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美学意蕴管理论文

摘要《中职语文课标（2020年版）》已进入实施阶段，学科核心素养“文化传承与参与”备受关注。当前中职语文教学普遍存在传统文化概念不清、内容含混、传承途径不明等问题。立足哲学视角及学科特点定位传统文化内涵，包括中国文化精神、古典诗文的美学观及古代文学家的创新精神。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飞天美学意蕴管理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飞天美学意蕴管理论文 篇1：

论舞剧《丝路花雨》的美学向度

摘要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是甘肃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创作于30年前的经典作品。这部作品在巡演的过程中,所到之处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深入研究探讨该作品所蕴含的至美、大美,对于繁荣当今舞蹈艺术创作,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舞剧 丝路花雨 美学 向度

一

1979年,甘肃省的艺术家成功创作并演出了舞剧《丝路花雨》,舞剧编导:赵之洵、刘少雄、张强、朱江、许琪、晏建中,舞剧音乐:韩中才、呼延、焦凯,舞台美术:李明强、杨前、郝汉义,首演演员:贺燕云、傅春英、仲明华、李为民、张稷、贾世铭等。这部舞剧一经公演便轰动了海内外。他们在国内的演出,常常是一票难求。他们在国外的商演,所到之处更是盛况空前。

1982年9月14日,舞剧《丝路花雨》来到世界爱乐者的圣地——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连续演出了6场,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意大利的《时代报》刊登了《中国通过〈丝路花雨〉敲开斯卡拉剧院大门》的署名文章。文章说:“《丝路花雨》在斯卡拉剧院获得巨大成功,经久不息的掌声、喝彩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这部集体创作的舞剧,把中国传统的古典舞蹈和西方的音乐舞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独舞演员展现了高超的技巧。完美的舞蹈设计,出色的舞台效果和技艺超群的杂技表演动作相映成辉。”

应当说,舞剧《丝路花雨》的成功,打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八亿人民八个戏”的禁锢,它的公演不仅震惊了世界,也由此诞生了一个崭新的舞蹈学派——敦煌舞。同时,开启了艺术舞台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无怪乎舞剧《丝路花雨》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献礼演出活动中,荣获创作、演出一等奖;在1994年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评比中,荣获了经典作品奖。

舞剧《丝路花雨》讲述的是画工神笔张和女儿英娘与波斯商人伊努斯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故事。甘肃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把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通过立足敦煌壁画的深入研究,在充分发挥各自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基础上,将其演绎成为一部构思新颖、风格独特、美不胜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舞剧。

二

在舞剧《丝路花雨》诞生30年后的今天,从美学的向度探讨它的艺术成就,无论是对于回顾总结过去,还是谋划开创未来,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 得天独厚,敦煌艺术逼真呈现

闻名世界的古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陇东,过河西走廊,从东到西贯穿甘肃大地,由甘肃西北端的敦煌西出阳关、玉门关,穿过天山山脉,一直到达中亚及欧洲腹地。

东汉以后,佛教由印度经中亚传人我国。随着丝绸之路的日趋繁荣,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以玄奘为代表的众多僧侣往来于中国与中亚、印度之间,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兴盛。大量的佛教寺院和石窟分布于甘肃各地,形成了甘肃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甘肃的石窟不仅开凿早,而且数量多,逼真展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在中国佛教史和艺术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为甘肃石窟的集中代表,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等。莫高窟创建于公元360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朝十个朝代,一千多年间的营建始终没有断绝,至今保存有洞窟700多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3000多身,是当今世界保存洞窟最多,表现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湛的佛教石窟群。

敦煌石窟包含禅窟、殿堂窟、中心柱窟、涅窟、大像窟等;彩塑包括佛、菩萨、天王、力士、弟子、供养菩萨、飞天等;壁画内容则以佛教故事为主,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以敦煌莫高窟第217窟所呈现的“飞天”壁画的表现为例,那体态轻盈的“飞天”身着红衣,挽着绿色飘带从天而降,与“皇天后土”的背景形成强烈的对比,炫人眼目,异常华美灿烂。

如此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如此丰富的文化艺术遗存,使甘肃的艺术家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为了再现古丝绸之路曾经有过的繁荣,再现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从大量敦煌石窟壁画中,集中选取了150余幅具有代表性的画面,创作编演出大型舞剧《丝路花雨》。

正如余秋雨在他的《千年一叹·尾声》中所言:“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但在吸纳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文化选择。敦煌造型与印度佛教形象的明显区别姑且不论,从大的角度着眼,它也证明了中国佛教的艺术化、景观化取向。也就是说,佛教走向中国的世俗民间,以美为中介。美使佛教通俗,又使它多义、自由、弹性,避免了它在自己故乡的不幸遭遇。”

艺术在追求美的过程中所展示出的功夫是剪裁,是浓缩,是提炼;艺术在诠释美的过程中所凸显出的价值是延伸,是升华,是引领。人们从《丝路花雨》中,不仅看到了千年前的盛唐气象,看到了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看到了人世间的挚爱真情,而且看到了中华文脉源远流长,看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看到了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

2汉唐遗韵,音乐舞蹈璧合珠联

观众从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中,所得到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是全方位的。他们从中不仅看到了从敦煌壁画中走出来的一幅幅历史画面,同时也聆听到那来自盛唐十部伎的余音流韵。

舞剧《丝路花雨》的舞蹈语言是全新的。它既不同于以往的民族舞、民间舞蹈,亦有别于西方的交际舞和芭蕾。《丝路花雨》突出的艺术贡献就是“复活”了敦煌壁画上的舞蹈形象。甘肃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经过长期的深入观察,研究分析,不仅掌握了壁画上乐舞人的舞姿特色,而且研究出敦煌舞特有的s形曲线运动规律。舞剧编导们成功地运用中国古典舞蹈的组合规律,将壁画彩塑上静止状态的造型动作连接发展,使之既轻盈曼妙,又新颖别致。

舞剧通过演员那婀娜的扭腰、送胯、勾脚、s形舞姿的流线,以及琵琶舞、绣花舞、盘上舞、反弹琵琶舞等代表性舞段,不仅复活了敦煌壁画,而且复活了汉唐时期的舞蹈,让观众从舞剧《丝路花雨》中,感受到汉唐古韵所蕴含的至美、大美。

