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生态学论文

摘要：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思潮与行动，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巨大冲击与影响，在一超独霸的格局下国际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均陷入生态危机。我国提出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战略决策正源于我国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政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构成我国生态学体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满族文化生态学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满族文化生态学论文 篇1：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视域研究

摘 要：为加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力度，传承和传播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下，采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环境的破坏，传承主客体之间的纽带断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体育教育中的尴尬处境，以及法律制度体系的缺失导致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失去了发展的土壤，逐渐被遗忘或被抛弃，甚至失传;构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应建立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区，采取多种方法和手段保存和记录即将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在保持原生态本质特色基础上，剔除封建文化思想，将其改造为具有健身功能的体育活动形式，创立民族体育文化节日和运动会，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机地与学校体育教育相结合。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

文献标识码：A

Key words：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Sports cultur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ecology

人類社会的文化产生与环境密切相关，是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1]。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发表《文化变迁理论》，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诞生。文化生态学所说的环境，包括文化现象的内部小环境，也包括与之相联系的外部大环境，是文化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条件[2]。文化生态学是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学科，不仅研究文化与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也要研究文化的内部各种不同形式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当代西方的竞技体育也逐渐的影响着中国体育文化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保护[3]。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或运动形式濒临消失，有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没有文字记载，内部要素之间严重失调，内外部要素之间结构失衡，导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已迫在眉睫。因此，亟需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机制。

本文以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探讨自然和社会等环境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厘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的脉络，在保持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族性基础上，加强构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机制，以期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提供参考。

1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现状

1.1 环境的改变破坏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态平衡

我国各民族人民在大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依靠大自然赋予的资源进行生产生活，在古代，各民族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对自然产生的现象无法解释，进而对大自然产生了崇拜，从而进行大量的祭祀活动，在这其中衍生出体育运动的雏形，附加产生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民族依据自然环境，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近年来，为了满足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人们对自然环境进行不合理地开发，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与之相伴而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失去了发展的根基，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的生存环境失去了发展的土壤，完整性遭到破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的场所和运动项目需要的装备原材料失去了依托，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了部分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难以正常进行，其自身体育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气候条件变化使东北地区出现雪荒，当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难以开展，体育文化难以有效地传播。

在全球化背景下，奥运及体育各大赛事在新媒体的多方位传播下，西方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占据人们的日常生活，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空间逼仄。国家在加速推进城镇一体化过程中，高速公路、桥梁和高铁的修建，迫使农村的原住民迁往城镇，造就了移民迁徙，生态移民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在迁徒过程中被遗忘或被抛弃。尽管城镇一体化加强了原住民和外界之间的联系，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也会有被同化的危险，在与现代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情况下，面临着失传境地[4]。上述因素使民族传统文化在面对社会大环境改变时，显得脆弱不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遭遇了严重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将面临着失传和消亡的危险境地。

1.2 传承主客体关系断裂

传承是指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文化依赖传承而绵延不断。文化传承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应社会的发展，既是承继，也是创造[5]。我国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流失了很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形式，如满族的跳马、彝族的跳牛、黎族的堆沙、新疆的赛骆驼。究其原因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形式需要本民族其他同辈或者年轻人的各种支持和帮助，某个人的单独传承是无法完成的。在现代社会，现代竞技体育的盛行，令传承主体产生自卑心理，缺少忧患意识，没有充分意识到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主动传承积极性不高，传续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体育运动和电子竞技体育游戏成为年轻人的挚爱，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承接者在此种环境下，主动学习意识不强，缺乏民族传承情结，欠缺民族体育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失去了传承主客体的纽带，久而久之，开始消亡。

1.3 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体育教育中步履维艰

教育与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是紧密有契合的，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有一定的教育，一定的教育又作用于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学校是体育的摇篮，是原生态传统体育形态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6]。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要把民族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然而，在我国学校体育教育中，民族传统体育并未建立成熟的学科体系，在推广和宣传过程中步履维艰。学校是传承民族体育文化最佳的场所，例如泰国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泰拳纳入学校体育教学范畴，日本将相扑运动作为学校学生必修课程，韩国在各个学校开展跆拳道课程教学，俄罗斯将滑冰和摔跤置于学校体育教学之中[7]。然而，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里普及较差。我国有56个民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较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战争和生存造成的移民迁移，使一些相同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和文化有所差异，项目技术动作标准参差不齐，教材编写难度较大，各专项理论和历史文化还处于初始的研究探索阶段，尤其是历史文化价值欠缺科学、系统、成熟的理论体系的支撑。各学校领导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和传承意识不足，过分关注学生的智育成绩，进而导致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很难有效地开展。

