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还是传播正义?
“乡村发现”曾经是湖南省台唯一一档“三农”节目，甚至是省级台获奖最多的对农电视栏目。先后在全国和湖南拿了包括中国新闻奖、中国神农奖金奖、全国农村栏目金奖、湖南新闻奖等上百个奖，是湖南省唯一一档连续几年获全国金奖的电视专栏。主持人也得过范长江奖、金话筒、神农奖主持人金奖等奖项，以及“观众青睐奖”和“农民信赖奖”这样的民间“奖项”，还被湖南省桃源县聘为荣誉县民。
但是，节目在历经了从1995到1996年的“创办成长期”和1997年到2003年的“辉煌发展期”后，就进入了“波折探索期”[1]。就是这档在业内和观众中都有良好声誉和影响的节目于2004年1月停播改版。至当年2月，节目改以周一至五每天7分钟的长度与观众见面。未曾想，两个多月后节目再度停播，直至2005年5月恢复播出，并于该年10月在全国同类节目评比中获得两个金奖。2008年，栏目再一次停播，直到2009年3月再度复播，并于同年11月更名“发现”，新版节目结合了原先湖南卫视“晚间新闻”的套路，从有特色的“三农”栏目变异为报道奇趣怪事的栏目。至此，自湖南卫视定位“娱乐”以来，“乡村发现”终于以脱离“乡村”的变身终结，走完了崎岖的改版之路。
为什么这档曾经通过“平民化的选题思路”、“独特的采编范式”和“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而营造出“真实、欢乐的纪实风格”，并成为“农民的精神家园”[2]的优秀电视栏目竟不被市场所容?
市场的娱乐之道
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观”我们耳熟能详，其中隐含着对媒体商业化的担忧。他认为，美国的“电视由广告收益所掌控，它的主要功能很自然地就是将受众递送给广告主。节目越受欢迎，对广告主投放广告的要价就越高。”[3] 听上去这像是受众、媒体和广告主的“三赢”，其实不然。
自1979年初上海电视台播出我国第一个电视广告后，中国电视开始了从国家行政拨款到依赖广告投放的转型。从此，盈利逐渐成了我国电视的另一重压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斯迈思(D. Smythe)指出，商业化的媒介生产的消息、思想、形象、娱乐和信息不是其最重要的产品，最重要的产品是受众。媒体根据受众的多寡和质量高低向广告客户收取费用[4]。广告主意在经由媒介激发受众的购买欲。因此，面对市场竞争，制造可盈利的“受众商品”是市场化的媒介所要面对的压力。“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我国电视也不例外。
市场并非对所有内容一视同仁。面对竞争，开路的商业电视往往通过迎合大多数受众口味的“最低公分母原则”以达至高收视率。娱乐因其直观、易懂，不会设置理解的障碍，有时还诉诸感官，是达此目的之捷径。所以，并非所有内容都能由市场提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广告机制广告主能够对媒体执行内容“审查”的职能。而“二元运作”的媒体是市场化改革的既得利益方，广告机制不啻为一种促使其改变内容(或者叫“改版”)的激励机制。贝克(C. E. Baker)曾论证，广告机制在如下方面影响媒体的内容：由于担心广告主撤广告，内容要避免冒犯他们;为了高收视率或发行量，内容要避免得罪任何人;消费者的抵制则让内容更趋保守;非广告的内容要为广告创造合适的购买氛围;为“对”的受众量身定做内容[5]。此外，卡伦(J. Curran)在分析英国激进媒体消失时指出，广告不仅影响媒体的内容，由于引入广告机制某些媒体不得不关张。广告实际上成了发放出版执照的机构[6]。广告因此一定程度上对市场中的媒体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由此不难理解湖南卫视因其“娱乐定位”而几次三番“改版”优秀对农节目。而2009年3月开始的迄今最后一次复播，“在内容和形式上讲求时尚元素和娱乐效果，显现出娱乐化倾向”[7]。无独有偶，在竞争压力下，央视自2002年9月开始推行“栏目警示及末尾淘汰”机制，该机制使央视七频道的“农业新闻”因收视率位列后十位而自2003年3月24日起遭淘汰。此外，央视唯一的自办农业节目“金土地”由于低收视率而于2005年5月“改版”为游戏节目“乡村俱乐部”，按制片人的说法，新节目是“告诉城市观众到乡村怎么玩”[8]。而作为央视唯一一档工人栏目的《当代工人》，几年前由于失去保护政策也不得不面对收视率这把市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在央视彻底落实频道制的过程中，这个由央视社教中心负责的工人节目也于2010年下半年无疾而终了[9]。
双重边缘化与社会传播需求
在波兹曼看来“美国电视是永不入眠的赚钱机器”，广告正是其“支柱、热力、灵魂、燃料”[10]。在我国，随着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将文化机构列入“第三产业”，媒体愈益感到利润的压力，包括电视在内的媒体愈益成为资本增值的场域。
市场并非价值中立的，它对传播资源的配置有社会倾向性。如前所述，市场机制会“自然地”将诸如农民和工人等社会底层的话语边缘化。尽管开路电视和杂志的市场举措有所不同，但是在逐利的过程中，不同的市场化媒介对特定受众的排斥却是相同的。一份2011年创刊的杂志在其刊例中如此描述其“读者定位”[11] ：
“为1,000,000中国最富有的千万级艺术品收藏家提供最新的艺术消费参考和个人品味展示平台;为160,000,000跨入中国奢侈品消费阵营的城市新贵，提供跨入艺术世界的桥梁，成为未来艺术消费主力军。”
其发行“覆盖中国最核心消费区域”，其中北京占20%，上海占20%，广东占13%，浙江、江苏各占9%[12]。
尽管并非所有的市场化媒体都以“高端”受众为目标，但是该刊例所体现的富裕阶级阶层倾向、城市中心倾向和发达地区倾向正是趋利的市场化媒介的共性。
因此，在社会经济结构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在市场化的传播场域中也被边缘化了，其传播需求被结构性地忽略甚而剥夺了。然而，不论是2010年多名富士康年轻劳工不堪生活重压以跳楼终结生命，还是2005年甘肃农民工王斌余多次讨薪未果杀人等事件，社会底层用自己的暴力反抗制造了一起起有关法律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公共传播事件”，恰恰“反映了部分社会话语主体对社会正义和个体尊严的强烈渴求和对扩大社会话语空间的热切呼唤”[13]。
他山之石：拉美的参与式社区媒体
不被市场所容但又是社会所需的内容，该如何呈现?位处南方的拉美的委内瑞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底层自发的社区媒体运动蓬勃发展，在私营商业媒体占据支配地位的媒体场域中努力争得一席之地。
首都加拉加斯的瓜地亚电视台(Catia TVe)是委内瑞拉社区媒体的领头羊。它由首都的贫民社区(barrio，西班牙语中的“贫民窟”)瓜地亚的居民创建并管理，“别看电视，来做电视!”是其口号。节目70%都来自社区内部，该台职工仅制作15%，余下则是其他贫民窟的独立制作。
电视台工作的重心是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以及在志愿者组成独立视听小组时予以组织层面的配合。他们在“社区视听制作入门工作坊”培训结束后，每4-7位参加者就按地域或社会领域(诸如学生、劳工、体育)组成一队“社区独立视听制作小组”做片子。前期和后期设备均由电视台提供。内容既有对社区相关议题进行现场采访的“社区的集体工作”，也有纪录片，话题从贫民窟的历史到垃圾收集不一而足，还有故事短片。画面既有“家庭录像带”风格，也不乏前卫风格。节目通过瓜地亚电视台播出。由此，贫民社区可以通过使用电视广播信号，来建构被主流商业媒体所忽略的占人口多数的社会底层的观点。
2000年，国民大会通过了“有机通讯法”[14]，将媒体分为三类：私人的、国家的和社区的，由此承认了社区媒体的合法地位，并规定社区台必须是非营利的，70%的节目要由本社区生产，还须培训社区成员使其有制作能力，还规定社区媒体的主管不能是官员、军人，或为私营的媒体公司工作。2002年，《社区电视与电台广播管理条例》规定了获得广播执照所需具备的具体条件。很多地下社区台因此有了合法身份，并有更多社区递交申请。瓜地亚电视台就是委内瑞拉第一个合法的社区电视台。
截至2008年，委内瑞拉超过75%的电台和电视台波段尽管仍为私营公司所有[15]，但是，草根自发、后来受国家支持的社区媒体已经挑战了该国私营商业媒体的支配地位。与商业媒体不同，贫民社区媒体不仅代表了大部分人口[16]，而且在物理形态上也被他们所使用。通过再现社区的人、事、物，贫民窟在言说自己的故事、在分享抗争，并将被商业媒体长期排斥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呈现出来。
结语
始于1978年的社会主义市场探索，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媒体的活力，然而在市场繁荣的表象之下，我们不能不正视某些重要群体在传播市场中被边缘化，而他们恰恰也是在社会结构转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
党中央自2003年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绿色GDP、“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相关概念和政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信息时代，公平正义不只是经济范畴的议题，同样适用于信息传播领域。在商业媒体占支配地位的委内瑞拉，民众通过参与式的社区媒体，自下而上进行去商业化的传播实践，以抗衡市场化的公司媒体。在中国，另一种自上而下的去商业化传播实践也正在进行。面对双重边缘化，继续“娱乐至死”，还是探索社会主义的传播正义，是后危机时代传播领域的关键抉择。