不仅如此,观众还从《丝路花雨》中听到了汉唐遗音。据史书记载,唐代的燕乐、清商、西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扶南、高丽这十部乐当中,既包含有汉族音乐,也包含有少数民族音乐,还包含有经丝绸之路传入的外国音乐。体现出盛唐时期国力的强盛,以及当时的人们对于东西方文化艺术所采取的开放并融的良好心态。

在这十部乐当中,龟兹乐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部。龟兹乐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较多,它的音乐舞蹈风格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仅以舞工为例,龟兹乐表演者的服饰为“红抹额,绯袄,白帑,乌皮靴”。而中原的燕乐舞蹈者则“戴云冠,着花锦袍,五色绫,乌皮靴。”舞姿曼妙,梵音缭绕,音乐舞蹈交汇融合,展示出辽远的历史画卷。

罗曼·罗兰在他的《音乐在通史上的地位》中指出:“每一种音乐形式都与社会形态有关,使它更容易被人理解;同时,在许多场合,一部音乐史是同别的艺术史密切联系的。”观众正是通过欣赏《丝路花雨》,在这情与景、声与画的水乳交融间,得到了美的陶冶,发出对于中华古老文明和中外文化交流盛景的由衷赞叹。

3 演技高超,英娘舞姿再现飞天

在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中,最令人称道的是英娘的舞蹈艺术表现。她那莲花纤手的传神舞动,她那富于表现力的脚的勾伸,以及她的颈姿、腰姿的灵动屈伸,都传递出别样的情愫和意蕴。

在该剧第二场中,英娘的“反弹琵琶舞”堪称是全剧的经典舞段。这一舞段的基本舞蹈语汇取自敦煌壁画。编导将其发展成为展现英娘性格的独舞——在阴暗的洞窟中,神笔张与英娘精心地在洞壁上勾勒涂抹作画,英娘为了解除父亲的劳顿而跳起了舞蹈。只见英娘翘首勾肩反弹着琵琶,随着袅袅的《月儿高》的音乐由缓而急翩翩起舞。英娘的舞蹈动作幅度越来越大,这不仅激活了神笔张的创作灵感,而且传神地表现出英娘的善良和天真浪漫。

观众从英娘的舞蹈中,既看到了复活了的善良、文静、端庄、高雅的“飞天”的艺术形象,也依稀体会到中国古代女子含蓄、善良、温柔、贤惠的性格特征。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说:“敦煌艺术在中国整个艺术史上的特点与价值,是在它的对象以人物为中心”,“敦煌人像,全是在飞腾的舞姿中(连立像、坐像的躯体也是在扭曲的舞姿中);人像的着重点不在体积而在那克服了地心引力的飞动旋律。所以身体上的主要衣饰不是贴体的衫褐,而是飘荡飞举的缠绕着的带纹。佛背的火焰似的圆光,足下的波浪似的莲座,联合着这许多的带纹组成一幅广大繁富的旋律,象征着宇宙的节奏……”

飞天的舞姿是飘逸的,飞天的舞姿又是灵动的。正是伴随着飞天飘逸与灵动的舞蹈,让观众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审美的王国里自由地驰骋。

4 立体融合,通过大美讴歌真善

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展现在观众眼前的美,既是立体的,也是综合的。大幕拉开,舞台的展现,舞台的布景,灯光的设计巧妙融合,穿越时空,将观众带到莫高窟、月牙泉、大漠烽火、古代波斯等特定场景,尽览千余年前的“敦煌市井”。

舞蹈演员的服装设计既依据于敦煌壁画,又融入大量现代元素,演员服装饰物与整个舞台的色调互为映衬,让观众感到既谐和又亮丽。整部舞剧的音乐极富民族风情,以琵琶为代表的色彩民乐与管弦乐有机融合,极大地增强了音乐的艺术表现力。

《丝路花雨》的舞蹈动作设计别具匠心,神笔张、英娘的独舞性格独具,神笔张与英娘的双人舞配合默契,几段群舞风格各异,飘逸灵动。整部舞剧张弛有度,随着剧情的展开而始终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神笔张与英娘父女在沙尘暴中救起生命垂危的波斯商人伊努斯。5年以后,被窦虎逼迫卖艺的英娘意外被伊努斯救赎。市曹垂涎英娘的美色,欲强征英娘为官伎,无奈之下,神笔张托付伊努斯带英娘到波斯避难。神笔张和英娘在梦境中相会,大唐河西节度使夫妇的到来惊醒了神笔张的梦。伊努斯奉命使唐,英娘随同返乡。市曹指使窦虎抢劫波斯商队,神笔张得知这个消息急忙点火报警,不幸被窦虎的暗箭射杀。在敦煌27国交易会上,英娘当众揭穿市曹谋害波斯使者的罪行,大唐节度使怒斩市曹与窦虎。从此以后,在大唐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丝绸之路上驼铃叮当,往来客商更加频繁交往,中西方人民的友谊绵延流长。

应当说,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是借助还原千余年前敦煌壁画上的舞姿,“讲述”了发生在丝绸之路上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延续了千年,还将世世代代地讲述下去。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自古就遵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的古训。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善于学习吸收借鉴的民族,唯此,才能够历尽千辛万苦将佛学引进中国,并且使之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光大。

英国的著名艺术学家H·里德在他的《艺术的真谛》中曾经谈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享有如此丰硕的艺术财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艺术的卓越成就相媲美。”人们从舞剧《丝路花雨》中,不仅感受到敦煌壁画的复活,而且感受到中国极具象征性的舞台艺术。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是有独创性的,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而这种艺术表演方式又是和中国独特的绘画艺术相通的,甚至也和中国诗中的意境相通。”这就需要作为欣赏者的我们,具备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以便触类旁通地解读蕴含至美、大美,具有开拓意义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

网络化的当今世界,已经使地球变成为一个村。这就需要各国人民不断加强对话,而不是相互对抗。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所讴歌的就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乐园!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王宜文、路春艳编选:《美苑咀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赵声良:《文明古国深藏的微笑——记甘肃石窟艺术》,《读者欣赏》,2006年第12期。

[4] 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5] 贾安林主编:《中国民族民间舞作品赏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李野迪,女,1982—,河北唐山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舞蹈教育,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

作者：李野迪

飞天美学意蕴管理论文 篇2：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内容建构与策略选择

摘 要 《中职语文课标(2020年版)》已进入实施阶段，学科核心素养“文化传承与参与”备受关注。当前中职语文教学普遍存在传统文化概念不清、内容含混、传承途径不明等问题。立足哲学视角及学科特点定位传统文化内涵，包括中国文化精神、古典诗文的美学观及古代文学家的创新精神。从整一系统、动态开放角度建构课程内容，将传统文化知识结构化凝练成价值观念，同时激励学生参与课程建设，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价值。教学实施时，通过醇化古诗文意蕴、活用艺术形式、借鉴创新精神三大教学策略实现育人目标。

