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西欧出现的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早期以匈牙利的卢卡奇和意大利的葛兰西为代表，现在对西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马尔库塞、弗罗姆和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他们反对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相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他们更加注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方法，当然，也看重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1：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性研究与争论

摘要：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理路，近年来我国学者主要针对三个关键性问题展开争论，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立场的学术定位是否已经达到政治自觉;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终结”或“转场”后的多元研究格局与理论构建;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该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和未来展望。这三次争论启示我们，在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应该着力把握好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自卢卡奇以来所强调的方法，即如何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和把握马克思的真精神;二是打通唯物史观与未来社会形态的内在关联，即如何从历史科学的视角阐述共产主义从产生到实现的在场问题。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理解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球化时代下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治资源。客观全面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将其内部争论以辩证的张力关系表达出来，从思想史和学术史，从叙述方式和研究方式，从具体和综合等不同角度评判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成果与未来研究需要加强的地方，这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理论任务，将对我们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以及国际化产生积极效应。

一、政治立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定位

针对“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原初性问题，我国曾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产生过两次争论。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徐杜论战”①，一次是21世纪初的“徐王论战②。这两次论战激发了国内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兴趣，在理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围、特征，尤其是政治立场方面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直至今天，国内学者依然将研究立场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从“徐杜论战”“徐王论战”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定位是一个政治立场不断确认的过程。“徐杜论战”中徐立足于划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判断，将其看成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他们之间的界限反映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同。杜立足于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将其看成是异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积极补充的社会思潮，判断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前者不仅共享了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改变世界的革命政治取向，而且还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做出了拓展，可视为是后者的“继续”③。这些问题在他们的争论中没有得到淋漓尽致地展开，随后出现的“徐王论战”可以说是将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化。“徐王论战”争论的核心依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问题。徐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时，要避免混淆两者的原则界限，从而在思想多元化的语境下危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王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当代西方资本主義新变化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认为该思潮在研究路线上没有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而是重点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重点发展了人的主观性与能动性。这些争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论”。自2006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通知以后，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加速道”。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介绍资本主义研究的最新趋势，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内容之一，基本特征是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思潮与西方左翼的研究在当前呈现合流趋势，构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学者着眼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构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如韩秋红提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本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学术维度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研究，就必须坚持‘主义’的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进行学术问题探讨上应有的自觉——政治自觉。”[1]王雨辰提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主导权问题，即如何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理解为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展开抽象和主观的批判，也意味着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满足于客观描述其具体理论观点，更不是为了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应该把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定位为在阐发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家的具体理论观点的同时，总结归纳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使之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建设。”[2]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创立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因为“西马非马”“以西解马”等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曾出现立场不够坚定、思想走偏等错误倾向，这更加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作为指导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线，从而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问题在深层次上反映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会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虽然现在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走向了广义的理解④，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是回归还是重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建构了一个呈现多元化格局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会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性地位。此现象引发我们思考并做出判断的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多样的，但不能是多元的。我们不能以文本的不同解读为借口来建构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陈先达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一元的并非多元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它的内容并不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解读、自我建构，而是取决于它的客观内容和科学本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学说，必然具有它的本质属性，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文本中所阐述的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3]这便是说，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有基本的价值立场和衡量标准。一是引进来。在客观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眼中的资本主义现状、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进一步理清概念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强化问题意识，创新研究范式，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汲取有利要素。二是为我所用。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在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思想路径揭示出来，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加深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理解，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丰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来说都很有意义。

关于唯物史观与未来社会形态的内在共通性，即如何从历史的视角阐述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形态将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建构性的，一是批判性的，其基本的方法论是在批判资本逻辑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建构新的政治模式和经济制度。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探索未来社会发展形态，其生成性与共产主义保持着紧密而有张力的内在关系。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问题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对人类社会形态的一种反思。但是，西方左翼学者并不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维度，而是拓展了空间维度，建构了新的解放政治学。还有学者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实质是生命政治生產的判断出发，打开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另一种方式。生命政治所关涉的不仅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调节，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身体解放，在新时代语境下提供了解答“历史之谜”的另一种思路。此外，身体规训、交往异化、空间治理、加速主义等重要议题都在此层面展开，这是对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关系的多维剖析。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是为了解决时代困惑。国内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注重挖掘共产主义的“观念”层面和唯物主义的“历史”层面，两者的关系在阐释空间上进入多样化和分散性阶段。当然无论阐释角度多么新颖，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在互通依旧是回答时代问题的主脉。因为只有回到共产主义与唯物史观这一最本己的历史使命和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更有力地回应时代话语中最为重大的理论问题，才能以共产主义理论为契机从根本上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批判性地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因素，将它作为我们发展和保持马克思主义活力的重要理论资源。此方面研究很好地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转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该往何处去等问题依旧是贯穿起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因此，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要自觉担负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使命和理论任务，以问题意识明确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话题，为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贡献自己的些许力量。

