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经济树立资信文化论文

[摘要]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2007年决定把万州建设成为重庆市的第二大城市,万州区委、区政府、区级各部门、万州区人民正在为实现500亿万州目标冲刺。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关系经济树立资信文化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系经济树立资信文化论文 篇1：

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研究：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思考

摘要：文化与经济的关联性，在制度经济学中早已论述，然而区域文化融合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却是一个新话题。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其途径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文化产业发展、跨地区投资增长、移民和人口流动等方式。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受经济一体化水平程度、地区亚文化与区域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文化认同等因素制约。推动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的途径，可在区域物质文化、区域精神文化和区域制度文化等三个层面上予以制度创新。

关键词：区域文化;文化融合;区域一体化

一、 区域文化融合：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所谓区域文化融合，是指区域内不同特质的文化彼此交流、相互接纳以及趋于统一的过程。新世纪以来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日益增强，形成了从对话性合作转向制度性合作的文化建设新局面。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可以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并进一步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推动区域贸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关于文化与经济的关联性，以哈耶克、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将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纳入经济学体系进行研究，运用文化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与文化变迁是分不开的。彼此信任、诚信的文化使得成员间行为更为理性，增加人们重复交易的几率。这样有助于减少监督成本并降低摩擦成本，从而便于资源优化整合。

然而，尽管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是普遍认可的，但是文化之间的融合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却是一个新话题。现有文献对区域文化融合与区域一体化两者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

(1)理论研究上，文献认为，文化对资源的配置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影响相关主体行为的价值观念抉择来实现的。双传学(2006)认为区域文化有自身发展规律性，构建区域文化应形成特色、人文内涵、经济社会效益统一。渠爱雪、孟召宜(2004)认为区域文化观念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区域成员主体，通过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等影响区域经济模式转变;国外学者Guerrinar(2002)把文化融合描述成心灵归属，这种归属感暗示该群体的价值、背景与看法。涂尔干(2000)认为，认同是一种成为集体意识的东西，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上述文献强调区域文化对经济影响的直接性或间接性。

(2)实证研究上，文献分析了文化观念的定量指标体系、区域文化融合对区域不同成员的影响方式、区域文化融合路径等内容。例如，陈柳等(2009)认为长三角地区的创业文化与冒险文化融合对该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显著效果，而开放文化融合对经济一体化的效果不明显;吕方(2008)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的吴越文化、楚汉文化和海派文化对长三角经济发展方式转换作用;Mason(2009)分析了加拿大土著居民的文化背景对其融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之方式的影响。Anjela(2008)针对欧洲联盟不断扩大和日益一体化提出了长期可持续性的质疑，认为唯有身份认同、文化融合才能推动欧盟社会成长并不断深入。

上述研究为推动区域文化融合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但是这些研究仍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一是区域文化融合的理论框架虽然趋于成熟，但其研究范围相对窄小，仅集中于文化产业领域，较少涉及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二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问题是近年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从产业结构调整、地方保护与市场统一、企业并购、跨域环境治理等多角度对一体化问题进行研究，而从文化视角的规范研究尚不丰富。

因此，有必要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文化融合与区域一体化的关联性进行重新思考。特别是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被确定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探究从文化融合的视角去推动区域一体化更显其价值。本文将审视与考查区域文化与一体化演进逻辑，总结出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的成长瓶颈，并就区域文化融合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做出制度构建。

二、 互动演进：区域文化融合与区域一体化的推进逻辑

尽管长三角地区经济联系密切，但是两省一市之间地域文化却略有不同，并且文化价值观上也有差异。例如，在文化内涵上，上海通常以“海派文化”自称，有着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特征。江苏秉承了吴文化的“谦让开拓”等许多传统，而浙江则继承了历史上的越文化和浙东学术的精髓;在行为方式上，这三个地方的人们各有差异。上海人专致严谨，苏州人放达温和，而杭州人精致舒适;在人文精神上，上海强调高效有序和国际化胸怀，江苏有着浓厚的人文关怀和文化积淀，而浙江的灵活经营和市场意识更为明显。

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与提升，既是历史必然，同时也是现实使然。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与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入，“长三角文化”概念随之兴起，籍此整合以行政区划为概念的江苏文化、浙江文化和上海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确立统一的长三角概念，使长三角不仅仅是经济区域概念，而且也是文化区域概念。这样有利于加速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长三角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那么，长三角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长三角区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包含江苏文化、浙江文化和上海文化，但并不是这三方面文化的简单叠加与累积，而是有着更深层内涵。在此将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价值概括为“兼容、开放、多元和创新”。这既是对长三角文化的历史性描述，也是长三角文化的时代精神倡导。兼容，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开放，即它不是封闭的，而是有着海洋文化的特征;多元，指对不同文化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促进;创新，指超越自我，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如何在有差异的、两省一市之间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长三角区域文化呢?总结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的基本路径，至少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化，为区域文化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的快速发展，在长三角区域形成一体化的资讯与物流共享网络。便捷、快速的网络使得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频繁，经济交往密切，有助于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形成。特别是在长三角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平台上，高铁的建成与运营形成“一小时经济圈”城市间往来密切，同城效应显现。长三角地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快速流动，这有利于形成共同的区域文化。

