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尝试从女性视角对台湾泰雅族女作家里慕伊·阿纪的长篇小说《怀乡》进行解读，主要从女性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来探析小说中女性悲剧命运的产生和深层原因。关键词：里慕伊·阿纪《怀乡》女性悲剧一.里慕伊·阿纪与《怀乡》里慕伊·阿纪（RimuyAki），汉名曾修媚。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论文 篇1：

为21世纪女性写作把脉

【摘要】《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是张莉教授的重要学术论著，是彰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价值取向的学术出版物。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实现了对新世纪女性写作态势与转型特点的把脉，也使其成为21世纪女性写作研究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女性写作;转型;学术出版

【作者单位】陈寿琴，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2014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莉的《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以下简称《姐妹镜像》)。该书对女性写作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了及时的关注和研究，力图把握21世纪第1个10年的女性写作态势和转型特点。《姐妹镜像》的出版对出版界和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研究当代学术出版及社会文化的宝贵资料。因此，本文拟就出版价值与研究价值对《姐妹镜像》的重要内容进行梳理，从而探究《姐妹镜像》对当代学术出版的发展走向和学术研究的价值。

一

《姐妹镜像》的出版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它彰显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学术价值取向和定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6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并主管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要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文化界学者的中外文优秀成果，包括专著、资料、教科书、教参书、工具书和普及性读物;还出版国外重要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中译本[1]。这是该出版社的定位。该定位中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词：“优秀成果”。由此可以判断，注重出版品质和学术涵养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出版《姐妹镜像》的时候，就已经将其列为社会科学界、文化界学者的“优秀成果”。

近30来年，许多学者和学人对中国女性写作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女性写作以其鲜明的性别立场和性别视角在当代文学的舞台上成绩斐然。相应的，对女性写作的研究也成为近30来年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热点与生长点。仅从21世纪出版的对中国女性写作的研究著作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丛书，如乔以钢教授主编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丛书”、刘思谦教授主编的“娜拉言说书系”等，这两大丛书汇集了很多耕耘在此研究领域的学者的学术成果。而在“第五代学人丛书”“同济·汉语叙事文学丛书”等丛书中也包括了对女性写作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和学人专注于女性写作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论著，这些论著的数量和质量都很可观。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姐妹镜像》的价值定位在于，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学术热点相关的论著，从而实现为21世纪女性写作及研究把脉。

其次，体现了重要的史料与文献价值。张莉教授以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进行21世纪女性写作的研究。她主要从文化这个特定的角度去描述和勾勒21世纪10年代女性创作的轮廓。该书第一章“这个时代的不合时宜者”注重结合文本进行具有地域色彩的都市文化分析。她认为，都市女性的行为、追求和精神品质都是都市的某种隐喻。该书对都市女性的分析，触及了相应的都市文化或都市文化精神。第五章“仁义叙述的难度与难局”是从传统美德(文化)、现代价值与民族国家话语角度来对铁凝作品进行分析，进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境遇。第六章“异乡人”侧重从性别文化来解析魏微作品的爱情、性、身体等内涵。第六章“取景器的内与外”从性别文化的分析视角、女性与女性的关系来解构或重建“女性乌托邦”。第七章“起义的灵魂”论述的是道德文化与身体欲望之间的繁复文化意蕴。第九章“先锋气质与诗意生活”是从21世纪大众文化的消费化与文学性之间的消长来阐释廖一梅的戏剧，并分析文学如何在“媚俗、伪善与平庸”的时代文化环境中保持个人性、文学性和诗意性。第十章“资本·劳动·女性”则从不可见的女性——女工、农村女性、打工妹等底层劳动妇女的文化处境来进行解析。整体来看，该书紧扣了21世纪文化的时代特征去进行女性文学和社会文化的分析，不仅实现了该书在时代文化语境中为21世纪女性写作把脉的预设，也实现了其社会文化价值。

如果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历史进程来看，从20世纪10年代末开始，时至今日，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已经走过将近百年的历史了。对于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评论和研究也相伴相生。20世纪上半叶的女性文学批评，主要注重印象式的批评，也注重文化特征的认定;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很大，现代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人才辈出，研究成果丰硕;21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在继续深入发展和不断拓展。而《姐妹镜像》就是21世纪女性写作研究的拓展与转型。它是一部研究对象很“新”的，对女性写作进行研究的专著。在文体的考量上，该书注重对不同体裁进行全面关照，重点虽然是小说，但也关注了诗歌、散文和戏剧。文学体裁的全面覆盖，体现了“文学史”的架构意识。事实上，该书确实不失为21世纪女性写作的“断代史”。该书在作家作品研究里，对女性文学的分析与阐释是符合21世纪第1个10年的宏观把握的，是以发展的眼光打量这些文学景观的。该书对21世纪女性写作的成就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充分体现其“史学”价值和文献价值。这也许是出版者出版《姐妹镜像》的目的所在。