1.4 法律体系制度不完善

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方面，我国法律体系制度仍然处于空白状态，相关的法律政策不完善，缺少一套具有针对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体系，难以为体育文化生态保护提供有效的保障。失去法律法规的依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具体执行过程中，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给民族传统体育生态文化保护实际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尽管一些政策文件对体育生态文化保护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法律文件很多还依然停留在具体词义表述不清晰，民族体育文化生态保护条款宽泛，缺少有效的法律保障。失去法律政策的保护，在体育文化生态保护与体育产业对接时，开发经营者以经济利益为主，过度进行商业化运作，将民族体育文化生态保护置于不顾，严重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

2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策略

2.1 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抢救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大自然环境为我国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提供成长的土壤，必须停止破坏自然环境，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对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进行適当的恢复治理，适当地开发利用自然环境，在保存较为完整的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构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正确处理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既要金山，又要绿色青山，尽力保持原区域的生态特性，促使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关展[8]。依托国家发展体育产业政策，建立民族传统体育小镇，优化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做好做强做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9]。建立传承人登记制度，挖掘我国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形式。对濒临失传的或已经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形式，采取调查访谈，文献考古等多种方法，运用现代互联网多媒体技术，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建立数字化和档案化数据库。2005年，湘西土家族的“谷斯拔帕舞”是我国第一批抢救非遗保护项目，经过不断创新和发展，其已成为了湖南原创广场健身舞种。

2.2 发挥健身功能作用，保持原生态本色

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具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自娱娱人等作用，而且蕴含着丰富的诸如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等道德理念和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10]。随着健康中国的建设，全民健身上升到国家战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净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剔除具有封建迷信思想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渣滓，在保留一定的宗教祭祀特定历史文化价值之外，积极改造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使之具有教育、健身和娱乐功能，符合社会现代体育健身功能和需求，提升人们群众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审美观。构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必须坚守本土化原则，保持原生态本色，基于各民族传统历史文化，尽量保护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各民族内部的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之间应相互借鉴，学习其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的优秀之处，树立全球发展战略眼光，汲取和积极学习国外其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原生态机制，基于国内的实际发展状况和条件，打造极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11]。

2.3 创办民间传统体育文化节日，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节日是各民族人民为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共同创造的一种民俗文化，构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应挖掘和创办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节日，增强民族凝聚力。以此为契机，积极宣传民族体育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情结、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国家政府各部门应依据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价值，深入民族民间挖掘和整理富有特色且密集和历史记忆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节日，在保护体育文化生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借助民间资本力量，将民间传统体育节日进行商业化运作，积极构建民族传统体育生态文化宣传平台，加大宣传力度，结合多种多样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积极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理念和体育生态文化精神，加强人民群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12]。创办民间传统体育运动会，有利于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民族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运动，增强各族人民体质，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民族传统文化生态“根”在原住民地区，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项目形式应原汁原味，土生土长，保持本真性原生态。积极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健身活动和运动会，丰富项目活动内容和形式，提高民族群众参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积极性，满足民族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2.4 积极与基层基础学校的体育教育相结合

2004年3月3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指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小学全部教育教学活动的共同任务，要把它有机的渗透和融合到各门课程的教学活动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的保护势必回归到学校体育，学校在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文化内涵对于树立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具有促进的作用，提高文化自觉的意识。加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教材建设，构建系统化的教材内容体系，尽可能确立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技术标准，体育文化内容应求同存异，积极开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课程，丰富校本课程内容，使学校学生不仅学习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或活动形式，还应学习到历史文化知识，进而达到对民族传统体育知识的全面了解，促进学生的文化认同[13]。教材内容的选择要与学校的实际情况、师资力量、地方经济、文化等相协调，内容选择及创编应体现民族性和时代性、健身性与娱乐性，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积极发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资源，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推广与传播。

3 结 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我国中华民族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瑰宝。文化生态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能够指导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的发展。基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从自然环境、社会传承、学校教育和法律政策等方面论述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失衡，由此提出构建民族体育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展多种多样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对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予以保护和有效地传承，与时俱进，最大化地发挥健身功能和融入学校体育教育等策略，以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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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丁雨.新时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5)：180-183.