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区域文化融合提供了物质载体。以音乐产业、电子游戏业、影视产业、旅游业为主体的文化产业，这些形成了一个流动的区域文化大市场。虽然这些产品仅仅是载体，但其背后蕴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传统文化。伴随着文化产品的消费，文化融合也潜移默化进行。总体来说，人们的行为受一定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的支配，而文化产业则通过影响人们的意识精神、价值观和习俗传统而作用于人们行为的。

跨地区投资的增长，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跨地区交流与整合。企业跨地区的投资，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的联系，形成共同的经济圈，进而塑造和培育共同的区域文化。内亚里(Neary，2007)通过一个寡头一般均衡框架，证明了随着经济开放度的增加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兼并活动发生的必然性。通过兼并活动，分割的经济体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格局，从而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形成。显然，经济一体化将为共同文化提供共同的话题，培育共同价值理念。

三、 问题与困境：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的瓶颈

区域文化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遵循着一个发生、发展乃至正式形成的规律。尽管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取得的很大进程，但是其进一步发展仍受到不少因素制约。这其中既有自然和社会的原因，也有外在和内在的原因。

经济一体化水平影响和制约着区域文化。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因此，区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影响和决定着区域文化的结构、类型、性质。具体而言，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和制约着区域文化发展。

对于长三角区域经济的演进结果是“一体化”还是“碎片化”，始终存在着学术争议。相关研究表明，虽然长三角市场一体化水平日益增强，但是区域一体化程度却不高。刘志彪等(2010)结合统计年鉴上的有关数据，计算出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为76.18%。侯赟慧等(2009)借鉴引力模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计算出长三角城市群16个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值，结果发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并不高，但有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显然，现有长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水平仍然制约着区域文化发展。具体而言，新型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并没有完全形成，传统地方割据仍然存在。在处理区域合作关系时，注重博弈与竞争，而忽视合作与协调。

地区亚文化与区域文化的结构性矛盾。由于长三角区域文化中，涵盖着吴越文化、江南的政治文化、上海的海派文化等若干亚文化类型构成。这些亚文化有相似与相通之处，但是彼此间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区域文化形成时的结构性矛盾：

一是在内容上的选择性矛盾。区域文化总是在不断交流、碰撞、融合中发展的，在选择、吸纳和借鉴各地区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内化和提炼成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然而，区域文化中不同内涵的文化容易造成融合过程的冲突;二是地域上的开放性与行政壁垒间矛盾。如果不打破地域的藩篱和限制，且区域文化将自己局限于本地区单一的文化之中，就会使区域文化死板、停滞，以至衰弱和枯萎。显然，当前长三角区域的行政区划分割难免造成各地文化市场及文化管理体制割据并阻碍了区域文化融合。

区域文化认同的构建困境。文化和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由共同的文化产生的归属感被称之为文化认同。如果文化受到威胁，认同感将面临威胁;同样，文化的扩张可以相应的增强认同感。尽管长三角区域文化的认同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然而区域文化的认同不足，同样成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障碍。

具体而言，区域文化的认同构建困境有：一是地区实力的差异。区域一体化的实现不仅仅需要文化上的认同，还需要有利益上的驱动。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在区域合作中地位不同，这种不同地位必然带来不同的利益诉求，并反映在区域文化构建中的不同价值理念;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吸引。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超越国界，彼此间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使得地方发展不仅仅依赖临近地区，而可能寻找其它合作伙伴;三是中央政府的干涉。中国属于单一制国家，中央掌握了资源配置的大多数权力。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向中央政府寻求政策倾斜，而不是费大力气参与区域合作事务与区域文化的塑造。

四、 路径构建：区域文化融合与区域一体化发展

在区域文化物质层面上，推动区域文化产业与交流平台发展。长三角地区的交通便利、年度旅游人数量众多、文化产业增加值和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等方面均有较大优势，这些为长三角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为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文化发展，在提升与巩固上述基础之外，还应在文化产品设计、文化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予以重视：

一方面，增加文化产品的互补性和区域整体性。区域文化市场注重专业分工与协作，既要有整体性，又有各自地区特色。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区域文化市场，各地应以产业分工的视角来制定地方性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局部性文化产业规划与区域整体性文化市场一体化规划有机衔接。