关键词 中职语文;传统文化;文化育人;课程内容;教学策略

随着《中职语文课标(2020年版)》的颁布，“文化育人”观念愈益深入人心。实践中，核心素养为纲的课程特色，向教师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如何超越知识的灌输，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如何挣脱道德说教的桎梏，发挥文学的力量，引导文化传承。在此背景下，在中职语文课堂中传承传统文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中职语文传承传统文化面临的认知困境

在中职语文新课标中，传统文化是“文化传承与参与”这一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对应课程结构里的“古代诗文选读”专题。教师在语文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方面面临两大认知困境。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边界不清

其一，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民俗和生活习惯，因特征鲜明而易受关注，在旅游专业中是重要内容，但列入语文课程，则可能湮灭学科特点，因此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需要清晰界定。其二，语文课程承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教师并不确定。很多教师采用“移花接木”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花”，植传统文化的“木”，常见做法是借文本的某个枝节横生出去，连篇累牍宣讲“爱国情怀”“奋发有为”“环境保护”等思想，置作品整体于不顾，导致学习目标与学习材料分离。问题根源在于，当代价值观无法涵盖数千年的中国思想史精华，一般地说，当代有当代的先进文化，历史有历史的精华，各具育人之功。另一种做法是碎片化地提取文化内容，即选文里有什么就教什么，这种随遇而“承”的文化，可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在学习者心中扎根。调查表明，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片面的，有讲意象的，有讲情怀的，有讲古代官职和纪年方式的，离散度极高，且很多内容并未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魂”。例如，意象是古今中外诗歌的基本特征，说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在于意象的使用，是对文化的“瞎子摸象”。

(二)传承沦于价值观的被动接受

从继承者角度而言，传承是主动的参与和吸纳，即“人们的学习不只是从他们的文化故事中接受价值，而是通过发现这些故事、教训、戏剧和自己之间的个人联系来学习价值。”[1]传承，不仅仅要识别文本中的价值观和艺术形式，还要认同和实践，形成信念。区别于大众传媒，语文课程不止于学生能吟诵经典，更关注学生心智和创造力的发展。当前语文教学拘泥于政策文件的简单解读，形成一种机械推断：只要读了古代诗文，传统就后继有人。殊不知，古代诗文的创作者主要是古圣先贤、仁人志士、儒家知识分子，其身份家世、生活年代、政治理想和學术渊源，迥别于处在大众消费环境中的学生。缘何传承这些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传承之意义何在，对此当前普遍形成了宏大叙事的回答。脱离学生个体生命的成长，割裂个体与社会的切实关联，传承就成为一句空言。由此，从课标执行者层面看，教师一方面努力尝试新的教学模式来落实文化传承，一方面又苦于理论和操作性建议的缺失，结果是回到传统的古诗文教学模式中，回到复述性的学习窠臼里。

二、中职语文学科中的传统文化范畴

如何突破文化内涵不清、传承路径不明的困境?合理的做法是从文化传承的哲学意义出发，借助已有学术成果，从文化与学科的契合点入手，逐层定位内涵。

众所周知，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说过：“要认识你自己，去认识历史吧。”[2]这句话提醒人们，抛开传统，人无法了解把握自身，更遑论成为自己主人。如何在传统中认识自我?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提出将人的作品作为媒介，“人的特征和标记，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或物理学本质，而是他的作品——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都是构成元素”[3]。这是说，先辈们创造的作品构成文化，当代人的价值观在其中孕育生长，否定传统文化，就否定了自我的存在，当无数个自我丧失了存在，民族就会消亡，正如语言的衰亡必然导致民族的衰亡，这是传统文化传承教学的基本概念。因此，教师首先必须深入哲学层面，帮助学生建立文化传承的意义。

其次，是划定文化的边界。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发现，“在众说纷纭的界定中，文化有四种突出的含义：(1)大量的艺术性作品与知识性作品;(2)一个精神与智力发展的过程;(3)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习俗、信仰以及象征实践;(4)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4]其中，第二条呈现人们成长过程中知识量的变化，第四条关乎民情风俗，这两条关联语文学科甚微。第一条中的“艺术性的作品”和第三条里的“价值观、信仰”，符合语文学科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确立传统文化的内涵。思考这个概念时，要避免泛化和表象化，即满足于罗列文化的枝枝叶叶;重要的是寻根问脉抓精神，唯有精神能统领现象，形成结构;语文课程抓住了文化精神，才能将碎片化的现象整合到脉络中，纲举目张。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中提出，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是一个体系，其要素主要有四点：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其中，‘刚健有为’思想是总纲，是处理人际间、人自身、人与自然(与“刚健有为”并列的3点)三个关系的核心原则。“刚健有为”涵盖“自强不息”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有主动进取而刚强不屈之意，“厚德载物”是以宽容之胸襟包容万物的思想[5]。此为传统文化所表征的“价值观和信仰”内涵，对应特里·伊格尔顿所言文化含义(3)。

语文学科承载的传统文化，对应文化的另一个内涵——“大量的艺术性作品与知识性作品”，意味着文化的审美创造特性(古诗文归于“艺术性作品”)。中国是诗歌王国，有着深厚的诗教传统，古代散文亦脱胎于诗歌，古代诗歌的美学特征，是传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中国诗歌将“返璞归真”视为美的最高境界，即“只有在艺术品前调动起所有的想象力，从简朴中领悟到万象，从单纯中体味到多彩，才算有了美的灵性”[6]。在此美学观之下，是“风骨”“气韵”“意境”“声韵”等基本美学元素。中国诗歌还富于变化，从先秦《诗经》《楚辞》和诸子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经数千年发展，高峰迭现，这是源自民族创造力，创新精神乃传统文化又一重要内涵。

