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贸易历史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基石，为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其历史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仍是全球治理必需的公共品，而民主化是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渊源
摘 要：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被视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然而次贷危机后，美国贸易政策却明显地转向保护主义。回溯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早期所惯用的政策选择，自由贸易只是其确定经济霸权地位后的选择。因此，美国在危机后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其历史渊源，不能说是其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保护贸易的根本性转向，而是其经济政策又回归了保护主义的传统。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主义；关税保护；工业化；幼稚产业扶持；禁运；美国体系
The History of the Protectionism in AmericaJIANG Da-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Key words: protectionism; free trade; tariff protection; industrialization;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embargo; American System
一、引言
201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的“汇率被低估”的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这是美国政府为消除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而选择深化其贸易保护主义的突出表现。中国外交部、商务部都在第一时间作出强烈的表态，指责美国此举是“发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错误信号”，将会“损人而不利己，有百害而无一益”。尽管该法案还需要众议院表决通过，并由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才能最终通过，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该法案最终很可能将无疾而终，但其已经鲜明地表明了美国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学者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倡导者，在现代国际贸易实践中，美国也始终扮演着自由贸易卫士的角色，一直在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消除现代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学者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更是在拉美、东亚、东欧等发展中国家推动了持续的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在美国学者的指导下，拉美和东欧国家纷纷放弃对国民经济施加严密管制的传统，走向“市场化、自由化、稳定化”。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危机对美国经济影响的不断深化，美国似乎骤然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了坚决的贸易保护，持续加强对于中国等贸易伙伴的双反申诉，而奥巴马政府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与“雇佣美国人”条款，更是表现了美国政府利用贸易保护政策刺激本国经济发展的企图。
从表面上来看，次贷危机似乎促使了美国的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保护贸易的根本性转向。然而，如此一个突发性的经济危机，怎么可能使得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放弃长期以来的政策选择，而突然转向截然相反的政策？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积淀和政策上的经验，如此的根本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逆转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姜达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渊源如果回溯美国经济发展历史以及美国经济理论的演进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前美国经济发展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实并不是其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根本性转向，而是反映了美国经济理论思想的某种复古，是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与辉格党经济思想在危急关头的复活。回溯美国早期的发展历史，各种经济思想的发展及其在美国经济发展政策选择中的应用，将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当前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思想根源。
二、贸易保护主义催生了现代美国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出于对美洲黄金的追求以及对新生活的渴求，大批欧洲居民开始向美洲迁移。拉美国家的黄金源源不断流入欧洲，对于当时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富饶的美洲大陆为欧洲国家提供了经济早期发展所必须需的各种初级产品，来自新大陆的棉花、蔗糖、烟草很快成为欧洲国家的环球贸易与早期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巴巴多斯的蔗糖、北美殖民地的棉花都成为英国、西班牙等早期殖民国家开展全球贸易的主要内容，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欧洲移民源源不断涌到新大陆拓荒，不但推动了美洲经济的早期发展，也为欧洲产品出口到美洲创造了条件。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在新旧世界之间已经形成了从美洲出口咖啡、棉花、蔗糖、烟草到欧洲，而从欧洲出口制造品到美洲贸易格局。
伴随着新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北美殖民地的持续发展，对于炼铁、纺织、工具制造等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一些欧洲移民开始尝试在新世界发展制造业，希望摆脱对欧洲制成品的依赖。这一选择极大地危及当时由欧洲人主导的全球贸易格局，严重地激化了新旧世界之间的矛盾。为了防止北美居民发展制造业威胁到欧洲国家的领导地位，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开始通过立法限制北美的制造业发展。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明令禁止在北美发展制造业，并要求外来商品必须由英国控制的港口运输，并向英国交纳税收。1770年，查塔姆伯爵大威廉·皮特就曾经“被新英格兰人最初发展制造业的企图搞的惶惶不安，于是宣布禁止殖民地从事制造业，甚至连一个马掌都不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页。 即使这样，在行贿与走私的支持下，北美殖民地的制造业仍然逐渐地发展了起来。
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对当时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政策展开了论述，指出：“假如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37页。 并由此指出英属北美殖民地应该集中主要的生产资本投入农业生产，发展与欧洲的自由贸易，而不必涉足工业制造活动。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于发展美洲贸易、培育欧美之间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想法，也揭示了斯密等古典经济思想家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思想本质。
1773年，英国政府为了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压茶叶，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即著名的《茶叶法案》，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从亚洲进口茶叶到北美，免交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低微的茶税。而在此之前，北美人民基本都是消费由本地走私者和零售商供应的私茶，其价格比东印度公司免交进口关税的茶叶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茶叶法案》在降低茶叶在北美市场的价格的同时，极大地损害了北美茶叶中间商、走私者和零售商原有的垄断利益，激起了他们激烈的反对，最终引发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荼事件。
波士顿倾荼事件被联邦党人以“没有代表权就没有征税权”的口号包装成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表现，而事实上，它更多反映出新旧世界对于全球贸易格局战略选择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在一些学者的眼中，波士顿倾荼事件是“美国人第一次反对全球化的斗争”威廉·伯恩斯坦，《茶叶、石油、WTO：贸易改变世界》，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它只是北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抗全球贸易的一次暴力行为而已。如果把“波士顿倾荼事件”看作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那么点燃这一导火索的恰恰是当时北美人民实施贸易保护的策略选择。
三、美国建国初期的早期贸易保护思想
通过艰苦的独立战争，赢得民族独立后，新兴的美国不仅必须从政治制度上建立起能够促进资本主义新兴经济发展的各种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也需要寻求美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引领早期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是被称为联邦党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特别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建立美国的经济制度、确立美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789年9月，汉密尔顿被提名为财政部长，使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华盛顿政府中少数精通经济问题的专家，汉密尔顿激烈地抨击流行的古典经济理论，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了一种类似于英国早期的发展经验的经济思想，这也就是美国保护主义理论的起源。在就任财政部长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内，他根据当时美国经济中表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先后向国会提交了四份报告，也就是《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一份报告》、《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二份报告》、《关于建立银行的报告》以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在这四份报告中，他确立了“通过发展工商业，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纲领，不仅从政治上巩固上美国的联邦体制，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影响，还亲手建立了美国的财政金融体制，促进了美国的工业化发展，为美国后来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指出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以及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驳斥了当时的重农主义学者所提出的“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性行业”的提法，认为制造业也同样可以增加社会的就业，从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而且制造业的发展还可以为农业的发展创造出更为巨大的需求，因此如果要发展农业，首先就必须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他指出，美国也并非像当时的古典经济思想所说的那样，生产优势仅在于农业之中，只可以通过出口农产品来换取工业制成品。北美大陆资源丰富，拥有充足的可以用来发展制造业的工业原料，而且从欧洲来到美国的移民中有不少具有较为高超的制造业技艺的工匠，这也为美国发展制造业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和条件。而且“一旦制造业建立起来，并在我国中间生根，就会给美国伟大、光荣的未来开辟道路，并能对付任何暴君的干涉”。Henry Lodge ed，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t第一卷），纽约1971年版第157页。
然而，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人手缺乏、劳动力昂贵和资金短缺等困难，如果美国政府不对这些新兴的制造业产业提供支持的话，国外竞争和“习惯势力”将会使美国无法建立起本来可以很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Chang Ha-Joon，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London，Anthem，2002年。 针对这一现状，汉密尔顿提出了包括保护关税、出口限制、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政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提供公共设施等十一个基本政策原则，而这也为以后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发展设计出主要的政策框架。汉密尔顿把这些政策手段所实施的主要的目标产业确定在铁、铜、煤炭、小麦、棉花、火药和书籍等当时美国的主要的农业和制造业产业上，并进行了有效的推行。在他看来，保护幼稚产业 “不仅是出于更为有效利用公共经费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得产业发展的新的、有用的分支，不仅考虑更大的价值，还要追求生产劳动的一般存量的永恒的增长”。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第292页；也参见Richard D，Bingham, industrial policy American style，纽约1997年版第22页。
我们现在研究美国早期经济政治思想时，更多关注联邦党关于建立美国政治制度的探索事实上，现存的联邦党政治思想文献超过半数恰恰也是来源于汉密尔顿。详见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以及富兰克林的关于货币、贸易、人口等方面的经济理论。但事实上，真正决定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政策选择的经济思想是来源于汉密尔顿，他的幼稚产业扶持思想为后来的产业政策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然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却是汉密尔顿的四份报告中唯一没有在当时就得到广泛应用的报告。这与和其意见相悖的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有重要的关系，当然也是由于当时美国的工业发展的基础仍然相对薄弱，因此更关注发展商业资本，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资本的积累与经济的发展。直到数十年后，当工业革命在美国兴起后，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所提出的种种思想才真正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他的种种政策建议也开始全面得到政府的采纳，进而对美国经济的兴起产出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美国建国初期的对外贸易政策