另一方面，组建与打造区域性文化市场公共服务平台。服务平台是区域文化资源配置与整合的重要载体，其功能与定位有二：一是区域文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中心。通过资源的统一协调，将文化资源的损耗与重生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二是文化市场领域的信息开发平台。组建一个以政府、文化企业、市场研究机构和跨区域协会四类群体为服务主体的长三角洲文化市场公共信息平台，促进区域文化领域主体间的互动互联。

在区域精神文化(观念文化)层面上，构建区域文化的价值体系。区域文化是区域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的体现，涉及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那么，在建设长三角区域文化时，基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出发，从观念文化层面上，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优性文化的融合。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同根同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更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质的文化特质。概括江浙沪三地形成的优性文化，包括浙江的冒险创业、江苏和上海的对外开放、以及上海的高效服务等精神与理念。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在创业文化、冒险文化、政府行政文化、开放文化等四个方面有显著的融合趋势。其原因在于，江、浙、沪三地政府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各地都在相互学习对方的优性文化，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区域文化融合。

合作与开放的理念。以我为中心的“独赢思维”成为阻碍区域一体化的思想障碍。只有区域成员主体树立开放合作的理念，才能跳出行政区划的刚性圈子，关注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并主动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

在区域制度文化层面上，整合和制订一整套规范体系。在本质上，区域文化是指导区域成员主体间行为关系的规范体系，而规范体系是区域文化的生命力。从区域发展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区域文化应内涵关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规范体系，且该规范体系是区域成员主体相互博弈的产物，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同意，同时以文字的形式规定下来，具有较强的制度性。因此，基于一体化的思考，区域制度文化层面的建设，应注重有关合作与一体化规章制度的完善。

一方面，要完善区域文化合作的信誉管理体系。目前在我国，依然是各自为政的分散化信用管理，而没有统一的跨辖区的信用管理机构，这妨碍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各地方政府必须创造条件，尽可能构建具有公信力的区域一体化信用管理机构，如“长三角区域经济圈信用管理中心”，对各区域成员展开资信评级、信用调查、惩罚与处置等事项管理。通过诚信数据的收集与公布，从而尽可能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各成员主体间的矛盾冲突，实现跨行政区经济的逐步融合。

另一方面，建立与完善区域文化合作的法规体系。尽管各地方政府签署了不少合作协议，但是单凭这些协议显然不够。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约定若是没有刀剑在后支持，只是说说而已”。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和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区域合作一直难以达到纵深层次和应有高度。因此，为了保障和规范区域成员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就必须借助法律力量来调控和平衡该区域内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该法规体系主要内容，是要明确规定区域合作的内容、形式、程序，界定区域成员各自的权限、义务、职能和职责，建立区域协商仲裁制度等等。

参考文献：

1. 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双传学.区域文化刍论.江苏社会科学，2006，(6).

3. 渠爱雪，孟召宜.区域文化递进创新与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系.经济地理，2004，(2).

4. Guerrinar， Europe： History， Ideas and Ideologies.London： A mold，2002.

5.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6. 陈柳，于明超，刘志彪.长三角的区域文化融合与经济一体化.中国软科学，2009，(11).

重点项目：上海市哲社一般项目“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及其治理研究”(项目号：2012BZZ002);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突发事件区域应急联动机制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项目号：13ZS112)。

作者简介：汪伟全，华东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收稿日期：2014-02-10。

作者：汪伟全

关系经济树立资信文化论文 篇2：

500亿万州与5个法治机制

[摘 要]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2007年决定把万州建设成为重庆市的第二大城市,万州区委、区政府、区级各部门、万州区人民正在为实现500亿万州目标冲刺。建设500亿万州除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城乡等多方面的统筹协调发展外,着力构建“法治意识创新机制、法治政绩考核机制、法治环境保障机制、司法权威运行机制、法律专家顾问机制” ,为500亿万州目标早日实现保驾护航。

[关 键 词] 500亿万州 第二大城市 法治机制

万州地处三峡库区腹地,承担了重庆市最繁重的移民任务,是渝东北沟通鄂西、陕南、湘西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是长江开埠最早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在重庆市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更好地发挥万州在“一圈两翼”发展新格局中的重要支撑、区域性经济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重庆市委、市政府要求万州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珍惜机遇、锐意进取、争创一流,市级各部门按照市委、市府决定要求,及时完善和落实相关配套措施,共同为早日把万州建成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第二大城市、渝东北及三峡库区的经济中心、和谐稳定新库区的示范区、全市“一圈两翼”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增长极而努力奋斗!法治如何保障“500亿万州” 目标的实现——构建“五个法治机制”是500亿万州目标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一、构建“500亿万州” 法治意识创新机制

构建500亿万州法治意识创新机制,能使万州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生机与活力。解决的重点是在现实问题中创新,在推进法治文化中创新,从而带动万州整体法治意识的跃升。