注释：

①关于“徐杜论战”，可参见以下文献：杜章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徐崇温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载于《学术界》1994年第4期)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答杜章智同志》(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3期)。

②关于“徐王论战”，可参见以下文献：徐崇温的《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王雨辰的《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兼答徐崇温先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2期)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当然还有其他文章，在此就不再赘述。

③陈学明对两人的观点做出了精彩的评判，参见陈学明的《我们今天如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载于《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④以下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理解。第一种是从范围和意识形态而言，从地域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小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上讲又需要跟后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等概念进行区分。第二种是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而言，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十月革命后独立于苏联和西方政党而发展起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的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参见汪行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状的思考》(载于《哲学动态》2018年第10期)。第三种是从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仅指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到1968年“五月革命”前后的特定哲学思潮，其核心特征是“从人本主义、主体性来理解历史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参见胡大平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一书第3页)。

⑤张一兵教授指出，惟有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性理论逻辑界说来反省这一现象，即指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并建构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并存新格局，才能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动向(参见张一兵著《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经典文本解读》一书《序》第Ⅳ页)。

⑥参见张亮、孙乐强的《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初心使命》(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⑦以上思考可参见以下文献：张亮的《展望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未来发展走向》(载于《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12期)和《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趋势及其效应评估》(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6期)。

⑧参见王雨辰的《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载于《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和《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在中国的理论效应》(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韩秋红，谢昌飞.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性问题[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2)：115.

[2]王雨辰.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与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18(10)：7.

[3]陈先达.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研究的双重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4(11)：14.

[4]汪行福.“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了吗?——与张一兵教授商榷[J].学术月刊，2006(10)：9.

[5]李佃来.阿多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一个再审思[J].学术月刊，2013(12)：56.

[6]王雨辰.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在中国的理论效应[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1)：112.

[7]陈学明，姜国敏.评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J].理论视野，2019(8)：34.

[8]邹诗鹏.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资源性意义及其反思[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5)：158.

[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8.

责任编辑陆昱

作者：李健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2：

浅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以欧洲为主要地域产生的一股哲学思潮，是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资本主义变化、探寻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由于在实践需要、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历史条件、民族特点等方面存在不同，在表现内容与形态、体系化与方法化、客体化与主体化、解释世界与批判世界、政治化与学院化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存在各种不足和缺陷，但其所提出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哲学，以及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对科技异化的关注等值得我们深思，其不拘于固定框架结构、汲取新的研究成果，以敏锐的眼光观照未来的探索精神和思维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科技异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以欧洲为主要地域产生的一股哲学思潮，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中与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结合发展起来的一个流派。我国系统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从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开始的，现已有30多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变得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也引起了诸多争论。总的来说，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也存在着不足，如缺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处历史环境的整体把握，更多的是主观上的先入为主，缺乏客观的分析;长期停留于流派上的研究，缺乏专题性的、深入内部的研究，难以找到唯物史观的切入点[1]。本文拟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的探析，为马克思主义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以期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世界的多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比较大的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逐渐扩大的，但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形成了。从时间的线索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等，被看作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卢卡奇强调的总体性思想的前提是认识“现代”，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虽在俄国取得胜利，但在中、西欧遭到失败并转入低潮。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在观点上各异，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了无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例如，卢卡奇[2]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失败的原因是无产阶级意识发生了危机，过分信赖经济条件决定革命成败，将革命看成是自然进化，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纯科学”，讲客观不讲主观，认物不认人，强调经济忽视辩证法、哲学;科尔施[3]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中人的主体概念、主客体之间历史的辩证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低潮，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从新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审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的理论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问题、新环境、新形势进行新探索的迫切愿望。

第二阶段：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于1932年首次全文公开发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希望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关注点放在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联系上。在《手稿》未公开发表之前，他们一直认为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需要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挖掘其哲学思想，而《手稿》公开发表之后，他们发现，《手稿》讨论了很多哲学类问题，思辨特征浓厚，也尽显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十分适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期盼。特别是《手稿》中的哲学内容主要是围绕作为主体的人来展开的，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完成了的人道主义”[4]，这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識和人本主义找到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此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几乎都受到了《手稿》的影响，通过对《手稿》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的理解。

第三阶段：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危机。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先兆，社会主义即将取代资本主义。但现实的发展并非如此，极权主义的纳粹法西斯出现，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法西斯缘何当权?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认为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促使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并强调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反映，从逻辑上得出独裁是垄断资本主义必然的政治形式的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阶级的分析过于片面，缺少必要的心理机制和个性结构分析，要想找到法西斯主义的源头，必须在关注政治经济批判的同时关注人们的心理过程批判。当时，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强调“无意识心理力量”，在对法西斯进行心理分析中，形成了一套法西斯主义性格分析理论，将理论重心转移到心理活动方面，从而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宽度。

