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增长理论论文

摘要：农民典型落后思想道德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具体路径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道德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总路径的规定。据此，可以得出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劳动者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其思想道德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的结论，可以提出新时期思想反贫困的对策建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发展增长理论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经济发展增长理论论文 篇1：

经济发展增长理论指导下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经济增长理论是运用均衡的分析方法，建立各类经济模型，考察长期经济动态增长过程。在经济发展增长理论之下，对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进行思考，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与国外的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英语作为全球性的通用语言，其翻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文章希望能够对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具体影响翻译教学授课质量的问题进行思考，这样就可以找到优化英语翻译教学的改进策略，并且在提升翻译人才的专业化水平方面进行更加积极的努力。

一、引言

国际间的经贸交流和文化交往在不断的频繁，而英语翻译人才的专业人才也分为了不同的内容，为了各大企业提供优秀的翻译人才，成为很多教育机构以及各大院校非常重要的任务。大学作为系统传授英语翻译知识理论，并且提升英语专业人才实践能力的阵地，为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的教育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同时大学期间的英语翻译教学方法，也影响了翻译人才人力资源培养的实际深度。

二、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影响授课质量的主要问题

(一)课堂上所采用的教学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

在大学英语翻译课堂的教学改革进程中，虽然教师做出了很多积极的努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大学课堂之上进行翻译课程的改革，不能够随意的变更其教学模式，很多大学教师认为，过于草率的教学观念创新反而会使得教学的实际效果产生偏差。大学英语教师长期在英语教学培养模式等教育环境之内很难通过自主学习建立起英语翻译教学的主动性思维，因此，课堂上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还存在一定的传统性和滞后性，这些成就的教学方式可能影响学生英语翻译技能的提升。

(二)学生掌握的英语文化不能与经济增长相匹配

长期以来大学生所掌握的英语文化和英语文化教学内容，虽然由于全球化英语的普及提升了其应用的可行性，但是英语毕竟是一门未来的语言，学生可能存在着本土思想和文化与外来英语文化之间的差异。你翻译声音来说，专业的翻译学生应该拥有英式思维，在高等院校进行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很多教师都会忽略对于英语文化方面的培养和渗透， 而学生所掌握的英语文化知识很可能是比较陈旧的，很多英文知识也许涉及到了宗教历史以及英国文化的起源，但是对于现代英语教育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些新态势却没有很多的设涉及。这样就可能使得很多英语高等院校学生在翻译专业学习的過程中，英语翻译的实际效果很难保证句子的准确度。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引导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改进策略

(一)加强大学教师师资力量建设

虽然大学教师在进入大学教育岗位之时进行了诸多的考试和自身能力的评判，但是学生和教师的发展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学生的英语翻译能力需要与社会相接轨，因此教师的自身专业知识能力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的学习，加强大学教师师资力量的培养和建设，使教师在各类翻译理论，无论是口译和笔译的教学技巧上，都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在加强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教师的汉语知识水平和英语知识水平彼此融会的考察中，加强对于全球各国文化知识的学习，通过创建更宽广的大学英语翻译事业，建立合理的教育教学评价和绩效机制，就可以依据课程培育目标，使得更加有经验的教师愿意加入到大学教师和英语教学师资力量的队伍之中， 从而提升整个翻译学院的翻译实践能力。

(二)创新的进行现代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变

顺应现代时代潮流，就应该考虑到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必须要更多的体现经济活动和经济往来。现代经济发展和增长理论，鼓励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更多的贴近生活在实际的材料和实际案例中，营造更为科学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情境，在课堂内容的选编和课堂设计上，采用更多的内容详细讲解与课外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教学。加强学生的跨文化知识水平，教师应该与学生之间进行经常的交心，同时应该创新的进行现代教学，并且将文化背景的学习作为教学内容改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方式的改变也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结合现代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变，充分的鼓励学生能够在英语翻译教学和复合型人才翻译教学中提升自身的语言翻译实力。求新求变，创新的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现代英语教学，提升师资力量建设的成效。