再次，提倡了敢于挑战、勇于挑战的学术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所以出版《姐妹镜像》，很可能是要提倡一种勇于挑战的学术精神。《姐妹镜像》的研究对象特别“新”，即刚过去不久或正在进行的女性写作现象和作家作品。该书的研究对象最大特点是当下性、无定论，因此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作者迎接挑战的能力和勇气都值得学术界同仁学习。

《姐妹镜像》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新近的女性写作进行全面或者宏观的把握。首先，如果作者没有对21世纪10年代的女性写作文本进行大量阅读，没有敏锐的分析能力和厚实的学术素养，要梳理这十年间的女性写作变化轨迹是很难的。况且，分析这期间发生的重要文学现象也并非易事，更不要说去界定女性写作的成就与重要转型。可以说，作者在为21世纪最初10年的女性写作的把脉中，成功地梳理了这个时期女性写作的重要发展流脉。其次，该书的挑战还表现在研究个案的选择上。新媒体时代的女性写作如此繁复，加之很多作家作品都没有定论或者还没有进入主流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我们应该以什么关注点去选择作家作品?个案的选择，需要作者开阔视野、生命感受和艺术感悟的完美结合。而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学创作而言，由于无同类论著可借鉴，编选对象时空距离太近，时代的状况又很复杂，现实写作更是变动不居，因此存在很大的挑战。既然作者已经为这十年来的文学写作确立了“社会性别意识”的关键词，那么这就是她选择个案的主要标准，也是服务于该书的核心观点。该书选择的铁凝、王安忆、林白、迟子建、严歌苓、盛可以、魏微、鲁敏、周晓枫、廖一梅、郑小琼等女性作家至少代表了作者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考量，代表了作者对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发展趋势的判断。至于这些女性作家是否能代表21世纪第1个10年的成就，还未可知。毕竟，该书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过近，有些作家的作品还有待时间考验和研究界的发掘。

当下，出版界比较青睐那些卖点很好的通俗读物和实用性强的功利性读物，而对学术著作则不是很热心，更谈不上学术精神的倡导了。《姐妹镜像》则体现了出版社对推动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责任与担当。

二

《姐妹镜像》既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物，也是中国女性写作研究的重要文献。该书的出版，使其学术研究价值同样引人关注。

第一，该书宏观地把握了21世纪女性写作“向外转”的转型趋势。作者提出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向外转”之说，进而论述女性写作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现象。如果从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内容和表现主体来看，新世纪女性写作一是对时代之维度下无法回避的大都市进行了描写，和对都市文化遮蔽下民族文化主体性进行重建与思考。现代大都市是21世纪中国文化最引人注目的场域，也是大众传媒的聚焦点，足以代表新世纪文化观念和价值的主体流向。二是直面人的各种欲望与社会法则。这个话题涉及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所以女性写作能直视人(尤其是女人)自身的欲望与价值追求，以及人与社会难分难解的关系。这无疑体现了女性写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对人生、社会的担当。三是对社会底层劳动女性的悲悯性关注和深切体认。这种题材的女性书写走出了个人化写作的幽闭，改变了知识精英写作的高姿态，走近被大众文化忽视的“小众”——女性弱势群体。她们处于社会底层，在喧嚣的大众传媒时代，她们的声音是微弱的或“哑声”的。在大众媒体的屏幕上，她们只是作为偶尔闪过的背景，或者是当代“新闻”中的“祥林嫂”，很快就被媒体和所谓的大众遗忘。也许，正如《姐妹镜像》所说，关注底层女性的女性写作开始真切地“复活了这个时代独有的疼痛、鲜血和眼泪”，而不是被报道的苍白而失真的面貌，或者被剪辑和处理过的造作[2]。因此，《姐妹镜像》认为，新世纪女性写作“在社会性别自觉与文学自觉的双重意义上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姿态和书写样式”[2]。

