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的行为分析及对策
[摘 要]旁观者虽然不是校园欺凌事件中的主要矛盾双方，但是其在欺凌事件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旁观者的行为甚至可以改变欺凌事件的走向。在现有对校园欺凌事件的研究中，关于旁观者行为的研究较少，对旁观者行为中的冷漠旁观行为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通过对旁观者行为中的煽动行为、冷漠旁观行为和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激发旁观者干预意识、提高旁观者干预能力和增强旁观者的后援力量等建议，以期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校园欺凌;旁观者;行为分析;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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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欺凌事件中不仅对被欺凌者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且对欺凌者和旁观者的行为及心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欺凌者如果长期对他人实施欺凌，则会使其养成嚣张、目无法纪的性格;而某些旁观者在目睹欺凌事件却没有干预之后，则容易变得懦弱、自责，丧失责任感和失去担当，甚至去模仿成为欺凌者。目前有关校园欺凌事件的研究，多是从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角度进行分析探究，很少有人关注到欺凌事件的第三方——旁观者。在校园欺凌过程中如果旁观者能够采取积极地干预行为，很可能会制止校园欺凌的发生或发展。反之，旁观者在欺凌时只是冷眼旁观甚至煽动起哄，则会加深欺凌的强度。因此，在防治校园欺凌中对旁观者的研究十分重要。
一、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的行为表现
校园欺凌事件中的参与人可以划分为3类：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其中，旁观者包括煽动者、冷漠旁观者和保护者3类。与此对应，旁观者的行为也分为：煽动、冷漠旁观和保护3种。
(一)失范行为
失范是一种与道德规范不一致的社会现象，是一种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2]。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失范行为是指亲眼目睹欺凌行为或者事先知情的人(主要指未成年人)违反了道德规范，可分为两类：第1类为煽动者。其不会直接参与欺凌，而是在旁边煽风点火，起哄助威，当欺凌者接收到这种信息时必定会助长其气焰，使欺凌程度进一步加深;第2类为冷漠旁观者。其认为欺凌事件与自己无关，没必要去管，所以不会采取任何措施，其行为同样会进一步加深欺凌的程度，让受害者产生更深的苦痛。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语言和动作刺激欺凌者的表现欲，使得欺凌强度加大、危害加深;而后者的冷漠行为会被欺凌者认为是对自己行为的认可，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在无形中推动了校园欺凌的发展。
(二)保护行为
在旁观者中与失范行为相反的就是保护行为，通过对欺凌行为的干预，阻止欺凌行为的进行或者阻止欺凌行为的进一步加深。比如将情况及时向学校或家长报告、安慰被欺凌者或者直接制止欺凌者的行为等。保护行为是阻止校园欺凌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煽动者行为失范的影响因素
从煽动者的心理角度分析可以得知，其对被欺凌者的生命健康以及人格尊严是毫不在意的，认为被欺凌者的遭遇和自己没有关系。另外，煽动者可能明明知道自己的煽动行为会刺激欺凌者的行为，加剧欺凌带来的伤害，但是仍然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助推事态的发展，这种态度说明他们具有更多的主观恶性。
1.家庭教育缺失。当一个孩子得不到家庭成员的关爱，他就可能会在别人身上发泄自己的情绪来得到心理上满足，并以此来吸引家长的注意，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离异家庭中或留守家庭中。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占留守儿童总体的大多数[3]。因此，校园欺凌在农村的发生率要远高于城市。在面对校园欺凌时，煽动者想要看热闹的原因之一便是自身情感交流的匮乏。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过程，是个人社会化的基础和关键，一个不健全的家庭很可能就是导致煽动者行为失范的原因之一。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不应只体现在物质方面，还要兼顾情感需求，及时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平时留心观察他们的行为，不恰当的地方用合适的方式指出并进行纠正[4]。
2.学校道德教育失衡。一方面，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大多数学校只关注学生的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为什么校园暴力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有的学校把圣贤教育、家庭教育、道德伦理教育丢掉了。另一方面，虽然有的学校开展了道德教育，但也只是关注学生对德育知识的掌握，而不关心学生的道德水平是否提高，是否能将学到的德育知识用到实践中去。因此，当校园中发生欺凌事件时，他们明知这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但还是会选择落井下石，他们不会感到不安，也不会对被欺凌者产生同情，甚至还可能对欺凌者的行为产生强烈的满足感。
3.社會行为失范。校园欺凌中旁观者行为失范的背后隐藏了复杂的社会因素，某种程度上说旁观者行为失范是社会行为失范的一个缩影。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却忽视了精神层面的建设，忽视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旁观者行为失范的现象在社会中屡见不鲜。比如：见到老人摔倒在地不敢上前去扶;见到有人跳楼，一群人却在楼底下起哄等等。这些不良社会风气不可避免地渗入到了学校之中，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根据文化传递理论，人的越轨失范行为都是逐渐从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中习得的。青少年的心理、生理还处于发育阶段，并没有完全成熟，他们社会经验不足，对于复杂事物更是缺乏正确的判断能力，但是他们的模仿能力在这个时候反而是最强的，成年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也是旁观者出现越来越多的行为失范的原因之一。
(二)冷漠旁观者行为失范的原因分析
1.旁观者效应和从众心理。旁观者效应也称为责任扩散效应，指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其他人采取救援行动的可能性与围观人数成反比的情况。根据旁观者效应得知，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旁观的人数越多，越不利于旁观者们采取助人行为，因为大家都认为其他人会去帮忙。即使最后被欺凌者无人救助，当责任分散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时，大家会觉得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比较小，心里所受到的道德上的谴责也不会很重。从众心理是在一个群体中个人行为很容易受到群体中其他人的影响。在旁观者群体中，每一个旁观者都会去观察其他人的行为，如果其他大部分人没有采取救助行为，那么一般情况下旁观者会选择服从大多数人的态度。
2.共情能力不足和道德推脱。共情，指的是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解其感受的能力。在校园欺凌中，如果旁观者对被欺凌者的处境可以感同身受，就极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救助行为，帮助被欺凌者缓解当前的痛苦[5]。在欺凌事件中冷漠旁观者明显不具有较高的共情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感受不到被欺凌者的痛苦，体会不到这件事对被欺凌者有多大的影响。孩子的共情能力的培养在于家庭和学校，但是目前来看对孩子进行的道德教育大多是在虚拟情境中完成的，甚至有的家长或教师仅仅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不会把对和错的原因教给孩子。由于虚拟情境的假想性和可控性，无法引起孩子对不道德事件的心理反应，更不会引起孩子强烈的道德冲突。即使是再逼真的模拟，和现实也有着一定的差距，这就导致在道德教育时孩子始终会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很难真正体会到这些教育的意义所在，也就无法将这些教育融入到自己的行为之中。
道德推脱也是导致旁观者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道德推脱是个体用合理的道德推理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 选择性地把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分离， 从而继续进行更多不道德行为的现象[6]。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学生将自己做出的不道德行为的原因归咎于被欺凌者的身上。比如，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话来安慰自己，让自己心里免受负担。很明显，在学生群体中，高水平的道德推脱与积极地干预行为呈负相关，道德推脱水平越高，道德责任感越低，产生积极干预行为的可能性越小。
3.同学之间的关系冷漠或紧张。根据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一个人在某种情形下的道德决策是由其在此情境中的人际关系结构和相应的道德动机决定的，所以说人际关系的结构会影响个人在特定情形下的道德决策。结合校园欺凌来看，如果旁观者与被欺凌者的人际关系越好，则其实施救济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宋雁慧等人的调查结果证明了这一理论正确性：即当旁观者发现他们熟悉的人被欺凌时，他们更愿意主动实施救济行为[7]。现在的中小学生大多数都在辅导班和学校之间疲于奔命，加上家长对功利主义和竞争精神的过度追求，使得现在的学生之间的友谊掺杂了许多负面因子，而这些不稳定的因子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决定;忙碌的学习同时带来的是交际圈子的狭窄，学生的圈子仅限于自己的班级甚至是班级里的“小群体”。所以，旁观者与被欺凌者的关系好坏对旁观者采取哪种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当两者的人际关系冷淡或者紧张时，旁观者往往会做出失范的行为。
(三)保护行为的因素分析
1.良好的家风和家长的言传身教。家庭是一个孩童时期成长最重要的场所，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之一。家风，是指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也即一个家庭的风气。家风就是给家中后人树立的价值准则，也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好的家风会帮助孩子成长为有责任感、有担当、乐于助人的人。好的家风需要家长将家风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来教育孩子。在一个拥有良好家风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遇到欺凌事件时，他们会自觉地把保护弱者当做是自己的责任，他们往往都会挺身而出，去帮助被欺凌者免受他人的欺辱。
2.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同样会对人产生极大的影响。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承和延续需要学校来完成，学校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学生知识，其更重要的任务是育人。好的学校教育应该是：提高学生的社会化程度，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群体之中;可以使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拥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可以让青少年拥有多样化的未来，让他们养成各种鲜明健康的性格;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加善良、温柔，让他们举止变得优雅，内心变得光明;还可以让他们懂得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包括对自己、对家庭、对他人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责任。总之，学校教育就是不断提升人的境界，提高生命的质量，让人变得更圆满、更幸福。当学校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他们就会更有责任感，就会在“路见不平”时能够勇于担当。当校园欺凌发生时，他们肯定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那些被欺凌的同学，从而减少发生校园欺凌的概率。
三、从旁观者角度减少校园欺凌的建议
(一)开展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共情能力
孩子的越轨行为本质上是道德的失范，也是对家庭和学校“规训”的对抗[8]。因此，在使用外力对其进行压制的同时，更应该通过道德教育让孩子从内心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使其从被动地遵守变成主动地行动。
1.切实认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学生对欺凌事件的冷漠反映出道德对人们行为约束力的减弱，也让我们看到了道德责任的缺失。如果对这种现象不管不问任其发展的话，极有可能使学生养成畸形的人格。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现在的大部分学校都没有真正的将道德教育重视起来。学校肩负着教书育人的使命，教书虽然是学校的职责之一，但是对于学校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育人。学校要想做到育人，就必须真正地重视道德教育，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在保障道德教育课程的同时，教师也要将道德教育融入到课堂之中，融入到每个学生的内心，培养他们的责任感，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让他们意识到，当欺凌事件发生时，他们有责任去帮助那些受欺凌的人。
2.让道德教育真正发挥出应有的育人作用。道德教育不能只流于形式，要把它当做一项事业来做，要深入思考，研究如何将学生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唤醒，如何培养学生博爱、有责任感的道德品质，如何将道德教育融入到学生的言行举止中，提高他们的共情能力，使道德行为不再局限于亲疏和距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庭是孩子最初的学习场所，家庭的熏陶同样对孩子情感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家长同样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学校要和家长携手并肩共同完成道德教育这一重要的课程。此外，实践也必须与理论相结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弘扬中華民族传统文化这一伟大任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教育的精神是十分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墨家“兼相爱”的道德教育理念，会让学生明白应该如何爱自己，如何爱他人;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可以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当代要发展道德教育就必须充分运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育内容，并且与新时代的时代特征相融合，这样才能找到一条适合当今社会的德育之路。当然，我们希望孩子们可以变得有责任感、有担当，但是不意味着要让孩子们去接受无穷无尽的道德责任，只是希望在面对不道德事件时，他们能够不再做一个冷漠的人。
(二)开展反欺凌教育，提高旁观者的干预能力
1.深化对欺凌危害的认知，达成旁观者反欺凌共识。欺凌行为是对道德的违背，是对公序良俗的破坏，如果对欺凌行为认识的比较肤浅、简单，旁观者是很难产生帮助行为的。只有全面深入地认识到欺凌的危害，清除掉欺凌行为对事件三方危害的认知死角，才能增加旁观者产生助人行为的概率。家长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告诉孩子不能欺凌他人，或者当自己或他人遇到受到欺凌时应该怎么做。学校也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让学生对被欺凌有更深入的情感体验。比如班级讨论、影视短片教学、角色扮演等方式。同时，还应该帮助孩子们认识到在欺凌事件中起哄行为会助长欺凌者的气焰，加深被欺凌者的伤害;而视而不见或者冷眼旁观的行为同样不道德，属于变相的参与欺凌。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欺凌事件的发生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引导青少年达成反欺凌共识。
2.教授学生紧急事件处理方法，提高受害者获救概率。当对欺凌情况不了解时，旁观者很容易做出持续观望的行为，我们应该鼓励学生在遇到这种事情时，相互之间要多交流，多沟通，尽快弄清楚来龙去脉。即使在不能完全明确事情的经过时，也能做出合适的干预举动、理智的应对，同时保证自身的安全。通过教授让学生明白，如果遇到危险性不大的“冷暴力”，可以上前直接干预，但是要注意不能激化双方的矛盾;如果遇到比较危险的欺凌事件时，自己不能直接干预，要选择向老师或者家长求助，情况危急时应该选择报警。学校还应该定期聘请专业的人员来学校进行反欺凌的培训和演练，提高学生反欺凌能力和应急事件处理能力。
(三)建立后援救助机制，消除旁观者的顾虑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都会反对校园欺凌。那么为什么当他们真的遇见欺凌事件时只有极少数人会伸出援手。原因在于他们怕在帮助被欺凌者之后会遭到打击报复。基于此，就需要学校和社会合作，建立健全保障机制，让旁观者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去干预欺凌。
1.学校要构建奖惩教相结合的制度机制。一个良好的学校制度必然是奖励、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们干预欺凌事件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首先，对于欺凌者必须严肃处理。对于违反校规校纪的，要按照校规校纪给予相应的处分，如果有违法犯罪的，不能对其包庇，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让周围人意识到欺凌他人必定会受到惩罚。其次，对于旁观者中起哄的人也要给予严肃的批评，那些直接参与欺凌的旁观者，应该等同为欺凌者进行处理。关于对欺凌者的处理，有的学者提出了“零容忍”的政策，认为不管事情大小都应该从重处罚。我们认为学校毕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应该慎用“零容忍”政策，要拿捏好惩罚与宽大之间的关系，秉持宽容但不纵容的原则，适度的处理有关问题。同时也应该明确告诉学生，哪些行为会受到惩罚，哪些行为会受到奖励和保护，进一步强化旁观者的干预行为。
2.建立快速举报机制和应急处理预案。快速举报机制的作用就是让学校、公安等部门快速得知欺凌事件的发生，及时做出反应，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应急处理要做到快速高效，这样可以給举报者足够的安全感，获得他们的信任。对此，可以借鉴有关欺凌和暴力事件的防治经验，设立专门的举报热线，一定区域的举报热线可以直接联通到当地各个学校的保卫处、治安岗亭或者警务室等机构，做到各机构联动，及时迅速的做出反应[9]。还应该支持匿名举报，给某些特殊的举报人以方便[10]。对于举报人和积极干预欺凌的学生，学校应该建立长期追踪记录制度。一是警告欺凌者不许对其实施报复，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二是告诉举报或干预欺凌的学生，他们将受到学校等部门的保护，并定期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解他们有无遭到报复，以消除旁观者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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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世君)
作者：孟凡兴 高玉璇 王淑合
摘要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同时代、不同体制、不同新闻观念、不同价值取向的新闻工作者有着不同的职业观。通过考察新闻职业化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概括为三种:鼓吹者、旁观者、参与者。
关键词:新闻实践职业观
职业观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特定职业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也是社会对从事某种专业工作人员的较为恒定的角色认定。通过考察新闻职业化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概括为三种:鼓吹者、旁观者、参与者。必须指出,这里的“鼓吹者”、“旁观者”和“参与者”只是一种描述性概念,不含价值判断色彩。用它们来描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是合适的,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对以下三个问题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第一,从事新闻工作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即为什么从事新闻工作?
