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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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娱乐至死读书报告

《娱乐至死》读书报告

文化变质时代的我们该何去何从

---读《娱乐至死》有感

1985年，尼尔·波兹曼出版《娱乐至死》、 与《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一起，构成了著名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享誉世界。

其中，《童年的消逝》论述了童年是如何在电子媒介的产生和普及中受到威胁并面临消逝的，《技术垄断》警告世人，美国正进入技术支配文化的一个新阶段，正面临失去传统、失去驾驭技术能力的危险，而《娱乐至死》与前面二者一脉相承，提出现实社会中(书中主要以美国为例，但是对于中国等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一切公众话语渐以娱乐大众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精神文化。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人类将在无尽的娱乐式信息中逐渐迷失，最终成为像封面上的人一样，大脑空白，娱乐至死。

在《娱乐至死》一书的前言中，作者讨论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的观点，并警告世人，真正将成为现实的将是赫胥黎的观点。正像《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样，在新媒体时代，人类的“人性”或将被剥夺殆尽，人类将会接受机械化的安于现状的教育，失去激情、痛苦等感觉，最可怕的是，人类失去了思考的权力，失去了创造力。

随着英国人卢贝特·默多克在传媒界的革命，如今，可以说，“文化娱乐化”时代已经悄然而至。

奥威尔预言，“我们憎恨的东西将毁掉我们”，赫胥黎则预言“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会像鸦片一样让我们沉迷热爱，最终却会毁掉我们?尼尔在书中暗示，在这个工业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变质的文化或将成为毁灭我们的祸源。所谓文化的变质，指的是以往发人深思的文化精粹逐渐被快餐式、娱乐化的文化所取代。这样的文化不再是引导人们思考创造的源动力，反而成为供人们消遣，满足人们娱乐需求的工具。在文明传播的早期，媒介形式相对简陋单调，信息传播的速度质量严重不足。然而，随着电报、电视等新媒介形式的出现，信息传播的途径迅速多样化，从文字到图片再到实时视频报导，人们在无尽的繁杂的信息洪流中逐渐无法把握自己的初衷，被各种各样无聊的信息洗脑，从而成为技术的狂热拥护者，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以中国为例，在稍早的时候，物质基础极其薄弱，娱乐方式相对匮乏。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依赖于私塾先生的传授。学贯古今的名宿大儒多会聚揽几百甚至上千门徒。有时，为了拜师求教甚至需要长驱几百上千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却一次又一次结出硕果，思想的“百家争鸣”，汉赋元曲，唐诗宋词，都达到了令人仰望的高度。反观今天，土电话时代早已落幕，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无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截至2006年，全国电视观众总户数已达到3.06亿户，电视观众总人口数达到10.7亿人，全国平均电视机普及率达到85.88%。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网络普及率达到40%，西部地区达到21.5%。不可否认，电子设备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人们几乎可以足不出户就知晓天下事。但是，就是在这种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的前提下，中国的文化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禁引起有识之士的惊呼。以中国电影市场为例，欧美快餐式大片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这种追求视听刺激，血腥暴力的影片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对于中国本土电影，如徐峥的《泰囧》和冯小刚的《私人定制》都轻松地取得了10亿的票房，但是如《一九四二》等一批严肃沉重的影片却票房惨淡，这种差别不能不引人深思。

概括来说，新的媒介形式的出现，“传媒暴力”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对我们产生了诸多的不利影响。

一、信息污染。娱乐化的信息极大地冲淡了人们对于严肃客观问题的关注度。

二、认知能力削弱。我们获取了过多信息，却因此丧失了抽象客观思考的能力。

三、道德责任感淡化。在信息化时代，娱乐化信息正使人们丧失流传久远的民族美德。

四、淡化人际关系。足不出户的信息获取固然快捷，却阻碍了人际交流，影响思想的交流。

那么，是什么吸引我们毫无察觉地陷入文化快餐的陷阱呢?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中给出了答案“人们对于娱乐有着无尽的欲望”。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提出，人之精神活动，一部分在自己意识状态下进行，即人自己能察觉的情况下，但大部分却在不知不觉中，所谓潜意识中进行。由于人类的本能中有着对娱乐的欲望，所以人类会在不知不觉中规避严肃，趋向娱乐。由于现代社会信息渠道众多，严肃的东西往往和娱乐化的东西混在一起，加之缺少来自思想层次对于人类思想的升华，使得人们很容易在纷乱的信息中迷失自我，最终成为信息的奴隶而非主人。

那么，身处这样一个文化变质，信息暴力的时代，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我想，要做的便是文化的回归。唯有固执的坚守本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才是应对信息暴力，媒介娱乐化的最佳手段。譬如韩国的“身土不二”精神等等。然而，要想唤醒已经深深陷入娱乐化信息中的人们，所要做的就很多很多。第一是电视内容的肃清，电视依旧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即便现在网络技术已经日臻成熟。对于严肃的问题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方式。试想一下，当新闻节目正在直播航班失事的沉痛消息时，突然插播娱乐大众的广告，将会极大影响新闻的感染力。还有近来甚嚣尘上的“恶搞”与“戏说”风潮，不可否认像《宫锁心玉》、《步步惊心》、《抗日奇侠》等电视剧的确具有其吸引人之初并且思想并无不妥。但是，过多的此类电视剧是否会歪曲人们对于自己国家坎坷曲折历史的认识呢?是否会使人们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从来都是囿于庸俗呢?第二是要提升国民的精神境界。这一点看似容易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因为不是知识水平的提高就一定伴随着思想水平的提高。中国从一穷二白的东亚病夫一跃成为如今笑傲一方的超级大国用了六十年，但是中国要从如今年文化日渐衰退的境况中走出并成为世界的佼佼者也许需要近百年的努力而且没有捷径。第三，便是限制利用娱乐大众获利的行为。近些年来，“超级女声”、“超级男声”、“中国好声音”等类似节目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数量越来越多，但是质量却越来越差，最后如同“作秀”已经一般无二。亦有一些人大胆爆出大尺度写真或无边绯闻吸引大众的眼球则是直接“作秀”，挑战大众的承受底线。对于这种行为则有必要加以规范。

