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大学体育教育论文

摘要：从1927年到1949年，特别是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项运动的开展，不仅锻炼了革命干部的自身体，而且还促进了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女子大学体育教育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女子大学体育教育论文 篇1：

民国时期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专业教育

摘要：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是民国时期全国知名学科专业，在它的发展历程中主要形成了女性本位的体育思想、教育化的体育思想和女子普及化体育思想。查阅相关大量的文献资料，对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和体育思想进行疏理的基础上，总结出其历史贡献包括推动我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培养我国早期的女子体育专业人才，对我国的体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三大方面，这对我国体育专业教育的现代化仍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女子体育；张汇兰

Education for the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in Jinling Women Colle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LIU Peng，GU Yuan-yan，YANG Sheng-t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Key words: Jinling Women College；physical education major；women physical education；ZHANG Hui-lan

民国初年，长江流域的女学迅速发展，仅江苏境内较有影响的教会女校就有十余所，但却没有一所女子大学。因此，各地教会在1911~1912年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在长江流域筹建女子联合大学，最终决定在南京建立一所女子大学。1913年11月14日，筹备委员会任命德本康夫人为女子大学候任校长，筹建工作正式启动。1914年4月7日，确定校名为“金陵女子大学”[1]。金陵女子大学的创立是中国高等教育史和西方教会在华传教史上的里程碑之一。金陵女子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女界精英，对推动我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教育的发展概述

在近代中国体育史上，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是全国知名学科专业，学校于1925年分科设系之初即设立了体育系，1925年上海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并入，扩充了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的发展力量。上海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于1915年创立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各校增设体育课、补充女体育教师的需要，学制为两年，课程分为专修和论理，即技能课与理论课。经过10年的不断摸索和探讨，在与金陵女子大学合并时，学校已经在体育专业教育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1925年9月合并后，金陵女子大学成为当时国内拥有最强体育专业教育的女子学校。

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专业教育分为体育主修科和体育专修科两种。体育主修科学程为4~5年，课程设置已经非常全面，除基本技术、技能的学习外，开设了包括大学普通科之运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必修科目，以及有关体育、卫生方面的原理和知识。她们毕业后大都担任大学、中学或专门学校的体育教师。1929年添设体育简易科，学制为一年，为提高学生质量，学校于第二年改办体育专修科，学制为两年，对学生英文要求可适当降低，主要培养中小学体育师资或女青年会等社会机关的娱乐指导[1]63-64。

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教育拥有全国一流的体育师资，学校的首位体育系主任是美籍教师艾米莉，她堪称是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的奠基人，是她最先引进了具有节奏性强、协调放松、连贯性强等特点的丹麦体操，用以在金陵女子大学进行教学，并且通过该校的毕业生在全国各地加以推广。她还擅长体育行政和管理工作，有关体育的教学制度、课程设置和教学秩序等都是在其任职期间建立并健全起来的。张汇兰则是最具影响力的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主任，先后获得5个“中国第一”的称号：中国第一位女体育学博士、第一位女性篮球裁判、全国高等体育院校第一任女教务长、首位获“国家体育荣誉奖章”的女教师及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荣誉奖”的第一人。张汇兰的老师陈英梅是我国第一位女体育教师，曾担任体育系简易科和专修科主任、教师。她编写的《中小学体育活动和游戏》一书，是30年代初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广泛采用的体育教学参考书[1]66。谢文秋、黄丽明等人均毕业于美国威尔斯理女子大学体育专业，她们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回校任教后，给学校的体育专业教育带来了新鲜的体育思想和理念，促进了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教育的发展。