如果从中国现代女性叙事的范式来看，女性写作具有注重自我世界的营构，注重细节描写，叙述破碎而含混等范式。而21世纪女性写作的“向外转”，就意味着对这些“范式”的打破。该书专辟了第二章“非虚构女性写作：一种新的女性叙事范式的生成”来论述这个话题。论及新世纪女性写作范式的突围，该书提出首先在文本的体式上转向“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使女性写作得以重返当代社会的公共言说空间，于是，女性写作由较为封闭的自我世界走向“我眼中”的世界，表现的视域和空间开阔了;“我”不是自言自说了，“我”成为现实世界的一分子，个人记忆与中国现实重合。“记忆和想象是文学作品创作的原动力和叙事的推动力。” [3]由此，出现了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潜在变化，能“从复杂的社会环境生活中书写爱情、身体、性以及婚姻”“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书写个人史”和“在浮世中刻画如浮萍一样的个人命运”[2]。其次，在细节的处理上，注重有意味的细节。有意味的细节是那些既承载着个人体验和个人感受，又包含这个时代集体经验的细节。只有这样的细节，才能触动人的内心，因为这些细节是性别立场与社会群体的相互指认。这种个人与集体(公共)意识的胶合使女性叙事者体现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姐妹镜像》在把握新世纪女性写作“常”与“变”的动向上，还是比较准确的。新世纪女性写作与“五四”女性写作的区别在于：“新世纪女性写作的转型深刻，表明她们为个人写作与社会现实结合所做的努力，呈现了新的精神气质，即为不可见的族群言说的勇气，对边缘群体的眷顾和对边缘立场的坚守。” [2]这个论断是比较中肯的，毕竟“五四”女性写作大多属于知识分子精英写作。

第二，值得参照的学术著作言说方式的“变化”。《姐妹镜像》在言说方式上，实践了一种学术“新”风范：少了许多艰涩的专业术语及解析，比较贴近文本，很注重对文学文本进行解读与阐释。该书各个小节的标题都使用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文题;在进行新世纪女性写作和社会文化的综论时，该书也是结合文学文本进行论述和阐释的。这样，似乎感觉该书缺少了“学术味”，但是却能给读者一种亲近感。因此，读者不会觉得很艰涩难读，很快能随着作者的笔触进入21世纪女性文学文本的世界，及时了解新世纪女性写作的特点与内涵。

就研究方法来看，该书没有特别标明使用哪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或者批评方法，但是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作者对各种文学批评方法的潜在使用。贯穿全书最明显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文本细读法。这种方法很务实，从文本中来，到文本中，不会给人感觉很“飘”，也不会给人感觉很“难”。此外，比较明显的就是比较法，既有历史性的作家作品比较，又有共时性的作家作品比较，这样就使该书具有了研究的纵深度，弥补了学术味单薄可能带来的浅易化。

笔者认为，这种新的言说方式与该书一再强调的21世纪女性写作的转型有关。女性的学术著作从学院派的学术写作方式向民间大众的写作方式靠拢，由只注重个人学术品位和专业性角度向大众能读的角度靠拢。这可能是学术写作的新走向，也是学术出版业为适应大众的接受度而向学术著作发出的一种信号。

第三，21世纪女性写作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文献。如果从女性写作和研究史来看的话，《姐妹镜像》是一部研究对象很新的、对中国女性写作进行比较及时研究的论著。它本身实现了女性写作的自我证实和她们在文化解码的“镜像”中进行的自我观照，也构成了21世纪女性写作图景中的组成部分，同时还对同是女性创作的文学文本进行了姐妹情谊似的真挚解读。该书对21世纪女性写作和性别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新世纪第1个10年的女性作家作品的评价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及资料价值，其本身也是非文学性女性写作的研究对象，因此它本身也具有研究价值。

毋庸置疑，《姐妹镜像》是张莉教授的重要学术论著，是彰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价值取向的学术出版物。从某种角度来说，《姐妹镜像》实现了对新世纪女性写作态势与转型特点的把脉，也使其成为21世纪女性写作研究的重要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DB/OL].http：//www.csspw.com.cn/Item/48741.aspx.

[2]张莉.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赵倩.基于“记忆”主题的小说叙事研究——评勒克莱齐奥《寻金者》[J].出版广角(下)，2016(4)：92.

作者：陈寿琴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论文 篇2：

里慕伊·阿纪《怀乡》女性悲剧的解读

内容摘要：本文尝试从女性视角对台湾泰雅族女作家里慕伊·阿纪的长篇小说《怀乡》进行解读，主要从女性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来探析小说中女性悲剧命运的产生和深层原因。

关键词：里慕伊·阿纪 《怀乡》 女性悲剧

一.里慕伊·阿纪与《怀乡》

里慕伊·阿纪(Rimuy Aki)，汉名曾修媚。一九六二年生，泰雅族新竹县尖石乡葛拉拜部落人。她从事学前教育十余年，曾任幼稚园园长，目前于北县小学担任泰雅族语教师，以及泰雅族语配音员。主要写作种类有学前教育专文、青少年心灵成长专文、生活散文和小说。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得台湾原住民各种文学奖，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四部文学作品，而《怀乡》是里慕伊2014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