(三)主动的进行多国语言文化交流教学的尝试

在经济发展策略和经济发展增速的引领之下，多国语言文化交流是一个长期积累，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要求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必须要非常注重学生跨文化知识的导入学习，加强对于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修养训练力度。加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要促进学生对于中国文化自身的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之上了解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学生在地理位置，人文风俗，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了解，鼓励学生多多一些与英文有关的社会实践， 或者多看一些国外原版电影，有利于学生跨文化知识水平的显著提升。

四、结语

全球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快，信息化技术手段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引导之下，拓宽了我国外交领域的发展。我国的翻译事业被不断的催生，而在翻译人才需求快速增长的过程中， 高等院校必须要加强对于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改进，在师资力量建设上，应该舍得花成本和花时间，从而能够促进我国翻译教育的实际效果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张丁

经济发展增长理论论文 篇2：

人的思想道德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路径的理论分析

摘要：农民典型落后思想道德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具体路径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道德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总路径的规定。据此，可以得出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劳动者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其思想道德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的结论，可以提出新时期思想反贫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家庭贫富;思想反贫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我们可以找出一万个贫困的原因和实施一万种反贫困的措施，但人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乃贫困之总根源，基于贫困者自身思想素质提高的反贫困乃最有效的反贫困对策。“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和精神，但由于人的思想不可视，人们关注的只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贫困的资本、劳动、技术等原因，贫困的人的思想原因及思想反贫困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其实，国内外发展经济学并不乏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人的思想原因的考察，主要有如下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方面：(1)思想原因。佩雷菲特指出，穷国追赶富国，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赫希曼、王小强、白南风、吴碧英指出，经济发展需要转变人的思想观念;刘易斯认为，人的思想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企业家具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的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英格尔斯、克拉克、张培刚等认为，传统思想观念是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众多国内学者论述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精神原因。佩雷菲特等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熊彼特等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厉以宁指出，城市精神(市民意识)是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的主要因素;格林菲尔德等指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精神。(3)宗教伦理原因。韦伯、厉以宁认为，新教伦理是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的原因;金耀基、杜维明认为，宗教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增长;艾勒塔斯、米策泽尔等认为，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余英时、余达淮认为，儒家伦理既有促进东亚经济发展一面，又有阻碍东亚经济发展一面。(4)价值观原因。缪尔达尔指出了作为价值观总和的人的“态度”在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佩罗、许崇正、陈春花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钟阳胜等认为，价值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精神条件。(5)意识形态原因。诺思、库兹涅茨、林毅夫等认为，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影响经济增长。

遗憾的是，发展经济学大师及研究者只是提出了“人的先进思想观念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是脱贫致富的桎梏”之类的判断或命题，尚没有对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家庭贫富的相关性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即没有揭示出人的思想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或路径依赖。也没有人明确提出思想反贫困的政策主张。国内外人力资本理论，只是将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素质作为人力资本要素，揭示的也只是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以缺乏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解释贫困的原因，尚没有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纳入人力资本范畴。人的健康、文化、技能素质是人口素质的重要内容，对此，各派人口理论不持异议，但是否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人口素质的内容，人口理论界还存在较大分歧。国内“三农”问题学者也只是就农民健康、教育、文化、知识、技能素质与农户家庭生产、家庭收入、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专门研究，而同样忽视了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与农户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考察。

二、人的思想道德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

人的思想道德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是：人的先进思想道德——经营者素质提升——人的理性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现。

(一)不懈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经营者素质提升——经营者理性经济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韦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即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精神动力因素。韦伯指出，理性地不懈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即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激励着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也指出，在新教伦理观念甚至是非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人理性化的行为;一旦人的行为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先进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人的理性行为)——社会交易费用节省(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诺思认为，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利益)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思想倾向。若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都想成为或都期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的行为规则(即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的引导，使人们的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它通过约束个人行为，节省社会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理解或评价是意识形态