尽管汉密尔顿为早期的美国发展制订了严密的保护主义政策，为美国扶持本国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建国初期，美国仍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英国之外贸易伙伴的贸易。因为废除了殖民地时期的“列举商品法”，美国与法国、荷兰等欧洲大陆国家的贸易得到了极大的促进。仅1787年至1789年间，美国与荷兰的贸易就比与英国的贸易还高于50%。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0页。 同时还开拓了抵达巴尔干半岛、远东和近东的航路。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后，到1786年，驶入广州的46艘外国商船中就有18艘是来自美国的。莫里斯，《美国历史百科全书》，纽约1953年版第190页。 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为美国早期制造业开拓了巨大的市场，新泽西、马萨诸塞等地很快涌现多家工业作坊，为美国此后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英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设置了种种限制，甚至禁止美国商品进入西印度群岛，美国出口英国的货物总价值持续下降，仅178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就高达510万英镑刘旭东，《“汉密尔顿模式”在美国经济中的建立》，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12期。 。贸易逆差的持续增加造成了新兴的美国货币的大量外流，出口数量的下滑又造成美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普遍下滑，美国的农业面临严峻的挑战。
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制订并签署了宪法草案，基本确立了新生的美国的政策方针。在这次会议上，参会代表也对当时美国的贸易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北方工商资产阶级出于保护自身发展的考虑，主张对进出口商品征收保护性关税；而南方经济却依赖于农产品出口，因此坚持自由贸易，竭力反对对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经过激烈的争吵，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国会不得对出口商品征税，但是两院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对进口商品征税。张友伦，《美国通史2：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789年，经过国会的激烈争吵，《关税和吨位法令》终于通过，由美国中央政府制订并保证执行，出于“鼓励、发展和保护制造业”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Tarff Acts Passed by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789 to 1897,lncluding All Acts, Resolutions and Proclamations Modifying or Changing Those Acts，1898年第13页。 目的的第一部贸易保护法令在美国出现。然而，由于在主张自由贸易的南方代表的影响，法案规定对大部分进口商品仅仅征收5%的关税，对于少数商品如布匹、烟草、靛蓝、食盐等加征50%的关税，征税商品81种，平均税率仅为8.5%诸浩，《19世纪后期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学位论文。 ，对于美国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力度极为有限。
根据1791年的《权利法案》，中央政府没有征税权，而是由各州根据自身的需要针对外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样的分散的税制导致各州的税制、税率极不统一，有些州甚至出于恶意竞争的目的对外国，特别是来源英国的商品免征关税。这就使得大量的欧洲大陆商品经由一些关税税率较低的州大量进入美国，给处于发展初期的美国制造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批美国企业破产。
1794年，当英美关系日趋紧张时，为了缓解两国关系，华盛顿总统授权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赴英签署了《杰伊条约》，重新规范了两国的商业关系，美国不再歧视英国贸易或没收英国臣民的财产，美国船只也可以到英属东印度群岛，甚至在一定限制之内到英属西印度群岛开展贸易。条约第十二款规定允许70吨以下美国船只到西印度群岛，绝对禁止美国向西印度群岛出口蜜糖、糖、咖啡、可可、棉花、惠特尼轧棉机，因为该条款完全关上了美国重要的棉花产业的出口市场，因此被参议院拒绝通过。 这也进一步开放了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早期贸易保护主义更难以推行。
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无法得到推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共和党的崛起。在美国建国初期，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代表着北部商业、制造业的利益，主张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为美国仍然幼小的制造业创造更为优越的发展环境。与他们相反，以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为代表的共和党则代表了南部种植园主、农民、南部拓荒者和其他下层人民的利益，倡导开展自由贸易。
杰斐逊更深地受到斯密理论的影响，推崇当时盛行的古典贸易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他认为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更高，而且农业生产也占用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在美国发展制造业是不可能成功的张少华，《汉密尔顿“工商立国”与杰斐逊“农业立国”之争》，《历史研究》1994年6期。 。因此，主张农业立国，应该大力发展农业，而任由英国等西欧国家为其生产制造品，通过出口农产品来交换制造品。杰斐逊的思想有着明显的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痕迹，也代表着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思想。
尽管杰斐逊在任期选择了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然而，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他也逐渐从纯粹的重农发展转向工商业协调，进而强调制造业的发展。早在1793年12月，在其担任华盛顿总统的国务卿期间，就曾经向国会提交《关于美国商业优惠和限制的报告》，指出英美贸易的不平等，提出与英国重新谈判缔约，以保护美国的商业发展，并适当对英国进行报复。在杰斐逊当任总统后，1801年12月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繁荣的四大支柱——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只有在允许各个企业最自由地发展时，才能达到最繁荣兴旺。”詹姆斯·理查森，《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第1卷），华盛顿1896年版第330页这表明其已经把制造业与其一贯关注的农业纳入到相同的重要程度。
五、1803年战争与禁运法
尽管杰斐逊推崇相对自由的贸易思想，然而，1803年战争的爆发却使美国意外地被迫推行贸易保护主义。1803年英法战争期间，两国为了实现对对方经济封锁，对法属西印度群岛实行了严密的封锁。1803年至1807年间，美国有500多艘船被英国捕获，200多艘被法国捕获，约翰 A 加拉蒂，《马伯里控诉麦迪逊案》，载加拉蒂主编《史学观点》，纽约1971年版第116页。 更是激化了英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使得美国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无法维系。这也使得杰斐逊为维护美国的利益，被迫放弃其一贯的自由贸易政策，转而对英国实施贸易报复。
1806年4月18日，美国颁布《禁止输入法》，宣布除非两国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从11月1日起将禁止某些英国商品的进口。1807年，英国做出反应，宣布美国除非得到英国许可，不得与欧洲大陆通商，两国贸易争端持续加深。
1807年12月，美国国会以杰斐逊咨文为基础，颁布《禁运法》，规定：一切美国船只和在美的外国船只不得起航，美国所有陆路和海路对外出口一律停止使用，某些特定规定的英国货币禁止入口。1809年1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强制执行法》，进一步推行禁运，授权不带搜查令的联邦官员对怀疑运往国外的货物予以没收，使得美国进一步隔绝了与国外的贸易。
在19世纪初期，禁运成为美国对外经济策略的主要选择。尽管1809年，杰斐逊针对除英、法两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签署了撤销禁运的法令，美国国会继续针对英、法两国制订了《停止通商法》，继续与它们断绝贸易往来，并宣布，如果英法之中任何一国首先废除其损害美国商业的法令，美国即与之恢复通商关系。张友伦，《美国通史2：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1810年，麦迪逊总统力主通过《第二号梅肯法案》，宣布废除《停止通商法》，率先对英法恢复贸易。但由于英国始终无视美国的一再警告，仍然继续抓捕美国商船，1811年美国又再次宣布与英国停止通商。
长期的禁运使得美国棉花、烟草、麻类等传统出口商品价格暴跌，农民、种植园主破产，码头工人失业，船只废弃，而进口商品的价格却一路飞涨。美国的出口额从1807年的1.08亿美元降为1808年的2200万美元，进口额从1.38亿美元降到5700万美元。约翰 A 加拉蒂，《马伯里控诉麦迪逊案》，载加拉蒂主编《史学观点》，纽约1971年版第117页。 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然而，禁运也给新兴的美国制造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以往依赖英国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由于禁运而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后，本国的纺织、制帽、造纸、印刷、火药、冶铁等工业开始起步，并为美国的工业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到1809年，杰斐逊撤销禁运法令时，美国很多工业品都已经达到自给。在很多学者看来，如果没有1803年战争所引起的禁运，美国也许会像亚洲的印度、中国一样，在经济上长期处于对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依附之中。
就连杰斐逊本人也承认禁运对美国的工业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的禁运产生了一个值得庆幸的持久的结果，它已经使我们大家从事国内的各种制造业……以后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可以实足缩减一半”。菲利浦·方纳，《杰斐逊文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页。 事实上，19世纪初的禁运更是帮助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扫清了竞争障碍，为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美国的保护主义也至此达到顶峰。
美国赢得1812年战争之后，为了避免来自欧洲大陆的工业制成品对战争期间蓬勃发展的美国制造业造成冲击，在麦迪逊与门罗主政时期，进一步提高纺织品和铁制品的进口关税，这也带动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和匹兹堡的冶炼业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美国工业革命的进程。
六、美国体系的发展
美国建国初期的保护性政策，主要是伴随着美国与英法等国的国际关系的发展而由当时的国家领导者适时进行调整和发展的。从总体上来说，尽管建国初期美国政府对于本国制造业的关税保护的力度并不强，然而，随着美英关系的持续恶化，美国逐渐选择隔绝于世界的孤立主义政策，至“门罗主义”诞生，这种孤立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早期经济、政治发展的主要选择。也正是得益于孤立主义在美国影响的上升，美国对于西欧制成品的关税保护力度持续增加，根据《1816关税法案》由于《根特条约》结束了此前推动美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孤立主义，进口从1814年的1300万美元陡增至1816年的1.47亿美元，在众多低廉的英国制成品的冲击下，美国工业资本面临生存的危机，因此在卡尔霍恩和亨利·克莱的推动下，提高保护性关税的呼声强烈，从而催生了《1816年关税法案》。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自1789年以来，保护主义原则首次明确得到法律的认可，“保护首次从从属地位转变为关税的直接目标。”（U.S. Tariff Commission） ，几乎所有制成品的进口关税都达到了35%左右，1820年大约为35%~40%。尽管在南部种植园主的反对下，1820、1821、1823三年的关税提高法案都没有通过，1828年的《厌恶关税法案》仍然得以通过，原材料和亚麻、羊毛、大麻、毛皮和酒等低附加值制成品的关税得到大幅的提升。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9、30页。 尽管在南部各州的压力下，1833年的折中法案和1846年的关税法案两次逐步下调进口制成品关税水平，但是这段时期美国的制成品进口关税仍然在25%以上。1832年法案规定，在10年内将制成品关税降到25%，但1842年关税法案又重新把关税提升到1832年水平，1846年关税法案将主要商品的进口关税定在27%左右。
在建国初期，贸易保护主义思想主要源于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等政府官员，并在联邦党1790年后，围绕新宪法的制订，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以“普布利乌斯”的笔名，共同在报刊上宣扬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联邦共和国制度，宣传组建拥有强大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因此他们也被称为“联邦党”。在1801年杰斐逊当选总统之前，该党派始终为美国的执政党，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汉密尔顿对于制造业的保护思想也成为这一党派的主要的经济纲领。 与民主共和党美国民主党的前身，由杰斐逊于1790年创立，当时主要代表南部经济利益，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农业的作用，早期更推崇相对自由的贸易思想，后也转向一定的保护主义。在建国初期，在很多政治、经济问题上，该党派都与联邦党展开激烈的论战，其代表杰斐逊和麦迪逊分别就任第三届与第四届总统后，该党派思想在美国经济政治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840年，该党派正式更名为民主党。 的论战中逐渐发展起来。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1814年《根特条约》后，英美贸易自由化使美国经济发展缓慢，促使更多社会民众也开始针对美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发表意见，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到19世纪中期南北战争爆发后，美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美国体系。
作为最早的保护主义者的代表，出版商马修·凯里从一个国家已经部分工业化并超越家庭工业阶段的立场，论证了英国产品的涌入将会对新兴的美国制造业资本产生冲击，美国的大部分劳动力将会因此而失去工作机会，并引起大面积的经济萧条，进而组织了“费城民族工业促进协会”，在社会上广泛宣传保护主义。1827年，他和赫齐卡亚·奈尔斯组织的保护主义者与以亨利·李为代表的自由贸易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这次论战中，保护主义者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从英国的工业化历史以及英美的贸易收支平衡等多个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在美国推行保护主义关税的重要性。尽管1828年通过的最终法案并没有采纳保护主义的观点，但经过这次论战，保护主义在美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的几届总统都把通过关税保护推动美国制造业发展纳入自己的执政纲领。