金陵女子大学课余活动的开展丰富多彩，吴贻芳校长认为“基督教大学与国立大学相比，在办学宗旨方面存在着差异，基督教大学更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推进课余活动的开展”[1]144，体育活动是学校课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学期都有班级间的球类比赛、民间舞蹈表演等活动。每年冬季来临前要举行一次全校运动会，每年春季要举行一次室外体育表演。1936年春季，学校甚至举办了室内运动会，项目有基本体操、国术、太极剑、体育舞蹈等。金陵女子大学经常组队参加校外的运动会或体育比赛。如1934年，金陵女子大学的女子体育运动队代表南京市参加了全国运动会；1937年参加了由中国青年服务社在南京玄武湖举办的大中学生划船比赛，并获得了大学女子组的第一名。即使在抗战期间，学校的体育活动的开展也很热烈。在各类体育比赛中，金陵女子大学获得优异的成绩，如在1943年的四川省大中学生运动会上，金陵女子大学代表队就取得了多项第一。在女子裹足和足不出户的年代，金陵女子大学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女子体育活动，提高女子身体素质，走在时代的前列。

2金陵女子大学主要体育思想

2.1女性本位的体育思想

首先，金陵女子大学重视女性的健康状况。对新生进行身体检查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传统，体育系成立后体检做得更为细致，全校学生每年都要接受健康检查。在早期对金陵女生的检查中，发现部分学生有过不同程度的裹脚，或多或少影响了身体锻炼。因此每年体育系专门组织学生进行身体姿势的检测。新生体检后建立健康档案，由学校保存，定期复查。检查后，对有轻度骨骼问题的学生，会教授她们体操来矫正[1]122。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对学生身体姿势的检测与矫正可谓切中要害，符合当时中国女性的需要。

其次，女性本位意识强烈的课程设置。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的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主要是指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术科则是身体技能和技术的训练。学科方面，体育系除安排国文、英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基础知识和生理学、解剖学等基本生理知识方面的学习外，针对女性的爱好和以后将为人母的可能，体育系还安排了艺术入门与舞蹈教学法，讲授“唱歌与音乐之基本原理”，研究“基本韵律动作与音乐之关系”，并重点安排了儿童健康及发育课程，“讲授自胚胎期起至18岁止”身体正常生长及精神健全发育情况，并注意各项卫生。

再次，女性倾向的毕业设计。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主修科的学生毕业时要进行论文写作，从她们的毕业设计选题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女性意识。她们大都选择适合女性身心特点的论题，如“女孩的发育问题”、“中学女生的舞蹈”、“中国家庭的休闲”等。其中，又以舞剧为学生的选题热点。由此可见，金陵女子大学在体育专业学生的培养上，是以女性的特征和需求为基础，具有明显的女性倾向[2]。

2.2教育化的体育思想

金陵女子大学是教会学校，学校的体育教师均为女性，且她们大都有过留美学习的经历，因此她们的体育思想基本上都受到美国的体育教育化思想的影响，张汇兰就是她们中的代表人物。张汇兰曾经先后两次担任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系主任，对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专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张汇兰的体育思想是金陵女子大学体育思想的缩影。她在女性本位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本土化的体育教育化思想。

第一，对于女子的体育目标，张汇兰认为当时女子已呼吸着自由、平等的空气，有了独立的人格，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因此，推展女子体育可达到两种目标：一是社会道德的训练，因为妇女参与社会服务日趋普及，需要培养社会道德，如合作、联络、交际、互助等美德，以应付环境的需要；二是陶冶性灵发抒情感，其中以舞蹈活动最可达此目标。她还指出就身体健康而言，它并不是目的，而是体育目的副产品，并且承认体育对人体健康的维持具有一定的贡献，因此体育的指导者必须预防学生参与破坏健康的运动[3]。她所说的体育目标与当今体育目标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基本一致，但不认为身体健康是体育的目标。

第二，对于女子体育内容的选择，张汇兰认为应该按三个原则进行选择。首先，必须选择适宜的运动，因为男女对基本运动的本质与需求是一致的，但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造成在运动的选择上会有差异性。就女性而言，强度过于剧烈的项目不应强迫进行，即使同为女性，由于运动能力的个别差异，也应有所区别，适合女性个性发展的运动也不容忽略。其次，选择有价值的运动，教材与教法，应提升学生活力、抵抗力、耐苦力、意志力、习惯等。再次，教育与卫生有密切关联，学生的卫生习惯、防病方法均应指导[3]238。可见当时的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教学不仅已经注意到因材施教和个性的培养，而且还重视学生心理品质的培养和健康方面的教育。