注释：
[1] 彭菊华、毛震，《〈乡村发现〉12年》，载《新闻界》，2007年第5期，第106页。
[2] 同上，第107页。
[3] N. Postman, “The Social Effects of Commercial Television”, 转见张志华，《解析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观”》，载《当代电视》，2011年第6期，第62-64页。
[4]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第61页。
[5] C. Edwin Baker, “Advertising and the Content of a Democratic Press”, 曹晋、赵月枝编，《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349页。
[6] James Curran, Media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2002, p.96
[7] 禹雄华、罗瑜，《涉农节目的娱乐化》，载《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11月，第13页。
[8] 刘江华：《央视农业节目〈金土地〉缘何丢了金饭碗?》，载《北京青年报》，2005年5月13日。
[9] 根据笔者与该节目主创人员2011年8月的访谈。
[10] N. Postman & S. Powers, How to Watch TV News, 转见张志华，《解析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观”》。
[11] 《芭莎艺术》刊例。该杂志2011年创刊，为时尚传媒集团旗下第17本杂志。
[12] 同上。
[13]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14] 之所以“有机”，是因为它是宪法所要求并且由宪法延伸而来的法律。
[15] C. Mrrtinez et al,Venezuela Speaks!, Oakland, CA: PM Press, 2010, p.166
[16] R. Duffy, R. Everton, “Media,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Venezuela’s ‘Bolivarian Revolution’”, in P. Chakravartty, Y. Zhao (eds.), Global Communica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p.130
张志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易平
作者：张志华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媒体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就曾经在他的代表作《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①他还指出，“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②
他的这些话语在今天看来似乎有危言耸听和夸张之嫌，因为今天的电视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在慢慢下降并逐渐被互联网、手机、IPTV等新媒体取代。虽然如此，尼尔·波兹曼的这番话还是一语中的地指出了电视媒体的一种发展新趋势：娱乐精神。在一个强调体验经济和消费主义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人们对于娱乐有了更多的要求，要求文学艺术和媒体能够在紧张的生活之余给自己提供一些休闲、消遣的轻松氛围，这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学的没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文学的社会化功能和引发人们内心思索的需求逐渐被心灵鸡汤、实用主义所替代，这也导致了《品三国》、《论语心得》、《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明朝那些事》等作品的热销。
用这样的视点来关注北京卫视改版后的《天下收藏》，我们发现这个节目非常明显地体现了电视的娱乐化倾向，用一种完全娱乐的态度消解了我们对于藏宝类节目的传统经验，用一种完全游戏的姿态颠覆了央视《鉴宝》等收藏类节目的模式，把一个相对严肃而又知识性很强的节目样式改造成了一个纯娱乐的综艺节目，把一个360°的演播厅变成了一个消费故事、消费话语、消费悬念的娱乐场所，而且通过不同板块的设置和每期一个特定的主题来完成消费故事、消费话语、消费悬念的使命。
消费故事
“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尼尔·波兹曼如是说。③
环顾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史，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山海经; 无论是圣经，还是诗经;无论是格林童话，还是太平广记，它们都是在用故事讲述人间万象，传递人生道理。这也说明人类对故事的消费从古至今从未断绝。到了媒介时代，作为人体器官延伸的电视无疑也将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去继续吸引观众的眼球。所以我们就看到无论是新闻，还是脱口秀;无论是纪录片，还是讲坛节目，如今的电视节目都在力图通过故事给观众传递信息，让观众在对故事的消费中体验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无法获取的感受或者自己感同身受的生活，从而吸引观众的视线和注意力，获得观众的共鸣。
中国人对故事的消费更加呈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喜好。无论是最初的《山海经》，还是后来的隋唐传奇《莺莺传》、清代的小说《红楼梦》;无论是昆曲《牡丹亭》、元曲《窦娥冤》，还是京剧《霸王别姬》、黄梅戏《女驸马》;无论是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渔光曲》，还是《天云山传奇》、《夜宴》，我们发现今天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学艺术精品无一不是故事曲折、离奇，而结局却又是大团圆式的，满足了中国人皆大欢喜的心理。
《天下收藏》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这种趋势。它深谙观众的心理，在藏宝人的选择和藏品的选择上满足了觀众的窥视欲望和寻根究底的欲望，把每件藏品背后的故事用一种完全视听化的手段呈现给观众。这点在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亮宝”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节目一开场就通过绚烂的舞美、灯光和略带低沉的音乐营造出了恢弘大气而又神秘悠远的氛围，为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共同提供了一个消费藏品及藏品背后故事的最佳环境。之后，通过主持人的串场词和真实再现、动画、影视作品片断、藏品发现地现场拍摄等多种视听手段的结合，让观众对藏品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随后，由现场的三位专家介绍藏品情况。就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第一次消费了藏品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如有一期节目的藏品是唐寅的行书自书诗卷：“花前人是去年身，今年人比去年老，今日花开又一枝，明日来看知是谁。”在介绍唐伯虎时，嘉宾单国强阐述了一个与观众的传统视野截然相反的唐伯虎：“其实他是一个一生坎坷的人，三个老婆死了两个，两个都是因病或产后死的，还有一个是离婚的，离婚还不是他把别人甩了，是别人把他甩了……大家一说起唐伯虎来，总是在说他的点秋香，说他的这种浪荡的生活，后人还传说他有八个老婆，我觉得这是后人把这种美好的愿望全都寄托在了他身上。”透过单国强略带八卦的讲述，我们既了解了真实的唐伯虎，也了解了这幅行书作品的特点，同时还消费了娱乐和八卦，可谓一举三得。
而在另外一期节目中，我们又看到嘉宾蔡明讲述了小品演员郭达的收藏故事。无论是郭达在新疆买到的一个小罐子，还是他在中越边境买到的一个假紫砂壶，我们从蔡明讲述的这两个故事中既看到了演员郭达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又看到了普通人收藏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买到赝品，从而提醒普通收藏爱好者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眼力。观众就这样在对故事的消费中长了眼界，同时也吸取了教训。
消费话语
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④
