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进步观本质探究论文

摘要：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传统进步观念寻求全面进步的追求陷入悖论。传统进步观念确立的基础和前提——西方理性主义、机械历史规律论、实证主义——不仅出现功能弱化，而且演变成风险产生的源泉。因此，重建进步观念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时代议题。超越传统进步宿命论，重建科学合理的进步观，需要转变进步观念范式。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马克思历史进步观本质探究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马克思历史进步观本质探究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文化逻辑

摘 要：文化是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进程的深层次社会历史因素。文化在本质上标志着人的生存方式，文化的革新实质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革命文化塑造了广大妇女奋起抗争、争取解放的生存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构筑了红色底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塑造了广大妇女自强不息、全面发展的生存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提供了前进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和谐仁爱、崇德重义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交融互补，利于广大妇女提高思想道德素养，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民族标识。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基金项目：全国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院（系）——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课题;2017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习近平妇女发展思想研究”（HNSK（JD）17-38）;2018年海南省思政研究项目“习近平新时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hnsz2018-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玲（1979-），女，四川宜宾人，海南师范大学讲师，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本经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进程深受中国文化形态创新发展的影响。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广大妇女生存方式的积极塑造和现代变革，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杠杆。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和谐仁爱、崇德重义的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交融互促，共同滋养、浸润中国妇女求真向善的精神文化世界。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克服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文化自我殖民主义等错误文化思潮对妇女生存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抵制腐朽落后的性别文化对广大妇女的危害，始终坚持以最先进、最优秀的人类文化成果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事业的发展进程。

一、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红色底色

在构筑中国文化自信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种文化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最初受益于革命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并积极实现中国化的历史初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尚未提上历史日程，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面临难以克服的文化危机。革命文化的兴起既是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适应新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产生的文化变革。“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化的出现及其本质特征做出的科学概括。

革命文化的兴盛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相互作用、互动变革，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动力源泉。革命文化的实质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形态。革命文化集中反映了长期以来被剥削、被奴役、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推翻“三座大山”的经济政治利益诉求，具有极其鲜明的批判性、革命性、实践性和人民性。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被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广泛传播并用于探讨中国妇女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本身是革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革命文化则以其内在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推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实现妇女解放的客观实践活动。贯穿其中的是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真理与价值等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理论形态走向实践形态，再从实践经验上升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运动过程，归根结底要由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人来实现。“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320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是由“人”而化、因“人”而化。这个“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但他们变革现实世界的实践力量是有限的。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群众，既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要解放的主要对象，又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实现自身所需要的实践主体。当广大妇女处于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统治之下时，她们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主体。只有革命文化破旧立新的文化特质才能塑造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所需要的革命妇女群体。

一方面，革命文化具有“破旧”的文化功能，无情地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中腐朽的、过时的思想观念、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在广大妇女群众中形成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大众传播和群众认同奠定了先进文化基础。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妇女自身的觉醒和抗争，思想解放是妇女解放的思想前提和主观条件。漫长黑暗的封建统治不仅造成妇女的悲惨命运，而且造成妇女的思想愚昧、人格依附、逆来顺受。革命文化的狂风暴雨是摧毁封建纲常礼教的强大精神力量，它犹如一把利刃劈开套在妇女身上的封建精神枷锁，斩断束缚她们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为她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奠定了思想基础。革命文化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革命风格的语言文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如毛泽东提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3]45的重要论断，热情歌颂妇女的革命力量和历史作用。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做出了卓越贡献，形成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在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指导下的广大劳动妇女展现出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她们的需要、能力、意志、情感、智慧等主体性因素不断被释放出来，并为着自由解放的前途命运不屈不挠地艰苦奋斗。革命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实现了观念上的中国化。

另一方面，革命文化具有“立新”的文化功能，积极倡导新观念、新事物、新社会和新世界等新文化元素，为妇女指明一条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推翻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从而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塑造了广大劳动妇女奋起抗争、争取解放的新的生存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实践创新。几千年来，中国妇女被封建专制文化塑造的生存方式就是“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贤妻良母”。革命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根本对立，它唤醒广大妇女的革命意识，激发她们的革命斗志，鼓舞她们的革命行为，使妇女的生存方式出现革命抗争、自由解放的现代变革。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趋于整合的，各种文化特质形成一种具有内在统一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把每一个体的行为包容于文化整体之中，赋予它们以意义。”[4]革命文化以其内在统一的革命精神和人民解放的价值取向赋予妇女个体行为特殊的文化意义。比如：“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传统的生儿育女具有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的积极意义，不辞辛苦参加生产劳动为革命事业提供物质保障，等等。革命文化充分激发了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热情，使广大妇女认识到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内在一致性。广大妇女英勇地投入波澜壮阔的争取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革命洪流，与男子并肩作战、顽强战斗、勇于牺牲、威武不屈，构筑了人民革命战争的铜墙铁壁和抵御外辱的钢铁长城，谱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辉煌历史篇章，将历代中国妇女临危抗暴、坚贞不屈的磅礴正气与革命文化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融为一体，重新塑造了中国妇女为国为民、勇敢坚毅、顽强斗争、足智多谋的进步历史形象。可以说，“没有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英勇奋斗和自我牺牲，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5]革命文化在妇女群体中塑造的革命抗争、争取自由解放的新的生存方式，实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实践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的革命作用、妇女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途径、妇女解放的社会主义前途等主张在妇女的革命斗争中得以实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实现了妇女的阶级解放和初步的男女平等。广大的中国妇女站起来了，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认为革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构筑了红色底色，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得以在轰轰烈烈的妇女革命运动中顺利推进，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性、实践性和民族性。经过革命文化长期洗礼的中国妇女比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妇女更容易确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人民革命的胜利并非是革命文化的终结。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6]“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建设进程中发展创新的源泉，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作为一种优质的文化基因，也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固本之髓”[7]。妇女解放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针对妇女的性别歧视仍然广泛存在，虐待甚至摧残妇女的事情时有发生。当代中国妇女不仅应该学习女革命家们的革命精神和斗争品格，敢于同歧视、侮辱、侵犯、迫害妇女的各种社会现象做坚决的斗争，更要弘扬革命文化的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地为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接力奋斗。

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前进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革命文化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培育和创造的与社会主义制度、理论、道路相契合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形态。”[8]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而形成的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是顺时应势、贯通古今、科学开放、符合规律与潮流、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形态，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同向前行、交互作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助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其科学进步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特质引导广大妇女追求独立自主、自尊自信的现代性人格、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和科學高尚的生活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立足唯物史观，深入地探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解放发展的基本规律。恩格斯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9]这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妇女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列宁和斯大林结合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践对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理论进行了创新，如强调“重视和发挥新生政权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保障和促进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吸引广大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充分发挥妇女作用”，“大力提高妇女的主体意识和自身素质，消除对妇女的传统偏见”，等等。苏联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发展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促进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始终是广大妇女群众，能否充分发挥广大妇女的能动作用，能否提高妇女的主体意识和自身素质，关键在于影响和制约妇女生存发展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为广大妇女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塑造了广大妇女自强不息、全面发展的生存方式。

