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环境与农业技术论文

摘要：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省53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在测算农户家庭经济地位指数的基础上，以化肥和农药的减量施用为例代表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运用逐步回归和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及其在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过程中的差异。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晋南环境与农业技术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晋南环境与农业技术论文 篇1：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山西省晋南地区果业现状及建议

摘要：近年来，山西省晋南地区的果业在走出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晋南地区果业的优势，探索该地区果业发展对策、增强其产业竞争力已成为新时期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晋南地区果业发展现状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当前存在的的问题，并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山西省晋南地区;果业

伴随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产业振兴是研究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和关键。果业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发展最快的产业，也逐渐成为山西省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果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绝佳选择。晋南地区作为山西省果业生产重点区域，因地制宜发展果树产业，在促进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该地区的果业在走出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晋南地区果业的优势，探索该地区果业发展对策、增强其产业竞争力已成为新时期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重要课题[1]。

1山西省晋南地区果业现状

运城、晋城、临汾、长治四市同处山西省南部，为广义上的晋南地区。该区域多为丘陵地区，气候温和半干燥，盛产优质水果。2018年，山西省果园总面积544.91 hm2，水果产量697.56万t，晋南地区就占全省果园面积的68.79%，水果产量占91.51%，发展极不均衡。就一个地市的果业发展来说，除临汾市吉县的苹果和隰县的玉露香梨形成初步的规模优势外，其他各地市在有限的水果种植面积上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的规模优势[2]。

1.1山西省晋南地区果业总体情况

截至2018年底，运城市果业发展规模均位居全国地级市前列，果园面积287. 17 hm2，占晋南地区的52.70%，水果产量574.89万t，占晋南地区的90.06%。其中7个水果主产县(区)在提质增效发展道路的引领下，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运城市苹果发展也是较为突出的，产量达到317.31万t，其中5个苹果主产县(区)被农业部列为“黄土高原苹果优势产业带重点县”[3]。

临汾市果园面积为77.65 hm2，占晋南地区果园面积的14.25%。水果产量58.32万t，占晋南地区的9.14%。大宁、翼城、隰县、吉县四縣凭借产业和地域优势，被确定为全省“一县一业”水果示范基地县，并先后通过了“国家级水果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的考评。 目前临汾市水果产业最为突出的特色地域品牌为 “隰县玉露香梨” 以及 “吉县苹果”， 特别是隰县玉露香梨作为临汾市自主品牌，在品牌创建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4]。

与运城市和临汾市相比，长治市和晋城市的果业现状相对处于劣势，果园面积分别为5.14hm2和4.91hm2，分别占晋南地区的1.37%和1.31%。水果产量分别为1.5万t和3.62万t，分别占晋南地区的0.23%和0..57%(表1)。

1.2晋南地区优质水果分布

晋南地区优质水果包括三大板块，分别是苹果、梨及其他时令水果板块。水果分布如下：

2山西省晋南果业存在的问题

尽管晋南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为我省优质高档果品的生产提供了基础，但总体来说，这种优势并未真正体现。和国内外果品生产先进产区相比，还存在着单产低、优质果率低，品种结构单一，栽培技术不配套，栽培设施相对落后，产业化水平低等问题。

2.1晋南地区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的制约

晋南地区的地形地貌复杂多变，一方面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生物气候类型;另一方面，部分果园地处贫困山区，土壤瘠薄，十年九旱，自然灾害时常发生。比如长治市90%的果园种植在山地，仅有10%的在平地，山地果园较突出的现象就是水土严重流失、缺肥缺水，给果农造成了极大的不便[5]。此外，晋南的地形以盆地为主，可谓是三山夹两盆，山地相围就意味着交通不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招商引资的机会。

我省果园仅有30%处于保浇地，而70%的果园多为旱地、坡地和山地，部分地区果园出现灌溉设施陈旧、破损甚至老化、丧失功能等现象，无法满足山区丘陵果园的发展需求，给果业的持续发展带来隐患[6]。晋城市大部分果园缺乏肥水灌溉配套设施，防雹网、防鸟网等装备与优势产区相比较滞后，果农更没有申请果树灾害保险的意识[7]。临汾市部分地区农机具不配套，防雹灾、防晚霜冻害体系建设不完善，同时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较少，防灾抗灾措施不及时[6]，致使果园生产率受影响。

2.2晋南地区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2.1产业化水平低，优势产业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

要实现水果产业化，水果基地规模的大小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难点。晋南地区除苹果、梨种植规模还可以，其余水果如桃、葡萄、樱桃等大部分是零星种植，主要满足当地居民日常所需。运城市的苹果种植多以家庭为主，种植地区大部分都在山陵和沟壑，难以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加上果品市场流通渠道受阻，水果贮存、运输等方式处理不当，从而导致果品产业化水平降低[7]。

水果产业的出路不在大而在特。虽然临汾市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产业，隰县玉露香梨、吉县苹果，但仅仅发展已有的品牌产业是不够的。长治市、晋城市和运城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名果不名，优果不优的现象，导致生产的果品没特色、价值低、市场发展受阻，果品前景令人堪忧，所谓的优势产业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造成果农收入不稳定。