亨利·克莱是美国保护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结合了其他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思想，提出以保护性关税、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为核心要素的美国体系，并将其与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英国体系”进行了区分，进而论述了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生产率发展优质生产劳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亨林·克莱是1824、1828、1832、1836和1844年的总统候选人，担任过多届政府的国务卿，是多起关税法案的起草者，在当时的美国经济学界和政界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他的思想得到包括林肯在内的众多总统的认可，从而成为主导美国早期经济理论发展的杰出代表。
七、结束语
至南北战争爆发，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已经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战争期间的1862年和1864年两次关税法案，把当时的关税税率提到了30年来的最高水平Cochran T和 Miller W, The Age of Enterprise: A Social History Industrial Americ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42年版第16页. 。南北战争后，尽管取消了其它税收，但是关税却仍然长期保持在战时水平。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美国确立自身的工业霸权地位之后，美国才开始推行自由贸易。事实上，即使如此，美国也从没有选择过零关税制度，反而在自愿出口限制、农产品补贴、贸易配额、单边贸易制裁等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却更为积极。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尽管到20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众多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WTO、世界银行和IMF宣扬并推动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化改革。然而，早期的美国经济发展正是得益于贸易保护，在美国建国以后的很长的历史时期，美国恰恰是最为坚定的保护主义国家，这也是美国早期经济发展的成功秘诀，保护主义其实早已深入了美国经济思想的骨髓。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会毅然放弃长期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回归了其经济理论的传统，而非对于理论传统的根本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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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南 北）
作者：姜达洋
一夜之间，全球经济格局风云巨变，草木皆兵。随着特朗普对中国600亿商品征收关税的决定落地，7个小时之后，中国商务部发起反击，一场贸易风暴已然拉开序幕。
国际贸易的历史，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便有之。到了粟特人统治中亚的时代，中亚曾是世界的贸易中心，见证着丝绸之路的盛衰，但只有到了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的密度、丰富性和对各国经济的重要性才真正得以体现。
从大航海时代到如今的互联网地球村时代，贸易战与大国崛起的故事息息相关。一场贸易战，关系着大国之间的命运，在诡异莫测的历史中，国运，也由此变更。
西班牙的崛起与衰落
1580年，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派遣阿尔瓦公爵率军强行合并葡萄牙，从此，菲利普二世成为西葡共主。当时葡萄牙是远东香料贸易的霸主，这一合纵之术几乎使得哈布斯堡拥有整个世界的贸易。
菲利普二世深谙政治之道，他保全了葡萄牙贵族的特权，并仍使葡萄牙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然而两国相当于在外交上成为一体，西班牙的敌人就是葡萄牙的敌人，这使得葡萄牙人增添了很多敌人：英葡自1386年温莎条约便结为姻亲，但西英则是传统仇家，这一事实合并直接导致英葡交恶;当时的荷兰正在闹独立，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为了遏制荷兰人的念想，菲利普二世切断了荷兰对香料贸易的参与权(此前葡萄牙人视荷兰为香料贸易的北欧基地)，但反而激励了荷兰人建立自己的海军，挑战葡萄牙的世界贸易霸权。
自西葡联盟以来，英国海军便可攻击葡国船只，而其中战利最丰者，莫过于“神母号”被英军截获一事了。经过一夜的伏击，英国船只截获了神母号，缴获各类香料多达五百多吨，价值50万英镑，相当于当年英国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除了香料以外，船上还放有用珍珠镶嵌的木盒，里面有葡萄牙在澳门对中国和日本进行各类贸易的详细信息。
神母号的截获，激发了各路诸侯对远东贸易的念想。荷兰人派出王牌间谍、后来的探险家德·胡特曼前往里斯本调查远东贸易详情。
1981年3月，两个美国汽车工会的工人正在砸一辆丰田卡罗拉汽车。图中牌子上写着：“如果要在美国卖车，那就得在美国生产产!”
1602年，随着荷兰国势渐起，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成为国营海盗团伙，前往远东劫掠。1603年荷兰意外在新加坡以东洋面截获一艘葡萄牙从澳门往马六甲航行的巨型船只——“圣·卡塔丽娜号”，上面截获的商品直接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本金得以翻倍，其中包括大量明朝瓷器以及古玩。这种劫掠当然引起了当时“国际社会”的一阵哗然，葡萄牙甚至想通过自己制定的国际海洋规则来判定荷兰所为非法。然而荷兰此时搬出自己的法律专家雨果·格罗修斯，他写了一本著作《海洋自由论》，驳斥当时西葡的主流观点认为“航道属于西葡”或者是“西葡第一”，称公海应如空气般拥有航行自由。
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观点，最终却成为国际海洋法的先驱，也算是冥冥中注定了新型海权国家的崛起。而西葡则继续吃了一鼻子灰，被逐步蚕食海上霸主的领先地位。
英荷大战与自由贸易的兴起
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取得了远东贸易的主导权，成为新一代海上霸主。但谁又曾想在欧洲，新兴海权的斗争早就开始，英国觊觎荷兰已久，而荷兰也很快丧失了霸主地位。
英国的崛起并非一帆风顺;1604年英西缔结合约，但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英国海军经费一直紧张，再加之1603年伊丽莎白女皇去世，导致英國尚未打造一个军事商业联合体。当“荷兰模式”成为一种快速致富的方法后，英国举国上下也开始思索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强国之路。
1631年，查理一世曾与旧敌西班牙缔结密约，企图动摇荷兰的海上霸权，但碍于与荷兰统治者奥兰治亲王的关系，查理一世的做法一直比较小心，也因此没有什么大的起色。有趣的是，1648年西班牙统治者与荷兰共和国缔结明斯特合约，正式确立荷兰独立，但反而导致共和国议会与荷兰省督高度对立——因为军事斗争结束，议会想将财权回收，反而导致与领主反目的局面。与此同时，英国国会因反对查理一世父子统治展开内战，克伦威尔成为执政官后，提出和荷兰一同“开发”拉丁美洲的想法遭到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荷兰奥兰治家族的抵制，使得英荷走向对抗之路。
1587年，英国著名的私掠船船长弗兰西斯·德瑞克突袭了卡迪兹港，不仅摧毁了西班牙海军主力，更掠夺了西班牙前往远东贸易的商船，这成为一个节点，英国开始崛起。
海上贸易主权的争夺让昔日盟友变敌人。荷兰因造船业极富盛名，也因此被称为“海上马车夫”，成熟的造船技术让荷兰成功在世界经济中分了一杯羹。但当时，重商主义是横行世界的王道，资产阶级出身的克伦威尔更是这一贸易政策的代表，随着英国的崛起，荷兰垄断全球贸易的做法被越发排斥，英国也由此出台了《航海条例》，剑指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
为了打败日益发展的商业竞争对手荷兰，并力求保住刚开始建立的海上优势，英荷漫长的贸易战及海战拉开帷幕。英国首战告捷，第二次战争荷兰扭转局势，反败为胜，但在最后的关键一战里，英法联合对荷兰宣战，最终荷兰败北。
这一战让荷兰彻底“退居幕后”，英国虽然得到荷兰部分殖民地，但也因此付出了20万英镑的补偿，而法国则借英国之手既削弱了荷兰，扩大了自己在贸易中的份额，同时也因为荷兰的倒下，使得法国在欧洲大陆开始了崛起进程。
这一战之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主义思想兴起，贸易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也成就了英国未来的经济辉煌。
大萧条时代的国家歧路
历史总在重复自身。1929年10月，紐约股市崩盘，金融危机一触即发。为了将危机转嫁他国，国会议员霍利和斯穆特联名提出关税议案，为保护国内就业，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迫于压力于1930年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890项商品进口关税。美国进口的平均税率也由38.2%提升到了55.3%，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水平，被载入史册。
然而美国政府并未料到提高关税所引起的骨牌效应有多难控制。先是加拿大首先采取了提高美国商品税率的报复行为，法国也从美国进口的汽车中增税60%，意大利紧随其后撤回了基于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瑞士也公开抵制美国商品，就连一向高呼自由贸易口号的大不列颠国也加入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队伍……一个月之内，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和古巴纷纷提高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一年之内，共计26个国家给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制定了新的数额限制……
有数据显示，1929-1933年，世界贸易额从350亿美元缩水2/3，骤降至120亿美元。美国也并未讨得便宜，这场贸易战也致使美国大受内伤，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从1929年的13.8%下降至9.9%，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14.5亿美元，出口更是惨不忍睹，直接从51.6亿美元跌到了16.5亿美元。
不只是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下，各国统治者都纷纷采取了以邻为壑的短视政策，而这也直接导致了这场致命危机的延续。1929年开始，世界经济进入了噩梦般长达十余年的大萧条时期。问题终究要解决，美国采取了罗斯福新政，而德国却误入歧途。
美日角力与“失去的20年”
美国在贸易战的路上似乎驾轻就熟。上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迅速发展，进而占领大部分国际市场。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的商品贸易赤字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美日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整体逆差的30%-40%。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工业中心承担了与日本竞争的主要压力，该地失业率较全国平均水平翻倍，“铁锈地带”的标签也就此落定。
这些地区的州议员在国会发起了大量对日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在国会形成了政策基础，再加上当时的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席位，经济政策重心偏向于重振“锈带地区”的基础工业，这一举动也成功得到了商界人士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美日冲突加剧。1975-1991年，美国共向日本发起了15次“301调查”，这一时期也一度被称为“上世纪80年代的珍珠港事件”。
《广场协议》的签订让日本在面对欧美频繁发起的贸易战面前陷入被动，缺少自主的日本只能采取温和的投诉方式，最后导致日本一败涂地，不仅丧失了经济增长的前景，也迎来了“失去的20年”。在这个阶段，美国已经展现了多维打击的趋势，贸易、金融、汇率等维度的多面夹击让日本最终不战而败。
日本的退出虽然遂了美国的意，但美国的这场贸易战赢得实在算不上漂亮。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统计，1982-1984年，由于汽车产量的减少，美国汽车制造业减少了6万个工作岗位，成功刷新了时任总统里根任期中失业率最高的纪录。而在启动对日贸易战后的十年，美日贸易逆差也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1987年，美日贸易逆差一度达到567亿美元的高峰，而在这段时间内，平均逆差水平也维持在400亿美元之上。
美欧贸易战
美欧之间的贸易战，比美日贸易战次数更多，行业范围更广。
二战后，鸡肉大量从美国出口至欧洲。1962年，当时的欧共体瞄准美国农业中的冷冻鸡肉产品，施加关税壁垒，美国向WTO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起诉，但为了缩短“战线”，美国国会通过了《1962年贸易扩展法》直接授权总统对贸易保护做法进行还击，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对从欧洲进口的土豆和卡车等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双方和解后，欧共体元气大伤，美国却形成了写进《1974 年贸易法》的“301条款”。
“301条款”规定，美国贸易代表首先寻求与外国政府协商，以寻求贸易补偿或消除贸易壁垒。如果协商无法解决问题，美国可以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比如征收额外的关税、费用和实施对进口的限制。该条款具有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一直遭其他国家反对。
美欧贸易争端中“钢铁战”颇具代表性。到本世纪初，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美国钢铁行业游说政府进行保护，限制从欧盟和日韩等7国进口钢铁产品，最终美国认为这些国家出口钢铁违反《1974 年贸易法》“201条款”，该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进口至美国的产品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对产品进口增加是否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威胁做出裁定。
当时的美国小布什政府决定自2002年3月开始对大多数种类钢材征收最高30%的关税，为期3年。此次贸易战，除了关税外，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也出现在美国的贸易限制措施中。不过，美国的行为遭到各国反制，作为报复，欧盟随即决定对进口钢材征收最高达26%的关税，同时进行进口配额制度。同时，和其他7国向WTO申诉。2003年，小布什政府宣布取消上述保护性关税，此轮贸易战才画上句号。
作者：江寒秋
摘 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基石，为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其历史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仍是全球治理必需的公共品，而民主化是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从多边贸易规则的学习者成长为建设者，进而使中国的方案和声音引领了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民主化改革的潮流。区域贸易自由化安排在促进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完善的同时，成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补充，应当鼓励区域贸易安排朝着内外开放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WTO改革;数字贸易;区域贸易安排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建构完成，在其制度规则精神指引和参照下，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蓬勃发展，共同形成了当今以多边贸易体制为主导、双边和区域安排为补充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与世界各成员一起，共同把世界贸易、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推向了21世纪头十几年的鼎盛阶段。但是近年来，美国竭力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阻扰WTO的正常运行，并不断从世界各多边组织“退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贸易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贸易治理向何处去、WTO如何改革，是中国在加入WTO 20年之际，需要深入思考和回答的重大问题。
