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社会阶层

第1篇：十大社会阶层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阶层正在出现迅速的分化与重新组合。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分工发展和市场机制运行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急剧分化，人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迅速变化。在这一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作为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坚力量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逐步崛起。与此同时，社会中间阶层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所以，我们要积极推动中国社会阶层朝着良性分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流的普遍富裕社会。

关键词：社会阶层分化;中间阶层;发展壮大

社会阶层分化是指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变化、原有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成员在阶层中的移动现象，包括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移动。社会阶层分化的实质是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平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不平等地占有那些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例如：财产、收入、声望、教育机会、职业地位等。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阶层出现迅速的分化与重新组合。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分工发展和市场机制运行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

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状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推动了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从而使原有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重组。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急剧分化，人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迅速变化。在这一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除了传统的工人、农民内部发生分化以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也正在形成，作为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坚力量的社会中间阶层也随之逐步崛起。

首先，工人内部出现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从我国工人阶级的构成来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由原来的两大部分即国有企业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分化为国有、集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几个层次，从总体来看，主要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层：企业家阶层、管理者阶层、普通工人阶层、低收入职工阶层等。

其次，农民内部出现分化。中国的改革使农民阶级也较早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农村居民在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等等的差别使得农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日益明朗化、动态化。根据当前农民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可以将农民划分为如下几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乡镇企业职工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

最后，中间阶层出现并开始发展壮大。所谓中间阶层是“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间凸起部分，西方称之为中产阶级。由于新时期的市场取向和政策导向，加以个人自身努力，无论在工人内部还是农民内部都出现了中间阶层。社会中间阶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阶层，它是在社会各阶层相互交叉、渗透的基础上，逐渐淡化其原有的阶层界限，社会属性趋同且相对泛化，包容多个阶层成员的“特殊阶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间阶层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收入特征，社会中间阶层的收入水平在社会劳动者中居于中上等。二是职业特征，社会中间阶层没有一致性的职业特征，社会各行业中都可能存在着社会中间阶层的成员。三是教育程度，社会中间阶层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四是相对稳定性，社会中间阶层比之其他阶层而言更具稳定性。他们的职业稳定、收入稳定、生活稳定、心态稳定、社会流动较为规律，多以横向流动为主。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还处于形成之中，目前只能从经济上给予界定，从综合因素看，他们还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理想。

二、社会中间阶层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间阶层是在社会阶层结构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发育、成长的。尽管目前该阶层的数量和规模还不占社会的主体，但其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社会影响已备受关注。在改革推进到阶层利益日益分化的今天，人们普遍期待着能崛起一个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中间阶层，而不愿意看到新的两极社会结构的出现。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体现出中间阶层逐步壮大的趋势。但同时不能忽视，当前中间阶层崛起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却使我国沿着中间阶层占主流的普遍富裕社会迈进的步履显得异常艰难。

首先，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对中间阶层的社会认同与社会评价不公正的问题。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新生的、正在成长的社会阶层，其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价值观念、政治观和消费观等并不仅仅需要他们自己的认同，也需要社会给予的认同，需要社会对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的评价，这是一个关于中间阶层发展的文化动力的问题。

其次，我国中间阶层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我国的城市发展格局是比较发达的城市、比较不发达的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与中西部落后城市的并存，这种格局导致不同地区中间阶层的情况相差悬殊，中间阶层主要集中分布在沿边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而西部城市规模比较小。东部沿海地区中间阶层的成长速度要快于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城市和农村两种区域中，城市中间阶层人数比重要远高于农村。

最后，中间阶层的利益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目前，虽然国家法律法规不断有修正，提倡保护私有财产，但这种状况并没有给中间阶层带来安全感。除此之外，国家还缺乏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就连他们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也很有限。所有这些都对社会中间阶层的成长造成了负面影响。

三、培育和扩大社会中间阶层

中间阶层是由介于上层和下层的若干群体所组成的。由这群人占比较大的比重所组成的社会之“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和上层与下层直接对抗的“哑铃型”社会更稳定，更具有活力，更和谐。这是由中间阶层的特性决定的。其一，求稳怕乱，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其二，积极参与政治，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因此，中间阶层的培养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力量。具体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和培育中间阶层的成长。

第一，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调整分配与再分配制度。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的加强及可调节收入分配范围的扩大，人们收入的贫富差距也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这是因为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收益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劳动收益的增长速度。所有以市场经济为取向配置社会资源和进行剩余分配的国家的发展过程都说明，市场经济在解决效率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产生初始收入的贫富分化问题，而市场经济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初始分配应继续坚持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和调节，再分配则由国家和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影响和调控。在现有的初次分配框架中，农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是获得较少利益的群体。在再次分配中，要充分考虑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尽可能实现社会公平。

第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确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程度越高，就越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希望。根据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62.4%、农业户籍人口仍有近8亿人的具体国情，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形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社会流动有利于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使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员处于不断的更新变换之中。因此，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诸如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使社会流动的渠道更加畅通。在排除限制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情况下，加快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协调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三，加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力度，进一步扩大教育的普及。在现代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受过大学教育。教育为处于“金字塔”底部的人员日后进入中间阶层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社会分层的传统理论认为，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中，个人教育程度极为重要和关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往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正在发生逆向的变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高学历正在带来高收入，教育程度与收入已成正比例关系递增，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不断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使人们通过对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来实现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流动，以使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壮大。此外，应结合中国国情，给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和闲散劳动力提供各类实用技能技术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专业知识，为向社会中间阶层转变积蓄力量。

目前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尚未定型，它能否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成为社会的主体部分，一方面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社会政治制度所能提供的基本条件。在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加速进行的转型期，只有当中间阶层持续壮大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时，才能说社会阶层分化是一种良性分化。相反，如果出现贫富严重分化的两极社会，贫困阶层和暴富阶层构成社会的主要部分，那么，这种阶层分化必然是一种恶性分化。所以，要推动中国社会阶层朝着良性分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流的普遍富裕社会，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平等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及社会体制，防止少数利益集团通过特权和垄断聚敛社会财富，使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成为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常态，尽快形成以中等收入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结构。

参考文献：

[1]谭群英.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影响及对策[J].新西部,2009，(12).

[2]项丽萍.试论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特征及其未来发展[J].新疆社科论坛,2005，(5).

[3]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J].社会学研究,2001，(3).

[4]杨莉芸.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建设和谐社会的对策[J].科技信息,2008，(2).

作者：元文礼

第2篇：社会管理与社会阶层、文化建设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任务堪比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是个涉及中国社会中的任一个体、社会群体的严峻问题。本文拟从社会分层、文化建设的角度，谈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功能，试图在社会管理的研究领域发挥一种学科渗透的作用。本文认为，离开高度的社会阶层关照、高度的文化建设关照，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管理。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任务堪比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是个涉及中国社会中的任一个体、社会群体的严峻问题。例如，2012年以来，由于医患矛盾而引发的数起医生被砍伤或砍死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社会风险的思考。与之相应的官方手笔是：在大型医院设置警卫室。这种现象说明，在人们都要涉及的医疗领域，社会管理的任务已经直接提到议程上来了。同时，对医生职业的评价、医生与患者关系的评价等文化层面的内容也浮出水面。再如，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严峻现实促使家长、教育管理部门反思，采取各种措施重建人们对教育的信念，重建教育的神圣感。这些都说明，社会管理及其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显学，不可等闲视之。本文拟从社会分层、文化建设的角度谈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功能，试图在社会管理的研究领域发挥一种学科渗透的作用。因为，社会分层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问题，文化建设则涉及哲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社会管理也横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社会政策等学科或领域。将上述关键词联系起来，分析相关社会事实之间的关联，找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将会对社会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社会分层及其意义

“分层”的本义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借用此概念来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定义概括起来有两类：一类是把社会分层看作是客观过程的界定，认为社会分层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机会不同等原因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现象或过程；另一类是把社会分层看作是主观方法的界定，认为社会分层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方法。

在本质上，社会分层是一种结构化的、体制性的社会不平等，它是一种社会存在、社会事实。由于社会赋予人们之间自然、社会或先天、后天差异以价值判断，所以人们总会处于不同的社会位置。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也无论我们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都是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的。一个在街边擦皮鞋的中年妇女和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妇人，显然处于不同的、按照经济标准划分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穷人和富人。除了贫、富这一最基本的社会阶层差异，我们还会发现根据政治标准、社会标准或综合性的标准而划分的社会阶层。时下流行的90后、00后孩子们的“拼爹”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阶层意识的影响。2011年12月28日，朝鲜为刚刚去世的金正日将军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那高规格的送葬队伍、灵车和路边哭丧的朝鲜民众，在传递政治新闻的同时，也在传递着社会阶层的符号、象征。金正日的死与一个普通老人的死无疑有着不同的阶层含义。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于2011年12月进行了一项“2011年广州城市状况市民评价”的民调。该调查根据广州市12个区、县级市的常住人口比例进行配额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1006位市民。该调查发现，“低收入者的成分主要为机构就业中的普通工人、职工和职员，单位多为私营民营企业；此外是零星就业人员，无业和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且年龄偏大，学历偏低。中等收入者的成分则以机构就业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为多，自己经营生意或事业的人明显增多，学历较高，年龄上中青年较多。高收入者多为机构就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单位多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此外私营业主也较多；年龄多处于壮年及以上，学历呈高、低两极化。”[1]