读过《娱乐至死》，我觉得或许人类有一天真的会因为娱乐导致死亡，不一定是灭亡，而是思想的死亡，创造力的死亡，文化的死亡。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思想的死亡其实就同人类灭亡一样可怕。

参考文献

1.《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 2004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对娱乐至死问题的批判性研究》 刘肖《新闻界》2007年第4期

第2篇：《娱乐至死》读书报告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读书报告 光明新闻与传播学院 蒋萌 1401291215

网络时代的大众话语是死是活?

——从《娱乐至死》的角度分析网络时代大众话语

《娱乐至死》最为重要的价值，在我看来，并不是揭示了电视带给大众话语的巨大变革，因为也有不少同时代的学者持有与尼尔·波兹曼近似的观点。这部经久不衰的著作可以跨越时代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分析媒介和大众话语的犀利视角和方法。《娱乐至死》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人们已经预见到了将来世界会步入一个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但如今网络如此迅速而又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大众传媒，可能是尼尔都没有料到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娱乐至死》的角度和方法来分析如今的大众话语。

一、没有最娱乐，只有更娱乐

《娱乐至死》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娱乐”比我们常用的“娱乐”一词更深刻，也更狭义一些。它专指一种大众话语和思维脱离了语境，变得支离破碎、毫无意义，一切都是为了娱乐，一切都表现为娱乐的大众传媒现象。在尼尔看来，这个现象是电视成为垄断性媒介所造成的。三十多年过去了，电视已经被互联网从媒介王者的宝座上赶了下去，眼下的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电视代替了印刷机时，尼尔说，新媒介不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更加重要的是，它会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那么，网络时代的公众话语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有调查证明，公众在观看网络视频时，观看的耐心普遍只能保持45秒，比一则电视新闻或一个电视节目的时间要短得多。但即便是这短短的45秒，观看者能看到有趣的文字、亮丽的画面，听到欢快的音乐——这是多么丰富的信息。然而视频结束之后，观看者又能记得什么，学到什么呢?大部分观众可能在一阵大笑之后就将它抛诸脑后了。网络视频的传播规律完全符合了《娱乐至死》对电视一系列特点的分析：简短，不具备有用的信息，可以割裂开来看，毫无语境和有序性可言。网络视频在这些特点上甚至比电视做得更甚。

而近十年迅速发展的自媒体在语言的零散无序上体现得更加分明，信息带给我们的行动力更差。不论是微信还是微博，都十分简短，微博甚至还有140字的限制，一切都在为语言能够传得更快、更远服务。有网友戏称，自己每天打开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就像是皇帝在阅览全世界各地交上来的奏章，自己可以任性地评论上几句话，颇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然而这样的“指点江山”从尼尔的角度看来都是和我们毫无关联的，英国的凯特王妃生下了一个女儿，米兰的世博会发生了**，中国服役潜艇数量超过了美国„„从这些信息里我们能学到什么吗?我们的评论会让它们产生什么变化吗?

在尼尔看来，电视带来的很多改变都是可怕的，到了“至死”的地步。然而，电视时代30秒的广告由口号、音乐、画面等等组成，网络时代的广告只留下了眨眼即逝的一个小弹窗;电视时代的政客们起码还衣冠楚楚地在脱口秀侃侃而谈，网络时代的政客们不惜变身成为插科打诨的“段子手”;电视时代你可能在一则地震的新闻之后看到一条轻松愉快的广告，在网络时代你甚至在观看一则武装冲突新闻时同时会看到屏幕上欢快地闪过一条条无关痛痒的弹幕评论„„按照尼尔的标准，假如电视时代的大众话语是死亡的状态，那么网络时代的大众话语是否就能称谓“腐烂”状态呢?

二、被征服的昔日王者

就像当初印刷机被电视征服时，广播、报刊乃至一些书籍的内容和传播方式会带上电视的烙印一样，如今电视被网络征服了，这个昔日的王者也不得不屈从于网络的传播思维。如果说电视是用户友好型的媒介，那么网络就是用户至上型的媒介，网络会完全服从于用户的情绪和需求，力求与用户产生共鸣，让用户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需要的服务。由于受到网络的影响，电视的媒介语言也变得更加情绪化和简单粗暴。

情绪化是网络语言十分重要的标志，印刷机时代媒介语言的最主要内容是信息，电视机时代媒介语言的最主要内容是娱乐需求，到了网络时代媒介语言甚至连娱乐的内容都不再需要，一种简单但极具传播力的情绪就可能会让一条毫无内容“假消息”传遍网络。比如现在的网络流行语“duang”，充其量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却只在网络上刚刚流行起来时，就立刻出现在了各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中和字幕里。不使用这种流行语的电视节目似乎就过时了，满足不了观众与时俱进的要求。