由此可知，语文学科中传统文化的内涵有三：中国文化精神;古典诗文的美学观;古代文学家的创新精神。

三、中职语文“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建构

犹如河床，传统文化厚积能量;亦如星空，漫射皎洁光芒。语文课程吸收文化精髓时，需要筛选与整理，改造与重构，以探究和开放的形态，达成育人功效。

(一)演绎概念，架设课程内容体系

认知科学表明，概念不能直接被感知。传统文化从无数文学作品中抽象而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精神内涵唯有通过教学分析，才能转化成课程内容。以“中国文化精神”为例，首先，确立其四大要素“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合一”为体系框架，继而分解“刚健有为”为次级概念：“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在此框架下，透视古代诗文的价值观，分类整合，提取课程内容。诗文的选择，适以全面观照新课标附录中的学习推荐篇目，兼采课改以来经典教材中的篇目。如，课标推荐的《寡人之于国也》《公输》《过秦论》《兵车行》，与经典教材中的《岳阳楼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合并为课程内容“仁济天下”，因其凝结了“苍生为念”的思想。这一内容统摄了不同文体的多个主题，分别有“刺政”“外交”“馆阁记”“忧患”“战争”等，彼此形成一个意义关联的网络。当“仁济天下”与“家国情怀”“志向笃行”“革故鼎新”等内容相连，聚焦上级概念“自强不息”，进而与“厚德载物”聚焦顶层概念“刚健有为”时，就形成一个纵深结构。此结构不仅强有力地解释了种种历史和社会现象，且让学生关注到具有持久价值的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如何解释“活着”的意义。这意味着学生进行每一篇古诗文的学习时，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实性知识的积累，也不是简单的道德认知，而是深入到复杂事件中去探问生命的价值，在这种探问中，学生无法置身事外，而是受思考驱动，将事件中的人物与自己相连，这就为价值观、品格、关键能力的培养做好了准备。传统文化课程内容架构见表1、表2。

(二)保持开放，动态扩展课程内容

文化内涵的包容量极大，极富弹性，一次分析不可能穷尽，这也是文化“永远说不完”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赋予传统文化不断更新的空间，令教学在完成“传承”的同时，又启迪“创新”。转化，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以文化精神“自强不息”为例，第一次分析，关注点落在父权社会，第二次也许就关注到女性问题，增添“独立平等”的内容，第三次分析，也许关注到“弱德”，即“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7]。在此分支下，陶渊明的退居园田、李白的慷慨悲歌、苏轼的赤壁怀古都获得了“自强”的意义。

动态生成，还意味着学生参与课程建设。在探讨具有永恒价值的过程中，学生观察当代生活和文本的关联，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價值。在研读“子贡赎人”文本时，学生联系疫情期间任正非对员工上班不要工资的现象，发表了“不让雷锋吃亏”的公开信，道德上的正义，演变成当代先进文化中的精髓——以奋斗者为本。由此，在“和与中”的文化思想中，学生增添了“美德与人性”的内容。学生还发现，士大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与人道主义精神相通，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民族救亡图存中的志士，辛亥革命的先烈，都是这种思想的传承者。越过历史的藩篱，他们意识到，古代士大夫的忠君爱国，在今天看来是过时了，封建专制早已灰飞烟灭，忠于一家之姓的盲目与无奈，为现代人不屑。然而，如果把这思想从其产生的背景中抽离，放到现在的社会语境中，作为政府、行政管理者有效忠国家的义务，其行政决策、管理思路应以造福人民为本;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也有调动智慧积极进取、贡献力量的责任，如此，“仁济天下”又生成了“公民与社会”的新时代意义。

四、中职语文传承传统文化的教学策略

传承，既有价值观的认同，又有实践操作;没有身体力行，传承不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课标颁布前的古诗文诵读、品味、鉴赏，虽触动了感情，但还需进阶学习，启动理解、应用和创造，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尝试教学。

(一)醇化古诗文意蕴，返照生活

文化历久而来，含蕴着百代沉淀的思想精华，但它并不简单地映照现实，读者也难以片刻间得旨会意。例如，将“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成惜时箴言，而不知其本意——人无限发展上升潜能而获得的极乐滋味。领会文化深意，最好将那些富有思想价值的语句还原成生活，进一步能解释生活。教学中，有效的方法是，围绕这句话展开讨论——发愤忘食的人生，对生命而言是一种消耗还是延续?讨论时，提供一组教学资源：

1.孔子生命进阶七十，发出“乐以忘忧”之言;

2.生命引擎不停的人物：高僧(鉴真、玄奘)，画家(黄公望、齐白石)，学者(钟南山、叶嘉莹);

……

4.纪录片：《寿司之神》《宫崎骏的最后一部动画》;

5.科学报告：《大脑是如何保持年轻的》。

通过讨论，引导，真实参与，学生也许抱着对“发愤人生”的拒斥态度，认为人生以平凡为贵，活得轻松自在最重要，这种将无所事事、不担责任等同于轻松自在的观念，正是导致人生空虚的祸魁。此时，学生的认知与经典文本的思想产生了冲突，这是将思想还原成生活的最佳时机。学生阅读科学报告，发现大脑因思考而机能强健;走近文学和电影，目睹生命的潜力;分析真实案例而验证圣人的思想，由此多角度探究了生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过观察日记、访谈等任务，了解周遭平庸之人的生活与感受，以形成对原有态度的重构。学习的最后，教师组织学生再次解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意义，并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如读后感、自编话剧、演讲、诗歌创作等，把传统文化的意义理解做到了深处。

(二)活用古诗文形式，点亮生活

中国古典诗文，因其独特的审美特征补充了世界文学宝库。诗词歌赋的词句，单字表意，简约典雅，又极富想象的生发力。教学中可从文案创意入手，引入真实性任务，让学生体验创作过程。比如，为一篇即将推出的人物志拟制题目。学生从定位人物风貌(“教书育人不倦的学者”)开始，查阅《诗经》典籍，从“育人”联想至“学问”，再联想到“如琢如磨，如切如磋”诗句，翻检诗句所在篇目《淇奥》，提取主体形象“有匪君子”，凝练“切磋琢磨”为“琢玉”二字，创造出“有匪(学问渊博)君子，琢玉匠心”，以此为题，俊逸潇洒，神韵独具。

中国古诗文擅长营造象外之境，如柳宗元的诗《江雪》，张岱的散文《湖心亭看雪》，皆以天地之大、空旷孤绝的画面扩展内心哀痛，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比起任意挥霍直觉、感情和自我的表达，更令人沉思浮想。借鉴此种形式，可从游戲开始。给学生一系列表达情感的短语，如喧嚣中的孤独、被误解的忧愁、等待中的煎熬，制成签条自由抽取，让学生尝试用“画面、留白、素朴风格”等中国古典诗的元素去创作短诗，诗歌在班里发表后，大家来猜意境，分享读诗的体会。进一步的应用是引入真实任务，如海报、广告文案，提取公益或商业元素，激发学生用空灵的诗句表达生活感悟。实践中，学生营销文案创作中的竹林，脱去俗物之态，既有“绿管笙箫，青天一字排空去”的灵动美感，又有“妆成碧树，何处云深逗日影”的隐士节操。