从社会阶层结构的角度看待社会、研究社会，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研究范式。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构成的 “两阶级一阶层”的结构逐渐解体，社会阶层结构由简单趋向于复杂、多元，由封闭转向开放，基本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当代中国，随着就业方式和财富获取方式的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社会整合更加困难，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呈上升趋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正在逐渐扩大，其增长速度大致为：每年约增长一个百分点。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22%，2009年占24%。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是英文middle class的翻译，直观地看，中产阶层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社会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产阶层是指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用现代化的指标来衡量（在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应该达到40%以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这表现在：在整体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中下阶层的比重仍然很大，中层的比重偏小，整个结构总体上呈现出“洋葱头形”，这与现代社会应有的“橄榄形”还存在一定距离。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于2011年11月进行了“北上广市民工作感受”民调，以分层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共2001位市民。本次调查显示，“北上广”作为中国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已经形成“花瓶型”的社会结构，这一方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意味着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2]。这就需要协调、整合阶层利益关系，进行社会政策调控，以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缩小社会中下阶层，推进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按照改革开放以来中产阶层的增长速度，要到2025年后才能达到工业社会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占40%的标准。而现实的情况却令人无法乐观：贫富差距的逐年持续拉大，物价的持续上涨，也影响到中产阶层的巩固和扩大，进而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2009年秋，我去杭州出差，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同学感慨地对我说：“要是在现在，当年我这样的从浙江穷村子里出来的学生根本考不上大学。”是呀，1981年，普通工人、农民的子女，他们可能在偏僻的山村、小城市读小学、中学，但他们可以考上大学，考上北京大学。但是现在，优质教育资源向大城市、富人倾斜，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如果还在偏僻的山村、小城市上学，他们如何能考上大学呢？

社会阶层影响着人的生命体验、生活感受和工作感受，影响着人的消费习惯，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笔者2011年11月19日至12月9日到英国参加一个培训，在伦敦的摄政公园，看到美丽的草坪，湛蓝的天空，还有早晨跑步的几个年轻人。和朋友说起此事，朋友评论道：在摄政公园跑步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你想想，普通人有实力住在摄政公园附近吗？他们一定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其实，在中国何尝不是呢？那些很贵的楼盘，普通工薪阶层的人怎么能买得起，比如西湖边上的天价楼房。

这个“北上广市民工作感受”的民调，以分层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共2001位市民，剔除离退休人员、学生和家庭主妇，49%的在职工作者受访。该项调查，按就业方式将受访者划分为“自谋事业者”人群，主要指私营个体业主、独立谋生的法律、会计等专业人士和文化艺术等自由职业者；“公职就职者”人群，主要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科研院所等聘用和合同雇佣人员；在商业机构的就业人员，按产权划分为“国企就职者”、“外企就职者”和“民企就职者”人群，主要指国有、外资、民营企业雇佣人员；“非稳定就业者”人群，主要指散工、临时工、钟点工和失业、无业人员。经过比较研究发现：各就业方式人群的工作感受差异主要显示在满意度水平上，不满意度的差异并不明显。概括而言，在经济最发达、谋生机会最多的“北上广”，拥有个人资源又勇于开拓事业的“自谋事业者”，对工作各方面感受基本位居前列，尤其在工作成效方面的“工作薪酬”、“工作成就”更为突出，唯一感受略低的就是“工作稳定度”。常被人称之为“体制内”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就职者也拥有较好的工作感受，尤其在“工作稳定度”、“工作压力程度”上更为明显；但比较而言，两者对“工作薪酬”的满意感受不及体制外的“自谋事业者”和“外企就职者”。在外企、民企就业的人群，对工作的满意感受均低于前三者，尤其在“工作压力程度”、“工作与生活的协调”上最为明显。相较而言，“外企就职者”的感受总体优于“民企就职者”，前者对“工作稳定度”、“工作薪酬”的满意水平明显高于后者。工作感受最糟糕的是“非稳定就业者”，既不属于体制内又被社会边缘化的处境，使他们对工作的不满感受尤为凸显，调查中10项指标的不满意度均高居首位，而对“工作薪酬”、“加薪与升职机会”的不满水平更达33%，基本三人之中就有一人不满[1]。

二、阶层亚文化及其建设

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亚文化表现，特别是在生活方式、消费、休闲等领域。笔者在英国期间，在爱丁堡的一家中国餐厅，邂逅了两桌来自中国某直辖市的官员。他们推杯换盏，大声喧哗，旁若无人地互相敬酒、劝酒，男人们个个满脸通红，丝毫没有顾及到他们的大声吵嚷干扰了全餐厅客人的吃饭氛围。我们坐在他们的邻桌，说话都要靠嚷的，否则根本听不见，有些两三个人的散客无法忍受他们的喧闹，匆匆吃饭后就走了。作为同胞，我们真的是为这群政客的行为感到羞愧：太没有公德心了。我忍不住推了他们那群人中临近我座位的一个人，希望他们小声点儿。那个人回答说：“喝高了，没办法控制了”。吃过饭后，趁在门口集合的时机，我们的一位老师悄悄地对他们中的一位女士说：“你们出国前没有进行外事纪律培训吗？”那位女士意识到他们过分了，后来在门口站着的时候他们就都静悄悄的了。作为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老师，我一直在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可以很明确地判断出他们来自某市各区（如J区）的机关、社会团体，是有一定权力的人，其中一个被呼为“刘局”的人权力应该是最大的，因为大家纷纷给他敬酒。他们在单位里一定是习惯了这种被人捧着或互相捧着的饭局，结果把这种饭局方式照搬到了英国。这件事情过去没几天，在伦敦中国城的一家川菜饭店里，我和朋友又邂逅了几个中国富二代。她们都是女孩子，个个身材高挑，穿着名牌，手里挎着名包。坐下后专捡饭店的招牌菜点，根本不考虑价格因素。相比之下，我和朋友两个人却精打细算，退掉了一个菜，招来了服务员的白眼。就这样，我们还花了40多英镑，相当于人民币400多元呢。由此可以推想，那些时尚中国女孩子们根本不差钱啊！其实，也不是他们不差钱，应该是他们的父母不差钱，典型的富二代！

不同社会阶层的亚文化表现关乎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生态，不可小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以所谓“三片”——芯片、薯片、大片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以强大之势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此，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公民层面，都要有清醒的判断和态度。从国家层面来说，致力于文化建设，有很多顶层设计层面的举措。在我们身边，某些国民的文化自信心在流失，要加强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自信心的教育。最近我听一个讲座，老师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在某个偏远地区的小学，老师问五月初五是个什么节，学生回答：是粽子节。老师引导学生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吗？是因为要纪念屈原。你们知道屈原是谁吗？孩子们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个男孩子勇敢地举手，站起来说：屈原是一个香港歌星。上述事例说明，文化建设努力都是从集体层面进行的，从国家层面，要进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要打造中国的文化产业；从北京的文化建设方面，提倡建设北京精神；从学校教育层面，要加大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力度。但是，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谈文化建设，比如社会阶层的角度。

每个社会阶层的人所不自觉地营造出来的文化，不仅仅关系到其所在的阶层的价值，更会影响到社会文化整体的性质和发展趋势，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像我上述的两例英国见闻的社会阶层消费文化的案例，影响到的就是中国人的整体文化形象。所以，如何引导社会各阶层的人，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不仅仅是个体性的或局部性的，更会影响到社会文化整体生态状况，在此基础上使他们自觉地树立起文化自觉性，把积极向上的文化样态呈现给社会，这也应该是文化建设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恰恰是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在专家们忙于设计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决不能忽略人的社会阶层差异。只有在阶层差异的前提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引导，才能使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三、社会管理与社会阶层、文化建设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深入，政府管理职能在当代已经由过去强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管理，逐步转向在继续开展好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工作的同时重视社会管理，并将社会管理看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社会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部门为促进社会系统的和谐运行与良性发展，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

社会管理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对从不同的角度划分的各种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管理，目标是达到社会结构的和谐。在这些角度中，社会阶层是一个重要角度。社会阶层的和谐取决于社会管理的水平，也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孤立地谈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毫无意义的。

（一）社会管理要有高度的社会阶层关照

社会管理的误区之一是维稳。有些地方干部以为不出治安问题就是社会和谐，就实现了社会管理的目的。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导向下，为了所谓的“维稳”，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比如，为了“截访”，有些地方干部夜不能寐，雇用了很多人从事这一行当，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实际上，不出治安问题只是社会管理水平的低级指标，高级的指标应该是社会阶层的和谐。保持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使各阶层的人在其所处的阶层能够有合理的诉求和满足感，各阶层的人互相理解、和谐相处，这才是社会管理的高境界。

（二）社会管理要有高度的文化建设关照

社会管理的误区之二是物质文化建设。有些地方干部以为给当地修建了娱乐设施，修了路，人民群众就会满意。他们社会管理的政绩就体现在上述物质性的指标上。殊不知，关爱各阶层人们的心灵才是硬道理。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其心灵感受、精神需求。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不能给各阶层的人以积极文化的引导，就不能说社会管理是成功的。“心灵的东西非常重要，也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维系一个社会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往往是人们内心的价值沉淀。人是有灵的动物。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2]

总之，离开高度的社会阶层关照、高度的文化建设关照，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管理。正如田毅鹏所言：“虽然现代人业已在长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获取了关于社会管理体制及其运行的一些理性认识，但欲达至‘体制协调’的目标，仍需直面‘消解结构’诸因素的挑战。”[3]例如，社会原子化的挑战，社会流动性的挑战。笔者认为，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和相对剥夺感增强，阶层亚文化引导难度增大等也是对社会管理体制构成冲击的重要因素。不解决此问题，社会管理体制及其成效难以有乐观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邓伟志.创新社会管理体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陆学艺.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对话、争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1.

3.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J].2011(11).

