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群体化出版现象分析论文

[摘要]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是我国当代优秀出版人的一个典型群体。本文利用韬奋基金会等相关机构的公开资料，对于1987—2014年间168位韬奋出版奖获得者的性别、年龄、工龄、教育背景、职务、职称、所属机构级别以及所属机构地理位置等一系列社会学变量进行检视，据此为中国最高出版奖韬奋出版奖获奖者勾勒出群体特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图书群体化出版现象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图书群体化出版现象分析论文 篇1：

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智慧信息服务模式探析

作者简介：马婷(1990.05-)，女，湖北武汉，硕士，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组织与检索。

摘要：我国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不断发展，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转型使得弱势群体服务问题仍较严峻。本文运用智慧图书馆理论与技术，构建出一个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智慧信息服务模式，通过该模式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服务，并对该模式的应用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智慧图书馆;智慧服务

一、引言

当今全球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各种现代化技术促使信息与知识的交流和共享更加方便快捷，公共图书馆作为依托信息和知识的公益性文化组织机构，服务模式有了新的拓展空间。日益出现的“数字鸿沟”现象，致使图书馆用户分化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新的政治环境与技术环境下如何为弱势群体提供信息服务成为图书情报学界日渐关注的话题。

二、图书馆弱势群体

(一)图书馆弱势群体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于“弱势群体”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弱势群体应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静态的概念，它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在经济、体能、精神、文化及政治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的群体，并且可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有所不同。“图书馆弱势群体”是指由于主观或客观条件限制，在图书馆信息获取、占有、利用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主要包括残障读者、视障读者、聋哑读者、儿童读者、老年读者、失业读者、农民工读者以及服刑读者等类型。

(二)图书馆弱势群体的特征

1、信息劣势。图书馆为用户提供资源，而弱势群体由于经济上的贫困、生理上的缺陷，造成其在信息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上处于劣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信息获取难、信息技能低、信息素养低等。

2、心理劣势。经济、生理劣势导致他们在学习、就业和生活等方面处于被动地位，在心理上普遍存在自卑、脆弱和敏感的特征。

3、群体依附。弱势群体由于经济贫困、知识缺乏、信息匮乏以及生理障碍，易发生连锁反应，致其他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对社会强势人群具有较强的依附性。

三、智慧图书馆理论

(一)智慧图书馆内涵

智慧图书馆的概念由“智慧地球”发展而来。智慧地球首次由美国IBM公司提出，随之“智慧地球”构想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智慧地球”概念瞬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①。智慧图书馆也随之被提出，目前对于智慧图书馆的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理解，主要从建筑角度、智能感知角度、感知计算角度进行阐释。笔者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被公认的观点是，智慧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模式，它改变用户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以更加智慧的方式实现服务的智慧化升级。

(二)智慧图书馆的特征

1、外在特征

(1)开放性。智慧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相比，在时间、空间上打破限制，实现全方位立体开放，能为用户提供随时、随地不间断的信息服务。同时，智慧图书馆提供与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外部单元实现连接互通的开放平台，实现服务的整体性。

(2)系统化。智慧图书馆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由各个组成要素组成。主要包括资源、技术、服务、管理几个要素，各个要素之间有机互联，实现整体的系统功能。

(3)智能化。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融合使用，实现图书馆各方面的智慧化升级，主要包括资源智能化、服务智能化和管理智能化。

2、内在特征

相对于智慧图书馆开放、系统和智能化的外部特征，其内在特征体现在以用户为中心，处处以用户的需求为重点。智慧图书馆的升级与完善，遵循的目标是满足用户的需求。

四、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智慧信息服务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一)智慧信息服务模式的构建目标

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智慧信息服务模式，是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以智慧图书馆为构建理念，采用相关技术，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各方资源的价值，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为特定群体提供智慧化服务的信息服务模式。其构建目标是为图书馆弱势群体提供方便、人性化、智慧化的服务，实现各个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最大程度满足特殊群体的需求。

(二)智慧信息服务模式的体系框架

“智慧图书馆就是对图书馆走向未来科学发展的战略认知和明智应对的具体方法，这对于图书馆而言，无疑是一场发展理念创新、服务技术提升、管理形态转型的革命”②。运用智慧图书馆的相关理念能够为弱势群体创造新的知识和服务空间。本文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体系框架的设计，如图1所示。

该智慧信息服务模式包括资源、技术、服务和管理四个层面。资源层是整个模式的基础层，通过对弱势群体所需的信息资源进行采集、加工、组织、存储与整合，形成适合弱势群体的具有特色的资源体系;技术层为整个模式提供技术支撑，将各种技术融入到每个模块，提供技术平台，是关键层面;服务层是为弱势群体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最能反映公共图书馆的价值;管理层对各个要素进行管理，以确保整个模式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的良好运转。整体模式由智能控制系统、智能采集系统、智能处理系统、智能服务系统和智能管理系统组成。

(三)智慧信息服务模式的实施

1、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控制系统对于整个模式具有整体控制作用，为保证各子系统正常运作，需实现对技术、资源、数据等方面的控制与连接。

(1)资源接口：对资源层的各类资源进行整合和控制。互联网资源混乱无序且重复过时，整合弱势群体信息资源，形成资源优势，可拓展服务深度。

①标准化。采用国际通用格式标准化整合，避免人力物力浪费;