2.2.2品牌发展有限，果品质量有待提高

晋南地区果品种类、品种丰富，但多而不优;各地品牌众多，但杂而不亮;果品生产量大，但产业大而不强。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晋南地区能叫的响亮的品牌有临汾市的吉县苹果和隰县玉露香梨，虽然运城市的水果种植面积、总产量和总产值位居第一，但却没有发挥其优势，创造出自己的品牌。此外，吉县苹果与邻省知名度高的河南灵宝苹果以及陕西洛川苹果相比，品牌价值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同等质量的果品因品牌效应，吉县苹果的市场销售价格要低15%～20%[8]。

2.2.3早、中、晚熟品种搭配比例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长治市的早熟品种市场大，但品种少，产量小，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而中、晚熟品种成熟时间过于集中，导致果农卖不上价，收入减少，挫伤了生产积极性。相反，运城市早中熟品种所占面积比例小，晚熟品种所占比例大，像晚熟红富士苹果占运城市水果种植面积的80%，虽然近年来提出了“增早扩中控晚”的发展路线，但由于种植模式暂时没有形成规模，不能统一管理，导致早、中熟品种更新缓慢[8-10]。

2.2.4人才队伍严重短缺，基层服务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省仅具备省、市、县的果树技术推广体系，而且从事果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短缺。各乡镇以及村级果树种植和管理技术的推广应用无法形成有效衔接，基层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急需重整旗鼓，改变人员年龄偏大、掌握专业技术的人员较少、职称晋升难、工作经费没保障等现状，强化基层服务功能[6]。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重科研，轻推广，导致科研与推广脱节，使“科研服务生产”的理念大打折扣。

3建议

持续优化发展晋南地区水果产业，要秉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不断创新发展理念，加大扶持力度，形成以地區品牌为主的水果产业集群，将水果产业发展成农业产业新的增长点，打造脱贫攻坚的新亮点，助力农民增收脱贫[6]。只有让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乡村才能真正实现振兴。

3.1因地制宜发展水果产业，集中连片规模化发展

要使乡村产业兴旺，就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树产业。不同区域，对水果品种的需求不同，可以根据国内、国际市场需求与动态，将符合要求的果树品种集中连片种植，统一实行区域化规划，科学化合理布局。可以选择一批符合市场需求、具有区域特色、经济效益明显的果树品种进行重点扶持，高标准建设一批品种品质优良、栽培技术先进、配套设施完善的新凉香苹果、晋富1号、2号、3号苹果等名特优新果品生产基地、智慧果业”示范园、优质高效示范点，走新型产业化发展道路，发挥示范带动作用[10]。

3.2加强大数据和电商平台的应用

运城市的大数据运作思维模式广受好评，其主要着力研发适合本区域的特色、优势水果的价格指数。该模式通过对水果价格指数的编制和长期运营，可以帮助地区水果产业各个环节的参与者及时、准确地了解并掌握行情，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避免出现信息滞后等情况，为种植户、加工企业提供有效参考，促进种植结构合理化[3]。

现如今，互联网日益发达，网络传播速度更加迅速，传播范围更广，销售水果的商户和果农除了联合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还可以通过与电商平台对接，进行预售活动，提高品牌水果知名度。同时，物流运输方面做好强有力的后盾，品牌水果才能在市面上大展拳脚。

3.3优化设施栽培技术，提高水果质量，加强水果品牌建设

近年来，提高水果质量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当务之急，也是必由之路。我省农业质量不高、大而不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现代科技装备，设施投入不足。可以从重视推广运用轻简化设备开始，循序渐进，比如在旱涝频发和土壤排灌性较差的地区，应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既省肥，又省水;在平原区的果园，应结合标准化建园，可以采用减密间伐、黑膜覆盖、旱作栽培等实用技术，安装滴灌管、微喷设施等省工设备[11]。同时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防控措施，比如建设防雹炮台、防雹网、防冻风扇等设施，提高防灾抗灾能力。

果品质量提升了，打造品牌之路自然也会越来越好走。已经叫得响亮的品牌地区，比如临汾市、运城市，可以开展本区域水果产业品牌与品牌提升行动，打造地标性产品，强化品牌质量管控，确保品牌“含金量”。同时，鼓励品牌走出山西，拓展国内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没有创造出自己品牌的地区，比如长治市、晋城市，可以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动当地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并以品牌战略为支点，着力打造高端水果品牌。

3.4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品种结构

优化果树产业品种结构，提质增效，是解决果品产量过剩这一矛盾的主要途径，将生产从总量增加调整为控量、提质、节本、增效、安全;推进结构调整，优化早、中、晚熟品种布局，城市近郊的县可以以极早熟、早熟品种为主，中、晚熟品种为辅，适当增大宜加工品种以及名、稀、特、优水果的栽培面积，丰富果品种类[9]。发展果品的同时，充分利用温室、塑料大棚等覆盖技术，增大水果产量，从而促进果品及早上市，弥补生产淡季。离城市较远区域的乡村，可将中、晚熟和耐贮运的水果品种作为发展重点[5]。

