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的成因与风险
摘要： 大学生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个人幸福的三位一体梦，激励亿万大学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然而，处在个体离疏化时代的某些中国大学生，呈现出去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倾向，大学生三位一体中国梦日益演化为“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对这种现象，应给予高度关注。本文以个体离疏化理论为研究视角，为大学生重新嵌入三位一体中国梦提供路径支持。
关键词： “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个体离疏化成因风险嵌梦路径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概念后，人们对大学生中国梦的研究方兴未艾。学界在探究大学生中国梦时，大多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着手。但是，当代大学生已经相当个体化，学界忽略结合个体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大学生中国梦，必然导致对大学生中国梦的探究缺乏深度。本文从学界前沿的个体社会学研究视角——“个体离疏化理论”着手，对“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进行探究，以期准确梳理“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的成因与风险，为大学生嵌梦提供路径支持。
“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是指“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某些大学生国家集体利益意识日益淡薄，与传统家国一体梦、集体主义观和群体社会关系渐行渐远，失去家国责任，疏离国家梦、民族梦、社会梦，却只为个人梦而努力”。简言之，“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是指某些大学生中国梦有成为单中心个人主义梦的倾向和趋势,从而影响了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
一、“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的成因
“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是在当代中国“个体离疏化”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复杂的伦理成因、现实成因、直接成因。所谓的“个体离疏化”指：“在当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既出现个体崛起的喜人局面，也有个体迷失的隐忧困境。它具体是指个体从传统伦理、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脱嵌出来，失去社会关联、步入社会疏远的过程。”“个体离疏化”的三种成因，“社会转型下的个体去传统化、体制转轨下的个体风险内在化、断裂社会下的人际疏远化”[1]分别是某些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的伦理成因、现实成因、直接成因。
首先，社会转型下的个体去传统化是“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的伦理成因。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2]。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由半封闭、封闭状态走向开放性，西方功利主义思潮涌入我国，并逐步侵蚀我国大学生集体主义价值观。功利主义以快乐主义为基础，当对任何行为都予以赞同或不赞同的时候，他们所依据的标准是看该行为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当事者”的幸福或快乐……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个人利益是唯一的现实利益，社会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共同体，因而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过是个人利益的相加而已[3]。在功利主义日益膨胀的情况下，我国某些大学生的入党、人际交往、学习、就业，甚至恋爱、婚姻都呈现出明显的功利化色彩。某些大学生的国家集体利益意识和观念日益淡薄，爱国敬业、无私奉献、集体为上等传统美德日益碎片化，为自己谋利益成为某些大学生的选择。社会转型下的个体去传统化促使某些大学生从传统伦理中的集体主义的束缚中疏离出来，中国梦中的集体主义元素自然不再对某些大学生具有吸引力，从而产生了伦理层面的“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
其次，体制转轨下的个体风险内在化是“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的现实成因。在我国社会转轨的过程中，大学生个体风险内在化的典型表现是就业风险自我化。在就业制度改革前，大学生的工作和福利保障完全由单位提供，大学生个体是没有任何生存风险的。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后，国家不再实行大学生就业包分配制度，大学生的就业由市场调节。就业后，单位也不再包管一切。由此，我国大学生经济、政治、人身上的各种问题都需要自己解决，各种风险落在了大学生自己身上，大学生的生存和发展风险都日趋内在化。在各种生存和发展风险的内在化下，某些大学生与单位、与集体、与国家的联系疏远了，他们自主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从而在少数大学生内心中形成了一种认识，“既然国家不对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负责，而是都将它们交给市场来调节，那么有个人梦就可以了!”。在体制的转轨下，个体逐渐失去了传统福利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保障，成为一个“社会人”，这促使了个体从制度层面脱嵌，产生了制度性的“个体离疏化”[4]。这种制度性的“个体离疏化”恰恰是“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的现实成因。
再次，断裂社会下的人际疏远化是“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的直接成因。断裂社会在现实意义上首先指明显的两极分化——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社会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5]。在断裂社会下的人际疏远化的作用下，某些大学生在社会互动中与他人人际关系疏远，与集体关系也产生疏远，这种多维疏远化直接催生了“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
二、“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的风险
在“个体离疏化”下，“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带来了三大风险。
1.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的典型特征，就是某些大学生中国梦去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导致少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疏离。首先，某些大学生行为和意识都倾向功利主义，存在重物质轻精神、重享受轻奉献……少数大学生疏远集体，错误地认为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只在于自我快乐，成为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其次，某些大学生价值选择陷入选择性障碍，价值观践行失序，自身仿佛置身在虚幻高空，导致少数大学生对自己的人生迷失方向，游离于三位一体中国梦主流价值观之外。最后，大学生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导致对自我的意义、自我的价值偏失。
2.关于弱势群体大学生。