电视作为中国的一种强势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而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人们消费电视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娱乐，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如何达到娱乐的目的?除了上面我们分析的故事化手段之外，话语的狂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为什么相声、小品能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也和中国人对话语消费的爱好有很大关系。
《天下收藏》很好地迎合了尼尔·波兹曼的观点，体现了话语消费的倾向。节目通过主持人、藏宝人、嘉宾具有一定表演成分的言谈举止完美地实现了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互动，让观众再次消费了他们的话语，体会到了电视语言的魅力。
作为一档由影视明星王刚主持的节目，《天下收藏》的话语权很明显地被王刚控制着。首先，王刚是一个在观众中广受欢迎的演员，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观众非常喜欢他的风格。其次，王刚本人又是一个收藏爱好者，对收藏可以说是半个专家。第三，王刚是一个非常成熟和幽默的主持人，曾经主持过《东京动物乐园》，具有很好的话语掌控能力，能通过幽默的话语活跃现场气氛。
比如2010年1月1日的《天下收藏》，因为请到的三个嘉宾是《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三位主角张国立、张铁林和袁立，所以王刚一上场，就模仿剧中和珅的身份给三位嘉宾请安：“小月，你好吗?我很高兴你终于跟纪晓岚拉开了距离。”接着又咬牙切齿地对张国立(剧中的死对头纪晓岚)问好，对皇上谄媚地问好。当然，除了主持人王刚之外，经过栏目组选择的专家团成员、嘉宾和藏宝人的话语也非常幽默。下面我们就来消费其中一期节目中主持人、嘉宾、藏宝人的话语。
其中一个藏宝人说：“我是黑土派来的。”嘉宾梁言接口：“那极有可能是白云。”“它真假我先不管它，关键是持宝人的产地，她来自赵本山的家乡，赵本山是什么，忽悠。卖拐，她是忽悠的妹妹忽丽，所以我觉得她拿的东西不是哥窑的，是歌谣的。”另一个藏宝人寇朝晖说：“曾经有一个那么精美的青花小碗，拿到《天下收藏》，被王刚老师砸了。今天我又拿过来一个乾隆汝釉的方形花盆，王刚老师，你还砸吗?如果你要砸的话，你要先给个理由，如果你不给理由的话，那你是要赔钱的。”就是在这样幽默感十足的对话和充满交锋的言语中，《天下收藏》实现了娱乐大众的目的，从而也有了收视率的保证。
除了现场专家团成员、嘉宾、参保人的语言之外，节目还通过字幕等形式来营造一种轻松、幽默的氛围。比如当藏宝人说出自己的藏品是天青釉三足炉时，屏幕上出现了“吓着我了”“汝窑的”等文字，在口语化的表述之外增添了电视话语的手段，丰富了荧屏的表现力。
消费悬念
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猫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猫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猫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⑤《百万富翁》的设计者戴维·布里格斯指出：这是戏剧。充满独特、刺激、强烈的悬念色彩和人性化的因素。⑥
《天下收藏》通过规则的设定、板块的设置、主持人和专家的故弄玄虚、藏宝人的命运等环节在营造悬念感上做足了文章，使得该节目处处都充满了悬念，并且一直把这种悬念保持到了最后的砸宝环节。我们来看一看节目是如何制造和催生悬念的。
在“亮宝”环节中，主持人王刚给出同类藏品的市场拍卖价，请现场的嘉宾和对应的观众团队给出自己认为的市场价格，进一步调动起了观众的神经和胃口，急切想知道藏品的真正价格。在这点上，《天下收藏》尽显博彩类节目的神韵。
在“辩宝”环节中，藏宝人所持藏品的命运悬念：真品还是赝品极大地吸引了观众。按照道理，在前期的甄别中，赝品完全可以被过滤掉，但是这个节目为了人为夸大现场持宝人的情绪落差与命运落差，故意设置了“以为是行货却是国宝”(惊喜、暴富)与“以为是宝贝却是狗屎”(沮喪、破产)的落差，给藏宝人、嘉宾和观众制造了十足的悬念，并在赝品被砸碎的瞬间，释放了这种一直延宕的悬念和紧张感。在“辩宝”这个环节中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悬念，那就是主持人和嘉宾经常会故意误导观众，使得观众更有一探究竟的冲动。如每当嘉宾质疑藏品的新旧并认为是赝品时，专家发话了：“宋代的绘画，你现在拿到今天来看，可能感觉也像很新的，可能感觉像几十年前的作品。”王刚：“相反，有些晚清民国年间的老仿，弄得绝对陈旧，烟熏火燎的。”专家和主持人这些混淆视听的表演手法，增加了嘉宾和观众判断藏品的难度，也考验着观众的神经和承受力，使得节目更加好看。
在“请出护宝锤”这个环节中，以“去伪存真”为宗旨上演的“砸宝”环节颇能“夺人眼球”。节目的规则是在事先征得藏宝人同意的基础上，凡是赝品均当场销毁。在这个环节中，王刚一手拿着护宝锤，一手拿着专家的鉴定意见，再三询问藏宝人，甚至劝藏宝人放弃：“签了生死和约了?”“现在退出还来得及”“我最后问一句，退不退”，王刚故弄玄虚、故意用别的话题岔开，而电视屏幕则通过藏宝人、嘉宾的紧张表情和动作加以配合，延宕这种紧张感。这个环节同样借鉴了博彩节目中的情境设置。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对西方媒体的娱乐倾向持一种批判的倾向，但是在展开批判的过程中，他也道出了媒介发展的大势所趋：一切都在朝着娱乐化的方向迈进。娱乐化并没有错，关键是如何能把娱乐和电视的其他功能结合起来，这是目前电视最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天下收藏》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通过故事的讲述、幽默手法的运用、人为制造的悬念感实现了知识与娱乐的结合。
注 释：
①②③④⑤尼尔·波兹曼[美]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王亚菲、别明源：《益智类节目中喜剧冲突元素的设计和运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8)。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
编校：张红玲
作者：覃晓玲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学应当是保持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理解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对该行为做出价值判断,研究者的个人价值和经济利益不应当影响社会学分析的过程。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把价值观从研究过程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多数试图描述人类行为的学者在他们的分析中注入了政治观、宗教观和其他价值，马克思的著述是一个极端例证,而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中同样有着明显的对印刷时代特殊的感情和对电视时代的恐惧，排斥与担忧。
波兹曼认为，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一切政治社会生活都是客观，有序，理性，严肃的。而电视呈现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眼花缭乱，消纵即逝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就像《娱乐至死》封面所呈现的一样，带着身躯却没有脑袋，一切显得被动，肤浅，娱乐，没有逻辑。
我相信我们的思维正在受着某种看的见或看不见的力量支配着，从小到大某一种观念的形成，改变，某一种认识的偏向或者深化，或多或少来自于周遭的公众话语，媒介环境。正如波兹曼在媒介即隐喻中提出：媒介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而我们的认识将无法脱离这些被证明，被定义的现实世界范畴。波兹曼借媒介即隐喻的观点来怀念印刷时代的理性力量支配的美丽的世界，而忧心电视时代走向文化反面的娱乐的支配力量，我们终将毁于此的世界。
拉伯雷《巨人传》中“人与人之间，最可痛心的莫过于你认为理应获得善意和友谊的地方，却遭到了烦扰和伤害”。我相信正是这样一种共通的情感的力量才造就了一部部经典，正是这样一种对美丽的深刻疼痛形成的一种普世的理想追求，才使人们为着这个理想而奋斗不止。“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这是所有人感情脆弱的地方，波兹曼也不例外，他在《娱乐至死》的前言中提到：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并认为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我相信《娱乐至死》的感情基础便是郝胥黎的预言，波兹曼正是怀着对人类的发展责任感、忧虑感，知识分子的那份责任与良知，以及人类共通的对于某种美好表象背后透露的寒气的恐惧感，才给出我们这样一种忧患的告诫。