(三)借鉴创新精神，铸造匠心

传承，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理解前人如何打破限制，推陈出新的精神。教学中，教师应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引导揭示文体的变化和发展，突出历代文学家的贡献。以杜甫为例，组织学生研读一组律诗，探究诗人是如何吸收传统，又缘其内在的矛盾发展出新的活力。“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打乱传统句法，主宾语倒装，神妙展现安史之乱前长安的富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打破登山写“觉悟”的传统，抒发宏伟志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突破写后妃、宫女的程式，以香气、湿气、白玉来写妻子，动人地抒写了夫妻之爱。通过专题性研究，学生以“杜甫对中国诗歌创作的贡献”为话题，参加诗歌论坛会，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建立传承与创新的意识。

创新的意识，更适合在语言应用任务中培养。巧设任务，训练创意思维，是传承的好方法。如《旅夜书怀》中的“月涌大江流”，“涌”字本用于泉水的向上运动，杜甫却营造出“素月分辉，光随波涌”的浩荡场面，由此方向延伸拓展，指导学生做词语的异向生发。如，重构名词意义，刻画人物性格。学生用“树叶”“气球”描述“自以为是的人”，经过想象激发，写出了“树叶，得意时高挂枝头，失意时秋风扫地”;“气球，吹一下就飘飘然”;选择“时钟”刻画“拖延症患者”，写出了“时钟，走了一圈终于到达0点，可再也回不到昨天”。这些词语，学生运用发散思维，获得了意义张力，语言的应用使创新意识落地。

将语言任务用于解决专业学习的问题，也是培养创新意识的有效策略。不难发现，传统的古诗文学习束缚了学生思维，在专业学习需要文化加持的时候，学生往往讲不好故事，挖掘不到民族内涵，或者只是“刻舟求剑式”的文化模仿。实际上，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手法百变不穷，比起现代文学作品，它在保持和继承传统艺术神韵和美学特质的基础上，提供了创意的另一个崭新的视角，有利于改变思维的套板效应。如，在一些造型设计中，学生习惯于照搬传统文化要素，中秋节经久不变以“嫦娥月兔”为装饰图案。此时，可引导关注李白的诗句“月似飞天境，云生结海楼”，发现除了“思亲”和“月”还可以表达“仗剑走天涯的豪迈”;进一步阅读“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提炼“出发”意义，融合“天地，万物之逆旅;人生，百代之过客”中的宇宙意识，在“月”的意象中创造性地生发“人生是一场富有意义的旅行，出发也是回家”内涵，将探索奇妙世界、丰富人生经历作为中秋的新意涵，由此设计图案，就跳出了“嫦娥月兔”的窠臼，将天地人间的现代元素纳入其中，扩大人生的境界。擅长运用传统文化，以其精神养今人创造之气，是课程肩负的使命。在古老的文明中，领悟那一点一滴精工细作、永不枯竭的精神，正是职业学校对工匠精神的期待。

参 考 文 献

[1]刘正伟.课堂中的文化素养工具：批判探究教学5-12年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6.

[2][3]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李琛，译. 北京：光明出版社，2009：58.61.

[4]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M].张舒语，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1.

[5]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4.

[6]苏叔阳.中国读本[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8：183.

[7]叶嘉莹.叶嘉莹谈词[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37.

作者：杨晓燕

飞天美学意蕴管理论文 篇3：

在日常的泥淖中挣扎

摘要：在池上的小说中，女性之“困”是缠绕在叙事话语中的一条重要纽带。作者通过对都市女性种种悖谬性生存困境的呈现，揭示了现代女性在个体欲求与传统伦理之间的巨大罅隙，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体存在空间的规训与钳制。池上也由此将笔触延伸至程式化、工具化的现代日常生活，并以女性欲望的觉醒来实现对这种异化生活的抗争，最终传达出创作主体对不断异化的现代日常生活的省察，以及对人类灵肉一致、身心统一的理想生活的强烈吁求。从叙事上看，池上十分擅长以一种内心化叙事，直击都市女性在现代异化生活中所遭受的各种复杂隐秘的生存意绪;与此同时，小说还时常借助于一种别有意味的结尾之设置，实现了作者对理想生活形态的诗性探寻。

关键词：池上;日常生活;异化

在近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池上一直保持着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密切关注，尤其是对女性日常化生存处境的潜心探寻。在池上的笔下，人生之“困”是一个始终无法摆脱的主题。她常常以一种极具内心化的叙事触及当下社会运行机制和权利体系的内部，呈现出现代女性在俗世生活中不为人知的艰涩处境，并由此传达创作主体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和体恤之情，展示作家对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异化问题的深刻省察。

一

纵观池上的小说，她往往执着于叙述都市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所体悟到的种种悖谬的生存经验，并且通过对这些生存经验的提取、生发与想象，让人物的外在生存障碍与内在精神困顿相互摩擦与碰撞，从中揭示现代女性鲜为人知的存在处境和心灵深处的隐秘情愫。在池上的小说中，女性之“困”是始终缠绕在叙事话语之中的一条重要纽带，也是作者开启女性隐秘心灵之窗的一把钥匙。诸如无爱的婚姻、脆弱的情感、无力经营的爱、诡谲的职场以及残酷的生存等等，它们彼此作用、相互缠绕，共同施予现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使得她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背负着一道道沉重的枷锁，进而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淖中挣扎不已。