电视的媒介语言变得简单粗暴的典型表现就是大量“微信摇一摇”出现在了电视节目中。不管正在播出的电视节目是情侣牵手的浪漫场景，还是悬念揭晓的关键时刻，又或者是亲人相见的温馨片段，只要屏幕一角突兀地跳出了一个二维码，人们就理所当然地拿出手机开始了“微信摇一摇”。电视节目被这样简单粗暴的内容截得支离破碎，丢弃了电视节目的连贯性，只是为了追求用户简单粗暴的需求。

不仅仅是电视，未曾登上过媒介王者宝座的广播和久远以前的媒介王者书籍，都不免沾染上了网络时代的特征。现在的广播节目已经开始大段大段地播出网络段子来吸引听众，主持人的口中也满是夸张的、与节目内容没有关联的网络用语。现在的一些书籍按照《娱乐至死》中的标准看来，根本算不上是书籍，其中没有理论，没有知识，没有叙述得当的故事，有的只是各种娱乐元素的堆砌。网络不仅侵蚀了它们的传播内容，甚至正在传播形式上冲击着电视、广播和书籍。所有的电视节目、广播节目和书籍都能被转移上网，都能被切割成一个个碎片，便于用户在他们乘地铁、上厕所、睡前的碎片时间里观看。所有的一切都能被网络转化成消遣，网络环境下各种媒介的娱乐化程度比电视时代进一步加深了。

三、是理性复活还是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将电视时代大众话语缺乏理性的原因归结于电视割裂了语境和时间，将这种缺乏理性的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归结于电视垄断了人们的视野。虽然现在互联网在割裂语境和垄断视野这两方面可能做得比电视更加彻底，但我们也能发现，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候，互联网正隐隐约约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印刷机时代的理性。

尼尔认为电视广告其实就是“心理疗法”，不注重产品功能，只在乎消费者需要什么。但在网络时代，产品功能又重新得到了重视，因为几乎一切商品都可以被数据化，数据化就意味着更便于比较。全世界大部分品牌手机的功能配置情况都能在网络上找到相应的数据，消费者可以在各个网络商城、手机论坛上找到这些数据。有一些手机论坛甚至提供不同手机之间配置的对比表格。十年前某些保健品在电视上反反复复播出它们喊口号般的广告，借此赢得了数量惊人的业绩。但随着网络曝光越来越多保健品的实际成分和功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些保健品的功效。我们或许可以断言，数据成为大众话语的重要内容，这本身就可以作为大众话语理性复活的重要标志。 打破垄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网络时代很多新闻的第一手信息都是来源于普通大众，而不是专业的传媒工作者。这是网络时代的新闻区别于之前任何时代的新闻生产形式。存在于世界每一个角落，总会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出现在新闻现场的“新闻生产者”们可以通过社交平台让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信息都暴露在公众面前。不管媒介的拥有者、运营者愿不愿意，这些几乎没有经过修饰的事实信息都会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去。但这些信息对大众话语理性复苏的最大贡献却不是因为打破了媒介垄断，而是它们为重建语境提供了可能。

在电视时代，我们看到的几分钟甚至几十秒的新闻就是我们可以获知的关于这个新闻事件的全部。这些信息零散而缺乏连贯性，我们很可能被镜头欺骗，也可能因为割裂的信息片段获取与事实完全相反的信息。我并不是说网络时代的公众就不会被骗或者产生误解，但网络的确为那些勤奋而理性的人提供了充足的渠道，让他们去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娱乐至死》中说，判断某一信息是否自相矛盾的前提是让信息处于同一语境中。网络上各种自媒体、社区里的信息生产者们提供的信息，足以组合出大部分信息完整的时间轴和语境。以今年4月发生的关于点翠工艺的新闻为例，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媒体和以果壳网为代表的科学组织对事件的评述都是较为片面的、零散的，这让同一事件展现出了似乎自相矛盾的信息——当然用《娱乐至死》的方法论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因为这两种信息是彼此孤立的，并不处于同一语境中。当我们用网络了解到京剧和点翠工艺的发展史，弄清翠鸟的品种和采集羽毛的情况，收集相关法律规定，再把这些事实和理论有序地组合起来，复原点翠生产全过程的信息，语境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由此得出的事实和观点也就回归了尼尔所推崇的铅字的理性，甚至它比铅字的理性更加全方位、多层次，就像在点翠这件事上，印刷机时代的人又有谁能够同时具备手工艺、京剧艺术、自然科学和法学的专业知识呢?印刷机时代，如何在较短时间内获取这些方面的信息都是个难题。

综上所述，网络时代的大众话语可以说的“死透了”的，它零散无序、毫无意义。但同时，从这堆死灰当中，又有新的生机在燃起。正如马克思所说，事物发展都是呈螺旋形上升的趋势，或许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了已经死亡的大众话语以理性重生的绝好良机。

第3篇：读书报告 《娱乐至死》

北京印刷学院

《娱乐至死》读书报告

我用了一星期的时间读完了《娱乐至死》这本书，起初读这本书的时候实在是痛苦万分，但是渐渐地被作者的观点所吸引，有些观点我很赞同比如“图像的

【1】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但是，作者的有些观点和例证落后于

现在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并受其所在的地域限制，导致尼尔波兹曼的有些观点不免有些片面和狭隘，在后面我会详细表达我的观点。

纵观《娱乐至死》一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要观点“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还有作者对“娱乐业时代”中躲猫猫的世界【】