作者：佟显峰

满族文化生态学论文 篇2：

全球化与中国生态学

摘要：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思潮与行动，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巨大冲击与影响，在一超独霸的格局下国际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均陷入生态危机。我国提出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战略决策正源于我国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政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构成我国生态学体系。文中考察了和谐观念渊源于中华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诸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生态学;文化生太学

生态学这一学科，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为国人认知的，一般地说，生态学是研究或关涉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我国的高校和研究所将其放置在生命科学、生物科学类别之中，我国唯一的一本《生态学报》就属这一性质的学术刊物。

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思潮与行动，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上世纪90年代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影响着世界历史的格局与进程，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格局与进程，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新的挑战，给中国学术事业带来冲击，也带来发展的动力。

全球化是一场全球范围的文化大碰撞、大融合、大整合，尤其是东西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大整合。中华文化在这全球化的文化大碰撞、大融合与大整合中发生着变化——经历着成为一个大国的成长的烦恼，在了解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使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并影响着塑造着一个新的世界。

和谐世界与政治生态学

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金融霸权与全球经济失衡;国家发展模式以及安全战略的激烈冲突等等构成世界性的矛盾与冲突、机遇与挑战;而在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的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转型中，中国已融入世界的大家庭之中，勿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均成为发展的动力，也是制约的力量。正是在这个国内国际大背景下，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确定为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与战略构想，迎接新世纪的各种挑战。

和谐世界应是政治上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理念，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经济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全球共赢的方向;文化上求同存异、尊重多样性、共同繁荣的原则;安全上坚持以和平方式而不是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坚持战略互信与合作、互利共赢、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在对待地球危机上，重视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环保节能、再生能源、生态循环等建立世界性的生态利益观与国际性的生态合作模式，共同维护地球家园。这样，我国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观点，就构成了我国关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生态学模式。

一个超级大国不可能无限期存在下去，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在全球化的历史运动规律作用下，一面是新力量不断崛起;另一面是超级大国被削弱。一面是随着国际政治体系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和深化，单极世界陷入不可解脱的政治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危机之中，而不能自拔;另一面是世界中心正从欧洲向亚洲转移，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正所谓“西方正在丧失对全球化进程的垄断”。

在和平发展、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战略决策中所建构的政治生态体系成为我国的发展模式，期望能够逐渐解决国际政治体系的生态危机，经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实际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场全球范围的发展模式的竞争正在进行中，在今后的年代中很可能会加剧。

价值观与社会生态学

随着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全球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的政策制定，社会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传统观念被之完全否定，而传统观念中的人文精华如正义、自由、民主、平等、德治、仁爱、和谐等得到进一步发扬，进一步获得生命张力，成为全世界普适性的政治理念、人文理念与道德理念。国际大家庭更加趋向于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科学化与文明化方向发展。战略合作、战略互信、战略互惠，这些创造性的国家关系模式，为我国建构了多层次的社会生态学。如在中日关系上我国坚持“增进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战略互惠方针;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16字方针。对外、对内均从政治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视角解决外部矛盾与国家内部矛盾，其基点是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新型价值观念。这应是基辛格所谓的“南亚和东亚的国家还在进行着力量的对比和均衡”战略吧!

“与社会生态学的区别，文化生态学在寻求解释特殊的文化形貌及文化模式时，试图与社会生态学(又称人类生态学)区别开来。斯图尔德认为：社会生态学主要在于解释纯生物的人的机能和遗传功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文化生态学则在于解释对不同环境的适应中的特殊文化及其类型、模式。同时他还认为，人是归化了的动物，在体制上完全受文化活动的影响;人的进化与文化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人种形成的文化因素要超过体质的因素。所以，解释人类文化行为与解释人的生物进化不同，不能从遗传上推导某种文化模式，必须从文化适应上做出结论。”

德国学者斯图尔德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概念。其观点强调了“纯生物”的人之“适应环境的变化”方面，而没有考虑社会迅速发展。国际社会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新力量崛起过程中社会结构体系，国际社会结构体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对国际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变化和影响直接作用于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向综合方向发展，这种综合性影响着各学科的发展，并产生新学科，改变着各学科的结构体系。政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就已超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成为全球化时代构建国家关系，全球秩序与国际格局的一个标志，一种要求。全球化使“无数人摆脱赤贫，随着他们成为消费者、生产者、投资着、思想者和行动者，这个世界将更加丰富，更加高尚”;一超独霸的力量正在减弱，多极化、多中心正在出现，这需要全新的政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并对之作出新型价值观解释，从而也建构了生态学的新结构体系。

从“文明冲突”到“文明联盟”