3.5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发展水果产业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推进果业绿色发展，鼓励引导企业进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坚持不仅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乡村经济振兴、生态宜居的美好环境。一方面要减少农业投入品的使用，主要是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杜绝违禁药品使用，比如通过测土配方，科学施肥，实现化肥零增长。另一方面要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变污染为资源，抓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通过实施生物覆盖(生草、种草、秸秆覆盖)、“畜-沼-果”“草-鹅-果”等种植模式，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和蓄水保肥能力[6]。

3.6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实力，科研与实践并重

要实现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还得借助科研人员的力量。可以与科研院所有效联合，依靠技术来破解品质差、单产低等发展瓶颈。充实基层技术队伍，可以通过技术考核等机制加快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实力，解决基层人员的待遇问题，更好地为乡村产业振兴服务。同时，建立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开展农技推广服务，解决科技服务果农最后一公里问题。

外部因素固然重要，但提升果农自身的素质是果业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动力。可以通过实施果农培训计划，多渠道大规模开展技术培训，为果业标准化生产提供技术保障。继续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快建成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4结语

随着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的物资生活日益丰富，果业发展正在不断面临新的要求。必须在农村地区突出果业的地位和发展优势，正确判断山西省晋南各地区果业发展不完善之处，制定符合乡村振兴发展特点的发展路线，开展集中连片规模化发展，优化设施栽培技术;提高水果质量，加强各地区水果品牌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品种结构;持续发展绿色、无公害的现代农业;加强大数据和电商平台的应用;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实力，从本质上改善晋南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共同实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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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崔琦.滨州市特色果业在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J].中国果菜，2020，40(2)：61-63.

[11]王璐璐，王清明，徐旋，等.皖西地区主要果树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20(7)：96-97.

作者：武曦 周鹏程 张罡

晋南环境与农业技术论文 篇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

摘 要：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省53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在测算农户家庭经济地位指数的基础上，以化肥和农药的减量施用为例代表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运用逐步回归和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及其在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过程中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经济地位对其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农户价值感知在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中具有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两类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中存在差异;在农户化肥减量施用中，农户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均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在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中，农户利己价值观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而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价值感知;化肥减量施用;农药减量施用

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施用量远超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适用量，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2]。农户是耕地利用活动中决定化肥农药投入的主体，转变耕作方式以提升耕地地力和降低农业污染主要依靠农户自身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3]。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不断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现象。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保护行为不仅表现出直接的显著影响，还通过其他因素对环境保护行为表现出间接影响[4]。同时，行为主体的价值感知是基于其个体经验与外部环境等共同形成的主观感受、认知和判断[5]。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经济主体认知是决定其意愿和行为的基础[6]。由于社会网络以及外部环境中特定因素的差异，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户个体价值感知和行为结构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7]。学者们普遍预期农户价值认知与其行为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是农户环境行为产生的内在驱动力[8]，但不能据此简单地判断认知与行为之间是否相关或者不相关，而是应该更具体地关注不同类型群体价值认知与行为的关系[9]。基于此，从农户家庭经济地位和价值感知角度出发，基于农户心理因素视角探究其对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对减少农户农药化肥投入冗余、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现有研究，学者们分别从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认知态度、农业生产条件和外部生产环境等角度出发，探究了影响农户过量施用农药化肥的主要因素[10-11]。农户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农户对于化肥农药的科学施用量缺乏一定程度的认知[12];二是经济作物的高利润和农户自身的逐利性使得经济作物面积不断扩大，农药和化肥市场刚性需求不断增加[13];三是在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背景下，农户倾向于增加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来替代劳动力生产要素的缺失。在此基础上，与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都被认为是影响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的关键因素。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采用二元变量来度量农户是否采用了施用农药化肥减量化行为，而对其如何实施农药化肥减量化的生产行为研究不足;同时，农户化肥和农药施用生产行为的目标和作用结果不同，内在作用机理会存在差异，但已有研究较少加以严格区分。二是鲜有文献基于农户心理因素，从价值感知视角探讨考察其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為的影响，少有研究价值感知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保护行为之间存在的关键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在进行理论分析和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通过测算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以化肥和农药的减量施用为例代表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生产行为，分别研究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化肥和农药的减量施用生产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加入农户价值感知变量，讨论农户价值感知在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中的中介作用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并从农户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三方面分别研究其在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中的差异。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概念界定

1.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社会学中的概念，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14]。一般而言，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包括多个维度，比如个人财富、权利、职业或者声望等，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综合衡量指标[9]。现有研究多从收入、教育、职业三个维度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常用于讨论其对居民健康状况、幸福感或政治态度等的影响[15-16]。