《怀乡》主要讲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泰雅族部落一位自幼家庭支离破碎的女子——怀湘的命运故事。怀湘的父母在她年幼时离异，母亲再嫁给外省的一位商人，将年幼的怀湘留给了父亲。军人父亲职业的特殊性，导致怀湘从小不能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而是流转徘徊在不同亲戚家生活。而随后父亲再婚，怀湘就跟随继母生活，继母对她百般苛刻和严厉磨练，让十几岁的她就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怀湘从小生活在一个母爱缺席和渴望父爱的环境中，使她从小就养成了自卑的性格，总认为自己是“不好的孩子”，才被生母抛弃。在15岁情窦初开的年纪，当17岁的小伙马赖闯入她的视野，给她年幼稚嫩而又长期缺乏爱的心灵带去了一丝温暖，导致他们最终偷食了禁果而使怀湘怀孕。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在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婚姻和家庭责任的年龄就奉子成婚。而婚后的生活，对于怀湘来说才是更加悲惨生活的开始。15岁的懵懂少女无奈被迫一步步转变成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照顾公公的媳妇和关照夫弟的嫂嫂。家庭的贫困、丈夫和公公的懒惰与无能、三个孩子的相继出生，都逼迫怀湘不断成熟，无奈将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肩负在了自己身上。怀湘的一步步努力打拼，最后换来的却是无能而又极度自卑丈夫的嫉妒，唤起了想要杀死她的念头。为了活命，怀湘不得不逃离这个她一心努力给孩子们营造的“圆满”的家。养育孩子的责任和生存的压力使她沦为了酒店的陪酒女，为了赚钱怀湘也甘愿忍受这份陪酒卖笑的工作，但最讽刺的却是努力奋斗的她却始终没有获得她想要的生活。与丈夫马赖离异之后，终于逃离了那段担惊受怕的日子，但第二段短暂的都市婚姻生活却仍旧以失败告终。最后孤苦零丁的怀湘带着女儿小竹回到思念已久的部落，但回归部落之后等待她的却是兄妹之间激烈地遗产争夺之战、亲人的相继离开、养育幼子的艰辛处境。主人公怀湘的悲剧命运显然不是偶然的个体现象，里慕伊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地笔触将泰雅族女性怀湘的命运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禁让我们对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原因进行反思。

二.《怀乡》中的女性形象

里慕伊·阿纪在《怀乡》这部长篇小说中，将笔墨更多地描绘了不少普通泰雅族女性形象，如经历了不幸离异婚姻的生母哈娜和大女儿梦寒，但至始至终贯穿小说的主要人物便是怀湘。正如里慕伊弟弟马绍在推荐序的开篇中就写道：“《怀乡》是一个女人的一生，从少女到白头，从早婚生子到晚婚生女......”

女主角怀湘从小就过着支离破碎和缺少关爱的童年生活，懵懂无知的年纪却奉子成婚，婚后丈夫的懒惰和家庭的贫穷逼迫她将所有的重担全部承担，但最终却换来的却是无能丈夫的背叛和抛弃。第二段都市婚姻，虽有短暂的浪漫，但也并没有给怀湘的命运带来转机，反而使其再次面临失败婚姻所带来的一切苦果。最后在无奈之下，怀湘带着女儿小竹回归部落，一切从头开始。一幕幕悲剧相继发生，是怀湘难以摆脱的命运深渊。正如孙大川在《怀乡》的序言中谈到“里慕依给怀湘的任务，就是努力不懈地尝试去终止这样的恶性循环，以一个孩子、女人和母亲的身份行动。”但无论怀湘怎样努力，最终获得的还是一个悲剧连接着一个悲剧的现实处境。

《怀乡》讲述的是以主人公怀湘为代表的原住民女性悲剧的命运故事。但正如美国戏剧家奥尼尔所言，“悲剧让人的生活变得更高尚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意义”，悲剧具有使人反思现实的巨大力量，悲剧使人们精神振奋，去深刻的理解和反省生活，而这也正是里慕伊《怀乡》想表达出的一种精神力量，让人们关注和思考原住民女性的悲剧命运。

三.悲剧的根源

我们审视哈娜、怀湘、梦寒的命运，发现其最终都无法逃离悲剧性的人生，而依循着某种可怕的恶性循环。思索泰雅族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显然是里慕伊创作这部小说的一个“隐而未发的心情”。里慕伊作为现代泰雅族女性，她自觉地以女性的身份来观照这些命运多舛、悲苦凄凉的泰雅女子的一生，含蓄温和的文字中饱含了对造成泰雅女子悲剧人生的根源进行了思索。对那些正发生在部落的丑陋现象和习俗进行了不露声色的揭露和批判，正如孙大川对其的评价“里慕伊笔下既不隐瞒也不找借口，她直接让我们面对丑陋的自己。”

