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岸服务外包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巨大，离岸尤其是在岸BPO业务规模都呈较快速度增长。客观上，南宁市作为接包方，在人力成本和区位地理方面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主观上，南宁市第三产业发展后劲不足，高新技术较为落后，也需要通过承接在岸BPO获取动力，展现外溢效应。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在岸服务外包研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岸服务外包研究论文 篇1：

我国在岸服务外包的困境与政策建议

【摘要】在岸服务外包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大力发展在岸服务外包，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措施，尽快出台促进在岸外包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创新补贴方式，搭建各种形式的交流平台，实现服务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

【关键词】在岸服务外包;　困境;　政策建议

根据外包目的地是否在国内，服务外包可分为在岸服务外包(on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和离岸服务外包(off-shore service outsoureing)。简单地讲，在岸服务外包就是公司将其服务业务交给国内的独立的第三方来完成的一种经营方式。在我国，发展在岸外包，推进制造企业剥离生产性服务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分析当前我国在岸服务外包面临的困境。并提出推进在岸服务外包的具体建议。

一、我国发展在岸服务外包面临的困境

(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包括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认识障碍。一方面，各地政府只重视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对在岸服务外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企业维持现状的意识很强，对剥离政策的认识不足、不愿意投入。大量本应通过外包方式完成的服务活动都在企业内部消化完成，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壮大。

(二)缺乏必要的政策扶持。

税收政策方面，所得税优惠主要面向应用高新技术的工业企业，对高科技服务企业缺少鼓励措施;营业税计税方法对服务业存在重复征税，导致分工越细、税负越重;对于占地面积较大的服务行业(如物流业)，高昂的城镇土地使用税阻碍了服务外包供给主体的发展。财政政策方而，政府资金扶持向工业倾斜，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杯水车薪。土地政策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用地多属于商业用地，取得项目用地格外困难，且用地价格也相对较高：若采取无偿使用土地的方式，由于生产性服务企业多以无形服务为主、缺少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因而较难获得银行贷款，且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主要面向工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企业受益较少。优惠政策的延续方面，固定资产的归属和转换成本也是阻碍企业剥离服务的重要原因，如剥离的物流企业在车辆由自有变为营运车辆后，享受不同的政策待遇：再比如服务环节从原来由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剥离出来后，相关的优惠政策即无法享受。此外，在用电用水等方面还存在着对服务业的价格歧视，如服务业用电适用商业电价，价格比工业用电高出较多，平均每度比高0.2元左右。同时，剥离后重新办理各种登记手续、配备专职财务和管理人员等，也使得企业望而却步。由于没有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政策。目前地方在实践中只能在本省的盘子里给剥离企业一点非常有限的奖励。

(三)体制改革滞后。

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低于工业，主要表现在市场准入限制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审批程序比较复杂，如金融、保险、海运等企业需省以上有关部门的审批。另外，创新受到较多限制。生产性服务业非国有资本进入门槛过高，投资主体单一。这些因素导致生产性服务行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水平低下，市场竞争环境难以形成。在政府管理越位的同时，也存在着缺位的问题，比如目前对服务业项目的建设在用地标准和容积率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使得投资者很难把握投资强度，也容易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此外，对于有沉重历史包袱的大中型企业来说，采用外包之后已有的人员如何安置是个头疼的问题，而在国外“人员”的问题恰恰是促使企业选择外包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政策的可持续性不足。

在剥离实施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实施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但长远来看政策的可持续性不够。比如温岭市规定，工业企业设立服务企业以后。税负高出部分由财政予以补助：自用的生产经营性房产要交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经税务部门批准后前3年减免;分离后，营业税前三年20%由财政奖励给企业。这样的政策在起步阶段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工作范围的铺开，享受的企业必然越来越多，这对地方本就不宽裕的财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五)企业剥离服务业多集中在低端环节，且许多企业的服务对象依然只是母体企业。

由于原先大多数企业在研发、营销等高端服务环节发展不足，目前企业大都选择将建筑安装、后勤服务和运输等环节剥离，且在剥离的初期，许多出来的企业仍然选择或是只能为原母公司提供服务，剥离的社会效益还没能显现，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剥离后又重新回到原企业内部的现象。

(六)与成本相比收益不明显，企业剥离意愿不强。

除了现行政策造成企业剥离非核心业务成本较大、收益不明显外，企业对部分内部化服务的成本不敏感也是阻碍非核心业务剥离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企业作为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当然乐于接受能带来成本下降的一切变化。然而。由于在账面上往往无法反映，目前许多将服务内部化的企业对各种内部服务的成本和效率掌握不足，比如在物流领域，还没有出台计算成本的国家标准，所以目前即便有专业的服务提供者，想要评价服务效果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七)服务人才结构性短缺。