对弱势群体大学生不能污名化，不能有社会层面的歧视，更不能有文化心理层面的歧视。要防止某些大学生的自卑感、自羞感、自责感增长。由于对弱势群体大学生传统上或后天的某些偏见，以及基于偏见对弱势群体大学生作为中国梦的拥有者与实现者形象的污名化建构，使得弱势群体大学生中国梦遭受歧视和贬低，影响着弱势群体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长此以往，少数大学生个体会出现精神萎靡、意志堕落情绪化现象。
3.关于大学生实现中国梦的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一种确切的信念(或自信心)，这种能力使自己在某个背景下，为了成功地完成某项特定任务，能够调动起必需的动机、认知资源与一系列行动。[6]某些大学生实现中国梦自我效能感每况愈下，是指少数大学生个体对自己能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能力和机会去实现中国梦的自信程度日益降低。三位一体大学生中国梦是大学生处世的标杆，给大学生指引了人生的方向，那就是将个人梦融入到集体梦中，才能有出彩人生。然而在个体离疏化下，榜样的分散化，让某些大学生丧失了通过观察与自我能力相近、经历相似的大学生实现中国梦的过程来指导和激励自身中国梦实现的机会，使大学生更加渴望能从榜样身上汲取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力量来激励自我三位一体中国梦的实现。在“大学生中国梦疏离性”下，某些大学生独自奋斗，任何风险都要自我独立承担，逐渐疏远与社会联系，最终失去在集体中才能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信念。对未来的茫然和对自我能力的信心缺乏，让某些大学生实现中国梦自我效能感每况愈下，带来的最大危害是某些大学生长期被焦虑感和抑郁感所困扰，自尊感及自我信心都降低。
作者：王继承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理论内涵、现实需求及实践路径
摘 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优化治理结构与提升治理能力进行的有效探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治理理论与制度的一次伟大创新。因此，立足于中国实际、探索如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厘清社会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新时代构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需求及支撑条件，结合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案例分析，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国特色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7.004
一、问题提出
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是当前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因为低水平的治理会破坏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逐渐降低其存活能力;而高水平的治理能够提高社会运行效率[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并进行了大胆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念并付诸实践。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群众开始重视精神追求，更加注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能否实现自我价值，尤其是能否真正地融入政府治理体系，真正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2]，充分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以及增强社会获得感十分重要。因此，面对当下社会治理凸显的主体多元化、诉求多样化、目标公共化、结构网络化、资源共享化、机制协同化、方式智能化等现代性趋势，必须强化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和治理机制的协调性[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据中国现实国情提出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治理理论与制度的一次伟大创新。本文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研究出发，分析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结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案例分析现阶段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
二、社会治理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社会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进一步改善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方案，为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主客体关系、治理制度、治理发展过程、治理文化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李图强、张会平对社会治理中的各种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究[4];李文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绩的制度优势[5];张文显对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与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6]。还有更多学者以某一视角为研究起点，探讨某一方面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及其影响。例如，学者们分别从基层党建[7]、信任与合作[8]、“联镇包村”第一书记[9]、农村老龄化问题[10]、信息技术应用[11]、诚信文化建设[12]、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13]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4]等方面分析了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侯麟科分析了不同类型基层治理主体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中的作用[15]，进一步丰富了社会治理理论研究。学界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并不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且多数研究集中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以及实践路径研究，缺乏全面性。
1.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研究方面，公维友、刘云较早地进行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路径探索，但未阐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16]。而郁建兴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以及构建路径进行了比较系统性的分析[17]。张国磊、马丽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层视角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目标与取向进行了全面解读[2]。王亚婷、孔繁斌将共同体与社会治理进行了深入的融合分析，旨在以共同体理论重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18]。张磊在阐述社会治理共同体意义与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行性[19]。黄建洪、高云天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实践结构以及需要处理的若干关系[20]。
