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历史考察
群武树臣《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以下简称"武文")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样式走过了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和战国、秦代的成文法阶段，自西汉至清末，形成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已跨越了西方世界的两大法系样式而走出将两者混合的第三种样式。并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法律样式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某种共同规律"。作者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下简称"武书")一书中，亦有相关阐述。中国古代法制的历程果真存在如此渐进的三段样式吗?笔者认为，"武文"的立论无法让人信服。
一
关键的问题是：西周、春秋是否称得上是"判例法"时代?
"武文"将西周与春秋时代的法律样式称为"判例法"的主要依据是《左传·昭公六年》中叔向的一句话："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武文"解译为："即选择适宜的判例来指导审判，而不制定包括何种行为是违法犯罪，又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这两项内容的成文法典。""武书"又对这句话中的"事"与"例"做出明确解释："这里的事就是判例；议是选择、评判、研讨之义，亦即比叙其事而赏罚之义。"[注解：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问题在于，这"事"能否解释为"判例"，其根据又是什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议读为仪；仪，度也。制，断也。谓度量事之轻重，而据以断其罪。"清代王引之《左传述闻》中有详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释谓："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法豫设则民知争端。"我们在所有的《左传》注解读本中，根本找不到可将这"事"解读为"判例"的有关解释与历史根据。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对《左传》中所有的"事"进行了解释，有七种意思：1.事务，2.奉侍，3.职位，4.战事，5.税役，6.师事，7.对待，并无"判例"的意思。
"武书"又将《尚书》中的"御事"释译为"判例"："如《召诰》谓：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大意是说，先参照殷人的判例，逐渐形成我们周人的判例。在审判中要节制喜怒之情，因为判例的作用是十分久远的。王要谨慎地判决，不能失去民心。"(210页)这种释译的文字学、历史学根据何在?"武书"没有片言只字的考证；查遍有关经籍、辞典，也找不到相类的解释。事实上，"御事"就是执掌、管理政务、事务之官员；尽管"御事"也可以是法官，但决不能等同于"判例"。王世舜《尚书译注》对这段话翻译得很贴切："王先治理殷国的遗臣，使他们能够亲近我们并和我周国治事诸臣一样为国效劳。要节制、改造他们的性情，使他们天天有所进步。成王也应恭敬谨慎，以身作则，不可不敬重德行!"[注解：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其中根本没有"在审判中"有关"判例"方面的内容。
"武书"从文字学角度对"事"即为"判例故事"的推论是这样的："《说文解字》：事，职也，从史之省声。甲骨文、金文事与吏为一字"；"事即是吏专职行为本身，即从事、事奉之义；又是其行为的直接对象，即政务之故事和司法判例。吏便依照既成的模式和方向来处理现实的事件。古代典籍言事者颇多，如《尚书》：未有逊事；《左传》：顺事恕施；《逸周书》：淫巧破制，淫权破事；《国语》：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周礼》：日朝以听国事故，等等，均指成事、判例也。"(216页)《金文大字典》经详尽考证谓："吴大徵曰：事，古文事、使为一字，象手执简立于旗下，史臣奉使之义，此事之最古者。……吴大徵释事、吏初义，与金文结构相符。"[注解：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甲骨金文大字典》释"事"为：1.职事，2.用为使，3.奉事，4.官名[注解：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甲骨金文大字典》，巴蜀书社1993年版。]。此外，《尚书·召诰》的这段话中也决没有"在审判中"的含义，就是在这段话的上下文中也同样找不到这一含义。《召诰》是西周召公在营建洛邑时，对周成王的一篇告诫词，全文以"敬德"为中心，没有司法审判方面的内容。
"武书"又据《尚书·吕刑》"五刑之属三千"一句，认为《吕刑》的内容含有三千条判例(246页)。如果西周存在如此鸿篇巨制之判例汇编，便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首先，这三千条判例如何记录?当时书写材料，惟有甲骨、铜鼎，三千条判例需要多少甲骨、铜鼎?为什么地下发掘关于《吕刑》的判例竟会一无所获?再者，当春秋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时，叔向、孔子诸贵族名流都强烈反对，认为与周代"不为刑辟"的礼制统治背道而驰，民众察鼎知刑，将"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注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如果西周早就有如此鸿篇巨制的判例汇编，如今再铸个把刑鼎，制定个简单的成文法典，其与三千条判例的《吕刑》相比，真九牛一毛，又何必大惊小怪地纷纷抗议呢?同时，郑国子产在回答叔向的责问中，不提西周已制有巨型判例汇编《吕刑》，而强调"吾以救世也"，确有创制之含义。
西周有所谓《九刑》、《吕刑》，其刑书已佚。《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周公"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经考证后谓："九刑者，九种刑罚之谓，昭六年传，亦为刑书之名。"据此，西周的刑书当以刑罚为主，其罪名的规定则相当简要笼统。
二
西周、春秋是否是"判例法"时代，还主要看当时司法制度的实际情况。
西周铜器《亻朕》铭文所记一案，据李学勤先生的考释，法官伯扬父宣判被告牧牛的罪谳是："竟敢和你的长官争讼，违背了自己立下的誓言。""训所记牧牛违誓，应鞭一千，施墨刑，与《〈周礼·秋官〉条狼氏》职文大体符合。"[注解：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而"竟敢与长官争讼"的罪名，肯定也违背周礼的行为规范。很清楚，此案判决以"周礼"为根据。
《左传·昭公十四年》所载邢侯与雍子的争田讼案，雍子无理而纳其女于法官叔鱼，叔鱼便枉法曲判邢侯有罪，邢侯一怒之下杀了叔鱼与雍子。大夫叔向判曰："三人同罪……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此案以简要笼统的刑书为判决依据。
最近出土的西汉初年《奏谳书》，载有两个春秋案例，其中一个是鲁国柳下季所判佐丁的盗窃案，该案一开始就大段引征鲁国的律文。在简述案情之后，柳下季重判佐丁"为倡"，接着又说明了重判的理由及其依据的法律。此案以鲁国的成文法为判决依据，尤为清晰[注解：参阅《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译文(二)》，《文物》1995年第3期。]。
对此，"武书"只能含糊地说："以上审判实例曾被铸之鼎盘，书之典策，对当时及后世的审判必定发挥了指导作用。"(219页)参考案例的"指导作用"，与"判例法"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可以下断语的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所有周代铜鼎铭文记载之案件，及当时典籍中所载之各类案子，没有一件是用所谓先前的"判例"来判案的!《左传·襄公十九年》言："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李学勤指出："铸作有关法律铭文的青铜器的人，一般是胜诉一方，这是一条通例。"[注解：李学勤：《论鼎及其反映的西周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就是说，这些铭文案例并非为当时司法机关或法官所制作的法律文书，而主要是打赢官司的贵族炫耀其胜诉所为。《左传》诸古籍中所载之案例，也主要是当时史官所记载之历史事件，而非法官所记录的作为判例的法律文件。当然从汉代《奏谳书》中出现了两个春秋案例来看，也可说当时司法参考判例的法律样式有所萌芽。
"武文"又说："帅型先考、仿上而动即遵循先例原则。如《国语》：夫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而可以授命，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宾之礼事，仿上而动，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左传》：执事顺成为臧；《尚书》：率作兴事，慎乃宪……屡省乃成，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荀子》：守职循业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立法施令，莫不顺比；等等。它们都强调以先前的故事成例作为处理当今案件的准则。"这里的问题在于，将政治方面要求遵循先王之遗训和故事与司法审判中遵循先例原则混为一谈。尽管这里的"成事"中可能包含一些判例故事，然而也只是一种不确定的推测，最多只可以说可能存在司法遵循先例的萌芽。尤其是当时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不成熟，也根本没有对判例的整理，说明离判例法的完成仍有质的距离。
"武文"还说："一个允许和保障法官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政体，是判例法理论得以确立的重要前提。……在西周、春秋的宗法贵族政体下，法官作为贵族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实际上拥有相对独立的立法权与司法权。"但是，考察西周、春秋司法活动的实际情况，恰恰说明当时缺少这一"判例法"理论确立的基本社会政治条件。
现有记载西周中、晚期贵族间一些用土地及财物进行交换和赔偿案件的8件青铜器铭文中，有5件明确记有告之或诉讼于周天子和执政大臣，并获其批准或判决的程序，有3件铭文中似乎缺少这一程序。李朝远先生经缜密考证后指出："《九年卫鼎》、《生簋》等器的铭文中的确没有告之天子或执政大臣的明文记载"，然而"记有天子处所的铭文，往往表示正是天子本人在亲自处理、裁决土地交换之事。土地交换各项具体事宜的定夺，就在铭文所记的天子处所中进行"；"西周金文中，记有天子处所，其所记之事又是由天子亲自处理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此说不误，那么土地交换中告之或诉讼于天子或执政大臣则是必经的程序了"[注解：李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此说有大量史证。就是说，当时的绝大多数经济纠纷案都要由天子或执政大臣裁决，更不用说许多重要的刑事犯罪案件了。《史记·周本纪》载："(厉)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一直杀到"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地步，也没有听说有哪个法官敢以"相对独立的司法权"抗拒周厉王的命令。《左传·襄公三年》载："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后魏绛至，上书声辩且伏剑请罪，晋侯有所感悟，魏绛才免一死。这里，作为主管军法的中军司马魏绛，只杀了犯法贵族的一个仆人以做替罪羊，都会遭此不测，能说他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吗?
当时君主与擅权的大臣有相当的司法任意权。春秋时，鲁公子斑喜欢梁氏女，前往观探，"圉人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鞭。庄公闻之，曰：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注解：《史记·鲁周公世家》。]晋灵公因宰夫烹熊掌不熟，便诛杀之，并叫婢女抬尸弃之荒野[注解：《左传·宣公二年》。]。齐国擅权大臣崔抒弑君后滥杀史官事件也相当有名。"郑驷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即驷)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注解：《左传·定公九年》。]有关案例不胜枚举，其中，刑、杀都任最高统治者所欲为，无任何制约。
君主擅杀重臣，也往往随心所欲。"楚子以屈申为贰于吴，乃杀之。"[注解：《左传·昭公五年》。]楚灵王怀疑大夫屈申有二心，便处以死刑。"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与养氏比，而求无厌，王患之。"楚平王也杀之[注解：《左传·昭公十四年》。]。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皆私通夏姬，大夫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注解：《左传·宣公九年》。]。吴王夫差赐剑命伍子胥自尽，越王勾践赐大夫文种自裁，更是不用什么像样的罪名。最典型的案例是：公元前650年前后，晋献公病死，大夫荀息据遗嘱立奚齐为君，大夫里克欲接逃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回国，便杀奚齐。荀息又立奚齐弟卓子为君，里克又杀卓子，荀息也愤慨自杀。这时逃亡在秦国的夷吾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将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杀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注解：《左传·僖公十年》。]
从上述分析中可见，当时基本没有形成以遵循先例为原则的判例法司法环境。关于这一问题，何勤华先生说："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主要是适用习惯法，是一个习惯法时期。因为习惯法与判例法尽管有许多相同点，但判例法主要是与法院的审判活动一起成长的，而战国以前，中国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处在萌芽时期。"[注解：何勤华：《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总之，关于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不曾经历一个判例法时代的论断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三
从夏、商两代出现的"禹刑"和"汤刑"，至西周产生的"九刑"、"吕刑"，其内容已无法详考，不过可以说刑法在逐步形成。"周礼"包含了当时最主要的习惯法内容，起着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作用，然而它也要由刑法来补充或调整，所谓"出礼则入刑"，被逐渐打上"刑法"的烙印。《尚书》中的"诰"、"训"、"誓"诸篇的内容，相当于帝王的法令，也可看做是当时法律的补充样式，其中"予则孥戮汝"等内容，同样充斥着刑法的味道。当时或许会出现一些无法严格界定的"判例"，以作为应遵循的"先王故事"，这种推测，最多可以使我们估计当时具有参考判例的司法样式的萌芽。总的来讲，中国上古三代社会处于习惯法与刑法相结合的时期，也出现了其他一些法律辅佐样式，其中一开始就凸显出以简明"刑法"为主导的特征。
春秋是古代法制的奠基时期，立法活动相当频繁。如公元前621年，赵宣子在晋国"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甫逃、由质要……以为常法"[注解：《左传·文公六年》。]。其后，宋国"使乐遄庀刑器"[注解：《左传·襄公九年》。]。楚国文王"作区仆之法"[注解：《左传·昭公七年》。]。……直至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做《竹刑》，晋国"铸刑鼎"，刑法典成文且公之于众。如果说西周春秋是判例法时代的话，在春秋如此频繁的立法活动中，总会有所反映。然而，在相对丰富的有关史料中，根本不见有判例汇编的影子，也没找到一件案子是在遵循先例的原则下进行司法判案的。要知道，"判例法不但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传统，它植根于人心之中，社会之中"[注解：梁治平：《英国判例法》，《法律科学》1991年第1期。]。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样式在春秋末期由判例法传统改变为成文法形式，这种观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战国和秦代是成文法典日趋周密完善的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的需要，各种辅助性法律样式也不断发展。秦国"在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等6篇刑律之外，还颁布了大量的法律令，……这些秦简中的法律虽然只是秦法中的一小部分，但其中有秦代29种法律的部分条文，内容涉及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官吏任免、征发徭戍、军爵赏赐等许多方面，说明秦的法律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另外还有解答法律难点的法律答问，以及关于审判方法和司法文书书写格式的《封诊式》"；"秦国律令法体系的建立代表战国法制发展的最高水平"[注解：张建国：《中国法制历程简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4期。]。战国时期作为法律辅助样式的判例记载也开始增多，如秦简中就记有不少，"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少数场合也称行事)。在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廷行事多处出现。它是在秦王朝成文法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需要变通或修改，或者使法律规定更为具体和明了等情况下使用的。从秦墓竹简中我们可以得知，廷行事在秦代已具有法律渊源的地位"[注解：何勤华：《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可以说，中国古代在进入成文法时代之后，判例也逐渐成为当时众多的辅助性法律样式之一。汉《奏谳书》中的22件案例，2件为春秋时期，4件为战国秦代，16件为汉代初年，同样透露出这一辅助性法律样式发展的脉络。
汉承秦制，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兴律、厩律、户律、朝律、傍章律、越宫律等法律的主体样式，加上随时发布的法令，以及以决事比、引经决狱的判例法，作为辅助性法律样式。《奏谳书》反映的汉代司法审判程序，有"讯"、"诘"、"诊问"和"鞫"等阶段，其中的"鞫"(判决)，主要还是"对照相关法律确认罪犯的罪行和罪名，加以判决。……偶尔也见到用以往的判案成例"[注解：彭浩：《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所以，我们说它依然是辅助性法律样式。
曹魏时又创制了"科"这一法律样式，将"律"作为刑法典的专用名称，并开始了法典儒家化的历程。隋、唐作为中国中世纪社会的巅峰时期，其法典《唐律疏议》被认为是中华法系的代表。当时还制定了令、格、式等法律样式，构成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总体规范，然而其中没有给予判例法多少空间。宋代法律样式的最大特点是以敕代律，编敕成为经常性的重要立法活动。宋代也开始选取较有典型意义的断例汇编成册，作为成文法的补充，其"判例法作品中，经验总结的成分居多，主要是官吏提供刑事侦察和审理案件的指导思想、方式和方法、经验和教训，以及处理案件的立场，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先例"[注解：何勤华：《宋代的判例法研究及其法学价值》，《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ZW)〗。
惟有元代法律，由于其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出现如"武文"所说"使成文法条与判例合为一典"的"混合法"样式，如《元典章》。明清刑律也明显受其影响，有所谓"律例并用"的情形，不过其"例"已经过加工提炼，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判例。正如学者指出的："明清例是单行法规，属于制定法，并非司法判例。"[注解：王侃、吕丽：《明清例辨析》，《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同时，明清时也不允许用判例断案，《大清律例·刑律·断狱》的条例中明确规定："凡属成案……一概严禁，勿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入。"
总之，从汉代到清代，中国法律样式的演进脉络较为曲折，然而成文法典应为其主体法律样式，而判例法只是众多辅助性法律样式中之一种，谈不上是所谓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时代。"武文"提出"在自西汉至清末的封建时代，中国法律样式的总体面貌是混合法"，其论断过高估计判例法在整个中华法系中的地位，是不准确的。
"武文"还说，荀子名言"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的"类，指判例故事和判例故事所体现的法律原则，有时也指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法律政策"，并说，"荀子还提出有法则以法行，无法则以类举，听之尽也的司法审判原理。大意是：在审判中，有现成的法律条文可援引的，就按法律条文定罪科刑，没有法律条文就援引以往的判例，没有判例就依照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法律政策来定罪量刑，创制判例。"然而，将"类"主要解释为"判例"，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也不符合当时社会的法制概况。《荀子集解·劝学篇》载，杨NFDB5注云："类，谓礼法所无，触类而长者，犹律条之比附。"《方言》云："齐谓法为类。"王念孙曰："类者，与法相类者也。"所以这"类"，乃"与法相类者"，可指所有辅助性法律样式。《荀子·王制篇》谓："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其中之"听"，应作审察政事之解。所接后文中的"听之尽也"一句，也并不单纯指"司法审判原理"。由是，将荀子作为所谓的"混合法"理论之鼻祖，也只能是一种牵强附会。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成文法体系中，辅助以判例法的法律样式值得今人借鉴，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没有必要杜撰出一个所谓的三段式理论演进方式。更需指出的是：法律样式只是其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虽然不同的样式在技术层面会产生一些互补的作用，但不能改变实质性的问题。虽然说中国古代以成文法为主体的同时，也出现了判例法样式，但其实质性文化内涵却与西方两大法系相去甚远。梁治平指出，中西方"两种法律建基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之上，它们在概念、结构或分类上的技术性差异，实则是有关法律的整套观念形态、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的根本对立"；"考察政治史，中国古代从不曾有过法治，而从文化类型的特质来看，则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能产生法治"[注解：《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梁治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2页。]。在这样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之下，认为其"法律样式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某种共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作者：杨 师
【关键词】中国古代 备荒 救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这一论断是在其对中国社会灾害多发这一国情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毫无疑问，灾害自古以来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学者统计，截至清末，死亡万人以上的灾害共计188年次，死亡人数超过2328.8万人。即使是制度完备、信息畅通、现代设施完善的当今社会，灾害也是制约中国经济顺利发展的阻力。据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统计，2018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全国1.3亿人次受灾，589人死亡，46人失踪，524.5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9.7万间房屋倒塌，23.1万间严重损坏，120.8万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20814.3千公顷，其中绝收2585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644.6亿元。面对不时发生的各种灾害，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从中国救灾史的发展看，古代社会业已形成了防灾救灾相结合的灾害救济制度体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套完备制度，才保障了古代社会的正常运转，保证了华夏民族的绵延不绝。
未雨绸缪的灾害防备制度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救荒之策，备荒为上。”基于这样的理念，古代社会防患于未然，建立了系统完整的防灾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
