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摘要】明朝文化演绎发展前后对比反差较大。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文化变迁有着区别前期乃至其他朝代的鲜明特点，即具有鲜明的融合性和冲突性，体现过渡和变革时期的文化特点。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产生复合多元的历史影响。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篇1：

“靠天吃饭”:灾荒史视野下的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

摘要：明巾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江南、华中、华北等地区借助便利的水运条件，形成了高度的区域性与行业性市场分工，但是生产与销售的远距离错位也让这繁荣的商品市场变得极度脆弱，经受不起外部环境的大变动，尤其是气候的剧烈波动。然而，明清之际连年的大灾却恰好击中了它这致命的弱点，致使整个经济体系进入了一个以气候变化为导向的大调整之中。

关键词：明中后期；灾荒；商品经济；明代经济史；明代灾荒史

商品经济繁荣的明朝中后期，是当今中外经济史学界津津乐道的一个时代。许多学者对其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层次，以及具体的运行状况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明中后期发达的手工业生产、高度的区域与行业分工、长距离贸易，以及劳资分离的雇佣关系等现象，似乎都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时至明末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却突然崩溃，学界对其缘由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有明末政府横征暴敛说，有满族入关中断说，也有认为它是世界性的“17世纪”大危机的结果。这些说法无疑都有其道理，本文无意与它们进行辩难，而是试图从灾荒史的视角对这一问题重新考察，以就教于大家。

一、手工业市场的脆弱性

明朝广大的北方地区，既非主要的产粮地，也不是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却布列着京畿重地与众多的军事要塞，所需巨量的粮食、布匹等日用品从何而来?因南北之间水运与陆运交通的便利，这一问题不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而且还强化了南北两地的经济联系，使它们之间形成紧密的市场依存关系。

大量的史料记载了当时南北经济的关系与市场繁荣的景象。北方地区尤其是延绥、榆林、宣大等沿边地带，“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其衣饰之物主要依赖于内地，价格也往往较内地高出数倍之多。华北虽然一些地区生产棉织品，但因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产量有限，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而江南地区则以其较强的生产能力，成为当时纺织品最主要的产地。张瀚《松窗梦语》有言：“江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丝，而三吴为最”，“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之”。褚华的《木棉谱》也记述道：“明季从六世祖赠长史公，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叶梦珠也记载有：“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日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可见，明中后期江南对北方地区棉纺织品出口量之大。当时，运销华北、西北、辽东的布匹、绸缎主要是经大运河北上的，因而在其沿线形成了很多纺织品中转市场。隆、万年间，仅临清一城即有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布匹年销量至少在百万匹以上，绸缎销量也相当可观。嘉靖《常熟县志》也记载道：“至于货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十六。”由此可见，北方地区是当时南方纺织品生产基地的主要销售市场。

北方地区在大量采购南方纺织品的同时，也向南方源源不断地输送棉花等原料产品。时人王象晋有言：“今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而而寡于艺……顾棉则方舟而鬻诸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这充分地显示出当时南北两地经济的区域性分工，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的经济关系。北方在给南方提供原材料的同时，也是南方生产基地的主要销售市场，但是这种产销分离的市场关系无疑是有着巨大的经济风险的。明末徐光启就曾担心北方地区纺织业逐渐发展起来之后，以织布为生的江南地区可能会出现市场缩减的困境，他如是道：“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此皆事之不可解者。若以北之棉，学南之织，岂不反贱为贵，反贵为贱……故常揣度：后此数十年，松之布当无所泄。无所泄，即无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宜当早为计者，人情多未以为然也……北土既尔，他方复然，则后此数十年，松之布竞何所泄哉?”然而，徐光启所看到的仅是江南地区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却未认识到更为严重的、可能是致命性的危机，那就是南北两地任何一方在大规模的灾荒或战争的打击下，都会让对方一同陷入绝境，形成全局性的经济崩溃。这种毁灭性的经济灾难在徐光启的垂暮之年已经露出了端倪，并迅速地恶化。明清之际在北方地区历经连年饥荒与战争苦难的同时，以其为主要销售市场的江南“标布”业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前“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在顺治元、二年(1644、1645)仅“值钱二三百文，准银不及一钱矣”，江南地区棉花价格也因此大降，“甲申以后，因南北间阻，布商不行，棉花百斤一担，不过值钱二千文，准银五六钱而已。”

但是纺织业对于江南地区至关重要，是其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松江府“邑之民业，首藉棉布。一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皆从此出”。徐光启记日：松江府“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抒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怠竺，嘉、湖之丝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唐甄亦日：“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揖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康熙《苏州府志》也记载道：“郡城之东，皆习机业。……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由此可见，以棉纺织业为支柱的江南社会根本经受不起任何较大的经济波动，不论南北一旦发生灾变、兵变或民变，都将使其陷入绝境。因为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不仅会出现民众购买力急剧下降的现象，而且也会导致交通运输的突然中断，使原有的正常贸易体系崩溃。其他的手工行业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言，江南与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实际上也意味着它越来越深地卷入一个不断发展的外部市场之中，卷入的程度越深，对外地的依赖性就越强。如果其他地区的经济出现剧烈变化，必然会通过市场对它的经济造成性质不同、程度不同的影响。

二、粮食市场的脆弱性

就粮食问题来说，不仅北方地区要依赖南方的漕运，就是经济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也要依靠江西、湖广及广西等内陆省区的粮食供给。主要原因即是东南发达地区为追求高额的经济收入，大量耕地退出回报率较低的粮食生产，转而种植棉花、桑树、蓝靛、甘蔗等市场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原本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状况更为严重。

长江三角洲曾是主要的粮产区，但自明中期以来因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而逐渐成为主要

的粮食输入地。据统计，明朝末年上海县的棉花种植面积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50％、太仓州约70％、嘉定县约90％。褚华《木棉谱》记有：“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并所属之各县……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分之七八。”大量土地退出农业生产，致使江南地区粮食严重不足，需要“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嘉定等县，“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无锡等地，“邑中之田所收尚未足供邑人之食……每岁乡民棉布易粟以食，大抵多借客米，非邑米也”。嘉兴府，“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

与江浙地区一样，福建沿海和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在隆庆、万历以后粮食也屡屡告急。福建本为山多田少之区，但“附山之民垦辟硗瘠，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于天下。泛海借商，远销外洋”。盖闽人以“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糖，故稻米益乏”，以致稻田大减，粮食紧张。明代中后期烟草传入以后，福建粮食种植面积进一步减少。闽地二千余里，“力耕之，原足给全闽之食”，因多植甘蔗、桑树，“耗地已三分之一”；“今则烟草之植，耗地十分之六七。原烟出自西北边外……今则遍于东南……闽中更甚……如此闽地即去七八。所种粳稻、菽麦亦寥寥耳”。因此，虽丰年也不能自给，“仰栗于外，上吴越而下广东”，“福、兴、漳、泉四郡，在南则资于广，而惠潮之米为多，在北则资于浙，而温州之米为多，又不足则假之江西”。