第一,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中深化创新。依据树立法治意识和现代化法治建设的要求:一是要努力增强万州团队法治意识效能。这里的关键就是在500亿万州目标实现过程中,要着力提高依法办事的整体团队效能,要优化行政流程,简化办事环节,切实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克服和防止行政“不作为”、“缓作为”问题而耽误500亿万州目标的发展大局;要加强机关团队效能建设,积极开展政府工作绩效评估,完善限时办结、首问责任、部门协作、绩效考核、服务承诺等制度,着力解决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权责不对称等影响行政效能的突出问题;要进一步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公开办事依据,简化办事流程,扩大服务范围,强化直接服务,加强和改善直接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窗口”服务与管理,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政府公共服务;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进行政监督方式,实行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制,努力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政府行政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对政府行政的监督作用;二是能不能真正推进500亿万州创新发展,关键取决于能否抓住和解决阻碍万州发展的“瓶颈”问题。现在有的单位抓工作、搞建设,往往避难就易,喜欢把功夫下在费力小、见效快的工作上,不愿意花气力去解决那些影响万州全局的重点难点问题;有的单位组织大项活动、完成大项任务不注意发现问题、找出差距、总结教训,而是满足于单纯完成任务,甚至热衷于争彩头、出经验。这些做法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500亿万州目标中的问题而推动发展,而且也无助于干部能力素质的提高。

第二,在推进整体法治文化中深化创新。按照法制文化的重要性,依据法制与文化的语言、逻辑、结构、内容、主题、形式、载体并结合万州实际:一是着力把万州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做法上升为制度,健全领导责任、市场运作、表彰激励等机制,以机制创新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建设500亿万州要进一步创新工作理念,实现工作载体的“由虚变实”,工作机制的“由软变硬”,工作内容的“由浅及深”,努力提升法治文化建设的水平,为“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新万州”营造更加优良的法治环境;二是建立领导责任机制。要构筑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框架,单位“一把手”可签订相关开展法治文化活动的责任书,从而实行项目化、经常化和规范化管理;三是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经费保障。应采用财政支持与社会化、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保障法治文化建设所需费用,积极鼓励运用社会化、市场化办法筹集法治文化活动经费,将法治文化宣传过程自然生成的各种产业化资源充分开发利用起来,以此弥补经费的不足,实现500亿万州法治文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统一;四是建立资源整合机制。推进法治文化建设须发挥各行各业的资源优势开展工作,整合各部门开展法治文化活动应在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法治文化建设工作考核评价机制上下功夫,将参与支持法治文化活动等作为考核和评比先进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强化“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由一两个部门“主演”到“导演”,由“独唱”到“合唱”的转变。

二、构建“500亿万州” 法治政绩考核机制

重庆市委、市政府《决定》希望:万州按照“加快、率先”总体要求,实施工业强区、城市带动、开放创新、软实力提升、生态文明和固本强基六大战略,努力把万州建成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第二大城市。到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达到或超过全市平均水平,到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达到或超过“一小时经济圈”的平均水平。万州要达到两个全市平均水平,党政官员的法治政绩考核机制是必需的环境依托,是纳入法治轨道必然要求。

1. 党政官员政绩考核做到四个解决好。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党政官员要讲实话、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依法办事、勤政为民,反对官僚主义:一是解决好怎样看待政绩的问题。500亿万州目标的实现,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目标要有正确的导向,要重点考核官员主要心思用到抓工作、搞建设上,积极推动万州的改革与发展,处理好近期效益与长远效益的关系,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宽阔胸怀,下大力抓好那些投入大、周期长、管长远的基础性工作;二是解决好创造什么样的政绩问题。考核的主要内容是始终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提高队伍战斗力上,强化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加强各级党政官员的战斗力建设、把提高打硬仗的能力作为最高追求,把战斗力建设标准贯彻到具体工作中,落实到具体岗位上,创造出令人信服的政绩;三是解决好创造政绩的思路问题。考核的主要原则是把求真务实思想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创造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群众检验和历史检验的政绩;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把执行上级指示与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既不对上级指示生搬硬套,也不为了本单位的小团体利益另搞一套;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大力精简会议、文件,严格规范和控制各种检查、评比、考试等活动;四是解决好创造政绩的方法问题。建设500亿万州,要善于吸取万州以前的失败教训,牢固树立发现问题是能力、揭露问题是党性、解决问题是政绩的观念。做到这一点,各级官员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关键是勇气,核心是克服怕丢面子的心理,重点是勇于正视那些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从而在战胜自我、否定自我中提升能力。