作者：冯波

第3篇：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阶层

内容提要 中产阶级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界的热点，本文则根据统计资料从阶层规模、职业结构以及受教育程度分析了中国中产阶级研究与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对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低产阶级的概念，并且从收入特征、职业特征、消费特征、闲暇生活、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心态等方面分析了低产阶级的社会特征，探讨了低产阶级所具有的社会稳定的基石、代表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消费等社会功能。最后提出低产阶级研究将深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并将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本土化的一个新切入点。

关键词 中产阶级　社会结构　低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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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结构与中产阶级研究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学最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及对象莫过于中产阶级，其研究成果的涉及面之广是其他任何阶级和阶层所不能比拟的，中产阶级的现状、规模、心态、消费方式、社会功能及其发展趋势等都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且经过学者们的积极努力，也在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甚至引起高层的关注。

然而，我们以为，中产阶级研究能够如此地形成规模，不仅由于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而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社会学研究的特殊语境。中国中产阶级研究和我们整个社会学体系一样可以说是“舶来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学会的帮助下开始复兴，而此时欧美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在美国80年代以来，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大约占6.7%，最贫穷的阶层大约占6.2%，其余的87.1%的家庭，大致都处于一种中产阶层或曰‘中产阶级’的地位上”，因而这个时期欧美中产阶级研究已经成为主流社会学的一个话语空间，大量的以中产阶级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已经问世。在这样的国际学术背景下，刚刚发足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从欧美的社会学土壤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也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灵感。

但是，社会结构的研究有其特殊性。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发达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社会位置和规模也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中产阶级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产阶级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于是与国际社会学接轨的中国中产阶级研究事实上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研究具有着不同的意义。

(一)非大众群体的中国中产阶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已经占社会的81%以上，因此美国中产阶级的研究是对社会主流群体、大众群体的研究，这个阶层代表着大众的消费方式，代表着社会心理;然而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只是一个少数的精英群体，南京大学周晓虹根据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五大城市的调查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占11.9%;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春玲根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综合收入、职业、消费、主观认同四个指标，提出全国中产阶级仅占人口的4.1%，在大城市则能够达到12%;其他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数据。

不论是占人口11.9%还是12%，中国中产阶级只是社会的少数人，和发达国家的“大众”中产阶级具有不同的含义。人们虽然期待中国中产阶级能够象欧美社会那样成为社会稳定的“防火墙”，能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维持社会稳定，然而毕竟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决定了他们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影响的有限性。

(二)中国职业结构与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形成是职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1973年，丹尼尔·贝尔分析了美国1956年以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的两大重要特征：在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在职业分布方面，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自领工人的数目在工业文明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1970年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了5：4。但是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见表1)。

丹尼斯·卡尔著：《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2页即使我们同样把专业技术人员、负责人、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人员加在一起作为白领的话(有学者认为中国商业服务业人员由于其劳动的技术含量低，更多地表现为体力劳动，因而中国的商业服务业人员被普遍作为蓝领)，那么中国的白领阶层仅仅占劳动人口的14.21%，到了2000年也仅仅为19.65%。但是在美国八十年代白领就已经占劳动人口的65.4%，到1995年已经达到68.8%。此外，农业人口在中国仍然占劳动人口的大多数，而在美国农业劳动者只有2.8%，到了1995年更是下降到了1.9%，美国白领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美国早已走出了传统农业，而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职业结构，我们的产品经济还离服务经济甚远，我们的白领人数和蓝领还有成倍的差异，在这样的职业结构基础上谈及中产阶级的功能、社会作用，谈及稳定器，防火墙不能不说是一件奢侈品。

(三)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与中产阶级

在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中，中产阶级是由以知识与科技见长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构成的，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当代中产阶级大多具有良好的学历背景、知识水平和个人素质，并且把教育程度作为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OECD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见表2)，在2001年美国劳动人口中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已经占41%，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已经占91%，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人口仅占9%，OECD诸国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平均已经达61%，初中以下受教育的占29%，但是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中，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仅为6%，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人口也仅仅为19.1%，中学以下受教育程度的高达81%。在这样的受教育水平上，中国中产阶级在规模上还不能成为一个主流群体，因此与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几乎涵盖社会的80-90%的欧美国家比起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研究不能不说是早产的，并且和我们社会结构的现实是错位的。

其实也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中国“中产阶级比重很小，群体边界不清晰”;李友梅在2005年也通过对上海的白领阶层的研究提出目前中产阶级对公共政策和制定过程的影响很小的“弱政治参与”，“他们也尚未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知识体系和价值认同”;张翼通过对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经验研究中也得出“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是社会稳定器”的结论。尽管他们的结论主要是对于中产阶级社会作用的性质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的思考，但是事实上也是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研究中的某种“一厢情愿”的反省。

诚然，中国中产阶级也一定会像发达国家中产阶级那样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因此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甚至包括言谈举止、消费习惯、心理特征、政治态度的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和中国现实的社会结构对应起来，就会发现，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其实形成了一个很令人迷惑的现象，高度凸起的、形成了大量科研成果的是中产阶级、高收入阶层以及底层群体。而这些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却是相当有限。“我国社会较大的贫富差距使我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大约占0.6%”，如前所述中产阶级

最多也仅占百分之十二左右，同样我们最大限度地理解底层群体，假设占10%，那么总共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仅仅是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其余的70%以上的群体在社会结构研究中却成为了一个盲点，就是说我们忽略了一个更为普通的、大众的社会阶层。

根据对中产阶级的理解和我国的“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发展战略，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需要不断被扩大的，然而如果站在整个社会结构的宏观视角上看，中产阶级的扩大也是其他社会群体进入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过程，那么是哪些群体有可能流入中产阶级呢?是底层群体吗?显然不是，我们的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模糊地带呈现在我们面前。

事实上早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探讨低收入群体如何向中间阶层流动的过程中，有学者界定了低收入群体的概念“指那些在收入结构中处于较低水平的社会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樊平也试图从贫困群体中剥离出低收入群体，认为尽管“人均生活费比较低，在生活基本需求的水平、质量和社会交往方面居于社会下层等”方面二者是相同的，但是低收入群体“具有劳动能力，但在投资和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只能获得较低报酬的社会成员”;而贫困群体“则不仅包括一部分低收入者，还包括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无业和失业人员”。他们都试图从另外的角度去关注即非中产阶级，也非底层群体的社会阶层。

国内学界最近几年悄然兴起的工人阶级的研究也似乎是以不同的研究范式来填补这种研究的空白，人们尝试从工人阶级的不断产生，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来探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的阶级，填补社会结构研究的这一断裂带。然而工人阶级毕竟是一个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农民工作为新工人阶级，把私营企业的工人作为新工人阶级，在服务业不断扩大的今天，工人阶级研究仍无法概括所有介于中产阶级和贫困阶级之间的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路路教授明确提出“分析所谓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存在状况……一个必然的前提是建立一个包括中间阶层的阶级分类框架，在这个框架中，至少应该存在一个在中间阶层之上的上层阶级，和一个在它之下的下层阶级”，并且他还提出了“下层阶级和自雇佣者”的概念。循着这样的思路，本文试图进一步具体地研究在中产阶级与底层群体之间存在着的一直被我们所忽略的这个庞大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应该具有怎样的特征?有何种社会作用?

二、低产阶级及其社会特征

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既不属于中产阶级也不属于底层社会的群体，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确是占据着绝大多数，我们暂且将其定义为低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概念已经具有特定的政治意义，下层阶级不仅容易同底层阶级相混淆，而且其概念本身侧重于社会地位、与对于社会经济状况具有明显界定的中产阶级的概念存在一定的不对称，而低产阶级概念由于同中产阶级一样突出其经济特征“产”、而且其“低产”更容易同底层群体相区别。在社会结构中该阶级在财产、权力和声望所构成的社会地位体系中也居于中产阶级之下，底层阶级之上，因此我们以低产阶级来界定这个特殊而庞大的社会阶层。

我们以为：所谓低产阶级是指在当下中国社会职业结构中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靠工资谋生，具有一定的职业能力和劳动技能，具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资，能够维持基本的家庭消费需要，在劳动和工作中往往属于被支配的地位、在教育程度上一般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蓝领群体。

(一)低产阶级的收入特征

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中产”首次得到了数字化界定。“6万元-50万元”的标准来自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4个多月，发放问卷30万份，有效问卷263584份。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该次调查样本中家庭年收入六万元以下的家庭为250217户，占94.9%，五万元以下的家庭为241746户，(占到全部比例的91.7%)，如果按照该标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为5.04%。这项标准一经公布，舆论哗然。我们无意去讨论标准的高低，我们所关注的是“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意义。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应该理解为一个社会的收入结构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收入群体，然而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的起源和社会结构显然并不吻合，因而形成仅占5.04%，远远脱离社会的平均收入，尽管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引用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中等，也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中等，然而并不是现实的、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中等”。而在当下中国社会收入结构中处于中间位置的是低产阶级。

如果说年收入六万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的话，那么低产阶级则以此为上限，低产阶级的下限直逼我们社会的贫困限。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表10—1的数据，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全部年收入12719.1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元，如果按照2006年户均人口数2.95人，即三人计算，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根本无法达到中产阶级的底线。于是我们仅论及城镇数据。根据2007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城镇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以三人计算(见表3)，也只有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的20%能够达到我们所说的六万的中产阶级底线，即使我们把最低收入户的10%都算做底层群体，那么其余的初略估算这70%左右的人口即我们谈及的低产阶级。他们2006年人均年收入为10075.4(上述四个层级的平均数)，低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12719.19元)2943.79元，户均年收入(三口人)为30226.2元，其中低收入户平均年收入约为17838.3元。

由于这个群体的异常庞大，我们还可以将这个群体化分为上中下三个层级。中等偏上为低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在低产阶级中经济条件最优越，也最有可能率先进入中产阶级，中等偏下和中等的40%则属于低产阶级的基本群体，而低收入则属于低产阶级的下层，他们可能最后进入中产阶级，也最容易跌入贫困群体。