探析《怀乡》中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显然无法绕过站在这些女人背后的男人们和塑造他们的文化环境。父亲磊幸、怀湘的两任丈夫对其命运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传统的泰雅族社会属于父系社会，男人至上，女人为次。典型的重男轻女社会，在泰雅族社会将男子称为“Panasalu Qalang”，意思是社会的中坚。而将泰雅族女子称呼为“Nanigan Pinta”，意思是煮菜和觅食的人。泰雅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也是“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此种性别分工带上了一主一附的意味，它暗示了男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女性所处的附属或辅助角色。“而看似出于自然或两性生理条件的分工，实际逐渐成为了男性家长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依据，成为整个父系统治秩序的最基础的一部分。”在长期的男权文化中，女性处于被压迫、受支配的客体地位。居于统治地位和中心地位的男性习惯把女性视为个人私有的“物”，对女性有很强的占有意识、戒备心理、轻视和玩弄的心态。

如在《怀乡》中，因为公公告诉丈夫马赖，怀湘对他的堂兄的态度比较亲切，马赖就怀疑她的妻子和堂兄有然。对怀湘进行了一次非常狠毒地暴打，马赖将妻子怀湘视为他的一件私人“物品”，是他花钱娶来的女人，因此不容许妻子和别的男人有任何瓜葛。然而，他自己却在服役期间多次和其他女人发生关系，而怀湘知道后，公公和丈夫并没有认为这是多大的事，反而是让怀湘不要在意已经发生了的事。这显然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关系，背后的根源便是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

怀湘未婚先孕之后，其实并不想中断学业而去结婚，但她最终还是顺从了父亲的安排。嫁到丈夫马赖家，面对丈夫的无能和懒惰，她不能指责，只能主动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而丈夫终日无所事事，还要对其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蹂躏和欺压。她用勤劳和聪慧使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最终得到的却是丈夫无端的谩骂、殴打和最终的企图谋杀。连最后丈夫另寻新欢而提出与怀湘离婚，并附加再给他50万作为离婚的赔偿，怀湘都只能默默接受。而第二段失败的婚姻也如出一辙，最终的获利者都是男性，而女性永远都是压迫者和牺牲者。

处于男权文化中的怀湘，不管她再怎样努力，还是无法将自己的命运转向自己所期望的轨道，而最终还是陷入了无法自救的悲剧命运深渊。里慕伊以温和的态度批判和抨击了女性悲剧的真正根源——男权文化和男性中心主义。但让里慕伊觉得更可怕的却是，泰雅族女性在漫长的父权制社会历史中，已经潜移默化的认同和接受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价值取向及标准，而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怀湘也理所当然的接受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男权思想。她不想早婚，但又不敢违背父亲的安排。婚后怀湘虽然不爱丈夫，但却一直遵循着男权中心的伦理规范，照顾家庭，扶持丈夫。面对丈夫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却也不敢提出离婚。怀湘命运的悲剧性就在于男权文化和男性中心的伦理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如此根深蒂固地盘踞在女性的意识深处，以至于当这些成为女性悲剧的根源时，她们却无力挣脱，最可悲的是她们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因为在男权文化的环境中，男人的中心性和主宰性从未改变。

里慕伊在《怀乡》的序言中坦白：“这故事在我心中沉淀了十余年，始终想要把她说完，献给在我生命中遇见的各位“怀湘”姐妹，她们或许也在你的身边，或许就是你自己，我以这本书向生长在山稜上的冷杉——“怀湘姐妹们”致敬。”里慕伊通过书写女主角怀湘的生命际遇，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台湾泰雅族女性的生存现状和困境。作为一位泰雅族的女性作家，当面对本族的姐妹遭受的悲惨境遇，她是既悲愤又怜惜，她试图以文字来抚慰像怀湘这些在男权文化下受压迫的女子，也期望透过自己的文字能够给予她们一些无形的力量，让她们有勇气去打破世俗的、不合理的束缚，去追求男女平等的生命权利，活出女性的精彩人生。

参考文献

1.里慕伊·阿纪：《怀乡》.台北市：麦田城邦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

3.达西乌拉弯·毕马(田哲益)：《台湾的原住民——泰雅族》.台北市：台原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代亚平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论文 篇3：