然而，艳阳炙烤大地时，人类一定会暴露在阳光下，中暑而亡吗?雨雪交加，狂风大作时，人类不是学会了寻找洞穴，建造房屋来躲风避雨吗?我们真的像“水煮青蛙实验”中那只处在逐渐加温水中而最终失去弹跳能力而亡的青蛙吗?媒介影响下的大众，真的会像韦伯和迪尔凯姆认为的那样“毫无凝聚力，宛如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真的像麦奎尔讲的，“像中弹的靶子一样，应声而倒”吗?我相信不会，最好的证词便是波兹曼本人。他用他理性化的思维反击着电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抵御着作为人自我当中欲望需求的本性。
在这里，笔者并不是来反驳《娱乐至死》体现的波兹曼的传者中心论的思维，也不认为波兹曼的担忧是基于此种思维支配下的偏颇认识，而是谈《娱乐致死》 1
给我们的惊醒、启示以及思考。
波兹曼认为电视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尽管承认电视对老弱病残的抚慰作用，
也看到了电视在越南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但依旧对电视不怀好感，认为电视不只
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媒介，而且这个媒介不是偶尔表现娱乐的内容，而是把娱
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总而言之，波兹曼认为：我们的政治、宗教、
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
娱乐至死的物种。
可能，我们认为波兹曼有些过分的悲观了，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得不
承认波兹曼的预言，新闻的娱乐化，电视节目的娱乐化，网络文学的娱乐化，在
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及态度不仅仅停留在偶尔消遣娱乐上，而是
呈现出泛娱乐倾向，就连人类最美丽最纯洁最令人景仰与渴望的感情——爱情也
在劫难逃。
一、网络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呈现娱乐化倾向
打开网络爱情小说，只见越过伦理，各种私欲横流四海，爱情不再庄严，
肃穆，而是追求个人私欲的满足，娱乐至死。《成都，今夜请把我遗忘》主人公
陈重与赵悦本是一对恩爱夫妻，生活本是美好，陈重却沉迷于各种感官享受，与
各种女人偷情，最终导致婚姻的破裂。面对陈重生活的放浪行骸, 赵悦在哀莫大
于心死之余，不是沟通、阻止和挽回, 而是红杏出墙, 从另一个男人杨涛身上寻
找慰藉。这种欲望发泄式的爱情观, 都是信仰缺失的必然结果，爱情传统的责任
与道义被剥落，人们毫无拘束地发泄自己的真实情绪，纵情声色与享乐，宣泄生
命欲望，从而娱乐至死。
而在另一部网络小说《我恋爱我容易吗》原名《情圣是怎样炼成的》，作
者直言不讳地说，“这本书如果带给你轻松的心情、乐观的态度、开怀的大笑，
那我就很满意了⋯⋯“至于小伙子们还能从中学到其他什么，那就要看个人资质
了„„听说有人利用它泡了一个加强连的mm，善哉，善哉，哥们，你丫已青出于
蓝了⋯⋯”
文学来源于社会，她可以是对一个社会虚构的浓缩，然而现实中那么多的
小三甚至小四，而依旧有庞大的人员拥有或者渴望拥有情妇，依旧有那么多的美
少女等待着被包养，当我们的心灵被私欲填满时，当我们的爱情彻底被娱乐化时，
我们真的就像波兹曼所讲将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了。
二、相亲节目中的爱情呈现娱乐化倾向
相亲“一对多” 形式给人的感觉不是相亲而是选秀，而参加的男女嘉宾们
对爱情的态度大概也就像对选秀的态度，追求的是一种感官的刺激，一种娱乐的
满足。《我们约会吧》在短时间内女嘉宾在12位男嘉宾中作出选择，每期速配成
功牵手离开的空缺嘉宾席位，都有新嘉宾的加入，节目总是维持12位男嘉宾的
阵容。《非诚勿扰》中现场24位女嘉宾对每位出场的男嘉宾进行选择，阵容较为
庞大。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阵容更为浩大，每期100名男嘉宾、3名女嘉宾。
男嘉宾的更换速度相对较缓，而每期女嘉宾的上场节奏让人眼花缭乱。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节目的娱乐化，而不是爱情的娱乐化，但节目只是给节目
中的爱情提供一个载体而已，为什么把新闻娱乐化的表现体现在“黄色新闻”或
者“花边新闻”上，其实，黄色新闻或者花边新闻其本身已代表着某种娱乐色彩。
就相亲节目这样一个一对多的相亲形式而言，每个人在择偶上是怎样的心态，看
中对方的是内在的精神品质，还是外在的奢华，又或者什么都不看重，仅仅是想
借此机会在公众面前展露头脸?大多参与的嘉宾是否如《我们约会吧》一位女嘉
宾所言“我来节目就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些男女嘉宾究竟是如何看待爱
情?一位男嘉宾说“我曾谈过七八个女朋友”一位女嘉宾接着说“还没有我的零
头多”何等毫无遮掩的娱乐爱情的态度!
三、求爱方式呈现娱乐化倾向
打开BBS：“陪行街：15元/钟(3小时起计，帮提包、袋);陪食饭：免费(雇
主请客制);陪睇电影：10元/钟(雇主请客制)，3场以上8折;陪聚会：15元
/次;拖手：10元/次;抱抱：20元/次;KISS：30元/次(牙齿唔可以有菜叶);
如果接触时擦出火花者，免收一切费用。非诚勿扰!”
打开空间好友动态：今天就确认了仨。离毕业大补考还有8个月，也真说不
定哪天又研究起谁，祝我好运，小心你会成为我喜欢的人，你要有信心，哈哈。
天马楼下又现“求爱门”事件，只见一群人高呼：某某，某某某喜欢你!爱
情至此便不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一群人的爱恋，一群人的欢声笑语，一群人的
娱乐生活„„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天
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那些海枯石烂，至死不渝，化蝶双飞的爱情只
有在“不要988，不要888，只要88，没错就是88，一个男朋友带回家!”的高
调言辞下抹着眼泪，无奈地看着当今这个被娱乐腐蚀的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只
追求个人欲望满足的爱情世界。
我们扼腕悲叹，难道最诚挚的爱情信仰将悄无声息的消逝在人类历史的长
河中，永远成为一种祭奠吗?也许你会说几千年的文明走过，留下灿烂的历史文
化，不被岁月铅化，爱情也是一样，形式变了，内容在，我们的心底永远存在并
渴望着那些美丽的爱情，我们没有理由消极预测未来，然而，内容真的不受控于
形式吗?内容真的会跳出形式的束缚而独立存在吗?如果我们美丽的深沉的内
容失去了相应的形式来展现它，它的存在形态还有意义可言吗?在当今这个巨大
的媒介环境变迁下，一切还能在过去的环境中对未来做出同样的预言吗?
此时此刻笔者看到一张巨大无比的网向我们笼罩而来，我们困惑，想逃离，
却又不自主地去编织更大的网，这网对于波兹曼来讲大概是无数的电视机在他的
四周不断地切换着画面，传达着冗杂的无关紧要的娱乐化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讲
是如何透过自由不偏失理性的方向去寻求更广阔的自由，去寻溯人类最美的感
情，而不至于成为娱乐的附庸，成为大众媒介下娱乐至死的物种，我们代表着波
兹曼的第二种希望——我们的高校，我们也将是这希望的开拓和传承者„„
——《娱乐至死》读书报告
一本值得反复琢磨，细细品味的书。
作为90后，电视节目可以说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各种各类的电视节目充斥荧屏，新闻报道、娱乐消息以及不计其数的视觉休闲，浩如洪流的信息洗涮着我们的大脑。我们从电视机上了解的信息和对世界的认知远远大于书本上甚至超过生活实践。不妨自嘲一下，一个从小经历小中高到大学还没毕业的大学生，能有多少社会经历，我们用眼睛耳朵从荧幕上获取对世界认知几乎覆盖了亲手触摸的现实。
书中前言提到了奥威尔和赫胥黎语言文化的灭亡：前者之处文化毁灭于集权专制，信息封闭，真相被隐瞒;后者则认为心细如汪洋大海，不可阻挡地，毫无保留的扑向我们的视野，人们不愿去读书，文化成为一种毫无拘束的娱乐。而在作者看来，赫胥黎的语言不幸是现在如今的生活当中。
读罢全书，作者对电视文化的冷静分析与思考如一面冰鉴，冷冷地折射出对当下文化的生存环境的忧虑。其实，不难发现，就在电视文化在人们生活中已逐渐被另一种文化后来居上——网络文化。网络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再次完成飞跃。各种门户网站、公共平台如雨后春笋，庞大的信息量穿梭其中，车水马龙。此时此刻于此地发生的事情可以轻易为世界各地存在网络的地方所知。网络力量所造成的影响比电视“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个庞大复杂的信息流中，我们接受了过量的于我们无益超出我们接受能力的信息，信息不再是文化生活的营养品，反而成了消磨心智、使人驽钝麻醉剂。为何作者如此重视行将江河日下的纸质文化?反思自身，声像信息的转瞬即逝很难凝结起文字所带来的对文化精神的思考还有历史传统的审思。
前一分钟还沉浸在某处灾难的沉痛中，下一分钟则开始了对某个娱乐头条的无限关注。在五光十色的屏幕上，人们置身于一条条毫无关联的信息中，不知不觉的变得无所适从，还来不及思考，便半愿版被动地投入于下一个视听消遣中。人们会知道近24小时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却对历史毫无洞察，因为忘却已成为习惯。似乎我们世事通明，不可一世，却比任何一代人都轻飘浮躁，在一段段虚假中需找满足，如滩上散沙，海浪退去便被卷走，什么都没有留下。当我们的文化从它的神坛变为消费品再变为娱乐品，一个全民娱乐疯狂时代即将走来。到那时，我们还有多少实实在在的精神支撑起那早已被抽干的灵魂?