第一，雨雪粮价的监测。灾害往往具有特发性，常态化的观测制度对于提前预知其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古人凭借其智慧建立了科学的监测制度，及时对各地雨雪发生情况、粮价波动情况以及主要水利区的水文情况予以及时上报。早在秦汉时期，政府已规定各州郡必须及时上报农作物生长期的雨泽丰润以及灾时的受灾程度，“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以此作为了解农业生产、掌握赋税征收的重要依据。唐代的刘晏在地方设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并设官巡检，定期预报气候状况及各地收成。黄河水讯历朝关注，金朝制定的《河防令》要求沿河州县在汛期随时奏报水文情况。清代的灾害监测制度更是完备，不仅形成了完整的晴雨录和雨雪分寸制度，更是建立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长达近百年的粮价奏报制度。粮价奏报制度始于清代康熙年间，是对地方氣候变化及农田耕作等进行严密监测，并详细奏报的制度，它要求地方督抚按月上报各府州厅县主要粮食品种的粮食价格，作为国家调控物价的重要手段。
第二，体系完备的仓储制度。《礼记》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说明了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仓储的重要性，所谓“备荒莫如裕仓储”，因此古代建立了名目众多的仓储体系。汉代有常平仓，唐代有义仓，两宋有惠民仓、广惠仓、社仓、和籴仓、预备仓等，元代有在京诸仓、河西务诸仓、上都诸仓、宣德府仓、御河诸仓等，明代专为赈济灾荒而设的、影响较大的是预备仓。清代形成了以官仓为主、民仓为辅、常平仓为骨干的全国粮食储备及供应体系。这些仓储名称各异，且时设时废。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创建于汉代的常平仓制度，该项制度以粮价的高低为依据，宏观掌握粮食的收储与出售，借以平抑物价。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卷12《食货十二》中说：“汉宣帝时，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请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人便之。”其后历朝多有沿袭，影响深远。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借鉴了我国的常平仓制度。
第三，系统的水利工程建设。从大禹治水开始，与水的斗争就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成长。春秋战国时期，兴修了芍陂、漳水渠、都江堰、郑国渠等一批著名水利工程。西汉时，通过汲黯、贾让、王景等人的努力，黄河决口获得控制，黄河下游河道出现了800年的相对安流局面。唐代共兴建农田水利工程253处，灌溉面积在千顷以上的就有33处，由工部和都水监具体掌管天下水利事宜。唐朝还制定了专门的水法——《水部式》。元代至正年间的工部尚书贾鲁以及明朝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以“束水攻沙”法治理黄河，借淮河之清以刷黄河之浊，使黄河河道安流200余年。同时，清代长期将河务、漕运列为重要政事。中国古代经济区的形成与水利工程的兴修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第四，农业抗灾技术与救灾农作物的推广。古代政府把植树造林、禁止乱伐森林、发展抗旱涝高产粮食作物，作为重要的防灾备荒措施。传播至今的农书中包含着众多防灾的技术与知识，《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农桑辑要》等著名农书，都提出了诸如抗旱、保墒、防御低温、病虫害、盐碱化等防灾及治蝗对策。古代社会还积极引进与传播抗灾性强的农作物，较著名的有宋代一度推广的耐旱的占城稻，“给占城稻种，教民种之”。明代中叶之后，具高产、耐旱涝、对土质要求不高等特性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相继传入我国，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多管齐下的灾害救济制度
灾荒救济制度古称“荒政”，是古代有关灾荒救济的法令、制度与政策措施的总称。“荒政”一词，最早见诸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书中提出的救灾之法被称为“荒政十二”，历经后世演变，形成了赈济粮食、蠲免赋税、平粜与禁遏籴、移民就食、以工代赈等救灾制度。
一是灾害的赈济。赈济是灾荒之后由政府发放钱粮对灾民救济的制度，是灾害发生后的救援措施，其形式多样，以食物赈济，如谷赈、粥赈为主，但也会根据灾情采取银赈、工赈、布帛赈、赈贷等其他形式。《汉书·文帝本纪》记载，后元六年（前158）夏四月大旱、蝗，“发仓庾以振（赈）民”。粥赈即施粥，是古代社会最常见的一种施善行为。政府、寺庙、富人往往是施善的主体。清代京师每年十月初一至次年三月二十日都有施粥行为。以工代赈是救济对象通过参加必要的社会公共工程的建设而获得赈济物或资金的一种特殊救济方式，其特殊性在于救济与建设的结合与统一。宋熙宁八年（1075年）夏，越州大旱，知州赵忭下令修城，以工代赈，计用工3.8万工，使“不能自食者，得以受粟;能自食者得以籴粟;凡以工代赈者，借贷者，弃婴皆得其所”。
二是赋税的蠲免。蠲免是古代用于灾害时期赋税减免的一种形式，它往往会根据具体灾情采取不同的减免标准，主要有全面免除、部分免除以及延迟征收等形式。《汉书·昭帝本纪》记载，始元二年（前85年）政府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文献通考·国用考》称，“宋以仁立国，蠲租之事视前代为过之，岁不胜书”。明清时期，政府关于蠲免赋税的标准更加规范。清代顺治十年，将全部额赋分作十分，按田亩受灾分数之程度酌减。
三是移民就食之策。概括的说，这种政策包含转灾民于粮食丰裕之地和转粮食于灾区两种。前者是指政府有组织的安排灾区受灾之民集体转移到粮食充足的地区。比如《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二年（前205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隋唐时期，就食之地最多的是洛阳，594年至595年，关中地区连续大旱，饥荒严重，隋文帝无奈率百姓就食洛阳。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均有多次就食洛阳的记载。
四是禁遏籴制度。为促进商品流通，政府通常會鼓励商贩运粮到灾区发售，以增加灾区粮源，平抑地区粮价，防止出现暴涨的情况，影响社会稳定。但有的地方官员从本地区安定的情况出发，往往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担心粮食外流会影响本地粮食市场，从而对粮食的流通设置种种限制，甚至在边境设障，严格禁止粮食的外流，这被称为“遏籴”“闭籴”。中央政府对此严加禁止，唐德宗对此下令，“诸州府不得辄有闭籴”。
五是民间救济制度。民间救助是政府统一组织的救灾行为的重要补充，主要指由民间自设机构、自行向灾民散发救灾物资的方式。民间社会的救灾制度，在古代社会主要四种形式：以宗族为代表的血缘性组织的互助活动、以“社仓”为代表的区域性组织的互助、官僚缙绅与富民的个人捐赠以及宗教的慈善救助制度。民间的救济活动既是政府救灾的有力补充，也是一种伦理道德激励下的自我救助，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基层伦理文化，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同时，政府也会对灾时捐献钱粮的官民予以官位的提升或者荣誉旌表，这种激励制度也使士绅阶层在组织地方防灾救灾的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古代防灾救济制度的借鉴意义
古代救灾制度组成丰富，除了上文提及的主要的防灾救灾制度外，还有一些往往被视之为荒诞不经、迷信的行为，如灾害的祈祷、避正殿、减膳等。此外，受到了古代官僚体制自身弊端的影响，降低了救灾的效率，一些救灾活动甚至导致官员寻租行为和贪腐现象的产生。但是，其经验得失仍旧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首先，要强化救灾防灾意识。古人对灾害均有着清醒的认识，《易经·既济》篇云“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左传·襄公十一年》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以此思想为主导，古人形成了完备的防灾救灾制度。在全球气候多变的当今社会，国民灾害防范意识的培养意义重大。
其次，对灾害的及时反映。在缺乏现代通讯手段的条件下，古代社会通过其所掌握的驿站、奏报等制度，及时监测雨雪粮价的变动，掌握各地粮食生产进展与市场变动，以便及时采取相应应对措施，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灾害史研究者夏明方就指出，“清朝从报灾、勘灾到赈灾、善后完备的程序，这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都难以做到的”。在现代化技术手段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进一步加强灾害救济的时效性与透明化势在必行。
再次，要强化政府主导的救灾形式。我国地域广阔，国情复杂，面对大的灾荒造成的大规模的物质匮乏，必须依靠国家强制性政策的救济。同时，在强化政府主导模式时，也必须加强相应制度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建设，否则救灾活动极易成为官僚主义与腐败主义的温床。
最后，要鼓励民间力量的参与，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实现救灾的社会化。古代社会灾害救济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民间参与力量的逐步增大，特别是伴随宋代富民阶层的兴起，民间救灾成为政府救灾的重要补充;尤其是清代，许多水利工程的兴建都依赖于来自民间的“士绅”阶层;到了清末，随着政府经济实力的日渐薄弱，民间力量成为夯实救灾制度的重要支撑。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华北地区粮食生产与价格波动的影响”（项目编号：13CJL008）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
②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
③李超民：《大国崛起之谜：美国常平仓制度的中国渊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④夏明方：《古今救灾制度的差距与变迁——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夏明方教授》，《南风窗》，2006年第10期。
责编/韩拓 美编/杨玲玲
作者：李军
摘 要 上自先秦下迄明清，中国古代理财家不可胜计，卓越的理财思想灿若星汉，文章以中国古代重要理财人物为经，以其政策事功为纬，紧密结合理财家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总结其理财经验和教训，萃取其理财思想精华，并总结出我国古代政府理财思想演进的基本规律，以期对当前政府制定理财政策，对国内市场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有所裨益，对人类应对金融危机有所启迪。
关键词 政府理财;财计集权;量入为出;重农抑商;开源节流
上下五千年，中国古代理财家不可胜计，卓越的理财思想灿若星汉，这些伟大的思想闪耀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不但曾经照亮古老的中华大地，也曾映照整个人类;不但各据时代以经世济民，亦将惠及子孙而利在千秋。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今天我们身处千年变世，面对风云际会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古代政府理财思想史进行研究与总结，不但会对当前国内市场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益，而且中国传统理财文化和经验也将对整个人类现代文明有所贡献，特别对于今天人类应对金融危机有所启迪，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严格地讲，中国古代政府理财是指中国古代政府对财政收支的运筹与管理，但研究理财不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再生产的过程，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会计控制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就范围而言，古代政府理财除主要指对国家财政的治理之外，还意味着组织国民财富的生产、调匀及其分配与流通，以及贯穿于上述过程的会计核算与管理。本文所论中国古代政府理财思想是指自先秦至鸦片战争前历代思想家及典籍中关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有代表性的理论和原则，主要包括财政、税收、会计等方面的思想、理论、制度和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领域。本文以对历史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和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财思想为重点，以中国古代重要理财人物为经，以其政策事功为纬，并紧密结合理财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总结其理财经验和教训，萃取其理财思想精华。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社会，上自先秦下迄明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权稳定，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关系不断进行调整与改革。政府理财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经济与调节利益分配关系的重要手段，始终处在经济调整和改革的中心位置，理财政策的制订、实施与变革，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重大而直接，因此，历代改革大都首先从理财入手。改革过程中，一代一代理财家依据各自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时代需要，对先贤们的理财思想不断继承和发扬，并以此为指导创造性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卓越的理财成就，不但推动了当时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给后世理财者留下了深刻的思想启迪。
一、以政治经济集权为目标的财计集权思想
国家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要想维护其政治统治便必须保障对经济的统治，而要确保对经济的有效控制，首先就必须从建立健全严密的财计组织和制度着手。有鉴于此，历代统治者在不断加强政治集权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强化经济集权，并且为了实现经济集权，又必须不断加强对财政与会计部门的控制。所以，在国家机构设置中，财计集权始终是政府组织建设中的一个重点，并在整个集权控制体系中起着基础性作用。
早在先秦时期，管子就有“利出一孔”思想，商鞅则实现了秦国财政的统一。为维护国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时期初始形态的中央集权开始形成，在中央政务机构中通过确定财计部门的地位与权力来体现国王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周礼》中规定的财计制度正是封建国家通过财计控制达到经济集权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西周王朝的财会审三位一体的整体组织格局和九府出纳统归司会监管的财计系统设置，开创了中国财计组织和内部控制系统化的先河。秦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确立了中央集权体制。为了巩固皇权，防止地方割据，相应建立了以中央财计机构为龙头的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的全国性财计组织体系。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经济实行更加严格地控制，以尽可能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使财计之权日趋集中。为了达到最高统治者皇帝对财政进行集权统治的目的，历代王朝不断改革政府的组织制度，在财计各组织部门之间建立起分权制衡的内部牵制制度，秦汉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和上计制度，唐代在三省六部制框架下实行的财计职掌五分管制度，都堪称我国古代财计组织制度设置的典范。此外，在宋代开国之初，吸取前朝藩镇割据、财权分散而导致政权覆亡的历史教训，三分宰相之权，改革财计组织，使财计组织从中央到地方自成体系，从而把财权收归朝廷;至明清，财政、会计日益一元化，加之中央废除丞相制度，掌管全国财计大权的户部，直接受皇帝控制，财计大权更趋于集中。即便分权其目的也在于集权，历代王朝大都通过组织制度设计巧妙地分事权于下而集财权于上。
同时，为有效提高中央的决策能力和上级对下级的控制能力，历代王朝又不断强化财计信息系统建设，不断完善财计报告制度。溯自先秦以来的上计制度，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至汉代被以法律的形式《上计律》确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经济集权的重要工具，这对以后各个朝代的财计制度和会计报告都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唐宋以降至明清，历朝大都以编纂《国计簿》和《会计录》的形式为理财者提供较系统的财计信息，以便其更好地进行经济决策和控制。当然，从史实中可以看到，要落实财权集中于中央绝非易事，历代王朝开国之初都曾试图建立起完善的财计制度，这些设计严密的制度也曾一度达到经济集权、政治稳定的目的，但最终却无法摆脱先治而后乱的历史周期律。尽管西周王朝中央财计组织和制度设计以完备著称史册，但由于分封制政体的制度环境影响，使得中央对诸侯国所拥有的财权难以有效控制，财权不能集中而最终导致王国的分崩离析;汉代前期的富商大贾与国争利，诸侯经济对抗中央并酿成七国之乱;而唐代藩镇割据则使唐政权由盛而衰，并最终酿成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中国古代由于财计失控导致国家分裂和灭亡的事例史不绝书。史实表明，失财计者失天下，得财计者得天下。中央集权型财计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强化是中国封建主义制度得到长期延续和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本文认为，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和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在不影响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前提下，适当分权会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分权的合理程度，以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都是研究财计组织和制度建设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经济集权由专制型向管理型转变，财计组织体制实现集中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集中统一与适当分权相结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的思想
“量入为出”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既是国家理财的重要原则，也是处理家计的基本原则。西周至明清，历代统治者大都实行此制。 “量入为出”原则最早是周公辅佐成王摄政时制定的，因为当时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财政收入以粮食等实物为主，由于受农作物生长期和产量的双重约束，财政收入的弹性很小，因此，客观上必须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加之最初统治者，往往是私人支出与国家支出不分，因而也就把应用于私人的经济原则作为国家的原则而实行。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和工商业的发展，国家的理财原则虽然随之而有所演变，但直到中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明确提出“量出制入”之前，封建国家一直主要实行“量入为出”之制。自从杨炎提出“量出制入”之制，预算的概念在政府理财中才得以完整，既有了对各项收入的预算，也有了对各项支出的预算，近世预算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大体上已经具备。实行“量出制入”之制，对会计核算有着深刻影响，“量入为出”之制以收定支，其财政收支预算和会计核算的重点是放在收入方面;“量出制入”之制以支定收，其重点则转移到支出方面，但由自然经济的固有特性所决定，此制实行时间不长便行消亡。宋代以后直至明清，历代政府又均以“量入为出”之制作为理财的总原则。究其原因，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财思想和原则是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商品货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客观情况决定了政府理财只能遵循“量入为出”原则。
财政在任何国家任何政体中都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物质基础。因此，财政必须根据政府的职能和一定时期内的工作任务，先计量其所需要的经费，然后筹集相应的收入以满足其支出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预算本质上应该是“量出制入”的。在国家财政收支的关系中，“入”是手段，“出”是目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出”是必须的，应该积极予以满足。相反，对于不利于国家财政经济发展的“出”，如奢侈浪费，挥霍国家资财的行为又必须加以严格限制。当然，国家的各项收入，一方面应以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另一方面，当特殊历史时期或国家发生非正常支出时，也有可能临时追加收入，因此预算要保持适当的弹性。基于上述原则，“量入为出”之制与“量出制入”之制也并非根本对立，问题在于理财者如何选择这两大制度，又如何具体加以运用。当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还不具备基本条件的时候，实行“量出制入”，或者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监督的条件下实行“量入为出”，其结果都会导致无限制地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为统治者的贪欲大开方便之门。总之，“量入为出”之制与“量出制入”之制的选择都要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情况变化，一方面必须充分联系一定时期一定国家或地区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政府职能转变和工作重点的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因时因地制宜。与古代社会相比，当今中国财政、经济情况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收支早已全面货币化，更重要的是，而今农业占GDP的比例只有10%左右，第二、三产业已成为中国主导经济部门。经济迅猛发展，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弹性不断加大的现实情况，都为中国政府理财实行“量出制入”原则创造了条件。因此本文认为，目前从财政收支管理的角度来看，根据“量出制入”原则组织财政收入，以“量入为出”原则控制财政支出应该是中国目前政府理财的现实选择。另外，一般在贯彻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下，财政预算实行“量出制入”原则，而在实施稳健财政政策时则多采用“量入为出”的原则。应该强调的是，作为理财原则，无论“量入为出”还是“量出制入”，要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并且收到好的成效，都必须坚持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强化会计的核算反映和审计的审查监督。只有依法行政，民主理财，通过完善财计报告制度，增加透明度，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政府理财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三、“量入为出”总原则支配下的节用思想
自国家财政产生以后，在“量入为出”原则的支配下，国家财政支出方面就非常注意节用，严格贯彻节用原则。从西周王朝的以式法制财，到管子的崇俭节用，先秦理财家们针对国家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行为大都主张在消费和财政支出上贯彻节用原则。秦统一中国后，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府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一直居于显著的控制地位，因此，以节用为核心的支出控制思想，更多地体现在政府理财活动和理财制度建设之中。汉代理财家桑弘羊认为在家政上应当“量入为出，俭节以居之”，但在国家理财方面，却主张奢俭适度，认为必要的开支不能过度从俭。唐代理财家刘晏自奉甚俭，但办理国家事务却能放眼全局，“谋大计不惜小费”。以上这两位理财家的思想启示人们，在对待消费和开支问题上，当省则省，该用则用，关键是钱要能用在刀刃上，开支要讲究效率。自然，这种认识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节用思想，对比一味单纯讲节约省费无疑具有明显进步。至中唐时期，理财家杨炎更是不避斧钺力谏皇上，请求恢复国家财政独立，借以从体制上加强财政管理，有效控制财政支出。北宋时期，王安石以开源节流思想为指导，推行新政以推进国家财政的全面改革，通过发展生产，理财制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明代理财家张居正，对于封建财政的支出也强调节用、省费，贯彻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在他执政以前，就曾上《陈六事疏》，其中之一便是固邦本，节俭省用，与民休息，这一举措最终在明王朝末期起到振衰起弊的作用。