一、坚持与改革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必然性
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打开国门，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显著提升了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然而，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地位与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拥有的话语权不匹配。长期以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主要反映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保护不够。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推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向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一)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产生的条件
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GATT)的实施标志着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构建的开始。在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里，一系列有利因素推动着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走向成熟。
1.美国积极推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建立
“二战”后，美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在工业生产、对外贸易以及资本输出等方面均位列全球第一。在工业生产方面，1948年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工业产值的比重高达45%，较1937年提高了28.57%[1]。在对外贸易方面，1948年美国货物出口额为1265.3亿美元，占全球货物总出口额的比重高达21.59%;同期美国进口额为808.1亿美元，占全球总进口额的比重为13.79%①，进出口贸易的显著差异使得美国成为当时唯一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国家。在资本输出方面，美国成为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家，1945—196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增投资额为720亿美元，其中70%的新增投资来自美国[2]。作为“二战”后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实现自由贸易、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的。因此，美国倡议并发起了GATT。尽管GATT被視为美国借以实现经济扩张和维持全球贸易秩序的工具，但其建立的以非歧视原则为基石的多边贸易谈判机制，为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搭建了重要的制度框架，在削减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税减让谈判主要在进口大国和出口大国之间进行，然后基于最惠国原则，未参与谈判的其他国家自动享有关税减让协议所带来的好处。美国为全球关税的大幅度削减和非关税壁垒的约束缓解起到了关键作用。截至1994年，GATT的八轮贸易谈判使得发达国家平均加权关税从1947年的35%削减至1994年的4%左右，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率下降至12%左右[3]。
2.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为建立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经济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各国经济之间联系日益加深，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资本的全球扩张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的全球扩张迎来了两大利好条件：一是大多数国家放松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奠定了制度基础。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逐步取消对跨国流动资本的限制，而到了90年代中期基本取消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外汇管制。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外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纷纷采取措施放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技术基础，金融创新下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加强了各国金融市场的联系。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动力。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和技术进步，国际分工从产业间转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主角就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充分利用建立在规模经济上的产业内分工，把产品生产工序分解成多个环节，并把这些生产环节安排给其在不同国家的分支机构，或者安排给不同国家的其他公司。在跨国公司主导的这种分工体系下，交换价值因中间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交换不断增加而不断叠加，这不仅使得国际贸易增速曾在较长时间里远高于全球经济增速，而且使得全球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
此外，经济全球化加速还得益于以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第一，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变革压缩了时空。一方面，高速铁路和民用航空的发展大大削减了人和物跨越空间的时间;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克服了电报、电话技术的缺陷，使得人们能够跨区域开展全天候全球业务。时空的压缩使得地球逐渐成为“地球村”。第二，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变革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根据Hummels的估计，空运和快速远洋船舶的发展，相当于将1950—1998年制造业的关税水平从32%降至9%[4]。纽约和伦敦之间3分钟电话费从1930年的250美元下降至2美分，若一方使用网络电话，这个成本则几乎为零[5]。空运和海运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促进了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而通信成本的下降则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6]。总之，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压缩了时空，降低了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成本，为加强地区间的经贸往来创造了条件。
3.美国当时符合金德尔伯格描述的“霸权稳定论”地位并愿意供给全球公共品
“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最早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提出，他认为自由的全球经济需要一个霸主地位的强国。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霸主地位的衰落，而美国缺乏担当领导者的意愿[7]。“二战”后，美国满足了“霸权稳定论”所描述的霸权地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享有至高的威望和地位;另一方面，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利益需求，美国愿意提供体现自由经济的公共品，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安全等。由于这些公共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美国盟友要求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愿望，因而得到了这些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尽管因出现“免费搭便车”现象而使得美国为提供全球公共品支付了更多费用，但是这些公共品的提供给美国带来的收益也是巨大的。例如，“二战”后，美国因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获得了可观的铸币税。因此，在丰厚回报的激励和盟友的支持下，美国愿意维持自由的经济秩序和规章制度。
4.各国的自由贸易化政策
“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阻力，各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除了美国为实现对外经济扩张，积极倡导和推动关税贸易总协定外，其他国家或地区也采取了旨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和措施。
归根结底，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深化，进而要求生产要素和货物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然而，在这种国际分工下，各国既具有合作的动机，又存在以邻为壑、单方面增加各自收益的动机，即国际贸易关系也具有“囚徒困境”的特征。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致力于稳定全球贸易秩序，从而实现全球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系列制度和非制度安排——全球多邊贸易体制。
(二)当今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1995年1月1日WTO的成立标志着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完成。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影响显著，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确立了全球多边贸易秩序的治理主体与规则制度。在各国公平让渡各自部分主权基础上建立的WTO，是全球多边贸易秩序的治理主体，而非某一个主权国家;其制定的贸易规则制度为各成员国所遵循，从而使全球经济贸易活动从无序转为有序。二是为缓和缔约国间的贸易纠纷提供了场所和“对话窗口”。WTO提供了一整套磋商和争端解决程序，能够比较公正、公平地解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纠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相互报复、进而引发贸易战和关税战的情况。三是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WTO建立的多边贸易谈判机制，在关税削减和一些非关税壁垒消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促进了全球的贸易增长。“二战”以来，全球贸易增速长期高于全球经济增速，尤其是1990—2007年，前者的平均增速是后者的2倍以上。可见，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四是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使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从1986年的21.55%提高到2018年的43.26%，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从1986年的73.67%下降至2018年的54.77%。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升对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也应看到，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主要反映的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利益与需求。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升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这个体系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它没有克服经济全球化及市场经济扩张所必然产生的利益不平衡甚至两极分化，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治理功能。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生产活动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显著特征。毫无疑问，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与深度发展因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全球贸易观察：2016年贸易发展》，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每提升10%，生产率就会提升1.7%。特别是对那些不具备完整产品生产能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为它们融入全球经济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也带来了收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分配不平衡。就国家之间而言，这种分配不均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生产网络中心区与生产网络外围区之间。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即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两端，它们所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收益。此外，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并不是无选择的、直线贯通的产业链条，而是由中心和外围区域构成的生产网络。目前，北美、西欧以及东亚构成了全球三大区域生产网络[8]，那些处在生产网络中心位置的国家(如美国、德国)往往凭借着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创新活动获得高额收益，而那些处于生产网络边缘或远离生产网络的国家(非洲和拉美国家)因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低而获益较少。这些被边缘化的国家甚至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收益分配的国内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劳动者收入不平衡。因为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是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所以企业往往选择那些基础设施条件好的大城市进行价值创造活动。这往往使得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因参与全球分工企业的集聚而快于其他地区。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还拉大了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就发达国家而言，制造业外流减少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从而恶化了这部分群体的收入状况。就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全球价值链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往往高于国内其他类型的企业[6]。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升，低技能劳动比高技能劳动更容易被资本和设备所替代。其原因在于，物质资本与技能型劳动的互补性高于物质资本与非技能型劳动的互补性[9]。