2.有效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研究。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视角出发，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与应用进行了研究。周进萍提出了治理共同体的发现、参与、合作、创新与共享五大步骤，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21]。周晓梅、任雷以社区基金会为研究对象，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了一次有益探索[22]。董慧、李菲菲深入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充当的重要角色，并提出如何利用大数据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23]。英明、田鹏颖从制度保障、思维方式、多元主体、治理工具方面提出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措施[24]。徐顽强从参与渠道、公共价值以及数字技术等方面提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25]。文丰安从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现代化治理的进一步融合的角度，提出以制度为保障，逐步提高乡村治理与城市融合的质量[26]。
综上所述，学术界围绕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论、目标取向、方法途径等开展了大量理论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依据。但现有研究成果数量仍相对较少且不夠系统全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拓展。为实现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目标提供学理支持，本文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党中央高瞻远瞩，立足中国国情适时提出的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崭新治理模式。而有效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深刻体会与理解其精神内涵。
(二)外部形势变化需要构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近年来西方国家社会治理危机不断，全球步入了社会治理体系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适时提出新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模式，在实现自身治理模式转型与创新的同时，能为全球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贡献了力量。
1.中国需要肩负起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责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失灵、社会发展方式失衡等诸多问题，全球治理体系处于重要的变革时期，中国作为转型时期的大国，需要更加主动地寻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的机遇，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同时顺应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32]在转型期发展过程中，中国需要肩负起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责任，不断发展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适应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
2.为国际现代化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相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性日益显现，中国国际形象日益提升。传统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自省的同时，越来越多开始向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寻求借鉴[33]。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带动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友好国家的发展。例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沿途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国同样需要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为其他国家的社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总体而言，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而社会治理共同体是适应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需要。
五、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支撑条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提出的现代化治理方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具备强有力的现实基础与条件。从宏观与微观视角来看，中国已经具备了这一基础与条件：发展水平迈向更高层次，相关理论不断完善，公众意识逐步增强，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一)物质基础与理论支撑
从宏观背景来看，中国发展阶段迈向更高层次，人民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这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此外，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理论不断创新，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1.中国发展阶段迈向更高层次
社会治理的本质在于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协调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或利益关系，促使国家运行机制良性发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也会主动调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全社会更加关注物质需求，社会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国家统治阶层为实现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转，需要较为强制性的管理模式以维持社会秩序。而当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层次，物质基础相对坚实、社会文明程度极大提升，则需要更加民主、开放、平安与和谐的社会环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成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物质财富以及社会文明程度极大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发展阶段，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社会治理理论不断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3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35]从党的十八大至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伟大跨越，社会公众由客体逐渐转换为主体，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升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36]。