颠覆传统声音 构建女性意识

声音是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批评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在伍尔夫的小说中,叙述者声音隐含在多元的人物声音之中,具有自我指称意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女性意识。伍尔夫采用不同的声音策略巧妙地对抗意识形态、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学规约等对女性声音的制约,从而取得了话语权威,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体现了这位女权主义先驱在文化实践中的艺术特色及其女性主义思想的独到性。

[关键词]伍尔夫;叙述声音;作者权威

邓琳娜(1979—),女,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语语言学。(江西南昌330006)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多丽丝•莱辛小说女性主义思想与艺术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WGW0906)、南昌大学社会科学校研究基金项目“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的英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9XWW01)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肖尔瓦特在《她们的文学》中认为:“在英国小说的版图里,女性的领土通常被描绘成四周被山峦包围的荒漠,这些山峦即奥斯汀巅峰、勃朗特峭壁、艾略特山脉和伍尔夫丘陵。”[1](Piii)弗吉尼亚•伍尔夫无疑是英国女性作家中最具颠覆性和创造性的人物之一。面对极其匮乏的女性文学传统和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不仅用手中的笔为新时代女性树立了自强不息的榜样,还对女权主义进行了超越时代的思考。这除了她自身拥有的艺术才华外,还在于她能恰当地处理社会、环境和创作的关系。反映在文本中,就是她采用了迂回巧妙的叙事策略,以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颠覆了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学创作方式,创造并发展了现代派女性美学。本文拟从女性主义叙述声音切入,解读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中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方式,探讨她是如何使用不同的声音形式对抗意识形态、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学规约等因素对女性声音的压制,从而取得话语权威并表达女性意识的。

一、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与女性叙述声音

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学研究的形式分析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意识形态分析融为一体,为我们分析作品中叙事话语的特殊性和叙事形式对性别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从1986年苏姗•兰瑟首次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范畴起,女性主义叙事学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从早期聚焦于叙事中的女性人物的功能到近年来关注叙事作品在文化中的性别结构方式,女性主义叙事学正逐步融入更为广阔的文化大语境中。作为一门跨学科叙事研究流派,女性主义叙事学既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也丰富、补充了经典叙事学范畴。

“声音”在女性主义中是身份和权力的代名词,可以指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见解,甚至行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叙事学中的“声音”本指叙述者的声音,但在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的影响下,叙事学者将这个概念扩大至叙事文本产生的所有声音,包括文本内的叙述者声音和人物声音以及文本外的作者声音。兰瑟将作为形式的叙述声音置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总结了女性叙述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及女性叙事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学条件,从而构建了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兰瑟将叙述声音分为作者型(authorial) 、个人型(personal) 和集体型(communal) 三类。作者型声音是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2](P17) 作者型叙述者以虚构的形式置身于叙述文本之外,拥有判断、阐释、评价和总结的宽广余地,具有真实感和可信度,能获得较强的叙事权威。个人型声音指叙述者有意识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声音。个人型声音的叙述者通过讲故事建构的自我形象很容易遭受社会约定的抵制,这也使个人型声音的女性权威大打折扣。集体型声音指以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赋予一定规模的群体以叙事权威的叙述行为。集体型声音使女性这个受压制群体获得叙事权威成为可能。兰瑟的这种分类与经典叙事学家从叙述者与故事的位置层次关系来区分不同,她是根据叙述者与讲述内容的关系来区分叙述声音的,这样的分类有助于她将叙述声音的形式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考察。[3]伍尔夫所处的英国社会仍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发声受到扼制,女性形象受到扭曲。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伍尔夫以作者型叙述声音,这種最古老最基本的叙事模式有效地“产生或再生了作者权威的结构或功能性场景”[2](P18),使作者声音在各叙述形式中占有优先地位,作者声音拥有了更大的表述空间,把人物声音和叙述者声音统辖在内。同时,伍尔夫以申明女性话语的在场打破了男权一统天下的局面。

二、多元化人物声音——女性声音的表达空间

福楼拜的“非人格化”叙述强调作家在叙述过程中保持超然,以间接方式表述自己的情感和观点。詹姆斯与卢伯克也提出小说应最大限度地降低全知叙述者的叙述声音,以人物意识、人物观察和人物声音透视故事情节,把完整有序的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产生直接的戏剧效果。同样,伍尔夫也非常重视人物意识深层的描写。她采用意识流创作手法,捕捉、描绘各种不同的人物声音,让这些声音在自由流动中施展美学生命。这种飘逸飞动、委婉多姿的散文诗笔法与女性思维深处的底蕴是相通的,有利于表达女性思维。这种新的叙事手法也起着解构男性话语权威、建构女性自我权威的作用。伍尔夫倡导的叙事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男性话语权威,扩大了女性声音和女性意识的表达空间。