2. 党政官员实绩考核不能仅用GDP衡量。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务员法》全面考察党政官员的德、能、勤、绩、廉,注重考察工作实绩:一是要将法治考核纳入政绩考核的标准之中来衡量各级党政官员的政绩,将法治建设这个软任务变为硬指标,在建设500亿万州过程中极大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如果官员只顾经济发展,忽略其他方面的发展其恶果就会导致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出现。法治不仅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还能保障人的自由和人格尊严,保障社会公平公正。500亿万州目标的实现,法治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要将“法治、GDP”同时纳入“新政绩观的指标体系”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万州人应该树立这种意识,要把法治建设和经济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脱离法治搞经济,也不能脱离经济谈法治,既要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要服务于经济发展。二是牢固树立政府依法办事就是最好的投资环境的观念。行政执法与群众工作、市民生活密切相关,与市场主体经营活动密切相关,对群众、对投资环境的影响最大、最直接。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500亿万州发展环境的好坏和法治化管理水平的高低。执法机关必须确立自觉守法、依法行政的观念,不断完善依法行政机制,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严格依法行政程序,强化行政行为监督,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特别是要健全和完善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开展执法质量考核评议,把严格执法及执法成效纳入考评范围。建设“500亿万州”,是认真贯彻重庆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万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的决定,是实现“135”目标任务的关键之举和必由之路,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万州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构建“500亿万州” 法治环境保障机制

构建500亿万州法治环境保障机制,能使500亿万州目标尽早步入快车道。政府部门要抓住西部大开发、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库区移民等发展机遇,有针对性地制定更加符合万州现实特点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满足500亿万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求。

1. 合力推进依法执政行政的法治党政。依据十五大以来提出的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要求和行政法的内容并结合万州实际:一是万州各级党委、政府应在认真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为主线的基础上,全面落实工作措施,合力推进法治党委和法治政府建设;二是推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在指导开展全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方面,要营造良好的500亿万州执法服务环境;三是推进和谐行政法治环境建设。要在加强行政争议协调和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的基础上,努力改进和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积极主动化解内部行政争议,进一步为500亿万州构建和谐行政法治环境;四是全面落实领导干部真正过好法治考试关措施。500亿万州,领导干部是关键,特别是对新提任的领导干部必须先过法治考试关,这是重庆市对领导干部任用的一条“硬杠杆”,万州应该把新提任领导干部是否最终过法律关作为任用的真正检验标准,不能走过场。对过不了法律关的不能提任或者一次考试不合格可补考一次,补考仍不过关的要免去新提任的领导职务。

2. 实施科技兴万信息法治三大功能。 为了更好地公开政府信息,提高政府法制工作的透明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实施好三大功能。一是重大决策监控法治功能。这种功能主要是建立远程实时浏览、现场实时监控的法治管理新模式,进一步开发、建立以实时动态图像监控为主的法治监控系统:如区委、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系统、行政执法公开系统、政府办公基础呈报系统、党政事业单位办公系统、城镇交通车辆河道定位系统等等,都应纳入信息法治的轨道,形成交互式资源共享监控体系。这种功能的主要目的在于为重点实施实时监控,对重大科技源选取若干点作为实时监控点,为实行远程封闭式监控自动报警,时势地消除信息安全隐患,为实现500亿万州扫清障碍;二是重特大事项应急处理指挥系统功能。这种功能主要是使用数据管理方式,利用电子地图直观、真实的特点,提供基于以上系统的数据查询、分布定位、定级评价、分析处理、环境影响的分析与处理,形成重特大事项的应急救援与处理空间数据、应急预案计算机的辅助制定、重大事项后果模拟与分析等各种应急救援处理的基本资料;三是生产生活管理网站和网络系统功能。这种功能主要是根据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建设需要,使党委、政府掌握党政事业部门、企业发展状况而建立的可靠办公自动化系统。这种功能的主要目的是在现有党政办公网络平台的基础上,以科技数据交换和处理分析为中枢,开发建立数据交换体系和电路交换通路,形成一个既封闭又相对独立、既高端又可靠的数据库域网而防止不必要的事态发生而影响500亿万州目标的实现。

四、构建“500亿万州”司法权威运行机制

司法权威运行机制不要局限于设置孤立、短期的措施,而必须重视程序与制度的作用,利用程序规范性与制度刚性来完善司法权威运行机制。

1. 建立多渠道法检官锻炼机制。以《检察官法》《法官官》和《公务员法》为依据正确理解法检官的专业化水平,不能仅理解为狭隘的法律适用水平,还应包括处理社会矛盾与纠纷的水平、通过个案感知社会现状变化发展的水平。要提高法检官的专业化水平,就必须跳出“培训教育——取得学历”的单纯思维,走“教学培训——社会锻炼”的综合途径,建立多渠道法检官锻炼机制,全方位地对法检官进行培养。具体说来,首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派法检官到基层政府及部门进行锻炼,通过识民情、知民意来提高法检官处理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能力;其次是加强法检官在系统内部的交流,不仅有上下层级的法检官流动,同时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法检官也要进行交流;再次要使法检官每年得到相应的知识培训以适应法律不断更新的需要。形成机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如选派法检官锻炼的年限、选派部门的选定、选派职级的对应、锻炼期间工作绩效的考评、激励手段与方式的选择、与相关地方政府的协作等都需要一一加以落实。因此,加大对现有法检官的培训锻炼力度,提高业务技能,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是实现500亿万州目标司法保障的关键所在。