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37]党的十九大将系统治理具体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要求、新格局，是社会治理理念的再次深化和创新，而且这种新格局是“人人参与、人人享有”。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增加了“人人有责”，而且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将社会治理理論推向了新境界、新高度。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治理的表述来看，社会治理理论在飞速发展，彰显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二)内生动力与科技支撑
从微观视角看，社会公众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逐步提升，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更为便捷与宽广的渠道。
1.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逐步提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公众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众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社会价值，而实现其社会价值最关键的是参与社会事务。在社会治理共同体模式下，个体参与社会治理、社会决策，能提升其参与感与获得感。另外，由于中国教育事业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公众尤其是年青一代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能力得到普遍提高，这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府都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和意愿不断提升。社会团体不断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重要组成部分，较单个公众而言，社会团体更具有组织性和专业性，能够更全面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也推动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
2.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与渠道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更大的可行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更多的平台与渠道，社会公众与社会团体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及时表达思想与观点，参与社会治理。尤其是当下智能终端的使用增强了不同主体获取有效信息的便利性，拓宽了双向互动、多向互动的交流渠道，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障碍，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技术途径，也为共商共治提供交流平台。二是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减轻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能够即时、准确地公布信息，而公众能够及时获取信息并进行反馈，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得到极大提升。信息透明与公开能够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这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公众基础。
總体来看，发展阶段提升、理论发展、公众意识增强以及信息技术发展从不同维度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可行空间。
六、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探索
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共建共享，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7]。目前一些地区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文选取荣获“2018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案例”中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其中的经验。
(一)创新社会治理优秀案例介绍
1.案例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治理模式
面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新要求，嘉善县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积极构建警民共建共治共享新家园，针对警力有限和百姓治安需求不断提升的新情况，嘉善县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安全事务的服务与管理中来，在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的基础上，开辟了区域“智安”新局面。具体而言，通过共建的模式，将民众的力量融入有限的警力中，扩大治安力量，与当地居民共同建设嘉善新“智安”。以共治为渠道，积极拓展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为共治助力，有效提升社会治安能力。以共享为目的，良好的治安环境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强大的保障，最终的红利是由人民共享。
嘉善县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形成的经验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警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模式成效显著，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明显提升。2018年1—10月联勤警务站调解成功率达98.5%，案件数量明显下降且破案效率提高，治安环境优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也得到提升，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攀升，群众等待办理时间下降58%，形成了高质量、高效率的警务服务机制[38]。
2.案例二：重庆市南岸区福明社区治理模式
现代社区居民融合度不高，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不强。福明社区探索了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立足公众协同，构建共治共建的治理体系;拓展公共空间，搭建互联互通的交流平台;培育公共精神，共建睦邻友好的幸福家园;做优公共服务，创建互惠共享的品质社区。”[39]这种模式形成了互信互助、共建共享的良好社区生活氛围。同时，积极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用专业社工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形成独具特色的基层社区治理新型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党组织凝聚力显著增强，而且把党建工作扎根到了居民个体之中;居民参与度得到了显著提高，社区活动实现了个性化、多样化定制，满足了不同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又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参与意愿;居民满意度大幅提升，幸福感、归属感不断增强[39]。