的重要内容。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那么，制度运行中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减少，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从而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及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都将减少。正如诺思说： “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一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

(三)人的竞争、冒险、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人的竞争、冒险、创新等市场经济行为(人的理性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接着，刘易斯指出。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市场经济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市场经济行为。刘易斯认为，“新思想”即人们对竞争、创新、冒险等市场经济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竞争、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竞争、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观念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竞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精明的商人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体制留存的机会，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实践(人的理性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激励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正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刘易斯的“经济机会”在熊彼特看来就是“经济机遇”，熊彼特进而指出了企业家创新精神与赢利经济机遇的关系：获利经济机遇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精神，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精神激励下的创新实践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经济机遇，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遇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是企业家职能的实践，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也就是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还认为，一旦一个人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企业，他就失去了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

三、人的思想道德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具体路径——以农民典型思想道德为例

农民思想是无边无际的，并有正确与错误或先进与落后之分。我们从中归纳出制约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家庭致富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这里由于篇幅限制，主要诠释了五种类型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路径，即农民落后思想素质——农民错误行为——农户家庭经济机会减少或失去——农户家庭贫困。我们发现：这一路径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总路径的规定。

(一)“读书无用”、“知识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等功利主义思想。行为上：农民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宁愿让孩子失学，帮助做家务农活或外出打工挣钱的错误行为。危害：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专业技能素质低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子女就业机会减少，甚至根本无法就业。在现阶段，劳动就业还只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人们收入主要来自劳动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就业机会减少(就业受限)，甚至无法就业，就必然使得个人和家庭收入来源变窄、收入减少，甚至无收入来源，致使家庭陷入贫困。

(二)认为农民“苦死累活上算”，而生命、健康、卫生、优生、优育思想意识淡薄。行为上：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生活无规律、卖淫嫖娼等一切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素质低下。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或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就业，或就业机会减少，谋生空间狭小，且劳动性质以低薪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临时劳动居多。第二，在家庭收入既定条件下，患病人口高昂的医疗费用开支，既使得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家庭生产经营的资本积累，最终也会影响家庭收入增长并导致家庭贫困。

(三)投机取巧、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等剥削阶级旧思想。行为上：懒惰和赌博。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赌博”和“懒惰”行为的本质是厌恶“劳动”，不仅不创造财富，反而消耗财富，使财富急剧减少，最终导致家庭贫穷，甚至是家破人亡。克拉克指出：“思想是个人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懒惰、缺乏责任感、贪图眼前享乐的思想与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取得成功所要求的行为是相矛盾的，因此，来自于这些思想的人成为穷人的比例很大，这些思想会比其他思想产生出更多的贫困。”缪尔达尔通过在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实地考察，揭示了懒惰思想及行为与贫穷的相关性，他认为厌恶劳动、懒惰成风是造成南亚人贫困的原因，他指出：“南亚人思想道德素质低是生产效率低的原因，南亚的现代经济并不很容易改变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南亚人懒惰，不愿积极工作。因此，南亚人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的重视。南亚一些只念过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自称受过教育，希望免除体力劳动。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南亚的贫穷。”第二，“懒惰”不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阻碍经济增长：而“勤劳”有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此，刘易斯深刻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该愿意更自觉

地勤奋工作，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而他们愿意更多地储蓄是不够的，如果农民以购买黄金和珠宝来储蓄，那么就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进行储蓄是为了购买更多的土地，那么，其影响就不是增加农业产量，而仅仅是改变了土地的价格或所有权，也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增长的关键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辛勤工作与生产性投资有必然的联系，两个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一个种族比另一个勤劳，而这就是勤劳的民族更加繁荣的原因时，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真正的差别在于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进行了更大量的生产资本形式。辛勤劳动与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绝妙公式。”