2. 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化解机制。按照法院涉诉信访工作同国务院《信访条例》中规定的范围和要求,涉诉信访案件往往能深刻影响到司法权威的树立。涉诉信访案件化解机制,核心在于主动接访、定期查访、畅通异议渠道、限期反馈几个方面:主动接访,要做到眼睛往下看,主动到那些矛盾突出、纠纷复杂的地区和行业,如库区房屋拆迁地、自然灾害发生地等去接访,力争以主动的姿态化解500亿万州建设中的矛盾。定期查访,建立在主动接访的基础上,万州各级法院要围绕“定期”二字改变日常工作安排,将定期落到实处,做到基层法院(法庭)每月、中级法院每季度定期到矛盾突出的地区和行业查访,积极为库区群众提供法律问题咨询解答服务,并充分引导群众将矛盾纠纷转入司法渠道解决;畅通异议渠道,要让接访、查访发现的涉诉信访案件中当事人的对判决、裁定的异议得以顺利进入正常司法审查监督程序,以便于展开复核复查工作,畅通异议渠道不仅是正确处理涉诉信访案件的基础,更是疏通群众怨气的制度载体。群众感觉自己的异议已被接收,就会耐心等待制度内的解决结果,就不会寻求其他制度外的解决方式,这对于维护库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限期反馈是涉诉信访案件处理机制的关键,及时将处理阶段、结果反馈要给当事人有利于稳定的情绪,抚平因案件久拖不决而产生的不满,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五、构建“500亿万州”法律专家顾问机制

按照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认真开展法律顾问工作,为依法决策、行政提供法律服务。政府部门应实实在在地组建法律专家顾问团,对相关法律及国家优惠政策进行专项研究,并结合万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合理化建议,尽早实现500亿万州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任务。

1. 推行内行专家支持引领机制。一是加强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的研究,推进500亿万州法治化进程。特别是让专家在法规规章的起草、制定过程中,发挥专家各自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充分论证,让专家提出具有权威性和现实性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能得到人大、政府、法制办等机关的重视与采纳; 二是注重岗位职业工作,提升岗位职业健康水平。要建立信息法治监管中心,要从以控制岗位职业道德、岗位办公健康、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等方面为主,逐步转向全面监控岗位、职业、健康办公,把岗位、职业的引领工作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统一的工作来抓,形成科学的、合理的岗位职业氛围。特别是让专家在这个机制中多进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用科技的力量进行有效的岗位、职业健康管理系统化、规范化,为实现500亿万州提速;三是有效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作用。具体做法:其一,法律顾问应为政府部门出台一些规范性文件从法律的角度把关,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前法律咨询审核制度,积极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促进领导干部决策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其二,法律顾问应参与信访接待,乐为百姓释法,尽量避免少数老百姓信“访”不信“法”,“唯上崇上”,“越级上访”等问题的出现,让法律专家参与,主要是从法律层面为百姓指路,为百姓释疑解惑,为政府排忧解难,真正体现法律顾问的社会价值;其三,纠正违法行政,当好法律参谋,政府法律顾问应拥有一项特殊的权力——对政府拟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提出修改意见,并审查其是否合法,要有机会参加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的法律论证,提供法律咨询,纠正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文件内容等;其四,不要等出现了问题再找法律顾问,政府请顾问是法治社会的进步,但现在普遍存在一种现象,一些政府部门对法律顾问是“顾”而不“问”,等出现上访甚至群体事件后才想到法律顾问,这是要不得的,让法律顾问提前介入,可以节约行政成本,可以避免法律风险。