——文化生态学浅说

“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他认为“文明的冲突将主宰未来世界，冲突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主导人类最大纷争和冲突的因素将是文化上的差异。不同的文明之间的矛盾将取代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将左右全球政治”，他特别指出，今天世界已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儒教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伊斯兰教——儒教国家对抗基督教国家将成为世界的主要冲突。”亨廷顿仍未跳出冷战思维模式的窠臼，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立场，为美国的单极世界寻找新的对手，并从文化——文明视角宣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这是冷战时代刚刚结束，作为美国战略谋士提出文明冲突论，为美国一超独霸提供文化发展的战略谋划，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霸权之外，还要加上文化领域的霸权。

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投射到一场反对穆斯林世界邪恶力量的运动中”，将“西方对抗非西方”的文明冲突集中为反对美国制造的“邪恶国家”、“邪恶轴心”的斗争，进而集中为反恐斗争，并以之划线，构成新的政治的文化的单边主义。

先是战争，相继推翻了塔利班、萨达姆政权，继而又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但世界更不安宁，美国成为国际安全的破坏者，他深陷自己所发动的战争泥潭，并开始走上衰落之路。文化单边主义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世界性的文化生态危机。

按文明冲突的观点，世界格局取决于八大文明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即“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虽然亨廷顿对非洲文明的地位尚有怀疑。他认为文明之国家与集团之间发生冲突，争夺世界领导权;而他的西方文明优势化、中心化观念则引起世界性的反对和对抗浪潮。在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下，文化大振兴、大交流、大碰撞，西方文明中心论受到挑战，文化生态危机受到国际关注。

《参考消息》自2006年始，连续转发相关文论：如德国《星期日世界报》主编题为《亨廷顿的本意是什么》一文指出“该理论具有任意选择历史与地域政治标准的不足”，“从自然规律来看，‘文明冲突’所预言的没有任何东西成为事实”;“未来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2008年2月，旨在驳斥世界注定走向“文明冲突”观点的首届“文明联盟”国际论坛在马德里举行，以色列前外长什洛莫·本阿米呼吁用“文明联盟”取代“文明冲突”。国际著名学者基辛格撰文：《三大革命》指出“世界正同步进行三场革命”。人们应当考虑，如何应对这些革命，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霸权之所以迅速结束，从历史看，新力量的崛起不可阻挡，美国的能源政策、经济政策和伊拉克战争，削弱了自己的相对地位，这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在世界性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失衡的态势下，美国地域政治专家指出：“只有美国、欧盟和中国共同制定地域政治游戏的规则是国际平衡的前提。”美国新保守派罗伯特·卡根认为“西方正在丧失对全球化进程的垄断”，“全球不同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的竞争可能加剧。”美国著名学者扎卡里亚撰长文论述世界新秩序：全球面临第三次重大力量转变，只有众多国家参与进来才能解决重大国际问题，那就是先得加入世界。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维克托·马利特撰文《亚洲崛起;力量的再平衡》，提出解决世界的不平衡的方法是让美国不要搞对抗，而是提高自身力量，因为“那是我们的新世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西方文化精英看到了一超独霸带给国际社会严重失衡，给世界造成严重的政治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和文化生态危机，也给西方社会带来生存危机，故而提出“力量再平衡”诸多救世药方。建构多元力量平衡的国际新秩序成为人们的共识。

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构成中国特色和平发展战略与和平发展体系。

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理念渊源于中华古老的天人合一、天人同构宇宙观，是古老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思维认知体系的新发展新创意。

天人合一，人天(神)交通，独占通天的权利，即垄断了神权，王权来于神权，文明就产生了，构成文明起源和诸种文明模式。“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是《尚书·尧典》开篇的话，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和运行规律，掌控宇宙之变化，最后落在“敬授民时”的人文基点上。由天道而及人道，由天象而及人间物宜，天象——物候——民众——鸟兽，天象星辰，人间物候，社会民众，鸟兽自然，天文、人文、地文构成一个内在的关系链，一个宇宙社会共同体，其中含有古代天文历法理性认知的早熟性，初期的科学性，并与“敬授民时”的感性认知的可操作性等诸特征，使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带有鲜明的人文特点，开创了极富中华民族特点的文明模式与文化传统。

天人关系所展示的文明起源诸模式，集中在王权源于神权这一点上，这又正是中华文明王权神授宇宙观的渊薮。

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一体的思维认知体系，而天地人一体化构成中华历史文化的内在连续性与整体性。而连续性、整体性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鲜明特征，地与天，文化与自然，人类与宇宙是上下一体的、各种生命力之间互相交叉的宇宙体系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古代文明是人与自然宇宙征服、对立的破裂性文明。(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天人合一宇宙观其一体现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环境生态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上古三代的经典文献中多遗留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涉及或接触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生态诸问题。