②开放性。子系统之间的资源接口和协议要统一，实现开放的统一操作，方便快捷访问资源。

(2)数据接口：智慧信息服务模式中的内部遍布传感器节点，各类节点数据以及网络远程数据均可运用统一接口进行监控和管理，用云计算对网络数据、远程数据和数据库等数据进行融汇控制。

(3)技术接口：各类技术是实现子模块功能的基础，统一的技术接口是系统运作的前提。主要包括软件和硬件两部分的接口统一。

2、智能采集系统

智能采集系统是基础性的工作模块，为弱势群体信息采集工作提供智能化、高效率、更新快的采集模式。其所采集的对象包括弱势群体自身信息和弱势群体所需资源两大类。

(1)弱势群体自身信息。通过对弱势群体信息进行采集构建弱势群体信息数据库，将图书馆弱势群体的读者类型、借阅数据、到馆频次、图书馆活动参与状况等信息进行监测与录入，并动态更新，为图书馆弱势群体的特定服务提供数据支持。

(2)弱势群体所需资源。针对弱势群体所需的信息资源进行采集，主要分为传统纸质资源的采集和数字资源采集。信息资源内容应符合不同弱势群体的需求，如老年读者应着重保健养生、福利等书籍，儿童读者应着重少儿图书、作业辅导、青少年法律等资源，失业者应着重工作求职、技能培训等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形式应尽可能满足特殊需求，如对视障读者提供点字文书籍、大字体印本、有声资源等不同形式的资源，对聋哑读者提供易读书、手势语视频资源等。

3、智能处理系统

智能处理系统包括智能资源加工与组织、智能资源整合与存储子系统。

(1)智能资源加工与组织子系统。对资源采集系统采集到的资源进行加工与组织，使之成为适合弱势群体利用的特殊资源。弱势群体自身特殊性致使资源的创新与改进尤为重要。不同的弱势群体需提供不同的加工处理方式。

①纸质资源加工。依据调研对弱势群体所需资源选取，进行纸质资源加工，通过扫描、录音或其他形式进行加工与组织。如老年读者应加工为大体字、少反光的图书，或老年听书系统;儿童读者应着重直观图片、视频和音频等互动性强的读物;视障读者应加工为盲文读物和有声读物;文盲读者应提供易读书、音频杂志图书等。

②原生数字资源加工。对光盘、图片、音视频等资源应进行分类管理，构建相应资源库。采用flash技术、DAISY技术等对盲人数据库、儿童数据库、农民工数据库以及老年读者数据库等进行建设与加工，并为相应读者提供深度导航。

(2)智能资源整合与存储。信息整合是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采集、评价、分类、标引、建库等加工处理，使读者能通过方便统一的检索平台获取相关资源的服务方式③。弱势群体服务的资源建设存在很多问题，弱势群体自身信息能力偏低，为弱势群体高效获取资源带来不便。基于代理整合(Agent)的智能整合系统能提高系统的整合效率和灵活性，由几个Agent完成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评价、标引、分类和发布。本体技术、元数据、数据库技术等结构化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知识管理技等互操作技术帮助智能整合系统实现异构资源互联，提供资源利用效率。

4、智能服务系统

(1)个性化服务。依据读者信息需求、阅读习惯、文化水平、阅读心理等，高效进行个性化服务。

①个性化引导。对老年读者、残障读者提供专用无障碍通道，配备醒目指示路牌;为视障读者提供盲道，电梯间盲人触摸提示系统、语音导航软件等。

②个性化定制。采用RSS技术，为弱势群体读者提供其所需的个性化信息定制，如活动信息、博客信息、讲座通知等，运用数据挖掘、智能代理技术、知识发现等技术对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为其提供精品信息。

③个性化检索。利用相应技术使信息检索使弱势群体检索更个性化和智能化。为特定用户提供标准检索界面：遵循一定标准有利于用户适应不同网页;嵌入智能化技术：如数据挖掘技术、语音识别技术、push技术等，方便用户操作。

(2)特殊参考咨询服务。云计算为弱势群体参考咨询服务提供了统一虚拟平台。对特定群体提供虚拟参考咨询和到馆参考咨询。到馆咨询以图书馆专业、心理学、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其提供图书馆信息、心理咨询以及设备帮助等咨询帮助;虚拟咨询包括解答系统、异步咨询、实时咨询等模块。

(3)信息推送服务。为弱势群体提供智能化的定位和推送服务。

①定位服务。用移动终端连接wifi实现馆内导航;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图书定位服务。

②推送服务。通过聚合分析用户信息，进行知识挖掘，为其提供针对性的资源和信息推送，如预约服务、微博留言、短信推送等。

③上门服务。有特殊需求的读者可在家享受上门服务，如送书上门、一对一上门朗诵、借还书代理等服务。

5、智能管理系统

智能管理系统使整个模式的核心部分，负责整体各个子系统的管理工作。主要涉及安全管理、用户管理、任务管理等方面，具体模块有用户信息管理、数据安全管理、服务管理、基础设施管理几个模块。由于弱势群体服务与很多社会非政府组织有一定关联，在管理系统中应全面考虑多方因素，处理好图书馆与政府、非政府机构、用户、管理者等各方面的关系。