从文化层面来看，池上小说中的都市女性们之所以被困，很大的原因在于她们内在的人性欲求与传统的文化伦理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罅隙。一方面，作为现代都市的知识女性，她们向往自由的生活，追求独立的人格，渴望美好的爱情;另一方面，作为于生于斯、成长于斯的中国女性，她们又无法完全脱离社会文化和道德伦理的潜在规约。一旦个体的人性欲求与传统的文化伦理发生摩擦与碰撞，便会对个体的生存和精神状态造成难以估量的隐痛。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曾指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所谓“伦理本位”主要针对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来说，在此关系上，中国社会既非个体本位，又非社会本位，而是将“伦理情谊”视为人生而在的第一要义，人的一切言行都要以对他人的情谊关系为重，抑制了生命个体个性人格的发展。①这种伦理本位的文化對于维系人伦秩序与社会和谐固然重要，但是其内在的顽固和保守属性，也使其不断地阻滞着现代人独立自由的精神人格之生成。如《这半生》中的云惠和《桃花渡》中的阮依琴，在面临个体的情感吁求与家庭伦理的两难之境时，她们都选择屈从于传统的婚姻伦理，从而牺牲自己对于自由爱情的理想追求，最终致使她们在无爱的婚姻之中饱受煎熬。与此同时，她们又时常将这种伦理的重负变本加厉地施予下一代身上。而这背后，正是中国传统“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畸形伦理之现代变种。即便是女性们冲破了传统伦理的束缚，可现实给予她们的仍是重重打击，如《胎记》中的卢心慈、《灰雪》中的范思思、《虞美人》中的虞娟娟等，她们都冲破种种阻碍，勇敢地追求爱情和自由，然而一旦面临家庭、道德和伦理之间的抉择，她们精心构筑的爱情堡垒便不攻自破。

就社会层面而言，现代社会的男权秩序对女性主体的规训与钳制依然不容忽视。随着现代文明进程的演进和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使得现代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甚至在消费主义的现实境遇中，还呈现出一种女性主导的、阴盛阳衰的文化景观。然而景象并非真相，女性由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天然弱势，在男权主导的社会秩序中依然面临着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因此，当池上以一种女性视角切入小说文本之时，叙述话语便会流露出对于男权社会的讽刺和批判意识，表现出创作主体为深陷男权话语囹圄的都市女性寻找自我存在主体空间的审美愿望。在叙事过程中，叙述者通常以一种弱化、矮化乃至丑化男性的叙述姿态，在表现女性美丽、温柔、优雅、坚韧的同时，表现男性则是一种自私自利、卑怯懦弱的性格特征，并且时常是致使女性身陷囹圄的罪魁祸首。总的来看，池上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致包括三类：他们或是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但却自私自利，不负责任，将女人视为玩物或工具，如《桃花渡》中的赵老板等;或是困囿于婚姻家庭而在婚外情中寻求安慰的男性，虽不穷凶极恶，但却卑怯懦弱，无论是身为丈夫还是情人，他们都不能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如《胎记》中的沈城南等;抑或是在事业中兢兢业业，却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如同机器般冷漠，毫无情趣可言，如《在长乐镇》里的郭一鸣等。在这种男权所主导的社会秩序里，女性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导致她们只能依附于男性以获得生存的可能，其身体和欲望也成为男性欲望的附属物和消费品。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池上小说中的女性们普遍遭受着生存之痛，而又饱尝着精神之苦。一方面，她们要承担家庭的伦理责任——为父母、为丈夫、为子女，不得不放弃自我主体的生命吁求，牺牲自我的主体存在空间，因此只能在传统的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与现代女性个性、独立、自由的诉求之间痛苦地煎熬;另一方面，她们又要兼顾社会的职业分工，在充满男权压迫的职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自我实现的成就感与男权宰制的屈辱感中挣扎不已。有时来自两者的力量会共同作用，使得她们深陷日常生活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实际上，无论是来自传统伦理的潜在规约，抑或是源于男权社会的无情碾压，归根结底，都与现代社会日益异化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种异化情形已非马克思所论证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宏观层面的劳动异化，而是渗透在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异化状态。而这，也是池上所要竭力探寻的现代都市女性的生存本相。

二

池上笔下所呈现出的日常生活异化，实际上已经逐渐演变成现代都市中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形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在促进现代文明、文化进程的同时，也在销蚀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其日趋沉沦、平庸、单调的异化状态。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现代社会日益程式化、理性化的日常生活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异化，使得现代人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逐渐丧失了行动的热情和生存的动力，变得麻木不仁，冷漠异常，正如孟繁华先生所说的“情义危机”——“当下生活充满了戾气，缺少爱和暖意，同情心越发稀缺，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学有过之无不及。”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处于一种无边的疏离状态，人的自我主体性也陷入一场严重的文化危机之中。

《在长乐镇》中的唐小糖和郭一鸣就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文化危机之所在。郭一鸣作为产科医生，工作中的极致理性和零度情感逐渐侵袭了其日常生活，使他面对一切突如其来的感情或是生活变故，都表现出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他对小糖的悉心照料，也不过出于一个丈夫的伦理责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情感之所至。這让唐小糖压抑已久的情感和欲望不得不向外喷发，在婚外情中告慰自己几近干涸的心灵。《胎记》中的李立整天埋头于自己的机械研究，家庭、婚姻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伦理外壳，生活的热情早已消失殆尽。以至于当妻子与其他男人野合的照片传得满城风雨之际，他对此甚至毫无察觉。《桃花渡》里的马凯，《松木场》中的秦建林，《虞美人》中的吴东盛等，他们虽然来自各行各业，但其精神气质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们的日常生活无不笼罩在冰冷的工具理性之下，丧失了生命本有的浪漫与激情。恰如孙志文所言：“我们这个时代纯然工具性的反宗教的推理确然使人往厌倦、功能性的按例行事、空虚、恐惧、蛮横的深坑愈陷愈深;足智多谋、才气纵横、效率良好的管理措施并不足以帮助现代人在他日常生活上找到意义。”③对池上小说中的人物来说同样如此，正是那种纯然的工具理性使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以致于无法找到存在的意义。

这种日常生活的异化看似发端于男性世界，但真正陷入日常生活泥淖之中无法自拔的则是与之相关的女性们。在列斐伏尔看来，“对日常生活最为敏感的是家庭主妇，因为日常生活加在妇女头上的包袱最为沉重……日常生活对女性比对男性的影响更加深远……女性在家工作，在家使用技术工具、消费广告中的产品，消遣最新的生活风格杂志或浪漫主义小说。她们在一切方面都遭遇异化。”④在池上的小说中，无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如家庭生活中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或是职场生活中的白领，抑或社会中的流氓无产者等等，她们的身心无不遭受着残酷的压迫与欺凌，成为异化最为沉重的生命个体。《这半生》中的云惠先是初涉社会被老板杜江所玩弄，接着因为拗不过母亲的催婚而与沈兆楠草草完婚，无爱的婚姻使得她在日常生活中步履维艰，离婚后独自肩负起养育儿子的使命最终使她不堪重负，几近崩溃的边缘。《在长乐镇》中的唐小糖，《松木场》中的宜珍，《胎记》中的卢心慈，《桃花渡》中的阮依琴等都是如此。这种异化，一方面让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大打折扣，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客体和替代品，主体对理性的过度彰显反过来又成为奴役自我的工具;另一方面，这种异化也使她们与他人、社会之间产生巨大的疏离，个人的人际互赖关系被斩断，日常生活本有的熟悉感、安全感和“在家感”被蚕食殆尽，最终造成了心灵的巨大折磨和精神的极度困窘，而这无疑是一种最深层次的人的异化。

