华尔街日报》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标题，诋毁中国政府抗击疫情的努力。受这些媒体渲染煽动，部分海外民众由疫情衍生而来的恐惧中国人、敌视中国政府的心理被不断放大。如何找到国际舆情的“燃点”，并通过强有力的信息传播，形成对谣言的反冲，争取话语权，这既是国际舆论引导的重点，也是难点。

困境三：媒介素养缺失致使政府公信力下降

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在政府形象建构中极为重要，对内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对外有助于提高国际话语权，是更好对外塑造和传播我国政府形象的重要条件。

疫情暴发后，有些地方官员的媒介素养表现欠佳。在1月26日的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上，关于“湖北省口罩年生产量”，发布者一度给出3个版本，而最终数据依然错误，引发公众对“到底有多少口罩”的“解谜”浪潮。而“500万人离开武汉”的言论一出，则极大触动了公众神经。发布者不戴口罩、戴错口罩、全程读稿，以及发布会后集体鼓掌等细节，更是引发了公众质疑。此次新闻发布会引发的国内舆论，迅速成为各大国外媒体的消息源。因此，对湖北和武汉来说，这场疫情无疑是全方位的形象“大考”，媒介素养是其中重要一环，仍需严谨对待。

困境四：议程设置弱化导致负面信息蔓延

“议程设置功能”理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媒体通过赋予各种“议题”以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深度影响着公众对事件的判断。①媒体可以如此，政府部门通过媒体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在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部门有条件掌握大量信息，如果能及时巧妙地设置议程，适当转移公众的关注点，就能较好扭转舆论走向，建构积极有为的政府形象。

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负面舆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封城”。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援引采访对象的话，称中国在武汉“封城”的做法是“侵犯人权”“反应过度”。二是关于“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境外反华势力一会儿传哈佛降半旗悼念，一会儿又传将提名诺贝尔和平奖，“颜色革命”的套路层出不穷。三是关于“阴谋论”。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的研究人员在论文预印本平台(bioRxiv)发表文章，怀疑新冠病毒有可能来自人工编辑。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公开评论此次新冠病毒有可能来源于武汉的一家实验室。国外媒体的这些手法以及由此而来的负面信息，为我国政府形象对外传播带来被动。相比而言，湖北及武汉的地方政府官员在通过议程设置来为突破负面舆论搭建平台方面，未能从根本上消解国际负面舆情的基础。

三、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的基本出路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形象对外传播，反映的是政府作为危机管理者的公共外交能力。这种对外传播能力的改善，既需要不断提高政府应对危机能力，夯实政府对外形象的基础，也需要发挥媒体中介作用，开展积极危机公关，增进国际公众对本国政府形象的认同。只有标本兼治，政府形象对外传播才能朝着良好方向发展。

(一)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夯实形象塑造根基

补齐危机应对短板，是公共危机中对外传播良好政府形象的根本举措。一是完善危机管理预警机制。要建立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及识别体系，减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降低公共危机带来的危害，进而减少危机影响造成的政府形象波动。二是完善危机快速应对机制。如果公共危机事件暴发初期，政府能够反应灵敏，应对高效，便可迅速阻止或减轻公共危机事件危害扩大，并向国际公众及时传递出敏捷、干练、高效、负责的政府形象。三是完善危机善后机制。危机发生后，政府部门应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了解真相，安抚公众，承担应有责任，这是进行危机公关的第一步。特别是政府主要领导亲临第一线，及时安抚相关群众，可以向国内外传递并彰显服务型政府形象。

(二)创新对外传播策略，有效实现精准传播

政府形象的对外传播，应在遵循形象传播规律的基础上，采取多种举措，多渠道、全方位整合传播手段。一是打造多维对外传播格局。当前，传统主流媒体是我国权威信息发布的主渠道，但主流媒体的信息发布“一方面会在社交媒体中遭遇事实或情绪性的质疑;另一方面也会在海外媒体报道中，遭遇‘被控制被政府影响’的公信力质疑”，②而国际公众大多数习惯从推特、脸书和优兔等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因此，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既要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也要发挥社交媒体的辐射效果，从横向覆盖与纵向渗透两个维度提升对外传播能力。二是采取差异化传播方式。对于那些刻意编造虚假信息，丑化、妖魔化中国政府形象的舆论，要采取防御反击的传播策略，通过有理有据的反击，争取我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主动性。对于那些关注中国但对中国政府心存偏见的不明真相者，需采取交往型、互动型、沟通型对外传播策略，让其在实践中真切感受并重新认识中国政府。三是建构多样化内容符号。在全媒体时代，碎片化信息容易强化媒体偏见。因此，必须聚焦短板，朝着多样化方向，着力推动内容符号建构和话语创新。

(三)强化议程设置思维，积极开展危机公关

遭遇政府形象污名化时，如何向国际社会传递真实声音、纠正刻板印象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提升信息采集力。从此次疫情的国际舆论可以看出，国外媒体的信息监测能力很强。受政治立场与文化背景差异影响，其分析和解读难免会有失偏颇。我们只有加大新闻采集力度，才能在信息内容上赢得主动，让更多的国内报道成为外媒的消息源。二是直面负面新闻报道。面对危机事件处理中的问题，要直面国际上的猜测和质疑，通过深度报道、援引专家观点、采访相关职能部门等方式，宣传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有效回应国际舆论关切。三是加强多重话语空间的联动。涉华负面舆情暴发时，官方组织、民间组织和意见领袖要实现良好对接、联动和身份转化，打好政府声音国际传播“组合拳”，扭转因公共危机受损的政府形象。

(四)畅通交流互动渠道，切实提升形象认同

面对公共危机，畅通国内外交流互动渠道，突出危机处理与国际社会的相关性，有助于增强政府形象的国际认同。一是畅通参与式传播渠道。要适当邀请国外记者参与危机事件报道，让观察者变成参与者，消解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弥补政府自我形象与“他我”形象的裂痕。二是畅通信息共享渠道。与其让外媒对有限信息过度解读，不如及时向国际社会提供危机的共性特点和发展趋势研判等信息，增进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三是畅通国际合作渠道。通过广泛深入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展示我国开放姿态和大国风范，这既能提升我国政府国际影响力，也能达到对外传播中国政府良好形象的传播效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9年度一般项目“‘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国际舆论挑战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GJ010)

「注释」

①See Maxwell E.McCombs & Donald L.Shaw“，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ic Opinion Quarterly， 36(2)， 1972.

②周庆安：《新媒体环境下危机对外传播的困境与策略》，《对外传播》2014年第6期。

作者：袁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