第二,怎样从事新闻工作,即新闻工作者干些什么进而是什么?
第三,新闻工作者将以怎样的立场和态度从事自己的工作?
一
从新闻传播职业化的历程看,“鼓吹者”是最早形成的一种职业观。近代报纸在17、18世纪随着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诞生,新闻传播的职业化也从此开始。它们一出现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封建专制政府先是制定严格的管制政策,随后便学会自己办报或利用报刊来维护其统治。当资产阶级获取部分权力、阶级地位得到相应巩固时,内部的矛盾和纷争也随之开始暴露。“政党报刊”正是这种矛盾和纷争的产物。坚持所属党派的立场、宣传所属党派的观点和主张、捍卫所属党派的利益,是一切政党报刊的共同特征。“鼓吹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闻职业观,其典型特征是将报刊的性质界定为一定政治集团的“喉舌”,把报刊的主要功能集中于宣传一定的思想观点。
“鼓吹者”是党营媒介和多数国营媒介所普遍推崇的一种职业观。应该看到,作为“鼓吹者”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这从马克思办《新莱茵报》、列宁办《火星报》、马拉办《人民之友报》、梁启超办《时务报》,以及中国共产党最早办的《劳动周刊》和延续至今的各级党报上都能够得到充分证明。
二
新闻传播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是通过报道事实、影响舆论来确立和实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旁观者”的出现确实是新闻传播职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职业观,“旁观者”的诞生与19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大众化报刊”相联系。大众化报刊开西方现代报业之先河。这类报刊起初多为个人所办,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和党派后台,因此要想很好地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小心避免介入政治斗争或党派纷争,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既能使自己避免得罪某些实力集团,又能扩大报纸的发行量,从而为报纸赢得利润。
自由主义为这种职业观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报刊等大众传媒应该成为人们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的“社会公器”,而不是少数先知者教育、启发社会大众的工具;而且认为个人才是独立的实体,集体、国家不过是每个个人有效实现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因此报刊等大众传媒首先要满足个人的言论权和知情权,且应成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旁观者”的职业观强调新闻本位,提倡客观报道。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劳伦斯·戈布赖特曾如是说:
“我的职务是传播事实。我接到的指示不允许我对任何事实发表任何评论……因此,我只报道我认为是正当的新闻,而且力求真实和不偏不倚。”
三
在西方国家的新闻实践中,“旁观者”所遵从的客观中立逐渐成了利润追逐者们不负社会责任的遁词,冷静无私的职业立场则演变为部分新闻工作者冷酷无情的职业病态心理。“墨菲事件”曾引出美国新闻界对“旁观者”职业道德的反思。《俄勒冈报》记者威廉·墨菲在驱车经过一座大桥时,目睹一对夫妇扭斗以及随后丈夫跳河自杀的全过程。他没有去救人,而是用相机拍下了5张照片。当这些照片在《俄勒冈报》刊登并被一家电讯社转发给全国多家报纸后,愤怒的电话与信件开始涌来,有人指责“他为了拍到好照片,就让一个人死了”,有人责问“新闻伦理没有指出救人性命第一,新闻报道第二吗”?
这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新闻工作的职业特点就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但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报道这些事实?“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我们赞同美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任主席威廉·桑德斯的这一观点。为此,在“鼓吹者”和“旁观者”这两种对立的职业观之外,我们提出并倡导第三种职业观——“参与者”。
“参与者”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新闻工作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表现在新闻报道以及通过新闻报道对舆论的作用和影响上。新闻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看成社会的一分子,明确新闻传播的最终使命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并通过新闻报道承担起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他们是新闻人,更是负责任的公共信息传播者。这就是我们倡导的“参与者”。
确立什么样的职业观,关键在传媒工作者的价值选择。不言而喻,最适合“参与者”的报道方式是以分析性新闻、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新闻为代表的深度报道。客观报道以报道“事件”为本,深度报道则以解析“问题”为本,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者的身份由“记录员”变成了“调查研究人员”,由新闻事件的旁观者变成了新闻事件和时代生活的参与者。
“参与者”的职业观既合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又适应新形势下新闻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李良荣:《中国报纸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胡元聪,男,1974—,四川南江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法,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学院。
作者：胡元聪
摘要：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复苏之时，正是新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繁荣昌盛之期。以反思教育知识的社会构成为核心的新教育社会学，深受知识社会学学问理路与问学气质的影响。在面对当前社会转型与教育知识变革的背景下，走出“知识与控制”的解释框架，从更具实践性的“知识与行动”这一分析框架入手提出问题，并寻求重新理解与解释教育现实的可能。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新教育社会学;行动者
从“知识与行动”的角度重新理解教育知识的社会构成，只是反对将教育知识中的社会规定直接关联或还原为政治、阶级等因素，但并不反对教育知识的政治学解释，也不否认其他原因或因素可能正是通过借助或影响政治、阶级等条件而影响教育知识的最终构成。展开这样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不是鼓吹行动决定论，如果不这样做，很可能对当下教育改革的关心会过度专注于外部因素对改革的“打压”或“鼓励”，这些当然重要，但我担心这样的视野本身可能掩盖一个同样重要的现象：改革自身是否有力量?什么样的力量?从何而来?改革如何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来干预、影响、主导甚或扭曲教育知识的理念?类似这样的提问关心的是改革本身及改革中的行动者如何培育和寻求力量，如何在一个复杂的、拥有制约力和诱惑力的环境里，酝酿、争取、获得变革教育知识的能力与可能。
一、“旁观者”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
长期以来，知识社会学者致力于在知识内容、知识结构以及知识的各种现实样态中寻找那个像上帝一样隐蔽却无处不在的社会，也正是在这里，知识社会学的核心得以彰显，即用社会决定论来构建知识的基础。套用美国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的说法：“知识社会学因这样一个明确的假设而生：甚至真理的被接受也可以通过社会获得说明，真理同它所赖以产生的历史中的社会密不可分。”
但“社会”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是软弱无力的，原因是它乞援于“一体化”这样一种极其折衷的妥协。雷蒙·威廉斯在考察了“社会”一词的词义变迁后认为，社会一词的出现正是用于强调“相互合作”、“对人类社会有益”、“一致、和谐”的正面意涵，这一点始终没变。因此，曼海姆在其知识社会学观点的具体论述中运用“社会总体性”这个概念代替“社会”，与其说是为了强调人在总体性中的复杂依赖性，毋宁说是为了更加直接的揭示和宣扬社会本身，认为社会本身是整体中的各种矛盾的一种平衡，然而矛盾也正是在这种平衡中消失了——尽管“社会”的过程恰好是这些矛盾构成的。
曼海姆洞悉了社会的实质，却没有在这里多作停留。但正是在这儿，知识社会学可能错过了一次将其间学理路发展得更为周延的机会。在已有的知识社会学者的智慧天平上，对于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与论述可谓彻底、精到，无论是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寻绎，还是后期登峰造极的科学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都充分形塑了知识社会学独特的“社会情结”，但也造成了知识社会学学问旅程上的深刻遗憾：我们很难在知识社会学的认知地图中窥见人的侧影!很显然，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无法含括知识与人的关系，不过知识社会学对于前者的探讨始终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而关于人在知识形塑过程中的信念、意志、行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关系形态只能依附在社会的框架下被提及或加以关注。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人类向现代社会的急速推进，个人和社会比任何时代都更加保有生机勃勃的姿态。人的自我正朝着解放状态和主体身份迈进，“人”在自我的催促下经历了一种不断“出走”的过程，从前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状态、传统生存和生计中“溢出”，并作为主体而普遍“崛起”，日渐成为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体。人在现代社会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个人从此摆脱了社会的束缚，而是指个人对其自身处境更加清醒地认识，对其自我利益更加自觉地把握，以及对未来更有准备地预设和表达，并以某种方式将这种认识、把握、预设“注入”到行动过程，在公共性的社会生活中、在社会成员的行动关联中，产生实际的“效应”，使自我的理念、预设、利益变为现实。这样人就不仅仅是法理意义上的行动主体，而且也是现实中的真正具有实践能力的行动者。面对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成熟并强大起来的“人”们，知识社会学真能对此视而不见、跛足而行吗?事实上，正是因为在知识社会学的认知版图中缺少“人”这一向度的考虑，知识社会学遭受了全面的质疑与拷问，这甚至动摇了知识社会学作为学科本身的合法性根基。
(一)别处的生存
引发知识社会学正式登场的最直接导火索缘于20世纪初在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1909)年会上，由德国社会学学会引导的关于社会科学的价值判断之争，即社会科学是否可以为社会生活提供依据和价值论断。支持者认为有必要将价值论断引入学术领域，但遭遇的诘难是：谁提供的依据和价值论断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其时正值魏玛共和国时期，知识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大量出现阶级斗争式的学术论争话语，动辄就要揭露学术论敌的阶级利益和政治阴谋。由此，知识社会学正式登场，以期以审慎的眼光和立场反省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各种联姻，审理知识与价值论述中的利益诉求，由此理论、信念、知识本身演变成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事实上，知识社会学既不能为自身何以能够充当这个诸神纷争世界唯一的清醒者提供正当的理由和基础，也无法指出一条更为合适的道路来引领世人。它既丧失了因合法而强硬的现实批判力，又丧失了因理解而深刻的现实建构力(在这方面它恐怕无法与布迪厄的“反思性实践”相媲美)。这无疑反映了知识社会学极为尴尬的现实处境：