2.3女子体育普及化的思想

金陵女子大学一向非常重视女子体育的普及教育，在学校成立之初学校就对体育课做出了明确的要求，规定一二年级每周4节体育课，三四年级每周2节体育课，内容有徒手体操、球类、田径等，体育考试不合格者不能毕业，以此强制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同时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各种各样的球类项目和舞蹈表演等，这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提高了学生运动的主动性，吸引了金陵女子大学师生积极的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1]136。

张汇兰认为女子体育的推展应以普及化为主，但并不排斥竞技运动。这是因为竞技运动具有培养社会道德规范以及陶冶个人情操等作用，并且可以引起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唤起民众的关注。但坚决反对违反教育的原则，造成本末倒置的竞技化体育。她认为“欲谋改造国家，雪东亚病夫之耻，当需以普及女子体育为先”[3]240。张汇兰也以实际行动来促进女子体育的普及，她在学校中采取能力分组的教学方法。通过运用体格检验的方法，将学生分组教学，因材施教，使每位学生均能获得适合的教材与教法，吸引每一位女生乐于上体育课，使全校学生都有适合的运动参与机会，增强了女学生的健康和体魄，一改原先女子的羸弱形象。

3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教育的历史贡献

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系是当时中国极少的专门培养女子体育专业人才的大学级别的体育系科之一。它的成立与发展，不仅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近代妇女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3.1推动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

中国妇女运动在清末民初就逐渐发展起来，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到五四运动后，社会各阶层妇女的地位有了显著的变化，但是当时女子的社会地位与男子相比仍有明显的差异。作为教会大学的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其师资力量与一般的学校相比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教师几乎全是女性，二是相当一部分教师有过留学深造的经历。由于她们大都受到美国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自身都是女性，这使她们更加重视对妇女基本权力的追求。她们从体育的角度为妇女同胞们争取参加运动的权力，也将女性主义者的期望，通过体育的推展落实到妇女的身上。担任过该系主任的张汇兰就是女权主义的典型代表，她认为妇女体育应该树立起反璞归真的人性尊严，一切有碍于推展妇女体育的不合理的传统观念均应抛弃；女性体育应受到特别的尊重和保护，以普及化为先，让全国妇女同胞皆有机会接受体育的教育[3]242。金陵女子大学使中国的一批年轻女性得以学习知识、参与运动和锻炼，逐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能力。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对推动我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2培养中国早期的女子体育专业人才

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成立之初，就以培养高标准的女子体育专业人才为目标。学校在体育系课程设置方面，学科、术科并重，并充分尊重女性的特点，使学生全面发展。体育系的各位主任也都相当重视对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如曾任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主任的黄丽明，在南京沦陷时，仍带领部分学生在危险的上海开课，并在此期间培养出了喜勋、邬鹤琴等人后来成为著名的体育家[4]。张汇兰对体育人才的培养更加重视，她期望有更多的女性体育专业人员为妇女体育的发展贡献一份心力，有了质、量并重的女性体育专业人员，才能维系女性应有的尊严，也才能够完成普及女子体育的思想[3]246。

从金陵女子大学各系毕业生的数量来看，体育系的本科毕业生有52人，专科和简易科毕业生达到103人，是学校中的第2大系，仅次于社会学系[1]254。对体育系如此重视的大学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罕见的。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的毕业生们大都供职于各级学校。此外，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除直接培养体育人才外，还利用自身的师资优势，对在任的体育教师进行短期培训[2]。

3.3对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无论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思想还是教学方法，在当时都具有先进性，即使在当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张汇兰在体育的目标方面提出了要培养学生的社会道德，即合作、联络、交际、互助等美德，以应付环境的需要，此外还有陶冶性灵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体育目标有着明显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的含义。虽然她没有把身体健康放在体育目标里面，但对学生的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并未因此而削弱，并且对学生的卫生状况格外重视，以保持学生身体健康，这种理念与我国当今的体育课程改革的思想基本一致。