第二，近年来，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起，全球贸易治理面临新课题、新对象、新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所带来的贸易壁垒的显著下降，中间品贸易快速发展并在总贸易中的比重长期保持在2/3以上。快速增长的中间品贸易使得全球贸易增速超过了全球经济增速。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受近年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以及英国脱欧等不利因素影响，未来的贸易增速面临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近年来的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放缓是由中间品贸易增速放缓引起的。引起中间品贸易增速下滑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已到足够深的地步，每一单位的分工深化能够带来的中间品贸易增长的动能在不断减弱。因此，通过国际垂直分工深化推动国际贸易增长的阶段即将告一段落，需要新的动力来继续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幸运的是，这个新动力已经出现。近年来，服务贸易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发展。尽管2018年服务贸易在全球总贸易中的比重为23.18%(见表1)，但是2005—2017年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速为5.4%，明显高于同期的货物贸易增速(4.6%)[10]，而特定领域服务(如电信、IT服务等)增速甚至是货物增速的2～3倍[11]。服务贸易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贸易壁垒下降带来的贸易成本明显下降。服务贸易的成本几乎是货物贸易成本的2倍，但2000—2017年下降了9%[10]。另一方面得益于数字技术发展，原本只能面对面提供的不可贸易的服务可打破时空限制，成为高度可贸易的服务。目前，50%以上的全球服务贸易是通过数字化交付实现的(见图1)，12%的跨境货物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的[12]。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可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贸易壁垒的下降，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根据WTO的全球贸易模型估算，到2040年全球服务贸易将增长50%，即在全球总贸易的比重将超过1/3。可见，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将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引擎。
然而，数字化的服务和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全球贸易治理面临新问题、新内容。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数据跨境流动问题。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建立在数据能够跨境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然而各国出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等因素的考虑，对数据自由流动的态度有明显差异。美国极力主张数字流动自由，希望將《美墨加协定》(USMCA)中有关数据自由流动的规则在全球范围内铺开，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美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数字贸易顺差从2005年的745.93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2233.28亿美元。与美国的积极态度相反，俄罗斯和欧盟则出台了严格的数据流动相关政策。根据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发布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2018》报告，俄罗斯的“数据政策”指数在65个国家中排名第一，这表明俄罗斯对于数据流动的管控政策最为严厉。《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和《俄罗斯联邦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是俄罗斯专门进行数据保护的两部法律。例如，《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规定：在数据进行跨境转交前，处理者有义务确认数据转交的其他国家保证对个人数据主体的权利进行同等保护[13]。欧盟也加强了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管理，如2018年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确立了“长臂管辖”原则，可以对任何向欧盟居民提供服务的企业进行监管，这明显提高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因此，如何在数据跨境流动和国家利益、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数字贸易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是数据存储本地化问题。数据存储本地化要求数据存储在数据来源国境内。美国反对数据存储本地化，认为数据本地化存储是一种数字贸易壁垒。欧盟、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纷纷制定法律法规，要求数据的本地存储。如中国于2016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搜集或产生的数据应存储在中国境内。俄罗斯在《关于“进一步明确互联网个人数据处理规范”对俄罗斯联邦系列法律的修正案》中指出：“对俄罗斯公民的个人数据进行搜索、记录、整理、保存、核对(更新、变动)、提取的数据存放于俄罗斯境内”。根据ECIPE发布的报告，2000年全球实施数据本地化的国家数量为19个，然而在“棱镜门”事件后，这一数据急剧上升，到2016年增长到85个。就境外企业而言，数据存储本地化要求提高了全球信息流动的成本，从而打消了一些企业在特定国家提供服务的念头[14]。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有待加强。数字化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核心是数据的跨境流动，然而数据能够以几乎为零的成本进行复制，这为数字盗版和数字侵权在全球范围内的猖獗提供了动力。由于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虚拟性，监管难度大，以及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方面的差异，数字盗版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当前数字贸易发展的主要问题。数字盗版现象在电影电视和音乐行业最为普遍。据盗版监测公司Muso给出的数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电影泛滥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据统计，2020年3月，盗版网站浏览量在美国、俄罗斯、印度、法国分别达到了11亿次、7.27亿次、5.81亿次和3.94亿次[15]。尽管目前数字盗版给各国带来的经济损失还缺乏统一的数据，但根据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研究，当前数字盗版音乐、电影和软件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130亿美元，并且预计2022年将达3840亿—8560亿美元[16]。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需要各国携手同行，共同构建被广泛认可的多边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为数字贸易发展保驾护航。
第三，美国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转变为逆流先锋，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构建者变为反对者。“二战”以来，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在以多边贸易体系为基础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领导者角色。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产生了GATT，促成了GATT八轮谈判，不仅大大降低了货物贸易中的关税壁垒和其他贸易壁垒，而且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纳入了多边贸易体系框架，最后推动了WTO的建立。美国也从其推动构建的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从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的鼓吹者转变为单边主义的“急先锋”。美国奉行“美国优先”原则，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的行径，严重破坏了基于多边主义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法律上，美国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对国际规则、准则任意践踏。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援引301、232等条款单方面提高来自中国、欧盟等国家(地区)出口货物的关税，这种行径严重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和自由贸易原则。其后果是中美贸易摩擦和欧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给全球贸易和投资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行动上，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退出多个国际组织。2009—2018年，美国针对其他国家共采取了1913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居各国之首[17]。美国以WTO存在的系统性风险未得到解决为由，屡次拒绝其他成员国要求启动遴选上诉机构成员的建议，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2017年以来，美国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全球移民协议》，并决定退出WHO等国际组织。其单方面“退群”使得国际法的权威性和约束力遭到削弱，给多边主义进程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怎样看待当前问题呢?第一，经济全球化虽然遭遇逆流，但其历史趋势没有发生改变。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纵观人类经济全球化进程，逆全球化现象只是该进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当前，虽然经济全球化因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兴起而进展放缓，但其前进的动力依然存在。其一，服务贸易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重要动力。根据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发布的报告，在过去10年间服务贸易的增速比商品贸易快60%[11]。若将商业存在纳入服务贸易统计范围，2017年的服务贸易额从5.1万亿美元跃升至13.3万亿美元[10]，而同期的货物贸易总额为17.3万亿美元。其二，中国和东盟国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要目的地，生产性服务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产业。受逆全球化、美国税制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2016—2018年持续下降，2018年更是下滑了13%[18]，不过下降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2018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4%，增长主要来自中国、新加坡等，其中，中国吸引外资增长了4%，达到1490亿美元。此外，尽管整体上的FDI下降，但生产性服务业FDI逆势增长。表2给出了2016—2018年全球主要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情况。其三，跨境数据流释放了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信号。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指出，2005—2017年全球跨境宽带使用量增长了148倍[11]，同时全球已有12%的跨境货物贸易通过电子商务完成，50%以上的服务业贸易实现了数字化。伴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跨境数据流动将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相关研究，2009—2018年，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了10%[19]。其四，区域贸易自由化加速。尽管自多哈回合谈判以来，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谈判陷入停滞状态，但是国家间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数仍不断增加，且新增自贸区往往具有规模大、参与国家多的特点。如2019年7月非盟54个成员(除厄立特里亚外)组织成立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2020年11月15日，中国等15国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就此诞生，表明了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仍然代表着全球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此外，由一国单独设置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也越来越多，如目前中国已经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并拟将海南打造成世界级的自由贸易港。不断增加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自由贸易港，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五是高铁和航空更加普及。近年来，高铁和航空运输的快速发展极大推动了各个国家间的人员和货物往来，加强了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根据国际铁路联盟(UIC)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2月，全球高铁已经投入营运的里程为5.25万公里，在建里程为1.20万公里。另外，国际航空运输越来越普遍。无论是旅客量，还是货物和快递量，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近年来，国际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推动了航空业的发展，2017年近90%的B2C电子商务货物通过航空运输完成，较2010年的16%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20]。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预测，航空运输将继续保持增长，预计到2050年航空货物运输量将是2017年的4.7倍[21]。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未遭到逆转，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以及航空运输的发展释放出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信号。