3.案例三：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治理模式
面对传统基层管理模式的弊端凸显，企业群众办事难、办事慢，行政机构效率低下等问题，江苏省徐霞客镇开展小城市治理模式改革探索，逐步形成“1+4”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党委发挥全面领导的作用，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从镇村治理、便民服务、综合执法和管理服务四个方面展开治理模式创新，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新思路。通过“1+4”治理模式改革实践，徐霞客镇取得了以下效果：经济发展更加强劲，农民可支配收入得到了增长;审批服务流程简化，居民可在网上自主选择办理渠道，业务办理效率得到提升;治理成效明显，政府由传统的“管理”转为“服务”，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显著提高[40]。
(二)案例特征分析
以上三个典型案例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思路，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经验积累。可以从以上三个案例中发现一些共同点。
第一，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打造连接政府、公众等不同主体的信息平台，实现政府、公众及社会团体的有效沟通与连接，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便利条件。例如，浙江省嘉善县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化手段，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治安相结合，有效地推动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一个样本。当前，国务院鼓励各级政府推进“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模式，也鲜明体现了社会治理理念的变革。社会治理共同体将被“网”成一个个有机连接的治理主体。
第二，参与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公众参与模式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主体作用，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与义务，实现民主协商、共建共治共享。重庆市南岸区福明社区探索出的“四公”治理模式，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既增强了民众的社会参与感，又提升了决策制定的科学性。
第三，以政府单位为切入点，整合行政机构。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治理转型时期，公众参与积极性、参与意识以及参与能力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发掘。短时间内从公众端打开突破口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以政府单位为切入点可能会更容易且也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江苏省徐霞客镇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对政府行政机构进行了整合，形成了“1+4”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积累了经验。
但是，由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现阶段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创新社会治理共同体过程中，一些地区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公众意识尚未转变，参与性并不高;各主体之间职责划分不明确，容易引发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治理模式不稳定;领域较为单一，尚未实现地区整体的共建、共治、共享等问题。这需要对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七、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
如何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公众面前的重大课题。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尝试提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纽带作用
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是构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中坚力量。“党是改革的领导和推动力量。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和创新，离不开党的领导。”[7]党组织要加强宏观思考、顶层设计，基层大胆试验、大胆突破，把改革推向深入[41]。“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础，在整个党的建设中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位置。”[7]因此，在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优势。具体而言：第一，要增强基层党组织的专业性和领导能力，不仅要将党中央的精神传达和执行到位，更要协调各方力量投身其中，实现民主协商。第二，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关注群众关心的事情、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是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主体，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比如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农村发展，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取得伟大成绩，积极推动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42]。形成网格化服务体系，利用数字技术设定好连接点与支撑点，做到群众的事情在群众中解决，基层的事情在基层中处理，在问题产生初期解决矛盾。
(二)优化政府结构与职能，增强政府公信力
在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政府建设是重要一环，要积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第一，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将管理的思想转变为服务的理念，简化人民群众办事流程，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和渠道。第二，优化政府编制管理，做到人岗相宜，形成高效的工作流程，避免“踢皮球”，从根源上解决人民群众办事难、了解信息难的问题。第三，明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责与义务，对行政机构进行整合，避免由于职能划分不清、权责交叉导致的低效率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低信任，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强有力的信任基础。