在体育实践方面，学校所采用的能力分组教学制度也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学校根据学生运动能力的不同，分为3组，以便让同学们都有合适的运动项目和方法。在运动内容的选择上，根据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选择适宜的运动项目，即使同为女性，也应根据个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适合个性发展的运动也不容忽略。我们可以看出，因材施教和注重个性的培养已经是金陵女子大学体育教育的重要原则。

在当今的学校体育课中，学校对学生的个人特点与能力不够重视，很多学校还是进行整齐划一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喜欢体育，而不喜欢体育课”的现象产生。而且男女生所上的体育课程大同小异，对女生的身体和心理特点考虑不足，致使现在体育课上女生参与运动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解决这些问题是目前体育课程改革所面临的紧迫的任务，而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对目前体育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方法与思路。

金陵女子大学作为我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女子教会大学之一，拥有当时国内最为强大的女子体育专业，其体育专业在中国体育近代史上也是知名专业，对我国近代学校体育，尤其是女子体育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的体育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至今仍不失一定的先进性。其提倡的教育化的体育思想和以妇女为本位的思想，对我国体育专业教育的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对我国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连红.金陵女子大学校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6.

[2] 张永广，李亚娟.对民国时期金陵女子大学“女性取向”的体育教育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07，16(3)：33-38.

[3] 徐元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体育思想之传播[M].台北：师大书苑出版发行，1999：238-239，240，242，246.

[编辑：邓星华]

作者：刘　鹏　顾渊彦　杨圣涛

女子大学体育教育论文 篇2：

试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活动

摘要：从1927年到1949年，特别是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项运动的开展，不仅锻炼了革命干部的自身体，而且还促进了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

关键词：根据地；体育；体育活动

1921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在广东、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十多个革命根据地。1935年红军长征结束，创建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体育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有力地配合了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军事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体育事业贡献了力量。

一、中国共产党对体育运动的重视

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体育，得到了党和革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29年在召开古田会议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工红军中，要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戏，捉迷藏、打足球、音乐、武术等等。在中央苏区，工农群众和机关学校干部都建立了“列宁俱乐部”（亦称“列宁室”），俱乐部在工会和青年团组织的领导下负责筹办、组织各单位的文化活动。据统计，中央苏区有俱乐部1900多个，参加文化体育活动的固定会员有93000多人。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也带头参加体育活动，如毛泽东同志坚持跑步，做体操、洗冷水浴。朱德、邓发、张爱萍、杨勇等经常打篮球、排球，中央局也成立了篮球队，任弼时任中锋；邓小平、聂荣臻经常跑步，红军女子大学校长康克清带领学员游泳。领导干部的带头，使根据地军民的体育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中央苏区还提出了：“锻炼身体干革命”的方针，要求广大青年工农锻炼身体，时刻准备上前线，造就铁的红军，担负革命的战斗任务。即使在以后艰难的抗战时期，根据地依然坚持体育活动。1942年9月毛泽东同志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为了加强根据体育运动的组织和领导，1937年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由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林伯渠任名誉会长。1940年又成立了延安体育会，李富春任名誉会长。1942年，朱德同志任“延安新体育学会名誉会长”。各级领导对体育的重视，促进了群众体育运动的开展。

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普及性的群众体育活动（包括军队在内），一种是专业性的体育活动，如学校的体育教育，专业运动队等。而两者又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了根据地的体育。

1927年红军进驻井冈山以后，就注意了在部队在开展体育活动，井冈山时期的体育项目以爬山、行军、“打野操”、做游戏等活动为主。红军扩大以后，体育运动的战备训练紧密配合，主要项目有：射击、刺杀、劈刀、投掷、打球、跳高、跳远等。红军还经常进行了运动竞赛。1933年后，每到“八一”建军节就举行运动会。即使在长征时，队伍还结合练兵，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体育活动。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也在各自的驻地开展体育活动，如八路军一二O师在绥抗日根据地组织了业余的“战斗”篮球队，有队员三十余人。由于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重视，篮球队不但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和体育水平，还促进了全师的体育活动。发展到后来，一二O师每个营都有一个篮球队。南方的新四军于1939年5月30日在安徽泾县云岭山下中村举行运动会。副军长项英、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也出席了开幕式。