第二，美国需要的是能够实现其霸权的贸易治理结构，而不是民主化的贸易治理体系。虽然当前美国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统治力在不断下降，具体表现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随着其经济统治力的相对下降，美国由“慷慨的霸主”变为“掠夺性霸主”。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明显降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质量显著下降[22]。以联合国会费为例，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欠费大户”。据统计，截至2019年1月，美国拖欠联合国常规预算费和维和经费共11.56亿美元，成为拖欠会费最多的国家。美国拖欠会费的行为不仅给其他国家树立了坏的榜样，而且使得联合国因财政困难而难以正常发挥其功能。另一方面，尽管美国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意愿在下降，但其仍想维系国际经济治理的话语权，继续充当全球霸主的角色。不过，美国这种想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对。当前的国际公共品主要由美国提供，可供其他国家选择的并不多[23]，且主要体现美国的意志和利益。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它们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以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朝着更为公平、民主的方向发展。然而，美国认为更公平、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让其获得“超额利润”，同时因其霸权的衰落无法扭转这一局面，遂肆意破坏多边规则和秩序，甚至退出多个国际组织，走到了多边主义的对立面。美国的“退群”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霸权贸易治理要求，而恰恰说明了它想重新建立一个能维持其霸权地位的贸易治理体系，这是美国一方面极力削弱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由其主导的区域贸易自由安排的真正原因。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采取威慑和诱惑并重的策略，通过一个个的双边谈判，来实现其单边标准的双边化，并通过设置高标准、歧视性规则试图阻止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与其缔约的国家的市场，最终构建由其霸权主导，投入最小、内部开放程度最高但对外排斥的贸易治理体系，从而最终虚化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美国的意图在《美墨加协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有可能继续体现在其未来与欧盟、日本、英国的谈判中。
可见，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为基础的贸易治理体系仍然是世界的共同需要，只不过是有些国家想要继续在其霸权主义理念下主导全球贸易治理体系，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是民主化的全球治理体系而已。霸权主义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造成公共品供给与需求不匹配，贫富差距拉大、局部地区冲突不断等问题。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話语权，推动全球贸易治理向平等参与、互利共赢的民主化方向转变，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二、中国因素和力量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的历史性变化
中国顺应历史潮流加入WTO，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除了开放市场外，还融入了世界产业内分工和价值链体系。中国加入WTO后，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主要体现在：第一，进出口贸易规模快速扩大，经济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200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0.51万亿美元，2019年这一数字为4.58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04%攀升至12%。中国的GDP从2001年的1.34万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14.3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从4.01%提高至16.34%①。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三，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2000—2018年，中国初级产品在总出口中的份额从11.56%下降至6.43%，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从87.98%提升至93.43%(见表3)。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比重的持续下降，而中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表3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比重从2000年的31.48%下降至2018年的21.49%，与此同时，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比重由2000年的20.15%增加到2018年的25.26%，高技能电子产品零部件出口占比从2000年的9.56%上升至2018年的17.17%。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高技能和技能密集型制成品尤其是高技能电子产品的出口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加工组装的电子产品出口占比下降引起的。第三，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出口规模的显著提升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例如，根据有关测算，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为中国创造了约1750万个就业岗位[24]。另一方面，随着加入WTO后中国关税水平大幅度削减，海量廉价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人民群众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由此可见，中国加入WTO给自身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既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又是贡献者。第一，中国是多边贸易规则的履行者和捍卫者。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认真履行承诺，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广泛开放服务市场，主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积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清除与多边贸易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以自身重承诺、守信用、担责任的实际行动推动了多边贸易体制向前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每两年对中国进行一次贸易政策审议，到2018年7月共进行了7次贸易政策审议，每次均对中国的贸易开放给予了积极肯定。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的态势，中国一方面积极利用WTO规则进行反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和历史发展大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措施，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格局。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颁布《外商投资法》，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全球贸易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外开放力度会越来越大的决心。除了作为多边贸易规则的履行者和捍卫者外，中国还是多边贸易机制的重要建设者。加入WTO以来，中国多次单独或联合其他成员向WTO提交提案，为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如，关于反倾销的日落条款提案、关于贸易便利化提案、中欧关于WTO改革联合提案等，均得到了广大成员国的支持与赞赏。
第二，中国是全球贸易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加快推动了国际垂直分工的发展。加入WTO后，中国严格按照WTO规则要求对国内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进行变革，极大促进了中国国际贸易尤其是中间品贸易的发展。2002年中国中间品进口额为0.34万亿美元，到2011年这一数据变为2.07万亿美元①。得益于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中间品贸易占全球中间品贸易的份额呈不断上升趋势。从表4(下页)可以看出，中国中间品进口占比从2000年的4.84%上升至2018年的14.80%，并于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国。中国中间品出口占比从2000年的2.78%上升至2018年的11.17%，并于2012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出口国。中国中间品贸易的规模和增速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垂直型产业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贸易推向了历史顶点。从图2(下页)可以看出，全球中间品贸易占最终品贸易的比重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后开始下滑，虽然近年来占比有所提升，但仍明显低于2011年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转型。目前各国对数字贸易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本文认为数字贸易强调的是信息通信技术在促成传统货物和数字化服务高效率交换方面的作用，故数字贸易的对象包括在电商平台交易的传统货物和通过互联网传递的数字产品、信息和数据等。中国电子商务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迅速，目前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一。2018年中国电子商务零售额为1.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约为美国的2倍[16]。在国内电商快速发展的推动下，近年来，中国跨境电商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交易规模从2013年的2.9万亿元迅速增加至2018年的9.1万亿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12.7万亿元(见图3)。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货物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从2013年的11.23%上升至2019年的34.24%，根据阿里研究院的预测，2020年这一比重将接近40%。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预示着电子商务将取代传统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而且，跨境电商平台强大的基础设施降低了国际贸易门槛，使得海量中小企业拥有同大企业相同的能力，可将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2011年以来，在跨境电商平台注册的企业中，中小企业与个体户数量占比超过90%。可见，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新主体。
另外，虽然较之美国、英国，中国的数字化服务贸易规模较小，但发展迅速。UNCTAD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09—2019年，中国数字化服务出口规模从273.44亿美元增长至1435.48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8.08%，占全球数字化服务出口的比重从1.57%攀升至4.5%。鉴于中国拥有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未来中国数字化服务出口比重有望繼续快速上升。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化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全球贸易转型。
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上升，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从霸权治理走向民主治理的重要经济基础。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使得国际经济格局进一步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经济格局的显著变化，使得国际公共品只能由某一个国家单独提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一个国家也无法为每个国家提供满意的公共品，就连处于鼎盛时期的美国所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同样广受诟病。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应当是所有国家共同的责任，只是这个责任的承担因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已。因此，全球贸易治理改革应当是，也只能是从这个最重要的经济事实出发;中国应当是，也只能是在这个历史客观必然性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推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走向更进一步的民主化改革。
中国在自己成为全球化受益者的经验中，也充分认识到市场机制的扩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发展问题，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贫困人口的存在就是一个事实。因此，中国致力于全球贸易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为纠正不平等、不均衡、不能互利共赢的贸易秩序而努力。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的实践依据就是国际秩序的民主化和国际经济交往的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例。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为消除当前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解决方案。全球治理赤字主要源于公共产品的供需结构性不匹配，具体表现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在全球性和区域性之间的矛盾。这种供需不匹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可通过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商、共建的方式来解决。例如，中国发起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有效弥补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巨大缺口，改善了它们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它们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重塑了沿线国家经济地理。由于远离全球三大生产网络，沿线的一些亚非拉国家被排除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之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增强了沿线国家之间及沿线国家同三大生产网络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沿线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拓展了全球经济地理范围。