的批判，对“阐释时代”的缅怀，而且，作者也明确承认这一点“我的观点是，

【3】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以及作者对于电视这样一种

以娱乐为目的，将政治、宗教等娱乐化的表现形式的媒介被人们接受，无形中改变了人们话语结构的反思，并从认识论的角度解读了媒介等，这些理论和观点我也有同感。

一、意味深长的封面

该书的封面是一家四口悠闲的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电视节目，然而，这样一幅温馨和谐的画面却由于四个人没有头脑而让人觉得后背发凉，这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

【4】不再思考。”

由于一开始我阅读的是《童年的消逝》，所以我对封面的理解是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成人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电视)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儿童和成人在信息面前已经是平等的，所以，除了儿童与成人形体上的差异，其他方面已经别无二致。然而，我在阅读了《娱乐至死》之后，又有了一番新的体悟，媒体对人们的暗示和引导已经悄无声息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接受的信息经由媒体的处理而具有了媒体本身的特点，因而，我们接受的是媒体想让我们接受的，我们思考的是媒体想让我们思考的，我们只要按照媒体的暗示和要求照做就好，不需要额外的思考和情绪波动，媒体自会让我们享受到刺激的视觉享受，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头脑，就像一个个穿着不同衣服的提线木偶，乖乖的等待指令就好。这不禁让我感到莫名的悲哀，我们已经被媒体和媒体处理过的信息所淹没，看不见自己了„„

二、媒介即隐喻

媒介文化研究

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体——“他们更像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

【5】【6】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也就是说媒体在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中，对文化的形成和偏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从电报产生、电报与报纸的合作到电视、电脑的兴起，人们从以文字为主的“阅读时代”向以图片影像为主的“数字时代”转变，它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人际交往、学习、办公等模式，媒介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被人所注意，这是现实，让人震惊又无奈，或许，正如作者认为的那样：“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

【7】 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全部内容。”

三、电视——娱乐至死

在谈论电视之前，电报不得不谈，因为事情早在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就开始出现了本质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信息过剩的岁月，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又由于电报和报纸相结合，报纸就成为一个我们知晓世界的窗口，我们就能知道另一个城镇、另一个国家甚至另一个大陆上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被称为“新闻”，而这些所谓的“新闻”通常有三个特点：

1、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

2、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也不会因此而采取任何行动;

3、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关联，只是一些零散的、没有任何规律的信息。比如你知道了伊朗进口药受阻危及百万人性命，你也不会去伊朗送药或者救治那些生命垂危的伊朗人民。所以这些所谓的“新闻”，其实你就算你知道了这些对你也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对你也没有任何损失，“新闻”不过给你提供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按照尼尔波兹曼的论证，电视加剧了这一状况，而后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无疑使这一情况更加变本加厉。如果作者成长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定会被数字电视、PC机、平板电脑和手机等终端的娱乐性所惊异的，“娱乐业时代”在当下已经成为主流并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

作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对电视新闻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里面的开始、结束或中间都要插入一段音乐。音乐和新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有音乐?我想，这可能是和在戏剧和电影中使用音乐的道理是一样的——制造一种情绪，为娱乐提供一个主体。如果没有音乐——就像有时电视节目中会插播新闻字幕一样——观众会猜想一定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例如死人了。但只要有音乐在，观众就知道没什么了不得。”【8】，而且，书中叙述了作者对新闻的奥义让我既赞同又反对：“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需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文字已经过时。”【9】

我对新闻中插播音乐的做法就一直都没有异议。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习惯或

者传统，亦或者一种营销手段，比如：品牌效应，就像“新闻联播”开始前播放的音乐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只要听见那熟悉的旋律就知道是“新闻联播”，而不是“北京新闻”或者“新闻晚高峰”，对于中老年人这种感受可能更加深刻，而且，所有新闻在播出之前一定会以新闻稿的形式经过编辑和加工，这样经过处理的新闻是有一定的逻辑和理性的。然而，我又觉得作者的观点不无道理，每一条新闻确实是经过编辑和加工，每一条新闻本身也确实具有逻辑和理性，但是，当这些新闻被整合在一起播出之后，新闻与新闻之间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和理性，也只是按照内容、种类和时间等划分在不同的板块播出而已。所以，尼尔波兹曼才会认为电视新闻由没有逻辑、理性的话语构成。当一个个画面闪过时我们不会思考是必然的，因为大量简短的画面稍纵即逝，我们无法思考其中的道理，我们只能回味那些刺激眼球的画面而不会思考分析。我们不停地获得信息，却不关心信息的质量和用途，仅供娱乐而已。

我们一直理所当然的认为“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新闻工作者有义务向我们提供真实的情况，然而，具有真实性的新闻并不会有强大的吸引力，有娱乐性的新闻才被大众津津乐道，什么是娱乐性?就是那些灾难、战争、贪污腐败等，即从别人非正常的生活中获取的信息就具有娱乐性。

四、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观点引发了我的共鸣，现在还在写板书的老师已经非常少了，因为多媒体教学的引入使得老师和学生均有所收益：对老师来说：

1、不必再忍受粉笔沫的侵袭，对身体，尤其是呼吸系统起到保护作用;

2、课件可以循环使用，环保又省力。对学生来说：

1、图片、视频、动画等在教学上的应用加大了学习兴趣;

2、学生可以直接拷贝老师的课件和资料，不用再费心做笔记，省力又便捷。然而，我觉得这种“娱乐化”的教学从长远看弊端还是很大的。学习是一种思考，是一种独立、安静的脑力活动，而电视、电脑等网上教学，使得学习变成了一场“视听盛宴”，而深层次的思考却被淹没在新奇有趣的画面里，没有思考的学习是教育的悲哀。