生产性服务人才结构性短缺是各类生产性服务发展中的共性问题。教育专业设置调整不到位，且面向需求方的培训体系尚未形成，在一些专业服务领域，高层次专业技术服务人员特别是领军型、管理型、复合型高级人才极为缺乏，人才“瓶颈”日益突出。比如软件服务行业。一般工程师过剩而架构工程师稀缺。

此外，有些企业对剥离的畏惧源于服务行业信用环境的缺失。一些服务企业缺乏诚信，甚至泄露发包方的商业秘密，导致企业对在岸服务外包的不放心。

二、推进我国在岸服务外包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建议

(一)推进在岸服务外包的基本原则。

1　企业主导，政府引导。核心业务是企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内部竞争中的选择，它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是相互适应的。因此，企业最终外包哪些业务，采用什么样的外包形式，都需要企业自身对成本收益分析的判断来得出。政府应在职能范围内积极参与、主动作为，重视调查研究和与企业的沟通，在宣传发动及政策辅导等方面做好服务，遵循市场规律，切不能包揽企业分离工作的内部事务。

2　分离与整合并举。在推进在岸服务外包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也要注重整合、培育现有的服务资源。要切实认识到，分离服务主体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是壮大服务供给主体、释放服务需求的有效方法，整合服务资源、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实现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才是促进在岸服务外包的应有之义。

3　一企一策，因地制宜。应坚持“一企一策”，紧密结合每个企业的发展实际，做到有针对性地确定重点、设计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落实政策并解决问题。还要坚持因地

制宜、因势利导，充分依托本地区独特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集群等资源，发挥比较优势，找准促进在岸服务外包的工作重点和突破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　循序渐进，稳步实施。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促进企业在岸服务外包，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随着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发展情况的变化，企业对其核心竞争力的认识也在不断调整和深化。此外。企业在岸服务外包的发展需要供需两方面的同步和配合，切不可急于求成，必须做到区分轻重缓急，有重点、有序地推进。

(二)推进在岸服务外包的政策着力点。

目前在服务外包领域，已有的促进离岸软件服务外包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有效地促进了离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的发展。那么，在推进在岸服务外包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对所有服务行业实施普惠的倾斜政策呢?答案是否定的。服务业包含的行业领域宽、涉及面广，各行业的特点和发展基础千差万别，不可能也不允许我们对所有服务行业实行力度较大的统一的优惠政策。然而，参照某些地方经验，仅对从工业企业剥离出来的服务企业实施优惠政策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样做会对原本就从事服务行业的企业形成政策上的歧视。较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根据国际产业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目前在岸服务外包的发展现状，以及有关生产性服务行业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竞争力重要性的不同，选取几个重点行业或者领域，如在岸物流外包、在岸软件信息服务外包、在岸研发设计服务外包等，实行如促进离岸软件服务外包那样全面的、可操作性强的扶持政策，以体现国家的产业导向，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提升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推进在岸服务外包的政策建议。

1　尽快出台促进在岸外包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8]11号)的基础上，建议有关部门从财税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要素价格等多方面，进一步研究制定出台推进企业剥离非主营业务、促进在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若分离后的税负高于原税额，可以考虑对高出部分由财政给予企业适当补贴;分离后的服务企业其自用的生产经营房产应缴纳的房产税、占地面积较大的服务企业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如纳税有困难的，税务部门可考虑在～定时间内给予一定比例的减征;对剥离非核心业务企业，在资产过户、工商、税务登记过程中免收一定比例的税费：对新组建服务企业税收贡献大、社会效益明显的，给予适当奖励;对从高新技术企业分离出来的服务企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参照分离前企业的适用税率执行;加大对服务行业歧视性价格的清理力度，积极落实服务业用水、用地、用气、用电与工业同价的政策。

2　对于国家重点支持行业的在岸服务外包，在创新补贴方式的同时，实施全方位的优惠政策。改变服务业引导资金的使用方式，变补供方为补需方，研究对将软件服务、数据处理、物流、研发设计等非核心业务发包给专业服务企业的单位给予财政补贴。使服务发包方拥有自由选择承接主体的自由，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考虑对重点行业中的在岸服务外包企业，在财税、融资、人才培养、劳动用工、市场开拓等方面给予与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同等的扶持政策，取消服务企业在承接离岸和在岸服务时的政策差别;对剥离后组建的物流企业，优先推荐纳入国家物流税收政策试点企业，并逐步扩大物流企业税收政策试点的范围：消除对企业中自有车辆和营运车辆的差别待遇，扶持服务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形式实现资源整合。