除了军队体育活动外，根据地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很活跃。人民群众以列宁俱乐部为核心，积极开展球类、田径等各项活动。中央苏区经常组织各种竞赛。1933年5月31日至6月2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运动大会开幕，参加的运动员有三百三十名。邓颖超、扬尚昆、张爱萍等人为运动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陈云为总裁判员。当时百米跑成绩是十三秒，跳高是四尺六寸（相当于1·5米），跳远是十五尺十五寸（相当于5·5米）。在延安根据地，1943年10月，党和政府通过了“进一步开展工厂、机关、学校体育运动的决议”。许多基层单位也组织了生动活泼的体育活动，如1942年延安自然科学院举行了一次运动会，全院二百八十余人就有一百八十人参加了田径和游泳比赛。民间还常举行富有特色的体育活动，如陕北的赛马会、晋绥的摔跤等。1940年成立的延安体育会，在以后几十年中，组织和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基层单位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在增强军民体质、提高工作、生产、学习效率，为抗战服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9月1日至6日，在延安召开了“国际青年节扩大运动会”，简称“九一扩大运动会”，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一次运动会。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学生和青年干部涌入延安，为开展体育活动打下了基础。延安还整修了青年运动场，成立了青年俱乐部和延安体育会，提倡每天“十分钟运动”。1941年举行了“五一”工人球赛。同年，又举办了“五四”延安各界运动会。1942年1月，成立了“延安新体育会”，并倡仪在延安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即同年召开的“九一”扩大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有运动员1388名，包括边区的工人、八路军指战员、学生、干部等，中央党政军负责同志也出席了会议。比赛的项目有田径、球类、游泳、射击、武术等。大会分男子组、女子组、少年组，运动员取得较好的成绩。这次运动会对促进广泛的国民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制，对打败法西斯侵略者都有一定的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学校的体育教育

根据地的学校体育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中小学的体育教育；一种是专业的体育教育。

抗战前，中央苏区约有三千多所列宁小学，学生十余成万人。1933年10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了《小学课程与教则草案》，规定第一学年要做普通操，每次八分钟，使身体平均发育。另外还开展楫上、环上、秋千上翻腾、攀登、表情游戏等，第二学年大部分内容同第一学年，只是教练和普通操增加。第三学年学习正步和跑步，学习队形的变换等，其它运动和普通操同上一学年，不过稍加复杂。第四学年同上一学年。列宁小学除了体育课程外，还有早操、晚操。

中央苏区小学体育课的教材则是1934年编的《少队游戏》和《少队体操》。

延安时期的小学体育教育在中央苏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步。根据边区政府的《小学法》规定：初小，每周体育课三节。高小，每周则为五节。在高小还要进行军事训练。1941年6月，边区教育厅还发行了凌元编的《体育游戏教材》。

对于中小学体育教育，边区政府规定各校要有“运动场和体育器材室”，体育、劳作为课外必要活动。如鲁迅师范学校的体育活动是在体育工作委员会指导下进行，活动项目以球类、田径等为主。1939年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开设体育课，第一学年每周上课一小时，第二学年不安排在课内。其他一些中学也都每周安排一节体育课，直到1942年抗战最艰难时，才从实际出发去掉了体育课。

专业的体育教育主要指延安大学的体育系。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青年干部的体育训练班就扩展为延安大学的体育系，学员有三十多人，专职工作人员一人，教师都是兼职的，教材自编，器材自制。开设的课程有篮球、排球、田径、游泳、体操、体育理论先进课程。当时的教学很艰苦，田径场就设在宽阔的延河滩上，冬天和雨天在窑洞上课，晴天则在山坡上上课。由于学员努力，教学成绩也很突出，在没在钉子鞋的条件下一百米成绩是十二秒，跳远跳出五米九。这批学员学了一年后，分配到部队和边远学校担任合格率指导和教学工作。