(四)“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行为上：第一，“多子多福”的思想引导人们多生、超生的行为。佩雷菲特通过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不发达社会特点和贫困原因长达40余年的考察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在一代或几代人之内，超生现象继续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是多子多孙的顽固传统观念。”第二，“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引导人们的生男行为。很多家庭在生出男孩之前是不会自动终止生育的，因此，为了把男孩生出来。又导致了多生、超生。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住、行、用等消费的更大需求。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抚养、教育子女的负担加重，导致家庭贫困(“越生越穷”)。第二，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会使人均收入相对减少，对子女教育投资减少，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文化、技能素质低下。随着现代社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制约家庭收入增长，导致家庭贫困。第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并为男子所不能取代的作用。而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面，就等于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家庭收入增长。第四，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使得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男子家庭贫困。

(五)“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行为上：第一，农产品自给自足，即不为市场生产。第二，农民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行着单一的狭小规模(“小而全”)的农业生产。第三，采取“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形式。对农户家庭生产成本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农本主义小农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小规模生产成本很高，根本不可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社会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产品交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对交易双方都有利。而且，交易双方通过社会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参加者都受益。张培刚也指出：“由于以农为本思想。因而崇本抑末、重农轻商，所以商业活动很难开展。市场很难建立，致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份直到今天在农村中仍占很大比重，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性及配置受很大限制，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都很高”。第二，自给自足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男耕女织”家庭分工的实质就是对男子和妇女职业与工种的限制，不利于社会分工和大生产的发展，结果是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皆高。第三，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不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即不能形成“规模生产，规模效益”)。第四，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与世隔绝状态，与外界交往甚少，在遇到灾害时，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是人力资本的内容，因为其同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要素一样，总是依附在人身上，与人身不可分离，并且其通过支配人的行为，进而使人获得或失去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最终促进或阻碍家庭脱贫致富、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内容，因为其决定着文化、技能、健康等其他一切方面人力资本要素的发挥程度，并且是资本、劳动、技术等一切生产要素带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前提。第二，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人口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第三，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者思想和精神的崩溃;贫困的根源已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低下(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

相应，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新时期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并用，即不仅要注重物资、资金、技术、教育、文化、福利、旅游等反贫困措施，也要重视基于贫困者自身思想素质提高的“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第二，新时期农村思想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就是要通过发挥政府强有力的建设性作用，加大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这一人力资本要素的投资，建设农民教育工程、农民文化工程、农民移调工程等，使农民彻底摒弃落后的旧思想旧道德旧观念，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实现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第三，农村思想反贫困就是要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农村思想反贫困是“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必须使农村思想反贫困与“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即既要在“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扎实推进农村思想反贫困，又要在农村思想反贫困中切实加强“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秦其文

经济发展增长理论论文 篇3：

高速增长经济体发展实践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

内容提要:二战后出现了许多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本文以十年为一个单元,追踪了这些经济体的发展与贡献,认为其经济发展实践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发展实践;发展理论;发展战略

一、引言

一般而言,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有:学科内部的理论纷争、实践领域的影响、学科之间的相互促进等。本文主要探索二战后经济发展实践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产生,为了设计适宜本国国情的发展政策,政策制定者们从率先腾飞的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中寻求答案,学者们则对这些发展经验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推广,促进了经济发展理论的不断演化。本文跟踪了6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认为它们影响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化。

二、上世纪50年代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

上世纪50年代以及二战以前的一段时间,苏联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苏联在“一五”和“二五”期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9.3%和17.1%,二战后,1946—1950年增长率达到20%,1951—1955年达到11.2%,它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其发展战略的典型特征是大规模的投资以及高速的工业化、国有经济、计划经济、内向发展。这些对于那些想迅速建立自己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强大的示范效应,上世纪50年代的发展理论大都受到了苏联经济成功的启发。