3　加快在岸服务外包领域的体制改革，推进诚信体系建设。一是要根据不同服务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市场准入门槛。对法律、会计、咨询等中介服务行业。应加强标准化建设，避免无序竞争;而对金融、通信、现代物流等服务行业，则要降低准入门槛。二是要加快服务领域事业单位改革步伐，将营利性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对隶属政府部门的中介服务类机构加快实施脱钩改制。三是要改革服务业统计制度，加强服务业统计工作。不仅要关注市场主体的数量规模，而且要关注市场主体的结构和机制，国有、民营、外资和个体私营企业都应计入。四是要推进服务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在开放和竞争中培育高素质、文明诚信的市场主体，并加大失信惩戒的力度。

4　把重大服务业项目列入政府投资目录，明确重点服务行业的投资标准。目前，政府投资目录未将服务业项目列入其中，服务领域多是备案项目。应把重大的服务业项目列入政府投资目录中，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对投资大、占地多的服务业项目进行核准，以防止重复建设。此外，还应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国土、环保、建设等前置审批标准，加快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5　推进在岸服务外包综合性试点和专项试点。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推进在岸服务外包，必须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稳步推进解决问题。一方面，应选取一些服务业发展基础较好、发展在岸服务外包有一定条件的城市，推进在岸服务外包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另一方面，进行一些专项试点，如结合我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实际，进行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比如可以考虑对在产业园区内为制造企业配套的服务业项目，在用地价格和土地使用税缴纳上实行与工业项目相同的政策优惠。

6　多部门联动，建立协调高效的管理机制。创新管理体制是促进在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关键。在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促进在岸服务外包发展的过程中，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统计等多部门应建立经常性联系，克服当前存在的交叉管理、多头认证等问题，加强协作、形成合力。

7　搭建各种形式的交流平台，实现服务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加强信息平台、技术平台等基础平台建设，通过利益导向机制引导企业服务外包，促进社会化服务与制造环节的“无缝式对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于朝霞

作者：夏杰长　刘　奕

在岸服务外包研究论文 篇2：

论南宁承接BPO业务的比较优势与对策

【摘 要】我国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巨大，离岸尤其是在岸BPO业务规模都呈较快速度增长。客观上，南宁市作为接包方，在人力成本和区位地理方面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主观上，南宁市第三产业发展后劲不足，高新技术较为落后，也需要通过承接在岸BPO获取动力，展现外溢效应。

【关键词】南宁 服务外包 BPO 外溢效应 优势

业务流程服务外包(以下简称服务外包)，即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缩写为BPO，是指为帮助客户减少或消除在该业务方面的费用和管理成本，由服务外包提供商向客户提供某种或几种特定服务业务的全面解决方案，从而使客户能够将更多精力集中于核心业务部门的一种服务提供方式。

一、BPO业务市场规模巨大

BPO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离岸外包，或称国际外包，是指发包方与其接包方来自不同的国家，外包工作跨国完成。二是在岸外包，或称境内外包，则是指发包方与接包方来自同一个国家，外包工作在国内完成(除离岸与在岸这两种外包类型外，还有近岸外包，即发包方和接包方分别隶属于邻近国家的服务外包。例如从位于墨西哥的一家服务提供商那里向美国一家企业提供服务，或从一家位于中国的服务提供商这里向日本一家企业提供服务等。本文暂不作讨论)。

数据显示，2009-2013年，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的执行金额从100.9亿美元增加至454 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从7.8%上升至21.6%，年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同期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速度。在第五届全球外包大会上发布的《昆明宣言》中指出，预计未来五到八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就业人数将达到2000万人，中国将成为全球离岸外包第一承接国家。

不仅如此，在中国内部还存在大量的在岸外包业务。根据《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研究报告2013》对中国排名前十的服务外包领军企业在2012年的业务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的离岸业务总额为17.79 亿美元，比2011年增幅不到4%;在岸业务额却为12.99 亿美元，增幅高达32.53%，占领军企业业务增长额的82.86%。据预计，到2015 年，中国服务外包的内需市场可能达到280亿美元至320 亿美元的规模。

既有离岸又有在岸，如此巨大的一块蛋糕，让服务外包企业信心满满地打算做大做强，也让还在门外的观望者跃跃欲试地想要分得一杯羹。而从城市的角度来说，能够安全地将这块蛋糕接过来，则是后期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南宁承接BPO业务的比较优势