尽管现代日常生活已经处于一种普遍的异化之中，但是日常生活并非死水一潭，它既包含着异化最为深重的因子，同时也内蕴着最为强烈的反抗异化的质素。在列斐伏尔看来，“一方面日常生活确有压制性和暴力特征;另一方面，又尚存一些非工具理性和非功能主义的空间，诸如身体、感性、欲望等。因此，日常生活带有压制和反压制的双重可能性，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包含了复杂的矛盾和多重可能性。”⑤正因如此，池上没有选择让其笔下的女性们在异化的日常生活中沉沦，而是通过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感性化书写，赋予了她们以反抗绝望和对抗异化的激情和勇气。我们可以看到，池上对女性的身体和欲望的叙述都是极其干净的，很少有污秽和粗鄙的成分。在她的小说中，女性的爱与欲是一种一体化的生命情态，由爱生欲、因情生欲是池上小说女性欲望书写的一个重要特征。卢心慈、唐小糖、范思思、宜珍、虞娟娟等等，这些女性们常常会挣脱各种禁忌伦理的束缚，寻求肉体上的刺激与精神上的愉悦，但这既非放纵，亦非放荡，而是一种对抗日常生活异化的方式，其中包含着女性对自由爱情和生命激情的本体性探寻。

这种对自由爱情和生命激情的探寻，使得池上小说中的女性欲望叙事呈现出某种飞翔性和诗性品质。即便涉及女性在社会层面的权利欲望之时，也会呈现出她们在世俗利益与自我心灵满足之间的负隅顽抗。与此相对，池上在叙写男性欲望之时，则表现出另一种叙事话语——即一种纯生理性的、粗鄙的、兽性的欲望话语。小说中的男性们追求的不过是一时的激情和肉体的欢娱，他们将女性视为其在烦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的调味品和兴奋剂。在日常的情感中，女性更加强调飞翔性的生命感觉，她们追求的是生理和心理的高度契合，而男性则往往更注重具体的生理层面的感觉。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这半生》中的云惠何以在与丈夫做爱的过程中毫无快感，沈兆楠又何以会在嫖娼中去寻求生理的满足。由此可见，池上在处理这种婚外恋时独特的审美选择。在小说中，男性的出轨往往并非出于一种自觉的对日常生活异化的抗争，而是一种消极式的下沉，女性则相反，她们的出轨乃是源于一种对程式化、庸常化的日常生活的自觉反抗。她们是被日常生活所异化的最为沉重的生命个体，同时也是这种异化生活的最为积极的负隅顽抗者。

值得一提的是，池上在小说里并没有让欲望沦为一种廉价的叙事质料，为欲望而欲望，而是在肯定人物正当生命欲求的同时，极力发掘其中的理想成分。这种欲望叙事不仅超越了现世的享乐，而且象喻着生命的力量，使得小说中的爱情和欲望书写具备了诗性品质和浪漫情怀。由此折射出作者对待现代日常生活异化的深度思考，并且传达出创作主体对人类内在生命的理解与把握，以及对人类正当生活中身与心、灵与肉相统一的理想生活的强烈吁求。当然，仅仅依靠这种女性欲望来抗争被异化的现代日常生活，无异于螳臂当车、飞蛾扑火，因为异化不仅仅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而且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将会永恒存在着，就像她小说中的卢心慈、范思思、宜珍、唐小糖在须臾的抗争之后，依然逃不过回归平庸琐碎的家庭生活之宿命。池上小说的价值正在于，她深入到了这种异化生活的背后，揭示了现代都市中人无法摆脱的生存悖论。

三

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池上往往以一种极具内心化的叙事，着眼于人物内在的生存感受，捕捉女性内心深处转瞬即逝的情感涟漪，探索女性的无意识这块黑暗的大陆。在《胎记》中，当小云将那份印刻着卢心慈偷情证据的报纸置于父亲眼前时，卢心慈的内心是极度慌张和惴惴不安的，她生怕丈夫发现报纸上露天野战的女人就是自己。然而李立却对女儿那爆炸的新闻毫无兴趣，继续埋头于自己的机械之中，此时卢心慈的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本的不安与忐忑瞬间转换为失落和绝望。小说中写道：“卢心慈突然想叫住李立，她想捡起报纸，挂在他面前，让他好生看看。卢心慈甚至期望看到他煞白的脸，是的，照片里的是他信任的妻子的腿，那块胎记就是最好的证明。她希望他能够扯住她，摇晃她，打她，骂她是不要脸的贱货。”⑥这种令人惊悸的心理描写，可以作为解读这篇小说的一把钥匙，它不仅呈现了日复一日的程式化生活，将生活本有的激情和愉悦消磨殆尽，而且也极其生动地凸显了卢心慈不甘平淡、反抗绝望的内心意绪。对卢心慈而言，丈夫的沉默和无视远比激烈的爆发来得痛彻心扉，令人绝望。《松木场》中对女教师宜珍在公交车上遭遇年轻男子猥亵时的心理状态的描摹同样发人深省。面对猥亵者在自己身上不断地摩挲，她非但没有及时地制止和躲避，相反，内心的讶异、兴奋和刺激之感一时间全部涌上心头，并且沉浸在这种不伦的身体接触之中。在她的内心深处，丈夫的冷漠和麻木显然比这个猥亵者更为“流氓”，令她无所适从。此外，像《在长乐镇》《桃花渡》《静川》《这半生》等小说中，作者都采用了极其精彩的內心化叙事，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去描摹她们的无意识活动，打开了女性们隐秘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探问她们的情感秘辛，将女性们推向孤独与绝望的深渊，从而直指女性的生存之困和人性之谜。