三、多边体制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第一，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即维护WTO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践行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出发点和现实基础。这主要包括：一是维护WTO非歧视原则。该原则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被迫卷入世界市场向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转变，促进了其贸易和经济增长。1995—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额从10.41万亿美元跃升至39.28万亿美元。同期，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从28.23%增加至43.26%①。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增速，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收敛。按照汇率计算人均收入，WTO成员间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76下降至2015年的0.63[25]。二是维护WTO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该原则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赋予发展中国家一些特殊权利，并要求发达国家履行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的义务。该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和对实质平等的追求，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包容、开放、普惠、平衡和共赢方向发展。三是维护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与权威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争端解决机制运行20多年来，在解决WTO成员贸易摩擦和争端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发展中成员诉诸该机制成功维护了自身权益。总之，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包容性原则、民主化原则及其在20多年中的实践成果弥足珍贵，应当保持和发扬。
第二，除了要继续在扩大市場机制方面进行努力，如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继续降低关税和废除非关税壁垒等阻碍贸易自由化的因素外，全球贸易治理还应当关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关注贫困人民和群体。当前，全球生产分工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与交换，而更多地表现为区域链[23]。那些远离东亚、西欧和北美区域链的国家和地区(如非洲、拉丁美洲)因轻度参与或没有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变得愈加贫困。庞大的贫困人口规模，使得实现联合国消除贫困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全球贸易治理应当有更多的公共品惠及这些人群，应当有更多这方面的发展和援助议题以及共同行动。例如，鉴于中国在脱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扶贫经验和做法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与借鉴。除了关注贫困问题外，全球贸易治理还需要关注与贸易有关的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因出口大量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和接纳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面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严峻挑战。因此，应当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发达国家防污、治污先进技术和经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平衡其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第三，鉴于当前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共同挑战，全球贸易治理应当引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全球治理议题和措施。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各国相继采取封城、封航、封国等一系列措施，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了严重冲击。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全球疫情暴发的早期，中国的停工、停产一方面使得中国国内供应链遭受较大冲击，另一方面使得中间品(如汽车零部件)出口延期，从而导致国外下游企业生产陷入瘫痪;在第二阶段，在中国抗击疫情取得关键性胜利时，欧美国家却成为疫情的“震中”，这一方面使得中国一些企业因境外中间品供给短缺而陷入能复工但不能复产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使得中国出口因海外需求萎缩而遭到较大冲击。同时，疫情的全球肆虐暴露了当今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一些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意识到战略性产业供应链回归本土的重要性。因此，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应当考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考虑在突发紧急事件情况下各国的协作和共同应对措施，对各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国家战略以及跨国公司保障自身供应链安全的方案进行评估，并提出不违背贸易投资自由化原则的边界。
第四，设立以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为基础的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新议题，构建新规则。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数字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已经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力。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催生了“非接触型经济”，使得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提速。然而，WTO并没有针对数字贸易出台专门的规则，仅仅在WTO框架下的一些协议文本及其附件中作了相关规定，但是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这些规定已经远远落后于实践。各国立足自身利益和数字贸易发展情况，竞相争夺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例如，美国在数字技术上具有绝对的垄断优势，极力主张允许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不得强制公开源代码，这些核心主张集中体现在《美墨加协定》(USMCA)的数字贸易章节中。而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更加注重推动跨境货物贸易便利化、强化微观主体从事电子商务等的相关规则[26]。同时，中国国内法关于数据存储本地化、开放代码源及对加密技术的限制等要求与美国核心诉求存在较大的分歧。事实上，除中国外，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60多个国家均对数字本地化存储作了不同程度的要求。可见，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竞争的焦点。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一方面既要体现市场机制扩张的需要，又要体现各国保障自身安全的需要，提出处理二者关系的原则和基本边界;另一方面既要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主张的合理成分，又要考虑到各个国家在数字贸易方面发展的差异，尽可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推动数字贸易规则朝着满足大多数成员利益的方向发展。
第五，全球多边贸易治理虽然缺乏强制执行机制，但应当设立道义奖惩机制，有明确的道义奖惩条约。全球多边贸易秩序的维护是通过国家间友好协商和谈判的方式来实现的。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国际贸易秩序，某一成员国家因采取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行径很难受到强制性惩罚，即便具有“国际贸易最高法院”之称的上诉机构所作出的最严厉的惩罚，也只不过是授权利益受损方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而已。因此，WTO其他成员除了积极利用国际规则对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并一意孤行的成员进行反击外，还要联合起来对该成员给予明确而又严厉的道义谴责，而对于遵守WTO规则的成员应当给予道义支持和褒奖。
四、完善以多边贸易体制为主导、双边和区域安排为重要补充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
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并不排斥各成员自愿结合的双边以及区域性贸易自由化安排，相反，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主导和样板参照下建立的各种双边以及区域性贸易自由化安排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共同构成了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各种双边以及区域性贸易自由化安排为完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新的活力和经验，并成为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尽管如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它为所有成员提供公共品，能够提供这样公共品的国家并不多。同时，公共品提供避免不了“搭便车”问题，更打消了一些国家提供这种公共品的意愿。对全球性公共品的共同需求，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持续存在的顽强生命力所在。双边和区域贸易治理结构提供的是区域成员共同需要的区域公共品。区域内成员数量相对较少，产生“搭便车”现象会少一些，加上它们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故而它们提供区域公共品的意愿更加强烈。特别是，随着WTO成员的不断增加、谈判范围的不断扩大，各成员利益诉求相去甚远，达成共识的成本颇为高昂，这使得一些成员转向区域合作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新增的区域贸易协定数明显增加，截至2020年6月，全球累计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多达304个(见图4)。
尽管全球多边贸易治理体制和区域贸易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同，如前者提供全球公共品，维护全球贸易秩序，而后者提供区域公共品，维护区域贸易秩序，但是二者追求的根本目标和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内朝着相同的根本目标前进而已。因此，二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难以逾越的界限，通常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一方面，区域贸易自由化安排通常是建立在全球多边贸易治理体制的规则制度之上的。GATT第24条第5款规定：“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目的应是为便利成员领土之间的贸易，而非提高其他成员与此区域性组织之间的贸易壁垒”，“参与方应在最大限度内避免对其他WTO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这意味着区域贸易协议提出的标准高于WTO现有协议中作出的承诺。在这些高标准中，有许多是建立在WTO规则之上的条款，被称为WTO-plus条款。例如，工业品和农产品减让程度超过在WTO下已经作出的承诺[27]。另一方面，区域贸易治理推动全球多边贸易治理体制不断完善。区域贸易协定一般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或者经贸利益互补性强的国家和地区间进行，因此能够较容易协调各个成员的立场和利益，使得成员在多边体系下达不成的协议，能够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这些协议在贸易、投资以及金融便利化程度方面，往往高于多边贸易体制下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励区域外的成员采取类似的举措或行为，起到了示范作用，从而推动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此外，盡管日益增加的区域贸易协议使得“意大利面碗效应”现象突出，但是有很多国家因同时参与多个区域贸易协定而成为连接不同区域组织间的桥梁，从而推动了多边贸易谈判与合作。因此，鉴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结构具有相同的根本目标、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应当允许和鼓励二者共同发展、融合发展，并鼓励和支持两者建立联络和交流机制。
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大多具有封闭性和排外性特征。区域贸易协定使得区域内部的各个成员之间相互减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了货物、服务和资本、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对于区域外的非成员国给予不同程度的关税减免或者干脆不给予这种优惠。这种对于区域内和区域外成员提供不同待遇的行为，违背了WTO的非歧视原则。由于区域性自由贸易目的是为实现在多边贸易体系下无法实现的高度贸易自由化，封闭性和排外性特征不应该是其本应具有的特征。只要区域外成员愿意接受区域贸易规则，那么区域性自由贸易对外保持开放有利于区域内成员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一方面，市场范围的扩大和更大范围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区域内成员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当区域贸易规则被越来越多的外部成员所接受时，区域自由贸易的范围将不断扩展，这有助于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因此，区域性贸易自由化应当鼓励采取基于区域成员，但不限于该区域的开放式安排取向。
五、结论与启示
“二战”以来，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全球贸易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为基础、为主导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既有持续存在的顽强生命力，又具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今天，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应当对全球经济治理承担更大的历史性责任，为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作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对全球贸易治理秉持的基本立场是：“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28]。由此结论出发，我们还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大势。服务贸易增速明显高于货物贸易增速，流入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的FDI仍呈小幅上升趋势，运输与仓储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等服务业的FDI呈明显上升趋势，跨境数据流量的爆发式增长，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不断增加，以及航空和高铁更加普及等事实，均释放出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积极信号。