五、保障智慧信息服务模式实施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法律法规

图书馆需要具有对弱势群体相应的援助政策与法规，强制性保障弱势群体公共权益的实施。如美国对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提供知识服务制订了相关法案，包括残疾人、母语非英语人群、文盲、失业者、贫困的人④。我国在目前的有关弱势群体的法律法规制定中，应明确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弱势群体进行识别，明确图书馆弱势群体的服务内容与方式，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地方政府也需出台对弱势群体服务的专门条款，并能与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相兼容。

(二)优化经费机制

经费影响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图书馆需要充分争取经费，合理调配资源，使经费作用得到最优发挥。我国目前各地区之间公共文化事业经费投入差异较大，财政支持力度不一，成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共图书馆主要依赖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同时也可致力于拓展多种经费来源，创新经营模式，加大经费投入。在保障公共图书馆经费方面，应通过以下渠道来优化经费机制：

1、保障政府财政投入机制。公共图书馆政府经费的一系列流程应正规合法，并具有完善的监督体系。

2、拓展多元经费投入机制。各地图书馆可采取商业化合作模式，建立社会捐赠机制，创立文化基金等等方式拓展经费来源渠道，保障图书馆有充足资金开展多元化服务。

(三)拓展合作机制

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智慧信息服务的开展，离不开社会各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图书馆应与各类机构开展广泛合作，拓宽资源与规模，强化其社会职能。

1、加强图书馆馆际合作。公共图书馆应加强与其他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合作，共享信息资源，形成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合作模式，方便弱势群体利用图书馆。

2、加强与专业机构合作。可与教育部门、司法部门共同举办法制宣传、知识竞赛等活动，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律素养。

3、拓展合作形式。除了与传统的机构合作，图书馆可拓展合作渠道，尝试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如老干部活动中心、文化馆、出版社等机构合作，充分了解弱势群体需求，提供实用的书籍资料与服务;可与电视台、报社合作，宣传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营造弱势群体文化服务氛围;可与研究所等科研文化机构合作，开展科普性强的讲座与宣传。

(四)加强人才建设

1、合理的人才选聘机制。在弱势群体智慧信息服务模式的构建中，需按用户的特殊需求和管理需求进行服务人员的选用与配置，设置不同弱势群体的引导、服务、志愿岗位，并制定相应岗位的职责、技能、权利等标准。一方面引进具备盲文、手语等知识的专业应用型人才，充实弱势群体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专注选拔高学历、高层次的管理型人才，优化人才结构，整体提升公共图书馆的人员素质。

2、优化人才激励机制。争取馆员对弱势群体服务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通过荣誉、目标等多种激励方式对优秀人员进行表彰与奖励，可激发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同时激发创新思维，有助于改进服务工作。

3、加强专业培训。由于弱势群体的特殊性，其服务内容与形式也有特殊性，针对弱势群体服务的培训应注重掌握弱势群体读者的阅读内容、阅读心理、阅读兴趣等，熟悉特殊设备的运用与操作，能提供针对性的参考咨询，并具备相应的信息检索、信息服务等信息素养。(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注解：

①冯禹丁.IBM抛砖“智慧的地球”[J].商务周刊，2009(7)：72-74.

②王世伟.再论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杂志，2012(11)：2一7.

③翟春红，李广生.天津市高校图书馆的电子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2)：13一15.

作者：马婷

图书群体化出版现象分析论文 篇2：

中国当代优秀出版人群体特征实证研究

[摘 要] 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是我国当代优秀出版人的一个典型群体。本文利用韬奋基金会等相关机构的公开资料，对于1987—2014年间168位韬奋出版奖获得者的性别、年龄、工龄、教育背景、职务、职称、所属机构级别以及所属机构地理位置等一系列社会学变量进行检视，据此为中国最高出版奖韬奋出版奖获奖者勾勒出群体特征。

[关键词] 韬奋出版奖 出版人 个人属性 机构属性

[Key words] Taofen publishing award Publisher Personal attributes Organization attributes

周恩来总理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此“议”得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韬奋出版奖设立就是一个标志[1]。韬奋出版奖是我国出版界的大奖，出版工作者的最高荣誉，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于1987年设立[2]，至今已成功评选了十二届，共计168人获此荣誉。这些获奖者均是在我国出版改革及出版繁荣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代表，如用生命诠释韬奋精神的离退休出版工作者、出版体制改革的实践者、“走出去”战略的探路者、专业编辑领域的耕耘者、高校出版机构快速崛起的领军者[3]，是当代优秀出版人的典型群体。

目前，学术界对于韬奋出版奖及其获得者的研究整体较少。研究成果主要是传记式的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基本是质化取向，其意义多是探讨出版人的文化责任、职业态度、业务技能以弘扬韬奋精神、发挥模范作用，代表作品如中国出版协会、韬奋基金会[4]出版的《迈入出版家行列：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小传》一书。

正是基于尚未有学者对韬奋出版奖获得者这一群体进行整体、客观地研究，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问题一，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个人属性呈现什么特征規律;问题二，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所属的机构属性呈现什么特征规律?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和EXCEL软件，对1987—2014年间168位韬奋出版奖获得者的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归纳总结这一群体的结构特征。