(二)低产阶级的职业特征

低产阶级的收入特征是与职业特征密切相关的，低产阶级主要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包括是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他们在当今中国职业结构中居于大多数。他们具有一定的职业能力和劳动技能，因而具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资。尽管在国际上通行的职业分类一般把商业服务业人员作为白领，然而在中国由于“商业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传统的商业服务业，技术和管理含量、社会地位都比较低，更接近体力劳动”，因此一般被作为蓝领。根据表1的数据，如果将商业服务人员也算作蓝领的话，那么中国的低产阶级所归属的蓝领群体更加庞大，在2000年达到89.47%。

低产阶级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大多数长期工作在同一个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他们有时也主动换工作，但是一般是在找到下一个相对好一些的岗位时才考虑，除非万不得已，他们的家庭负担承受不起失业，他们的“跳槽”主要是在熟悉的领域，比如出租车司机大多不离开这

一行业，只是时常更换雇主，或者有条件的时候自我雇佣。他们在劳动组织中一般属于被支配地位。

这种职业特征决定了低产阶级的社会保障状况。作为大企业和中型企业工人的低产阶级的上层，他们能够获得企业代为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因而状况相对稳定，而一些在小型企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比如保洁工、送水工、饭店服务员、售货员等则需要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因而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则属于低产阶级的中下层。

(三)低产阶级的消费特征

城市低产阶级一般拥有自己的住房，住房面积按照2005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为26.1平方米、农村29.1平方米估算，三口之家的居住面积应该为75平方米到100平方米左右，城镇低产阶级或者在远离主城区贷款购买了新小区的住房或者是住房私有化以后在老城区购置了二手房，年龄较大的可能在原国企的家属区购买了自己一直居住的房子，也有人因为家属区动迁购买了回迁房。他们一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第二套住房。

私家车对低产阶级来说还只是一个梦想，他们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电动车和公交车，他们的身影表现在每天早晚上下班的自行车、电动车的洪流中，偶尔需要他们也能打车。“女儿就要结婚了，他家给买了一个50多米的房子，我想给他们买个QQ车”(笔者，2008年5月10日与WLJ访谈记录)。

2006年他们的日常消费最高不超过表4的平均消费性支出。每月家庭食品消费大约为千元左右，一般不去饭店吃饭。

每个季节每人可以购买一件百元左右的衣服、鞋袜，这个价钱的衣服可以去一般的百货商店，也可以在地摊或批发市场买几件衣物，他们普遍认为“百货商店的衣服贵，质量和市场上的差不多”(2008年5月10日与WLJ访谈记录)，因此她们更多地愿意去逛批发市场，正因为低产阶级的大量存在，这些批发市场在任何季节都人满为患。

(四)低产阶级的闲暇生活

大多数城市的低产阶级有自己的休闲方式，他们或者在傍晚，或者在休息日打麻将，也有的早晨或者傍晚加入城市街头和公园的休闲队伍中，四十岁以上的城市低产阶级大都具有过国企工作的经历，他们渴望集体的情感支持，比如公园的毽球队、秧歌队、交际舞队都是他们的一个精神家园，市内各公园，各区之间也经常有各种比赛，他们群体内部也经常组织一些联谊活动比如郊游、聚餐，在个别成员遭遇特殊困难、或者成员家的红白喜事他们也都能够出现，并给予一定的物质支持。低产阶级的家庭也偶尔进行一些近距离的旅游和一日游等，他们能在孩子、老人过生日的时候买些礼物和张罗个比较热烈的聚餐，博物馆等免费开放他们也是比较兴高采烈的，一旦有时间他们就会去参观，他们也热衷于看各个商店的降价销售、打折促销广告，他们经常为了一个百元商品，往返于几家商店去比较价格。

(五)低产阶级的受教育程度

低产阶级一般具有高中以下受教育程度，主要为中学受教育程度，由于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没有可能进入专业技术人员的队伍，所以他们主要为蓝领阶层。由于自己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城市低产阶级一般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然而由于自己经济能力、精力、以及教育方法的问题，上层低产阶级的子女一般有可能接受大专以上的教育，而中等和下层低产阶级的子女大多数依旧没有接受较高的教育，因而，子女有更大的可能成为“新失业群体”，成为新的“啃老”一族，更加加剧了低产阶级的生存压力。“上班的时候，天天干到很晚，也没有时间管孩子，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偶尔去接一次孩子，孩子欢天喜地地，可是我就是忙，孩子高中不好好念，毕业就在家了，有时候去帮别人卖卖货，找个对象也没有工作，将来想让他们做个小买卖。”(2008年5月10日与HY访谈记录)

(六)社会心态及发展趋势

低产阶级的群体异常庞大，还可以划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低产阶级的心态也因为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存在不同，上层低产阶级将能够最先进入中产阶级行列，主要是技术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由于经济相对稳定，因而社会心态也相对稳定，他们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具有小富自安的满足感，他们在城市社会的劳动者群体中，属于境遇比较好的群体，和原来的工友们比起来值得满足，和改革开放前比起来，他们更是非常满足。城市中层低产阶级主要是半熟练工人，他们当中许多是实现了再就业的国企下岗工人，他们的失落感相对比较强，他们在改革开放前往往和当前社会的各阶层属于同等社会地位，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不仅对不稳定的工作不适应，对自谋出路不适应，而且由于大多数人需自己交纳各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增加了自己的经济负担，因而心理压力和心理的怨气也都比较大。

下层的低产阶级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其中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心态比较平和，由于中国的户籍管理体制，他们已经习惯于城乡二元社会，而如今能够进入城市社区，和城市人一起生活，尽管要遭遇一些歧视和不平等，但是比那些在农村依靠农田生活的同龄人不知要好过多少倍，他们的收入可能要低于一般城市人，但是他们的参照群体主要是农村的父老乡亲，因此他们的满足感和城市生活的欣喜感都使他们成为一个社会心态上相对稳定的群体。

而下层低产阶级中的“城市人”则是一个心态并不稳定的群体，生活境遇的艰难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失落感和不公平感，特别是前国企的下岗工人不仅面临着身份的转变，而且如今和“农民工”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因此这是一个心态相对不稳定的群体。下层低产阶级的发展趋势很容易受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如果社会经济不景气，或者遇到天灾人祸，“城市人”很有可能跌入贫困群体，“农民工”则会结束城市化过程退回农村。如果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可能持续上升。

三、低产阶级的社会功能

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同样举世关注的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吉尼系数不断高升，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对立与冲突。中产阶级研究的热潮事实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期望，希望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够像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也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和上下矛盾的“缓冲层”，然而由于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少、规模小，其所具有的对两极分化及矛盾冲突的缓解功能十分有限。而在当下中国社会，具有这种作用的恰恰是规模庞大的低产阶级。

(一)低产阶级是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

低产阶级是中国的普通大众，他们不象底层群体那样绝望、无助，他们也不象中产阶级那样有知识有地位，但是他们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2007年3月至7月在全国开展了“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四分之三左右的城乡居民认为中国当前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基本和谐与稳定成为中国目前社会形势的主要特徵。九成左右的城乡居民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持乐观态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是很好的”表示比较同意或很同意的占90.5%。零点调查

公司的调查报告也表明蓝领群体对当前生活比较满意，对未来生活比较有信心，虽然认为工作所获报酬不够合理，对于自己的职业还是比较喜欢，心情虽然比不上白领那么“愉快浪漫”，平静满足仍是他们的主流心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着清晰客观的认识。

中国中产阶级的稳定器的作用应该属于未来的中国社会，那么在当下中国社会，低产阶级才是社会的稳定器。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工业化也在总体上进人中期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阶段也是社会发展容易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期。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不少矛盾、挑战和压力。当今中国社会的稳定主要不是取决于少数的中产阶级，而是取决于最广大的低产阶级(这也是普通大众的代名词)。在中国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并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同在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低产阶级以其规模、人数以及对社会发展的“乐观态度”，成为化解和消融上下矛盾的巨大海绵、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的基石，成为我们不应忽视、也不能忽视的社会力量。

(二)低产阶级代表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消费

如果说中产阶级能够引领消费潮流，将形成“健康而超前的消费行为方式”，那么低产阶级则代表当下的主流消费。

一般说来中产阶级以拥有私家车为标志，中国的汽车销售市场发展也极为迅速、令世人咂舌，“到2007年末我国私人轿车保有量达到1522万辆，比上年增长32.5%”，然而“目前中国每千人拥有不到50辆汽车，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20辆，美国为750辆，中国的整体汽车消费水平还不高”。而中国低产阶级的主要交通工具则不然，在2007年摩托车为每百户25.3辆。尽管在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每百户自行车拥有量已从1998年的182.1辆下降到了142.7辆。但是中国自行车的拥有量约为4.7亿辆。2001年自行车产量已达到5200万辆，占世界自行车总产量的1/3强，产量、出口量均占世界总量70%以上，国内消费量也居世界第一。到2005年新兴起的电动自行车销量就已经突破1000万辆。如果说经济学的主流消费概念要以销售额和销售利润为基础的话，那么社会学对于主流消费的概念则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自行车代表了当下社会的主流消费，代表了最广大数量的民众消费。

房地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状况，房地产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贡献，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3.6平方米，提高到2003年的11.4平方米，然而同时“商品房空置问题越来越凸现出来。仅从沈阳来看套内面积超过120平方米的大户型住房空置高达85.7%，其中超过150平方米的达56.3%，于是不得不通过政府的行政干预来限制大户型的生产而增加中小户型的建设，而各地的房地产市场，“中小户型是市民的主力需求”“中小户型成为市场的主流”。

休闲消费也是如此，作为中产阶级消费表征的健身房、高尔夫和网球场在中国还是比较奢侈的健康消费，我们从清晨公园里的庞大的、人群熙攘的太极拳、秧歌队、毽球队、羽毛球等健康消费中能够了解中国的大众消费模式，这也是低产阶级的消费模式。