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妇女观和消极腐朽的资本主义妇女观起着文化批判的作用，促进全党全社会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广大妇女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1990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这是衡量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具有内在稳定性和相对独立性。新中国成立之后，封建主义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和制约着广大妇女的生产生活。男女不平等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文化基础，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必然要求提升广大妇女的文化素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顺应性别平等化的时代潮流，充分保障妇女群众的文化权利，保障广大妇女平等接受教育，努力消除女童辍学现象，不断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和发展能力，为广大妇女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观，也进一步消除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封建腐朽思想，树立起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既为广大妇女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又客观地造成部分妇女的物化、异化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严重腐蚀部分妇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文化思潮根本对立，它追求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倡导集体主义的道德准则，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有利于推动全党全社会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其科学进步的文化精神塑造了广大妇女自强不息、全面发展的生存方式，为广大妇女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原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本质上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主要体现于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上述文化特质融合生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把广大妇女作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主体，努力消除对妇女的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偏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从尊重妇女的地位作用出发提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64“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3]67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继承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进一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给广大妇女的个体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现代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塑造了广大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使大多数妇女在参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摆脱对男性和家庭的依附，坚定地走向独立自主、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全面发展的生存之路，通过奋斗拼搏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独立人格和自信尊严。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的基本原则在广大妇女自强不息、全面發展的生存方式中真正得以贯彻落实。

概而言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象征，它的根本目标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广大妇女通过全面参与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获得最大程度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非已经完成的文化形态，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同步推进，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并指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民族标识

由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交互作用、相互融合是顺理成章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最难的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似乎没有相通之处，实质上，同样作为人类最为优秀的文化成果，二者不仅相通而且可以互补。“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0]对于当代中国妇女而言，面对生存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能不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启迪和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到底能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关系到妇女生存发展状态的文化价值观的重大问题。

从党的领导人对于上述问题给出的答案来分析，趋势是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强调勤俭持家、勤俭建国，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历代妇女的传统美德并对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胡锦涛强调妇女传承文明、弘扬新风、增进家庭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习近平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命脉、文化基因，要大力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立足点和出发点使他更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妇女生存发展的重要价值。2013年会见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时，习近平强调，要“注重充分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广大妇女要发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追求积极向上、文明高尚的生活，促进形成良好风尚。” [11]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习近平指出：“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12]从关于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的系列重要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习近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家庭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妇女观和家庭观融合在一起，以为当代中国妇女更好的生存发展提供智慧启迪和思想引领。

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具有融合互补的历史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其一，文化特征和思维方式的相似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是在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创新发展的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的科学理论。二者具有相似的文化特征，这是融合互补的历史前提。不仅如此，二者还有相似的思维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精神，关注现实社会的历史变革，主张革故鼎新、推陈出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考察妇女解放的现实问题，主张通过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马克思批判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02这与中国儒家文化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改造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内在相通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相似性，使近代中国人民在文化革新过程中很快就能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

其二，道德维度的融合互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心性涵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中华传统道德精髓，曾经在历史上塑造了中国女性和谐仁爱、崇德重义、温和慈祥、孝悌忠义、坚贞贤淑、勤俭持家、自律守礼、谦逊包容等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具有超越时空的积极价值和生存智慧，能够从微观角度指导妇女正确处理各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虽然未对妇女道德发展问题做专门的研究论述，但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发展规律的宏观角度揭露了私有制和剥削是利己主义和道德败坏的根源，并揭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必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革发生根本的变革，预示到共产主义社会，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人们的道德精神境界会得到极大提高，人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可见，道德发展进步是人类解放（包括妇女解放）的内在要求。“道德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13]，妇女追求美好生活离不开道德信仰和道德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利于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角度提升当代中国妇女的思想道德素养。

其三，性别和谐维度的融合互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剖析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根源在于私有制，认为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妇女解放决不是要在男女之间掀起一场新的战争，实质是男女携手共同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11。在男女平等基础上实现平衡和谐的新的两性关系是人类解放（包含妇女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和”的思想，传统性别观也体现着和合、和谐、和睦的思想。性别和谐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不是阴阳对立，而是阴阳互补，阳阴对应，性别因素相互渗透。家和万事兴、妻贤夫安、夫义妇德、相敬如宾等传统文化观念利于男女两性和谐共生。男女共有一个世界，实践表明携手共建共享一个对所有人都更加美好的世界对男女最为公平合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有利于培育和发展先进的性别和谐文化。

其四，家庭维度的融合互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婚姻家庭以个人性爱为前提，以两性自由平等、和谐发展为基础，家务劳动社会化，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事业，等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建设幸福和睦的家庭必然需要两性携手努力、合作共赢。可见，妇女解放主张妇女走出家庭，并非是要取消家庭，发挥妇女对家庭的积极作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觀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妇女对家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如“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妻贤夫祸少”等文化观念都道出了妇女对家风建设和子女养育的重要性。新时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12]家庭的重要性必然要求妇女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家庭建设和子女教育的责任，努力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发扬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为家庭和社会文明进步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和谐仁爱、崇德重义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交融互补，有助于广大妇女提高思想道德素养，在自强不息、人格独立的基础上更加理性地处理两性关系和家庭问题，使广大妇女在男女平等基础上创造和谐美好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民族标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和妇女理论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不同于在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本土化、民族化。

四、余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文化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和互补，其共同塑造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进步和文明的生存样式，使中国妇女不断取得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重要催化剂。增强对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必将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目前，影响妇女生存发展的文化因素是相当多元的、复杂的。除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影响，文化复古主义散发思古之幽情，提出所谓的“新女德”作为缓解男女两性矛盾的新规范，实质是封建“三从四德”妇女观的死灰复燃;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精神魅力，否定妇女继承和弘扬传统妇女美德和家庭美德的必要性、合理性;文化自我殖民主义把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观点奉为圭臬，追求绝对男女平等和绝对自由，譬如性自由性开放等等，导致思想混乱、行为乖舛。当下，资本主义的性别文化对广大妇女危害最大，妇女“物化”“商品化”的现象较为严重。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当代人类处于追求“以物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对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的追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乐容易使很多妇女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泥潭，扭曲了她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努力克服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文化自我殖民主义的负面影响，坚决抵制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对广大妇女的危害。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近代以来指导人类妇女解放运动的科学理论和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和妇女运动实践中的指导地位，必须吸收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妇女的生存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69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3]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衣俊卿.文化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12.

[5]谈索.一部国情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难得教材——介绍《中国妇女运动史》[J].近代史研究，1990（4）∶281-285.

[6]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节选） [J].新湘评论，2017（1）.

[7]李康平.中国革命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7）∶122-127.

[8]高长武.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要义[J].东岳论丛，2017，38（4）∶11-21.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181.

[10]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5-19（02）.