综观中国古代政府理财思想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可以说单纯而消极地考虑节省费用和开支构成了节用思想的主流，而从这种消极的节用思想发展到积极的节用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宋代王安石进行的节用理财堪称典范。王安石生活在北宋后期，那时，国家已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财政收支入不敷出且亏累巨大，加之当时国家弊政很多，为满足国家财政需要，王安石主张不但要在费用支用方面厉行节约，还要广开财源，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他提出：“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认为理财者不但要为国理财，还要因天下之力理天下之财，既要理财之出，更要理财之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王安石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开源节流的理财措施，如：青苗法，是国家向农民贷款后，取得三分利息的收入，既促进了农业生产，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均输法是国家在轻重敛散中取得少量盈利的收入;方田均税法是在丈量隐田、漏税中谋得税收的增加;免役法是在三种免役税收中取得收入;免行钱法，则是从行商营利中取得免行钱，以作官员俸禄和国家的收入;而减兵置将法，保甲法和军器监，则在于减少国家养兵和制械的费用，以谋人员、武器的精良;保马法一面减少费用而养马于民，一面从牧田出租和养马孳息中取得收入。至于科举教育的改革，则在于取得合乎经世致用的人才，有提高生产力的功用。这些都是在开源节流理财原则指导下，将积极的节用思想付诸理财实践的具体体现。
开源节流思想，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财政富足的源泉，同时把节约财政支出看成发展生产的重要条件，从而正确地处理了经济和财政，生产和节约之间的辨证关系，从实质上讲，这是一种积极而能动的节用思想，故它在中国理财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虽然这种思想由先秦思想家荀况最早提出，并为以后历代理财家不断继承和发扬，但在古代中国理财史上，将其理解得最精深，阐发得最透彻，并在理财实践中应用最广的理财家却当推王安石。作为历史上一份珍贵的理财思想遗产，这一思想对今天的政府理财工作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世易时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开源已不仅仅是粗放地发展生产，追求GDP和收入的增加，而且还要同时密切关注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节流也不仅仅是简单地节约省费，崇尚节俭，而且还要放眼全局，深谋远虑，密切结合成本效益原则，做到谋大计不惜小费，避免俭而伤事。
历史证明，思想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直接反映。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业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形态，商品生产和交换只是一种辅助形式。“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农耕社会，由于地力和农时的双重限制，人们靠天吃饭，财富生产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维持生活，只能注意节俭，因此人们大都持有朴素的“节用”观念，王安石积极的节用思想是与北宋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商品货币经济的一度繁荣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和我国目前构建和谐社会与节约型社会的需要，都赋予了节用更大的社会意义，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对节用思想进行研究并对其历史规律进行总结是十分有益的。
四、“重农抑商”理财思想
“重农抑商”是古代中国统治者的一项重要理财政策。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对于稳定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理顺农商关系，以及摧抑兼并起到了好的作用。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重农抑商”政策明显带有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财政分配性质，故也可以把“重农抑商”列为中国古代政府主要理财思想和政策之一。
重农乃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必然思想反映，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性的，其他经济部门都是非生产性的，故以农业为本，而视工商为末业。抑商与重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重农就必须抑商。因为，在以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优势发展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小农和小手工业者起着一种强烈的削弱和腐蚀作用，从而会使以农业为主体的整个经济结构日益枯萎衰竭。在中国古代社会背景下，每当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十分活跃的时候，也就是土地兼并盛行的时候。同时，也是广大农民破产流亡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这种情况的不断发展，便直接威胁到统治阶级的政权稳定。所以历代王朝都是一面强调重农，一面主张抑商，两个政策的实行一直是相辅相成的。
“重农抑商”思想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早在先秦就为很多思想家所倡导，但作为一项完整的理财政策被明确提出来，并在实践中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则是在秦国商鞅变法的战国中后期。当时，商鞅清楚地看到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富商大贾掠夺农民直接危及封建经济基础的严酷事实，他认为，农民“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容易流向回报率高的商业，从而造成“怠于农战”的严重情况。为此，商鞅主张由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殴民归心于农”，使“商贾、技巧之人无理”，也就是说把更多的劳动力配置到农业上。为了做到这一点，商鞅在变法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诸如用免除徭役来奖励努力耕织以增加粮食、棉花产量的人，用罚作奴隶去惩办非法经商的人，同时减轻农业税，重征商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统制粮食贸易等。商鞅的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农业劳动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秦国从一个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强大的国家，为秦国以后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重农抑商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既是从根本上稳定政权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同时也是富国强兵的一条主要途径。商鞅之后，历代理财家大都推动“重农抑商”政策，并把它作为摧抑兼并的手段。西汉中期的理财家桑弘羊，十分看重商业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客观功能，强调“农工商师各得其欲”。但他针对西汉前期富商大贾“不佐国家之急”，并兴风作浪使普通老百姓贫困破产的情况，也实行了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桑氏不但发起了一场揭发检举隐瞒财产偷漏税的“告缗”运动，没收了中等以上不法商人数以亿计的财产和数以千万计的奴婢，以及大量的土地，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专卖政策，从而收到了抑制豪强、打击不法商人、充实国家财政收入的显著效果。北宋王安石从“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这一重商又抑商的角度，来理解“重农抑商”政策，他是历史上把摧抑兼并的口号叫得最响亮的理财家，并表示要以摧抑兼并为己任。他推崇商鞅、桑弘羊、刘晏的理财措施，认为商鞅能“令政必行”，而“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其主要意图就是要摧抑兼并。到明代，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关系的萌芽，张居正则对此政策有所更张，他提出“厚农资商”政策，主张农商并重发展经济。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工商业日益发展的现实情况，同时也表明理财家们对工商业之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日益加深。但从另一方面讲，由于“重农抑商”思想传统的根深蒂固，它在客观上又阻碍了以工商业发展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产生。
“重农抑商”政策对政府理财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贯彻这一政策，封建国家政府对民间工商业实行了严格管制，在经济上除对商人征收高额租税之外，最严厉的政策就是实行专卖(古时也称禁榷)，即国家凭借政权的力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某些重要商品实行垄断性专营的一种政策。在古代，专卖政策多被历代理财家作为一项重大举措而加以实施，专卖的重要商品主要有盐、铁、酒、茶，以及其他重要自然资源等。中国的专卖政策起源甚早，史载，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根据盐铁两项商品在古代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向齐桓公提出了“官山海”的主张。管仲认为，增税等措施会加重人民负担，不如盐铁专卖。因为，盐铁是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不可或缺。如果国家对这两种必需商品实行专卖，就会获得超额利益。这样，管仲就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提出了盐铁专卖的主张。管仲主张盐铁的生产仍维持以民制为主，国家只在运销环节上严加控制，实行统购统销，这样既可以调动人民制盐、冶铁的积极性，又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应该说是适应当时客观环境需要的。进入战国时代，秦国商鞅主张“专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与管仲侧重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相比，商鞅的专卖政策更侧重于为实现其农战思想服务。即由国家掌握山林川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一则堵塞富商大贾由经营山林川泽(主要是盐铁)而谋取暴利的途径;一则限制人们经营工商而使“民归心于农”。在具体的做法上，商鞅与管仲也有所不同，他更多地采用“寓征于禁”，加重征收关市税赋。西汉中期，桑弘羊针对诸侯王据盐铁之利危害中央政权的局面，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塞天财，禁关市”，严厉打击盐铁商人，挖掉诸侯王割据一方搞独立王国的经济基础。对于盐，桑弘羊决定由官府另募平民制盐，并提供锅等制盐工具，生产的盐由官府全部收购，从而形成西汉独特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食盐专卖制度。在铁的生产上，桑弘羊认为铁是铸造兵器的原料，易成奸伪之业，必须由国家严格控制与掌握，因而他把铁的生产、销售大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桑弘羊的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西汉中央的财政收入，而且严厉打击了割据势力，巩固了西汉中央集权制度。西汉末年，王莽在理论上对国家实行专卖政策的必要性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认为，盐、铁、酒、山林川泽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具有天然垄断性，必须由国家专卖。否则，如果国家不专卖，富商大贾便会掌握这些物品，操纵经济，从而影响到国计民生。关于国家必须掌握垄断性行业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到近代晚些时候才作出明确说明，而两千多年前的王莽，就有了这样的认识水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东汉以后直到唐代中叶，由于专卖制度松弛，有时甚至免征盐铁税，因而，对这些物品的经营便发生了混乱。到唐代中后期，刘晏着手整顿盐政。他鉴于秦汉之际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直接专卖制，已不适应唐代商品经济长足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变革采用了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度，其办法是：盐户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之下制盐，官府收买盐户所煮之盐，再加榷价转卖给商人，并任其贩卖，可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兼采盐专卖与征税政策的。同时，为便于官府控制流通，刘晏在偏远少盐之地设常平盐以稳定价格调剂余缺;在交通要冲设四大盐场储盐，防止盐商损民牟利。这样，刘晏就成功地运用商业经营原则达到了改造、完善专卖制度的目的，做到了“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在铁的冶炼上，刘晏仍沿袭征税制度，没有实行专卖。从刘晏的上述做法可以看出，随着生产力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唐宋以后，理财家们已经认识到专卖政策措施对于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日渐减弱，因此，便把理财的重点转到税收调控方面。刘晏主张选择人民迫切需要的日用商品而课税，提出“因民所急而税”的主张，从而使税源既丰富又稳定。稍后，理财家杨炎更重视税收的作用，认为：“财赋者，邦国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系焉。”他推行两税法，以资产多少为征税标准，“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体现了公平税负的原则，成为税收制度史划时代的一大进步。北宋时期，王安石则主张通过开源节流，增加财政实力，因此他认为：“榷法不宜太多”。明代理财家张居正主张“厚农资商”，而反对“榷利”，甚至于对专卖政策提出了批评。不过，从总体上讲，古代国家所实行的专卖政策，确实一度对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显著效果，并打击了富商大贾，摧抑了兼并势力，作为历代理财的重大政策，它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目标，又不同于单纯的聚敛财富;既以打击富商大贾摧抑兼并为目的，而又不完全排挤商业的作用，这种作法，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具有一定适用性。从理财思想演进方面讲，也确实值得总结和借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后的一些理财家又在环境变化中逐步认识到，严格的政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商业的健康成长，窒息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到理财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其出发点是从发展上看问题的。
五、平准制度下的宏观调控思想
早在战国中后期，《管子》的作者就专门把着重点放在流通领域的价格调控上，他们把粮食、货币这两种商品从“万物”中单列出来，主张国家运用粮食、货币来调节其他商品价格的升降，使市场价格“一高一下，不得常固”，从而达到安定天下的目的，这可看作是平准思想的历史渊源。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在西汉京师长安创设平准机构，再次将上述思想付诸实践。桑氏的具体做法是：在中央管理农业的大农机构中设立平准机构，吞吐重要物资，当首都长安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平准机构就以较低价格抛售，而当某种商品价格过低时，就由平准机构收买贮存，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的做法。平准机构的设立，使西汉中央政府掌握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哄抬物价与操纵市场的不法行为，达到了“平万物而便百姓”的目的。可见，平准制度是封建国家通过经营吞吐关系，调节国计民生重要物资的供求，从而达到平抑物价目的的一种理财政策。东汉以后，历代统治者一度把桑弘羊的平准政策看得高不可攀，而逐渐将其放弃。直到唐中后期，刘晏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政策，他扩大了西汉耿寿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在边远地区设立常平盐，“每商人(盐商)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同时，为了与之相配套，刘晏还建立了一个掌控商业动态的情报机构。据此，收到“天下无富贵贱之忧”的良好效果。北宋时期，王安石在京师开封设立“市易务”，实行市易法。当市场上商品滞销时，“市易务”便出资购进，当市场上急需某种商品时，则由各行商贩以金银、地契、货物等产业作抵押，五人结保，向“市易务”赊购货物以进行贩卖，年息仅二分。市易法对活跃市场，便利商品供应，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稳定物价和调节市场的需求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从另一方面讲，由于“市易务”细大并举，专买专卖，中小商人和小商贩也受到限制与影响，这一点又在一定程度上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冲突。
值得注意，平准政策作为历代理财的一项重要措施，与古代西方利用行政、法律手段的限价措施是不同的。平准政策更注重利用经济手段，运用市场运作进行宏观调控。平准政策得以施行，要求国家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粮食和货币等事关国计民生的物资和财力，这一点，古今一理，中外相同，足资借鉴。同时，平准政策得以施行，还必须依靠国家手中能掌握全面而准确的财计信息和对仓储物资的详尽考核，要做到这些无疑必须充分发挥会计的核算和监督作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财计系统日益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决策信息中心和管理控制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财计的调控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和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和稳定经济方面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六、古代政府理财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至唐代为避太宗李世民讳，以前的民本主义也就变成了后来的人本主义。透过历史的治乱兴衰，可以看到，治国之道归根到底在于掌握民心。《尚书》有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在古代理财思想史上，很多理财家对人本主义思想有过阐述，他们逐渐认识到理财必须关注民生。先秦时期，儒家就曾提出“轻徭薄赋”、“节用爱民”的主张;管子则认为治国理财应以富民为先，因民所利而利之，他深谙政顺民心，知予为取之道，不主张以直接征税方式增加财政收入，而是借助市场，利用经济手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汉初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和轻徭薄赋政策，为解决财政困难，理财家桑弘羊继承和发扬了管子运用经济手段富国强兵的思想，不但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成就，而且辅佐汉武帝实现了文治武功;唐代刘晏在其理财过程中注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在税收方面，他几度降低税率，减轻人民负担，收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的理财成效。此外，由于他充分考虑百姓的感受，“因民所急而税”却能作到“取人不怨”，因此被称为历史上扰民较少的理财家。宋代王安石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他不但认为“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而且说：“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因此在理财制用的过程中，他明确反对以对百姓征税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并且围绕发展生产、安定民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张居正则在其固本安民思想的指导下，多次减免农民赋税。上述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本主义精神。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虽然管子的“予”是为了“取”，而刘晏寓税于价的做法也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质，但无论如何，这些理财家在制定政策时，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百姓的实际感受和负担能力，从而使百姓能够生活安定又感受不到负担沉重。当然，在事实上，由于阶级立场和利益的对立，故可以肯定地讲，封建地主阶级理财家们的出发点还不可能完全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只是他们通过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从人的实际需要出发设身处地思考百姓们的生活感受，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做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
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同时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制度又恰恰是为某种或某一方面人际关系的调整而设计的。欲求制度完善便必须以人为本。税收与财计制度设计当然也不例外。从理财的角度讲，经济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政治是分配财富的过程，财政分配和政治与经济形成一体两面的关系，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但无论财权掌握在谁的手中，也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愿意不愿意，财政分配都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并且要在统治者与百姓之间保持适当比例和把握住一定的限度。否则过分压榨和盘剥必定引起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从而最终影响到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由此可见，尽管在封建社会财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财政具有强烈的统治阶级私人财务的性质，然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也不能绝对否定封建国家的财政完全没有公共性质，理财家考虑到王朝的长治久安，从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也会考虑百姓的利益。