《尚书·尧典》是中国自有文字以来首次将“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与“敬授民时”将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作为主客体放在同一个视角上观察与认知，构造了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这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将神圣、神秘而不可知的、只由少数人(巫觋)掌握的天象历法、宇宙自然人间化，以及与人间社会的生活、生产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使它们之间具有同一性、互动性，创造了天文与人文同构的文化观念与思想意识形态，首次接触到自然世界与生态体系诸问题。

《尚书·禹贡》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首次阐述人与地关系的经典，它反映出夏代是产生中华文明中心观念与多样化的文化生态认知体系的历史阶段，第一次接触到自然地理环境生态与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的问题。

周文王继承了前代文化成果，根据周民族对宇宙观念与生产实践的总结，对人与自然、自然生态与文化的关系诸问题，提出具有体系性的观点，这就是《逸周书》的《文传解》。

认识自然，掌握自然世界的生命规律，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周文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人类应认识它、掌握它，按其规律与时序以适应其要求，方可为我所用，方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与互相依存中促进自然与人的共同发展。基于此，文告提出总的原则：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命，这是周文王的生态观，是周文王的生命观，在他看来，自然界是一个有生命有秩序的世界，人类要做的就是“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为此，周文王对人与自然，社会界与自然界，直至对宇宙整体提出“和德”的宇宙论命题。

山林(指自然界)按自然规律生长成为人类之资源材料，士农工商(百业)按其本身特点各自发挥效能，各尽本性，各尽其力，这就是“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就达到“和德”的境界。所谓和德，即天人和谐之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之谓，人类的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之谓，周文王的“和德”是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对立统一、和谐发展关系的哲学概括，其中既包含着宇宙自然按其本性的发展，更包含着士农工商百行百业的人的创造力。尊重自然本性，尊重人的生命律动——充分发扬自然与人类生命之力，以达到天地和德、宇宙和谐境地。

周文王认为保持这个有秩序的自然世界，实现天地和德境界，是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十重者王，顿空者亡”，从自然生态、人文生态扩大到政治生态领域，这是中华生态史上第一次将生态问题与国家兴亡连在一起的生态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道德关系领域，从维持生存、种族繁衍上升到文化学、国家学层面，从生态学进入政治学与道德学的领域，在这天人有序的互动关系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增添了新的内容，显示出周代早期文明极富人文精神与理性色彩的新特点，呈现出周代早期文明的早熟性特征。

周文王认为人类面对着一个不断调整的自然世界。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经历着由平衡到不平衡，又到新的平衡的循环往复的运动形态。人口的增殖，气候的变化，地理环境的变迁，天灾人祸，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影响生态的变化。诸如土地、人口、天灾等造成生态失衡，需要人为调整与改造。从顺应自然、依赖自然，到能动地调整生态环境，改造自然，这是人的认识的一大飞跃，是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结果。这种调整和改造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也给社会带来了活力，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国家职能的建设性作用，也充分发挥了自然能量，其出发点是“并为民利”。突显了周文王的生态观念极富人文精神和民本精神。

将天人合一宇宙观具体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关系上，即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群是一个充满生命律动的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是一个遵循规律和法则的有秩序整体。尊重生命(自然界与人类)，遵循规律，就可以达到天地和德的最高境界，天人同构，人与自然和谐相称，国家富强，物资丰富，人民安乐。只要本着“并为民利”，就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成为自然的主人，调整、改造，使自然为我所用。这也应是天地和德观念的最大效应，是周文王在生态观念上的一个新创造、新特点。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周文王归结为“开塞禁舍”的自然辩证观。

“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开，开放;塞，堵塞、关闭;禁，禁令、约束;舍，设也，施设。这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新概括。这里将开塞禁舍作为夺取天下的指导思想原则——明白通晓开放(解放思想)、关闭(堵塞邪恶)、禁止(要有规范)、施设(更新措施与设施)四者辩证关系的，夺取天下就像化育万物一样自然容易;不明白开放、关闭、禁止、施设关系的，失去天下也是很容易的事。能否懂得自然规律、掌握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对夺取天下与失掉天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原则。在这里，周文王又一次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到“取下天”与“失天下”的高度，从人类生态学扩展到影响到政治生态学，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辩证思维的新概括。它为中华生态学史确立了基本架构与基本体系，是周文王对中华生态学史的开山之作。(张碧波：《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古人认为宇宙空间是有序可循的，《尚书·尧典》中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天象与物宜，天上与人间，可以观察，认识掌控，而且是互动的、同构的、合一的，是自然宇宙与人间社会一种同构的——宇宙空间的结构化、秩序化、层次化。“投射”到人间社会，构成天上人间的共同规范、共同秩序，从而建构天人一体的思想体系与宗教信仰体系。