2. 配套实施万州法律顾问机制。一是有效推行法律顾问村村通制度。万州区委法建办、区司法局已经发出通知,在全区推行“村村(社区)有法律顾问”的制度:村(社区)法律顾问主要由司法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按照任职条件,经村(居)委会同意后,双方签订法律顾问合同;村(社区)法律顾问主要的工作是草拟、审查、修改民事、经济合同等法律文书;指导、协助村(居)调解民间纠纷,解答有关法律问题;代理村(居)委会及居民参加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和非诉讼活动;代书各类涉法文书;接受当事人申请,为内容单一、权责明确、标的额小、履行期短的协议或合同作居中见证;定期到村(居)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根据需要举办法制培训班、法制讲座;为村(居)委会涉及重大事项的决策提供法律意见;指导村(居)开展“民主法治村”和“民主法治社区”创建活动。等等这些制度不能留于形式,要落实到为“500亿万州”目标服务的具体环节上。二是有效建立公司企业法律顾问服务制度。这些主要制度包括:协助公司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防范、化解法律风险;及时提供合同法律法规最新资讯,根据客户需要,列席重大会议,现场提供法律咨询;为客户保管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档案,根据客户需要,以法律顾问的名义对外签发法律顾问函;为客户量身定做各类不同用途的合同范本,根据顾问单位需要,提前介入公司各项投资活动,并提供法律意见;起草、审查、修改协议、合同、章程、竞业禁止(保密)协议等法律文书;应邀代表公司进行合同签约谈判,合同违约索赔,合同价款催收,债权清收;出具法律顾问函、法律意见书、办理法律顾问见证;接受公司法务部门外包服务,派驻常驻法律顾问,与公司共建法务部门;代理公司合同诉讼、仲裁、资信调查、法律顾问尽职调查,处理非诉讼法律事务;设置信用账户,合同履约监管法律服务。

参考文献:

[1]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万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N]. 2007.11.30

[2]中国共产党重庆市万州区第三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设“500亿万州”的决定》[o].(2)(4)

[3]河北省高院研究室:督促程序适用中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法律适用,2005.5

[4]陈桂明:督促程序理论问题之探讨[J].政法论坛,1992.2

[5]万州区司法局:万州区推行“村村有法律顾问”制度[o] . 2008.4.25

作者：胡怀应

关系经济树立资信文化论文 篇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一体化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1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公共服务是直接影响民营企业具体运营的微观环境，良好的公共服务可以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一个便利的营商环境，也是推进“放管服”改革，释放“放管服”改革红利的重要环节。民营经济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主力军。公共服务是直接影响民营企业具体运营的微观环境，良好的公共服务可以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一个便利的营商环境，也是推进“放管服”改革，释放“放管服”改革红利的重要环节。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成渝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

(一)成渝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有相关政策支持

从国家层面看，中央关心和重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并在相关规划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中就曾提出，要深入推进成都、重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6年，国务院批复发布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更明确提出，成渝城市群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机制，其中包含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公共事务协同治理等措施。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问题时强调，要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从地方层面看，成渝两地的合作也在不断向纵深发展。2015年，成渝两地达成《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提出加强公共服务互助，两地将在人口自由流动、教育资源共享、社会保障、防疫、人力资源、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开展合作。2016年6月，两地又签署了包含《共同推动两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互助发展合作协议》的“1+10”系列合作协议。2018年6月，成渝两地签订了《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包含推动教育卫生服务共享、推动社会保障一体化、强化公共事务协同治理等具体措施，推动公共服务对接共享。2019年7月，两地又分别签署了“深化川渝合作‘2+16’系列工作方案(协议)”，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对接。

(二)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文化积淀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我国西部地区人口最为集中、产业最为发达、城镇最为密集的区域，人口密度已达520人/平方公里，远高于西南地区96人/平方公里的水平，且地均GDP也已达到2655元/平方公里，分别是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和3倍。2014年，成渝地区的生产总值只占到全国的5.49%，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在全国的占比已经提升至6.6%，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内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已经占到四川省和重庆市两地人口与GDP总和的90%左右。近年来，成渝城市群内的城市新增常住人口接近200万人。从文化视角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也是切实可行的。以成都为代表的蜀文化和以重庆为代表的巴文化，既山水相连又人文相通，并通过千年来的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巴蜀文化。历经长期的持续发展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地理同域的成渝地区业已形成了同脉的历史与同源的文化。

(三)成渝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有基础

成渝地区的发展从“成渝經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其内在的理论蕴涵，就在于通过统筹区域发展，实现高质量、绿色与可持续的增长，进而有效激发成渝地区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成为国家战略“四极”中的一极。民营经济作为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推动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1]2019年，四川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达56.3%。2020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民营企业的规模与效益实现双提升，尤其是成都市民营经济占全市GDP的比重从2015年48.4%提升至2020年的50.3%，四川全省民营经济的增加值达到2.65万亿元，为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作出重大贡献。2019年，重庆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52.8%;2020年，重庆市民营经济增加值14759.71亿元，占全市经济总量的59.0%。民营经济总量及增长速度的不断发展，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是四川省“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总体要求，也是重庆实现“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的必然要求，更是新发展阶段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现实依托。