(三)明确各主体功能与职责，发挥合力效应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多元主体参与能够为民主协商、社会协同注入一种合力。对于党委和政府而言，要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公众转变观念，渐进有序地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到政府行为与决策中来。同时，对于干部的教育与培训活动要与时俱进，提高其治理意识和治理能力。作为社会公众，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责任意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能动作用。制定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规则，明确其责任与义务，通过规则加以约束防止其盲目追求个人利益。对于社会团体等组织而言，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当发挥第三方监督与评估的作用，确保社会治理共同体建立的有效性。
(四)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丰富参与方式与渠道
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减缓社会主体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分歧与障碍，提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效率、丰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和途径。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充分挖掘不同主体的真实意愿，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凸显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作用与优势。总之，借助信息技术平台，能够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从总体上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与能力。
(五)完善专业人才引进机制，提供内生动力
社会治理涉及政治、科技、法律等多层面、多领域，因此，需要加快完善专业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以乡村社会治理为例：乡村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农业领域相关学者、村干部以及普通农民的协同作用。应当将有乡村生活生产经验、富有创新创造精神的各种“能人”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为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献策出力。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政策优惠，改善乡村生活生产条件等措施，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为乡村治理注入更多新生力量和内生动力。
(六)建立有效的共享机制，实现人人享有
利益驱动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外在动力，利益激励能够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要保证社会成果由全社会共享，并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防止集体利益变为个人利益。此外，还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检验与评估，对集体成果的分配进行第三方监管，最大程度地保障治理成果和治理红利由社会公众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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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松 阴蕾
论质化研究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
摘要：学术期刊是知识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它不仅是学者发表成果和学术交流的载体，更承担着学术评价的功能与责任。期刊评价是学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学术评价伦理化、合理化的路径之一。学术期刊的社会和公共属性决定了期刊评价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行政性、社会性和情感性。期刊评价中的定性和定量评价法是质化和量化研究在评价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文献计量法的影响因子类评价和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文献计量法重视对期刊影响因子类数据的采集和等級排序，而同行评议法则侧重发挥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主体作用。但是，科学计量法下的同行评议主要采用专家问卷打分法，这是一种定量化和技术化的路线，而非定性评价。期刊定性评价法需理解期刊的学术性和社会性，研究期刊评价中的学科文化和评价文化对评价活动的影响。评价要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理解同行评议过程，对期刊评价的学术社会场域进行质化研究。通过同行评议的质化研究，评价者可以拓展同行评议法的深度和广度，建构学术期刊的定性评价体系。
关键词：学术期刊;期刊评价;量化评价;同行评议;质化研究;知识社会学
文献标志码：A
一、学术期刊及其评价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评价机制，其学术功能和社会角色经历了历史性的演变，它不仅是学者进行学术发表、知识交流和知识产权确认的重要载体，更是一种由点到面的学术社会生产网络，是汇聚学术共同体和引导知识生产方向的关键性要素。学术期刊评价是学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评价领域要建构科学合理、公正权威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发挥学术期刊的学术引领、学术共同体凝聚、科研诚信监督的作用，激发学术创新力、引领学术风气。
在评价政策方面，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2018年，中办和国办相继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这些文件对期刊评价提出了新要求，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实行差别化的分类评价，体现了“破四唯、分类评价、关注差异、鼓励特色发展”的精神。这些指导性文件的一个共同要求是，开展期刊评价要充分发挥同行评议的作用，论文引用榜单和影响因子排名等仅作为各类评价的参考。
期刊评价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评价、同行评议、量化指标评价和综合性评价等。但是，近年来，随着科学文献计量学的发展，量化指标不断生成，并成为期刊评价的主旋律，例如引用率、转载率、影响因子、自然指数、H指数等。期刊的定性评价法主要是同行评议，即同一学科研究领域或同一研究方向的专家，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对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人员和机构进行评价。一些学者认为，期刊量化评价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政策手段面临诸多困境，如“以刊评文、过度量化、行政主导、功利性、同质化、忽视差异性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等”，认为合理的评价应以学术共同体主导的同行评议为主，辅之定量和定性数据作为支撑。而所谓的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综合评价法，是将同行评议引向一种定量化和技术性的维度，由专家对评价对象进行打分，将打分结果进行统计，并进一步提出同行评议质量控制的方法，如采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等。这种量化倾向往往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学术评价的社会文化环境。实际上，量化框架下的同行评议在期刊评价中仍处于辅助和边缘地位，我们迫切需要建构完善的定性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框架。