在伍尔夫的小说中,各种意识得到平等呈现,既解构了父权单声,又凸显了女性意识。但女性意识并非只有女性才有,男权思想也并非男性专利。《远航》中的男主人公特伦斯和《夜与日》中的男主人公拉尔夫都是双性同体的代表,他们对女性有着强烈的同情心,并具有男女特质的平衡。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在他们的感召下也悟出了男女融合和社会双重性的原则。人物意识交流能在彼此的意识中得到反映,意识变化能在意识流动中得到自我呈现,这也为作家表达女性主义观点提供了途径。《到灯塔去》中的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被描绘成博爱之母,但“她总是同情男人,好像他们缺少点什么—却从不同情女人,好像她们拥有着什么” [4](P75)。拉姆齐夫人承载着男权社会价值观,她对莉莉的态度也体现出她的男权思想。伍尔夫这种从男性人物阐述女性特点,从女性人物表现男权思想的创作思路并非她求新求异,而是她想真实反映人物内心情感意识的各种矛盾,希望在意识流动中追求平衡。同时,伍尔夫在小说中融合了现实和虚构、回忆和梦境、象征和隐喻,通过多元化个体整合出一个心理合体。因此,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在作者的想象空间中产生了多样性,避免了单一性,从而获得了更高的话语权威。在《海浪》中,六个人物被看成是一个象征性自我的六个原型、六种意识,作者通过这六个人物回忆过去,每个有效的个体适于每个时刻,最终,伯纳德获得了内心的和谐。在《幕间》中,作者制造了各种模糊不清的叙述声音。这些声音既不属于任何人,却又出自每个人之口,最后,留声机发出间歇跳动的声音,象征着新的人类未来对话。纷繁各异的人物声音最终要融入一个整体的声音之中,这就是伍尔夫希望的“能包罗万象并且形成一种延续感的叙事方式,其关键所在正是叙述者权威的整体性”[2](P132)。

从表层文本看,多元化的人物声音具有权威性,取代了叙述者的声音。然而,从深层文本看,这些不同声音并非如其表面呈现的那样各自独立,也不构成复调小说的对话性和多声部叙事。小说中身份各异的人物常常在语义上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并表现出同一话语风格。我们很难相信在《到灯塔去》中,詹姆斯会说出“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这样与他实际年龄很不相称的话, 也很难相信“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是莉莉本身对爱情的领悟。可见,作者有意在人物之间散播一种普遍意识,授权人物分享叙事权威,表层文本是消抹了叙述者权威,但深层文本里却以叙述者统筹着五花八门的人物声音,并让它们达到“异口同声”之效,从而建立了一种至高无上、无法复制的作者权威。

三、隐含型叙述者声音——女性气质的距离感

有批评家认为伍尔夫放弃全知视角的叙述者是对叙述者的彻底灭绝。实际上,在表层文本上,叙述者是缺席的,但在深层文本上,叙述者却“无处不在,无所不为”。正如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谈道:“艺术家就像创世的上帝 ,出现在自己亲手创造物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隐而不见,修炼达到无声无形,若无其事地修剪着自己的手指。”[5](P215)布斯也认为:“虽然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6](P24)在伍尔夫作者型叙述声音中,叙述者声音隐藏在人物声音之后,人物声音成为叙述者声音的延伸。伍尔夫通过大量使用自由间接引语在小说人物和叙述者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并以此获得特殊的隐含型作者权威。

在自由间接引语中,人物内心活动,包括朦胧的潜意识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毫无作者议论的干扰,读者不经意间与小说人物感同身受,也进一步认同了作者的性别政治主张。在《达洛卫夫人》中,忙于宴会的达洛卫夫人感慨道:“设宴是一种奉献:联合,创造嘛。然而,奉献给谁呢?或许是为了奉献而奉献呢?”[7](P115)奉献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价值取向,象征着女性的附属地位。然而,这位叙述者“披上男性话语的外衣,只是为了随后将其剥去,换上女性话语的外衣”[8](P304)。一句“奉献给谁呢”?道出了女性的心声,女性质疑这种自我价值,朦胧的女性意识逐渐形成。可是,“或许是为了奉献而奉献呢”?充满讽刺意味,“奉献给谁”的问题无法得到解答,“为了奉献而奉献”也难圆自说,这表现出女性在自我追求和社会压制中徘徊,最终屈服于社会的无奈,她们始终无法摆脱奴化思想。在小说中,叙述者通过自由间接引语对达洛卫夫人的话语进行戏仿,这种戏仿巧妙地传达了女性的声音和女性意识。叙述者无需高喊,却在无形中增强了作者权威。