赫胥黎的语言似乎正朝我们走来，看看当下那些纷繁的网络咨询，有多少是我们的精神毒药，文化杀手。各种围观现象，各种未经思考的评论谩骂，多少人为了成名哗众取宠。奇怪的是，人们似乎热衷于此，现世的现世，围观的围观，你唱我和，大家乐此不疲。
在我看来，这种文化的堕落和专制封闭的文化一样恶劣，甚至更加危险，娱乐的泛滥，使人们无法保定信仰，因为神圣的事物也被娱乐化。人们失去了严肃感，无暇去自省，无心对传统审思，文化消失殆尽。
对此，我们可以做什么?或许是回归思考，回归传统吧。只希望“娱乐至死”切勿一言成谶。
人类将会娱乐至死吗
———波兹曼《娱乐至死》引读
■孙玮
一
《娱乐至死》一书的封面是现代人特别熟悉、甚为亲切的生活场景：一家四口人，父母和男女两个孩子坐在电视机前。异于日常情形的是，这些人只有身躯，没有脑袋。它的寓意很明显，电视使人类丧失了精神和思想。
这就是尼尔·波兹曼的预言，他描绘了一幅相当骇人的人类前景图。
波兹曼似乎期望人们把他作为预言者。他在此书的前言中提到了两个预言家，一个是以《一九八四》出名的奥威尔，另一个是写了《美丽新世界》的赫胥黎。波兹曼这样描述奥威尔的失败：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奥威尔预言的1984是人类全面陷入独裁统治的恐怖之年。波兹曼提醒说，人们在庆幸奥威尔预言失败时忘记了赫胥黎的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另一个预言：那就是人类将沉湎于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比如电视———直至死亡。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如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波兹曼总结说，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波兹曼在这本书中发出的预言是，将要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
二
你如果根据上述文字就下了判断：波兹曼在这本书中只是延续了商业文化批判的老生常谈，那就大错特错了。波兹曼为了撇清他和那些对电视垃圾“司空见惯的抱怨”的关系，特别声明自己对所谓电视“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任何人，他甚至说，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种“垃圾”。他也不否认电视以情感力量鼓励人们反对战争和偏见的巨大作用。但他还是要批判电视，尽管印刷机制造了更多的垃圾。此时你可能会紧急转向，接着下了另一个判断：波兹曼在延续麦克卢汉。这次你对了一半。因为波兹曼确实是以麦克卢汉为起点，你甚至还能看到麦克卢汉的老师英尼斯的影子———尽管波兹曼未提及这个名字———但波兹曼上路之后就与他们分道扬镳了。波兹曼强调，他的重点在于媒介对于人类认识论的影响。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本质是
娱乐的)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波兹曼以这样决绝的观点开始他的预言：知识分子们不断地用批判手法促使电视成为重要文化的载体———想想我们生活中的精英们怎样努力地企图将电视从庸俗提升到崇高———危险就在这里出现了。因为在波兹曼看来，精英知识分子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但他们偏偏要它承载它负担不起的使命，以至于对人类的前途产生了巨大的威胁。波兹曼毫不避讳他和麦克卢汉的联系，为此他特意引用麦克卢汉的著名警句，“媒介即信息”。他对于麦克卢汉的延续是，认为媒介决定它所表达的文化的本质，因为技术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如果用英尼斯的话来说则是，媒介是有偏向的。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内容，甚至能最终控制文化。和印刷术相比，电视偏好娱乐，如果强行用电视表达诸如新闻、政治、宗教、教育等严肃主题，人类就会在娱乐中走向灭亡。
波兹曼提出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比较陌生的论点：形式决定内容。他为了应对他人对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的指责，又提及了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的一个名字———马克思。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难道不会消失吗?”波兹曼以这些话说明，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只是一种媒介技术，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波兹曼更想借助马克思说明，麦克卢汉被作为一个学术界的异类，完全是人类或者是知识分子的疏忽大意，历史上已经有许多类似马克思的思想家们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波兹曼要在这个被忽略的路径中接着走下去。
波兹曼的这种考虑不无理由，因为在形式与内容两分法的传统思维中，形式总是被内容决定的。形式的无足轻重不但表现在它必须依附内容而存在，而且还要根据内容随时调整自己，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内容。但波兹曼的担心也有些严重了，因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在当今的许多领域都被作为重要命题考察，除了马克思，波兹曼还可以找到许多大名鼎鼎的思想者来证实这一点。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开阔些，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之外的一些学者们走得更远，他们甚至取消了形式和内容的界限。历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海登·怀特有一部著名的论文集，名为《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怀特认为，叙事不只是历史再现的一种可用或不可用的话语形式，它还必然包含着意识形态。叙事不仅传达意义，也创造意义。叙事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我们无法对它们做出截然区分。“形式的内容”，多么意味深长的话语。另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是苏珊·桑塔格。她在成名之作《反对阐释》的题记中引用了两段文字，其一为：内容是对某物之一瞥，如刹那间之一遇。它微乎其微———微乎其微，内容。桑塔格以为现代艺术以众多的方式逃避对于内容的阐释，以消解形式和内容的边界。比如抽象绘画试图避免通常所谓的内容，因为没有内容，就无所谓阐释。波普艺术则以相反的方式达到了相同的结果：它使用如此明显、如此“本来就是这样”的内容，以至到头来也不可被阐释。电影中也存在某种需要加以把握的内容之外的东西，电影拥有一套形式词汇———即电影制作过程中有关摄影机的运动、剪辑和画面的构成那一套详尽、复杂并且大可商榷的技术。
因此说，在麦克卢汉的道路上，波兹曼并不孤单。在这个主题中我们还可以开具一长串的名单，比如波德利亚———他论证大众传媒以纯粹的形式力量占据了后现代社会的中心;甚至还可以扯上吉登斯———鉴于他关于大众传媒造成的时-空分离现象的精彩阐释。波兹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在新闻传播领域充分发挥了这个形式与内容的命题———主要是对电视的剖析和批判。
三
波兹曼认同关于电视以娱乐性导致美国公共话语解体的判断，但他对于这种现象的探究是独树一帜的。他的路径是，真理与表达的形式有关，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在波兹曼看来，真理的外衣是印刷术而不是电视。在人类试图给新闻、政治、宗教、教育这样严肃的、以传递真理和建构公共话语为主要目标的活动穿上电视这个花里胡哨的外衣时，危险就出现了，人类不可能以电视接近真理。波兹曼对于电视的批判是以对印刷术的分析开始的。他以大量令当代人感到吃惊甚至是震惊的历史事实，说明了美国民主社会早期的公共话语和印刷术不可分割的关联。比如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出版的《常识》，在两个月之内卖掉了10万册，以人口比例计算，这相当于在1985年卖掉800万册。你可能会说当代也有如此销量的书籍，比如那些《哈利·波特》之类上了排行榜的畅销书;你可能还会说当代图书业的发达导致品种多而单本书的发行量少。但是问题的重点不在这里，波兹曼想说的是，当时的阅读是与严肃性的公共话语的建构紧密相连的。殖民地时期的美洲没有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在各种人群中广泛传播，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更重要的是不同阶层的人群共同阅读像《常识》这样严肃主题的书籍。以至于1772年时的学者就有评论说，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者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而这才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表现出来的主要兴趣。
波兹曼充分认识到任何媒介技术都有两面性，印刷术也不例外。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变为可能，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但他认为归根结底印刷术利大于弊。现代人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大多来自于印刷文字。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总而言之，波兹曼认为印刷术是真理最合适的外衣，因为它可能以思维的理性化逻辑性、主题的严肃性以及意义的丰富性建构有价值的公共话语。
电视则被波兹曼认为是与公共话语所要求的理性、严肃和丰富背道而驰的。波兹曼并不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但他以为就本质而言，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借助电视，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画面，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电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主要表达，因此娱乐借助电视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娱乐定义了人类所有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在这里，波兹曼显示了与以往电视批判话语不同的取向，他认为皮亚杰们的理论———比如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虽然是正确的，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揭示电视对于当代社会以及人类未来的威胁。