广东，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素称“多谷之地”。而自隆庆以后，国内外贸易兴旺，经济作物迅速发展，“人多务贾，与时逐末”。于是“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又以“糖之利甚溥，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其中，东莞“白、紫二蔗，动连千顷”；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顺德有水乡日陈村，周回四十余里……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枝、柑、橙诸果居其三四，以致末富”。因养鱼业获利也可几倍于农，省中“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基下为池以蓄鱼……大者数十亩”。大量耕地退出粮食生产，以至于“少谷，恒仰资于西粤”。甚至，北方地区也大面积地种植经济作物。陕西汉中“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日霁，弥望缘野，皆此物也”。山东、河南等省棉、麻侵夺农田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甚为严重。兖州“地多木棉”，“转贩四方，获利颇甚”。河南，种麻者“或至连顷”。

社会生产的区域性分工无疑可以极大地优化地区经济资源的配置，可以达到市场效益的最大化，但在传统时代交通运输能力较弱、市场信息滞后等因素的制约下，市场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是粮食产与销的严重脱节。如江浙地区不熟之年“全恃湖广、江西”，常年所产之米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之米，不特浙属借以运济，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并且还须从川、皖等省调入粮食。因外省粮食供给不及时，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地区就频现粮食危机。万历年间，金陵一带就已经出现“湖广、江西亦荒，米客不时至，则谷价骤踊，而人情嗷嗷”拘局面。万历年间，湖广“禁米不得下江……(江南)米一时涌贵，斗至一百五六十钱。时非水非早，田禾蔽野，而所口忧。平粜抑价，吴江县立破一百二十余家。”魏大中也曾上疏道：“往岁水兵劫船，至舟楫不通，米价腾踊，苏杭七郡抑价遏籴，几醣祸变。”

江南地区繁荣的商品经济背后脆弱的社会抗灾能力，任何社会变动都会给以“商品粮”为生的民众带来灭顶之灾。时人对杭州市民生活的描述可以作为最好的说明，“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故一日不可有病，不可有饥，不可有兵，有则无自存之策。”面对繁荣与危机高度并存的景象，时人惊呼道：“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不可为之寒心哉!”

对于江西、湖广、广西这些经济落后的产粮省份来说，江南、福建、广东等地对粮食的大量需求对它们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可以使大量剩余的稻米、小麦转化为货币，作为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资本，但这也让它们极度地依赖于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与粮路的通畅程度，这显然也具有高度风险陛。如顺治五年(1648)，时值南方地区军旅频兴之际，因商路不通，江浙地区因此而米价腾贵，湖广、江西等产粮区却因粮食外运无路，价格贱至每石五六百文尚无买者，以致腐坏不可食，时人称之为“鸡见退”。是年，江西北部南昌等地大丰收，粮价每斗仅银三分，但中南部的吉安、赣州等地因大水灾粮价高涨，每斗四钱至七钱不等。是时正值清军与南明各部之间展开激烈较量之际，一省之内部尚且不能进行粮食调剂，遑论长途贩运了。

明中期以来，不仅地区之间的联系加强，各行业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这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俗谓种田饭米。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因此，农业与纺织业之间也须臾不可分离，任何一方的危机都可能会对另一方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之紧密，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正是这样高度的区域分工与行业分工，明朝中后期整个社会经济达到了极度繁荣的程度，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因为任何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衰退都可能演变为整个经济体的危机。并且在其时信息与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市场对粮食等商品的调配能力相当有限，市场稳定的危险系数也因它们的区域性分布不均衡而大大上升，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关键性因素。传统时代的运输能力，不仅运载量有限，反应速度也相当缓慢，难以用市场手段来应付区域性经济危机。夏明方在分析中国近代农业危机与自然灾害的关系时就指出：“正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某些特定区域的重大自然灾害，却可以借助其社会‘内部的较大的流动性和有机性’将风险从灾区向非灾区扩散，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发经济震荡。”这一分析事实上一样适用于明清之际的市场危机，这种紧密的市场关系在那个时代已基本形成，并且这种危机的连发性在当时就已表现得非常明显。

然而，地区间与行业间高度的经济分工所带来的繁荣却一度迷惑了当时的政府与民众，正是整个社会对经济利益的一致性追逐种下了明末大灾难的种子。如开中法，明初以其作为补给军粮的有效手段，但至天顺、成化间市场效益却成为当时朝野上下一致的追求。王棠在《燕在阁知新录》中记载道：天顺、成化间，“甘肃、宁夏粟石易银二钱。时有计者日：商人输

粟二斗五升，支盐一引，是以银五分得盐一引也。于是更立课法，课银四钱二分，支盐一引，是利八倍于昔矣。户部以为实利，遂变其法。凡商人引盐，悉输银于户部，而商贾耕稼积粟，皆为无用，弃业而归。”以致“边地遂复荒芜，千里沃壤仍为莽然荆榛”。蓟辽、陕北、宣府、大同等军事边防区的军粮供应失去了原有的保障，主要借助市场的调剂来解决军粮问题的措施，大大加剧了这些地区对内地粮食市场的依赖。左光斗曾奏：“辽自用兵以来，米粟涌贵，加以荒旱之余，石米四两、粟二两，其一石尚不及山东之四斗。通计一百万之赏，分十五万之军，每名约为六两，于银不为不多，而此六两者籴米才一石五斗耳。纵是富人未免抱金饿死，且各丁月粮，河东一两五钱，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两二钱，尽以市米仅得三斗。而况无市处，日腾日贵，已不能支撑眼下。如何捱过冬春，不及数月辽必无民，安能有兵?无兵无民，虽积金如山，安所用之?”可见，明末的边关所缺的不是金银，而是及时与充足的粮食供应，这也证明明中后期粮食市场所潜藏着的巨大的脆弱性。

事实上，正是这些经济极为落后的边防地区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成为当时严重依赖“商品粮”的地区，一同酝酿着明朝中后期商业繁荣背后的危机。最终也正是饥民、穷兵的吃、穿问题在自然灾害的刺激之下成为引爆社会危机的导火线。某种程度上讲，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是当时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及信息传递等方面无法适应商品经济过度发展的结果。各地区过度的社会分工以及生产与销售之间极为脆弱的市场联系，根本无力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冲击。

三、交通运输的脆弱性

交通运输能力的大小是经济体系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自然灾害对明末商品经济的毁灭性打击不仅在于粮食的减产或者绝收，还在于交通运输线路的中断，运输成本的暴涨，以及区域市场之间联系的断裂。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明末交通运输的整体状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时至明朝中后期全域性的市场网络已经浮出水面。李鼎有言：“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宋应星也称：“率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在当时交通条件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如此长距离的贸易是如何实现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不少的关注，在此不予赘述。