自由间接引语使叙述者和人物融为一体,但这并非否认叙述者与人物需要保持的距离。多萝西•理查森曾执著地建立一种“能与当今男性气质的现实主义等量齐观的女子气质” [2](P120),但却因无法捕捉到其女性主义目的而以失败告终。理查森的女性意识的表现缺乏叙事距离感,其“没有距离的作者消抹”也消抹了她的文学成就。这是因为,女性主体仍处于边缘,代表女性主体的女性写作也难入主流。女性作家只能通过间接、曲折的方式从边缘解构以男性为主体的写作方式。伍尔夫在叙事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追求“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她认为作者与人物保持更大的距离,小说就能更好地解释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内涵。[8](P199)布斯指出:叙述者可以在道德上、理智上和情感上远离故事中的人物。这样的距离可以在任何一种可能的特质上形成。[6](P176)在《奥兰多》中,作者不断调整叙述者和人物的距离。当奥兰多还是一位男性时,叙述者是一种远距离的带讽刺性的叙述语气。而在奥兰多变成女性之后,叙述者适当拉近与人物的距离,但仍不失客观地审视和判断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本质,“他们用每一种武器将自己装备起来,而他们甚至阻止我们学习字母”[9](P99)。当男人们送诗请奥兰多过目,称赞她的判断力时,奥兰多想到的是“并不意味着他尊重她的意见,敬佩她的理解”[9](P136)。距离赋予“日常化”的女性题材真实感,具有女性气质。

叙述者就像伍尔夫手中的摄像机,虽不出现在屏幕上,但或不可缺,而且通过调整与人物的距离,使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人物个性、感悟生活本质。隐含叙述者的声音使作者的女性意识在人物意识中自由穿梭,获得表达的最大空间。

四、作者声音的权威性——女性意识的构建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伍尔夫认识到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利关系决定了其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必须遵循在隐含中建立权威的原则。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话语权威被主导意识形态中受过教育的白种男性所掌控,女性没有参与社会话语的权利。西摩•查特曼在探讨伍尔夫的《雅各的房间》中叙述者的意识形态内涵时谈到:“这是一位匿名的女性叙述者。当年轻男士在剑桥大学雅各的房间中展开激烈争论时,这位女性叙述者只能在房间外面寒冷的院子里徘徊,她听不到男人们在说些什么,只能通过从窗户看到的这个或那个男人的手势,做出一些推测。”[8](P237)女性作家在建立女性声音的时候受到限制,这给女性自我权威化带来了阻碍。女性作家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她们对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传统提出质疑,她们努力在批判、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本中建立女性的声音;而另一方面,要跻身于主流文本,她们又不得不采用正统的叙述声音以获得能被大众所接受的权威。面对这样的矛盾,伍尔夫采取迂回策略,以隐含叙述者的声音在遵循与颠覆主导修辞行为方式中保持了微妙的平衡。为此,伍尔夫不得不在作者权威显露和作者隐退之间协商平衡。一方面,伍尔夫追求“向内转”,描写人物的意识深层,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现代派文学的典范;另一方面,伍尔夫采用叙述者“以缺席建立在场”的叙事策略隐含地构建了女性话语权威。这种“由外到内,由显到隐”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伍尔夫在超越文学规约中创作出的适合女性话语表达的现代派文学模式。

同时,伍尔夫还考虑到读者范围和读者意识。她始终站在女性的角度,关注女性命运,并呼吁女性要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即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独立自主的思想。伍尔夫从小生活在文人世家,她虽然才华横溢却因身为女子而无法进入高等学府学习,这使她自觉成为一位女性主义者。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伍尔夫的写作仍是站在白人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带有种族优势和阶级特权的烙印。从《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表达方式来看,她竭力不得罪男性读者,也没有冒被家庭、读者和自己的社会群体所唾弃之险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表现出来,其所持的“双性同体”觀也带有乌托邦色彩。客观来讲,伍尔夫的写作虽然受到其阶级观念的限制,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她能提出“双性同体”的两性和谐观,是成熟女性写作所具有的一种宽厚放达的美学风格。

五、结语

面对男权社会压制和现代主义文学规约,伍尔夫机智地化制约为创新,在既没有脱离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叙事常规、又在打破这种常规的情况下表达了女性意识。她巧妙地把叙述者声音隐含在多元的人物声音中,树立了作者的权威声音。这种间接、迂回的写作策略既为现代女性文学开辟了道路,也体现了女性书写的含蓄美、创造力和爆发力。同时,伍尔夫把握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趋势,其具有辩证整体观的女性主义思想也正印证了她的伟大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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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New York : Viking , 1964.

[6](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7](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M].孙梁,苏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8]申丹.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韦虹,昊乐,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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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