七、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的历史性影响
中国古代主要理财思想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后世理财家在传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这些思想转化为各项理财政策、制度与措施，并以此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变革，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理论与实践昭示今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任何时候都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当时的生产关系相应地提出变革要求，而在生产关系方面，在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中，财政分配又是占主导地位的分配关系，而财政分配的合理与否则又制约着生产关系能否改善，从而对生产力起着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因此，财计改革的实质及最终目标就是为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表明，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不同，但无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还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其它社会矛盾，往往首先集中地反映到财政上来，对财政提出改革的要求。古代政府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把财政理财作为解决上述各种矛盾，管理社会经济，调节利益分配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手段。因此，中国古代国家经济方面的改革多是以理财为中心展开的，历代理财家通过采取一系列理财政策和措施，大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发展生产，协调农商关系，以及摧抑兼并，缓和社会矛盾，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并最终起到了巩固其所代表的阶级的统治或延缓本阶级衰亡的作用。这是理财家政策成功的一面。相反，也有些理财家由于没有正确分析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而盲目地或一相情愿地制定政策与措施，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理财失败乃至财政失败，最终甚至影响到一代王朝的灭亡。同时，由于财计改革和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统治阶级部分当权者的利益，因而，实施的阻力通常是相当大的，斗争也是十分尖锐的。正因为如此，一些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也就往往因理财家本人的不幸而人亡政息，这就需要理财家们不但具有“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大无畏精神，还要具有通权达变的智慧。
历史经验证明：理财必须密切联系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民生需要。生产力的水平，社会经济状况是产生理财政策、制度的现实基础，理财思想和理论则是它的精神生命。理财制度的改革必须紧密结合特定时期和地区的人事，要做到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归根到底要迎合时代的潮流，符合民众的需要。历代理财家选择某种政策是在深刻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需要的同时，对先贤们的思想和理论进行传承与发展的结果，这些思想、理论与实践对近、现代国家的理财思想与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从重农抑商到厚农资商是商品经济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提高的结果。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原则的选择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制度变迁，至近现代社会，则更多地受到政府职能转变和财政政策积极与否的影响。古代实施平准政策的目的在于平万物以便百姓，从而维持社会稳定;现代政府的宏观调控则是在更高的起点和更复杂的环境下达到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和商品价格基本稳定，这其中财计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过去要抑兼并、均贫富;现在则要打破垄断，解决好贫富分化问题。时至今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政府直接管制日益让位于宏观调控。此外，理财思想和政策的最终落实都离不开强有力的财计组织保障和会计的核算与控制，因此理财必须不断完善财计控制体系和制度。中国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其政权的稳定统一，贯彻统治阶级意志，实现其经济集权，都将财计组织和制度的设计与改进作为体制建设的重点。当今，为强化管理，财计集权仍然是世界各国政府财计政策与制度建设的基本做法，并且财计制度设计也日趋严密。
无论社会经济怎样发展，土地和人口(人力资源)都是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都是理财的核心内容，人本主义是理财的终极目标，财计控制是理财的基本手段，由于资源稀缺与人类需求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量入为出和开源节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是理财的基本原则。纵观人类历史，世界上只要有民族和国家等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政治的分歧与经济的竞争就不可避免，作为政治的延续和经济竞争的最高形式的战争也便不可能消除。当今世界范围内贸易做到哪里，军舰就会开到哪里;资源埋在哪里，战机就会发生在哪里。因此，富国强兵将是政府理财的永恒主题。
作者：杨智杰
历史名人简介
1、千古帝谜——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21年，秦吞并六国，秦王嬴政(前259—前210)成为一统天下至高君王。两千年来，关于秦始皇的功过，也无定论。他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废分封，轩郡县，统一度量衡和钱币，使书同文，车同轨，立法创制，功莫大焉，因此，有人奉他为千古一帝。他筑长城，修阿房，造陵墓，焚书坑儒，酷罚苛政，奴役臣民，因此，又有人称他为天下第一暴君。秦始皇，说他生性残忍，心狠手辣，草菅人命，不为过。可他又纳谏如流，大肚能容。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2、无赖帝王——汉高祖刘邦汉高祖刘邦(前202年)正式称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他出身低贱，起于微末，投机造反，青云直上。在强手如林的乱世洪流中，连年征战，为王关中，楚汉相争，中原逐鹿，压倒群雄，登极称帝，汉承秦制，统一国，软硬兼施，巩固皇权，维持了汉家四百年江山。
3、雄才大略——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刘彻，西汉第五个皇帝，在位54年(前140—前87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多有建树的封建帝王。他继承“文景之治”形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局面，一改旧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革鼎新，励精图治，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把西汉王朝推陈出推向极盛时期，开创了历史上一个辉煌时代。
4、中兴汉室——光武帝刘秀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32年，28岁起兵加入绿林起义军三十岁称皇帝。他在兄长被害君主猜疑的紧急关头，忍辱负重，徐图大业，化险为夷;在兼并群雄的过程中，以智为上，攻战为辅，使天下重归汉室;以柔为道，以文治国，与民休息，善待功臣，中兴汉室，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颇大的一个帝王。
5.盛世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是唐王朝第二代皇帝，世所公认的古代第一明君，他的文治武功和辉煌业绩，万世景仰。李世民十八岁随父起兵太原，攻克长安，渐露头角。公元618年，李渊长安称帝，建立大唐王朝，李世民得封秦王。在随后的统一战争中，功勋卓著，时机成熟，弑兄屠弟，逼父退位，夺取皇帝宝座。他平衡群臣，恩威并重用，宽柔相济，任贤纳谏，修律谨法，以身作则，贞观大治，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文武双全一代明主贤君。
6. 智勇双全——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赵匡胤是北宋的建立者，他智勇双全，工于心计;把握机遇，应天顺人，黄袍加身，稳定臣民;南北用兵，统一全国;中央集权，重文轻武，张弛有度，宽柔有道;远见卓识，修身正已。烛影斧声，太祖之死，终成千古之谜。
7.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名铁木真，他是蒙古人最伟大的传奇英雄，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铁木真少年时代历经磨难，练就一身过人武功和英勇于练的性格。他深沉机智有大略，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在他的率领下，攻金国，打南宋，灭西夏，狂飚席卷，战无不胜。蒙古铁蹄从中亚细亚踏到了多瑙河和巴格达，他们留给欧亚大陆的是一个个“黄祸”的噩梦
8.旷世奇丐——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少年不幸，人生凄苦，当牧童，作和尚，脱袈裟，投义军，招兵买马，广纳人才，削平群雄，以猛治国，加强集权，铲除功臣;发展屯垦，减轻赋役等，他一身励精图治，勤奋好学，其文功武略，堪称一代英豪。
1 9.再造盛世——康熙大帝玄烨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烨，是大清一代最有作为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盛世明君之一。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大智大勇，除鳌拜，平三藩，收复台湾，三征葛尔丹，平定漠北，亲征雅克萨，打败俄罗斯，稳定疆域，整饬吏治，广揽人才，重农贵粟，勤勉好学。
10.风流天子——乾隆大帝弘历乾隆大帝，爱新觉罗.弘历是我国最后一个有所作为的封建君主。他在位六十年，实际执政六十七年。他的一生虽然比不上祖父康熙大帝，但凭借其自身的雄心大略，在治国安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好弄文舞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生性风流，不仅嫔妃成群，而且六下江南，踏遍秦淮花巷，尝尽苏杭风月。一部清代野史，多半由乾隆风流故事写就。 才高齐天
11.谋深如海——秦朝名相李斯 李斯，功过昭著的秦王朝名相，一生都在毫不伪饰地追逐功利权势，研学帝王术初投秦相吕不韦，后宫帏进言，献翦诸侯，灭六国，成帝王之策，得秦王嬴政信赖，驰骋于秦都。他以《谏逐客书》，说秦王取消逐客令，挽救了万千卿客，成就了大秦伟业。批驳分封，倡郡县制，一统货币，度量衡。著《仓颉》篇，创“小篆”，统一文字，有万世不灭之功。然而李斯也曾助秦始皇焚书坑儒，附赵高沙丘谋逆，最终为小人构陷，一代权谋大师腰斩于咸阳。功高亦李斯，过高亦李斯。
12.功冠群臣 声施后世——西汉开国名相萧何，江初谋略家，汉王朝开国名相。秦末，天下大乱，萧何乃一刀笔小吏，也能乘势而起，拥立沛公，反了沛县。劝刘邦避项羽锋芒，屈尊汉中王，立稳脚跟，徐图天下;他慧眼独具，月下追回韩信，使“汉兴三杰”到了刘邦一人手下，乃汉初开国两件大事，功在萧何。楚汉相争，萧何留守关中，为刘邦大军提供了充足可靠大后方，首功在萧何!汉王朝初定，治国安邦，颁法立规，更有“萧规曹随”之誉。身居相位，历时二主，善始善终;“功冠群臣，声施后世”的盛誉，太史公受之无愧!
13.奇谋善变 不下三杰——汉初名相陈平，秦末汉初谋略家，始投魏王，继属楚王顶羽，后离楚归汉，佐汉王刘邦，一匡天下，终成汉室名相。汉初三杰，韩信受谤，被擒于云梦泽，死于钟室;萧何遭谗，曾械于牢狱;张良惧祸，托言闲游。陈平却久居相位，且得善终，足见他官场权谋之老道，远在三杰之上。陈平之人多奇事：年青俊美，偏纳他人之遗孀，为当时笑谈。六出奇计佐汉，助高祖解白登围，又平定叛乱，使大汉江山天牢地固。陈平之人善谋身：高祖欲杀“连襟”樊哙，一边是真命天子，一边是皇亲国戚，陈平夹在中间受难，便对灵哭奏，解吕后构陷之心，王陈并相结交周勃，终于翦灭吕后势力，得了善终。
14.道破天下事 一策定乾坤——初唐名相房玄龄，大唐开国大臣，贞观名相，也是唐初居位最长的宰相。他为人多智，有奇谋，人称“房谋”。隋时，人皆言隋会长久，唯房玄龄慨然而忧，一语道破天下事：“今虽清平，其亡跷足可待。”云破日出，便走马投身秦王李世民，成为幕府谋主，助李世民扫平群雄，一统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玄武门事变，他是主谋，翦除太子党，助李世民得了帝位，可谓一策定乾坤!作为大唐宰相的房玄龄，贞观元年，图治安民，不遗余力，得太宗殊遇，被誉为“汉之萧何”，也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终至辉煌，儿子当了附马，女儿作王妃，如此功绩，也不枉其为大唐天下谋尽一生。
15.瓦岗军师 千古诤臣——大唐名相魏征，以直谏扬名天下。隋末，投瓦
2 岗，兵败归唐，佐太子，玄武兵变，易主辅秦王。唐太宗时，进为宰相，成为大唐王朝决策主要人物之一。魏征，有胆，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之言，而且不达目的不罢休，创了历史上君“畏”臣之先例，树了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魏征曾向太宗面谏五十次，呈奏十一件，一生谏诤多至“数十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坚定，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魏征一人。难怪魏征一 死，太宗大发感概“魏征殁，朕亡一镜”!
16.熙宁变法 争议不休——北宋名相王安石王安石，北宋神宗时名相。这位不甘寂寞的政治家，领导一场轰烈和悲壮的熙宁变法，从此这位勇士独撑大旗步入历史漩涡，成了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变法之前王安石被誉为“当世圣人”，变法后，司马大骂其为欲谋朝篡位的大奸臣;后来的宋徽宗对王安石推崇备至，而到了宋钦宗那里，竟成了北宋灭亡的魁首。作为文人的王石安，中国人妇孺皆知，而作为宰相，却争议不休，原因何在?
17.欲得天下好 莫如召寇老——北宋名相寇准，北宋宰相。太平兴国进士，景德元年称相。时值辽兵来攻，寇准力排众议，坚主抵抗，促使真宗前往督战，与辽订“澶渊之盟”，后王钦若陷害寇准，被罢相。寇准居官清廉，为世代楷模，他终生不蓄钱财，家中无歌伎，“有官居鼎鼎，无宅起楼台”，是时人对他的形容。
18.辅佐天骄 北国卧龙——元代名相耶律楚材，辽国皇族之后，元代开国大臣、名相。成吉思汗时，被召用，随后双扈主西征，观天象，卜吉凶，力劝成吉思汗不要妄杀无辜，得成吉思汗信任，遂为成吉思汗股肱大臣，尊宠至极。耶律楚材，上谏针贬时弊，保江山稳定，改革税制，武功文治，使蒙古统法者收到极盛之效。
19.帝王之师 救时宰相——明王朝名相张居正，他机巧善谋，治世有方：创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治黄整淮，修整边防，功在社稷，垂名后世。主政十年，救了明王朝，而得“救时宰相”之誉。张居正作为一名改革家，不在王安石之下，他没有贸然全面整顿财政，避开了统治势力的“痛处”，改革成功，国富民安于一时。张居正作为一代宰相，为国于民鞠躬尽瘁。身为帝王之师，力育天子，行非常之师德，可谓用心良苦。然而他尸骨未寒之时，朝野狼烟四起，一帮小人便开始秋后算帐，张被罢了官位，抄了全家。
20.文胆武略 官场楷模——清代名相曾国藩，清代名相，也是个清官。他步入仕途后，曾十年七迁，37岁当上二品京官。他奉行“立言、立功、立德”。立言，他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立功，他挽救了大清朝;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因此，他除了“一品侯”头衔之外，还有“中兴第一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贤”、“近代史之父”诸等称谓。曾国藩一生是极其成功的，名誉、地位，别人所有，他皆有，别人没有的，他也有。他成了毛泽东惟独佩服的人物，成了蒋介石心中完美的老师形象。
21.百家宗师 千古武圣——军师鼻祖姜子牙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际遇。前半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七十多岁仍一事无成;后半生得遇明主，大展宏图，伐商灭纣，兴周八百年之基业。这就是被后人奉为神祗的历史巨人—姜子牙。他追往古而知来今，通古今之变，知胜败之势，晓民众之意，精文武之道，操攻取之术，为文王、武王之师，倾商立周，兴周盛齐，救民于水火，为后世开创了吊民伐罪，恩及百姓的范例。百世而下，被尊为武圣，太公兵家宗师，堪称当之无愧的千秋军师第一人。
3 22. 智士能臣 千古奇人——先秦范蠡，先秦杰出谋略家，罕见的智士能臣。初，越王执意伐吴，未听范蠡劝阻，险些丧命。吴国三年，范蠡伴君处虎狼之中，石室忍辱，尝便献忠，为范蠡计谋，才保越王不死。事君复国兴越，苦身深谋二十年，兴师伐吴，让越王报了仇。待越王大宴群臣之时，看破“兔死狗烹”之局，毅然辞国相、大将军之官，退隐东海之滨，治产业，力经商，十九后中三致千金，成了巨贾，名扬天下，令同代人望尘莫及，也叫后人难继项背。范蠡，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不精通，于从政，于从商，总是得心应手，堪称千古奇人。
23.谋取天下 如烹小鲜——兴汉三杰之首张良，本韩国壮士，身负家国沦亡之痛，一心想行剌秦始皇，光复故国河山。因其仗义任侠，虚心上进，因而先得优越性世兵法，后广交志士豪杰，并与刘邦相交莫逆。在秦末群雄并起的混乱时刻，张良投靠刘邦，可谓目光高远。张良善谋大计，不为假象所迷。鸿门宴上巧妙策划，进退有据，让项羽无可奈何，刘邦亦全身而退。略施反间小计，便令项王军臣相疑阵脚自乱。末了，又以奇兵突袭，垓下一战而天下。
24.羽扇纶巾 智多巨星——蜀汉军师诸葛亮，古今中外，闻名遐尔。他是军事战略家，运筹惟帷幄，决胜千里。他神机妙算，奇策泉涌，智谋纵横，出神入化。如隆中妙对，巧借东风，赤壁之战，巧取四郡，奇袭荆州，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等，无不闪其智慧的光辉。诸葛亮，又是安邦治国的政治家。做一代名相，他奉行法制，助刘备安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德威并举，儒法并用，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不朽贡献。
25.学富五车 功盖孔明——东晋王猛，人称“赛诸葛”，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政治谋略家。东晋五胡十六国，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王猛择主而事，辅苻坚据秦州趁势而起，建立起前秦王朝，小小“前秦”之所以能枭视群雄，统一北方，堪称“常胜将军”。在治国上，独展长才，不但国泰，而且民安。可惜王猛英才早逝，五十一岁便撒手人间寰。
26.少志凌云 相知重臣——中唐谋略家李泌.李泌是唐朝中期的一位特殊人物，他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又是肃宗、代宗、德宗的顾问。在安史之乱以及以后的动荡年代里，他深谋远虑，全局在胸，避开祸端，为国家解决财政困难、安定边缘地区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唐王朝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
27.半部论语 治理天下——北宋佐国良臣赵普，北宋佐国良臣，他以孝行感动赵匡胤，以对局势的锐敏观察和果敢应变，导演了黄袍加身的好戏。他力劝太祖御驾亲征，迅速平定了众多割据政权。从唐末以来的乱世争纷中，他清醒地意识到藩镇之危和穷兵黩武带来的隐患，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改良措施，杯酒释兵权堪称最佳注脚。史称赵普贵为国卿，亲若家相，沉厚多智，善断大事。从其三落三起，长达五十年的仕途生涯可略窥忠君佐国之道。
28.神机妙算天地间——大明朝军师刘基，年青时即学识渊博，“通古今之变”。初时，效力元朝，后因不满其腐朽统治，从而走向反抗，为大明江山创立出谋划策，立下不朽功勋。他为官清正，一贯反对贪官污吏，主张廉洁奉公。他性格倔犟，不畏强权，不阿权贵 ，洁身自好，超然物外，可像他这样神智过人的人也终难逃小人之陷害，以致抱恨而终。
29.遁迹空门 和尚军师——明成祖功臣姚广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佛教盛行，和尚多如牛毛;在威雄壮的历史中，计定江山的谋略家灿若繁星，但超尘脱俗，四大皆空的和尚积极用事，却极为少见，姚广孝就是这一位奇特神秘的
4 人物。明朝洪武末年至永乐年间，风云变幻，在惊心动魄的政治舞台上，姚广孝身披袈裟，口喧佛号，是地地道道的和尚，但策划兵变，指点江山，又是货真价实的军师。他最擅长出谋划策，决胜千里，也能亲自指挥千军万马，守城却敌，在成祖朱棣夺取江山的创业中勋功第一。
30.蛟龙出头 佐清智囊—— 范文程，初为大明生员，后努尔哈赤誓师南下，他沦身为奴。皇太极登位，范文程悟移人生，甚有政治家之见识。守遵化，突围力战，战功显著;行反间，功不可没;劝降明军，乃得头功。后得皇太极重用，成肱股大臣。谏言天下，计取中原，禁令士卒勿抢百姓，乃收民心，废除增加田税，乃快民心，争取汉臣归顺、合作，乃治民心。范文程，为清朝打江山，立下了不世之功，不亚汉之张良，明之刘基。
31.乱世英杰 一代兵神——吴国名将孙武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群雄逐鹿，一代兵圣孙武，隐居于山野，闭门研读兵法。伍子胥慧眼识人才，向吴王大力举荐。兵神横空出世，率三万吴军五战五胜，大破十余倍的楚军，楚昭王落荒而逃，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最终勘破名利，飘然而去。一部《孙子兵法》更令孙武之名万古长青，成为中华文化史上最为绚丽的军事艺术之花。不仅照亮了中华兵学的长空，更突破了传统，走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文明：经济、哲学、医学、体育、文学，都被孙武的人生智慧刻划了或深或浅的烙印。并为世界军事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32.纵横天下 一战扬名——秦国名将白起。他聪明好学，不负父亲期望，在率兵伐韩的战事中，屡出奇兵，一战扬名。此后数十年，白起统率秦军南征北战，战无不胜。设疑兵麻痹魏、韩联军，迫使求和;以水淹之计，迫使楚国迁都;与赵军长平之战，堪称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之作。白起以诈败之计诱敌深入，然后聚歼;也以常胜将军的美名，永载青史。白起性格耿直，屡抗秦王之命，最终落得个赐剑自刎的结局。
33.“生死一知已，存亡两妇人”——大汉名将韩信。韩信祠庙上这副对联生动开象地概括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萧何有举荐之恩，偏又夺命无常。漂母救命在前，吕雉诛杀于后。观其一生，功莫大焉，然而憾事亦多也。忍辱胯下，成就千古佳话。舍项羽，投刘邦，堪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后登坛拜将，奇兵渡陈仓，以闪电战接连平定了三秦、魏、赵诸地，攻城掠地，成为汉名将之首，一跃手握雄兵的实力人物。
34.驰马立功 将中名将——西汉飞将军李广。飞将军李广，以“良家子”身份，投身从伍，因其身材魁伟，两臂修长，骁勇无比，骑射无双，成为军中之翘楚。他不仅勇于冲锋陷阵，冒险御敌，更体恤士卒关心下部，因而深受爱戴。上郡 一战，他率领百余人对阵数千匈奴。河西战役，他领四千先锋，遭遇十倍敌人的围困虽拼命血战突围而出但功过相抵，未得丝毫赏赐。他一生大小七十余战，依然未能封侯，却被刀笔吏逼上绝路。
35.野小子金龟婿——击破匈奴的大将军卫青汉武帝时，平阳公主的一个女仆与县吏私通，生子取名卫青。因身份卑贱，饱尝屈辱和虐待。因偶被武帝相中，时来运转 ，拜将讨伐匈奴。他胆略惊人，孤军深入，越过长城，直扑西域，大获全胜，奏凯还朝。尝到甜头的卫青更大胆，每每驱军数千里，踏冰雪，顶风沙，迂回侧击，出其不意，经历河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终于解除了匈奴之患。从前忍饥受冻的野小子，终于扬眉吐气，娶了以前的主人，当今皇姊平阳公主为妻，小小人物，一跃入龙门。
36.功盖天下 位极人臣——中唐名将郭子仪青年郭子仪刚毅勇猛，不畏贵
5 权，在被押赴刑场时，依旧昂首阔步，毫不惊慌，其凛凛潇洒状，为李白大为叹服。他居于开元盛世，却能居安思危，勤练军马。及至安禄山兴兵反唐，郭子仪挥师讨逆，肩负起扭局的重任。临敌决战，筹谋划策，以假乱真，虚张声势，单刀赴会，恩威并重，便解之围。他为了减轻军费开支，不顾年迈体衰，亲自下田耕作。治军宽厚，爱民如子，深得国人爱戴。七子婿皆为朝作官，为了避免是非，多次拒绝朝廷的高厚奉禄。
37.大鹏虎将 千秋义士——宋朝抗金名将岳 飞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宋朝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之一。他少年时便有壮志，四处拜访名师，习武读书，孜孜不倦。十九岁应征从军。他作战勇武机智，灵巧兼备，攻必克，守必固，一生历经大小一百三十余次战斗，无一败绩。他治军严谨，赏罚分明，大军所至，闻风而逃。恢复故疆宏愿，眼看就将大功告成，朝迁却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催其撒兵，大好形势付诸东流。青山顿首，江河呜咽，一代英杰竟含冤蒙难于风波亭。天日昭昭，正气何在?