[11]习近平.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发挥我国妇女伟大作用[J].妇女研究论丛，2014（1）∶5-6.

[12]习近平. 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12-16（02）.

[13]克里夫·贝克.学会过美好生活[M].詹万生，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7.

【责任编辑：张亚茹】

作者：李玲

马克思历史进步观本质探究论文 篇2：

风险社会中的进步观念审视及其重建

摘要：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传统进步观念寻求全面进步的追求陷入悖论。传统进步观念确立的基础和前提——西方理性主义、机械历史规律论、实证主义——不仅出现功能弱化，而且演变成风险产生的源泉。因此，重建进步观念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时代议题。超越传统进步宿命论，重建科学合理的进步观，需要转变进步观念范式。只有对进步进行“否定”的定义，并把进步理解为一种实践的信念和存在质性差异的进步观念，才能以一种科学合理的进步观念指导人类发展。

关键词：风险社会;进步观念;范式跃迁;重建

进步观念对人类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观念。然而，在现代性造成的“文明的火山”——风险社会中，传统进步观念却逐渐走向衰落。如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言，进步因为风险的增长而处境尴尬，“科学理性”“经济增长”“进步”等概念在今天的合法性值得怀疑。[1]33在风险社会中，重建进步观念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议题。传统进步观念将进步定义为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光明坦途。然而，现代社会日益增多的风险、层出不穷的灾难与进步期许的美好愿景背道而驰，传统进步观念陷入困境。依据马克思主义进步观的指引，无处不在的风险与社会进步的图景不是截然对立的，社会进步并非在对美好未来的单纯憧憬中显现，而是体现在直面风险、克服灾难的实践中。实现进步观念范式的跃迁，进步观念依然值得坚守。

一、传统进步观念视野下风险社会的表现

重建进步观念的议题生成于全球风险社会的历史情境之中。乐观主义进步观念随人类理性的增长和科技的发展而兴起，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蓬勃发展，在19世纪成为主导人类思维和行动的主流价值观。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危险无处不在、灾难时有发生，人类由于风险增加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危机感、焦虑感也与日俱增，近代确立起来的进步观念逐渐被交织着紧张、困惑和冲突的风险概念取代。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学家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受理性主导的现代性脱离价值之维，导致“现代性的断裂”，从而使全球置于风险社会中。风险社会的出现，不仅引发全球范围内风险的叠加，而且风险的多样性、流变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进一步触发了人们对理性增长与科技发展将导向光明未来的怀疑，动摇了人们对乐观主义的信念。传统进步观走向衰落，促使在新的历史情境中重建进步观念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

（一）“自反性现代化”恶性膨胀

在西方社会中，现代性方案承载着启蒙哲学家对未来社会的无限憧憬。然而，现代性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既促成了一个繁荣发展的世界，又将人类卷入一个整体风险的时代。出于对现实和未来风险的考虑，乌尔里希·贝克在探究现代性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考察了风险社会，认为西方社会遵从着传统社会——工业社会——风险社会的结构性裂变。当前，“现代性从经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获得了解放，并缔造了一种新的形态，也就是这里所称的（工业化的）‘风险社会’”[1]2。如果将工业社会对应“简单（或正统）现代化”阶段，那么，风险社会对应的则是“自反性现代化”阶段。风险社会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是“自反性现代化”恶性膨胀导致的结果。

“自反性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激进化”阶段，“‘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2]5。“自反性现代化”不仅意指对自主现代性过程的延续和“反思”，而且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自我对抗、自我消解，即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在正常地、自主地实现自我现代化的过程中，悄无声息地产生了不断削弱和消解自身基础的非理性和反理性的后果。在风险社会中，现代化利用自主的现代化的力量挖了现代化的墙脚，因而现代性的“自反性”在博弈中占据上风，使现代性以矛盾和对抗的形式显现出来。例如，科技日益演变为工具理性，与人和社会发生异化;资本贪婪地追逐利润，使劳动、生产与人的本质悖离，人日渐堕入价值理想缺失、人生无追求与生命无意义的空虚境地;具有“半现代性”特征的工业社会，使公民权利、公平、平等等普遍原则总是只能部分地得到实现，在体制上为社会动荡埋下祸端，导致风险威胁的日渐累积。可以说，“自反性现代化”的恶性膨胀，会使得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混乱而又失控的局面。而风险社会中理性权威的丧失、人的堕落以及现代性的悖论，都意味着“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某个团体的意义之源（如阶级意识或对进步的信念）正在枯竭、解体、失去魅力”[2]11。

（二）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

风险社会的出现，根植于现代性的“自反性”，同时又是现代性自我变异的结果。理性的分裂、秩序标准的模糊、信任系统的消解等现代社会结构性变异，既彰显着风险社会的特定属性，又成为现代社会结构性变异的增量，使风险社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理性的裂变，意味着工具理性无限膨胀、价值理性日渐衰微。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国家希望以工具理性确定的规范和制度来化解风险，不断强化自身的力量，然而高度精细化的政治体系对世界的控制越强，人为制造的隐藏风险也就越高。对于这种“人化风险”，“我们甚至不知道這些风险是什么，就更不要说对风险的精确计算，也谈不上对风险结果的预测”[3]。理性的裂变表明，理性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可靠支点，理性的权威开始动摇。人类渴望依靠理性计算风险、控制风险的企图沦为泡影，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断扩展。

秩序标准的模糊，使人们的生活日益笼罩在风险的阴影下。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前人的社会规范还能作为后人的参照标准，那么，“在风险社会里，‘过去’丧失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利”[1]24。风险社会中，劳动力之间激烈的竞争和市场内的加速流动，都使得原有的以阶级和阶层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失去效力，取而代之的是边界的消隐、秩序标准的模糊。在这种消隐和模糊之间，劳动市场和制度通过一种“共谋”，使个体失去传统家庭、阶级的庇护，沦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风险的个体化使个人总是以自身作为行动的中心，并基于自身的利益在风险和机遇中作出预测。风险个体化导致风险主体多元化、分散化，这不仅带来风险种类和数量的增加，而且也带来秩序规范缺失和伦理价值真空，进一步加剧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

信任系统的消解，导致整个社会风险爆发的系数提高，加剧了发展的不确定性。信任是社会合作的基础，是维持人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然而，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断裂引发了传统社会信任系统的危机。一方面，随着人员流动和技术交流日趋频繁，现代社会呈现出“流动性”特征，这就使以往基于亲情、地缘交往而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被高度切割，人际信任关系被迫卷入更广泛的陌生世界中，社会信任半径因环境的拓展而逐步收缩。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识的高度专业化、精细化和不确定性，专家信任系统对风险的判断和解释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消解了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度。信任系统的消解，降低了人类联合行动的效能，减弱了人类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风险全球化

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祛魅，使全球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风险正演变成全球性的存在。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风险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特定的区域，而是成为超越时空和地点、威胁着所有个人和整个世界的存在。