五、结论与思考

中产阶级在欧美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与中间阶层重合的，是社会的主流的、大众的群体，因此才能成为“中产”阶级，但是当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仅仅是社会的“小众群体”，社会地位也不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的时候，不仅中产阶级的概念是未来型指向的概念，而且许多人使用的中间阶层其含义也包含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当下中国诸多的社会阶层自我认知调查都显示，中国社会中自我认同为中等的占“40.2%”，自我认同为较低的占24.3%，笔者在辽宁的研究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自我认同为中等的高达63.58%，认同较低的占13.8%，虫口果我们把这个中等位置和中产阶级，以及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等同起来，则很难得出合理的解释，引入低产阶级的概念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中等位置不过是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这个位置与学理上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暂时还没有什么关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条件下这里的“中间阶层”代表着的是一个庞大的我们称之为低产阶级群体的客观地位及其主观认同。

事实上中间阶层和中等收入都是指社会平均线左右的人群，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具有不同的内容。当下中国社会结构中，低产阶级位于社会的中间位置，占据大多数的时候，这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认识和解读低产阶级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关键。

如果说对中产阶级的关注是聚焦一个中国社会未来的主流群体，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对低产阶级的关注则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社会结构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职业结构、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都决定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中”特征，因此我们的社会结构研究也不能完全局限于发达国家的研究框架。低产阶级是中国的主体社会阶层，是当今社会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主流载体，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可以丰富和完善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研究，作为国际社会学界的热点问题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体的研究是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使然，然而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这两个阶层还都是社会中的小众群体，而低产阶级的研究恰恰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丰富和完善，通过对低产阶级的研究深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也将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本土化的一个新切入点。

对低产阶级的研究有助于社会政策更加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是关注民生，关注民生则是指关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最广大的民众无异于占人口一半以上的低产阶级。然而由于低产阶级的主体地位未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不仅在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广大的低产阶级成为社会结构研究的真空，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划分事实上成为了一个不周延的划分，而且在社会实践中低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也未能得到普遍的理解和关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业的发展过程中电动车禁行否的行路权之争，实际上演绎成为民众与政府的抗争，是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阶层;在房地产业，对中小户型为代表的主流的低产阶级房地产需求的忽视也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此外各地关于禁止街头烧烤，路边小店，甚至禁止小商贩，黑摩的、马路用工市场等城市行政管理措施也都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尴尬，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对低产阶级需求的研究，实现社会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实现政府与民众的和谐。

关注中产阶级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关注低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当今中国社会在通货膨胀、下岗失业、城乡区隔和贫富分化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一直是一个世界奇迹，然而，仅仅通过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体的研究无法解释这种奇迹，只有通过对低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社会心态的研究才能够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也只有关注低产阶级的社会需求、政治需求和消费需求，才能实现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

作者：王立波

第4篇：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状态的政治性、制度性或行政性标准(如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等)逐渐为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本课题组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该书并未对划分标准进行详细解释，本节将对十大阶层的划分做出理论和操作说明。 一 职业分类与三种资源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我们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我们的阶层划分之所以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既是出于操作便利的考虑，也是基于理论研究结果。在当代社会，职业身份的分类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性区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在收入、声望、教育、权力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因而职业的分类与社会分化紧密相关。同时，在调查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个人职业信息较易获得，也易于加以分类处理。因此，许多社会分层研究都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而展开。本课题组提出的阶层划分，也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又以人们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来刻画各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组织资源也可称为权力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执政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资源是指对社会以证书或资格加以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历文凭。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是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如果说，职业类别是我们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类别的基础，那么，这些资源的占有情况则是我们确定各社会阶层的社会等级差别的依据。这一结论是基于课题组数年的社会调查得出的。在对大量个案访谈资料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人们凭借其社会经验和主观感觉对人群进行的分类，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标准：即是否有钱(收入高低或拥有财产多少)、是否有权(在政府或企事业组织中担任的职位高低)、是否有文化(学历文凭高低)。如果用学术语言来加以归纳，可以这么说：“人们一般倾向于依据经济资源、组织(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来评价个人或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实际上，社会学者也常常采用这三类指标来研究当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本课题组通过对现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结果进行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着人们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人对某一个人的社会性评价，同时也决定着个人对自己的社会性评价。我们认为，依据这三种资源的占有量来研究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差别，有助于深入理解目前的社会经济分化现象，把握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 三种资源拥有量在人群中的分布差异，是社会经济分化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分化的表层现象。然而，阶级阶层理论家们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资源配置的表层现象，而是导致资源分配差异的原因以及这种差异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同样，我们进行阶层划分的目的，也并不仅仅是显示什么人的收入更高或更低，什么人的权力更大或更小，什么人掌握了文化资源，而是要深入了解，有哪些社会结构性因素使得人们拥有不同类型或不同数量的资源。我们认为，正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决定着他们是否拥有某种资源或拥有多少这样的资源，从而导致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状态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影响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及行为取向，而这种状况也就是所谓的社会阶层分化。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试图从社会关系结构中去寻求导致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即分化机制)，只有把握了这些分化机制，我们才能解释资源分配的差异性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因此，我们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的目的，就是为了反映三种资源在人群中的分配形态(要与人们的主观感觉相一致)。不过，我们确定社会阶层分类指标的依据，则是我们对当前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我们所选择的阶层划分指标，区分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这些不同的社会位置决定着人们拥有不同类型或不同数量的资源。

二 社会阶层划分的理论：动力、机制与结果

我们分析当前中国阶层分化过程的理论解释框架，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阶层分化的动力、阶层分化的机制与阶层分化的结果(即资源配置格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概括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过程。

首先，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不是在一个相对稳定或静态的环境下发生的，而是随着二十多年的急剧社会经济变迁而不断演进的。二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形态和机制与当今社会不同，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较小，可以明显区分出差异的社会经济群体较为单一(如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很高，导致人们的社会经济状态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政治身份(如家庭成分和个人政治表现)和制度身份(如户口身份——城市人或农村人,档案身份——干部或工人)的不同。而当今社会的阶层分化现象则十分突出，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导致分化的机制也与二十多年前根本不同。那么，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促成当前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推动力是什么?这是我们进行阶层分析时首先要解答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原因和推动力，就是工业化和市场化，以及社会学界常说的“双重转变”或“双重转型”：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后果：一是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二是科层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这两方面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导致了一套系统的以技术等级或专业化程度为基础的职业分化体系，它几乎成为所有工业化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基础。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实，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与他的经济地位(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社会声望)高度相关，因而，许多社会学家都依据职业分类或职业声望的评分来划分阶级或阶层。1978年以前，中国人的职业与其社会经济地位之间没什么太大的联系。但近十年以来，随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因职业分化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差异现象日益突出，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往往获得越来越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而技术层次较低的体力劳动从业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则相对下降。职业分化日益鲜明，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主要趋势。 与此同时,工业化带来了各种科层化的经济社会组织大规模发展，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管理层次逐日增多，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或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这些，都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现代工业社会，一个人要对物或他人产生控制权和影响力，既不像在传统社会那样主要依靠身份等级(如贵族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也不像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那样主要依赖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资本家与工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于个人在组织系统中占有的等级职位。在现代工业社会，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和物)往往是由组织控制而不由个人拥有，因此，组织中的管理者实际上拥有了对所属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从而出现了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在中国，近十几年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接轨，大型企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管理者的权威和对资源的直接支配权力不断被强化，同一单位中管理者与非管理者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这也成为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趋势之一。

市场化所带来的两个后果也对社会阶层分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后果是私有产权的出现，另一个后果是在原来国有部门之外新生出非国有部门。私有产权的出现给我们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他们所雇用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私有资本的积累，私有生产资料规模的扩大，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其所雇用的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不断拉大，因而，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共存，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导致了一种制度分割局面。一系列的制度设置，对资源的分配流向产生着影响，制度屏障区隔了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在制度分割的不同领域，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和规则有所不同。在国有部门(体制内)，行政权威是分化的最重要的机制;在非国有部门，生产资料所有权是最重要的分化机制。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仍由国家所控制，越接近国家组织系统的核心部位，越可能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优势位置。因此，个人在制度分割中所处的位置——体制内或体制外、体制内的核心或体制内的边缘，影响着他所拥有的资源的种类和数量。 三 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最主要的机制是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和制度分割。劳动分工指的是职业的技术等级分化，如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化，体力劳动者有技术型、半技术型与非技术型之分，非体力劳动者的技术层次也有高级、中级与低级之别，等等。权威等级指的是科层组织中的管理等级的分化，如管理与被管理、高层管理与中低层管理等。生产关系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雇主、自雇)与受雇用者(雇员、雇工)之间的分化。制度分割指的是体制内人员与体制外人员、体制内核心部门人员与体制内边缘部门人员之间的分化。这四种分化机制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几种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人们在这些社会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基本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即是否拥有或拥有多少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如上所述，接受我们访谈的人一般都认为，这三种资源是目前社会最重要的也是人人都想获得的资源。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变量来确定人们在四组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并据此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这十大社会阶层是：(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2)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3)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5)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6)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8)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9)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

第5篇：语言社会阶层

他们讲话的个体与彼此不同就象。 其中一些区别是有气质的，例如，区别由于另外喉头大小和沥青。 然而，有其他区别系统地与某些人相关。 所以，有导致另外语言用途，其中之一的社会类别是社会阶层。 本文与语言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关。

1. 定义社会阶层

It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定义社会阶层。 格雷戈里・ R.Guy (1988)介绍了二种主要方法。

One在阶级冲突的方法焦点。 “In Marx’s视图，基本动态人类历史是在类之间的冲突。 类是分享共同的经济利益的人; 即他们由他们在经济体制，他们的对production’” (Guy1988手段的‘relationship的共同的角色定义：40)。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类方言的存在是分裂的后果并且相冲突在社会阶层之间。 不同的类的人们有语言的另外社会评估，并且标准品种只不过是社会方言是统治类(Guy1988)。