作者：郑长兴

女子大学体育教育论文 篇3：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作为教会教育与近代中国教育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具有宗教性、注重教学研究、重视社会服务等鲜明特点，其发展历程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教会大学；校长；女子高等教育

一、教会大学的兴起

19世纪后期，列强依靠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初入中国的列强，实施了一系措施以保障其在华利益。经济和政治遭受列强破坏的同时，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加紧了入侵步伐。教会作为西方主流文化的传播机构，理所应当地进入了中国社会。与武力入侵的方式不同，西方传教士希望借助办大学的手段来入侵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妄图以“十字架征服中国”。在西方各个教会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国各地陆续建立起了一批教会大学。

教会大学建立之初，其培养定位就是试图培养西方资本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可以说，其教育宗旨是脱离教育本体功能的，是有悖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狄考文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由上帝恩赐给基督教国家的......（科学）是上帝特别赋予教会去打开异教邪说的大门的工具和争取人们信仰的手段。”[1]这句话虽然表明教会大学重视科学，但也无法掩饰其赤裸裸的殖民心态。但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以及教会大学教育实践的的不断深入，暗含在教会大学中的教育本体功能逐渐凸显，至此，教会大学走向了逐渐摆脱宗教束缚的道路，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到1919年，中国一共有14所教会大学，到抗日战争时期，一共有约26所教会大学。

二、教会大学的特点

教会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特殊存在模式，在办学宗旨、办学师资、校长管理和课程设置上均与普遍意义上的近现代大学有所区别，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一）办学的宗教色彩浓厚。宗教性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首要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会大学的举办权在教会手中。教会大学是由各个教会共同举办，必然是带有教会性质的宗教教育组织，其宗旨必然具有宗教性；二是教会大学的授课教师多半是传教士。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传教士这种身份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教会大学的教育教学；三是教会大学的教育内容主要反映西方宗教的价值诉求。这一点在其课程设置上尤为明显。很多教会大学在其课程设置上凸显宗教课程和英语教育的作用，善于利用宗教课程渲染宗教氛围，使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走向基督化，这也是教会大学实现其办学定位的重要举措。教会大学还把重视科学研究作为进一步深化教义的举措，把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置于宗教光环下，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的教义之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谦卑，使人们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2]，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其宗教色彩浓厚。

（二）“兼收并蓄”的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始终是一所大学得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保证。曾有学者生动地认为：“如果把办学经费喻为一所学校的‘血脉’，那么师资则是一所学校的‘脊梁’”[3]，师资队伍的作用不言而喻。中国近代教会大学重视师资，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这一举措也成为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得以办出水平和鲜明特色的关键之所在。教会大学坚持“中西结合”、“融会贯通”、“兼收并蓄”的理念，使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在教会大学建立初期，外籍教师的比例远远超过了本土教师，已然成为教会大学师资队伍的主体部分，尽管后期教会大学走向了本土化，本土教师逐渐成为教会大学的主体部分，但是“中西结合”的原则始终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教会大学始终坚持兼职教师与专职教师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路径，把“选贤举能”真正落实到了办学实践中。

（三）追求真理的大学校长。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校长是特殊存在，是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我们不能忽视教会大学校长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追求真理与知识的道路上，大学校长的作用尤为凸显。教会大学的校长作为教会大学的领路人，是整个教会大学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者和办学宗旨的具体实践家。教会大学校长作为学术之长，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师，这是高等教育发展所赋予校长的根本使命，“只有关心学术并有能力做学问的校长才会有学术的敏感性、学术的洞察力，并因此而能整体把握大学学术发展的方向”[4]。教会大学校长把学生的发展作为学校进步的标志，在整个大学营造了一种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氛围，让校园充满人文气息。