对于个人而言，风险全球化意味着个体承担的潜在的、隐藏的风险增加。全球化使风险以一种潜藏的、隐晦的方式被融入到每个个体的生活中。它就像“正常消费的夹带物”，随着人们对空气、食物、住所等生活需求，隐晦地潜藏在人类置身其中的世界中，无人能逃逸其外。例如：在生态方面，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过度消耗，使人类遭遇自然灾害侵蚀的风险增加;在经济方面，经济全球化与市场无序竞争之间的矛盾，使得每个个体遭受金融风险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在政治方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具备的毁灭性力量使整个人类都被卷入到毁于一旦的风险中。

对于地区而言，风险全球化意味着各地区的复合型风险增加。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是随着社会和经济联系延伸到世界各地，世界上不同的人群、地区和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性”[4]。全球化使资本、人员和产品跨国界流通频繁，突破了本土发展的局限，但与此同时，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网络式连接既打破了传统地区发展的稳定性，又容易造成对经济风险的漠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各个地区内生性风险、输入性风险、扩散型风险、并发型风险大大增加。

对全球而言，风险全球化意味着风险日趋“平等化”。在全球化背景下，风险淡化了国家、民族、阶级的边界，打破了贫富、阶级的区分，“风险对受它影响的人群展现出了平等化效应”[1]28，使整个人类和所有阶级都面临同样的风险与威胁。伴随风险的平等化，风险的穿透力和侵蚀力也日渐增强，整个社会逐渐成为“世界风险社会”。

二、风险社会中的进步观念观照：传统进步观念的困境审视

风险社会的到来，结束了以进步观念为主导的传统乐观主义思想主线，拉开了工具理性与资本共谋的“失控世界”的序幕。在19世纪享誉盛名的进步观念，曾被视为关于历史运演的总结性概括。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机械历史规律论、实证主义都曾为传统进步观念的确立提供担保和证明。但在风险社会中，不仅传统进步观念寻求全面进步的图景陷入了悖论性情境，而且进步观念得以确立的基础和前提也陷入了功能性困境。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传统进步观念不仅在认知世界方面出现功能退化，而且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正在成为风险产生的源泉。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困境

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一直被视为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在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理性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权威。伏尔泰、杜尔哥、孔多塞、孔德等人都对理性进步引领社会进步有着坚定的信心。“奥古斯特·孔德所设想的历史的唯一目的就是人类理性的进步”[5]，圣西门试图描绘的也是“一部完整的人类理性进步史”[6]。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是知识之源、科学之基，它折射出人类为之奋斗的一切美好图景，并作为前提和基础引导着人们运用知识去发现真理、改造世界。由此，“理性的优先主导性的引申之一产生了一种含糊却广泛存在的对‘进步’的设定。”[7]

启蒙理性的价值预设，本意是运用人的理性能力摆脱宗教和神权的束缚，在尘世建立真正的人间天国。然而，随着现代性走向“自反性”，理性内部也在发生裂变，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日益分离。这种分离导致的后果是价值理性日渐边缘化，理性日益膨胀为工具理性。在工具理性的片面主导下，人类对自然的无度开采屡屡招致自然的报复，资本无止境地追逐利益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科技对人的宰制导致理性追求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这些都表明，工具理性的肆意增长和无限膨胀，不仅扭曲了启蒙时代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导致灾难频发的现代社会同全面进步的美好图景相背离，而且也造就了一个异化的世界，引发极其严重的现代风险。在此意义上，以寻求真理和实现进步为初衷的理性主义，在开化蒙昧和启迪思想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不断消解进步基础的非理性的意外后果。理性的内部分裂导致的困境，不仅暴露了理性自身的矛盾，使全面进步的图景在风险社会中沦为泡影，而且也表明，理性自身正日益成为孕育现代风险的源泉。

（二）机械历史规律论的困境

机械历史规律论是指机械历史决定论者视域中的历史规律论，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下的历史规律论。它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人可以认识并揭示出这种必然性;二是人们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可据此对人类历史未来作出可靠的预测。这一论断，对于进步观念的确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19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们都以揭示隐匿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性和统一性为主旋律，在“历史发展有规律”的论断被确定之后，历史进步的信念逐渐被人们扩展为一种稳定的历史运演法则。在进步规律的指引下，人们普遍乐观地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关于人类向着美好未来不断前进的过程，不断进步是历史的内在本质和基本属性，向上向善是历史发展的唯一方向，至善尽美的终极乐园是人類社会的最终归宿。

若历史发展毫无规律，则历史进步就没有保障，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将陷入历史可能进步也可能退步的不可知论中。就此而言，历史规律论是进步观念确立的基石。但是，西方思想家们在寻求历史规律性的同时，忽略和漠视了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复杂性和主体的能动性，以至于进步被命定为历史的唯一方向。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历史灾难之维日渐凸显，使得“历史规律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陷入了困境。在理论上，否认和排除历史偶然性、不确定性及不可预知性的历史规律本身就是荒谬的，风险社会中“不可预知的风险”的增加，则体现了被漠视为“偶然”的灾难对“必然”进步规律的否定。在实践中，历史规律不能超乎历史进程之上先验地规定历史发展方向。一方面，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展导致知识的不可知性会使历史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关键历史人物的主观抉择、民众的利益冲突以及偶然的自然灾害等都会导致历史发展的不可预知性。已经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当前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以及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都表明历史进程并没有完全在历史规律的光明指引中前行。理论和现实的困境，既表明了“历史规律论”的困境，也动摇了传统进步观念的根基。

（三）实证主义的困境

实证主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中找寻进步的依据，为进步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以孔德、斯宾塞、密尔和布克哈特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受科学成就的鼓舞，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从自然规律中引申出社会规律，从“生物进化论”推演出“社会进化论”，为进步观念的确立找到了科学理论方面的可靠支撑。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市场经济的运作和科技的进步都表明，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并逐步完善的统一体。从这些社会进步的事实出发，“进步”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理想境界”，本质上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客观结果。进步观念之所以日渐被人们普遍接受，不仅是因为它契合了人类寻求进步的价值目标，而且在于它合理地解释了进步的事实基础、历史进程和整体面貌。

从进步观念批判现状、憧憬理想的社会功能来看，进步作为客观事实，它肯定和证实人类为寻求进步所付出的努力，展示出人类社会进步的成就和意义。同时，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它为人类寻求进步的创造性活动提供指引，是人类实现进步的不竭动力。但是，在战乱纷争、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日渐威胁人类生存的现实面前，进步的神话日渐陨落。“击垮进步思想的谎言”、戳破“进步的幻象”之類的声音层出不穷，好像人类的进步本来就是谎言和幻象一样。就连始终对历史的进步充满信心的英国史学家E.H.卡尔也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感慨，“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进步的观念是一个过时的笑话了”[8]78。进步观念在风险社会中的陨落，不仅是指它在解释世界方面不再科学，而且意指它在指引人们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正日益成为风险的“帮凶”。一方面，已经发生的诸多灾难性事实和正在困扰着人类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都“证伪”和消解着进步观念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进步观念一味地强调历史的“进步”之维，遮蔽历史的灾难和风险之维，使人们在缺乏风险预估的乐观情绪下，放松了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的警惕，以致一旦灾难来临，毫无准备的人类将更难以有效应对“突发的”风险问题。