五、中国——禁锢的媒体

我觉得尼尔波兹曼的理论并不是具有完全的普适性，尤其是对中国的主流媒体来说，媒体的娱乐性是受限制的，因为中国的主流媒体大多数是掌握在国家手里，所以媒体有种种的禁忌和顾虑，时时刻刻得注意新闻报道时的论调、态度、党性等，就像一座制度大山压在大众媒体身上。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尤其是党的例会或者重大纪念日时，各大主流媒体绝对是满屏的飘红，歌颂党的丰功伟绩，这就是政治权利在媒体上的压制。还有很多新闻，由于考虑到民众的安定团结，

很多媒体选择了沉默。在中国，媒体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娱乐，所以，作者所担心的问题在中国长期内还不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其次，我认为作者对于电视新闻的批判多少有些夸大成分。现在仍然有很多媒体人坚守着理智的眼光和冷静的态度。他们懂得如何思考懂得如何选择，懂得不能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和偏好而一味娱乐。一些大的传媒品牌和机构就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比如：中央电视台早上《朝闻天下》以及夜间的《新闻联播》的新闻报道以及评论等都是站在客观立场上以冷静的眼光实现自身的新闻价值，恪守自己的新闻职业原则。虽然，有的时候对中央电视台播报新闻时的官腔官调和报喜不报忧的方式有些不满，但是，它所具有的官方背景和国家话语权必须使它从其他类型的新闻报道相区分开来，这是一种必然，目前还没有办法改变。

以上便是我阅读了《娱乐至死》的一些想法和感受，感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更能扩大我们的视野，由于个人的理论水平和阅读量有限，有些观点也只能是点到即止，有的想法还很幼稚，希望老师给予批评和指正。

【1】 《娱乐至死》P89

【2】 《娱乐至死》P6

【3】 《娱乐至死》P27

【4】 《娱乐至死》P138

【5】 《娱乐至死》P11

【6】 《娱乐至死》P10

【7】 《娱乐至死》P15

【8】 《娱乐至死》P89

【9】 麦克尼尔，《电视是否缩短了我们的注意广度》，《纽约大学教育季刊》14:2(冬季刊，1983)第4页

第4篇：娱乐至死 读书笔记大全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在这个以娱乐为公众文化的时代，阅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就显的尤为重要。透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走入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这种泛娱乐化、泛商业化，所导致的结果，是十分可怕的。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所描绘出的文化末日景象着实令人震惊。

我们将一切都转化为娱乐，渐渐的，娱乐变成了我们精神文化的一切，娱乐变成了公众文化的代名词。于是所有的知识传导、政治新闻、宗教教育为了让更多人接受，又全都以娱乐的姿态出现。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电视上各种历史戏说剧、文化娱乐评论、名著趣味改编充斥着我们的视野。连那些本应该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也重新套上娱乐的包装噱头推到大家面前。

更为可怕的是，公众对这种方式欣然接受，一片叫好。大家都期望着能在娱乐中得到这种知识信息，企图不用经过大脑思考就能有所精神收获。是电视电脑这种媒介的诞生使得这一切都变的理所当然。殊不知，有很多知识经验是要靠静下心来阅读思考才能得到的。而这靠电视电脑带来的娱乐是无法做到的。一个大妈坐在电视机前边剥毛豆边看易中天讲述三国，她完全把这作为一种娱乐消遣，不会去进一步思考这其中折射出了什么。对于她来说，这些顶多作为她和别人聊天的谈资罢了。

娱乐至死，就是自娱自乐至死。我们不能只是单方面批评电视台做的节目没有营养，千篇一律。是有市场需求才会有这些节目的产生。问题出在我们自己。即使这个时代泛娱乐化、泛商业化了，精神的主动权依旧在我们自己手上。

娱乐至死，是顺从还是反抗，全由我们自己决定。

第5篇：最新《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时代：莫让文化成为“庸俗的垃圾”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李欢

开篇想说的。。。。。。

尼尔·波兹曼是在本人所知的所有学术理论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一个，本人几乎是第一次只花很少的时间便看完了一本经典的新闻传播学术专著。并非是因为著作的字数不多，而是读起来异常轻松。当下许多学术研究专著要么过于晦涩，比比皆是的专业词汇拉远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要么只是某作者为了完成出书任务，将一堆肤浅的资料堆砌了事。波兹曼则不同，《娱乐至死》是其“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他以美国电视为文本，对电报发明之后电视媒体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方式还有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并得出“娱乐至死”的结论。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他用朴实直白，而又满怀幽默睿智的语言将读者悄然引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人为电视娱乐而疯狂、而沉沦的时代，如此严肃的大众传播话题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深深地抓住了读者的思想和心智，阅读的过程如同在听他讲述一个看似有趣的社会文化故事。

总体来说，阅读时是轻松的，但合上书本之后，你便会发觉浅显易懂的字里行间隐藏着多么发人深省的社会文化危机，与此同时，一位传播学者对社会变迁敏锐的洞察力和朴实的警世情怀跃然纸上。

在这里，本人并不想为国外的学者歌功颂德，但仅就对传播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作出巨大努力的尼尔·波兹曼来说，本人真的很想只代表自己对他的研究和著作致敬。在开始长篇累牍地抒发个人感想之前，有必要对波兹曼的人生作一简单梳理，由此表达本人对这位已经因病逝去的学者一点微不足道的敬意。波兹曼出生并一直居住于纽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一直倾心于将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的变迁紧密结合起来，最终使得他有一批从社会实践层面出发的研究专著问世，《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的垄断》等就是其中最为闪耀的几部。2003年10月，波兹曼因为严重肺癌离开人世，当时的美国媒体纷纷对这位在传媒文化界充当着瞭望者角色的研究者和批评