200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中，批准了国内的21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在这些城市实行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措施，促进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它们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南京、无锡、大连、苏州、大庆、深圳、哈尔滨、杭州、合肥、济南、南昌、天津、武汉、西安、重庆以及后增的厦门。笔者所在的广西首府南宁市并不在此列，尚未获得政策支持，但通过与其中6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选取的6个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成都)对比后发现，南宁市客观上拥有承接在岸BPO的比较优势。

(一)人力优势。2014年4月，电讯盈科针对中国20多家联络中心负责人的调研结果中显示，企业考虑服务外包的驱动力共九大因素中，“解决劳动用工及招聘的问题”占比75%，名列第一[数据资料来源于电讯盈科中国区业务拓展副总裁萧昆龙在2014(第七届)中国客户联络中心与BPO产业大会上的演讲]。可见人力环境对服务外包的重要性。

表1 全国主要城市第三产业用工饱和率

城市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用工饱和率

北京 76.46% 72.40% 100∶95

上海 60.45% 51.97% 100∶86

广州 63.59% 48.60% 100∶76

重庆 39.39% 35.70% 100∶91

成都 49.46% 42.40% 100∶86

西安 52.42% 45.09% 100∶86

南宁 48.72% 30.26%※ 100∶62

注：用工饱和率=第三产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该项为当年广西数据。

首先，从第三产业用工饱和程度来看(以2012年为例)，各大主要城市均超过南宁(见表1)，更趋近于饱和。即便是服务业贡献率低于40%的重庆，其从业人员饱和率依然远高于南宁。可见，相較于其他同为省会的主要城市，南宁拥有较丰富的人力资源可供服务业开发使用。

其次，从人力成本来看(见图1)，除了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比有毋庸置疑的比较优势之外，即便是在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中，南宁的人均工资水平也处于中下游。这就为其承接在岸BPO奠定了劳动力价格的客观吸引力。

图1 2006-2012年主要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二)区位优势。由于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宁作为广西的首府，其知名度远不及桂林，其经济工业发展也不敌柳州。近年来，南宁开始博得更多世界的眼球，尤其是每年都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投资峰会，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让更多国内外人士知道并了解南宁。于是投资逐渐加大，政策开始倾斜。同时，广西是西南经济圈、泛珠三角华南经济圈与中国—东盟经济圈的相交区域，其首府南宁已逐渐成为连接西南、华南、中南以及中国—东盟大市场的枢纽。它比内地的其他省市有着更广阔的服务外包目标市场，既能面向全国，又能对接东盟，并通过东盟走向全球。

地理环境还为整个广西塑造了另一个特征——语言。除正规教育使用的普通话外，与云贵川方言同相似的桂柳话，与广东方言相似的本地白话、客家话，与福建方言相似的闽南语等，均分布广泛。广西的高校还特别注重培养越南语、泰语等东盟小语种人才。作为人才聚集地的南宁，自然就具有其他省市难以相比的语言优势。印度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大的接包市场，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的英语优势;类似的，大连市承接了大量来自日本、韩国的外包业务，主要因为日、韩语的优势。这些都是语言优势为服务外包所用的成功典范。

三、南宁承接在岸BPO的主观需要

(一)产业发展。2013年，南宁市全年生产总值2803.5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2年增长10.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49.93亿元，增长4.8%;第二产业增加值1110.89亿元，增长14.6%;第三产业增加值1342.73亿元，增长8.1%。

与其他城市进行横向对比发现，各城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几乎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见表2)。2012年，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第三产业贡献率在60%以上的水平。在中西部几个颇具代表性的城市中，除重庆外，其他城市水平相当，处于50%上下。可见南宁服务业的生产与发展具有不输他地的空间与潜力。

然而，从南宁近几年的三大产业增加值数据进行纵向对比的结果显示(见图2)，除第一产业增速较为稳定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现出相反的发展趋势：绝对规模都在扩大的同时，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却在减缓，可见其后劲不足。想要保持第三产业的增长势头，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就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带动其后继发展。

表2 全国主要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贡献率(2008-2012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北京 75.36% 75.53% 75.11% 76.07% 76.46%

上海 55.95% 59.36% 57.28% 58.05% 60.45%

广州 59.02% 60.85% 61.01% 61.51% 63.59%

重庆 37.29% 37.89% 36.35% 36.20% 39.39%

成都 46.51% 49.59% 50.17% 49.36% 49.46%

西安 50.18% 53.92% 52.20% 51.60% 52.42%

南宁 49.91% 51.48% 50.21% 48.67% 48.72%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2 2008-2012年南宁市三次产业增加值指数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官方网站。