三、反思与出路：实现进步观念范式跃迁

风险社会的到来，阐明了人类命运已经处于全球性风险威胁的境地，颠覆了传统的乐观主义进步观。但是，传统乐观主义进步观的困境，并不意味着人类只能走向风险剧增、前途无望的未来。正如风险社会学家贝克也承认，“人们可以对进步说‘不’，但这根本改变不了它的进程”[1]258。这实际上表明，不论此前进步信念在理论和现实中遭受过多少质疑和否定，人类寻求进步的愿望从未中止，人类创造美好未来的实践从未停滞。于人类而言，进步观念依然不可或缺。在传统进步观念“反现代性”特征已经展露无余的情况下，风险与发展如影随形的现实，客观上要求我们实现进步观念范式的跃迁，重构科学合理的进步观念。

（一）两种进步观的根本异质性

风险社会学家否定进步观念的主要论据，来自于所谓理性的悖反、科技的异化和风险的剧增等事实与进步信念所期许的美好愿景相悖的矛盾。然而，这种将风险、危机与社会进步截然对立，进而批判进步观念不合时宜的观点，未免过于简单。面对人类寻求进步的实践是否必然招致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与灾难的发生、风险的存在是否就意味着对进步观念的彻底否定、如何对待人类怀揣进步的美好愿望与未来风险剧增的关系等问题，不同的回答，折射出传统进步观念与辩证进步观念之间本质的差异性。

风险社会学家对“进步观念”的理解大体上仍然停留在传统进步观念所措置的语境当中。传统进步观念是一种直线式乐观主义进步观，它将人类历史理解为朝着一个光明的未来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进步被预设为历史运演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属性，具有与历史同一的客观必然性。以之烛照世界，灾难和风险往往被忽略和漠视，“不断进步”被解读为人类历史的“唯一的宿命”，人类历史被理解成进步事实不断累积的坦途。然而，“进步本身不能被看作‘社会演变的规律’，或者被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解释”[9]。更何况20世纪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许多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印度洋海啸以及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等等，都使人意识到历史的偶然性和“进步宿命论”的虚假性。在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传统乐观主义进步观趋于瓦解。

作为科学的进步观，马克思主义进步观科学地回答了进步问题的“历史之谜”，为我们超越风险社会中传统进步观念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指引。马克思主义进步观通过对社会进步的历史起点、历史规律、曲折道路和理想目标进行宏观考察，描绘出一幅交织着进步与退步、发展与代价、机遇与风险的社会进步的辩证图景，并强调以辩证的态度对待充满矛盾和曲折的社会进步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进步不是预成的、命定的，人类历史也不是进步事实不断堆砌的通途。社会进步源于人类对现状的否定和超越、对现有困境的改造和变革，生成于人类历史不断累积和创新的过程之中。如果说，向上向善事物的不断累积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那么，否定现状、变革对象和超越自身则是社会进步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辩证法出发，退步、灾难、风险并不意味着对进步的完全否定，更不是可以忽略和漠视的对象，而是人类在实现进步过程中必须正视和面对的重要历史要素。这些否定性因素的积极意义，在于其不仅时常与进步构成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而且还是孕育和化生进步观念的母体和契机。

对比两种进步观念，二者的根本异质性在于：后者对灾难和风险的认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传统进步观念的偏见，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承认了退步、灾难和风险的正当地位和重要意义。这不仅破解了传统进步观念的困局，而且也消除了风险社会学家们从进步和灾难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所带来的没有未来的恐慌。

（二）实现进步观念范式跃迁，构建科学的进步观

“进步的概念必须以灾难的概念为基础。”[10]承认灾难和风险是我们重构进步信念、破解人类发展困局的前提。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的开篇就指出，现代性的困境源于启蒙的悖论。由于启蒙思想缺乏对倒退、灾难的反思，“对进步的毁灭向度的思考”一直处于缺场的状态，人们因此也就失去了与科学进步观念之间的联系。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进步观，首先必须忠于历史事实，既承认历史的进步与成就，也不否认历史的灾难与风险。传统进步观念的一大缺陷，就在于执着于对进步的简单信仰，陷入一种精神的麻痹状态，使人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浑然无知，进而错失应对风险的最佳时机，最终在灾难的啃噬中陷入困境。古语有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历史的灾难之维，提醒人类始终居安思危，思考当下的处境，从而在灾难降临时能够迅速作出决断、找寻出路。只有直面灾难，才能规避风险。真正的进步观念既包含着对人类潜能的信心，同时也内蕴着对灾难的反思和对风险的警醒。为重拾人类进步的信念，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进步宿命论，实现进步观念范式的跃迁。

第一，从定义而言，我们不能对“进步”进行肯定的定义，而只能对其进行否定的定义。所谓否定的定义，是指今天的进步信念不应建立在对美好未来的片面向往上，而是要建立在对人类风险和灾难的化解和克服上。进步观念应该从克服灾难、化解风险和防止人类自我毁灭的意义上来理解。回顾历史，人类历史从来就无法完全排除偶然性、退步、灾难和风险。这些否定性的历史事件提醒我们，“社会进步”不是无数进步事实同义反复和自我证明的结果，因此不能将进步简单地理解为进步事实的叠加，更多的时候“历史上的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11]。从历史发展现实看，灾难和风险本身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正视灾难和风险，意味着摒弃从纯粹否定的意义解读灾难和风险。就灾难和风险的积极意义而言，其本身就是进步观念生成的基础，进步体现在对灾难和风险的克服和化解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进步，就不难理解马克思把哲学的任务定义为“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2]的深层意蕴了。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概念不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倾向上，而是建立在克服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和毁灭性的本质上。真正的进步不是一味地向往美好、追求善，而是体现在克服灾难、防范风险和阻止罪恶的行动中。因此，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首先必须正视无产阶级正在遭受的苦难。苦難、罪恶以及人类面临的潜在风险威胁，不是对进步的彻底否定，而是作为历史建构过程中的关于理想与现实发展不一致的有益提示。它提醒人们检视发展方案、调整发展策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进而实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跃升。这也是进步只能被否定地定义的真正内涵，即进步概念只有经过否定性的经验创伤，才能超越自身，进而达到更高层面的自我肯定。