家给予极高的肯定，遗憾的是，对于传播学术研究仍处在成长阶段的中国来说，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关注。直到其《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的中译本出版，尼尔·波兹曼才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界脍炙人口的姓名。无论如何，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能由《娱乐至死》聆听大师的教诲，今天的我们是幸运的。

合上书本，反观中国今天的大众传媒文化，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波兹曼的剖析和警示依旧发人深省。《娱乐至死》成书于1985年，那是一个电视为王，而电脑还未开始大行其道的时代，美国人沉浸在电视这种全新的大众传媒带给他们的刺激和麻痹之中，社会文化和公众话语的一切几乎都是围绕着娱乐展开的。而如今26年之后，当网络已如当年的电视一样普及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文化却在是否娱乐至死的边缘摇摆不定。今天再重拾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论断，作为中国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完全可以将其内化为对中国当下传媒现状的警示预言。

开篇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两点;一，波兹曼的著作具有明显重要的当代价值，我们有必要重读和思考;二，对于已进入娱乐化时代的中国大众传媒文化来说，必须在思考《娱乐至死》中赶快警醒，别让我们的主流文化成为娱乐化语境下的“庸俗垃圾”。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能力甚差的普通学生，本人无法对《娱乐至死》及波兹曼的著作思想有任何统领全篇、高屋建瓴的论述，下面仅就阅读中几处颇有感触的地方联系实际抒发自己的感想。

一、关于奥威尔和赫胥黎的预言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前言中，就别有用心地为读者呈上两则著名的“反乌托邦”预言，一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1984年》中，奥威尔设想在1984年，人们会完全处于集权主义暴政的统治下，“老大哥”无处不在，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担忧恰恰与之相反，在他的描述中，人们将成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客手中的玩偶，从而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把一切都交给了统治者。

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这使得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

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随着1984年的到来，美国处处歌舞升平，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波兹曼相信，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事实上，赫胥黎和波兹曼并不是特别担心纷繁冗杂的信息蜂拥而至，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收集渠道和更新速度的改善，势必导致信息的冗余。比起信息数量的变化，他们更担心的是新传播技术垄断下的人类世界将会进入“去思考”的状态。电视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与世界互动的会话方式。变化多端、色彩斑斓的动态画面给予受众以极大的视觉刺激，为了保证刺激的持续性，电视画面必须抛弃如印刷媒体那般的深度思考，只一味地提供娱乐性够强的内容。久而久之，包括宗教、政治、新闻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渐渐地趋向于娱乐化，电视里的世界重新定义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人们在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过程中，变得“低智商”，波兹曼担心一个“无脑化”的公民时代就此来临。

上述三位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在本人看来，无论是奥威尔的极权主义预言，还是波兹曼和赫胥黎的娱乐至死之忧虑，与作者身处的现实时代有着极其大的联系，其视野难免偏颇。奥威尔所处的时代，人们刚刚走出战争的阴影，在社会心理上普遍有一种对极权的恐惧以及安全感的缺失，奥威尔的预言便只注重极权主义对信息的控制。而波兹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无用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事实上，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语境被周而复始的娱乐所充斥，而丧失了深层次自我思考和反省的空间和能力，理性的思考逐渐被如孩童般幼稚简单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代替，那么这个民族将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在劫难逃。

二、“媒介即讯息”和“媒介即隐喻”

《娱乐至死》一书的结构非常简洁，只有两篇，第一篇《媒介即隐喻》中，波兹曼详细阐释了其关于“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其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

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波兹曼“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受到其前辈麦克卢汉的深远影响。1954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当时的麦克卢汉仍是一名并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但其“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使波兹曼受到了极大的启发。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中指出：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回顾媒介的更新换代史，口头传播塑造了《荷马史诗》不可复制的神话，印刷媒介的出现要求人们必须以具象的、严谨而富有逻辑的文字材料来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到了电视机主宰人们生活的时代，持续不断的画面冲击使人们没有时间在接受信息后思考问什么和怎么样等等之类深层次的问题，久而久之，人们变为电视传播内容的被动接受者，甚至奴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电视机制造的“娱乐至死”的时代里，人们习惯于根据电视构建的“拟态环境”来认知世界和与人交往，电视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新定义了人们的会话内容，如同波兹曼在书中所举关于钟表的实例一般，新媒介对于文化隐蔽但无比强大的暗示力量是多么的恐怖，一旦我们的文化和思维被这种构建在技术垄断上的会话工具所奴役，娱乐至死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童年的消逝与互联网时代

提到《娱乐至死》，就不能不谈及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中另外一部与之紧密相关的著作——《童年的消逝》，正是在意识到美国文化定义中的童年在慢慢消逝的重大危机，波兹曼才有了娱乐至死的论断。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使得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指出——也可以表述为

“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互联网还没有大行其道的1985年，波兹曼对互联网还存在着一些幻想，他认为：“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在波兹曼看来，似乎电脑是一个比电视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智力的媒介。

但今天的现实再次给波兹曼的期许破了一盆冷水，WEB2.0时代，网络编程只是少数专业工程师的职责，普通网民，包括儿童在内经过十分简单的训练，便可享受网络带来的更具刺激性的娱乐内容。某种程度上，网络的出现将技术垄断时代大众媒介文化的隐喻作用发挥地淋漓精致，这无疑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又一更严峻的课题。

四、中国的大众传媒文化会娱乐至死么?