38.昔日放牛娃 开国擎天柱——明朝开国名将徐达问苍茫乱世，谁主沉浮?淮西庄稼汉徐达应声而起，助元璋，举义旗，横扫江南如卷席，舍去肉身作人质，深得太祖嘉许。他驱火船，匹马当先，战鄱阳，围平江，破敌不忘民心。他顺应天时地利，驱雄兵，克大都而不骄，扫西北而不倦，镇边关而不怠，堪称将中良玉。他生性温和敦厚，功高而不忘谦逊处世，纵然朱元璋百般宠信，任不忘君臣之秩，时时小心应对。
39.“万里海疆赖汝平”——抗倭名将戚继光戚继光，明朝抗倭名将。明嘉庆三十四年，他被调防到倭患最为激烈的浙江前线，要求将士必须学习武艺，提高全军战斗力。这支经过言传身教，纪律严明的“戚家军”，迅速成长为抗倭寇的主力：血战合州城，设伏上峰岭，千里援福建，夜袭仙游短短数年，便将东南的倭贼消灭殆尽，大壮了我中华国威，成为抗击侵略、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值得一提是，戚继光不仅创作了多部有价值的军事理论著作，在实践中，还发明了一些克敌致胜的武器。
40.半百授衔 中兴名臣——清代名将左宗棠的前半生可谓碌碌不得志：读读闲杂文章，做幕僚，出主意，代替主人写奏章，回老家募兵筹饷。他的机遇来自乱世兵荒，五十岁是个起点。另组湘军，初显锋芒;追剿义军，小败大胜，官衔越来越高，手下难免鲜血横流，所以人称“左剃头”。他志坚、性刚，老而弥辣，身为洋务派先驱，他整海防，肃军纪，办船厂，发动民众，保家卫国，反对与法寇议和?其志可嘉，其意可怜。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之笔。
41.太监宰相第一人——秦?赵高本赵国贵族后裔，春和灭时被掠入秦，父子先后被阉，少年赵高饱尝人间辛酸。入宫后暗立复仇之志，忍辱负重悉心侍侯少公子胡亥深得秦始皇赏识。公元210年，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策划阴谋，巧言厉色拉李斯下水，瞒天过海，矫诏逼杀公子胡苏，将大将军蒙括史弟下狱，成功邦助胡亥篡位。事后升为郎中令，控制朝纲。接着赵高充分施展其凶残手段，诛杀异已腰斩同盟者李斯，他指鹿为马，玩秦二世股掌之上，最后发动政变，逼杀二世。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天之灵他怎能明白，铁打的大秦江山竟然毁于一阉人赵高之手?
42.敛财弄权乱汉宫——东汉?张让东汉末，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宦官集团独霸朝纲，权倾天下。张让颖州(今河南禹州)人。他从宫中一杂役太监，逐步爬上太监首领中常侍。他怂恿昏君刘灵帝刘宏设立“四园卖官所”，公开卖
6 官敛财。又在汉宫西苑设“裸游馆”，专供灵帝淫乐，哄得灵帝喜笑言开。他“僭越”朝制，把自家庄园建得皇宫还高，又怕灵帝发现，挖空心思拿“天子不可登高，登高必遭大祸”来蒙骗灵帝，这个昏君竟然确信，还口口声声称张让为父，真是昏君奸臣，一路货色。张让率领十常侍，颠倒黑白除异已，捏造罪名杀朝臣，终于引起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不满。张让又先下手为强，诱杀何进，导致京师卫军变乱，杀尽宫中几千太监，张让也走上绝路，投身黄河。
43.太监军师——唐?高力士是大唐一代最有权谋的太监这一。他从一流浪少年，遭阉入宫侍奉女皇帝武则天，目睹深宫中种种险恶和残酷，逐渐领会了一套处绝学。“神龙革命”中他随机应变，择主而事，投靠李隆基，将主子武则天拉下马。后又出谋划策，助李隆基诛杀韦后和太平公主，终成唐明皇最忠实的心腹奴才。不过，高力士在创造唐朝“开元盛世”的过程中出过不少力，献过不少良策，这在中国历届太监中，算是出类拔荟的高人了。高力士在历史舞台上演出最精彩一出戏，是他一手撮合了杨玉环和唐玄宗的旷世姻缘。是他成就了杨贵妃，也是他在马嵬坡缢死了杨贵妃。成也力士，败也力士。真是美人一笑媚千古，空留长恨在人间。
44.阉海权宦 厚黑高手——唐?李辅国从夏朝到清代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宫中太监，成千上万，且不去说好坏忠奸，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印迹者不多，象李辅国这样的太监宰相，只赵高和他两人其后再无来者。大凡乱国枭雄，都有一套超乎常人的厚黑心术，李辅国是此中圣手。阿谀奉迎，溜须拍马，他不学就会。翻云覆雨，落井下石，他无所不能。谋害同类，残杀异已，他从不手软。从亲王、宰相到皇后、皇帝，有用时可成为手中权杖，无用了则手起刀落，痛杀干净。李辅国一生忙碌，谋权固位，巧取豪夺，拥城国之富，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尸弃荒野。
45.监军误国 流毒四海——宋?童贯，少年净身入宫，投于大太监李宪门下。他为人乖巧，揣摩功夫十分了得，精于媚术。徽宗即位后，他如鱼得水，使出浑身解数，献古玩，弄字画，用尽心思讨得这位风流天子的欢心，从此平步青云。他与蔡京联手，排挤朝臣。公(即蔡京)媪(即童贯)二相，朝内朝外，互相勾结，独霸北宋军政大权，朝野百官，尽出其门，童太监成了“童大王”。童贯独领兵权二十年，北宋在与辽、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国力日虚，他却兵权永固，足见他保权固位手段之高。
46.自阉走向富贵路——明? 王振本是一介失意文人，他从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宦官发迹擅权事例中，找到了一条代天行事，富甲天下的捷径，获得了自我阉割的精神力量。于是他像赌徒一样，把肉体和人格作为赌注，用自我阉割的代价，铺就一条飞黄腾达之路。他臵传统观念与社会议论于不顾，排斥辅政大臣;盗毁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的铁牌，使宦官公开地走上政治舞台;大权独揽后，疯狂敛财，打着皇权的旗号干预财政，贪脏受贿，把发财的主意打到了和尚尼姑头上;翦除政敌手段，阴险毒辣，肢解残杀刘球，为明英宗时期最为骇人听闻的惨案。王振专权乱政，导使英宗被俘，自已也送上绝路，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砸死，魂归黄泉。
47.八虎之首“立皇帝”——明?刘瑾，明史上最有名的太监之一，人称“立皇帝”。他少年入宫，凭借好用的头脑，学会一身钻营功夫，得到大太监李广赏识推荐入东宫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倾心尽力讨太子欢心，不久成为太子心腹内臣。太子继位后，刘瑾连连升迁，很快当上了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答天下奏章。他把贪淫乐的明武宗哄入豹房，炮制“奸党”名单，把56位正直朝臣
7 一网打尽。朝廷的一切决断独揽，成了无名有实的“刘皇帝。他还依靠东西厂和锦衣卫等机构大搞恐怖，使天下人人自危。又妄改朝制趁机广纳赂贿，朝臣纷纷仿效，贪风四起，明王朝由是江河日下。
48.阉海第一枭淫——明?魏忠贤，本是一市井恶少，目不识丁，却谙熟拍马绝技，入宫不久，得太监王安提拔，又与皇孙奶娘客印月打得火热，并接近万历皇帝，地位和权势与日俱进。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他和客印月开始揽权干政。他恩将仇报除王安，逼走魏朝，杖杀朝臣，大兴冤狱，捕杀东林党，私植党羽，自称“九千岁”，为历代阉官专权乱国的最高峰。他不仅献春药怂恿皇帝淫逸，自已娶妻纳妾，抢夺天下民女，害死多少薄命红颜。崇祯皇帝继位后，魏忠贤被除。
49.恃功骄横终伏诛——清?安德海，10岁入宫当太监，由于办事灵巧，颇有眼色，深得主子欢心，称他“小安子”。1861年，他遇到了一个机会，就一步登天。是年，咸丰帝临终密诏，由其独子载淳继位，肃顺等八臣摄政，并密令：如那拉氏弄权，可除之。安德海把遗诏密报那拉氏。咸丰死后，他充当那拉氏和恭亲王的密使，奔走于热河和北京间，使辛酉政变一举成功。“小安子”劳苦功高，慈禧太后破格提拔他为总管大太监。安德海成为慈禧心腹后，恃功自大，干预朝政，打压恭亲王，挑拔两宫皇太后，树敌众多，他疯狂敛财，骄横处世最后落个伏诛济南，身首异处的下场。
50.清代厚黑第一阉——李莲英李莲英从咸丰六年(1856)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宫，在清宫长达五十二年。是慈禧太后最宠爱的贴自太监，也是清代品位最高、权势最大、财富最多、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大宦官。他对主子的奴才嘴脸，和对同类的凶狠残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狐假虎威，有恃无恐，臵诸侯于脑后，视军机大臣为等闲，;朝中大员及外省督抚，无不对其巴结奉承，仰其鼻息。举凡国政朝纲、清廷要务，无不与闻，无不参预。
51.贪脏纵敌 害贤祸国——伯喜，春秋晚期人，生于楚国。因躲避父难投奔吴国，在伍子胥的引荐下，但任吴国太宰(大夫)，与子胥一起共谋国事。起初，由于尚未在吴国站稳脚跟，他与伍子胥同舟共济，出谋划策，为吴国出了不少力。得志后，便利用权力和地位，贪财纵敌，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拿人钱财，替人免灾。他助勾践引美女西施入吴，把夫搞得神魂颠倒，忘了杀父之仇，放过勾践一马，最终落得国破身死的下场。吴国既灭，他也完成使命，勾践毫不犹豫送他上了断头台。
52.祸国奸雄——安禄山.性狡诈多智，深得唐玄宗宠信，兼任范阳、卢龙、河北三镇节度使，带甲二十万，遂生反心，755年他同史思明自范阳起兵，发动叛乱，攻占了洛阳、长安。昔日威风八面的大唐天子，也惶惶逃离长安，直奔成都。安禄山攻陷洛阳后，纵军烧杀抢掠，好酒好色，不得人心。内部纷争日甚一日，一代奸臣死于亲生儿子安庆绪刀下，其人虽死，其毒犹存，好端端一个大唐帝国，从此江河日下，盛世不在。
53.盛世奸相——杨国忠.主杨贵妃堂弟，因杨贵妃得宠而入朝为官，李林甫死后，拜为右宰相，封魏国公。他本是一位无赖之徒，入朝之初，与李林甫臭味相投，狼狈为奸，后又相互争斗，代李而为相，一时权倾天下。杨国忠无能就不容能人入朝。他广收贿赂，纳一批贪劣者入朝，致使朝纲败坏，愚蠢者当道。他与安禄山争宠，加速了安史之乱的暴发，也把自己逼上黄泉路。
54.卖国求荣 屈身事敌——张邦昌张邦昌在金兵南侵，大宋王朝处于危亡之际，畏敌如虎，尤其害怕战争一起，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因此力主议和，向
8 金人屈膝投降。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被作为人质，送到了金营中，被外来征服者表面上的强大和气势，吓得手脚无措，痛哭流涕地向金人求饶，他的丑恶表演，丢尽了大宋王朝的脸面。张邦昌被金人推举为大楚皇帝，定都南京。虽登位时间仅仅只有三十三天，但他丝毫没有敷衍金人，徐图后举的打算，而且心甘情愿地卖国求荣，为敌效命。成为千古遗臭的民族败类。
55.乱政专权 误国害民——蔡京.有才无德，乱政专权，长达二十年。他打击迫害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被卷入这次政治漩涡之中达309人之多。他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大兴土木，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倾家荡产;他胡作非为，把北宋拖到了灭亡的边缘。蔡京为官期间，贪脏枉法，收刮民脂民膏，在南逃时，家中的金银财宝装了满满一大船。途中为防不测，还将四十余担金银珠宝放在族人家里。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落得个死后没有棺材的可耻下场。
56.通敌卖国 残害忠良——秦桧.秦桧之奸，一是害人太多，二是甘为金贼，三是私惠亲旧，贪得无厌。他杀岳飞，残害忠;阻挠抗金，倡议和，跪拜金人;屡施手段，破坏北伐。秦桧之阴，尽显其于政治清洗之中，制造党祸，打压政敌，赵鼎、李光、王庶、胡铨、张浚被整，党祸、文祸、言祸令人胆颤心惊。秦桧厚颜，掩盖罪恶，为己立碑树传 ，欺世盗名，其做官权谋，可谓独特。
57.狂征暴敛 心黑手毒——阿合马.阿合马步入政坛后，一手遮天，植党专权，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干了不少坏事。他一方依靠自己的地位和职权，采用花样翻新的敛财手段，狂征暴敛，民不聊生，致使天下怨忿;一方面植党专权，诬杀异己，损公肥私强占民田，挟权经商，获利归己，同时运用各种手段，把良家妇女据为己有，妻妾达四百余人。阿合马被杀死之后，在他家中收出两张人皮，生活腐配，心狠手毒，令人发指。
58.巨奸大恶 贪贿误国——严嵩.严嵩出身平寒，中进士入仕后，直到四十八岁，才悟出窍门：要想当官就得说假话，巴结权势，。于是，他变计逢迎，多方运动，入京做了礼部尚书，得到了明世宗宠信，登上了首辅宝座。发迹后，他贪权残暴，恩将仇报杀恩人，陷害同僚，臵死地而后快。专权乱政，导致了明王朝蒙受外敌入侵的奇耻大辱，祸 国殃民却让别人充当替罪羊。革职抄家后，他死在墓舍中。
59.欺主乱政 专横跋扈——鳌拜.鳌拜出身将门,自幼弓马娴熟，技艺高强。他力大难制，性情凶暴，驰聘疆场，战功赫赫，有勇士之称号，得以封官晋爵。在皇太极死后，他为顺治帝幼年继位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得顺治帝信任。康熙即位，为四辅大臣之一。他广植私党，滥施权力，后被 少年康熙智擒，革职拘禁，病死幽所。
60.惊世巨贪——和珅 ，满洲正红旗人，世袭三等轻车都尉,巧附机缘而得乾隆宠信，渐次升为御前侍卫、护都统、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大学士、以至封为公爵，位极人臣，独揽大权。他精于观测揣摩谄媚逢迎，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被观之于心，极尽讨好之能事。在他当政二十年间，其私人财产超过国家十年财政收入，为“天下第一号大贪官”。
61.性格坚毅 不让须眉——吕雉在中国上古时代，处于权力顶峰的国王、君主、皇帝宝座，是男人的专利，女性可望不可及。经过楚汉相争战火洗礼的吕雉，巾国不让须眉，在历史上第一个站出来向皇位男性格局叫板，勇于向在男人垄断的政权世界里角逐争锋，斩韩信，剁彭越，临朝称制，开外戚专权先
9 河，变刘家江山为吕氏天下，呼风唤雨，让男人们低下高贵的头颅，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执掌国家大权、政绩卓著的巾帼枭女。
62.北魏女枭——冯太后南北朝时期振兴北魏的“太和改制”，人们往往把这一功劳归于孝文帝，其实改制的真正主持者是文明太后冯氏。他降世之后就历尽磨难，从一个卑贱的宫中婢女，一跃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文成帝死后，她采取果断措施，平定乙浑之乱鸩杀献文帝，两度垂帘听政，执掌朝纲二十年，。在以男宠为股肱之臣的核心集团辅佐下，大力推行“均田制”，和“三长制”，严励打击贪官污吏，实行汉化政策，富国强兵，把北魏的封建化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碑，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3.中国唯一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最大限度地开发青春美貌和肉体资源，迷住唐太宗，施展媚态拴住唐高宗;扼死亲生女儿换凤冠，毒杀亲生儿子霸皇权;利用酷吏消灭政敌，借助头颅平息危机。心狠手辣被后世称为“千古未有残忍之人”。她极有耐心地经营了50年，终打破皇位男性化格局，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64.武则天的影子——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美艳而工于心计，能屡屡避祸，死里逃生，巧用谋略，铲尽韦武集团，为匡扶李唐皇室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唐代除她母亲武则天以外，第二个在政治上最为杰出的女性。随着她的地位和威望上升，权力欲愈来愈大，不但参与朝政，而且要把握天下。每有军国大事，皇帝总要请她商议;每见宰相有奏，睿宗总要先问一句：“这是与太平妹妹商量了吗?”当她密谋太子，“以窃威权”之际，万万没有想到，唐玄宗“七月三日事变”，将太平公主赐死。
65.铁马红颜——萧燕燕.萧燕燕正式登上政治舞台这初，面临的是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的艰难局面。她处变不惊，沉着果断，在皇权受到威胁之时，毫不犹豫舍去亲情，亲手鸩杀了大姐和二姐，同时广揽人才，在韩德让等蕃汉臣僚的辅佐下，顺应历史趋势，仿效中原王朝的统治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整饬内务同时，东征高丽，迫使其称臣纳贡;西讨阻卜，降伏其众;挥师南下，活捉杨业，结束了宋辽双方的长期战争，重振辽王朝雄风。萧燕燕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武功卓越著称的皇后，而且也是推进契丹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女英雄。
66.大清定海神针——孝庄文太后，一生饱经风霜，波澜壮阔，。她经历三朝，辅佐两帝，运筹后宫，不临朝擅权，顺应时势，不固执旧制。宫廷争宠，可以毒死亲侄子;入主中原，不耻色诱洪成畴;为了儿子保位子，舍得身子嫁叔子;胁助孙子擒鳌拜，平三藩，堪称建立大清王朝的定海神针。雍正皇帝赞扬他的太祖母“统两朝之养孝，极三世之尊亲”。
67.阴狠毒辣老佛爷——慈禧太后慈禧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咸丰尸骨未寒，她就发动政变，铲除顾命八大臣，登上政治舞台，垂帘听政，独掌大权。她在长达48年的统治中，政治上专断，思想上守旧，生活上糜烂，性格阴险毒辣。先后毒杀慈安，害死两个皇帝，三度垂帘听政，和大小帝国主义签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断送了大清江山，而且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有一副对联对她的一生作了概括：奇女子热面孔善结人缘一手遮天风风雨雨控驭中国多至半个世纪;妖妇人冷手腕暗含杀机三次垂帘听政忽忽喇喇奴役臣民将近四亿人口。真可谓形象生动!