天人合一宇宙观另一体现为历史文化的损益观、整合观。中华历史文化的发展是连续性、整体性的，历史文化前后相承，既或不同质文化，经过损益与整合，构成完整统一的文化传统，不论统一王朝抑是分裂割据王朝，不论华夏族团主导的王朝抑是夷狄族团主导的王朝，他们均在对前代历史文化的损益与整合中，构建本朝文化，也构建中华文化，使其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成史、中华多元一体运动史的最鲜明的特点。远的不说，仅以元清二代为例。

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到忽必烈“建元中统”，“建国号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族主动而自觉地继承中华历史传统，主动而自觉地承续中华历史文脉，标志着从蒙古汗国转型为中华帝国的历史进程的最后完成，大元帝国已成为中华文明史、中华帝国史的一个序列，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史上重要一环，成为中华多元一体运动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元帝国在文物典章制度的建设上做了大量的文化整合工作，在其强烈而浓重的民族文化基础上与中华传统文化在激烈地碰撞、吸收、交流与整合中构筑着元代文化。

文化的融合，文化的整合，不是这个吃掉那个，不是一个文化形态灭亡了，永远消亡了，而是以一方为主导吸收、融合适于自己、适于接受的(首先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新的经济形态，从而促进并接受新的文化形态)、适于社会需要与发展的文化因素，经过吸收、融合、整合而成新质文化，从而使中华文化传统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大元帝国就是元代文化，它既不是原来的蒙古族文化，也不是原来的汉族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整合后的文化结晶——元代文化。

大清统治集团在建国伊始承续元明的“不分华夷，天下一家”观念，在汉族问题上，强调“满汉一体”、“满汉一家”观念。顺治帝多次讲“于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联之赤子”;康熙帝强调“满汉一体”观念，并在行政制度上加以贯彻。清代的汉族，经历几千年的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其民族的内在结构、文化传统与体系，人口数量，生产与生活水平早已远远超出满族;在满族成为新王朝的主体民族的历史运动中，既要求满族迅速接受华夏文化，又需要迅速通晓华夏文化，并需要以正确的政策路线对待。

其中需特别关注的是文化大整合工作，大兴文教事业，达到“千古同文之盛”;编纂四库全书，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大整合，促进了中华多元文化的大发展。

满族主导下的大清王朝，是多元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多元文化大整合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这个时代里最后形成，中华疆域在这个时代里最后定位，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模式在这个时代里完成。

天人合一宇宙观为中华民族构筑了多种文化生态模式，在今日全球化浪潮中，它又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就是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新观念、新路线、新战略决策。这个观念路线决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完全符合全球化下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与愿望，集中体现着全人类所追求的人类、社会、宇宙三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发展规律。

在全球化的文化大交流中，推动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大发展，生态学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早已超越其旧的学科范畴，以新的内容与形式，表现为多种生态学模式，形成了多元形态的中国生态学体系。一超独霸，西方文化中心论，造成国际文化体系的生态危机，“文明联盟”“强调相互性，宽容和宗教自由”，其目标是“西方放弃霸权主义，与穆斯林世界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进行合作”，但仍要求穆斯林尤其应保证人权和公民自由，提高妇女地位和改进现实政策以控制人口激增，仍坚持西方价值观，仍贬低穆斯林历史文化，干涉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内政。这样的“文明联盟”恐怕不可能解决国际争端，不可能挽救国际文化生态危机。

针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总体形势下，我国提出和平发展战略，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战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并已体系化、系统化;构成政治外交、经济金融、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上的和平发展路线，——中国生态学模式，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繁荣进步，这是中国文化生态学观念。这使中国文化具有了世界性品格，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在亚非拉国家与地区获得称赞与支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地位，使国际文化结构体系从不平衡到平衡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点。

(责任编辑/王丽君)

作者：张碧波

满族文化生态学论文 篇3：

以党建诠释设计为人民服务价值主张

摘要：本文以设计介入传统地域文化扶贫案例为切入，研究党建中如何诠释设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主张，如何将党建工作与设计实践紧密联系，塑造广大党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新时代设计院校党建新模式、新机制。