1 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个人属性特征

1.1 性别：男性主导，性别比例失衡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新闻出版业直接就业人数为477.4万人员，其中男性255.2万人，女性222.2万人，分别占全行业直接就业人数的53.5%和46.5%，男女比例基本平衡[5]。随后，陆高峰在2012年3月至2014年8月对全国出版人进行调查发现，从事图书出版工作的男性比例低于实际人口比例，女性高于实际人口比例，图书出版工作呈现女性倾向[6]。

本研究发现，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与我国出版业从业者的性别构成明显不同，韬奋出版奖是男性主导下的荣誉场所，女性获奖比例远小于女性就业比例(见表1)。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中，男性140位，占83.3%;女性28位，占16.7%，且从历届获奖者的性别分布变化来看(见图1)，大致都保持这个比例，并未见明显的变化。

性别比涉及社会公平问题。女性出版人在职业发展中面临许多传统偏见与歧视带来的不平等问题[7]。从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也可以侧面反映我国女性出版人在从业过程中遭受的职业壁垒、职业压力以及各种“玻璃天花板”。此外，退休年龄也可能影响了女性的参与机会和发展[8]。

1.2 年龄[9]：年龄跨度大，但总体偏大

年龄意味着精力、阅历、见识等一整套复杂的东西，因此它经常成为人们理解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文化奖项而言，年龄更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变量[10]。从统计结果(见表2)来看，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中，最年轻的是37岁，最大的是86岁，平均年龄为58.95岁，半数是在58岁以前获奖的，56岁获奖的人数最多。若对性别加以区分，则能发现女性获奖者年龄区间在43—64岁之间，男性则在37—86岁之间，两者平均年龄分别为53.54岁和59.96岁，对比两者年龄的标准差，女性获奖者年龄更集中，也验证女性出版人在出版业中的年龄局限。从历届获奖者的平均年龄分布变化来看(见图2)，获奖者略有年轻化趋势。

但总体来看，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年龄普遍偏大。诚如中信出版集团COO、常务副总裁卢俊所言，出版是一个“慢行业”。出版行业生产周期长，出版物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需要数代人的检验，对于出版人价值的评判所需要的时间则更加长久，正因此，韬奋出版奖评奖标准中给予离退休人一定的名额，离退休人员获奖人数不超过获奖总数的10%[11]。这些行业特点的共同作用下，69.69%的获奖者是在50—69岁之间获得荣誉(见表3)。

1.3 工龄[12]：工龄跨度大，但总体偏长

工龄的长短则标志着从业者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也反映了从业者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和知识、经验、技术熟练程度的高低[13]。韬奋出版奖对于出版人的工龄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参评人参加出版工作工龄满10年(含10年)以上[14]。

从统计结果(见表4)来看，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中，平均工龄为27.83年，工龄为24年的获奖者最多，过半获奖者超过26年。其中，工龄最短者为10年，恰好符合韬奋出版奖关于工龄规定的最低限额;工龄最长者为57年，该获奖者几乎是把出版作为毕生事业。对性别加以区分，则发现，女性获奖者的工龄在10—33年，男性获奖者的工龄在11—57年，两者的平均工龄分别是24.1年和28.58年，两者工龄标准差为6.56和10.38。

出版业是一个注重价值沉淀累积的行业，从业时间越长，资源拓展越丰富，价值也会不断提升[15]。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出版人普遍需要在出版行业奋斗10年以上，多数优秀出版人已从事出版工作超过26年。

1.4 教育背景[16]：学历、毕业院校、学历呈集群分布

2001年孙柏林等人对署直属12家出版社以及广东、上海、四川三省市新闻出版局直属出版社进行调查，发现本科学历人数占人才总数的40%左右，大专学历约占38%，硕士以上学历接近10% [17]。2006年孙聚成对我国期刊业从业人员进行分析，发现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的比重已经超过60%，特别是具有硕士生学历和博士生的人员比重也接近20% [18]。

研究发现(见表5)，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学历水平要好于出版机构整体水平。其中高中及以下4.62%，大专7.69%，本科63.85%，硕士生18.46%，博士生5.38%。由于获奖者年龄偏大，青年阶段普遍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升级之中，客观上加大了接受教育的难度，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韬奋出版奖的学历结构还将进一步优化升级。

从获奖者的最高学历毕业院校的统计情况来看(见表6)，前五位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5.88%)、武汉大学(5.04%)、北京大学(4.2%)、清华大学(4.2%)、复旦大学(4.2%)，这些院校皆为我国顶尖大学。此外，不到我国高校总数的百分之一的16所高校，培养了45.38%的获奖者，这些院校在培养优秀出版人中也表现出强劲的竞争优势。

针对获奖者最高学历所修读的专业进行统计(见表7)，值得说明的是，为便于研究，均使用二级学科对专业进行分类，发现出版行业对专业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且基础学科更具优势。前五位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32.29%)、外国语言文学(8.33%)、哲学类(7.29%)、经济学类(6.25%)、历史学类(6.25%)。

出版业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对知识的占有、整理、开发和运用进行知识的创新[19]。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专家型出版人更具社会影响力。早期，我国各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大体是按所学专业对口调入[20]。因此，出版人专业具有多样性。