第二，从社会功能看，进步观念不是在理论哲学中展开的“社会进化论”，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实践信念。历史不是受预成的进步规律主导或超验的历史目标支配的自然“进化”过程。进步不是必然的，而是有条件的。理解人类历史进步，我们必须抛弃自然因果关系论和历史宿命论，转向一种实践的因果关系。从实践逻辑出发，进步是带着人类解放和发展诉求对未来的尝试性展望。作为人类实现历史的合理潜能和主体自主性的一种“历史筹划”，进步还只是一种潜能，至于这种进步的潜能能否转化为进步的现实，则有赖于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因此，对于进步观念社会功能的理解，我们需要转变范式，从把它作为一个必然实现的美好图景，转变为基于历史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自觉追求自主性的伟大事业。英国史学家卡尔在见证了传统进步观念的衰落后，也曾深刻地指出，“相信进步并不意味着相信任何自动的或不可避免的进程，而是相信人的潜力的进步发展。”[8]223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进步不是自然的恩赐，它作为关于人类实践的筹划，是社会全体成员奋斗的结果。首先，现实的进步，是对人类发挥积极潜能去寻求更自由、更人性化生活的过程及其结果的肯定。进步体现在实践者实现人类自主化的筹划和行动中。其次，把进步理解为一种实践信念，还意味着进步本身是值得人类努力去实现的一种更好状态。它符合人类超越自我、最大限度地改善生活、促进社会合理化的期待。最后，把进步理解为一种基于人类发展诉求的实践筹划，意味着进步不是虚无缥缈的“幻象”，而是一种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实践信念。它指引着人们为实现理想而科学筹划并为此付诸行动。

第三，从评价机制看，要超越直线性进步观，确立质性差异的进步观。人类历史不是一个现成过程的延续，而是一个不断自我定义、自我生成的过程。评价历史进步与否，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在空洞的时空中泛泛而谈。“‘进步’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术语;它是有特定前进目标的，这些目标是根据改善人类处境的种种可能性来确定的。”[13]这就意味着，评价历史进步，不能一概而论，最为关键的是要还原到人类改善自身处境的具体情境中，即区分不同情境下质的差异，而非量的差别。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把社会形态区分为以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和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础的三种社会形态。在这里，他不仅始终围绕人类生存处境和自由状态来考察历史，而且确立了不同社会形态下关于进步的质性差异的评价机制。那么，面对风险社会中风险与发展并存的情形，我们不应片面地以物质方面的繁荣来衡量社会的发展状况，也不能笼统地将风险与进步对立，得出进步无望的定论。历史地看，无论是工业社会，还是风险社会，都只是历史中的某一特殊发展阶段，它总是由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因素结合而成的。因此，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评价，我们不能基于历史连续性原则作出统一的评判，更不能给未来的发展状况下一个结论。相反，我们必须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识别出成就与损失、机遇与风险各自的意义与价值。

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面对风险的常态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我们不能囿于风险和灾难之逆境而丧失关于未来的憧憬和信心。失去进步信念的指引，人类社会将会在黑暗的摸索中迷失方向。人类的未来需要确定的方向指引，进步观念是指引人类前行的唯一灯塔。实现进步观念范式的跃迁，进步观念依然值得坚守。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2]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弘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95.

[4]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83-884.

[5]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秉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74.

[6]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唯物史观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9.

[7]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9.

[8]E.H.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M].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5.

[10]刘小枫.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704.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08.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1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4.

责任编辑：曹桂芝

收稿日期：2020-12-11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习近平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0SZ12）

作者简介：马炯，女，湖南湘潭人，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作者：马炯

马克思历史进步观本质探究论文 篇3：

历史价值论研究的意义和任务

摘　要：在当代凸显历史价值论研究，有助于确立唯物史观体系上的完整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深化对唯物史观本质及其当代性的理解。从生成论角度看，历史价值是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功能论角度来看，历史价值是历史客体对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历史价值活动包括历史价值认识活动、历史价值创造活动和历史价值实现活动三种类型。历史价值活动都是遵循一定规律来进行的。历史评价是主体根据人的需要对历史客体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做出价值判断，即主体关于历史客体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所做的判断。历史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

关键词：历史；历史价值；历史评价；历史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价值论探讨的是历史客体对于历史主体的意义何在，即历史有无目的、有无进步，历史对人有什么意义以及如何认识历史意义的问题。历史价值论研究，在国内尚属起步，至今尚未见一本有关历史价值论研究的专著问世。这些年来国内对历史哲学、价值哲学的研究，均有令人瞩目的进展，但对二者交叉形成的“历史价值论”研究则相对薄弱。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甚至从未使用过这一提法，他们的有关思想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之中，有待于我们今天去挖掘、提炼和系统化。国内改革开放之前，“历史价值论”这一概念无人提及，更谈不上深入系统研究。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唯物史观单纯地理解为一种对历史过程的纯客观解释，并由此出发，把人类历史仅仅视作必然性的展开过程，从而抹煞了人类史不同于自然史的特质。其后果是，从理论上看，我们在历史哲学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某种见物不见人、忽视甚至撇开历史及人的价值层面的倾向，从而偏离了马克思历史观的真谛。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的历史也一再表明，那种缺乏价值尺度范导的对历史必然性的信念是非常有害的，它使得历史疏远了人。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大批有识学者，如刘奔、李连科、李德顺、王玉梁、袁贵仁、赖金良等人，开始从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的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新的诠释。

1978年以后，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历史价值论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李德顺、龙斌的《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活动》一文指出，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是一个双向的建构过程：一方面要使价值论研究向历史观高度提升，即要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使历史观的研究向价值观的高度提升，也要有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背景的历史观。通过这种双向建构、更新与融合，才能奠定价值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广泛基础。此后，崔绪治、王晓升《马克思的历史真理论与历史价值论》，周海春《科学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论，陈新夏《唯物史观价值维度的当代建构》和《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以及笔者多篇论文中，都探讨了在唯物史观视野下如何确立历史与人的发展的价值维度的问题。笔者欣喜发现，在近年来出版的韩震、孟鸣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概念的哲学阐释》(2002年)和黄凯锋的《价值论及其部类研究》(2005年)两书中，首次出现了专门论述“历史价值论”的章节。这说明“历史价值论”研究已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但这恐怕还只是一个良好开端，有待于共同努力去开垦这块理论宝藏之地。

历史价值论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在当代凸显历史价值论研究，有助于确立唯物史观体系上的完整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深化对唯物史观本质及其当代性的理解。唯物史观的内容理应包含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历史方法论等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史。而要探究人的活动，就自然不仅应反映人及其活动的机制和规律(主要由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来完成)，也应确定人及其活动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主要由历史价值论来完成)，还应直观和领悟人及其活动中的美的感受和自由超越性(主要由历史审美论来完成)。三者对待“历史”的方式是有区别的，分别是认识的方式、价值的方式和审美的方式。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解读唯物史观时，往往主要强调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而淡化甚至忽视历史价值论的研究。殊不知，唯物史观在探究历史本体及其认识时，处处贯穿和渗透着历史价值论维度和思想。第二，回应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和批评的需要。我们只有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尤其是加强历史价值论的深入研究，搞清讨论问题的实质，才有资格和能力有理有据地对辩难做出科学回答，从而维护唯物史观的权威地位。第三，历史价值论研究在实践上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历史价值选择，以便寻求超越“西化”的现代化模式而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有助于在实践中确立和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何谓历史?何谓历史价值?