就运输方式而言，主要可分两类：水运与陆运，其中水运又分海运与河运。海运在洪武、永乐年间停止之后，虽然有恢复的呼声和举措，但是规模和影响都很小，因长期严厉的海禁政策，其对民间商品运输的作用极为有限。因此，明代社会经济的运输业主要是河运与陆运两类。时至明中后期，交通运输工具仍是极为落后的。它们能否支撑当时长距离的经济体系，确实是值得怀疑的，但关键还得看当时交通运输的成本为多少。我们可以根据史料进行一番计算。

有记载道：崇祯十四年(1641)，“山东大稔，麦一石价银三钱，扬州府推官汤来贺申详总漕御史史可法，题请改折每米一石折银一两六钱，以九钱买麦三石抵漕米一石，一钱为运费，五钱解部充饷。奏入，报可。”可知，当时山东至通州(京通仓)运费官府折价为0.1两，可视为明末正常的运输价格，并且我们不妨将其作为最为低廉的海运价来计算。按明中期大学士丘浚的说法：“河漕视陆运费省十三四，海运视陆运省十七八。”也就是说海运相当陆运的3/10或2/10，取中值则为2.5/10，即1/4；河运相当于陆运的6/10或7/10，取中值即6.5/10。以此来推算，则陆运费应当为0.4(0.1x4)两，河运费为0.26(0.4×0.65)两。由按照水陆路程，苏州至北京的陆路距离，约为济南至北京的三倍。照此可推算出，苏州至通州海运费为0.3两，相同距离的陆运则为1.2两、河运费为0.72两。

此外，《日知录》卷二十九《海运》条下有清人谢占壬的注释，其中也言及明代海运：“江浙两省商船……至于水脚价目，原有贵廉不齐，大抵随货利之厚薄定水脚之重轻。数十年来雇船大概情形，极贵之时，每关石水脚规银三两。”清人施彦士注言：“其雇价似可照沈廷杨议，每石二两六钱。”他们所讲的三两与二两六钱是极贵的运费。若正常时期以其十分之一折算，则海运费每石当为0.26-0.3两之间。按上述丘浚的说法推算，苏州至天津每石0.26两海运费，则陆运同样路程运费为1.04两(0.26x4)，河漕运费约为0.68两(1.04x0.65)。如果以海运每石0.3两计，陆运费1.2(0.3x4)两、河运费0.78(1.2x0.65)两。这与之前的推算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明代各时期平均米价变动较大。秦骊珩先生曾计算过明代各朝米价平均数，洪武时为0.461两，永乐至成化为0，285~0 441两，弘治至嘉靖为0.518-0.584两，隆庆至天启0.591-0.927两，崇祯时达1.159两。若江南地区正常米价以每石0，5两来算：运至北方地区加海运费0.26两，为0.76两；加河运费0.78两，，为1.28两：加陆运费1.04两，为1.54两。可见，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南北之间形成大规模的粮食贸易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一问题上，李德甫在《明代的人口与经济发展》一书中混淆了灾荒时期与正常年景运输费用之间的巨大差异，将灾荒时期运输费用的极高值作为正常值来看待，并以此论断明代南北之间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商贸活动。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他却恰好证明了明中后期长距离贸易具有极大的脆弱性。若按前引材料所言的极贵之价计算，海运每石3两，陆运则为12两、河运则为7.8两。其中河运费与史料所记崇祯十四年(1641)江北淮阳大旱蝗“运米一石至淮者，百姓所费银六两”之值相近。可知，上述推算应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同时也恰好显示出这样的运输费用在正常的贸易活动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正是崇祯末年明朝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彻底崩溃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明中后期长距离贸易中隐伏着巨大的脆弱性因素，即运费异常值与正常值之间极大的变动空间，而明末大规模自然灾害恰好击中了这一点，以致于整个经济体系彻底瘫痪。同时，这也足以解释清初长距离贸易得以恢复的原因，即随着气候好转、社会逐步的稳定，运输费用迅速回落至正常值时，长距离贸易自然也就得以恢复。交通运输的脆弱性也成为明朝政府资源调配、政治控制能力中的致命弱点。明末北方地区连年的大旱使运河干枯，挽运不继，无异于掐住了明王朝的“脉门”，使其吸取江南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降至极点，根本无法应对北方地区日益急迫的政治、军事危机。在这一点上，明末大灾尤其是旱灾对当时王朝命运的毁灭性打击再次凸显了出米。崇祯十三年(1640)，兵部就曾上奏日：“天津巡抚李继贞报：照津运米豆惟藉漕粮外解，以供输挽，先因河流干涸，粮运中断，而边警频仍，势难延缓。本部院心甚焦灼，乃设法筑坝逐程催攒。至六月初旬，方有外解漕粮渐次抵津。遂严檄饷道星夜派发……关内外需粮甚亟，所藉津运之发若渴。”监察御史王君墓志铭中也记载道：“自思陵需饷孔亟，趣以秋冬办漕，而水辄不利，推求其故，有诏禁湖田，而湖卒未易复也……不得已发民夫以溶河，岁为常，河蠕之田，不幸水旱无蓄泄之利，而有挑濬之苦，丹阳于是乎大困……今值是年亢旱，练湖亦涸，不获已于溶河以导江，江流甚细，赖军诸口就，而水有所停，漕乃仪而得济。”

事实上，明末政治统治中这一软肋已为时人察觉，并希望能改变独倚河运的单一运输格局。如丘文庄曰：“国家都燕极北之地，财富来自东南，会通·河，譬则人身咽喉，一日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请于无事时，寻元人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由海道运。一旦漕渠少有滞塞，则此不来，而彼自至矣。”但是明末朝廷对此毫无举措，在连年大灾的打击之下惟有束手待毙。

可见，明朝中后期的交通运输环境也是相当脆弱的，主要表现即是运输成本常因自然灾害而暴涨，敛使其突然中断。究其根源，就是这时期的交通运输与农业生产一样，主要是依靠自然(水运)的力量来进行的，因此受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极大，仍属于“靠天的运输”。

四、结语

明末市场体系的迅速崩溃显示传统时代“早熟”的商品经济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手工业市场与粮食市场的稳定不仅在生产上要以良好的气候条件为基础，而且在交通运输上也受制于气候的波动。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盛衰演变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动有着密切的关联，稳定的气候环境可以让市场分工发挥出最大的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用，而相反时则会使社会的抗灾能力因其极度的市场分工而降至零点。可见，我们不应高估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成就，它仍是“靠天吃饭”的经济。