1999年前后，专为培养适应现代出版产业发展的编辑出版专业高级人才的编辑出版学暂未表现出专业竞争优势，仅有第十二届获奖者蔡剑锋毕业于英国斯特林大学出版学专业，因为一名出版人需要26年左右的工龄才能获奖，预计在2025年左右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学是否具有培养出版人才的学科优势。

1.5 职务与职称：职务与职称呈偏态分布，高级职务和正高级职称占绝对优势

职务反映一个人在组织内部的特定权力。吴锋等人在对韬奋新闻奖获得者的研究中指出，参评者的职务高低与获奖概率呈高度正相关[21]。研究表明(见表8)，韬奋出版奖同作为国家级文化奖项，获奖者的职务高低也表现出相似规律特征，即高职位者更具优势。为方便统计，本研究将称法各异的职务简化为二分变量(高级/非高级)，高级职称指相当于或高于副社长、副总编、副总经理的职务，对于身兼数职的获奖者采取就高原则。结果显示，168名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中担任高级职务151人，非高级职务17人，两者分别占92%和8%，职务呈现明显偏态分布。具体职务来看(见图3)，总经理及董事长数量从第七届开始出现并有上升趋势，侧面传达了我国出版机构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转企改制的成效。

职称作为一种社会机制，标志着一个人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成就等。黄顺铭在对长江韬奋新闻奖获得者的研究中发现，正高职称拥有者占59.6%，副高和中级职称拥有者分别为30.0%和10.3% [22]。本研究在对韬奋出版奖获得者的职称分布进行统计(见表9)，发现韬奋出版奖获奖者的职称分布更显偏态，正高职称拥有者占76.79%，副高职称拥有者占10.12%，中级职称和无职称者分别为1.19%和11.9%。具体来看，其中以出版专业人员职称(编审、副编审)为主，占76.79%。

此外，考察韬奋出版奖获得者职务和专业职称的关系发现，担任高级职务的获奖人中，77.48%拥有正高级职称，9.93%拥有副高级职称，1.32%拥有中级职称，11.26%无职称;担任非高级职务的获奖人中，70.59%拥有正高级职称，11.76%拥有副高级职称，17.65%无职称，无人有中级职称。统计检验显示，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中担任高级职务者与担任非高级职务者之间在职称方面并无显著差异(p>0.05)。

2 韜奋出版奖获得者所属出版机构的属性特征

2.1 机构级别：中央级出版机构在获奖数量和频次上更具优势

刘遹菡对三届中国政府出版奖出版物奖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中央级出版单位几乎占领了全部出版物奖项的半壁江山[23]。黄顺铭在对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的比较研究中也发现，官方职业荣誉获取中，全国性新闻单位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24]。各类官方奖项作为各行业从业者职业荣誉最基本的来源之一，始终按照一种国家支配模式在运行，即由扮演党和国家的代理者角色的专业组织来具体实施奖项的生产[25]，不可避免存在一种“官本位”预置现象，即评选人所属机构级别越高，其获奖机会越大。

韬奋出版奖在评选机制中对参选对象的工作机构进行了规定，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成立的出版社(含音像、电子出版单位)，有国内统一刊号的期刊社，新华书店(含外文和古旧书店)，出版科研、教育、外贸机构和省级及省以下新闻出版管理机关从事出版工作的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等[26]。为方便统计，本研究将各出版机构根据主管单位将其级别简化为二分变量(中央级/地方级)。

统计分析显示(见表10)，获奖者中46.43%来自中央级出版机构，53.57%来自地方级出版机构。以所属机构为出版社的获奖者(115人，占总获奖数68.45%)为例，其中56.52%就职于中央级出版社，43.48就职于地方出版社，数量上占多数的地方出版社在获奖机会上并无任何优势。

对所属出版机构获奖频次进行统计可知(见表11)，拥有两名及以上获奖者的出版机构共16家，其中中央级出版机构占68.75%，地方级出版机构占31.25%，中央级出版机构在获奖频率上也表现强势。

2.2 机构地理位置：出版机构分布不均，北京市为出版活动中心

韬奋出版奖采用报送单位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地区的出版工作者需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版协向中国版协推荐，部分特殊单位可经由单位直接向中国版协推荐[27]。因此在获奖者、所属出版机构、所处省市之间易构建出一种“集体身份”[28]，韬奋出版奖的评选不只是出版人间的竞争，也是出版机构、各省市之间的力量博弈。

统计显示(见图4)，我国一共34个省级行政单位，除去香港、澳门、台湾(出版体制不同)，海南省、贵州省、青海省和藏族自治区尚未有出版人获韬奋出版奖，其余27个省级行政单位均有出版人获此荣誉。其中北京市处绝对领跑地位，有79位获奖者，占总获奖人数的47.02%;紧随其后的是上海市，有16位获奖人，占总获奖人数的9.52%;另外25个省级行政单位拥有获奖者均在10位以下，占总获奖人数43.46%。这也符合我国出版业以北京、上海为重心的现实出版权力分布[29]。

北京作为我国政治与文化中心，97.43%中央级出版机构集聚在此，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这也恰反映出我国出版活动在区域发展中的极度不平衡，尤其是西部地区，若这种不平衡持续下去，对于我国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是一种阻碍。