从历史价值论角度审视，历史具有以下三个基本规定：(1)历史是人类价值活动的产物或结果，表现为已逝去的、受规律支配的客观存在。这是历史概念内涵中的客体性因素的集中体现。历史作为历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构成现时代人必须面对和不可超越的严峻事实。当我们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只是作为外在认识对象的时候，历史是作为客观的无机的东西，表示时间意义上“过去”业已完成的事实。于是，历史作为客观存在，与我们发生观念的认知关系。历史作为我们认识的客观对象，不仅每一时代由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的总量是可以精确无误地加以统计衡定的，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生产力所产生的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也是能够加以精确计量的，而且社会历史发展的长远的、整体的趋势也必然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规律性所支配和制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2)历史是人类价值活动目的及其实现的展开，表现为人类自觉的价值创造过程。这是历史概念内涵中的主体性因素的集中体现。历史只是具有一定情感意志、思想动机，进行有目的活动的活生生的人及其人的活动。在活动的展开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包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我们是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我们的活动也是主客体相互作用或相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历史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和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王朝的兴衰、民族的存亡，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的内在动机和行动抉择才能获得合理的恰如其分的说明，历史只是无数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总和，是人们行动动机和意志的“总的合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个人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自觉的价值创造过程。(3)历史是人类价值活动之文明成果的积聚和延续，表现为动态

的、纵向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全面改善和进步的足迹。这是历史概念内涵中主客体因素相互作用或统一的因素的集中体现。在人类价值活动中，由于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使得人类获得大量的社会文明成果。虽然，历史上任何具体的事实、人物、存在、现象和过程，都会由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消失而成为过去，但其中内蕴的人类价值创造却必然地化人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历史进步整体链条中的环节，成为以后价值活动的原因、前提和基础。这样，历史便不是一种断裂式的散乱物，而是以不断积淀起来的人类价值活动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为纽带，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增进，呈现为历史全面进步的过程。

对历史价值之本质的探讨是各种历史价值论的基础性的共同课题。不同历史价值论之间的区别和冲突，突出表现在对历史价值本质的不同理解和诠释上。马克思主义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把历史价值问题与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联结起来，从历史价值的生成根源上揭示了历史价值的本质；其次，又从辩证法的角度，把历史价值问题与人的现实存在方式联结起来，从历史价值的功能特性上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价值的本质。(1)从生成论角度看，历史价值是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历史主客体在对象化活动中的相互作用生成了历史价值。历史价值是历史主体的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对历史主体对象化活动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历史主体的需要对主体对象化活动的依赖性；第二，历史主体的需要的指向性，即满足需要的外界物对主体对象化活动的依赖性；第三，历史价值的生成对主体对象化活动的依赖性。(2)从功能论角度来看，历史价值是历史客体对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历史价值表征的是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之间的一种作用关系或意义关系。历史客体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和提高人的主体力量，使人更好地摆脱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束缚，进一步确立和扩大人的自由。第一，历史的意义在于它对于人类现实存在的肯定，为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服务；第二，历史的意义还在于它也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条件，为不断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和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

根据历史价值的本质，我们以历史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即历史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为尺度，来划分历史价值的存在形态。在社会历史中，主体的对象化活动的基本领域是物质生产活动、社会政治活动、精神文化活动，因而历史价值作为这三个基本活动领域中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而言，表现为历史主体对象化活动所追求和创造的自然物质价值、社会政治价值、精神文化价值三种历史价值的存在形态。

三、历史价值活动及其规律

历史价值活动是指具有历史性存在和价值性存在的历史主体作用于历史客体的双向运动的对象化过程及其结果。历史价值活动包括历史价值认识活动、历史价值创造活动和历史价值实现活动三种类型。(1)历史价值认识活动是历史价值认识主体通过自身能动的选择和建构客观地反映历史价值事实的过程。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构成了历史价值认识活动的真实内容。历史价值认识活动以历史价值事实为活动对象，本质上是对历史价值事实的反映，它包含着价值认识主体的认知、选择、重塑与建构过程。从价值认识主体的本身状态及其与价值认识客体的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在思维中将历史价值认识活动区分为历史价值认知和历史价值评价两种形式，(2)历史价值创造活动是历史主体运用一定中介作用于历史客体，以改变客体的形态，使历史客体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的过程。历史价值创造活动从本质规定来看，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主体赋予客体以新的形式；客体属性主体化，客体促进主体自由全面发展。历史价值创造活动总是以一定的尺度来进行的。这些尺度可以区分为外在尺度、内在尺度、美的尺度三种。历史价值的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历史价值创造活动的多样化。(3)历史价值实现活动，既是一个历史主体自我服务的过程，又是一个历史价值的开发、利用的过程，历史价值实现就是历史客体作用于历史主体并对历史主体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历史价值实现活动，其实质上是使历史客体由“潜价值”到“价值”的转变过程，也是历史主体在活动中不断地消费历史价值客体，使历史主体得到满足、丰富和提高。历史价值实现活动可划分为三种不同形式：自然物质价值的实现、社会政治价值的实现、精神文化价值的实现。

历史价值活动都是遵循一定规律来进行的。这些规律到底有哪些?它们起作用的形式和途径又是如何?我们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笔者试从唯物史观视角来探讨其中几条规律。(1)人们的价值生活决定人们的价值意识。所谓价值生活，是指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有关价值、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的内容，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必然要反映到主体的大脑中来，形成价值意识。所谓价值意识是指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理、认识、意识和意识形态中的有关价值、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的内容成分的总称。从价值生活与价值意识的关系看，有许多内容是在历史认识的范围内所容纳不了的，只有在历史价值论的视野内才能给予全面的诠释。在二者之间多层面的关系中，既体现出人的价值生活对人的价值意识进而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也表明价值意识参与价值生活因而具有对于完整的历史运行所起的作用。价值意识的特殊客观基础，是人们的客观的现实的价值生活(包括价值、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等等)。人们的价值生活作为人们的一种社会存在，决定着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价值意识。当然，人们的价值意识也对人们的价值生活具有反作用。价值意识不仅从精神上表现和反映价值生活，而且反作用于价值生活。价值意识对价值生活具有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动力功能、定向功能、权衡功能与调节功能。(2)人们的价值活动构成历史运动的合力。历史就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展开，是人类总体实践的现实的运动，因而，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来自于人自身，它既不是某种超人的天意，也不是人之外的自然，它的核心只能是人们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而产生的人的活动，即创造价值、认识价值、实现价值的活动。正是人们的价值活动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机制。然而，人们的价值活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无论从历史主体角度还是历史客体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历史“合力”。历史合力论思想既体现了社会生活条件的决定性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辩证统一的过程，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关系。(3)历史价值活动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根源在于人自身存在的二重性，即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或者说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在历史价值活动过程中，合规律性是合目的性的基础和前提，合目的性使合规律性得到能动的自觉的实现。人们是从需要出发进行历史价值活动的，需要是支配历史价值活动最直接的动力。历史价值活动