(二)技术发展——“外溢效应”。外溢效应，又称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某项活动要有外部收益，而且是活动的主体得不到的收益。目前的BPO 贸易主要集中于服务业中的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如保险、金融、人力资源、软件开发、管理等。虽然发包方为了更专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开发研究，将相对低端的业务环节转移到外包企业，但从整体来看，BPO仍然具有比传统加工贸易更高的技术含量。20世纪90年代后期，印度的软件外包公司通过为美国软件公司解决千年虫问题，掌握了大量美国软件公司的源代码程序。这种“被动”的业务能力提高正是外溢的实证。同时，作为服务业，BPO本身就需要接包方与发包方进行大量的业务交流和沟通，这就比传统的加工贸易拥有更明显的知识外溢效果。

2011年，南宁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人均产值为60.3万元，虽然相对于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南宁的高新技术企业人均产值总体上与其他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见表3)。大力鼓励和支持更多的承接BPO业务，可以通过发包方传授技术、转移资源、培训员工等一系列工作，推动本地服务业的生产效率，还可以迅速增加规模效应、壮大实力、提高能力，积累经验，提高人才素质。

表3 各主要城市高新技术企业人均产值(万元/年)

2008 2009 2010 2011

北京 40.44 38.24 43.07 42.11

上海 111.03 109.26 114.14 105.08

广州 66.79 64.52 80.38 90.15

重庆 79.68 32.27 64.76 76.21

成都 34.56 92.08 102.93 107.01

昆明 80.18 89.71 130.07 136.82

西安 61.35 73.28 102.77 115.21

南宁 41.00 41.89 49.29 60.31

注：此表格中数据体现出的另一个问题亟待研究，即如果数据属实，北京作为全国优秀人才的聚集地，为何其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均产值反而处于全国较低水平?

四、对策与建议

(一)内外结合，离岸在岸相互促进。在承接在岸BPO方面，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力成本、语言文化等优势并不显著，但这些城市通过长期发展与积累，已经确立其国际化经营优势，并在离岸外包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在业务往来中更容易获取最新的信息资源和先进的知识技术，从而进一步促进其服务外包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南宁在将眼光投向在岸外包市场的同时，也应利用好东盟这一巨大的国际市场，继续寻找离岸外包的贸易机会，内外结合，更好地发挥本地优势。

(二)扬长避短，提供差异化服务。在服务外包领域，南宁没有必要选择和其他城市相同的路线，而应结合自身优势发展。如主要面向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接包，以及借助小语种优势提供培訓服务、客服等。“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建成与使用，也会在旅游和物流等方面给南宁的服务外包企业提供更大的施展空间。

(三)招贤纳士，培养高素质人才。和大多数省会城市相比，南宁本地的高等教育机构较少，自身培养的高素质人才不多，同时因为地域文化等原因，企业对外地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不够。因此，政府、企业、各高校都应重视人才培养并投入更多的物力和财力，尤其在扩大对外交流方面，通过输送留学生、引进外籍教师、合作办学等多种途径，促进南宁市聚集更多的高新人才，为服务外包领域服务。

(四)自强自立，地方政府给予重视。目前，南宁还不是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很难享受到国家提供的优惠政策，这是其外在不利条件。但2012年4月，南宁市政府下发《南宁市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工作方案》，详细说明了在服务外包领域，南宁市的主要工作思路、发展方向、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及具体分工，这是地方政府予以重视的良好开端。今后，相关部门还应进一步给予鼓励和支持，包括配套资金、人员培训、降低门槛、减免税收，组织行业协会等，为企业发展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

印度和菲律宾作为全球的服务外包大国，70%以上的业务都服务于国外。相反，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收入却有70%以上来自国内。国家和政府在服务外包上的态度十分坚决且有信心。2014年服博会上，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万连坡指出：“未来商务部将继续促进服务外包的离岸、在岸协调发展，支持有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承接国内项目，积极培育服务外包在岸市场，鼓励政府机构和各类企业创新管理运营理念，购买专业服务。”市场潜力与政策支持为中国的在岸BPO业务提供了发展契机。南宁应该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承接在岸BPO业务，为服务行业后续发展提供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张磊，徐琳. 服务外包(BPO)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世界经济研究，2006(5)

[2]孫晓琴. 我国服务外包城市竞争力评价研究[J].国际贸易，2008(7)