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理论包括:大推进理论(罗森斯坦一罗丹,1943、1955、1957)认为由于“货币的外部性”能带来规模经济,所以要靠大规模投资在几个互为补充的工业部门同时实行有计划的工业化;由于“技术的外部性”,教育和训练工人必须靠国家安排;他还强调了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计划化理论(钱纳里,1955)认为生产部门的相互关联和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非均衡引起的外在经济是价格制度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因此强调了计划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贸易条件恶化理论(辛格,1950)和中心—外围理论(普雷维什,1950)从不同侧面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贸易保护来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起飞理论(罗斯托,1956)假定投资收益率是固定的,为了让收入的增长率高于人口的增长率,投资占GNP的比率必须超过一个最小门槛,强调了资本的重要性。

苏联的经济增长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蓝本。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都把GNP增长视为主要目标。各国仿效苏联模式实施唯工业化战略,采取牺牲农业的方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通过“剪刀差”压低粮食价格,提供廉价食品给城市工人,并减少了投入到农业中的公共资源。进口替代政策迅速在发展中国家蔓延,这种内向型的增长模式启动了工业发展,然而,由于与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并不匹配,培育了大量的低效工业产业。

三、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领跑是日本和巴西。日本1958年至1969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1.2%。其发展策略是:重视农业。60年代起日本大批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大量土地撂荒,城乡经济失衡,因此日本开始了以农业机械化、化学化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重视教育、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充分利用国外市场与资源。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与巴西的经济增长和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问题对这一时期的发展理论产生了影响。

舒尔茨(1960)在分析了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奇迹后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还强调必须给农业机会,把先进生产要素导入到农业中去。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揭示了增长过程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落后部门必须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源,而现代部门必须有吸纳的能力。辛格(1964)肯定了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科学与工业之间相互累积性扩张等因素的递增收益效应,并将其称为“投资前基础设施”。刘易斯(1966)强调了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只有工农业平衡发展或者对外贸易取得重大进展才会出现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当一国进口替代活力被耗尽同时又没有取得农业上的突破就会产生结构性通胀。

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能力大大超过预期,而50年代的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受挫,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战略选择。60年代的经济发展目标仍然主要集中在GNP增长上,另外增长与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受到更多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也亟待解决。60年代主流的发展战略中,教育、科技和农业受到重视。为了找到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之间更为合适的组合,发展中国家适当地调整了其汇率和贸易政策,并因此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四、20世纪70年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

20世纪70年代是拉美发展问题凸现和东亚经济快速增长并存的时期。70年代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的发展具有典型意义,其策略包括:新村运动,1970年韩国开始发起“新村运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农民素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等。重视智力投资,开发人力资源。重视社会公平。初、中等教育免费、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向基层和贫困地区普及,这与拉美形成鲜明对比(拉美高等教育免费、公共医疗卫生只向大城市提供)。高速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福利指标的提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再逐步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注意引进技术,并培养自主研发能力。拉美发展问题包括:增长伴随着失业。70年代,拉美各国政府公布的失业率一般在5.0%与9.0%之间,研究者们认为实际失业率更高。隐性失业与非正式职业的存在。经济增长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各国纷纷陷入债务危机。乡一城移民以及其所导致的城市拥挤问题日益突出。寻求公平的增长方式是这一时期发展理论的重要任务。

东亚的经验和拉美的教训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数据。库兹涅茨(1971)探讨了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比例的变化以及制造业内部和服务业内部各分支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阿德尔曼、罗宾逊(1978)从对韩国经济的分析入手,提出了综合性的乡村和农业发展理论。国际劳工组织(1973)集中研究了非正式部门,他们断定非正式部门往往是高效的、有活力的并受到严重的歧视。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集中研究了教育系统、劳动市场、就业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乡城移民的决定因素;传统农业的角色等问题。莫里斯(1977)提出用“实际生活质量指数”衡量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的理论,这个指数由识字率、预期寿命指数、婴儿死亡率构成。托达罗(1970)把迁移表示为一个用城市就业可能性来衡量城乡收入差异的函数。