极具戏剧意味的是，就在本人阅读《娱乐至死》一书时，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从明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而各卫视每周的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

回顾广电总局不长的禁令史就会发现,几乎每一次禁令都遵循着 “娱乐化—火爆—打压—新的娱乐化”的路径。这种“谁火就灭谁”的监管方式,不仅反映出管理层面上的捉襟见肘,更显示出当下电视传媒的尴尬处境。

中国曾长期处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时期，民众的话语权被压制，信息流通不畅，思想遭到禁锢，意向表达极为不自由。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民众话语权有了极大的改善，正当我们开始极力讴歌网络化时代的自由性时，中国的大众传媒文化似乎也朝着娱乐化的方向狂奔而去。过度娱乐的节目四处横行，大多充满着以三俗面目取悦进而麻痹受众的内容，曾经的“超级女声”，今天的“非诚勿扰”，都是“个性”的典范。更为严重的是，部分中国网络新闻、教育似乎也在一点点倒向娱乐至死。

结语

对于当下中国大众传媒文化管理制度的生硬和娱乐化倾向，必须重申的是，奥威尔和赫胥黎、波兹曼的警示都值得我们深思。

面对当下大众传媒被技术垄断的事实，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对技术的历史与社会心理学有更清醒的理解，就有可能控制我们自己对技术的使用，而不至于完全被技术摆布。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在本人看来，人类社会是否最终会“娱乐至死”，仍无法做一定论。但如果人类丧失了安静阅读和深入思考的习惯，社会也就止步不前了，如此长久以往，其结果比娱乐至死还要痛苦，因为我们将在原地被历史和时空抛弃。而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就是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避免我们的文化在娱乐化的时代成为“庸俗的垃圾”!

第6篇：娱乐至死

中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读书笔记

题目：娱乐无罪，事在人为—《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指导老师：欧阳友权

学生姓名：杨樯

专业班级：广播电视新闻学1102班

学号：1703110602

完成时间：2013年11月2日

娱乐无罪，事在人为

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电视这个新兴媒介迅速走入寻常百姓家并广泛普及。由于电视集声音与图像为一体，功能多样并且表达能力极强，以致人们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中都出现了它的身影。而新闻作为传媒为大众带来的最重要讯息之一，自然而然也就占据了电视节目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作者强调了电视媒介对于宗教、教育、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并指出了电子媒介的娱乐化倾向使得人们的理性逻辑思维的消退，作者呼吁知识分子重拾书本，进行理性思维的学习。对于电视新闻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在电视的《今日新闻》中，我们可以看见“好…….现在”这个话语模式以它最大胆也最令人尴尬的方式出现。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成了纯粹的娱乐。”结合作者前几章的观点，大致是担忧电视的出现将原本传统媒介所拥有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破坏得一干二净，娱乐成了所有媒介的中心，不论内容是否符合，形式上全都要向娱乐靠拢。对于此种论述，且不说那些定义为娱乐节目的节目是否符合，单单列举作者已经列举出来的新闻节目，我认为，此种担忧有多此一举之嫌。从三个方面来讲：

1.内容。以上文提到的“好，现在”语言模式为例，这是一个过渡词组，用在两个新闻之间，简洁易懂。我不认为这是将新闻严肃性破坏的罪魁祸首，更不认为它的出现有任何尴尬之处。首先，新闻节目的宗旨便是将新闻无差别的传播给受众。对于像《新闻联播》这样的节目来说，三十分钟的节目时间并不长，所以如何选择最有价值的新闻便成了新闻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而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无法计量，不同的观众的价值观不同，所以对于各种新闻的价值要求也不同，这边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尽量将各种人群的需求都照顾到，以满足不同受众的观看需要，这种特点造成了新闻与新闻之间必定是相对独立的。于是，新闻之间就必定需要一个合适的引语，它既要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又要省时，所以，“好，现在”这个语言模式就应运而生了。这是电视传媒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的产物，它提高了电视对于信息传播的效率，使得新闻节目不必再花大量时间

来引导观众，而是简洁明快的将一条条新闻串联起来。对于作者所说这个语言模式使得新闻变成了纯粹的娱乐，我认为有失偏颇。首先，新闻的要素之一便有背景，没有背景的新闻根本不是完整的新闻，对于任何一家成熟的电视台来说，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第二，关于价值，这个更加明显，既然事实被新闻工作者加工之后变成了新闻播放出来，就说明了它本身存在着价值，只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同因而价值表现不同而已。第三，关于严肃性，新闻本身是客观的，也就是说，新闻本身是没有情感的，只是由于人类的情感趋向和价值观使得观众在接受新闻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对于播报新闻的节目来说，他们本就是客观的传达一些事实而已，只要做到客观真实就足够了，至于严肃性，我认为仅仅是与播报员在播报时是否符合大众的情感需求，如用低沉的声音播报一些天灾人祸以引起观众的同情心，这种行为是有严肃性的，但是对于新闻本身，说严肃性是不准确的。