[3]徐元国. 服务外包模式选择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J].改革与战略，2011(1)

[4]郭丽芬. 南宁市服务外包企业发展研究报告[J].企业战略，2013(3)

[5]闫岩. 服务外包：环境倒逼在岸业务增长[N].国际商报，2013-07-08

[6]姜荣春. 印度、菲律宾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与启示[J].南亚研究季刊，2012(4)

[7]王廖莎.论BPO行业从离岸向在岸的回归[J].市场论坛，2014(12)

[8]范丽敏.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从离岸到在岸从接包到发包[N].中国贸易报，2012-08-02

【作者简介】王廖莎(1982- )，女，四川阆中人，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中级经济师，硕士，研究方向：服务贸易、区域经济。

(责编 卢 雯)

作者：王廖莎

在岸服务外包研究论文 篇3：

把发展服务外包作为中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2010年10月18—26日，由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中心组织的国家“十二五”服务外包产业规划起草组，先后对合肥、武汉、西安、重庆、成都5个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进行调研。随着中西部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体系不断健全，生态宜居条件明显改善，人才聚集效应不断增强，要素成本较东部地区具有明显优势，产业转移和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同时加速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和聚集。

一、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成都市已经形成以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为主，覆盖研发、工业设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等业务流程的服务外包产业体系。2010年成都市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金额2亿美元，同比增长100%以上，其中ITO占90%以上，服务外包从业人员7万人，各类服务外包企业600家。形成了以天府高新区为龙头，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都江堰等服务外包特色园区共同发展的格局。高新区聚集了全市70%以上的服务外包企业。

西安市已经形成了以研发服务外包为主，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为龙头，ITO和BPO共同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格局。2010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总额2.92亿美元，同比增长30.11%，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突破1000家，从业人员突破9万人。西安软件园聚集了全市90%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

武汉市已经逐步成为在嵌入式软件和空间信息技术、信息安全、制造业信息化等应用软件领域的国家级服务外包产业基地。2010年离岸外包执行金额1.08亿美元，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550余家，从业人员5万人，新增就业人数1.86万人。基本形成了以武汉光谷软件园为龙头的发展格局。武汉光谷软件园聚集服务外包企业60多家，从业人员约2万人，其中本土服务外包企业占70%。

重庆市已经逐步形成以软件服务外包为主，包括工程设计、电子商务、动漫、金融等服务外包产业领域。2009年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金额4219万美元，同比增长21倍。2010年达到1.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服务外包企业约300多家，从业人员5万人。逐步形成了以两江新区北部新区为龙头，渝中、西永微、永川、北碚等服务外包园区共同发展的格局，北部新区聚集了全市60%的服务外包企业。

合肥市在软件研发、数据处理、动漫网游、呼叫中心、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后台服务等服务外包领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10年，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金额为8800万美元，服务外包企业217家，从业人员3.74万人。基本形成了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徽服务外包产业园、滨湖新区4个专业化服务外包园区。

(二)人才优势、成本优势和环境优势已经显现

5个城市在人才资源、成本和环境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优势。西安拥有高等院校42所，在校大学生60万人左右，每年服务外包相关专业大学生毕业3万人。西安软件、研发等人才储备优势突出，有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近40万人，其中软件、通信、计算机等专业人才8万人。服务外包企业人均月工资水平约为3000元左右。成都拥有电子科技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各类专业技术人才60多万人，为软件信息技术外包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储备。成都市普通职工的平均人力成本在全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处于中游水平，同一线城市相比低30—40%，土地和租金成本相比一线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合肥有59所高校，在校生48万人，服务外包企业人均工资水平2300元左右。武汉市拥有高校55所，在校生达70多万人。重庆市有高等院校56所，在校生达45万人左右。

(三)政策服务环境明显改善

对于国家政策给予的服务外包培训补贴、服务平台建设等资金支持，多数地方政府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配套资金支持。合肥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完善了地方服务外包政策体系，有效提升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环境。武汉市为服务外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培训机构、企业的国际认证等提供资金支持。成都市对于服务外包企业的设立及发展提供了优惠的税收政策及资金扶持。成都维纳软件反映，政府通过减免营业税，为企业海外拓展业务提供补贴，在人才培训上为企业和咨询机构互相交流搭建平台等服务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重庆海关反映，重庆充分利用口岸优势，吸引了国际大公司入驻。