第二，世界仍需要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以维持国际贸易秩序。以往的国际贸易治理体系是由美国主导构建的，主要反映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利益与诉求。尽管美国因霸权地位的削弱而对霸权治理力不从心，但是它企图以削弱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推行一些由它主导并维护其利益的区域贸易安排的方式极力维护其霸权治理。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并要求全球贸易治理进一步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利益与诉求。因此，维持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不仅仍然必要，而且其生命力需要通过民主化改革加以强化。
第三，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一开始是多边贸易规则的学习者和遵守者，继而逐渐成为该规则的捍卫者和建设者。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地位的明显改变，以及全球经济多极化力量的发展，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向民主化改革方向前进的大潮流中，中国已经成为推进者和引领者。
第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双边、区域贸易自由化安排应当共同存在、相互促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双边、区域贸易自由化安排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区域范围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一方面，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是区域贸易自由化安排的基础，并为双边、区域贸易安排提供参照。另一方面，双边和区域贸易自由化安排也为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活力和新的经验，进而推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因此，应当允许和鼓励二者之间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同时，国际社会也应当呼吁双边、区域贸易自由化安排朝着更广泛开放、更具有包容性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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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holding and Reforming the Historic Mission of the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 On the Occasion of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20 Years Ago
PEI Chang-hong NI Jiang-fei
Key words： the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of the WTO; digital trade; reginal trade arrangements
作者简介：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倪江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作者：裴长洪 倪江飞
摘 要：分析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興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1)非关税壁垒。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2)集团化和区域化。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1985年为57%，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 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三、貿易保护给中国的启示
(1)以史为鉴，认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实质和规律。历史证明，自由主义理论上发展和实践中的推行是大相径庭的。从规律看，只有强大的国家才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自由贸易。而且，往往是口头高喊自由主义，而暗中搞贸易保护。事实上，没有超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斯密自由主义的提出是为了实现英国利益的最大化，李斯特、凯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理论的提出也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之首位。(2)学会驾驭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如前文所述，一些国家配合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断创造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各种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掌握，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创新。(3)学会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妥协中求保护。必要的自由贸易有利于竞争，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相对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对推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把政府和企业放置更开放、更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发展。为了发展必须严格遵循和执行国际规则，但当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遭到迫害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必须学会妥协和保护，政府应尽快掌握驾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整体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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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迪]
作者：王晓鹤
摘 要：从川西重镇雅安出发，经过西藏的康定、昌都，到达拉萨，再到尼泊尔和不丹，这是一条非常奇特神秘的古代商道，被称为川藏茶马古道，它从唐代开始距今已存在1300多年。这条古道对促进汉藏贸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古代的“茶马互市”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巩固汉藏民族团结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茶马贸易;雅安;经济
中华民族拥有一个地理上自成格局的生存空间：西、北部有雪岭大漠，东、南部临无际沧海，西、南面则是大江大山横亘。要发展，要交流，就必须打破地理环境的拘束。“茶马古道”作为大西南地区联接地域文化、打通对外交流的通道，不可或缺。川藏茶马古道以四川雅安为源头，经康定、昌都到达西藏拉萨，然后再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我国著名的边茶之乡。边茶生产历史悠久，是我国黑茶的诞生地。茶在雪域高原对人的生命与健康有着特殊的作用，是藏族人不可或缺的饮用品，故有“宁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在藏族人心中，茶如生命一样重要。雅安是入藏门户，茶的源头。千百年来，为了运输茶叶，汉族背夫、藏族马帮共同穿行在两地崇山峻岭之间，推动了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她就像一条连接两地的坚实纽带，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雅安概述
雅安在古代为青衣羌国属地，《隋书》地理志载：“临邛郡旧置雅州。统县九，户二万三千三百四十八。”《旧唐书》地理志：“雅州下都督府隋临邛郡。武德元年，改为雅州，领严道、名山、卢山、依政、临邛、蒲江、临溪、蒙阳、汉源、火井、长松、灵关、杨启、嘉良、大利、阳山十六县。其年，割依政、临邛、蒲江、临溪、火井五县置邛州;汉原、阳山二县置登州。二年，置荣经县。六年，省嘉良、杨启、大利、灵关、蒙阳、长松六县。九年，废登州，还以阳山、汉源来属。贞观二年，又以阳山、汉源属巂州。八年，又置百丈县。永徽五年，以巂州汉源来属。仪凤四年，置飞越、大渡二县。大足元年，又割汉源、飞越二县置黎州。神龙三年，废黎州，汉源、飞越属雅州。开元三年，又割二县置黎州，又置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卢山郡。乾元元年，复为雅州，都督羁縻一十九州也，旧领县五，户一万三百六十二，口四万一千七百二十三。天宝，户一万八百九十二，口五万四千四百一十九。在京师西南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至东都三千五百一里。”①
据张揖《广雅》记载，最初，人们将采摘的茶叶做成饼状，若是老叶就和米粥一起搅和捣成茶饼。煮饮之前，先将茶饼炙烤成深红色，再捣成茶末，并辅以葱、姜、橘皮等一起煮饮，是羹煮类的。西晋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芳茶冠六清。”似乎暗示晋代的成都已经有茶馆出现。尽管此时人们对饮茶的要求和实践都还停留在粗放阶段，但是已经开始了对茶叶的加工。这种团茶做饼的加工方法及煮饮方式，一直延续至唐、宋时期，只是加工方法由粗变细，煮饮方法也更加讲究。今天藏区所饮的砖茶即承此风。
二、雅安茶马贸易发展概况
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雅安的茶叶已经翻过大相岭运到大渡河以西，这条当年的牦牛道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茶道。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进行茶马交换主要通过青藏、川藏、滇藏这三条路线。雅安一带出产的茶叶在唐宋时期大多经由青海入藏;明朝开始，以牦牛道为基础延伸形成的川藏茶道取代青藏道成为汉、藏交通的官道，并随着贸易的兴盛逐渐在高山峡谷中发展成复杂的道路网络。数百年后，古道上再也没有马蹄得得、驼铃悠扬、茶草芬芳，但磨光了的石板路、一簇簇的拐子窝、被冷落的关隘和客栈依然提示着这条文明古道旧时的繁荣和辉煌。
茶马互市是西南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特色贸易，雅安以生产边茶数量和茶马交易规模最大而成为茶马互市的中心，延续了数百年。唐代，周边的少数民族对茶叶的依赖已经到了一日不可或缺的地步，朝廷开始设置榷茶使实行官营。自宋神宗以后，军用战马几乎全靠川茶换取，有明一朝以雅安为中心的边茶产区已经成为藏汉贸易的中心。元、清两代虽然没有征战马的需求，但是以茶易马、茶土交流依然被视为定国安边的重大事务。
北宋时期，朝廷放弃了地处西北之地的秦、熙、凤、等茶马互市的据点，在西南地方设立茶马交易点。史书上记载：“蒲宗闵入川，下令川陕民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②南宋时期，由于朝廷在西南地方开辟了新的马源，雅安也变成茶马贸易的不可或缺的市场。但是南宋朝廷通过实行引岸制，限制茶叶贸易，仅仅通过雅安的茶马贸易去交换马匹，导致茶马贸易的名存实亡。
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对茶马贸易也不太重视，但是对雅安茶叶的控制继续沿袭前朝的政策，一是为了收取赋税，二是以此以茶治边。
鉴于茶叶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使得社会上出现了“番人上驷尽入奸商”③的现象。康藏地区的“三昌”，即“邦达昌”、“三多昌”和“日升昌”，以经营雅安茶而声名鹊起，当中又以“邦达昌”的实力最强。当时当地部分官吏也通过“以私马窜易番马，冒支上茶”，④获取利润。除了传统的茶马交易，藏族同胞经常用氆氇等土特产品在市场上换取食盐和布匹等物品。《明史》记载：“雅州一带，为数不少的藏族同胞专务货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⑤由此可见，专务人员的出现及私市市场的活跃促进了雅安贸易的繁华。
根据民国版的《雅安县志》中的记载，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最早出现的藏茶加工企业是“义兴茶号”，后来又有“天兴”、“永昌”等茶号，它们是专门从事茶原料的统收、成品的加工和销售的。整个明朝，天全县有数十家专门经营茶叶的商家，每年销售超过200万斤的边茶。明朝时期雅安变成了汉藏之间贸易的中心。雅安的碉门、黎州和名山是闻名周边的茶马贸易之地，藏族的商人经常出入于此，从事贸易交换。明朝雅安的边茶贸易的规模和水平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和层次。
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乾隆年间改“茶饮制”为“引岸制”，对四川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政策。规定四川省茶叶分为三种专岸：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粗茶专销康(康巴地区)、藏(西藏)，因五县均出成都南门，于是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交易中心逐渐由雅安西移至打箭炉;以大邑、灌县所产粗茶专销松藩、理县一带(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区)，称“西路边茶”;行销内地的茶称为“复茶”。藏人携来交换之物由原来单一的马匹改为皮毛、麝香、鹿茸、虫草、贝母等土特产和金银，交易数量和规模很快超过以前各代。清朝时期，是雅安边茶业的鼎盛时期。乾隆统治的后期，茶土交流的规模逐步扩大，通过雅安的边茶贸易，汉藏之间的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康乾盛世时期，雅安周边诸县的茶产业发展迅速，经营边茶的茶号已经有了100多家。由此带来的茶业的资金领跑雅安周边各地方的工商业。贩卖茶叶的农户，也拥有了将近十万的副业收入，茶号雇请的制茶工人最多时有五六千人之多，每年加工生产的边茶多达1000万斤以上。又载：“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运载边茶达2000驮(从康定到拉萨的南路边茶全用牲口驮运)，每驮6包，共12000包。”⑥
清代晚期，雅安等周围的县市的茶号已经增长到200多家。当时在西藏、康巴(包括青海、玉树一部分地区)的市场上，流通销售的茶叶大都产生于雅安一带，可以推断来自雅安的茶叶的贸易量是非常大的。
三、川藏边茶马贸易对雅安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雅安为起点的川藏茶马古道，意义远不止茶、马交换，它是一部汉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对民族的团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影响了沿途各地生活样式、语言、宗教信仰。明清以后，随着川藏茶道的日益繁荣，许多藏商、寺庙商、土司头人商纷纷组织大马帮经销雅安边茶，藏族和藏传佛教文物随之流传雅安。
雅安是茶马贸易的中心，也是扼川藏、川滇的咽喉之地。因此有关茶马贸易的政策、法令都与雅安有关。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雅州、碉门茶马司规定，西藏的上等马给茶40斤，中等马给茶30斤，下等马给茶20斤。”到了战马稀缺的时候，雅州碉门茶马司又改了规定：“上等马给茶120斤，中等马给茶70斤，下等马给茶50斤。”⑦
随着雅安茶马交易的繁盛，运输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当时成都、邛崃来的大马帮，最多有几百匹骡马，经常在雅安停歇，使得雅安的夜市热闹非凡。由于地理环境特殊，进入藏区的道路无一例外全靠马帮、牦牛帮连接起来，有的道段靠的是背夫。马帮和背夫是在川藏贸易中所形成的独特的群体，虽成员来自社会底层，但其在川藏贸易尤其是在茶马互市方面，承担着运茶入藏的重任，对雅安经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
边茶业的迅猛发展使得雅安成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从明朝开始，雅安就出现焙茶作坊，数量由开始的几家逐步发展到30多家，作坊工人的人数近1000人，年加工茶叶超过200万公斤。这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景德镇(制瓷业)、嘉兴石门(榨油业)、江南(造纸业)相比也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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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书谦.雅安藏茶：中国黑茶的典型代表[J].中华文化论坛，2008，(03).
〔6〕罗莉，迟艳娜.雅安：关于藏茶的传奇[J].中国民族，2009，(04).
(责任编辑 孙国军)
作者：王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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