过程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既是一种理想的应然的状态，又是现实的、实然的存在。在人的历史价值活动过程中，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终极实现”和“逐步实现”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4)历史价值活动过程是发展与代价的统一。由于历史发展是通过人的价值活动实现的，因而对发展与代价的关系的考察，也必须放到历史价值活动过程中来进行。从历史价值论的视野来看，所谓“代价”其实质是历史主体为实现自身长远发展目标而对诸多价值目标进行价值认识和价值选择的结果。人们的历史价值活动根据活动领域(对象)可以分成物质价值活动、社会政治价值活动、精神价值活动，因而据此我们也可将代价分成改造自然的代价、改造社会的代价和重塑精神的代价等三种类型。

四、历史评价的过程、尺度及合理性

历史评价是主体根据人的需要对历史客体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做出价值判断，即主体关于历史客体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所做的判断。历史评价关注的对象是历史价值，它是属于对历史价值进行反思、评判的一种特殊的观念活动，因此历史评价最直接的对象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历史价值。从历史评价活动的横向结构来看，主要包含有历史评价主体、历史评价客体、历史评价中介系统三个要素。历史评价更是一个动态过程。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评价过程往往要经过明确评价目的、获取评价信息、确定评价尺度、形成评价判断、检验评价结果五个阶段和环节。实际生活中历史评价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和环节，不一定都能被我们明显地意识到，因而这种理论考察和抽象分析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理想化的模型。

历史评价尺度是多维度、多方面、多层次的统一存在，构成一个评价尺度体系。之所以需要一个系统结构来整合，其原因有三：一是由历史价值主体自身需要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的。历史评价主体据以进行评价的尺度归根到底是与人的需要紧密相关的，并且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为人的需要所左右。而人的需要具有复杂的结构，还有高低不等的层次，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二是由历史评价对象本身的复杂系统结构决定的。历史评价对象的多义性、多面性，客观地要求制定一个多样性统一的评价尺度体系。三是由单一历史评价尺度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只有各种历史评价尺度整合成一定的体系或系统，才能相互补充，克服其单一性的局限。(1)生产力尺度是历史评价的根本尺度。它具有客体尺度和主体价值尺度的双重功能和意义。从客体尺度看，它是历史发展合规律性的体现，即反映了人类历史主体改造和利用自然必须遵循的外部世界的规律性。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演变，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从主体价值尺度看，生产力也是历史发展合目的性的体现，即反映了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最终目的和价值意义。生产力是人的主体价值的实现，是人的本质和个性的生成。(2)制度文明尺度是历史评价的关键尺度。制度文明尺度同生产力尺度一样，也不是单纯的外在的客观尺度，而是包含着内在的主体价值尺度，具有真理性评判和价值性评判的双重意义和功能，是历史发展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具体标志，因为制度文明既是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又是服务于人的，是完善人的本质和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制度文明尺度，一方面具体体现了人类历史主体改造人与社会及其关系必须遵循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类历史主体改造人与社会及其关系的最终目的和价值意义。(3)精神文明尺度是历史评价的重要尺度。精神文明尺度虽然是侧重于主体价值或内在精神角度来把握的尺度，但决不是单纯的内在的主体价值尺度，而是包含着客观的历史尺度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了物质这一基础，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精神文明尺度离开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就会成为什么也解释不了的空中楼阁。(4)入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评价的终极尺度。它侧重于从主体价值角度来把握尺度，但也不是单纯的主体内在价值尺度，而是包含着客观的历史尺度的。马克思阐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尺度，总是内蕴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容：一是人类历史主体的生存发展具体状态，即人类的发展和自由程度以及主体性的进化与发挥程度；二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条件的合主体性变化，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社会历史客体系统的构成的合主体性的变化。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名的人类历史发展三大形态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以历史评价尺度为轴心，我们可以从规范性的意义上构筑一个历史评价合理性的理想模型。至少要能够体现以下三个方面：(1)历史评价合理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2)历史评价合理性是合乎人情与合乎理性的统一；(3)历史评价合理性是合价值性与合工具性的统一。历史评价合理性是一种实践合理性，即必须立足于实践、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所谓实践合理性，指的是对“实践”活动的性质、特征、过程、结果、价值、意义等“是怎样”和“应如何”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评价。实践合理性是建立在科学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或者说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统一的基础之上而提出来的一种互为合理的合理性构想，那就是基于社会的人及其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规范合理性。历史评价合理性既然其实质是一种实践合理性，而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结构、过程及其结果具有相对性，决定着实践合理性是一个相对性评价概念，那么，历史评价合理性只能是一种相对合理性。所谓“相对合理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具体性，指不同的历史评价主体对历史客体评价的具体尺度或原则是有差别的，因而是相对的；二是历史性，指历史评价合理性尺度或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进行修正、充实、完善的，因而是相对的。

五、历史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历史进步作为社会前进发展趋势的总概括，表征着社会历史的前进、上升运动和从旧向新、从简单向复杂的运动。历史进步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包括社会生产力的扩展、社会制度的创新、精神文明的革新、社会形态的更替与人自身的发展等。历史进步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历史进步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量变与质变的统一，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历史进步的基本形式，只有对抗和非对抗两种。它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来理解历史进步，采用了把承认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和承认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两者统一起来的方法，为反驳各种形式的历史循环观、历史倒退观、神学历史进步观、理性主义进步观等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了历史进步的本质：(1)历史进步遵循着生产力发展的铁律，受人类需要、利益的驱使和生产实践活动的支配；(2)历史进步既不取决于单纯的人的理性能力和力量，也不取决于单纯的人的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无论人的理性还是非理性因素都将随着人的实践过程的展开而得到体现、完善和发展；(3)历史进步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历史进步的曲折性不仅表现在社会发展速度的时快时慢，而且表现为总的进步过程与局部的、侧面的、暂时的退步过程是辩证统一的；(4)历史进步的衡量尺度，主要是生产力水平和人的解放程度。历史进步作为对社会前进发展趋势的总概括，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客观标志是人类文明的增进与发展，具体体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不仅作为一种内容渗透于社会历史发展中，并表现为与社会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同步发展过程，而且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和逻辑归宿，规定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性质与方向，使社会历史向着合乎人性和个人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无限地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为了自身人格完善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人的类特性、社会关系、需要和个性的整体发展。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我们认识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把它看作逐步提高、不断推进和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历史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马克思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正是以三大历史阶段的演进为依托，具体地考察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目标的现实历史过程。一方面，历史进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历史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历史进步也离不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历史进步的每一个方面都离不开人的作用，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进行，是人在推动着历史进步。因此，历史进步的过程同时就是人类不断获得解放，不断走向成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

责任编辑：懿　勤

作者：王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