70年代拉美的教训让再分配和公平成为发展目标之一,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一个家庭消费的最小限度的需求和基本的社区服务,(如安全的饮用水,卫生,健康和教育设施)才是发展的目标。各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强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农村公共机构;通过再分配手段降低贫富分化等。

五、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

严重的外债负担、高利率和债权国经济衰退等事件的影响,改变了80年代初的发展状况和外部环境。墨西哥1982年金融危机迅速扩散到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在80年代下降了11%。非洲国家经济在80年代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了。巨大的债务危机使人们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生存提出了质疑。人们猛然发现外部均衡和内部均衡的实现成了恢复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的首要目标和必要条件。债务危机把80年代转变为“失去发展的十年”。与此同时,80年代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仍然是东亚。中国经济平均保持9.4%的增长率,亚洲四小龙则保持平均8.7%的增长率。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从过去所执行的“替代进口工业化政策”转而采取“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逐步采取自由贸易体制(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的国策)。大量增加教育经费,保证对教育的高投入和超前增长的趋势。政府较强的经济干预能力,建立了行政引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

从以上反差中,经济学家开始寻找新的线索。内生增长学派(卢卡斯,1988;罗默,1990)把技术进步看作内生的因素。认为技术进步是由有意的分配到研发部门的资源培育出的创新,或是通过正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产生的技术扩散。这种外部性,意味着政府应该扮演重要角色。菲利克斯(1989)对拉美和东亚经济进行了比较,认为东亚先采取初级进口替代模式(由国外设计并由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通过出口这类产品赚取外汇,然后进口技术上更加复杂和规模密集型产品,进入第二级进口替代阶段。这种进口替代能产生发展所需要的关键要素——适宜的技术。森(1985)的“能力与社会功能”理论认为发展的最终问题是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社会功能时的自由,为了实现其社会功能,个体需要最低限度的福利,从而提升个人选择生活、创造财富的能力。威廉姆森(1985)赋予制度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角色,提醒发展中国家建立适宜的制度和游戏规则促进发展。巴丹(1988)指出,发展经济学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精细的国家理论,他重视东亚政府用为私人部门提供支持与互补作用的方式在解决“协调失效”中担当重要角色的经验。

80年代第三世界普遍陷入危机,而东亚的市场化改革让发展中国家看到曙光,这种示范效应让这十年的发展战略以市场化为特征。各国政府的主要目标变为稳定、减少相对价格的扭曲、减少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上。其主要发展战略是结构调整战略,调整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贬值,依靠市场消除人为的价格扭曲,贸易自由化,出口导向,政府职能最小化等。

六、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是对东亚模式进一步仿效的10年,中国增长率平均达到9.6%,印度为6%,四小龙为6.5%。这些国家的,特点是进行制度变革。中国90年代不断加强市场化进程,同期拉奥政府也发起市场化经济改革。两国逐渐缩小公营经济的活动范围,减少对公营企业的干预;放松对私营经济的限制;积极引进外国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两国都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取消对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逐渐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出口商品生产;放松外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限制。相对于亚洲稳步增长,当时大多数拉美国家、非洲南部和东欧经济表现都不理想。

1990年威廉姆森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其政策建议是:压缩财政赤字、降低政府开支和边际税率、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私有化、放松管制和保护私人财产权等。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报告:《东亚奇迹》,分析了东亚经济成功的原理,即:合理的宏观经济基础、政治稳定性、出口导向、依靠市场、有选择性的政府干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高物质投资率、获取适宜技术等。世界银行的《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列举了对东亚经济崛起的原因的不同论点:“市场亲善论”者认为,东亚奇迹主要受益于宏观经济稳定,而政府对特定产业的干预作用不大;“国家推动发展论”者约翰逊、阿姆斯登、韦德等人认为后起国政府可以通过监督管理市场、“有意扭曲价格”和系统地干预生产激励机制达到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青木昌彦(1996)等提出的政府“市场增进论”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功能;斯蒂格利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具有特殊的职能如创造市场、替代企业家等。克鲁格曼(1995)指出,国际金融资本可以通过在新兴市场制造“金融泡沫”的方式来洗劫这些国家的实物经济成果。巴格沃蒂(1998)和罗迪克(1998)对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是否有益提出了疑问。同时1997年以前东亚经济的增长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识别、解释和测量增长的来源的兴趣。