一方面，凭借知识社会学的批判意识，它本可以获得以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认同，但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斗士阿多诺在评论知识社会学时显得很不以为然：“知识社会学怀疑一切，但又什么也没有批评，它只是让那些感到受教条压抑的知识分子，无论这种教条是实在的，还是假设的，对一种似乎趋向于摆脱偏见和假设的气氛感到宽慰，同时也为他们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自觉的、独一无二的、大胆理性的动人力量作为对他们自身的那种犹豫不决的自主意识的补偿而感到欣慰。”如果这还不足以表明阿多诺的立场，那么在同一篇文章的结尾处，阿多诺的总结就显得更加直白和难听了：“知识社会学为无家可归的知识分子安排了说教的场所，在那里，知识分子能够学到忘却自己的本领。”在这一点上，确如林格所言，它实质上涉及社会理论的全部重大问题，同时提出了反省知识形态的现代性这一重大课题。不可否认，知识社会学在将知识扩展到更广阔的位系中加以考察方面功不可没，但它唯独忘记了自己!它无法用看待和衡量别人的标准来看待和衡量自身，它在自己的视野中容不下自身。
另一方面，凭借知识社会学在知识与社会关系探讨中的独特视野和立场，知识社会学者本可
以信心十足地将其间学思路坚持到底。但是作为知识社会学领军人物之一的曼海姆在其即将完成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考察时却说：“在意识形态的问题彻底地被提出来，并将其所有的涵义都思考透彻的时代里，人们如何可能继续思想及生活?”他自己回答道：“除了各种社会决定因素之外，或者我们在讨论各种社会决定因素时恰恰遗忘了一个不可消除的因素，那便是行动者，指出这一点，不是说要摒弃任何社会因素，而在于考虑必须以什么方式重新阐述知识的概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曼海姆投入到如何“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这一思考中去，但他的立足点放在如何重新构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层面，希望通过克服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分离从而解决知识社会学只顾社会的问学困境，而没有去反思如何在知识社会学的问学理路中增加个体这一新的思考维度。显然曼海姆只是敏感地提出了问题，却没能解决它。对于曼海姆的这一转向，人们给出的前后矛盾又颇为贴切的评价：一开始是“天真地、不合时宜地向相对主义投降”，后来却是“天真地、不合时宜地试图克服相对主义”。
这种内外受质疑的状态，让知识社会学裹足不前，如果说知识社会学在当代的曲高和寡，是因其过于哲学化的形而上思辨或过于史学化的烦琐求证，我以为多少有些自欺欺人，更为致命的恐怕是围绕知识社会学自身的上述困境：一方面，知识社会学者无法自处;另一方面，在知识社会学观照下的人们也不知如何自处。知识社会学在问学理路上的这一天然缺陷，曾被阿多诺一针见血地道出：知识社会学者是一群“看不到出路的自由主义者”，知识社会学研究是在做“浪漫主义的沉思与悲观”。导致知识社会学这一缺陷的最根本原因是其对自身位置的假设——它将自己放置在了“别处”，并希望借助“别处”与“此处”的距离感来增加看待问题的清醒，借助在别处的超脱感来增加审视问题的自由，借助在别处的不受限制来增加揭示问题的深刻。
(二)漂浮的立场
不过，曼海姆显然是希望给出答案的人之一，为了能给知识社会学者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着力描绘了一个“相对自由漂移的知识阶层”形象：他们“可以逃脱了特定职业和利益对眼界的局限”，从而“能免于与社会现实利益挂勾”;他们“能够从把眼罩强加给他的那些义务中撤退下来”，从而“对那些藏匿的问题和旧框框变得敏感”;他们“可以避免那些每日必须面对自己行动后果的人需要养成的实用主义习惯和获得职业实践范围中急需的观点”，从而“以更长远的观点或是在抽象的层次上考虑问题”;他们拥有某种“超越性冲动”，保持着“构成其才能的流动性和独立性”。概言之，曼海姆对知识分子形象的界定抓住了两个关键特征：“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
这一形象勾勒建立在曼海姆的“视角”理论基础上，在曼海姆看来，视角理论比意识形态理论更为高明之处在于，意识形态理论旨在揭示知识被社会有意识的扭曲之处，而视角理论旨在揭示知识与社会因素的无意识的相关性。这也是曼海姆为什么不将意识形态的研究直接转化为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原因，在曼海姆看来，知识社会学并不是竭力揭发被社会扭曲的知识，而是应对知识本身的社会条件作系统的研究，其中心问题是一个关于“真实知识”的社会学，而非关于“错误知识”的社会学，用他的话来说：“意识形态的研究把揭露人类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政党)的多少有意识的欺骗和伪装作为己任，知识社会学并不怎么关心有意欺骗所造成的歪曲，而是关心客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以何种不同方式把自己呈现给主体。”正是从视角主义出发，曼海姆认为，处在具体社会位系中的人，其狭隘的位置赋予其局限的、片断化的、必然基于某种视角的认识，因此知识的“纯粹性”只有在转换不同视角的探讨中才会更加清晰。在各种视角的游走中，运用一视角来看另一视角，在不同视角的差异中，或者在与某一视角所处阶层的距离中揭示某种知识中视角的存在。
这样一种视角的游离和自由获取是构成这一漂浮立场的核心。但恐怕任谁都能看出来，这一观点带着一个知识人特有的浪漫和一厢情愿，很可以说是曼海姆自己的一个乌托邦构想。在充满了利益纷争和复杂权力关系的现代社会，曼海姆设想的超然于各种利益集团之上的“自由飘浮”的知识分子，在经验的意义上即使不是绝对没有也是十分罕见的。事实上，曼海姆也很清楚这一立场的现实困难：“在这样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社会中，局外人的生存将更加危险和艰难。”即便如此，曼海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必须审视那个肩负着自由的智力过程的群体的生存机会，很可能我们所理解的这一过程是朝生夕死般的短命，并只限于几个短促的历史插曲中。”在明知存在困境的情况下依然把希望寄托于这一漂浮无根的群体身上，原因在于曼海姆更为信赖一种“旁观者”的知识学传统，这一传统把知识赋予那些缥渺崇高的位置：一方面知识仅属于高层的知识分子，包括从前的教士和哲学家到今天的知识人，似乎他们才有智能，似乎除了依赖他们就别无他途;另一方面，通过这一特殊群体的无根性、疏离性，最终的目标是超越意识形态褊狭，达至一种普遍的真理状态和关怀。这种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在后现代学者眼中无非是典型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也正是这一点，曼海姆遭受到了利奥塔、福柯、布迪厄等具有后现代思想特征的学者的严厉批评。在利奥塔那里，话语就意味着斗争，意味着“言有所为”，它属于一种普遍的竞技;在福柯那里，没有不受权力影响的话语，也不可能用跳出了这一权力限制的话语来推行批判;而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本身就处于特定的知识场域与社会权力场域中，知识分子根本不是什么超越功利考虑的精神至上主义者。
如果撇开后现代学者站在不同学术立场的诘难，曼海姆这一立场设想在现实中也往往会带来两种扭曲的问学样态：一种是因其无所依附而过于轻浮，无可无不可，清学始祖顾炎武曾批评过知识的这种无根性(以虚辞相夸)，以及知识对巨大的、明显的现实危机的掉头(置四海困穷而不言)，这样的知识始于格致肚脐，终于轻佻自赏，即所谓的狂禅。一种是因其无所依附而过于自信，坚信自己“不偏不倚”，从而不顾后果、不担责任。刘小枫曾指出，当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种种社会危机时，激愤的社会思想曾引导出种种激进的社会行动，沉湎于文人式的尖叫和反讽，或社会救世主式的批判和煽动。
由此看来，曼海姆关于“漂浮立场”的设定，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在现实中都遭受着质疑问难，这引导我们看向“漂浮立场”的反面——一种“涉身”的立场，与漂浮无根、脱离断裂不同的是，“涉身性立场”需要考虑自身的价值偏好，或者将自身的现实处境考虑在问学方式与知识生产中，这种立场演绎出两种形式：一种是反对自己的价值偏好，从“他人去看”或者“以事物本身去看”，发展一种无立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从老子那里找到原型：“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
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一种是显明那个带有价值偏好的个体性的“我”，目前被理论界发展并运用的“身份理论”和“立场理论”便是这一观点的发展，身份与立场不再是讳莫如深，需要隐匿或回避，而是有意彰显和清醒认知，以抵制那种去立场化、去身份化、去价值化的知识论述。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些不同处境的差异立场出发，才能把握和理解当下社会的制度混乱与价值争论危机。以此反观“漂浮的立场”，这种有意疏远了知识生产与个体生存处境和价值偏好距离的立场，不仅不能企望其拥有以己度人式的理解，而只能是釜底抽薪式的批判;不仅不能企望其具备审慎的责任担当，而只能是纸上谈兵式的自由意识。
(三)绝望的话语
知识社会学在问学方式上的“忘我”言说和知识人设定上的“无根”状态，客观上造成了其学问后果的绝望、悲观与激进。知识就其生存性而言撇不开控制关系，即所有的知识都起源于人类社会，因而是社会的。这一点，尼采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过：知识的力量不在于真实的程度，而在于知识被人接受的程度，以及它作为生存条件的特性。既然知识受社会控制是其在体性的特性，那么揭示知识的这种在体性控制就变得自作多情：一方面揭示得越深刻，知识自身生存的合法性就越受到质疑，知识的受控性与生存性是一体两面，剥离任何一方都无异于摧毁知识的存在合法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以一种知识形式来为另一种知识形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为这种“辩护”并不比“反辩护”具有更强的正当性和优越性，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它们都必然反映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这样一来，不管怎么看，人们几乎都看不到出路。
不仅如此，在掌握和熟知了一套由“再生产”、“抵制”、“意识形态”、“霸权”等关键词架构起来的思维理路与理论体系后，除了增加不少自寻烦恼的义愤外，甚至到后来连义愤也变得程式化、专业化，因此在愤愤不平的时候，义愤就发生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一位杂志编辑满腹狐疑地说：“在《党派评论》是否有一台专门设置有‘异化’这个单词键的打字机。现在，我正费心寻觅着一台专门设置‘反霸权文化生产’之键的打字机。”对知识之社会控制因素的深刻认知，反转过来成为某种陈词滥调式的套语、某种用于话语争斗的武器、某种及时的提醒与点拨、某种文化资本的主动寻求……知识社会学的揭露倾向走到这里，恐怕连知识社会学者们也只剩下苦笑的份了。
在知识社会学展开专门工作之前，韦伯显然早已洞悉了人类的这种绝望状态，他用“理性牢笼”来形容：近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创造了一种使自身深陷其中的理性的“弗兰肯斯坦”，理性的创造本身变成了一条“通向奴役之路”，现代人自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上的“螺丝钉”，丧失了自由的可能性。韦伯借此旨在揭示人类的一种根本的、深层的困境与悖谬的生存感，一种深受“制约”而“无处可逃”的宿命。“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
韦伯进一步言明了知识社会学的立场：在这个没有先知的时代，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充当先知，尤其是穿上了学术甲胄的先知。这种“无路可逃”与“无人拯救”一直使韦伯的现代性学说披上了一层悲观论色彩，一种冷眼旁观的超然姿态或立场。但是我们从韦伯两篇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结尾处似乎可以揣摩出这位大师的另一番苦衷。无独有偶，韦伯在两篇演讲中以他少有的激情与个性，分别为学术与政治除魅。但在两篇演讲的最后，都回到了同一个地方：
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
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在韦伯对“当下要求”与“召唤”的呼吁中，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地触摸到了某种可能：一方面，社会在其内部产生和提供各种“当下要求”的位置，这种位置可由许多个体来充任，故带有匿名性，只是职业或工作而已;但另一方面，这种位置尽管带有一般性，但个体在取得的时候，却是基于一种“内在的召唤”，一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资格。这也是韦伯将工作称为“天职”的意义所在，社会的结构和发展与个体的品质和冲动形成了某种和谐的联结。这样看来，韦伯并不纯然是一位“限于绝望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位只强调“头脑清明”、而没有哪怕一点作为一位理论大师重塑现实的企图与努力。事实上，韦伯非常清楚这种能够使自己“头脑清明”的社会科学本质，实质上也是理性化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强有力的部分，但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他显然不愿作茧自缚。这两篇充满激情的演讲也可看成是这一努力的注脚。难怪有学者在比较了曼海姆与韦伯对知识人的定位和阐述后认为，韦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思考比曼海姆更具有献身性与实践性。试图为曼海姆所构建的这一乌托邦设想寻找出路的还有哈贝马斯，在哈贝马斯看来，问题不在于把知识人的反思性距离变成一种价值绝缘的距离，而在于建立各种价值理性立场的交往秩序，促成批判社会的乌托邦转变为交往社会的乌托邦。由此，知识社会学中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在当今的社会理论中，变成了价值共识是否可能或如何达成的问题。
