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下债德森对寄生阶级的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内容提要金融资本生成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在支配生产、流通和信用的基础上，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金融投机、地租寻租、支配国债、滥用货币发行权等途径而建立一套寄生性的积累机制。随着金融资本对生产关系的全面支配，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也越来越系统化、自主化，造成的社会危机也越来越不容易从外部加以克服，但同时，金融资本内部自我否定的逻辑却表现得越来越强烈。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相互加强的危机，即债务通缩危机。新自由主义量化宽松的反通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旧版大萧条，却导致了更难以解决的新版大萧条。美国学者赫德森把对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批判纳入到从古典政治经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从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探讨西方经济、政治危机的根源，虽然其金融资本批判理论还因缺乏辩证逻辑而有一定的缺点，但是该理论基本的理论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金融资本主义;寄生阶级;债务通缩;大萧条

金融资本生成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金融资本支配了生产、流通和信用，通过生产革命、流通革命、信用革命来积累，这推动了价值革命，推动了劳动的社会化，可以看作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同时，金融资本又通过垄断利润、金融投机、寻租等途径而建立起一套寄生性的积累机制。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造就了现代社会的新寄生阶级，即新的金融贵族。当代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下的新寄生阶级之间和古代社会、近代早期西方社会以及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寄生阶级既有一致性又有重大的差异性。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金融资本对生产关系的全面支配，金融资本主义下的新寄生阶级也具有越来越强的自主性，越来越难以从外部撼动。但与此同时，金融资本内部的危机却越来越深重了。金融资本主义下新寄生阶级的积累，导致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相互加强的危机，即债务通缩危机;这样的危机被认为是导致1929年大萧条的原因。新自由主义以“量化宽松”的政策，来避免1929年那样的断崖式的大萧条，却导致了更加难以解决的新版大萧条。

一、寄生阶级从古代到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

私有制包含着生产性积累和寄生性积累两个方面。一定形式的私有制当其生产性的一面占主导地位时，它主要表现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一面，而当这种所有权关系的寄生性积累日益膨胀并达到一定临界点时，其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性质就表现为主要的一面。

第一，古代社会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寄生性。阶级社会是在原始公社解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推动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从战争中发展起奴隶制、农奴制等新的社会形式。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区引入的新公社，由于继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①在亚洲中央集权的古代，例如，在中国，国家是最高的地主，“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②在郡县制度的中央集权之下，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国家逐步放松对人丁的控制，赋税向财产税转化，税收从按人丁征税转变为按户资、按田产征税。大河灌溉系统得到治理，促进了生产，推动了民族的形成，帝国表现出其生产性积累的一面。但同时，在推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古代帝国的寄生性也日益发展：官场中各等级是靠在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各种名义的税赋越来越高，这被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关于古代国家所具有的寄生性和生产性积累的二重性，马克思从国家的双重职能上进行了论述。马克思指出：“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③从古代社会的缝隙中发展起商业资本，在商业资本对货币财富集中的基础上，又发展起高利贷资本。高利贷剥削小农，像寄生虫一样吸在小生产者身上，使之精疲力竭、虚弱不堪，使其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高利贷资本“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④

第二，近代重商主义时期金融资本的寄生性。近代世界历史的重要要素之一，是金融资本在西欧的兴起。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成为欧亚大陆贸易链条的终端，控制着从黑海、红海到地中海的贸易路线。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米兰等，那些大商人、大船主，造船、造奢侈品，垄断贸易、设立银行、支配地产、经营国债，得到教廷、教皇、大公贵族、西欧的国王等势力的支持。商业、产业、信用、地产、国债等货币资本活动的几个领域融合到一起，产生了最初的金融资本。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本身就是大金融资本家。金融资本把国家暴力变成资本扩张的工具。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时，意大利北部的商业金融资本失去了与东方母体贸易的联系，便强烈要求开辟到东方去的新航线，由此触发了大航海时代的商业革命。与印度洋、中国南海中没有政权保护的商人不同，与国家暴力相结合的西方商业金融资本很快把这些东方商人打败，把印度洋的贸易、南海的贸易、东亚的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过程中，欧洲商业金融资本发现并开发了新大陆，获得了移民基地，建立了三角贸易。荷兰在东方建香料生产基地，大英帝国把印度变成了完全的殖民地。在这个时代，从货币经营业和信用中发展起来的银行资本，是与高利贷资本相对立的，是商业资本家为摆脱高利贷资本的剥削而建立起来的新的信用制度。银行发行股票，组织商业信用公司，为商业资本提供低成本的长期信贷从而排除掉过去的那种高利贷。重商主义时期的商业金融资本改造了官僚和军队，改变了宫廷的国际政策，改造了封建特权、官僚监护的制度，把土地贵族描绘成缺乏活动能力的、只顾贪图享受的寄生阶级加以批判。

第三，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商业金融资本推动了世界市场、国际贸易、殖民主义、国债制度，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准备了早期的世界市场。工业革命使土地所有权的统治变得更加不能忍受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土地所有权的寄生性质进行了批判，认为私人土地所有权只是阻碍产业资本自由发展的累赘。在李嘉图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租越来越高，导致利润率下降。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资本投资将逐渐停止，资本主义经济将走向末日。马克思继承并发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土地私有权的批判，指出，“土地所有者妨碍国民年收入的增长，阻碍资本的积累……引起普遍的衰退，并且像高利贷一样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没有对现代文明作丝毫贡献”。①工业革命之后，圣西门主义者从产业资本的角度进一步批判了高利贷资本，并把银行家描述为工业的组织者。马克思也把经营信用的银行和高利贷资本对立起来，但是马克思又深刻地揭示了银行资本自身的寄生性趋势。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信用制度“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②马克思揭示了银行资本转化为新的高利贷资本的趋势：“高利贷本身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还摆脱了一切旧的立法对它的限制。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种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③

第四，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金融资本的寄生性。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劳动的社会化，推动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推动了新型金融资本的产生。金融资本支配了生产、流通、信用，支配森林、地产、矿山、铁路，支配财政税收，支配资本输出。希法亭用“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金融资本”的三段论来概括金融资本的历史地位，把金融资本看作是在银行资本的基础上发展到新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列宁着重指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层大大增长起来。金融资本的资本输出使资本输出国变成食利国、高利贷国、债权国。利息、股息、发行证券、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愈来愈大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旧军事官僚帝国、旧殖民主义的寄生性相结合。垄断地占有广大、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给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瓜分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做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①舒尔采-格弗尼茨认为：“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笨重的工业劳动，推给有色人种去干，自己则安然地当食利者。”②在英国，愈来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场所。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100万。食利者人数增加的同时，产业工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却在下降。英国工人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1851年为23%，1901年为15%。帝国主义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③

第五，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金融资本的寄生性与寄生阶级自主性的增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旧殖民帝国解体了，但殖民帝国的根基即金融资本在西方主要国家保存了下来，并获得了新的发展。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之后，金融资本基于军事官僚帝国和旧殖民主义的寄生性积累被削弱了，但是，金融资本基于自身经济统治能力的寄生性积累却增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科技革命的基础上，金融资本支配了全球化，支配了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的核心环节，支配了后发国家的核心资源、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