关键词：设计创新 党建 设计扶贫 传统文化 再设计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面临新局势、新挑战，要求高校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深化党的理论建设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如何从严、从实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进理论学习教育常态化，以及制度落实和党性教育实践常态化是高校党建工作的现实挑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学习如何和具体业务结合是新时代党建重点工作之_。理论指导实践是我党一贯优良传统。只有理论联系实践才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艺术设计类高校党建工作的推动还面临着教师和学生特殊性的挑战，尤其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新模式、新机制，形成新文化、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设计从物质、社会、精神生活的角度帮助人类创造美好生活，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长期以来，艺术设计类院校推动党建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教学实践相融合，其核心目标是要在高校教育过程中塑造一种以创造、设计美好生活为前提的设计价值主张。习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艺术设计类高校党建工作应理论联系实际，更深入地探求如何发挥设计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功能，转化设计创新的机制，与新时代、新目标、新要求达成共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让创新设计站在推动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构建的最前沿，让设计成为构建美好生活的新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2]中央发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3]中央把脱贫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高校党建首要任务是要贯彻中央各项政策和精神，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把党建落实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重大任务上来。近年来，全国上下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发挥我党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传统工作优势，让广大党员在实践中履行时代担当。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是我党思想理论武装和教育工作的光荣传统与基本原则。[4]用设计的方法介入扶贫工作，是一种创新实践举措，让广大党员以用行动解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设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主张。北京服装学院，发挥学校特色办学优势，在党建中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创新能动性，在设计扶贫行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立德树人，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用设计手段介入“美丽乡村的建设”，其核心是在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上进行重构，寻找既能够满足当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又能够在长期所形成的传统工艺和文化的基础上，加入与时俱进的创新要素来进行重构。首先，要厘清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深厚内涵;其次，思考地域文化如何与时代精神融合创新;第三，如何讲好地域文化故事，树立文化自信;最后，建立有效的文创产品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讓传统民族文化产品做出地域特色。而贯穿始终的是秉持“不消耗资源，而是创造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能因为设计的介入对当地的环境和文化资源造成伤害，而是要去创造一种资源，为当地创造一种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也是设计介入扶贫事业的优势。本文就党建工作和设计扶贫业务结合所进行的系列实践探索进行模式总结。

一、思政进课堂，用设计建设美丽乡村

高校党建和思政结合是创新党建方法的必要实践。知行合一是学好思政课的根本判准。[5]加强思政课建设，有必要在实践教学中构建特色的思政教学体系，让师生在实践教学中体现新时代的思想政治要求，探索三全育人模式，把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理论思想和价值观念贯穿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在实践中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论和思想有机融入育人过程中，强化学生思想阵地建设的同时，推进党支部参与协同育人模式建设。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同志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全体学生在课堂中、在实践中发挥设计专业创新优势，广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建立四个自信。

2018年底，北京服装学院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部分党员同志赴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寺上村调研，研讨“校外联合支部共建”方案。作为北京市少数民族文化村之一，寺上村是满族文化特色村。村史馆中用图片和实物展示着寺上村的发展历史。在寺上村委会、村民文化广场可以感受到村委会为凸显满族特色文化底蕴所做的努力。然而，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城市与乡村生活方式的碰撞，年轻人口的流失等，让寺上村已经与满族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礼仪渐行渐远。可以想象，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随着时间推移，满族文化在寺上村无法真正得到传承和发展。鉴于此，作为党支部共建方，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发挥服装服饰高校在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和在设计方面的优势，为寺上村保护和传承满族文化开展实践援助，切实将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一方面邀请寺上村支部党员参观北京服装学院服饰博物馆，让村支部党员同志深刻感受民族服装服饰的文化底蕴，增强其创新与发展民族服饰文化的动力;同时，学院专业老师为村支部党员同志讲授满族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发展，让村支部党员认识到寺上村满族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借助学院毕业展览和时尚服饰产品秀的机会，让村支部党员同志领略时尚设计在服饰文化中发挥的震撼力，强化村支部党员同志对民族文化再创新的信心，如图1、2。

作为思政进课堂，在设计建设美丽乡村的党建实践中，如何让广大师生党员同志充分参与并在设计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次支部共建活动的核心目标。服饰工程学院党委第一时间组建寺上付满族文化产品创新设计领导小组，在本科创新设计课程中融入设计建设美丽乡村课题，组织党员师生带领广大学生一起赴寺上村调研，结合专业优势研究寺上付满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创新路径。在课程教学中发挥教师党员带头作用，通过党建课题进入课程达到协同育人目的，同时设计产出具有满族特色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方案200余件。此次党建活动，不但为寺上村解决了民族文化传承与设计再创新的现实问题，还为广大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民族文化自信课程，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的伟大思想，润物细无声地把思想政治建设带进课堂中，实现文化育人的目标，如图3、4。