第四阶段：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以电子科技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生产设施越来越自动化，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系列变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当时将目标转移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是“富裕社会”，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危机根源仍然存在，矛盾环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虽然认为社会革命是必要的，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理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将剩余价值学说、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阶级斗争理论等摒弃，在总体上同传统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相结合。此时关于马克思主义更多是从学术上进行理论探讨，而革命运动则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弃儿”。

第五阶段：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二战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以学者为主，即使是共产党员也是远离权力中心而单独进行理论研究，并没有通过组织和政党实践其学术思想。19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新左派”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特别是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代表了“新左派”理论的现实实践。“新左派”既反对资本主义，也不赞同十月革命模式，而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露的“生活富裕，人性丧失”等现实生活写照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极左思想更是迎合了个人主义狂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主张。此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能算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其对工人运动所发挥的引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第六阶段：对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效应的思考。19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不断增强，但也受到了自然界的“惩罚”，出现了遍布全球的生态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此时将目光转向了现代科技的社会效应和生态问题，在与生态学结合后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成为危机的“重灾区”，希望建立一个与自然相协调的稳态社会主义。同时文化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重点，当代人的精神匮乏、“文化工业”的庸俗等种种异化表征，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领域更加广泛，批判更加尖锐，反思更加深刻。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

虽同样面对马克思的哲学遗产，但因为实践需要、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历史条件、民族特点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从劳动角度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理论呈现。

第一，表现内容和形态差异。传统马克思主义多是单线的、一元的，以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的著作为代表来宣传其思想主张，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派，其中包含了多种流派和理论倾向。在历史观方面，与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看成历史推动力的苏俄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是以人为主，以人为中心，强调所有的社会现象研究都应从人出发，把异化的扬弃当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革命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全面性、总体性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希望以阶级意识、生活方式和大众文化等为主进行“改革式”革命。在认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主客体的同一性，认为实践活动是主客体同一性下的社会历史活动，辩证法也是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恩格斯和列宁偏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因此要重读马克思著作，特别是通过对《手稿》等的解读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万金油”，在理论探索中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思想，以期进一步完善和补充马克思主义。

第二，体系化与方法化的差异。1870年代后，为了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发展为革命斗争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段体系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成为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框架的基本形成。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内在规定性，简单化了基本原理，这有助于宣传和普及，但也逐渐成为一种教条式的思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寻找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抵制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过程中，认为“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反对一字不漏地背诵和一成不变地理解，坚持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流派众多，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一定分歧，但其普遍倾向则是对“方法”的认同和强调，虽然看似削弱了教条式模式，恢复了实践特质，却产生了很多空洞的理解，在理论和实践中难以找到切实可行之路。

第三，客体化与主体化的差异。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解读有两个主要问题：“自然决定论”和“客体决定论”，前者主要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将自然作为哲学的出发点，看不到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意义，最终将物质决定意识推断为自然决定人;后者主要是通过认识论和价值论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阐述，将物质等同于客体，过分强调客体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类的发展看作自然的历史过程，对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多样性重视不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化、人道化，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主体的地位和作用，重点放在实践性和异化学说，强调实践对人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例如，霍克海默认為主体是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重要区别;萨特主张将“主观性”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这些观点都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倾向于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四，解释世界与批判世界的差异。传统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问题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充分挖掘了其辩证法思想。但在其上升为国家哲学后，由于现实需要，传统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成了政治模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辅助工具。传统马克思主义尽管对资本主义一贯地坚持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的前提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批判的科学性被人为地掩埋，在这种掩埋下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的是以一种解释论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种批判哲学，视其为强大的批判武器，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地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批判作为自己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从马尔库塞的“一体论”到其他的批判理论，都始终坚持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谴责其“人性丧失”的病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不遗余力的社会批判是其理论中的精华部分，是批判哲学突出的本性特征。但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只停留在批判上，缺少实践层面上的操作，并不能为改造社会提供科学途径。

第五，政治化与学院化的差异。较强的政治功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职能，不与政治联系的哲学是不存在的，但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将“哲学的诉说”变成“政治的言说”，必然会导致原本生动的哲学原理变成生硬的教条。在哲学政治化的背景下，任何哲学的创新与发展都可能对政治构成挑战，学术争论会变成阶级斗争，哲学创新可能变成少数人的专利，从而最终导致理论与现实不符乃至完全脱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带有明显的“学院气”。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工人阶级运动联系甚少，虽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很少参加党派活动，更不用说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了。他们主要以大学教授和学者的身份出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潮来看待。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回避现实，其著作里深奥难懂的语言也呈现出资本主义的变化，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彰显了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命运的关注。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书斋气息浓厚，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关注的问题几乎都进行了探讨，并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回答。