二、“旁观”与“参与”：社会变迁中的视角选择
中国教育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始于1980年代初，其复苏之时，正是“新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繁荣昌盛之期。以反思“教育知识的社会构成”为核心的新教育社会学，深受知识社会学学问理路与问学气质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新教育社会学就是知识社会学研究志向在教育知识领域的实践也毫不为过。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教育社会学在经历了对两个相邻学科的互融和借鉴、完成了初步的理论译介和知识架构的学科初创期后，非常顺利地实现了从“学科知识构架”向“具体研究”的过渡，新教育社会学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为我国教育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具体展开提供了及时而又丰富的营养。但正因为新教育社会学的整个思维路向乃至问学气质都脱胎于知识社会学，因此上述知识社会学的困惑同样困扰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对于知识生产的一条为人熟知的解释框架——“知识与控制”，从原先作为一个高度政治性、反体制性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在体制内用烂掉的行话，一种不用绕不过去，用了也不见得比不用好多少的概念意识形态。
学理上的困惑还是其次，在教育社会学的具体研究热闹展开后，面对中国正在变革的教育现实，某种无力感也紧随而至：一方面，教育社会学本应对社会转型裹挟下的教育变革提供具有整体
性视野的理论和方法，生产能够把握教育大变局的话语能力，但是新教育社会学所秉持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风格、质性微观的研究方法，加之受知识社会学对“普遍真理”的怀疑、对宏大叙事的颠覆思维和话语的影响，使得教育社会学在教育大变局面前无力提供宏观视野与宏大话语;另一方面，知识社会学的旁观者传统更多是针对已然成为事实的各种知识现象进行的研究和揭示，这种研究特质更适合于稳定社会，能够保持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头脑精明。深受其影响的教育社会学因此也无力把握剧烈变革时期的教育现实，无法提出面对教育变革的具有解释力与想象力的概念和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社会学学科新的发展和突破，面对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的想象空间，教育社会学很难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日新月异的教育现实，教育社会学也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因此现实的研究情况竟是：在应该把握教育改革整体方向时，却专注于个人意见纷争;在本该严肃探讨教育转型的社会根源时却想当然地直接去批判市场经济的僭越与政治体制的控制;在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之外去研究教育知识的社会构成;在面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处境时却强调“冷眼旁观”、“价值中立”。这样的研究除了借用研究的名义遮蔽教育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恐怕不会提供更多新的知识。
在中国教育的转型和改革面前，教育社会学面临着学术旅程的严肃考验和可能跨跃，面临着对已有教育社会学学科知识的调整和再建构。因此，教育社会学人同样面临着一次无法回避、甚至应该主动承担的思想和研究上的突围。这样的突围并非没有可能。学者Ellsworth在反思和批判了新教育社会学的问学后果及倾向后指出：一个更可取、更好的目标，是不断地与自身无法摆脱的压迫性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保持持久的际遇。在Ellsworth看来，参与的过程与方式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楚的感受与把握自身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理解与解释身处其间的行动者与那些包围着他们的社会结构与改革变局的密切关系。因此，与“旁观”不同，“参与”是一个更富有实践性的视角，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同于“旁观者”的知识学分析和建构。
一是“研究立场”不同，不再是站在教育改革运动之外的旁观者，而是教育改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通过介入改革实践，通过面对面地直接接触改革现实，教育社会学者们才能形成关于改革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有些实践中的关系、行动并非轻易可见，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改变，“参与者”知识学的任务便是使这些实践、行动的关系浮出水面，便是为这些不断变化的实践把脉，从而给出针对改革的理解性的解释、前瞻性的眼光和建构性的知识。这种理解性、前瞻性、建构性与被称为激进、批判、泛政治化的新教育社会学传统是完全不同的。
二是“问题意识”不同，拥有知识社会学传统的新教育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建立在对那些“可以被当作知识的东西是什么?”的追问上，这一追问把教育知识看作是一种定型了的规范化秩序，从而在教育知识中寻找并探讨某些支配性的规范为什么和如何能够一直存在下去，以及研究它们与某些职业群体的利益或活动之间各种可能的联系及其性质。“参与者”知识学首先假设法定知识还远未定型，它在被作为不同力量的载体而寻求并建构，它的问题意识是“知识可以被用来当作什么?”在这过程中，谁也不是支配者，谁也不是主宰者，但谁也不置身事外，他们你推我搡，或打倒对方，或被对方打倒，但仍然连在一起。
三是对研究的定位不同，旁观者的研究理路是知识论的，而参与者知识学则重视实践，或者说知识与策略(战略)的合一。事实上，中国的学问理路一向是看重实践的，后来虽然深受西方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但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是思想者中最强调实践的：处处要想使其所说变为深刻的学理，同时又意图要把他的学理变为有力的策略(或是社会革命运动的战略)。“参与者”知识学相信：生产一种人文知识就是策划一种生活，研究也不例外。从知识论的思想体系变成实践论的思想体系，不仅仅是做一个头脑清明的学者，更是力图将这种清明变成各种理性筹划和问题解决。
当然，或许参与就不会带来足够的清明，或许事实上就很难分清哪些部分是对较为普遍有效的理论体系做出的贡献，哪些部分是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行动中自己的理想和个性表现。但参与一定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承担，唯如此，才不至于出现新教育社会学常遭人怀疑的下场：“那些认同新教育社会学的人们是否就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个既想要破坏现存的教育体制，又想不受到指责的群体。”
三、行动参与：一个分析框架的提出
(一)行动者意义的凸显
曼海姆在提供知识社会学出路时曾反复强调：我们需要思考“知识与生存”之间的关系而非“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知性的和生命的因素使文化科学中的特定问题可能出现?这些因素又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了该问题的解决?我们把与环境无关的知识作为出发点，并把这种受环境限制的知识当作将要的和不重要的东西，我们是否前进了一步?”从这一似问非问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曼海姆的犹豫，曼海姆没有进一步就这一思路进行阐述或研究是一大遗憾。南京大学贺晓星教授坚持认为：如果仅仅是在社会制约的层次上谈教育知识的社会特性及其问题，就会像后来许多的教育社会学者那样，把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平庸地延伸解读为社会如何制约学校知识，或者最多是学校知识如何作用于社会。而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思想的发展可能性决不仅限于此，一如曼海姆所强调的那样，知识社会学作为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与生存之间的关系，“生存”一词虽然与“社会”紧密相连，但它决不能被“社会”所完全涵盖。事实上这也是强调社会结构的理论思路常遭诟病的地方：结构主义始终具有还原论色彩，主张将行为的各种复杂性统统归并为一套单一、普遍的原则和关系中，但人类行动的细节根本上不能被还原，主体非但拒绝躺下就死，还从事着未被理论所料及的行为。在这里有许多实践的可能与偶然，有生存的必要与策略，有个人或群体的利害关系与矛盾冲突。
这种生存的特性是与行动者紧密关联的，尤其在面对社会转型和教育变革的当下，我并不倾向于做一个四平八稳的折衷派。正如社会学者沃特斯所言：绝大多数称得上有些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所探讨的都只是社会现实两个层面当中的一个，尽管说也有些理论努力想要对两个层面都进行探讨。第一个层面是社会行动与互动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则是社会结构或系统的层面。但社会学家会时而突出“结构”，时而突出“行动”，在社会学者沈原教授看来，并非纯粹的理论偏好使然，一般来说，在社会框架稳定的时期，社会学家努力发掘的多是“结构”对“行动”的支配和制约作用，而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社会学会强调行动的作用：一是社会框架稳定，但频频出现社会运动时;二是社会转型期，人们力求改变基本的社
会结构，制度安排不可能像在稳定时期那样规范人们的行为，提供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于是行动的意义和作用得到彰显。社会转型过程使得结构力量式微、行动意义崛起，它能够从教育改革实践及其现实处境出发，突出“行动者”的意义。 所谓“行动者”，在这里主要指社会行动者，一是能够考虑到他人的存在。以行动理论著称的韦伯认为“只有在行动的主观意义能够说明其他人的行为并因而指向其原因的意义上，行动才是‘社会的”’。“社会行动就是进行行动的人……通过将主观意义赋予行动，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根据这一点来决定行动过程的方向”二是不否认结构与秩序的约束，或是相反，能从结构与秩序中获得力量。事实上凸显行动者的意义并非是受个人主义理论和立场的诱惑，针对行动者及其行动的研究，也并不试图否认社会结构与文化的重要性，这种观察视角只是要求，对那些已然成为“决定因素”的真正意义进行某种方法论上的质疑。社会行动必须拥有共同参与的规范框架和结构平台才成为可能，这就像演员或潜在的演员早已有之，但是没有舞台，只有当演员和舞台一起出现，戏剧才能上演。三是作为社会行动者他是在参与改革过程中建构或体认其作为改革行动者角色的。参与改革的行动会受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社会因素之“散”需要“聚”在行动者身上才能使知识的生产实践成为可能，社会因素之无所附着也需要行动者的“社会化”与“现实化”，才能使其在知识实践中盘根错节地展开，而一旦这些因素聚到行动者身上就会以更为整合、更加个性化的方式发挥其作用力。
总体而言，行动理论的主要特征包括：一是将人类看作具有理解力和创造力的主体，最重要的是他们控制着影响其社会生活的条件;二是人类赋予行为以意义，而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洞察和理解这种意义;三是人类行动是由动机推动的：个体为了实现目标，在内心长时间筹划着行动，根据这种筹划的方式，意义被赋予给了行动;四是行动理论还通常从特定个体或个体类型的角度上看问题，强调对直接的、日常的社会经验给出描述和说明，而不是在理论上阐述持续的、大规模的结构安排。行动者力量的发挥源于不同行动者的分化：行动者的类型是性质各异的，行动者利益有不同的取向，行动者的行动意义预设是多元化的，行动者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行动者及其行动的类别化、分化、多元化、多样化进一步促进了对社会行动关联和共同参与的需要，这种关联和共同参与完全更新了社会行动的实质与内涵。但问题在于：这些多元并立的、利益不同的行动者，何以能够具有行动上的关联性，特别是何以能构成公共性的、共同参与的行动过程?