2.农户价值感知。由于环境价值观本身维度的复杂性，目前学界对价值观的概念界定并没有达成一致[17]。学界关于环境价值观维度的构建最有影响力是Stern在“规范激活”基础上提出价值基础理论[18]，认为环境价值观包括利己、利他和生态价值观三方面价值感知[19]。其中，利己价值观是指农户家庭根据投入产出的效益进行衡量，当相对收益较大时(大于不采取该措施的收益)，会采取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利他价值观是农户行为的发生取决于该行为是否会对他人产生一定的收益;生态价值观是农户评价自身行为是否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好处，若该行为对生态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就会采取该行为[3]。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非理性人”理论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增高，农户越来越追求“福利最大化”而非“效益最大化”，逐渐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进行转移，这为农户价值认知等主观因素判断对行为的影响提供了解释。根据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农户环境友好型行为主要受到个体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个体的价值观念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密不可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价值感知和价值意识以及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户在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农户的生产行为存在较大的支付差异;二是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导致农户对于环境友好的价值感知会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及价值感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作出如下分析：首先，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户，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对农业新知识的接受程度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较高[14]，更易了解到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带来的好处(农业生产长期收益)，较强的利己价值观促使其避免土地的短期掠夺性生产行为，从而促进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其次，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农户，拥有更广的关系网络，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如村干部等)和示范表率作用，更易具有利他价值观，从而促进化肥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最后，农户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追求高质量生活和精神享受(如对食品安全和美好环境的要求更高)，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和维权意识上显示得更为主动，生态价值观提高，促使化肥农药减量化生产行为的发生[9]。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一：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影响农户化肥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价值感知存在正向的中介作用。

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异质性农户在化肥和农药的施用方面具有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收益，但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化肥施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产量;农药施用则是为了减轻病、虫、草害的影响，降低生产风险。农户过量施用化肥，一方面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削弱作物的生长能力，影响农业的持续产出能力;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土壤污染，对地下水的水质产生影响，影响地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因此，拥有利己价值观和较强生态价值观的农户更倾向于实施化肥的减量施用行为。对于农户过量施用农药，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往往更关注自身身体健康，由于在农药喷洒过程中很容易造成人体的损伤，因此会对农药用量进行严格控制甚至减少施用，可能比化肥减量施用会有更强的利己价值观;另一方面，由于农药具有易扩散的特点，喷洒过量会导致农药大量溢出，对生物体的机体健康、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相对于化肥减量施用，在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中农户有较强的生态价值观，会促使农药减量施用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二：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的影响中存在差异。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课题组对山东省农户的实地调查。山东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2018年粮食总产占全国总产量的7.64%，位居全国第三，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优化山东省当前耕作制度，维护和提高耕地生产能力，保持粮食持续供给是山东省农业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在调研地点选择上，课题组在综合考虑区域内部农业人口数、经济发展程度、耕地数量、农村区位条件等因素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评价后，选取了聊城市、邹平县和齐河县3个县市。随后进行随机抽样抽取了13个乡镇，每个乡镇下随机抽取5～8个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3～5个样本农户。

根据研究问题，结合调研地区的特点，本次调研经过了“问卷设计-预调研-问卷修改-实地调研”的程序。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家庭人口特征、耕地利用情况、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情况、家庭固定资产、农户非农收入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等。课题组成员于2017年8月中旬赴山东省开展为期25天的调研。调研采取面对面方式开展，同时采用村干部座谈和参与式农户评估(PRA)的形式获取数据。课题组共发放调研问卷620份，收回600份。结合本文研究内容所需变量，剔除空缺值较多、前后答案不一致等无效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样本538份，问卷有效率达91.5%(见表1)。

(二)變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农户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主要是指有利于农业乃至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行为，文章以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两种典型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为例进行研究。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14]，本文采用拓展的农户社会经济地位测度指标，选取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在村庄是否有决策权、家中是否有人为村干部、家庭关系网络规模、是否认识金融机构或政府机构工作的人等指标来对家庭经济地位综合值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20-23]，选取农户家庭劳动力特征和决策者特征，包括户主性别、健康程度、耕作经验、技能培训特征等;农户家庭特征，包括兼业程度、劳动力数量等;农户家庭所拥有的土地资源禀赋，包括耕地面积、耕地细碎化程度、耕地质量和地块所处地形等变量;农户所处外部环境特征变量，包括如惠农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对耕地保护政策宣传力度、社区关系等作为控制变量。表2列出了变量的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4.中介变量。本文选取的中介变量为价值感知，具体界定为化肥减量施用和农药减量施用的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具体指标统计情况见表3。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1.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算。按照本文对农户社会经济地位的界定，同时为了避免选取指标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对社会经济地位6个测算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6个分指标的KMO指数为0.664，Bartlett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255.538(sig=0.000)，表明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首先对代表社会经济地位的6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相应的矩阵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从中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3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4.712%，说明提取的3个主成分能较好的对农户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值进行评价和判断。根据提取的公因子和方差贡献率计算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具体公式为：

2.实证模型构建。本文选取逐步回归的依次检验方法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家庭经济地位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农户价值感知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选择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原因是：逐步回归法可以考察中介变量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影响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还是完全中介作用，但不能考察中介变量的显著性;而bootstrap则可以对中介变量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避免逐步回归中存在的“遮蔽效应”(存在两条并列的中介路径，其中介效应大致相近，但对因变量的影响存在着相反的作用)。文章的基准模型建立如下：