3 总 结

韬奋出版奖作为官方最高的个人出版奖项，对近二十五年来在中国出版事业中有突出历史贡献者加以肯定。作为官方的出版精英，该群体表现出性别比例不平衡，男性数量超五分之四;年龄和工龄跨度大，但过半年龄已超58岁，工作超26年之久;教育背景呈集群分布，集中在本科学历、重点院校、基础学科;职务与职称呈偏态分布，92%担任高级职务，76.79%拥有正高级职称;近半供职于中央级出版机构，并在北京市从事出版工作。

目前，中国出版业正经历数字化转型发展，民营出版机构、数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出，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将改变中国出版格局尚未明细。因而未来优秀出版人群体是否尚能延续这一系列特征还有待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韬奋出版奖的评定原则也应当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从而不断树立权威。

注 释

[1]雷群明.编辑记者要读点韬奋[J].编辑学刊，2008(5)：50-51

[2]韬奋基金会.韬奋出版奖奖项介绍[EB/OL]. [2017-12-29]. http：//www.taofenfund.org/tfjjgz/tfjxjs.shtml

[3]甘险峰.中国出版业发展历程的镜鉴：基于韬奋出版奖获奖人物的分析[J].编辑之友，2012(6)：56-59

[4]中国出版协会、韬奋基金会.迈入出版家行列：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小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5]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R].北京：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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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4-29)

作者：吴娉娉

图书群体化出版现象分析论文 篇3：

浅析主题出版编辑力的新要素

摘 要：本文通过探究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主题出版物阅读群体、融媒体发展等方面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以此为线索判断出后疫情时代人民群众对主题出版物在选题内容、表现形式、数字化发展方面的新需求，并从这三个方面提出后疫情时代主题出版编辑力的新要素。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出版行业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也使人民群众的阅读习惯发生变化。越是处于危机之中，主题出版物提振精神、稳定情绪的作用就越突出;越是危急时刻，各类信息越繁杂，民众对主流、权威主题出版物的需求就越强烈。疫情期间的种种现象表明，主题出版物能否在危机中发挥有效的精神支撑作用，对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回归正轨至关重要。而作为贯穿整个出版流程的关键人物，主题出版编辑也必须在全新时代背景下思考自身编辑力的发展，即主题出版编辑力的新要素。

一、编辑力与主题出版编辑力

1985年，冯国祥提出“编辑力”这一概念并对其含义作了界定，他认为编辑力是编辑对书稿施加影响的一种力量，然而这一解释并未对编辑力涵盖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阐述。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版人和学者关注到编辑力在出版工作中的重要性，并尝试从不同角度和更多维度界定这一概念。例如，从狭义的角度定义，编辑力一般指编辑工作能力，即做好书的能力;而广义上的编辑力指出版企业乃至行业的生存发展能力。如果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去定义，编辑力是一种能力系统，其作用对象是书稿等静态要素和营销、联系作者等动态活动。从编辑力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编辑力的具体内容即其要素进行探究，但绝大多数概念忽视了不同类别出版物对编辑力的特殊化要求。本文所要探讨的编辑力是特定的、狭义的，专指作为主题出版活动主体的编辑人员做好主题出版各个环节的工作所应具备的一系列能力。

主题出版作为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特征，对新时代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新时代主题出版的编辑人员除具备一般的编辑力外，更要具备做好主题出版物的特定编辑力。相对于一般出版物，主题出版物具有较强政策导向性、理论性、时代性、大众性等特点。多年来，许多学者针对主题出版物的特征，提出了诸如理论水平、政策导向把关能力、高效执行力、审美品位、融媒体推广能力等多种主题出版物编辑所应具有的编辑力因素，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和认可。随着时代和整个出版行业发展，主题出版业也是动态发展的，要求主题出版编辑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提升自我，编辑力的内涵必然随之扩充。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就是当下最突出的新的时代背景，是编辑力内涵的新的内在要求。

二、疫情期间主题出版的发展新动态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主题出版带来了挑战也创造了机遇。疫情终会过去，但疫情过后主题出版工作对编辑力是否会有新的要求?找准需求，方能指导实践。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首先要看疫情到底给主题出版带来什么新情况，又将在后疫情时代引发什么新需求。

(一)主题出版更加蓬勃发展的新环境正在生成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带来新的主题出版热点、形成特定舆论环境。其一，疫情的发生使出版一批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普、心理疏导、宣传抗疫典型和抗疫故事的读物变得非常重要，抗疫主题出版成为新的出版热点;其二，疫情防控的成果也让群众看到了我国在处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能力和效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广大民众渴望更加了解自己的国家、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主题出版选题的接受度很可能呈现显著提升的趋势;其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往往容易衍生出网络舆情的“次生灾害”，特殊的舆论环境使得民众对权威、可靠内容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增加，而这正是主题出版物的优势所在。

(二)主题出版物的新业态发展大有可为

在疫情防控期间，受疫情防控要求的影响，囿于实体书店歇业、交通运输受限的实际情况，纸质图书难以购买。反观电子书、有声书，由于跳出了传统图书需要的印刷、运输等依托人力的出版环节，因此相比纸书更具有传播优势。其实不单单是疫情期间，《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行业规模连续多年稳步提升。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出版业总体发展态势还是疫情给人民群众阅读生活带来的影响来看，主题出版的新业态发展都是时代潮流。主题出版物在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根据市场反应积极探索产品新業态，积极将群众喜爱的主题出版物掌上化、有声化、图像化。