哈贝马斯曾试图对公共的行动领域勾画出四种行动模型以便调节这个行动过程。一种是目的论的模型：认为处在物质世界中的行动者受到成功取向的动机促动，根据短期的宗旨或目标在各种行动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一种是规范的调节模型：行动者受到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所共享的价值和规范的指导——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概念促动着行动者的动机;一种是拟剧论模型：行动者向其他行动者中的听众表达主观意识的内容，以此彰显自身的存在;一种是沟通模型：行动者被理解成在实践问题面前加入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行动者致力于达成对其行动情境和行动计划的理解，以便借助共识协调他们的行动。
但是哈贝马斯所勾画的基于理性的“行动模型”和韦伯所提出的“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更多适用于公共空间，而非共用空间。事实上，对于改革参与者的考察需要从三个维度去考虑：权力、利益与理想，其在行动上的复杂性和弹性就源于这三个因素变动不居的组合以及牵扯不清的相互纠缠。你不能仅仅从“经济”理性的观点来理解，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可能都明白他自身的行为展开需要凭借其他参与者的必要行动，同时又要确保其自身在改革中的不可替代地位。因此一方面，参与者通过为他自己创造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以及可供选择的合作伙伴，增加他者的可替代性;另一方面，限制他者的选择能力和自由余地，减少他自己的可替代性，使他自身的被替代变得更困难。这里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参与者个体，而是涉及到了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和交往关系，正是因为这些关系共同构筑了一个有待探讨的共用空间。
(二)共用的行动空间
从空间维度看，改革需要调动所有各种各样利益相关的行动者，在改革的共用空间中，似乎有着尖锐矛盾的社会群体、利益集团——诸如所谓官方与民间、中心与边缘、权力机构和社会抗衡力量，在某种新的组合与重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奇异的相互借重与“和谐”共生现象，显现着这一共用空间奇特而不无残酷的特征：冲突或和谐，恶语相向或握手言和，争夺或共享，都因其利益动因而分外真实、直接而变动不居。在实践类似改革共识与教育使命的意义上，其并无多少分歧存在，分歧与对立在于实践这一使命的路径和方式。在这一共用空间中，你无法用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做出区分，这个“就在那儿”的世界，它浑然一体、连绵不断、纠缠不清又支离破碎，它被竞争所分割、为混乱所纠缠、因异质而关联，因此改革的秩序与结构系统就显得更富于活力和弹性，但同时也更具有矛盾性和冲突性。如果不将行动者放回到这一领域中，人们就无法对他们的参与行为进行分析和理解。
从时间维度看，改革行动大部分阶段处在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其中不乏风险，共用空间事实上也被这种不确定性充塞着。但对于参与者而言，这种悬而未决的未知数与不确定状态并非只有消极的一面，恰恰相反它往往蕴蓄了生成和转机，参与者们不再是一种消极地面对，而是将其视为重要的资源充分地把握、开发和利用，他们相信对这一过程的发掘能够成就和拥有未来。在行动方面，通过对自我行动能力的检视、对自我行动方式的积极否定和修正、对改革阶段性现象的分析和判断、对现行社会环境和体制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不断地意义化自身的行动，也同时丰富所参与的改革空间，吉登斯曾戏言，我们生活在“生成政治”的时代，无论是普通人的生活或是社会的宏观议程，“生成政治学”成为个人行动者的生存要诀，也为集体或各类组织提供了基本理念和运作技术。当然，这一生成过程不仅包含生成、创造，同时也呈现反思和自我否定。因此，在这一共用空间中，行动的过程越来越显示出知识与智力的特征，甚至说这样的行动带有政治学的特质也毫不过分。
从意义维度看，这一共用空间首先应被理解为多样化力量关系的作用场，在这个力量场中，来自不同群体的力量得以施展，不仅有主流力量还有抵制力量，甚至还有无法辨析的混沌力量，因此我们需要超越“或主流或抵制”的二元认识论，对这一共用空间的力量关系不是试图削弱它，而是试图拓展其内涵。其次这一共用空间可以也理解为是一个充满了诸多变数、偶然性甚至悖谬性的实践空间。这一实践的共用空间在生机勃勃的同
时可能也危机重重，在拥有共识的同时可能也充满矛盾，它包含着复杂的共谋关系、多重的利益驱动、充满裂隙的主流意识形态运作。
(三)参与行动的逻辑：相容与排斥
改革行动是一次有着众多人员参与的集体行动，但行动者的行为永远不可能被简化为统一性的行动，他们的行为是一种个人“加工”的产物，他们既从统一的集体行动中获取资源与认同，也从局部互动和交换所出现的策略性机遇中获取资源或创造资源。猜测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动机是困难的，集体行动的动机是混杂的，其中许多动机可能是非理性的。其典型的混合情况如下：
第一种情况属于“个体主义型”：这类参与者深谋远虑，预计从参与行动中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一定是实质性的、具体可见的，而从不参与中得到的要小得多。因此在一个又一个阶段的权衡中，他们估算和谋划着参与行动会给自己带来的回报以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与可能。
第二种情况属于“集体主义型”：这些参与者之所以投入改革这一集体行动，是因为其从参与过程就能获得快乐。他们可能乐于享受集体行动中交往和友爱的乐趣，或者可能将之看作一种个人寻求发展的途径，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参与过程本身，而不是参与的结果。
第三种情况属于“功利主义型”：这有点像个体主义型，功利主义参与者是理性的最大化者，在他们那里一切行为都是理性计算后的行为，当然这种理性计算不一定完全是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也可能寻求其所属小群体或所属集体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种情况属于“理想主义型”：这些参与者更多意义上是牺牲者，他们规划着理想的集体处境和理想的未来，然后可以不计后果地照此行动。
第五种情况属于“随波逐流型”：这些人看着其他人在做什么，也跟随着做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动机就是动机，他们参与进改革行动是因为看到改革行动好像合情合理，加上大多数人都在做，所以自己没有理由不去参与。
第六种情况属于“被逼无奈型”：这可能是最没有动机的一类，他们出于现实的考虑，可能心里未必认同改革的理念但还是会无奈地参与进改革行动。
在改革行动尚处于初始决策阶段时，集体行动的过程可能是由几个集体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发起的，通过使功利主义者意识到共同利益的替代可能性，继而展开动员，可能触发他们积极的响应。这个阶段集体行动主要遭遇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
不过，随着集体行动的推进或初具规模，这个阶段所遇到的问题不再主要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而是如何“瓜分蛋糕”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分蛋糕的问题事实上一直决定着部分参与者的行动动力，尤其是个体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因此在改革参与者的内部，在利益主体追求各自利益时却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在“分蛋糕”阶段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排斥性的，希望分利者越少越好，分利集团越小越好。这种排斥性行为衍生出了两种策略：一种是进攻性策略，每个参与者都力图减少其他参与者的自由余地和自主性，从而使其行为具有较大的可预测性;另一种是防御性策略，每个参与者都在力图系统地保护自己的自主领域和自由余地，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扩大自己的自主领域和自由余地，以减少自己行为的确定性。显然，排斥行为将会进一步助长其更为积极的行动，唤起个体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对回报的争取甚至争斗。
以研究集体行动著称的奥尔森指出：人们普遍认为，有着共同追求的个人组成的集体行动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的利益，这一想当然的假设是错误的。在奥尔森看来，除非集体行动的参与人数较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体的利益。当一些行动者分享同一个意图或目的时，由于其参与动机的混杂性与多样性，个人的或没有组织的行动，常常要么根本无力增进共同利益，要么不能充分增进共同利益，或者干脆无意增进共同利益。这就使得改革行动事实上既非个体行动，也非集体行动，而只是一种参与行动，它遵循并滋生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塑造着公共空间与特殊空间、把玩着普遍规则与局部规则。
作者：高水红
——记《旁观者》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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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的作者是彼得〃德鲁克。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维也纳，祖籍为荷兰人，其家族在十七世纪时从事书籍出版工作。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产生了一个“大师中的大师”，他还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已超过30篇，著作多达50余本，传播及130多个国家，甚至在前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捷克等国也极为畅销。其中最受推崇的是他的原则概念及发明，包括：“将管理学开创成为一门学科、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是管理哲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满足顾客、企业的基本功能是行销与创新、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策略中的角色、成效比效率更重要、分权化、民营化……等。然而，这本书虽不是他重要的著作，但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
在书中，作者不是以主人翁的角度写作，而这正好映衬了书名《旁观者》。这本书以人为主题，共47个章节，其中分别写了作者不同时期所遇到的“传奇人物”。
德鲁克在叙述隆斯的专业风采这一个人物故事时，足足用了十六个章节的篇幅。书中介绍的隆斯是当时通用公司的最高执行主管，为通用的建设鞠躬尽瘁，而且爱憎分明，做起事来专心致志，兴趣广泛，热衷政治，党性很高，是共和党的忠实成员。隆斯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以前所未有的高分光荣毕业。《我在通用的日子》(又名为《我领导下的通用》)是隆斯的著作，然而在书中极少出现关及“个人”兴趣的事物，因为在他认为，“个人”兴趣，与专业无关，“专业人才”因该不能透露自己的兴趣、信念和私人生活，得把这些和工作分开，除非涉及或影响到通用……在《旁观者》书中的对隆斯的语言描写也是非常具有个性，充分的体现出这位大师在管理界的权威性以及他对企业管理的独特见解。这是一种怎样的性格，怎样的一种心境，怎样的一种态度呢?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样一个“古怪”的人!
当我在看到关于怀恩师的章节时，不禁地回忆着我的恩师们。他
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德鲁克在怀恩师中些许多他遇到的和他所知的赋有个性的恩师们。于是，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恩师们寻找着所谓的真正的老师。然而，在多年的教学观摩中却发现：老师没有一定的种类，也没有完全正确的教学法。教学就像一种天赋像贝多芬、卢本斯和爱因斯坦等那些与生俱来的奇才，教学是个人特质，和技巧、联系无关。在这之后，他发现了另一种老师，即凭借这一种方法来激励和引导学生学习的老师。前者为天赋型的，而后者则为方法型的。在“教”与“学”之间的关系，德鲁克则用了柏拉图式的爱来阐述。他还指出了这两种老师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非常负责。对与他的讲述，我个人是持赞同观点的，然而我无法来评论什么，因为我还是个“学生”。
看完了《旁观者》，虽然不能完完全全理解书中的内涵，但至少我旁观者(德鲁克)的旁观者的身份得知《旁观者》里有负责的老师;有年轻时因反犹太的情结而痛苦万分，晚年又因希特勒入侵而流亡国外的奥国医学史上最早得到学术界正式认可的弗洛伊德医生;有因爱坚持而又为爱所困的伯爵和女伶;有将“个人”兴趣与工作完全分离且特立独行的隆斯;有长期与病魔斗争却意外胜利之后，难以停止交换的银行家弗里德伯格;还有深受中国传统政治(具体指制造党派斗争，在位高权重的人士间挑拨)的耐人寻味的鲁斯。在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中，感受到尽管是用文字来叙述或表达一些看是微不足道的事物，却能过让旁观者们收益到无穷尽的财富与快乐!
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莎士比亚有这样一段爱情名言：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真诚的爱情永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的。要和一个男人相处的快乐，你应该多多了解他而不必太爱他。要和一个女人相处的快乐，你应该多爱她，却别想要了解她。爱情就像是生长在悬崖上的一朵花，想要摘就必需要有勇气。因为她生的美丽，所以被男人追求;因为她是女人，所以被男人俘获。今天我要收回对你的全部的爱，因为我要慷慨地再给你一次。
2.14是西方情人节，而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的夜晚，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这一天与你共度这温馨甜蜜佳节的，才是愿意爱你一生一世的人!
——前记
斜倚电脑桌，放眼店外熙熙攘攘街道，那一个个来去匆匆，兢兢业业，奔波于生活的身影，那一张张焕发朝气的脸。让我想起再过几天就已是七月初七，我们中国的情人节了，脑海不禁陷入遐思„„
我们于世间都是凡人，无非就是渴望拥有一个健康体魄，优厚的经济基础，美好的爱情。而这三种是相辅相佐的，没有好身体怎么去改善生活，挣取金钱?没有美好的爱情向往?就缺少创造一切的动力。
岁月如梭，流年似水。这个浮躁的中国不知何时多了一个情人节，这个来自西方的节日，在我们国土上被炒作得如火如荼„„情人节更甚，平日里一元一枝的玫瑰花，情人节这天被炒到10元一枝，巧克力在这天也被抬价大卖特卖，应运而生的还有酒店专门推出的情侣套房，房间服务周到，专门为客人提供蛋糕、玫瑰、香槟、巧克力等„„
于是，每逢情人节之夜，大有古时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盛况。夜色阑珊，霓虹闪烁，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熙熙攘攘，各色热恋中的男女，甚至还有满脸稚嫩的中学生恋人都纷纷出炉赶起时髦，共度良宵美景。他们甜蜜相依，随着熙攘人群，流转的风景，他们深情相拥，那种缠绵与甜蜜的场面火爆得让人惊羡„„
也就有那么多无法享受到此种境遇朋友，在那边哀声怨道!有的是还没觅到如意恋侣，有的是恋人分居两地，还有就是婚后觉着已经是老夫老妻缺少营造那种气氛的心情了。在2月14日这个充满浪漫和甜蜜的情人节里，朋友们，如果你有情人，那就好好享受这种热恋的感觉，如果你没有情人，没有关系，男生女生和你一起度过难忘的情人节。如果你结婚了，可以为你的老婆、老公带上一朵玫瑰或者一个轻轻的吻，说声“情人节快乐!”