式中，Y表示农户的化肥农药减量施用行为，X表示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采用计算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表示，Mi表示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的价值感知变量，α、β、γ分别为待估计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逐步回归法检验了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价值感知和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直接作用和价值感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在逐步回归的基础上，利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了中介变量的显著性。逐步回归具体结果见表4和表5，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6和表7。

(一)逐步回归分析

1.社会经济地位、价值感知与化肥减量施用的逐步回归检验结果。根据模型4回归结果可知，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进行化肥减量施用行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对此做出解释：当农户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后，才会关注诸如粮食安全和美好环境的高层次的安全和精神需求。

根据模型1和5的回归结果，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的利己价值观呈显著正向影响，将两者同时作为自变量代入回归方程中，兩者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利己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化肥减量施用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正向的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作用。根据模型2和6的结果，利他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化肥减量施用的影响过程中并不存在中介作用(见表4)。模型3中，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态价值观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将两者同时放入模型7中，生态价值观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因此无法判断生态价值观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可利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

2.社会经济地位、价值感知与农药减量施用的逐步回归检验结果。从模型11得知，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对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农户越倾向于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根据模型8的回归结果，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的利己价值观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将社会经济地位和农户利己价值观引入模型12，两变量影响系数依然显著，表明农药施用的价值感知存在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同理，分别根据模型9和13以及模型10和1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药减量施用的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农药减量施用的影响过程中均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反映了农户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对农药减量施用的利己价值、利他价值和生态价值会有更深的体会，进行农药减量施用的概率也会越高。

根据表4和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影响农户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价值感知在此影响过程中存在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自此假设一得证。

(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本文利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根据bootstrap方法“置信区间不包含零”的假设，即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同为正值(或负值)时，表明中介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或负向)影响;当区间下限为负值，区间上限为正值，此时中介作用不显著。

从表6可以看出，在社会经济地位利己价值观化肥减量施用影响路径中，中介效应为0.076，置信区间为[0.312，0.470]，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利己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化肥减量施用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社会经济地位生态价值观化肥减量施用影响路径的置信区间违背了“置信区间不含零”的假设，说明生态价值观的并不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化肥过量施用造成的土壤污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此化肥过量导致的环境污染往往被忽略，因此农户在化肥施用时不易产生较强的生态价值观。表6的结论也验证了表4中逐步回归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由表7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可以得知，3条影响路径置信区间下限均大于0，说明农户对农药减量施用的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在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其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过程中均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

从表8可以看出，对于农户化肥减量施用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利己价值观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农户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农户间都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但对高社会经济地位农户影响更大;利他价值观仅对高社会经济地位农户的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表现出影响，这也符合之前的结论，即利他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间存在中介作用;生态价值观在两类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间也存在影响上的差异，这也说明不同社会经济农户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差异，有相当部分来源于农户价值感知差异，表8的回归结果在另一角度佐证了前文中的结论。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53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以化肥减量施用和农药减量施用两类典型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为例，运用逐步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社会经济地位、农户行为价值感知和化肥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主要结论为：

1.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化肥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户价值感知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这两类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农户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会促使农户有更高的可能性产生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且不同社会经济农户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差异，有相当部分来源于农户价值感知差异，说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会增加农户利己、利他和生态价值认知，促使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发生。

2.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和农药减量施用的影响中存在差异：农户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中均发挥正向的中介作用;农户利己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化肥减量施用行为过程中发挥正向的中介作用。随着农户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农户会有更高的利己和利他的安全意识以及生态意识，以促使农药减量施用的产生，而化肥减量施用行为的发生主要随农户对于长期收益价值认知的感知加深而得以增加。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得出如下启示和建议：首先，通过加强农户职业培训，促进农户职业分化，拓宽收入渠道;通过学习、培训等途径，有计划地开展教育培训和知识普及工作，提高公众参与能力，发展社会网络;优化融资环境，激励农村银行对农户融资给予充分支持，满足其融资需求等方式提升农户社会经济地位。

其次，加强耕地保护政策和环境价值观的宣传工作。鼓励当地政府建立科技推广站和试验站，采用面对面的宣传和推广方式，提高当地耕地保护和生态文明政策的宣传效率，使农户充分了解保护性耕作措施带来的好处;通过资金投入和政策激励，鼓励新型媒体大力向农村宣传生态文明理念。

最后，加强示范引导，通过评“先进”、评“文明”的活动树立环境友好型模范，发挥典型模范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其不断产生倍增的社会效应;将生态文明理念与农民较为重视的增收渠道、政府政策法规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等内容有机结合，在农户农业生产行为活动的过程中，加强环境价值观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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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凯 曲朦

晋南环境与农业技术论文 篇3：

基于病虫害防控效果的设施彩椒种植户施药各环节规范性调查研究

摘要 基于河北省256户设施彩椒生产者的调研数据，依据自然学科理论知识和植保领域专家指导设计彩椒种植户施药规范性评价表，分析种植户施药各环节行为的规范性。结果表明：种植户施药各环节中的不规范性普遍存在，在农药品种的选择、农药稀释方式等方面规范程度较低，种植户家中很少配备先进的药械设备，施用后药液的浪费情况严重，部分病虫害防控行为缺失。对此，提出通过合理药剂防治提升病虫害防治效果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设施彩椒;施药环节;防控行为;规范性;统计分析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13.06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Planters’Behavior Normative of Various Links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 of Colorful Peppre in Facility Based on Pest Control Effects