(三)主题出版物受众面拓展的新趋势日渐明朗

疫情发生前，主题出版物的受众主要集中在党政干部、青年学生等群体，而这仍将在一定时期占据主题出版物读者群的较大比重。但疫情的发生让其他读者群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疫情防控政策、措施宣传等方面的主题出版的关注度大大提升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将成为主题出版物新的受众。要想抓住并稳固住新的受众，就必须从这部分群体的阅读习惯和需求出发，区别于提供给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的主题出版物，使精深、严肃的内容故事化、生动化地表达将成为主题出版物未来发展的方向。

三、后疫情时代主题出版编辑力的新要素

综合分析疫情给主题出版带来的新情况，后疫情时代读者对主题出版物的需求可以总结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主题出版的选题内容有更高要求，期待更多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回应群众关切的选题;二是对主题出版物内容的表现形式有更高要求，期待主题出版物能看得进去、看得明白，能够实现在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中感受理论张力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让高深的理论“飞进寻常百姓家”;三是对主题出版新业态有更高要求，期待纸质图书更加适应时代发展，衍生出电子书、有声书甚至动漫、短视频等相关产品。

我们探寻后疫情时代主题出版编辑力的新要素，也将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一)针对选题内容的主题出版编辑力新要素

1.社会担当意识和公益精神

2020年3月，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在写给青年编辑的一封信中写道：“无论什么时候，公益精神在出版业里总是第一位的。”疫情期间，多家出版社响应号召，普及抗疫知识，宣传抗疫故事，提振抗疫信心，疏解社会情绪，推出了一大批主题出版精品力作。“出版抗疫”凸显出版物，尤其是主题出版物在特殊时期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的作用，也彰显出主题出版编辑的社会担当意识和公益精神。一般来说，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社会突发事件是偶然性的，社会生活中折射出的群众需要往往是选题策划时编辑应该精耕细作的领域，也正是后疫情时代主题出版编辑所要重点关注的，群众的需要越来越成为选题的第一考量因素。除内容生产外，社会担当和公益精神还体现在主题出版编辑要有意识地将优秀的主题出版物尽可能地传播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尤其是受各种客观条件限制不易获得主题出版资源的群体，例如，疫情期间多家出版社提供优秀读物的免费有声书、电子书资源供大众使用，疫情期间出版的抗疫读物定价也普遍较低。“宁可少一些经济效益，也要多一些社会效益”，主题出版编辑必须有这样的意识，才能策划出群众真正需要，也容易获取的主题出版物。

2.对非计划性主题出版热点的敏感性和捕捉力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年4月发表的《570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图书选题分析》中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21日至3月16日，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相关的图书选题共计570种，涉及抗疫指导手册、抗疫纪实类读物、抗疫儿童读物、抗疫教材、心理辅导与居家防疫读物等类别，在出版战“疫”中打出快速、精准一枪。一般来讲，每年的主题出版都具有一定的计划性，这与当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有关。例如，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与改革开放有关的选题在主题出版重点选题中占比超三分之一，而2019年，有关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选题可以提早谋划。然而，如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以及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这类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且社会关注度极高，这考验从事主题出版的编辑人员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和反应能力。此次疫情的发生更是提醒编辑，面对没有预留准备时间的非计划性选题，编辑必须做到快速反应、弄清事实、提炼重点、捕捉热点，并根据自身所在出版社的定位作出合理判断，在短时间内策劃出高质量的选题。

3.对主题出版选题策划的高效执行力

2020年1月23日，距离疫情正式被证明有人传人现象不过数日，全国第一部关于疫情防控的科普性读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最快速度及时向社会科普必要知识，回应群众关切。由于大多数主题出版物选题针对的都是当年的重大节庆点、会议或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或者类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类突发性的国家重大事件，这部分选题的时效性很强，如果从选题策划到形成最终出版物的时间过长，其内容价值会大打折扣。较强的时效性需要主题出版编辑具备出色的执行力，也就是在较短时间内将出版热点转化为成品出版物的能力，包括选题策划、联络并敲定作者、督促并关注书稿写作进度、书稿审读与编辑加工、设计方案确认等环节。除此之外，编辑还须协调当年主题出版选题的出版节点，分清轻重缓急，必要时不同选题要同期进行。这一系列活动一是需要编辑具有足够的业务熟练程度，二是需要编辑能够高效管理工作时间。出版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编辑执行力的保证，选题策划时的好点子和想法才能最终转化为精品主题出版物。