(四)服务外包培训体系逐步形成

2008年，武汉软件协会开展“万名软件人才培养工程”，与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合作培养高端软件外包人才，同时与民办培训学校合作培养中低端服务外包人才。西安已经建设了多层次、分领域的人才动态信息库，基本覆盖了园区重点企业，平均每周为企业发布招聘信息40多条。目前，西安共有各类服务外包培训机构33家，加上雄厚的高校资源，将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和全国服务外包的人才培训基地。成都有24家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到2010年共培养服务外包人才11万人，每年从地方财政中安排不低于1500万元的服务外包产业人才培训配套资金。

在培训模式方面，合肥、武汉采用企业与高校进行学分置换的模式，即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去服务外包企业进行实训，毕业后直接去有关企业工作，既满足了企业用人需要，又缩短了人才培育时间和成本，这一模式为我国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在社会培训方面，安徽省服务外包培训中心与全省80%的高校合作从事ITO、BPO培训，师资大都来自企业一线的项目经理。安徽服务外包产业园设立的服务外包培训学院成立以来，进行为期3—9个月的培训，共输送了3000多名服务外包人才。目前，合肥市有培训机构20家，2010年培训人员8000人。

(五)逐步成为国际服务外包交付中心

“一线城市接单，二三线城市交付”的产业分工格局已经形成，对于带动中西部城市服务外包发展具有较大促进作用。如，武汉惠普公司总部设在上海，主要从事研发、设计、软件测试、云计算等服务外包，离岸业务为100%。武汉传神公司是一家专业翻译外包公司，总部设在北京，2010年9月，公司的交付业务从中关村转移到武汉光谷软件园。重庆环球数码动画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将高端研发放在深圳，大量交付业务转移到重庆北部新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动画制作基地。华为公司将总部设在深圳，主要从事核心技术研发，在西安高新区设立了1万人的研发中心从事海量产品的研发。

二、服务外包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层面的问题

一是企业实力偏弱。服务外包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缺乏龙头企业，行业经验不足，大部分缺乏长远战略，增殖业务不多。据调查，西安100人以下的企业占47%，100—350人的企业占42.8%，500人以上的企业仅占10.6%，2000年成立的企业占86.4%，服务外包企业新人多，少于3年工作经验的占2/3，民营企业占62.1%。二是企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西安服务外包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为16855美元/人，相当于制造业的6倍。但与印度相比(64123美元/人)相差3倍左右。三是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人力成本提高、汇率上升、行业竞争激烈等因素，都挤压了服务外包产业的上升空间。四是融资难问题。服务外包企业都是轻资产企业，普遍融资难、上市难。

(二)政策层面的问题

1、服务外包企业资质认定离岸比例过高

国家政策要求服务外包企业离岸业务占50%才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通过对5个城市的调查了解到，目前这些城市主要是在岸业务，平均离岸业务的比例均不足30%。其主要途径：通过在华跨国公司承接外包业务;通过一线城市总部发包业务。尽管国家服务外包扶持政策优惠，但多数服务外包企业很难享受到。一些企业为了拿到国家优惠政策往往仅上报离岸业务，在岸业务少报或基本不报，导致整个行业漏统漏报现象普遍存在。

2、人才培养任务十分艰巨

如何创新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如何使服务外包人才在中西部留下来，服务外包人才如何与市场对接等等，这些都是迫切问题。企业普遍反映，目前，教育与市场需求差别太大，还没有形成校企合作机制，院校很难把握企业需要的人才标准。高校教材普遍知识滞后，学生知识陈旧，语言不熟练，尤其是高端人才太少、人才断层问题严重，企业只能接中低端业务。学校设置课程欠缺，动漫设计与游戏制作等大量需要的专业人才供给不上。目前，我国只有10%的大学毕业生能够顺利进入服务外包企业。

在合作建立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本科院校制度比较死板，学生必须毕业才能参与培训，很难合作培训，学生不愿花钱花时间再接受培训，与高职类院校合作反而比较顺畅。合肥科大恒星反映，企业培养一名服务外包人才通常需要花3年时间。再加上大学4年，一名比较成熟的人才需要培养7年，但很多人培养出来就被挖走了。目前，高级开发员、程序员行业流失比较普遍，如果国家没有人才鼓励政策，服务外包将很难做大。武钢软件反映，本土服务外包企业面临的人才问题更加突出。由于武汉地处中部，成本优势明显，吸引了IBM、HP、Intel等国际公司，这些公司的待遇和条件普遍好于本土企业，人才很容易流失到跨国公司。合肥科大讯飞反映，真正愿意留在合肥的软件人才不太多，尤其是软件开发人才稳定性较差。西安企业反映，有经验的中低端员工落户较难。