东亚奇迹表明了合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许多东欧国家缺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过渡的适宜制度,许多南部非洲国家现存制度十分脆弱。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目标中制度建设、政府职能调整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许多国家重新恢复了金融控制。紧随着危机而出现的是贫困问题的恶化,使减缓贫困成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对东亚成功经验的模仿成为20世纪90年代主要的发展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进行满足基本需求如健康、营养、教育、信息和公共物品使用权等的改革。

七、本世纪以来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

进入21世纪领跑的还是中国,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近10.0%。而被认为是遵从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相继发生危机,如墨西哥、东亚、俄罗斯、阿根廷。东亚的金融危机、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拉美的外债等问题成为世纪之交的发展难题。以阿根廷为例,从1999年起阿根廷经济局势急转直下。其财政收入年均递减20%,失业率高达18%,外债占GDP 50%以上,实际经济增长率呈负数;国内外投资者信心动摇,民族产业处境艰难;社会动荡加剧。相反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渐进地实施改革和试验,逐步重视公平问题等。中国的发展影响了21世纪的经济学家。

1998年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把中国的成功经验介绍给了世界,即:提高社会储蓄水平、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税率改革、加强金融系统监管、可浮动的竞争性汇率、加强市场制度建设、维护政府的权威、渐进的改革、将中央政府的职能和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重视教育文化和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等。他强调经济发展既需要强大的市场,也需要强大的政府。雷默(2004)提出了“北京共识”,即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平等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等。林毅夫(2010)在分析中国奇迹基础上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把政府的作用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相互关联投资提供协调、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这四个方面。认为发展中国家无法建立起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强调利用全球化,参与世界分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中国的经济成功举世瞩目,而拉美的教训也让人印象深刻。近十年公平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目标越来越受到重视,加强对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入已经成为共识。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在再分配、吸引外国资本、科技等方面发挥应有的角色,积极参与全球化,根据本国的要素禀赋建立适宜的产业结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

八、结论

近60年以来,发展实践、发展理论、发展目标和战略之间是紧密相互依赖的和不断演进的。每一个时期的主流发展战略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高速增长经济体发展实践的影响。

近60年的发展实践显示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经历了以下发展过程:起飞前农业的初始发展(苏联、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之前都有一个土地改革和农业的初步发展);大量投资引起的工业化(往往先从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说重工业开始然后过渡到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再过渡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工业起飞以后对农业的扶持;先采取内向型发展战略随后开始外向型经济的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政府计划和产业政策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关注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这些实践对发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60年的理论演进上:上世纪50年代的唯工业论、唯计划论、唯资本论等明确了资本投资在发展中的作用。60年代的二元论、两缺口模型、人力资本论则明确了教育、技术和贸易的作用。70年代的各种理论围绕贫困和再分配展开。8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强调适宜技术和适宜制度的重要性。90年代自由化思潮遍布全球,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在全球上演。进入21世纪,政府和市场的角色问题的争议愈演愈烈,但制度的作用被逐步认识,它在发展问题中的解释力逐步加强。也许下一个十年“新德里共识”会成为理论热点。

近60年的发展目标不断变化:从GDP指标,过渡到就业、贸易平衡、公平的收入分配、外部均衡、治理稳定、内部均衡、结构调整、制度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目标不断丰富,这些目标的变化也与发展实践的要求相吻合。

发展经济学理论所开出的药方大都可以找到现实模型,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药方或方法当成目的本身。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的教训和东亚在金融风暴中的教训提醒我们,没有什么万应灵丹,在采取一种理论模型之前要先看它的约束条件和本国的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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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团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