也许还有人会认为，没有拥有过情人节那种奢侈排场，那种绮丽经历的人生是一种缺憾，是一种悲哀。但是，我想大部分人不这么认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何必在乎这一朝一暮?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心志的成熟，也不再贪恋虚荣与浮华，追求的是大浪冲刷之后可以沉甸甸握在手中的粗砂顽石，虽然没有悦人的光彩却让人感觉朴实与厚重。
对于分隔两地恋人，两人相亲相爱不于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两人相亲相爱就像涓涓细流，奔腾不息，流淌在每一天，滋润在每一天，有时一个电话，一个短信，一个甜蜜的问候，
虽然只是点点滴滴却足以让对方感知温暖，虽然微不足道却足以让对方感受贴心，感觉天天都是情人节!虽离得远，心犹甜是不?随着相爱俩人融入婚姻生活，有了家庭牵绊，为人丈夫者、极力于事业奋斗，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为人妻子者、天天围绕在柴米油盐，教导子女这些琐事„„有些人平日就疲于应对方方面面之事，对于情人节，这个能够营造情趣、巩固加强夫妻感情的节日，就以大而化之的态度去对待了„„
对于平凡实在的夫妻而言，他们喜欢这种平淡和真实。不必追赶潮流，不必掺和热闹，只需做一个宁静的自己，简单的自己。只需要实实在在的和自己亲密爱人心手相连，白头偕老，只需要流淌于生命中的每一天这份脉脉温情。伉俪情深静静守望这一份如水的宁静，守住属于他们这一片安详的田园(家园)，辛勤的耕耘播种浇灌„„将荒芜变成繁茂苍绿、硕果累累„„这就足矣——默默无闻、平淡无奇，却孜孜不倦，充实而富足!
朴实的夫妻俩还觉得两人相亲相爱，应如同涸辙之鱼，相濡以沫——同甘苦，共患难;相依相存，执子之手，携子到老——不离不弃，就这样平淡而真实!这种踏实日子就犹如天天过情人节一般了„„
情人节，是一个传统佳节。过情人节，是依照个人心态。只要以乐观心态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只要以平常心面对生命每一天，只要恋侣双方尽心将爱情来供养„„无论男女老少，天天都是情人节!情人节是属于所有朋友们的节日!
晓涵恭祝所有朋友们七夕情人节愉快!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看重与支持!生活有你们陪伴而绚丽多彩„„
今夏，闻我外甥考入美国一名校，又听一外国朋友说起孩子毕业之事。(椐说他孩子目前只想打几年工，然后再上学做打算)我一教友之子明年也行将毕业，问起今后计划，简单明了，寻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先安身立足，然后全力传教，事奉上帝。东西文化的差别，导至人生轨迹的不同。惊叹之余，感慨万千。写下寥寥数笔，与众人分享。中国大-同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使得子女与家长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连体，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对于大多数父母而言，孩子的诞生之日，就是他们自己的再生之始，带給了他们二次生命的重造机遇，延续了家族绵绵不断的血脉。为了能让孩子圆了自己未圆的梦，了了自己未了的事，把他们培育成为出类拔萃的栋梁之材是必需的。因为他们的出色可以弥补自己的平凡。他们的成功可以挽回自己失败的命运。家长们会倾其所有，迅速
例如我外甥，从三岁起，各类名目繁多的学课就填满了他每天日程。夏天游泳课足球课。冬天滑冰滑雪课。平时钢琴冰球训练。读书之余，还要参加学校的竞选竞赛，抽一部分时间做义工等等，为今后的简历添色增分。期末，还得为父母呈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在”决不让自家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鼓惑下，小小的年纪还是玩耍的岁数就成为了父母手下疲於奔命的机器，撑持起了与自己年龄不相吻的重担与高压。“这对你将来有好处”。这是家长们惯用的说辞。不知这所谓的好处是指可以为将来的事业添砖加瓦，还是能給今后的生活开启一閂幸福之门。或者兼而有之。本来中国人的事业和生活界线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惯有的逻辑是：获得一份体面而又令人羡慕的工作。才能上升到一个更高更远的空间来成就一凡惊心动魄的事业。一旦功成名就了，美好的爱情，圓滿的家庭自然会随之而来。而好的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垂手可得的，要想在找工作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势，就必需经过名校的熏陶，名师的的锤练。大公司名单位的门才有可能向你打开，这是中国父母所深信不疑的。子女们虽然并没有悟到进好学校为他们自己所带来的真正的深层次的意义，这并不妨碍他们要千方百计拼命地挤向名校。似乎这一进的瞬间便能完成了丑小鸭与美公主间的突变。为了得到和报答父母的钟爱你要进。为了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你要进，为了成为万众瞩目，光彩照人的巨星你要进，为了光宗耀祖的使命你要进……你有太多的理由要进，恰恰把最根本的理由忽略了。
而要进人名校的唯一的Passport就是一份无以伦比的学习成绩单。所以说，孩子的成绩好坏，在校的表现，已不再是他们纯粹的学习行为，而是被富予更深更沉更厚的社会含意。牵动着多少父母的心。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人聚会游玩的谈话，茶后饭前的话茬都离不开各自’儿女’这个主题。“xxx孩子考了多少分”。“xxx进了xxx大学”。这些，可以让父母在众朋好友前昂首挺胸，也可以让他们在亲戚朋友间颜面丧尽，刺激着全家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竭力拼搏着。为了使孩子得到父母自认为最佳的教育(让孩子进最好的学校，給他们找最好的老师买最昂贵的电脑钢琴)，父母可以省吃简用，不看电视，不外出旅游。可以打几份工，加班加点干活也不显累。子女作为父母的一个符号，生命的延续，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栽培孩子的事更比天大，对于投资在孩儿身上的一切，他们毫无吝惜，也不奢望得到回报的。这真是中国父母的伟大可爱之处。
家长与子女互为一体的另一面还表现在他们间的沟通
交流上。既然自己与孩子已不分你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事情你需要同自己商讨的。更很少看到你为了取悦自己而煞费苦心。这就不难理解中国父母为什么不习惯于在儿女面前表露情感，也不屑于同他们交流感情，嫌麻烦浪费没必要。比如：他们就很少会面对面地夸孩子，更不曾想过要对孩子说一些感激的话。长此以往他们心里虽深藏着孩子，却不知如何用情感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关爱。最大限度地满足孩子的物质欲望，事无巨细地对待孩子的每件事，细心照顾和安排孩子的日常生活起居……都是他们传递爱意的途徑。为了报答父母的这份关切，孩子没日没夜地苦读着，也弄不清是为自己，还是为父母而学。稚嫩而又弱小的年轻的心，本该充满着对世界的好奇，对知识的向往，对学习的渴望，却被这重重沉沉的责任感，感恩情压得支离破碎，面目皆非。既便残存了一些，最后也被中国人所固有的功利性，适用性及目的性抹杀得荡然无存。
例如：美妙的琴声让你听得如痴如醉，你不禁会对自己说：“什么时侯我也能弹出这么美的声音该有多好!”多么单纯而又美好的愿望!所以，父母要求你学琴，你欣然答应了。渐渐地，你发现父母及周围的亲戚朋友对你的琴声根本不关心，他们更在乎的是你考了几级。有了这个硬性指数为比较，孩子孰强孰弱便能一目了然。悦耳的琴声只偶尔在party上为父母长脸派上了用场。学琴的更大的意义在于铸造自己与父母的社会形象罢了。自己学琴的初衷是有多么幼稚可笑。感叹的同时，你那刚刚滋生起的一些对学琴的兴趣也不觉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剩下的，你是为了完成一项使命而学，为了让父母高兴而学，为了让家长以自己为荣而学……你单单不是为了你的心而学。或许，你能够掌握一些精湛的琴技，但你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琴师。
父母与孩子间的疏导不顺畅还体现在家长总是以主宰者的姿态出现在孩子面前。他们从来都是用‘让’或‘要’，而很少用‘想’或‘愿’等字眼来使唤孩子去做他们认为必须做的事。容不得有丝毫的商量余地。他们从未想过，也不愿去问问孩子是否愿意顺着他们画出的道道走下去。他们心安理得地迫使子女去做有违自己心愿的事，想当然地认为：小一辈的心思与自己是相通的。他们或早或晚都会认可接纳自己的想法，并能明白自己的一番苦心。“儿女们将来会知道的”。这是他们自我安慰的最好的令辞。孩子早以习惯了父母的这种强势。他们的心情是五味杂陈。一方面对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感激不尽，不忍心因为自己而使父母伤心失望。但又不甘心做父母手下的木偶任他们隨意摆布。更无奈于由于自己经济上的不独立，思想上的不成熟而必需依附于家长的状况。在同父母与自己的抗争和妥协中找到一些平衡点以应付错中复杂的矛盾。这是他们的过人之处，智慧所在。
中国教育的另一个奇特现象是：尽管父母的背景阶层迥然不同，但他们管束孩子的理念是何其相似!只要顺乎潮流，应和需求，都被认为是利己利家利国的事，让孩子去学去做总不至于边缘化，是万无一失的正确选择。(尽管他们并没有悟出这其中的道道，也没考虑到孩子的自身条件，顾及到他们的喜好和感受)。有一段是“大学热”，高考班复习资料纷纷而至。有一阵是“出国热”，‘英语角’，托福班随处可见。有一时是IT热，化学博士转学计算计也不足为奇。现如今是“经商热”，大大小小的公司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步调何等的一致，让人叹为观止。这股思潮袭卷而来，得利得弊，各有人在。对于我来说，应该说是这追潮流的最大的受害者。
我从小酷爱写作，自认为在这方面也有几分天赋。若施予培植，是有所发展的。虽成不了名垂千史的大作家，至少可以以写字为生。随我所好而度日，岂不乐哉?可父母却让我去学我最不善长的数理化。因为那是一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写东西这玩意是很虚很空的，既抓不到利，又摸不着钱，更成不了名。甚至是一个“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职业，远不如考个大学，求得一份稳定而又高收的工作来得实在。我是纽不过爸妈的意愿。到头来，我的数理化没整明白，自己的作家梦也早就丢到了爪洼岛。
与中国父母和子女的命运息息相关，共为一体的情形不同，西方的家长至始至终把孩子看着是外来的，独立与自己的自由的个体，是上帝赐与他们的礼物。为他们的生活增色加彩。takecare这天外之物，使他们免遭伤害，并能幸福健康的成长发育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职，子女未成年之前，他们有义务训练孩子的基本生存技能。以便将来成形之后可立足于世。他们把十多岁的孩子送到有着严密组织结构的MacDonald打工，让他们在高强度及紧凑有序的工作环境中得到充分锻炼。他们还鼓励自己小孩参与Door-to-doorFundraising活动。增长他们与社会频繁接触的机会，提高他们待人接物的技巧。
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个人性格素质的塑造，道德修养的扶持也极为重视。并在此做出了巨大努力。
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在我曾经去过的-个中国教堂，有一位长老，在这个会众服务了将近十多年。有一天，他突然宣布要转人英文会众去了，令众人瞠目结舌。探究其因，完全是为了那个既将成为teenage的儿子。他虽然从小就因为父母的关系，几十年如一日，同中国人一起学圣经，做礼拜。但始终未能溶入到这个群体中去。中国人在他眼里仍陌生如初。没有朋友的日子煎熬着他，加之学中文的艰难留下的恐惧症，使他开始厌恶教会的一切，逐渐失去了对bible的兴趣。心急如焚的父母，为了让他重新捡起对宗教事务的衷热，不惜舍弃了多年苦心经营的中国会众，来到了一个让孩子非常comfortable的，如鱼得水的英文会众，以拴住孩子心中的信仰。这一片苦心天地可见，着实让人感慨不已。这不由地使我想起了孟子母亲为孟子三度搬迁住所的故事。多么惊人的相象!让我对西方的父母寡目相看了。
最后要指出的是，让儿女懂得如何enjoylife更是西方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孩子们deserve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自由自在的少年时代，尽情尽兴享受世上一草一木，轻轻快快认识人间一山一水，学习本身是一件既轻松又愉快并有趣的事。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更好地生活。一旦变得枯燥乏味，成了沉重的包袱，使人痛苦不堪就失去了它自身的意义。何必再学下去呢?学生随时随地会终断学业去做工，打厌了工又重返学校续读在西方是非常普遍的。着实让中国人看不懂。在中国人眼里，似乎西方的家长只顾自己享乐，对孩子学习的事不管不闻。上什么学校?找什么老师?学什么东西?完全由孩子自行定夺。自己到落得个轻闲自在。他们只关心孩子在学校是否快乐?是否喜欢老师的讲课?是否遵循学校的规章制度?至于他们成绩如何?表现如何?这就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读书总归是孩子自己的事。对儿女的未来别无他求，能尊纪守法，开开心心就足了。父母们也不会因为孩子而少看一场电影，少度一次假。当小孩有某方面兴趣和才华，他们也会送孩子学这学那。但要在不影想自己生活质量的前题下，于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归根结底，子女的教育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永远成为不了他们的全部。父母的这一番身教如影随形地影响了孩子的一生，让他们意识到了快快乐乐比什么都重要。
西方父母与子女间的交流渠道也是畅通无阻的。家长并不因为自己在经济上握有生杀大权，阅历和知识又高过于子女而凌驾于他们子上。相反，他们会尊重孩子的任何看法和决定。站在同一高度与孩子对话。既便孩子有不妥的行为需要纠正，自己的合理化的建议也很想让他们采纳，家长也会以自己所特有的方式循循善诱的引导着孩子向着他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或来一番开诚布公的面谈，或以自己的行动来表白鲜明的态度，或寻找出-把能敲开孩子兴趣之门的钥匙等等。总而言之，使晚辈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命运自己作主。
西方父母也教会了孩子情感的表露。他们用最直接，最感性的方式传送着对子女的那份疼爱。他们可能不会给孩子一分多余的零花钱，不愿为孩子买一件价格不菲的东西，更无暇管孩子的闲事，却能慷慨地，时不时地给孩子送上一些温暖的拥抱，亲切的抚摸。节日生日之际，也会用心准备礼物，奉上他们真诚的祝福。这就是西方的父母!