（四）课程内容的本土化。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反映在其课程设置上，凸显本土化理念，这一点很值得现代大学借鉴。教会大学发展初期的课程设置并未充分重视本土化发展趋势。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发生了本质性变革，以往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类课程逐渐让位于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这主要表现为学校降低了宗教类课程所占的比例，削减了这一类课程的数量；与此同时，学校的课程设置的本土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教会大学逐渐采用了国文授课的方式，并根据西方课程设置和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有针对性的建设了一批新式课程，“开设了农科、法律、教育等职业课程，扩大了学科领域，引进了体育课程”[5]，不少教会大学教育家走向了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科学类课程的道路。

（五）重视女子高等教育。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传统不重视甚至忽略女子教育，认为女子没有受教育权，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敢为人先，率先举办女子高等教育，这也成为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女子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单独设立的女子教会大学，如在1904年建立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前身是北京贝满学校），1908年成立的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前身是福州女子学院预备学校）等；二是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例如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是1095年成立的广州岭南大学。女子高等教育重视宗教教育，强调宗教化生活，并且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

三、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现实意义

“解放后经过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教会大学虽然在我国大陆消失了，但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机制在今天仍有较强的引领作用”[6]，重视审视教会大学，对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

“培养高素质的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而完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根本保障”[7]。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健康运行，培养一批高水平人才，与其独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密不可分的。纵观教会大学的机构设置，能清晰地发现其机构设置的职责划分极为明确，实现了各个职能部门的协调一致，使每一个职责部门能够明确自身的使命，朝着办学目标方向一齐努力，充分发挥了职能部门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教会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探索出了包括“姐妹帮扶制（即三年及班级与新生班级结成帮扶关系的一种制度，旨在帮助新入学的新生尽快适应学校生活和学习）”、“学生导师制（每一名学生都可以找一名教师作为自己的导师，指导自己的学校生活和学习等）”等一系列管理制度都可以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发展冲击了传统封建教育观，“学而优则仕”、“士农工商”等思想观念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教会大学在办学定位上构筑了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承担了作为一所大学所应有的职责。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金陵女子大学的“厚生”宗旨——人生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自身的发展和幸福，而是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识和能力造福社会，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圆满人生。这些关注“人的发展”的理念并未局限于思想意识形态，而是随着教会大学的发展付诸实践。教会大学重视体育教育、农科教育、生产劳动与科学研究的结合以及参与社会时政等做法无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相反，现在一些大学虽然喊着“以人为本”的口号，却做着与之相悖的事情，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重视职业教育，赋予高等教育新内涵。教会大学重视职业教育，通过成立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发展，向社会推广先进生产理念和新式生产工艺，扩大办学影响力，把服务社会作为其重大使命。教会大学往往通过开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相关专业来推动社会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运动爆发后，教会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增强，纷纷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和地区经济生活特点，开设制革、家政、农科、劳工统计调查科、教育专修科等大量的职业课程”[8]，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对校长职责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阐释，赋予了校长以特质。教会大学校长首先是学术研究人员的身份，然后才是管理人员的身份，这种定位才是一所大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作为大学这一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校长是这所大学精神信仰和真理的践行者，发挥着奔走社会筹资金、求贤如渴招人才、呕心沥血塑精神的重大作用，是集学术、学习、学生为一体的特殊存在，能为现代大学校长发展提供启示，尤其是对当前校长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探讨提供了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正.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中心[J].高等教育研究，2004（03）：91.

[2]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81.

[3]张安明.华中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5.

[4]眭依凡.关于大学校长及其作用的讨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03）：9.

[5]王晋丽.非基督教运动前后中国教会大学课程设置比较[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82.

[6]宛青松.20世纪初中国教会大学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J].高等教育研究，2009（06）：81.

[7]张慧云.论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04）：78.

[8]梁欣.试述近代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职业教育[J].法制与社会，2010（08）：230.

作者简介：郝广龙（1991—），男，汉族，山东，四川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原理及大学文化。

作者：郝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