社会阶层的Marx‟s定义有时提供语言现象的一个连贯解释出现从社会分裂的，例如，语言用途的锋利的层化。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它的时间限制。 在Marx‟s时间，社会阶层分裂是二分和清楚的： 拥有生产资本不的人们和那些人。 因此不同的类的人们讲他们自己的社会方言，并且少量的案件是罕见的。 层化确实是锋利的。 那时，影响社会阶层分裂的因素是一个小数字。 然而，在现代社会，它是更加复杂的定义社会阶层。

guy (1988) aso在他的层化研究中介绍了Labov采取的另一种重要方法。 “This视图看类作为个体根据被分类的个人特征排列例如教育水平、收入、职业等等，共同暗示某一程度社会esteem”的一个相对地连续的标度(Guy1988 ：41)这种方法集中于社会团结，暗示所有小组分享共同的社会评估。 从这个观点，社会语言学的可变物应该相对地是梯度，不用在社会体制的锋利的断裂。 在英语的“Social层化的Labov’s经典首创科目中在纽约” (SSENYC 1966)，他结合三个宗旨特征职业、教育和家庭收入入一个唯一线性标度。 其中每一被学习的单独被分类入上述三个的维度中的每一个基于类的一四更排列低的类，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下层和上部中部。 因为社会和经济因素和每个案件一个连续的网络是少量的到下一个，这个方法观看社会阶层。 相应地，语言也显示价值的一个连续的范围，因此语言用途的层化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如果相对地美好，与根据类的Marx’s定义的锋利的层化相对。

有面对我们定义的类的有些挑战。 这例子。 有些职业的人们，象老师，新闻工作者或者接待员，比其他人民倾向于使用语言更加标准的品种在状态、收入或者教育(人的同一个水平1988)。 如果我们使用Labov‟s方法分类他们入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明确地属于到非常同样一个。 象这样的事实建议没有在定义社会阶层的单一的方法，并且用不同的情况应该重视因素的另外数字。

2. 社会阶层和语言用途

关系的研究社会阶层和语言用途之间的在一个唯一使用同种语言或方言的全体人民内进行。 在一个特殊使用同种语言或方言的全体人民内，人谈话比他们互相做给局外人。 根据Guy (1988)，社区的人们有共同的套评价评断，什么被认为好或坏，并且什么的整个社区的知识为什么样的场合是适当的。 大家使用昂贵状况报告人使用的变形更多在社区在他们仔细的样式。

是真实的大家在使用同种语言或方言的全体人民在样式转移知道高声望形式，并且可能使用他们。 但是他们don‟t在高社会地位将确定的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采取他们? 这个问题导致公开和隐蔽声望的分化。 根据Labov (1972年，援引在Guy1988)，我们提到了的高状态变形拥有公开声望： 他们同上层阶级报告人联系在一起的不容置疑的社会力量，并且也许对于高状态工作和向上流动性是必需的和由标准化代理在社会的公布，例如大众传播媒体和学校教师。 但是为许多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下层报告人， “nonstandard”语言可变物与他们的小组相关也许也拥有隐蔽声望。 基本的社会意义的这些隐蔽地有名望是一个团结： 使用他们的人被考虑属于，是boys”的“one，是适当的作为朋友，等等。 这个事实暗示不同的社会阶层也许有不同的社会和语言目标(Guy1988 ：51)。

研究的经典类型关于社会阶层和语言用途的是纽约的Labov‟s巨大的研究(1966)。根据另外教育水平，职业和家庭收入，人们被分类入不同的社会阶层： 低级，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下层和上层中产阶级。 在他的及早在纽约学习， Labov品行(r)可变物的一次小规模调查。 他由在他们的更加正式的样式的所有类发现更高的类使用这可变物的辅音认识，和。 然而，有从规则预定的一偏差小组：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在

中产阶级的下层的r实际上超出在上层中产阶级的这样用途。 根据Labov (1972a，援引在Wardhaugh 1998)，这可以被命名作为hypercorrection由中产阶级的下层。 这些人想要社会和语言向上流动性并且对他们自己的语言行为是非常神志清楚的。 结果，他们胜过上层中产阶级根据对声望变形的用途。

在他的研究中， Labov找到另一种重要现象，他命名“orderly heterogeneity”。 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语言变异是高度被构造和系统的。 在每社会阶层之内的人们讲话并且表现用一个相似的方式。 这似乎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每位报告人(人1988:52)。

在个人网络的Milroy (1980年，援引在Wardhaugh 1998)焦点强调的一种不同的方法。 Milroy强调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发起于亲属关系领带，确定individual‟s通入对就业和对其他资源。 人们开发得紧密和互相的继续的关系，并且他们帮助自己，首先他们的家族然后他们的信奉同一宗教的人。 从工人阶级社区的研究在贝尔法斯特(Milroy 1980)，我们看见越强社会网络，越伟大使用某些语言特点白话。 milroy (1980)假设“the紧密结合的网络也许看作为白话维护一个重要社会机制，能够有效经营在反对公开地签名的和针对状态的套合法的语言norms”。 我们能看到语言的低状态品种通过使能使用他们互相显示团结和达到小组身分的人维护自己。

这两种方法在反对互相似乎，因为层化研究强调言语行为横跨和在类之内，而社会网络学习在每individual‟s生活的独特的焦点体验并且接触。 根据Guy (1988)，网络研究是microsociological在焦点，而类研究是宏观的。 “Across那里类是在经济情况和语言行为的无可辩驳的相似性，但是在它里面有在的经验和活动上的个体差异，如果适当地描述，可以导致重要新的洞察入在language” (Guy1988的社会过程：54)。

3. 社会阶层和语言变化

由于社会改变和语言变化之间的长被认出的链接Social类在语言变化的研究介入。 许多语言创新可能现在显示社会上被刺激，发起于特殊类和通过社会传播了沿着可预测的社会线(Guy 1988)。 在这个领域，有二个根本问题： “Which社会阶层发源语言变化?”和“What他们的刺激为如此做?” Guy (1988)关于社会阶层介绍二语言变化： 被瞄准的变动和联合国被瞄准的变动。

接受有些货币是的一个想法统治类的成员发源创新，刺激由一个杰出人物欲望设置自己除大量(elite‟) (Guy1988)的„flight之外。 这变动介入某一外在声望准则借款，因此它也称被瞄准的变动， doesn‟t带来任何新入语言。 或许它是，因为统治类是很讲究状态他们只设法采取已经有被标注的高社会地位的准则，因此他们的昂贵状况可能依然是安全。

另一个想法是工人阶级人民倾向于发源untargeted变动(Guy1988)。 他们带来事全新入语言。 人也介绍占这种的二种主要理论变动。

在理论集中于活跃创新(Labov1981，援引在Guy1988)。 从这个观点，工人阶级人是本机或小组团结是最强的那个。 因此他们有创新正面社会的刺激，并且他们如此做从其他社会团体分离自己。

另一种理论强调对变动(安东尼Kroch的抵抗1978年，援引在人1988)。 Kroch解释一些社会团体避免或压制创新。 这与现有的状态。quo有关。 越多一满意对他的当前状态，更多他必须创新的抵抗。 所以，语言变化应该关联直接地与在类阶层的位置。 因而断定语言创新通常开始在低级和逐渐后被采取在上面。

这两种理论是补全的。 所有特殊变动的“The最后结果将取决于这些社会forces” (Guy1988平衡：60)。 4. 社会阶层和语言学理论

另外社会阶层的存在带领语言变异，在语法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是到显露。 因为区别存在，应该设计充分语法以便容纳至少在语言上的社会区别。 关于社会阶层和语言的研究也许帮助解释这些区别。 What‟s更，每社会阶层不同的语义系统可能也解释。 终于，有langue的问题和宣誓或者语言能力和表现。 看起来另外社会阶层有另外langue或能力，而在类之内的人们有相似的语言行为语言宣誓或表现。 论文事实形成了一个挑战Chomsky‟s语言能力，并且表现dichotomy-the能力是固有的，并且表现是各种各样的。 在sociolinguistics的领域，有解释这些事实的二个根本研究结果。 “First，我们有解释井然的非均匀性在宣誓或表现之内的团结和系统，然后，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固有可变性解释在langue或表现” (人

1988:62)之内的变化。

结论： 社会阶层是导致语言变异和变动的其中一个因素，在sociolinguistics的一个根本题目。 本文主要介绍了对语言和社会阶层的研究从不同的观点和用不同的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对联系的更加深刻的理解在语言和社会之间。

第6篇：新的社会阶层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人员：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六种社会新阶层。

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和不断成熟，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产物，是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的显著标识，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是当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的重要动力 ，是当代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是当代中国社会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础。新的社会阶层的发生有复杂的、深刻的、多样的社会原因，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 化和时代的或历史的原因：(1)新的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出现的;(2)新 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发生新变化的体现;(3)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流 动频率程度加大的反映;(4)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成员职业经常变化的结果;(5)新 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成员身份连续变化的标识;(6)新的社会阶层主要是通过诚实劳 动和工作而形成的;(7)新的社会阶层主要是通过合法经营而形成的;(8)新的社会阶层 是在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的过程中形成的;(9)新的社会阶层是在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指引下形成的。

70多年前，在大革命的烽火中，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揭示了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今天，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如何正确认识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当前我国出现哪些新的社会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归纳起来有以下六个：

(1)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所谓民营科技企业，泛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按照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创办和经营，主要从事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和成果转化的经济组织。它们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拥有数量不一的企业股权，掌握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门知识，在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2)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外资企业指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境外投资的企业。在外资企业就职的中方管理技术人员通常年纪轻、学历高，许多人还有过在国外留学、就业的经历。他们比较熟悉国外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式，一般在外企的一些部门担任骨干。