二、公共服务一体化视域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公共服务一体化互联互通不顺畅

一是存在行政壁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包含的市(区、县)较多，且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各个行政区各自为政，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这既阻碍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也妨碍了公共服务一体化政策的整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圈区域内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进程。二是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有待提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内的城市群内部，基础交通设施还存在有相互不对接、功能不完善的状况，且成渝之间仅在主轴上开通一条成渝高铁线路，到经济圈外围城市的高铁还未开通，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受到很大制约，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公路、轨道交通等方面的互联互通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三是信息共享与公共服务政策沟通协调机制还有待健全。目前，虽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各区域在教育、医卫、体育、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有探索与合作，但各区域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按照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且在基本公共服务提升的目标定位上有所不同。

(二)公共服务一体化供给模式有待进一步优化

在现行体制机制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内的地方政府是某种程度的利益主体，各行政区之间必然存在着行政分割的利益分歧。再加上各地区政务网络建设发展不平衡，极大地影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一体化整体效益的发挥。当前，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还是政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内各行政区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供给模式单一、供给成本高而效率低、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不足等问题。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多元化，各种市场内的社会组织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角色，提供灵活性、动态化、多元化特点的区域公共服务。因此，各行政区域的政府作为政策规划者、制度设计者、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监督者等角色，需要划分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在“有为”与“不为”中把握好度，既要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又要引导市场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借以提升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三)一体化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还不到位

一是服务民营经济行业体系还不健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改革措施落实还不到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内的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着用工紧、员工流失率高的问题，且缺乏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二是服务民营经济的融资环境亟待改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当前成渝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受企业自身实力及资信等条件的影响，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很受限制。三是惠及民营企业的相关服务政策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惠及民营企业政策的落实仍有較大难度，政策支持的融合度不高，成渝地区民营企业营商政策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双城经济圈区域内的两地民营企业有的还无法享受到对方的相关优惠政策。

三、以公共服务一体化服务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

(一)营造民营企业公平参与一体化服务建设的政策环境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增强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的带动能力。民营经济作为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其在推动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都发挥有重要作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提升成渝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水平，有利于打破传统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把市场经济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发挥市场经济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内各城市发展除了经济差别较为显著，公共服务资源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将民营企业引入成渝地区公共服务共建体系，有利于打破传统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把市场经济的有利因素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发挥市场经济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为成渝城市群发展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而将民营企业加入社会公共服务建设体系，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财政负担，优化政府职能，进而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资源，有效补充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扩大成渝地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覆盖面。因此，将民营企业引入成渝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对优化公共服务资源，促进人才流动，促进资源共享，提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内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增强区域外的公众对成渝经济区的认同感，提升成渝城市群公共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打造一体化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APP与云平台

通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建设，或通过向有实力的社会单位购买信息服务，成渝双城经济圈可协同打造一个“圈内”的APP或云平台。通过政府职能部门牵头打造指尖上的企业服务，使企业与政府的对话更直观，服务形式更新颖。一是整合数据资源。通过构建成渝双城经济圈区域内的政策库、资源库、需求库等基础数据库，实现事关民营经济高发展的海量信息的一网打尽，将民营企业发展需求的相关政策，无误差地推送到企业负责人的手机中。二是打造多功能、全要素的公共服务一体化链，藉以使区域内的民营企业，通过该平台，实现一站式找资金、找政策、找人才、找技术，实现公共服务政策与民营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把区域内针对民营企业的扶企补贴政策，统一放到该平台，实现补贴资金的可留痕、可追溯。三是提供一键咨询服务。选择运作优质的社会服务机构，按照服务需求动态管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一键咨询，实现实时高效服务。通过把民营企业获得政策、反映诉求、与政府对话融合到公共服务一体化这个平台上，既能够实现政府与民营企业的高效沟通，更能够有效地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民营企业的聚合与高质量发展。

(三)搭建一体化服务共享机制，助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建立面向民营企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2]由于成渝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了相关的民营企业优惠政策，建议“十四五”期间成渝两地相关职能部门在关注民营经济政策动向、适时借鉴吸收的同时，推进两地优惠政策申请要件互认。加强成渝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做到统一谋划、一体部署、相互协作、共同实施，破解经济圈建设短板，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从推动质量、效率、动力及环境变革等层面，来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区域内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提高一体化服务政策的稳定性。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党委和政府部门在出台政策之前，应充分征询和吸纳民营企业的意见，尽力体现相关惠企政策的精准性。在政策出台之前，要通过稳定的政策执行，规避企业可能面临的技术与宏观层面的不确定因素，最大层面降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二是建立双城经济圈区域内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逐步放宽民营资本参与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领域，加大国有资本从区域内诸如建筑、农业、商贸等一般性竞争领域的良性退出，从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留出空间。三是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这些产业要根据自身的资源和条件，帮助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提高生产技术和效率，进而实现产业的优化和升级，而不是简单地将传统产业赶出园区，或者为了发展“高科技产业”而“舍本逐末”，那样很有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也并不利于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64.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62.

作者：中共重庆市长寿区委党校哲学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波

作者：陈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