Key words Colorful pepper in facility;Various links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havior;Normative;Statistical analysis

基金項目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农业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ASTIP-IAED-2019-06)。

作者简介 田家榛(1993—)，男，山东滨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通信作者，研究员，博士，从事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收稿日期 2018-12-14

在现代农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保障农产品数量供应和质量达标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依赖农药仍然是农产品增产增收的重要路径[1]。而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农产品安全的诉求持续上升，如何规范农户施药行为，减少农产品安全生产风险就成为当下政府必须关注的问题[2]。农业生产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往往会忽略安全间隔期、用量说明等重要农药要素信息，这些可视为农业生产者施用农药时的道德风险[3]。目前，农药利用率低，病虫害防控效果差等问题比较严重[4]，而这些问题都是农户不规范施药环节和防控行为的缺失造成的。为了增强农户施药的规范性，2010年农业部成立了国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残留限量标准和残留检测方法标准也更趋严格[5]。河北省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蔬菜种植面积以百万亩的速度增长，当地的设施蔬菜产业对促进河北省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农户施药各环节的规范性将直接影响到设施蔬菜的质量。

现有文献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研究多将农户作为同质整体，对不同品种种植类型的农户区分不足[6]。另外，缺乏系统的农户施药各环节规范性的研究和梳理，在农户施药行为方面选取的研究指标较少。农户是农药使用的主体，因此实现控制农药用量的目标就必须落实到微观农户层面。笔者从统计分析的角度分析农户的行为和认知，为政府规范农户施药和防控行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加强农村美丽生态环境建设提出相应的决策参考。

1 调研方式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农户施药行为和认知等信息获取的简易性，对河北省张家口市设施彩椒典型的种植区域进行调研，尽量保证各个行政村抽取的样本数相等。典型区域的选取，保证了农户生产习性和栽培方式的一致性，所面临市场组织模式和政策、自然环境的同一性。该研究调研的农户以散户居多，而且调研对象都是自家设施蔬菜施药的负责人。考虑到农户的文化层次和理解能力偏差可能会影响到问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调研工作是一对一进行农户访谈的情况下完成的，并由调研人员完成问卷。在各个行政村累计发放问卷为26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56份，有效回收率为98%。问卷的主要内容涉及到农户施药过程的各个环节、综合防控行为、生长期施药次数等问题，整个调研任务在2018年5月完成。

2 研究框架和理论分析

2.1 研究框架

该研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找到影响施药效率和病虫害防治效果的因素，设计了设施彩椒种植户一次施药全过程的规范性评价表。依据指标体系法建立3层指标，一级指标包括种植户施药前、中、后的各个环节和其他防控行为(表1)。该研究对三级指标设置相应的问题作为评价标准，具体衡量种植户施药各环节的规范性。基于种植户施药规范性评价表的统计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2.2 评价表设计理论分析

施药前环节主要包括农户选择农药的标准和施药时机的把握，农户农药选择的标准主要涉及到的是用量和品种的选择[7]，施药时机[8]的把握主要涉及到防治病虫害的时机以及具体的施药时间段。施药过程中的环节主要包括具体的行为操作和药械的技术状态，该研究选取了3个具有代表性的农户施药操作行为：稀释方式、喷洒方式和药剂轮换。药械技术状态衡量的是施药器械的质量和适宜度，即通过跑冒滴漏现象、雾化效果衡量药械质量，药械类型和先进程度衡量药械适宜度。施药后环节的规范性是通过农户施药后农药浪费程度来衡量的，剩余农药的处理是最主要的方面。采取其他防控措施也可以有效防控病虫害对设施蔬菜的不利影响，弥补了单纯依靠大量施用农药防控病虫害的不足。该研究根据设施彩椒的病虫害发生机理和栽培要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级指标来体现农户综合防控措施的实施情况。

3 种植户施药各环节调查分析

3.1 农户施药前各环节规范性调查分析

农药品种繁多、分类的标准迥异，很难判断农户是否“对症下药”，该研究以农户获取农药的途径作为农户农药品种选择的标准(表2)。农户由于长期养成的种植习惯中存在很多不规范性，凭借种植经验选取农药品种是不可取的，24.61%的农户根据自身经验和与其他农户的交流选择品种。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农户自行参照使用说明选择农药是比较为正确的选择方式，但存在农户自行选择的理解偏差和技术人员的专业性等问题，2266%的农户按照技术人员的指导或者自行阅读使用说明选择农药。农资店会根据病情特质推荐合适的农药，也会将自己混配好的农药推荐给农户。由于混配操作的技术要求较高，如果农户选择自己混配农药来减缓抗药性，会忽略混配操作的一些基本原则，52.73%的农户会按照农资店的推荐选择。结果表明：当地农药销售市场较混乱，缺乏有效的农药品种管理制度和统一的购买标准。另外，有些农户为了提高药剂的杀虫效果，选用一些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仍有不少农户使用克百威、氧乐果等，而这些农药都是国家限制在蔬菜上使用的。由于市場准入规则上的限制，农资店不会推荐此类农药给农户施用[9]。