作者：刘志刚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篇2：

明朝中后期文化发展特性探析

【摘 要】明朝文化演绎发展前后对比反差较大。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文化变迁有着区别前期乃至其他朝代的鲜明特点，即具有鲜明的融合性和冲突性，体现过渡和变革时期的文化特点。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产生复合多元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明代;中后期;文化;融合;冲突

明代文化的发展呈现一个由平淡规整到多元鲜活的历史过程，此间转折以弘治、正德之际为界。区别于明朝前期，中后期民众的文化生活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文化活动变得愈益丰富多彩，文化的平民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特征表现得愈益鲜明。同时文化内含启蒙特性鲜明，反传统、反封建的早期启蒙思潮风起云涌。作为文化归结时代和变革过渡时期，明代中后期文化变迁特点显然不仅仅就是如此，其具有鲜明的融合性和冲突性相当引人注目，需要进一步阐述。

一、明朝中后期文化融合性显现

立足于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和广泛中外交流等历史条件，明朝中后期民族、区域文化和官民之间文化深度融合，建构着中外科技文化广泛融通汇聚体系。

1.民族和区域文化融合

（下转第65页）

（上接第64页）

明朝广阔的国土具有统一政权，加之自洪武时期就开始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和管辖，统治者恩威并施，边疆总体相对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融合。明代东北、蒙古、西北、西南及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区域性与民族性的特色，但是总体是通过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通过朝贡、互市和移民等方式而实现的。除汉字和汉文典籍外，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绘画、建筑、礼俗、宗教、祭祀、舞乐等方面。但少数民族与汉两种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在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施以影响时，少数民族文化也对汉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明代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外，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经常进行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例如蒙古族文化对满、藏、维等族文化就有重要影响，藏传佛教对蒙古、满、纳西等族文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与此同时明朝中后期区域文化融合同步推进。明代的地域文化特征也是十分突出的，延续南宋以来形成的文化格局，并基于定都南京，造就明初政治文化中心继续在江南。后续成祖迁都北京皇权北移定位于紫禁城，大量江南官员入京，分属南北方官员同朝为官，加之同期漕运的通航，尤其中后期全国商品经济流通的加快，这种地域文化间的互动也愈来愈快，这时候江南的文化与燕赵的文化在有更多融汇。民族和区域文化融合交叉影响推动文化创造，应用新的文化形式造就许多新的文化产品，丰富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区域和全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2.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公元14至16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航海，东有中国郑和的航海，西有欧洲的环球探险，为推进中西交流创造条件。与明朝前期郑和下西洋和大批中国人移向南洋以中国文化更多地影响东南亚国家不同，明朝中后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西交流开始大规模展开。伴随着耶稣会士大批来华，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耶稣会士在向中国传布天主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传布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包括天文学（含历法）、数学、物理、火器技术、机械工程、地理、医药等科学知识，也带来西方人文学科知识，有语言学、音乐、绘画与建筑等艺术以及属于哲学门类的逻辑学等。从历史情况看，早期接近或拥护天主教的主要是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韩霖等为代表的政治上的新派人物，他们又大多是科学家或技术家，对传教士夹带进来的科学技术有着很高的评价。他们具有官府背景，且具有科技基础知识，依此得以拓展视野，融通传统科技与西方科技文化，推进明朝中后期科技成就的取得，一批中国古代科技史和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如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的完成得益于此。同期传教士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得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产生相应的影响。

3.跨阶层文化流动和融合

其一官民文化融合演进。区别明朝前期官民文化壁垒森严，明朝中晚期官民文化区别减少，多层文化的贯通互动明显加强。明初官民文化还具有相对较强的封闭性，官民不同文化之间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分野。但是明朝中晚期下层文化从备受漠视中发展崛起，文化的层间互动也随之而加剧。在当时文化中，最上层的文化是宫廷和官僚阶层文化，以官员为主体的官方文化在文学领域采用文体是“台阁体”。“台阁体”的书法和诗文，文辞和格式华丽，但是模式化明显，内容空泛。其他文化领域如礼仪、建筑绘画、服饰等也是相对刻板和模式化，空洞乏味、枯燥僵化、没有生气。明中叶以后，江南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与之相关的多样化有趣味的民间市井文化渐渐的繁荣。这时候的官僚文人士大夫们被丰富多彩、有生活趣味市井文化吸引，对民间文化进行再创造，文化消费达至雅俗共赏，例如民间说唱作品被士大夫们作为再创作的拟话本，经过改造的民间戏剧、民歌和绘画等进入仕绅和官僚乃至宫廷生活空间加以展示。小品文、小说和其他相对世俗化的艺术作品受到关注。官民文化和雅俗文化基于文化创作主体、文化消费内容乃至场所混同交错发生相当程度的融合。其二士商文化融合推进。明朝中后期社会价值观转型明显，重利轻义价值观得以许多人共同认同，以文化的商品化和利益化为媒介，士商文化融合推进。由于“重义轻利”、“重本抑末”观念深入人心，官员、士大夫争先恐后经营牟利。一般的儒生士子，也跟风弃儒经商，或者是亦儒亦商，归有光曾慨叹道：“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有些人直接“卖文博食”和“售画致富”，依托文化营销致富。在此背景下士大夫和儒生文化创造定位是疏世、抗世、适世并存。另一方面商贾巨富为了取得功名，追求体面，或者骨子里还有儒家价值观影响，他们以商业利益为基础努力实现士民化，尤其有一些经营文化行业商人。他们实现转化途径是本人或者子孙参加科举，或者捐纳，求得爵位和官位，由此他们在一定程度接受仕绅传统理学理念之时，也给士民阶层带来商业和利益理念，影响士民阶层观念变革，由此推动士商文化融合。

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影响政治生态格局和文化发展。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表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之一，金钱和权力一样有了相当影响力，传统的等级制度部分地被金钱所打破，于是文化领域出现了士大夫们所不愿意接受的百姓们的僭越，传统等级影响力衰变。官民和士商等级差异因为共享文化成果等而被相对淡化。以往许多地位卑贱的艺人子弟，通过营利提高了经济地位，身价顿时倍增，有的竟跻身于士绅之列，由此打破了传统等级的限制，而且导致了文人士大夫们与社会下层的进一步接近，这也就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旧的政治体制，对于封建专制的统治形成冲击。另一方面依托权力商品化和文化利益化，商人实现儒化和士民化，推升明朝官场腐败。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使得文化创作主体更加多元，文化成果更加丰富，提高文化鲜活度，文化渗透性更强。当然明朝中后期文化商品化也拉低了文化品味。文人儒生创作特别关注市场所需，思考市场文化导向，过分强调满足市民生活趣味，其结果是低俗文化畸形繁荣。