四
波兹曼从新闻、政治、宗教、教育四个方面———这可能是波兹曼认为建构公共话语的关键地带，是关系人类命运的最重要的领域———阐释了人类在电视中娱乐至死的悲剧命运。波兹曼认为，电视对于新闻的戕害在于它以娱乐规则统领所有新闻报道。首先，电视节目的构成形式导致新闻报道丧失了严肃性。在一般为半个小时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播音员用“好……现在”这样的串联词，将原本毫无关联的事件作为整体(一档新闻栏目)传递给观众。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立即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了。在电视的这种模式中，我们看见的是零散不全的新闻，它们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它们只能是纯粹的娱乐。其次，电视“看”的特征导致
了电视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主持人或记者的表演。简单地说，电视为新闻的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报道者所——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第三，商业广告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的影响。在严肃新闻中插播的广告会在瞬间消解新闻主题的重要性，观众可能产生并且需要的深入思考不断被广告打断。这种模式妨碍了电视新闻成为一种严肃的公共话语形式(比如中国观众经常能在电视新闻对于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严肃报道中，反复看到插播的麦当劳广告)。波兹曼总结说，电视新闻只能给它的观众“假信息”，这里的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当代人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在没有——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把世界分解开来的人们正想方设法把它拼合回去，但他们惊讶地发现，已经没有人在乎这一切。
波兹曼因此说，像奥威尔这样思想敏锐的人面对这种局面也会不知所措，因为新闻界并没有成为总统的掌中之物，谎言并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而是公众被娱乐得麻木不仁，适应了一个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娱乐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构成公共话语的严肃事务。赫胥黎则早就预见了这样的情形，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波兹曼认定电视是纯粹的娱乐工具，所以它对于人类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提供纯粹的娱乐节目。电视最糟糕的用途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波兹曼接着下了一个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结论，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应该庆幸了，诸如《新闻60分》之类的严肃电视节目才是最大的危险。波兹曼的意思是应该让有偏向的媒介技术归于它们合适的位置，如果强行将娱乐的电视用于严肃的事务，就会走向反面。
波兹曼在讲述他的预言时表现出无比的悲观。他并不认为奥威尔的预言毫无价值，但他认为专制威胁不再那么可怕，是因为人类对这样的威胁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而赫胥黎告诉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笑容满面的人。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当专制降临时，人类会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们的激励下奋起反抗;但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那些就此发出警告的人们已经声嘶力竭了，但他们仍然不被人理解。波兹曼说，《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的文字散发出震撼人心的魅力，但这确是“阐释时代”的绝唱，就像歌手临近死亡时的歌声那样，最动听、最优美。
五
波兹曼在将要揭晓最终的解决方案时说，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虽然他的预言十分悲观，但他仍然乐观地相信只要是问题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法，尽管希望渺茫。如果你觉得波兹曼是善于把握阅读节奏的高手的话，他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提出的解决方案真是过于平淡，以至于有点让人失望，他也因此说自己无法超越赫胥黎的智慧。当然本书不是小说，所以波兹曼不可能为了读者的阅读快感任意编造结尾。波兹曼虽然在这个主题中表达了高昂悲壮的理想主义，但他还是保持了对现实的异常清醒的把握———他剖析了那些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比如提倡一个月不看电视———虽然可敬但适得其反。他的方法是，利用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学校。利用学校教育让人们思考并理解这些问题：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
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些广泛进行的公民媒介素质教育中，媒介内容受到最多的关注，比如色情、暴力信息可能产生的影响，波兹曼的媒介影响认识论的问题基本被忽略了。
波兹曼的预言能否实现?如果波兹曼还活在人世，作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应该期望自己的预言落空。最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波兹曼们的离去，在“电视文化”中长大的人们将取消他发出的预言。
波兹曼的思想还是在媒介技术论的范畴中，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媒介技术论终究提出了传媒研究中能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文化研究、实证学派形成平衡的、别具一格的思想路径，波兹曼在其中也算得独树一帜。这对于打破技术的盲目乐观论调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技术不是中立的，人类不可轻信自己驾驭技术的能力和意识。
最后，我们不应忘记波兹曼写作此书时的身份———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他在本书中也反复强调他的美国文化语境。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我们的警惕应该是双重的，奥威尔、赫胥黎的预言我们都必须谨慎对待，保持高度警觉，并且延续波兹曼不懈的追问和探究。(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原创： 邓钦月
阅读《娱乐至死》之前，我特意查阅了该书的写作背景，个人觉得《娱乐至死》与《众神狂欢》是姐妹篇，虽然出自不同国家的作者之手，但都是基于对文化浪潮冲击带来的利弊进行思考与探索，前者是谈20世纪后期，电视媒体的异军突起，印刷媒介逐渐式微，甚至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而引发的思考和焦虑，后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文化崛起，各路"众神"迎来了狂欢时代，尤其是文化的众神狂欢而引起的思索和担忧。《娱乐至死》的作者是美国籍的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ll Postman,1931~2003)，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教授授衔，并担任纽约大学文化与传媒系主任直到2002年，波兹曼专注于研究媒介技术大爆发为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该书对于今天的媒介研究者也具有重要的启发。
正如《众神狂欢》中提到，但市场文化以新奇、刺激、欲望作为主要特征带来文化市场的变革冲击传统文化时，一部分知识分子首先是"控诉",《娱乐至死》就是一本精彩、有力的严厉的这样的"控诉书".《娱乐至死》"正文"部分分为 11 章，作者以"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躲猫猫的世界"、"娱乐业时代"、 "好……现在"、 "走向伯利恒"、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赫胥黎的警告"十章节来观察主流媒介的变革对大众以及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并控诉人类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事物。
通读这本书，作为新闻专业的大学生，未来的媒体人，站在今天时代的我对书中的一些观点不完全认同，毕竟这本书是1985年出版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的这样一个时代过程，这本书是作者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作者阐述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样一个观点。我赞同作者的前瞻性，以及对新媒体出现带来的隐忧、认识到媒介危机等方面具有惊醒的精神，但时代注定是要发展的，科技注定是生产力。我们只能以辩证的观点去看待新生事物以及科技带来的发展利弊。