(3)个体户。个体户即个体工商户，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一定资金，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截至200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注册资金3435.79亿元。

(4)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指企业财产归私人所有、雇工人数较多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私营企业主正日益成为经济实力、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一个社会阶层。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202.85万户，注册资本总额为18212.24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2.31万户，亿元以上的有383户。

(5)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中介组织泛指介于企业、个人之间，并为其服务、沟通、协调以及对其监督的社会组织。它主要由三类组成：行业性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研究会;公证性中介组织，如律师、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务所以及证券、仲裁等中介组织;服务性中介组织，如提供就业、广告、公关、房地产等服务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从业人员大多受过专门训练，专业化程度比较高。

(6)自由职业人员。主要是指那些不固定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或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主要包括一些文化、艺术工作者等。

以上六个社会阶层，尽管在财产状况、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社会职业上有所区别，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都不属于过去人们常说的“公家人”。然而，倘若追根溯源的话，这些阶层中的许多人原先实际上也是“公家人”，诸如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职工，党政机关干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业技术人员，等等。 新的社会阶层产生的原因

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有关。具体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我国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给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基础。不少人陆续脱离原来的工作岗位，转而从事非公有制经济，或“下海”经商，自我创业，或进入民营科技企业、外资企业等经济组织，或成为自由职业人员。

第二，经济体制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的劳动分工日益精细，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提供了从业条件。例如，市场经济正常有序的运转，离不开以服务、沟通、监督、协调为主要职能的各种中介组织，提供就业、广告、公关、信息、咨询、家政、劳务、房地产等服务的服务性中介组织便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这一新的社会阶层遂应运而生。

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第

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促成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例如，由于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大批被分流出来的农民纷纷转移到第

二、第三产业。其中一些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摸索出发家致富之路，成为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 综上所述，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何看待新的社会阶层

对于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们众说纷纭。有一些人对新的社会阶层不理解，有偏见，甚至把他们看成是“异己”、“另类”。在这些人看来，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往往同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腐蚀领导干部、败坏社会风气等丑恶现象联系在一起。的确，由于素质参差不齐，在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员当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上述现象。例如，2001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查处个体工商户违法违章案件76.17万户次，私营企业违法违章案件13.19万户次。对于违法者，当然要依法进行查处，加大监管力度，积极引导他们遵纪守法。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违法乱纪的人在新的社会阶层中毕竟仅占少数。

应当看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也因此赢得社会的尊重。他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新的社会阶层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直接参与或服务于生产过程，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税收。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我国私营企业共创产值12316.99亿元，营业收入11484.2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245亿元，出口创汇折合人民币913.47亿元。

第二，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新的社会阶层或者自主择业，或者以自己创办企业招工的方式，吸纳了很大一部分待业人员和公有制部门的富余人员，从而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据统计，2001年，全国各类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达2713.86万人，私营企业当年共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8.61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三，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不少人，自己富了不忘国家，不忘社会，积极参加“希望工程”、“光彩事业”等社会公益活动，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

从总体上看，新的社会阶层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热爱祖国。他们勇于开拓，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我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当然，我们说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不是否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这是不容置疑、不能动摇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不少人正是从上述各种群体中分化出来的，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他们之间尽管个人财产多寡不同，但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第7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当今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由以前的的简单到现在的多样和复杂无不体现了国家的富强和崛起。这里我就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的阶层进行简单的剖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对旧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及打击的势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结构及阶层关系趋向于简单化。到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阶层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农民占了人口的80%,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及干部,涵盖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当时的干部除公务员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及文艺工作者等。工人中还包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当时的人们几乎无私有财产,均属工薪阶层。干部和工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小。处级干部的工资和六级技工差不多。城市99%的人月收入在30到100元之间,当时的最高工资(中央领导及一级教授)也就四百元左右。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小,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16,在世界上也属非常低的国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生产力低下及物质财富的匮乏,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多数食品处于凭证限量供应状态,衡量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也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即在0.59左右,处于贫困到温饱之间。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浪潮,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及阶层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财富象滚雪球般增大,各种职业及社会阶层象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当今中国社会的职业及阶层已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要想逐一分析已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用收入及财富的拥有量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可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为三大群体:

(一)低收入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在个税起征点之下)这个群体包括的阶层有:绝大多数农民及农民工,国企和民企中的大部份工人,部份技术人员及低层管理人员,企业退休职工,城市中的低保领取人员,小商小贩,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人员,部份中小学教师等。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占全国从业人员的70%左右.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农民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涌进城市的打工者,他们干着最艰苦,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他们离乡背井,收入微薄,吃住简陋,夜以继日,战斗在各条战线上,今天的中国取得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是他们劳动的结晶。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我们应感谢他们并向农民工群体表示深切的敬意。

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在经济转型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靠微薄的工资,为祖国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可到了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却成了失业群体,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几万元微薄的补偿,他们默默忍受住如此不公平的待遇，继续寻求工作,寻找出路,他们中的年龄偏大者,因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低保度日,还得自已交纳养老保险。为了今后老有所依。今日国家之财力远非九十年代相比,政府应给这个群体多一些关怀和照顾。

(二)中产阶层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或拥有百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国企,民营,外企中的白领,公务员,教师中的大部,医务人员中的大部,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中层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中的大部,演艺人员,事业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小

业主,自由职业者中的大部，文字工作者,离休干部,部队中的军官等。这个群体中职业门类烦多,收入差距也比较大,这个群体人数占从业人员的25%左右。

(三)富裕阶层: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或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民营企业家,大型国企老总,上市公司高管,外资和合资企业高管,一线演艺人员,金融业界高管等。另外还包括一些隐形富豪群体,即政府官员中贪污受贿者,他们将财产隐藏或转移,在未被揭发查处前,仍属于这个阶层。富裕阶层的人数占从业人员5%左右。

为什么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群体中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富裕阶层呢?这是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得到高速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转型期法律,法规不建全,加之官商勾结使一些人快速致富的结果。这个群体富裕之路无外乎有下几个方面:

(1)八十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一大批农民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后来成为农民企业家。

(2)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时期,部分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中掏足了第一桶金,资本的积累使他们走上富裕的道路。

(3)九十年代,干部下海经商潮,也造就了一批富翁。

(4)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工人下岗的同时,一些企业老总及高管利用股份制改革,变相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演变成民营企业家。

(5)始于九十年代末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使中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本世纪头十年房价持续飚升,造就了一大批地产富豪。

(6)从2003年起,GDP呈两位数增长所造成的能源及原材料的紧缺,使小煤窑,小矿山遍地开花,工人的血和汗使一批煤老板快速致富。(7)高新科技产业的兴起,使一批知识界精英,进入富裕阶层群体,其中尤以IT产业为典型。

(8)近十年中国股市的高速扩容和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在牺牲千百万中小股民利益的同时,却造就了大批亿万富翁。中国股市可称得上造富机器。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及财富分布仍属金字塔型,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成了当前社会的特征。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各种资料数据差异很大,有说是0.5的,有说达到0.7的,

也有个别经济学家认为还达不到警界线0.4。这是由于所取的样本和计算方法的差异造成。但不管怎样,基尼系数超过警界线已是不争事实。有两组数据特能说明问题:我国金字塔上端20%富人群体占有社会财富达50%,而金字塔下端20%低收入群体所占社会财富仅为4.7%。换句话说,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量是20%穷人的10.7倍,而这个指标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日本则仅为3.4倍.中国已排在世界前列。据国务院最新公布的扶贫标准已由过去的

1200元提升到2300元(年收入)这一提升使扶贫对象一下子扩大到1.28亿人，而2300元的年收入仅相当于每天一美元,被联合国定为赤贫标准。这让我们深深震惊,我国的扶贫攻坚是多么任重而道远啊!

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矛盾和危机:我国的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急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官员中的贪污腐败现象加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国民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急功近利和诚信危机,使我国的文明程度和软实力大打折扣,而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当前兴起的怀念毛泽东热 ,实质上就是对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增大的不满。我们又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就应该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低收入群体尽快富裕起来,使中产阶层壮大,成为社会的中坚。使社会结构呈纺锤形。中国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中国人民已尝尽社会**的苦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世界上国强民富的大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

献。共产党人应拿出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带领人民走上一条文明,民主,公平,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对当代中国各阶层分析作如下综述：官员阶层和知识阶层在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同时要勇于进行自我改造，重塑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要加强对富豪阶层的调控和管理，尽量减少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腐蚀作用，培育这个阶层中对振兴民族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民营力量，使其进一步壮大;鼓励中产阶层的发展，不断扩大这个阶层的人数和阵容，但要同时培养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责任心，使他能够成为社会的稳压器;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援助贫困阶层，不断缩小这个阶层的规模，提升这个阶层的人员，利用好这个阶层自发追求改革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依靠平民阶层发展和繁荣经济，推动体制改革，淳化社会风气，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

第8篇：中国当代社会阶层透视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集中全 党的智慧，系统、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与时俱 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由中国社科院完 成的、日前正式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从专家视角， 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学习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加深对三个代表的理解。12月11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公开出 版，该报告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富于时代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课题组组长、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陆学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据介绍 ，这项研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199 9年初，数十位专家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李铁映同志多次 听取汇报，作出指示。这