二、明朝中后期文化冲突性和矛盾性突出

明中晚期传统封建文化已经是日薄西山，因为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相伴而生新的文化因素破土而生，代表官方正统思想体系的程朱理学依托封建专制体系为了维护其一家独大的格局，极力反对新思想，彼此较量激烈。晚期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又使这场文化冲突平添变数。中外文化交流有融合，但是毕竟是两种类型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加之明代中后期士人喜欢新奇特思想，都想各立门户，喜好争论，相互攻击。这样，中西交错、新旧对冲，文化论争对立性强、冲突性大，交锋持续，就构成了明代中晚期文化一个鲜明的特点。

1.社会主导价值观对立

明确中后期江南、东南和华南区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局部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变迁，形成社会新旧价值观对峙和拉锯。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颜元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反思批判程朱理学，针对理学家的禁欲主义、重义轻利、存理灭欲、圣人权威和皇权至上，提倡主体性，鼓吹个性自由，认同人的欲望合理性，要求重新调适价值关系，提出义与利、理与欲、群与己的有机统一平衡，希望社会尊重个人利益、价值和欲念。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人们纷纷冲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但是坚持封建礼制和传统伦理道德官僚士大夫反击非常猛烈，他们要努力维持等级秩序和宗法关系。核心价值观变换同时引发社会价值观变迁，社会心态流行弃本就末，重利轻义，逐利拜金，去简从奢，引申造就形成奢靡浮薄之风与敦厚俭朴之风、重商去农和重本抑末等对峙。因为坚持封建专制政体的帝王和官员担心等级秩序和已经定型政治格局被冲击，对消费领域奢靡风气和对农业被忽视痛心疾首，严厉斥责，彼此争论不断。

2.学术和文学领域理学和心学、实学纷争

明代的学术领域理学纷争，在文化史中最令人瞩目。明代理学发达，但是理学中的派别之争也极为纷繁复杂。他们强调格物致知，突出超越的道德理论的价值，立论甚高而不切实用。至王守仁理学一统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心学崛起。王阳明的理论是“知行合一”，价值追求同道德实践整合了起来，认为“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为封建统治者“破心中贼”，但它的反传统精神意味浓厚。王守仁之后， 王门心学分化为多派交争。其中泰州学派的肯定人的欲念合理性，主张个性自由，“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望”。

推动高扬主体地位的思潮勃兴，影响深远。当然明朝帝王和封建卫道士对此是视为异端，残酷镇压，泰州学派许多学人被迫害致死或者充军。伴随学术争论，文学领域纷争不已。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士大夫在明朝中后期先后三次发起文学复古运动，展开对明初“台阁体”等批判，针对台阁体重理而轻文采的弊端，他们突出文章对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希望多应用汉魏盛唐时期的优美文学形式技巧。这三次文学复古运动既包含价值观之争，也是文化审美趣味取舍转换。三次复古派观点有别但是总体是呼应思想界呼唤主体意识和追求自由，配合学术领域冲破理学一统天下格局，在审美趣味方面是希望实现情理、意象、诗乐有机统一，有汉唐古典意味，反对宋代以来理学家唯理至上的文学立场。明代中期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丘濬、吕坤等认为理学陈腐空疏、道学家游谈无根，主张“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注目于习行践履之功。这股实学思潮，促使许多科学家进行田野调查，重视观察和试验，在科技领域完成许多技术创造和科学巨著，而且还推动一批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变革。倡导实学的士大夫还身体力行开办书院、监修宗祠和重视水利建设、盐法以“济世”、“救民” 、“利国”、“益民”。但好景不长，士人们走向社会关注民生的举动被官府认为是博取民心，是撼动统治权的危险举动，所以在嘉靖年间实学被朝廷斥为“伪学”、“邪说”禁止传播，后期还被禁讲学、毁书院，士人阶层的社会积极性极度受挫。至晚明基于王守仁死后他的门徒或补救师说，有些流于“狂禅”，变得空疏，于此黄宗羲、以徐光启、宋应星、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心学的空疏学风提出批判，提倡“经世宰物”、强调“笃行”的学风，认为“唯实学可以经世”，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积极入世。

3.耶与儒、释、老论战

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经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旦大规模接触，自然引发了激烈的论争。与本土有官府背景科学家欢迎接受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不同，对于传教士主导性工作即以天主教归化中国和精神控制中国，当时缙绅官僚尤其是中下层官员秉持坚定的理学立场是坚决反对基督教教义和理念。为了捍卫道统，他们纷纷动笔对传教士的理论进行讨伐，与利玛窦、艾儒略等西方传教士展开论战，编撰《圣朝破邪集》，主张“夷固不即灭儒也”，但是当其“爪牙备，血力强，一旦相与蹲素王之堂，咆哮灭之，予小子诚为此俱”坚持以传统儒学的纲常理论反对天主教理论，否认作为超验性实体的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创世说。佛、道之士参与其中，佛教徒著《天说》、《原道辟邪说》、《天学初辟》、《诛左集》等，对天主教进行了猛烈攻击。各方对天主教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疑虑重重，对传教士四方布道且颇有成效激烈反对，最终引发了以南京教案为标志的排斥天主教运动。

明朝中晚期文化领域激烈冲突显示文化的变革和过渡，推动文化发展。这些激烈的反封建思想为召唤民众反对君主专制提供思想储备，推进社会进步。文化的激荡交锋，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反思和系统总结，表明古老中国文化的转型，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变革尤其是近代社会文化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养料。

明朝中晚期文化复杂的震荡冲突体现时代文化对立和文人内心与行为的冲突，引发文化人分化异变。由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难以达到瓦解封建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力度。与之相对应新的文化因素，也难以战胜旧的文化，双方的斗争呈现长期对峙拉锯的状态，在新与旧、破与立的挣扎中徘徊，体现了专制皇权政体和思想理学一统天下与局部商品经济发展、繁荣萌发新思想之间存在的严重对立，文化精神领域普遍性分裂，各文化主体内心的矛盾困扰，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分化明显，去向复杂多元，士人传统上的三纲五常修齐治平分化为在官僚阶层只明哲保身，在布衣只就守本分，或者归隐入禅，闭门读书，或者在野谏言。

【参考文献】

[1]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498页

[2]（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单位：武汉市第六中学高中部）

作者：陈艺婷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篇3：

明代中后期出版物插图的嬗变及传播

【摘要】明代中后期，我国的出版事业迎来了黄金时代，出版物插图也遇到了发展的良机，乃至出现了“无书不图”“人争宝之”的盛况。经过复杂而多元的嬗变后，插图的艺术独立性显著增强，艺术价值发生质变，在我国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从书籍的从属地位，逐渐成为影响出版物传播的重要因素。文章试图通过探究明代中后期出版物插图的嬗变，进一步观察其与出版物传播的关系。