《娱乐至死》有些观点我也是认同的，在第十章 "教育是一种娱乐活动"中，讨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当人们试图通过电视节目来做教学时，对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电视是如何定义了"什么是知识","怎样获取知识"?谈到试图通过电视进行教育的行为，有一种教育娱乐化的倾向这样的观点，就今天来看也是利弊都有。比如我们大学生上网课并网上答题和考试，是不是真正做到教育到位?正如书中提到这样的教育"有趣味"了，但是否真正学习到知识?教育实在是一个太大、太重的问题。如何去教育学生或教育自己?教育是研究知识的传播的，小到从老师到学生，大到社会风气的形成。还比如无孔不入的广告，在报纸出现之前，广告的影响力并没有这么大。即使是在报纸主导的印刷机时代，广告也仅仅是以精简的语言蜷缩在报纸的某一个角落，广告被看作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1985年电视机已经成为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项目，各式节目24小时不间断播出，波兹曼认为"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就广告而言，电视时代，广告分分钟插入，人们都习惯看电视广告去购物了……理性消费少了。几十年后的中国情况类似，就我喜欢看的XX电视台，自从电视台商业化以来，为了能在收视率竞争中脱颖而出，节目娱乐化的倾向愈发强烈，尤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国内向国外借鉴过来的自产的娱乐节目多如牛毛，各种答题比赛和综艺秀和近期的真人秀等，真正好看的节目不多，是观众口味越来越刁钻，还是我们娱乐的兴趣下降?就如近期播放的古装剧，本来很好看的剧情和演员不俗演技，结果为了收视率换新剧，电视台剪辑多集，播放时观众表示"断片"、"看不懂"——"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前言，作者提到了两种重要的预言：一个是来自乔治 奥威尔，他认为人们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受制文化;另一个是来自《美丽新世界》作者赫胥黎，他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人们在享乐中失去自由，他认为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娱乐至死》作者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恰恰是赫胥黎的预言。综括全书，波兹曼主要对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描述提出了两个观点：
一、电视介入政治使得原本严肃的竞选仿若综艺节目，民众热衷于政治家的花边八卦，对他们的着装外表评头论足，并让这些毫不相干的因素直接影响手中的投票器;
二、电视新闻报道的强势覆盖，大规模轰炸，使得原本多元情绪的新闻事件都变得淡化和娱乐化，主持人机械的"来看下一条",就轻巧地将观众注意力转移，而包含在每条新闻中的应有情感正在丧失，无论观众还是传媒都在变得冷漠。
在阅读《娱乐至死》时，觉得它有些话语放在今天都特别有意思，比如这段："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的命运就在劫难逃。"这段话指的是电视这个"满面笑容人"的出现造成的精神毁灭……作为学生，也许我的理解还不够深刻，但我认为，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尤其是新科技的出现不能理解正常，但一味"打倒"也是心态不够开放的一种表现，作者对当下"娱乐至死"的抨击，倒不如说是对人类自身缺乏识别力和自制力的贬斥。而且对印刷术的推崇显然是一厢情愿，作为警惕可以，拿它来抵触视觉文化和信息飞速传播却没有必要。
但新科技带来的弊病也要正确认识，就目前我们这类现象来说：一方面，抖音、快手、网红、天价明星、Kris吴舌战群雄;另一方面，对国家有着巨大贡献的精英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却无人问津。娱乐明星相比起国家的"脊柱"们更受关注，这在许多国家也是普遍存在，这是一个社会级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青少年们花费大量时间刷抖音、看直播，这或许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就目前中国新生代线下娱乐消费逐年增长，90、00后已成主力军。另一方面，网络的娱乐化是较电视而言有过之无不及的，而且网络由于可以提供互动而将娱乐精神进一步深化。如今，许多报纸(如经济观察报)都有博客专栏可以说明民间言论的力量，但同时许多人也因此在网络上发表不负责任、不经核实的评论，在网络逐渐替代电视侵入我们的文化社会背景下，大众化的、简易直观并以娱乐为导向的文化占领文化高地实在让人无法不担心文化的倒塌。
在我看来，"娱乐至死"更多地表达的是在这个消费时代大众审美的趋势，至于能不能到"死"的地步，还值得商榷。毕竟，新科技的出现都是伴随着利弊的，这其中，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才可以辨明是非，掌控自己去取舍。所以我相信人不会一味满足娱乐，乃至"死".迟早，人天生的对崇高的追求会激发，引领正确的道路。比如我外婆外公那辈人，在文革巨大的精神荒芜后的那批大学生，他们的阅读高度，也许数十年内都没有哪代人能够超越，这就是对此最好的佐证。
读完此书，厌倦而思：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书中的一些观点，但还是感谢作者波兹曼，感谢他对这个时代的忠告。
文化变质时代的我们该何去何从
---读《娱乐至死》有感
1985年，尼尔·波兹曼出版《娱乐至死》、 与《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一起，构成了著名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享誉世界。
其中，《童年的消逝》论述了童年是如何在电子媒介的产生和普及中受到威胁并面临消逝的，《技术垄断》警告世人，美国正进入技术支配文化的一个新阶段，正面临失去传统、失去驾驭技术能力的危险，而《娱乐至死》与前面二者一脉相承，提出现实社会中(书中主要以美国为例，但是对于中国等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一切公众话语渐以娱乐大众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精神文化。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人类将在无尽的娱乐式信息中逐渐迷失，最终成为像封面上的人一样，大脑空白，娱乐至死。
在《娱乐至死》一书的前言中，作者讨论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的观点，并警告世人，真正将成为现实的将是赫胥黎的观点。正像《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样，在新媒体时代，人类的“人性”或将被剥夺殆尽，人类将会接受机械化的安于现状的教育，失去激情、痛苦等感觉，最可怕的是，人类失去了思考的权力，失去了创造力。
随着英国人卢贝特·默多克在传媒界的革命，如今，可以说，“文化娱乐化”时代已经悄然而至。
奥威尔预言，“我们憎恨的东西将毁掉我们”，赫胥黎则预言“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会像鸦片一样让我们沉迷热爱，最终却会毁掉我们?尼尔在书中暗示，在这个工业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变质的文化或将成为毁灭我们的祸源。所谓文化的变质，指的是以往发人深思的文化精粹逐渐被快餐式、娱乐化的文化所取代。这样的文化不再是引导人们思考创造的源动力，反而成为供人们消遣，满足人们娱乐需求的工具。在文明传播的早期，媒介形式相对简陋单调，信息传播的速度质量严重不足。然而，随着电报、电视等新媒介形式的出现，信息传播的途径迅速多样化，从文字到图片再到实时视频报导，人们在无尽的繁杂的信息洪流中逐渐无法把握自己的初衷，被各种各样无聊的信息洗脑，从而成为技术的狂热拥护者，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以中国为例，在稍早的时候，物质基础极其薄弱，娱乐方式相对匮乏。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依赖于私塾先生的传授。学贯古今的名宿大儒多会聚揽几百甚至上千门徒。有时，为了拜师求教甚至需要长驱几百上千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却一次又一次结出硕果，思想的“百家争鸣”，汉赋元曲，唐诗宋词，都达到了令人仰望的高度。反观今天，土电话时代早已落幕，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无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截至2006年，全国电视观众总户数已达到3.06亿户，电视观众总人口数达到10.7亿人，全国平均电视机普及率达到85.88%。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网络普及率达到40%，西部地区达到21.5%。不可否认，电子设备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人们几乎可以足不出户就知晓天下事。但是，就是在这种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的前提下，中国的文化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禁引起有识之士的惊呼。以中国电影市场为例，欧美快餐式大片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这种追求视听刺激，血腥暴力的影片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对于中国本土电影，如徐峥的《泰囧》和冯小刚的《私人定制》都轻松地取得了10亿的票房，但是如《一九四二》等一批严肃沉重的影片却票房惨淡，这种差别不能不引人深思。
概括来说，新的媒介形式的出现，“传媒暴力”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对我们产生了诸多的不利影响。
一、信息污染。娱乐化的信息极大地冲淡了人们对于严肃客观问题的关注度。
二、认知能力削弱。我们获取了过多信息，却因此丧失了抽象客观思考的能力。
三、道德责任感淡化。在信息化时代，娱乐化信息正使人们丧失流传久远的民族美德。
四、淡化人际关系。足不出户的信息获取固然快捷，却阻碍了人际交流，影响思想的交流。