农药使用说明上涵盖了农户施药方面的有用信息[10]，农户应该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上的稀释比例和用量要求进行农药的稀释和配制，采用多于或者少于使用说明的量配制农药会降低农药的防治效果和造成浪费。在农药剂量选择上，76.17%的农户都可以严格地按照使用说明配药，7.81%的农户农药剂量的选取一般少于使用说明，16.02%的农户农药剂量的选取一般多于使用说明。结果表明：不遵循使用说明用量施药的农户，一般加大农药用量，在农户意识中，加大每次施药的用量会带来更好的防治效果。

大棚彩椒在施药过程中受到风力和降雨的影响很小，所以该研究只考虑到温度对施药效率的影响。高温施药很容易造成药害，并可能引发施药人员的中毒现象。正确的施药时间段是晴天08：00—11：00、15：00—18：00以及阴天，极少有农户选择高温正午施药，占比仅为6.64%，选择晴天上午和晴天下午施药的农户占比相当。蔬菜在发生虫害时一般在卵孵化盛期和较低龄的幼虫时期施药。彩椒受到病害影响很大，农户应掌握特定病害发生的年度基本规律，在病害发生初期以预防为主采用具有治疗性和保护性的杀菌剂进行防治效果较好。农户施药时机的把控较好，94.92%的农户在病虫害发生前打药预防，5.08%的农户在病虫害初期打药预防，没有农户会选择病虫害侵害一部分作物时或者病虫害发生严重时再去施药。

3.2 农户施药过程中各环节规范性调查分析

表3描述了农户在施药中环节的不规范性，药械技术状态总体良好，但先进的药械设备方面，农户家中普遍没有配置。施药过程中的操作行为普遍规范，但农药稀释一项有近一半的农户没有遵循正确的稀释方式。

河北设施彩椒种植户选用可湿性粉剂、悬浮剂等农药类型居多，二次稀释法(先用少量的水融化，再用大量的水稀释到所需的浓度)是稀释处理此类剂型农药的正确方式。4414%的农户选择一次性稀释的方法，仅55.86%的农户在农药稀释过程中遵循二次稀释法。连续使用作用机制一样的同类型的农药，病虫就会对此类农药产生抗药性。89.06%的农户可以做到农药经常性的轮换施用，10.94%的农户经常施用同一类型的农药。河北设施彩椒种植户在喷洒方式的选择上以喷雾法和烟熏法为主，喷雾法是预防病虫害常用施药方法，多种类型的药剂都可适用于喷雾法，烟熏法在密闭的大棚里常被使用。因此，该研究用农户对叶片的喷施选择这一关键的操作环节来代替农药喷施方式，84.77%的农户能兼顾叶片的正面和背面，15.23%的农户只做了叶表面的喷施工作。

手动喷雾器一般在面积较小的作业场使用，由于药械质量差和效率不高等固有的缺点，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需求，仍有5.86%的农户使用手动喷雾器。河北彩椒种植户单个大棚面积大约0.067 hm2，密闭的大棚内选用喷射式动力机和背负式机动喷雾器[11]都是可行的，相较而言，喷射式动力机的施药效率较高。87.11%的农户选用电动驱动的喷射式动力机，7.03%的农户选用背负式机动喷雾器。施药器械的先进水平与蔬菜产业的发展相适应，原因在于先进的施药器械可以提高作业效率，满足规模化种植蔬菜的需求。90.63%的农户没有配备较为先进的施药设备，仅9.37%的农户在使用先进药械设备。农户多数不了解先进药械设备的优势。如：静电喷雾技术使药液带电，定向移动到作物的目标部位，大幅提高施药效率。

喷雾器使用时间过久加上没有及时的定期维护，很容易出现“跑冒滴漏”的现象。“跑冒滴漏”现象的产生造成大量的农药浪费，增加用药成本[12]。76.95%的农户通过更换药械设备和及时的维护能避免“跑冒滴漏”现象的产生，2305%农户在施药过程中会有“跑冒滴漏”的现象出现。药械的雾化效果无法用特定的指标来检测，该研究用农户的直观感受来说明雾化效果，即通过农户直观上判断药液呈现雾状还是雨状来界定的。78.12%的农户认为雾化效果是好的，仅3.91%的农户认为雾化效果很差。

3.3 农户施药后各环节规范性调查分析

表4描述并统计了农户施药后环节，该环节的统计分析表明农户在施药结束后药液流失程度严重，利用率较低。

该研究对农户剩余农药的处理方式进行总结：①将剩余农药继续喷到作物上。这会造成农药的过量施用，严重情况下会产生药害。仅1.95%的农户选择将剩余农药继续喷施到作物上。②将剩余农药搁置到下次使用。即使在有效期内再次使用农药，搁置的农药也会因为挥发性而变质、失效，需要农户采取严格合理的农药储存技术。5.86%的农户选择将剩余农药搁置到下次使用。③直接将农药倒在田间地头、垃圾场甚至河流沟渠中。这些行为会造成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另外造成过多的药剂漂移散失，接触到其他物体。3516%的农户会选择将剩余农药直接倒掉。④现配现用，即使用量与配置量保持一致，尽量不产生农药剩余。这一方式的农药利用率最高，基本做到现配现用的农户达到了5703%。