二、期刊评价研究的进展
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情感性，学术期刊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决定着期刊特点与发展方向，这也决定了学术期刊评价的复杂性。期刊评价是对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成果的优劣、编辑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水平、编辑部的管理运营能力、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等进行的综合评价，如利用影响因子高低核定期刊等级，确定核心期刊分布;通过同行评议来识别优秀成果。期刊评价是学术活动和学术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导向作用是推进我国学术评价伦理化、合理化的路径之一。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评价体现了质化和量化研究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现阶段，期刊评价方法主要集中在同行评议和科学计量法两个方面。同行评议法是主要依赖专家问卷的定性评价法，科学计量法主要是影响因子类指标法，它是主要依赖于论文高被引的定量评价法。
对期刊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论脉络。
第一，沿着科学计量中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路径，文献计量学家侧重于期刊评价的量化方法和具体技术的研究，不断细化和推进期刊量化评价方法。它遵循引文分析法的理论路径，以影响因子为核心，深化拓展期刊影响因子类指标的设计，从影响因子到H指数、G指数、Z指数和HC指数的推进，以及开始探索一种基于大数据的模糊集的分析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将文献计量法应用于内容评价，建构矩阵检验、权重分析和综合判断。在定性评价的同行评议法方面，文献计量专家采用专家问卷的打分排名法，利用分值量表和等级量表等对评价结果进行层次分析，并作归一化处理和一致性检验。对科技类期刊的同行评议则将其引向一种量化方法的技术路线，研究质量控制方法，如控制时间、成本，对评价结果进行量化处理。也有一些文献计量学者关注定性和定量评价方法的关系，并集中讨论同行评议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从纯技术手段对比两种方法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文献计量学的期刊评价法仅是量化评价的一个维度，它更侧重于对评价的技术方法层面的探讨。现阶段，期刊的量化评价仅停留在简单量化阶段，纯粹的技术主义路线不能解决学术评价中的问题，它忽视了中国学术发展特点和学术评价的社会环境。
社会情境和情感对评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常常存在一些无法预测的现象，评价者需要了解不同学科的评价文化，深入理解和阐释学科文化和专家共同体的特点，记录事件和行为发生的过程，探求因果关系，寻找结构性的关键问题和社会机制。
第二，建构主义的实证研究。期刊同行评议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我们要以社会建构的视角看待同行评议的过程。中国同行评议制度主要是移植西方比较成熟的制度体系，它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关键在于适应中国的学术生产体系和科研管理体制特点，以及中国学术发展脉络和学科文化。在西方，同行评议是一种主流的学术评价方法，计量方法仅仅是同行评议结果的参考和补充，计量方法之所以在中国盛行是因为还没有建构成熟的同行评议制度和合理的评价文化。所以，我们首先应该通过实证研究了解中国学术生产的现状，采用归纳法的研究论证步骤，关注评价者和参与者的话语立场，寻找当事人的价值观念，根据这些关键话语寻找主题思想、归纳学术评价的核心问题。质化研究要实现知识建构的意义，通过阐释社会学的方法理解事件、情境、经验行为和研究对象以及赋予它的意义。采用质化研究的归纳逻辑，由资料出发，找出关键词和概念，再由关键词和概念归纳解释社会现象的原理和原则，如扎根理论的归纳逻辑、建构主义的访谈以及探索性地寻找研究问题。
同行评议的过程是一个对话机制(社会互动)形成过程，通过专家学术争论建构共识。评价的社会情境性建构了同行评议人之间的共享知识体系，评价活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评议人要进行专业化的训练，将自己置于情境化的场域中，正确对待学科立场和社会认知文化的影响，在普遍评价价值观和自我学科立场之间寻找平衡。
第三，评价者的先见与参与者的反思。在质化研究体系中，研究者进入研究过程本身具有价值预设，虽然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倡导价值中立，但研究者的价值预设都会以一定的方式进入知识建构的过程。陈向明认为，知识真理都受到价值观和理论的制约，比如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历史的发展。在期刊评价中，评价活动是一种价值判断，它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并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在同行评议过程中，评价者不可避免会有价值介入，文献计量学家从专业的角度很难处理同行评议中专家意见的分歧，所以，他们对专家意见的处理还停留在简单打分阶段，同行评议往往成为科学计量的补充和验证过程。这种研究视角对同行评议中质化资料的浪费，不得不说甚为可惜。其实，专家评议并不是追求形成一致意见，而是呈现出分歧的原因和社会机制。专家在评判过程中，虽有相对一致的学术评判标准，但是他们不免常常将自己置于所属学科的立场，维护评审专家的合法性。总有一流标准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在多元的价值标准下的取舍和平衡，比如是支持“一流”还是保持“标准多样性”的平衡。对于参与者而言，他们可以从个体的经验出发，抽丝剥茧般地呈现社会和社会结构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评价对象在质化研究下可以参与评价过程，他们从个体的经验出发，可以呈现完整的社会结构对个体和群体的影响、束缚和限制。通过社会调研和公众参与，评价者增强了对评价对象的了解，并站在评价对象和利益相关人的位置思考问题，反思评价者之前的个人立场、地位和身份可能产生的偏见和偏好。评价者的反思精神从评价对象的当事人经验出发，了解他们的世界，建立崭新的视角，建构知识体系，从而破除定量研究所坚持的价值中立的迷思，摆脱评价者的成见和偏见。
第四，个案研究下的特色化评价。质化研究中个案研究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通过多个个案的深度分析(扎根理论)总结归纳结构性的问题，以此来了解社会运作的机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个案研究本身，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并不强调普遍性和代表性，而是要揭示出制度所隐含的价值取向，直指问题的核心，清晰地呈现结构性的问题和个体的能动性，揭示出个案背后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在期刊评价中，对同行评议的宏观制度分析往往需要通过个案研究了解同行评议的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内部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权力结构。比如各种类型学术期刊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成长规律都充满着共性和个性的平衡，通用型的标准往往只能了解浅层次的发展规律，个性的特征需要在学科文化的背景下，通过个案研究了解评价文化，并建构特色化的评价体系。