【關键词】明代 出版物插图 嬗变 传播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8.013

一、明代中后期的出版市场

在我国出版史上，明代中后期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存在，刻书量大而精美，且木刻插图成为出版物的主要卖点。那么，当时的社会对于出版物及插图是怎样一种接受程度呢？

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民工商阶层规模空前，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第四卷第十章“其他人口结构”中提到，在1630年左右，全国总人口大约为1.92亿，而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约为8%。如果统计准确，当时的城市人口总数约为1 536万，若加上乡居的商业人口，明代商人及其家属的人口总数可能达到700万。如此空前的城市人口规模，有消费能力的读者群自然不会太少。况且，出版物多样化的售卖方式，如书市、负贩、货担郎等已较普遍，打开了广阔的农村市场，社会需求进一步扩大。明人叶盛在《水东日记》中说道：“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有之。痴女妇，尤所酷好。”[1]大约同时代的国子祭酒李时勉上疏奏请禁毁部分小说，曰：“不唯市井轻薄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

社会对出版物的需求量扩大，而刻书的利润又极高，如万历苏州龚绍山刊本《陈眉公批评列国志传》，标明“每部纹价壹两”;万历、天启间苏州刊本《封神演义》，标明“每部定价纹银贰两”。在利益的驱使下，大量商业资本涌入出版市场，相继出现了建安、金陵、北京、杭州、徽州等刻书中心，书坊数量随之增加。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考证出明代金陵有书坊93家、建安有84家、苏州有37家、杭州有24家、北京有13家、徽州有10家。[2]据王伯敏的《中国版画史》记载，明代建安有大小书坊百余家、金陵有可考书坊93家、苏州有37家、徽州有10多家。

尚不论二位学者的统计准确程度，这些数据已说明当时书坊数量之多，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以何种手段生存壮大，成了书商思考的内容，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或推陈出新、增加看点，成为可选手段。插图作为当时的新奇之物，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销售的热点。正如鲁迅所说：“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书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3]针对这一现象，郑振铎也认为，正是因为存在竞争，存在更多的需要，才迫使书商不得不继续前进，继续制作出更新的、更精致的、更美的作品。

明代中后期的出版市场可谓“无书不图”，在出版物中加入插图成为书商的一种重要销售手段。明天启五年（1625年）杭州刊本《牡丹亭还魂记》在凡例中明确记载：“戏曲无图，便滞不行，顾不惮模仿，以资玩赏，所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郑振铎也说：“没有好的插图的书籍在这时期好像是不大好推销出去似的。”[4]美国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中说：“为了使自己的书更具吸引力，书坊日益频繁地聘请艺术家画插图。”[5]从中可见，出版物插图已被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对出版物的销售产生重要影响，插图的革新和嬗变势在必行。

二、明代中后期出版物插图的嬗变

伴随着当时人们对出版物插图的接受和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其功能、数量、内容、风格、版式也在渐渐发生着变化。

1. 插图功能的嬗变

出版物插图的出现，一般是为了使读者能更高效、更好地理解内容，但插图同时也具有某种艺术欣赏价值。在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市场需求不同，插图的形式、风格也在变化，其辅助阅读和艺术欣赏两种功能呈现一定的发展规律。总趋势是辅助阅读的功能不断减弱，艺术欣赏的功能不断增强，但二者又相生并存。

我国最早的插图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古人创造性地以形象生动的插图来表现复杂深奥的内容，既起某种指示和解说作用，又提高了读者阅读的效率。如现存的战国时期的楚国帛书（见图1），是我国最早的插图作品，其四周环绕插图，中间书以文字，且已注意到图文协调搭配，相互对照。这说明作者绘制插图时，兼顾了插图的辅助性和艺术性。

至唐及以前的漫长时期，我国仍留存一些插图作品，如大量的天文地理图、工程制作图等，具有明显的辅助阅读功能。同时，突出艺术欣赏功能的插图也较有影响，有的书籍图与文已经分开，或以插图为主，专门突出绘画艺术，如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列女传图》《女史箴图》等，其实都是为文学作品所绘制的插图，为作品增色不少。需要注意的是，在唐代除了手绘插图外，已经出现了现存最早的木刻插图，即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扉页画。

雕版印刷普及后，宋金元时期已催生了一批刻书中心，有北方的开封、平水、大都，南方的建安、金陵、成都、徽州等地。此时的出版物插图明显增多，涉及宗教、童蒙、医药、工程、武器、地理、小说、戏曲等领域，但仍以佛经卷首插图和实用性插图为多。这时还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小说木刻插图，即建安虞氏刊刻的《平话五种》，采用上图下文版式，图量达228幅，如同连环画一般。插图画面古朴拙稚，人大景小，图中刀法生硬，古代衣冠典制错误百出。

早期的木刻插图带有一定的试验探索性质，或是针对有阅读困难的读者，虽缺乏艺术欣赏价值，但却是一种可贵的尝试。这说明书商可能已经认识到插图有利于促进出版物的销售，并从中渔利，但他们并未看到插图的艺术欣赏价值及其中广阔的发挥空间和蕴含的商机。事实上，早期木刻插图对明代前期和中期的出版物插图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仅见的元末明初刊刻的《西厢记》插图、明宣德十年（1435年）金陵积德堂刊刻的《娇红记》插图，以及明成化年间北京永顺堂刊刻的十余种戏曲小说插图、明弘治年间刊刻的《西厢记》插图等，多沿袭宋元风格，画面整体古朴拙稚、人物造型动作简单、人大景小等。但其版式已呈现多样化趋势，开始出现上图下文之外的整版竖幅、双面对连等版式。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说明书商已将插图作为影响书籍销售的重要因素，有意识地求新求变。

至明代中后期，书商更是不厌其烦地在插图的艺术欣赏价值上倾注心血，革新技术，无论是构图、版式还是线条，都将插图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形成金陵、徽州、杭州、建安、苏州等多个插图流派，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总的来看，插图两种功能在各个历史时期各有突出，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插图具有更加独立和完善的表达空间，对于文本的依附性有所减弱，独立性明显增强。郑振铎认为：“插图的功力在于表现出文字的内部的情绪与精神。”[6]在这一方面，明代中后期的出版物插图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2. 插图风格与形式的嬗变

明代前期和中期，各地的出版物插图仍不能摆脱宋元旧式的影响，难免打上建安和金陵早期风格的烙印。这是一种必然现象，因为革新需要一定的准备条件和漫长过程。其变化具体有如下几点。

（1）插图数量大幅减少。大约是受宋元插图的影响，明前期的插图动辄数百幅，或几乎每面均有插图。如元建安虞氏刊刻的《平话五种》图量达228幅;明宣德八年（1433年）建阳版的《剪灯余话》（见图2），目前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页面“上图下文，半页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7]刻绘粗糙，插图180幅。而到了1600年左右，尊生馆刊刻的《剪灯余话》，插图仅30幅，且均为双面对连版式。