68.乱世艳谍——川岛芳子，本是清末皇族的一位公主，地道的中国人，幼时被其父送给东洋人作养女，在日本帝国的教育熏陶下，蜕变成为二十世纪
10 三十年代的乱世艳谍，在日本红极一时，享有“帝国之花”的美誉，一度成为当时日本青年的青春偶像。川岛芳子在日本侵华的十五年间，以中日两国军、政、财界为舞台，周旋于东京、东北、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利用娇艳的身躯猎取情报，在暗杀张作霖，抢走婉容皇后，拥立满洲国以及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干了许多罪恶勾当，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以汗奸叛国罪枪毙于北京，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69.“雷山老母” 汪伪第夫人——陈璧君，原本南洋华侨富商之女，巧遇汪精卫在铁窗内结成“患难夫妻”。抗日战争全面暴发以后，她夫唱妇随，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一夫人”。她秉性爱出风头，汪精卫的政事，没有她的干预，会常常办不成。汪在白天在会上决定的事情，夫人一反对，第二天开会又再议，汪先生准会推翻。她生性泼辣，连蒋介石也敢骂，被称为“雷山老母”。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被国民党当局诱捕入狱，后被终身监禁。于1959年6月17日病死在狱中。
70.横跨三个世纪的耀眼女性——宋美龄，这位曾风靡一时的“第一夫人”，横跨三个世纪的时代女性。由于她的家世和婚姻，加上独特的个性和才貌，一度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女人。她参与朝政，干预蒋介石，穿梭于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一时间有关她的传说象神话一样遍布世界。而她毕竟是个女人，也有女人的需要和女人的情怀。江河日下，流水无情，随着蒋家王朝大厦的倾塌，她个人的悲剧也不可避免。
71.投机人生皇帝梦——袁世凯清末民初袁世凯，投机人生，刚刚还是维新运动的极积支持者，一会儿又成了仇视变法的慈禧太后的座上宾;昨天还做作着的内阁总理大臣，一晃又成了***大总统。当袁氏妄图恢复帝制，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之时，终于败露了投机者和独裁者的本来面目。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仅仅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袁氏军阀集团四分五裂，他也在众叛亲离的绝望中，孤身只影走向了黄泉路。
72.狐狸心计 北洋军阀——段祺瑞.段祺瑞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是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历史人物。他早年留学德国，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受到袁世凯的提拔重用，参与北洋军阀的创建，被誉为“北洋之虎”。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成为北洋军阀的最高指挥官，镇压武昌起义，逼迫清帝退位;左右开弓，支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参与镇压二次革命;袁死后，他成府院之争的主角，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向日本大量借款，与日本签订密秘《军事协定》，并批准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他一手策划直皖大战，在两次直奉大战中，翻云覆雨，制造政潮;北京政变后，东山再起，出任民国总执政，弄权卖国，变本加厉，丧心病狂地制造了“三?一八血案，在民国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页。
73.先当土匪 后当元帅——张作霖张作霖统治奉天、东北、华北长达十三年之久，从一个绿林好汉，爬上国家元首的宝座。他天性狡黠，大胆勇为。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与群雄相比，在于他擅于收揽人心，礼贤下士，并能薄以待己，宽以待人，且能深谋远滤。他在当土匪时，就力求发展，扩充实力，并以实力作为投靠官府的资本，终于走上官途。张作霖嘴上总说：“我是一个武人，不懂政治。”其实他脑筋灵活，是一个思想敏感的人物。法军福煦元帅在沈阳见到他时，说过：“张作霖两只狐眼，机警过人。”
74.乱世狐狸 投机革命——阎锡山 20世纪上半叶，晋系军阀集团统治山西38年，首领阎锡山成为“不倒翁”式的人物。人称“乱世狐狸”，能独霸山西而不倒，他自有一套独特、狡诡的生存方式。为了自己的生存，一会儿联合
11 直、奉军去打西北军，一会儿又联冯倒蒋，导致百万大军血战中原;面临民族危机，在与国共、与日卫的关系中，玩着“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游戏。他搞“保境安民”，修筑窄轨铁路，竭力拥有自己的金融和军火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以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国共停战，把自己拴牢在蒋氏内战的战车上，终于始自己归于覆灭。
75.秀才大帅——吴佩孚.吴佩孚早年曾考中秀才，后三入军事学堂，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对用兵“诡计”，十分精通，文武双全，时人称之为“秀才大帅”。他善于捞取政治资本，多次倡言开国会，要求停止内战，甚至宣扬“四不”主义，欺骗民意。直皖战争中，他采取以逸待劳、随机应变策略，只打了三天就迫使段祺瑞通电辞职，被帝主义说成是中国的“强者”。他虽精通诡谋，但在北伐军打击下，几十万人马灰飞烟灭，赤手空拳发出了愿为“太平之民”的哀鸣，最后落了个死得不明白的下场。
76. “北洋之狗”——冯国璋 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时，延揽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三人，并委以重任，时称“北洋三杰”。北洋人中戏称：王龙、段虎、冯狗，这就是“北洋之狗”冯国璋的来历。“冯狗”有两面之意，一是忠诚，即忠诚北洋团体，忠实于袁世凯;二是善于迎合，善讨主人欢心，同时善变。表现心无主宰，胸无定见。然而，他善于见风使舵，便中取利，在三杰中，唯有他坐上了国家元首的宝座，尽管只是“代理”，但毕竟是叱咤风云的乱世枭雄。
77. 西北恶狼——马步芳.马步芳自幼随父从戎，深知枪杆子是马家命脉，为扩充兵力，大量收罗盗匪，仿照国民军的军事训练整饬部队，中原大战暴发后，成为马氏家族的主要代表，横行西北，当上了“青海王”。他利用宗教家族势力、地域观念、民族纠纷、愚昧政策和镇压手段，控制压榨青海及周边地区的各族人民，实行血腥的反动统制，甘心充当蒋介石门下恶狗，疯狂围攻堵截红军，犯下了滔天罪行。1949年西北解放，马步芳势力土崩瓦解，被迫逃离大陆，于1973年，客死沙特。
78.政治变色龙——盛世才.盛世才早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怀着政治野心进入新疆，“一炮成功”当上“新疆王”。为了独揽军政大权，他用“三把刀”铲除异己，不惜杀害自己亲弟弟。他盘踞新疆十二后之间，费尽心机，上演了政治变色龙一幕幕丑剧：一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时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生主义，一时是联***员，还自封中***员，一时又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保其“新疆王”的宝座，排除一切派系，不使大权旁落，要的是完全独裁。
79.杂牌军阀中的枭雄——杨森辛亥革命后，四川大乱，军阀层出不穷，他们或投机革命，或拥兵自重或荼毒民生，给人民带来无穷痛苦，给社会经济造成惨重破坏。杂牌军阀中的枭雄人物就是人称“川蜀耗子精”的杨森。他早年就学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后来投机革命，加入同盟会，参加护国运动。北阀战争时，担任军长之职。他一方面，与武汉国民政府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与北洋军余部暗行勾结，蒋介石政权巩固后，他拥蒋***，进攻红军，成为蒋介石宠信，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在民国期间，杨森以妻妾多闻名，世人称夫人成连，子女成营。
80.混世魔王——张宗昌，他本是家乡遭人唾弃的浪子，凭着一股劲闯关东，在动荡年月，闯出了混世之道，从东北到江南，为奉军开路，不愧见风使舵高手，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在山东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他没有
12 文化，做事荒唐，丑态百出，为世人所笑。他摧残妇女，残害人民，祸国殃民，遭到众人唾骂，是横行一时的大军阀。
孔子 ：(公元前551年9
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今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修订了六经(分别为：《诗经》、《尚书》、《礼记》、《乐》、《周易》、《春秋》)。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了《论语》。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墨子 ：( 约在公元前
468年～前376年)，名翟(dí)，又称墨翟，战国时期鲁国人(滕州)。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十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
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老子 ：(约前580年—前
500年之后)， 原名李耳，字伯阳，又称老聃，后人称其为“老子”,河南周口鹿邑人，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世界文化名人。著有《老子》一书，后人称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合称《道德经》，共81章，是道家思想的主要来源，也是世界上除《圣经》以外被翻译最多的经典。
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老子与后世的庄子并称“老庄”。
孙子 ：孙武(约前54
5年—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他是兵法家孙膑的先祖。
孙子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13篇，被重用为将。他率领吴国军队大破楚国军队，几近覆亡楚国。其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孟子 ：(约公元前372～
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城市)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与孔子并称“孔孟”。
后世追封孟子为“亚圣公”，尊称为“亚圣”。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鲁等诸国，希望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
庄子：(约前369年—前
286年)，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宋国蒙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同宗楚威王之聘，生平只做过漆园吏，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其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誉为得老子精髓最多的二人之一(另一人为韩非)。
庄子提出“内圣外王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庄子洞悉易理，深刻指出“《易》以道阴阳”;其“三籁”思想与《易经》“三才之道”相合。现存《庄子》一书33篇，又名《南华经》。
屈原：(公元前340年～
前278年)，姓芈，氏屈，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人，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人。主张联齐抗秦，提倡“美政”。是中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思想家和伟大的政治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在汨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离骚》《九章》 《九歌》 《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
荀子：(约公元前313-
前238)名况，字卿，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中国战国时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很大发展，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做比较。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当的贡献。著有《荀子》32篇，代表作有，《劝学》、《天论》等。
韩非： (约前280—前233)，
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尊称韩非子。韩王歇(战国末期韩国君主之子)，荀子的学生。作为客居秦国的法家代表，备受秦王嬴政赏识，但遭到李斯等人的嫉妒，最终被下狱毒死。他被誉为得老子思想精髓最多的二人之一(另一人为庄周)。
著有《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十余万字。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主张君主集权，提出重赏罚，重农战，反对儒、墨，主张变法改革。《韩非子》中许多当代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
吕不韦：(前292年—前
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 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让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担心被诛杀，于是饮鸩自尽。 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书成之日，悬于国门，声称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此为“一字千金”。
列子：郑国莆田(今河南
郑州)人，名寇，又名御寇，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列子》又名《冲虚经》，是道家重要典籍。属于诸家学派著作，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能开启人们心智，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相传是列子、列子弟子著作的汇编。
今本《列子》八卷，全书共载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134则，基本上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每篇文字，不论长短，都自成系统，各有主题，反映睿智和哲理，浅显易懂，饶有趣味，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相媲美，但在意境上远远超越《伊索寓言》。
中国古代名人别称
1 秦皇陵宫
宋代马远，擅长作画，但他画画有个特点，只画一个角或者半边，而留出大片的空白，让人寻味，因而，人们给他一个绰号叫“马一角”。
宋代鲁宗道曾任参知政事，以忠直闻名，因他的姓以“鱼”字为头，人称他为“鱼头参政”。
南宋末年的宰相贾似道，玩物丧志，无心治国，热衷于斗鸡走马，饮酒宿娼，还喜欢斗蟋蟀，经常和群妾一起趴在地上观蟋蟀相斗，并将所谓的经验写成一部《促织经》，时人称他“蟋蟀宰相”。
南宋文学家郑思肖原名某，元兵南下灭宋后，兹改名思肖。思肖者实为思赵宋王朝也。改名后，思肖隐居吴下，自称“三外野人”。
宋代诗僧如璧，名饶节，字德操，博学能文，尤长于诗，其中有“间携经卷倚松立，试文客从何处来”的佳句，被人称为“倚松道人”。
元代诗人袁凯，工诗，有盛名，性诙谐，常背戴乌巾，倒骑黑牛，游行九峰间。尝在杨维桢座赋《白燕》诗，颇工丽，人因呼为“袁白燕”。 元代廉希宪喜读书，尤其精研《孟子》，忽必烈称他“廉孟子”。