(二)针对内容表现形式的主题出版编辑力新要素

1.针对主题出版物通俗化的策划力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出版社挖掘到此次疫情中的温情视角和典型代表人物，以别出心裁的表现方式呈现了一系列有温度、有感情的精品力作，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武汉抗疫日记》是29名武汉一线医护人员、患者等在武汉“封城”的76天内的战“疫”实录，一篇篇日记饱含真情实感，展现了抗疫瞬间和医务人员的心路历程，引起读者共鸣;《妈妈要去打怪兽》《妈妈的秘密》《等爸爸回家》等少儿绘本，以柔和、童趣的语言和漫画表现形式，针对学龄前儿童，向他们阐述作为医务工作者的父母在这次战斗中展现出的英雄形象。这些针对疫情的主题出版，不是站在高处的指点，而是贴近群众的诉说。这些疫情中涌现出的主题出版的鲜活特征，在后疫情时代必将延续，值得推广。例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背后同样有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实践中同样有生动鲜活的典型，主题出版编辑需要深入挖掘，并选择合适的呈现方式将其表现出来，策划出更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主题出版物，甚至可以尝试选择小说、对话体、绘本、漫画等新颖体裁策划大选题、阐述大道理，让主题出版物不再单单是党员干部手中的“学习材料”，更是广大读者手中的“趣味读本”。

2.匹配作者和相应形式主题出版物的能力

《张文宏说传染》的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他作为抗疫专家写就的这部书，对于群众来说相当具有说服力;《2020武汉日记》的作者黎婧是一名“80后”插画师，同时也是一名新冠肺炎轻症患者，这本图书是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绘制的现场纪实。类似的主题出版读物收获的好评印证了“让专业人做专业事”的重要性。后疫情时代，读者对主题出版物的需求增加，意味着形式多样、内容活泼的主题出版物策划成为出版社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根据选题策划时敲定的方案，针对特定的内容和形式选择最合适的作者，而非每个选题都迷信业界大家。近年来，主题出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作者涌现，这些作者总体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年轻，越来越多的“80后”甚至“90后”作者表现突出;二是生活经历丰富，作品中往往有较多的现实反映;三是思维活跃，乐于并善于将深奥晦涩的理论以更易懂的语言、更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来。主题出版编辑应想方设法从各种途径中了解、挖掘、培养作者，可以从阅读这些作者的作品中发现其写作能力和理论水平，也可以是在书展、作者个人讲座甚至网络上获得作者的信息。总之，要成功策划出精品出版物，除了了解选题，更要了解作者，将两者最适度地匹配，方能收获“1+1>2”的效果。

(三)针对新业态的主题出版编辑力新要素

1.主题出版物数字化潜能的挖掘力

《童话抗疫——2020年春节疫情故事有声特辑》《生而平凡：2020年春节抗疫故事特辑》等有声读物的推出，使宅在家里的读者打开手机就能随时像听童话故事一样了解普通人的抗疫生活和疫情知识，感受抗疫精神。疫情期间，很多读者倾向于选择电子书或有声书进行阅读并从中感受到便利，使得这种阅读习惯在后疫情时代继续放大。这就要求主题出版编辑进一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主题出版物作合理规划，挖掘其数字化潜能。编辑要能分清什么类型的主题出版物适合做成有声书、电子书，什么类型的主题出版物可以衍生为更加可视化的数字化产品例如配套动漫、系列微视频等。一般来说，内容较为严肃、理论性较强的主题出版物更加适合制作电子书、有声书，富有魅力的声线会使纸面上的文字变得更有意蕴，但衍生出微视频、配套动漫的潜力稍弱;相对而言，通俗理论读物除了可以衍生出电子书、有声书外，还可以制作配套微视频和动漫，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儿童的主题出版物。例如，2019年、2020年，当年的理论热点面对面最新读本《新中国发展面对面》《中国制度面对面》都推出了配套有声读物和动漫微视频，充分体现出这一系列通俗理论读物的鲜明特征，获得了积极的社会反响。主题出版编辑必须有独到的眼光和精准的判断力，做到触类旁通，准确判断出具体的主题出版物相应的数字化潜能，并最大限度地挖掘、实现。

2.助推主题出版物数字化转型的外联力和沟通力

以往编辑力的外联力和沟通力關注的主要是编辑联系作者、联络读者的能力，但随着数字化成为主题出版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主题出版图书转化为各种形式的数字化产品，并在各类平台上线。除了类似“学习强国”等党员干部常用的优质平台，年轻人热衷使用的哔哩哔哩、抖音、快手等视频APP也陆续上线了一些优秀主题出版图书衍生出的短视频作品。编辑的外联力内涵也应随之拓展。对外，主题出版编辑要在日常工作中留心优秀的数字出版制作单位、动漫制作单位以及深受听众喜爱的有声书主播等，还应重点关注富有影响力的发布平台，主动走出去与之建立联系，方便日后合作;对内，图书编辑与社内数字出版编辑也应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就相应出版物的数字化转型模式、发布平台选择等事宜进行协商，共同完善方案，助推主题出版物数字化发展。

四、结语

不可否认，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暴露出我国主题出版存在的短板，给出版人尤其是身处出版第一线的编辑人员敲醒了警钟。同时，在补齐短板中主题出版也孕育出新的机遇，新的机遇需要编辑人员提升自身能力去把握，于是编辑力新要素也随之产生。但由于本文仅从疫情的发生给主题出版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出发，以此为线索探寻后疫情时代主题出版编辑力的新要素，研究视角相对固定、思路不够开阔，导致结论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时代和出版业总是在不断发展的，编辑工作是出版流程的中心环节。相较而言，出版编辑力在出版领域的研究中还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其未来的研究潜力很大，其内涵也必然会不断丰富，形成更加完备的体系，为编辑人员进一步做好编辑工作，生产更多优质出版物提供导向和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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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系学习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