插图数量减少，工程量锐减，优秀的画家、木刻家可从容完成，精雕细琢。插图不用再受回目的限制，可根据故事情节、精彩片段自由展开，文人画家和木刻家能自由创作和发挥，独立性相对增强，故事性和欣赏性也更能吸引读者购买。

（2）插图版式和造型多样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图下文一直是插图的主要版式，如同翻看连环画般，流行一时。如上述的几种小说和戏曲，大概属于出版物插图的早期探索阶段，版式简单质朴，雕刻拙稚，书商可能也有吸引购买、满足低层次读者阅读需求、节省纸张等考虑。

而到了明前期和中期，金陵、北京相继出现了单面竖幅和横幅大版插图，现存刊本较少，抑或偶然为之。尤其是金陵积德堂早在宣德十年（1435年）便刻印了插图本的《娇红记》（见图3），为已发现的金陵最早的木刻插图本作品，大致体现了明代木刻插图艺术的最早风貌。全书有插图86幅，均为单面竖幅;上有通栏标题;线条粗豪，有明显的力量感;人物头脚、画面背景等，有大量阴刻;人物动作富有戏剧性。

至明中后期，则是另一番景象。插图大量采用双面对连版式，不再受画面空间狭小的限制，风格繁缛富丽，画面更加丰富，人物所占比例减小，更加契合主題，刀法更加婉转流利，线条更加细腻流畅，增强了插图艺术表现力。尤其是杭州的插图家将插图艺术与山水画艺术相结合，以人衬景，或者完全没有人物，纯粹是一幅山水画。画家对景物的刻画，也变得简洁明了，都是简单勾勒而成，不见浓墨重彩。

三、明代中后期出版物插图嬗变的主要因素

庞大的市场需求固然是出版物插图嬗变的根本动力，但插图的嬗变还需一定的客观条件作为支撑。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序》中说：“以大画家之设计，而合以新安刻工精良绝世之手眼与刀法，斯乃两美具，二难并，遂形成我国版画史之黄金时代焉。”[8]（498-499）概括非常准确，突出了插图嬗变的两个重要因素——文人画家、家族刻工。

1. 文人画艺术与插图艺术结合：职业化的文人画家

在明代中后期，我国的绘画艺术发展迅速，绘画理论也得到完善，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画派、画家，如苏州“吴门画派”、上海“松江画派”、杭州“浙派”、徽州“新安画派”等。职业的文人画家加入到插图创作中，在我国木刻插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我国的出版物插图艺术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和质的飞跃，摆脱了粗糙、低俗的风格，变得纤巧绵密、意境悠远。

然而，就当时社会的阶级划分情况，让文人画家创作出版物插图，并非易事。

（1）思想观念的解放。文人画家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主要创作山水画、花鸟画等正统画，根本不屑于创作“有伤风化”的插图。这从古籍中一系列的序、跋、文学评论中不难看出，不再赘述。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儒”和“重商”并存，士大夫不是一味地唯“儒”是从，而是将“儒”作为一种终极目的，追求过程比较灵活。余英时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书中指出：“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社会现象。”[9]有不少人曾弃儒从商，在发迹后再从儒，如明代潘汀洲早年“习儒”，后“虽托于贾人而儒学益治”，也有人既是儒又是商，如汪廷讷。这种儒与商并重的氛围，使文人从商不再是离经叛道的事了，也就破除了文人画家的思想障碍。

如果仔细对比诸画家的作品，会注意到文人画家思想的转变过程。如丁云鹏、吴廷羽二人是师徒关系，他们较早参与了插图的创作，但他们前期的作品均是较为高雅的《博古图录》《墨谱》等（见图4）。可见，他们还是拘泥于文人的优越感，自认为从事的仍是一种高雅艺术。到了后期的汪耕、何龙等人时，便不再囿于插图内容，作品越来越多。

（2）文人与权贵的某种依附关系。在我国古代，权贵们总有豢养文人的习惯，他们在同文人交流弹琴、弈棋、赋诗、作画的过程中，达到娱乐生活、附庸风雅的目的。而一些文人画家也愿意攀附权贵，从而获取某种便利和财富。如儒商汪廷讷和画家汪耕就关系匪浅，汪耕更是常年做客汪家，并为汪廷讷的环翠堂作了《环翠堂园景图》《人镜阳秋》等插图。

（3）经济利益的考量。在古代，部分文人或画家的生活主要依靠权贵的接济，或通过自己的文采、画笔来获取丰厚的回报，这也不失为一种致富的手段。如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丁云鹏曾为程大约的程氏滋兰堂画过《程氏墨苑》（见图5）。张泰贞在丁云鹏画的《列子御风图》上题道：“程君酷爱画，重币购名笔。口夸顾虎头，未易丁生匹。”[10]可见，程大约也是花了大价钱才请到丁云鹏。丰厚的回报是文人画家参与插图绘制的直接原因。

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徽派画家有丁云鹏、吴左千、汪耕、何龙、蔡冲寰、程伯阳、萧云从、陈洪绶等人，杭州则有赵璧、李士达、熊莲泉、钱谷等人。如丁云鹏，字南羽，善用白描画人物、山水、花卉、佛像等。对于他绘制的《养正图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梨枣既精工，其画像又出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飞动如生，京师珍为奇货，大榼陈矩购得数部以呈上览。”又如赵璧，《名画录》记载其画作“山水清雅高洁，亦工花鸟”。赵璧为容与堂绘制的《琵琶记》（见图6），画面疏朗简洁，意境悠远，远山、城郭、枯树皆有特色，完全是一幅幅山水画。

这时的文人画家率先打破了绘画艺术和插图艺术之间的隔阂，渐渐走出象牙塔，走向职业化。他们将绘画艺术和木刻插图艺术相结合，使插图艺术水平陡然提升，影响了我国的出版史。

2. 从工匠到木刻艺术家：专业化的插图刻工

在明代中后期出版物插图嬗变的过程中，木刻家的作用也极其重要。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序》中说：“大凡歙人所刊版画，无不尽态极妍，须发飘动，能曲传画家之笔意。”[8]（499）目录版本学家赵万里对这些木刻家评价极高，认为他们“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时代风格”。[11]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木刻家能将技艺世代相传，形成了著名的家族刻工。

（1）黄氏刻工。在明代的刻书领域，家族刻工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其中以源于徽州的黄氏刻工最为著名。有关黄氏刻工的家族关系、刻书状况、交游情况，学者周芜在其专著《徽派版画史论集》中做了详细的考证。徐学林的《明清时期的徽州刻书业》和刘尚恒的《〈虬川黄氏宗谱〉与虬村黄姓刻工》等文，也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和勘误。经过这些学者的努力，徽州黄氏刻工的资料渐渐清晰和丰富起来。