3、服务外包产业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第一，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标准过高。尽管国家服务外包政策很优惠，但由于企业资格认定门槛过高，绝大多数企业无法享受这些政策。由于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既强调高技术，又强调较高的离岸业务标准，绝大多数服务外包企业无法达到要求。到2010年5个城市认定的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成都53家，西安25家，武汉7家，重庆5家，合肥21家。武汉科技局反映，一些企业虽然技术国内领先，但没有离岸服务，所以不能评定为技术先进型企业。

第二，服务外包统计问题突出。一是服务外包没有纳入国家统计体系。统计部门反映，调查难度很大，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二是存在漏统现象。安徽企业反映，服务外包业务交付多数通过互联网完成，没有实物载体，海关要求企业把业务项目刻成光盘递交申报才能予以认可，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但许多企业业务交付后没有报关，所以无法纳入统计。三是由于业务接单和交付不在同一个城市，造成统计与实际情况不符，这对于中西部城市在统计数据上影响较大，而且难以享受相应政策。

第三，对于国际服务外包的认定问题。中西部服务外包企业主要承接在华跨国公司业务或转包业务，许多企业反映，他们虽然承接的是国际业务，但与跨国公司在华公司签订合同，使用人民币结算，都不能被统计为离岸业务，企业也无法享受优惠政策。

第四，政府服务效率有待提高。安徽联发科公司反映，企业从海关进口设备很麻烦，时间长，进口设备增值税抵扣流程复杂，希望简化审批流程。

三、政策措施建议

服务外包产业是未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际化程度高，吸纳大学生就业能力强，有利于促进城市服务业整体水平提高。为此，应针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切实推进，把服务外包产业作为推动中西部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一)实行服务外包区域差别政策

建议对中西部地区应实行倾斜政策。在企业资格认定上，降低离岸业务比例，根据5个城市的反映，离岸业务比例的标准设定在30%(或绝对额50万美元)为宜。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引进人才、企业融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应给予倾斜，以鼓励跨国公司到中西部地区投资，鼓励东部地区企业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交付中心。

(二)建立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体系

“十二五”时期，应逐步形成高、中、低端各类服务外包人才全面发展的格局，尤其要加强高端人才培育，应从国家层面在服务外包课程专业建设上提供支持和引导，制定服务外包人才培训规划和标准，加大对在职员工培训的补贴费用。建立政府、高校、企业、行业协会、培训机构一体化的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体系，尤其要加强对培训机构的扶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鼓励吸引外资培训机构进入国内培育市场，扶持国内培训机构做大做强，形成品牌。为培训机构在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帮助。形成高校与培训机构、企业的稳定合作机制，积极推广学分互换机制，完善学生在培训机构的入学贷款制度，鼓励企业为学生实习提供便利。

(三)不断完善服务外包政策体系

一是建立科学的服务外包统计体系。“十二五”时期，应将服务外包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积极探索以地域为单位的统计模式，建立与服务贸易形式相适应的统计系统。二是创新融资政策。政府通过设立服务外包产业基金、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等方式为服务外包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积极探索“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支持有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上市融资。三是简化行政服务流程，实行一站式服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四)继续发挥跨国公司的示范带动作用

与本土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在服务外包业务上经验成熟，国际渠道通畅，技术水平普遍较高。应积极发挥跨国公司的作用，带动本土企业成长。一是鼓励在华跨国公司向本土企业发包。支持跨国公司通过与国内公司合资合作等方式发包给本土企业，培养国内企业接包能力。二是鼓励在华跨国公司承接国内服务外包业务。目前，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企业基本从事离岸业务。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潜在市场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许多在华跨国公司希望承接在岸业务。为此，在政府采购上，要坚持内外资平等原则。鼓励外资服务外包企业在金融、电信、保险、制造业等领域发展。三是鼓励在华跨国公司发挥技术优势，培养当地人才。武汉、西安等城市在这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经验。

(五)积极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

应鼓励国内大企业和政府向企业发包。加快释放国内服务外包市场潜力对于迅速扩大我国服务外包企业规模，提高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大企业、政府的大量服务业务内置，既增加了成本，又不利于推动服务专业化。为此，应通过鼓励国内企业和政府发包，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形成市场的良性循环。

(六)支持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去

政府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在境外开办推荐会，参加重大国际会展活动，提高我国服务外包品牌知名度，培养龙头服务外包企业。支持本土企业收购国外公司，重点收购国外的一些渠道丰富的外包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渠道，扩大全球规模。■

(王晓红，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王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