二、培养基层党支部教师党员在设计扶贫与文化育人中的担当

民族文化的呈现形式，是跟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以及时代趋势是文化研究和再创新的基石。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过程中，需要融入时代要素，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创新和发展。培育与强化大学生文化自信必须立足立足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这个主阵地[6]。

丹寨，地处我国贵州省，是苗族聚集区。苗族文化底蕴深厚，是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丹寨拥有10余种国家非遗文化。2019年4月，笔者带领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实验室教师支部党员赴贵州丹寨调研。此次调研，笔者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丹寨万达小镇”第77任轮值镇长。在丹寨，我们详细地了解丹寨地区的民族文化历史，拜访了非遗传承人，到非遗传承现场考察学习，深入了解丹寨非遗技术的工艺、技术和文化，如图5—9。

设计创新为丹寨扶贫工作确立了基调，让设计为丹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发力。考察中，党员同志在充分了解苗族文化的价值内涵和深厚底蕴的基础上，梳理丹寨苗族文化发展的历史，系统整理丹寨非遗传承的技艺和技术，对丹寨自然地理地貌进行了地理文化学的研究，同时用文化生态学的视角研究了丹寨人民生活方式。此次的丹寨调研为广大教师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民族文化自信课。教师党员在指导学生设计创作过程中，充分将民族文化自信融入教学实践，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意识。在此次党建活动中，师生一起共设计开发出文创产品100多件。丹寨系列设计作品还参加了工业和信息化部设计扶贫三年行动计划展览，并在第二届世界工业设计大会期间，向全球观众展览展示民族文化的创新实践，如图10、11。

在此次设计扶贫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既训练了党员师生的民族文化研究能力，又锻炼了专业設计能力，更重要的是党员师生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深刻理解建立“四个自信”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时，一场设计扶贫活动的意义和价值，远远不止是用设计的方法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育人，在实践中深刻理解中国设计范式以及中国设计价值主张的优越性，理解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设计。我们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创作底蕴，我们中国文化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任何人都能够从东方审美范式的设计作品中看到“美”，享受“美”，用设计方式，让传统文化走出大山、走入人心、走向世界。

三、发挥学生党员主体作用，实践中进行理论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们进行文化研究和设计创作根本是为了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设计的根本价值就是“设计为人民服务”。东乡设计扶贫是以学生党员为主体，在实践中践行“设计为人民服务”准则的一次生动的党建课程。

东乡设计扶贫行动，是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参与凤凰卫视网践行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活动之一。开展该项目适逢我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广大党员同志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理论学习的同时，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凸显主题教育的效果。东乡设计扶贫活动，主要调动研究生党员和青年骨干教师的积极性，由青年教师带领研究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与活动，让党员学生在实践中深刻理解“初心”和“使命”的内涵。青年骨干教师通过设计实践教授学生党员通过对民族工艺产品的再发掘和创新设计，让贫困村民建立文化自信。首先，深入研究和挖掘地域民族文化的内涵，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其次，用设计的先进方法将文化的要素与产品创新融合。

东乡设计扶贫活动一共设计出产品70余件。师生们为了帮助当地村民建立文化自信，讲好地域民族文化故事，创新展示形式，自发为村民化妆、戴上设计作品在田间地头走秀、在村道屋顶走秀，看着村民们一张张笑脸，也见证了设计扶贫的效果。党员师生从这次事件中深切感受到设计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如图12-14。

结语

我们的设计价值主张是“设计为人民服务”，也是置身于大众日常生活中为中华腾飞的梦想服务。党建工作和设计扶贫业务结合，通过创新实践模式，切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行传承和发展，由独立的艺术创作转向商业现实，服务更多的人群。.

基金项目：该论文获得北京服装学院课题资助，项目号DJ2019一07，项目名称：思政教育进课堂一创新实践，共建美丽乡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0019，8(4)：157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8(4)：162

[4]余丰玉，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J]中国高教研究，2019 (11)：1

[5]攀伟，学思践晤力好高校四子昂政治理论课[J].中国高教研究，2019 (07)：9

[6]刘淑慧，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路径选择[J]中国高教研究，2019. (13/14)：66

作者：兰翠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