英国在国家层面开展的大学研究水平评估设计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方法转向，早期的研究评估考核为了降低成本主要采用科学计量方法。之后他们发现科学计量方法根本无法代替同行评议，所以，在2014年推出了“研究卓越框架”，在研究产出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对理论和应用型成果采用描述性材料评价，数据库检索和引用指标仅作为专家评议的参考信息，重视叙述性案例的证据支撑，强调信息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这种评价不同于简单量化评价，它关注科学价值及其内涵，以建构主义为前提，重视案例在内的多样化证据，建构个案为基础的定性评估框架。
2.同行评议方法的质化拓展
同行评议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学术生产体制和学科文化，关注同行专家的学术社会背景和评议行为。它是一个面对面的对话和争论的共识建构过程，学科文化和专家的社会属性是评价的社会情境性，评价的过程包含了身份认同、政治立场、感情交涉等因素，每個学者都具有自己的学科立场，以此确定自己身份的合法性，事实上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标准和外部环境都会在评价中发挥作用，它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同行评议标准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以及跨学科评价的多样化。同行评议制度下的屈从、抵制、保守和反对，比如结盟和策略性投票也同样体现了评价交易成本信息的不对称性和评议人的社会性特征。
那么，如何看待同行评议从差异中产生共识并作出决策的过程呢?首先，他们的统一性在哪里?专家形成统一意见非常困难，但评价有一些通识性的价值理念，它和学术理念的价值规范标准相一致，专家会共享一套相对统一的学术价值观，如对学术的神圣性的尊重。其次，他们的差异性和多元化在哪里?实践中广泛存在这样的情况：不同专家的学科立场不同、学科范式无法兼容、学科所处社会情境的场域不同、学术发展阶段和学科成熟度不同、民主商讨和平台沟通的程度不同。这样，他们会建构不同的评价认知和文化。最后，作为评价者和研究者如何处理?通过社会调研法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学科文化和不同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而建立成功有效的对话、对评议人进行专业性训练;建立相关制度保障和进行有效的行政干预;建立自律学术共同体，倡导学术诚信，维护学术评价的神圣性;最终建构评议人之间的共享知识体系。
质性研究方法在同行评议中应用的核心是，通过实证研究解决同行评议中价值层面的问题。期刊评价的质性研究方法是将质性研究框架贯穿于整个期刊评价过程中，完善同行评议的社会调研法，通过社会田野方法研究同行评议的过程和限制性条件。从评价当事人日常经验出发，尊重参与者的经验和主体性，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论证步骤可以对整个知识内涵进行再造。专家所处的社会情境性、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宏观因素会对价值判断和评价决策产生影响。对于他们如何建立标准、组织评价，支持一流还是尊重差别和多样性，如何确定学术资源分配平衡原则等，通过实证研究可以收集和分析这些质性材料，记录和分析评议过程，理解和阐释评价背后的价值理念和多元标准的社会属性，这体现了评价者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从评价角度对学术生产和评价体系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学术场域的现状、学科文化和评议人的特点。质化研究有利于建立自律的学术共同体，形成信任、尊重、宽容的价值理念，维护学术评价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建构合理的评价制度，进行有效的行政干预，建立沟通交流平台，让各利益主体进行成功有效的学术对话。
五、结语：评价者的反思与体系重构
评价工作是现代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学术评价是建构学术场域中学术生产和竞争秩序的重要切入点，学术评价面对学术体系的复合型和复杂性，要在发挥评价指挥棒的同时，加强对学术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评价理论和方法具有跨学科视野，需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加强评价主体的权威化、评价路径的科学化和评价结果的社会化。评价理论发展在教育评价领域较成熟，也具有评价学的普遍意义和借鉴作用，评价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测量评价、描述评价、判断和价值评价阶段。教育评价理论发展经历了测量、描述、判断、建构、综合阶段。测量评价阶段追求测量结果的标准化和客观化，体现为测量技术手段的大量应用;描述评价阶段是对测量数据进行事实还原、解释分析;价值判断评价处理多元和个性化的对象，制定多元价值判断标准;建构阶段主要通过认知建构改变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体现评价的诊断、判断和预测功能。在管理范畴下的评价侧重绩效问责和管理监控，而哲学范式下的学术评价要处理的是价值的多元性、利益相关者主体地位的平衡性、建构评价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从权威评价的测量、判断阶段发展到评价利益相关人多方参与的对话、沟通和协商阶段，在评价过程中共建共享价值、处理价值多元性，评价者甚至要扮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融合合作角色。
从知识类型上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具有重复性、累进的非线性，以及注重特殊性、内涵性、受价值观影响等特点。因此，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具有多元主义，知识价值标准存在争议，缺乏共识，其成果表现为理解和阐释。研究方法上重视定性研究和对特殊性的分析，评价方法更具有复合性和复杂性，评价过程涉及价值判断、情感交互，具有社会性和公共伦理取向，评价人的社会属性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评价过程。因此，通过质化研究可以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文化，以及评价的社会性和公共性。
學术期刊评价是学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合理、权威、科学和具有伦理底蕴的学术评价机制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学术期刊的运行生态和机制对改善学术生态和完善学术评价机制具有基础和导向作用。从期刊发展规律认识学术生产体制的特点，这对学术期刊研究和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评价方法体系上，期刊评价也经历了从单一评价、简单量化评价到复杂评价和综合评价的过程。在质化研究体系下，我们要反思评价者的角色和定位，评价者需具有多样化和复合的知识储备，精通评价的方法和技术，记录和反思评价中的困境，用研究者的视野建构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质化研究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实证主义、阐释主义和反思、批判精神。期刊评价方法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简单量化评价、实证主义质化评价、共享价值评价阶段。在质化评价阶段，评价活动的社会建构性体现为一种从个体到群体层面的社会互动，对评价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揭示学术生产的过程和不同学科文化特点。评价者要记录事件和行为发生的过程，通过归纳法寻找结构性关键问题和社会机制的因果关系。阐释主义旨在理解和阐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事件情境中对行为赋予的意义。在评价活动中，评价者要关注评审过程，与评价对象进行合作，通过收集和分析信息，充分理解评价者和评价对象在评价过程中赋予的意义，并理解和阐释评价文化。最后，得出评价者和评价对象都可以理解、可信的评价结论。在认知建构层面，评价价值理念的批判和反思精神主要在于评价者和评价对象通过双向沟通形成有效的对话和沟通机制，建构评价共享知识。从参与评价当事人日常经验出发，尊重参与者的经验和主体性，对整个知识的内涵进行再造，加强评价运行机制的民主化。
(责任编辑 彭建国)
作者：王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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