明代诗人杨基，其写景诗作描写简练，具有自然韵味。因其写有《春草》一诗，人称其为“杨春草”。
明代陈谔，为顺天府尹，每入朝奏事，说话都很大声，皇帝常称他为“大声秀才”。
明代陈献章，学问渊博，授徒无数，教授学生学习要以自然为本，人称“白沙先生”。
明代御史冯恩，刚烈正直，人们赞叹他“铁膝、铁口、铁胆、铁骨”，称他为“四铁御史”。
明代王琎，任宁波知府，生活节俭，一日吃饭时，发现有一碗鱼羹，怒骂妻子忘记了过去的苦日子，立即撤去鱼羹并把它埋了，时人称他“埋羹太守”。
明代周新，官任御史，敢于对抗权贵，人称“冷面寒铁”。
明朝况钟，任苏州知府，惩治贪官，公正严明，人称“况青天”。
明代刘吉为丞相，生性奸诈，多次被人弹劾，但都安然无恙，人们因他耐 弹，称他“刘棉花”。
明代叶宗行为钱塘县令，为官清廉，下饭常只有一盘咸鱼，时人称他“钱塘一叶清”。
明代的武将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五人投靠魏忠贤，助纣为虐，被人称为“五彪”。
明代史忠，性格豪放，为人刚直，不避权贵，所居之楼叫“卧痴”，自号“痴翁”。
清代学者纪晓岚，才华出众，有“河间才子”的美誉。一生嗜吃猪肉，以及抽大烟。他的烟杆子特别长，烟袋子特别的大，时人称“纪大烟袋”。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特别仰慕文学家、书画家徐文长(字青藤)，自称为“青藤门下走狗”。
清代济南诗人王苹的两首诗中分别有“乱泉声里才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和“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有人行”之佳句，被人称为“王黄叶”。
清代王士祯《蝶恋花·和漱玉词》有佳句：“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被人称为“王桐花”。
清代江西南昌知县石家绍，尽心民事，老百姓爱戴他，称他“石爹爹”。
宋代朱浚，为驸马，官至两浙转运使兼工部侍郎，每次上奏，一定要写上“万拜”，时人称他“朱万拜”。
宋代孙长孺，酷爱学习，喜欢搜罗书籍，专筑一楼藏书，人称“书楼孙氏”。
宋代刘安世做谏官时，敢于在宫殿上直言，不怕皇帝发怒，时人称为“殿上虎”。
宋代张威，官至扬州观察使，统兵打仗，战无不胜，战斗越激烈，他精神越好，两眼变红，人称他为“张鹘眼”。
宋代王德曾率十六骑夜入隆德府，生俘金国姚太师。宋钦宗问姚被俘时情形，姚说：“臣被俘时，只见有夜叉来到面前，无从反抗。”王德因而被人称为“王夜叉”。
宋代喻汝砺，气节高尚，反对与金议和，曾摸自己的膝盖说：“我是不会
让你弯曲的。”时人称他“扪膝先生”。
宋代钱剀(右边应是“页”)，曾任殿中侍御史，刚烈正直，苏轼有诗赞他“乌府先生铁作肝”，人称“铁肝御史”。
宋代李若拙，为人崇尚气节，自号“五知先生”。“五知”即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
宋代词人谢逸，字无逸，临川人，曾作《蝴蝶诗》三百首而闻名于世，世称“谢蝴蝶”。
宋代词人张先喜欢用一“影”字，著名的句子有“云破月来花弄影”“无数杨花过无影”“隔墙送过秋千影”等，人们称他“张三影”。
宋代词人张炎，其词追求骚雅，严守音律，字句工巧。宋亡后词风凄怨苍凉，多追怀往昔，抒写家国身世之悲。其《解连环孤雁》词，有“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之句，广为流传，人皆称之“张孤雁”。又曾因写《南浦》咏春水一词，被人称“张春水”。
宋代词人贺铸，晚年的一首《青玉案》曾名动一时，尤其是其中的一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广为传唱，贺铸也因此博得“贺梅子”的雅号。
宋代词人秦观。以文才称于当世，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词多写柔情，亦有羁旅感伤之作。清新婉丽，优美谐畅，情韵兼胜。《满庭芳山抹微云》是秦观“别情”词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也因此词被苏轼戏称为“山抹微云秦学士”、“山抹微云君”。
宋代词人宋祁。仁宗二年进士，历任国子监直讲、太常博士、工部尚书。曾写作歌咏春光的名篇《木兰花》，中有千古名句“绿杨烟外晓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因此而博得“红杏尚书”的雅号。
宋代鲍当善于写诗，曾作《孤雁诗》：“天寒稻粱少，万里孤雁进。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人们称他“鲍孤雁”。
宋代书法家米芾，一生爱墨宝爱字贴爱砚石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时人称之“米癫”。
宋代袁韶任临安太守，纠正许多冤案，社会治安良好，百姓安居乐业，时人称他为“佛子”。
宋代刘少逸，十一岁时文章谈吐就非常精炼而敏捷，当时有“神童”之称。
宋代徐大正，有诗才，与秦观、苏轼等游，筑室于北山之下，时人称他为“北山学士”。
宋代雍存，隐居不仕，以读书自娱，居住在城南，号“南郭先生”;县境有座独山，有自号“独山翁”。
宋代苏云卿，在豫章东湖结庐而居，穿布衣着草鞋，以种菜自给，人称“苏翁”。
宋代潘閬，擅长作诗，因避祸到山谷寺中做和尚，自号“逍遥子”。
唐代李邕，书法、诗文等六种技艺都出类拔萃，时任称他“翰林六绝”。
唐代韦述兄弟六人为官，皆有政绩，时人称为“人之杞梓(良木)”。
唐代杨国忠为右相，畏惧他的人以他为“泰山”，进士张彖却称他为“冰山右相”，意为太阳一出即溶化。
唐代卢怀慎与姚广同为宰相，但卢缺少才干，把什么事都推给姚广做，时人称他“伴食宰相”。
唐代侯思止任侍郎，吃葱油饼一定要人少放葱多放肉，人称他为“缩葱侍郎”。
唐代崔琳，与弟崔珪、崔瑶均为大官，都有棨戟护卫，时人称他们“三戟崔家”。
唐代杜暹任婺州参军，离任时，有个小吏送他一万纸钱，杜暹盛情难却，只好接受一百张，时人称他“百纸参军”。
唐代苏味道，有文名，官至宰相，但为人圆滑，说做事“模棱持两端可
也”，人们叫他“苏模棱”。 唐代李义府，外表温良恭顺，实际十分狡诈阴险，笑里藏刀，人们叫他“李猫”。
唐代有歌妓叫张红红，听一遍便能将新曲记下，后被召入宫中，时人称她“记曲娘子”。
唐代僧人贯休，以诗闻名，其诗有“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万山得得来”句，被人称为“得得和尚”。
唐代裴宽，品格高尚，有才华，常穿一件绿衣，身体瘦弱颀长，人们笑他为“碧鹳雀”。但刺史韦诜器重他，把女儿嫁给他。
五代的冯道，历事五朝而不衰，自号“长乐老”，人称“不倒翁”。
五代后蜀的王仁裕，写诗万首，时人称他“诗窑子”。
五代赵光逢，以文章品行知名，人们赞叹他方直温润，称他为“玉界尺”。
五代王彦章，作战勇敢，总是提一铁枪，纵横驰骋，人称“王铁枪”。
五代朱遵度，学识渊博，人称“朱万卷”，又称“幕府书橱”。
五代后周裴俠，清廉谨慎，奉公守法，有一次周太祖让他独立站在一边，对其他大臣说，有谁和裴俠一样品格的，请和他站在一起，结果没有人敢站出来。时人称他为“独立使君”。
五代南唐的边镐，曾带兵攻克建州，保存所有俘虏的姓名，被建州人称为“边佛子”;后攻克潭州，秋毫无犯，潭州人又称他“边菩萨”;后作了节度使，大力提倡佛教，人们又称他“边和尚”。
宋代杜镐，学识渊博，有过目不忘之才，经常不厌其烦给人指点，人称他为“杜万卷”。
宋代欧阳修排行第九，朋友也叫他“欧九”。
宋代狄青为延州指挥使，英勇善战，屡战屡胜，名声大振，人称“狄天使”。
宋代王安石，立场坚定，办事果敢，性格执拗，人称“拗相公”。
宋代包拯任开封府尹，威严公正，权贵惧怕，人称“阎罗包老”;因脸黑，办事不讲情面，人“铁面”;因常为民作主，人又他称“包青天”。
宋代寇凖为官四十年，没有田园邸舍，有人作诗笑他：“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后辽国使者来京，问寇凖说：“你莫非就是无地起楼台宰相?”
宋代蔡京，官至太师，宋徽宗赐他“公相之印”，蔡京于是自称“公相”。太监童贯后也官至太师，人称“媪相”。
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人称“三旨宰相”。
宋代李邺任给事，有次出使金国回来，大谈金人“如飞龙”“如老虎”“如旱獭”“如猿猴”，多么厉害，时人称他“四如给事”。
宋代许及之，任吏部尚书，一天，权臣韩侂胄生日，许去迟了，门人不准他由大门进去，许曲身从一小门钻进去，被人讥笑他为“由窦尚书”。
宋代邵雍，有文才，居洛阳，亲自砍柴耕种，供养父母，安贫乐道，居室起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
南朝陶弘景很有学问，曾做官，后辞官隐居茅山华阳洞。梁武帝与他很有交情，每有国家大事，就向他请教，时人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
南朝孔奂任晋陵太守，清正廉洁，体察民情，所得俸禄都分给孤儿寡妇，人称“神君”。
南朝梁的何佟之有洁癖，每日洗澡十多次也认为未够，时人称他“水淫”。
南朝人祖莹，八岁时通晓《诗经》《尚书》。他常常在晚上苦读，为防家人发现而阻止他，就把灯光遮挡起来，当时号称“圣小儿”。
北齐后主高纬生活荒淫，无心朝政，并附庸风雅，作《无愁曲》，民间怨声顿起，称之为“无愁天子”。
北齐杨子华善画马，有次在墙上画了一匹马，夜里似闻马在哀鸣，时人 称他为“画圣”。
北齐魏收，恃才轻薄，当时人称他“惊蛱蝶”。 北魏陆暐与弟陆恭，皆有盛名，时人称为“双璧”。
北朝熊安生博通经书，专研“礼”学，有次拜访徐之干与和士开，忽醒悟徐之干父亲名雄，和士开父亲名安，熊安生为了避讳，于是自称“触触生”。时人为此嘲笑他。
隋代辛公义，任岷州刺史时，境内百姓很害怕生病，谁病了全家全村人避开他，有病的人大多死去。辛公义把病人抬回衙门大厅，亲自为他们治病，向家人讲明道理，百姓觉悟，风俗渐变，称他为“慈母”。
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里刀”，又号“人猫”。
唐代宰相李泌，因功封为邺侯。他爱好神仙道术，时人称他“邺仙”。
唐代大诗人李白，好饮酒，诗写达浪漫豪放，时人认为他原是天上的神仙，故称他“李谪仙”。
唐代大诗人杜甫，诗歌冠绝一时，被称为“诗圣”。
唐代刘禹锡，诗歌风格雄浑豪迈，被白居易推为“诗豪”。
唐代长安城有一妓女曹文姬，擅长书法，为关中第一，当时号称“书圣”。
唐代书法家张旭，嗜酒善书，尤以草书最为知名，是狂草派的先驱，有“草圣”之称。
唐代孙思邈，精通医药，世称“药王”。
唐代陆羽，是著名茶學家。有“茶神”、“茶圣”、“茶王”、“茶仙”、“茶祖”等美誉。
唐代宋单父善种牡丹，被皇帝召至骊山种了牡丹万株，颜色形态个异，宫中称他“花师”。
唐代王勃与兄弟王勔、王勮，皆有才名，被人称为“三珠树”。
唐代诗人赵嘏，诗才很高，尤其以“长笛一声人倚楼”一句闻名，人称他“赵倚楼”。
唐代朱诚操守高洁，学问渊博，以“五经”教授学生，人称他“朱五经”。
唐代诗人李益诗歌写得好，但生性多疑，为人苛刻，尤其怕妻妾与外人接触，时人称他为“妒痴”。
唐代高骈，善射，曾一箭双雕。后当了侍御史，人称“双雕侍御”。
唐代画家吴道子，不仅擅长画山水花草，而且人神鸟兽，无所不精，故有“百代画圣”“神人假手”之称。
唐代张鷟，自幼聪明，官至学士，时人称他的文章有如青铜钱，万选万中，所以也称她“青铜学士”。
唐代诗人郑谷以《鹧鸪》诗扬名，时人称他为“郑鹧鸪”。
唐代诗人刘长卿，专工近体，尤善五律，曾自诩“五言长城”。
唐代诗人许浑，长于律诗，以登临怀古、山水田园为佳。因诗中多用“水”字，人称“许浑千首湿”。
春秋老子人称“广成子”，因居于空洞上，又自号“空洞子”。
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
秦，人称“五羖大夫”。
春秋时鲁国人颜叔子独居一室，一天，一位女子要求投宿，颜叔子整夜点着蜡烛火把照明以避嫌，时人称他为“鲁男子”。
战国时越国大夫范蠡。他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激流勇退，归隐民间为商贾，于是以“鸱夷子皮”自号，并改名为“陶朱公”。
战国邹衍，精通阴阳五行，爱发议论，时人认为不合常理，称他“谈天衍”。
秦汉人范增，足智多谋，为项羽效力，项羽尊称他为“亚父”。
汉代晁错，精研法家刑名之学，为汉文帝所重，被称为“智囊”。
汉代召信臣做上蔡县令时，爱民如子，百姓称他为“召父”。
汉代杜诗做南阳太守，除暴安良，关心民生，百姓感激他，称他为“杜母”。
汉代杨震博学多才，精通经史，追随他学习的有一千多人，时人称他“关西孔子”。 汉代张安世，博闻强记，汉武帝驾临河东时，丢失了三箧书，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书，只有张安世能够说出内容，后来找回三箧书，果然不错，人称他为“张三箧”。
汉代李广，精于骑射，勇冠三军，人称“飞将军”。
汉代郅都，任中郎将、中尉等，敢于直谏，执法严酷，权贵称他为“苍鹰”。
汉代卢植为人刚毅有气节，曹操称赞他为“国之桢干(栋梁)”。
汉代崔烈花五百万钱买了个司徒的官，时人称他为“铜臭司徒”。
东汉刘宠任会稽太守，廉洁奉公，离任时，有五位老人每人送他一百钱，刘宠只各选一枚，出了地界，把钱投入江中，时人称他“一钱太守”。
汉代杜钦与杜邺，同字子夏皆以文才称于世，但两人时被人叫混，于是杜钦主动戴一顶小冠，杜邺则戴一顶大冠，时人称杜钦为“小冠杜子夏”，称杜邺为“大冠杜子夏”。
汉代秦彭，与堂兄弟四人都是二千石的官，人称“万石秦氏”。
汉代严延年为河南太守，手段残酷，杀人无数，人称“屠伯”。
汉末陈琳，文章写得很好，他的好友张竑称他“文伯(文坛霸主)”。 汉代班昭，早年守寡，很有文才，多次被召入宫想皇后及嫔妃们传授知识，当时号为“曹大家(音姑)”。
汉代龚胜，曾为谏议大夫，王莽篡政后，隐居乡里，字号“隐翁”。
汉代黄香，侍奉父亲极为孝顺，京师人称她“天下无双，江夏黄香”。
汉代严遵，在成都摆摊卖卦算命，每天赚够一百文钱即关门挂帘研读《老子》，杨雄曾向他学习，称他为“逸民”。
东汉末的庞统，德才超卓，时人称他“南州士之冠冕”，又称他“凤雏”。
东汉何休，学识渊博，著作丰富，时人称他为“学海”。
东汉甄宇,为人谦逊。光武帝建武期间，每年岁终祭神之后，皇帝按例下诏赐博士每人一头羊。因为羊有肥瘦，负责分羊的总管感到为难，甄宇带头取了最瘦的一头，众人再无争执。人送其美称“瘦羊博士”。
东汉光武帝时将军冯异，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平时却为人谦和容让。每当行军休息时，诸将军常坐在一起争功论赏，争得面红耳赤，冯异则常躲开，自己坐在树下，军中称为“大树将军”。
东汉董宣为洛阳令，不畏权势，京中号为“卧虎”。又因得罪湖阳公主不肯低头认罪，被光武帝称为“强项令”。
东汉张湛，官至光禄勋，敢于直谏，常骑一匹白马上朝，皇帝称他“白马生”。
东汉马融，学习勤奋，有一次梦见一树林，林中繁花似锦，便摘了许多花朵吃下，醒来后就对天下文词无所不知。当时人称他为“绣囊”。
东汉宋登，任汝阳县令时，为政清明，治理有方，时人称为“神父”。
汉代郑均，品格高尚，多次征召不就，汉章帝亲赴他家，赐他终身尚书俸禄，时人称他为“白衣尚书”。
汉代陈遵，道德文章均受人尊敬，每一出现，往往举座瞻望，人称“陈惊座”。
三国时，大将军曹爽手下的何晏、邓飏、丁谧被称为“三狗”。
三国时曹操部将许褚，容貌雄奇，勇力绝伦，而为人赤诚近于痴，时人 称他为“虎痴”。
三国时的阮咸好喝酒，据说一年中只有三日醒着，他曾任仆射一职，人称“三日仆射”。
三国时的司马徽，不谈人短处，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人问他安否，答曰：“好。”有人告诉他自己儿子死了，他答曰：“大好。”其妻责备：“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闻人子死反亦言好?”他曰：“如卿之言亦大好。”人称他为“好好先生”。 晋代王导足智多谋，具有治国才能，温峤称赞他为“江左夷吾(管仲)”。
晋代陶渊明，隐居田园，宅边有五柳树，自号“五柳先生”。
晋代赵猛为尚书令，口才极佳，常给人解决纷争，因他脸上有麻点，时人称他“麻面尚书”。
晋代魏舒，容貌壮伟，能断大事，司马昭很器重他，曾说：“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
晋代潘岳才名冠世，姿容俊美，少年时乘车出行，路上的女子都争相向他投掷果子，乡人称他为“奇童”。
晋代卫玠，相貌秀丽，神韵清远，时人称为“璧人”。围观卫玠的人常挤得水泄不通，他死时仅二十七岁，当时人称“看杀卫玠”。
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因其《登池上楼》一诗中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句，被人称为“谢春草”。
南北朝北齐人高昂，字傲曹，体态雄异，有大志，自称“地上之虎”。
南北朝刘峻，勤于读书，常常通宵达旦，有时昏睡去头发也被烧掉，听说谁家有好书一定要去借，时人叫他“书淫”。
中国古代名将
开国，平叛，安边。
战术高超者
一战成名者
影响巨大者
春秋
1.
孙武——(前535年—?)
兵家圣人、百世兵家之师。字长卿。军事家、政治家。与伍子胥合力攻入楚国都城。作《孙子》十三篇,为后世推崇备至
2.
伍子胥——(前559～前484)军事家、政治家。名员，字子胥。初为楚人，楚王无道，杀其父兄。辗转入吴，辅佐吴王阖闾，强盛吴国。与孙武合力，攻入楚国国都，掘平王尸，鞭三百。后因谗言被夫差赐死。
3.
先轸——(前?—前627)
晋中军元帅，指挥城濮之战，奠定晋国霸主地位。崤之战，第一场歼灭战。外交伐谋，开启兵家诡道。后因怒斥君主，自觉惭愧，自杀式冲锋而亡
战国
1.
吴起——吴子(前440-前381)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武庙十哲。作为军事家与孙子齐名，作为政治家与商鞅并论。在魏而秦不敢西进，在楚而三晋不敢南图。在魏魏强，在楚楚盛。首创魏武卒。开商鞅改革先河。平生七十六战，六十四胜，其余皆平。著作《吴子兵法》武经七书之一。后因改革触犯楚国贵族权利，被楚贵族杀害。
2.
白起——杀神、人屠(?—公元前257年)
军事家。战略家。秦武安君。战国四大名将之首、武庙十哲。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将军，好歼灭战，以歼灭敌军主力为战略思想。以战止战，以杀止杀。战术灵活，指挥艺术高超。百战百胜，无一败绩，指挥鄢郢之战，伊阙之战，长平之战。一生歼敌一百三十多万，攻城七十余座。在世时，三晋与楚无敢攻秦。后被昭襄王赐死。六国闻白起死，举杯相庆。
3.