2.形式。最早的新闻是以印刷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的视线当中的，那时候文字是主导，图片仅仅是辅助报道。对于一份报纸来说，新闻最好的过渡方法便是将新闻排成方块合理安排在版面上，每条新闻都占据它应有的位置，一个版面是一个主题，但是同一版面下的所有新闻并没有什么的相互的关联，它们相互独立，对于不同的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电视的时代，图片代替了文字成为了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载体，而语言则是对于图片的解释，是为了让观众更加明白图片的含义。作为一种最为直观的信息载体，图片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而电视，则将声音与图片完美得结合在一起。正式这种表现形式的不同，使得新闻节目的表达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原本的分隔线和小版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引语。所以“好，现在”这个语言模式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新闻播报形式的改变而生的一种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广告的价值发现，电视节目的安排无可避免地要与经济收益相关联，而作为经济利益性最小的新闻节目，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传播最大数量的信息事实就是新闻节目制作人的挑战。所以，将每条新闻事实用最简短的语言播报出来后，还要用最为简练的引语将其连接起来，这样才符合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同时达到了新闻节目的节目定位。所以，与其说它是尴尬的出现，不如说它就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新闻活动从印刷时代正式进入了多媒体时代，也表现出了新闻节目的一种发展，即经济与文化利益双赢。

3.主持人。在原本的新闻传播中，由于是以报纸等印刷媒介为主，主持人根本不参与新闻活动。现在，由于电视新闻的出现以及以图片视频为主的报道形式，语言成为了人们看懂新闻的重要工具。而传统的字幕解释根本不适用于有图片的屏幕上，于是，主持人就成了播报语言的载体。在《娱乐至死》中，主持人成了新闻由严肃走向娱乐的催化剂：“如果播音员流露出任何恐惧或忧虑，观众一定会寝食不安。在这种文化中，观众其实是播音员的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播音员在扮演其角色时要表现出说得过去的严肃性，但同时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义。”我才疏学浅，不能对此种观点做出评判，但我始终觉得这是对于主持人的一种变相否定，将他们直接等同于了演员而忽略了播音员的特性。首先，播音员播报的是新闻事实，而新闻通常是客观的，本就不应该拥有什么情感趋向。当然，对于有些好消息，比如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好消息，当然允许播音员或主持人用一种兴奋激动的语气将这份喜悦带给大众;再如一些天灾人祸的新闻，比如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就有主持人忍不住流泪的情况出现，不管这是不是在演戏，但这却是广大中国观众的真实情感，而主持人也是人，即使有着主持人的各种职业要求，他们同样有着表达情感的权利。所以这个举动不仅没有像作者想象的那样引起了观众对于新闻真实性的怀疑，也没有因此让观众感到寝食难安，反而由于这种真情流露，唤起了更多人对于此次事件的关注，引起了更多的共鸣，使人们对于新闻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对主持人这种真性情表示了鼓励。由此可见，播音员的情感变化其实是对新闻在引起观众情感共鸣方面的一种方式，让观众不仅仅用眼睛和耳朵接收信息，也用心里和情感来体味新闻事实中所隐含的深层的、内在的情感趋向，而要做到这一点，播音员本身就一定要对新闻事实有着充分的了解和见解。所以，对于观众和播音员共同将新闻从严肃推向娱乐的论断，我认为不妥。

综上三个方面，我认为，现代新闻之所以让人们有偏向娱乐化和不可信的错觉的原因实际上是新闻消息的封锁以及刻意的假新闻造成的。每个国家都有新闻审查机构，对于那些不利于国家安定的事实，我们大多数都选择了隐瞒真相或者片面报道，而报道这些消息的主持人也许是出于无奈，即使知道了真相，也必须按照既定新闻内容来报道。如果事实真相没有被报道出来，也许人们还不会怀疑什么。可现如今网络技术尤其发达，很多在当时被视为真实新闻的消息再后来都是通过网络被证实是虚假或者不完整的，这就引起了观众的不满，连带着就对主

持人有了一种怀疑。随着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人们对于新闻可信性的怀疑就越大，连带着，主持人的可信性就越低，以至于带给大家一种演员的感觉。举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对于《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来说，严肃认真的播报出每一条新闻是他们的职业操守。可是由于人们对于新闻联播内容的怀疑，尤其是关于国民发展的报道，使得每当他们再报道类似消息时，都会引来观众的一阵怀疑。这就造成了作者说的那种“观众不得不依靠主持人的脸色来确定这个新闻是否可信”的情况。另外，由于电视媒介是以图片的连续播放集合——摄像作为新闻的主要载体的，这本来是比单纯的文字报道更加具有可信性，然而虚假新闻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现象规律，使得人们不得不花时间来辨别每天看到的是否就是真实情况，这就造成了人们对于先进技术的一种怀疑态度，科技发达了，人们就更容易被高科技所蒙骗。所以，才有些人会怀念以往以印刷媒介为主要载体的报纸时代。怀旧并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将两个所处在不同时代的产品以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电视作为现代高科技媒介的产物，必然是比报纸和广播更为先进的，它的出现符合了人类对于信息接收的最基本、最原始要求——图片优先，并且将文字、声音、图像等各种载体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渠道，这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次进步。我们对于进步的东西，更多的应该采取一种批判吸取的态度而不是消极否定。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我看到了作者对于印刷时代的赞扬，与电视时代的对比以及批判，却没有看到一些对于电视的肯定与赞扬，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逆反时代的做法，纵然这样有可取之处，能给从事传媒工作的人群的一种危机感和使命感，但作者几乎没有对于电视的发展前景做出任何肯定性预测，在我看来这是不妥的。时代总是在进步的，既然电视出现在了印刷之后并有代替趋势，就说明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定优于印刷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将这些优点发扬光大，在汲取以往技术特点的同时有开发出自己的独特之处，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让传播得到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