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 会中间阶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 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 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报告说，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 可以说是各阶层中扩张最快的。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每个人 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取决于公平竞争，能力主义准则逐步取代身份主义原则 。　结构还只是洋葱头型尽管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按照陆学艺的说法 ，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橄榄型。他说，可以认 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并不是合理的，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据统计，1999年在 全部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44%左右。而1992年，农业就 业比重在英国为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在韩国也仅为 17%。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目前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 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左右。报告称，这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 平等。对造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深层原因，报告认为是呈自发性状 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滞后和缺位。报告分析说，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 应当以公平为目标。这需要国家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要注意制定相应的适 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因为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也 不能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而资料显 示，1996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40%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占全 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0%。报告据此认为，在社会阶层分化 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也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其中最 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报告指出，目前，有关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 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 调节和协调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 层结构需要的说明。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清楚，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 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种阶层结构。 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不仅难以真正澄清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各种思想认 识，也导致了一些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和严重 滞后。陆学艺强调，听认自发性不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 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 ，藉此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　各阶层共赢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因为 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集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报告指出：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 与革命时代不同：已经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 各阶层共赢。为此，有4个重大现实问题被认为需要认真回答：一是关于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谁是主导阶层的问题。报告认为，现代社 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 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二是关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三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问题;四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工农联盟的问题。报告认为， 对于工农联盟这个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加以扩展 或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 ，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 联盟。陆学艺说，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阶层 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 共赢。

第9篇：社会新阶层调查报告

专业班级:

小组成员:

关 于 社 会 新 阶 层 调 查 报 告

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出现。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如何正确认识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做好这一阶层的工作，是新时期统战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我市一项急待提高的工作。

一、基本情况

我市的新社会阶层人员主要有非公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人员两部分。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其人员主要来自于工人、农民、干部以及复员转业军人等，尽管他们的经济状况和劳动方式同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们与工农基本群众始终保持着天然的联系。

二、基本特点

从总体上看，我市新的社会阶层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热爱祖国。他们勇于开拓，为我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市的新社会阶层大多是从大中专院校毕业后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自由择业。发挥自己的特长，在逐步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他们整体素质好，具有很强的开拓创新精神，有很强的事业心。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小，党外人士比例高，一部分代表人物懂法、懂经济、懂专业知识，是难得的综合型人才。其思想状况主流是好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他们爱党爱国，拥护改革，自强自立，开拓进取，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基本确立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一般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参政议政的愿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参政议政等问题始终也是中介组织中专业人士比较关注的问题。作为市场运行监督机构中的一员，由于长期职业和熏陶，使得他们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同情心、正义感和民主意识，就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等诸多方面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议政意识。这些新社会阶层，尽管在财产状况、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社会职业上有所区别，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都不属于过去人们常说的“公家人”。 他们大多数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以合法经营取得的财富，许多人都直接参与管理和劳动，有相当一部分财富是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在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中，有的是下岗工人，有的原来是党员或者干部，构成的成分也是多样化的。

三、新社会阶层的积极影响

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也因此赢得社会的尊重。他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

第二，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新的社会阶层或者自主择业，或者以自己创办企业招工的方式，吸纳了很大一部分待业人员和公有制部门的富余人员，从而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

第三，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不少人，自己富了不忘国家，不忘社会，积极参加“希望工程”、“光彩事业”等社会公益活动，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

第四、加速了知识的升值，引起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更加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 自由择业使许多党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工作环境、经济待遇、生活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全社会逐步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党外知识分子通过自由择业，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为经济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他们日益受到各级党委特别是统战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也从另一角度为社会更好地认识知识分子的价值展示了一个窗口。

第五、推动了人们择业观念的更新。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突破了传统干部人事制度，摒弃了对工资、晋级、劳保、住房、户口等传统指标的满足，改变了过去单纯“靠分配、等安排”的就业模式，主动出击，走向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向讲实际、重实践、崇尚自我价值实现的择业观转变，适应了我国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这一新的择业观的社会影响正在日益扩大。

四、存在的问题

1.观念滞后，认识不足。社会上许多人包括党政机关的一

些干部没有认识到新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往往用计划经济的眼光和旧的思维来认识和看待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更多地看到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的不足和问题，看不到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许多人对自由择业存在认识误区：认为他们要么是在原工作单位表现不好，无法再混下去;要么是好高骛远，不安心本职工作，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要么是原单位改革分流出来的，工作经验不丰富，没有靠山和背景，等等。各级党政机关和传媒对此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对这个群体的工作相对滞后，因而社会没有形成对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关心。

2.组织管理松散和杂乱。这一问题在中介组织中尤为突出，对其执业人员的管理，层次不清、权责不明、机制不健全。要么放任自流，要么管得过严过死。调查中普遍反映，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目前基本处于转制单位不管、政府主管部门不管、党委相关部门不管的“三不管。”状态，档案寄放人才交流中心，党的组织关系没人接。政治上没人关心，职称无处申报，学习培训没人安排，遇到困难缺乏援助。工商、税务、环保、卫生、城管等管理部门对他们不按标准收费，随意性较大。对中介组织及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不科学、不规范的管理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容易使他们产生对政府的抵触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

3.政策措施不配套。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中介机构的不断增多，自由择业者大量出现，与适应形势变化的政策配套工作滞后形成矛盾。关系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切身利益的人事管理制度、职称评定、医疗及养老保险等一系列政策又没有跟上来,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4，执业环境不好。一是竞争环境不公平。转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土地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形式上与政府部门剥离，实质上仍然有利益关系，有些还没有真正脱钩，他们凭借与原主管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让其为自己承揽业务，甚至为实行某些垄断提供便利条件。有些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存在的容许非法中介组织存在、不尊重中介组织执业人员的合法权益等问题，也妨碍了中介组织执业人员的公正执业和公平竞争。二是相关政府部门没有真正转变职能，对一些中介机构行政干预过多，应该放权的不能很好放权，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对其依赖性仍然很大。部分政府部门向中介组织转移的多为无利益、少利益或工作难做的一些职能，并且对这部分转移到中介组织的职能又加以限制、干预，从而引起中介组织及其执业人员的不满，使他们对政府体制改革能否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心存疑虑。

5，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社会中介组织工作的相对独立性与人员的频繁流动性造成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困难。近几年来，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关心时事政治，却没有一个组织安排他们参加必要的政治学习;他们希望反映意见和建议，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渠道。他们中要求加入中共党组织的也不乏其人，但不知道入党申请书向谁交。统战部门应成为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和依托，但目前还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情况掌握不多，特别是对新社会阶层群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二是目前统战工作机制和方法，缺乏有效载体，而且由于统战部门自身条件的局限，协调工作难做，从而削弱了开展新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三是非公经济阶层依托的经济既有需要“放手”发展的一面，又有需要“健康”发展的一面。党和政府一方面要对他们“尊重、鼓励、保护、表彰”，另一方面又要“团结、帮助、引导、教育”。

6、新社会阶层特别是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比较多。一是受旧的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对自由择业的认识水平不够，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都愿意到财政拨款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去工作，怕担风险，思想不稳定。二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由于素质参差不齐，在一些人员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腐蚀领导干部、败坏社会风气等丑恶现象。

五、措施和办法

一是党和政府要为新社会阶层制定良好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条款，为新社会阶层提供坚实的政策法律保护。二是全市各方面要加强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新社会阶层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宣传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使全社会都能关心、支持、帮助新社会阶层，为他们的产生、发展、壮大创造良好的环境。三是统战部要逐步将新社会阶层的党外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范围，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四是鼓励和支持新社会阶层积极投身知识、科技和专业创新，为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五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自由择业者将实现个人价值与实现祖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帮助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为社会做应有的贡献。六是加快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门路，为自由择业者提供更宽更广的择业空间。七是加强联系，密切关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帮助。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和社团组织，推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商会会员等形式，为自由择业者实现参政议政的愿望广开渠道，鼓励他们献计献策，服务社会。

六、工作对策

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努力在理论、政策和工作上开拓创新。

一、工作思路要创新。一是要充分认识做好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对于进一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凝聚新力量的重要意义。二是加强理论政策研究和调查研究。三是积极推动对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的统战工作，以此作为开展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切入点。

二、政策思想要创新。一是要注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市场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活动规律非常适应的特点，在发挥统一战线协调利益关系、团结社会力量的功能时，注重通过相关的程序和途径把政策转化为法律法规。二是要注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逐步提升政治参与要求的趋势，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扩大社会各界的政治参与。三是要注意新社会阶层成员构成的广泛性和利益要求多样性的特点。

三、方式方法要创新。要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要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要加强工作网络和载体建设。

1.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加强对新社会阶层中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已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和我国政治生活中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且规模呈扩大趋势。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他们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自由择业者中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要把此项工作提到加强党与党外知识分子的联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促进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高度来认识，尽快把它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要科学分析党外知识分子自由择业的形势和特点，准确把握其整体发展动态和内在规律，了解他们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规范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确保这支日益扩大的队伍不偏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为了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建议在党委统战部健全知识分子工作机构，并在政府设立社会工作机关，专门主管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各种协会和团体。

2.加强和完善立法，为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法制建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做好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基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实际，制定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又有行业特色的法律法规或管理条例，使党外知识分子自由择业和执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政府部门要增加依法办事的透明度，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通过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办事、依法管理，为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择业和执业环境。要建立统一的、有序的与政府部门真正脱钩的中介机构行业管理组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取缔非法盈利性服务机构，打破部门行业垄断，鼓励公平竞争。要尽快建立起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执业保障机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使他们在纳税、缴费、评职称、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

3.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党外知识分子自由择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该把社会可以自我调节的事情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把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依法办理。事实上，只有将行业性、社会性事务尽可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才能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缺陷、降低交易成本、协调利益冲突的作用。只要法制健全，政策对头，就可以由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调控，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好地为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服务。

4.重视中介组织的党建工作，加强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进步。他们固然有着文化层次高、思想较敏锐等优点，但也存在着思想容易浮动、集体观念或全局观念淡薄、过分崇尚自我等缺点或不足。特别是遇到一些困难难以解决或受到社会上不公正待遇与歧视时，他们会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变成一种消极力量。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团结他们当中有较高声望和影响，拥护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的代表人士，加强培训、教育和引导，并建议在人大、政协的知识分子界别中安排一定数额的自由择业党外知识分子，提高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以充分发挥这些代表人士在联系团结新社会阶层方面的作用。