万历中叶以来，黄氏刻工可谓人才辈出。“黄氏二十八世以前的280位刻工都生活在明代，210种书都是在明代刻的。其中，万历年间刻书多达132种。”[12]根据现有资料，仅万历中叶及以后的黄氏著名木刻家有：黄氏二十五世有黄铤、黄锋、黄;二十六世有黄守言、黄德懋、黄德时、黄德宠、黄应组、黄应澄;二十七世有黄一木、黄一林、黄一森、黄一彬、黄一楷;二十八世则有黄建中等人。时人评为“绘与书双美，不得良工，徒为灾木，属之剞劂，即歙黄氏诸伯仲，盖雕龙手也”（《状元图考·凡例》）。后人则评价为“黄氏诸父子昆仲，尤为白眉”。[8]（497）在民间，则流传着“徽刻之精在于黄，黄刻之精在于画”的说法。他们中一些人还获得了“雕龙手”“宇内奇士”“版刻圣手”这样的美誉。

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明代最出色的插圖作品，几乎都出自黄氏刻工之手。黄氏刻工是明代中后期木刻插图领域的中坚力量，代表着明代木刻家的最高水平。

（2）其他家族刻工。除了黄氏刻工，同样出自徽州的仇氏是当地从事刻书最早的家族，“皆以剞劂著，穷工极巧，自明至清世其业”。[13]汪氏、刘氏等则兴起较晚，所刻插图数量和质量远不及黄氏刻工，但也出过不少佳作。如汪忠信刻的《海内奇观》、汪文宦刻的《仙佛奇踪》、汪士珩刻的《唐诗画谱》、刘应祖刻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汪文佐与刘果卿合刻的《牡丹亭记》等。

家族刻工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竞争的过程中，各家通过不断提高技术，争取更多的客户。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进行经验的交流，有利于改进木刻家们的技艺。除这些家族刻工外，还有洪国良、郑圣卿等著名木刻家。其中，洪国良参与雕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见图7），插图精美绝伦，风格大胆泼辣，是明代的木刻插图杰作。

（3）刻工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杨绳信在《历代刻工工价初探》一文中，提到“明末刻工工价比宋、元降低了一半”。[14]但文中并未比较明与宋、元的物价。然而从中可知，明代一般刻工的地位依旧低下，工钱也不是很高。但技艺精良的刻工和插图刻制者的工价却不得而知。

但当时民间流传有“棠樾盐布包，抵不上虬川一把刀”，“时人有刻，必请歙工”的说法。因此，可以推断技艺精良的木刻家的工价和社会地位应该不会太低。且有些书籍的插图，赫然刻有刻工名号，如“一木”“一森”“一楷”等，其在说明刻工地位提高的同时，亦带有广告宣传、品牌推广、招揽顾客性质，这是此前所未见的。

毫无疑问，木刻家对木刻插图史的贡献是巨大的。一方面，他们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手缔造了精美绝伦的插图，还将精妙的工艺世代相传，将明代的木刻插图工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他们在发掘木刻插图价值、实现自身的价值的同时，客观上顺应了时代潮流，促进了出版物的传播。

四、明代中后期出版物插图的嬗变与营销

出版物插图的嬗变与出版物的营销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精美的插图有助于书商占领市场，市场也进一步呼唤不断革新的、更精美的插图。插图如何促进营销，有如下表现。

其一，“无书不图”成为共识。前文明人所说的“戏曲无图，便滞不行，顾不惮模仿，以资玩赏”，是时人对图书市场的认识和评论，说明“无书不图”并非虚言。插图对于书商的重要性，以及在书籍中的地位都得到空前提高。显然，书商们认为在书籍内容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带有插图的应该具有更大的开发空间和市场潜力，能大大促进出版物的传播。

其二，在广告中尽量突出插图。在现存的明代刻本中，封面刊登广告已不新鲜，有的书商还利用出版物的扉页、凡例、序跋等做广告。他们在封面书名中特别点出“有像”“全像（全相）”“绣像”“出像（出相）”等，以吸引购买者，如《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元本出相南琵琶记》《有像列仙全传》等。这是插图能有效促进出版物传播最直接的表现。

其三，发挥插图的品牌效应。有别于当时书坊“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的普遍现象，有的书商宁愿花重金请名笔、名刻工绘刻书籍插图，便是一种明确的品牌意识和精品意识。而在有些戏曲的经典插图中，偶尔可看到个别刻工的名号，如黄一木署名“一木”、黄一森署名“一森”等，既是刻工有意为之，也说明有的刻工可能不仅仅是一名工匠，其社会地位确实有所提高，大概也是一种品牌效应和广告宣传。这些都是为书籍的传播和销售做的准备工作。

其四，营销检验了嬗变效果。连环画般的上图下文版式和古朴拙稚的风格，曾经流行一时，其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它们应该是属于书籍插图初始的探索阶段。而插图不断嬗变革新的过程，是文人画家、木刻家审美和受众审美不断磨合的过程，也是书坊间相互模仿与相互抄袭的过程。经过不断嬗变和革新，受众的态度是“人争宝之”“人争购之”，反映了他们的审美理念达到了某种契合，进而促进了出版物的传播。

结语

总的来说，明代中后期出版物插图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从粗到精、从俗到雅的过程，版式和风格则经历了更加复杂多元的嬗变。在嬗变和革新的过程中，汇聚了当时书坊主、画家、木刻家的智慧和经验，他们紧密配合，着力打造，努力將木刻工艺与文人绘画艺术相结合，共同开发出版物插图中蕴含的无限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顺应了木刻艺术发展的潮流，也加速促进了出版物的传播和文化的普及。

参考文献：

[1] 叶盛. 水东日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13-214.

[2]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40-383.

[3] 鲁迅. 鲁迅全集：第六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

[4] 郑振铎.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M]//郑振铎. 郑振铎全集.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306-307.

[5] 伊佩霞. 剑桥插图中国史[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152.

[6] 郑振铎. 插图之话[M]//郑振铎. 郑振铎全集.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4.

[7] 李昌祺. 古本小说集成·梦斩泾河龙 剪灯余话 姜胡外传：前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

[8] 郑振铎. 西谛书话[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498-499.

[9] 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363-364.

[10] 程大约. 程氏墨苑·缁黄（卷六）[M]. 万历程氏滋兰堂刊本.

[11] 赵万里. 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N]. 人民日报，1961-05-04（007）.

[12] 曹之. 中国古籍版本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56.

[13] 石国柱，许承尧. 歙县志（卷十）：人物志·方技[M]. 民国铅印本，1937.

[14]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历代刻书状况[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559.

作者：阎文凯 薛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