外国学生涌跃报考名校的也大有人在，所不同的是：他们是揣着各自的梦想跨入名校的，目的纯一不杂，一目了然，就是为了圆梦。调查显示，让你在名校与专业二者间选一。多数中国学生会挑使自己风光的前者，而大半西方学生则取利于抱负实现的后者。各得所好，皆大欢喜。
待孩子羽翼丰满之际，西方的家长会对他们说：“孩子，你该走了。海阔天空，任你自由遨翔。飞到天崖海角也别忘了回来看看。飞累了，跌倒了，迷路了，记住回家的路。这儿永远是你的家!”。孩儿一旦走出这家门，这家长的的职位就此自动解除。父母也完成了上帝赋与他们的神圣使命。护送孩子上路，独自闯荡人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迷惑。虽然不乏有头脑清晰，深知自己之要之需之人，凭着他们的执著与才智，走近了自己所思所想之地，目睹了父母不曾看到的世象。开劈一片属于自己的，比前辈更广更深的天地。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纷乱而又充满诱惑了的世界使得他们个个都成为了迷失的羔羊。他们换了无数个工作，拿了众多的学位，跑遍了整个地球，同自己纠结交真了大半辈子，到头来也弄不清自己要什么。
在寻寻觅觅中，消耗殆尽了他们整个人生。弥留之际，连一寸栖息安憩之地也未能获到。
而中国父母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们对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仍不弃不离。为他们既将的旅行把关掌舵，保驾护航。孩子们迎着长辈们为他们悉心设计的行程路线行驶，虽注定绕不出那片由祖辈们开垦出来的袖珍之地，进不了自己亲手筑起的理想王国，但可确保他们不迷失方向，把时间荒费在这没完没了的探路之上。借此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踏踏实实耕耘播种。相信总能等来或大或小的收获的。
两种文化引发了两类教育带来了两拨人才。西方培养的是创造性的奇才，东方栽培的则是建设性的精英。二者缺一不可。就象一个房子的建造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设计师。他的别具一格的创意来之于丰富的想象力，开阔的视野，满怀的激情及理念的突破。当然，光纸上谈屋是不行的，要把图纸变成实实在在的房子，需要有知识渊博技术精通经验丰富的总工程师来统筹全局更要有各类高级别技工，用他们各自的特殊技能来具体实施设计的理念。
好的idea引领着社会前进的方向。但最终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来源于深入扎实的研究，勤勤垦垦的实践。循行渐进地开发。
迥异的生长环境，哺育出千姿百态的万世万物。造就了一个无彩缤纷的地球。每事每物都各进其才，各行其职，为改进地球的面貌而发光发热。世界就这么奇妙!造物主就这么神奇!
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时正是维新变法失败不久，作者流亡日本期间。文章一开始就说“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薄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充满了对“旁观者”的呵责、鄙薄和憎恶之情。作者把旁观者同国家的盛衰兴亡，同中国的积贫积弱的现状联系起来，把旁观者比作政治上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隔岸观火，或隔船观彼船沉溺;将旁观者斥为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人，家落国亡的悲惨结局必然在这些人手上发生。梁启超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希望震醒“举国的旁观者”，更寄希望于青年，要做爱国者，做国家的主人，不要做时代的旁观者。《呵旁观者文》对“旁观者”分为六种：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和待时派。作者笔下的六种人一个共同特点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顾一己
第一种叫“浑沌派”。这派的人，可以说是没有脑子的生物。他们不知道有所谓的世界，也不知道有所谓的国家，不知道该为什么担忧，不知道该为什么愤怒。换句话说，就是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应该做的事情。饿了就吃，吃饱了就瞎逛，困了就睡，睡够了就起来，房间里就是他的小天地，为了争一点小钱可以拼上性命。他们连有应当要做的事都不知道，又何谈去不去做呢?连有国家都不知道，又何谈国家亡不亡呢?他们就像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一个牢笼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也不愿意知道。世界的整个中心就是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思想占据整个头脑。他们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着生活，这些人的人生，就好像是自走机器人，能活动但不能思考。
第二种叫“为我派”。这派的人，就是俗话里说的被雷劈了还捂住钱包的人。什么事情是应该去做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虽然都知道，但是如果应当做的事情对我没有好处，那我就只作旁观者而已;如果这国家灭亡了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那我也只作旁观者而已。这种人是纯粹的自私自利，对于一件事，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才算是最好，但又觉得这样做对自己也没有多大好处，于是止步不前。只要是不危及自己的利益的事，任何时候他们都会持观望状，绝不会涉水。 第三种叫“呜呼派”。什么是呜呼派呢?这些人只会唉声叹气、痛哭流涕而再不会做其他事情。看起来他们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张口闭口就是哀叹时局。你告诉他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们则会说确实是应该做这样的事，可是怎么做呢，无从做起啊。你告诉他们国家处在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也会说现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不过这国家已经没法挽救了啊。你进一步追问，他们说这就是国运，是天命，没办法了。他们最爱说的是“无可奈何”这四个字，他们最爱做的是“束手待毙”这一句话。就好像看见火烧起来，不做努力去扑灭，而只是叹息火势太大;就好像看见有人溺水，不想办法去救人，而只是痛恨水流太急。他们的思想能够跟得上时局的发展，但却始终是没有行动的，他们的诸多想法最终都会幻化成一声哀叹。这类人是从不付诸行动的，哪怕坐以待毙，唉声叹气的感叹，也不会行动起来反抗，始终用嘴来观望时局。
第四种叫“笑骂派”。这派的人，你说他是旁观，倒不如说是后观。因为他们就是经常站在你背后，用冷言热语来批评你的那种人。笑骂派们总是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好像无可指责之处，为什么呢?不做事当然就无可指责之处，作旁观者当然也无可指责之处。他们总是衣服救世主的样子，无论事情好坏他们总有一套说辞，要是让他亲自来做来说，他们又目瞪口呆了。
第五种叫“暴弃派”。暴弃派的人呢，则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笑骂派的人，总是责备别人不责备自己;暴弃派的人呢，总是期望别人不期望自己。认为那么多人总有比我做的好的，我又有什么可做的呢。这种人是极不负责的一类人，如果人人都这样自暴自弃的话，那么事情还有人做吗?他们总是推脱责任，觉得并不是什么事都非自己不可，于是持一种观望态度等待别人去做。 第六种叫“待时派”。这派的人，虽然看起来不像旁观者，但实际上确确实实就是旁观者。他们在等待的时候说的，都是些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话。一般的旁观者是旁观别人，待时派的旁观者则是旁观时机。他们随俗沉浮，投机钻营，从中渔利，他们就是那些等着见风使舵的人。他们不过是想要等待观察风潮的方向，从而能够跟风站队顺手拾取点好处，风潮向左他们就跟着往左跑，风潮向右他们就跟着向右跑，这是浅薄者的本色。所以待时派的人，是旁观者里面最机巧的。
作者对“旁观者”六种人的描绘用的是呵责鞭挞之笔，作者哀其不幸、惜其不醒的感情，始终贯穿其中，使人读后汗颜，也催人觉醒，发人深省。读《呵旁观者文》，让人感受作者的爱国热忱，为救国图强而呼号，充满了希望和信念，这种振兴中华的精神弥足珍贵。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不时也看到“旁观者”的影子。就拿我自身来说，我认为我就是属于“待时派”的那类人，
江苏南通一老人凌晨起来抢购超市便宜菜，不慎摔倒，沿着铁栏杆缓缓倒下，窒息死于此。旁人围观无数，竟无一人伸出援手
当百姓之间的冷漠已经成为常态时，那悲凉比死亡更刺痛
首先回到最开始的彭宇案，年轻人只为帮助老人，老人反咬年轻人一口，双方没有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中国法律很自信的判救人者赔款给老人10万元，我想问，在没有可靠的法律依据时，中国法律你凭什么就判别人10万元的赔款!就因为对方是老人，老人就能倚老卖老?当然对待老人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必须帮助的，但是不能觉得对方是老人从而老人嘴里怎么说，中国法律你就怎么信。
在回到前段时间发生了其他“彭宇案翻版”，都没有证据，中国法律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判救人方赔款给老人，就老人嘴里一句话，中国法律你就信得掉头哈腰!
再回到前1个月的公交车司机搀扶老人时间，明明是老人自己故意摔倒，公交司机下车帮忙，一口咬定是公交司机撞了她，幸好公交车前面有监控器，所有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公交司机才得清白! 可能很多人在想，看到不去搀扶，就打电话报警也可以啊，你打电话报警了，你就变成当事人之一了，如果老人对警察说，就是打电话的人害她的，帮助的人就算不赔钱也得打官事，打官事伤身伤时间，而且在中国这种官事你一辈子都不可能打赢，因为老人最大!
小悦悦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很多关于人性冷漠的问题接二连三的出来，在这里我想说，中国法律你一天不改正自己的态度，中国人性就一天得不到解放!
终于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觉得我说得不对的随便喷，我只想说出自己的感受，希望有机会的话被法律界人士看到。
是什么让我们的心变得冷漠?人心难测是古今未变的法则。难测不害怕，害怕的是人心变的冷漠、自私、无情、无耻。人心真得变的冷漠了吗?也许是笔者有点神经过敏，有点杞人忧天。但是，笔者相信，这个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在穿梭于人流涌动世界时，最迫切的感受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越来越缺少人味了。人身上的人味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钱、财富、地位、权利。也许是世界变得太快了，变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当人们都沉浸在追求功名利禄的漩涡时，人们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顾及人与人之间最纯朴最简单的需求：亲情友情和人情。也许我们解释人心变得冷漠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全是金钱惹得祸。为了生存，为了残酷的竞争，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或者抛弃人性中最美的东西，甚至不惜让自己变成禽兽。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只认一个字了——钱。这个世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和衡量一个人尺度就剩下一种标准，那就是你本身拥有的财富和金钱的数量。“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谚语如今被“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所取代。钱，或者说财富，变成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至高无上的人们的共同追求。
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追求功名利禄并没有错。每个人都有追求名利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将我们人性中最宝贵的亲情友情和人情抛弃，是不是作为这个世界上最有灵性的动物，我们付出的代价有点太大、太惨痛。因为，作为最有灵性的动物，我们除了物质的需求外，更多的需求是精神层面的。这也就是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最主要的原因。
臵身于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臵身于人潮涌动的世界，我们感觉更多的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冷淡。似乎每个人都将自己心灵的窗户关闭，走进别人的心灵变得非常难。哪怕是自己平时最信任的人也非常难。繁华热闹的人世背后隐藏的是人性的冷漠、自私、无情和无耻。每个人都在诅咒别人变得冷漠不近人情时自己也在变的冷漠。心灵的沙漠化变成了一种趋势，一种潮流，一种传染病。
是什么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冷漠?也许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社会问题。人心的冷漠或者说沙漠化有诸多原因，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作为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动物，如果逐渐变得冷漠、自私、无情和无耻，并且成为一种共性，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不幸，也是每个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的最大的不幸。“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人心的冷漠必然导致我们生活环境的冷漠，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个体生命都是最大的受害者。为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和温馨，为了我们心灵的升华和净化，让我们共同来拯救我们的灵魂吧。
“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常拂拭，勿使惹尘埃。”为人一世，应该经常修身明性，勿使我们的身心染上过多地人世尘埃。让心灵经常沐浴在一种清明宁静淡泊的氛围中，也许才是人一生最大的幸福。
作业：就“扶人”等系列事件浅析当代人性冷漠的原因
在经济腾飞，物质丰富的同时，国人也变得越来越冷漠，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逐渐加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国人可能连十几年的老邻居也不认识!!科技缩短了人与人沟通间的距离，而人与人心灵间的距离却逐渐变远了，甚至有点遥不可及，这究竟是发展的错还是我们的错?