孙膑——(?—前316)
军事家，鬼谷子弟子，孙武子后人
。精通兵法。受同窗庞涓陷害，受膑刑，后入齐，以军师身份指挥桂陵之战，批亢捣虚，攻敌之必救。马陵之战，减灶计，诱杀庞涓。两次大败兵锋正盛的魏国。奠定齐国霸主地位。著有《孙膑兵法》。马陵之战之后不知去向
4.
廉颇——(前327-前243)赵国将军，战国四大名将，战功卓著，为赵国转战四方。擅长防御战，长平之战初期，以阵地战成功抵御秦国进攻。长平之战后，击败浑水摸鱼的燕国军队。被赵王猜忌，辗转魏楚，并无功绩，老死于楚国
5.
李牧——(?-前229)
赵国军事家，战国四大名将，赵武安君。守备赵国北方，大破匈奴，使赵国边境安定十数年。召还朝中，屡破强秦，成为秦国心腹大患。平生未尝一败，是战国后期东方六国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将军。赵王中反间计，杀死李牧，三月后，赵国灭亡。
6.
王翦——(?-?)
秦国军事家，武成候，战国四大名将。始皇尊其为师，帮助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居功至伟。急流勇退，安享晚年
7.
乐毅——(前?—前?燕昭王惠王)
燕国军事家，燕昌国君。率五国联军攻齐，下齐七十余城致使齐国几乎灭亡。使齐国一蹶不振。不复东方大国形象。后被燕王猜忌，归隐而去
8.
田单——(前?—前?齐闵王襄王)
齐国贵族，齐安平君。出将入相，指挥即墨战役，运用火牛战，大破燕军。短时间内收复齐国故土
9.
匡章——(宣王威王闵王)齐国名将，桑丘之战，击败千里入侵的秦国军队。伐燕，征楚，攻秦。统三国联军，攻陷秦国函谷关，秦国求和。后六国再无入函谷关者。
10.
赵奢——(?—?惠文王孝成王)
赵马服君，指挥阏与之战，一战封神
秦
1.
蒙恬——(?—前210)中华第一勇士，秦国将军，灭齐有功。后率军三十万，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经营河套平原。后被秦二世赐死
2.
王贲——(?—?)将领，王翦之子，通武侯。秦始皇灭六国主要将领，灭魏、燕、
齐
3.
章邯——(?—前205)
秦少府，将领，雍王。大秦帝国最后一根顶梁柱，率军转战四方，消灭各地起义军。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秦朝的灭亡，杀死项梁。巨鹿之战投降项羽，后败于韩信。自杀而亡。
4.
冒顿单于——(前234—前174)匈奴单于，杀父自立。雄才大略，即位初期，忍辱负重，麻痹强大敌人东胡，而后将其一举击败。统一漠北草原。随后征服西域二十多小国，控制西域。“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缔造了最为强盛的匈奴帝国。汉建立后，刘邦亲自出征匈奴，冒顿用计围刘邦于白登山，绝汉军粮，刘邦用陈平计，侥幸得脱，遣使求和，为汉朝奇耻大辱。
楚
1.项羽——(前322—前202)西楚霸王，名藉，字羽。中国勇战派代表。“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初起兵，展现无双武力，独自格杀百余人。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消灭秦国主力军队。掌天下，分诸侯。彭城之战，以三万兵急袭刘邦联军五十六万，大获全胜，雎水断流。然而四面皆敌，不断作战，且未能有稳定后勤保障，。最后为刘邦统天下之兵所围。突围至乌江，最后一次展现无双武力。身杀汉军数百人，自刎而死。
汉
1.
韩信——(前230—前196)兵仙，西汉开国元勋，军事家，战略家。齐王，楚王，淮阴侯。大将军，相国“王侯将相”荣加一身。汉初三杰，武庙十哲。萧何称其“国士无双”，刘邦乃拜之为大将。独自领军作战，出陈仓，定三秦，平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与刘邦会合围项羽于垓下，全歼楚军。天下无能与其争锋。汉之疆土三分之二出自韩信之手。“功高无二，略不出世”。后人称“言兵莫过孙武，用兵莫过韩信”。楚汉之际，天下局势皆在韩信之手，向楚则楚强，向汉则汉胜，自立则三足鼎立。后因功高震主，不知收敛。被斩于长乐钟室。
2.
英布——(前?—前196)“汉初三大名将”，楚九江王，汉淮南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楚汉战争期间，隔岸观火。后被刘邦策反，共围项羽于垓下。归汉后造反被杀。
3.
彭越——(前?—前196)“汉初三大名将”汉梁王。常年率兵扰乱项羽后方，袭其粮道，使其疲于奔命。堪称游击战争鼻祖。后因被诬造反，被刘邦杀死。做成肉饼
4.
樊哙(前242—前189)汉开国将军，舞阳侯，相国。早年从刘邦起兵于沛县，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作战勇猛，攻城先登，临阵杀兵。刘邦称帝后，帮助刘邦平定各路反王，稳定刘氏统治。
5.
曹参——(前?—前190)汉平阳侯，丞相。从刘邦起兵于沛县，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破二国，一百二十二县。汉开国功臣第二位。继相位，与民休养生息。恢复大汉生气。
6.
周勃——(前?—前169)汉开国功臣，绛侯，丞相。随刘邦起兵于沛县。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攻城好先登。刘邦言“安刘氏必勃”。吕后死后，与陈平共铲诸吕，保存汉室。
7.
灌婴——(前?—前176)汉开国功臣，颍阴侯。丞相。作战勇猛，统领汉军骑兵，屡立战功。用兵迅速且勇猛。潍水之战，韩信败龙且，灌婴手下斩龙且。垓下之战，项羽突围，灌婴紧追不放，逼项羽自杀。刘邦称帝后，帮助刘邦平定异姓诸侯王反叛，吕后死，协助铲除诸吕
8.
周亚夫——(前199—前143)汉军事家，条侯，丞相。周勃之子。治军严谨，驻军于细柳军营时，文帝入营，尚需通禀。景帝时七国之乱，统帅汉军，三月平叛。挽救汉朝。后因事下狱，绝食而死。
9.
李广——(前?—前119)飞将军，汉朝大将。初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夺旗扬威。后长期驻守边境，与匈奴交战。作战勇猛，保境安民。匈奴畏惧，数岁不敢入侵。但自己也经常损兵折将。后随卫青北征匈奴，迷路，自杀。
10.
卫青——(前?—前106)字仲卿。西汉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多次北征匈奴，为汉开疆拓土，战功赫赫。用兵深入，出奇制胜漠北之战，与霍去病深入漠北，几乎消灭匈奴有生力量，威胁汉朝的匈奴边患，基本解决。
11.
霍去病——(前140—前117)卫青外甥，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勇猛果敢，骁勇善战，精于骑射。用兵灵活，擅长千里奔袭，出奇制胜。继承卫青战法并发扬光大，将骑兵机动性发挥到最大。古代最优秀骑兵将领之一。自18岁初上战场，多次北征匈奴，使匈奴闻风丧胆。漠北之战，与舅父卫青深入匈奴腹地，大破匈奴，使之元气大伤。漠北之役，霍去病封狼居胥，饮马瀚海。成为中华民族武将最高荣誉之一。因病去世
12.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西汉将领。早年从李广利征讨匈奴，被匈奴大军围困。充国率百余人突出重围，身受二十余创。后以古稀之年，督边西陲，下令屯田，长期与羌人对峙，只打必打之战，瓦解羌人各部联合，收买人心。“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平定羌人叛乱。
13.
陈汤——(前?—前?汉元帝)西汉将领。出任西域都护府副校尉时，审时度势。果断率领胡汉杂军，突袭匈奴，斩郅支单于。解除匈奴对汉威胁。边境安定半个世纪。“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出自其口
14.
吴汉——(?—44)字子颜。东汉开国元勋，广平侯“云台二十八将”协助刘秀平定河北，击败收编各地农民军，壮大刘秀势力。消灭公孙述，平定川蜀。治军不严，为人诟病
15.
耿弇——(3—58)，字伯昭。东汉开国元勋，将领，好畤侯。“云台二十八将”，从刘秀平定河北，消灭农民军。率部转战山东，以寡军消灭张布十万军队，尸横遍野，平定齐鲁之地。军事指挥艺术高超，作战灵活，首创围城打援。
16.
岑彭 ——(?—36)字君然，东汉将领，舞阴侯，“云台二十八将”。率军南征，平定荆襄
17.
(五)
中国的钱币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种类繁多，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钱币文化。先秦时期的钱币，各诸侯国实行不同的钱币制度，在不同地区使用形制各异的刀币、布币、环钱等。秦统一中国后，中国的钱币以环钱为主要形制，一直持续到清代。北宋时，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到了明代，白银则成了中国最主要的流通钱币。
隋唐五代十国钱币
1、隋朝钱币
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称帝，国号隋。
隋朝的建立，使中国混乱的钱币趋向于统一。隋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确保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铸行统一钱币即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隋朝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清除了北齐、北周和梁、陈货币的弊端，并实行通货紧缩的政策，建立稳定的货币形制。隋文帝开皇三年(癸卯，583)铸行了一种合乎标准的五铢钱，称作开皇五铢，又叫置样五铢。钱币的文字是篆书，外郭较宽于内郭，唯五字左侧多一竖划，直径2.4CM，重3克上下。隋朝的法定制钱一千文重四斤二两，隋文帝下令禁止以前的钱币和私人铸造的钱币在国内流通。 此外隋币还有隋铸五铢大样、隋铸五铢小平 、 五铢异品小平、五五铢铢传形复式 、五铢小平直读、五铢铁质四出
、五铢小平传形
、五铢小平普品 等。
【隋文帝五铢钱】
【隋文帝开皇五铢】
2、唐朝钱币
唐代沿袭南北朝以來的传统，绢帛作为法定货币与铜钱并行。由于流通中的铜钱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民间普遍使用绢帛，其数量比铜钱还要多些。唐代前期处于繁荣阶段，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辉煌灿烂。钱币文化，作为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征显著，高度发展，成绩突出。
唐初沿用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髙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罢五铢钱，行用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钱是一种新的钱币体制，在中国钱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钱币发展史上标志着五铢钱制的结束，通宝钱制的开始。通宝钱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形制，而在于钱名，也即钱币上的文字。钱文内容由“开元”与“通宝”两部分构成，前者昭示开始新纪元，后者表示通行宝货。自此以后，方孔圆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而改称某某(多为铸币年号或国号)通宝、元宝、重宝等。开元通宝是唐朝三百年的主要铸币，另外唐朝还铸有乾封重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咸通玄宝及史思明所铸顺天元宝、得壹元宝等。这种钱文结构模式成为后来各代方孔圆钱的标准，自此以前的纪值纪重钱币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兴的宝文币制在中国一直流通至民国初期，长达一千三百余年。
唐代沿袭南北朝以來的传统，绢帛作为法定货币与铜钱并行。
【唐朝·开元通宝】
【唐朝·乾元重宝】
【唐朝·天佑通宝】 【唐朝·大历元宝】
3、五代十国钱币
五代十国钱币甚多，五光十色，让人眼花缭乱。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额钱币的盛行。唐朝除在安史之乱后的乾元年间(758——760)短期内发行过大额钱币外，一直都使用的是小平钱。而五代十国的钱币多为当十当百当千。二是这个时期铸币多是低级金属，以前用铁钱极少，而这时铁钱流通最大。这个时期铸币质量普遍低下，只有后周的“周元通宝”精美异常，与唐开元钱相似。
五代的钱币 主要有：
后梁的“开平元宝”、“开平通宝”，后梁朱温开平年间(907-911年)铸行。后唐的“天成元宝”，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间(926-930年) 铸行。
【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宝】
后晋的“天福元宝”，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三年(938年)铸行。
后汉的“汉元通宝”，后汉高祖刘知远乾祐元年(948年) 铸行。
【后汉高祖刘知远·汉元通宝】
后周的“周元通宝”，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铸造发行，铸量较多。
十国的钱币主要有：
楚国的“天策府宝”，乾化元年(911年)
铸行，还有“乾封泉宝”，也是楚主马殷所铸。铁质、铜质皆有，铁多铜少，钱文为隶书。马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行铁钱的小国，是铁钱成功的首例。另外马楚还铸有乾元重宝，铜质，风格类似于乾封泉宝大钱。
【十国·楚马殷·天策府宝】
闽国的“开元通宝”，是闽国王审知龙德二年(922年)
铸行，大钱，有铜、铁、铅质三种。“永隆通宝”是闽国王延羲永隆四年(942年)铸，有铁质和铅质两种。“天德重宝”、“天德通宝”则是闽国王延政天德年间(943—945年)
铸行，有天德通宝大铁钱。
【十国·闽王审知·开元通宝】
南汉的“乾亨重宝”、“乾亨通宝”。是南汉国主刘?(yǎn )乾亨元年(917年)所铸，有铜质和铅质两种。“乾亨重宝”铅钱文字拙劣，出土较多。
【十国·南汉刘?·咸亨通宝】
前蜀的“永平元宝”，是高祖王建永平年间(911——915年)
铸行，小平钱，存世极少。“通正元宝”是通正元年(916年) 铸行。“天汉元宝”是高祖王建改国号为汉，于天汉元年(917年)发行铸造。第二年改元“光天”
(戊寅，918年)，又发行了“光天元宝”，这种钱币是小平钱，传世较多。
“乾德元宝”是后主王衍乾德年间(918——924年)铸造发行，存世较多。“咸康元宝”是后主王衍咸康元年(乙酉，925年)铸。后蜀的“广政通宝”，蜀主孟昶广政年间(938——965年)铸。小平钱;铜、铁、铅质皆有，存世极少。“大蜀通宝”，小平钱，极为罕见。
【十国·后蜀孟昶·广政通宝】
南唐铸有“大齐通宝”，南唐徐知诰升元元年(937年)建国号大齐时铸造。“保大元宝”，李璟于保大年间(943——957年)铸行，存世极少。“唐国通宝”是李璟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年)铸造。“大唐通宝，”铸于唐国通宝之后，铜质，传世有“银质大唐”通宝。“永通泉货”李璟于显德五年(958年)铸行。
【南唐李璟·保大元宝】
大燕的“永安钱”是大燕皇帝刘守光于后梁乾化元年(辛未，911年)铸造发行，有“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永安一千”等，各有铜质、铁质两种。刘守光除了铸过的永安钱外，尚铸有少量的铁质“顺天元宝”背上月下百、上月下千系列及“货布”背三百和隋式“五铢”等。
【十国·大燕刘守光·永安一百】
【十国·大燕刘守光·顺天元宝】
五代十国几十年的分裂割据， 连年征战的各个政权，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或铸大钱，或铸铁钱、铅钱，币制混乱不堪。虚价大钱和恶钱难以流通，民间使用的多为唐开元等旧钱。
《文天祥少年正气》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陈平忍辱苦读书》
陈平是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者，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
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
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唐伯虎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林则徐的远大志向。林则徐不仅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叶天士拜师谦学》
叶天士自恃医术高明，看不起同行薛雪。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他束手无策，多亏薛雪不计前嫌，治好了他母亲的病。从此，叶天士明白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于是他寻访天下名医，虚心求教，终于成了真正的江南第一名医。 《李清照少女填词》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才思敏捷，一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她个性爽直、自由、不羁一格，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她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的故事。
《杨禄禅陈家沟学艺》
杨禄禅受到乡里恶霸的欺负，他不甘心受辱。一个人离开了家，到陈家沟拜师学艺。拳师陈长兴从不把拳法传外人，杨禄禅也不例外。不过，杨禄禅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陈长兴，终于学到了拳法，惩治了恶霸，也开创了杨式太极拳。 《王献之依缸习字》
王献之，字子敬，是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他自己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献之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诗诵诗，到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出口成章，顺口吟出几句诗来。和他的哥哥王凝之相比，越发显得机警聪敏，而且还特别喜欢习字。王献之家有一只大水缸，本片的故事，正与这个大水缸密不可分!
《朱元璋放牛读书》
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从小连私塾都没有念过，但是他聪颖过人，勤学好问，终于成为建立明朝的开国皇帝。
《柳公权戒骄成名》
柳公权从小就显示出在书法方面的过人天赋，他写的字远近闻名。他也因此有些骄傲。不过，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没有手的老人，竟然发现老人用脚写的字比用他手写的还好。从此，他时时把“戒骄”记在心中，勤奋练字，虚心学习，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匡衡凿壁偷光》 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屈原洞中苦读》
这个故事讲述了，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王十朋苦学书法》
王十朋从小聪颖过人，文思敏捷，可是书法却不如人意。于是，他痛下决心，一定要练好书法。终于，宝印叔叔的指点下，他终于悟到了书法真谛，成为一名大书法家和文学家。
《王羲之吃墨》
被后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小的时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孩子，每天都带着自己心爱的小鹅悠悠逛逛。王羲之每天刻苦练字，却被老师卫夫人称作是死字，王羲之很是苦恼，在小鹅的启发下，王羲之在书房写成了金光灿灿的“之”字，但却误将馒头沾墨汁吃到了嘴里，留下了王羲之吃墨的故事。
《范仲淹断齑划粥》
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俭用。终于，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寺院长老，长老送他到南都学舍学习。范仲淹依然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接受富家子弟的馈赠，以磨砺自己的意志。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 《车胤囊萤照读》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从小家里一贫如洗，但读书却非常用功，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囊萤照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有趣的故事，你一定会明白。
《司马光警枕励志》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张三丰创太极》
张三丰，名全一，又名君实，号三丰，又号元元子，因不修边幅，又名张邋遢，辽东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南)人，明朝英宗时被封为“通微显化真人”。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当时曾经广泛流传于民间，甚至把他看成了神仙。我们大家都知道太极拳吧?太极拳最大的特点就是柔中带刚!你知道张三丰到底怎么创造的太极拳吗?
《诸葛亮喂鸡》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三国时期徐州琅琊郡阳都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你看过《三国演义》，肯定不会忘记诸葛亮。至今，诸葛亮的智慧一直被后人所传颂，许多人甚至把他当作了智慧的化身。可是你知道吗，在诸葛亮的小时候，为了上学，发生过一些故事，好玩极了!
《玄奘苦学佛法》
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终于到达印度，历时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佛教和人类进步、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岳飞学艺》
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抢，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国的爱国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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