与此同时，池上也是一个十分注重小说结尾艺术的作家。俗话说，编筐编篓，都在收口，对于小说而言，亦是如此。好的结尾设置，不仅能够体现作者的艺术智性，而且能够深化小说主题，使小说的审美空间得到无限的延展，“言有尽而意无穷”。例如《在长乐镇》的结尾写到唐小糖即将离开长乐镇奔赴远方之际，听到了一阵鸣笛。不远处，一辆大巴车正朝她驶来。对于这个结尾，或许可以有两种解读方法，一是这个心气极高、拒绝平庸的女人向着光明的未来重新出发。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那辆缓缓驶来的大巴车，或许如同当初将小糖从白乐村带到长乐镇的大巴一样，等待唐小糖的也不过是下一个郭一鸣或者阿凯。这一结尾的妙处正在于此，它可以引发我们的多重想象，使小说在有限的文字里获得了超越文本之外的审美信息。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百余年前“五四”一代作家们所深情叩问的“娜拉走后怎样”这一世纪之问，依然是一个无解的命题。《桃花渡》的阮依琴大醉之后来到师傅墓前，似乎有要忏悔之意，就在这时，“不远处，灵隐寺的钟声仿佛响了一下”。小说在此处戛然而止，留给人无限的遐想，阮依琴是就此顿悟，还是清醒之后再度被“困”?《灰雪》的结尾写到范思思在万念俱灰之际躺于雪中的桂花树下，大雪慢慢渗进她的肌肤里面，苍凉而又唯美。在这三个小说的结尾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子，《在长乐镇》有“远意”，《桃花渡》有“禅意”，《灰雪》则有“诗意”。可以说，正是通过这些别有意味的结尾之设置，传达了作者对理想生活形态的诗意探寻和浪漫情怀。

当然，池上的小说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同质化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婚恋叙事有着极其相似的叙事模式。在这些小说中，婚恋叙事大多呈现为女性在无爱婚姻中的受挫，并且在婚外情中寻求肉体和精神的欢愉。与此同时，这种同质化的叙事，也直接导致了池上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单一化和模式化，在其小说中，男性往往是女性悲剧命运的制造者，他们卑怯懦弱、自私自利、性格扁平，精神人格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相对来讲，女性形象则更为饱满鲜活，更能体现出人性内在的复杂和隐秘情愫。而这与池上所秉持的女性主义的叙事立场不无关联。除此之外，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常常因为企图传达更多更为复杂的审美信息，致使一些小说的情节冗余、略显拖沓，因为短篇更加考验作者的写作技术和艺术智性，而非细节和情节的过度堆砌。如《米米的身世》中，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为了呈现米米的身世之谜和命运遭际，但在叙述过程中，作者采取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我”，在叙述过程中又穿插了“我”的人生经历，并且用大量笔墨来叙述“我”的情感和婚姻历程，给人一种喧宾夺主之感。实际上，“我”的经历对米米的命运遭际并无关键性的影响，而且看上去与“米米的身世”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导致文本给人一种强烈的撕裂之感。

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因为缺乏必要的思想和文化积淀，使得池上小说的题材尚显狭窄，而且有些意蕴单薄。在她的一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讲述了一个个完整而生动的故事，并且能够与读者产生较好的共情效果，然而如果抽离小说的故事和情节因素，我们便会发现作者对于社会现象的剖析和人性的质询，都缺乏一定的探索深度和摄人心魄的精神力量。比如她近期在《钟山》发表的中篇《创口贴》，小说聚焦于城市青少年的教育和身心健康问题，如校园欺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当下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但却给人一种浅尝辄止的感觉，而未能深入到这些现象背后，发掘其中深层的社会和心理结构。还有《蓝山农场1997》对“后知青”题材的涉猎，《无影人》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形而上之探寻，其文本质地都稍显坚硬，不够力透纸背，未能尽如人意。

实际上，这种个人经验的贫乏和作品思想文化意蕴的单薄，乃是“80后”作家所普遍遭遇的写作瓶颈。诸如张悦然、笛安、周嘉宁、张怡微、甫跃辉、马小淘等，他们在展现这一代人家族的内部生活和个人化的情感际遇之时，都能够随心所欲，应付自如，凸显出他们这代人特殊的身份意涵和生存意绪。然而，一旦将笔触延伸到社会、历史等领域，便会暴露出其思想的贫弱和文化积淀的匮乏，常常给人以浅尝辄止、隔靴搔痒的审美感受。例如笛安新近创作的长篇《景横街》，在这部被媒体和评论界标榜为笛安转型之力作的小说中，笛安走出了家族生活和个人情感的舒适区，叙述了北京景恒街上一群都市白领在网络媒介和粉丝经济时代的生存境遇。然而在我看来，笛安的这次转型是失败的，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笛安在小说创作中的撕裂之感，即个人经验与社会现实的两相抵触。而当上海青年作家张怡微将笔触伸向“上山下乡”的历史，叙写了“知青”题材的长篇《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她的这种尝试依然没有脱离自身经验的范畴，“知青”在小说中就像一个商品的外包装，小说所呈现出的文本内核依然是作者所惯常书写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经历。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以双雪涛、班宇、郑小驴、王占黑等一批青年作家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80后”文学续航的可能性，他们的小说能够较好地处理个人化经验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具现实感、在地性和及物性。当然，从池上新近的几篇作品《无影人》《无麂岛之夜》《蓝山农场1997》《创口贴》《天梯》中，也可以看出池上在这方面所付诸的努力，她开始尝试走出自己写作的舒适地带，开拓新的叙事领地，努力突破自身的经验边界。只不过，这种突破有时因超越主体的经验范畴，还未能臻于佳境，这也使得她的小说创作依然处于一种未完成的探索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作家在写作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的劳动成果。对池上来说，写作只是她语文老师教职之外的“副业”，她没想过要通过文学获得什么实际的功用和效益，她坚持不懈地写作不过出于对文学的敬畏和热爱罢了。对她这样的“业余”作家来说，能够在繁杂的教学工作之余，勇敢地接纳自己内心的魔鬼，立足于自己所熟知的都市女性生活，从不同侧面来展现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人性之谜，并且显示出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智性，这无疑是非常可贵的。正如略萨所言：“真正的小说家是那种十分温顺地服从生活下达命令的人，他根据主题的选择而写作，回避那些不是从内心源于自己的体验而是带有必要性来到意识中的主题。小说家的真实性或是真诚态度就在于此：接纳来自内心的魔鬼，按照自己的实力为魔鬼服务。”⑦从这个层面来说，池上无疑是一位真诚的小说家。

注释：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②孟繁华：《善是难的，难的才是美的——当下小说创作状况的一个方面》，《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3期。

③[德]孙志文：《现代性的焦虑与希望》，陈永禹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5页。

④⑤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第175页。

⑥池上：《胎记》，《飞天》2010年第19期。

⑦[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

作者：王振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