那么，是什么吸引我们毫无察觉地陷入文化快餐的陷阱呢?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中给出了答案“人们对于娱乐有着无尽的欲望”。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提出，人之精神活动，一部分在自己意识状态下进行，即人自己能察觉的情况下，但大部分却在不知不觉中，所谓潜意识中进行。由于人类的本能中有着对娱乐的欲望，所以人类会在不知不觉中规避严肃，趋向娱乐。由于现代社会信息渠道众多，严肃的东西往往和娱乐化的东西混在一起，加之缺少来自思想层次对于人类思想的升华，使得人们很容易在纷乱的信息中迷失自我，最终成为信息的奴隶而非主人。
那么，身处这样一个文化变质，信息暴力的时代，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我想，要做的便是文化的回归。唯有固执的坚守本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才是应对信息暴力，媒介娱乐化的最佳手段。譬如韩国的“身土不二”精神等等。然而，要想唤醒已经深深陷入娱乐化信息中的人们，所要做的就很多很多。第一是电视内容的肃清，电视依旧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即便现在网络技术已经日臻成熟。对于严肃的问题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方式。试想一下，当新闻节目正在直播航班失事的沉痛消息时，突然插播娱乐大众的广告，将会极大影响新闻的感染力。还有近来甚嚣尘上的“恶搞”与“戏说”风潮，不可否认像《宫锁心玉》、《步步惊心》、《抗日奇侠》等电视剧的确具有其吸引人之初并且思想并无不妥。但是，过多的此类电视剧是否会歪曲人们对于自己国家坎坷曲折历史的认识呢?是否会使人们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从来都是囿于庸俗呢?第二是要提升国民的精神境界。这一点看似容易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因为不是知识水平的提高就一定伴随着思想水平的提高。中国从一穷二白的东亚病夫一跃成为如今笑傲一方的超级大国用了六十年，但是中国要从如今年文化日渐衰退的境况中走出并成为世界的佼佼者也许需要近百年的努力而且没有捷径。第三，便是限制利用娱乐大众获利的行为。近些年来，“超级女声”、“超级男声”、“中国好声音”等类似节目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数量越来越多，但是质量却越来越差，最后如同“作秀”已经一般无二。亦有一些人大胆爆出大尺度写真或无边绯闻吸引大众的眼球则是直接“作秀”，挑战大众的承受底线。对于这种行为则有必要加以规范。
读过《娱乐至死》，我觉得或许人类有一天真的会因为娱乐导致死亡，不一定是灭亡，而是思想的死亡，创造力的死亡，文化的死亡。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思想的死亡其实就同人类灭亡一样可怕。
参考文献
1.《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 2004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对娱乐至死问题的批判性研究》 刘肖《新闻界》2007年第4期
我将从六个方面来表达我对此书的一些观点
一不可忽略的封面
书封面上的那张图片——一家四口围坐在电视机面前，可每个人都独独缺了最重要的头部。于是，原本该是其乐融融的画面因为头部的缺失有了意味深长甚至是凉飕飕的味道。刚开始时，我还惊诧于此，可随着阅读的渐渐深入，我对此图片越来越心领神会，一点一点感受到其振聋发聩的内涵。
二令人警醒的前言
精炼的前言里，波兹曼摆出奥威尔和赫胥黎对未来的两种截然对立又各自精彩的预测，当头一棒惊醒了我。在此之前，我甚至都没有想过“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这个现在看来果敢且似乎愈发情理之中的命题。其实，波兹曼的这整本书也就是在对后者关于未来那个“美丽新世界”预测不遗余力地作着论证，警醒着大众，那个美丽的新世界正在或者已经处心积虑地到来。
三关于“隐喻”。
第一章的题目就是“媒介即隐喻”。几乎完全相同的句式，让人自然而然地想起麦克卢汉那句经典的“媒介即讯息”，这句起初看起来无厘头似的陈述句，细细想来却茅塞顿开。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讯息本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传播其的媒介则恰如其分地顶替了上去，完成了时代的使命。在这里，波兹曼自己说，这里的“隐喻”是对“讯息”的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麦克卢汉的表达)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是啊，正是媒介的“隐”，让它的介入往往是以“润物细无声”的姿势，不为人所注意，就像我们会忽视掉钟表于时间对我们的奴役一样，钟表对时间的控制是上帝都成了输家。如此类比，可不就是今天的我们么?我们毫无意识毫无准备地坐在电视机面前，等着屏幕上的闪动的画面，超级女声，还是赢在中国?我们自以为是地以为遥控器握在自己手中，自己便牢牢地完成着对自己的掌控，殊不知，正如孙悟空在如来佛手心里翻的那个讽刺的十万八千里的筋斗，我们早已整个儿的被控于某种无形却强大的力量之下。这就是媒介。在它供给的娱乐中，我们不能自拔却浑然不知。
四网络——无底的娱乐深渊
按波兹曼的理论延续下去，现在的网络更是一个无底的娱乐深渊。因为赫胥黎所担心的现象果真出现了——我们每天身处于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我
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每天浏览无数或欢喜或悲伤或有趣或无聊的帖子，芙蓉姐姐天仙妹妹演完一出又一出，某女很傻很天真…我们用“灌水”、“顶”、“挺”、“某某到此一游”等无意义的词汇作着所谓的回应。我们似乎在坐观一场又一场娱乐盛宴，殊不知，自己也在日常的生活中拼命演出，为旁人提供着娱乐的源泉。世界仿佛陷入了娱乐的死循环里，垂死挣扎。
五看看我们的生活
引用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灭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前者形成桎梏，阻碍人类思想的自由自在地发展;而后者让人类沉沦，从此不思进取。细想想，这并不是耸人听闻。中国人目前就正在陷于一场全民娱乐活动的闹剧中。也许同书中所写的当年的美国一样。从几年前的《环珠格格》，到超女、快男、红楼„„红遍大江南北，举国欢庆。万人空巷这个词，终于从我们的小学课本里跳了出来，不再让我感到这个词费解了。也许不单单是电视，中国人对于电脑网络的痴迷程度，应该是书中的美国人所没有的。于是，才出现了一些特别的现象比如芙蓉姐姐、天仙妹妹这样的网络名人;bbs原本是种娱乐方式，却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先是PS，后来是几年前的flash，再后来是馒头，接下来不知道是什么风靡的软件;甚至现在某些媒体报纸上的新闻，都是从网络上照搬照抄出来;年轻一辈对于网络的亲和力，一定是已经胜过对我们小时候最好的伙伴——电视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打开电视，你不必担心没有事情做，有24小时的新闻频道，足不出户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看完人类所拍摄的一共23万余部电影，按一部2个小时计算，一刻不停，不吃不眠，也要50年;更不用说那些制作精良的《国家地理》，以及各式各样的纪录片——它们算是知识的浓缩精华——反正电视上只要播放这类片子，我是绝对一个镜头都不愿意错过;各式各样的题材的电视节目，新闻、经济、军事、体育、刑事侦探、法律纪实、歌舞升平、相声小品、艺术写真、电视剧、精美广告、电视购物„„应有尽有。打开电脑，你也不必担心没有事情做，有各式各样的门户网站，一定还有那么三两个你混习惯了的论坛，还有你玩顺手的游戏，QQ、MSN、新闻、图片、服饰搭配、网上购物、同学录、三五个邮箱、三两盘魔兽„„看看有什么news，一圈轮下来，刷新几下，喝杯咖啡，一个上午，轻而易举就过去了。下午看上三两集拷贝进来的电视剧，枪版的新出大片(而这些大片让你看完之后，也不觉得能咂摸出来什么味道，只是受到些视觉冲击，或者附合着笑两声罢了)，一两个小时网游，喝杯绿茶，于是一个下午又过去了。晚上在博客上涂抹几笔，呻吟几声，下几盘斗地主，于是一个晚上又过去了。回头审视一下这样的生活状态，非常害怕。这是否就是《娱乐至死》这本书里所说的，我们被我们所热爱的媒介，隔断到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只有眼前的热闹，这样一种状态中呢?这样的状态中，你绝对不用担心没有事情做，相反，你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做，忙都忙不完。但
是这些事情的意义很稀薄。——你不是被关在监狱里无所事事，你是自由自在地在不停地做无谓的事情。
六“我们将死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随着印刷机时代地结束，电视时代地开始，我们走进娱乐时代。这一巨变改变了我们地思维方式，而且还迷失了一样重要地东西——思考。
一个没有思考，没有观点，没有认识，只有画面，只有欢笑的生活是什么?是娱乐!“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地东西!”这句话时时警告着我，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已成为娱乐地附庸，我们终将在多姿多彩地画面中消亡。但是，当我们在娱乐时代中渐渐沉沦时应该怎样力挽狂澜呢?答案是书，书是知识地宝库，它是永恒的。我们可以在书中获取精神食粮，重新拾起遗失已久的各类知识和处世态度。然而我们看到没有画面只有油墨的书，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所以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
书的后面几个章节，还提到了一个试验，号召人们一个月不看电视，以期发现电视的存在让人们错过了生活中的什么更为重要更需要细腻体会的事件和情感。结论是：人们会明白，那些发生在地球另一端，某些角落里的事情，其实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原本不应该在这样的事情上花费他们本来那样宝贵的时间。关上电视，他们发现除了少了一个搞笑的渠道，少了一点聚会时候可以共同谈论的话题，什么也没少。家人相处的时间多了，看书的时间多了，出去锻炼的时间多了……还可以不通过电视屏幕，就看到晚霞和繁星。
信息过剩的时代里，你怎样保护自己的头脑?这真的是值得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否则，没有人为我们明天不再会思考的大脑负责。也没有人为我们今天流逝掉的时间，痛哭。但愿我不是在耸人听闻。
参考文献：
书籍：
《媒介素养引论》单晓红浙江大学出版社
波兹曼“媒介即隐喻"理论的文化解读张颖吉首大学
以《娱乐至死》的视角审视当今电视的娱乐化吴斐浙江大学
“娱"还是“愚”?——读《娱乐至死》龙亚莉湖北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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