其实国人并非天生冷漠，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不难发现古人不仅不冷漠,而且还相当热情好客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舍后方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这些优美的诗句描述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画面，羡慕之余不禁要问：当代国人这是怎么了?
前段时间，接连的彭宇案、许云鹤案等好心人被诬告且无人扶持正义的案例曾一度尘封了国人心中仅有的一丝热情，也冲击了“好人有好报”这一千古信条。冷漠几乎成了国人面对陌生人的唯一表情，
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多例老人跌倒却无人伸出援助之手的案例，经媒体曝光，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网络上众说分坛，其中有不少同胞强烈谴责冷漠的路人，义愤填膺。可冷漠事件却不停发生，为什么每当有同胞急需帮助时，网络中的好心人在现实中突然销声匿迹了?开始我总相信这是巧合，现在我才明白这就是现实，需要自己要伸出援手时，人们几乎都选择了后退，把机会留给别人，唉!!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媒体最近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上网搜索可以发现我们朴实的胡峰、两个小姑娘顶住社会的舆论，将摔倒的老人扶起，并成为媒体的焦点(我觉得这是媒体难得做对的一件事，抛开目的不说，但至少作用是好的)。英雄们的行动无疑是对我们社会良知底线的一次质问，扇了这冷漠的社会一记响亮的耳光，不知道国人在喝彩的同时有没有感到脸红，反正我脸上是火辣辣的。总的来说心里还是很开心的，终于有人站出来反抗这个社会的冷漠了。
可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让人心凉的悲剧：10月21日零时32分，由于18位冷漠的路人没有及时施救，遭两车碾压的广东佛山女孩小悦悦离开人世，一朵含苞待放的小花提前凋谢。这件事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大讨论，和前几次一样，网络上又突然出现了很多呼声，反抗人心冷漠的呼声。。。。
要解决这个不良的社会现状，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它的根本原因。之前提到过古人之间并不存在这种严重的冷漠现象，而当代国人有，为什么?细想下古人的生活的确比当代人轻松。当然，这种轻松指的只是时间充裕。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怎么过呢?当然是找人唠嗑啦!而且邻居是首选哦!每天都这样，能不熟悉吗?反观现代人，一天到晚为了那份求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奔波劳碌、马不停蹄，换来的却是连陪家人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何其悲乎!哪还有时间与邻里唠嗑，就算你有时间别人也没空理你，唉!生活所迫呀!
另外，古人崇尚道义，正常情况下对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等一类行侠仗义之事是绝对推崇的，一般乡里还会有“表彰大会”的。加上民风淳朴，当时的人时相当热情的，何来冷漠一词。可
现在，国人看到的是好人好事非但没被推崇，还一再被诬告，蒙受不白之冤，最可悲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或者说是敢)站出来伸张正义，眼睁睁的看着冷漠一点点吞噬自己的内心，国人的热心在这些酷寒的打击下又还能剩下多少，再热的一颗心也应该被浇凉了，就算是雷锋再世，扶人之前也未必毫无顾忌呀!可这又该归咎于谁呢?不负责任的媒体、无能的政府机关、还是对好人受冤视而不见的我们?抑或是无眼的苍天?在下定论前我们仍需“三省吾身”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句多么令人热血沸腾的话呀!就是这一句话，让古往今来的多少勇士为了国家的利益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用血肉之躯堆砌起了捍卫国家尊严的城墙。可我们细细查阅下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他们把生命都给了国家，可国家又给了他们什么?大部分只能埋骨青山，连收尸的人都没有，更别说别的了。就连立过无数战功的将军，最后往往没死在敌人手上，却死在了自己所效忠的国家手上!!这是何等的悲凉，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句话。还是张养浩前辈一语惊醒梦中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那些都已成为历史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又是怎样对待我们的英雄的呢?前几年爆出这样一条新闻:在老山作战的赵占英烈士的母亲竟在二十年后才得以在媳妇的陪同下到墓园看望为国捐躯的孩子，原因是太穷了，连路费都没有!!据麻栗坡烈士陵园的管理员介绍，该陵园葬着957位在老山作战牺牲的烈士，其中近300位烈士家属从未来过，谁家不心疼孩子，原因还能是什么?太穷了。据调查，老人每月能领到政府发的28元的生活费，28元!!就用这28元打发这位烈士母亲?着实令人心寒呀!(不是我对政府求全责备 ，这的确是政府做的不好)。现在的国人不再像大部分古人那样“愚昧”了，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的社会状况，在做每一件事前都会衡量自己的得失，何况好人难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时大部分路人都肩负着一个家庭的生计，有了前车之鉴，后车怎敢妄动，还不如装作没看见，一走了之。良心上得自责总比卷入一场纠纷好。营造一个和谐温暖的社会氛围，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重任而且现在政府做的确实还不够好，就不一一细数了。在这种环境下，又有多少国人保持了那份最淳朴的热情呢?
环境决定人的性格，讲到在这里，我忍不住要跑下题了，话说用不了几年，世界都是我们90后的，可我们90后在上一辈的眼中可是诟病百出呀!什么叛逆、冷漠、自私、堕落。。。。。。一大堆形容词。每当听到这些时我都禁不住要暗笑几声，假使我们真的是那么糟糕，可这些是天生的吗?我们的成长和人性的形成和父母、家庭、社会环境离得开吗?我们的种种不对还不是上一代的“杰作”，各位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可事实呢?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位父母没有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多管闲事，惹祸上身、不要和陌生人讲话、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否认这也是父母的一片苦心，但是不是应该在方法和内容上稍微改变下，孩子真的能在这种环境下健康成长吗 ?当孩子们辜负了你们的期待时，先别急着责怪，因为这和自己的教育方法是直接挂钩的，别把自己的错强加到他们身上。
回到正题， 其实政府对人心冷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一个人冷漠时，我们说这个是个人问题，个人责任，但当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冷漠时，这就不再是个人问题了，已经上升为一个社会问题，而我们的政府对这个社会问题负有主要责任。在网上的评论中，不止一再提到可以通过立法来鼓励和保障“见义勇为”，同时惩处“见死不救”，用法律手段来驱除现在社会中的冷漠。这方法不可行，首先见死不救和犯法还是有点区别的，我们只能从道德上谴责他们，要是见死不救犯法的话，有什么人出意外了，人们都躲得远远的，连看看情况再做打算的可能性都大大降低，这就违背了立法初衷，更何况如果我们要用法律手段来让人们去践行见义勇为这一基本道德准则，这是对刑法的滥用还是对我们的侮辱?但我们的政府的确应该保护见义勇为， 要构建起对见义勇为者的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框架，让人们在伸出援手时没有后顾之忧。同时政府还要保障见义勇为公民的安全、劳动就业、医疗和其他救济，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宣传等，在政策上积极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逐步凿破人们心中的坚冰，让好人被诬告成为历史。
而我们的媒体也应该多报导和宣传见义勇为的事迹，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不能只以短期盈利为目的而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净找些“爆炸性的新闻”来充斥人们的眼球，充分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来盈利。而作为社会个体的我们，同样背负着重要的责任，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在大部分情况下，不要只会做一个挑剔的评论者，或者说是愤青。
在这里，其实我也不知道当我自己面对这种情况时能不能像我说得那样，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用行动证实世间有的不只是冷漠，但我毫不担心自己会退缩，因为我可不想后半辈子承受毫无止境的自责。
性为什么会冷漠
一人落水众国人围观，而一名外国人跳下水将其救上岸来，上岸之后，那名外国人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都有人落水了他们不是下水救他而是拍照?”国人的冷漠暴露无疑。
人都是猴子进化来的，世人都有共同的祖先，所以无法从遗传学上解释为什么国人如此冷漠。人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接受的是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环境长大，才会有了不同的信仰。可见，国人并非生性冷漠，而是环境造成的。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小悦悦事件，2岁的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默然离去，最后一名拾荒者上前施以援手，而小悦悦最终因为抢救无效死亡。小悦悦的离世，是否能唤醒人们不再冷漠了呢?我不知道，小悦悦事件反应了当今社会对他人普遍冷漠的心理，2岁女孩濒临死亡竟然没有人出手相助，我们在心里在对这个女孩感到痛惜的同时，也在批评那18个冷漠的路人，可你有没有好好问过自己，如果你是当时的目击者，你是否会出手相助呢?还是像那18个路人一样冷漠旁观呢?是不是想着终归有好人救她不需要自己呢?法律没有规定不救人是犯法的，所以人们这种只考虑自身不顾他人的心理渐渐养成了，然而这又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人性怎么可以冷漠到如此程度?!然而又不禁要问，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害的，怨不了别人。“彭宇”一案就是真实的事例，好人做不得啊!一个老太太不小心摔了，彭宇上前扶她，并把她送到医院还垫付了医药费，但当老太太知道自己摔断了脚要花好几万的医药费，就诬陷是彭宇将她推摔的，把彭宇告上法庭，而法院的判决竟然是“人不是你撞的，你完全没有必要扶她”，结果呢，好人就这样被讹了好几万。如果是你，再遇到需要搀扶的老人，你还会伸出援手么?我们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的那些见义勇为的义士何其风光，可又有多少“拔刀相助”的勇士在默默吞咽着一时“热情”而招致的苦果?他们的正义之举得不到一丝的保护，即便是充满了正义的热情，恐怕也得不到施展。我们有力一搏，但我们还有自己的家人，他们不求别的只求家人平平安安的。在这个没有完善保障体系的社会中，又如何敢表现自己的热情?
所以国人的冷漠，并非是国人的错，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之所以冷漠，是在对世事人情权衡利弊之后的抉择。在伟人的嘴里，正义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在老百姓的眼里，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更何况她的命不是一个人的，她还有家庭。
反省，国人需要反省!我认为，第一，要加强对公民的道德素质教育。第二，完善法律体制，出台针对人性冷漠能与之抗衡的律条。第三，作为职能部门，要营造出让人放心大胆地见义勇为的环境，免除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人冷漠的问题。否则，你就是骂破嘴皮，喊破嗓子，该冷漠的还会继续下去。
你，还好吗我心中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可是你每次面对我的言语时，总是刻意回避。过去，我错过了好多好多和你有关的事，所以错过了你。
你从不曾爱过我，可我还是一直爱着你。我知道你不会爱我，我没有又长又黑的直发;我没有又嫩又俊的脸蛋;我没有又白又瘦的身材，我没有宽裕的经济;没有宽阔的胸襟;没有淑女的气质。
呵呵，我是这么的不堪啊，怎么及得上那么完美的她，怎么配得上如此美好的你。
你是多么的爱她啊!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她啊!时光流逝，你也终于得到了回报，得到了她的爱，可是你又为何迟迟不肯接受呢?
你究竟在等谁?你心底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我终究看不穿你，等不到你，忘不掉你。
如果有一天，我即将离去，你能好好的听我说吗?
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你自己，去找一个你爱她，她也爱你的人，希望将来的那个她能好好的照顾你。祝你幸福
至于我，你能记得我，便别无所求
愿你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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