作者：刘博识 徐金玲 隋立双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3：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浅析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共产党内外一批知识分子，着眼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现实和文化背景，将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而又以马克思主义自诩的社会思潮。在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程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界定和性质认定上一直存在分歧，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这一分歧，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浅析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共产党内外一批知识分子，着眼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现实和文化背景，将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而又一马克思主义自诩的社会思潮。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系统介绍到中国。在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程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界定和性质认定上一直存在分歧，影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因此，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将有利于加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研究。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产生

学术界普遍认为，柯尔施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第一次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柯尔施认为：“有许多征兆说明，在一切主要的和决定性问题上的真正划分存在于：以考茨基的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联合新俄或列宁主义的正统派为一方——尽管它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一同以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中一切批判的和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之间。”柯尔施在此正文和注释中两次提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是用来指称与考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批判的和进步的理论趋向”。但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直到20多年后，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专设一章来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在此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家，梅洛·庞蒂“并非是要探讨西方革命的道路，而是通过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赞扬青年马克思，否定成年马克思，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人道主义化。”因此，梅洛·庞蒂就是从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出发，通过赞成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来达到其反对列宁主义的目的。

1977年，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用范围，着重从理论主题和关切问题转移的角度来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已经从传统的注重经济转移到注重哲学尤其是注重文化和艺术，其代表人物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者而扩大到包括一些资产阶级激进学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此后，不少学者纷纷推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术专著，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崇温先生在其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首次较系统的评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理论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被作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而遭到严肃批判。1986年8月在吉林长春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研究现状”学术讲座会上，开启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看法和评价的先河。紧接着1987年至1989年，《人民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哲学》等刊物刊登了不同观点的学术论文。90年代以来，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大量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相继翻译出版，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也不断推出。这些著作和论文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和性质认定上大致可归纳为：

(一)基于意识形态角度的“反马克思主义”论。

在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阶段，基于传统意识形态上的认识误区，在没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前，就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而加以批判。并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作出什么贡献”。90年代初期，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的影响，始于1986年的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影响，“反马克思主义”论有所升格，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他们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篡改，不断地磨灭它的革命锋芒”，并把马克思主义“纳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轨道”。可见，这种论断主要是一种“以我划线”的带有及其强烈的时代烙印的论述，将其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并不是基于客观深入研究之后的理性论证，因此这种观点逐渐被抛弃。

(二)基于客观内容角度的“非马克思主义”论。徐崇温先生是这一论断的主要代表和坚定捍卫者。其主要观点是：

1.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源于批判地改造佩里·安德森和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具体做法是吸取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范围上有所扩大的特点，摒弃其只谈理论主题和关切，不谈思想路线的缺陷，恢复从梅洛·庞蒂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做法。得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距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有反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地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设定，主要表现为‘左’的思潮的意识形态”

2.“强调划清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这丝毫也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各种错误，“但它毕竟提出或者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到忽视或者严重偏离的问题”。

3.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其共同的思想路线特征：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提出了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地见解，而是“按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某个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 “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折中混合混为一谈。”

(三)基于理论渊源角度的“马克思主义分支”论。

王雨辰先生认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广义上讲是指，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面对西方社会存在的严重社会危机，由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着力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总结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力图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道路的一般理论思潮和社会政治思潮。”是一种“在西方世界上颇具影响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观点认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都是党内的领导人或者理论家，其理论探索的初衷是为了寻找适合西方革命的道路，虽然与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策略有分歧，但这种分歧并“不是以反对列宁主义作为其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而是为了探索适合西方的革命道路和策略，因此是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不同路线之争。

(四)基于内容体系角度的“含糊概念”论。

有的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不同学派有不同学派的观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水火不容，因此将其笼统地归在一个概念之下显得不够严谨。对于其中某个流派或者某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我们应该“具体分析，不宜笼统定性”。

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存在许多分歧，这一分歧严阻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也曾引起过不小的论战。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存在某种教条主义的倾向，不加分析的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在20世纪历史文化背景下去具体分析，缺少对西方现代哲学转向这一文化背景的研究。应该说，当时共产党党内外一批知识分子，能够植根于时代变化并以西方哲学的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社会现实，是具有某种进步意义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不同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又区别于列宁主义;他们对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又区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地域性限制——产生于并发展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它又有特定的思想内涵——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同;因而，它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又批判马克思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多元化，主张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来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既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又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又是一种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王雨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J].江汉论坛，1999(09)

[2]刘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三题[J].学术界，1991(06)

[3]庄义春.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J].求实，1992(17)

[4]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5]徐崇温.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05)

[6]徐崇温.应该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J].求是，1993(12)

[7]王雨辰.关于研究和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06)

[8]王风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R].学习时报，2004

作者简介：张永伟(1993-)，汉族，四川中江人，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作者：张永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