虽然药液的流失受到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但应在人为因素方面尽量避免药液流失到环境中。农药流失的严重程度这一指标是不可观测的，该研究采用农户的直观感受来衡量。即农户在施药环节结束后，叶片是否经常会出现“药液下滴”的现象来说明药液流失情况。53.52%的农户表示这种现象经常发生，46.48%的农户表示这种现象在施药过程中极少或不会出现。

3.4 综合防控行为缺失情况调查分析

防治病虫害的方式有很多，主要包括植物检疫、栽培防治法、品种防治法、生物防治法、物理防治法和药剂防治法六大类。将药剂防治法和政府层面的植物检疫剔除，结合设施彩椒的生长特性和种植户的生产条件，用土壤消毒和绿色防控措施代替生物和物理防治，抗病虫品种和育苗环节分别代替品种防治法和栽培防治法。图1描述了农户高效防控行为的缺失情况，根据缺失的程度排序：绿色防控措施>蔬菜品种选取>育苗环节>土壤消毒。

农户选育和运用抗病虫品种是经济有效的方式，一旦推广使用抗病虫品种，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杀虫剂和杀菌剂的使用，并节省了田间防治费用。31.25%的农户选择一般品种，68.75%的农户选用抗病虫品种。但是选择抗病虫品种的农户很少能正确地认识和鉴别抗病虫品种，熟知抗病虫品种不同的抗病虫机制。农户在使用抗病虫品种之前应尽可能详尽地了解抗病虫品种的抗病虫范围和程度、表达的条件、防止失效的注意事项和配套栽培方式等。

彩椒种植过程中育苗环节是可以依赖的基本保障措施，为了培育无病虫的健康幼苗，首要的是使用无病虫的种苗。鉴于育苗整个环节的复杂性(育苗环节中，涉及到合理的施肥、灌溉、环境的调控等各方面的操作，另外育苗所需要的土壤和容器也有严格要求)，该研究用育苗首要的环节即健康幼苗的获取途径来表示。64.46%的农户从商业化公司购买幼苗，14.06%的农户从合作社获取幼苗，21.48%的农户从流动商贩手中购买幼苗。考虑到专业性和合格要求，农户从商业化公司购买幼苗的行为是较为规范的，从流动性商贩的手中购买幼苗存在着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河北彩椒种植户土壤消毒方式以药剂消毒和高温闷棚消毒为主，缺乏像微生物的吸附、热蒸汽土壤处理等高效消毒方式和太阳能土壤消毒等简单低成本的物理防治方式。土壤消毒目的是为了杀死土壤病菌，预防土传病害。在土壤消毒方面，绝大多数农户都可以做到经常性消毒，这种防控行为的缺失程度不高。

该研究所述的绿色防控行为就是采取生态控制、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环境友好型的措施来防治病虫的有效行为。目标是减少化学农药的用量，促进农产品安全生产。调研涉及到的具体绿色防控措施有黄板、杀虫灯、防虫网、天敌等，45.31%的农户极少采用绿色防控措施，35.94%的农户在整个彩椒生长周期仅采取一种防控措施，17.19%的农户采取两种防控措施，1.56%的農户采取3种及3种以上防控措施。总体缺失程度较高，农户在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基本忽视了绿色防控措施的重要性。

3.5 设施彩椒种植户农药施用强度调查分析

图2描述了农户在整个生长期和采收期打药总次数(施药强度)的分布情况，调研考虑到了当地农户有在彩椒采收期施药的习惯。农户平均施药次数为17次左右，与当地生产合作组织提倡的施药频率相比，施药频率偏高。通过JB统计量判断概率值P>0.05，可认为当地农户施药次数近似的服从正态分布。偏度系数Skewness<0，峰度系数Kurtosis<3说明数据分布是左偏的且尾部较薄。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该研究对设施彩椒种植户施药各环节规范性评价表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上施药中环节的规范程度较高，其他各环节中的不规范性普遍存在。农药品种的选择方式不当、农药稀释方式不正确、没有先进的药械设备的配置、施用后药液的浪费情况严重、绿色防控行为缺失严重等问题突出。这些环节的不规范性均会导致设施彩椒种植户的施药效率和病虫害防治效果低下。

因此，政策方面的启示主要有：农资店和供销社合理规整农户对农药品种的选择行为，引导农户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原则，限制低效、高残留的农药在市场上销售;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根据当地的作物习性和种植习惯明确规定合理的施药频率范围，强调农药标签和使用说明的重要性，加大违规施药行为的处罚力度[13];合作社和农业科技开发公司应该多向农户普及一些非化学药剂防控措施和先进药械，派遣专门技术人员指导农户的田间作业;加强对规范施药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是提升农产品质量根本性的措施[14]。实现从生产上改善供给农产品的安全隐患[15]，改善农村生态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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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家榛 孙炜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